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慕南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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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坛典故试读：
编写说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5000年之久，从公元前841年开始，有文献可考的编年史从未间断，至今已近300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历史始终传承有序，从未中断。
中国人的文化是崇尚和平的文化，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善于融合，不偏颇、不怨尤，尚调和、主平衡，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如百川之海，浩淼无垠。《中国文化史》叙述中国从史前到现在的国土开辟、民族形成、社会进化、经济文化发展、政治演变的不平凡的历程。
为了全面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本书用了近1200万字、8卷68分册的洋洋篇幅来记述。
政治卷：分为历代帝王、王朝更替、历代名臣、权臣末路、宫廷政治、后宫政治、政治事件、千古奇案等8分册来阐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军事卷：分为军事统帅、兵书通览、著名战役、军事思想、军事制度、军事谋略、军事工程、军事间谍等8分册来演绎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残酷。
文学卷：分为神话传说、历代诗歌、历代词赋、历代小说、历代散文、文学名著、文学名家、民间文学等8分册来展现中国文学形式的丰富多彩与辉煌成就。
艺术卷：分为书法与篆刻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曲艺术、民间艺术、工艺美术、艺坛典故等10分册来描绘古代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
科技卷：分为古代生物与医学、古代数学与物理学、古代天文历法、古代地理与农学、古代化学、古代发明与发现、历代科技、科学名家等8分册来展示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巨大成就。
民俗卷：分为传统节日、婚育习俗、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诞辰与丧葬习俗、民居民俗、游艺文化、中华武术、风水与巫术等10分册来表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
社会卷：分为商业贸易、社会经济、农业制度、古代教育、古代民族史、思想文化、千秋教化、典章制度等8分册来解读古代社会生活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
历史卷：分为历史典籍、中外关系、历代律令、历代官制、历代宦官、历代状元、历史掌故、历史之谜等8分册来揭示古代历史长河角落中最为隐秘的部分。
为了摒弃传统历史教科书条条框框式的说教，增加直观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丛书分门别类采用辞条的形式，并辅之以大量丰富、精美的插图，以立体的方式再现中国文化的宏伟历史画卷。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悉心指正。本书编委会
一、画家轶事
敬君画妻
战国时，齐国国势强盛，经济繁荣，统治者生活腐化。相传齐王起九重台，招揽国中能作画的人来台中作画，每天发给工钱。齐国有一位狂徒敬君，善画，因家境贫寒，为了赚钱而前去应招，被选中。敬君在台中作画，很长时间不能回家，他非常想念漂亮的妻子，就画了妻子的肖像，放在自己身边，日观夜思，对之喜笑。旁边见到的人将此事报告给齐王。齐王把敬君召来，问明原因。敬君回答说：“我的妻子长得非常漂亮，离家日子长了，我就时常想念她，便默画了她的肖像，以抚慰生离之苦。我不知道大王为什么追问这件事。”齐王听后便设酒宴款待敬君，十分快乐。酒兴正浓之际，齐王对敬君说：“国中献到宫廷的女子没有好看的，你的妻子漂亮，我想让你把妻子献给寡人，你若答应，我赏赐一百万钱，若不答应，我就杀了你。”敬君惶恐万状，不敢不答应，急忙把妻子召来，献给了齐王。原想画妻子肖像以慰离心，没想到会招来横祸。
毛延寿丑化王昭君
前汉元帝刘昄（前76～前33）后宫绝代佳人王昭君（名王嫱）出塞与匈奴和亲，一直传为美谈，千古传颂。她对增进汉族与匈奴族的文化交流，促进汉、匈间和睦相处，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对她个人而言，无疑是一种牺牲。元帝后宫美人很多，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她？其中有一段令人心酸的传说。
据西晋葛洪（248～364）《西京杂记》记载，汉元帝后宫嫔妃很多，得以亲幸者只是少数，大多数长相不得而知，为了了解更多的宫中美人，就命画工遍画后宫嫔妃形象，以便元帝按图召幸之。诸宫人为了能应召，纷纷贿赂画工，希望把自己画得年轻貌美，有的甚至不惜重金贿赂，出钱多者十万，少者五万。唯独王嫱不肯贿赂画工，因此，她的相貌被画得很丑。期间恰逢匈奴派使者入朝求美人为阏氏（音烟之，相当于汉族皇宫内的后妃），汉元帝按图命王嫱出塞应匈奴之请。临行前，元帝召见王嫱，结果发现王嫱不仅善于应对，举止娴雅，而且美貌亦为后宫第一。元帝感到十分后悔。但是，名籍已定，不能失信于外邦，只好忍痛让王嫱出塞了。西晋时因避讳司马昭之名，改昭为明，又因昭君后来做了匈奴的阏氏，改称明妃。
事后，匈奴单于非常满意，但汉元帝却耿耿于怀，下令追查此事，得知因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工，才被画丑，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遂首先查问直接的肇事者毛延寿。毛因善画肖像，已先后受贿巨万。同案中还牵扯到安陵人陈敞、新丰刘白、龚宽，下度阳望，此外还有樊育，他们与毛同供职于宫廷，也都程度不等地受贿。查实真相之后，元帝下令将他们全部弃市，没收家财。从此，京师画工便很少了。此事，晋以后广为流传，真实可靠程度如何，不得而知。
赵岐墓中自画像
中国两汉时代，由于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较快，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统治者很重视美术的教化作用，图绘功臣之举，终汉世而不辍。画像之风，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潮。生前把自己的肖像画到墓室墙壁上，是汉代人的一大创举。据《后汉书·赵岐传》记载，东汉赵岐，字分卿，京兆（今西安）长陵人，多才多艺，善书画。晚年在郢城（今湖北江陵）为自己修了一座坟墓，亲自在墓中画壁画，画春秋时期的子产、季札、晏婴、叔向四人居宾位，把自己的像画在正中，居主位，各题赞词于像旁。死前给儿子留下遗嘱：“我死之日，墓中聚沙为床，布簟白衣，散发其上，覆以单被，即日便下，下讫便掩。”此举前所未闻，表明他反对厚葬，视死为自然现象，心胸豁达。
艺术家为官
在中国古代，艺术家属于俳优或工匠行列，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但当书画步入上流社会以后，艺人的地位逐渐提高，艺术家可以做官就是突出的例证。据笔者所知，艺术家充官始于东汉中期。史书载，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正月丁丑，“和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此后，至灵帝光和元年（178）创立“鸿都门学”，将表演、写作、书画等艺术课程正式列入最高学府必修课，有的还靠艺术才能做了官。蔡邕、阳俅等大臣上书反对，认为这些雕虫小技不配登大雅之堂，而搞艺术的“无行趣艺之徒”更不配步入官宦行列。但因灵帝痴迷艺术，他们的反对无济于事。
艺术家可以做官，说明艺术得到了社会承认和重视，艺术和艺术家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汉代开始，艺术飞快发展，与此不无关系。唐宋时代，除个别例外，艺术家均不得为官，但因艺术已商品化，书画润笔不菲，同样可以推动艺术发展。元代又有所不同，画工可以做官，如刘元、何澄、王振鹏等，他们或因有高超技艺，或因向朝廷献画，而被授以官职。明清两代，艺术家地位再度下跌，除文学之士外，一般艺人是不能做官的。
戴逵父子雕塑
戴逵（？～396），子安道，谯郡垤（今安徽亳县）人，后移家会稽剡县（今浙江嵊县）。聪明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精雕塑，堪称艺术全才。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在雕塑方面。据记载，戴逵是中国美术史上最早用夹苎胎制作佛像的雕塑家。而且制作精致，有若至真。一次他制作无量寿佛和胁侍菩萨像，“研思致妙，精锐定制，潜于帷中，密听众论，所闻褒贬，辄加详改。”就这样，“委心积虑，三年方成。”其水平之高，前所未有。塑像之外，还能木雕像和铜铸像。唐末，戴逵制作的丈六无量寿佛供奉在越州嘉祥寺。铜铸一佛二菩萨像，供奉在洛阳白马寺。
其子戴霤，亦精雕塑。一次，南朝宋太子铸丈六金（铜）像于瓦棺寺，像成而恨面瘦。太子不知所措。乃迎霤问之，回答说，非面瘦，乃肩胛肥也，当即令减肩胛，像乃相称。后代评价：“二戴像制，历代独步。”可惜他们的作品都没有流传至今。
晋明帝画佛像
东晋明帝司马绍（299～325），元帝司马睿长子，即位时年24岁，在位4年，享年27岁。佛教自西汉末传人中华大地，至东晋时已有数百年的历史，逐渐深入人心。此时，皇帝带头提倡佛教，甚至亲手画佛像，对佛教及佛教艺术的发展，无疑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晋明帝司马绍是突出的一位。
晋明帝善画佛像之事，《晋书·明帝纪》未录一字。此事是由其子司马衍（321～342）即位后（是为成帝），大臣们在辩论要不要为“乐贤堂”作颂时披露的。事情是这样的：成帝继位后，一次在前殿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首破祖宗“非祭祀燕飨则无设乐之制”的成规，临轩作乐。彭城王司马宏上言，说“乐贤堂”有明帝手画佛像，经历寇难，而此堂犹存，陛下应该发布诏令，命史官们颂扬之。成帝让在场的大臣们讨论。秘书监蔡谟曰：崇信佛教，是夷狄之俗，非中国经典所确认的。先帝（即明帝）胸怀博大，量同天地，多才多艺，万几余暇临时画此佛像。但我从没有听说先帝雅好佛道。在社会动乱，盗贼猖獗，王都被毁之际，而“乐贤堂”块然独存，这是神灵保佑的象征。然而佛像并不是我大晋盛德的形象，更不是优先歌颂的对象。如果是个人对此事加以颂扬，是可以允许的。今欲皇帝发布命令，敕史官，上颂扬先帝好佛之志，下为夷狄作一像之颂，于我大晋义礼是相悖的。成帝听蔡谟一席话，觉得颇有道理，于是否定了彭城王的建议。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晋明帝”也是根据《晋书》加以介绍的：“晋明帝司马绍，善书画，有鉴识，最善画佛像。”同时还记载了他见过的明帝所画的《毛诗图》、《豳诗七月图》、《列女图》、《杂鸟兽图》、《游清池图》、《息徒兰圃图》、《杂异鸟图》、《洛神赋图》、《游猎图》、《东王公、西王母图》、《洛中贵戚图》、《穆王宴瑶池图》、《汉武回中图》、《瀛州神图》、《人物风土图》、《禹会涂山》、《殷汤伐桀图》等。可靠程度如何，不得而知。
画像钉心
中国古代，人们往往把画像或雕像看作是有生命的。新庙落成，雕塑佛像或画壁画，艺术家常常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搜寻形象，吸收到艺术创作中。相信迷信的人家，因此劝阻自己的家人去看热闹，怕家人的灵魂被艺术家摄去。此风始于何时，已难以稽考。从流传至今的文献看，南北朝时比较盛行。更有甚者，有人以为对某某雕像或画像“施刑”，如针扎、敲砸、诅咒等等，会置某某于死地。据《晋书·顾恺之传》记载，顾恺之非常喜欢邻居的一美女，调戏未成，他就在自家墙壁上画了这位美女的形象，“以棘针钉其心”，此女遂患心痛病。顾云他能医此病，趁机再次向邻家女表示好感，此女被迫从之，顾偷偷撤去画像的棘针，美女心痛病果然痊愈。故事纯属无稽之谈，编此类故事的人，只是想突出顾恺之绘画技术高超而已。当然，顾恺之也可能生前真的搞过类似的小把戏，因为从《晋书·顾恺之传》记载来看，顾的思想来源是博杂的，既有佛教的，也有道教的，还有儒家的、玄学的。顾恺之信奉“天师道”，而天师道属于民间的带有巫术性质的道教，天师道经常搞一些“捉神弄鬼”的把戏，以惑众。顾恺之“尤信小术，以为求之必得”。顾恺之搞点类似的“小术”，故弄玄虚，抬高自己绘画的身价，是完全可能的。比如晋兴宁中（363年前后），京师（即今南京）初置“瓦棺寺”，僧众设会，请朝野施舍赞助，凡舍钱者没有超过十万的。轮到顾恺之，他答应资助百万。人们以为他是在吹牛，因为他的清贫是人人皆知的。顾恺之请人在瓦棺寺备一墙壁，遂闭户断绝一切往来一个多月，画了一躯维摩诘，故意不画眼珠，对寺僧说第一日来参观的请施十万，第二日五万，三日以后多少不限。结果打开寺门，形象光照一寺，参观的施舍的蜂拥填咽，“俄而得百万钱。”后一个故事，大概是可信的，因为从南北朝至唐代，记载类似故事的不止一家。瓦棺寺内供奉着由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贡献的玉佛像、戴逵手制的五佛像、顾恺之画的维摩像，时称“三绝”。唐睿宗时的黄元之《润州江宁县瓦棺寺维摩诘画像碑》对顾恺之及其所画维摩诘极力赞颂：“目若将视，眉如忽颦，口无言而似言，鬓不动而疑动。岂丹青之所叹，咏相好之有灵哉！顶礼者肃如在之心，瞻仰者发皈依之念。”
画能通神
画能通神，是形容某位画家技艺高超，作品生动感人。画龙点睛的故事便是突出的一例。相传南朝梁代画家张僧繇在金陵（今南京）安乐寺庙壁画了四条龙，画完后均不点眼睛，人问其故，答曰点睛则飞去。众人以为这话既狂妄又荒诞，故请点之，张无奈，先点了两条龙的眼睛，顷刻雷电大作，二龙乘云飞去；两只未点眼睛的龙尚在。又据《法苑珠林》记载，唐初法聚寺保留有张僧繇画的地藏菩萨，该像时常放光，乍出乍没。有人照此像临摹，临摹像同样放光，京城内外道俗者供养并皆放光。时人不解，便认为是“佛力不可测”。我们今天估计，可能是画家画这尊形象时使用了发光的颜料所致。又据唐刘禹锡记载，张僧繇画过两个天竺高僧像，原为一件，后被分割成两件，唐陆坚先得一件，梦中另一像告诉陆我在何人手中，陆照梦中线索，果然得到了另一件，得以完璧。此后二画几易买主，直至唐末，有一件珍藏在刘长卿手中，他详细记载了流传经过。故事的可靠程度值得怀疑，可能是收藏者为了神化自己的藏品，故弄玄虚，抬高身价。
画龙点睛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其涵义已大大拓展了，今天人们除了对艺术家在作品关键处点化生神，形容为“画龙点睛”外，对某人指出工作中的要害处，也称之为“画龙点睛”。
画家张僧繇，吴中人，深得梁武帝宠信，天监中（503～519）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历任右军将军、吴兴太守。武帝崇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其所画龙的稿本，一直被收藏在秘阁。侯景之乱后毁失。他不仅是画龙著名，还是肖像画名手。武帝的儿子们分封在外为王，想念他们又不得见，就派张分别到各王府当场画下诸王肖像，献给武帝，形象形神兼备，对之如面。僧繇一生勤奋作画，笔耕不辍。所画形象万类皆妙，诡形殊状，千变万化。被唐代著名美术史论家张彦远推崇为与顾恺之、陆探微、吴道子齐名的四大画家之一。“思若泉涌，取资天造，笔才一二，像已应焉。”表明他创作旺盛，形象自然，用笔简洁，笔少神完。被视为“疏体”的代表。
耻作画师
在封建时代，官僚、文人有时为装点风雅或为某种目的，也画画，但他们极力与画工拉开距离，因为他们看不起身在底层的画工。如北齐颜之推就认为，如果“名士”与诸工巧杂处，一起画壁画，是一种耻辱。认为掉了身价，丢了面子。再如唐初画家阎立本（？～673），一直在李世民身边供职，官至工部尚书，高宗时，官至右相。李世民做皇帝后，阎经常以画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曾创作《凌烟阁功臣图》、《秦府十八学士图》、《步辇图》等反映唐朝重大政治事件的作品。有一次，唐太宗与侍臣泛游春苑，池中有奇鸟随波容与，太宗爱玩不已，召侍臣赋诗歌咏之，同时召来阎立本，用彩笔画下这动人的一幕，阁内侍臣闻圣旨下，便传呼“画师阎立本”。当时阎已做了主爵郎中，闻诏奔走汗流，俯伏池侧，铺绢于地，手挥彩笔描绘池中水鸟，他再看看周围的侍官都坐在那里欣赏他作画，心里感到非常惭愧，觉得无地自容。回到家中对孩子说，我自幼好读书作诗，今日却以善画见知朝廷，经常以这低贱的差使为皇家效命，其耻辱是太大了。你们要以我为戒，千万不要学习这一行，免得像我一样，当众受辱。
这个故事表明，在唐代，画家的社会地位仍然是低下的，不然，阎立本不会以作画师为耻了。
阎立本画水官
被绘画史称为南北朝以来促使人物画“中兴”的关键人物——阎立本，不仅善画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人物画，也善于画道教题材的人物画。道教在唐初，其地位高于佛教和其它宗教，这是因为李渊（唐高祖）建国以后，有意抬高道教的地位，道教宣扬定命论，认为人和社会的一切，都是上天事先安排好的。为自己反隋建唐寻找理论根据。加之，隋文帝父子崇佛，为了表示与先朝不同，所以褒道贬佛，宣布“道先佛后”。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道教美术发达是合情合理的。宋代人还能见到阎立本所画的道教题材“水官”。据《声画集》所记，阎画水官规模大，构图复杂，形象生动。有诗为证：水官骑苍龙，龙行欲上天。手攀时且住，浩若乘风船。不知几何长，足尾犹在渊。下有二从臣，左右乘鱼鼋。矍铄相顾视，风单衣袂翻。女子侍君侧，白颊垂双鬟。手执雉尾扇，容如未开莲。从者八九人，非鬼非戎蛮。山水未成列，先登扬旗檀。长刀拥旁牌，白羽注强拳。虽服甲与裳，状貌犹鲸鳝。水兽不得从，仰面以手攀。空虚走雷霆，雨雹毁九川。风师黑虎囊，面目昏尘烟。翼从三神人，万里朝天关。我从大觉师，得此鬼怪篇。画者古阎子，于今三百年。见者谁不爱，予者诚以难。在我犹在于，此理宁非禅。报之以好词，何必画在前。
张藻画双松
唐代中期，绘画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尤其是由于禅宗的盛行，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艺术的自我表现意识增强，艺术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张藻是当时画坛上突出的代表之一，尤其以画松石、山水著称。据说，他画松树，能手握双管，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气傲烟霞，势凌风雨。生枝则润含春色，枯枝则惨同秋色。所画山水，有咫尺千里之势，空间开阔。石突欲落，泉喷如吼。他还是指画大师，“以手摸绢素。”水墨山水，在张藻手中臻于成熟，荆浩说水墨山水，兴起于唐代，张藻画树石，气韵俱盛，笔墨积微，真思卓然，不具五彩，“旷古绝今，未之有也。”有人向他请教画理，答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并作《绘境》一篇，阐述画之要诀，可惜未见流传。
王维辨画
唐代著名画家王维（701～761年或698～759），字摩诘，原籍山西祁县人，其父迁蒲城（今山西永济），因蒲城位于黄河之东，遂为河东人。开元十九年（731）进士擢第，官尚书右丞。因安史之乱时接受伪职，被捕入狱。出狱后，再度为官。晚年隐居蓝田辋川。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兼长书画、音乐，具有多方面的文艺才能。据传，有一次他见到别人画的一幅《按乐图》，看了一会，不觉发笑，人问为何？王维指着画说：此画描写的是《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图演奏，一无差谬，咸服其精思。
对这个故事，北宋沈括曾发表不同看法。他认为，此故事乃好奇者为之，不可信。因为凡画奏乐，只能画一声。霓裳羽衣曲凡十三叠，前六叠无拍，至第七叠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白居易诗“中序初入拍”，中序即第七叠，可见第三叠根本就没有拍，画家怎么能画出第三叠第一拍？究竟孰是孰非，只能两存了。
王维画渡水罗汉
世人多知王维善画山水，且尊为水墨山水的创始者。他自己也自负地说：“当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但据文献记载，王维还善于画壁画，亦能画罗汉，而且表现形式颇不一般。据宋刘克庄记载，一般画家画十六罗汉渡水，或乘龙，或骑龟鼋，形象诡怪恍惚，不近人情。王维所画渡水罗汉（可惜仅剩三个形象）却表现为一僧先登于岸，虽目视云际孤鹤，然脱衣磐石上，欠身垂足，安闲地歇息。前一僧未渡，作等待状。水面深才数寸，水中一僧把锡杖尾伸向未渡者，以引其下水共渡。三僧都表现出谨慎小心的神态，与常人渡水心态相近。表现出王维对艺术创作的独特感受。
又据记载，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等同画一景。沈括说他家藏有一幅《袁安卧雪图》，图中有雪中芭蕉。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大可能出现的，芭蕉属于热带植物，怎么能与雪在一起呢。沈括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色彩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沈括是从绘画内容需要角度来评论“雪中笆蕉”的，他没有到过岭南，不知道那里的真实情景。宋释惠洪，也因没有去过岭南，不理解雪中芭蕉，写诗云：“雪里芭蕉失寒暑。”其实去过岭南的人都知道，冬天大雪，芭蕉照样生长，红蕉冬天方开花。所以王维画雪中芭蕉并不违背自然规律。
王墨泼墨
王墨是时人赐给他的雅号，因其能泼墨成画，时人皆号其王泼墨，真名已搞不大清楚，有的说应为王洽。有的说是王默。唐朱景玄说：王墨者不知何许人，亦不知其名，善泼墨画山水，时人谓之王墨。多游江湖间，常画山水、松石、杂树。性多疏野，好酒，凡欲画图幛，先饮。醺酣之后，即以墨泼，或笑或吟，脚蹙手抹。或挥或扫，或淡或浓，随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水。应手随意，倏若造化。图出云霞，染成风雨，宛若神巧，俯观不见其墨污之迹。观者都认为画得太奇妙了。
唐代水墨山水，自王维以后，迅速发展，到唐末，泼墨山水走向成熟，这无疑大大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形式。
对王墨的事迹记载大同小异，但名字却不一样。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王默师项容，疯颠酒狂，画松石山水，虽乏高奇，流俗亦好。醉后，以头髻取墨，抵于绢画。王墨早年授笔法于台州郑广文虔，贞元末（805年前后）于润州殁。”与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所记载的王墨，小有出入。而北宋末皇家编纂的《宣和画谱》所记载的王洽的事迹，与朱景玄所记王墨完全相同：“王洽不知何许人。善能泼墨成画，时人皆号为王泼墨。性嗜酒疏逸，多放傲江湖间。每欲作图画之时，必待酒酣之后，解衣磐礴，吟啸鼓跃，先以墨泼图幛之上，乃因以其形象，或为山，或为石，或为林，或为泉，自然天成，倏若造化，已而云霞卷舒，烟雨惨淡，不见其墨污之迹，非画史之笔墨所能到也。此则知洽泼墨之画为臻妙也。”
从上述记载分析，王墨、王默、王洽应为一人，但三家记载何以会发生分歧，还应进一步研究。
吴道子画钟馗
传说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某一天，玄宗到骊山去阅武，回宫之后，觉得身心不适，胸闷热，一个多月内，御医使尽浑身解术也治不好明皇的病。忽然有一天夜里，明皇梦见两个鬼出现在他面前，一大一小，小的身穿绛紫衣，一脚光着，另一脚穿着露脚趾的鞋，腰间插一把竹骨纸扇子，偷了明皇和杨贵妃的紫香囊，绕殿奔跑。大鬼戴着帽子，穿蓝衣，露一只胳膊，双足穿皮靴，捉住小鬼挖出眼睛擘而啖之。明皇问大鬼是什么人，答曰臣钟馗，即考武举落第之人，誓与陛下除尽天下妖孽。明皇醒后，觉得病情好转，身上也有劲了。于是召来画家吴道子，把梦境告诉他，命画钟馗捉鬼图呈上。吴奉旨，构思成熟之后，很快就画好了。明皇看后，愣了半天，抚几曰：你画得和朕梦中的情景完全一样，你怎么能画得这样准？吴道子回答说，陛下忧劳过度，饮食欠佳，内热侵犯了龙体。果有为陛下除妖之物，以卫圣德。宫廷为明皇康复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明皇非常高兴，下诏曰：“灵祗应梦，厥疾全廖，列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现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乃告天下，悉令知委。”自此，相貌丑陋的钟馗成为驱邪的尊神。
画钟馗始于吴道子。此后唐代每逢春节，历代皇帝都要赐大臣钟馗像和日历，以迎接新的一年和寓意吉祥如意，另示对臣下的关怀。我们今天还能见到唐大臣表达类似内容的奏表，如张说《谢赐钟馗及日历表》云：“臣某言。中使至奉宣圣旨，赐画钟馗一及新日历一轴者，猥降王人，俯临私室，荣钟睿泽，宠被恩辉。臣某中谢，伏以星纪回天，阳和应律。万国仰惟新之庆，九霄垂湛露之恩。爱及臣下，亦承殊赐，屏祛群厉。绘神像以无邪，允授人时。颁历日而敬授。”刘禹锡等也有类似的奏表，此不赘述。此风直至宋代仍在继续，如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令画工摹拓镌版，印刷钟馗像，赐两府辅臣各一本。除夕日遣人内供奉官梁楷（不是南宋画家梁楷，此乃重名）就东西府给赐钟馗像。随着宋代印刷术的提高和普及，宫廷赐大臣画像，已采取镌版印刷的方式了，成为印刷版画。这可能是最早的印刷年画。至于画钟馗者就更多了，此后，元明清直至近代，画钟馗者代不乏人。
吴道子画地狱变相
据说吴道子画《地狱变相图》，描绘生前作恶，死后下地狱受尽种种苦难的情景。不画刑具，主要通过人物表情表现地狱的阴森恐怖。京都屠户、捕鱼为业者看过画都改了行，怕生前作恶，死后下地狱受罪。“所画并为后代之人规式也。”可惜作品没有流传下来，形象具体特征已无法详述。不过从前人记述来看，吴道子所画的宗教画，无论是佛教的、道教的、神话的，都被视为一代楷模。如他在洛阳北邙山老子庙内所画的《五圣朝元图》，成为历代画家画“朝元图”的楷模。从技法来说，他创造了画衣纹的兰叶描、不着色的白描，使线描的表现力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被称为“画圣”。苏轼甚至说，文至于韩愈，诗至于杜甫，书至于颜真卿，画至于吴道子，天下之能事毕矣。唐朱景玄称其“凡所画人物、佛像、神鬼、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冠绝于世，国朝第一。”民间画工供奉其为神。吴道子创作热情极高，一生所画壁画不下三百余堵，可惜真迹都没有流传下来。传为他画的《天王送子图》，只能作为研究他的画风的参考。
吴道子募人刺杀同行
吴道子，字道玄，盛唐时的著名画家。唐代已被称为“画圣”。深得玄宗赏识，召人宫廷后，授以内教博士，非有诏不得随便为他人作画，成为专门的御用画家。初曾向张旭、贺知章学书法，后改学绘画。其技术之熟练、成就之高，“盖古今一人而已。”为中国绘画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然而就是这位画圣，生前也做过不光彩的事。根据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寺塔记》记载，在宣城坊静域寺内，有唐代著名画家画的壁画，其中西廊万寿菩萨院门里南壁，有皇甫轸画的鬼神及雕，形若脱壁，呼之欲出。皇甫轸与吴道子同时，吴怕皇甫的艺术压倒自己，便花钱募杀手杀害了皇甫。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画工间竞争的激烈，也说明吴道子心胸狭窄和霸道。
对这桩血案，唐朝的两部绘画专著——即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和朱景玄《唐朝名画录》都隐瞒了，而且连皇甫轸的名字都被抹掉了。记载此事的最早的是唐段成式（约803～863）《酉阳杂俎·寺塔记下》：“宣阳坊静域寺，本太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阶院门外是神尧皇帝射孔雀处（即唐高祖李渊同各路射箭高手比赛射门屏所画两只孔雀，得胜者可得窦毅之女为妻，李渊如愿以偿。窦氏即李渊的原配夫人，后封太穆皇后）。禅院门内外，《游目记》云：“王昭隐画。门西里面和修吉龙王有灵。门内之西，火目药叉及北方天王甚威猛。门东里面贤门也，野叉部落。鬼首上蟠蛇，汗烟（颜）可惧。东廊树石险怪。西廊万寿菩萨院门里南壁，皇甫轸画鬼神及雕，形势若脱。轸与吴道玄同时，吴以其艺逼己，募人杀之。”
吴道子画菩萨无哀泣容
在佛教艺术中有所谓“佛涅檠图”的场面，佛枕右胁而卧，足足相累，眠目，面带微笑，表情自然，如进入梦乡一般。弟子围拢四周，愁苦万状，有的捶胸顿足，泣不成声，有的自割鼻剜眼，惨不忍睹。这是敦煌莫高窟中个别唐代窟龛内涅檠图所描绘的场面，这显然是被画家作世俗化的处理了，与佛教教义相背。南北朝时代的涅檠图，大多表现含蓄，佛安然而卧，围拢在四周的弟子面带愁容，但都强忍悲痛，绝无嚎啕大哭之感。有的涅檠图还配以飞天伎乐，菩萨体态轻盈，身披彩带飘舞，头饰华丽并悬以宝铃，洋溢着喜庆气氛。按佛教教义，涅檠是释迦牟尼超升到另一安乐世界，佛是无生无死、无始无终无时无处不在的。涅槃梵文文义为火的熄灭或风的吹散，借以指心灵的宁静。俗人把释迦牟尼涅槃理解为死了，是不确切的。
涅槃图中的菩萨，大多位于佛的上方，头戴宝冠，表情慈祥平和，无哀泣容，是因为菩萨修行程度高于弟子，弟子只能做到自觉，而菩萨则具备自觉和觉他两种德行。对佛涅槃的理解，弟子未能完全超出世俗见解，菩萨则要深入一层。画史上画涅槃图的画家代不乏人，有的颇富理解力，处理手法巧妙。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就是其中之一。史传唐风翔府开元寺大殿后壁，有吴画的壁画，其中画了佛传故事，从佛降生、修行、说法，一直到涅檠，另画有山林、宫室、人物、禽兽数千百种，极古今天下之妙。其中的涅檠图尤为精彩，众比丘（弟子）夆踊哭泣，皆若不自胜，飞鸟走兽等也作号顿之状。独菩萨淡然在旁如平时，略无哀泣之容。画后题识“开元三十年”（742）。记载此事的宋代邵博感叹道：这是吴道子尽平生之才能创作出来的，不愧“画圣”称号。
舞剑助画兴
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在盛唐时代远近闻名，由于他技艺高超，作品流传广泛，有关他的逸事就特别多。如开元中玄宗驾幸东都洛阳，吴道子与裴曼将军、张旭长史相遇，裴素以舞剑著名，张以书法见长。彼此各逞其能。其间裴将军准备好了金帛等贵重礼物，请吴道子在东都天宫寺，为其逝世不久的亲人作画一铺，以祈冥福。吴道子封还金帛，礼物一概不收，对裴将军说：久闻将军舞剑超凡入神，请您为我舞剑一曲作为礼物吧，我观赏了您的剑技，可以启发画兴。于是，裴将军身着黑色孝服为吴道子舞剑，舞毕，吴道子异常兴奋，奋笔俄顷而成，有若神助，画得非常成功。画成之后，吴道子亲为设色（一般情况下是吴起草，由弟子设色），画在天宫寺的西庑。又请张旭在另一面墙壁书字。东都士庶都高兴地说，一日之中能睹三绝，真是眼福不浅了！
借助其他艺术或自然事物，启发创作灵感，是艺术创作中一种普遍现象。如黄庭坚观察渔民水上荡桨，而悟出将自己书法的撇拉长；山水画家见败墙上的斑痕而构思山水画；苏里科夫在大雪天偶见一只乌鸦落在雪地上，而激发出创作《女贵族莫洛佐娃》的灵感等等。
杨惠之弃画从塑
艺术家改换门类是常有的事，只要认识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及时改换适合自己的艺术门类，反而能促使你取得优异成绩。唐开元年间，在画坛有两位同师张僧繇、水平不相上下的画家——吴道子、杨惠之，号为画友，巧艺并著，而吴道子声光独显，惠之遂焚毁笔砚，专心从事雕塑，与吴道子相争衡。时人语曰：“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京城很多重要寺观内的塑像，都是由杨惠之塑造的。他的雕塑能准确地抓住对象特征，生动传神，被视为古今绝技。他曾在京兆府塑倡优（表演艺人）留杯亭像，塑成之日，惠之亦手装染之，遂于闹市区将塑像面墙而立，参观的人们看到塑像背影，就马上认识是留杯亭。惠之所塑造的其它形象，其神巧也多与此类似。日后，他将自己的雕塑创作经验总结成文，著《塑诀》一卷，在唐代甚为流行。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唐代雕塑特别是佛教雕塑，在吸收外来雕塑和传统雕塑经验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从敦煌莫高窟的唐代雕塑、河南洛阳龙门唐代雕塑、四川大足唐代雕塑等来看，其艺术性，如形象塑造技巧、雕塑手法、对人体结构解剖的把握、对比例的控制、对神态的表现等，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但从事雕塑的都是民间工匠，统治者历来看不起工匠，限于工匠的文化水平，他们无力总结自己的经验，更谈不上写书。像杨惠之这样，既能从事创作，又能将自己的创作经验写成书的雕塑家，纯属凤毛麟角，因此就特别值得珍视。
黄筌绝艺
黄筌（？～965），字要叔，成都人。五代西蜀画院画家，17岁时做西蜀后主王衍画院待诏，孟昶嗣位后加其检校少府监，累迁如京副使。黄筌从13岁向刁光胤学画，17岁与刁光胤一起侍奉王衍（919～933），名声显赫，后蜀孟知祥时进黄三品服，孟昶嗣位后，奉命画后蜀皇后像于别殿，得到更高礼遇，升至检校户部尚书，御使大夫。公元965年宋灭蜀，君臣同被解往汴京（今开封），宋封黄为太子佐赞善大夫，给以厚赏，但黄筌有感于亡国之痛，于965年9月2日病故。唐周鉤簪花仕女图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
黄筌是一位修养全面的艺术家，先从刁光胤学竹石花雀，又从孙位学画龙水松石和墨竹，再学李升画山水、竹树。综合诸家之长，加以变通，形成个人独特风格。在画坛流传他的创作趣闻很多。如孟蜀广政甲辰（944）淮南送来生鹤数只，蜀主命黄在殿壁画六种不同姿态的鹤，其一称作“唳天”（举首张喙而鸣），其二称作“警露”（回首引颈上望），其三称作“啄苔”（垂首下啄于地），其四曰“舞凤”（乘凤振翼而舞），其五曰“疏翎”（转颈噙其羽毛），六曰“顾步”（行而回首下顾）。画得非常生动，居然能引来空中鹤群立于画侧。蜀主赞叹不已，遂命名此殿为“六鹤殿”，并晋升黄筌为内供奉、朝议大夫、检校少府监上柱国。
广政癸丑岁（953）新建“八卦殿”，又命黄筌于四壁画四时花竹、兔、雉、鸟、雀等，极为真实生动。此年冬，由五坊使于八卦殿前呈雄武军所进献的白鹰，鹰误认殿壁所画野雉为生类，掣臂数次欲啄。孟昶惊异良久，遂命翰林学士欧阳炯撰《壁画奇异记》，以表彰黄筌高超的技艺。其中有云：“古今皆言六法，六法之内惟形似、气韵为先。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筌之所作，可谓兼之。不然者，安得粉壁之中，奋霜毛而欲起，混朱顶以相亲，而又观彼白鹰，盼乎锦雉？”
黄筌的作品大多未能流传下来，今天只有一件《写生珍禽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为教儿子黄居宝习画的稿本，因为画的左下角写有“付子居宝习”五个字。绢画着色，画有鸟、雀、龟、草虫、蝉、蚱蜢等，各具神态。虽不能完全代表黄筌绘画水平，但作品还能反映他的技法特点，勾线细、匀而挺拔，设色艳润，形象刻画准确生动。确如孟昶夸赞的，“小笔精妙，汝画逼真”，其精彩处超过古人。
黄筌改画
黄筌在艺术上取得划时代的成就，与他对艺术有着独特感受和主见不无关系。如果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充其量是个技术熟练的二流画家。黄筌奉命改画的故事，颇能表现他的个性。西蜀后主王衍召黄于内殿观赏吴道子画的钟馗，乃谓筌曰：“吴道玄之画钟馗者，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为有力也。”命黄改画。筌经过审慎思考，决定不用吴道字原本，重新画一幅以进。后主见新画后很不高兴，嗔怪他不尊圣旨。筌回答说，吴道子所画钟馗，眼色意思都集中在第二指，臣所画俱在拇指，如果我按吴画仿制，仅仅改二指为拇指，眼色意思就都变了，钟馗的神态将完全失去。所以我只好重画。后主听后觉得颇有道理，转怒为喜。黄筌对艺术的主见，来源于他对生活的深厚积累和独特感受，据北宋初来自蜀的重臣范镇记载，黄筌为了画好禽鸟，自养鹰等猛禽，随时观察它们的活动特点，悉取生态，避免蹈袭前人成法。这是他胜过一般画家的根本所在。后人评价他：“然其所学，笔意豪赡，脱去格律，过诸公为多。如世称杜子美诗，韩退之文，无一字无来处，所以筌画兼有众体之妙。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今筌于画得之。”
郭忠恕之死
郭忠恕（？～977），字恕先。五代末北宋初著名文字学家、画家。少年时应童子科及第，二十岁左右做官，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物。五代后汉时，他与徐州节度使刘斌关系密切，刘后被郭威废黜，郭忠恕从此心灰意冷，便潜心研究古文字和书画，因成绩突出被周太祖郭威任命为宗正卿兼国子书学博士，后改周易博士。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兵变废周建宋之后，郭忠恕仍留在宫中，此后厄运不断。建隆初年（961）某一天，郭忠恕因在朝堂与监察御史比赛饮酒，有失礼行为，御史弹劾，郭不思悔改，反而叱台吏，夺其奏折而毁之，又犯了辱漫朝廷罪。因此坐贬乾州司户参军。其间又因酒后殴打从事范涤，擅离贬所，再遭削籍发配的惩罚，纵放岐、雍、陕、洛之间。上述罪过更多的是属于性格上的毛病，似乎不该惩罚得这样严重。查《宋史·郭忠恕传》才明白，他的真正罪状是酒后肆言时政，对当今圣上有不满的表示，本该处死，后诏减死，决杖流登州。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臣，遭皮肉之苦后发配荒僻不毛之地，又受尽欺凌，身体自然难支，行至齐之临邑道中便一命呜呼。当代史学家为了隐瞒这桩血案，把郭之死美化为“尸解”、“仙化”。
郭忠恕善画屋木、竹石，兼有画工的精巧细腻和文入画家的潇洒豪放。他的作品只流传下来一件《雪霁江行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仅两条大船，旁附舢板，船上桅杆绳索绷紧，正在行进中，船之门、窗、桅、钉、竹、木等具体而细致。线条直而板，估计是借助界笔直尺等工具绘制的。船上人物拢手呵冻，船边水手撑篙劳作，姿态生动。船篷及货物上覆盖积雪，一派雪后清冷景象。原作为大幅长卷，已被割裂不全，这从乾隆皇帝在画面的题诗得到证实：“大幅何宋郭忠恕明皇避暑宫年被割裂，竿绳到岸没人牵。”画面本身不完全，也看得很清楚。画面左上方有宋徽宗瘦金书题词：“雪霁江行郭忠恕真迹。”画史记载，郭画建筑，折算无亏，人们用砖木按图施工，略无相背，为一时之绝。可惜流传作品仅此一件。此外还有古文字学著作《佩昈》三卷传世。
李成寒林图
李成（919～967），字咸熙，号营丘。唐宗室后裔，祖籍长安，五代战乱隐居到山东营丘，多才艺，善歌诗，尤善山水，创寒林画体，其山水画成为北宋初影响最大的画派之一，甚至被推崇为“本朝第一”。所画平远寒林，前所未有，气韵潇洒，烟林清旷，笔势脱颖，墨法精绝。把自然树石形象加以人格化，强调其感情色彩，树枝形如鹰爪，石形如鬼面，皴纹似卷云，突出大自然的险恶和生物顽强的生命力。据南宋邓椿《画继》记载，李成画寒林多在岩穴中，裁札俱露，寓意君子之在野，其余杂树灌木尽在于平地，寓意小人在位。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李成《窠石平远图》，确确实实具有邓椿所记载的特点，是否寓意小人得势，君子在野？
中国五代以前的山水画，大多表现画家的隐逸思想，像李成山水明确表达作者对社会生活的判断，还绝无仅有，这大概是李成山水最大的价值所在了。
李成读碑窠石图
现藏日本大阪美术馆的李成《读碑窠石图》，描绘一古坟前，寒风萧瑟，枯树林怀抱，细枝树叶脱尽，枝形如鹰爪，作顽强挣扎状。高大的墓碑矗立，驮碑之龟趺（即学名辟邪）作驯服状。一骑驴长者举目研读碑文，书童持杖侍立似亦同观墓碑（按人物为同代王晓所画）整个画面笼罩在荒寒冷漠的气氛中。
这幅画表现的是世道变迁和作者对人生的感叹。人们透过高大的墓碑及林立的古树，自然联想到墓主人生前一定非常显赫，如今家境败落，既无人来培土，也无人祭扫。只有路人在墓碑前发怀古之幽思。司马光的《古坟》诗可为此画做注脚：茫茫野甸平极目，历历古坟如厦屋。碑板无文荆棘深，石兽沉沦松柏秃。问人虽不识姓名，昔皆高官仍厚禄。子孙流落何所之，凶吉当年非不卜。我来正值寒食天，祭燔不设无人哭。
此诗此画，可以给观者诸多联想。通过山水画表现社会变迁，人世间的兴衰荣辱，李成以前的山水画似乎还没有人表现过，它扩大了山水画的表现景界，其内涵较之某些人物画更丰富。李成的山水画，从构图看有两种规格，一种是平远寒林，如《窠石平远图》、《小寒林》、《寒林平野》、《读碑窠石》等。一种是全景式的大山大川，如《晴岚萧寺》。不管是哪一种构图形式，画面意境都是荒寒冷漠的。
李成的山水画，在五代与荆浩、关仝齐名，在北宋初与范宽、关仝齐名。郭若虚论述三家山水说：“画山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烟林平远之妙，始自营丘，画松叶谓之攒针，笔不染色，自有荣茂之色。”
贯休画罗汉
贯休（823～913），本姓姜，婺州兰溪人，唐末出家杭州灵隐寺。当时钱谬因战功拜镇东君节度使，自称吴越王。贯休前往祝贺，中联云：“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钱谬大喜，但要求将“十四州”改为“四十州”，暴露了钱谬的野心。贯休坚决不答应，曰：“州亦难添，诗亦难改。余孤云野鹤，何天不可飞。”即日裹衣钵拂袖而去。至蜀，以诗投孟知祥云：贯休罗汉图“一瓶一钵特来。”受到孟知祥礼遇。王建僭越后，同样受到礼遇。有一次，王建与诸王贵戚一起听贯休口诵近期诗作，贯休借机劝戒，因读《公子行》：“锦衣鲜华手擎鹤，闲行气貌多陵忽；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诗中明显含有不恭之意，王建心中颇为不悦，但强忍不发，对贯休礼遇如初。后又赐号“禅月大师”。
贯休能诗文，善书画，对于他的书法，时人比之怀素，可惜未见流传。画以罗汉著称，王衍曾取其画本，纳之宫中，设香灯案膜拜达月余，之后付翰林大学士欧阳炯作歌以称之。贯休所画罗汉形象，状貌古野，宽脑门，长下巴，深目高鼻，古怪骇人。范宽雪景寒林图
自谓得之梦中，其实是自神其说，意在表白自己立意脱俗而已，同时抬高身价。今存《十六罗汉图》，现藏日本。何时传入日本，已不得而知。其诗文《禅月集》现有辑本，内有与日本僧人往来的文字。
范宽画壁画
北宋中期以前，当文人画尚未在画坛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所有的画家几乎都画壁画，包括文人画家，如唐王维、张萱、周鉤、李思训等。宋山水画家范宽善画山水，几乎人人皆知，但他还画过壁画，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据宋庄绰《鸡肋集》记载，宋宁州要册湫庙殿壁山水，皆范宽所画。庙东兴教院人物，也是范宽所画，因为人物画不是他的专长，所以画得不好，面目大小比例失调，全无王者之相，画神像而无王者之相，当然就不会感人。术业有专工，我们不必苛求他。范宽的山水画是一流的，与李成、关仝齐名。范宽，字中立，因性情宽和，人颂号范宽。华原人。仪状峭古，进止疏野，嗜酒，好道，尝往来雍、洛间，所画山水也多是陕西、河南一带的大山大川。“峰峦浑厚，势状雄强，抢（上声）笔俱匀，人屋皆质者。”就是范氏山水的特点。他的山水画，初师李成，后取法关仝，深入大自然后，悟出“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于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于是舍其旧习，卜居于终南太华岩隈林麓之间，饱览大自然的云烟惨淡风月阴晴难状之景，反复揣摩，形诸笔端，终于创造出了独特风格的山水画。今存《雪山萧寺图》、《雪景寒林图》、《溪山行旅图》等名作。宋麻九畴《跋范宽秦川图》诗，颇能表达范宽山水画特点：“山水人传范家笔，画史推尊为第一；揭来因看秦川图，天下丹青能事毕。大山岩岩如国君，小山郁郁如陪臣，大石盘盘社与稷，小石落落士与民。一山一形似争长，一石一态如布军；想君胸中有全秦，见璩削璩璩乃真。”
东丹王挟书降后唐
所谓东丹王是指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长子耶律倍，辽天显元年（926）从其父西征渤海，拔扶余城。改其国曰“东丹”。因耶律倍立首功，太祖（即耶律倍之父阿保机）封其为东丹王，且赐天子冠冕，建元甘露，采用汉族官制。但第二年，诸部叛乱，太祖宴驾，其弟耶律德光手握兵权，他只得违心拥戴其弟继承皇位（是为辽太宗）。其弟做皇帝以后，无端猜疑他，把他贬到外地，同时派人监视。耶律倍感到在辽已难以容身，因此决定出走，恰在此时，后唐明宗窃得信息，遣人跨海持书密召倍。条件谈妥，下决心降唐，走前他对左右侍从说：“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太伯（即伍子胥）之名。”在海上立一木牌，上刻诗曰：“小山压大山（他是长子即是大山，其弟为小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携高美人，载书浮海而去。投奔了中原的后唐，唐明宗以天子仪卫迎接他，迎至汴梁，以庄宗后夏氏妻之，赐姓东丹，名曰慕华。并封为怀化军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长兴二年（931）赐姓李，名赞华。这就是绘画史称其李赞华的来历。降后唐以后，还时常想念家里的亲人，不断偷派使节回国问寒问暖。后来后唐宫中发生内乱，明宗养子李从珂杀死明宗自立为帝。耶律倍遣密使把情况报告给他的弟弟辽太宗，请出兵进讨。此时后晋石敬塘派兵围洛阳，珂见大势已去，欲自焚，要拉耶律倍陪同，倍不从，珂便遣壮土李彦绅杀害了东丹王，时年三十八岁。
东丹王李赞华酷爱汉文化，藏书甚富，降唐时带来一大批。善画，今存《射骑图》，描绘契丹族猎获归来，审视猎物的情景。画史评价他：“善画本国人物鞍马，多写贵人酋长，胡服鞍勒，率皆珍华。”
孙知微画水
孙知微，北宋初年著名画家。蜀眉山人，出身农民，但天性喜画，后师法益都攻水墨僧令宗。信道，清净寡欲，不食妇女所作的食物，他有秘方可以查验，没有人能糊弄得了。善画道释，蜀寺观多留有他的墨迹。画水可称绝笔。据宋人研究，此前画水多作平远细皱，最好的也不过能为波头起浮而已。唐末孙位开始一改画水平缓的传统，而为奔湍巨浪，尽水之变，号称神逸。孙位之后，黄筌、孙知微皆得其笔法。孙知微画水，与其他画家不同的是，画前构思时间长，一旦胸有成竹便迅速完成。如他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胡滩（疑为糊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一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水是无形的，表现起来很难，特别是用中国画的工具，以线条描绘就更多难。表现水纹，就行笔而言，最忌讳迟疑缓慢。孙知微深知个中奥秘，所以他画水力求其快，快则行笔迅捷，流动如生，水浪跳动大，也可避免线条平缓之弊，这是他的高明之处。所以苏轼对他画水给以极高的评价。
成功的画家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个性来源于他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对艺术的独到见解。孙知微就是如此。如他曾在成都寿宁寺画九曜，九曜的侍从中有手持水晶瓶者，帮他设色的画工背着他在瓶中加画了莲花。他看到后说：“瓶所以镇天下之水，吾得之道经，今增以花，失之远矣。”瓶本是镇水之宝，加莲花岂不变成家庭的小摆设了吗。又如他画《涅槃图》也与一般表现相去天壤，把圆寂的释迦画得“尊重严威，虽亡而神明常存者。”诸大弟子及法眷要属，虽表现出悲哀苦恼，但并不过分悲伤，大弟子伽叶左顾右盼好像没有发生什么，若无其事，唐吴道子画《涅槃图》已强调无哀泣容，孙则更胜一筹。现如他画《雪钟馗》，钟馗破巾短褐，束缚一鬼，荷于担端，行雪林中。寓意扫除一切扰人鬼物。此种表现也是前无古人。
武宗元画赤明和阳天帝
武宗元（？～1050）字总之，河南白波人，官至虞曹外郎。世业儒，为乡里所重，其父与丞相王随为布衣交，王随将外甥女嫁给武宗元，并得为“太庙斋郎”。武宗元十七岁时，王随请他画洛阳北邙山老子庙壁，颇为精绝。真宗景德末年（1007）营建玉清昭应宫选拔优秀画工，应召者三千余人，中选一百余，分为二部，宗元为“左部之长”。武宗元画道释像，取法吴道子，对吴道子的作品曾下苦工研习。
武宗元绘画生涯中最富轰动效应的，莫过于画《赤明和阳天帝》了。他画上京（洛阳）三十六天帝，其中的《赤明和阳天帝》潜写太宗御容。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说，宋以火德取天下，故以赤明配宋，以示宋得天下乃是上帝的安排。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靠兵变上台，利用道教的天命论更容易欺骗广大人民，故宋代道教活动就特别频繁，道教美术也就格外兴盛。武宗元画道教形象也是迎合统治者的需要，有意把赤明和阳天帝形象画成太宗的模样，以为赵氏的君权神授制造舆论。宋真宗也故弄玄虚，祀汾阴还汴京路过洛阳，顺便去上清宫朝谒，忽然见到赤明和阳天帝像，觉得很像太宗，惊曰：严此真先帝也。”遽命设几案，焚香再拜，且叹其画笔之神，久久站立，不忍离开。从此武宗元也就名声大振。
武宗元的作品，随着宫观的倒塌，多已毁灭无存。今仅存一件《朝元仙仗图》，元指元始天尊，朝元即五方帝君偕各路神仙朝谒元始天尊——道教最高主宰，仙仗即仙人行列。仙仗图原应为两卷，共五帝君行列，现仅剩一卷两帝君行列，即东华帝君和南极帝君。徐悲鸿先生所藏《八十七神仙卷》当系另一种摹本，缺最后一名神将。《朝元仙仗图》由88个形象组成，画以三个帝王装束者为核心，头上均有圆光，除东华帝君、南极帝君，还有一位扶桑大帝。所谓东华帝君，即道教天界先天真圣，俗称东王公，与西王母共理阴阳二气，养育天地、陶铸万物，掌天下三界十方及男子登仙得道。南极帝君即指南极长生大帝，总御万灵，掌管人之寿命长短。扶桑大帝，主生，住在碧海中。扶桑即神木，太阳由海底升起后的落脚之处，古代有“日出扶桑”的传说。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室出土的帛画就有“日出扶桑”的场面。《朝元仙仗图》，形象共分五类（神仙卷同），三位帝君形象，七名着甲胄神将，四名无甲胄神将，四名文臣装扮者，三名男侍，六十七名女仙，共88个形象，按等级排列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人物形象均作类型化处理，整体气势极强。在总的行进行列中，安排个别形象回头顾盼、窃窃私语等情节，统一中有变化。人物衣服皆作迎风飘舞之势，线条疏密极有规律。人物着节日盛装，擎花、举盘、托宝盒、执拂尘、打华幡、奏乐等，行进在莲花池畔，人物头上、脚下祥云缭绕，烘托出在天空中行进的气氛。（宋）许道宁渔父图
许道宁街头卖画
北宋早期著名画家许道宁，长安人（一说河南人），生卒不详（约970～1052）初在汴梁端门前卖药，为了招揽生意，画山水以吸引顾客，谁买药便同时以山水画相赠。因此渐渐出名，与上层社会多有往来，后被宰相张士逊（964～1049）发现，命他在相国寺画壁画及屏风等，张深加赏爱，作诗赠之：“李成谢世范宽死，惟有长安许道宁。”从此名振京师，跻身名家行列。
许道宁山水画初师李成，始尚矜谨，老年唯以笔画简快为己任，故峰峦峭拔，林木劲硬别自成一家体。文同题许道宁《寒林》诗曰：“许生虽学李营丘，墨路纵横多自出。交柯挥霍裴剑，乱漫淋漓张旭笔。”这从他流传下来的《渔父图》画风可以得到证实。据传许道宁性格跌宕不羁，除善山水，亦工传神，他去酒肆饮酒，见顾客中有长得丑陋者，必写其貌张扬之，常常引起别人发怒，以至遭到殴打，碎衣败面，他也满不在乎。米芾说许道宁画人物丑怪，赌博村野如伶人者，确非虚构。黄庭坚在元二年（1087）秘书省所作的《答王济道寺丞观许道宁山水图》诗，提供了许道宁晚年的一些情况：往逢醉许在长安，蛮溪大砚磨松烟；忽呼绢素翻砚水，久不下笔或经年。异时蹋门闯白首，巾冠欹斜更索酒。举杯意气欲翻盆，倒卧虚樽将八九。醉拈枯笔墨淋浪，势若山崩不停手；数尺江山万里遥，满堂风物冷萧萧。山僧归寺童子后，渔伯欲渡行人招；先君笑指溪上宅，卢鹚白鹭如相识。许生再拜谢不能，元是天机非笔力；自言少年眼明时，手挥八幅锦江丝。赠行卷送张京兆，心知李成是我师。张公身逐铭旌去，流落不知今主谁。大粱画肆阅水墨，我君磐礴忘揖客。珠丝煤尾意昏昏，几年风动人家壁。雨雪涔涔满寺庭，四图冷落让丹青。笑酬肆翁十万钱，卷付骑奴市尽倾。王丞来观皆失席。指点如见初画日。四时风物入句图，信知君家有摩诘。我持此图二十年，眼见绿发皆华颠。许生缩手入黄泉，众史弄笔摩青天。君家枯松出老翟，风烟枯枝倚崩石。蠹穿风物君爱惜，不诬方将有人识。
李公麟好钟鼎古文奇字
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北宋后期影响最大的人物画家。诗书画全能，同时还是有名的文物鉴定专家。具有画工的熟练技巧兼文人的胸怀，文人画理论的积极实践者。其影响之大，在整个宋代无人可比。这一切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化修养。宫廷鉴定文物，最后以他的意见为定论。因为他能认奇字，对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测款识。宋哲宗绍圣末年（1098）朝廷得到一方玉玺，不能判断其为何时遗物，于是下到礼部，请礼部诸大臣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李公麟说，这是秦丞相李斯所撰文的专为始皇使用的御玺。理由是，秦玺用蓝田玉，这方玉玺是正青色彩，恰是蓝田所出秦玺以龙蚓鸟鱼为纹，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质坚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雕法中绝。”只有秦李斯能做到，所以这是真正秦李斯所为无疑。李公麟的意见一出，议由是定。别人都无话可说，皇帝当然也就首肯。李公麟鉴定文物的学识，是多年积累的结果，只要得知哪里有文物，他都不惜重金买回，加以研究，所蓄日富，而对每一件，都具为图记。工夫不负有心人。蔡肇尝得商祖丁彝，李尤宝爱，因作诗以赠云：“上沂虞姒亦易尔，下者始置周秦间。造端宏大町畦绝，往往世俗遭讥讪。”（宋）李公麟五马图（局部）
李公麟自题飞骑射
极富创作个性的李公麟，对艺术有着不同一般的独特见解和表现方式。他曾为好友黄庭坚画《李广夺胡儿马》，胡骑在前狂逃，李广在后紧紧追赶，箭上弦，弓拉满月，胡骑已应声中箭。按常规，箭未发，被射者是不会中箭的，李公麟为突出李广神勇，便处理成箭刚上弦待发，胡骑已中箭矣。李公麟感叹说：“使俗子为之，当作中箭追骑矣。”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长带观音》，李公麟为延安吕吉甫画卧式长带观音，绅带特长，有观音一身半长，观音卧石上，此前还没有人这样处理。唐阎立本、杨炎画观音，突出贵人相；王维、郑虔画观音，突出其贤士相；周鉤画观音，突出其妩媚相；李公麟画观音，突出其自在相。他专门画过《自在观音》，跏趺合爪，而具自在之相，对人云：“世以破坐为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
李公麟在技法方面，也颇多独创。最突出的是他把线描技法升华到新的高度，以白描表现形象，如今存《五马图》，完全靠线的粗细、顿挫、疾徐、力度等表现出形象的质量感，使白描成为独立的画种。唐吴道子虽然最早创造了以线为主的“淡彩吴装”，但尚未完善，经李公麟之手，完善了。另外，北宋的山水画，几乎都是皴染结合的，而李公麟的山水画，却以线为主，几乎不加皴擦，令人耳目一新。作为画家，一生在某个方面有所创新，就已经可以满足了，李公麟能在许多方面有所创新，实在难能可贵。
李公麟与苏轼
作为北宋后期文坛上两位巨匠——李公麟和苏轼，二人的关系一直很好。李公麟以擅长绘画和文物鉴定著称于世；而苏轼则以艺术全才、诗书画全能照耀古今。二人对宋代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从一生来看，二人相处甚好，这从苏轼流传至今的诗文中有大量赞美李绘画的文字，以及二人合作创作绘画，就是很好的证明。如苏轼胞弟苏辙《子瞻与李公麟共画翠石古木，老僧谓之寂憩图·题其后》诗云：“东坡自作苍苍石，留取长松待伯时；只有两人嫌未足，更收前世杜陵诗。”至于李公麟为苏轼已故的亲人画像，或为苏本人画像就更习以为常了。当然再好的朋友也会有矛盾，特别是在社会大变动的时候，出于各种考虑，一时会有所疏远，但真正的朋友绝不会落井下石。社会平定之后，二人还是好朋友。如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因为反对变法，直接批评变法的总后台宋神宗，而被关进监狱，并遭抄家。苏轼出狱后，一段时间，李公麟有意躲避苏轼，在街上见到苏门弟子时，故意用扇子把脸遮挡起来，匆匆而过。显得不够朋友，以此遭到非难，甚至一气之下把原珍藏的李的画尽弃于人。如同代人晁以道（1059～1129）曾对人说：“当东坡盛时，李公麟至，为画家画像。后东坡南迁，公麟在京师遇苏氏两院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晁对李表示鄙视，将平日所有李公麟的画统统送人。
经过政治运动的人，对李公麟的这一举动，是可以理解的。在非常时期，你主动同受难的朋友亲近，不但救不了他，还可能给他带来新的麻烦。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朋友被抓进“牛棚”，你去看他（她），连你自己也可能一块进去。此时有意回避，不落井下石，不乱写揭发材料，是对朋友最好的保护。我们今天翻遍了宋代文献，至今没有发现一件有关李批评苏轼的文字。相反，从苏轼诗文中倒是有很多表达二人友谊的文字。如元八年底苏轼为亡妻王氏设水陆道场供养，请朝议郎李公麟画王氏遗像。此前，苏轼去李家拜访，见公麟新得陈彦点所送马台石，主动建议刻成“洗玉池”，以十六枚玉石放入池内，供平时赏玩。并为洗玉池题词。此事一直传为佳话。李公麟谢世后，被宋徽宗派人搬入宫廷，置之宣和殿。
苏轼画扇救人之急
苏轼为官期间为百姓做过不少好事，如在西湖清淤修堤，在徐州治水患、赈灾民等。有时对民间纠纷也细心处理。如在杭州做官期间，有一天一位绫绢商人上堂起诉，状告一个制扇工匠欠他两万绫绢钱，迟迟不还。苏轼派公差传唤制扇人到公堂受审。制扇人跪禀道：“我家世代以制扇为业，前不久父亲病故，今年开春以来，杭州地面连日阴雨，天气寒冷，没有人买扇子，我一时拿不出钱来还账。苏轼听后觉得都值得同情，感到此案颇难处理。想了半天才想出办法，对制扇人说：快把你家的扇子取来，我帮你卖出去。那人赶忙回家把扇子抱来，苏轼从中挑选了二十把白团夹绢扇，顺手拿起判状子的笔，在扇面以行草书题字、画枯木竹石，一会就完成了，然后交给制扇人说，赶快拿到衙门口外去卖，换了钱立刻还人家。制扇人接过扇子叩头谢恩，快步跑出衙门，刚出府门就被买扇人团团围住，你争我抢，二十把扇子很快就卖光了，每把一千，二十把卖的钱刚好还账。二人叩头谢恩，高兴离去。苏轼此举，使很多杭州人感动得流了泪，夸赞郡守为官清正，处世有方。制扇人家更是感激涕零。
苏轼的书画很值钱，但他从不以此换钱。相反，有人求他写字画画，只要高兴，就当场挥毫，分文不取，慷慨相赠。如参寥请胡道师看病，无钱交诊断费和药费，胡道师说求一幅东坡书画抵账吧，苏轼慷慨应允。又比如，苏轼被贬广州以后，苏州定慧寺卓契顺不远万里去探望他，求他赐墨宝，他也慷慨应允。对更知己的朋友，有时主动赠书画。如主动为李公麟“洗玉池”题诗，先写了大字，后又小字一本（大字刻池唇，小字便刻于石柱上）。洗玉池铭：世忽不见，以用为急。秦汉以还，龟玉道熄。六器仅存，五瑞莫辑。赵璧妇玩，鲁璜盗窃。鼠乱郑璞，鹊抵晋棘。维伯时父，吊占啜泣。道逢玉人，解骖推食。剑彘戚必，错落其室。即获拱宝，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沦蛰。时节沐浴，以幸斯石。熟推是心，施及王国。如伯时父，琅然环。授首之劳，终睨莫拾。得丧在我，匪玉欣戚。仲和父铭之，唯以咏德。
契顺下海南求东坡字
北宋哲宗元年间，党争再次激化，新党上台后，苏轼又遭贬谪，绍圣元年（1094）先贬至广东惠州（今广东惠阳），元符二年（1099）再贬至儋耳（今海南岛，宋称琼州）。建中靖国元年（1101），徽宗嗣位，下旨调苏轼回汴梁（今河南开封），准备委以重任。但因时值盛暑，苏轼日夜兼程，行至常州不幸中暑，一病不起，于当年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常州。
苏轼被贬广州以后，他的弟弟苏辙也被贬，二人只被允许各偕一子同行。苏轼的大儿子苏迈，因不能同行，故对父亲的行踪毫无消息，寝食不安。苏州定慧院学佛者卓契顺安慰苏迈说：您何必如此发愁呢？令尊所在的惠州又不是在天上，走路总是可以到达的，我愿带着您的书信去探望他。经过数月艰辛跋涉，终于在绍圣三年（1096）三月二日，到达惠州。把书信交给苏轼，卓契顺就要回苏州，苏轼心里过意不去，问他有何要求。契顺说，我来惠州就是为给您送一封家书，没有什么要求，如果有要求，早在您在京城做官时就去找了。苏轼苦问不已，契顺觉得盛情实在难却，乃曰：如果您非要我提要求，那就学当年颜鲁公受蔡明远援粮，遗以尺书的故事，也为我写一幅字如何？苏轼欣然应允，当场为他写了一幅陶渊明《归去来辞》相赠。蔡明远因为有颜真卿的信而闻名天下。契顺也因有苏轼相赠的墨宝而名扬四海。
来海南探望苏轼的不止契顺一人，而凡探望者临别时，苏轼几乎都以书画相赠。如昙秀来惠州探望苏轼，临走时苏问：山中见公还，必求一物，何以与之？昙秀风趣地说：那就把惠州的清风明月带回去吧，只恐它们还没处放呢。苏轼也打趣说：不如每人送一纸字去，如问起，就说书法里头还有灾福哩。（苏轼文集卷六九“跋所赠昙秀书”）又如虔州（今江西赣州）鹤田处士王原（字子直）绍圣元年（1094）十月三日到达惠州探望苏轼，一待就是70天。（《东坡志林》卷一“别王子直”）这些事例，都说明苏轼人缘之好、影响之大。
二苏评画分歧
苏轼、苏辙兄弟二人，都在唐宋八家之列，在文学方面都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就影响而论，苏轼则更大。在政治方面，二人政见基本一致。都因卷人王安石变法风波，先后遭贬。艺术主张有时存在分歧，在评价王维、吴道子时分歧尤为明显。苏轼认为，“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而王维的作品，多得之于象外之意，“有如仙翮谢樊笼。”二人的艺术虽然都很好，但我更欣赏王维。言外之意是说王维胜过吴道子。苏辙明确表示不同意胞兄的意见，他认为，二人的艺术很难说谁比谁强，重要的是看能否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吴道子属于刚健美，而王维属于软美，各善不同。为了便于较，现录二苏诗如下：
苏轼《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敦。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兢进头如鼋。摩诘本诗老，佩旨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门前两丛竹，雪节贯双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苏辙《王维、吴道子画》（在普门及开元寺）：吾观天地间，万事同一理。扁也工斫轮，乃知读文字。我非画中师，偶亦识画旨。勇怯不必同，要以各善耳。壮马脱衔放平陆，步骤风雨百夫靡。美人婉娩守闲独，不出庭户修容止。女能嫣然笑倾国，马能一蹙至千里。优柔自好勇自强，各自胜绝无彼此。谁言王摩诘，乃过吴道子？试谓道子来，置女所挟从软美。道子掉头不肯应，刚杰我已足自恃。雄放不失驰，精妙实无比。老僧寂灭生虑微，侍女闲洁非复婢。丁宁勿相违，幸使二子齿。二子遗迹今岂多，岐阳可贵能独备。但使古壁常坚完，尘土虽积光艳长不毁。
东坡造墨
苏轼善书画，笔墨纸砚是必备之物。这里单说苏轼与墨结缘的情况。他喜欢藏墨，到了愚和痴的程度。家藏墨数百挺，一有空就拿出来试验各种墨的色度浓淡。同时，只要有机会，还不择手段搜罗墨，如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驸马都尉王诜送他二十六丸墨，而且品种有十余品，苏轼把每一品都拿来磨数下，作数十字，以检验不同墨色。元四年三月四日他翻黄庭坚的私人锦囊，发现里面有李承宴所造的墨（李是当时造墨名家），便据为已有，黄庭坚非常惋惜，但没有办法。这等于“明抢”。
藏墨同时，还自己造墨。他造墨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将现成的墨捣碎，重新组合。如将高丽墨和潘谷墨同时捣碎，用胶粘和成新墨，墨色兼有二者特点，苏轼被贬海南以后，还在研究造墨，有一次差点失火，元符二年腊月二十三，墨灶失火，几乎将房子烧毁，幸亏救的及时，才免去一场灾祸。此次造墨得大小五百丸，一辈子都用不完。所以不断送朋友。东坡造墨之精，超过造墨专家，如潘衡初到儋耳，起灶造墨，得烟甚丰，但墨不甚精。东坡认为是灶有问题，就教潘衡“作远突宽灶”，得烟虽减少了一半，但墨色质量却提高了。墨身印文曰：“海南松烟东坡法墨。”苏轼自信亲自造的“海南墨”，其质量不减李廷圭所造墨。
宋代书画的发展，与墨的改进不无关系。造墨者有专业户，也有业余爱好者，文人多数属于后者。好墨之贵令人咋舌，如孙叔静用剑脊墨，甚精妙。墨上引有“太室常和”字样，常和乃嵩山一带某道士名，详情已不知。常和靠卖“剑脊墨”所得的钱，新盖起一座“三清殿”。据说常和道士造的墨，甚坚热黑。而画家王诜（字晋卿）造墨，用黄金丹砂，墨成，其价与金等。宋墨有松烟，也有油烟，油烟有光泽，颇便绘画。松烟墨色沉稳。
东坡画枯木竹石
苏轼书画作品流传不多，因为在党派斗争中，大部分被烧，绘画作品流传更少，现在能见到的绘画真迹，只有一件《枯木竹石图》，画面一块大石头压住一棵干枯的弯树，树根旁长一丛小草，石头缝长出几丛嫩竹。画上有同时代人刘良佐、米芾题字，说明是苏轼所画关于这幅画的寓意，根据苏轼的好朋友黄庭坚、米芾及南宋画史记载，说他胸中有盘郁之气即不平之气，故意把枯木竹石画得怪怪奇奇，以发泄怒气。这话大概是可信的。他自己也说“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芽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写向君敬爱雪色壁。”东坡画枯木竹石，除发泄怒气，还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是养生，通过画枯木竹石，平静心态，调理肌体，自云：“近颇得养生，亦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与往日别殊，更相阔数年，索我阆风之上矣。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行草尤工。”另一方面的用意是以画会友，联络感情，如元元年正月十二日，苏轼与李公麟合作为柳仲远作《松石图》，柳取杜甫诗句“松根胡僧熄寂寞，庞眉皓首无住着，偏袒右肩露双脚，叶里松子僧前落”。复请李公麟为诗配画，画名《熄寂图》。苏辙为画题诗云：“东坡自作苍苍石，留取长松待伯时。只有两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诗。”苏轼紧随其胞弟之后，也题诗曰：“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题作辋川诗。”黄庭坚也不甘落后，特作跋语云：“子瞻（苏轼字子瞻）不当目伯时为前身画师，流俗人不领，便是诗病。伯时一丘一壑不减古人，谁当作此痴疾。子瞻此语是真相知。”
东坡诲葛延之
成功的艺术家有许多主客观因素，主观条件中有重要一条就是善于思考、总结。东坡诲葛延之就是突出一例。江阴（今浙江绍兴）葛延之，久慕苏轼大名，元符间，苏轼被贬儋耳（今海南岛），他自家乡不远万里去拜访苏轼，苏轼感动不已，留葛住一月有余。葛来访苏的目的，就是当面请教作文之法。苏发表高论说：儋耳虽聚集有数百家，彼此靠在市上互通有无满足各自的需求，然而每家所需之物都不是白得的，必有一物统摄着，然后才能为己用。这一物是什么呢，就是钱。作文的道理也一样，天下事散在经、史、子中，如何使用？也必须有一物统摄之，然后才能运用自如，这一物就是意。无钱无法取物，无意也无法作文。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作文秘诀。葛听了苏轼的教诲觉得茅塞顿开，立即把苏轼的教诲书写在自己的腰带上（丝制大带）。为了感谢苏轼，尝亲制龟冠献给苏，苏欣然笑纳，并写诗回赠，苏诗云：“海南神龟三千岁，兆叶朋从生庆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谁能用尔作小冠，岣嵝耳孙创其制。今君此去宁复来，欲慰相思时整视。”苏轼的高论振聋发聩，葛延之的礼物也别出新裁，二人都用行动对“意”作了诠释。
苏轼的创新意识，贯穿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艺术创作方面尤为突出，论宋词，他是豪放词派之首；论文，才思敏捷，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论画，以意为之，同时是文人画理论的奠基人；书法，是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尚意的代表，强调“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论思想，他集儒、道、释精华于一身。如此等等。苏轼成为宋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文艺全才。南宋罗大经云：“东坡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辨痛快，无复滞碍。”叶适也云：“苏文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百千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古今议论之杰也。”
东坡书画劫后余生
苏轼生前喜欢到处写写画画，因此容易招来非议，在党派斗争中，也就容易为对立面留下把柄。苏轼被抓进监狱后，自我反醒，已意识到此习的危害，想改，但习惯成自然，无法改。如被贬儋耳（今海南岛），道经南安（今江西大余县南、广东南雄县北），于一寺壁间作丛竹丑石，甚奇。韩平原当政，下令南安府守臣割取这幅壁画，守臣亲自监督，以纸糊壁把有画的墙面整体剥下龛而以献，平原大喜，置之阅古堂中。后平原犯事被抄家，画入秘书省著作庭。徽宗政和元年（1111）秘书省失火，右文殿道山堂焚毁，而著作庭独存，壁画一直保存下来（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东坡奉命由儋耳返京（汴梁即今开封）赴命，经过韶州（今广东韶关）月华寺，正赶上改建法堂，僧乞求苏轼为大梁题字，东坡欣然命笔，右梁题曰：“岁月”，左梁题曰：“天子万年，永作明主，敛时五福，敷锡庶民，地狱天宫，同为净土，有性无性，齐成佛道。”后右梁题字被盗，左梁题字尚存。南宋罗大经亲眼见过，墨色如新。东坡北归路过常州报恩寺，僧堂新成，以板为壁，苏轼在板上题满了字。不幸苏轼就病逝于常州。徽宗后期，党祸再起，东坡、黄庭坚等一大批要臣被划为“奸党”，赫然刻人“奸党碑”。东坡墨迹都在搜毁之列，月华寺僧用厚纸将板子全部糊上，纸上再涂漆，字得以完好保存下来。至南宋绍兴中（1140年前后）高宗下令寻求苏轼墨迹，当事的老和尚早已去世，幸亏一知情老头陀（即化缘行脚僧）将秘密告诉郡守，除去漆纸，字画宛然，找高手临摹进献宫廷，高宗大喜。奖励老头陀得祠曹牒为僧（可以不必每天外出化缘了）。历来政治斗争都要毁坏一些不该毁坏的文物，宋代围绕王安石变法，党派斗争异常激烈复杂，不仅人身遭到摧残，相关的文物也不能幸免，苏轼书画被毁者已无法统计，同时，苏辙、黄庭坚等文人的书画墨迹也大批被毁，其损失已无法估量。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苏、黄等人的墨迹，仅只是劫后余生的一小部分而已。
二、创作趣闻
画蚩尤像以威天下
蚩尤，中国上古传说中炎帝的后裔，姜姓，为戈、矛、戟、酉矛、夷矛五种兵器的发明者。说明他掌握了先进的冶炼和锻造技术。他继承炎帝的事业，继续与黄帝争天下。据传说蚩尤兄弟81人（或云72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镇天下。他们残暴不仁，乱杀无辜。万民推举黄帝行使统治天下的权利，制止蚩尤兄弟的胡作非为。但因黄帝仁义，不能奈何他们，只能仰天叹息。这时，上帝派遣玄女下界，授予黄帝兵信神符，终于制服了蚩尤兄弟。双方大战时，黄帝派应龙与蚩尤兄弟在冀州之野展开较量，蚩尤请来风伯雨师，刮起大风，下起暴雨；黄帝乃派女魃助战，息风止雨，遂擒杀蚩尤（有记载说，黄帝捉到蚩尤后，没有杀他，而是令其主管军队，以控制八方）。蚩尤死后，天下再次大乱，黄帝遂画蚩尤像以威天下，各地纷纷传言，蚩尤还活着，八方万邦都不敢轻举妄动了。
蚩尤因发明了兵器，又好战，故被后世尊为战神。《史记·封禅书》记载齐国祭祀八种神，其中“三曰兵主，祀蚩尤”。汉画像砖、石中常见有蚩尤形象，其特点不尽相同，有的画成牛头熊身，手足均握兵器，面面狰狞。有的画成人身牛蹄，四目六手；有的画成蛇首龟足。南朝梁任鉤《述异记》记述蚩尤形象特征“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但这种形象至今未见。古代关于蚩尤的传说很多，以蚩尤为题材的名物也不少，如建筑上的“蚩尾”，星相中的蚩尤旗、蚩尤令，民间杂戏中的蚩尤戏等。古代青铜器上铸蚩尤像，以为贪戒。这些大多与战争和攘灾除祸有关。
屏风画商纣踞妲己
商纣王暴虐无道，史书记载颇详。据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记载，纣王聪明过人，力大无比，知识广博，但他狂妄自大，贪酒好色，又不听劝谏，亲小人，远贤臣。性情残暴，滥杀无辜。他特别宠爱妲己，对妲己言听计从，而妲己恰恰也是一个荒淫无耻的荡妇。他们整日在沙丘园中游玩，池子里装满了酒，到处悬挂着肉，好像一处树林。让男男女女脱光衣服在其中追逐嬉戏，通宵达旦吃喝玩乐。后来终于导致亡国，引火自焚而死。妲己也被周武王诛杀。后世有作为的皇帝都引以为戒。历代的美术作品，常以纣踞妲己为题材，为统治者提供鉴戒。
据《汉书·叙传》记载，西汉元帝的时候，班婕妤供养太子，按功劳应该得到晋封，但确意外的晋封赵飞燕为皇后。班婕妤的哥哥对汉元帝的作法很不满意，便装病不干了。过了好长时间，班仍没有去官府办公。恰巧有一天元帝要外出巡查，出发前想见见班伯，班伯这下慌了手脚，赶紧到官府去处理政务，以备元帝驾临。官府屏风上画着纣踞妲己作长夜之乐的情景，元帝看到这幅画问班伯，商纣王无道至于像屏风上画的那样吗？班伯回答说：《书经》曾云：“乃用妇人之言”，不然怎么会有此丑行呢，所谓众恶都归罪到一件事情上，不是太过分了吗？元帝说：假如历史不是这样，画此图还有什么劝戒意义？班伯说：根源在于酒，微子劝谏，纣王不听，微子只得离开。《诗经大雅·荡》之诗所感叹并指出商纣淫乱之戒（殷鉴不远），其根源都在于酗酒（天下湎尔以酒，俾昼作夜），并不仅仅是听了妇人的话。元帝听班伯一席话感叹道：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今天听了你的善言高论，对寡人启发很大。汉元帝时代比较重视图画的劝戒作用，太子宫设有甲观，观内四壁画满了图画，称之为画堂，元帝的太子成帝就生在“甲观画堂”。嫔妃怀孕后经常在画堂观赏具有劝善作用的图画，颇类似后世的施胎教。
以足画像
鲁班是春秋时代鲁国的能工巧匠，被后世土木工匠奉为祖师。他不仅善土木工程，还能画画。据《水经注》卷十九“渭水注”记载，在渭水上有一座古老的渭桥，秦始皇时代称其为便桥，秦始皇作离宫于渭水南北，以像天宫，为了连接南北的宫殿，便将此桥加以改造，南有长乐宫，北有咸阳宫，二宫之间故造此桥，桥广6丈（1丈约今3.3米），南北380步（每步约合1.6米），68间，750柱，120根梁。桥南北有堤，堤上立石柱，柱南为京兆府管辖，柱北为冯翊府管辖，各派1500人守护。桥之北首水中垒有石柱，故谓之石柱桥。老桥石柱原有石刻“忖留神像”，传说此神当初曾与鲁班对话，鲁班请他出水见面，忖留神说我的相貌太难看了，你又善于画各种物像，我不能与你会面。鲁班拱手言道，你只把头伸出来，我们见上一面如何？忖留神乃将头探出水面，鲁班于是用脚画下了忖留神的形象，忖留神发现了鲁班的举动，赶紧缩到水里去了。所以桥柱上的忖留神形象只有背部以上。东汉末年董卓入关时，放火烧了此桥，幸好石像没有毁坏。后来曹操重新修复此桥，他骑马看到这件忖留神石像时差点把马吓惊，于是下令把石像的头部以下再去掉一截。曹操重新修复的渭水桥，较原来的规模要小得多了，桥广仅三丈六尺。
这个故事当然是后人编出来的，不可信。但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可以了解，古代劳动人民对一位能工巧匠的热爱。同时也使我们知道，古代匠师创作一件艺术品，都要为其找寻理论根据，石桥上的神像为什么只作半身？加以神化当然是一种解释。我们如果从美学角度看待它，是否有引起人们下水的联想，人在桥头只露半身，那半身就应该是在水中了。中国古代造桥技艺高超，除注意其实用功能，还注意美化，美化过程中还要编出美丽的故事，以使后人念念不忘。仅以留存至今的石桥来看，如今河北的赵州桥，这座由隋代李春设计施工的石桥，经过1300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安然无恙，仍在发挥作用，它对力学原理的巧妙利用，以及石刻的精美，也令人叹为观止。建造于金代的北京卢沟桥，曾引起八百年前意大利马可波罗的惊叹，他称这是世界上最精美的桥。桥头望柱上的姿态各异的石狮，表现出江南金代匠师高超的技艺。
以画托孤
据《汉书·霍光传》、《金日禅传》记载，征和二年（前91），汉武帝自知年事已高，国家形势不太稳定，这一年卫太子为江充所败，而燕王旦、广陵王胥多有过失。武帝忧心忡忡，打算把王位传给小儿子刘弗陵（前94～前74），但担心他因年龄太小（武帝病死那一年即公元前87年，刘弗陵才八岁），怕将来出现母后专权的局面，于是先逼死太子生母赵婕妤，命大臣辅佐之，再下诏正式传位。经反复考虑，老臣中唯霍光堪当辅佐太子大任，使命宫中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辅成王以朝诸侯》的场面赐给霍光，以示托孤之意。后元二年（前87）春，武帝游五祚宫，病重，霍光涕泣问曰：“如果陛下身有不测，谁当为嗣？”武帝说，你没有明白我以前送给你那幅画的意思吗？立少子，请你按照周公辅成王的故事行事。霍光顿首推让说，臣不如金日枎；金日枎也谦虚地说自己是外国人（匈奴人），各方面都不如霍光。武帝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枎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共同辅佐太子。武帝崩，少子刘弗陵继位，时年仅八岁，是为汉昭帝。汉武帝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享年高（前156～前87），在位54年（前140～前87），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昭帝继位后，在各辅佐大臣的帮助下，削减国家财政支出，减免百姓的田租口赋，不仅使武帝晚年社会混乱的局面逐渐稳定下来，还使得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雕像镇敌
自战国以来，游牧于漠北的匈奴族势力强大，一直是中原封建王朝的心腹之患，边境磨擦不断。西汉早期，因国力不足，尚无法以武力征服匈奴，多采取怀柔政策，可战则战，不胜则派名将镇守，同时主动与之和亲，施以恩惠。其中一些严厉而善战的守边大将对维护边防安宁，制止匈奴侵扰，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史记·酷吏列传》记载，西汉景帝时（前189－前141）中郎将郅都，河东大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人，在朝廷敢于直谏，当面折服大臣，为官严刑酷法，远近畏伏。做济南太守一年多，为了安抚一方百姓，对一向凶顽难制的闲氏宗族三百余家满门抄斩，从此危害一方的恶势力被铲除，郡中秩序井然，路不拾遗。因郅都特别严厉，所以人诵号“苍鹰”。他不仅除恶手段严厉，带兵打仗时纪律严明，作战有方，守边关用兵如神，攻退神速，令匈奴闻风丧胆。后来因为得罪了窦太后，被罢官遣返回家。但因当时汉与匈奴接壤的边界一直不太平，而匈奴人素闻郅都威名，最怕与他交战。为国家安全计，景帝决定重新起用郅都，拜其为雁门太守，而且特许他遇事可以自行处置，不必事先请示朝廷。在雁门关外的匈奴兵将听说郅都来此做太守，就都吓得撤走了。匈奴将领为了激发战士的斗志，树立与汉朝作战的决心，便用木头雕刻了一尊郅都的像，当做射击的靶子，命骑兵跑射，练习作战胆量。可没想到战士对郅都像十分害怕，射击时手发抖，没有谁能射中目标。雕像本意是想鼓舞士气，结果适得其反，战士们反而丧失了信心。郅都逝世前，匈奴始终不敢靠近雁门关。后来因临江王刘荣犯法，郅都阻挠刘荣给景帝写信而再次触怒了窦太后，构陷治罪，被杀害。郅都死后，雁门关的安全就发生变化了，匈奴重新开始骚扰。可见一位著名边关大将的作用。
画能杀人
画能杀人，今人觉得不可思议。明李渔《曲话·戒讽刺》曾说：“武人之刀，文人之笔，皆杀人之具也。刀能杀人，人皆知之；笔能杀人，人则未尽知也。然笔能杀人，犹有或知之者，至笔之杀人较刀之杀人，其快其凶更加百倍，则未有能知之而明言以戒世者。”笔能杀人，当然只是形容，用以说明笔之作用不可低估。
历史记载，尚有以画杀者。据《三国志·于禁传》记载，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在长安，命曹仁帅兵攻取樊城，遣于禁做助手。当时正赶上秋季大雨，汉水暴涨，平地水深数尺，关羽令兵士决开河口，于禁七军皆没。于禁同少数将领逃到高土岗上孤立无援，关羽乘大船攻之。由于饥寒劳累，寡不敌众，于禁和庞德被生擒。于禁归降关羽，庞德宁死不屈，骂不绝口，被关羽所杀。曹操得知这个消息后，长久的感叹，说：我知于禁三十年，为什么他临危处难反而不如庞德坚定？自谴自己知人不深。后来蜀、吴相争，东吴陆逊擒获了关羽，于禁也同时被俘。魏文帝曹丕称帝后，东吴迫于压力，将于禁遣返回魏，当时于禁已须发皓白，形容憔悴。他上殿拜觐曹丕，涕泣顿首，惭愧难言。曹丕以战国荀林父、孟明视的故事安慰于禁，不仅未加怪罪，反而拜他为“安远将军”。于禁下决心效命曹魏政权。后来曹丕遣于禁使吴，为使他保持贞节，出发前令其拜谒曹操陵，事先在陵寝画了“关羽水淹七军图”，图中庞德愤怒，于禁降伏的情景栩栩如生，曹丕的本意是要于禁自省，此次使吴不可再失气节。无奈，于禁年事已高，见图后羞愧内疚，无地自容，暴病而死。
画能医病
以画医病，现在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在古代确有其事。据《南史》卷三十九《刘面力传》记载，刘面力的儿子刘缜就曾用一幅画治好了妹妹的相思病。刘缜，字士温，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少聪颖，多才多艺，善书画，嗜酒，一次可饮数斗。以画宫廷仕女著称，风格简秀，用笔柔细，体态生动，妩媚动人。身为画家的刘缜，深知绘画的作用。他的妹妹嫁给鄱阳王萧宝夤为妻，夫妇感情很好。后来鄱阳王起兵谋反，兵败，逃往北魏，而南齐朝廷宣布鄱阳王谋反被杀。刘缜之妹信以为真，因日夜想念丈夫，寝不安枕，食不甘味，忧劳成疾，久治不愈。刘缜便想以画治病。当时陈郡有一位名画家殷倩，善于画肖像，形神兼备，远近闻名。刘缜便请来殷倩，说明妹妹的病情，恳请他画一幅鄱阳王平日与其他宠姬抱在一起照镜子的情景，以激起妹妹对鄱阳王的反感，达到割断情思的目的。画好后，刘缜密遣使女拿给妹妹看，其妹一见画愤怒地骂道：“呸，不要脸的，早该死！”于是思念之情遂绝，病亦痊愈，一幅画真的治好了病。
又据记载，北宋秦观一次得病，好友高符仲携唐王维《辋川图》给他看，说看此画可以治好他的病。秦观看了这幅画，画得非常高妙，山谷幽深，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格生笔端，心情爽快，恍若与王维同入辋川漫游，不数日，病痊愈。
误点成蝇与误点成牛
传说三国时著名画家曹不兴受孙权之命画屏风，不小心将墨点滴到绢面上，就势画成一只苍蝇。孙权疑为真，以手弹之，方知道是画出来的。又有传说，东晋王献之应桓温之请画扇，误落笔，就势画了一只牛，极妙绝。同时书字牛赋于扇上，此扇义熙中尚在。唐谢观、唐黄滔分别写有《误笔成蝇赋》和《误笔牛赋》对这种随机应变的高超的技艺加以颂扬。
上述两则故事，一方面是赞扬画家技术熟练，另一方面赞扬画家随机应变。中国画以墨落在纸绢上难以改动，必须随机应变。古人作画强调“胸有成竹”，作画前要尽量考虑周密，但有时遇到特殊情况，误点、误墨都难免会发生，画家必须因势改变原来的设想。郑板桥曾针对传统的“胸有成竹”之说，提出“胸无成竹”之说，“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板桥画竹，胸无成竹。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俱足也，然有成竹无成竹，其实只是一个道理。”
据画像纳妃
西汉王昭君因不肯贿赂画家毛延寿，被画得很丑，未能取得汉元帝的宠爱，而被下嫁匈奴单于，这个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三国时，另有一桩故事，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这个故事说，一犯罪女子的画像被皇帝看中而纳为嫔妃。传说吴主孙权的潘夫人，原系其父坐法，她被当做罪犯子女押解到宫中织室，因长得特别漂亮，幽禁在同室的女犯称她为“神女”，皆敬而远之。掌管织室的官员将此事汇报给孙权，孙权令画工图其像以进。潘夫人虽因忧愁不思寝食，饿得很瘦，人变了形，但风姿犹存。画工如实画了她的病相进献给孙权，孙权见了画像，激动得不能自制，把手中的琥珀如意折断了都不知道，嗟叹道：此真神女也，愁貌尚且如此感人，何况她欢乐的时候！立即派人驾豪华车到织室，接潘夫人到后宫，见真人，果然美丽，得到孙权的特别宠爱。生太子孙亮后，更是受宠有加，封为皇后。而潘夫人逐渐变得飞扬跋扈，谮害袁夫人等甚众。由于积怨太深，晚年失宠后，被诸宫人缢死。
这个故事透露了汉代绘画史上的重大信息，这就是肖像画的飞速发展。其动力是汉统治者利用绘画表彰功臣，为功臣立庙，在庙中绘制功臣事迹，以激励后生，先辈没有被画到功臣庙的，子孙觉得面上无光。我们翻开汉代的正史和其它文献，多处记载汉图绘功臣的活动，功臣有名有姓，身世、长相各不相同，画家要尽力画得像，就必须提高技巧，捕捉个性。这无形中就促进了人物画特别是肖像画的发展。
画牛明志
南北朝时梁朝的著名医药学家、天文学家、书画家陶弘景（455～536）字通明。生性喜欢书画和神仙方术。四五岁时就常以芦荻为笔，画土灰，学写字。十岁便能读懂葛洪的神仙传，初晓养生之道。及长，读书如痴，善琴棋，工草隶。刘宋末年，他做过短时间的诸王侍读，南齐永明十年（492），脱朝服于神武门，上表辞职。梁武帝时（502～549年在位）屡下诏礼聘，不肯出。为表示自己拒绝为官的决心，他亲手画了二只牛献给梁武帝萧衍，画中一牛散放于水草之间，自由自在；另一牛头戴金笼头，有人拉着缰绳，并用棍子驱赶。梁武帝见到画笑着对大臣们说，此人是不会出来做官了，这画是用类似于庄子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他宁可做一只在泥水中自由爬行的乌龟，也不愿做被打扮得很漂亮的供入庙堂的牲牛。我岂能强他所难，任他去吧。此后，梁武帝每遇吉凶、征讨等大事，都要派人前以咨询，他也时常会出些高见，时人称他为“山中宰相”。中国自古以儒学占主导地位，有的文人出于种种原因，拒绝为官，但儒家那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并没有完全泯灭，他们仍然关心社会、民生。隐居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另一种手段。山中宰相的作用有时可能是在朝宰相所不能比拟的。
陶弘景一生著述宏富，除医学、天文和儒学外，还著有《图像集要》，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他的绘画作品也早已失传。
画像遮丑
东晋顾恺之为殷仲堪画像，殷眇一目，自嫌丑陋不肯画，顾云我画好你的双目，然后用白粉将那只瞎眼抹一笔，使如轻云之蔽月，岂不美乎！这个故事已早为人们特别是文艺界所熟知。此类故事，后代不乏实例。五代时李克用也是瞎了一只眼的，杨行密想看看李克用的长相，使命一位画家装扮成商人模样，潜往河东（今山西太原一带）欲偷画李克用像。画家到达河东不久，还没来得及混入宫廷，已被人识破而被捕。李克用听说敌国奸细要来偷画他的像，很生气，对亲信说，我素眇一目，你可立即让那个奸细来为我画像，如果画得不满意我会马上把他处死。画家被带到李克用面前，李按膝厉声说：淮南王（指杨行密）派你来偷画我的像，那你一定是高级画家了，我现在就坐在这里给你画，如果画得不合我意，立刻就让你去死。画家叩头下拜，连连称喏，当即动笔为李画像。时值盛暑，李手摇八角扇纳凉，画家心情紧张，汗流浃背自不待说。先画李手持八角扇遮住瞎眼，露出好眼。李说你这是故意为我遮丑，讨好我，必须重画，画出双目。画家应声重画，改为李拉弓捻箭，微合一目以观箭之曲直，李看后非常高兴，不但没有为难这位画家，还厚贿金帛放他回淮南。画家以高超的技艺救了自己一命。
对画像施刑
中国古代有一种迷信行为，认为对着某人的雕像或画像长久的诅咒、针刺或箭射，会置对方于死地。《世说新语》有这样的记载，顾恺之喜欢邻居的一位美女，便画此女肖像于壁，在像心部插一棘针，美女立刻病倒，心痛不止。后来其家人向画家求情，针被拔去，美女马上病痛解除。此类故事，南北朝时期特别流行，与世道混乱不无关系。乱世迷信多，这大概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据《北史·隋宗室诸王传》记载，文帝杨坚之子蜀王杨秀听信道士韩朗、黄儒林的煽惑，倾仓竭库，造千尺道像，建千日大斋，画其父杨坚、其弟杨谅肖像，缚手钉心，或缚手撮头，题写姓名，加以诅咒，图谋篡位。事情败露后，杨秀被下狱，文帝下诏历数蜀王十大罪状，其中之一便是：“纠集左道，符书魇镇。汉王（杨谅）于汝，亲则弟也，乃画其形象，题其姓名，缚手钉心，枷锁钮械，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神兵九亿万骑，收杨谅魂神，闭在华山之下，勿令散荡。我之于汝，亲则父也，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赐为杨坚夫妻回心欢喜。复画我形，缚手撮头，仍云请西岳神兵收杨坚魂神。如此形状，我今不知杨谅、杨坚是汝何亲也！”这里展现的是北方上层统治者中间最典型的实例。此风在南方也毫不逊色。《南史·齐本纪》载，南齐太祖萧道成未做皇帝时，曾为刘宋王朝大将，宋苍梧王很忌恨他，为置其于死地，就用木头雕刻了一尊萧道成的形象，画腹部为射堋，不仅自射之，还命左右射之，射中者给予厚赏。诅咒萧早死。只可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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