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翟奎凤选编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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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书系套书(9本)试读：
前言
：罗根泽的生平与学术研究一
罗根泽（1900—1960），字漱冰见《清华周刊》，上面罗根泽的录取名单上有此字。，号雨亭，生于河北深县（今河北省深州市）杜家庄村。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十余岁后，即民国初年，方才进入国小学习。其后，学习生涯时断时续，至有休学跳级之事。考取深县中学后，因无力缴纳学杂费而辍学，转报师范学校，进入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旋即因国文教员不懂文学，与己学习兴趣不合，遂申请退学。罗先生中、小学共历八载，辗转坎坷，始终未取得正式学历。
短期彷徨后，罗根泽先生始随居家侍母的本县学者武锡珏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云：“武锡珏，字合之，深州人，河北大学教授，师事张裕钊、吴汝纶、贺涛，受古文法，为入室弟子，淳朴好学，文特醇雅，于文字致力尤深。”（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300页）研习经史和古典诗文。武氏是桐城派学者吴汝纶之高足，蔼然儒者，修养深厚，“负一方文名”，国学上颇有造诣。武氏在家开馆收徒，教学环境并不优裕，前后止三间书屋，名曰“北圃学舍”，有学生五六人，不设寒暑假，然师生同处，恬然忘忧。北圃学舍的课程讲授，主要以诗文为主，老师言传身教，学生熏染安身立命之理。此时，罗先生开始练习写作一些有关先秦诸子的文章。两年后，即1920年，武氏赴北平任总统府翻译处和都门编书局担任编辑，罗先生跟随老师至北平，得以向武氏同学吴闿生、梁式堂诸先生问学，谈诗论文，学问与日俱增。然，华北大旱，加之皖系军阀失势，罗先生及同门在秋后迫于经济压力而四散谋生，遂归赴老家，就任县高级小学国语教师，因为没有学历而受到同仁及学生家长的歧视。
1925年，武锡珏赴保定河北大学中文系任教，罗先生遂考入该系学习，同时在中学兼职任课以补给家用。彼时，时局混乱，河北大学时办时停，罗先生的大学生涯同样是时辍时续。1927年，罗先生从保定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
纵观青少年时代的求学过程，武锡珏对罗先生影响甚大。武氏是晚清桐城派代表人物吴汝纶的弟子，吴汝纶乃桐城著名学者，曾入曾国藩幕府，后又到日本考察学政。归国后不赴京师就任，还乡谋办桐城学堂，传播西学知识，推重经学。光绪年间，吴氏做过一任深州知州，之后长期在河北一带任职，维新失败后，避难于深州。
正是有此因缘，吴汝纶提倡科学，又重视文学的思想作风，潜移默化间带领深州一带成为桐城派的“殖文地”，整个学风都浸染着桐城古文的风尚。武氏曾求学吴门，自是信奉桐城文学，亦能于传统乾嘉考据之学中融入西学眼光，并不完全局限于古文。这也启发了罗先生既重视诸子考辨，也重视文学研究，在步武传统考据学问的同时，注重对西学方法的吸收。
如果说“北圃学舍”的学习生涯，是罗先生“学文的始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读书生活，则是他“治学的始基”。递嬗之间，似乎也暗示了桐城文风的衰落和新学的逐步强盛。罗先生从十五岁开始阅读梁启超著作，此后更以之为榜样，期望能随侍学习。1922年，时任国小教员的罗先生参加天津南开大学暑期学校，学习了梁启超先生讲授“国文教学法”和胡适先生讲“国语文法”、“国语文学史”的课程，积累了“旧文学”的一些想法。罗根泽：《我的读书生活》，见本书第45页。课程结束后，他阅读了梁启超《墨子学案》，遂对诸子之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掀动了作《诸子学案》的野心”，遂萌生跟从梁先生学习的想法，并在工作学习之余，完成了《荀子学案》、《孟子学案》等著作，再托朋友送呈梁先生指点。因此，要研究罗根泽先生的学术生涯，就必须考虑到梁先生的影响。他也曾明确声明自己对诸子之学的研究受到梁先生的影响。罗根泽：《古史辨自序》，《古史辨》第四册，第10页。如《荀卿游离考》前言就引用了梁任公的观点。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第124页。又如他在《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中说：“老子和《老子》书之真伪及年代问题，几年以前，因为梁任公先生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中的提出，引出了不少的讨论的文字。二三年来，似稍沉寂了。去年夏又因为冯芝生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著而旧案重提……都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同上，第449页。此外，我们若比较一下梁先生《〈汉志.诸子略〉各书存佚真伪表》与罗先生的研究计划和研究著作，也可看到其间的师承关系。正是有此因缘，罗先生与国学院曾亲炙王国维先生教导的师兄们，治学路径有所不同，较少涉及先秦古文字，而同样是研究先秦诸子之学的高亨、徐中舒等先生，其著作中就有援用文字训诂之学为论据的现象。因为导师的人事变动，国学院学子受到的学术指导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25年至1927年6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执教，因而不少人的研究，选择跟王、梁二人，有几位跟赵元任治语言学；1927年6月至1928年5月，部分入学者尚能得梁启超指导，故而带有明显的梁氏学术风范；1928年6月至1929年6月，只有陈寅恪先生指导，故而学人的学术多受陈氏影响，以史学研究为志向。
为了能够顺利考入清华国学院，罗先生曾于1927年春到清华园“晋谒”梁先生。同年7月，罗先生投考并被录取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第三届学子。9月7日报到入学后，罗先生选择的是“诸子科”，指导老师为梁启超。在国学研究院，得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导师指引，他自是十分兴奋，以极大热情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涯。与罗根泽先生一起进入国学院学习的还有王省等13人，其中经招生考试正式录取者11人，包括王省、吴宝凌、叶去非、蒋天枢、葛天民、储皖峰、张昌圻、门启明、蓝文征、马庆霱等。分别于1925、1926年录取的裴学海、马鸿勋，此次亦准予入学。此外，国学院还有上两届留下来继续进行研究的同学11人，包括刘盼遂、姚名达、吴其昌、宋玉嘉、颜虚心、刘节、戴家祥、司秋沄、朱芳圃、谢念灰、侯堮等。他们中大部分人，日后与罗先生有着长期的交往，如刘盼遂就曾推荐罗先生到河南大学工作，其他诸如侯堮、蓝文征、蒋天枢等人，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常与罗先生见面往来。
罗根泽先生在国学院所接受的教育情况，从1927年9月至1928年6月国学院教师及其开课情况中可管窥一二：教授：梁启超讲授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赵元任讲授方言学；陈寅恪讲授梵文文法。
讲师：李济讲授考古学；林志钧讲授人生哲学。
助教有王庸、梁廷灿、浦江清、赵万里等。此外，国学院还曾增聘朱希祖为兼职讲师、梁思永为名誉助教、余永梁为助教。
一年学业完成后，罗先生与门启明、侯堮、张景圻、葛天民、颜虚心、蓝文征、蒋天枢、储皖峰、马庆霱等同学十人，选择了继续留研究院研修一年。但是，梁启超先生自1928年6月开始，移居至天津租界休养，罗先生遂改由陈寅恪先生指导。梁启超先生于1928年初，肾病日益严重，医生建议修养，遂于2月中旬向学校提出辞职，至此几乎未到清华授课。5月初请辞去清华国学院教授职务，经校方及校长梅贻琦先生挽留，始同意担任通信导师。然而，1928年毕业生的成绩陆续寄往天津家中，却因战事紧迫交通阻隔而未能回邮。推辞掉清华的教务之后，梁先生到天津租界静养，遗憾的是其病情并未因此好转，于1929年1月29日去世，享年57岁。因此，就日后学术研究来看，罗先生不仅受梁启超先生的影响，同时对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和思想也多有承继。比如，在《古史辨》第四册的序言中，罗根泽先生谈到自己的研究计划时，曾经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分为四个阶段，这一分期法，实渊源于陈寅恪先生。据《吴宓日记》1919年12月20日所记，陈先生谈到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时，就将其大致分为周秦、汉晋以还、宋以后三个时代，其着眼点是佛教文化的输入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争。
又如，罗先生1933年撰写《〈战国策作于蒯通考〉补证》一文，其根据就是陈先生与刘盼遂发现的佐证。
1928年7月，清华国学院最后一届招考新生，仅录取三人，即裴占荣、徐景贤、王静如。9月12日，最后一年的开学典礼后，研究院第四届学生开始迎来新学年。国学院教师及其授课内容如次：教授：陈寅恪讲授梵文文法（每周二小时）、唯识二十论校读（每周一小时）；赵元任讲授方言学（第二学期）。
讲师：马衡讲授金石学（每周二小时）；林志钧讲授人生哲学（每周二小时）；李济讲授考古学（赴美回校后）。
在清华的最后一年，罗先生选定的专题研究是“管子年代考”和“阴阳家源流考”二题，后来提交的毕业论文题目则为《子史杂考》。
为了维持生计，罗先生在进入国学研究院学习一年后，于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和哈佛合办的国学研究所，因为该所每月提供津贴若干，可减轻其生活压力。在燕京大学，罗先生所学为“中国哲学”，指导老师为冯友兰、黄子通先生，其《管子探源》稿就曾得二位先生指正。《诸子考索》，第428页。所以，罗根泽先生的学术研究，受到了梁启超、陈寅恪、冯友兰和黄子通等四位先生的影响，尤其是他的诸子学研究就明显体现了其学术师承。燕大期间，罗根泽先生曾与郭绍虞有所交流，并萌发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念头。后来，郭绍虞也曾帮助和提携罗先生，甚至还推荐他到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一学期古代文学批评史。
1929年6月，罗先生同时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1929年6月7日，清华大学举行欢送毕业同学大会。当时的《清华周刊》报导说：“清华大学部，成立四年来，近年系第一班毕业。旧制之最后一班与国学研究院之最终一班亦均于近年毕业，故本届毕业之情景，有空前绝后之以为存乎其中。”大会主席致词，“大谈本届毕业空前绝后之意义。”教务长杨振声致词后，“学生代表李景清君致欢送词。傅举丰君、苏宗固君、徐景贤君，相继代表大学部、旧制部及国学研究院致答词。其中，以徐君之论调与态度最为惊人，宛似天安门前之演说云”。
国学研究院本届毕业生共有10人，如期毕业9人，其姓名和毕业论文是：
门启明杨朱篇的思想和年代
侯堮魏石经古文疏证
张景圻洙泗考信录评误
葛天民商周器物图案汇释
颜虚心编钟编磬二八十六枚在一虞解三乐说罗根泽子史杂考
蓝文征逸周书谥法篇疏证（以上其人为上届毕业留校继续研究者）
徐景贤 考经余论
裴占荣 诗经疑义订解 虞翻年谱
此外，王静如补齐成绩后，亦给予毕业，但其论文未公布。（《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82期，1929年7月6日，第4页）
6月21日，清华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校长罗家伦致词孤立，云：“研究院的同学，这也算是最后的一班，清华的研究院，在中国是开风气之先，虽然组织方面，未尽适合，但是这一点研究空气，是极可贵的。诸位毕业后，要本在校研究的精神，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来校进研究院的初衷。”（《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82期，1929年7月6日，第1页）两年的北京求学生涯，罗先生十分用功和努力，撰写多篇有关诸子研究的论文，为此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同年秋，罗先生因学长刘盼遂介绍，应开封河南中山大学之聘，任国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及其他课程，从而开始了“二度的重走到教读生活”的人生第三个时期。他在《乐府文学史.自序》中说：“十八年的秋天，我答应了河南中山大学之聘，讲授中国文学史及其他的功课。”又据《诸子考索》，他在河南中山大学还讲授“诸子概论”一课，曾在1930年3月讲授《管子》，并将《管子探源》印授学生。罗先生在河南中山大学一直执教到次年上半年，完成了《乐府文学史》。
从1930年春开始，罗先生又到河北保定，任教于河北大学。对于这段教学生涯，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说：“1927年秋，负笈清华大学研究院。越明年，至开封，任河南大学教授。又明年，移保定河北大学。”暑假，罗先生回到北京，见到顾颉刚先生，商议编写《古史辨》。8月，居住于北平南城未英胡同一号，继续修改《乐府文学史》。9月，开始任教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并草拟《乐府文学史自序》。学期结束，罗先生回到北平，执教于北平中国大学。在1932年至1933年初，罗先生居处北平，与顾颉刚合作，编成《诸子丛考》，作为《古史辨》第四册出版发行，影响较大。1933年春季，罗先生在清华大学代郭绍虞先生讲授一学期中国文学批评史，并从6月开始构思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他作于1943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说：“日月遄迈，呆拙濡滞，肇造迄今，忽将十稔。始以讲授清华大学，策蹇疾书，草成一至三篇；秋间增删复讲，翌年笔削付印。”直到1934年秋，罗先生一直居处北平，平生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都在此时完成。
从1934年秋至1935年夏，罗先生赴安庆，执教于安徽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说：“惟一九三四年秋至一九三五年夏，赴安庆，任教安徽大学。”在安徽大学，他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文学批评史。1935年秋回到北平后，罗先生执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此时，继续和顾颉刚合作，着手编纂《诸子续考》，即后来的《古史辨》第六册。历时一年有余，该书在“七.七事变”前已经印刷完成，只是惜乎因日军全面侵华，后由顾颉刚到昆明再公开发行。据《诸子考索》云：“这篇文章本来是《古史辨》第六册《诸子续考》的序文，全书在一九三七年印讫，因抗日军兴，延到一九四〇年才出版。”《诸子考索》，第279页。罗先生参与编辑《古史辨》的过程大致是：从1930年夏开始，罗根泽先生与顾颉刚先生多次见面，遂开始编写《诸子从考》工作。到1932年末编成后，交顾颉刚先生视查，遂被列为《古史辨》第四册出版。第四册出版后，罗根泽先生遂着手编辑《诸子续考》，并作为《古史辨》第六册在七七事变前已编辑完成并印刷出来，但是因为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遂等到1940年方才又公开出版发行。
在北方教书的八九年时间，是罗先生的学术黄金期，既有大量单篇论文刊行，撰写了几部重要诸子学专著，又编著完成两本重要论文集，还编写中学国文教材，为后来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史奠定了坚实基础。不惟如此，罗先生还与当时著名的学人有密切的学术往来，彼此问学。其中，罗根泽先生与国学院学人如刘盼遂、门启明等交往甚密，经常商讨先秦诸子学术，同邀拜访顾颉刚等。其中，刘盼遂先生曾推荐他到河南大学工作，又曾举荐他到北京高校任教。
罗先生与古史辨派的关系，毋庸置疑，对其学术生涯影响甚巨。1926年6月，顾颉刚主办的《古史辨》第一册编辑出版，宣告现代疑古思潮和“古史辨派”的形成。此后，以顾颉刚为核心集结的一批学者，疑古与考信相结合，考辨古史，尤其是六朝以前的历史。张京华：《古史辨辨名》（《云梦学刊》，2006年第一期，页17）认为，顾颉刚《古史辨》之“辨”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辨伪，一是讨论。确乎如此，顾颉刚的古史“辨”，注重对于史料的重新考辨与古史的重新叙述，因此他编辑出版《辨伪丛刊》，也组织史学学会的活动。《古史辨》一共出版了七册，集结了大批著名学者的论著，其中包括梁启超、钱玄同、胡适、钱穆、容肇祖等，对中国现当代历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廓清我国古代史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有益尝试。其部分成果虽然因为时代原因，可能有错误之处而需要重新考证，或者已经被证明错谬，但是却通过引发广泛讨论而推动了我国古代史研究的进程。比较有趣的是，除罗先生外，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学人与“古史辨”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他们中许多人都曾有论著收入《古史辨》。如：第一册：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二章。第二册：马衡，中国之铜器时代；余永梁，《柴誓》的时代考；杨筠如，姜姓的民族和姜太公的故事；姚名达，史记田敬仲世家中邹忌的三段话；程憬，问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书之答书。第三册：马衡，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第四册：梁启超，汉志诸子略存佚真伪表、荀卿及荀子、墨子年代考、续墨经余记、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高亨，老子正诂前记、杨朱学派、韩非子初见秦篇作于韩非考；门启明，杨朱篇和杨子比较研究；刘盼遂，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第五册：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刘节，洪范疏证、论今古学书。第六册：杨筠如，关于荀子本书的考证；高亨，史记老子传笺证。第七册：吴其昌，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北平高校及学界多有外迁，罗先生挈妇将雏，跟随当时供职的北平师范大学，辗转迁徙至后方，“事变后，浮海南来，道出徐、济，南至京师，北返开封，然后西走长安，又随西北联合大学，播迁汉上”。年末，罗先生随师大同仁，辗转至西安，任教于当时由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与北平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安临时大学。罗先生回忆说，“开学未久，又迁到汉中，迁到城固，改名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西北师范学院从西北联合大学分出独立设置，罗先生因而任教于西北师范学院。在1940年1月编印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职员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罗先生时任国文系教授、国文系二年级导师。
由于日寇经常骚扰威胁，经济条件恶劣，陕西的办学条件较为艰苦，学校可供借阅的图书无多，罗先生遂萌生到条件稍好一点的重庆去工作的想法。从1940年1月开始，罗先生由陕入川，最终任教于内迁至重庆柏溪的中央大学，“闻中央大学自京移渝，载书颇富，遂于一九四〇年一月，由陕入川，重理丛残，际千载复兴之运，述先哲不朽之言，曾曾小子，诚不胜欢忭鼓舞矣”。
在重庆，罗先生最初执教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的国文系。后来，中央大学调整院系设置，教育学院与其他院系合并，罗先生遂进入中文系工作。据朱东润回忆，罗先生在中央大学开设的课程中有中国文学批评一门。郑文也在《金城续稿》中回忆说，罗先生在此期间主讲中国文学史及诸子选读等程。中央大学的工作，对于他继续完成前期准备开展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提供了契机和条件。
罗先生在中央大学的工作较为稳定，生活得到改善，学术研究也开始步入正轨，遂集中精力重点展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从1940年开始就不断推出相关的研究成果。1943年初，《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等四册《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中央大学文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推出。这些著作，奠定了罗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到达重庆后，罗先生和昔日故友重逢，尤其是得以继续与身在重庆的顾颉刚先生往来，并加入其主持的史学会、经世学社等学术团体且出任理事。除此之外，罗先生还与避难重庆的侯堮、蓝文徵等清华国学院同学交往。罗先生在此时重庆的社会交往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央大学的同事，如朱东润等人，一是以顾颉刚为中心的师朋故友。
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的很多机关逐步由重庆迁回南京。从1948年6月开始，中央大学也组织人力物力迁回。
罗根泽先生随着学校回迁的大部队，顺着长江乘船由川入宁。从此，开始了在南京的执教生涯。
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罗先生最终留在南京继续工作。据罗先生哲嗣罗兰女士与罗芃先生回忆，在南京解放前后，罗先生曾到过台湾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因为教育政策调整，原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罗先生任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诸子概论、国学概论、中国学术史等课程。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的文、理学院与金陵大学的文、理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南京大学，校址迁往金陵大学。罗先生及家人，搬往金陵大学，开始在南京的新生活，至今，南京大学保留了先生故居。苏克勤、苗立军编著《南京名人旧居：散落在大街小巷的流年碎影》，第375—376页。在此期间，罗先生的主要学术研究是诸子学和文学研究，出版了《诸子考索》以及为南京大学编写的六朝文学史教材等。为了适应新社会的要求，他开始系统学习唯物主义史观，逐渐运用马列主义思想，重点研究先秦散文、陶渊明诗歌和《红楼梦》等古代文学文化现象。罗先生还与郭绍虞合作，开始整理编辑后来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界颇有影响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丛书》的编辑工作。其间，罗先生还曾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并在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由于长期辛苦工作，罗先生在解放后十年里，身体一直不是太好。到1954年，查出患有肝硬化。其后，身体状态每况愈下，至1960年3月，终因肝病急速恶化告别人间，结束他勤勉为学为人的一生。
二
综观罗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继承了国学院梁、王、陈三位老师文史综合的学风，既有对诸子学术的探求，也有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考察，更有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深研，亦即周勋初先生所言，是三个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周勋初：《罗根泽在三大学术领域中的开拓》，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0页。其中，诸子之学，是其最早立志从事和开掘的研究方向。他在《管子探源》中曾说：“根泽束发入塾，酷喜周秦诸子，爱其各明一义，不相沿袭。研治《管子》，忆在一九一五年。”罗根泽：《管子探源》，《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27—128页。投至清华国学院的时候，所选专业亦为“诸子科”。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专业方向是“中国哲学”，仍和诸子学密不可分。国学院毕业后二十多年，罗先生兢兢业业，研究遍及先秦两汉的诸子，相关研究著作是平生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因此，要了解罗先生的学术思想、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就不能忽视对其诸子学研究的考察，这也是本书将罗先生诸子学方面的论述放到首位的原因，以此凸显其诸子学研究的思想、方法和成果，及其如何渗透到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
按照罗先生的观点，民国初期承接清末余绪，诸子学逐渐兴盛。原因是：（一）经学研究，自汉唐下迄清代，宝藏已经差不多发掘净尽，为了追求“成绩”，只有转而专研诸子学；（二）清末受外国列强欺辱，维新之士开始学习西学，发掘了诸子学中的各种知识。正是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许多人都看到“中国学者将尚子书”，因为子书是格致之全书，“大则可以悟道，小者可以观物”。更有人主张，治新学先读古子书，认为新学家言，无外乎“格致、富强、公法律”，这些诸子早已有所言及，总之，诸子之学包罗万象，先哲所言早于泰西之学。罗根泽先生诸子之学，正是继承晚清学术传统而来，其诸多论题，都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学说的发挥。
在《诸子丛考》（即《古史辨》第四册）自序中，罗先生描绘了他的宏伟计划，即编写《中国学术思想史》梁启超先生指导下，国学院学子几乎都曾有过庞大的研究计划，以配合梁先生《中国文化史》的庞大编写计划。正是有此大抱负，激励着国学院学子不断进取，勇于探索，甘贫乐道。有学人认为罗先生的计划过于庞大，似乎是一种弊端，其实没有看到他背后的取向，也没有看到这样的计划对于学子们的激励作用。正所谓“取法乎上”，是也。，诸子学是其中一部分。他将整个中国古代学术概括为四个阶段：（一）自上古至东汉之末，虽然已和印度发生了一些关系，但学术思想界并未受多大影响，可以叫做“纯中国学时期”。（二）自魏初至五代之末，印度学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虽然那时有人提倡三教合一或两教合一，但那更显示了三教不合一的事实；新加入的印度学与旧有的中国学争鸣，可以叫做“中国学与印度学之交争时期”。（三）自宋初至清之中世，中国学与印度学由长期的争辩而趋于混合，三教合一之说由宣传而至于现实，产生了中印混合体的所谓理学。学者如颜元、戴震诸人，虽极力反对理学，而结果不过是理学的修正，造成一种新理学。这种理学与新理学的时期，可以叫做“中国学与印度学之混合时期”，也可叫做“新中国学时期”。（四）自清中世至现在，西洋学在中国学思想界占有了重要地位，此种“新思潮”与旧有“国故”争鸣，可以叫做“新中国学与西洋学之交争时期”。虽然，如此划分有一定缺陷，如第二阶段里佛学在中国是否为“学术思想界占有极重要地位”、是否完全为“新加入的印度学与旧有的中国学争鸣”，尚有待商榷，也不能用来回答孔颖达等人著作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影响等问题，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史可分为三个时代：（一）古代哲学，自老子至韩非，又名“诸子哲学”；（二）中世哲学，自汉至北宋，又大略可以细分为两个时期，自汉至晋为第一时期，自东晋以后直至北宋，为第二时期，印度哲学传入中国；（三）近世哲学，唐以后，印度哲学渐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明代以后，中国近世哲学完全成立。（《中国哲学史》导言）此说可能影响到了罗先生的中国古代学术史分期。韦政通《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检讨》中的第四节《中国思想史的分期》中对罗根泽先生的分期有所探讨，他说：“这样的着眼点最大的缺陷，是把汉以后的思想史仅看作是受外来思想刺激反应的过程。以表象代本质，如何能深入中国思想史的真相，又如何能发现思想的自主过程？当然，这个观点确也接触到思想史的一部分现象，有参考的价值。”（韦政通《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页24）但却较好概括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与外来文明的交流争锋及其结果，具有相当参考价值。也许，正是得益于“取法乎上”，罗先生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
上述计划落实到行动，则“先从事于一个人，一部书，一个问题的研究，然后再作综合的研究”。因为生来的“喜新好异”，为诸子书中各种相反论调所吸引，重视辨析类似而不同的主张。再考虑到精力原因，罗先生诸子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阶段在罗先生看来，此段时期，学术领域可以分为经学和诸子学两大部分（罗根泽《诸子考索》，前言，页2）。，即先秦两汉各家各派学说。他为自己的诸子研究划分出了五大种类：罗根泽：《古史辨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2年，第4—14页。（一）人的研究，对先秦两汉诸子的生平事迹等展开研究，曾计划写一部《诸子评传》，后来商务印书馆所出《孟子评传》即为阶段成果；（二）书的研究。可分为文字内容和写作年代两个大的方面。对文字内容的研究，主要包括校注、通释、标点、索引等。除了标点了《管子》等子书，罗先生对此并未投入多少精力。相反，他受梁启超和顾颉刚两位先生影响，用力最多的是对诸子书年代的考辨。他说：“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是使我由研究诸子学说而走入考订诸子真伪年代的原动力。我自读了他俩的这两部名著，我便蓄志将所有号为先秦两汉的子书都予以推考著作年代的研究。”同上书，第7—8页。到他结束编辑《古史辨》第四册时，罗先生已对将近三分之二的诸子书著作年代有所考证。（三）学说的研究。罗先生研究诸子学说，有侧重专人与派别两类。专人研究，罗先生曾经构思作一个诸子学案，注重个人学说的整理，先后完成了《庄子学案》、《荀子学案》、《孟子学案》，随着讲学工作的开展又撰成《诸子学案》，但并未出版示人；派别研究，在清华学习时，罗先生即已从事《十家源流考》的工作，对九流十家的宗派关系进行考证，梳理各派学说之间的统一与攻讦；历史研究，讨论各派合一的历史，其《庄子学案》和《诸子概论讲义》都有所涉及；比较研究，所谓“比较”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派之整个比较，如儒墨之比较研究；（乙）两个学派或两个学派以上的对某问题的比较；（丙）两人及两人以上对某问题之整个的比较；（丁）两人及两人以上对某问题之比较。侧重学术者，只有一种方法，即问题的研究。（四）佚子的研究。对于那些已经散佚的各家著述构沉辑佚，克服清代孙兴衍、严可均等人只重书而不重人的弊端，以人为纲领进行整理，并注意收集整理论辩对手的言语以见出其学术思想，重视收集的材料的辨伪存真工作。据其自述，罗先生在进入国学院后，即已开始着手这项工作。（五）历代诸子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历代诸子研究，即诸子学术史，有两个目的：可以帮助了解本书；可以知历代学术的升降。
就时代而言，罗先生的诸子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先秦、两汉，主要包括老子、墨子、管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商鞅等先秦哲人著述及汉代陆贾《新语》、刘向《别录》、《新序》、《列女传》、《说苑》、王充《论衡》等子书。他将《战国策》当成子书进行研究，并于1929年秋天写成《〈战国策〉作始蒯通考》一文。九月发表于《河南中山大学周刊》第十二期，题目为《战国策作者考》。《跋金德建先生“战国策”作者之推测》云：“我在一九二九年秋，写了一篇《战国策作始蒯通考》。”总体而言，罗根泽先生的诸子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九个方面：周勋初先生在《罗根泽说诸子》前言中说，罗先生在编辑1958年人民出版社的《诸子考索》一书时，曾将自己的主要著作三十四篇归类编辑，大约分成八组：（一）专题研究；（二）墨子研究；（三）道家研究；（四）儒家研究；（五）名家与小说家研究；（六）管子研究；（七）法家学说研究；（八）其他。然而，该书目录之间却大致因为空格而分为九个板块，周先生忽略了《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晚周诸子反古考》两篇文章与《古代经济学中之本农末商学说》、《古代政治学中之皇帝王霸》、《古代发现“人”的历史》等三篇文章分开排列，似乎是将前二篇文章是总述诸子著述背景，后三者则是“问题研究”。（一）“通考”，总论诸子著述的背景。此类研究的代表作是《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晚周诸子反古考》。《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初刊于1931年版《管子探源》，后收入《古史辨》第四册。清人章学诚意欲破坏泥古禁锢思想，曾说“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但对所谓“古人”之时代语焉不详，也未能解释为何无离事而言理。
直到二十世纪初，仍有人相信托名战国之前的私家著作。有鉴于此，罗先生认为论述战国前无私家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学术思想而言意义重大，于是他通过四个方面的考证来补苴证明战国前无私家著作。首先，战国前著录书中并无战国前私家著作。《庄子》、《尸子》、《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所言战国前著作，皆是伪托之作。其次，《汉书.艺文志》所载战国前私家著作皆属伪托。书中提到战国前著作，分儒家五十三家、道家三十七家、阴阳家二十一家、法家十家、名家七家、墨家六家、纵横家十二家、杂家二十家、农家九家、小说家十五家、兵书四类五十三家等，皆有伪托之可能。再次，《左传》、《谷梁传》及其他战国初年书不引战国前私家著作。最后，春秋时所用以教学者无私家著作，虽孔子有弟子三千，用以教学者则是六艺之书，而非私家著作。除此之外，罗先生还从三个方面进行说理论证：一是孔子以前，书在官府；二是战国前无产生各家学说之必要，而至世乱日亟、人心日诈，学者乃各抒己见以探究改良之方；三是战国时代伪托古人以坚人之信，才会大量出现托名战国前的私家著作。《晚周诸子反古考》最早刊发于1935年《师大月刊》第二十二期，后收入《古史辨》第六册。文章承续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以为就“历史辨证法则”而言，既然有了托古，就必然会激起反古思潮，即“托古者欲托古以改制，故谓今不如古；反古者欲变古以立法，故谓古不如今”，“托古改制者，其所提出之制度虽不同，然率思以上贤政治代亲亲政治；反古变法者，其所提出之法亦不尽同，然率思以贵贵政治代上贤政治”。文章写作上，依康有为著作体例，“先列诸子原文，然后略加申说”，证明先秦诸子中存在大量反古思想，重点考证了《墨子》、《荀子》、《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指出其中存在的大量反古言论。经过考察，文章认为“托古改制之第一人则为墨子”，因为“墨子建立自己之说，虽托古之较周更古之夏；而摧毁儒家之说，则因儒家以恢复近古之周制相号召，不能不反古。”又一针见血地指出荀子的论证基点：“荀子反先王，法后王之论证，两言以蔽之，曰：先王无传世之政，而诸子所言者皆妄也”。又说韩非子是“不惟反对托古附古，即称誉真古，亦在反对之例矣”，同样能够命中肯綮，自能反驳康有为言韩非子托古之说，反是认为韩非子是假托比孔子等所托之古更为荒诞久远“古”来反对托古。又言《吕氏春秋》一方面反古一方面又托古，并非是它兼儒墨、合名法之杂家，因为：盖战国初期以至中期，皆托古改制，东西两汉亦皆托古改制，惟居间之战国末期，独树反古之帜。由战国初中期之托古，变为末期之反古，以荀子为枢纽。由战国末期之反古，又变为两汉之托古，以吕氏春秋为枢纽，故于反古之中，已胎育托古之意也。《诸子考索》，第103页。
这就成了罗先生论述两汉及其以前诸子学术思想的大致走向。于是，托古与反古者，就走向两个学术传统：“前者劝学重士人，后者则毁学贱士”。
这两篇文章，各有侧重，前者主要是从文献真伪角度来为诸子定位，后者则主要是从思想层面来为诸子定调，为自己的诸子之学奠定了一个广域的学术背景。在这两篇文章中，罗先生除了展示出梳理材料的高超能力，也表现出辩证思考的能力和问题意识，因此能够看得比康有为等人更为深入。（二）“通论”，总述诸子学说。罗先生对诸子著作的“问题”研究，主要体现于《古代经济学中之本农末商学说》、《古代政治学中之“皇”“帝”“王”“霸”》、《古代发现“人”的历史》等三篇文章。在《古代经济学中之本农末商学说》一文中，罗先生通过考察先秦时代的经学、诸子著作，对我国古代东汉以前的经济学说做了考察，云：吾国商周时代，虽以农业为主，然于工商亦未尝卑弃。抑弃工商，提倡耕农，盖在战国中世。制为本农末工商之口号，则当在战国之末，而盛行于西汉之初。战国之末，最斥綦组刻画末技游食之民，偏于工；西汉之初，最斥富商大贾，则渐偏于商矣。《诸子考索》，第106页。罗先生又列举《尚书》、《左传》、《孟子》、《墨子》、《庄子》、《史记》等大量先秦及两汉文献来证明这一历史大致趋向，认为从韩非开始才有“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之“简明口号”，而其学说真正披靡一世则在西汉初年。同上书，第111页。自此以后，重农抑商政策，成了整个古代经济思想的一个基调，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国民思想”深巨。《古代政治学中之“皇”“帝”“王”“霸”》一文，考证古代社会中的四个基本名称，即皇、帝、王、霸，以为“以皇为君，产于战国中世；三皇二皇之说，始自战国末至秦统一之时；以政治言皇，更在西汉之初。帝之名容或甚早，而铸成政治学之名词，则在战国之末。王始于周，霸始于春秋，而王政霸政之说，则在战国中世。故而考四者之政治异同，须自王霸起。”同上书，第115页。因此，罗先生反对“皇最古，帝次之，王又次之，霸最后”的旧说。《古代发现“人”的历史》一文，受西方学说影响，梳理自商代到战国的文献，探索中国古代思想对于“人”的发现，即“鼓吹人力，反对天神”意识。文章认为中国在荀子就已发现“人”，而西方则是文艺复兴时代。只是，荀子面对强大的原始信仰，大力冲锋陷阵，反对卜筮等行为，最终未能将中国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上去，反是东汉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思想界对人的发现还是被神怪信仰所遮盖，甚至发展到宗教迷信，从而导致“中国几千年来之缺少发现与发明”。《诸子考索》，第131页。该文发表于《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一期，相对于大量考据文字，在整个罗先生的学术著作中，本文显得较为独特。时至今日，其题目指引之趣旨，仍启迪学者的探究。（三）墨子研究。在其诸子研究中，墨子一直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可以从他编辑《诸子考索》时将其放到较为靠前的位置而见出。在《诸子考索》中，罗先生共编辑了《由“墨子”引经推测儒墨两家与经书之关系》、《墨子探源》和《与张默生先生讨论名墨书》等三篇文章。
1931年除夕，罗先生修改完成《墨子引经考》一文，次年五六月间刊发于《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号，后收入《古史辨》第七册《诸子丛考》，再后来编入《诸子考索》时，更名为《由“墨子”引经推测儒墨两家与经书之关系》。由于先秦诸子有托古之风，为了坚人之信，引“经”现象十分普遍。罗先生认为，虽然“经”之名出现较晚，春秋战国时仅称《诗》、《书》，但本文依循旧例称“经”。文章吸收朱希祖意见，以为今存《墨子》五十三篇除《备城门》以后十一篇为汉人伪托外，四十二篇虽大半不出墨翟之手，却也代表墨家之说。文章首先重点考察了其引《诗》十一则，发现不同今本《诗经》四、与今本顺序不同者三、字句不同者二、大致相同者一。接着，考察《墨子》引《尚书》二十九则，其中篇名文字俱不见《今古文尚书》者十四，篇名文字与《今古文尚书》不同者一，文字不见于《今古文尚书》者六，引《泰誓》而不见于今本者二，与今本有出入者二。相对于孟子、荀子所引《诗》、《书》，与儒家经书大同小异，墨子所引《诗》、《书》则是出入甚大。大量异文的出现，并不是说明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造成的经典前后时代文本间的差别，而是因为儒家对经书进行过整理和编辑。“探源”是罗根泽先生诸子学研究的核心方法之一。他对《墨子》作了考“源”，全面考辨其成书经过、篇章真伪。文章分为六个部分：第一，根据《汉书.艺文志》与《中兴馆阁书目》所载《墨子》卷目与今本之比对，认为从汉到唐宋之际亡去十篇，南宋后又亡去八篇《诸子考索》，第165页。。第二，考察《吕氏春秋》前诸子书编辑成书经过，认为《墨子》一书并非墨子亲自勒定，甚至“刘向之前，恐固无人勒定也”。刘向整理之时，将墨子及其后学著作加以编排成一书，毕竟“诸子之书，每非一人专著，而为一家一派总集，《管子》、《庄子》皆然。”同上书，第166—167页。第三，考察各章作者，认为“亲士”七篇是战国时墨家所作，非如汪中《墨子序》、孙诒让《墨子闲诂》等所言《亲士》、《修身》二篇为孔子再传弟子所作，又不同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钱穆《墨子》等以为《亲士》、《三辩》等文非墨子所作，而认为虽不是墨翟亲手所作，亦是“战国墨家”文献。同上书，第168页。第四，发挥俞樾《墨子闲诂序》以为“尚贤”至“非命”等三十三篇是墨家三派所记录墨子之“遗教”，批驳毕沅、梁启超、胡适等人以为《非儒》篇无“子墨子曰”之语而认为是伪作的观点，认为这些篇章虽能代表墨家观点，但所记述墨子言论多有出入，只能是“三墨”所记录墨翟言论。第五，祖述孙诒让的观点，论说“经说”至“大小取”六篇，为“战国谈辩墨家”所作，批驳毕沅、张尔田、梁启超、胡适等人观点。他认为这六篇，多驳斥惠施、公孙龙、庄子、邹衍等人之说，加之提及墨翟之时的用语来看，当作于荀子同时人之手。第六，考证“耕柱”至“公输”等五篇为墨子再传弟子记录墨子言行，这是因为其中常言“子墨子”和常提及“耕柱子”等墨子弟子，甚至因为称“子禽子”而可能是禽滑厘门人。（四）道家研究。早在1924年冬，罗先生在家乡即撰成《庄子学案》，此后对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保持了长久的研究兴趣。《诸子考索》共收录《老子及其老子书的问题》等四篇文章，深入探讨了老子年代及《老子》一书真假。罗先生的老子研究，具有鲜明时代性。梁启超评价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曾提出老子时代及《老子》书真伪问题，引起学界争鸣。到了1931年，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出版后再度引起讨论。梁启超先生在评价胡适《中国哲学大纲》时提出六条证据，断定《老子》书产生于战国之末，其言论甫一发表即引起争论，有赞同者，如顾颉刚、钱穆、张寿林、卫聚贤、刘汝霖及罗先生自己，也有反对者，如张煦、唐兰等。一九三一年二月神州国光社出版冯友兰原本作为清华大学讲义的《中国哲学史》，将老子放在孔墨孟之后，认为原因有：一、孔子前无私人著述；二、老子非问答体；三、老子为简明之经体，当为战国作品。
此书一出，立即又煽起辩论火焰，如胡适发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认为各家考证老子年代，尤其是冯著《中国哲学史》等，对于老子的考据因为方法有待改进，故而结论尚言之过早。又有马叙伦《辨老子非战国后期之作品》，同样为旧说辩护，同样是从记载、引述和文体三个方面来论述。就在此时，仍有钱穆、张西堂等人，坚持认为老子年代当在战国末期《庄子》之后，甚至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来进行考察。张西堂《老庄先后的问题》，从语汇使用的时代性来论证《老子》书晚于《庄子》而出。又有高亨《史记老子传笺证》，为旧说辩护。唐兰《老子时代新考》，则论述老子生当比孔子稍早，其言论一直流传，直到《墨子》、《孟子》成书时方才撰成。这似乎暗示，只有回答了老子的基本问题，方能对中国古代哲学展开研究。毕竟，道家学说，包括后来的道教，都视《老子》为思想宗源，甚至还附会了种种离奇传说。罗先生通过广泛考辨先秦两汉各家记载，继承孟康、毕沅、汪中等人观点，认为老子就是太史儋，《老子》一书即为其著作。文章从梳理所有老子生平事迹的记载材料开始进行考辨，认为司马迁《老子传》中所引道家之言不可信，当依据历史记录和老子后人言说，相信其中的老子世系。《老子》的思想也暴露了它应该晚于儒家和墨家。毕竟，反对“仁义”，主张“无为”等，只能出现在孔、墨子之后。此外，文章还列举四个旁证来说明太史儋即老子。当然，《史记》的权威性不容回避，故而文章第二部分就对其老子传记展开考证。张季同曾在《大公报》发表《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认为老子不是太史儋，《老子》中有后人渗入的部分。罗先生不同于张氏，双方的焦点就在对于《史记》中老子传记的考信。张氏列举三条证据，认为老子反对“知”，而太史儋偏能“前知”，而今本《史记.老子传》云老子百有六十余岁等当是伪文。《诸子考索》，第211页。罗先生对于张氏证据一一批驳后，坚持维护《老子传》的权威性。至于张季同认为《老子》书中有三段渗入的文字，罗先生列出七条证据做了批驳，最后认为除了“兵者不祥之器”是注文窜入外，都是老子所作，也就是太史儋所作。《诸子考索》，第219页。需要重视的是，罗先生认为老子是“自然主义者、无为主义者。”又说“依社会之演化及施教施政的程序而论，最古的社会当然是无为而治，但那时无为状态，不是无为主义”，注重区分“主义”一词，这显然是受现代学术话语方能拥有的思维。
后来，罗先生又撰写《再论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弥补梁启超先生考证《老子》书的年代在“战国之末”却未能对老子本人的年代有所断定的遗憾，并进一步论证老子即太史儋。文章首先从老子籍贯考证其年代，在陆德明与孔颖达等人的引文中，一说老子为“楚苦县人”，一说为“陈国相人”。罗先生采纳高亨之说，认为当是楚国，而陈灭于楚在湣公六年，此时孔子已经去世，老子时代只能晚一些，毕竟《史记》“所书之国，无一不是传主生存时的国名。”《诸子考索》，第223页。县籍的“苦相”之异，同样也能说明老子可能是战国人，因为二者本是一地，只是春秋名“相”，其后名“苦”而已。接着，罗先生根据《史记》中所记录老子子孙世系，认为老子的儿子“宗”就是段干崇，他和太史儋之子同时，因此可以推断老子不早于公元前370年左右，自比孔子卒年（公元前479）晚一百余年。再接着，罗先生从老子“尚贤政治”主张来考订孔子年代。尚贤说始于孔子，其后墨子亦有此说，“反对一种学说，必在这种学说的产生之后”，老子反对尚贤，故而只能时代更加晚。不仅如此，尚贤政治不可能产生在世袭的周，战国时代方能出现。文章已经运用生产力的进步来讨论社会问题。第四步，尚贤政治出现的基础，士人阶层的出现，据冯友兰先生等，应该是孔子创立，或者至少为孔子发挥光大。第五步，由礼教观念来考知老子的年代，他曾在《战国前无私家著作》中指出，春秋用礼，而战国则废礼，只有儒家仍然坚持，如此老子所持反对言论当时战国时代风尚。最后，罗先生对诸书引用老子来考证，因为孔子言论很早就有《墨子》的引用，相反作为孔子老师的老子，却未见孔子及墨子引用，因此只能是晚于二者了。
充分占有已有研究成果，方能取得学术研究的进步。罗先生在编《诸子丛考》之时，紧跟学界研究现状，撰写《历代学者考证老子年代的总成绩》，对《史记》以来的老子研究展开评述，尤其关注各代对老子时代问题的讨论。最早怀疑老子身份的是司马迁，他面对参差出入的老子资料，最后只能并存诸说。1200年后，疑古之风盛行的宋代，人们才又开始审视这个问题，诸如陈师道、叶适、黄震、李觏、朱熹等人，或以为老子当生于“关杨之间，墨荀之间”，或怀疑孔子问教于老子之说，进而说有两孔子，然而俱无更所论证，也未能有所定论，学界因而再次沉寂。逮至清代考古求是之风盛行，方有毕沅、汪中、崔述、牟廷相、康有为等人再启疑窦，或论证老子即太史儋，或否定孔子向老子问礼之事，或言《老子》书出于孟子时代。及至现代，则有梁启超先生在评价胡适《中国哲学大纲》时提出六条证据，断定《老子》书产生于战国之末，其言论甫一发表即引起争论，有赞同者，如顾颉刚、钱穆、张寿林、卫聚贤、刘汝霖及罗先生自己，也有反对者，如张煦、唐兰等。1931年2月神州国光社出版冯友兰原本作为清华大学讲义的《中国哲学史》，将老子放在孔墨孟之后。此书一出，立即又煽起辩论火焰，如胡适发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认为各家考证老子年代，尤其是冯著《中国哲学史》等，对于老子的考据因为方法有待改进，故而结论尚言之过早。又有马叙伦、钱穆、张西堂、高亨等人为旧说辩护。现代史上的第三次讨论，则是在《诸子丛考》印行之后，有叶青《从方法上评老子考》、郭沫若《老聃.关尹.环渊》、孙次舟《跋古史辨第四册并论老子之有无》和谭戒甫《二老研究》等，继续探讨老子及《老子》书的时代问题。叶青运用辩证法，以为必然之外尚有偶然因素，因此完全穿凿附会地考证老子生于战国甚至否认其书存在的论述值得批判，引此所谓从“他人称述”、“思想线索”、“时代术语”和“文字体裁”等方面考证的结果，未必就能完全相信。虽然罗先生对此颇为不屑，但是其方法却颇值得人文考据学，尤其是老子学术研究者的重视。郭沫若未像叶氏那样轻浮，而是努力寻找老子年代的证据，所得意见大致同于唐兰，并认为《老子》书的编纂加工者是环渊，即关尹。孙次舟的观点比较激进，“干脆否认”老子的存在，是庄周之徒所捏造以抵制孔子儒家学说，因为《论》、《孟》、《墨》中俱未称及老子，而且《庄子内篇》方称孔子学于老聃实为贬低论辩对象而已，甚至认为《史记.老子传》不可凭信。谭氏从音韵学角度进行考证，认为“老莱子和老彭为一人，老聃和太史儋为一人”。
罗先生对于庄子的关注较为持久：24岁写成《庄子学案》；29岁时作《庄子篇章真伪旧闻评录》、《庄子哲学》；35岁时写《庄子》；36岁时又撰《“庄子”“外”“杂篇”探源》、《〈庄子.天下篇〉的辩者学说》；58岁时作《试谈庄子的思想性》等。其中，有关《庄子》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当是《〈庄子〉外杂篇探源》，“对于《〈庄子〉外、杂篇》，不愿意盲目的归之庄子，也不愿意鲁莽的屏出于学术之外；我愿意知道它每篇的年代及其为道家某派的产品，然后汇集《心术》、《白心》、《解老》、《喻老》等篇，以研究庄子以后、刘安以前的道家哲学。”文章分十二组讨论《庄子》中部分篇目的作者、年代和哲学思想等问题。第一，认为“骈拇”、“马蹄”、“胠箧”、“在宥”等为战国末年左派道家所作，具体表现在“拼命骂圣人、骂仁义、骂礼乐”。在内篇中，圣人是“理想中的典型人物”，此四篇则言“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内篇对于“礼”“尚有相当的采纳”，而此四篇则一味“诋唾骂”。此外，此四篇都提到先秦诸子绝少提到的曾史。这些都表明，它们和《内篇》的作者并不是一人，而是道家激进一派的作品。第二，“天地”、“天道”、“天运”等为汉初右派道家所作。罗先生列出证据有四：此三篇称孔子为“夫子”；吸收儒家仁义礼仪观念；赞成儒家的圣人圣智；认为道出于天，而内篇则认为是天出于道，都与内篇和上述四篇不侔。不过，它并不故而是对儒家思想较为温和道家右派所作。根据《天道》等篇中诸如“孔子西藏书于周室”、“上仙”等用语，吸收姚鼐、吴汝纶等人成果，以为当是司马迁前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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