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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1 10: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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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文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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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著应该这样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

四大名著应该这样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四大名著应该这样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作者:陈文新[著]排版:HMM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时间:2019-01-16ISBN:9787101132953本书由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陈文新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明清文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个人学术专著主要有《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和《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等书。前言“四大名著”是中华文化的伟大经典

经典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中华文化经典以“五经”“四书”和“四大名著”最为重要。汉代确立了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典体系,宋代确立了以“四书”为核心的新的经典格局,“四大名著”的经典地位则始于晚明,而确立于“五四”以后。

晚明开始形成“四大奇书”的概念。“四大奇书”是明代四部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合称。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这四部书常被论小说者并提,至清初,李渔明确提出了“四大奇书”的概念。他在为两衡堂刊本《三国演义》作的序中说:“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是。”李渔之后,“四大奇书”成了小说评论中的常用术语。

明末清初“四大奇书”概念的提出,蕴含着特定的文化深意——“四大奇书”其实是比照儒家经典“四书”来命名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四大正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则是“四大奇书”,一“正”一“奇”,相提并论。在清中叶曹雪芹的《红楼梦》问世之后,《红楼梦》取代《金瓶梅》,逐渐形成了“四大名著”这一约定俗成的称呼。其中,《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的代表作,《水浒传》是英雄传奇的代表作,《西游记》是神魔小说的代表作,《红楼梦》是人情小说(或世情小说)的代表作。“四大名著”之所以享有崇高的经典地位,是因为它在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历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四大名著”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1996年至今,《语文课程标准》经历了若干次改革,但“四大名著”一直是其中的重点,而且受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四大名著”是中国人的经典,也是全人类的经典。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说,“的确,从过去四十年间学术界在这几本书上所下的惊人功夫来看,似乎就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小说的传统。现在,不仅中国学者,就连西方的汉学家,对有关它们的作者以及版本方面的最细微的问题,也都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来探讨”。毫不夸张地说,“四大名著”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四大名著”享誉中外,其传播日渐广泛。英文译本、法文译本、俄文译本、日文译本等等,遍布海外各地。以“四大名著”为研究对象的海外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学术专著以及期刊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四大名著”因为无数读者的阅读,而获得了永不衰竭的活力。第一讲《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综述《三国志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也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历史演义即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成书,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历史资料、民间故事、文人改编。与三国故事有关的历史资料,主要是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所做的注。三国故事在民间的流传方式主要是“说话”(讲故事)和演戏。宋代“说话”之“讲史”门中有专说“三分”的艺人,如霍四究(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现存的文献有两部元代刻印的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金元时期的戏曲舞台上出现了大量的三国戏。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等记载,元杂剧中有六十多种三国戏,现存《关大王单刀会》《刘玄德独赴襄阳会》等二十一种。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其特点是“俗”,具体表现为热闹有趣的故事、诙谐幽默的风格和尊刘抑曹的倾向。刘、关、张都富于草莽英雄气息,而张飞的形象尤为突出。《三国演义》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作者是元明之际的罗贯中。《三国演义》以三国时期的“兴废争战”为题材,始于黄巾起义(184),终于“三分归一统”(280)。其核心内容大体包括“历史的三国”“民间的三国”和“掌故的三国”。“历史的三国”主要取材于《三国志》及注,以曹操为中心,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写他统一北方的历程,其中对官渡之战的描写尤为典型。在“历史的三国”中,道德评价相应地减弱了其重要性,肯定甚至赞赏曹操的“术”(解决政治、军事问题的技巧)构成相关情节的内在意蕴。毛宗岗《读三国志法》称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之奇,奇在智谋过人,即“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就“智足以揽人才”而言,人才乐于为曹操所用,首先是因为他慧眼识人并想方设法加以笼络;其次,无论是武将,还是谋士,只要为曹操效力,总能得到物质、荣誉、地位等方面的回报。尤其是对于谋士,曹操尊重他们的建议,肯定他们的智慧,而这正是谋士们所追求的人生价值之所在。至于“智足以欺天下”,包括了两个侧面:一是曹操虽然不把汉献帝放在眼里,但终其一生并未称帝,显出一副“忠君”的姿态;一是深知民心向背乃事业成败的关键,善于行爱民之举以获取民心。曾有一种意见认为:曹操的形象是在戏曲舞台上被丑化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仍是“可儿”(称人心意的人)。这意见的合理性不必怀疑,至少,从《三国演义》对曹操、董卓、袁术、袁绍、刘表等的对比描写来看,纳道德于权谋之中的曹操,在招揽人才和争取民心方面,确乎有过人之处,他是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伟大角色的人物。以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其他历史人物,《三国演义》对孙权等也不乏喝彩之笔,对魏、吴阵营的那些出类拔萃的谋士(如郭嘉、荀彧、贾诩)、身先士卒的勇将(如典韦、许褚、庞德),也予以了高度赞许。《三国演义》对刘、关、张和诸葛亮的描写,以来自民间的故事为主体,其特征是追求道德化的情感满足,在明确区分“好人”“坏人”的基础上,又热衷于赋予“好人”的“谋”“勇”以传奇意味、超人色彩,其中对赤壁之战的描写尤为典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间的三国”。

对道德化的情感满足的追求,主要是经由尊刘抑曹表达出来的。曹操复杂性格的核心是极端利己主义,由此呈现出虚伪、奸诈、残忍和凶暴等特征。与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利己主义人格成为对照,刘备是作者极力推崇的仁君,“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即使于己不利,也不把“妨主”的的卢马转送他人,不肯抛弃跟随他的十数万樊城百姓。只是,由于作者的过分粉饰,刘备的仁和善被推向极端,甚至入侵西川也被粉饰为并非出于本意,这样就失去了真实感。相比之下,还是关羽和诸葛亮更受读者喜欢。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着力刻画的重要人物,他才具不凡,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三国演义》以魏、蜀、吴三条叙事线索为纲,而魏、蜀两大政治集团的较量则为全书的主干;对魏、蜀的描写以蜀汉为重点,而对蜀汉的描写又以诸葛亮为中心。《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共写了一百十一年的事情。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活动虽然只有二十七年,但这二十七年却在《三国演义》中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即从第三十八回的“隆中决策”,到第一百零四回的“丞相归天”,共有六十六回,这还不包括诸葛亮出山前水镜先生对他的赞美,以及去世后“魏都督丧胆”“定军山显圣”等有关章回。在这近七十回中,有大半回目是专写诸葛亮的。如此着力刻画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没有第二个。《三国志》里的关羽,虽然勇武超群,但在英雄辈出的时代里,并不显得特别光彩照人,而在《三国志平话》中,他的戏份还比不上张飞。《三国演义》则把他塑造成了“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罗贯中偏爱关羽,原因在于,关羽是一名儒将,他既不像张飞,一味粗豪莽撞,有似江湖好汉,也不是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关羽精通《左传》,涵养极深,举止豁达而不粗野,言语磊落而不莽撞,胆识过人,武艺绝伦。罗贯中经历过元末明初的战乱,关羽比较符合他的人生理想,也更能体现元明之际知识精英的审美心理。

清初毛宗岗修订《三国演义》,他有意在小说中增加了大量笔记片段。其《凡例》十条之三云:

事有不可阙者,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庙见画,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锺会不汗之答,杜预《左传》之癖,俗本皆删而不录。今悉依古本存之,使读者得窥全豹。

所谓“悉依古本存之”,实际上是假托古本。毛宗岗假托古本所收录的这些“事”,主要出自《世说新语》这一类笔记。这些片段自成格局,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掌故的三国”。

对掌故的爱好基于一种谈笑话沧桑的人生态度:恬淡闲适的隐逸情调是比刀光剑影的杀伐征战更能提高人的尊严和生命意识的;对“是非成败”的热衷其实不如摆脱了争竞的小品式的淡定。“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就是“掌故的三国”所蕴含的价值判断。

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有“三奇”之说: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这三个人物,是《三国演义》中“历史的三国”和“民间的三国”两种文化内涵的主要承担者。大体说来,“历史的三国”更加关注政治智慧,“民间的三国”更加关注日常伦理,正如政治智慧与日常伦理不能相互取代一样,“历史的三国”与“民间的三国”也不能相互否定,而只能相互补充。至于毛宗岗评本以贯穿全书的掌故风味和隐逸情调来消解“英雄”的意义,则另具一种超越世事和感慨世变的情怀。《三国演义》由此获得了博大深厚的品格,当然也潜伏着比单向度小说更容易被误解的可能性。《三国演义》早在明隆庆三年(1569)即朝鲜宣祖三年已传入朝鲜,是中国古典名著中最受朝韩读者欢迎的作品,在现存的版本、翻译、改作、出版状况、古典文献的记录等方面,《三国演义》都是其他中国古典名著比不上的。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诸多国家也先后有《三国演义》的本国语言译本出版,并陆续有研究论文和专著发表。《三国演义》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雄气长,儿女情短

明末雄飞馆主人曾将《三国演义》《水浒传》合刻,总名为《英雄谱》。这两部名著确实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英雄气长,儿女情短”。《三国演义》的“英雄气长,儿女情短”,明显地表现在对貂蝉和江东二乔的处理上。

貂蝉是《三国演义》中的第一号美女。这个人物如果是在唐人传奇里,或者是在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不知要衍生出多少浪漫旖旎的恋爱故事。但《三国演义》写貂蝉,却仅仅着眼于她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所起的作用。

那天,王允想到董卓白昼杀人的残忍场面,坐立不安。至夜深月明,策杖步入后园,立于荼蘼架侧,仰天垂泪。忽然听见牡丹亭畔有人长吁短叹,一看,原来是府中歌妓貂蝉。王允喝问:“贱人将有私情耶?”貂蝉跪下道:“妾蒙大人恩养,训习歌舞,优礼相待,妾虽粉身碎骨,莫报万一。近见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又不敢问。今晚又见行坐不安,因此长叹。不想为大人窥见。倘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就这样,貂蝉主动介入了王允布下的“连环计”中。她周旋于董卓与吕布之间,最终使两人矛盾激化,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

貂蝉充分发挥了她的眼睛对吕布的杀伤力。例如:貂蝉在董卓卧室见吕布在窗外偷窥,遂“故蹙双眉,做忧愁不乐之态,复以香罗频拭眼泪”。在董卓中堂,貂蝉又对着吕布“微露半面,以目送情”,以至吕布“神魂飘荡”。董卓病时,吕布去探望,“貂蝉于床后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又以手指董卓,挥泪不止。布心如碎”。后世的读者多称貂蝉为“女将军”,这是因为貂蝉实在了得。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尚且费力,貂蝉凭几滴眼泪便摆平了吕布,这还算不得大将军么?

只是,一旦离开了政治,一旦不再扮演“女将军”的角色,《三国演义》就不把貂蝉这位美女当回事了。“连环计”中的貂蝉是备受重视的,因为这与政治搏杀相关,但此后貂蝉在罗贯中眼里就无足轻重了。貂蝉的最终结局如何,罗贯中没有提到。也许在他看来,一个小女子不值得关注,她使吕布杀了董卓,就已经完成了使命。但清初那个既是读者又是评改者的毛宗岗,却密切关注着貂蝉的下落。第十二回,濮阳之战,吕布败于曹操,引军奔定陶而去。“陈宫急开东门,保护吕布老小出城。”毛宗岗在旁边批了一句:“不知此时貂蝉安在?”第二十回,曹操平定徐州,“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毛宗岗又不无牵挂地在这里加了一句评语:“未识貂蝉亦在其中否?自此之后,不复知貂蝉下落矣。”读者毛宗岗如此牵挂貂蝉,作者罗贯中则不大留意貂蝉,一个与政治不再相关的女子,无论多么美丽婀娜,她在罗贯中眼里也是无足轻重的。

江东二乔是历史上著名的“国色”,加上这对姐妹花分别嫁给孙策和周瑜两位英杰,她们的故事更多了一层英雄美人的色彩,连北宋苏轼也在“大江东去”那首词中向慕不已地写道:“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只是,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压根儿就不关心作为浪漫故事主角的二乔,甚至懒得让她们露面,而只是把她们当作政治家运筹帷幄的道具来用。

唐代诗人杜牧曾在《赤壁》诗里调侃过一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那本是开玩笑的话,是说如果运气不好,没有东风相助,周瑜就会吃败仗,连二乔也会成为曹操的囊中物。《三国演义》从这里找到灵感,把“雄姿英发”的周瑜写得猥琐不堪,以矮化周瑜的方式矮化了二乔。

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了,《三国演义》中有两个周瑜。一个周瑜是风度翩然的江东才俊。他“姿质风流,仪容秀丽”,有非凡的气度和才华。初识孙策,便举荐张昭、张纮二贤。孙权掌事后,又举荐了鲁肃。孙权麾下人才济济,周瑜功不可没。赤壁之战前,东吴内部战降之争持续不休,连孙权也一度拿不定主意。是周瑜力陈曹操所犯兵家之忌,使孙权消除了顾虑,下定了抗曹的决心。周瑜又主动请兵,进驻夏口,率众破曹。他调兵遣将,动止有法,连起初瞧不起这位年轻统帅的老将程普也心悦诚服。“三江口曹操折兵”是周郎打的第一个胜仗;“群英会蒋干中计”,又借曹操之手除掉了蔡瑁、张允两个水军都督。打黄盖,用苦肉计;请庞统,得连环计。一环扣一环,把精明过人的曹操“玩”得晕头转向,最终差点儿全军覆没。这个周瑜,正是苏轼所倾慕的“雄姿英发”的周瑜。

与风度翩然的江东才俊周瑜形成对照,另一个周瑜却每每有失风度。诸葛亮在曹植《铜雀台赋》中故意加了“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等句子,当着周瑜的面念给他听,以证明曹操挥师南下,就是为了掳掠二乔,以此来“激”周瑜。周瑜听了,果然勃然大怒,离座指北骂道:“老贼欺吾太甚!吾与老贼誓不两立!”一点儿也沉不住气。他无法容忍智高一筹的诸葛亮,屡次设计加以谋害。诸葛亮答应三日之内监造十万枝箭,并立下了军令状。周瑜暗自得意,私下对鲁肃说:“他自送死,非我逼他。今明白对众要了文书,他便两肋生翅,也飞不去。我只分付军匠人等,教他故意迟延,凡应用物件,都不与齐备。如此,必然误了日期。那时定罪,有何理说?”这口气,仿佛乡里小儿耍无赖,哪里有一点英雄气度?可周瑜又总是斗不过诸葛亮,以致被活活气死,还落了个心胸狭小的名声。《三国演义》中风度翩然的江东才俊周瑜,是历史上那个周瑜的写照;而心胸狭小、以窝里斗为能事的周瑜,则来自民间艺术家的创造。《三国演义》对第一个周瑜虽然也花了些笔墨,但第二个周瑜才真写得浓墨重彩。让小乔嫁给第二个周瑜,是对二乔的调侃,也表明了《三国演义》对儿女之情的怠慢。《三国演义》还写了一个丑女,那便是诸葛亮的妻子黄氏。小说写她“貌甚陋”,却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韬略遁甲之书,无所不晓。又十分贤惠,对诸葛亮多有帮助。诸葛亮死后,她不久也去世了。正所谓“天下奇人,必有奇配”。刻意以一个丑女来配“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也见出《三国演义》对儿女之情的不屑。《三国演义》何以会“英雄气长,儿女情短”?这与历史演义的审美取向有关。

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妙画当良医”谈到过历史著作的写法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南史·刘瑱传》记鄱阳王被处死刑后,他的妃子刘氏因悲伤得病,缠绵病榻,刘氏的兄长刘瑱于是请陈郡殷蒨画了一幅画,将鄱阳王生前与其所宠亲昵备至、“如欲偶寝”的情状画得生动如见,刘氏见了画中情景,怒骂道:“这老家伙死得太晚了!”从此悲伤之情逐渐减弱,病也好了。钱氏就这一事例分析道:“《南史·刘瑱传》未及其他;此事虽资谈助,然单凭以立传入国史,似太便宜若人。《晋书》出于官修,多采小说;《南史》《北史》为一家之言,于南、北朝断代诸《书》所补益者,亦每属没正经、无关系之闲事琐语,其有乖史法在此,而词人喜渔猎李延寿二《史》,又缘于此也。”确实,在正史中,叙述主体是“天下”“国家”,是建功立业,细腻的情感活动和琐碎的家长里短是不应形诸笔墨的;而《三国演义》虽然不是历史著作,却是一部历史演义,在题材选择上仍与历史著作有其相近之处。在这样一部写“伟大人物创造伟大事业”的著作中,历史英雄才是主角,“儿女”除非也去干英雄的事业,否则就不会有重要位置。“雄才大略”的“奸雄”《三国演义》中“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的曹操,纯用霸术,堪称“雄才大略”的“奸雄”。其基本特征是:他的行为虽以权谋为出发点,但却符合中国传统儒家的政治理念,比如赏识和重用人才等。

淯水一战,曹操败于张绣,典韦为了掩护曹操逃命,死拒寨门,最后中箭中枪而死。曹操亲自为他祭奠,痛哭着对诸将说:“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回到许都,又立祀祭奠典韦,封其子典满为中郎,收养在府。事隔一年,行军途中路过淯水,曹操忽然在马上放声大哭。众人问其故,曹操说:“吾思去年于此地折了吾大将典韦,不由不哭耳!”随即下令屯住军马,大设祭筵,吊奠典韦亡魂。曹操亲自拈香哭拜,三军无不感叹。曹操之哭典韦,也许确有深情在——典韦几次救了曹操的命;同时也是做给那些活着的将领看的,如毛宗岗所说,“哭一既死之典韦,而凡未死之典韦,无不感激”。他期待麾下的所有将士,都像典韦一样不惜肝脑涂地效忠于他。

曹操打败袁绍后,郭嘉主张乘胜进击乌桓,而大多数人反对。曹操采纳了郭嘉的建议,果然取胜。但回到易州,他却首先重赏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他说:这次远征,因老天保佑,侥幸成功。各位的主张,才是万安之计,理应重赏。以后还望多献良策。成功了,曹操能奖励曾持反对意见的人;失败了,他也能奖励曾有先见之明的人。诸葛亮火烧新野,夏侯惇败回许昌。夏侯惇说,李典、于禁曾提醒我要防止诸葛亮用火攻,真后悔没听他们的!曹操于是赏赐李、于二人。

曹操的行为与袁绍等人形成了鲜明对照。进兵官渡时,田丰从狱中上书,谏阻袁绍:“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逢纪进谗言道:“主公兴仁义之师,田丰何得出此不祥之语。”袁绍于是大怒,欲斩田丰,因众官求情才罢。然而这一仗还真败了。田丰在狱中,一狱吏向他贺喜,理由是他的预料应验了,一定会得到袁绍重用。田丰笑道:“吾今死矣!”狱吏不解,田丰说:“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狱吏不信。时值一个使者奉命来取田丰之首,狱吏方惊。田丰叹道:“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乃自刎于狱中。可以说,猛将谋士投奔曹操,是适得其所。而投奔袁绍之流,则是明珠暗投。“为明主(曹操)谋而忠,其言虽不验而见褒;为庸主(袁绍)谋而忠,其言虽已验而见罪,何其不同如此哉!”(毛宗岗评语)从“智足以揽人才”的角度看,曹操是当得起明主之称的。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多次赞赏曹操为“可儿”,也正是基于这一事实。

在争取民心方面,曹操也比董卓、袁术、李傕、郭氾等军阀高明百倍。

李傕、郭氾掌权之后,“残虐百姓”;袁术征讨徐州时,“七路军马,日行五十里,于路劫掠而来”;董卓更是视百姓如草芥。他有一次带军出城,走到阳城地方。时值二月,百姓们聚在一起举行迎神赛会。董卓下令军士围住,大肆杀戮,掠夺妇女财物,装在车上,车下吊挂数千颗人头,还扬言说是杀贼大胜而回。在城门外焚烧人头,把妇女财物分发给众军。迁都前,董卓派人遍行捉拿洛阳富户,共数千家,在他们头顶插上白旗,上写“反臣逆党”,尽斩于城外,没收其财产。军队押着数百万洛阳百姓迁往长安,沿途死掉的不计其数。董卓还放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又一把大火将洛阳城化为焦土,连官民坟冢也被挖掘殆尽。董卓的信条是:“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然而,舍弃百姓,安有天下?董卓太残暴,也太缺少政治智慧。

曹操却深知民心向背乃是王霸事业成败的关键,所以他时常表现出爱民的风范。《三国演义》对此多有叙述,例如:

曹操打败袁绍后,在河边休息,当地百姓带着饮食前来慰问。一些长者告诉曹操:袁绍重敛于民,老百姓都心怀怨恨。如今丞相兴仁义之兵,战败袁绍,老百姓从此可望太平了。曹操听了,一面赏赐长者,一面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与杀人同样治罪!听说冀州空虚,众人都劝曹操赶紧进攻。曹操却说,现在庄稼长势正好,如遇战事,百姓恐怕会遭殃,等秋收以后再打也不为晚。平定冀州后,曹操下令: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尽免今年租赋。

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大概要算“割发代首”的故事了。第十七回,曹操进攻张绣,正当麦熟之时,曹操下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因此官军都下马扶麦而行。不料,曹操本人的马突然受惊,窜入麦田,踏坏了一大块麦子。曹操立即召行军主簿给自己定罪,主簿感到为难。曹操说,我自己制法,自己违法,怎能服众!拔剑自刎,被左右救住。郭嘉说:《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作为统帅,岂可自杀?曹操沉吟良久,拔剑割下自己的头发,命人传示三军:“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三军悚然,无不凛遵军令。曹操是善于行爱民之举以获取民心的。

从《三国演义》对曹操、董卓、袁绍等的对比描写来看,在招揽人才和争取民心方面,曹操确乎有过人之处。毛宗岗曾意味深长地说:人们都骂曹操是奸雄,然而这奸雄岂是人人都可骂的?曹孟德应该骂别人不是奸雄。

毛宗岗所谓“不是奸雄”,即不懂得推行“假仁义”。“假仁义”是伴随着春秋五霸而出现的一个说法。他们都是靠实行“假仁义”而赢得民心、称霸一时的。有人谈起他们,用不屑一顾的口气说:“是何足道哉?”但元末明初的刘基不这么看,他在《假仁义》一文中指出:“五伯之时,天下之乱极矣,称诸侯之德无以加焉,虽假而愈于不能,故圣人有取也。故曰诚胜假,假胜无。天下之至诚吾不得见矣,得见假之者亦可矣。”意思是:真仁义胜过假仁义,假仁义胜过不仁义;既然真仁义已不得见,得见假仁义也不错。

所谓“假仁义”,即化仁义为谋略,以改善政治、争取民心。刘基指出:“假仁义”有助于政治的清明,可以给民众带来好处,又有什么理由不加以提倡呢?由此可以看出刘基的思路:比起毫无顾忌地损人利己的“不仁义”,“假仁义”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是道德,更是权谋

在是否称帝这件事上,曹操表现出了远过于袁术等人的政治智慧,而刘备对这一套权谋看来也一样精通。

袁术在淮南,地广粮多,又有孙策所质玉玺,便做起了称帝的美梦。他对众人说:“昔汉高祖不过泗上一亭长,而有天下;今历年四百,气数已尽,海内鼎沸。吾家四世三公,百姓所归;吾欲应天顺人,正位九五。尔众人以为何如?”主簿阎象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当年周代始祖后稷积德累功,一直到周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疆土,仍然没有篡殷。你袁术虽然家世显贵,但比不上周文王,此其一;汉室虽然衰微,但还没有像殷纣王那样残暴,此其二。这样看来,称帝的事“决不可行”。但袁术一意孤行,于建安二年(197)称帝于寿春,建号仲氏。从道德上说,这是不忠;从权术上说,这是无谋。盖建安初年,天下仍处在群雄并立的阶段。刘备、孙策、袁绍、公孙瓒、吕布、张绣、张鲁、刘表、刘璋、马腾、韩遂,没有一个人敢僭帝号,而袁术却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立为皇帝,当然会成为众矢之的了:天下英雄群起而攻之,他转眼便倒台了。

曹操就高明许多。他的确不把汉献帝放在眼里,但“许田打围”后,他就不再萌生废立之意,确乎权术过人。曹操曾请献帝到许田围猎,想借此机会观察群臣动静。刘备、关羽等亦随驾出猎。看见荆棘丛中跳出一只大鹿,献帝连射三箭不中,命曹操射。曹操要过献帝的宝雕弓、金箭,扣满一射,正中鹿背,倒于草中。群臣将校见了金箭,以为是献帝射中的,都踊跃向献帝齐呼“万岁”。这时,曹操竟纵马直出,拦在献帝前迎受。这一举动令群臣惊诧不已,“众皆失色”。曹操从这一反应看出,废立之事不可擅行。“挟天子以令诸侯”,让汉献帝拥有天子的名分,而自己操纵天子的实权,比空有其名的袁术“实惠”多了。

即使是在一统北方、天下已三足鼎立之时,曹操仍然没有“进一步”的打算。曹操病重期间,孙权写信给他,说:“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曹操看了,大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侍中陈群等人奏道:“汉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灵仰望。今孙权称臣归命,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应天顺人,早正大位。”曹操笑着说:“吾事汉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

曹操的意思是说:如果天命眷顾曹家,那他宁愿做周文王,而让儿子做周武王。周文王时,虽然他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但照常称臣,不去挑战殷纣王的君权;他把取代殷商的事留给儿子周武王去做。为什么留给儿子去做呢?因为这可以把阻力降到最低程度。曹操把自己比为周文王,也就是让他的儿子曹丕来灭掉汉朝,目的也是降低灭汉的成本。从实质上说,这是有谋;而在表面上,则是“忠君”。曹操把自己装点成一个照儒家政治伦理行动的人,显示了过人的政治谋略。

其实,把道德当权术来用,刘备同样深谙此道。初平四年(193),曹操率大军攻打徐州,刘备领兵相救。徐州牧陶谦欲将徐州牌印相让,刘备固辞。如此反复三次,最终在百姓哭拜相求之下,刘备才领徐州牧。“三辞徐州”固然见得刘备德高望重而又谦逊,然而其中自有谋略。毛宗岗的评语说得十分清楚:

刘备之辞徐州,为真辞耶?为假辞耶?若以为真辞,则刘璋之益州且夺之,而陶谦之徐州反让之。或曰:辞之愈力则受之愈稳。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计,人自不知耳。

这样看来,不仅曹操是有大谋略的人,刘备亦然。

曹操生前没有称帝,而他的儿子曹丕建立了曹魏帝国。之后,刘备在成都建立了蜀汉政权。这两件事,《三国演义》第八十回回目的褒贬意味十分明显: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为什么曹丕称帝便叫“篡”,刘备称帝却是“续大统”?这一方面是因为汉中王姓刘,另一方面,刘备的时机选得好。当初称汉中王,是在曹操称魏王之后;现在称帝,也是在曹丕称帝之后。刘备其实早就想做皇帝,他的两个儿子,一名封,一名禅,“封禅”即天子祭天地之礼。可见刘备早有此心。但在称王称帝的事情上不为天下先,这是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关键一招。

称王称帝而又要不被人骂,实在是一门高妙的艺术。毛宗岗曾经揭示过其中的技巧:真能做皇帝的往往不在先而在后。要做正统之帝,必须等海内削平、四方宾服,又必须有群臣劝进,诸侯推戴,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让,实在推辞不得,才能祀南郊、改正朔。帝位接受得越迟,也就越稳固。即使是做闰统偏安之帝,也必须等小邦都已兼并,大国仅存一二,外面没有战事,内部人民乐附,然后再由侯而王,由王而帝,一步步地上升,才能够确立稳固的帝业。像袁术那样,一下子从一介太守而蹿升到至尊之位,是注定要迅速灭亡的。

看来刘备很懂这门艺术。《三国演义》写昭烈皇帝即位前的“礼让”,那些文字花团锦簇,足以显出刘备的政治技巧:

孔明与许靖,引大小官僚上表,请汉中王即皇帝位。汉中王览表,大惊曰:“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义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篡汉自立,主上乃汉室苗裔,理合继统以延汉祀。”汉中王勃然变色曰:“孤岂效逆贼所为!”拂袖而起,入于后宫。众官皆散。

三日后,孔明又引众官入朝,请汉中王出。众皆拜伏于前。许靖奏曰:“……若不从臣等所议,是失民望矣。”汉中王曰:“孤虽是景帝之孙,并未有德泽以布于民;今一旦自立为帝,与篡窃何异!”孔明苦劝数次,汉中王坚执不从。(孔明装病,说出一番“忧愁心事”)汉中王曰:“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议论耳……”(文武众官拜伏于地,请主上择日行大礼)汉中王惊曰:“陷孤于不义,皆卿等也!”(登基仪式上,谯周读罢祭文)孔明率众官恭上玉玺。汉中王受了,捧于坛上,再三推辞曰:“备无才德,请择有才德者受之。”……文武各官,皆呼“万岁”。

拜舞礼毕,改元章武元年。

一篇官样文章,做得何等花团锦簇!《三国演义》尊刘而抑曹,写曹操的忠君举动,往往揭示其背后的权谋;写刘备的权谋,却希望读者相信他真有道德。一扬一抑,倒也好看煞人。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被视为“心口如一的小人”。有趣的是,这个“心口如一的小人”,他给刘备的评价是“外君子而内小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说《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倒是和曹操的意思有几分相近。孔明出场“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这是隐士、高人水镜先生司马徽向刘备透露的一条十分重要的“人才信息”。刘备忙问这二人究竟是谁,水镜却不明示,只是抚掌大笑道:“好!好!”好不容易透露了如此宝贵的信息,却又“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是吊刘备的胃口,也是吊读者的胃口。刘备一夜没睡好觉,夜里他听到有人和水镜对话:

水镜:“元直何来?”“其人”:“久闻刘景升善善恶恶,特望谒之。及至相见,徒有虚名,盖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者也。故遗书别之,而来至此。”

水镜:“公怀王佐之才,宜择人而事,奈何轻身往见景升乎?且英雄豪杰,只在眼前,公自不识耳。”“其人”:“先生之言是也。”

刘备听了大喜,暗忖“其人”必是伏龙、凤雏。想出来见个面,又不便造次。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忙向水镜询问“其人”姓名,伏龙、凤雏果系何人,水镜只是笑答:“好!好!”对谜底仍是守口如瓶。

其实,“其人”既不是伏龙,也不是凤雏,他叫徐庶(字元直),也是一个难得的奇才,后来他为刘备效劳过一段短暂的时日。当他不得不离开刘备的时候,刘备哭道:“元直去矣,吾将奈何?”然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刘备忧伤地望着徐庶远去,忽然又见他拍马而回。原来他要向刘备推荐一个人。他说刘备若得此人,无异于周文王得姜子牙,刘邦得张良。如果以徐庶本人与之相比,那就等于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此人曾经自比管仲、乐毅,但在徐庶看来,管仲、乐毅都不如他。“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一人也!”如此了得的人物,究竟是谁呢?直到此时,徐庶才把水镜“保留”的信息全盘托出:此人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此人就是卧龙。这是诸葛亮的姓名第一次在《三国演义》中出现。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总评中说:“孔明乃《三国志》中第一妙人也。读《三国志》者,必贪看孔明之事。乃阅过三十五回,尚不见孔明出现,令人心痒难熬。及水镜说出伏龙二字,偏不肯便道姓名,愈令人心痒难熬。至此卷徐庶既去之后,再回身转来,方才说出孔明……写来如海上仙山,将近忽远。绝世妙人,须此绝世妙文以副之。”“诸葛亮”姓名的道出尚且如此曲折,如此郑重,可以想见,他的出场,必然更加不同寻常。

刘备“三顾茅庐”,就是为诸葛亮出场特意安排的隆重仪式。

这个仪式说简单也简单,无非是刘备去拜访孔明,两次都跑了空趟,第三次才请出了这位卧龙。整个情节没有什么扣人心弦的地方,其实比较平淡。可是在小说家的笔下,拜访的对象神秘莫测,拜访的过程扑朔迷离,本来简单的仪式,因而显得复杂而又隆重。

之所以获得如此效果,是因为小说家在此放弃了很多特权,他和刘备一样,也是一个初到隆中的陌生人。本来,小说家是可以全知全能的,他既可以向读者报告刘备的行踪,也可以报告与此同时的诸葛亮的状态,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说的便是这个意思。但罗贯中没有这样做,他放弃了全知全能的写法,把自己隐藏起来了,所有的信息都从刘备那儿来,刘备见到的、听到的,《三国演义》才写;刘备见不到的、听不到的,《三国演义》就不写:一切以刘备的所见所闻所知所了解为限。在叙事手法上,这叫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又叫单人物角度,又叫有限范围内的全知作者。其特点,正如美国学者利昂·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所说,作者被限定在某个范围之内,叙述者即作者不再同所有的人物处于相同的距离,他只同其中一个人物比较接近;我们只能从这个人物那里得到信息,作者不能告诉读者这个人物所不知道的东西。

一顾茅庐,未能见到诸葛,归来途中,忽见一人,容貌轩昂,丰姿俊爽,头戴逍遥巾,身穿皂布袍,杖藜从山僻小路而来。刘备猜测此人必是卧龙,赶忙下马向前施礼。不过,刘备认错了人。此人不是诸葛,而是诸葛的朋友崔州平。二顾茅庐,听到路边酒店中有人击桌而歌,吊古感今,非常人所能吟咏。刘备疑心卧龙就在里面,便下马入店,见二人对饮:一个白面长须,一个清奇古貌。刘备作揖问道:“二公谁是卧龙先生?”这一次他又错了,这两人中没有谁是诸葛亮,他们是诸葛的朋友石广元和孟公威。到了庄上,看到草堂上一少年拥炉抱膝,吟咏歌唱。刘备待其歌罢,上堂施礼道:“备久慕先生,无缘拜会。昨因徐元直称荐,敬至仙庄,不遇空回。今特冒风雪而来。得瞻道貌,实为万幸。”那少年连忙解释道,他不是卧龙,而是卧龙之弟诸葛均。他还告诉刘备,家兄出外闲游去了。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往来莫测,不知去所。刘备无奈,只得留书一封,三致殷勤之意。正上马打算回去,忽见一人,暖帽遮头,狐裘蔽体,骑着一驴,后随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芦酒,踏雪而来。转过小桥,吟诗一首:

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

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

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

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

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刘备料想,这次定是卧龙了,忙滚鞍下马,向前施礼。可是他还是错了!此人是卧龙的岳父黄承彦。

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手法可以产生两个效果。一是将几个松散的事组合在一起,使之看起来紧凑而富于戏剧性。在《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中,农夫荷锄而歌,崔州平从山僻小路而来,石广元和孟公威凭桌对饮,路遇卧龙之弟诸葛均和卧龙的岳父黄承彦,情节之间并无因果联系,情节本身也颇为平淡,但由于采用了统一的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就将几个片段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二是增强了故事的神秘感,尤其是诸葛亮的神秘感。由于刘备在卧龙岗上是一个外来人,他不了解诸葛亮以及卧龙岗上的人、事、物,因此一切都成了雾花水月。模糊有其自身的价值,好莱坞电影界就惯以避免他们的明星在公众场合露面的做法来维护他们的魅力。“三顾茅庐”之于诸葛亮,也是尽量把他保持在模糊状态,以此来表现他的超常或不同寻常。

对刘备一次又一次的推测和误会,毛宗岗的评语打比方说,这就好像漫漫长夜里盼望曙光,看见灯光以为是曙光,看见月光也以为是曙光,看见星光又以为是曙光。又好像久旱盼雨,夜里听见风声以为要下雨,听见泉声以为下雨了,听见漏声以为雨来了。如同《西厢记》写的那样:“风动竹声,只道金佩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但这些都仅仅是“以为”,是“疑”,是推测,诸葛亮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在刘备心里,在读者心里,还是一个未解的谜,一个不知何时才能解开的谜。毛宗岗分析说,这一篇着力写诸葛亮,但诸葛亮并未正面出场。原来,善于写超常人物的作家,往往不在实处写,而在虚处写。写他如同闲云野鹤,踪迹不定,才给人远离尘世之感;写他如同威凤祥麟,难以目睹,才给人气象森严之感。“三顾茅庐”,如同云散日出一样,难得诸葛亮这次没有出门。可这位卧龙还是不肯轻易露面,他大白天睡觉,让刘、关、张在外等了半天。醒来口吟一诗,到后堂更衣,又是半天,方整衣冠出来迎接客人。这时,我们才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诸葛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

诸葛亮的出场仪式如此隆重,那种气象,在《三国演义》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与之相提并论。赤壁之战的虚虚实实《三国演义》赤壁之战这个单元,是“民间的三国”最有代表性的部分。

赤壁破曹,究竟是刘备功大,还是孙权、周瑜功大?这一历史公案向有争议。但无可否认,从唐代起,在士大夫的诗文中,都视东吴为曹操的主要敌手,而周瑜则是这场大战的前线总指挥。盛唐李白《赤壁歌送别》写道:

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

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

北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写道: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南宋戴复古《赤壁》写道:

千载周公瑾,如其在目前。

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

有趣的是,连在《廿二史札记》中认定赤壁之战抗曹主力为刘备的清人赵翼,也在《赤壁》诗中写道:

乌鹊南飞无魏地,大江东去有周郎。

这说明,周瑜作为赤壁之战的主角,在唐代文人的心目中就已确定。《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演义,尊重那些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是叙事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民间的三国”是偏爱刘、关、张和诸葛亮的,尤其偏爱“古今来名相中第一奇人”诸葛亮和“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关羽。这样作者就面临着一个难题:在不能改变周瑜作为赤壁之战前线总指挥这一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如何才能把诸葛亮写得远比周瑜光彩夺目?从《三国演义》来看,作者的处理是相当巧妙的:他既没有抹煞周瑜作为前线总指挥的事实,又用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蒋干中计、草船借箭、孔明祭风、义释曹操等一系列富于民间情趣的描写,成功地突出了刘备集团尤其是诸葛亮的形象,而对周瑜,则以漫画式的嘲笑消解了他的光彩。在许多读者的感觉中,周瑜比诸葛亮差多了,甚至他的功绩也可以忽略不计。

所谓“富于民间情趣的描写”,是说其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展开,如果用史家的眼光来看,也许会说它不合情理;但如果着眼于它的风趣与机智,又不能不佩服民间艺术家的睿智和才情。

下面就从这个角度解读一下其中的几个主要情节。

必先驳倒了群儒,才能说服孙权吗?在此之前,孙权对张昭等人的降曹主张已经大失所望,而鲁肃的一番话正好说到了孙权的心坎上。鲁肃说:像我鲁肃这样的人如果降了曹操,还可以做个州郡长官;而将军你降了曹操,只能封侯,怎能实现南面称孤的宏愿呢?鲁肃的话促使孙权下定了抗曹的决心。后来诸葛亮谒见孙权时,为他分析了胜曹的必然性:“豫州虽新败,然关云长犹率精兵万人;刘琦领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惫;近追豫州,轻骑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士民附操者,迫于势耳,非本心也。今将军诚能与豫州协力同心,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惟将军裁之。”诸葛亮的这番言论,更加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而本回的中心情节“诸葛亮舌战群儒”,对坚定孙权的抗曹决心不一定是必要的,它的作用主要是展示诸葛亮的“三寸不烂之舌”,在气势上压住那帮主降的东吴群臣。

周瑜决心抗曹,是诸葛亮激出来的吗?周瑜评价张昭等人的降曹之计实是“迂儒之论”,他指出,曹操此次出兵,多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马腾、韩遂为其后患,而操久于南征,一忌也;北军不熟水战,操舍鞍马,仗舟楫,与东吴争衡,二忌也;又时值隆冬盛寒,马无藁草,三忌也;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操兵犯此四忌,虽多必败。将军擒操,正在今日。”周瑜对曹军实力也有准确的估算,他对孙权说:“主公因见操檄文,言水陆大军百万,故怀疑惧,不复料其虚实。今以实较之:彼将中国之兵,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所得袁氏之众,亦止七八万耳,尚多怀疑未服。夫以久疲之卒,御狐疑之众,其数虽多,不足畏也。瑜得五万兵,自足破之。愿主公勿以为虑。”这表明,周瑜抗曹之志甚坚,对胜曹也信心十足,用不着诸葛亮拿曹操大军南下是为了江东二乔这一话头去“激”。但就阅读效果来看,有了“智激周瑜”这一情节,诸葛对于周瑜的居高临下的智力优势便跃然纸上,文章才“真是好看煞人”(毛宗岗语)。“民间的三国”以其别出心裁的喜剧色彩,大大增加了《三国演义》的魅力。

曹操的事坏在蒋干一人吗?徐城北《梨园风景线·且说“一盆面浆”——〈群英会〉絮语之一》分析说:“曹操统帅八十三万人马,正欲南渡长江,准备先扫东吴再灭刘备,最后实现一统霸业。曹操应该怎样分析形势和采取行动?对手——孙刘联盟——又应该怎样采取反行动?……想来历史上真进行这一场战争时,其斗争的策略和表现形态肯定会无比复杂而生动的。然而在《群英会》中,仿佛曹操八十三万人马的覆没,全坏在蒋干一人身上。他两次过江,两次上当——第一次盗书,致使曹操错杀水军将领,延误了进攻时机;第二次引荐庞统献上连环之计,致使曹军被烧得一塌糊涂。这样安排组织矛盾冲突,固然戏的层次比较清楚,固然也产生了相当浓郁的喜剧色彩,但历史真实性不能不让人有所怀疑。”徐城北所批评的《群英会》,其情节来自于《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他认为这一情节不具有历史解读的深度和合理性,当然是对的;不过,“民间的三国”与“历史的三国”关注的焦点本不相同,把历史喜剧化、传奇化才是其匠心所在。有了蒋干这一人物,《三国演义》第四十七回才如此有趣。

草船上的箭是诸葛亮“借”来的吗?据《三国志》注引《魏略》,建安十八年(213),孙权与曹操相拒于濡须。孙权乘大船视察时,曹操下令放箭。由于船的一面中箭太多,开始倾斜。孙权下令掉过头来,让另一面也受箭,这样船就平稳了。《三国演义》把这件事彻头彻尾地改造了一番,又以鲁肃的老实反衬诸葛亮的神机,不仅写出了诸葛亮的不可企及的智慧,也把周瑜的小肚鸡肠活灵活现展现了出来。

东风是诸葛亮祭来的吗?据《三国志》注引《江表传》,东吴火攻曹操时,确实是“东南风急”,这本属自然现象,与诸葛亮毫无关系。《三国演义》这样写,意在强化诸葛亮的不可或缺,并有效减轻了周瑜的分量:没有诸葛亮祭来的东风,你周瑜成得了事么?

曹操败走华容道,是关羽放走的吗?刘备曾派兵在华容道追赶曹操,这本是历史事实。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山阳公载记》:华容之役,备独追操;操走出华容之险,喜谓诸将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稍晚耳。”因此,不可能有关云长义释曹操这件事。元代《三国志平话》所写,亦不似有意放曹。而《三国演义》,则不仅强调关公是有意放曹,而且强调这是“义释”,成功地写出了关羽的“义绝”。

可以看到,整个赤壁之战中的著名情节几乎都来自“民间的三国”,突出的重心则是诸葛亮,而历史上起实质性作用的人物如周瑜,却在喜剧气氛中成为被嘲弄的对象。“民间的三国”在不改变基本历史格局和历史进程的前提下,把它喜欢的人物写得光彩照人,把它不喜欢的人物写得猥琐可厌,虽然情节逻辑不够“理性”,但自有一种独特的风趣和幽默。中国老百姓的“人心所向”,也呈现在这些风趣幽默的故事中。

说完了正题,还想附带回答一个问题:“民间的三国”为什么如此厌恶周瑜?内在的原因是:他在战略上是反对与刘备联合的。

东吴内部,在处理和刘备的关系方面,一直存在两派。一是鲁肃所代表的鸽派,其基本思路是:东吴一方要独自对抗曹操,力有未逮,因而有必要与刘备联合;一是周瑜、吕蒙、陆逊等所代表的鹰派,其基本思路是,东吴一方可在现有基础上,先占荆州,再占益州,逐步形成与曹操势均力敌的态势,因而没有必要与刘备联合。历史上所谓“借荆州”的说法,其实是刘备对周瑜等人的思路甚为了解,为了避免他们过早对荆州下手,采取的一个缓兵之计,意思是:我迟早是要把荆州给你们东吴的,不必相煎太急。所谓“大意失荆州”,是说关羽对于东吴鹰派提防不够,终于导致了悲剧结局。关羽之死,以及由关羽之死所导致的吴蜀联盟破裂和蜀汉的衰亡,几乎是东吴鹰派直接造成的。“民间的三国”热爱刘、关、张和诸葛亮,凡在战略上主张与刘备联合的,比如鲁肃,作者就把他写得善良忠厚;凡在战略上与刘备不合作的,如周瑜、吕蒙,作者就把他们写得心地阴暗。周瑜是东吴鹰派的早期代表人物,知名度高,所以,“民间的三国”对他的加工力度也大。这些加工,当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却也是老百姓情感倾向的表达。君子之仕行其义也

西汉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在记叙了以身殉志的伯夷受挫遭难的事迹后,感叹道: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北宋程颐、程颢《二程遗书》中有杨遵道笔录的关于程颐的一段话:

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

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

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程颐,他们所关注的,都是这样一种社会生活情形:一个代表了正义事业的人可能并没有美满的结局。这种现象,孔子称之为天命。但孔子虽然承认天命,却并不认为应该顺从天命。在他看来,人的伟大不在于能够支配天命,而在于他可以为了信念而矢志不渝地与天命抗争,这就是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所谓“尽人事而听天命”。《三国演义》在诸葛亮出山之初就一再表明天命的不可逆转。刘备一顾茅庐,遇到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两人有过一段对话,不宜草草看过。刘备说:“方今天下大乱,四方云扰,欲见孔明,求安邦定国之策耳。”崔州平笑道:“公以定乱为主,虽是仁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自高祖斩蛇起义,诛无道秦,是由乱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两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乱;光武中兴,重整基业,复由乱而入治;至今两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复四起: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

崔州平的话,概括起来,无非是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二回还用种种“征兆”来表明“天数”的不可挽回。诸葛亮养兵三年,准备第六次北伐。太史谯周向后主奏道:“臣今职掌司天台,但有祸福,不可不奏。近有群鸟数万,自南飞来,投于汉水而死,此不祥之兆;臣又观天象,见奎星躔于太白之分,盛气在北,不利伐魏;又成都人民,皆闻柏树夜哭:有此数般灾异,丞相只宜谨守,不可妄动。”而诸葛亮的回答是:“吾受先帝托孤之重,当竭力讨贼,岂可以虚妄之灾氛,而废国家大事耶!”置天象于不顾,偏要与天命抗争,这正是诸葛亮的卓越之处。

诸葛亮的这种精神,用《论语》的话说,就是:“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或如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总评中所说:“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无论徐庶有始无终,不如不出;即如孔明尽瘁至死,毕竟魏未灭、吴未吞,济得甚事!然使春秋贤者尽学长沮、桀溺、接舆、丈人,而无知其不可而为之仲尼,则谁著尊周之义于万世?使三囯名流,尽学水镜、州平、广元、公威,而无志决身歼、不计利钝之孔明,则谁传扶汉之心于千古?玄德之言曰:‘何敢委之数与命!’孔明其同此心欤?”就人可以自觉地与天命抗争,为了正义事业而不计成败利钝而言,虽然失败,也是伟大的。

刘备去世后,蜀汉的事业无可挽回地走上了衰败之路。当年诸葛亮对策隆中,志在以荆州和益州为根据地,北上与曹操争锋,而荆州却已被东吴夺去;蜀汉与东吴,任何单独的一方都不足以与曹魏抗衡,所以必须结成联盟,才能维持三国鼎立的态势,而蜀、吴联盟也已破裂;蜀汉因僻处于一隅,人才本来就少,而关羽、张飞等老一辈已凋谢殆尽。在这种背景下,蜀汉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只有不断向曹魏展开攻势,才能维系人心士气,不致彻底瓦解;而这种攻势,事实上改变不了战略上的被动局面,不过是以局部的小胜延缓衰败的速度。然而,尽管时运不济,诸葛亮依然百折不挠地支撑着蜀汉。

大举北伐之前,诸葛亮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出师表》,我们一般称为《前出师表》。《三国演义》收有一篇《仇国论》,可与《出师表》对看。《仇国论》是蜀汉中散大夫谯周写给准备伐魏的姜维的。他劝告姜维应该审时度势,不宜轻举妄动。从最终的结果看,谯周的告诫不无先见之明。但正如毛宗岗所说,谯周《仇国论》,不过以成败利钝为言罢了。他不作于武侯伐魏之时,而作于姜维伐魏之时,是因为武侯“非所逆睹”一语,已足以破之。假如人人都明哲保身,谁来竭尽愚忠?假如人人都尽知天数,谁来尽力人事?故后世有报国之志的人,愿读《出师表》,而不愿读《仇国论》。南宋陆游《书愤》诗写得好:“《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三国演义》第九十七回“讨魏国武侯再上表”收录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或疑为伪作。但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确与诸葛亮人品相符。

为了蜀汉事业,诸葛亮南征北战,不是运筹帷幄,就是临阵督战,甚至“亲校簿书,自理细事,食少事烦,汗流终日”。部下关心他的健康,劝他不要过度劳累,他感慨地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吾尽心也。”司马懿得悉这种情形,对诸将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果然,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在伐魏前线的五丈原。《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以遒劲的笔力写了诸葛亮临终时的情形: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视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这是一个伟大的终结。诸葛亮的智慧,诸葛亮的名士风度,因为与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伟大人格结合,才具有千古之下犹令人敬慕的魅力。人格,是诸葛亮生命的基石。

唐人杜甫《蜀相》诗云: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清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云:

一身之穷达,当安命,不安命则奔竞排轧,无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桧,即不倾陷善类,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国计民生之利害,则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设官,所以补救气数也。身握事权,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设此官乎?晨门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诸葛武侯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此圣贤立命之学。

杜甫、纪昀所推崇的诸葛亮,是一个把握住了“圣贤立命之学”的先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这种不计成败利钝、矢志不渝地为正义事业奋斗的伟大人格,感动了和正在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清人徐鼒《小腆纪年》记载过这么一件事:李定国起先与孙可望同为叛贼,有蜀人金公趾在李定国军中,多次讲述《三国演义》,斥孙可望为曹操,而期许李定国做诸葛亮那样的人。李定国大为感动,说:“诸葛我不敢期望,但关羽、张飞、姜维,还是可以自勉的。”遂与孙可望分道扬镳。后来努力报国,殉身缅甸,为有明三百年来忠臣义士之殿。徐鼒因此感慨道:如果不是金公趾以诸葛亮等人的精神来感动他,怎么会有如此境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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