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散文经典·西方卷10(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楼肇明,天波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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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散文经典·西方卷10试读：

俄罗斯

本选集将我国现代散文定于“五四”现代文学的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大体上与西方的启蒙主义运动相当。回顾近一个世纪来我国散文的发展，大体上也与西方文学三、四百年间各种流派兴衰更迭的历史相当，确切些说，西方现代文学三、四百年间的历史发展被我们浓缩在一个世纪里有选择地加以介绍、传播和完成了。西方现代散文的前两大篇章，相当于“五四”至三十年代我国现代散文发展繁荣的第一个高潮期；台湾地区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散文创作可视为我国现代散文的第二个繁盛期，而八十年代后半叶开始，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散文接受本世纪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方面，海峡彼岸和此岸都已经或正在与世界同步。我国现代散文近一个世纪高高低低、坎坷不平的历程表明，把外来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作为发展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撞击，触媒或发酵的机制，几乎是一个必要的前提。鲁迅讲，“五四”时期的散文成就在新兴的诗歌和小说之上；周作人讲，“五四”现代散文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明清小品的传统，一是英国小品的传播，是两者融合的产物。

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观察，还是从我国现代散文历史规律性的经验总结出发，我国现代散文接受外国文学包括散文在内的影响是一重现发现传统，发展传统的必要条件。我们阅读外国优秀散文，不啻是集优秀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精神于眉睫之前，从而增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文化参照的自觉性。我们知道，不仅蒙田和蒙田之后的英国散文小品使“五四”现代散文获益良多，就是我们近邻的日本民族，他们的古典随笔小品传统，也直接接受了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散文的影响。《枕草子》、《徒然草》等日本古代散文随笔经典，写达官贵妇，骚人墨客的生活轶事，宫殿苑囿，四季时序，捕捉瞬息间的感官印象，表达出清静无为的人生态度等等，既有类似《世说新语》简约机智的一面，而人生倏忽，转息即灭的无常感，以及在感官层面上的细腻入微，则是佛教文化影响下的一个创造。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寻找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契合点的民族，这个契合点既是外来的，又是传统的，从而使得传统不仅没有丢失，而是在不断的对话和交流中前所未有地被宏扬了。我们不仅可以在德富芦花、芥川龙之介等现代名家身上看到这一发展轨迹，而在当代日本散文文坛的双子星座——川端康成和东山魁夷身上，具有更为显豁的自觉，“日本的美”被他们提升到了声振环宇的新的语境之中。“日本的美”被全世界认识，极而言之，与川端氏、东山氏散文作品中的“死亡哲学”是分不开的。他们以“濒死者的眼睛”观察世界，一方面，“危机感”和“彻底的失落感”被推到了极限，这与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现代人的心理感受是普遍相通的；另一方面是无限的依恋和留恋，世界行将溶入“永恒的黑暗”之前刹那间那一份清醒的寂静，落日余辉，暝色四合，构成主客观双重意义上的“特别的美”；至于以颓废情调写人性的病态腐败之美，或以悲壮笔触写烈火喷油的熊熊燃烧之美，那仅仅只是川端和东山之间个性的差异。泰戈尔是对我国“五四”现代散文起了不可低估作用的另一位东方诗人。泰戈尔以儿童的眼睛和心灵感受世界，物物平等，冤亲平等的佛家哲学的爱，以及他作为诗人的人格自我定位，定位于神与人之间，作为凡尘俗世的代表去向上苍祈祷，是每一个喜欢他作品的人看得见的，却又未必是人人都能洞烛幽微的。泰戈尔在中国恒久不衰的吸引力，只有少数几个外国作家方可与之比肩。“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用来描绘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少年阅读泰戈尔的作品，该是贴切的。不过，我以为打开泰戈尔文学世界的钥匙，是他自己这样两句话，一曰：“历史在耐心地等待着善对恶的最终胜利”；二曰：“上帝等待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泰戈尔作为获得世界性广泛声誉的第一个东方诗人，不仅他立足民族传统、面向世界的经验值得中国作家们记取，就是为什么泰戈尔的影响力会在中国作家笔下呈现出高低深浅的不同层次，同样应予以深究。

在长达三分之二个世纪的时间里，影响中国文学最深的当推俄罗斯文学。即以散文而言，从屠格涅夫到普里什文到巴乌斯托夫斯基，从赫尔岑、柯罗连科到邦达辽夫，从蒲宁到加扎科夫、索洛乌欣，中国作家从俄罗斯文学获得启迪、影响和喜爱有很大的普遍性。若从深浅不一的痕迹中去辨别民族文化性格的差异，那么俄罗斯作家主体人格中积淀的民族文化性格有三个共同的特色，颇堪深究和回味。一是俄罗斯作家从十二月革命党人的传统开始，均有一份高贵的气质、博大的胸襟和坚韧的意志，从那时候起就以高昂的“公民意识”取代了卑猥低下的“臣民意识”，谁之罪？怎么办？成了他们凝思竭虑的一个聚焦点；二是东正教的哲学传统表现为对人性善恶的两极进行深究的浓厚兴趣，表现为对“被悔辱的和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同情，并将这种同情与对人的终极关怀联系起来。三是俄罗斯作家较普遍地拥有“美能拯救世界”的信念，美作为救赎的手段，常常不自知地流露于字里行间，或直抒胸臆地进行表白。习惯于在散文中发表艺术哲学的宣言，几乎成了一个代不乏人的独特传统了。从乌斯宾斯基笔下的维纳斯，到别洛夫笔下的俄罗斯乡风民俗，两位作家“萧条异代不同时”，都有一种对美作不疲倦的探索的热诚，冥冥中似有一线相连。也许，与欧美散文相比，俄国散文失之笨重，灵巧不足，但犹如俄罗斯黑土地般的广袤和浑厚，在世纪的暴风雪中无暇顾及机巧和精致，就是一个文体以外的原因了。

外国散文成序列性地介绍到中国，是近十年来的事。散文终究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灵魂，即与民族哲学的成长渊源同步。我们读美国散文，从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时代直至今天，那新大陆开拓者的蓬勃朝气、实干精神、各种文化得以融合和融合后暴发出来的创造性活力，对于我们理解审美世界融合的必要性，该是同样地富于启发性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民族的哲学，美国的世俗文化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极大，也可以说爱默生和梭罗的传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乃至倒退，但这个传统仍然是不绝如缕的。《再到湖上》、《神奇的世界》、《故乡的雷声》即是明证。德意志民族素以长于哲思著称世界，从歌德到尼采，从黑塞到格拉斯，或为先知，或与撒旦签订契约，散文兼及檄文、碑铭、箴言、诗篇，这一震古烁今的作风，从一些以写哲学为己任的作家们身上和哲学家所写的散文中，表现得更为酣畅淋漓。如基尔凯郭尔，如卡夫卡，在德意志和东欧土地上的犹太民族是如此，与德意志文化有血缘关系的北欧国家也是如此。在我国的三、四十年代，西班牙“八九年代”一代作家阿索林和巴罗哈等人，他们那着眼乡村风俗画，着眼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散文，对当时被破败的中国农村包围，寻求民族解放的青年散文作家来说，是很具吸引力的，与此相对应，到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拉美爆炸文学兼及博尔赫斯、帕斯等一代文学宗师的诗文，吸引中国文学青年们的波及面更为扩大了，在一定程度上可谓迎合了给散文重新定位，打开散文多重思维空间的心理需求。

即或不是在地球越来越小的今天，散文的跨文化影响也是有一条时隐时现的线索的。东西方人的自然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西方人强调自然是人探索和征服的对象，是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东方人强调“天人合人”，自然是面镜子，是人内在修身的根本的参照系，不仅人际之间的关系能在这面镜子中得到反映，而且它还把是否和谐一致当成检测的价值尺度。如果说，在早期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家的笔下，如布封的动物素描，观察的精确细致，表现为自然界是科学实验的对象，法布尔的《昆虫记》之所以是一部昆虫世界的“圣经”，是因法布尔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注入了人类世界的文化因素和人性善恶的因素了，昆虫世界的理趣和情趣显然是人生世界的一种变异，和一种折射。卢梭“回归自然”的口号，基于文明对人性压抑的批判，已与我国老庄哲学的“绝圣弃智”有些相近了。此后美国人梭罗逃避到瓦尔登湖畔，与山川林木为友，在梭罗笔下，诗人借自然说话，自然借诗人说话，是对西方文明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传统的一次决绝的抗争。在俄罗斯人普里什文笔下，在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笔下，都是将自然与人的和谐一致当成人的最高幸福，大自然是疗救心灵创伤，重新获得生命力的永可信赖的场所。当代美国生态学家，《沙乡的沉思》一书的作者利奥波德，深情的描绘了发生在大地母亲身上那悲壮苍凉的一幕，自然的沙化背后显然因为人的贪婪无厌，是人性沙化的直接结果。从以上人与自然主题的演化轨迹中，东西方不同时代的作家已渐渐地趋向一致。

如果我们选择若干感兴趣的母题或子题，将同一主题及相邻的子题，同一题材乃至相似风格的优秀作品，不论国别和时代，从创作动机，材料结构，叙事策略，语境对象直至辞语的使用进行纵向绵延考察和横向平面比较，领略不同民族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五彩斑斓、绚丽多姿的文化、人格和审美智慧，会有助于我们将文化视野的地平线推得更远些，因为一种旨在“审美视界融合”的研读，完全符合散文欣赏“非一次性”的文体本质属性。散文是文化精髓的教课书，是滋养人的心灵和人性的审美教课书，它不只是文化消费的对象，也不止于社会百科全书。在今天，社会转型，“视听文化”的不可阻挡的强健势头席卷一切，文字作为一种思想符号的优势却是“视听文化”先天地所不可比拟的。被“后工业社会”的人们讥讽为“短小轻薄”的所谓“状态散文”或“平涂散文”（意指没有思想和心灵的深度，只有某种思想道德平均数的散文），它一方面是对视听文化的效颦，一方面是迎合现代社会被称之为“单维度人”和“空心人”的消极需求。编选这本洋洋达二百余万字的东西方散文名作，我们虽不奢望于世道人心、民族散文的振兴大有裨益，但却有一份坚守精粹文化营垒的心愿，并愿给予喜爱中外散文的读者们以翻检之便利。

本选集西方卷的译文，绝大部分是近十年间的中青年翻译家们的作品，同时也选了鲁迅、周作人、茅盾等学贯中西的一代作家的译笔。翻译散文与译诗同样地困难，而且在同一作品的几家不同译本中，还未必是一定后来居上的，在这里，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如巴金、傅雷、王佐良先生的译笔堪称是可与原作媲美，令人击节赞叹的典范之作。我国近几年来外国散文的翻译出版以丛书形式开始走向序列化和系统化了。尽管遗漏和空缺的外国散文经典还不少，地区间也不尽然平衡，与原国家的散文繁荣还不相称，但是，世界散文大国的图景之轮廓已宛然清晰可见了。没有几代翻译家的辛劳，要编选这样一种集粹性的选本，是根本无从谈起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翻译工作，尤其是翻译启人心智的经典名作，就如普罗米修斯窃火到人间。翻译散文是项利在当代，功在后世的崇高伟业，作为编选者，我们对翻译家们的劳绩谨致衷心的谢意和敬意！俄罗斯

B·别洛夫

和谐——关于民间审美观念的特写

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样儿，它周围的景儿，再加上土地、河流和天空，总的名称叫做——大自然。一个地方的自然风景，有一个地方的特色，这谁不明白呢？这儿沼泽连绵，松树憔悴；那儿岗峦叠翠，松树苍劲。有的地方甚至连一条小河也没有，从井里汲水；而另一个地方却有河湖，而且高高低低不止一处，就像费拉庞托夫那里一样。一个地区的自然景色和自然特点，必然影响人的感情。但是人的乡土之恋，却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受这些特点的左右。对故园的思念，也同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留下的记忆给人以欢欣一样，是自发地产生的。故乡风光就像慈母，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任何奇观美景都不能代替故乡一座平淡无奇的山岗，一弯小河，以及河边的一棵白桦或者柳树。有一句谚语说：“不是因为美而招人喜爱乃是因为喜爱而觉着美。”这是精辟入理的话。

一个人如果在故乡的土地上劳动过，亲手抚摸过周围的每一寸土地，对每一寸土地都很熟悉，而且清晰地记得它和自己生活的联系，他就更加觉得故乡亲切可爱。

从小居住的房屋，屋里的炉灶和供神龛的角落曾经是家庭生活的主要场所，农民世界的中心。这个世界在物质和精神上有如层层扩大的圈儿，第一圈是木头房屋，其次是整个家宅，然后是庄园、田地、牧场，最后是火烧地和离村十至十五俄里远的森林草场。

一出大门，就是大自然。离房屋越远，大自然就越加辽阔，越加充满野性。在人迹罕到的偏远地方，人留下的甚至最难发现的痕迹，如树上砍的一个记号，勉强可辨的一条小径，小溪中的一块普通石头，或者显然是有人歇过脚的某个地点，这些都具有特殊意义。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同这些罕见的人迹结全在一起，再加上种种无法预见的意外情况（例如，与熊相遇），具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特色，同时给人一种奇异的亲切感。这样的森林令人害怕，又叫人放心；使人痛苦，又给人温暖；使人沮丧，又促人振奋。凡此种种，难以尽述。……

人喜欢合群，同时又喜欢独处。这种向心力和离心力在农民的生活中形成一种均势，各得其所。要求交际与要求独处的心理，很早就表现出来。人还在童年时代就明显地追求独处，例如作“钻笼子”的游戏便是。孩子钻进小屋子里玩耍，尽管这屋子很小，但毕竟是他自己的天地。青年时期，特别是少女，要求独处的心理更加强烈。这种要求在老年人也很明显；至于时间最长，意义最大的夫妇生活时期，就更加不在话下了。

森林给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人能够独自呆一会，安心定神，沉思默想，思索一下自己与别人的关系。然而，这种思索本身并不是目的。往往是手里一边作活，心里一边一想事。（森林里最重的活儿是把砍倒的树堆起来烧掉，或者刨火烧地里的树根，准备耕种；最轻的活儿是捡蘑菇和采野果。）

森林里开垦的土地有种种叫法：火烧地，砍伐地，清理地，林中空地，沙洲地。这些地点都有专门名称，有的名称还挺有诗意。远处森林的野景由于点缀着林间草场、溪上的便桥、清澈的小河——河里有的地方石子磊磊，有的地方水流悠悠，苔草丛生，——以及河上的浮桥，变得也像近旁的景物一样亲切可爱。离家十至十五公里的那条横穿沼泽的小径，使人产生一种客观世界永恒不变的感觉。如果你在森林里迷了路，篝火或者劈柴垛能给你以安慰。一卷柳树皮，一堆桦树皮，小白桦树上砍出的记号，一个熟悉的树墩或者一株放倒的树——这一切都加强了人同自然的无形联系。

但是，最能使大自然生色的，莫过于各种建筑物以及圆木造的房屋，——它们开了建筑术和整个经济结构的先河。家宅

在露西北部，建筑住宅可以与绘制圣像相比拟。画家和木匠的艺术自古就哺育着俄罗斯的文化。尽管每个圣像都必须具有某些共同的东西，但是却没有完全相同的圣像。房屋也是这样。

俄罗斯北部住宅的格局多式多样，但是所有的房屋都具有某些共同的东西，例如住宅和生产房舍共一个屋顶，有冬房和夏房之分。单是为了做到这两条，也势必建造祖国其它各地所未见的宽敞的大屋子。

气候一开始变冷，就迁到冬房居住。冬房也各有特点，但是只要室内没有大炉子，没有木炕，没有高板床，那就不成其为冬房，而是别的屋子了。

冬房里除炉子是泥垒的之外，其余都是木料的。时间长了，墙壁和天花板泛出黄色；年深日久，又逐渐变成黄褐色，只有炉子是白的。在较高的黑黝黝的木头房子里，房子的上部由于经常擦拭而变得乌黑锃亮。木炕和地板呈灰白色或者淡黄色，每逢节日都要刷洗。

人们往往根据地板的清洁与否来判断这家人家的闺女勤快不勤快，爱不爱干净。可是如果这家人口多，晚上点的是松明，每天早晨还要把十来桶潲水烧热送到牲口圈去喂牲口，要保持冬房的清洁，可不那么简单！因此，木头房的地板跟地里的亚麻一样，经常既是妇女的欢乐，又是妇女的灾星。

地板在刷洗之前先洒上滚热的碱液，然后撒上粗沙了，用秃笤帚擦洗。有烟囱的木头房的墙壁和天花板，每年复活节前刷洗一次。炉子用灰烬兑上水“刷白”。俄罗斯木房的窗子不挂窗帘，谁都可以往里面张望。冬天两层窗框之间絮以木炭吸收水分，木炭之间点缀一些橘红色的花楸枝，以增加美感。

神龛和墙上装饰着一束束常常是可以入药的干草，逢节日则换成雪白的手帕和面巾。如果家有打猎的男人，则窗间墙上钉着大雷乌或者乌鸡的尾巴和翅膀。

天花板梁下面通常悬挂一个硕大的牛膀胱，里面装着豌豆，哗啦哗啦作响；门旁安的往往不是挂衣钩，而是驼鹿角。在门的对面，从炉子到墙壁之间，用结实的方木支着高板床，逢结婚或者举行歌舞会，孩子们趴在高板床上，用拳头支着小脑袋看热闹。在这温暖舒适的木头房里，居高临下，无拘无束，可以听到和见到多少有趣的事呵！

平常夜晚，老人们歪在炉炕或者高板床上给小孙子们讲故事，讲到最精采的地方却昏然入睡了。小孙子把奶奶或者爷爷叫醒，但是老人忘记讲到什么地方了，于是又从头讲起来……

冰封雪冻的时候，木头房里常常散发着松针或者从天寒地冻的户外搬进来的云杉针叶的气味，因为这两种树叶是擦捕兔夹的佳品。但是特别强烈而又好闻的是鲜嫩的稠李枝条的酸涩气味，这种枝条用来编渔具和拴载人雪橇、运柴雪橇和拖橇。然而，关上炉子烤馅饼或者面包的时候，扑鼻的食物香味又压倒了其它各种气味。这香味飘散到冰天雪地户外，分外诱人。

家中人丁害怕中煤气，除主妇之外，都心理到室外去，或者到当时称作的“厢房”去。成年人总有的是活儿可做，孩子们也知道干什么，去哪儿，做什么游戏。

呵！这座家宅从来不曾使人感到狭窄！

但是人们一冬仍然常常怀念夏房（大都是里外间）的宽敞。春天来到，搬到“前屋”去住经常是令人高兴的事。不过，在这以前冬房的防寒窗框就卸下来了，总是散发轻微的煤气味儿的炉子不再关闭了，脚上的毡靴换成了皮靴。

无论哪一天都有一件细小然而十分引人注意的事发生。甚至首次往室外放鸡也挺有意思，而这样的新鲜事每天不止一桩。

爷爷和奶奶仍在冬房睡觉，不过同全家人一起在夏房喝茶吃饭。床上的被褥抖干净了，冬衣经过晾晒拍打，挂到阴凉的贮藏室或者谷仓里。

第一只坟子嗡嗡出世了。在大杂物棚高高的木板顶棚下面，燕语呢喃地方，挂起了第一顶蚊帐。这儿很快就要散发出第一捆稻草的芳香。

家宅在严寒中冻得哔剥作响、痛苦呻吟的时候，才过去多久呢？现在它又在和煦的夏风中喧闹了。（贾明　译）

拉斯普京

贝加尔湖啊，贝加尔湖……

大司祭阿瓦库姆留下了一篇俄罗斯人对贝加尔湖的最早的赞誉。一六六二年夏，这位“狂人”大司祭从达斡尔流放地返回途中，他只得从东岸到西岸横渡这个海洋般的大湖，当时他对贝加尔有过这样的记述：“……其周围，群山崔嵬，阯岩峭壁高耸入云——我跋涉迢迢万里，任何地方都不曾见到这样的峻峭山景。山上，石房、木屋、大门、立柱、石砌的围墙和庭院——无不都是上帝的赐予。山上边长有葱蒜——不仅茎头之大为罗诺夫品种所不及，且十分鲜美。满山，天赐的大麻芊芊莽莽，庭院内则芳草葱笼——鲜花开处，更是幽香袭人。海湖上空，百鸟云集，家鹅和天鹅神游在浩渺的湖面上，宛如皑皑白雪。湖里，鳇鱼、折乐鱼、鲟鱼、凹目白鲑和鸦巴沙，种类之多，数不胜数。漫道这是淡水湖，却也生长有硕大的北欧环斑海豹和髭海豹：就是在我旅居美晋时，在大洋里也不曾见过偌大的海豹。湖中鱼群济济，鳇鱼和折乐最是肥美无比——甚至无法用平锅煎食，一煎即会化为鱼油，彼世的基督为人们创造了可供享用的一切，让人们在心满意足之下，衷心赞美上帝的恩赐。”

自古以来，无论土著人，无论是十七世纪来到这贝加尔湖畔的俄罗斯人，无论只是到此一游的外国人，面对它那雄伟的、超乎自然的神秘和壮丽，无不躬身赞叹，称之曰“圣海”、“圣湖”、“圣水”。不客是蒙昧人，也不管当时已是相当开化的人，尽管在另一些人心灵中激起的则是美感和科学的情感，但他们对贝加尔湖的膜拜赞叹却是同样的竭诚和感人。人们面对贝加尔湖浩瀚的景观，每每感到惶惶然不知所措，因为，无论是人的宗教观念或是唯物主义观念都无法包容下它：贝加尔湖，它不存在于任何某种同类的东西都可存在的地方，它本身也不是那种这里那里都可存在的东西，它对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也和“冷漠”的大自然通常产生的那种影响不同。这是一个特殊的、异乎寻常和“得天独厚”的所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贝加尔湖进行测量和考察，近年来甚至还使用深水探测仪器对它进行测试。它具有了明确的体积概念，于是，人们便开始拿它进行比较：时而把它同里海相比，时而又把它同坦噶尼喀湖相比。人们计算出，它容纳着我们地球上淡水总量的五分之一；解释了它的成因，推测出，在任何地方都早已绝迹的许多种动物、鱼类和植物何以能在它这里繁衍生长，生存在数里之外世界其他部分的各种生物又何以来到了它的水中。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解释、这些推测彼此都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贝加尔湖岂有那么简单，可以轻易让它就此失去那神秘幽邃、莫测高深的特性？然而，这也理所当然，就其本身的物理条件，它被摆在人们所描绘和发现的大自然伟大奇迹之列是适得其所的。它就耸立在这奇迹之列……这仅仅是因为它本身是充满活力、气像雄伟、巧夺天工、无与伦比和任何地方都不复多见的，它知道自己应处的位置，知道自己的生命价值。

那么，到底怎么才可以比较它的美呢？又何与匹比呢？我们并不担保，世界上再没有比贝加尔湖更美的东西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家乡亲切、可爱，连爱斯基摩或阿留申人，大家知道，对他们来说，冻土带和冰雪荒漠就是自然界完美的富庶的乐土。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呼吸着故乡的空气，吮吸着故土的精华，沐浴在它的景色之中，它们陶治着我们的性情，并在很大程度上融合成了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这一切对于我们是宝贵的，我们是它们的一部分——纳入自然环境之中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只这样说是不够的；大自然那古老的、永恒的呼声在我们心中也应该，而且已经得到响应。把格陵兰积冰同撒哈拉沙漠相比，把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同俄罗斯中部草原相比，甚至把里海同贝加尔湖相比，即使有所偏爱，也都毫意义，充其量只能表达自己对它们的某种印象。所有这些都以其美而令人称绝，以其生命活力而令人惊异。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作这种比较，多半都是出于我们不愿意抑或不善于发现和感受景致美的唯一性和非偶然性，及其令人担忧和惶恐的境遇。

大自然作为世间完整的、唯一的造物主，毕竟也有它自己的宠儿：大自然在创造它时特别倾心尽力，特别精益求精，从而赋予了它特别的权力。贝加尔湖，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宠儿。人们称它为西伯利亚的明珠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暂且不谈它的资源，这将是单独的话题。贝加尔湖之所以如此荣耀和神圣，另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它那神奇的勃勃生机，在于它那种精神——不是指从前的，已经过去的，就像眼下许多东西那样，而是指现在的，不受时间和改造所支配的，自古以来就如此雄伟、具有如此不可侵犯的强大实力的精神，那种具有以天然的意志和诱使人去经受考验的精神。

我想起了我和一位到我家作客的同志同游贝加尔湖的事，我们沿大贝加尔湖湖岸上古老的环湖路，步行良久，走出很远很远，来到了湖南岸一个最幽美、最明亮的去处。时值八月，正是贝加尔湖地区的黄金季节。这时节，湖水变暖，山花烂漫，甚至连石头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也像山花一般绚丽；这时节，太阳把萨彦岭重新落满白雪的远远的秃峰照得光彩夺目，放眼望去，仿佛比它的实际距离移近了数倍；这时节，贝加尔湖正储满了冰川的融水，像吃饱喝足的人通常那样，躺在那里，养精蓄锐，等候着秋季风暴的到来；这时节，鱼儿也常大大方方地麇集在岸边，伴着海鸥的啾啾啼鸣在水中嬉戏；路旁，各种各样的浆果，俯拾皆是——一会儿是齐墩果，一会儿是穗醋栗，有红的，有黑的，一会儿是忍冬果……加之又碰上了罕见的好天气：晴天，无风，气候温暖，空气清新；贝加尔湖湖水清澈，风平浪静，老远就可看到礁石在水下闪闪发光，晶莹斑斓；路上，忽而从山坡上飘来一阵晒热的、因快成熟而略带苦味的草香，忽而又从糊面上吹来一股凉爽沁人的水腥气息。

两个来小时过后，我的这位同志就已经被扑面而来的令他目不暇接的景致折服了：狂花繁草，野趣满前，天造地设的一席夏日奢宴，他不仅前所未见，甚至连想都难以想像得出来。我再说一遍，当时正是百花盛开、草木争荣的鼎盛时节。还要请您在所描绘的这幅画面上再添上几条向贝加尔湖奔流而去的潺潺（我巴不得说：它是伴随着清脆、庄重的乐曲）山涧小溪，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向这些小溪走下去，试试它的水温，看一看它们多么神秘，多么奋不顾身地像扑向母亲的怀抱般汇入共同的湖水中去，求得个永恒的安宁；请在这里再添上那些接连不断、整整齐齐的隧道，蛇们修筑得颇具匠心，一洞洞依山而就，浑然天成，其总长度竟与这段路程相差无几，每洞隧道上方悬崖峭壁时而庄重险峻，时而突兀乖戾，就像刚刚结束一场游戏般一副无拘无束的神情。

一切能使人产生观感的东西，很快就充满了这我位同志的心胸，他顾不上惊讶和赞叹，于是乎沉默起来。我继续说我的，我说，大学生时代，我初次来贝加尔湖时，它那清澈见底的湖水曾使我上过当，我曾想从船上伸手去捞一块石头，后经测量，原来那里的水深竟达四米以上。我这位同志听了不以为然。我感到有些不快，我说，在贝加尔湖水深四十米也可一眼见底——好像我是多说了点儿，即使如此，也没引起他的注意，就像他经常乘车经过莫斯科河可以不断看到它的河水一样不足为奇。只在这时，我才猜到他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说，在贝加尔湖二三百米深处能从一枚两戈比硬币上念得出它的铸造年代，这下他才惊讶到不可再惊讶的程度。原来，他的脑子里都饱和了，常言道，懵了。

记得，那一天一只环斑海豹几乎使他没命了。这种海豹一般很少游近湖岸，可这一次，就像约定好的一样，它来到很近的水面上嬉戏，当我一发现指给我那位同志看时，他不由得失声狂叫起来，接着又突然打起呼哨，像唤小狗那样招呼海豹过来。这只海豹当然顿时沉入了水底，而我这位同志在对这只海豹和自己的举动的极度惊异之中，又不讲话了，而这一沉默就是好长时间。

这段往事本身无关紧要，但我这位同志从贝加尔湖回家不久，就给我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我回忆此事，仅仅是为了便于从他这封信中引用几句话。“体力增加了——这就算了，过去也是常有的。”他写道，“然而，现在我精神振奋，这却是从贝加尔湖那里回来之后的事。我现在感到，我还能做许多事情，似乎对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心里也有数了。我们有个贝加尔湖，这有多好啊！我早晨起来，面朝着圣贝加尔湖所在的你们那个方向躬身膜拜，我要去移山倒海……”

我理解他的心情……

其实，我的这位同志，他所看到的充其量只是贝加尔湖的区区一角，而且那是在一个万物都感恩安宁和阳光绝好的夏日。殊不知，恰恰就是在这样风和日丽、空气宁静的日子里，贝加尔湖也可能突然间汹涌澎湃起来，仿佛凭空一股无名的怒气在它深处膨胀起来。看到眼前的情景，你都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风平浪静，湖水却隆隆作响——这是遥遥数公里之外的风暴区传来的信息。

我的这位同志，他既不曾遇到过萨尔马冷风，也不曾遇到过库尔图克海风，更不曾遇到过巴尔古津东北风。这些有着各种各目的大风，带着疯狂的力量倾刻间从各个河谷地带袭来，有时掀起高达五、六米的巨浪，足以给贝加尔湖地区带来巨大灾难，而贝加尔湖的渔民不会去祈求它，就像一首歌中所唱的：“喂，巴尔古津，你掀起巨浪吧……”

他不曾看到过北贝加尔湖那全部严峻而粗犷、原始而古朴的美姿，置身于那样的美境，你甚至会失去时代感和人类活动的限度感——这里只有一种闪耀着光辉的永恒，唯有它在如此慷慨而又如此严峻地管辖着这古湖的圣洁之水。不过，近年来，人也在忙着弥补自己，缩短着他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和大自然的神威、永恒、宁静和美之间的距离。

他也不曾到过佩先纳亚港湾，那里晴朗天气远远多于著名的南方疗养胜地；他不曾在奇维尔金海湾游过泳，那里夏季的水温一点儿不比黑海的低。

他无从知道贝加尔湖冬天的景像，风把晶莹透明的冰面吹得干干净净，看上去显得那样薄，水在冰下，宛如从放大镜里看下去似的，微微颤动，你甚至会望而不敢投足，其实，你脚下的冰层可能有一米厚，兴许还不止；我的这位同志，他也不曾听到过贝加尔湖破冰时发出的那种轰鸣和爆裂声。春季临近之际，积冰开始活动，冰面上进开一道道很宽的、深不可测的裂缝，无论你步行或是乘船，都无法逾越，随后它又重新冻合在一起，裂缝处蔚蓝色的巨大冰快叠积成一排排蔚为壮观的冰峰。

他也不曾涉足过那神奇的童话世界：忽而一条白帆满张的小船朝你迎而疾驶而来；忽而一座美丽的中世纪城堡高悬空中，它像是在寻找最好的落地点，在平稳地向下徐徐降落：忽而一群天鹅排成又宽又长的队形，傲然地高高昂着头游来，眼看就要撞到你身上……这便是贝加尔湖的海市蜃楼，许多美丽动听的神话和迷信传说，都产生于此地司空见惯的寻常景观里。

我的这位同志，与其说他还有许多的东西未曾见过，未曾听说过，也未曾亲身经历过，毋宁说他还一无所见，一无所闻，完全不曾亲身体验过。即使我们这些家住贝加尔湖滨的人，也不敢夸口说十分了解它，原因就在于它的了解和理解是无止境的——唯其如此，它才是贝加尔湖，它经常是仪态万千，而且从不重复，它在色彩、色调、气候、运动和精神上都在瞬息万变。啊，贝加尔湖精神！——这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确实存在的概念，它足以使人相信那些古老的传说，诱使他怀着一种神秘的胆怯心理去思考，一个人要在别的地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认为该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自由。

我的这位同志逗留的时间很短，看的东西少得可怜，但他毕竟还是有了一次感受一下贝加尔湖的机会，姑且不说是理解吧。有了这种机会，情感就取于我们，取决于我们有没有摄取其精神实质的能力了。

贝加尔湖，它未尝不可赁其唯此为大的磅气势和宏伟的规模令人折服——它这里一切都是宏大的，一切都是辽阔的，一切都是自由自在、神秘莫测的——然而它不，相反，它只是升华人的灵魂。置身贝加尔湖上，你会体验到一种鲜见的昂扬、高尚的情怀，就好像看到了永恒的完美，于是你便受到这些不可思议的玄妙概念的触动。你突然感到这种强大存在的亲切气息，你心中也注入了一份万物皆有的神秘魔力。由于你站在湖岸上，呼吸着湖上的空气，饮用着湖里的水，你仿佛感到已经与众不同，有了某些特别的气质。在任何别的地方，你都不会有与大自然如此充分、如此神会地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的感觉：这里的空气把你从湖上带走；你将游历我们做梦都不曾到过的保护区；你将怀关十倍的希望归来：在前方，将是天府之国的生活……

贝加尔湖，它足以能净化我们的灵魂，激励我们的精神，鼓舞我们的意志！……而这是只能赁内心去感受，而无法估量，也无法标志的，但对我们来说，只要它存在着也就够了。

有一次，列夫·托尔斯泰散步回来，曾记述道：“置身于这令人神往的大自然之中，人心中难道还能留得住敌对感情、复仇心理或嗜杀同类的欲望吗？人心中的一切恶念似乎就该在与作为美与善的直接表现形式的大自然接触时消失。”

我们这种古老的、自古以来就与我们居住的土地及其奉献的不相适应，是我们由来已久的不幸。

大自然本身是道德的，只有人才可能把它变得不道德。怎知不是它，大自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使我们保持在我们自己确定的、暂时或多或少还有些理性的道德规范之内的呢？不是靠它在巩因着我们的理智和善行的呢！？是大自然在哀求，在期望，在警告，在以已故的和尚未出生的、我们前世的和来世的人的灵魂日日夜夜盯着我们的眼睛。我们大家难道听不见这种呼唤吗？从前某个时候，贝加尔湖滨的埃文基人，他们要砍一棵小白桦树时还忏悔好久，祈求小白桦树宽恕，砍它是出于无奈。现在我们可不是这样了。到底是否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而且有可能制止住那只冷漠无情的手呢，这只手已经不像二三百年以前那样只是加害于一棵小白桦树，而是加害贝加尔湖父亲本身：到底是否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包括贝加尔湖在内的大自然恩赐给我们的一切，而向包括贝加尔湖在内的大自然加倍地偿还呢！？善将善报，恩将恩报——按照自古以来的道德循环……（程文　译）

拉美

胡安·鲁尔福

悠远的记忆

我的故乡哈利斯科是一个很穷的州。不过人们非常勤劳。那里出产许多东西，不知道那些东西怎样生产出来的。生产的东西相当多。那是共和国生产玉米最多的州。那个州不很大，论大小，它只是墨西哥的第八个州，可是它生产的玉米却供整个墨西歌食用。它拥有的牲畜比任何一个州都多。不过，你要是到该州首府外面去，会看到那里十分贫穷。玉米是土地的巨大破坏者。因此土地受到了破坏，被破坏的程度之大，在某些地区已经没有了土地，土地完全被腐蚀了。出生地

我出生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小镇，是属于萨尤拉的一个集镇。在几年前、革命前和革命后，它是一个很大的贸易中心。不过，我从来也没有在萨尤拉生活过。我不了解萨尤拉。我说不清它到底怎么样……我的父母把我的出生地登记在了那里。因为我出生在革命时代，就是说发生过几次革命的时代，因为那里发生过一系列革命……我生活的村庄叫圣加夫列尔。实际上，我认可自己属于这个村庄。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的岁月。圣加夫列尔也是一个贸易中心。在古代它是个繁荣的镇子，到哈利斯科的公路经过那里。社会心理学

那里的居民守口如瓶。可能出于不信任，不但对离去的人和新来人不信任，彼此之间也不信任。他们不愿意谈论自己的事一个鬼魂的村子。在墨西哥，有许多被遗弃的村庄。于是我头脑里就产生了创作《佩德罗·帕拉莫》的念头。是一个这样的村庄给了我直接描写死人的想法：那里住着可以说是即将死去的生灵，仍然活着的生灵。小说写的是一个村庄的故事，在那里说话的、生活的、活动的人物，都是死人。事实是，死人是不会生活在时间和空间里的。生命的问题是时间。我认为生命并非是按照时间顺序前进的过程。我们的生活是分为片断的。有一些时刻，一些日子，是空白。生活不是奇妙的，但是它充满了奇妙的事情。生活不是完整的，而是化分为片断的；它充满了事件，但不是一个事件。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中，有时若干年也没有发什么事情。当进行描写时，就只叙述事实；当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时，就保持沉默，就像在生活中那样。只需保留某些时代，一种永恒的时间，一种永恒的现在。《佩德罗·帕拉莫》就是一部充满沉默的小说，只有那些事实得到了叙述。我竭力不要离题，不讲哲理，所以才有那些悬空的头绪和空白，读者可以去填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释，我很希望有很多种解释。没有任何观点的倒是我自己。

在墨西哥城的最后几年，我感到有点孤独，有点孤僻，有点离群。几代新作家占据了一切，甚至出现了一种“职业文学”，必须用时髦的方式写作。人们写了那么多小说，像火苗，像火焰。作家不得不写另一种小说，以便冲淡前一种。所以全就失败了，谁也不再记得他。在我的同代作家中，其作品也许少一点，但是他们还存在。今天使用的语言，每个季节都会过时。这个世界和我格格不入，所以你会感到有点被排斥在外，使你感到能够发表的东西也许已经陈旧过时了。让你觉得已经丧失了写作的激情，觉得被人冷落了。

在我生活的时代，几乎没有出版社，出一本书非常困难；即使能出，印数也很少。《佩德罗·帕拉莫）出版后，谁也不理解，只出了两千册，我不得不把一半送人。今天的出版社出的书刊数量十分可观。不过，这一切的好处和坏好是什么呢？这一切怎么阅读呢？怎么可以写这么多毫无内容的东西呢？真叫人困惑不解。二十多年前我是墨西哥作家中心的会员，我在那里看到过好几代作家。我记得我们看到一部空洞无物的作品，后来突然出版了。

一个作家相信自己随着岁月的推移获得了经验。当时那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为我的写作和出版带来了困难。不是我辍笔不写作了，我仍在写我没完成的东西。在整个那种局面下，我觉得有点孤独。当然，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并不是认为没有价值，不使人感兴趣。但是他并不渴望出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写作的冲动。就像有人讲的那样，在整个这一群多似蚂蚁的作家中，我们等待着让狼过去，让狼群过去……

《佩德罗·帕拉莫》：三十年后

我在埃菲通讯社的朋友们提醒我，今年三月，《佩德罗·帕拉莫》已经出版三十周年了。《佩德罗·帕拉莫》和《烈火中的平原》能在世界上流传，不是由于我，而是由于读者。现在，我愿意对他们谈谈我的经历。我从没有想到这些作品会有这样的命运。我写它只是为了让两三位朋友读读而已。更确切地说，是出于需要。

一九三三年，当我来到墨西哥城时，我还不到十五岁。进预料时，没有查考我在瓜达拉哈拉的学业，我只能作为旁听生听课。我在一位叔叔即佩雷斯·鲁尔福上校的照看下生活。他住在莫利诺·德尔·雷伊：一八四七年美国入侵期间，那地方曾是一场战役的战场，今天它却是总统卫队的司令部，位于洛斯·皮诺斯总统府旁边。我的花园是查普尔特佩克的一整片树林。我可以在那里独自漫步和看书。

我谁也不认识。只有孤独和我作伴，我只和孤独交谈，同我的痛苦和心灵一起过夜。我在移民局找到一份工作，并开始写一部小说，以便摆脱那种感觉。小说叫《气馁的儿子》，但只保留下来一章。这一章很久以后作为《夜晚的一刻》发表了。

我很幸运，埃弗伦·埃尔南德斯也在移民局工作。他是诗人、短篇小说家、《污点》的作者和《美洲》杂志的主编。不知怎么回事，埃弗伦知道我喜欢偷偷地写作，并鼓励我把写的东西给他看看，多亏他，我才发表了第一篇作品《生活本身并不那么严肃》。

我不是城市作家。我喜欢写别的故事，写那些根据我在我的村镇和村民中间耳闻目睹的事情想像出来的故事。于是我写了《我们分得了土地》和《马卡里奥》两个短篇小说。胡安·何塞·阿雷奥拉和安东尼奥·阿拉托雷在瓜达哈拉的《面包》杂志上刊登了这两篇作品。

战后我进“古德里奇——欧兹凯迪”公司当推销员。我见识了整个共和国，但是拖了三年才把另一篇稿子即《教母坡》交给《美洲》杂志。埃弗伦·埃尔南德斯还为我发表了《塔尔帕》、《烈火中的平原》（1950）和《告诉他们，别杀我！》（1951）。

第二年，阿纳尔多·奥菲拉·雷伊纳尔、豪阿金·迪亚斯·卡内多和阿利·丘马塞罗开始在“经济文化基金会”编辑出版《墨西哥文学系列》。他们要去了我的短篇小说，于是以《烈火中的平原》为题的短篇小说集便在一九五三年开始发行。当时“墨西哥作家中心”刚刚成立，我和阿雷奥拉、丘马塞罗、里卡多·加里拜、米格尔·瓜尔迪亚和路易莎·何塞菲娜·埃尔南德斯一起成为第二批享受奖学金的学员。每个星期三下午我们都在尤卡坦大街一幢房子里聚在一块阅读和评论我们的作品。“作家中心”的女主席玛格雷特·塞德和她的计划执行人拉蒙·希娄主持每次活动。

一九五四年五月，我买了一个学生用的笔记本，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的第一章。小说已在我的头脑里构思了许多年，我终于觉得为这本思考了很久了书找到了笔调和气氛。但是现在我仍然不知道我创作《佩德罗·帕拉莫》的直觉到底是哪里来的。就仿佛有人对我口授似的。我在街上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便立刻在绿色和蓝色的纸头上记下来。

在“古德里奇”公司广告部下班后回到家里，我马上把记下来的东西抄在笔记本上。我用手写，使用的是绿墨水和谢弗斯牌自来水笔。每次我都留下一个抄了一半的段落，这样我就可以为明天留下一块未熄的火炭，中者为明天准备一条可以接下去思考的线索。从一九五四年四月至八月，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我积累了三百页。我一面用打字机誉抄原稿，一面随即把誉完的手写稿销毁。

后来我又誉抄了三遍，等于把那三百页压缩了一半。我取掉了一切枝蔓，省略了作者的全部插话。阿纳尔多·奥菲拉催我交稿。我诚惶诚恐，犹豫不决。在“作家中心”的课堂上，阿雷奥拉、丘马塞罗、塞德夫人和希娄对我说：“你写得很好”。米格尔·瓜尔迪亚在我的手稿中只看到一大堆互不相干的场景。里卡多·加里拜一向感情冲动，敲着桌子坚持说我的书稿简直是一堆垃圾。

一些应邀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的年轻作家也随声附合。譬如危地马拉诗人奥托·劳尔·贡萨莱斯就劝我在坐下来写一部小说之前先读几本小说。可是我整个一生都在读小说。还有些人说我的书稿“很像福克纳写的”。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读福克纳的作品。

对批评我的人们，我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要他们接受一本以现实主义的外表表现一位大庄园主的历史的小说是困难的。实际上，它讲述的是一个村庄的故事：一个死亡的村庄，所有的村民都死了，包括故事的叙述者。在街道和田野上走的全是幽灵，回声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时间和空间里流动。

小说的手稿曾先后取题为《窃窃私语》、《月旁的一颗星》。量后，我把书稿交给了“经济文化基金会”，定名为《佩德罗·帕拉莫》。一九五五年三月，这本书出版了，印数为二千册。阿奇巴尔多·伯恩斯在那些年由费南多·贝尼特斯主编的重要副刊《文化中的墨西哥》上发表了第一篇否定的书评，题目是《佩德罗·帕拉莫或涂油礼与母鸡》，我始终不明白这是什么鬼意思。

在《大学杂志》上，阿利·丘马塞罗本人写文章评论说，《佩德罗·帕拉莫》缺乏一个所有的场景聚集的核心。我认为这样说是不公正的，因为我注重的首先是结构。我对我的亲密朋友阿利说：“你是基金会出版部的主任，却写文章说这本书不好。”阿利回答说：“你不必担心，无论如何，书是卖不掉的。”果然不错：革命花了四年工夫卖掉了一千五百册。剩下的做了处理：谁要，就送给谁。

随后，我去维拉克鲁斯的帕帕洛亚潘代销处干了两年。回来后，我看到了卡洛斯·布兰科·阿吉纳加、卡洛斯·富恩特斯和

奥克塔维奥·帕斯

当我在一栋楼——画家佩德罗·科罗内尔和女诗人欧尼斯·奥迪奥也住在那楼里——中我的寓所“纳萨斯84”房间里写作时，我想不到三十年后使我着魔的念头的产物甚至被译成土耳其文、希腊文、中文和乌克兰文，受到阅读。功劳不是我的。当我写《佩德罗·帕拉莫》时，我只是想摆脱一种巨大的忧虑。因为写作是一件真正痛苦的事情。

从内心深处讲，《佩德罗·帕拉莫》来自一个形像，是对一个理想的追寻：她叫苏莎娜·圣胡安。苏莎娜·圣胡安从来也不存在：是根据一个小姑娘想像的。我十三岁的时候见过她一面，她从来不知此事。在我的一生中我们再也没有重逢。（朱景冬　译）奥克塔维奥·帕斯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墨西哥著名诗人、散文家、诗论家。生于联邦区米斯夸克镇，曾进天主教学校读书，后入墨西哥大学。一九三八年出席西班牙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一九四三年历任驻法国、印度、日本、瑞士等国外交使节，在欧洲时结识了萨特、加缪、聂鲁达等人，研究过超现实主义等思潮。一九六八年为反对本国政府暴行而辞去驻印度大使职务，去英美讲学。十九岁出版诗集《野生的月亮》。他的各类作品有诗集《人之根》（1937）、《在你清晰的影子下》（1937）、《语言下的自由》（1949）、《鹰还是太阳？》（1951）、《太阳石》（1957）、《狂暴季节》（1958）、《白》（1967）、《东山坡》（1969）等。诗论著作有《弓和琴》（1956）、《榆树上的梨》（1957）、《四岔路口》（1966）、《田野之门》（1966）等，散文作品有《连接与分离》（1973）、《汽笛与贝壳》（1976）、《另一个墨西哥：对金字塔的批评》和表现墨西哥人的性格的名著《孤独的迷宫》（1950）等。一九九〇年由于其作品“洋溢着激情，视野开阔”，表现了深刻的人道主义“，”将拉美大陆史前文化、西班牙征服者的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融为一体，而被授以诺贝尔文学奖。

窗外

在我的窗外大约三百米外的地方，有一座墨绿色的高树林——树叶和村枝形成高山，它摇来晃去，好像随时都会倾倒下来。由聚在一起的欧洲山毛榉、欧洲白桦、杨树和欧洲白腊树构成的村子坐落在一块稍微凸起的土地上，它们的树冠都倒垂下来，摇动不息，仿佛不断颤抖的海浪。大风撼动着它们，吹打着它们，直到它们发出怒吼声。树林左右扭动，上下弯曲，然后带着高亢的呼啸声重新挺直身躯，接着又伸展肢体，似乎要连根拔起、逃离原地。不，它们不会示弱。折断的树根和树叶的疼痛，植物的强大韧性，决不亚于动物和人类。倘若这些树开步走的话，它们一定会摧毁阻碍它们前进的一切东西。但是它们宁肯立在原地不动：它们没有血液，也没有神经，只有浆液。使得它们定居的，不是暴怒或恐惧，而是不声响的顽强精神。动物可以逃走或进攻，树木却只能钉在原地。那种耐性，是植物的英雄主义。它们不是狮子也不是蛇，而是对栎树和加州胡椒树。

天空布满钢铁色的云，远方的云几乎是白色的，靠近中心的地方即树林的上方就发黑了：那里聚集着深紫色的暴怒的云团。在这种虎视眈眈的云团下，树林不停地叫喊。树林的右翼比较稀疏，两棵连在一起的山毛榉的枝叶形成一座阴暗的拱门。拱门下面有一块空地，那里异常寂静，像一个明晃晃的小湖，从这里看得不完全清楚，在为中间被邻居家的墙头苫盖物隔断了。那个墙头不高，上端是用砖砌成的方格，顶上覆盖着冰冷的绿玫瑰。玫瑰有一些部位没有叶子，只有长着许多疙瘩的枝干和交叉在一起的、竖着尖刺的长枝条。它有许多手臂、螯足、爪子和装备着尖刺的其他肢体：我从没有想到，玫瑰竟像一只巨大的螃蟹。

庭院大约有四十平方米；地面是水泥的。除了玫瑰，点缀它的还有一块长着雏菊的小小的草地。在一个墙角处有一张黑木小桌，但已散架。它原是做什么用的呢？也许曾是一个花盆座。每天，我在看书或写作的时候，有好几个小时总是面对着它。不过，尽管我已经习惯它的存在，但我还是觉得它摆在那里不合适：它放在那里干什么？有时我看到它就像一个过错，一个就应该有的行为；有时则觉得它仿佛是一种批评，对树木和风的修辞的批评。在对面的角落里有一个垃圾筒，一个六十公分高、直径有半米的金属圆柱体：四个铁丝爪支着一个铁圈儿，铁圈上装着一个生锈的盖子，铁圈下挂着一个盛垃圾用的塑料袋。塑料袋是火红色的。又是一个螃蟹似的东西。桌子和垃圾筒，砖墙和水泥地，封闭着那个空间。它们封闭着空间还是它们是空间的门呢？

在山毛榉形成的拱门下，光线已经深入进来。它那被颤抖的树影包围着的稳定状态几乎是绝对的。看到它后，我的心情也平静了。更确切地说，是我的思绪收拢了，久久地保持着平静。这种平静是阻止树木逃走、驱散天上的乌云的力量吗？是此时此刻的重力吗？是的，我已经知道，自然界——或像我们说的那样：包围着我们、既产生又吞噬我们的万物与过程的总和——不是我们的同谋，也不是我们的心腹。无论把我们的感情寄予万物还是把我们的感觉和激情赋予它们，都是不合理的。把万物看作生活的向导和学说也不合理吗？学会在激荡的旋风中保持平静的艺术，学会保持平静，变得像在疯狂摇动的树枝中间保持稳定的光线那样透明，可以成为生活的日程表。但是那一块空地已经不是一座椭圆形小湖，而是一个白热的、布满极为纤细的阴影纹络的三角形。三角形难以察觉地摇动着，直到渐渐地产生一种明亮的沸腾现像，先是在边缘一带，然后在火红的中心，沸腾的力量愈来愈大，仿佛所有的液体光线都变成了一种沸腾的、愈来愈黄的物质。会爆炸吗？泡沫以一种像平静的呼吸一样的节奏不断地燃烧和熄灭。天空愈来愈暗，那一块光线的空地也愈来愈亮、闪烁得愈厉害，几乎像一盏在动荡的黑暗中随时会熄灭的灯。树林依然挺立在那里，只不过沐浴的是另一种光辉。

稳定是暂时的，是一种既不稳又完美的平衡，它持续的时间只是一瞬间：只要光线一波动，一朵云一消失或温度稍微发生变化，平静的契约就会被撕毁，就会爆发一系列变形。每一次变形都是一个稳定的新时刻，接着又是一次新的变化和一个新的异常的平衡。是的，谁也不孤单，什么也不固定：变化变成稳定，稳定是暂时的协议。还要我说变化的形式是稳定，或更确切地说，变化是对稳定的不停的寻求吗对惰性的怀念：懒惰及其冷凝的天堂。高明之处不在于变化也不在于稳定，而在于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永恒的来与往：高明之处在于瞬间性。这是中间站。但是我刚刚说到中间站，巫术就破除了。中间站并非高明之处，而是简单地走向……中间站消失了，中间站不过如此而已。（朱景冬　译）

传统与突破

传统与突破两个术语间的矛盾掩盖着另一对矛盾：开放作品与封闭作品间的矛盾。形式包含着一定的内容呢还是仅仅是读者开动的内容机器呢？是作品讲话还是它就是一种让人、让读者“说话”的工具呢？在第一种情况下，当读者在接受和理解作品传播的信息时，同时就参加了这一活动。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除接受和理解外，还直接进行了干预，并且像用跳板一样真正利用以使用和可以丢进垃圾箱的东西。没有一个社会像我们的社会这样生产什么多废物，物质和精神上的废物。

关于现在的思考并不意味着放弃未来或忘记过去：现在是这三个时间的交汇点。同样，也不能同轻而易举的享乐主义混为一谈。快乐之树不是生长在过去或未来，而是生长在此刻。死亡也是现时结出的果实。我们不能拒绝它，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活得愉快要求死得也愉快。我们必须学会正视死亡。现时有时光明有时黑暗，它是两个半球即行动和思考合成的球体。正如我们有过关于过去和未来、永恒和虚无的哲学一样，明天我们也将有一种关于现时的哲学。诗歌的经验可以成为它的基础之一。关于现时我们能知道什么呢？一无所知，或者几乎一无所知。但是诗人们都知道一点儿：现时是存在的源泉。

在寻求现代性的漫长旅程中，我曾多次迷失，又多次迷途知返。我回到原地，发现现代性不在外部，而在我们内部。它是今天，也是最古老的古代；它是明天，也是世界之初；它生活了千年，但又是刚刚诞生。它讲纳瓦语，写九世纪中国的表意文字，同时又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刚刚被发掘出来的完好无损的现时，抖掉几个世纪的尘土，微微一笑，便突然振翅飞起，消失在窗外。时间和存在具有同时性：现代性和最近的过去发生决裂，仅仅为了拯救古老的过去并把新石器时代的丰满形像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形像。我们追逐着处在不断变化中的现代性，却始终未能抓住它。它总是逃脱，每次相遇它都会逃脱。我们刚刚抱住它，它便立刻消失：它只是一点点气体。它是一个瞬间，是一只既在一切地方又在任何地方的小鸟儿。我们想活捉它，它却张开翅膀，化作一束音节消失了。我们只落得两手空空。于是感知之门微启，另一种时间，真正的时间，我们一直在不知不觉地寻找的时间出现了，这就是现时，现在。（范宜　译）

向阿尔贝蒂致意

我发现用我们的语言写的现代诗——这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现在我仍在探察被淹没的岛屿和陌生的星座——始于我十六七岁在圣伊尔德丰索上中学的时候。我最早的读物之一就是拉法埃尔·阿尔贝蒂的作品。读他的诗时，我进入了这样的世界：那里的旧事物和老现实还是它们，但同时又不是它们。它们蜕了皮，仿佛受到某种带有传染性的热情鼓舞而刚刚诞生一般。我兴致勃勃地读着那些诗篇——包括最优伤最神秘的诗篇——犹如骑着闪耀着绿色和粉红色光芒的海浪奔驰在波涛翻滚的大海原野上。那里有的是斗牛、海豚、美人鱼、蝾螈和从天上降临的姑娘：爱情的一切海峡中的勇敢游泳者——更不用说像架着西风的某小姐那样在平流层滑行的水神了。那是一支生气勃勃的大军：学习饮每天的光线，用皮肤思考，用手指肚儿观看。

那些年间，我们一伙青年学生在激进思想的支配下出版了两个刊物：《楼梯扶手》和《墨西哥谷地》。第一个刊物刊登了阿尔贝蒂，的几首诗。他是我们崇拜的诗人之一。那时他刚刚赞成共产主义，这使我们深受鼓舞。两年后，即一九三五年，拉法埃尔·阿尔贝蒂和玛丽亚·特莱莎来到墨西哥。我们立刻去拜访他们，并且马上被他们征服了。在他的热诚感染下——那种热诚在墨西哥是罕见的——，我们常到塔库尼亚区新建的埃尔米塔大厦他的小套间去见他。我还记得同阿法埃尔一起进行几次散步和一些交谈的片断：我们谈论人和神（前者多于后者）、克维多、聂鲁达、加西亚·洛尔卡和桑切斯·梅希亚，后者不久前逝世了，我小时候看过他在布埃夫拉广场上的斗牛。就是在那儿，阿尔贝蒂完成了他那篇悼念这位伟大的斗牛士的挽歌《看见你，再也看不见你》；就是在那儿，他在大画家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洛萨诺插图的漂亮版本中发表了它；也是在那儿，在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和鲁道夫·加奥纳战斗过的舞台——古老的斗牛场上，他为那本书签上了名。阿尔贝蒂夫妇的逗留令人难忘。他们在高原的群山和纯净的空气中留下了一股卡迪斯海的气息。卡迪斯海披着蓝盔甲，是一位骑着一匹威马的骑手。

提到卡迪斯，我必须简单地说几句。我觉得我多少算得上是阿尔贝蒂的同胞，这不仅因为诗——它的血液虽无形，却把一切诗人变成了兄弟——，而且因为故土：我的外祖母是卡迪斯省人，外祖父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城人，外祖母是圣玛利亚港人。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我在初读他的诗时觉得不仅发现了一种新诗，而且忆起了一段古老的过去：它既是别人的，也是我的。

我再次和阿尔贝蒂相遇，是一九三七年在马德里。我还记得那些炸弹和瓦砾、黑暗的街道和饥饿的人群，以及绕过街角的一营困乏得要命的战士和面包店排队的妇女；我也记得遭难的城市那种古怪的快乐热情，那种热情，那种共同的热望和激情，那种固执的希望——在每天的不幸中唯一幸存的东西——以及在雷蒂罗公园一次散步时的悲伤交谈，在尼埃布拉的树木和蒿草中的奔跑，阿尔贝蒂的那条漂亮的狗（从它那之字形的跳跃着，它应该叫闪电）。

我们还曾第三次相见，但时间很短。那是一九六七年在斯波莱托斯举行的诗歌节上。一九三七年马德里的另一位幸存者斯蒂芬·斯彭德也参加了诗歌节。就在那个时候，一向残酷的历史把我我们分开了。出于坦诚，我应该这么说。我不愿回想那些争论，也不否认过去和现在想的事情。简单地说吧，我总是从彼岸（我的岸）看到，拉法埃尔·阿尔贝蒂仿佛是我们诗歌的一个避雷针，当然是在鲁文·达里奥赋予这句话的意义上：“上帝的高塔，诗人/天监色的避雷针……”

现在，同样的历史——或者用它的另一个名字，也许是真正的名字“命运”来称呼它——又使我们相聚在一起：拉法埃尔·阿尔贝蒂回到墨西哥高原上来了。我向他致意，像征性地给他一根饮太阳血的鸟——蜂鸟的绿色羽毛，让他像种子一样把它抛在卡迪斯的土地上。它将长成一棵大树，美洲和西班牙的诗人将在它的荫凉下交谈。1990年8月3日于墨西哥城（范　宜　译）

弓手、箭和靶子——论博尔赫斯

我在青年时代开始阅读博尔赫斯的作品，那时他还不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在那些岁月里，博尔赫斯的名字是秘密杜团成员之间的联络暗号；他的一些信徒以阅读他的作品的方式到私下里对博尔赫斯表示崇拜。在一九四〇年前后博尔赫斯在墨西哥的信徒是一批青年人，讲起话来都爱欲言又止。他们是何塞·路易斯·马丁内斯、阿里·楚马塞罗、哈维尔·比利亚乌鲁蒂亚，等等。博尔赫斯是为作家写作的作家。通过阅读当时出版的各种杂志，我们一直注视着博尔赫斯。在连续几期《南方》杂志上，我读到他写的一系列令人击节叹赏的短篇小说。后来，在一九四一年，这些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就是博尔赫斯的第一部小说集《交叉小径的花园》。

这本书的旧版本我一直保留至今。蓝色的硬皮封面，上面印着雪白的字母，一支深色的利箭直指南方——与其说是地理上南方，不如说是意念中的南方。从那时，我不停地读这本书，并且默默地同作者交谈。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广告把他变成书商的“神灵——牺牲品”，博尔赫斯是个人在他的作品后面消失了。有时候，我甚至异想天开，认为博尔赫斯也是个虚构的人物。

第一个用惊奇和爱慕的口吻同我谈起博尔赫斯这个现实的人是阿方蒙·雷耶斯。他很推崇博尔赫斯。但是，他佩服博尔赫斯吗？他俩的喜好迥然不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同行间那种屡见不鲜的模模糊糊的了解。对博尔赫斯来说，墨西哥作家雷耶斯是位散文大师；对雷耶斯来说，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是个奇特的精灵、幸运的怪人。后来，在一九四七年，我结识了第一批阿根廷朋友（何塞·卞科、席尔维纳·奥坎波和阿道尔夫·比奥伊·卡萨雷斯，他们都是博尔赫斯的挚友）。他们在巴黎屡屡和我谈及博尔赫斯。虽然我们不没过面，我却也熟悉了他，他似乎也成了我的朋友。这又是模模糊糊的了解。我是他的朋友。可是，提到我们名字，他只能模模糊糊地想到一个他的朋友的朋友。又过了好多年，我终于同他本人见面了。那是一九七一年，地点是奥斯汀。见面时，大家客客气气，相当拘束。不知道他对我有什么想法，面我对他那首大肆称颂阿拉莫教堂守卫者的诗作很难谅解。他的写法和惠特曼一样。但是，和这位美国诗人相比，他这样写更是没有什么道理。出于爱国情绪，我看不出那些人有什么英雄气概。博尔赫斯没有看到围困阿拉莫教堂不过是一场非正义战争中的一个插曲。有时候，他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主义，什么是单纯的勇敢。巴尔瓦内拉的刀手和阿喀琉斯毕竟不一样。两个人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但是巴尔瓦内拉的刀手只是一种现像，而阿喀琉斯则是典范。

后来，我们在墨西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又见过几次面，比第一次见面顺畅多了。有时候，我们谈得比较随便。博尔赫斯发现，在他喜爱的诗人当中，有些我也喜爱。这种爱好一致很值得庆贺，于是他朗诵起某些诗人的诗作的片断。一时间，谈话显得亲密无间。一天晚上，在墨西哥几个博尔赫斯的崇拜者缠住他不放。我和我妻子帮他摆脱掉这些不知好歹的女士的纠缠。我们躲到一个角落里。在晚会的喧闹声和欢笑声中，博尔赫斯为玛丽·何塞朗诵起杜莱的诗句：欢乐总不是完美无缺，幸福自会消失。如果你要我爱你，请不要高声笑出。细语低吟，那冬日的爱情。仿佛复盖的火焰，在歌唱中燃尽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曾一起轻松地交谈、散步，一起消磨时光。他和玛丽娅·儿玉带我们去看古老的莱萨马公园。不知为什么他想让我们见识见识东正教教堂。不巧，那一天教堂没有开门。那里，古木参天，树叶哗哗作响。我们悠然自得地漫步在树荫下的潮湿的小径上。最后，我们在罗马母狼纪念碑前停住脚步。博尔赫斯很激动，用颤抖的手抚摸着雷穆斯的头。接着，我们走到托托尔咖啡店。这家咖啡店以镜子和金黄色的镜框而闻名，大杯巧克力和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鬼怪形象的挂画也很有名气。博尔赫斯和我们谈起他青年时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说，那时候，城市尽是“凹形院子，院子里放着陶罐”。在他早期的诗作中，曾经描绘过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城。诗中的描写对城市不免有所增添。但是，用语言铸造的现实却久而弥坚，胜过用石块建造的现实。

那天下午，谈到国内局势，他显得神情沮丧。这倒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阿根廷恢复民主制度，他固然很高兴。但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他却越来越感到陌生。在我们这些冷酷的土地上当一名作家是很苦的事，也许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吧。特别是一个作家出了名以后，总有两个敌人包围着他。一个是生满硬刺的忌妒，一个是虔诚的崇拜，而这两个敌人同样是短视的。此外，博尔赫斯或许根本不了解他身处的时代，他还生活在另一个时代。我很理解他的烦恼。我也是这样。当我走在墨西哥城街头的时候，经常惊奇地用手揉揉眼睛，暗自问道：“我们把自己的城市变成这个样子了吗？”博尔赫斯坦诚地告诉我们，他已拿定主意，“要死就死在别的地方，也许是日本。”他不是佛教徒，但是佛经上的“无”的观念很令他着迷。我说的是观念。因为“无”只能是一种感觉或是一种观念。当“无”是一种感觉的时候，它于人没有益处，不能使人静下心来。然而，“无”作为一种观念可以使我们心平气和，使我们坚强镇定。

去年，我在纽约又见到了博尔赫斯。我们和他，还有玛丽娅·儿玉在一家旅馆里住了几天。我们一起吃晚饭。突然，艾略特·维因贝尔格来了，大谈一番中国诗歌。最后，博尔赫斯回忆起雷耶斯和洛佩斯·贝拉尔德。和往常一样，他朗诵了洛佩斯·贝拉尔德的诗句，开头是这样的：“温柔的祖国，出售鼠尾草籽饮料的小贩……”他突然停住了，问我：“鼠尾草籽饮料是什么味道？”

我一下子怔住了，只好回答，很难解释清楚，只能打个比方：“有一股土腥味儿。”

他摇了摇头。太简单啦，太简单啦。我心里想，说明稍纵即逝的东西绝不比描写永恒的东西来得容易，因此也就聊以自慰了。这一点，博尔赫斯也很清楚。

对自己敬爱的人逝世，确实很难心安。我们从一生下来，就等待着死亡的来临，而死亡却常常是突如其来的。人们在等待着死亡，而死亡真的到来，往往又让人觉得出乎意料，觉得不值得。不错，博尔赫斯以86岁高龄谢世，但他仍然没到应该死去的时候。任何人，不论年龄如何，都不到应该死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某位哲学家的话倒过来说：“我们——老年人和小孩子，青年人和成年人——都是未熟先摘的果实。”博尔赫斯比科塔萨尔和卞科（我们姑且只提这两位受人爱戴的阿根廷作家吧）多活了几年。但是，多活几年也不能使我对他的去世稍感宽慰。如今，博尔赫斯又成为我20岁时候的那个博尔赫斯了：几本书籍、一部著作。

博尔赫斯的创作涉及三类体裁：散文、诗歌和小说。我是随便这样划分的。他的散文读起来好像小说；他的小说是诗；他的诗歌又往往使人觉得像散文。沟通三者的桥梁是他的思想。因此，最好先谈一谈作为散文家的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崇尚玄学。因此，对各种唯心主义体系及其明晰的结构（贝克莱、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布雷德利以及佛教各宗），他简直着了迷。博尔赫斯具有少见的清晰的思维能力，又具有关注现实的“另一面”的诗人的想像力；对理性的虚幻的结构只能一笑置之。因此，他崇拜休谟、叔本华、庄子……在青年时期，博尔赫斯曾被克维多和布朗的华丽词藻和迷宫式的句子弄得眼花缭乱，但他和这两位作家并无相似之处。博尔赫斯更让人想起蒙田。这里不是指风格，而是指他的怀疑主义和万事万物的好奇心。他还让人想起另一位当代作家，大家也许不大记得了，他就是乔治·桑塔亚那。

和蒙田不同，博尔赫斯对探讨道德之谜、心理之谜没有多大兴趣，对研究人类的多种多样的风俗习惯和信仰也没有多大兴趣。他既没有热情去了解历史，也不注意研究复杂的人类社会。博尔赫斯的政治见解不过是道德的、甚至是美学的意见。在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很勇敢、很坦诚，但他并不真正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他是对的，譬如他反对庇隆政权，唾弃极权制的社会主义。有时候，他也办些蠢事，譬如他访问完全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的智利，轻率地对民主讲了些讽刺话。这些都使朋友们感到不快。后来，他本人也后悔莫及。说到这儿，应该补充一句：正确也好，错误也好，博尔赫斯是始终一费、老老实实的。他从不说谎，也不明知其不好也为坏事辩护。而他的敌人和诽谤者却是这么干的。和博尔赫斯最为无缘的即是当代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诡辩。

以上讲的都还是次要的。博尔赫斯日夜思索的是另外一些题目，诸如“时间”和“永恒”、“同一性”和“多个性”、“此”和“彼”。他很喜好概念。多个性的存在给他这种爱好带来了矛盾。在各种概念的背后，博尔赫斯没能找到“最高概念”（可称之为“上帝”、“无”或“第一原则”），他只是看到一种新的、更深奥的多个性，即自身的多个性。他在寻找“最高概念”，而看到的现实却是一个分解成不同形像的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永远是另一个博尔赫斯；另一个博尔赫斯又分出再一个博尔赫斯；如此分裂下去，以至无穷。博尔赫斯是怀疑论者，又是玄学家，二者在他内心深处一直争斗不休。从表面看，怀疑论者战胜了。然而，怀疑论并没有给博尔赫斯带来平静，反而使玄学的幽灵成倍增长。

博尔赫斯的散文很有看头，不只是因为它别具一格，还因为它丰富多采，写法新颖、幽默、质朴、尖锐，有时突然射出一颗非比寻常的子弹。像他这样写法，在西班牙语作家中还是绝无仅有的。比如雷耶斯——博尔赫斯曾以他为楷模——的文字正确，流畅，但不像博尔赫斯那样精练、突兀。雷耶斯往往是使用的笔墨多而道出的东西少，博尔赫斯的伟大成就则在于言简意赅。而他又不事夸张。他不像格拉西安那样用机智的钢针扎出句子，把文章变成对称的花园。博尔赫斯同时为两个互相对立的神祇效劳，一个是朴素，一个是奇崛。他常把二者合而为一，收到令人难忘的效果：自然而不失于平淡，奇崛而不失于怪异。这一成就也许是难以企及的，故而他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献给变化中的五光十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他正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变化）。在诗中他给自己的风格下了个定义：“我的诗是提出疑问的诗，是寻找证明的诗，这才合乎我对事物的模模糊糊的认识。”这个定义也适用于他的散文。博尔赫斯的全部著作是一整套连通器。他的散文是潺缓的小溪，自然而然地泄入他的诗歌和小说之中。坦率地说，我更喜欢他的诗歌和小说。读他的散文，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他那些令人拍案称奇的创新，但不能了解宇宙，也不能认识自己。

他的诗歌和小说涉及的事情是多种多样的，但主题只有一个。在说明这个问题以前，应该澄清一种混乱的看法。许多否认博尔赫斯是真正的拉丁美洲作家。有人对鲁文·达里奥也提出同样的指责，他就是何塞·恩里克·罗多。这种人们多次重申的偏见是十分有害的。作家生于某地，属于某种血缘，但其作品却不能局限于他的民族、种族或阶级。革对这种指责，我们可以说，博尔赫斯的作品以炉火纯青的技巧、清晰明白的结构对拉丁美洲大陆的分散、暴力和动乱提出了强烈的指责。欧洲人对博尔赫斯的世界性大为惊愕，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识到这种世界主义只是、也只能是一个拉丁美洲人的观点。拉丁美洲的独特性属于欧洲式样，我的意思是，它是另一种西方的格调，一种非欧洲的格调。拉丁美洲人既在欧洲传统之内，又在欧洲传统之外，把西方视为一个整体，其观点不同于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或意大利人的那种无可救药的地域观点。对这一点观察得最透彻的莫过于一个墨西哥人，即豪尔赫·库埃斯塔。而在作品中把这一点表现得最出色的莫过于一个阿根廷人，即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目前，真正需要讨论的题目不应是博尔赫斯的作品缺乏“美洲性”，而是彻底承认他的作品表现出拉丁美洲这片土地从一诞生起即包含的世界性。

博尔赫斯不是个民族主义者。然而，他的许多诗歌和小说能够出自一个非阿根廷人的手笔吗？充满暴力的黑暗的美洲也曾经引起他的注意，不过，他只注意到其非英雄主义的低层次的表现，例如街头的吵架、满怀仇恨恃强凌弱的歹徒动刀动枪。精神地心引力规律也在支配着博尔赫斯的作品，我们从他作品中看到拉丁美洲的男子汉，也看到像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那样的玄学派诗人。在博尔赫斯的思辩和虚构中存在的矛盾——玄学和怀疑论之间的斗争——强烈地再现于感情领域。博尔赫斯喜爱刀剑，钦佩斗士和爱吵架的人。这也许反映了他天生的爱好。总之，这是在的作品中一再出现的特点。

博尔赫斯的这种倾向，在其文学生涯中表现为喜好争辩和肯定个人的价值。和同时代的几乎所有作家一样，他一开始就加入了文学的先锋派，显得百无禁忌。后来，他的趣味、思想都起了变化，惟独态度没有改变。他不再是极端主义者，但仍然言辞激烈，骄横恣肆，傲慢无礼。年轻的时候，他攻击的靶子是传统精神、学院和保守派的陈词滥调。到了成年，他那副庄重的态度起了变化，变成生气勃勃，具有思想性和革命性。博尔赫斯对“圣像破坏者”的新妥协主义大加讥讽，言词之激烈和他早年嘲笑老安协主义时毫无二致。

他不回避自己所处的时代，勇敢地面对本国和世界的现状，但是，博尔赫斯首先是作家。对他来说，文学传统和现状一样是活生生的，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从时间上说，他的注意点从当代转向了古代；从空间说，从身边转向了远方，从加乌乔诗歌转向了斯堪的纳维亚传说。他很快阅读了现代发现的大量其他地方的古典作品，包括远东、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的古典作品，并且顺顺当当地将其化为已有。博览群书和接受多方影响并未使博尔赫斯变成语言庞杂的作家。他的语言清晰而不杂乱，简洁而不繁芜。想像是在此物和彼物间架起桥梁，把二者联系起来的能力。因此，是沟通彼此的学问。博尔赫斯具有极其丰富的想像力。此外，他还很聪明——这同样是难得的能力——，善于剪除冗枝，抓住本质。他的智慧不同于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或文学评论家。他的智慧是作家的智慧。这种积极的智慧使他能捕捉住于己有用的东西，而舍弃其他。他在文学上表现出的爱与恨和神学家一样深沉、理智，和热恋者一样激昂。他不讲究平冗，不讲穷公道；他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批判是他创造性想像的一条胳臂，一个翅膀。他对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吗？我很怀疑。他的兴趣和性情、他的偏爱和真正的性格并不总是互相吻合的。博尔赫斯不像但丁，不像惠特曼，也不像魏尔兰；博尔赫斯像格拉西安，像科勒里奇一泰勒，像瓦莱里像切斯特顿。不，我错了，博尔赫斯首先像博尔赫斯。

他按照传统的文学形式进行创作。除了青年时期以外，20世纪以来的变革和激烈的革新对他几乎没起什么作用。他的散文是真正的散文。和习惯的作法不同，他从来不把这种文学式样混同于论文或理论性文章。一开始，他的诗作以自由体诗为主；后来，合乎规范的形式和格律的诗占了统治地位。作为极端派诗人，他还是谨小慎微的。特别是拿他最早的几本诗集中那些相当整齐的诗和维多夫罗以及同一时期的欧洲其他诗人的大胆创新和复杂的结构相比，更可以看出这一点。他没有改变西班牙语诗歌的音乐性，或者把西班牙语的句子故意倒置。他不同于贡戈拉，也不同于达里奥，他没有像同时代的其他人那样发现什么诗的“天外天”、“地下地”。但是，他的诗作是独一无二的，不容混淆的，只有他才能写出那样的诗。博尔赫斯最优秀的诗歌不是雕章琢句之作，而是那些真正光芒闪烁的作品，这些作品时而光辉四射，时而暗影笼罩，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力度。

他的短篇小说，就形式而言没有什么奇特之处；而就构思的顺畅来说，确有非比寻常的地方。在创作虚构作品时，他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乔伊斯、塞利纳或福克纳式的惊险情节和华丽的词藻上。也没有被劳伦斯式的感情之风（时而刮得尘土飞扬，时而吹出万里晴空）吹得东飘西荡。他的文笔既不同于普鲁斯特曲折句式，也不同于海明威的电报句式。他的散文的均衡性确实令我吃惊。他的文字，既不过于简略，又不啰嗦；既不沉闷，又不跳跃。这样的文字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性。写短篇小是其长，写长篇小说是其短。这样的文字可以用来描绘一种境界，书写一篇铭文，刻画瞬间的暗影。但不宜用来讲述一次战役，再现一种情绪或深入人的灵魂。博尔赫斯的散文也好，诗歌也好，其独特性不在于思想新鲜、形式新颖，而在于他的风格（他能引人入胜地把最简单和最复杂的事物连缀在一起）、令人赞叹的创造和他的眼力。所谓独具只眼，不只是指他看到什么，更是指他观察世界、观察自身的角度。这就不只是眼力了，而且是一种观点。

博尔赫斯对“概念”的爱好走入极端，许多抽像的东西使他着迷，最后他变得什么也不相信了。然而，作为作家，博尔赫斯对极端的事物有一种本能的怀疑，他几乎从来没有失去过分寸感。极度夸张和荒诞小径、印度和北欧人的神话和宇宙论使他眼花缭乱。但是他认为完美的文学是一种具有有限的、明晰的形式、有头有尾的文学。他认为，一张白纸能容下永恒和无限。他时常讲到维吉尔，但从来不提贺拉斯。其实，他很像贺拉斯，而不像维吉尔。他从不写长诗，也不打算写长诗，绝不超出贺拉斯严格限定的范围。我不是说博尔赫斯追随贺拉斯的诗学，而是说博尔赫斯喜欢用有节制的形式。在他的诗作和散文中看不到庞然大物。

博尔赫斯忠于这一美学思想，毫不动摇地按照坡的告诫行事，即一首现代诗应该不超过五十行。但是，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现代文学中的伟大诗篇都是长诗。带有二十世纪特点的文学作品——例如，我想到艾略特和庞德的作品——包含着这样的雄心：写出完美无缺的喜剧，重现当代失去的天堂。所有这些诗作全部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诗是对世界全方位的观察，是对各个时代人间戏剧的全方位的观察。上面我说过，博尔赫斯的独特之处在于发现了一种观点。因此他有几篇最佳诗作采用了评论古典作家（如荷马、但丁、塞万提斯）的形式。博尔赫斯的观点是一件万无一失的武器，它打乱了全部传统观点，逼着我们重新评价看到过的事物，重新估价阅读过的书籍。他的一些小说好像是由一个读过吉卜林和庄子著作的人写出来的类似《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读了他的一些诗作，人们会认为这是出自一位叔本华和卢贡内斯的朋友，写过类似《宫廷选集》的诗人的手笔。博尔赫斯的作品都属于所谓小型的文学样式——短篇小说、短诗、十四行诗——值得佩服的是他用这些文学样式取得了别人企图用长诗和长篇小说取得的同样结果。

博乐赫斯的小说和诗歌包括着诗人的创新和玄学家的创新，因此可以满足人的理智和幻想这两种核心功能的需要。不错，博尔赫斯作品没有在我们的感情上激起波澜——光明的也好，阴暗的也好，诸如怜悯、性欲、愤怒、讲义气。不错，他的作品没有告诉我们什么鲜血、性欲和权欲的奥秘，或者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文学或许只有两个主题，一个是人和人（相同的人和相异的人）之间的关系；二是个人和宇宙、个人和自我的关系。前者是史诗作者、戏剧家和长篇小说的主题；后者是抒情诗人、玄学派诗人的主题。在博尔赫斯的作品里看不到人类社会及其纷繁的表现——从孤独的恋人的爱情到成千上万人参与的重大事件。他的作品属于文学的另一半。主题只有一个：时间和我们为了取消时间而进行的花样翻新但毫无收效的尝试。

通过“变化多端”和“一再重复”这样一些手段，博尔赫斯不断开掘这个唯一的主题。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时间由变化构成，变化即是重复，而人则消逝在这样的时间的迷宫里；永恒是一面无形的镜子，人要是用这面镜子观看自己，就会化为一片灰烟；人战胜了死亡，得到了不朽，但却敌不过时间和衰老。这个独一无二的主题的各种变化形式仅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即：人所从事的事业以及人本身不过是可以消逝的时间的外在形式。博尔赫斯用明白透彻的语言表达过这个意思，他说：“时间是构成我的物质，时间是一条从我这儿攫取东西的河，而我就是这条河，时间是一团消耗我的生命的火，而我就是这团火。”诗的使命在于把隐匿在时间的皱摺里的东西公之于世。一位伟大的诗人必须让我们记住：我们是弓手，是箭，同时也是靶子。（刘习良　译）

马里亚诺·阿苏埃拉

亲切的往事

我敬佩女人的直觉。她命该成为我的终生伴侣（今天她和我一起庆祝我们结婚36周年），在向她求婚前我对她说：“你是天主教徒，而我……是一件没用的东西。你不知道婚后不久我们会彼此感到厌倦，我会让你离开。不过，现在，我非常爱你。我向你提出结婚的建议，你同意吗？”“同意。”她回答，表情冷静得令人惊讶。

她对我说的不得当的话丝毫不感到意外。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她对我的了解比我对自己的了解还要深。

无疑地，我们的婚后生活和谐安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她对我的文学作品兴趣淡薄或毫无兴趣。我怀疑她根本不知道我出版的文学作品的数量，更不用说小说的书名了。最初，她对我的文学作品几乎暗中感到反感，因为它们极大地分散着我这个医生的注意力。即便当它们开始带来金钱的时候，她对我的作品还是抱着冷淡的态度。这再一次证明了她那种强有力的直觉。我想，女人大概都是这样，她们越是牢牢地钉在地上，她们的侣伴就越是想飞。我对活生生的上帝起誓，倘若她具备文学或艺术才能的话，我们做的面包准会像圣饼一样了。因为，如果我希望男性文学家总是远远地离开我的话，那么，对女性文学我则希望她们离我愈远愈好。骨肉情

我曾千百次地看见死神从我身边走过，却只一次我理解了它的全部残忍。这就是在她丧失生命的那一天。

面对从根本上说无可慰籍的事情试图用语言抚慰的人们所表演的悲喜剧多么令人同情啊！那种亲切的怯懦表示是为了仰脸朝天不正视全部真理。

死亡不是截肢，而是彻底结束生命。我在书上读到，被人杀害在世界上是正常的，是正常死亡。实际上，凡是怀着巨大的爱心爱过的人都会觉得可爱人的死是被别人杀死的。这种说法也许是一种诅咒。不管怎样，都是对感觉到那种彻底、永远的分离而把眼睛举向天空只看到空寂、最可怕的空寂的人的诅咒。可怜的照片

一个心地纯朴的人想以她的放大照片使我大吃一惊。“这不过是一张纸。”我不屑一顾，恼怒地回答。

我明白各个时代的伟大摄影师为什么轻视酷似他们的模特儿的人。创作者把他的模特儿当作借口，当作创作的工具。他对暂时的东西不感兴趣，视而不见转瞬即逝的东西。归根结底，他的创作跟他的模特儿并没有关系。时间

我每天都感到那种死亡是我一生中最严重的事件。突然，我从绝对的否定跳到绝对的和彻底的肯定。我感到既平静又自信。

时间在流逝，一种新的体验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她依然活在我的生命中，比生前还强烈。所以，既然她还活着，那丢她的死就只是谎言只能是谎言，有什么关系呢？

生活经验不能令人信服。有人能立刻理解，有人则需要反复解释。

为了能平静地生活——为了能够活下去——，必须忘记时时刻刻、无所不在地折磨我们的巨大痛苦。只有在我们自己或我们最亲爱的人受到伤害时我们才同痛苦建立联系。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依稀看见我们那消失在我们的无限伟大中的无限渺小。

小孙女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死在我的怀抱里时她还只有3岁。我凝视着她：一双眼睛像两颗永不熄灭的星星。

口头语言的局限是很大的，书面语言的局限则不可计量。我写道：“衰老是一系列的丢弃。”对我来说，我的定义具有生活经验的力量，对别人来说则肯定是一系列不怎么容易理解的言语。信仰

我相信不可医治的近视或自称证明了上帝存在的人的盲目无神论。我甚至都想像不到，人们能够重视他们完全是由于那些自身遭受跛疾的人。对其他人来说，他们的演说就像试图证明光的存在的人的演说一样愚蠢。无非是光线看得见或看不见，上帝感觉得还是感觉不到，如此而已。

有三四次我相信模模糊糊地看见了上帝。那是一种像闪电那么迅速、那么短暂、但是明亮千百倍的幻觉中。

那是一个黄昏，我们村的受难耶稣迎着落日的余辉降临。我不相信他。大地充满空寂，我心里一片平静。从那天起我相信他了。这种不可理喻的事如何解释呢？

我们这两个陌生人，无宗教信仰的使者，他的敌人，傍晚来到他的门口。我们在逃脱把我们残忍地逐出瓜达拉哈拉的卡兰萨分子的迫害。我们恳求他仅仅在那个夜晚躲藏在修道院的大菜园里。他坐在一张摆着修表的工具的小桌前，恭敬地站起来，让我们进了门。他穿一条色彩明亮的长裤，一双浅黄色的鞋。他亲自把我们领进一间禅房，用他那极白的手给我们拿来面包和水，然后又把教友们的俭朴的床给我们睡。我觉得自己太卑微了。他就是萨帕潘修道院院长。

第二天，我们想告辞的时候，他拦住我们说：“昨天夜里卡兰萨分子来到了村里，村里到处都是他们，每个出口都被他们把守着。你们跟我来。”

他把我们带到一间宽敞而明亮的藏书室里。“你们可以在这里消磨时间，看有趣的书。”

那是在圣诞节前夕，下午他去修理小教堂。我的同伴佩佩用他那种一贯的粗声大气对他说：“神父，你愿意我们帮你装饰祭坛吗？”

他把他那苦行僧的刚强面孔转过来，带着既无嘲讽也无反感的纯洁的笑容回答：“先生们，你们不是建造祭坛的，而是推倒祭坛的人。”

卡兰萨分子走了。不久传来消息说，由于在瓜达拉哈拉对神甫们横征暴敛而备受憎恨的迪埃格斯将军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死了。

我禁不住兴奋地欢呼起来。“那个可怜虫！上帝不喜欢他！”他说。

我看见他的眼里闪耀着异样的光芒。我觉得自己很小，像只虫子，什么也不是……

但是上帝在众人的心中，在一切方面总是那么高大。

现在他不再是萨帕潘的神圣僧人，而是首都的一名合法的歹徒：吵嘴打架、为人虚伪、欺骗、诽谤、不可救药的酒鬼。此外，他还是我放逐归来定居的城区的一位破产的、有八口人需要养活的药剂师。

一位老亲戚跟他提起了我。他却对他说：“你是谁介绍来的？”

他没看见我，他没兴趣知道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来这儿找什么。但是从那天起就没有病人去他的药店了。我没有一天缺吃饿肚。我的顾客渐渐地增多，他的顾客却一天天丧失，最后由于他的恶习而破产。他关闭了店门，出入于酒肆、酒店和最肮脏的城区的污秽场所。一天晚上，他来治疗酒精充血病。

有不少次我很高兴地拿出钱来帮助他。但是我总是感到内疚的是，我不曾把我心中可能有的极少的金子送给他。相反的，他的心中曾拥有大量的金子，他却一点儿也没有给我。他自己也许不知道自己拥有金子。

此人住在圣地亚哥·特拉尔特洛尔科花园里。他有一个十三岁的女儿，她是他生活中的快乐。他照看着她，像温室里最珍贵的花草一样培育她。他在政府里有一个卑微的职位，那个职位把人塑造得奴颜卑膝，卑贱下流。花蕾灿烂地开放了，于是成子大家的快乐。家里充满了欢乐和金钱。他放弃了那个职位，致力于酒店的生意。他很满意。我没有再看到他。

十年或十五年后，我在危地马拉大街大教堂背后遇见了他。他已衰老，瘦弱不堪，一副乞丐模样。他双手颤抖，鼻子肿大，像眼睛一样发红。这说明了他其他的状况。

他认出了我，但是不敢拦住我。但我拦住了他。于是他对我讲述了他的遭遇。他女儿离开了他。他不知道她的下落。最后，他要我给他五分钱。我从口袋儿里掏出一个比索，放在他手里，神圣的光芒在他的眼睛里闪耀了片刻，然后便永远消失了。

我幸福地走了。我明白了上帝的戒律的含义：“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同类。”

没有任何幸福能够比送给别人一点幸福而感到更幸福的了。

至于他把那一比索花在了何处，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朱景冬　译）

卡洛斯·富恩特斯

拉丁美洲的《圣经》

我第一次从阿尔瓦罗·穆蒂斯口中知道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是在五十年代，穆蒂斯送给我一本《枯枝败叶》。“这是出版的最好的书。”他对我说；他很明智，没有指明出版的时间和地点。

那时，我和埃曼努埃尔·卡拉瓦略主编《墨西哥文学杂志》，我在杂志上刊登了令人敬佩、但是不曾谋面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伟大的作品——《格兰德妈妈的葬礼》、《伊莎贝尔观雨时的独白》……

一九六三年，我从欧洲旅行归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在墨西哥。贝尔塔·玛尔多纳多介绍我们认识，我们一见如故。

随着共同的兴趣、亲近和增恶、见解和观点、公共职务和个人面孔的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世界上迅速显出的和蔼、风趣和博学的特点，给我留下愈来愈深刻的印像，我们的友谊已长达三十年之久。这三十年，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也是我们二人共同写的传记。在传记中的这些如此引人入胜的标题《丘鲁布斯克的迷失者》、《布拉格之春》、《假签证奇案》、《昔日贵妇人的叙事歌谣》、《圣安格的一千个星期日》、《一曲二重唱歌谣》或《几乎在萨乌纳丧命》下，他的章节和我的章节可以拿出来，相互交换和混合在一起。

在这种亲切的交换中，人物和作品都不见了。某位加维兰上尉从我的《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一书中消失，重新出现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他的小说《迷宫中的将军》里的一个褪了色的、用三色丝带捆着的章节却写于一八二一年，出现在战役中。

同胞们的爱。

当一九六五年我在巴黎收到并阅读《百年孤独》的书稿前几章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我的感受：我刚刚读了拉丁美洲的圣经；此外，我要欢呼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感动人的、炽热的天赋。

此外，我想起了我们一起从奎尔纳瓦卡去阿卡普尔科旅行的那天加西亚·马尔克斯讲过的这句名言：“我们大家在写同一本拉丁美洲小说；我写哥伦比亚的一章，你写墨哥的一章，胡利奥·科塔萨尔写阿根廷的一章，何塞·多诺索写智利的一章，阿莱霍·卡彭铁尔写古巴的一章……”这一点很重要：在漫长的岁月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受到同胞们的爱戴。我们都把他的巨大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庆祝，我们都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正如他说的，“但愿这掌声是对我的祝愿，”“生活将大不相同”。的确如此。我们个人给他的掌声要比任何公从的承认更长久、更重要、更亲切。

今天我祝愿人再活一百岁、二百岁、三百岁。对先生的人，我们可以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得知我们两个从内心里喜爱的另一位朋友伟大的克萝诺皮奥人胡利奥·科塔萨尔去世时那样说：“这不是真的，他没有死。”因为存在着友好的协作。（朱景冬　译）

奥·弗·斯密特

上帝睡着了

两个女儿都上床了。吉尔达五岁，安娜·玛丽娅三岁。两张小床紧挨着。已经到了睡觉时间，可是她们还想说点什么，想把白天遇到的新鲜事讲给对方听听。

吉尔达：“妹妹，睡吧。上帝已经躺下了。”

安娜·玛丽娅：“他不在床上睡，在天上睡。”

吉尔达：“不对，他在十字架上睡！”

小姑娘们说完就完了，随后便轻轻潜入凉爽的夜晚，像两条无忧无虑的小鱼游进平静的海水。她们刚刚来到这纷纭繁杂的世界，尚不了解随时可能遇到危险，不知道饿狼随时可能窜到跟前。

我弄不清她们是不是做梦。她们也许正在异乡漫游，也许在正观赏自己的渊源，重新看到了出生以前的她们。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心地变恶，我们都忘记了童稚时期的纯真，而她们却与之近在咫尺。玩耍一天之后，她们累了，踏踏实实地睡着了，暂时投进死神的怀抱。两小生灵睡得多么香甜……多么坦然……不了解她们的同类，不担心四伏的危险和遍布的陷井。在她们看来，每一天都过得欢天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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