作者：俞天舒原编 潘德宝增订 温州市图书馆整理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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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体芳集--全二册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试读：
前言
卷一 奏疏
恭报微臣到任日期恭折[1]
恭报岁试省西各府州情形折[1]
恳恩赏假调理折[1]
灾深患迫宜筹拯民应天之方折[1]
请分别裁定陋规以肃吏治疏[1]
大臣复奏欺罔显违明诏据实奏陈折[1]
遵议已故主事吴可读《请预定大统之归折》折[1]
使臣专擅误国请饬廷臣议罪折[1]
责重臣斡旋捍御疏[1]
请饬枢臣妥筹审处崇厚疏[1]
和议约定后杀崇厚以挽狂澜疏[1]
变法储才实求自强疏[1]
恭报到任日期折[1]
恭报岁试江镇两府情形折[1]
大臣贤劳宜令择人自辅折[1]
请饬驻日使臣索还琉球折[1]
遵筹边备调拨营兵赴防折[1]
请饬酌加海门厅学廪增各额片[1]
在籍道员把持童试承审官过涉含糊请饬核议折[1]
请破格重用刘永福疏[1]
战计已决请毋惑浮言疏[1]
为子绍箕简放四川副考官叩谢折[1]
请注销教民籍贯不准应试片[1]
李鸿章不宜会办海军折[1]
铁路果行请勿再借洋债疏[1]
病尚未痊吁请赏准开缺折[1]
卷二 谕札
童试正场次日举行提复之法谕[1]
黜华崇实以敦品学谕
严申烟禁谕
严密关防札
访拿捏造本院书函不肖棍徒札
剀切晓谕院试提复并答《申报》
司铎箴言[1]
立品箴
课士箴
守职箴
养廉箴
驭下箴
宣讲箴
举优箴
报劣箴
戒嗜箴
量力箴
核实举报优劣以彰劝惩札[1]
淮安府岁科合考恢复分试札[1]
与无锡县令札[1]
卷三 江南征书文牍
札各府州厅
再札各府州厅
告示[1]
咨国史馆
札上元学[1]
批丹徒学[1]
批溧阳学[1]
札无锡学[1]
札阳湖学[1]
札嘉定学[1]
札海州学[1]
札镇江丹徒府县二学[1]
札金坛学[1]
札崇明学[1]
札兴化学[1]
札仪征学[1]
札高邮学[1]
札宝应学[1]
札扬州府学[1]
札松江府学[1]
札苏州府学[1]
札清河学[1]
札常熟学[1]
札吴江学[1]
咨国史馆[1]
札武进阳湖学[1]
札常州府学[1]
札溧阳学[1]
札镇江府学[1]
札清河学[1]
札扬州府学[1]
札宝应学[1]
札扬州府学[1]
札苏州府学[1]
札金匮学[1]
札太仓州[1]
札苏州府学[1]
札苏州府学[1]
札高邮学[1]
札嘉定学[1]
札扬州府学[1]
咨国史馆[1]
卷四 书信
致周昭焘书一通[1]
上沈相国书一通[1]
致江苏藩台书一通[1]
致陆心源书四通[1]
一
二
三
四
与儿绍箕书一通[1]
与侄绍第书一通[1]
致孙衣言书二通[1]
一
二
致孙锵鸣书六通[1]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致孙诒让书一通[1]
致许振祎书一通[1]
致龚咏樵书三通[1]
一
二
三
致俞樾书一通[1]
致张佩纶书二十七通[1]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节录致南皮函中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十七
十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致宝廷书一通[1]
卷五 序跋 寿文 祭文
《吴柳堂先生文集》题识[1]
南菁书院记[1]
译书公会序[1]《黄氏宗谱》序[1]《山左校士录》四书文序[1]《补勤诗存》序[1]
李养一先生诗集序[1]《江左校士录》序[1]《习学记言序目》叙[1]《福建乡试录》叙[1]
赠苏氏重修族谱序[1]《会吉通书》序[1]《灵溪河口董氏宗谱》序[1]《徐氏族谱》序[1]《金塔分支谱》序[1]《温忠靖王传略》书后[1]
明经春台公传[1]
书《卓忠贞传》后[1]
陈钟醇先生六十寿文[1]
薛丛生先生六旬寿文[1]
沈秋潭先生五十寿文[1]
诰封奉直大夫厚斋仁丈先生七秩荣庆序[1]
例授登仕郎张公剑农暨叶太孺人六旬双寿序[1]
孙琴西先生六十寿序[1]
孙逊学先生七十有九寿序[1]
羲一翁六旬荣寿序[1]
张太孺人八十寿序[1]
郑君尧丞五秩晋五寿序[1]
诰封恭人徐母金太恭人六十寿序[1]
刘母陈孺人六十寿序[1]
李□□先生六十寿文[1]
曾竹史先生七十寿文[1]
卫都阃张公春田七十寿文[1]
黄献甫先生七十寿文[1]
戴母濮太孺人七十寿文[1]
祭项闰生先生文[1]
祭洪□□先生文[1]
祭王愚亭先生文[1]
祭曾母张太孺人文[1]
祭金母许太孺人文[1]
祭隆山杨真人文[1]
瑞邑祈天文[1]
清恩授乡饮大宾高公培豪墓志[1]
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墨）[1]返回总目录黄体芳故居黄体芳手迹《钱虏爰书》书影一《钱虏爰书》书影二前言一
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号循引、莼隐，别署瘦楠、东瓯憨山老人，浙江瑞安人，人称瑞安先生。咸丰元年（1851）举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历任詹事府司经局洗马、左春坊左庶子、少詹事、詹事，曾任福建、山东、江苏学政，累官至内阁学士、兵部左侍郎。
黄体芳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四人，时称“翰林四谏”，有大[1]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此乃时人公论，亦为《清史稿》本传的定论。黄体芳仕宦生涯的转捩点，即为光绪五年（1879）四月的《遵议已故主事吴可读〈请预定大统之归折〉折》。这里稍稍介绍其背景，为读者理解黄体芳之一助。光绪五年，吏部主事吴可读趁下葬同治皇帝之机，服药殉葬，遗折中指责“两宫皇太后”不为死去的同治皇帝立嗣，反而为咸丰立嗣，违反了“祖宗家法”，要求“将来大统”仍归同治之后。这一“将来大统之归”的尸谏，实际上威胁着“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合法性，因为如果当时的皇帝是同治之后，而非同治的平辈，那么“两宫”就不是“皇太后”，而是“太皇太后”，也就失去了垂帘听政的资格。故“两宫皇太后”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妥议具奏，希望群臣为之辩解。黄体芳在“议承大统”中脱颖而出，不但很有逻辑性地为“两宫皇太后”脱困，还辞严义正地对吴可读尸谏引起的社会舆论作了引导。
此前，光绪四年时，黄体芳弹劾董恂“荒政”，却被斥为“信口诋斥，措辞殊属过当”而“交部议处”，事后虽然得到宽大处理，但黄体芳的窘境可想而知。黄体芳上《遵议已故主事吴可读〈请预定大统之归折〉折》前后，即由翰林院侍讲学士转为侍读学士，并于十一月迁詹事府少詹事，次年简放江苏学政，虽谈不上实质性的快速升迁，但这些人事变动，至少可以说黄体芳已经摆脱了之前的窘境。所以这道奏折是黄体芳仕宦生涯的转捩点，而《清史稿》以此折为黄体芳本传的主体，既表明了此折对于黄体芳的意义，也点明了他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
黄体芳曾任福建、山东和江苏三地学政，选拔人才，为时人所称道，尤其是任江苏学政时，为当地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是创办了南菁书院，《吴县志·名宦传》称：“体芳创建南菁书院于江阴，选各府州县学高材生肄业其中，延南汇张训导文虎、定海黄教授以周，迭主讲席，以经、史、古学，分门月课，一时士风丕变，皆务为有用之学。”其次，光绪九年，“准国史馆文移访求积学笃行及立官清廉、政绩卓著者，备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四传之选”，黄体芳为汇存一地文献，共札知各府县近四十次，三次汇送国史馆。这四十馀篇相关文牍（即《江南征书文牍》），乃是后人了解国史馆工作方式及江苏人文盛况的重要文献。
黄体芳善文翰，尤精骈体，从本书所收录“律赋”一卷及寿序、祭文等，可见其娴熟于遣辞造句、排偶对仗，寿文、祭文情文并茂，音律谐协，琅琅上口。至于状物之赋，用典使事之富，足见其腹笥之广，展现了黄体芳宏博深厚的文学修养。这大约得益于他早年的八股文训练，邑人张就说“其八股试帖，久已推重艺林”。黄体芳不以诗名，时人以其诗章罕见为憾，但敦崇气节，时流露于篇什间，比如《二木叹》一诗，锄奸砭顽，时人号为“诗史”。二
关于黄体芳的生命历程，可以参见本书附录诸传及年谱，这里不再重复。黄体芳并非枢译两署的重臣，也不是封疆大吏，其历史地位并不显赫，但因为他是清流的重要人物，所以对晚清史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黄体芳的兄长体正由举人拣选知县，兄体立由进士官刑部福建司主事，子绍箕、侄绍第皆入翰林，五黄一门在科举时代，应该是瑞安一邑的重要家族，而且还与孙衣言、孙诒让家族互有往来，所以黄体芳对于了解晚清瑞安更具重要意义，从家族文化研究角度看，黄体芳一族也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因此，整理黄体芳诗文集是这些研究的基础，然而黄体芳博学而罕有著述，更无全集刊行，学者引以为憾。
后人整理刊行的有以下五种：一、《江南征书札》，光绪十一年刻本；二、《江南征书文牍》附《司铎箴言》，民国黄群《敬乡楼丛书》排印本；三、《漱兰诗葺》，曾刊于《瓯风杂志》，后有民国林志甄《惜砚楼丛刊》本；四、《醉乡琐志》，民国杨寿枬铅印本；五、《钱虏爰书》，1958年聂崇岐收入《金钱会资料》。
另有稿钞本五种，温州市图书馆藏有《黄漱兰先生奏稿》《黄漱兰先生赋钞》《黄漱兰先生寿文祭文钞》三种钞本，原瑞安玉海楼藏有《黄体芳文牍稿本》《漱兰诗葺补》两种抄本。
2004年瑞安俞天舒先生搜集整理出版了《黄体芳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俞编《黄体芳集》收录了上述除《钱虏爰书》外的成稿，还从民国时期《瑞安县志·诗文征》、孙延钊《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杨绍廉《瓯海集内编》等文献中辑出若干诗文，计奏疏九件、诗二首、联语十八对、律赋三篇、序跋十七篇、书简八通。
此次增订就是在俞编本基础上进行的，一是辑佚，计辑得奏疏八件、文牍一篇、序跋四篇、记文一篇、传记一篇、寿文一篇、祭文两篇、墓志一篇、墨卷一篇、书简三十八通、诗三题、联语四对；二是增补俞编《黄体芳集》因体例限制而未收的《钱虏爰书》；三是增辑附录，如黄体芳的传记和关于黄体芳著述的题跋等；四是修订年谱，俞先生整理本附录的年谱已经较为完备，但有一些零星的材料，有助于对黄体芳生平及相关事件的理解，理应增补和修改；五是核对底本、校订俞先生整理本的文字及标点；六是增加注释，除说明文献来源外，部分还提示异文；七是重新对部分文章作了编排，如恢复了律赋的编排次序，以呈现《黄漱兰先生赋钞》的原貌。
限于条件，此次整理尚不全面。奏疏的数量，与黄体芳的“翰林四谏”之目尚有一定的距离，实在遗憾。搜集佚文时，部分文章只能使用今人整理本为底本，从文献整理的角度看，这是无奈的选择。笔者学识疏浅，错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祈请高明赐教指正。
此次受温州市图书馆的委托，承担增订工作，负责搜集佚文和编次，并承卢礼阳先生审校。在此感谢俞天舒先生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也感谢卢礼阳先生、俞先生家属、陈盛奖先生、胡秋霞女士和温州市图书馆对此修订工作的推动和帮助，另外还要感谢陈圣争和张晓欢两位先生的具体建议。潘德宝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1]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12460页。—— 卷一 ——奏疏[1]恭报微臣到任日期恭折
山东学政、翰林院侍讲臣黄体芳跪奏，为恭报微臣到任日期，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奉命充贵州副考官，揭晓后，荷蒙恩旨简放山东学政，当即具折恭谢天恩，随于九月二十一日由贵州起程，十一月十八日行抵山东省城，二十日准前任学政臣潘斯濂委员将学政关防并书籍文卷赍送前来，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祗领任事讫。
伏念山左为陶镕礼乐之邦，渊深最古；学政有砥砺廉隅之责，文艺非先。自顾颛愚，殊深兢惕。臣惟有悉心悉力，矢慎矢公，期收用之真才，仰副作人之雅化。
所有微臣接任日期除恭疏题报外，谨缮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1] 录自《申报》第五六七号。原载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京报》，疑有文字讹误。[1]恭报岁试省西各府州情形折
山东学政、翰林院侍讲臣黄体芳跪奏，为恭报岁试省西各府州情形，仰祈圣鉴事。
查东省考试向分十二棚，曲阜专设一棚，附以邻近之邹、滕、峄、泗四县，济宁一属均在兖州附考。臣自正月二十七日出省先试泰安，次曲阜，次兖州，次曹州、临清，次东昌，至六月初旬，均已考竣，即于初九日旋省，各属士子尚知恪守场规，臣于内外关防尤加意慎密，文童取进□，先择其文理优长者，悬牌提覆，与正场卷详加核对，再定去取，庶枪替之徒无所施其伎俩，而寒畯不至于遗珠。文风以济宁为上，兖州、东昌、临清、泰安次之，曹州又次之。
武场则弓箭为准，参看技勇，其勇力出众者，颇不乏人。发落之日，臣各谕以修行明经循理奉法，勿干非分之事，勉成有用之才，诸生亦颇知感奋。刻拟七月初开考济南，再行按试沂、登各府。
臣经过地方，春夏之交雨水颇形缺少，四月后甘霖迭沛，秋禾畅茂，民气极为安恬，合并陈明，仰慰宸念。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1] 录自《申报》第七二四号。原载同治十三年七月十一日《京报》，内有文字模糊不清处，以□代之，下同。[1]恳恩赏假调理折
左春坊左庶子臣黄体芳跪奏，为微臣因病未能克日回京，恳恩赏假调理事。
窃臣先后办理文武场录遗并会考优生，均已一律完竣，新任学臣钮玉庚于十月十五日抵省，十七日接印任事。臣交卸篆务应即束装入都覆命，惟臣赋性愚拙，事必躬亲。比来试务已觉时患怔忡之症，遇事健忘，立冬后天气骤寒，更觉起居不适。医者云用心过度，气血相亏，必须调补，经旬乃可，历长途辛苦，合无仰恳天恩赏假一个月，俾臣安心调治，一俟痊愈之后，即当趋叩阙廷，不敢自耽安逸，为此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1] 录自《申报》第一四六九号。原载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京报》。后附“军机大臣奉旨：‘黄体芳着赏假一个月，钦此。’”[1]灾深患迫宜筹拯民应天之方折
伏读本月十九日上谕，以北省奇荒，祷雨未应，皇太后、皇上修省自责，减膳节用，罄帑藏以拯沟壑，仰见畏天恤民，至诚至切，朝野无不感动。为臣子者，目睹如此时势，朝廷如此忧劳，彷徨焦灼，寝馈难安，敢敬遵求直言修实政之旨，竭其愚诚，以冀补救万一。
窃谓今日之计，筹款赈灾为救急，格天祈雨为治本，戢京师为预防，谨就次三端分条胪陈，惟圣明裁择焉。
救急之道。
一曰借洋款。自去年以来，中外诸臣筹措之术已穷矣，开捐劝募已成弩末，其馀非琐碎无济，即迂缓难行，再以辗转迁延，死者已死，乱者已乱矣！欲筹巨款，止有速向洋商借银五六百万，即以此款购买洋米，由上海速发电信通知外国，嘱其购到不拘何项米粮，设局运津，不过两月，必可云集，分赈山西、河南、直隶三省。若虑巨款难偿，亦思盗贼既起，军务复兴，一年之饷所费几何？夫秦饥则乞籴于晋，鲁饥则告籴于齐，乞邻救灾，古义所有，此万不得已之计，而欲苏民命、弭乱源，不得不用之者也。
一曰停烧锅。通计顺、直各省属，此项一年耗粮五六百万石。前直隶督臣李鸿章奏请暂停，所言极为剀切，竟致部驳，闻者哗然。夫运斗升俱艰而弃此狼藉不顾，亦太颠倒矣。议者或虑开烧锅者失业，或虑必不能禁，徒便需索，此皆邪说也。业此者皆厚资大贾，暂停不酿，独不可别谋什一乎？灶大如屋，突烟腾上，数里外皆见之，与轮船烟筒相似，非如私铸之可以隐藏、私枭之飘忽无定，禁之并不为难。若虑胥吏卖放而不禁，是犹见抢窃不能尽绝，而遂废治盗之律也。只缘烧锅领帖每年有户部饭银三万两，以故决意议驳，此隐情也。夫户部公费比别衙门公费较多，此项众人分摊亦属有限，何忍为此蝇头，甘作罔上病民之计？去冬通州闻有禁烧之说，市上米粮立即充溢，明效彰彰。或谓雍正年间孙嘉淦曾持不禁之议，不知承平则以不扰为主，灾荒当以救急为先，事势不同，何得藉口？此浅近易行之策，惟赖宸断施行者也。
一曰招商运。灾区既苦无银，尤苦无米，官运繁重者难继，商运通变而无穷。晋、豫两省关税厘金，本属几微，向不恃此以为进款，兹拟设一招徕之法，凡百货商贩入晋、豫境内，若带粮百石，除免米粮厘税外，免他货税银数十两，千石者免数百两，必至所有货商皆兼米贩。去岁口外丰收，沿边米粮，自然由东北之大同、西北之包头漫灌入内，此亦不劳而理之策也。
一曰资流亡。窃谓因时制宜，不可胶柱。近有条陈资遣归耕者矣。夫无衣无食，归则死耳，何耕之有？山西赤地千里，生路已绝，即欲逃荒，亦须出境数百里外。今欲禁逃亡，是速之死也，然欲逃而无资无力，亦死也。边外荒地甚多，米粮颇贱，莫若于山西沿边州县储款以供资遣。有真正难民出边者，予以一月之粮，导之出边，延其生路，或开垦，或雇工，或乞丐，听其自便，地广食多，易于存活。若今秋丰熟，欲归不能者，再量为资给回里。且在籍则赈日方长，资遣则费止一月，此不惟流亡将生，既减本省之食，又省官赈之费，一举而三利存焉。此正《周礼》所谓移民就谷之法也。
治本之道。
一曰广聪明。从来人主未有不愿治者也，然不能别群臣之贤否，悉民生之利害，兼闻朝政之得失，则劳而无功。欲除此弊，不过广纳直言、多见臣工而已。盖人主多见群僚，则大臣不能欺天子；奖励台谏，则督抚不敢轻朝廷。比者屡诏开言路矣，然无言责者止许代奏，则先经堂官阅定，或吹索其字句，或挑剔其款式，辗转多日，始得上达，未蒙宸览，先已传播，其中若有指摘时政、干涉廷臣者，早已预为之备。一经旁人劝阻，或竟罢而不递，或虽递而无益，所代递者不过肤泛细碎、迎合挟私之语而已，直言谠论不得闻也。此正圣谕所谓有名无实也。夫部院大臣有言责者也，近年来危言极论者谁乎？科道有言责者也，绳愆纠谬者谁乎？诸人中非绝无怀抱忠悃通知时事者也，知其难入，因而自废。必须破格推广，无言责者亦允转达，尤望于伉直敢谏之臣曲赐优容，加以奖励，使人人知朝廷真有求言纳谏之心，然后可以作敢言之气耳。至于召见一条，尤为今日政要，不独可以考其职守，察其人才也，盖将以周知天下之事也。值日诸臣固不待言，即各衙门庶僚，皆宜轮班赐对，最有益者，尤莫如各部院掌印主稿之司官、曾任州县之府道。各衙门公事，惟司官方能熟悉，堂官不及也，曾任州县者，去民较近，用心较深。至于入见之时，不在空言训勉，而在于切实诰询；不取其应对之敏捷，而观其所言之有无实际。或为天威所惮，则从容导之使言，其人曾任何职，曾办何事，即扣以此事之原委，或询以本地之风土、官场之风气、公事之弊窦、僚属之贤否、本省有何弊政，暂为存记，以俟考验。果使众论皆同，便当不妄。每日所费不过十馀刻耳，如此一年之后，十八省之情形，大小各衙门政事之窾要，内外章奏之虚实，无不了然，用人行政，孰得而欺之！窃见近年召见武职甚多，若记名总兵、副参之属，出身行伍，不过打仗奋勇，未尝讲明治理，亦未必精通将略。军兴以来，多以万计，召见时徒费日力劳圣躬耳，未见有所裨益也。且武职之在外省，仰望督抚高不可攀，故能节制驱策。若优加容接，无知者见值日大臣往往不得进见，而彼乃得之，必且长其骄悍之气。近来武臣渐形骄蹇，此渐尤不可不防也。
一曰斥奸邪。若鲁僖公时大旱，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狱四百馀人，不雩而得雨，《春秋》美之，所以示人君感天之道在此不在彼也。今朝臣中之奸邪，如户部尚书董恂是已。去冬以来，中外条陈荒政者，务从驳斥，雍遏上恩，膜视民命，全不知国脉邦本在于养民。其驳截漕之折，曰重根本也，若发仓平粜，正为京师军民起见，而亦驳之，将何说乎？圣谕所谓“泽不下逮”者，非此人而谁！甚至贪恋饭银，故沮烧锅之禁，则其他挟私蒙蔽，已可概见。以彼职长户部，天下户口财税，是其专职，然灾荒如此，宵旰忧焦，该尚书不闻进一言、画一策，已无解于溺职之罪矣！况加之以贪鄙欺罔、有心病国乎！其在总理衙门，言语猥琐，举止卑谄，通国皆知，其他为众口诋訾之处，罄牍难书。方今时势艰难，若朝廷仍以国计民生付之此人，岂不可虑？伏望亟予罢斥，以清朝列。
一曰清冤狱。尝闻齐妇含冤，三年不雨，怨气召沴，古有明征。近年如甘肃高台、四川东乡两案，屠戮生灵，累百盈千，含冤莫诉，孰过于此？圣谕既殷殷于此，必思所以处之之道矣。近来京控案件甚多，固不能尽实，亦不能尽虚，然发交以后，从未闻有一案平反者，岂天下之州县皆于公，各省之谳局尽皋陶欤？且谕旨虽令亲提，从无按察使自问一案之事。拟请以后凡京控有关人命者，军机处专立一档，定限奏结，按限查销；逾限不结者，被人告发不亲讯者重处；发交多案无一案平反者重处；平反得实者，按察使请旨奖励，庶几冤民稍稀。若仅照常申诫，令其清理冤狱，省释拖累，彼仍置之不闻而已，于刑狱丝毫无益也。
一曰课臣职。近来内外臣工旷怠废弛，已久在圣鉴之中。姑就被灾省分言之，晋省旱已一年，假使前任巡抚鲍源深早为上闻，预筹早备，或于各州县多选置良吏数人，何至糜烂莫救？贻误之罪，夫复奚辞！若不量予处分，何以谢山西数百万垂毙之残黎乎！天津粥厂委员，圈饥民于一棚之中，不知防火，火发后不知去向，以致把门者禁不许出，同归于尽。其罚岂仅褫职？若不重治其罪，何以谢直隶二千馀焦头烂额之魂魄乎？且治内者，治外之本也，京朝各官尤多泄沓之习，去年以惠陵尚未奉安，禁止职官演戏，而士大夫观剧自若，则玩令可知也。邸抄中大员请假、续假者无日无之，甚且一日数起。道光、咸丰以来实所未见，则偷惰可想也。窃谓宜责成枢臣，将京朝官最为鄙劣不职者，严加考察，罢斥数人，以儆其馀，不得有所偏徇、仅以微员末秩充数，则群臣各修其职矣。
一曰崇节俭。昨已有旨令内务府核减宫闱用费矣，此诚救灾之首务也。近来民生日困，风俗日奢，今朝廷既以躬行倡率，臣仰体圣德，窃谓愿推广此心风厉臣庶。若四川之绸缎贡，旧章所无者亟罢之；江浙织造传办之件酌核之；粤海各关，禁止不得来贡珍奇，希图见好；内监人等，不得常游街市，购买珍异侈靡之物；严申门禁，官役、工匠，认真稽查，勿令商贾混充，潜入禁城贸易；并戒内外臣工，服用宴会务从俭约，永变浇风。内廷俭则外廷化之，大家俭则小民化之，不特救一时之灾，并可祛积贫之患矣！
预防之道。
一曰清仓储。仓弊之深，由来已久，所谓粳米二百七十万石者，纸上之数耳。近年海运抵通，传闻竟敢有领银回漕之事，虽未有实据，要之盗卖蠹蚀，路人所知也。值此灾深用广，一旦势穷情见，可为寒心。窃思此弊盘互，若加根究，必兴大狱，此时亦有所不暇，莫若既往者姑从徐图。今年海运收米之时，每月开放之期，务须设法整顿清厘，勿听其消蚀至尽也。
一曰分粥厂。京城流民日多，皆因天津、保定粥厂撤后相率而北，以后人数愈众，安插愈难，必至九门内外阗塞难容，沿街抢夺，随处倒毙，一旦大扰，实为可忧。必须及早安置，于京城数十里外若良乡等处，多分数厂赈济，以阻其外，以散其势，请特派京员办理，以专责成。
一曰安畿辅。直隶旱灾甚重，大荒者约有二十州县，不止河间一府。饿莩逃亡，卖产毁室，目前纷纷来京者，皆直隶流民也。老幼踉跄，枯瘦欲倒，若非灾荒已极，此辈从何而来？但思拯晋、豫之灾而不虑眉睫之患，可乎？伏望谕饬李鸿章早筹巨款，速派贤员分投赈抚，玩视民瘼之州县及早撤参，免蹈晋、豫复辙。李鸿章任大责重，事务太多，精力才力，只有此数，伏望朝廷勿徒加以恤邻务远之功，当责其深根固柢之道。畿辅晏然，然后京师诸务可得而从容布置也。
总之，零星罗掘不如大举，讽经祈祷不如修政。至于辇毂重地，亦须事先绸缪，若不能于用人行政实有施措，则省愆亦具文耳。以上三大端，皆系易行之事，不敢以陈言空论上渎宸聪，惟条目较繁，伏望详加垂览，如察其情理尚不虚妄，仰恳乾断施行，以格上苍而救群黎，臣无任忧愤激切之至！
[1] 录自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第559—564页。标题据《清实录·德宗实录》。《清实录》（中华书局，2008年）中光绪四年二月丁未（二十七日）、戊申（二十八日）、己酉（二十九日）三天皆有上谕提到黄体芳此折，《光绪朝东华录》系此折于庚戌（三十日），非。[1]请分别裁定陋规以肃吏治疏
奏为外省陋规，有害吏治，请分别裁定，以清治源而收实效，恭折仰祈圣鉴事。
近来屡因言官条奏，谕令督抚将各项陋规革除，仰见圣主澄叙官方之至意。窃惟外省陋规，原非一致，惟取之属员者，最为吏治之害。各省名目不一，或名节寿、到任礼，或名季规，或名薪水，或名帮项。早年督抚颇有收受节寿等规者，今日督抚尚少此事，藩司或有或无，各省不同，至臬司及道府无不仰给于此。近年恶习，卑谄州县则多送见好，贪横大吏则额外诛求，善地由少而多，瘠区由无而有，而属吏
[2]狡黠者，即以此挟制上司，以致道府表率徒有其名，控案不能提，劣员不能揭，况藩司专司升调补署之权、臬司为刑名生死所系，一受其馈遗，则委撤必至瞻徇、招解不便翻驳，吏事民命，尚堪问哉？各省所同，正不独河南为然也。然历来言官弹奏者多矣，属员讦告者有矣，从未闻督抚以此劾去一人者。如果绝无其事，则言者岂概虚诬；如果有而不参，则疆臣又岂尽皆聋聩？只以军兴以来，廉俸减成，加以摊捐坐扣，多者得半，少者仅一二成，办公实有不敷。夫伯夷、原思，古今有几？故大吏亦只听其自然，沿袭敝俗，半明半暗，不公不私，登奏牍则力辨，而僚属相对则昌言不讳也。居局外则诋斥陋规，而及其身为外吏，则收受亦犹前人也。有本心者嫌于究非义取，含垢而从时；强有力者恃其稍异赃私，求多而无忌。
今者仰蒙圣谕谆谆，果能从此认真查禁，一律革除，自属极美盛举。特恐大吏处此，动多窒碍，仍不免视为具文，阳奉阴违，藉属员不便之词，为自己滥收之地，虽日劳申儆，而厉禁虚悬，度断非朝廷实事求是之意也。臣愚以为圣明之世，宜令大小官吏光明不欺，既不取腼颜暧昧之财，亦不受办公竭蹶之累，贪暴者无从多取，洁清者有以自存。但陋规之中，颇有区别，院司之患在乎上官加增，道府之患在乎属员挟制。若督抚廉俸本厚，藩司皆有平馀，用度绰然，此断不会稍取于下者也。臬司道府此宜量为变通，明定限制者也。
伏查前湖北巡抚胡林翼，奏定折漕，裁汰浮费，为粮道州县明定赢馀，从此漕弊一清，官民两利。文宗显皇帝手诏批答，谓其祛百年之积弊，甚属可嘉。曾国藩督两江、沈葆桢抚江西时，核定钱漕，将通省陋规裁定，名曰公费，州县用公牍分解，至今江西吏治肃清，上[3]下称便。左宗棠督闽浙时，亦将闽省陋规裁定立案。近来安徽亦将各衙门陋规裁定，解司转发，通省匀分，名曰津贴。阎敬铭抚山东时，力裁摊捐，宽留坐支，州县亏空遂少。此诸臣皆近日所称公忠体国、通达治体者也。而所办大率如此，何哉？寓裁制于体恤之中，公事公言，各有定分，是即所以教廉也；事求其禁令易行，法期于中人能守，而不以矫情无实之语欺饰朝廷，是即所以教忠也。
既有旧辙可循，成效可考，拟请饬下各省督抚，悉心核议，咨取江西、福建、安徽章程，体察本省情形，酌量采择，仿照办理，将向来节寿等陋规名目永远裁革。除督抚、藩司无论旧日有无，概行禁绝外，为臬司道府酌定公费，其数以二三十年前旧规为准，过多者量加核减，取足办公而止，尤不得以近年加增者为凭。令州县用印文径解[4]各该衙门，奏明立案。敢于定章外多受一钱者，以贪赃论，督抚治以徇隐之罪。至于摊捐各款，未必尽归公用，多入藩署私囊，前已有旨饬令裁减，并请严饬痛加删汰，令将裁减几何，勒限覆奏立案。以后许减而不许增。庶几廉者有养，贪者有制，下知敬惮，上峻风裁。夫国本在民，民命在州县，必使州县不重累，而督察州县者各举其职，[5]则州县治矣。方今民生日困，吏治日偷，若不为之分别裁定，诚恐道府以下之忍耻收受者自若，而两司以上之挟势加增者将无底止。倘蒙严旨饬议，法在必行，正名核实，一洗百年之积弊，则吏治蒸蒸不难也。臣管见所及，是否有当，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
[1] 录自沈粹芬编《国朝文汇》（上海国学扶轮社，宣统元年）丁集卷一。此处标题据《光绪朝东华录》（第607—608页）光绪四年七月壬子上谕：“詹事府左庶子黄体芳奏：各省陋规有妨吏治，请饬分别裁定一折。”此疏又见《瑞安县志·诗文征》第五册《文征》，题作《请将外省陋规名目分别裁定疏》。
[2] 狡黠：底本作“受黜”，据《瑞安县志·诗文征》本改。
[3] “名曰公费，州县用公牍分解，至今江西吏治肃清，上下称便。左宗棠督闽浙时，亦将闽省陋规裁定”底本无，据《瑞安县志·诗文征》本补。
[4] “贪”字底本无，据《瑞安县志·诗文征》本补。
[5] “之”字底本无，据《瑞安县志·诗文征》本补。[1]大臣复奏欺罔显违明诏据实奏陈折
奏为大臣复奏欺罔，显违明诏，据实奏陈，仰祈圣鉴事。
窃前因侍讲张佩纶奏称：商人李钟铭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亲戚招摇撞骗等情，奉旨命都察院堂官讯奏，并命该尚书明白回奏。乃昨阅邸抄，该尚书奏与该商人并无真正戚谊，素日亦无往来。伏思人家戚谊，有则言有，无则言无，岂有真伪之分、邪正之别？臣闻贺寿慈与李钟铭毫无瓜葛，惟李钟铭前后两妻，贺寿慈皆认为义女，往来一如亲串，李钟铭对人则自居为贺门女婿，贺寿慈与李钟铭扇联则大书为“崇山姻世兄”，此都下众人所共闻共见者。此等异姓假子，乃委巷细民亲昵之俗态，贵官门客谄附之恶习，有何戚谊之可言？贺寿慈明知其不真不正，其实则引而近，其名则推而远，辗转迁就而为此说，岂非欲盖弥彰乎！至于厂肆书贾与士大夫交易通识，事所常有，但使不至比昵为非，仅因买书往来，亦复何害？贺、李之交甚密，中外皆知，每逢岁时庆吊、宴集亲朋，两人互相酬酢往来，一年之中何止数十次。李钟铭住宅，居全厂之中，地当孔道，人人皆见贺寿慈之绿呢大轿常时停放其门，道路震惊，市廛艳羡，而贺寿慈讳莫如深，果何意乎？
窃惟人臣事君，先以无欺为本。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钦奉谕旨，切戒臣下掩饰欺蒙。圣训煌煌，而贺寿慈首干此禁。于本无戚谊而引为戚谊者谓之无真正戚谊，于往来极密者而谓之无往来，一味闪烁搪塞，且轻量举朝臣工无人敢发其覆，似此万万不能隐匿之事，而犹敢公然诈谩，则平日之遇事欺蒙，更复何所不至！
贺寿慈与李钟铭交结暧昧之事，物议颇多，然臣不敢以传闻轻诋，遽渎宸聪，臣亦不愿以穷究株连，致兴大狱。至李钟铭各款，自有都察院查讯，区区市侩，更不屑指摘及之，但就贺寿慈复奏之语观之，实觉欺罔显然。数日以来，朝上搢绅，街谈巷议，无不举此奏为笑柄，或讥其信口诳言，或哂其自相矛盾，然卒无有以此上达天听者。
臣愚实不胜愤懑，窃谓商贾不法，所关尚小，大臣罔上，流弊甚大，理合据实奏闻，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五年三月初四日。
[1] 录自北京皇史宬档案馆奏折原件。面署“侍讲学士黄体芳折，贺寿慈覆奏欺罔由”。遵议已故主事吴可读《请预定大统之归折》[1]折
窃维此事重大，本难置词，及伏读懿旨中“即是此意”一语，明白无疑，只有恪遵，更有何议？乃申论不一，激烈者盛气力争，巽畏者嗫嚅不吐，揆其情状，一似穆宗遗有所生皇子于皇上为侄，将来必不能缵承大统者；且又似穆宗嗣子若承大统，则皇上不得以为子者。在激烈者以为言非悚切则说不行，说不行则无以报先帝，人将谓不为穆宗计也；在巽畏者以为言之详尽则似僭越，则将来必干圣怒，人将谓不为皇上计也。夫激烈，忠也；巽畏，谨也。忠与谨，皆人臣之盛节，而惜其未深明乎今日之事势也。
臣诚愚陋，敢敬为皇太后、皇上持平以论之，浅说以明之。譬诸士民之家，长子有孙，次子亦有孙，自其祖父母视之，并无区别，然承袭爵职，必归长房之孙，即长房无出以次房之孙承继，而承袭亦必归长房之嗣孙，不能归次房之他孙，何也？嫡长与嫡次之别也。而况皇上与穆宗，不惟有兄弟之伦，且有君臣之谊乎！此两宫之意所以许大统归于穆宗嗣子之说也。
又譬诸士民之家，大宗无子，次宗仅有一嫡子，然小宗以嫡子承继大宗不闻有所吝者，以仍得兼承本宗故也。惟人君与臣民微有不同者，民间以嫡子继大宗，则大宗为主，本宗为兼；天潢以嫡子继帝系，则帝系为主，本宗可得而兼，亲不可得而兼，若人君以嫡子继长支，则固以继长支为主，而本宗亦不能不兼，盖人君无小宗，即称谓加以区别，亦于本宗恩义无伤，此两宫意在嗣子承大统，慈爱穆宗亦即慈爱皇上之说也。
今日吴可读为是之懿旨不敢不遵，不许建储之家法不敢不守，而奉命会议又不敢不议，若非合两统为一统，以不定为预定，就将来承统者以为承嗣，似亦无策以处之矣。试思此时即不专为穆宗计，既正名为先帝承继之嗣子，岂有仅封一王贝勒者乎？即不专为皇上计，古来天子之嗣子，岂有以不主神器之诸皇子当之者乎？即仅为穆宗计，承继皇子之事，皇上可如民间出继之子乎？即仅为皇上计，承继皇子之称穆宗，可如前明称为皇伯考乎？事理至显，敢敬缕陈。两宫圣明，无难立断。其应如何明降懿旨，自有圣裁。夫奉祖训，禀懿旨，体圣意，则非僭；先帝今上皆无不宜，则非悖；明其统而非其人，则非擅；论统系，辨宗法，正足见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庥，则非干犯忌讳。此即综前计后，侃侃而陈，固无意气之可逞，亦无功罪之可言，而诸臣之偏于激、偏于畏，臣窃有所不解也。臣所以不能已于言者，诚恐皇上亲政以后，披览臣工章疏，谓此等浅显平常之事理，何盈廷诸臣竟无一人见及者，以致如此纷纭，则忝参末议之臣，与有责焉。
[1] 录自《光绪朝东华录》第747—748页。此折作于光绪五年四月十日，题据此日皇太后懿旨而拟成，《德宗实录》载光绪五年四月癸丑（十日）皇太后懿旨：“本日王大臣等遵议已故主事吴可读请预定大统之归一折，并尚书徐桐、翁同龢、潘祖荫，翰林院侍读学士宝廷、黄体芳，国子监司业张之洞，御史李端棻另议各折。”[1]使臣专擅误国请饬廷臣议罪折
奏为使臣专擅误国，请饬廷臣议罪，仰祈圣鉴事。
窃惟朝廷遣使外国，意在安边，失辞不可，专擅尤不可。史册所纪及历届奉使诸臣，从未有荒谬误国如崇厚者也。查崇厚奉使俄罗斯，畀以全权，隆以优秩，宜如何筹画万全，以副委任。俄人愿归伊犁，酌予犒师之费，尚属可行，奈何不顾全局，不虑后患，通商画界，任意定约，因索地而弃地，欲弭衅而召衅，行之则商税日亏、要害尽失，不行则俄人有辞、更烦唇舌。其心但知畏敌国而不畏皇太后、皇上，于重大事件不请谕旨，擅自许人，不候召命，擅自归国。更复于上海等处节节逗留，欲伺上意渐解，再图入见。并闻其既抵都门，复敢潜往他处，不速到京请安。论奉使则不忠，论复命则不敬，不忠不敬，邦有常刑。伏望特伸威断，敕下廷臣会议，重治其罪，以为人臣专擅误国者戒。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1] 录自《黄漱兰先生奏稿》钞本，温州市图书馆藏。据《德宗实录》载光绪五年十一月庚寅（二十一日）上谕中“都察院左都御史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著先行交部严加议处，开缺，听候部议。其所议条约章程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历次所奏各折件著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等语，从知该折当作为五年十一月中旬。[1]责重臣斡旋捍御疏
奏为请以斡旋捍御之策分责重臣，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本月初十日，以俄约命亲、郡王等再议，臣愚以为集思在群臣，断事在重臣，未有事阅百馀日，重臣并无一策，坐而听诸众议者也。窃思皇太后两朝训政，于各国通商事宜，所倚为辅弼、资为干城者，岂非恭亲王及李鸿章乎？曰遣专使即遣专使，曰办海防即办海防，曰添口岸即添口岸，曰置机器招商即置机器招商，当无事之日，则举天下之全力而办所谓洋务者，朝廷信之不疑，二臣任之不疑。今日之事，诚欲斡旋，恭亲王必应有把握；诚欲捍御，李鸿章必应有把握。乃恭亲王于崇厚濒行之日，不闻授一策以杜使臣之擅许；于崇厚奏到之日，不闻飞一书以绝俄人之奢望。然则恭亲王及今挽回，非责后效，乃补前失也。若徒依违其间，静候廷议，无亦欲卸责于诸王大臣，而使清议不得以迁就贻误之咎专责恭亲王乎？臣以为熟洋情者恭亲王，管机务者恭亲王，恭亲王不能改约，谁能改约者？应请皇太后、皇上专以改约责恭亲王，务期杜贪求而后已。
改约必抗敌，抗敌必备战，李鸿章以汉臣拜首揆，为五十年来所仅见。轮船数十，淮军数万，饷项数百万，拥节津沽，俨然以身系安危自命。论其付畀之专，全局均终归统驭，即仅能守津扼贼，犹为局于一隅。俄事如此，天下臣民以为主战者必李鸿章也，乃密迩畿郊，坐视宵旰深忧，不闻画一策以慰宸廑。道路之言，唯闻该大学士谓约必不可改，兵必不能战，以诸臣条议为多事，以译署畏葸为解人而已。将帅之臣，恝国事如此，怯强敌如此，亦与白面书生何异？臣以为该大学士之心若非畏难，即属取巧，李鸿章不能战，谁复能战者？应请饬令李鸿章通筹全局，战守之策，详细复陈，必期操胜算而后已。不然，虽小臣抗疏，儒者论兵，恭亲王、李鸿章等转得托于慎重，以纸上空谈置之。举国而谋，人愈多，日愈久，而终归于事事曲从，岂不重贻敌国笑乎！臣为专责成、速定议起见，是否有当，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附片
一曰以输敌之罪责使臣。崇厚之罪，擢发难数，若仅戍边锢狱，不足蔽辜，应请立置极典。
二曰以转圜之术责总署。御笔未允，期限未逾，使臣既以违训诛，前约应援公法作为废纸，如不能作气抗言，总署当执其咎。
三曰以防边之效责疆吏。左宗棠、李鸿章望重责专，兵多饷足，皆应以壮国威、御外侮为己任，如敢丧心怯敌、附会新约者，朝廷断勿宽贷。东三省皇朝根本、中国藩篱，宜置专阃大臣，足食足兵，以固吾圉。谨议。
再，臣展转思维，订约筹边，尚有亟须擘画者。俄约之误，由于行人失辞，续遣使臣，自宜格外慎重。现在急应议及，与其仓皇策遣，何如加意旁求？拟请饬下京外大员，各举所知，露章保奏，免致庸劣之流钻谋出使，重辱国命。至左宗棠年近七旬，虽精力尚健，而西事方殷，拟请饬下左宗棠，将才力过人、能胜边寄者酌举数人，请旨存记，以备陕甘两省司道之选，则目前僚佐、将来替人，不致乏才矣。松花江为吉林津要，其行船至伯都讷一节，现虽驳斥，终恐觊觎。查吉林旧名船厂，林木饶多，拟请饬下吉林将军制造炮船，教练水师，以资扼守。谈海防者动称铁甲船为利器，每只须费百馀万金，臣闻此船过于笨重，西洋习水战者皆以弃物置之，拟请饬下南北洋大臣，万勿再购此船，徒滋靡费。
以上四条，伏请敕交王大臣等一并会议，是否有当，附片具陈，伏祈圣鉴。谨奏。
[1] 录自《黄漱兰先生奏稿》钞本。据折中“崇厚之罪，擢发难数，若仅戍边锢狱，不足蔽辜，应立置极典”等语，查清廷处分崇厚，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交部严加议处开缺，同年十二月六日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斩监候，待秋后处决。从知该折当作为五年十二月六日以后，六年正月二十三日以前，今姑定于五年十二月。[1]请饬枢臣妥筹审处崇厚疏
奏为轻释罪臣，徒长敌骄而辱国体，请饬枢臣妥筹审处，以免流弊，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闻英法两国使臣恐国家与俄寻衅，请释崇厚之罪，从中调停，南北洋大臣均以为然，怂恿总署诸臣入告。臣闻之始而愤，继而幸，终而不能无疑。
臣等议防备战，责重疆臣，乃平日则耗饷购船，张皇声势，一旦有事，惟冀幸与国之讲解，免启兵端，其不能胜疆寄、荷时艰，已可概见，此臣之所窃愤者也。英法使臣果能忠于我朝，解纷排难，将帏幄重臣不劳筹策，封疆将帅不讲戎兵，罪人一出，成约顿改，诚为二千年来驭外之捷径，此臣之所窃幸者也。罪崇厚为俄国之辱，释崇厚独非中国之大辱乎！去年治使臣之罪，两集廷议，屡颁谕旨，环海内外，谁不闻知？甫越数月，忽然赦免，一经宣播，天下臣民必至惊异骇愕，众论哗然，将以九重之震怒为不足畏，国家之刑章为不足凭，草野黎庶从此皆有玩视朝廷之心，纲纪荡然，何以立国？其流弊尚不止外洋之藐视已也。况英法空言调处，至于能否改约，亦无把握，徒损国威，并无实济。中外大臣何至视为转圜妙策，汲汲赶办？此臣之不能无疑者也。
伏乞饬下枢臣，详酌妥善，再为办理。事关安危大计，亦不争此三两日之间。不可张皇失措，过于急迫，若发之太骤，稍涉轻率，以后倘有流弊，反汗为难，御侮之谋更将无从措手矣。臣焦思迫切，谨缮折密陈，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1] 录自《黄漱兰先生奏稿》钞本。据以下《和约议定后杀崇厚以挽狂澜疏》所云：“本月（七月）初七日忽闻开释崇厚之旨”，可知此疏作于七月初七日后数日。[1]和议约定后杀崇厚以挽狂澜疏
奏为贼臣逃罪，害不胜言，恳请责成枢臣惩前辙以挽狂澜，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本月初七日忽闻开释崇厚之旨，臣明知此举非出于朝廷之本意，既恨罪臣挟寇以要君，又痛当事诸臣畏敌而辱国，隳我士气，授人事权，从此大局将不可问，拊膺叹恨，寝食俱废，愤不欲生。嗣又闻议处枢臣之旨，不觉霍然而起，盖皇太后、皇上深知中国之示弱受制，皆由枢臣之贻误而然，此诚至圣至明控御外国之要领，而今日事势之转机也。
自崇厚出狱以来，街谈巷议，万口沸腾，无不以总理衙门为诟病。或曰诸臣与崇厚素有交情，故乘机为之营救也；或曰曾纪泽自为计，故先以此要挟也；或曰崇厚贿嘱洋人，为之造言恐胁，枢臣、使臣均受其愚也。臣诚不欲为此苛论，绳以深文，然诸臣不能修备以抗敌，而惟知曲从以款敌，惶惑谬误，百喙何辞！前旨许以暂免，已属法外施仁，既以曲全邦交，又可稍存国体，果使约而可改，则肆赦犹为有名，此乃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为臣子者自当曲成圣志。今曾纪泽未递国书，约之改不改，未可知也，何所据而乞恩？俄国已经接待我使，尽可从容辩论，并非不容启齿，遽召兵端也，何所迫而渎请，故违前诏，不放不休？“杀”之一字，固不许中国得行其权，即“暂”之一言，亦不容慈圣稍伸其志，果何理哉？果何心哉？试思外洋诸国威妥玛诸人，与我有何亲爱，何至于言之可信，事事可从？即如前数年，英人为喀什噶尔乞免，劝我勿攻，幸赖朝廷不许，而左宗棠亦不肯罢兵，卒能克复，以竟西陲之全功，假如听之，不徒纵一叛酋乎？又如马加利一案，英人必欲我诛岑毓英，幸赖朝廷不许，而沈葆桢亦能坚持不赴上海，卒亦无事，假如听之，不徒杀一无罪之大臣乎？前事非遥，何诸臣之执迷不悟如此也？若由诸臣之所为，敌国意指必仰承，邻国指挥必听受，电报一至，而十八条之原约已允开办；电报再至，而数千万之兵费已允赔偿；电报三至，而割地屯兵种种怪妄之要求概已画诺。国事有几，能堪诸臣之无求不应乎？
诸臣之贤否功罪，以前所办各事是否乖方，以后如有缓急是否可恃，皇太后、皇上自有洞鉴，自有权衡，非小臣所敢妄议。至于目前之补救，惟望严饬诸臣，遇有俄事，务须审度是非，权其轻重，如再有非理之要求，万不可遽行听许。力修战备，以折狡谋，则虽不能挽回既往，或可杜绝将来。
至崇厚卖国要君，天下人思食其肉，目前虽有权宜之诏，终久必无幸免之法。其平日贪劣无状，罪恶多端，除擅定条约外，有死罪三：崇厚曾任三口通商大臣多年，每年侵吞关税十数万入己，致成巨富，人所共知，合计赃私已逾百万以外，一也；中国全权大臣原属臣职，外国之视头等公使则待以敌国之君，崇厚此次抵俄及经过各国，竟以外国头等公使自居，敢受万不可受之礼，二也；不候谕旨，擅自回京，查军营将士私逃离伍，例应正法，出使外邦，关系尤重，此而擅自逃归，与逃军何异？三也。合此三罪，按律皆应斩决、籍没。伏望皇太后、皇上乾纲独断，密饬枢臣俟和约议定后以一书告知俄国，谓崇厚出使之事已毕，该革员因另案被人参劾查办，中国自惩官员，不干他国之事。然后数之以吞帑、僭越、私逃三罪而杀之，庶几圣怒伸、人心服，以后贼臣之效尤者少，而中国犹可转弱而为强。
臣五中愤激，披沥上陈，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施行。谨奏。
[1] 录自《黄漱兰先生奏稿》钞本。前署“七月十九日销假，上封奏一件”。[1]变法储才实求自强疏
奏为时艰日亟，请变法储才，实求自强之策，恭折沥陈，仰祈圣鉴事。
窃俄事之起近一稔矣，俄益整暇，我益仓皇；俄益狡横，我益恇怯。用人则无人，征兵则无兵；防无军需，战无军火。商务界务之利弊，廷臣漠然，使臣亦漠然；边防海防之要害，疆臣漠然，枢臣亦漠然。不待敌师之至，而我已形见势绌如此。然则兹事归宿，不独战不能战，亦将和不成和，每一思及，未尝不愤懑填膺，呜咽流涕也。
中国积习既深，而泰西互市、日本寒盟，皆骎骎有争长之势，所患不独一俄。譬如尫弱之躯，外感交侵，百证均见，若不卜医改药，何以奏功？臣所希冀万一者，圣人独居深念，于皇遽纷扰之中，有卧薪尝胆之志，特召左宗棠入觐，主持大计，俾与恭亲王同心赞画，庶前疏彻土之防，而后得补牢之术。然度该大学士为国家虑者，亦不外用人、行政两端，而今日之才非幸进即资格而已，今日之政非积弊即陈例而已，循是不变，而欲以抗强邻、振积弱，虽百宗棠不能为功也。诚就俄事受病之原抉而去之，固非无法也，亦非无才也。然则变今日已敝之法，以储异日有用之才，诚当务之急也。
近今六七年来，名臣文武欲尽矣，后生新进能敦气节、矫时尚者亦寡矣。崇厚冒昧于前，曾纪泽宿留于后，误国者无罪，挟夷者不惭，对强敌则嗫嚅，抗诏命则博辩，则奉使无才。各国条约，总署专司，损中益外，了不为怪，章京安坐而得官，大臣覆而持禄，则典属无才。南洋无谋，北洋无策，关东根本委若要荒，松漠近边蕃扞不设，一旦有警，张皇草昧，则捍边无才。户部总天下度支，国计奇赢，宜在掌握，今则谨持计簿，外间盈虚实情茫然不知，临事周章，支左绌右，则理财无才。满洲勋旧，蒙古世臣，兆惠、海兰察、额勒登保、德楞泰诸将，鹰扬于全盛之时；塔齐布、多隆阿、僧格林沁诸将，虎变于中兴之代。今九边控制，得一良难，则旗员无才。国有大政，斯下廷议，廷议不已，乃被召对，今上自群卿，下迄言路，模棱缄默，习为固然，视君事如越人之肥瘠，谈俄情如海客之杳茫，则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无才。敌国外患如此，法家拂士如彼，我大清之耻也。天其或者以殷忧启圣乎？抑遂欲使二三具臣悠悠忽忽以弱我中国乎？一剥一复者天之机，一弛一张者圣之道，故臣深愿皇太后、皇上决去狐疑之心，开通贤俊之路，务变法以立自强之基。
一、请变总理衙门之法。各国商务有日增无日减，总理衙门岂能如原议裁撤，则当定为额缺，仿章京分股例，一国以一大臣主之，小国附于大国，其缺或以沿海督抚内升，或以驻各国使臣暨该署领班司员迁擢，责任既专，情形较熟，庶不至一署十堂颟顸推卸矣。至该署司官，务宜洞悉夷情，晓畅边务，斯足称职。今率以京官考试法取之，何也？臣愚以为各国宜立一司，酌定额缺，或取榜下进士，如分部学习例，发交南北洋差遣，三年期满，拔尤序补。或令各部及各督抚酌保司员及道府州县之习外国事者，入之以备顾问，使于他国，则于堂司各员中遴选以往，如是则御外之才辈出矣。
一、请变沿海营汛之法。闽、粤、江、浙以达北洋，海口林立，虽有防勇，仅能扼守炮台。议海防十馀年，水师未立也，营制未改也，临时而集防汛散兵，坐红单夹板之船与大敌搏，能乎？疆臣论购洋船、铁舰、蚊船、冲船，纷如聚讼。窃谓铁舰多，则所费太巨，少则不能成军，且驾驶专恃洋人，临战亦不为我用，有船与无船同。应饬考订明确，究以何种师船为宜，酌定数目，迅速购置。各国所用枪炮药弹，俄与英不同，英与德又不同，然精练皆足制胜。中国机器、火药各局，平日务兼取众长之名，临战无专精一艺之用，土枪土炮既废，而外洋军火我不能造，造不能精，是委性命而受制于敌也。应饬考订明确，究以何种枪炮为宜，酌定式样，迅速购造。如是则南北洋各有六枝水师，沿海各有精兵利器，而将才出其间矣。
一、请变沿边设防之法。新疆奏改郡县，营制自必更易。至科布多一带，虽将军、大臣互为犄角，苦于有将无兵，最远之前后两营，亦仅宣大换防兵数百而已。库伦、恰克图所以经理市政大臣，率起谪废任之，无久驻者。将恃长城乎？将恃蒙古乎？臣愚以为宜察北边形势，选将增兵，屯田足牧，而后可免俄人之蚕食也。应饬该衙门将科乌库、归绥、察哈尔各处经费若干、弁兵若干，查核具奏，议增议改，于要隘设重镇、屯重兵，如是则近边巩固，而边才出其间矣。
一、请暂变东三省将军府尹专用旗员之法。奉天府尹、雍乾□□嵇曾筠、朱轼皆任之，专用旗员乃故事，非定例也。各省将军缺，亦时以督抚署理。岂我国家抚有方夏，而于满汉臣仆转有岐视之心哉？其所以专用满蒙者，以旗民须旗员治之也。今治旗民易，防外患难，参用十八省人员，取材庶广乎！臣愚以为近数年中，请以防边为急，暂事通融，俟满、蒙中将材蔚起，再请复专用旗员旧制，如是则破格用人，可□□时之才矣。
一、请变榷税用人之法。赋税必归地方，古制也。今闽海归将军，粤海设监督，欲其无弊，难矣。户部不此之察，而以虚文令各关激发天良，将盈馀上纳，何其迂也！臣请将粤海、闽海均交地方官办理，两关积习相沿，利归中饱，与其肥家丁、富书吏，何如全数归□，□得分其馀以赡委员乎？诚如臣言办理，所入盈馀必成巨款，应酌提若干万以备内务府不时之需，酌留若干万以备南北洋海防之饷，其馀解存户部。
粤省风气，各国领事官动辄往见督臣，每月往来至一二十次，公事不免阁延，体制亦形亏损，如粤海关改归地方，应设关道一员，俾其应付洋官，似为得体。事属倡始，宜择各关道之公正廉明、熟悉洋务者任之。至户部司官，往往专精旧例，不察情形，以至据案行文，动遭疆吏奏驳，应饬户部令各司印稿各员，各就本司所主省份，博稽旧例，详察时宜，随时条议理财之策，以备该堂官采择。如能有裨国用，切实可行者，由该堂官酌予奖拔。
厘捐为近年饷源，各省均有流弊，势难一一清厘。窃谓理财首在用人，应均委正途人员司榷，庶尚合刘晏专用士人之意，厘务当有起色。如是则内外讲求制用之策，而综核之才乃得尽其长矣。
一、请变京官考试之法。夫廷臣之遇事委靡，诚不忠也，诚无识也，诚畏葸也，然其所以致此者微矣。臣得而原之曰：生计困之也，考试困之也。京官之俸太薄，其迁除差使，又往往取决于考试，则不得不专心致志，以毕生精力争文字之短长、书法之工拙。夫科甲各员，自释褐以后，无论授以何职，朝廷固非欲徒以小楷诗赋报国也。然而考试差、考翰詹、考军机、考御史，则均以此为去取。翰林非至詹事不敢荒其业，部员非至侍郎不敢荒其业，及其达而在上，则又执此以诫后来。俗敝至此，安望有不羁之才而用之哉！此翰詹所以学问日浅，科道所以风节日颓，而六部九卿所以见识日陋也。
伏愿自今伊始，除庶常散馆及部院各员考差外，虽大考勿用卷折诗赋。恐其荒废，则开馆修书以劳之可也。经义治事，设为专门，俾各讲求备试可也。至科道职在建言，考试之日，宜发时务策问之，以觇其器识，抑或参取、行取旧制以振之。军机章京宜取熟于历代史学、本朝掌故者充选。今专用应对便给、书法敏捷者，与古之翰林承旨、中书舍人亦少异矣。考试之法愿更加审定，以重清要，如是则人才不为试例束缚，而有志者得及时自奋矣。
一、请变宗学、官学之法。国朝设宗学、觉罗学、咸安宫官学及八旗景山官学，所以培育八旗人才，意至善也。至于今则经费拮据，教习生徒，相率荒嬉，大非立学初意。臣愚蒙恩稽察右翼宗学，积弊相沿，苦难振作，兼充咸安宫总裁，近年整饬月课，内务府亦无以应。夫举旧法而废弛之，可惜也。然即举旧法整饬之，亦所习非所用也。臣愚以为宜仿国子监南学之例，于各学中选择宗室觉罗子弟之颖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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