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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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论纵横(戴逸文集)试读：
写群众的历史 为群众写历史
1964年10月到1965年6月，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教研室的几个同志，到山西五台县阳白公社李家庄大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解到农村中文化生活的一些情况和农民中流传的历史观点、历史知识，对于历史科学怎样为农民群众服务的问题有了一点体会。现在把它写出来，请大家指正。
农村的文化要求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在阶级社会里，农民用自己的血汗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但是他们处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没有学习文化的权利。毛主席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同时，他们也就迫切地要求自己成为文化的主人。从前农村里读书识字的人很少，现在新一代的农村知识青年正在迅速成长，大批复员军人、还乡职工参加了农业生产，有些原来一字不识的农民也经过努力学习摘除了文盲帽子，农村里有文化的人大大增多了。拿李家庄来说，全大队160户、550余人，男女知识青年（小学四年级以上）将近100人，复员军人和还乡职工20余人，加上识字的中年老年农民，略有文化的人有150人以上，占全村人口27%。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前，李家庄只有一个四年制的初级小学；没有文化室、俱乐部和医疗站；大队办公室和小学校里的几份报纸，常常有许多人抢着阅读；书籍也很少，分散在个人手里，不能广泛流通，而且其中还有不少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书；近年来已经加强了农村电影的放映工作，但农民们看电影的次数也还是不多。农闲的时候，或者每天傍晚的时候，经常有许多人挤在一个小窑洞里，听一位老贫农吹唢呐、说故事。这个老贫农是农村的义务乐师，他的“演奏会”几乎每晚举行，风雨无阻，可惜他的乐器仅有一支唢呐而已。农民在一天劳动之余，迫切需要文化生活，可是却缺乏组织、缺乏指导、缺乏必要的书籍和设备。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们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的劲头很大。我们又和农民一起建立了文化室，捐赠了500多册图书，举办了讲习所、故事会，农民群众非常欢迎。40天内文化室借书达1 200人次，平均每人借了2本书。吃过晚饭，小伙子们不愁没处去了，他们相约说：“走！听老李、老尹讲形势、讲故事去。”
农民如饥似渴地要求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农村正在经历一场巨大深刻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5亿农民群众意气风发、信心百倍，为彻底铲除历史上遗留的文化落后状况而斗争。在这样的形势和要求面前，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能不能为农村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历史科学要不要下乡以及怎样下乡为广大农民群众服务呢？
农民喜爱学历史
要回答历史科学要不要下乡的问题，可以先看看农民中有多少历史知识以及流行着什么样的历史观点，他们是否需要和喜爱历史科学，历史知识在他们的生活中能够起什么作用。
农村中流传着许多历史故事和历史传说，农民们非常喜欢听、非常喜欢讲这些故事和传说。历史知识从来就是农村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农村里有一些能写会算、能说会道的“秀才”，他们往往就是农村的故事员。在出工集合的时候，在地头休息的时候，在夜晚乘凉的时候，这些“秀才”的周围常常跟上一群小伙子、姑娘们、娃娃们，天南地北地开讲起来。讲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津津有味。其中有很大部分讲的是历史故事。在农民看来，能够讲历史故事是知识渊博的一种表现。
我们遇到了几位出色的农村“秀才”，一位是55岁的贫农老大爷，他只上过两年私塾，却读了不少旧演义。农民们说他“一肚子两肋巴都装着故事”，而且有讲故事的瘾。他自己说：“一讲起故事，茶也不思，饭也不想了。”全村男女老少都听过他讲故事。另一位只有21岁，农业中学毕业，下中农，现任生产队会计。他读的新旧小说很多，本村的书读完了，就跑到邻村去借。我们和他谈了几次，他讲起故事来滔滔不绝，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说到杨五郎五台山出家，从义和团打洋鬼子说到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模范治安员。他对历史的细节描绘得非常具体，周幽王的大臣叫什么名字，杨五郎打死韩昌怎样把铁棍打折了，义和团怎样架着光着脚板的五台知县在东冶镇上游街等等；有时候还穿插几句七言诗、西江月（从旧小说里学来的）。尽管他讲的事实有真有假，他的观点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但是他那过人的记忆力、生动的语言、诙谐的评论，使得我们这些专搞历史的人也听得出了神。
农民们讲的乡土现代革命历史具有很大的真实性和很高的价值。李家庄及其邻村有几位刘胡兰式的和狼牙山壮士式的英雄人物，他们光辉壮烈、可歌可泣的事迹，感人至深，值得历史科学工作者为之立传作赞，大书特书。但是超过乡土的和现代的范围，涉及较远较古的历史，农民们就只有些片断的、模糊的、不确切的印象了。除少数农村“秀才”以外，大多数农民的历史知识是很缺乏的，尤其是妇女和不识字的人更是如此。我们和4位女知识青年（都是小学毕业生）谈过，她们知道关公、曹操、包青天、杨五郎、穆桂英等人，但不知道汉武帝、李自成、林则徐、洪秀全。有的回答：“只听说过名字，学校课本上也学过，全忘光了。”也有的不知道孙中山是什么人。问她们中国共产党是哪年成立的，先是异口同声地回答1949年。再问时，有人回答：“大概是1937年。”
农民群众缺乏科学的历史知识。在农村中流行的故事和传说，大多掺杂着虚构的成分。有的还比较健康，能够反映历史的某些侧面；有的则显然是出自剥削阶级的捏造，包含着严重的毒素。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剥夺了农民群众正确地了解自己历史的权利。他们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而且常常是通过剥削阶级的欺骗宣传，才能窥见被歪曲了的祖国历史的一斑，也因此在农民纯朴的思想中留下了一些消极、落后、迷信的影响。农村文化革命的深入发展要求涤荡剥削阶级遗留的腥秽，要求澄清反动派对历史的歪曲，使农民的历史知识建立在更确切、更真实可信的基础上。
农民群众对祖国历史具有深挚的感情，他们爱听历史故事，爱读历史书。有一些好学的农村知识青年，他们的求知欲是那样的强烈，什么知识都想学习，但苦于缺乏指导，缺乏书籍。李家庄有一个19岁的小学毕业生，下中农出身，民兵队长的弟弟，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却很爱读书。他从县武装部借到一本《世界现代史讲义》（油印本，300多页），自修了两个月，已经学到1918年德国11月革命一节。他自己还保存着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唐诗合解》，还是乾隆版的线装书，有他自己圈点过的痕迹；另一本是《词林富艳》，是封建文人吟诗作赋的蓝本，都是土改时的遗物。我们问他为什么不买新书读，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新书要花钱嘛！”这种贫而好学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为了加强阶级教育，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我们一共举办过14次故事会，大部分是讲近代革命斗争的故事。农民们非常欢迎。每逢故事会的日子，南坡的群众提前吃了晚饭，赶到北坡来听讲。屋子里挤满了人，来迟了的挤不进去，就站在窗外听。群众反映：听革命历史故事，“既受教育，又听着红火（生动热闹的意思）”。群众常常向我们探询，哪一天开故事会。邻村听到我们这里讲革命历史故事，也邀请我们去讲了两个晚上。
我们还买了一批通俗历史读物，借给农民读。这本来是为了征求他们的意见的，不料有一个青年第一天借了一本《鸦片战争》（工农通俗文库），一口气就读完了。他称赞这本书有头有尾，一连几天向我们借书读。
这些现象使我们既兴奋又惭愧。我们过去对农村的文化工作做得太少了，不了解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要求，甚至以为农民不喜欢学历史，不能接受科学的历史知识，这些错误想法必须彻底纠正！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当深入农村，把农民口头流传的阶级斗争史集中起来，去粗取精，作为阶级教育的教材；并把科学的历史知识送到农村，让广大农民群众了解自己历史的真面目，在汹涌澎湃的农村文化建设的洪流中贡献我们的力量。
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侧面
现在，各地农村正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这是提高农民政治思想水平，促进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最主要的途径。围绕着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文化教育方面的各行各业应当紧紧跟上，满足农民群众广泛的、多方面的需要。在这场农村的文化建设中，历史科学作为一个方面军，应该而且可以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历史科学通过事实陈述达到规律性的认识，这个特点和农民的认识方法很相近。单纯而朴素的农民群众不容易理解名词、概念、原理之类抽象的东西，而习惯于从生动、具体、明确的事实中接受某种观点和某种看法。因此，那些历史故事和传说曾经是农民智慧的重要来源之一，他们从中学到了待人、接物、处事的态度和方法，农民自己在说明一个道理的时候，也往往更多地借助摆事实的办法，很少做长篇的议论分析。在一次会议上，我们听一个贫农（文盲）讲了一个中山狼的历史寓言，来说明对假装老实的反革命分子要保持警惕。他讲得虽然不很确切，不少地方加枝添叶，但却很生动，有声有色，狼的残忍本性和东郭先生的迂腐愚蠢被他描绘得淋漓尽致。这个发言紧紧扣住了听众的心弦，它没有很多议论，却透彻地阐明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历史知识潜移默化的教育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农民在听历史故事、读历史书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在陶冶自己的品质。革命的历史故事给人以鼓舞和推动，而反动、淫秽、不健康的历史故事则给人以消极恶劣的影响。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位爱读书善讲故事的青年会计，他跟我们谈到李自成的失败时说：“李闯王很爱士兵，有一天闯王问士兵过什么日子最快乐，士兵们回答过年最快乐。于是闯王就让全体士兵天天过年，饮酒吃肉，不几天就把粮食吃光了。士兵们滋长了贪图享受的思想，也不再想打仗，结果就失败了。”这位农民最后还发表他的感想说：“家业再大也不能讲浪费图舒服，领导国家是这样，领导一个生产队也这样。”这个故事虽然史籍无征，但却包含着生活的真理，它不借助任何复杂的概念，但却培育了农民刻苦勤俭的美德。
但是，不健康的历史故事也对农民的思想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这位青年农民跟我们谈到生产队里干群不团结的问题时讲了一个朱元璋的故事。他说：“朱元璋炮打庆功楼，把功臣都杀光，就是听了皇后马娘娘的话。后来朱元璋听说某地有一个五世同堂、百余口人的大家庭，日子过得挺和睦，就把那家的家长找来，问他这么多的人一起生活，怎能过得这样和睦？那个家长回答说，‘事无巨细不听妇人言’，于是朱元璋才醒悟过来。”这位农民的结论是：“生产队也往往是给多嘴饶舌的妇女搅坏了。”这个历史故事不但灌输了歧视妇女的落后观念，也妨碍了农民找到生产队里不团结问题的真正根源。
革命和反动、正确和错误，两种历史故事和历史传说都在农村流行，这是农村文化生活的现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如果长期不下乡，如果不去占领农村的阵地，那么，包含着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毒素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点就仍然要谬种流传，继续腐蚀农民群众的思想。事实上，农村中确有个别人还在那里嘘其余焰，农村青年爱听故事，他们就投其所好，大讲神仙鬼怪、孝子忠臣；农村青年爱读书，他们就拿出荒唐淫秽的旧小说给这些青年看。青年们读了这些书，产生了一些消极的思想。有的农民受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论的影响；也有的农民很称赞“人生在世如蜉蝣，争名夺利几时休。成败万事总由天，费尽心机亦枉然”的诗句。李家庄以前有一个反动道首，常讲些阴风森森的故事，吓得胆小的人夜间不敢出门；他还和历史上的大汉奸吴三桂攀上了亲戚，他写的反动歌诀里还说什么“三桂爷，奉天命，下凡报仇。不办道，不领法，不能存留”等等。对于他们散布的反动观点必须通过思想斗争来加以清除。
历史科学是党在文化战线上向劳动人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有力武器。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当是生气蓬勃的革命战士，应当写出适合于农民需要的科学的历史，特别是“四史”和近现代革命史，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的历史观点，批判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淫秽、有毒的观点，在农村的文化建设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为谁写和写什么
历史科学，也如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只有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变成物质的力量，使得对于既往历史的研究成为推进未来历史发展的工具。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两方面的工作都是重要的：既要有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又要注意到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界在历史知识的普及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近年以来，又出版了大量的“四史”专著和单篇文章。但从广大农村的需要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李家庄住了半年多，连一本“四史”和通俗历史读物也没有看见，只发现一本《太平军在永安》和一本《世界现代史讲义》，而这两本书又都是教学用书，带有专门研究的性质，不适于农民阅读。周围几个村庄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又在县城和几个市镇上进行了解，历史书籍（包括“四史”在内）一般都很少。农村和一些城镇中非常缺乏适合农民阅读的历史书籍，这是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当极端重视的问题。
农村是各行各业人才广泛活动的园地，为农民服务，这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必需。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为农民写出好的历史作品。毛主席说：“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历史科学工作者只有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在最广大的农民中集结起自己的文化军队，才能真正发挥出战斗作用。
怎样才能写出适合农村需要的历史作品？关键还在于历史科学工作者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和贫下中农交知心朋友，学习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使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农民息息相关，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能立场鲜明、思想性强、通俗生动，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欢迎。毛主席说：“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为农民写历史，首先应当写农民自己的斗争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是几千年来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历史科学当然要反映和讴歌农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历史学界的确也很重视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但是农民战争的史料较少，而且几乎全是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充满诬蔑歪曲的记载，如果只在这样的史料堆里兜圈子，我们是很难探索到历代农民战争的真相的。要深入理解农民战争的历史，就必须深入农村，调查农村的现状和过去，了解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要求。流不尽的血泪、诉不完的苦难、扑不灭的仇恨，这一切，正是一次又一次地开动了历代农民战争的发条。要抓住这根历史的发条，就只有到农村去，和农民同命运、共呼吸，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此外别无捷径。
就在李家庄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我们听到了许多极富教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传说：几百年前，有两户农民怎样迁移到这里，他们的汗水滋润了这片土地，辛勤地抚育起附近的山村；清朝初年爱国志士傅山的朋友张黄楚怎样在这一带组织起义，又怎样被清兵击破；若干年前，某村的大恶霸向李家庄勒索银米不遂，怎样一把火把全村化为灰烬，至今有些农民仍被迫在山沟窑洞里存身。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活在农民记忆里的事件和人物更加丰富具体，神采奕奕。抗日战争时期，有几位民兵在附近山头上和日寇浴血搏斗，剩下最后一个人，他拉响了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这位大无畏的战士就是本村贫农团长的儿子；邻村的治安员被敌人绑在树上，被用锥子遍刺全身，血流如注，但他坚强不屈，骂不绝口，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在阎匪军对石村的一次大屠杀中，本村的前支部书记率领十几位民兵机智地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冲出了包围圈；还有一位本村的武工队员赤手空拳被困在斗室里，和阎匪军官展开了一场夺枪大战。听了这些传奇式的真人真事，我们仿佛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斗争岁月，一幅又一幅群众斗争的光辉画面展现在眼前。农民群众没有读过历史学家的论文，他们从自身最切近的斗争历史中受到了教育，吸取了前进的力量；但历史学家却对群众的斗争史知之甚少，类似这些可歌可泣的生动史实还被排除在史册之外。
目前各地正在展开群众性的编写“四史”的运动，这是人民群众伟大的自我教育运动，同时也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宽广的新天地。历史科学工作者应该积极投身到编写“四史”的运动中去，认真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全心全意帮助群众续起红色的家谱，让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广泛传布，成为鼓舞全体人民的巨大力量。
当然，写“四史”，写群众近现代革命斗争史，并不排斥我们为农民创作其他历史作品。我国人民以自己悠久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历史遗产而自豪。历史上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农民群众喜爱学习祖国历史，希望弄清剥削阶级对古代历史的歪曲，以利于摆脱旧思想、旧观点的影响。同时，他们还有了解世界历史、吸取世界人民斗争经验的愿望。只要我们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引导农民向前看，使历史科学密切地结合现实斗争，那么，古代的和世界的人民革命的历史就能够成为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的巨大力量。
历史科学怎样进入农村
历史科学工作者有了为农民服务的决心，还需要解决怎样服务的问题。如果只有一片服务的好心肠，而没有好的服务手段和方法，写出来的东西不合农民的胃口，不为农民所欢迎，那么“为农民服务”就是一句空话。
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这个宣传的对象决定了我们所应采取的宣传形式和宣传方法，因此对宣传对象必须下一番调查、研究、分析的功夫，努力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我们只有真正熟悉、了解、懂得农民的思想感情、文化水平、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兴趣爱好等，才能写出农民所需要的和易于接受的东西。
我们在李家庄分发了一批通俗历史读物（其中包括中国和外国历史小丛书、历史故事、中国历史常识、工农通俗文库等），请农民阅读，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新书，表示很欢迎。有的农民说：“这些书有头有尾、有眉有眼、有根有据。”（意即系统、清楚、真实）有的农民说：“旧小说拿迷信欺骗我们，这些书拿政治教育我们。”但是，他们也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现有的通俗历史读物还不完全适合农村的需要。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情节不够生动。不少农民反映通俗历史读物“不红火”（不热闹），有些书里“没有人”（指史话一类），有些事“写得太简单”，“读着没意思”。农民们读这类书都是在劳动之余，希望得到休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在生动活泼的形式中展开历史教育，拿娓娓动听的情节吸引他们。历史科学不是文艺作品，当然不允许随意虚构，但却应当尽量写得像文艺作品一样生动可读，应当十分讲究题材的剪裁、人物的描写、场面的烘染。不讲究剪裁，什么都想往里塞，是不会受欢迎的；对人物和场面平铺直叙、苍白无力，也是不会受欢迎的。一部好的通俗历史读物，可以是而且应当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它不但要说服人，而且要感动人。《三国演义》之所以在农村广泛流行，就在于它情节生动。历史本来是无限生动的，但到我们手里往往把它弄得干巴巴了，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觉得，如果把历史谱成演义，使它既有生动丰富、扣人心弦的情节，又有发人深思的教育意义，那么这就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
第二，语言文字不够群众化。农民对某些通俗读物的反映是“看不懂”，“字认得，不知讲个甚”，希望“通俗更通俗，易懂再易懂”。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难字难句、名词术语、人名地名（特别是世界史）太多，文章半文半白、半中半西，农民不容易懂；另一个问题是有些书带有浓厚的“学生腔”，表达的方式和农民不一样，他们看不惯。这两个毛病都妨碍我们接近农民。毛主席再三要我们学习人民的语汇，他说：“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听了农民讲的一些故事，他们的语言的确生动简洁、富有风趣，说得入骨三分。我们确实应当老老实实地做个小学生，认真地向农民学话，再拿到农民中去运用，这样才能把一件事、把一个思想说到农民的心坎上。
第三，选题缺乏针对性。有些农民反映通俗历史读物里写的人物、事件，他们大多不知道，而他们熟悉的人物、事件，书里又没有。譬如，这里距北宋名将杨业的故乡很近，邻村大多姓杨，他们自然而然很关心杨家将。他们不了解为什么历史书里不写杨家将，也不知道自己关于杨家将的知识是不是真实的。农民希望复习和验证自己已有的历史知识，并在这个基础上扩大知识领域。如果整本书全是陌生人、陌生事，一大堆人名、年代、地名，整套的分析说理和冗长的历史过程，一阵倾盆大雨，农民是要摇头的。我们应当尽量结合农民已有的知识和存在的问题来进行历史教育。譬如，我们是不是可以讲讲杨家将的故事，给农民分清其中虚构的方面和真实的方面，再联系讲一些宋辽斗争的历史？这样，也许更容易受到农民的欢迎。《中国历史常识》这本书里，有一些是用民间熟知的历史成语为题目（如“卧薪尝胆”“班门弄斧”“风声鹤唳”等）而编写的小故事，讲讲这些成语的意义和来历，逐渐引导到故事的展开，这种方法是较易为农民群众所欢迎的。
此外，历史知识的普及还可以采用连环画、故事会、幻灯、科教影片等手段，创造一些普及历史知识的新途径。
历史科学怎样下乡？这不能单靠头脑的想象，而是要在实践中摸索。重要的是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亲身熟悉和了解农民，反复实践，不断总结。办法是从实践中来的。如果我们真正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诚恳地向农民学习，诚恳地为农民做事，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一定能够积累起普及科学历史知识的好经验和好办法。农村的各个方面都将一日千里地进步，几千年来农村文化的落后状况将一去不复返，让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把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贡献给农民群众、贡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吧！
实事求是 勇于创新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追求真理就是实事求是。真理是要向前发展的，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历史科学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前进，勇于创新，超越前人的成果，对历史做出越来越合乎实际的理解和判断，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必须反对一成不变、因循保守，反对在只言片语中讨生活。实践是最有权威的，理论必须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历史研究中，就是要占有丰富的实际材料，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而不能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不能受框框的束缚。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
任何有成就的思想家、科学家都能倾听实践的呼声并富有创造精神。司马迁写《史记》，总结了大量的实际材料，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不但思想是新颖的，而且风格、体裁、语言也是新颖的。大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都是在无数次科学实验中创立和验证了自己的理论，并且勇于为科学献身，不顾教会和官方的禁令与阻挠，才把科学推向前进。毛泽东思想就具有创新精神。过去的一些机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都是理论上的侏儒，只会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寻章摘句，凡是马克思、列宁说过的话，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在马克思、列宁的书里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根据地、统一战线等思想和词句，就不承认毛泽东的伟大创新，讥讽毛泽东思想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革命的实践证明：正确的不是无视实践而只会引经据典的机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
在历史学界，也存在着不从历史实际出发而从只言片语出发来研究历史的情况。发言写文章，瞻前顾后，谨小慎微，力求稳妥，一个论点总要寻找经典著作上的某句话作为护符，似乎这样做就能证明论点之“正确”，就能保证不犯错误。这种态度是和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无限生动、无限丰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锐利武器，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不至于迷失方向。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但是，革命导师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对无限丰富、错综复杂而又不断发展着的人类历史做出现成的结论，大量的、艰苦的工作应该由后人承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却并不是穷尽和结束了历史研究工作。革命导师们总是实事求是、十分谦虚的。恩格斯晚年对俄国问题已深有研究，但他说：“至于我，对俄国现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而这是得出肯定意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他殷切地期望俄国青年研究俄国的情况，把马克思的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而并没有做出现成的结论，发布策略指示。
有时候，革命导师就某个具体的历史问题的某个侧面讲过几句话，发表了一些意见，我们当然必须认真领会和学习。但是，有人却不正确地以为这就是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似乎整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就全面解决了，以后只要翻来覆去地引用这些话就行了，没有什么再可分析、再可研究的了。甚至把这些话发挥引申，应用到别的历史问题、历史人物上，胡乱地套用。例如：毛泽东写了“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著名诗句，意思是说项羽对敌手刘邦太手软。毛泽东从这个典故中总结了历史经验，来阐明我们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但并不是对项羽的一生做出了全面的评价。又如，毛泽东评论《水浒》，批评宋江是投降派，这明明是指小说中的宋江，而有人认为历史上的宋江也一定是投降派。谁如果说历史上的宋江并不是小说中的宋江，历史上的宋江并没有投降，那就如同犯了弥天大罪，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替投降派辩护。其实，历史上的宋江是否投降了，这是可以研究、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可以根据史料，各抒己见。又如，毛泽东谈到太平天国革命的领导者李秀成，批判了李秀成被俘以后在亲笔供词中所表现的思想情绪。在这里，毛泽东并没有对李秀成的全部活动做出分析、评论，但有的人却说李秀成在革命前期就在搞投降，一贯地仇恨革命，破坏革命，把李秀成在被俘以前的一些重要功绩、正确主张全都说成错误和反动，这难道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历史人物，谁有幸被认为代表正确路线，就一切都正确，连错误也变成正确，谁不幸被认为代表错误路线，就一切都错误，连正确也变成错误。似乎研究历史只要有两个标签就行了，一个是“正确路线”，一个是“反动路线”，稀里糊涂乱贴一气，不必钻研大量材料，进行具体分析。于是历史事实被歪曲，是非被颠倒。这种引证只言片语，加以引申推广、胡乱搬用的研究方法，不但糟蹋了历史科学，也糟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历代的农民战争史被歪曲得最混乱不堪，他们先验地定下了评价历史上农民革命领袖的框框，以代替对复杂情况的具体分析。按照似是而非的简单逻辑：凡是受过招安的、闹过内讧的或者发生转变、当上了皇帝的都是背叛了农民革命，都是叛徒、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都要从农民革命队伍中开除出去。这样一来，历史上许多农民革命领袖就被肆意否定了。例如，太平天国革命前期，有洪秀全和7位封了王的著名领导人，其中两人（冯云山、萧朝贵）早死，5人（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晃）被否定，太平天国前期的领导人就只剩下洪秀全一个人。
与太平天国革命同时的许多次农民起义和抗清斗争，其知名领导人如张洛行、宋景诗、杜文秀、张秀眉也被否定。推而广之，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大批领导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曾指出我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农民起义，并列举了12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即陈胜、吴广、项羽、刘邦、李密、窦建德、王仙芝、黄巢、宋江、方腊、朱元璋、李自成，其中有半数被否定，被戴上复辟派、儒家、叛徒、阶级异己分子、野心家、阴谋家、新生地主分子等帽子。
中国人民有英勇斗争的传统。两千多年来，被压迫的农民群众奋起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谱写了光辉灿烂、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难道伟大农民革命的发动者、组织者、领导者大多数是坏蛋？这种要打倒大批农民革命领袖的做法究竟有多少根据？
当然，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领袖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还犯有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对他们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批判是完全必要的。有些史学工作者根据史料，对某些农民革命领袖的功过有不同的评价，有的失之过高，有的失之过低，因而展开争论，这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问题并不在于这些。问题是：为什么把许多农民领袖扫出了农民革命的队伍？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新史料必须对大批农民革命领袖重新做出评价？显然不是。是不是从前的评价都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显然也不是。因为连毛泽东在40年前所列举的农民革命领袖也被打倒了半数。
这股打倒历史上农民革命领袖的歪风，其风源盖出于影射史学。我们应当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为许多农民革命领袖恢复名誉，恢复历史地位，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农民革命推动了封建社会历史的前进。历史上的农民群众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奋起反抗，他们的英勇革命精神应该得到充分的歌颂赞扬。但是，农民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他们和封建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因此，有其落后的一面。马克思主义者对事物总是抱着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农民革命领袖的优点与弱点、功绩与过失正是农民的阶级地位造成的。农民群众在发动伟大革命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许多落后的东西，如宗教迷信、享乐腐化、分散主义、内讧争权、互相吞并，在革命行将失败的时候，又看不见斗争的前途，失去信心，不再继续革命，甚至常常蜕变堕落。发生在农民领袖身上的种种严重弱点并不是偶然的，是农民由于阶级局限、思想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抵制坏思想、坏风气的侵蚀而导致的后果。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在歌颂农民伟大革命作用的同时，当然应该揭露和批判农民领袖的种种弱点，从中吸取教训。但不能因其犯有过失甚至罪行而将他们一笔抹杀，驱逐出农民的队伍。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体，美的东西和丑的东西常常互相联系而存在。如果把历史看得那么单纯，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都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都坏，那是僵化的形而上学观点。
洪秀全发动和领导太平天国运动，当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也存在许多错误和缺点，如宗教迷信思想，任人唯亲倾向，最后死守南京的战略错误等。对这些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是历史科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谁都知道，革命的成败与革命领袖能否实行正确的领导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洪秀全是十全十美的人，那么太平天国最后失败岂不成了不可理解的事情？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历史上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做了正确精辟的分析，应该是我们研究农民革命和评价农民领袖的典范。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满腔热情地赞扬了16世纪德国农民阶级的革命起义，但又毫不隐讳地指明了农民阶级的种种弱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同时也指出：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古代农民战争的最后结局，不是被残酷地屠杀、镇压，就是溃散或被统治阶级所收编。汉光武帝刘秀曾收编了大批铜马和赤眉的起义军，刘秀被称为“铜马帝”；曹操收编过大批黄巾军；李世民收编了大批瓦岗军，唐初著名的将相李勣、魏徵、秦叔宝、程知节都曾是瓦岗军的领导人；太平天国失败时，几十万西北的太平军披星戴月，赶来救援天京，听到天京失陷的消息，顿时军心瓦解，大批太平军放下了武器。这种现象在农民革命的历史上难道还少见吗？如果不对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具体分析，而是拿一个先验的框框生搬硬套，岂不是要把大批农民领袖和农民群众全都打成叛徒？
隋末的李密，出身于贵族，参加瓦岗寨农民起义军后内讧争权，杀死领导人翟让，后来又归降李世民，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李密一度领导了瓦岗军，有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推翻隋王朝的战争中起过较大的作用，具有较大的影响。人是会发展变化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从坏变好，也可以从好变坏，不能因为他最后干了坏事而把他以前干的好事一概抹杀，甚至把以前的好事也硬说成坏事。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辩证的、发展的观点。
同样，对项羽、刘邦、王仙芝、宋江、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以及其他人物都应根据大量材料，做具体的分析。
从历史实际出发进行具体分析，不像引证个别词句那样容易、那样保险，而是很艰苦细致的工作，还可能发生错误。科学研究是为了探索真理，当然不会那样容易，也难免发生错误，有了错误就改正，并没有什么可怕。怕犯错误就不可能前进，不可能创新，不可能对人类有所贡献。人们认识真理，不会一下子就穷尽、完成，总有一个反复修改、不断充实发展的过程。郭沫若对历史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就是不断探索、不断前进、不断创新的过程，如对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就经过了多次修改而愈趋于充实。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把古代史分期放在西周和东周之间； 40年代写《十批判书》，放在秦汉之际； 50年代写《奴隶制时代》，又放在春秋战国之际，而且具体确定在公元前475年。在古代史分期问题上，郭沫若不断前进，勇于创新，根据新掌握的实际材料，改变自己已形成的结论而不被任何框框所束缚，他的古代史分期意见也越来越趋于充实、合理。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郭沫若已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进行第四次创新？当然可以，而且应该鼓励、提倡。开展学术上不同意见的讨论，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
创新必须实事求是，而不是飘在空中，随心所欲，异想天开。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是尊重实践，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我们的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基础和出发点。
我们应该树立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好风尚，要有抱负，有勇气超越前人的成就，攀登科学的顶峰。我们的时代是革命变革的伟大时代。史学工作者要研究和总结这一伟大时代的历史，就不能只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不能满足于寻章摘句，简单地照搬、照抄、照转，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丰富生动的实际，开动脑筋，解放思想，用我们全部的才智、精力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我们要无愧于这个伟大的革命时代，不辜负人民群众和党中央对历史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
粉碎“四人帮”已经3年多了。我们整个思想界包括历史学界，面貌大大改观，出现了新气象，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思想大大活跃了。确实是一片大好形势，前途大有可为。特别是1978年以来，全国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影响很大。这次讨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谬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讨论十分热烈，很有成效。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同我们历史学界是息息相关的。现在，我就历史研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问题，谈几点看法，不一定正确，如果说错了，请大家批评。
列宁说过，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这个理论是指导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思想武器。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由于我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尽管我们也经常讲阶级斗争，但是讲的不一定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不一定正确或不一定完全正确。这一点，在我们实际工作当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对于阶级斗争，毛泽东在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个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论断：“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个论断是完全符合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恐怕就不是那么深入，在实践中也没有真正遵循这个正确理论，而是连续搞疾风暴雨，搞了很多政治运动。对阶级斗争和敌情，估计得十分严重。这样，打击面就宽了，没有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些政治运动中误伤了好同志。同时，我们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不完全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阶级斗争理论上的这种“左”的情况，在我们历史研究中是不是存在，是不是也反映到我们历史学界？这是我们应当认真考虑的。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首先是从史学界开刀的。同志们记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批判《海瑞罢官》，打击和陷害吴晗、邓拓、翦伯赞等同志。这是记忆犹新的。提起这些冤狱，我们无比痛心，义愤填膺。血的教训，我们是不能忘掉的。但是，林彪、“四人帮”为什么能够在一段时间里这样横行霸道，欺骗、蒙蔽那么多的群众？这恐怕是因为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不完全正确，有片面性、绝对化，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全国煽起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同志们都亲眼看到，这使得我们的党和国家遭受了多么大的损失，使我们的学术界、文化界遭受了一场怎样的毁灭性浩劫。
同志们，要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我看对一些理论问题理解得是否正确，应该是首先要总结的一条。因为理论是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如果指导思想不完全正确，那么研究和教学工作就会走弯路，甚至会误入歧途。应该总结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的，今天，我想着重谈谈自己在阶级斗争理论问题上的一些体会。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对阶级斗争理解得不完全正确，孤立地突出阶级斗争，脱离开生产和经济发展而片面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片面地强调了农民战争的作用。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和同志们共同探讨。
把阶级斗争、农民战争当作推进历史的唯一动力，甚至用农民战争解释一切、代替一切。有的地方讲课时，不讲全部历史、通史，只讲农民战争史，用农民战争史代替整个通史。当时还有种种提法，如“用农民战争打头”“用农民战争分期”，等等。很多提法和意见，值得我们回过头来考虑。
我首先要说明一点，我们应当充分地肯定、热情地歌颂农民战争，歌颂古代劳动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但是，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对某种历史现象做一些赞美和歌颂。历史研究的任务，是要对历史现象做科学分析。历史内容是生动丰富的：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斗争；也有思想文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演变，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等等。历史现象非常丰富，错综复杂，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当然，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主要线索，我们应当牢牢地把握这条主要线索。但是，阶级斗争并不是唯一的历史内容。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是历史唯物论的一般常识。阶级斗争只是体现了这些矛盾，并受社会基本矛盾所制约。阶级斗争不能代替或者取消社会的基本矛盾。孤立地突出阶级斗争，并不能帮助我们弄清楚阶级斗争。当然，阶级斗争对各种历史现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它们都带上阶级的烙印。但是，同时我们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用农民战争史代替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这是不妥当的，这是以偏概全。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但是，说得上是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的，也不过是一二十次。每次时间短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是经常存在的，是普遍的。但是，农民战争——农民斗争的高潮，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中是短暂的。加在一起——如果能够加在一起的话——也不过两百年时间。怎么能用不到两百年的农民战争代替长达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这样，势必使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简单化。
还有，把农民战争当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我对这一点是表示怀疑的。这种意见表面上似乎重视阶级斗争，实际上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在理论上是缺乏根据的，在历史实际中也是解释不通的。从人类社会存在以来，无论何时，生产活动总是首要的活动，生产斗争是推进社会历史的强大动力。如果生产活动停止下来，社会不要说什么发展、前进了，就连存在一天都不可能。这一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是讲了很多的。恩格斯曾说：“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斯大林曾说：“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许多世纪以来依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首先是从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工具的变革和发展开始的。阶级斗争本身也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如果离开了生产来谈阶级斗争，如果忘记了生产斗争而片面地把阶级斗争当作“唯一动力”，我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另外，科学技术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革命导师十分强调这一点。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把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看作比很多革命家还要革命，“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科学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毛泽东也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革命导师的话说得多么明确！可是，我们的历史研究，至少拿我个人来说，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种糊涂观念，有意无意地只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这种理论观点对我们的历史研究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以至于在我们的头脑里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式：每次农民战争之后，总是要带来生产上的大发展。我们的研究工作也正是按照这种思想和公式，寻找这种生产的大发展。秦末农民起义之后，有一个“文景之治”；隋末农民起义之后，有一个“贞观之治”。我认为，历史的实际情况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有些农民战争并没有直接带来生产的高涨，甚至有时还可能带来生产的萎缩。我们千方百计地寻找每一次农民战争是如何推动历史发展的，是如何促进生产的，经常感到比较困难。有时，也找到一些材料，找到一些论据，但说服力不强，比较牵强。特别是，对有些农民战争，我们就说明不了。这样一个阶级斗争、农民战争推动生产发展的公式，经常暴露出同历史实际有较大的差距，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不能解释一些历史现象。如果把阶级斗争当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那么我们便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阶级斗争规模愈大，次数愈多、愈频繁，社会前进就愈快。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处于封建社会，“明治维新”一百多年来，日本并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就是“明治维新”，这次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变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并不承认“明治维新”是一次革命，即使承认它是革命也认为它是不彻底的革命，近代日本，虽然也发生过农民起义、罢工、游行，但规模小，大规模的阶级冲突、长时间的革命战争是没有的。可是，日本的生产发展很快，可以说是突飞猛进。这是为什么？如果说，阶级斗争是“唯一动力”，那么日本的生产应该是发展不快的。事实恰恰相反。此外，英美也是一样。英国从17世纪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距今有300年了。此后，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革命战争。美国除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之外，以后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国内战争。可是，它们都是当今世界上生产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当然，资本主义制度是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制度，避免不了经济危机，最终注定是要灭亡的。一旦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生产力就将以现在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无疑义的。同时，我们也要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是很多的，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来解释。
阶级斗争并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制度腐败，一个是经济技术落后。这两个原因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社会制度腐败怎么办？那就要使用革命的手段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经济落后怎么办？那就要通过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文化来解决。解决的手段是不同的，但二者又是互相联系的。如果不用革命的手段改变旧的社会制度，那么生产和科学文化就发展不了。同样，经济、文化不发展，只讲阶级斗争，也不能推动社会的前进。
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革命，对社会发展起“助产婆”的作用。怎么能说这种作用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怀孕成熟了，肚子里有了小孩，才有必要请来助产婆，助产婆才能起作用。否则，如果没有怀孕，肚子里没有小孩，那么就是请来几十个助产婆，也是生不出孩子的。因此，中国农民战争虽然很多，很频繁，规模也很大，但是生产并不一定就发展得最快。
每一次农民战争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不见得都同样对生产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预先设一个框框，预先有一个先验公式。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的对生产发展的推动作用明显一些，有的就不那么明显。就阶级斗争、农民战争对旧生产关系的打击来说，确实，农民战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阶级斗争、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不是唯一动力。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面，就战争的直接后果来说，战争是要造成破坏的。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就它对旧生产关系的打击来说，就它长远的影响来说，对社会前进是有促进作用的，这是主要方面。如果看不到这个主要方面，就不能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但就战争的直接后果来说，农民革命战争则有破坏生产的一面。我们有时为了抬高农民战争的地位，就不讲它破坏生产的一面。这样，就不能做到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就无法解释农民战争后经常出现的土地荒芜、赤地千里、人口锐减的情况。农民战争，一方面有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有破坏作用。总的来说，推动作用是主要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一般地说，生产的发展并不在农民战争的动乱时期，不在农民正同地主激烈作战的时期。恰恰相反，生产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政治局面作为前提。生产的发展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是生产活动和科学技术积累的过程。历史的前进，不是通过不断的暴力革命，不是通过一连串的突变来完成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这部光辉论著中批判了杜林的“暴力论”。杜林认为，似乎不断的暴力革命可以创造一切。这是荒谬的。自然科学有一种“灾变论”，认为自然界是通过一连串的“灾变”而形成的。这完全是唯心主义，是形而上学。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反过来，抛开量变，只谈质变，同样是错误的，其危害也是极为严重的。不承认社会发展要有一个逐渐的积累过程，在实际工作中无休止地搞政治运动，而不是脚踏实地地进行建设，我们已经为此而吃了不少苦头。我们应当抛弃那种对阶级斗争的片面理解。
总的来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应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
第二，生产的发展，从历史上来看，总要有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政治局面作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生产发展就谈不上。
第三，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也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但只有联系生产才能表现它的推动作用，离开生产就谈不上什么推动作用。只有当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才必须用阶级斗争，用革命的手段破坏旧的生产关系，推翻旧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也就体现在解放生产力这一点上，而不是体现在别的方面。
第四，阶级斗争是和生产斗争相联系的，是取决于生产斗争的。阶级的划分、阶级斗争的性质和深度、每个阶级的历史命运，都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在历史上，只有代表新生产力的阶级才有远大的前途，这个阶级进行的斗争才能取得真正历史性的胜利。
第五，各个不同阶级进行的革命，情况是很不一样的，推动历史的作用也是不相同的。譬如，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些革命引起整个生产方式的改变、推动历史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在同一社会形态内发生的革命，譬如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相对来说，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不显著的。这种农民战争只能给旧的生产关系一定的打击，只能改变它的某些环节，而不可能整个地改变旧的生产方式。
这里，我想谈谈同阶级斗争理论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即历史上的改良主义问题。改良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过去，由于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评价改良时总是将之贬得比较低的。这是不公平的、不正确的。改良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完全否定质变，反对革命，这是错误的、反动的。但是，历史上的政治改良和改良主义思想是起过相当进步的作用的。这一点绝不能低估。
革命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只有当形成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已经成熟的时候，才会发生革命。当发生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改良是有进步作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改良运动是为革命做准备的，正如量变为质变做准备一样，没有量的变化，就不会有质的变化。譬如，戊戌变法是一次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最后失败了。就其性质来说，它和辛亥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变法运动中所进行的那些改革，意义十分重大。中国最早的学校——新学堂就是在这时开的，报纸是在这时办的，各种各样的学会也是在这时设立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也是在这时开始传进来的。这是一次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评价戊戌变法，不能局限于它在100天内发布的上谕、奏折，而应该看到它所引起的政治变动和思想变动。如果没有戊戌变法时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传入，没有新学堂、学会和报纸的创办，没有大批留学生出国，那么，中国社会就仍旧是一潭死水，辛亥革命也就不可能发生。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但是，如果没有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变动和思想变动的话，那么跟孙中山走的人就不会那么多。量变为质变准备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戊戌变法是为辛亥革命做了准备的。
我们讲戊戌变法的意义的时候，常这样说，戊戌变法失败了，证明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故而更多的人觉悟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样说当然不错。但这是从一个方面来说明的。难道，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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