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雷霆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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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1871～1915年试读：
绪论
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古已有之，历时千载。但在古代，由于天朝观的影响，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进展却很缓慢，直到近代初期仍然[1]如此，以至国人有“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的感慨。不过同以前相比，进入晚清，随着交通、资讯的发达，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广度、深度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中国人不但能通过以往的文献记录，了解书面的日本；还能通过众多的日本图像，认识视觉上的日本；更能直接通过东游，亲身体验日本；这些构成了晚清国人心目中日本的立体形象。本书要研究的对象就是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以及影响这一认识的因素。
一 研究缘起及意义
正如有一千位读者，就有一千位哈姆雷特。不同的个人，对于日本是什么样，也有各自不同的回答。在宋代欧阳修的笔下，日本是“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以至千载以后还有因欧阳氏之言而至日本访寻古书的。但在明代大多数国人的心中，日本却成了“仅以些许布缕包裹臀部，手拿长刀，睥睨之姿，令人害怕”的倭寇[2]，江浙沿海等地甚至还有“倭倭来，鼕鼕来，阿拉囝囝睏熟来”的[3]民谣流传。进入近代，日本在不同人物的口中，也差异极大。如叶德辉之流，将日本视为“南苑风光皆逆旅，东京物望若神仙”的蓬莱仙境；但李大钊等人，则将日本定性为日本帝国主义。这些不同的对日认识，难道只是各人因好恶不同，而作出的不同回答吗？在这不同的对日认识背后，是否有某些因素在推动或制约人们的偏向或选择呢？
数年前，曾聆听过马克垚先生的一次讲座，其中有一句：“现在的年轻人，吃的是麦当劳，喝的是可口可乐，穿的是牛仔裤，看的是好莱坞的美国大片，能不亲美吗？”当时引以为然，认为日常生活中他国因子的增多的确足以改变其在个体心目中的印象。但若以此来类推近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却有着不少的偏差。正如任达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一书中所言，日本在清季最后的十几年中充当了“关键部分”，为中国思想和体制的转型起了[4]“典型的作用”，深入影响了中国的各个阶层和层面。然而这一切都未能扭转近代国人排日思潮的滋长，1915年“二十一条”的提出更成为中日决裂的一个临界点。自此之后，即便是亲日者也都不得不刻[5]意隐瞒其与日本的关联。无疑，政治性的因素在这一对日认识的转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貌似个体选择与决定的对日认识，其实却受到了隐藏在背后的历史性、政治性、社会性等种种因素的制约，正是这种种因素推动了个体走向他们自以为是的对日认识。
其实人们心中的日本或说观念中的日本，与日本实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实体的日本包括了日本所有的物理存在（其领土、日本人与日本物品等）。观念中的日本则可被理解为人们对日本的“想象物”，它是基于人们对于相关日本讯息的接受与解读后所构建的一种虚拟形[6]象。借用萨特所言是“根据缺席，根据在场的他者构思的”。人们往往以为自己观念中的日本就是日本实体的真正模样，殊不知这只是经过加工与处理后重新在人们头脑中重组的日本面相。最早令日本出现于近代中国人的视域的可能要算罗森的《日本日记》了。毋庸置疑，罗森亲眼所见的日本，的确是实实在在的日本实体。但对更多未能亲临亲见的国人来说，他们所知道的“日本”只能存在于阅读与耳闻当中，是其对异域的想象。近代国人的日本认识正是各类实体的日本透过种种途径、经过层层筛选进入人们的观念视域当中，而形成的日本形象。
在这一过程中有个体的主动选择，像士人会在意日本的书籍、文化，而市井小民更关注日本仁丹或眼药水的效用；但更多日本面相在个体能接触之前，已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过滤，如媒体报道日本哪些方面、报道怎样的日本，都有编辑甚至国家的意图隐含其中。在现实性的因素之外，过去的传统日本认识或对日定见，又或多或少会扭曲、误导现时的对日认知。
因而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绝不是认清实体日本的单一过程，而是政治、媒体、个体三者互为援引、共谋影响的结果。这一过程又与近代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生成处于同一时空，因而本为对外的日本认识又时常与对内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交织在一起，成为外交与内政的一个聚焦点，如近代教科书事件即为突出的一例。正因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所以本书选择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作为探讨的对象。
之所以将研究的时间段选在1871～1915年，主要是因为这四十四年恰好是国人日本认识的转折期，经历了一个由漠视到正视、由“以日为师”到“从此以后，不论日本说什么，中国总是满腹怀疑，[7]不敢置信；不论日本做什么，中国总是怀着恐惧的心情加以警戒”的转变。这一转变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到了现在国人的对日认识，因而理清这一时段国人日本认识的变因，对于理解中国人近代日本观至为关键。
另外，1871～1915年也是清季民初政权鼎新的时段，其中经历了诸如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日俄战争与二十一条等众多的历史大事。在这纷繁的历史变局中，众多政治因素、经济变量、文化转型穿插其中，为中日格局的变动、国人日本认识的变化，提供了不同的展开“场景”。在这些“场景”中，正可观察、探究影响近代国人日本认识的关键因子。
至于研究这一问题的意义，有如下几点。
首先，有助于加深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理解和研究。目前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主要的着眼点放在近代以来国际格局和中日两国实力、利害及国家战略的层面，较少注意到国民心态的层面。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显性的层面上当然受到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和制约，更与彼此的实力、地位及双方的利害得失的盘算等因素密切相关，但在隐性的层面也受制于各国国民对对方的认识和态度。有时，这种认识和态度甚至是影响对方政策的主要因素，也是引起一些历史事件、产生一些正常或不正常的历史现象的主要因素之一。对这点，我们在考察近代历次中日交涉时不能不加以考虑。
其次，能深化学界对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与态度的研究。虽然国内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有不少，但从研究对象及范围的选取来看，仍多侧重于精英人物日本观的研究，即便是对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的总体考察，也还是以精英群体、知识阶层代替全部。换言之，研究的视域更多重在“趋新”或“先进”的一方，而对“落后”或“反动”的大多数有所忽视，甚至避而不见。如对当时的民众，甚至清末主政的守旧派与后来的北洋政府的对日认识，揭示得还不够。再从研究的方法与视角而言，迄今多是个案的分析与长时段的总体概述分别进行，将两者结合的综合性著述还不多见。另外，虽有学者将分层研究与区域研究应用于对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的考察中，但考察或对比研究各群体、各阶层、各地域的互动的则还是欠缺。本书的研究则试图从长时段的整体把握近代中国人对日认识的变迁，动态呈现这段中日认识史的全貌，加深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
再次，为今天中日两国的现实交往提供借鉴。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日两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日之间的关系也由过去的敌国变为邦交正常化，再到今天呈现的“政冷经凉”，历史似乎走过了一个轮回。在此时此刻，重新审视过去中国人为认识日本所走过的路，重新思考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中的灼见与谬误、精华与糟粕，应该对中日两国的未来走向有所启示。
最后，有利于中国人更好地认识日本与日本人。近代日本对中国进行的数次侵略战争，给国人留下很深的历史伤痕。正由于历史记忆的惯性，中日两国间的误读一直存在。今天国人要如何理性地看待自己的邻邦？只有正确梳理、总结过去的对日认识与态度，才能更好更深入地了解日本及日本人的今天，从而塑造新型的21世纪的中国人的日本观。
二 学术史回顾
对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的研究应该说起步很早，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因为中日两国现实的紧张态势，这方面的研究被时人关注。虽说是对中国人日本认识的研究，但着手较早的却是日本人。如橘朴的《孙文的东洋文化观及日本观——大革命家的最后努力》（《中国研究》1925年第1～4期）、实藤惠秀的《〈留东外史〉与其日本观》（《中国文学月报》1936年第12期）、有高岩的《清末中国人的日本观——特别是〈日本国志〉的研究》（《历史公论》1938年第78期）、中山久四郎的《现代民国人的日本观》（《历史教育》1941年第15卷第4号）和《现代支那要人的日本观》（《支那》1941年第32卷第2号）等，这些都发表于抗战结束前。信浓忧人更收集当时《宇宙风》、《生活周刊》等杂志上刊登的有关中国人谈日本的文章，加以整理，编辑了《支那人の见た日本人》（青年书房，1937年）一书。几年后，鱼返善雄也编辑了一本由12篇中国人谈日本的文章组成的《中国人的日本观》（目黑书店，1943年），作为日本支那语研究者的教科书。这两本书既是当时中国人日本认识的即时反映，也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了文献线索。
与此相应的，中国人为应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也积极谨慎地审视着自己的邻邦——日本，并留下了众多近代中国人对日观感及认识的文献与日记等资料。如清末民国一些国人的东游日记，黄遵宪、王[8]朝佑、戴季陶、蒋百里、周作人等人的专门论述日本的著作等。但这些只可看作我们后来考察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的重要史料，并不算对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的学术研究。
若说二战前，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国人自己对中国人日本认识的关注，都还有现实因素的考量，那么战后两国学界对于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的研究则相对更为纯粹。与前一阶段相比，不但成果更为丰硕，研究也更为深入。代表性的论著有：《中国人的日本观百年史》（伊东昭雄，自由国民社，1974年）、《近代中国对日观的研究》（山口一郎，亚洲经济研究所，1970年）、《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武安隆、熊达云，东京大兴出版社，1989年）、《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国人的日本观》（王晓秋，日本东方书店，1991年）、《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石晓军，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国史中的日本像》（王勇，日本农文协出版社，2000年）、《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以直隶省为中心》（孙雪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郑翔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戴季陶の对日观と中国革命》（嵯峨隆，东京东方书店，2003年）等。[9]
相关论文则更多，主要有如下一些：石原道博的一系列论文、钟叔河的《甲午以前的日本观》（《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刘学照的《清末民初中国人对日观的变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与《略论李鸿章的对日观》（《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王晓秋的《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日本学》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李庆的《论黄遵宪的日本观——以〈日本杂事诗〉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陈卫平的《近代中国的日本观之演进》（《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臧世俊的《康有为的日本观》（《学术论坛》1995年第3期）、焦润明的《梁启超的日本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周启乾的《晚清知识分子日本观的考察》（《日本学刊》1997年第6期）、李喜所的《甲午战后50年间留日学生的日本观及其影响》（《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1期）、罗晓东的《张之洞师日观的形成及其效日主张》（《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4期）、左汉卿的《章太炎在日本的活动及其日本观变化》（《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4期）、韩小林的《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肖建杰的《张学良的日本观与其政治思想的演变》（《唐都学刊》2005年第1期）、杨永兴的《力行社的日本观——以〈前途〉杂志为个案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等。
至今，对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的研究，角度各有差异，研究的对象也各不相同，主要研究内容与主题有如下一些。（一）关于近代人物日本认识的考察
应该说对人物进行个案研究，相对容易入手，资料也比较集中，所以此类成果在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研究中占了相当一部分。如国内较早开展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研究的钟叔河，其《甲午以前的日本观》一文，以甲午战前何如璋、张斯桂、李莜圃、傅云龙、黄庆澄五人的游日记载为分析基础，具体考察了上述五人对于明治维新以后日[10]本的看法，从而揭示了甲午以前中国人对日本的大致观感。而后众多研究者也都按这一人物个案研究的思路推进，分析人物的对日认识、日本观感以及变化过程。
就个案选择而言，主要局限于精英人物身上。像作为知日派的先锋的黄遵宪就是一个热门人物。傅大中通过分析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日[11]本观的哲学指导思想，指出循环变异观和道器观是其底色。李庆则通过对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的分析，肯定其为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第一人，并将其日本观的形成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最初对日本的表面认识到趋向深入，再由对具体现象的认知上升到政治理念的升华。[12]而徐冰与李洪河则都以另一“知日三白眉”戴季陶的日本观作为[13]研究对象。前者从总体上高度评价了戴季陶对日认识的深刻性；后者则选取了五四这一特定时间段来考察戴季陶此时的日本观，指出这一时期戴季陶对日本基本上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他通过对日本社会、政治、文化和中日关系的精辟分析，深化了中国人当时对日本的认识。台湾的黄福庆也以戴季陶作为考察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切入点，将戴氏的《日本论》置于当时其他中国人对日认识的背景下，并以日本人对《日本论》的评价相映衬，凸显戴氏一方面像孙中山一样对日本有所期待，赞赏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表现，另一方面却又批评了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而这对以后中国人的日本观产生了莫大的影响。[14]相对于黄遵宪与戴季陶，另一“知日”的重要人物——周作人，在史学界就相对较少引起关注，虽有学者对其在“语丝时期”的日本[15]观有所探讨，但还有有待深入的地方。
除了上述数人外，对于近代的维新派、革命派等代表人物的日本认识，学界也多有探讨。像焦润明考察了维新人士——梁启超的日本观，指出其日本观基本上属于“师敌型”的，而这一“师敌”又服务于梁氏的变法主张，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普遍[16]的对日心态。班玮在此基础上，从更长时段来观察梁启超的日本认识，认为：从清末到民国，梁启超的日本观有一由“师日”发展到“亲日”、再由“亲日”转为“反日”的演变过程，这与其思想转变[17]是同步的，也是当时亲日派精英所共有的一段心路历程。臧世俊则着重对维新派另一代表人物——康有为的日本观进行了梳理，认为在甲午战前康氏的日本观以防日、攻日为主，到甲午以后才一变为[18]学习日本，变法维新，最后一直死抱日本模式作为其救国方略。而革命党人孙中山的日本认识更是长期被研究者所重视，学界对其早期、晚年的对日观都有较细的分析。有学者就认为早期的孙中山对日[19]本抱有幻想，希望在日本的帮助下，完成中国革命。日本学者藤井升三更进一步指出导致孙中山有此想法的根源有三：一是中日在地理上接近，使日本成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绝好的根据地；二是日本一部分政治家和民间人士支援中国革命的动向和孙中山对他们的亲近感、信赖感；三是孙中山基于黄白人种斗争观的“亚洲主义”思想。[20]至于晚年孙中山的对日观，学界一般认为有一个转变，虽然在转变的分界点上仍各有说法，但大多同意此时孙中山对日本的侵华政策[21]有了明显的警觉。最近，许育铭对孙中山日本观的研究则另辟蹊径，通过对“孙文的对日观”、“日本的孙文观”及“当代中国的对孙文与日本观”三个层面的梳理，力图动态地交互建构出孙中山的对[22]日观。应该说许氏这一探讨对于此研究的后续推进颇有启发。另外左汉卿对章太炎日本观的变化过程也作了考察，注意到章氏三次东渡旅居日本对其日本观的影响冲击，指出其“看日本是理性的、功利[23]的，一切为了中国革命”。
此外，对于晚清、民国主政者的日本认识，学界也比较留意。刘学照就指出作为中兴重臣的李鸿章，其对日认识是复杂的，包含有轻日、畏日、羡日、防日诸种心态；其防日思想既与以夷制夷论、对外羁縻论相联系，又受其制约；而其隐藏深处的轻日思想，又限制了李[24]氏的“羡日”心态，难以提高为向日学习。王如绘则重点考察了1870～1880年李鸿章的对日认识，指出直到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鸿章才对日本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和对中国的危害有了较为明确[25]的认识，从而购船置械，进行防范日本的军事准备。另外，罗晓东、杨木武与肖建杰分别对张之洞、蒋介石、张学良三人的对日观进[26]行了有益的探讨，丰富了学界对三者面相的认识。
特别要提到的是杨际开的《作为思想范式的日本观——宋恕与变法运动》，该文虽也可看做是一个人物个案研究，却从变法思想资[27]源的角度来探讨日本在宋恕思想变迁中所起的作用。这实是王汎[28]森将日本看成中国近代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来源观点的延续。（二）对近代群体日本认识的考察
在个案精细分析的基础上，学界对近代中国一些群体的日本认识也有所考察。山口一郎就基于当时中国本身的政治多元现象，在探讨民国成立至抗战胜利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日本认识观时，划分了官僚层[29]文人、中国国民党系及中国共产党系三个群体，分别作了论述。这实质上就是群体研究的视角。而另一国内专著——孙雪梅的《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以直隶省为中心》，虽以清末民初的中国人为题，但主要考察的还是自甲午战争至1928年直隶省东游者这一特定群体的日本认识，比较全面地描述了这群东游者所认识的日本教育、日本实业、日本司法、日本行政、日本社会民俗等几个方面。[30]周启乾则对晚清知识分子群体的日本观作了一整体考察。赵艳玲、于多珠更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日本观的发展划分成四个阶段：从1874年日本侵台至1894年甲午战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日本，但看法不同，褒贬皆有，还没有形成一个代表主流的日本观；1895年甲午战后至1915年二十一条签订前，则以向日本学习为主流；1915年二十一条的签订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暴露，反日情绪慢慢地展露出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31]年全面侵华，抗日日益成为了共识。
最为研究者所关注的群体要算近代中国的留日学生群体了。自从1896年甲午战后清政府首派留学生赴日后，前后数十年间，约有五六万人先后负笈东渡；这批留日学生归国后，对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不可谓不巨大，故而早被时人所瞩目。他们留学日本的群体体验也相应构成了近代中国人对日认识的重要部分，是引导国人日本观形成的重要因子。对留日学生日本观的群体探讨也成为学界一个热门话题。较早关注留日学生的是实藤惠秀，他在论述中国留日学生时，涉及了中国留日学生这一群体对日本的观感与认识，其《〈留东外史〉与其日本观》更是从对文学作品《留东外史》的解读入手，分析描述了留学生眼中的日本、日本人的形象，从而揭示隐含其后的留日学生群体[32]的日本观。国内学者李喜所也对留日学生的日本认识进行了考察，认为中国留日生的日本认识反映出他们对日本的印象从总体上讲是很好的，基本将日本视为中国学习的榜样；而不像一些学者分析的那样“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是成功的，对日本却[33]不成功”。
另外，近来国内另一群体研究的动向是以杂志为核心，考察围绕其周围群体的对日取向。已有的成果有杨永兴的《力行社的日本观——以〈前途〉杂志为个案的考察》与罗福惠、汤黎的《学术与抗战——〈独立评论〉对于抵抗日本侵略的理性主张》。前者通过对《前途》杂志的考察，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内部的秘密团体[34]——力行社的对日主张及对中日局势的判断。后者则探讨了围绕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的对日主张，凸显了该群体对日观“理[35]性”的特征。总体看来，学界对中国人的日本观的研究还不充分，需要开拓的空间还不少。（三）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演变轨迹研究
对中国人的日本认识作一长时段的考察，更易看清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演变过程及发展阶段。如王勇就将中国人的日本观从古至今进行了统论，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隋朝以前朝贡时代的“宝物之岛”、遣隋遣唐使时代的“礼仪之邦”、元明时期的“海贼倭寇”、近代以来的“西学之师”；在讲到日本开国以后中国人的日本观时，他重点[36]对罗森、陈其元、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的日本观进行了分析。而刘学照、方大伦则对清末民初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轨迹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指出在甲午战前，中国人是“羡日”与“防日”交织在一起，到甲午战后，则以“仿日维新”与“突驾日本”为主，至日俄战争后，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益暴露，近代中国人转向了“排日”与[37]“拒日”。王晓秋则将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从轻视到重视、从走马看花到深入调查研究、从全盘仿效到初[38]步批判。此后虽有不少学者也对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做了整体的历时考察，但大体没有突破前述论断，基本以甲午战争、二十一条的提出及九一八事变作为界标，来划分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演变轨迹，对发展态势也基本概括为由“轻日”到“师日”再到“反日”、“抗日”这一线性过程。应该说上述学者通过努力，大致理清了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基本发展脉络。（四）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生成的缘由
由“是什么”到“为什么”本就是研究深入的自然过程。学界对日本观的研究也由最初的对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的现象考察，延伸为对其探本索源的追问。对于人物及群体日本认识的形成，学界考察一般从其自身经历、知识结构及时事背景三方面入手。如李庆在探讨黄遵宪的日本观形成时，就指出黄氏的使日经历、所受传统教育的知识构成、本身不懂日语的局限，加上甲午战前的时代背景，导致了黄遵宪虽为甲午以前知日第一人，但其对日观本身包含有矛盾与不足之
[39]处。罗晓东在考察张之洞师日观之形成时，则强调甲午之败这一[40]时事因素对其日本观转变的关键作用。李喜所对留日学生日本观的研究则显示：制约中国留日生日本观形成的因素既有中国人对日本的总体观感，又有社会各方名流的舆论导向，而最直接的则是他们的[41]留日生活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尚会鹏将中国人的日本观与传统儒家文化联系了起来，注意到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仁”、“礼”、“和”[42]三个基本理念在中国人日本观塑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尚氏这一观点提示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人传统日本观与近代日本观之间不仅有替代的关联，还有延续的一面。
如前所述，学界对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仍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表现在资料应用上。由于近代中日两国交往甚密，留下的关于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的史料实属不少，如何尽可能地利用史料，往往成为每位研究者都要仔细考量的问题。总的来说，已有成果使用的资料主要有如下几类：一是相关人物的文集、全集及年谱长编。像蓝蔚蓝关于李鸿章的研究，主要利用的就是《李文忠公全集》，通过文[43]献的解读，来重现1861～1885年间李鸿章的对日认识。其他的人物个案研究主要利用的也是相关人物的文集或全集。二是东游或留日日记及回忆录。近代中国人东游日本或留学日本的人数众多，其中既有官派公干者，也有自费观光的；但不论是留学者还是考察者，都留下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游日日记或回忆录，直观记载了对日本的观感与认识。这些成为后来研究者考察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一个重要途径。孙雪梅在对直隶的区域考察中就大量利用了东游日记。三是报纸、杂志。将近代报刊大量应用到史学研究中，应该是近十几年的事。无疑，报刊包含的信息量与传统史料相比，内容更为庞杂，也更为丰富，也使研究者能透视更广阔的社会层面。郑翔贵就在其自身研究中，选取了甲午以前《上海新报》、《申报》、《西国近事汇编》和《万国公报》四家大众传媒对日本的报道、评论，再现了当时受众由此可能获[44]知的对日认识，从而重构了晚清传媒视野下的日本形象。四是官书、资料汇编。如《光绪朝东华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外交文牍》等，这些都是重建近代中日关系场景的基本文献，因而都被研究者所在意。但除此之外，可供进一步扩充、挖掘的史料还不少。如最关键的，也恰恰很少被国内学者所应用的相关日文资料。其实对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留下记录的，不单只有国人自己，还有当时众多与中国有密切接触的日本人，他们留下的中国记录中也常有对中国人日本认识的记载。如已有学者注意到随“千岁丸”来华的高杉晋作等人的游清日记。另外各类文艺作品、竹枝词、民谣中也有相关史实的反映，但被利用得还不够。而一些包含日本、日本人形象的年画、漫画等视觉资料被学者注意的就更少了。
其次是在方法应用上。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的方法也日趋多样。作为思想史的命题，文本解读当然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个案分析与长时段总体概述则成为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研究最常见的两个取向，但迄今为止还多是将个案的分析与长时段的总体概述分别进行，将两者结合的综合性著述还不多见。另外，虽有学者将分层研究与区域研究应用于对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的考察中，但对各群体、各阶层、各地域互动做考察或对比研究的还是欠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还有待拓展。而一些学者将新闻传播学等跨学科的方法引入研究中，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总的说来，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多学科交叉等方法在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的研究中应用得还不够，还有待方法上的突破。
再次，在研究内容方面，仍多侧重于精英人物日本观的研究。就个案选取而言，从黄遵宪到蒋介石，不是知识界的巨子，就是政界的要人。普通个体的日本认识，在史学研究中是缺席的。虽然群体研究是个案研究的扩大，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这一命题，但基本还是局限于精英的群体当中，民众或“草根”被漠视。而宏观的长时段考察，从历时的角度再现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的演变轨迹，条理而线性，这是其优点；但即便是名为对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的总体考察，也还是以精英群体、知识阶层代替全部，缺少对其他阶层人群对日本认识与态度的考察。当然对精英人物日本观的考察是必要的，也或许相对精英而言，民众的认识是滞后的，但这些都不能否认对精英以外的人物、群体日本认识研究的必要。甚至在很多关键时期，民众的对日认识才真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要还原历史的“原生态”，就必须要从总体史的角度出发，眼光朝下，将更多的精英外的人群纳入研究的视域，这才能展现历史的全貌。
最后从研究主题看，还比较单一。基本研究的主题还局限于对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现象的描述与缘由的探究。但若将其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则可发现近代中国人对日本的总体观感对中日关系走向有着紧密的关联。一方面，每一次中日关系格局的转变直接带动了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国人对日本的基本观感又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对日政策的制定，影响了中日关系的走向。再从知识考古的角度出发，则可发现日本形象的构建，虽直接取决于中日两国实力对比、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等众多现实因素，但历史记忆的惯性、精英对日形象的解读，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近代国人对日本的认识更可能是，传统的日本、现实的日本与观念的日本三者交织的产物，是理性与情感的混合。这也是研究者很少注意的地方。
三 本书的主题、方法与结构
首先，本书的研究主题为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及影响这一认识的因素。鉴于目前的研究现状，本书的研究着眼于原因，而非变迁过程，重在探讨哪些因素影响了人们对日本的认识和观感，并在这一探讨过程中，试图揭示近代中国人对日认识具有哪些特点。同时，作为近代中国人日本认识研究的一部分，本书也尝试对一些中日个案作出梳理与补充，或从新的角度来审视。有鉴于此，本书对于近代中国人对日认识的变迁过程作了从略处理，但大致轨迹在相关章节中都略有提及。
其次，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一是思想史最常用的文本解读法，通过扩充史料，与原有材料互证、互补，以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的面相；二是采用比较的方式，既有宏观层面的比较，也有微观个案的比较，通过比较呈现异同；三是在立足史学研究方法的同时，有意识地使用了形象学、新闻学的一些相关理论，使得论证更为丰满。
最后，文章的结构安排。在笔者看来，影响近代中国人对日认识的，可能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国家层次的对日政策，这一定程度奠定了国人不同时段对日认识与态度的基调。二是社会层次的媒体导向，更多国人所见的日本还只是媒体呈现的日本，因而传播日本信息、提供共同阅读体验的公共传媒对国人的日本认识影响至巨。三是个体层次的日本体验，因为每个个体的日本体验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个体对日的看法不同。另外，中日交通的情况、中日贸易的增长等也对国人的对日认识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但前三者最为主要。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所以在章节上，本书并没有按照传统的时间序列加以编排，而是以专题的形式展开。本书除导论外，共分四章。其中，第一章为对宏观背景的交代，介绍了近代以来中日交通、文化状况的变化，清前期国人的对日认识及日本近代在华的种种表现，为下文展开作一铺垫。第二、三、四章分别从政治、媒体、民间三个层面展开专题研究，以探讨不同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最后为结语，从整体来分析、总结影响近代中国人对日认识的因素，及近代中国人对日认识的特点。
这种章节安排一方面利于宏观分析与个案考察相结合，另一方面则能多层面展现近代中国人对日认识的不同方面及其不同影响因素。注解：[1] 黄遵宪：《近世爱国志士歌》，吴振清等编《黄遵宪集》（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138页。[2] 王正华：《生活、知识与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与其书画门》，蒲慕州主编《生活与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3] 王勇：《中日关系史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第200页。[4]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第215～218页。[5] 《救国抑救民？“二十一条”时期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84页。[6] 孟森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6页。[7] 蒋梦麟：《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第83页。[8] 主要有罗森的《日本日记》、何如璋的《使东述略》、张斯桂的《使东诗录》、李莜圃的《日本纪游》、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馀纪》、黄庆澄的《东游日记》、王韬的《扶桑游记》、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以上都收入钟叔河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中）、王朝佑的《我之日本观》（北京：京城印书所，1927年）、戴季陶的《日本论》（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周宪文的《日本之面面观》（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陶亢德的《日本管窥》（上海：宇宙风社，1936年）、蒋百里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汉口《大公报》，1938年）等。[9] 包括《中国的日本观的初始形态——隋以前的日本观》（《茨城大学文理学科纪要》1951年人文科学第1号）、《中国的睦邻友好的日本观的展开——唐、五代、宋朝的日本观》（《茨城大学文理学科纪要》1952年人文科学第2号）、《中国的嫌畏的日本观的形成——元代的日本观》（《茨城大学文理学科纪要》1953年人文科学第3号）、《日明交涉的开始和不征之国日本的成立——明代的日本观（一）》（《茨城大学文理学科纪要》1954年人文科学第4号）与《围绕日明贸易的日本观——明代的日本观（二）》（《茨城大学文理学科纪要》1955年人文科学第5号）。[10] 钟叔河：《甲午以前的日本观》，《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11] 傅大中：《近代中国人日本观散论》，《学术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12] 李庆：《论黄遵宪的日本观——以〈日本杂事诗〉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13] 徐冰：《戴季陶的日本观》，《日本问题研究》1994年第3期；李洪河：《五四时期戴季陶的日本观》，《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14] 黄福庆：《论中国人的日本观——以戴季陶的〈日本论〉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0年第9期。[15] 张铁荣：《周作人“语丝时期”之日本观（上）》，《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3期。[16] 焦润明：《梁启超的日本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17] 班玮：《梁启超的日本观》，《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18] 臧世俊：《康有为的日本观》，《学术论坛》1995年第3期。[19] 王弋：《孙中山与日本明治维新》，东北地区中日关系研究会编《中日关系史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99～112页。[20] 藤井升三：《孙中山的对日态度》，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第2525～2526页。[21] 具体可参看刘恩格的《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及演变》（《贵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段云章的《孙中山与山东问题——兼探孙中山的对日观》（《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第7集，1990）与《1923年后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王仁荣的《谈孙中山对日外交思想的转变》（《辽宁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等文。[22] 许育铭：《从历史视点所见的孙文对日观》，《东华人文学报》2002年第4期。[23] 左汉卿：《章太炎在日本的活动及其日本观变化》，《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4期。[24] 刘学照：《略论李鸿章的对日观》，《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25] 王如绘：《论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1870～1880）》，《东岳论丛》1998年第5期。[26] 罗晓东：《张之洞师日观的形成及其效日主张》，《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4期；杨木武：《论七·七事变前蒋介石的日本观和抗战观》，《培训与研究·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肖建杰：《张学良的日本观与其政治思想的演变》，《唐都学刊》2005年第1期。[27] 杨际开：《作为思想范式的日本观——宋恕与变法运动》，《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第6期。[28] 王汎森：《“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9] 山口一郎：《近代中国对日观的研究》，亚洲经济研究所，1970。[30] 孙雪梅：《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以直隶省为中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31] 赵艳玲、于多珠：《日本侵台至全面侵华时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日本观》，《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32] 实藤惠秀：《〈留东外史〉与其日本观》，《中国文学月报》1936年第12期。[33] 李喜所：《甲午战后50年间留日学生的日本观及其影响》，《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1期。[34] 杨永兴：《力行社的日本观——以〈前途〉杂志为个案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35] 罗福惠、汤黎：《学术与抗战——〈独立评论〉对于抵抗日本侵略的理性主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3期。[36] 王勇：《中国史中的日本像》，日本农文协出版社，2000。[37] 刘学照、方大伦：《清末民初中国人对日观的变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38] 王晓秋：《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日本学》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39] 李庆：《论黄遵宪的日本观——以〈日本杂事诗〉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40] 罗晓东：《张之洞师日观的形成及其效日主张》，《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4期。[41] 李喜所：《甲午战后50年间留日学生的日本观及其影响》，《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1期。[42] 尚会鹏：《儒家的战略文化与中国人日本观的深层》，《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2期。[43] 蓝蔚蓝：《李鸿章的对日认识及其外交（1861～1885）》，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44] 郑翔贵：《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一章变动和延续：近代中国认识日本的基础日本与中国同处东亚，两国人民自古即有往来；进入近代，双方关系更为紧密。这种紧密表现在两国交通、人员、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与此相应，日本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中所呈现出来的面相也更为复杂。第一节中日的空间距离与文化距离
古人提及中日两国，最常用的是“一衣带水”与“同文同种”二词。这正概括了中日两国长久以来所处的空间背景与文化氛围。到了近代，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和通信手段的进步，中日两国的“距离”有了缩短趋向。而与此不相应的是，中日的文化关联在近代的演变中愈行愈远。这一空间与文化变化的反差，一方面提供了中日近代重新认识对方的基本背景，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大致走向。一 近代交通的发展
照理说空间距离应是客观的物理存在，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产生相应的变化，除非是沧海桑田、地壳运动，才会有将两地空间距离缩短或延长的可能。事实上人们对空间距离的直观感受在精确的测量技术出现以前，往往以日计程，通过自己来往两地所需时间的长短来得出相应的印象。
中日两国因无陆路相通，所以一直从海路往还，因而航路的选择及船舶技术的进步直接关系到中日交通所需的时日。就航路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路。在唐中叶以前，主要是北路，即由日本列岛出发，沿朝鲜半岛到辽东或经黄海到山东半岛，再转往内陆。此条航路被利用得很早。木宫泰彦甚至认为：此路还在“原史时代”就成为“连络日韩交通之大路”，具体途径就是由“古辰韩地”顺流至日本“山阴北陆”；只是限于当时的航海技术，还只能由韩地过来而不能由[1]日本渡往。因无具体史籍可考，此点只属于臆测之词。最早记载此航路的中国史籍应是陈寿的《三国志》。虽然《后汉书》中也提到日本已有贡使来华，但具体路线不详。到三国时，不但有倭使来华，魏国也派使往日，其具体往来路线为：“从郡（带方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今朝鲜东南部的庆尚南道等地），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对马岛）……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壹岐岛）……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庐国（日本佐贺县东松浦半岛一带）……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日本福冈县深江一带）……郡使（带方郡所派的使者）往来常所驻。东南至奴国百里…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南至邪马壹（台）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2]一月。”即由带方郡出发，到朝鲜半岛渡海，经对马岛、壹岐岛，至日本本土。直到隋唐，这一路线仍是中日两国主要的来往通道。像隋时裴世清出使日本，也是“度百济，行至竹岛，南望耽罗国，经都斯麻国，迥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又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3]国……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走的正是这一北路。
到唐中叶以后，中日两国又开辟了另一航路，即南路：由长江口或江浙等地出发，经东海到达日本列岛。公元701年日本第六次遣唐使来华，走的即此航路。自此以后历次遣唐使也大多走的是这一路线。自唐以后，中日交往更趋频繁，特别是明清之时，中国江南一带与日本长崎的进出口贸易日益发达，利用的也多是这一南路航线。日本正德五年（1715年）改订海外贸易法，就直接规定：“领受信牌往来之[4]船，以五岛以南之海上为往来之路。”今据《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统计可知，到明清之时，由中国往日本的针路（即航路）大致有：福州—琉球—长崎、宁波—长崎、温州—长崎、凤尾（定海南）—长崎、沙埕（福建福鼎县沙埕港口北）—长崎、尽山（扬子江口）—长崎、普陀—长崎、牛屿（福建闽江口外马祖岛南）—长崎、南杞（浙江瑞安、平阳海外）—长崎、九山（浙江舟山南六横岛南海[5]中）—长崎、广东—长崎、厦门—长崎，共12条。除此之外，相信遗漏的还有不少，这些针路的共同之处，则都是取南路航行。
中日航路之所以在唐中叶以后改北就南，当时一个重要原因即在[6]于“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今浙江宁波、绍兴一带）”。但就航海风险而言，则北路要比南路安全得多。正如木宫泰彦所指出的那样：“前后十三次遣唐使中，取北路者皆平安；取南路能免风波[7]之难者甚鲜。”证诸史实也的确如此。日本宝龟八年（777年）那次遣唐使，据大伴继人所言，去时特别顺利，“六月廿四日，四船同入海。七月三日着泊扬州海陵县。八月廿九日，到扬州大都督府”；但回来时却遭海难，“副使小野朝臣石根等卅八人，唐使赵宝英等廿五人同时没入”，所乘之船也“帆樯倒于船底，断为两段；舢舻各去，未知所到”，剩余的四十余人在海上“米水不入口，已经六日”，方[8]始漂流到肥后国的西仲岛而获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北航路一方面是沿着日本海左旋回流，顺流沿海岸航行；另一方面若由日本本土经壹岐、对马，渡过朝鲜海峡，直接登陆朝鲜半岛的话，海路航行并不长。与北路相比，南路航线因为要横渡东海，“风浪巨险”，这对当时的帆船而言，无疑难度更大，所以古语有云“日本好货，五岛难[9]过”。尽管风险不少，但最终走南路的多，主要是因为南北两路相比，南路总体路程要比北路短，特别是经济重心南移后，更是如此。到明代，中日航程已缩短到一般旬月可达，“如得东北顺风，五日五[10]夜至普陀山”，即使“纵风不便，不过半月有余，已到中国”。
在近代以前，中日航海用的船只为帆船，而帆船对风力、风向（即风信）都有要求。无风或风大都不能出航，若风向不对，甚至会使船舶南辕北辙。如日本仁明天皇承和元年（公元834年）派出的遣唐使，就因风信之故，“频年却回，未遂过海”，直到承和五年方始[11]成行。航海的实际水程也取决于风信，“风利则船捷，易至而近；[12]不利则船缓，难到而远，故不能定程也”。
日本位于中国东北部，因而由日来华，主要利用东北风或东风；由华去日，则反之。像明代倭寇入侵，就是“随风所之。东北风猛，则由萨摩或由五岛至大小琉球而视风之变迁：北多则犯广东；东多则[13]犯福建。”其中三、四、五、九、十月为倭寇来犯的主要时段，因[14]为“届期方有东北风，多日不变”。由中国前往日本则大多在夏季，利用西南季风。但随着船舶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片帆的应用，帆船无论顺风、逆风均能行驶，水密隔舱技术也提高了帆船的安全性能，[15]从而使得中日间的航行不再局限于季节，到清代出现了“四季皆[16]有来日本者”。
尽管到明清之时，中日航路及船海技术均有了很大进步，但风信无常、波涛险恶，中日之间的漂流事件仍时有发生。仅在嘉靖年间，[17]因往日本而被台风飘至朝鲜的漳州人就达五六百人。日本人在实行锁国政策后，虽被禁止出海，但仍有因海难而漂流至中国沿岸的。[18]康熙三十二年就有一日本船“被风漂至广东”，获救后被送回国。另据佐藤三郎统计，锁国时代有文字记载的漂流到中国海域的日本漂[19]流事件多达45次。可见在帆船时代，要跨海远渡，即便是“一衣带水”，也是危险重重。故早在唐代就有人感叹：“彼国太远，性命[20]难存，沧海渺漫，百无一至。”直到清代，赴日的多为生计所迫的[21]商贾，“士大夫均以风涛险恶，莫肯前赴其处”。
到了近代，随着轮船技术的进步，铁路、电信的出现，中日交通状况有了极大的改观，中日交通也日益被纳入了世界的交通网络当中。（一）蒸汽轮船的应用，导致中日定期航班出现
19世纪在世界造船史上是一个转折性的时代。富尔顿于1807年设计、建成世界第一艘可供使用的蒸汽轮船，从而拉开了蒸汽船时代的序幕。1820年使用蒸汽动力运转的铁船被斯他佛德州梯普敦的火塞勒铁工厂所制造，这是新的动力装置与新材料的第一次结合。到19世纪80年代，钢船也产生了。在材质改进的同时，轮船的外轮也改为暗轮，并由一暗轮增加至四暗轮，这使得轮船的速度有了显著的[22]提高。由于近代鸦片贸易与茶叶贸易的需要，轮船很快被英美各国争先应用于开往中国的航线上。第一艘出现在中国海域的蒸汽轮船是“福士号”（Forbes）。它建造于印度，使用的是柚木，只装有两台六十马力的发动机，却于1830年在顶着季风的情况下，仅用三十[23]八天就完成了从印度到广州的航程。随之而来，“伦敦到香港”、“纽约到中国”的航行纪录一再被刷新。到1858年，“轮船从伦敦开到香港只用六十天的时间，若从纽约启航，也只要再加上十五至二十[24]天就够了”，这同半个世纪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轮船与帆船相比，最突出的优点就是不再依赖风力，“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25]能飞渡”。另外，在速度与安全上，轮船也明显优于帆船，航期比较有保证，这使得远洋定期航班的出现成为可能。
随着中、日国门先后被列强打开，中日之间的海域成为世界航路的一部分，西方轮船的身影也迅速出现在中日航路上。1859年，大英火轮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hipping Co.）首先开设了从上海到长崎的定期航线，1864年，又进一步延长至横滨。三年后，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也加入了这一航线，开通了横滨至上海的定期航班。除英美公司外，法国也有轮船公司航行在中日航线上，“开横滨[26]线的大英火轮公司班轮是两月一次，法国轮船公司一月二次”。这一中日定期航线的开辟，迅速改变了中日交通以往的格局。在此以前，中日航线上主要以中国的帆船为主，中日贸易也主要由中国商人把持。而此后，中国的帆船逐渐被西方的轮船所代替。据当时人记载：“英法各国来崎后，夷舶往来巨洋，较华船坚固，是以我广东人来崎[27]贸易各皆乐由夷船耳。”日本进出口贸易的主导权也随之被西方列强所攫取。
明治维新后，日本成立三菱商会（1875年改名为邮便汽船三菱会社），也加入了对中日航线的争夺。该公司于1875年2月开设横滨到上海的航路，并在政府资金的资助下，利用减价的手段，先后迫使美国的太平洋邮轮公司、英国的大英火轮公司退出了中日航线。经过这次争夺后，中日航线的定期航运几乎都被日本轮船公司所垄断。到清末，由日本政府指定的对华航线就有八条，包括：神户—长崎—上海线、神户—门司—上海线、神户—天津线、横滨—牛庄线、神户—大连线、大阪—天津线、大阪—神户—青岛线等，几乎包括了华北、华东等主要的通商港口，建立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中日海路交通网。（二）中日朝铁路的修建，使得东亚铁路网初步形成
铁路是近代以后出现的又一新式的交通方式，也为西力东渐的结果。1854年，美国人培理率领舰队迫使日本签订城下之盟的同时，也给日本带来了“火轮车”，并于“横滨之郊筑一圆路，试烧火车”。这应该是日本人第一次见到铁路，而日本人对此最初的反应就[28]是“旋转极快，人多称奇”。可见其对于铁路并不排斥，反而敏锐地感觉到了铁路速度“极快”这一特性。因而，还在明治二年，日本政府就命令伊达宗城、大隈重信连同伊藤博文“借资于英国，充铁路[29]之经营”，随后于1872年建成了日本第一条铁路（东京新桥—横滨）。此后日本在“殖产兴业”的国策下，大力发展铁路。据统计，在1885年时，日本仅有铁路487公里，到1915年已达12074公里，年[30]均增长率在10%左右。通过铁路，日本的各主要城市都被连接了起来。
最初，中国铁路的兴建不如日本顺利。如在中国兴修的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就被清政府购回加以拆除。但随着列强入侵的加剧，铁路对于国防的意义越来越突出。日本入侵台湾后，李鸿章即上奏认为：“南北洋滨海七省，自须联为一气”，若兴修有铁路，“屯兵[31]于旁，闻警驰援”，“则统帅尚不至于误事”。至1883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火车铁路利益甚大……将来欲求富强制敌之策，舍此莫由，倘海多铁舰，陆有铁道，此乃真实声威，外人断不敢轻于称兵恫[32]喝。”正是考虑到国防的需要，加上洋务派的一再呼吁，中国铁路兴修的浪潮才日趋高涨。而在华的西方列强为了掠夺中国的原料、向中国倾销商品、进一步瓜分中国权益，也支持中国兴建铁路，并争相获取中国铁路的修筑权。到1915年，中国兴修的铁路共计9954公
[33]里，包括京奉、京汉、沪宁、津浦等各大铁路干线，初步形成了中国的铁路交通网。
朝鲜的铁路则在列强的争夺下，由日本主导相继修筑。19世纪末俄国动议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以将远东与俄国更紧密地连接起来。1891年，这条横贯欧亚、长达7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正式动工。俄国这一举动，让早已视朝鲜、满洲为其囊中物的日本感到了威胁，认为该铁路完工之日，俄国将“不动一兵，不派一舰，即可把朝[34]鲜划入该国版图之中”。为对抗俄国，日本加快了对朝鲜铁路修筑权的争夺。1892年，也就是西伯利亚铁路动工的第二年，日本即完成了对京釜铁路（汉城—釜山）的勘测，但由于中国与俄国对朝鲜的支持，日本当时并未能获得在朝鲜敷设铁路的修筑权。直到甲午战后，日本打败中国，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才于1897年5月获得了朝鲜京仁铁路敷设权。该铁路于1900年开通，是朝鲜的第一条铁路。自此之后，日本又相继在朝鲜修筑了京釜、京义（汉城—新义州）等铁路干线。到1906年京义铁路完工后，从釜山可直达新义州，形成了横贯朝鲜半岛的大动脉。日本对朝鲜铁路的经营，也“使整个韩[35]国皆归入我国（日本）势力范围”。
三国铁路连接起来是在日本吞并朝鲜后。日本于1911年兴建了连接朝鲜新义州和对岸中国城市安东的鸭绿江大桥，这使得朝鲜的铁路可与由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控制的安奉线直接对接。1912年6月15日，日本铁道院决定开行由新桥始发，经过关釜航路（下关—釜山），沿朝鲜的京釜线、京义线，通过鸭绿江大桥，沿安奉线、南满线直达沈阳和长春的列车。这标志中日朝三国铁路被连接成了一个整体运输系统，即东亚铁路网络。日本利用这一铁路网，开通了中日朝三国铁路联运业务，以更方便其对中国的商贸往来，有利于其对中国的渗透。中日来往也由此变得更为快捷与平常。正是铁路交通的便利使得到中国观光成了日本20世纪初期的时尚，日本初、高中生去“满、韩、中”修学旅行，也从1906年开始泛滥开来。（三）中日电信网的接通
1837年，美国人莫尔斯发明了电报，并于1844年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开通了一条实验电报线路，获得成功。很快，有线电报因为传递信息的快捷而在欧美各地架设，并以欧美为基点向世界各地延伸。
早在1866年，广州法国领事李添嘉即请求清政府批准设立粤港[36]电报线，但未能获得中国同意。此后，英、美、俄等国也先后提出在中国架设电报线及允许海底电报线登陆的请求，而清政府认为“电线既非条约所准行，而中国地方，其权自有专主，又非外洋所应[37]过问”，为保护本国主权，明确拒绝了列强在中国安设陆地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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