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 肯尼思·夏普（Kenneth Sharpe）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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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的智慧：除了抱怨制度，我们还能做什么？试读：
赞誉
我们应该相信人性中光明积极的一面，这种天性如果发挥得好，是可以做很多有益的事情的。实际上，用法律惩罚人的时候，道德的感召比法律的惩治更重要，正如《遗失的智慧》里那些生动案例中的智慧之人所做的那样。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授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还是在身边的领袖和导师身上，我们都能看到，将意志和技能融合在一起，创造出高效可靠、平易近人的实践智慧是多么重要。在这本稀世之作中，施瓦茨和夏普教我们如何将智慧融入日常生活及那些需要诚实、责任心和高效率的工作之中。菲利普·津巴多美国心理协会前主席，《津巴多普通心理学》和《津巴多时间心理学》作者
当巴里·施瓦茨向TED大会的观众介绍《遗失的智慧》核心思想时，他赢得了TED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最衷心的起立鼓掌。现代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人和事正在承受无穷无尽、了无生气的官僚程序的压迫，他呼唤以人类价值为中心的新智慧，他的呼声强有力地拨动了人们的心弦。我高兴地看到，那次演讲经过丰富，最终成为这本令人爱不释手的书，成为所有政治家、CEO、父母和美国公民的必读书。克里斯·安德森TED大会策划人
对我们个体和整个社会而言，什么是最重要而又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答案是：实践智慧。如果你曾经想过如何在勇气与风险、同情与严厉之爱、规则与本能之间寻求平衡，那么《遗失的智慧》正是你的首选。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心理学教授，畅销书《幸福的神话》作者《遗失的智慧》点醒了我，我们都拥有智慧，不管年龄几何，才干如何。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教会了我，智慧是我们的终极工具，唯有凭借智慧，才能在这个复杂、混乱的时代获得实现蓬勃人生的机会。奇普·康利幸福生活酒店集团创办人，畅销书《巅峰》作者
这是一本罕见的好书，为我们勾勒出更有意义、更幸福、更令人向往的生活前景。萨拉·劳伦斯-莱特富特哈佛大学资深教授
施瓦茨博士的这本书用一个又一个引人入胜的事例，配以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和逻辑说理，揭示了一个深刻但又常为人所忽视的道理：智慧不能只是空洞的说教，我们更需要的是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的实践智慧。这本书让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施瓦茨博士也断言，这会让我们更幸福。赵昱鲲全球华人积极心理学协会副主席
这本引人入胜的著作并不是古希腊人智慧的介绍，而是以众多案例展示了各个领域的美国人，是如何在职场与生活中寻求智慧的。坚持公正审判的女法官、布法罗的退伍军人法庭——这些个人和机构所做出的开创性的工作令人赞叹和信服，对读者大有裨益。《书目》推荐序知行合一的智慧彭凯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授
好书的特点就是好读，有信息量，而且正确，都有科学依据，不是个人的体会、胡说八道、诱惑人心。巴里·施瓦茨作品《选择的悖论》与《遗失的智慧》都是符合以上标准的好书。
什么是遗失的智慧呢？这本书中提到了一个概念“实践智慧”，就是我们常讲的知行合一的智慧。在西方社会，实践与智慧是相矛盾的两个概念，他们认为只知道干活的人是没有理论指导的，是蛮干、是愚蠢的，实践与智慧是相互独立的。但中国的古人很早就提出知行合一了，实际上就是实践智慧。直到近代，我们反而把它分开了，认为“要干，不要想；要做，不要说”，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行甚于言”都是绝对主义观点，传统智慧从来都强调要言行并重，这远远胜于“行甚于言”，“言和行的冲突”、“干和说的冲突”都是我们的误解。我们的思想大概在100年前出现了巨大的失落，这和遗失的智慧是一样的，我们西化得太厉害，我们遗失了我们的传统智慧。为什么这本书对我的触动特别大？正因为施瓦茨在重新用科学的方式诠释中国知行合一的理念，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会产生共鸣的理念。“人情的作用”
这本书同样强调了“人情”的作用。我们发展了这么多年，但提到“人情”便会想到不讲规则、不讲原则、不讲理智、不讲法制。其实我们忘掉了很重要的东西，法制从来都不是制人，法律从来都不是管理人，法的精神我们还没弄明白。
人性中确实存在野性的部分，因此需要形成一些规则和法律来保护人性善的那面。看见美色都想侵占，那么就有一个法让你别这样。法律的制定从来都是用来保护人的，若将法律解释成管理人，这就是我们学西方学错的地方。情的作用、道德的作用，感召的作用、心理的作用，其实比物质、法律和强权的作用要大得多、强得多。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相信人积极的天性，这种天性如果发挥得好，我们可以做很多好的事情。实际上，在你用法律惩罚人的时候，道德的感召比法律的惩治更有效。这其实也是中国社会可以弘扬的精神，因为我们从来不是唯法而是唯人，人是有感情、欲望和道德召唤的，“以人为本”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人在知行合一这点上会比别人做得更好，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它既有法律、也有人情；既有知识、也有智慧；它既有制度、也有宽容。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这样的中国文化才是一个能够走向世界的文化，不然我们永远只能跟在西方后面走。读《遗失的智慧》这本书，读者不仅可以感受到科学的魅力，还可以感受到思想的魅力及其带来的快乐；欣赏西方人的科学证据，同时也要从中领悟到与东方文化的关联。学习的价值
那么，我们如何找回遗失的智慧呢？施瓦茨在书中提出了三个原则：善意、解读世界的能力和经验。这三个原则和中国传统智慧皆有关联，在施瓦茨另一本书《选择的悖论》中，我曾着重提及中国人的善意和西方辩证思维的重要性，《遗失的智慧》则强调了经验的价值。
施瓦茨讲的经验包括两层含义：一个是自己亲自尝试的经验，从实践、从“做”当中去学习、去体会、体验，这叫作“体验式的实践智慧”；另一个就是“学习到的实践智慧”，包括学西方的，也包括学中国文化的。
中国文化虽然很优秀，但是过去三百年里我们其实在思想方面没有太大的进步，封建禁锢伤害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我们有很多的经验与时代脱节、没有与现代生活紧密相关、没有科学的验证、没有证伪，所以东方智慧中的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有价值。
经验，有直接尝试的，也有学习到的，而人类最伟大的能力就是间接学习的能力，很多事情并不需要你亲自去尝试，因为费时间、费精力，还很危险。人类通过学习得到的启示和经验，比直接尝试得到的经验更加宏广、伟大、深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寻回传统价值的同时，仍然需要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意义所在。中文版序在多变的世界里探寻新智慧
10年前，我写了《选择的悖论》这本书，探讨人们因面对太多选择而麻木、焦虑、心神不宁，导致不管最终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无法称心如意。多年来，这个问题越发令人困扰。一个人是生活在选择多多的大城市，还是选择有限的小城镇，已不太重要；是生活在崇尚物质享乐的西方，还是在物质化程度不那么严重的其他地方，也都无关紧要。只需点击几下鼠标，互联网就能提供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服务。互联网的存在使我们拥有了一个包罗世界所有商品的超级购物中心。
选择的泛滥不仅会影响我们对商品和服务的追求，还会影响生活的很多方面。面对铺天盖地的选择，人们要决定在哪里生活、学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以及如何组建家庭。年轻人深受选择自由之苦，富家子弟更甚。《选择的悖论》中讨论的问题都是身处富足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公民所面临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拥有的选择却不那么多。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正在快速接近典型的西方富裕社会，到底会重蹈覆辙，还是另辟蹊径？中国的民众是不是既能享受到日益繁荣和充分的机会带来的好处，又不必遭受选择太多所带来的折磨？
近来我与两位研究者合作进行了一些研究，其中一位就来自中国。我们想知道，选择的困惑是否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我们发现，中国人同美国人和欧洲人一样，深受选择之苦。不过，欧洲人和美国人更为有太多的选择而苦恼，而中国人却为没有多少选择而苦恼。我们将这种差异解读为：对中国人而言，选择并没有构成自我的核心组成部分，而西方人则恰恰相反。西方人会把买错手机看成一场灾难，但对中国人来说，手机只是一个通信工具。这种解释只是一种推测，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是正确的，那么50年后仍是如此吗？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传统的生活方式将可能改变，那时中国会越来越像西方。我的猜测对吗？这种趋势可以避免吗？只有未来能告诉我们。
当我谈到“选择太多”这一问题时，经常有人问我，该问题是否适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人们谈到商品和服务时感到有越来越多的选择，但工作方式等方面却不由他们自己。例如大多数企业仍旧认为，提供一套完善的制度，并密切监督以确保员工遵守制度，才能确保高效的工作。
肯尼思·夏普（Kenneth Sharpe）和我都认为这种想法大错特错。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重要公共机构正在走下坡路，《遗失的智慧》一书应运而生。金融、教育、医疗、司法等机构所提供的统统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无论是服务的接受者还是服务的提供者都没有满足感。人们通常认为对付体制缺陷的办法就是制定更多的规则，或提供“更管用”的物质奖励。《遗失的智慧》却指出，不管是规则还是奖励，这些制度都无法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古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做正确之事的意愿和弄清楚何为做正确之事所需要的技能。换句话说，制度是道德品质的低劣替代品。《遗失的智慧》介绍了许多有关实践智慧的真实例子。睿智的人知道如何随机应变、如何倾听、如何与他人产生共鸣，而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他们的目的是服务于人，而不是利用人。实践智慧不是那种可以在课堂上学会的东西，需要在指导下试验并从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才能学会。我们必须允许人们犯错并从错误中学习。
中国人有自己的智慧传统，但问题是，在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中国人是努力发扬这些传统，还是会像西方人一样将其摒弃？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巴里·施瓦茨前言制度之殇：在希望丧失殆尽之前
如今，人们对各种服务机构越来越不抱有希望了。我们质疑、我们失望，这些机构根本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学校如此，无法为我们的孩子提供应得的教育；医院如此，医生们每天看似忙忙碌碌，病人却得不到应有的关心和服务；银行和债券评估机构更是如此，资产管理不善，投资风险评估也不尽如人意；法律机构同样让人不满，与正义相比，他们似乎对眼前利益更感兴趣；职场也好不到哪儿去，每天为了完成定额或达成目标而辛苦工作，但管理层却对最能激励员工的驱动因素漠不关心。
与此同时，服务提供者也有着同样的不满。尽管大多数医生都想按照理想的模式来行医，却同样感到无助：一方面要满足患者的需要和渴望，另一方面却常常为应付医患纠纷等棘手的事情耗去大量精力，不得不压缩为患者服务的时间，如何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已是莫大的挑战，更何况还要跟上医学领域不断发展的潮流。大多数教师都希望在教给孩子基本知识的同时，可以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但他们同样无助：必须以通过标准化考试为教学目标，必须学习使用特定的教学方法，还要应对日益增加的文书工作。要协调好这些目标无疑也是一种挑战。结果，没有人是满意的，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客户。当制度失效时
怎样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出色？一般我们会求助于两种工具，并选择其中一种。第一种是规则和监管机制，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并监督其表现以确保工作的进展。第二种是激励机制，通过各种奖励对优秀的表现予以鼓励。规则、程序以及相应的监管由一个假设支撑：即使人们确实想把事情做好，也需要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而激励机制的含义则是：人们若得不到激励，事情就做不好。规则与激励，大棒与胡萝卜。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毫无疑问，更完善的制度对提升各个机构的服务水平有着相当大的助益。但是，如果既要提高医疗质量又要降低成本，那么鼓励医生多接诊就是荒唐之举。同样，如果要防止银行拿储户的钱去冒愚蠢的风险，却又允许他们滥用杠杆肆意投机，还坚信政府会救其于危难，也是很荒唐的想法。
规则和激励远远不够，它们忽视了某些本质的东西。本书的目的就是找出这个“本质”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phronesis）。缺少实践智慧的规则和激励并不足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无论规则多么详尽、监控得多么好，也无论激励措施有多么高明。
我在写作本书时使用的“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一词乍听起来就像矛盾修饰法对于现代汽车一样，令人困惑不解。我们习惯上认为“智慧”与“实践”彼此对立。智慧关乎抽象、空灵的事物，如“方法”“善”“真理”或“道路”。我们倾向于认为它属于圣人、古鲁、拉比、学者，还有银髯飘飘的魔法师，比如哈利·波特的导师邓布利多。
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也认为智慧是理论的、抽象的，只是少数人的天赋。然而，亚里士多德却不认同，他认为基本社会实践一直要求人们做出选择——如何对朋友忠诚，如何做到公平，如何应对风险，或者何时发火以及如何发火，而做出正确的选择是需要智慧的。以愤怒为例，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愤怒好坏与否，也不关心何为“好”的本质，而是关注在某个具体情况下，做何种具体而实际的事情：对谁发火，持续多久，方式如何，有何目的。显然，这个问题涉及的是实用的智慧，而非书本上的理论。这种智慧要求我们具有相应的能力：先察觉情形，然后唤起与情形相关的情感或愿望，再考虑此时做什么合适，最后采取行动。
实践智慧的观念出自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 ）。书中认为，伦理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建立可遵循的道德规范，而在于如何进行具体的社会实践——成为一个出色的朋友、家长、医生、士兵、市民或政治家，这就意味着，在特定时间与特定条件下，与特定的人一起找出做正确事情的正确方法。这就需要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不是对人性之善或“正确”行为的抽象论述，而是主要讨论为了达到实践的成功和人类的兴旺，我们需要学习什么。其中包括一些具体的品质，如忠诚、自制、勇敢、公平、慷慨、温和、友好以及真诚（今天这个品质清单中还要包含坚毅、正直、胸襟开阔、缜密及友善）。亚里士多德把这些品质称为“德性”，这个词经常被译为“美德”。除这些品质外，最重要的优秀品质是《伦理学》中讨论的核心美德——实践智慧。少了它，其他品质无从发挥作用。
为何要有“智慧”？为何要“实践”？一套制定好的制度，照着做不就行了吗？大多数有经验的实践者都知道，仅有制度会使人偏离正路。制度无法告诉实践者每日工作时如何诠释制度，并加以平衡。看看医生的工作就明白了，他们接受过完美的教育，清楚行医的种种制度，却要不断做出更复杂的决定。医生决断时要顾及患者的自主权，而患者有时却做不了最好的决断，那么此时医生该如何平衡呢？如何在跟患者的情感交流与做决断所需的超然之间做出取舍呢？如何在尽可能周到地同情和理解每个患者，与每天尽可能多接待患者以盈利之间进行权衡呢？如何在无论病情多糟都要告诉患者实情，与尽量友善之间选择呢？
不管是医生、努力寓教书与启迪于一身的教师，还是为客户服务并维护正义的律师，都不会困惑于“是”与“非”的抉择。他们面对的困境都是必须在不能共存的好事之间，好与更好之间，甚至差与更差之间做出选择。优秀的医生要对患者诚实，还要友善，给他们以希望，帮助他们熬过艰难的治疗阶段。但在诊断和治疗时，这些目标却可能彼此矛盾，而医生必须决定他是要诚实还是要友善，或者在诚实与友善之间找到折中之路，以便更好地面对患者。
对于这些困境没有什么万全之策。当设法实现多重目标时，好的制度作为指导原则也许很有用，但它们没有细化到足以应对所有情况的程度。亚里士多德认为此类权衡需要智慧，而抽象、空灵的智慧却派不上用场，智慧必须实用，因为这类问题都根植于日常工作。它们不是大学伦理课中的假说，而是实践者为了做好工作而必须解决的难题。实践智慧考虑的不是在假设条件下别人会做什么，而是现实情况下面对具体的人应该做什么。从实践出发的聪明人不会一味思量什么适合做，他只管去做。
要想有明智的行动，每个具体行动都应有正确的目标。亚里士多德描述该目标时用的词是“终极目标”。教学的终极目标是教育对象的利益；医疗的终极目标是增进健康、缓解病痛；律师的终极目标是追求正义。从银行业到社会工作，每种职业都有其终极目标，而真正出类拔萃的人是那些能找到终极目标并不懈追求的人。所以说，优秀的实践者以终极目标为动机，但这同样需要实践智慧来把实践的一般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
有实践智慧的人很清楚自己作为朋友、家长或医生，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并据此做出行动。明智的实践者之所以能正确做事，不是因为有奖励或惩罚，而是因为那是成为一名好教师或好医生的必备条件。但仅有目标还不够（我们常说地狱之路多由善意铺就，其中的道理也与此暗合），目标要想转化为行动，还需要专门的技巧。“应该怎么办”，要回答这个问题，往往要看具体情况。朋友、医生、家长和教师需要具备察觉他人想法和感觉的能力，能想象出自己要做的事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除了最理想的情况之外，他们还需要构想出各种可能性。实践智慧近似于工匠造船或建屋时的技巧，或是爵士乐手即兴演奏时的手法。但是，实践智慧不是技术或艺术技法，而是一种道德技能，这种技能可使我们在待人接物时做出正确的判断。
实践智慧是意愿与技巧的综合。徒有技巧而缺乏意愿，则不会产生实现正确目标的愿望，反而会变成对他人的无情操控，满脑子想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别人。反之，只有意愿而没有技巧，则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经常能在那些好心办坏事的人身上发现这种情况。寻找遗失的智慧
那么如何才能学到实践智慧？没有固定的秘方、公式或技术，技巧源自实践，对目标的执著也离不开实践。因此，可以说智慧与经验是息息相关的，但不包括所有的经验。有些经验能滋养实践智慧，促使其成长，有些则会侵蚀它。此处，亚里士多德着重指出，品格和实践智慧必须通过我们所在的主要机构来培养。亚里士多德写《伦理学》的目的不单单是强调实践智慧对幸福人生、和谐社会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对雅典市民和政治家的一种敦促，希望他们建立鼓励市民学习实践智慧的机构。他若看到今天“智慧的匮乏”，看到我们需要智慧的引导才能取得生活和工作上的成功，那么他也将敦促我们检视一下，看看我们的机构是否在阻碍人们获得智慧，如果是，做什么才能加以弥补。
现代机构程度之复杂、涉及面之广，亚里士多德若见了定然会慨叹不已，但他也一定会理解其中催生本书的核心问题。现代机构用诸如规则和激励等制度来追求效率、责任、利润和业绩，但它们无法取代实践智慧，而且也不会鼓励和滋养这种智慧。事实上，它们往往在扼杀实践智慧。
工作是为了奖励还是为了终极目标，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优秀医生的目标应该是给病人推荐合适的疗法，并清楚如何辨证施治。针对奖励医生多干活（每进行一次诊治，就能得到一笔钱）而产生的问题，如果只是单纯地用奖金诱使医生少干，那么最终他就会连正常的工作量也达不到。更糟的是，他还会根据奖励来做判断。而我们需要的是有意愿、懂技巧的医生，他之所以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恰恰是因为那么做最合适。只有医生心怀行医宗旨并清楚如何付诸实践时，这一目标才能实现。而激励措施不管多么高明，都不足以实现该目标，而且常常是越行越远。
银行家们亦如此，同样应该因事情正确才去做，只有这样才符合储户和借贷者的利益。他们因信任才把钱存到银行，相信银行能提供可靠的抵押贷款，而对银行的信赖其实源自对银行家的信任。若我们认为银行业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自然不会指责银行家“贪婪”，相反，我们还会认为他们“很成功”。
不论什么制度都无法取代实践智慧。制度可以指导、规范缺乏智慧之人的行为，之所以爆发金融危机，一个原因就是制度制定薄弱且执行不力，从而使银行家迷失于诸如金融衍生工具之类的赚钱方法。但与智慧相比，无论制度多么严厉，多么有必要，都是苍白的。亚里士多德可能也会说，制度可以使我们免受灾难，但是缺乏智慧的制度是盲目的，充其量只能达到平庸之效。而智者却不得不去“破坏”制度，沦为追求卓越的“游击队员”。
本书意在探讨实践智慧的紧迫性以及机构改革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鉴一些真知灼见，但要了解现代意义中的实践智慧及渴望智慧之人所面临的挑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要从现代视角了解何为实践智慧，为什么需要它以及它有什么要求。其次，要借助现代心理学的洞见，去考量为什么说实践智慧不是巫师和圣贤的专利，而是每个人都可以企及的。人生而睿智，具有开发、培养智慧的潜力。
再次，我们要认清，为了提升医疗、教育和司法等行业的效率而实施的严格制度是如何摧残从业者的智慧的，而唯有智慧才能帮助他们做得更好。智慧常常不知不觉就成为本意良好的改革者的讨伐对象。
我们必须清楚，对智慧的侵害并非不可避免。我们不乏由聪明的“法外之徒”组成的大军，他们在智慧遭到排挤的各个组织中努力地运用智慧。此外，系统改革者的品位也在不断提高，他们已能够对机构的运作方式、从业者的培训方式及工作方式进行改革，这样智慧就能得以培养和维系，而不是被无情摧残。
最后，我们要再次取法心理学，来帮助我们认识到培养智慧不但有益于生活，而且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想，那也是开启个人幸福之门的钥匙。智慧，我们不仅应该拥有，而且要使其长成参天大树。
本书的核心目标是找回实践智慧的昔日辉煌，并使其光辉更加灿烂——探究亚里士多德为何称其为最重要的美德，它为何能使个体和社会都蓬勃发展。当前，实践智慧在学术界少有人问津，在关于幸福及生存的书籍中也鲜有提及，更不要说那些针对调整和改革主要医疗、教育、司法及金融机构的公开辩论了。要让实践智慧成为公共言论的试金石，因为它对现代机构及个体的生活和工作都至关重要。
对各种机构把脉之后，我们发现问题主要是人浮于事，人们心中只有名利。如果人们只是因贪婪、收益和荣誉才做事，那么要想让他们干得更好，只有两种选择：制定规则，以督促、强迫产生更好的业绩；设立激励措施，用金钱诱使其更好地工作。因此，不难看到，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做的更多的是制定更严格的规则以防范风险，或者提供更好的激励方案，以鼓励银行家和经纪人多考虑公众利益。我们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要求老师按照与标准化考试配套的课程来教学，并根据学生的成绩奖惩老师，那么自然会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同理，只要病人治得好就奖励医生，而不重视医疗程序，我们认为这样就能得到更优质、更廉价的医疗服务。
制度是社会生活及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若大萧条时期的制度不废除，一直贯彻到今天，那么银行业的危机也不会如此严重。但不管规则和激励如何重要，如果一味专注于考量这两种制度如何平衡，则会漏掉非常重要的部分。大多数从业者以及他们的服务对象都需要实践智慧，而对于不关注智慧的人，虽然规则和激励也许能提升他们的行为，但绝不会使他们更睿智。规则和激励就是为他们而准备的。此外，我们还要关注那些渴望智慧的人，那些想把事情做好、却因缺少实践智慧而碰壁的人。规则和激励不会教给人们道德技巧和意志力，更糟的是，规则会扼杀道德技巧，激励能使意志力夭折。
亚里士多德把拥有实践智慧的人称作“谨慎的朋友”（phronemoi），我们的祖辈称其为“正派人士”。本书将介绍实践智慧的实质及其重要性；如何开发这种智慧；可能威胁它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滋养并恢复这种智慧，以挽救身陷困境的各个机构。此外，本书还将解释实践智慧为什么是开启幸福之门的钥匙。第一部分现实呼唤变革第1章源于实践的智慧重复打扫的清洁工与公正审判的女法官向清洁工要智慧重复打扫的清洁工
卢克是一家大医院的清洁工，他曾接受过一些社会科学家的采访。这些科学家希望了解人们构建工作的方式。采访中，卢克提到他曾为一位长期昏迷的年轻患者连着打扫了两遍房间。原因是第一次打扫时，患者的父亲没看到，所以他又打扫了一遍，而且一直和颜悦色。对此，他这样解释：
我多少了解一些他儿子的情况。他儿子入院很久了……据说是因为打架受伤而瘫痪的。他一直昏迷着……我听说了他的遭遇，他跟一个黑人打了起来，那个黑人下手很重，这不难看出来……我负责打扫他的房间，他父亲每天那个时候都在房间里陪他，但有时出去抽烟。那天我打扫房间时他出去抽烟了。我打扫完在大厅遇到他往回走，他情绪失控了，说我没有打扫房间，说我什么也没做。起初我想反驳，打算跟他争论一番。但不知怎么的，我改变了主意，说：“对不起，我这就打扫。”
采访者：你重新打扫了房间？
卢克：是的，这样他可以看着我打扫……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儿子在这儿6个月了，他心里不好受，所以我又打扫了一遍。我不生他的气，我能理解他。
乍一看，身为清洁工的卢克不需要什么智慧。确实如此，我们来看看他的工作描述：
○操作地毯及室内饰品清洁设备
○操作器械清洁及擦洗设备
○清洁地板并打蜡
○以清扫、撒盐和刮擦等方式维护入口区域的清洁
○捡拾地上的纸片或垃圾
○疏通堵塞的马桶、小便器和排水管，但不用拆卸设施
○用湿拖布拖地面和楼梯
○操作吸尘器
○清洁家具、箱子和室内摆设，并为其打蜡
○清洁镜子、外部玻璃内侧及内部玻璃两侧
○清洁洗手间及其设施
○补充洗手间物品
○清洁百叶窗，仅限站在地上或凳子上能够到的高度
○清洁病床两侧设施
○整理床铺，更换床单
○收集废弃物并运送至中心位置
○用湿拖布拖地面和楼梯的小区域，清洁液体或食物污渍
○更换白炽灯泡
○摆放家具及其他设施
○收集脏床单并运送至中心位置
卢克的工作描述并没有列出对病人的责任或关心。他的职责颇多，但没有一项提及人。单从工作描述判断，卢克可能在一家鞋厂或停尸房工作，而不是一家医院。根据卢克的工作描述，他完全有理由向那位父亲解释自己已经打扫过房间了，如果那位父亲还有怒气，他可以找主管来调解。此外，卢克也可以选择无视那个人，继续自己的工作。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发火来抗议不合理的要求。
但卢克却没有这样做。卢克的事例表明，他的“规定”职责只是其真正工作的一部分，他要做的还包括使患者及其家人感到舒适，抚慰他们的情绪，聆听他们的心声。卢克的目标超出了纯粹的清洁工作。
卢克的目标一定会引起亚里士多德的注意。亚里士多德极其强调医疗等领域中的实践目标的重要性，即终极目标。医疗实践的目标——增进健康、治疗疾病、缓解病痛，需要在实践发生的机构中具体化。医院的主旨应是增进健康，那也是其灵魂所在。实践者——医护人员要清楚这一目标并用来鼓励自己，使其成为他们的目标。为了能在工作时做出明智的选择，实践者的目标应确定为关心病患，并以此激励自己，就像卢克一样。目标正确不等于知道如何去做，徒有意愿是不够的，还需要实践技巧。但有了目标，就可以为抉择提供考量的框架和指导，进而做出智慧的选择。目标正确不等于知道如何去做，徒有意愿是不够的，还需要实践技巧。但有了目标，就可以为抉择提供考量的框架和指导，进而做出智慧的选择。
研究人员研究卢克及其诸多同事后吃惊地发现，他们都理解且内化了这些与他们的工作描述看起来毫无关系的目标。他们实际从事的工作完全以医疗宗旨为指归。停止打扫的清洁工
另一名清洁工迈克告诉研究人员，他看见琼斯先生正在大厅来来回回地踱步，于是就停止清洁大厅。因为他知道，琼斯先生正处于大手术后的恢复阶段，需要做一些必要锻炼。夏莱恩讲述的则是她没有遵从上司的劝告用吸尘器打扫家属休息室，因为那里有些每天都来、一来就是一整天的家属在打盹。在这些清洁工的心中，工作就是要围绕医院宗旨而展开。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医院清洁工，而是心怀慈悲的白衣天使。
在一家以患者福祉为宗旨的机构里，他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当卢克遇到那位怒气冲冲的父亲时，他必须做出决定。而此时工作描述却派不上用场，因为工作描述所规定的职责完全不适用这种情况，引导他的正是他赋予工作的目标。法外开恩的智慧公正审判的女法官“迈克尔的案子看起来很常见，”洛伊丝·福勒法官解释说，“被带入费城民事诉讼刑事庭时，他是一个典型的罪犯：年轻，黑人，男性，高中辍学，无业。而审判本身对于繁忙的法官而言也同样平淡无奇。”一年前，迈克尔挥舞着手枪，拦截了一个出租车司机，抢走了50美元。迈克尔被捕并接受审判。“毫无疑问，迈克尔是有罪的。”福勒说。她需要对其进行惩戒。她翻阅州量刑指南，里面说最少判刑24个月，法律规定得很清楚。但当福勒了解到具体情况后就改变了主意。福勒解释道，迈克尔挥舞的手枪是玩具手枪，而且他是初犯。
虽然他为了娶怀孕的女友而高中辍学，但后来还是获得了高中学历。他曾工作稳定，足以送女儿去教区学校读书，这对他们夫妻来说是很大的牺牲。就在抢劫案发生之前，迈克尔丢了工作。他因无力养家而意志消沉。星期六晚上，他沮丧地走出家门，喝了几杯酒，然后抢劫了出租车。
福勒法官认为24个月的量刑不太合适。量刑指南中规定，如果法官能提供书面理由，则可以偏离规定的量刑。“我决定偏离量刑指南。”最后，她判迈克尔在县监狱服刑11个半月，并允许他白天出狱工作养家。“此外，如果他能偿还那50美元，就可以缓刑两年。我在长篇陈述中概述了减少量刑的理论依据，即本案属初犯，没有人受到伤害，迈克尔是在失业和缺钱的压力下才铤而走险的，而且他已彻底悔悟。他从未有过暴力行为，对公众不构成危险。近一年的服刑足以使迈克尔意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
一边是面对怒气冲冲的父亲，一边是对迈克尔的适当量刑，卢克和福勒的选择看起来有着天渊之别。福勒是法官，她的工作要求她在具体情况下阐释一般性的法律。她要清楚法外开恩的时机和方式，还要知道如何做出适当的惩罚。对她来说，要想把工作做好，智慧必须成为核心，那也是我们对法官的要求和期待。法庭上的智慧是极其实用的，没有智慧，福勒就做不好工作。卢克亦如此。实践思考
福勒以替迈克尔找到公正的惩罚为己任，她面临着诸多选择。所有选择都是合法的，她必须加以遴选、权衡。没错，迈克尔罪当该罚，这样社区才能免于危险。但别忘了，迈克尔也需要改造的机会，这样他出狱后才不会再去犯罪。最重要的是，要使迈克尔的判决对其妻子和女儿造成的伤害最小，也要让他更容易融入社会。对洛伊丝·福勒而言，审判即平衡之道。她必须在惩罚、威慑和重返社会之间加以权衡，在规定和同情之间进行取舍。
面对那名发火的父亲时，卢克也不得不在相互冲突的目标中筛选。其他的选择也是合情合理的：是实话实说，告诉那位父亲他已经打扫了房间；还是勇敢些，直面他的愤怒，拒绝他的不公平要求。在此情况下，卢克必须决定如何在其中平衡。
亚里士多德清楚，要想像卢克和福勒法官一样在机构中行事，只靠“事实”知识是不够的。其要求不是对法律法规和工作描述的了解，而是要从一整套关于真理、正义、自由或善良的抽象原则中推演出正确的选项。对福勒和卢克而言，没有什么一般原则可供他们在彼此冲突的目标中进行取舍、权衡。因此，他们需要智慧、实用的道德技巧。
亚里士多德强调对实践技巧来说至关重要的两种能力——选择的能力和感知具体情境的能力。优秀的思考力和洞察力是实践智慧的核心。在迈克尔的案子中，法律要求福勒解释为何偏离量刑指南的规定。福勒详细阐述了自己如何思考迈克尔的案子。一名出色的法官需要不断做这些工作，以公开捍卫自己的决定。
卢克的思考背景却截然不同——我们原本没有指望能在他身上发现智慧或谨小慎微的责任感，但反思一下他的思考及言论，就会发现那也同等重要。实践思考
卢克明白不能以诚实和正直来限定那位父亲，也不能针锋相对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虽然卢克试图对他遭受的不公正要求有所反应，但他马上意识到了利害攸关之事——帮助安慰、治疗病患和处于痛苦中的人。于是，卢克将这个问题理解为：那对父子处于生命中特定的艰难时刻，他要考虑的是如何关心他们、维系他们的关系，正义和公平可以改日再谈。
更进一步考虑，卢克还必须清楚应该采取哪些对策。是向那位父亲平静地说自己理解他的痛苦？还是坐下与他一起讨论一下他儿子的病情？卢克选择淡然处之，而不是火上浇油。他认为处理这种情况最好且最实用的方法，就是把房间再打扫一遍，让那位父亲觉得自己为儿子做了什么。卢克巧妙地做出了反应，宽容而得体。他们为什么那样做
谈到审慎的技巧，最先映入脑海的就是一个流程：先列出所有的选项，然后权衡利弊，最后选出最好的办法。所有人都考虑过这种方法。工商学院的课程常把这种方法看作最佳决策模型。在我们遇到新问题或棘手的事情且有时间考虑时，这种决策之法是极其管用的。但卢克的行为令我们想到了其他的审慎技巧。实践思考
卢克没有列出相互冲突的目标，也没有权衡利弊。对卢克来说，重要的是如何界定具体情境。不合理的要求和那位父亲的怒火可能使卢克认为，此事关乎诚实、权利或正义，而非他的工作内容。但事实上他却将其看作工作的一部分，认为那符合他成为一名医院清洁工的目标。卢克这一能力得益于他善于讲故事的本事。
卢克向自己和采访者讲述那个患者的故事，讲他“卷入打斗”，还有几个月来一直照顾他的不安的父亲。这个故事及其框架使卢克能够明辨要去做什么。卢克没有列出所有选项，也没有单纯地从一般的行为原则（如“对患者家属要友善”）来推导如何去做。卢克讲述的故事解释了为什么那位父亲的愤怒合情理且可以原谅，也帮助卢克明白了自己在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框定情境和讲故事的能力对培养道德技巧很重要，而运用类比和比喻以调用过去经验的能力也必不可少。
卢克知道如何去做，不是因为他之前经历过同样的事情，而是因为他能提取之前的类似经历。他清楚过去采取的措施有何结果。他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通过过去所做和未做之事来进行新的创造。
关于卢克的当机立断我们已经谈了不少，其实福勒法官用的也是相同的技巧。为了在迈克尔一案中阐释法律，她需要的不仅是事实、法律指南和逻辑推理的能力，她还需要讲述一个准确的故事，为迈克尔的行为和意图赋予意义，并考虑其性格和生活背景——他稳定的家庭和工作经历，面临的工作危机和沮丧，罪行的本质和他对武器的选择，以及罪行所造成的伤害，然后综合所有这些来判断其罪行的严重性和惩罚的程度。她通过提取自己过去的经验，解读迈克尔与其他罪犯的相似点和不同之处来了解他。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在考虑什么是有益的行动和疑问时，当事人必须考虑该情境的不同具体场合。”能否在特定情况下找到合适的方法，取决于是否具备道德感知力。“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亚里士多德说，“必须能感知事实。”具体的事实是我们认识行动目标的起点，若要做出正确的考虑和选择，“一个人必须具备感知具体事实的能力”。
每天在法庭上，福勒法官面对关于被告生活及其罪行本质的大量信息，必须在洪流般的信息中进行筛选。剖析动机、厘清罪责、判断罪行与其他案子的异同，确定对社会潜在的危险，这些任务不但需要在背景中挑选出重要信息，还需要识别特定情况的细微差异，要注意到灰色地带，而不是简单的黑与白——合法或不合法。
卢克每天面对的是充满不安、张皇失措的病人，他们正体验着相互矛盾的多重情感，他要选择如何关心他们。就像法官、医生、律师或教师一样，卢克同样需要在混杂的信息中进行遴选，发现那一刻什么是最重要的。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卢克一定要感知那位父亲的所想、所感。如果卢克做不到这一点，他就找不出症结所在，自然无从下手，对于自己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也没有把握。卢克必须能想象出，如果与那位父亲争辩，将会如何影响他的愤怒之情和沮丧心理，而且他日复一日、满怀希望地守夜的那份力量也会产生动摇。因此，道德想象力，即能看到不同选择产生不同后果的能力以及对其进行评估的能力，对于感知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哲学家杜威所解释的，这种能力表示“能够具体地感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并清楚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框定情景和讲故事的能力对培养道德技巧很重要，而运用类比和比喻以调用过去经验的能力也必不可少。
那么，共情——能够想象出他人所想、所感的能力——自然也是实践智慧所需要的一种感知能力。这里的共情包括认知技巧和情感技巧，前者是设身处地感知他人所感的能力，后者是理解他人所感的能力。
卢克必须与那位父亲进行换位思考，即使知道他本没道理。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卢克就无法讲述那个故事。福勒法官也一样。为了做出适当的审判，她需要共情，以便从迈克尔的角度来思考，并预想到让迈克尔白天到监狱外工作会有何后果。她自问：这是毫无理性的罪行吗？是心怀恶意的残忍行为吗？他是充满敌意的人吗？他能控制自己吗？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情感对于道德感知必不可少，因为它就是信号装置。那位父亲的情感（“他大发雷霆”）向卢克发出了信号：有什么事不对劲了。怒气冲冲的表情使这个信号显而易见，但通常信号都是很隐蔽的。如果能读懂他人的面部表情、身体语言、语气语调，我们就会得到警报：出问题了，我们需要做出选择来回应。我们自己的愤怒、内疚、同情或耻辱的情感会给我们发信号，让我们关注所发生的事情。这听起来可能再明显不过，但常常是控制我们生活的规则和激励措施在到处排挤情感，不让它参与决策——我们不信任自己发出的信号。卢克感觉到了自己及那位父亲的沮丧和涌起的怒火，并得到警告：他遭遇的情况是针对卢克自己的还是关于那位父亲的。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怀疑情感是推理和判断的大敌，事实亦如此。情感能左右我们，我们却无法控制情感。“是魔鬼在驱使我”，情感使我们因自己的好恶而产生偏见。情感飘忽不定，因此不能作为行动的指南。情感有时太过具体：我们可能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被冤枉的病人或营养不良的孩童过于情绪化，以至于常常蒙蔽了自己对“正义”和“公平”的判断。实践思考
情感差一点就战胜了卢克，有那么一瞬间，他因为那位父亲的不公平要求而心生怒火。但情感也帮助了卢克，使他查觉到了自己对那位父亲的同情：“他儿子在这儿6个月了，他有点儿沮丧，所以我又打扫了一遍。我不生他的气。”所以说，情感引导卢克做出了正确之事，这一点至关重要。卢克的情感不是随意的，他对那位父亲满怀同情，虽然心中也有怒气，但他控制住了自己——情感管理技巧帮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亚里士多德认为，经过适当训练和调节的情感是实践智慧的本质：我们可以体验到恐惧、信任、欲望、愤怒、怜悯，不过常常是每种快乐和痛苦要么太多，要么太少，而太多和太少都不相宜。但在适当的时机，对待适当的对象，针对适当的人，出于适当的理由，以适当的方式体验到这一切，这就是中庸之道，即美德的标志。
审时度势，清楚具体情况下和具体条件下的相关之事，想象出他人的所想、所感，找到各种选项并想象出结果，所有这些技巧都是感知的一部分。正因为有了这种感知，我们才能识别出某一具体情境的唯一性。这一感知是“规则与具体反应、普遍观念与个案之间的亲切交谈，交谈中普遍清楚地表达了特殊，而普遍也因此得到了升华”。
实践智慧要求的不单单是感知他人的技巧，还要求自我感知能力——自我评价动机，承认失败，清楚哪些已做、哪些未做以及个中原因。从卢克身上我们可以一窥这种自我省视的重要性。“我想反驳，打算跟他争论一番。但不知怎么的，有些东西触动了我。我说：‘对不起，我这就打扫。’”但当我们也这样被冤枉时，要做到这种自我省视却并不容易，尤其当我们本身有错时就更难了。自我批评往往是一种痛苦的斗争，我们需要勇气才能客观、公正地审视自己以及自己的职责。卢克为了成为一名优秀的医院清洁工，福勒为了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官，他们都要具备发现自己缺点的能力，这样下一次才能做得更好。
卢克和福勒法官帮助我们了解了实践智慧的某些关键特征，总结如下：
1．明智之人清楚行动的正确目标。为了实现目标，要做出正确之举——满足服务对象的需要。
2．明智之人清楚如何随机应变，根据具体情况权衡处于冲突中的目标，阐释规则和原则。
3．明智之人具有感知力，懂得如何解读社会背景，并清楚如何超越规则非黑即白的约束，看到灰色地带。
4．明智之人懂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种换位思考使明智之人可以感受对他人的共情，并做出符合客户需要的决策。
5．明智之人懂得如何使情感成为理智的盟军，依靠情感发现相应的信号，并据此形成判断。他能以感觉或直觉判断什么是正确的，并当机立断采取行动。他的情感和直觉都受过良好的训练。
6．明智之人是经验丰富的人。实践智慧是一项技术，精于此道者都受过以往经历的训练。亚里士多德说，人们只有通过做勇敢之事才能学会勇敢，诚实、正义、忠诚、关心、倾听和规劝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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