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流多少事趣解《世说新语》(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11 23: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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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理洵

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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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流多少事趣解《世说新语》

魏晋风流多少事趣解《世说新语》试读:

自序

《世说新语》品读系列文字断断续续写了有八年之久,历年勤懒不一,今年写得多了一些。在这几年里,这些文字曾经受到过《信息时报》、《天涯读书周刊》等纸媒、网刊的青睐,都以专栏的面目出现过,江苏盐都画院的院刊刊载时还为每篇文字匹配一位画家的作品,使它增色不少。这样的境遇,让作者除了感激与欣慰之外,就还想着能多写一些。《世说新语》这本书,自它面世以后,就让其它同时期的同类书籍变得逊色起来,有些便堙没于历史的长河而不复见于人间了,但它却在一千五百余年中一直受到读书人的欢迎而长盛不衰。以现在的眼光看,它的光彩还将耀人着持续下去,而与日月争辉。它是小说的,也是历史的,更是大众的,所以生命力旺盛。有人说它是才子必读书,也有人说它是名士教科书,大抵可以看出它的内容与价值;民间还有一种说法是,家有万贯不如手有《世说》一本,亦可见它的民间的影响力了。风烛月残,繁华易凋,而现时的人们,还能读到这样一本书,应该是很幸运的。它是太老了,以至于阅读起来让人感到吃力。文字不好理解,方言口语较多,涉猎知识面广,如果以现代的语境去体会,往往会有所偏差,再加上它流传的版本较多,有些疑难问题就很不好推敲。但还是喜欢读它。在闲时阅读它的时候,自己也会忽略一些小的障碍,而去寻求一种心灵的愉悦,偶尔也会较真起来,在一个知识点上较劲,去查阅大量相关的资料,尽量使心里的疑问有所冰释,于是随手记下一些阅读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品读系列文字了。不敢自以为高明,所记不过是一些私人阅读的体会罢了,它甚至于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倘能传递出一些因为阅读所获得的知识、情趣和襟怀,则实是大有裨益的事。天生我才无用,所以总是闲的时候多。有闲的时候,就翻翻《世说新语》,从书中的故事寻找心灵的寄托与安慰,以打发自以为无趣的光阴。读书于己,大抵亦只是消费时光的一种方式,实在亦无什么特别的意义。人谓读书无用,甚至于读书无益,个体差异有别,都不能算作罪过,而于自己,不为无益之事,何以谴有涯之生,亦只好读书去了。况且,读书,诸如《世说新语》一类的书籍,总能给人以愉悦的阅读体验,让人觉得生活多少还有些意思,毕竟是让人感到高兴的。阅读之外,再能借题闲说,而并无春秋大义存焉,则就是份外的高兴了。读者鉴之。理洵于古长安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丘壑独存

叶圣陶一九七七年一月写信给俞平伯说,谢国桢“属弟书篆字联,点戏用朱彊村之句‘信步园林以诗酒自适,小头风范而丘壑独存’。弟不晓‘小头风范’何意,敢以为问。”而后书信往来,探究其故,终于在同年二月三日复信给俞平伯说,“谢刚翁覆书已至,‘小头风范’之‘头’字系彼误书,询之陈从周,当作‘颓’字。”事见二人书信集《暮年上娱》。  这副对联后来就成为很有名的联语了,在很多的有关叶圣陶和谢国桢的文字资料中都有出现,据谢国桢说,对联词句是陈从周送与他的。大致“头”、“颓”之误,很可能是因汉字繁简在抄写过程中出现的笔误,“头”字的繁体“頭”手写是比较像“颓”字的,这是我的猜测。而在陈从周有名的《说园》系列文字中,“小颓”一词确实出现过,“童俊老人曾谓,拙政园‘苔藓蔽路,而山池天然,丹青淡剥,反觉逸趣横生’。真小颓风范,丘壑独存,此言园林苍古之境,有胜藻饰。”意境是能感觉出来的。  其实“小颓风范、丘壑独存”这些字,在《世说新语》“容止门”第二十四篇中可能是出现得最早。说太尉庾亮在武昌镇守时,一个秋夜佐吏殷浩、王胡之等人登上南楼吟诗,他穿着木屐带着随从突然到了现场,大家都要回避,却被他劝住,说他于此也有兴趣。于是就和大家讽咏戏谑,毫无拘束地尽情欢乐。后来王羲之把这件事说与丞相王导,王导说,“元规(庾亮字)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羲之回答说,“唯丘壑独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那时,元规的风度不得不稍有减损。”“但是胸中高雅的情趣还是存在的。”“丘壑独存”,是指闲逸、超脱的胸怀情趣。  人的内在美是以人的智慧、品格、才华为基础的,《世说新语》“容止门”各篇就特别注重人的内在美的表现,把人超凡脱俗的风姿神韵通过“容止”表现出来了。对庾亮的描写就相当成功。倘若用时下的现象比划,就是说领导忽然放下了架子,与下属放纵声色,卡啦OK了一回,不过那时是理调吟诗罢了。明袁中道看到这则故事时称是“韵事”。韵事倒写出了太尉的真性情,虽在外人看来风度稍减,但骨子里内在的神韵还是掩饰不了。孙绰《庾亮碑文》中说庾亮,“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更是说出了庾亮内在的美,两篇文字是能够相互印证的。  “信步园林以诗酒自适,小颓风范而丘壑独存”,有着很好的意境,以此联谓谢刚主,应该是妥帖的。原文 【容止14·24】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 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右军答曰:“唯丘壑独存。”

学驴叫

  学驴叫这种事,在《世说新语》正文及注中,我记录了三个条目,可能全书就这三个条目,其中一则是集体行为,两则为个人行为。“伤逝门”开篇即说,王粲活着的时候喜欢驴叫,下葬时,魏文帝曹丕亲临丧礼并对同行的人讲:王粲喜欢驴叫,可以每人学一声送他。于是在场的人就都学了一声驴叫。  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最先跟着刘表干,刘表看不上他,后来就投奔曹操,曹操很喜欢他,行军打仗总是带着他。他和曹氏父子感情都很好,平日里还有书文问答,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就足以代表建安文学的风骨了。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他随曹操征讨东吴,次年春,在返回邺城途中病死了,才活了四十一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英年早逝,曹丕、曹植后来在文章中都说到过这件事,我也觉得是十分可惜的。  另两则学驴叫的故事,一则是讲东汉时有个叫戴良的人,他母亲喜欢听驴叫,他就学驴叫让他母亲高兴,后来竟有了孝子的美名。另一则是说孙楚很敬重王济,王济死时名士到场的很多,孙楚因王济在世时喜欢听他学驴叫,就叫了一回,很逼真,名士们都被他逗笑了,他还骂了他们几句。  大致学驴叫,是魏晋文人的一种习气,受了东汉的影响,他们把歌啸作为行气修炼的养生术,平时修炼时还要尽量让气拉得长一点,声音大一点,以增强修炼的效果。另外,吟啸也能展示文人的风度仪态,因而有学蝉鸣的,有学猿啼的,更有学驴叫的。我的理解,象今天我们到山里去,站在悬崖上大喊,或者是晨练时喊叫,都有着这样的意义。不过,如果单纯看这三则故事,我觉得更应该看到魏晋时人的真情、深情和率性自然,他们对朋友、对亲人,都是一腔真情和深情。学驴叫这种事,我们小时侯也许做得出,成人后我们被社会“洗脑”,也许就做不出了,其实是我们失去了自我。  行文至此,似觉仍有可以商榷处。王粲的丧礼,魏文帝让大家学驴叫,大家是没有意见的;王济的丧礼,孙楚学驴叫,名士们都笑了,真是同是送丧,情形两样。其实前者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名士们的思想被权威强奸了,不管他们自知与不自知,都是没有用的,而孙楚,我们都没有叫,你一个人叫了,所以我们都要笑你。这种情形,可以在许多社会领域找到影子,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动物心理现象,动物学家不妨可以研究一下。  《世说新语》“伤逝门”十九篇,是说情,悲情的,魏晋名士用情之真、用情之深都是我们今天所丢失的,所看不到的,王戎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也应该是我们的心里话。清张潮氏《幽梦影》有云:“情之一字,所以维系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太平。”拨开人世的五彩,我们也仅仅看到“情”之一字,其他的一切,对我们来说,倒像全是多余。原文 【伤逝17·1】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 皆一作驴鸣。【伤逝17·1刘注】戴叔鸾母好驴鸣,叔鸾每为驴鸣以说其母。人之所好,傥亦同之。【伤逝17·3】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三字做官

晋怀帝当朝,阮修的名声好听,太尉王衍见他问道:老庄与孔教有何不同?阮修回答说:“将无同。”太尉欣赏他的话,就召他为曹掾,时人因此叫他“三语掾”。人长得很好,做着太子洗马的卫玠就嘲笑他说:一言就可以征召,何必借助三语。阮修反驳说:假使是天下人心所望,无言也能被征召拜官,又何必借助一言?后来两人还成了好朋友。这是《世说新语》“文学门”里的第十八则故事。它的核心在“将无同”三字。  “将无同”三字首先涉及到的是语言的方言问题。王力先生曾在《汉语史稿》中说:“魏晋的文章和口语距离不远。自从南北朝骈文盛行以后,书面语和口语才分了家。在这时期中,只有《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等少数散文作品是接近口语的。”鲁迅先生也在《人生识字糊涂始》一文中说,《世说新语》“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有专家说,《世说新语》是中古汉语的“活化石”,因为它保留了许多当时语言的原生态成分,如“阿堵”、“如馨”、“宁馨”等,当时是通俗易懂的,只是随着口语流变,我们现在才觉得成了障碍。它的俗语主要是士族沙龙里通行的口语以及河洛、江南等地流行的方言。“将无同”也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莫非相同,恐怕相同。“将无”是固定的晋人口语,表示揣度而偏于肯定之意,是《世说新语》中的常用词,如“德行门”中故事十九、“任诞门”中故事四十里都有。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有段话说到相关的内容,他说,“‘将无同’三字,究竟怎样讲,有人说是‘殆不同’的意思;有人说是‘岂不同’的意思——总之是一种两可,飘渺恍惚之谈罢了。要学这一种飘渺恍惚之谈,就非看《世说新语》不可。”这种解说也是一家之言,有人以为是不科学的,说它轻视了当时的俗语通行现象,才有这样的解说。也有人把“将无”二字分开解释,忽视了方言固化问题,我认为也是不对的。  这三个字,也说了一个哲学问题。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谈到中国哲学的精神,说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时,赞扬了阮修的回答,“他回答高官的问题,既无法说,老庄与孔子毫无共同之处,又无法说,他们之间毫无区别,于是,他用回问的方式作为答复,实是一个聪明的回答。”阮修也委实说到了王衍的心坎上,因而就给官让他做,但从后边阮修的话里,他似乎也在强调他的“好名声”,三语一语是无关紧要的,可问题是他的三个字实在太漂亮了,能让人拍案惊奇的,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智慧,是汉语的魅力让人的智慧充分地得以表现,达到了一种抽象的完美。  不过,在旧时中国,举荐与庭对一直是一种选拔官员的常规方式,关键还在于符合官员的意图,“三语掾”就是有名的范例。到了今天,“人民的政权”建立以后,这种现象就少见或者不见了,因为凡事都是人民说了算,人民当然不赞成这种选拔任用干部的方式了。  但老庄和孔教到底有什么不同,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将无同”三字是一定说不清的,魏晋人的说话也当不得真,他们在一起,由着性子玩一玩,图个大家高兴,倒是真的,研究家也完全可以不理它。  “将无同”而“三语掾”,以及后来的“莫须有”,从来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公案,有着中国的智慧,也有着中国的特色,难怪说仓颉造字,夜有鬼哭,真要让人不寒而栗了。原文 【文学4·18】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 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遂相与为友。【德行1·19】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任诞23·40】谢安始出西,戏,失车牛,便杖策步归。道逢刘尹,语曰:“安石将无伤?”谢乃同载而归。

文与情

孙楚的妻子去世,服丧一年期满,他作了一首悼亡诗怀念妻子,把诗拿给王济看,王说:“不知是诗歌因情而作,还是情由诗歌而生。读了使人悲伤,增添了夫妻情意深重之感。”这是《世说新语》“文学门”中的第七十二则故事。我们现在读到它,也觉得好象是昨天才发生的事。  王济即王武子,是晋司徒王浑的第二个儿子,他的两个姐夫,一个是中书令裴楷,一个是太子少傅和峤,《世说新语》中有很多他的故事。他一表人才,好弓马骑射,有阳刚之美,又聪明任性,王浑很满意,曾对妻子说,能有这样的儿子,一辈子也满足了。他很“浑”,曾和石崇斗富,也在晋炎帝面前摆阔。有次晋炎帝在他家吃饭,烤乳猪味道不错,问他缘由,他说猪是用人乳喂养的,搞得皇帝郁闷而去。他还喜欢在同僚之间“乱放炮”。他的妻子是晋炎帝的女儿常山公主,公主双目失明,一生没有孩子,王济的两个儿子都是侧室所生。四十六岁时他去世了,孙楚曾在他的丧礼上学过驴叫。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经意间说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学话题,文与情。  在《世说新语》“文学门”的这则故事中,他看了孙楚的悼亡诗后,原话说:“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情与文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中大量引用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的内容,对此进行探讨。刘勰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礼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礼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问题基本上是说清楚了。而后他评论历代作品,把它们分为“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两大类,进一步指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的文学特点。但我们认为,一部好的作品,总是文情并茂的。孙楚的悼亡诗就是这样的作品。其诗曰:“时迈不停,日月电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礼制有叙,告除灵丘。临祠感痛,中心若抽。”尤其是最后八字,读之真要让人伤筋动骨了。  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最后说:“彦和此论,似即从武子言悟出。”我觉得有商榷处。《文心雕龙》是一部讨论文章之体制及工拙的系统性著作,他仅仅是看了王武子的话才有“情采”这样的题目,可能性很小。  王世贞读这则故事时说:“此语极有致。文生于情,世所恒晓。情生于文,则未易论。盖有出之者偶然,览之者实际也。吾平生时遇此境,亦见同调中有此。”倒是李贽说了一句大实话:“孙子荆文生于情,王武子情生于文。”也真是有心人多有慧语了。原文 【文学4·72】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 重。”

妈妈的见识

钟叔河先生在《念楼学短》中说,读《世说新语》印象最深的两点,一是读书人的自我精神,可于阮籍猖狂、嵇康傲岸见之;二是女人能表现自我,没有后世那么多束缚,以及由束缚养成的作伪和作态。赵母也算是一个典型的女性。《世说新语》“贤媛门”第五则文字记载,赵母嫁女,临行前告戒女儿说:“千万不要做好事。”女儿说:“不做好事,可以做坏事吗?”母亲说:“好事尚且不能做,何况坏事呢?”  赵母的这番话,现在看来也是有个性,有些意思的。一般人家嫁女,出门前长辈们总是教导女儿多做好事,像赵母这样对女儿说话的现象还是少见的。不过她的话也很难理解,好象是好事、坏事什么事都不要做了。其实不然。赵母是桐乡令虞韪的妻子,《列女传》上说她“才敏多览”,虞韪死后,孙权敬其文才,把她收入宫中,人称赵姬,她还作了数十万言的《列女传解》。看来也是一个博览群书的才女了。她和女儿的对话,《淮南子》、《古类书》中也都有相似的故事和语言,可以有较多的理解。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中这样理解:“盖古之教女者之意,特不愿其遇事表暴,斤斤于为善之名,以招人之妒嫉,而非禁之使不为善也。”因为《淮南子》里有“尔为善,善人嫉之”的话,这样的理解似乎就更能接近文意了。  新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就想有所作为,这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但以长辈们的经验,树大招风,峣峣者易折却似乎也是世之常态,因而在让人有多种理解,或者不可理解的话语中,好象就隐藏了一丝淡淡的哀愁,表露着长辈的仁心。凡事不强为、不妄为应该是人生的一条规则。这其实是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处世观,从这里我们也不难体会到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影子。  如果从积极的态度出发,考察赵母的话,正如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中所言:“有晋一代,唯陶母能教子,余多以才智著,于妇德鲜可称者。题为贤媛,殊觉不称其名。考之传记,晋之妇教,是为衰敝。”赵母的见识就有些消极的意义了。  有些书上给这则故事加的题目是“赵母告女” ,钟叔河先生在读这则故事的时候给它加了一个题目叫“妈妈的见识”,我觉得还是后者好,于是就把它抄来作了自己文章的题目。原文 【贤媛19·5】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 可为,其况恶乎?”

人何以堪

古来悲秋伤春之作甚多,但出名的却并不多。桓温一句“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算是顶呱呱的了。曹操《短歌行》里也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张华《轻薄篇》亦云:“人生若浮寄,年时忽蹉跎。”等等,却似乎都不如桓温的好。《世说新语》“言语门”第五十五则故事说,桓温北征,路过金城这个地方,看到自己近三十年前作琅邪内史时所种的柳树都有十围粗了,感慨地说:树都是这个样子,人怎么受得了啊!手攀柳枝,眼泪都流了下来。  桓温是魏晋时有名的人物,《世说新语》中有关他的文字有九十三则,是很多了。他是东晋名将,晋明帝的女婿,最初仅仅是驸马都尉、琅邪内史的小官,后经三次北伐,特别是东晋永和十年以殷浩北伐失败为由上书参其为庶人以后,他就掌握了东晋王朝的内外大权。在魏晋的谈玄名士中,他也占一席之地。和王谢家族相比,他的出身不如人家的好,而魏晋的风气则更看重门第及文采风流,因而他为了做名士还苦练了谈玄技巧,并训练自己潇洒的仪态,终于成名了。  桓温的这次北伐,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云:“金城泣柳事,当在太和四年之行。由姑孰赴广陵,金城为所必经。攀枝泫涕,当此时矣。”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也从其说。太和四年即公元三六九年,金城在今江苏省句容县北。桓温当时已近暮年,经历了人世的生生死死,大喜大悲,又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因而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了。但这八个字说出来也不简单,要有与自然物态互相契合的慧心,也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做铺垫,更要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作支撑。  苦难是人生的常态,人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悲剧性的,追求的过程,就是悲剧延伸的过程,尤其是对经历过九死而一生的大人物来说,他们的体会可能要更深一些。因而我们在读古代文学作品时,相遇那种悲秋伤春、浩叹摇落之悲的华章的机会就多了一些。桓温临死的时候,他还向朝廷求赐“九锡”以满足他建立不世功业的虚荣心,这样的事,曹操、司马昭也干过,好象和“篡逆之心”有了关系,这时名士派的老大谢安用了“拖字诀”,十几天后桓温就死去了,终于没有了却心愿。对桓温自己来说,人生的悲剧性不是很明显吗?  李泽厚先生在解读魏晋人多悲叹之辞的现象时说:“门阀贵族们经常生活在这种既富贵安乐而又满怀忧祸的境地中,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争夺中,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这句话,也有利于我们对“人何以堪”一语的解读。  观古今文人,作鸿篇巨制非我所不能,但要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片言只语,让有文化的和没有文化的人整天里念叨,也非易事。桓温姑且不论,而后陈子昂一句“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足以让自诩为天下第一的狗屁文章花容失色了。原文 【言语2·55】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 枝执条,泫然流泪。

名士是何物

现在满街都是博士硕士,倒很少听说名士了。偶然听说,还以为是回到了古代,转过神,却有一种吃了注水鸭的感觉。再听说某某人名士风流,头脑里倒和下流有了干系,真是古风不存,还是自己脑子有了问题?《世说新语》据说是一部“名士教科书”,看看人家的做派也许能明白一二。  《世说新语》“任诞门”第五十三则故事中,那位曾做过中书令,后来却被司马道子所杀的王恭说,名士不一定要才华出奇,只要平常能闲着无事,尽兴喝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样的条件,在当时也许并不希奇,但放在而今,实在是很难的。闲着且能尽兴喝酒,这样的人多的是,再且能熟读《离骚》,就难了。现在只听说文怀沙老先生读得好,还曾听说谁读得好啊。而且,王恭的话,并不可信,因为《世说新语》“赏誉门”中有一则故事,说他善于叙谈,而读书不多。余嘉锡先生则说他有关名士的话语是自我掩饰,他做人的失败正是因为不读书,他的话误导了青少年,附庸风雅,遍称名士,形成一种习气,对社会危害极大。  其实,《礼记·月令》中有句话说:“勉诸侯,聘名士。”其注云:“名士,不仕者。”其疏云:“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绝,道德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辞源》则解释为知名之士,又说魏晋时代以唾弃礼法、任性而行、好讲玄谈的称名士。“名士”一词,到了晋代,词义要宽泛了许多,好象并不局限于“不仕者”,“仕者”所占的比例也并不小。名士的类型,有求名不求官的,有刚直不阿的,也有看风使舵顺风行船的,且以后者居多。不过他们确实都是好玄谈而轻礼法,任性放荡的,比如王澄,《世说新语》“简傲门”中有一则故事就说他出任荆州刺史时,太尉王衍带领一班人马为他送行,他竟当众脱衣上树掏小喜鹊,下来后神色自若地玩弄它,根本不把众人放在眼里。这是魏晋时期的一种风气。  现在社会多元化了,有志之士想出名的心情也迫切了,出名的手段和途径也多元化了,因而名士的行头也注水了。酒也喝,醉后违章驾车上电视就能当名士;玄也谈,吹的猛牛飞天天上黑,也能当名嘴,如此等等,五花八门,只是真正的名士不见了。人们对名士之所以趋之若骛,就是因为它有潜在的社会影响力,超越众人可以享受到无尺度的社会权利,比如说驾车违章交警也可能放行呢,就因为他是名士。这是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传统。  不过,名士也有难堪的时候,余怀《板桥杂记》中说妓女刘元,“佻达轻盈,目睛闪闪,注射四筵。曾有一过江名士,与之同寝,元转面向里帷,不与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为名士耶?’元转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几文钱耶?’相传以为笑。”名士在妓女眼里,也不过如此罢了。原文 【任诞23·53】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赏誉8·155】王恭有清辞简旨,能叙说而读书少,颇有重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觉为烦。”【简傲24·6】王平子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傍若无人。

踩鸡蛋

因为文章作的好,且全录原文。《世说新语》“忿狷门”中的第二则故事说:“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毫可论,况蓝田邪?’”  王蓝田即王述,曾经做过扬州刺史、尚书令,封蓝田侯,因而人们称他为王蓝田。他吃鸡蛋竟然吃得那么有趣,用筷子插,没插到,大怒;扔在地上,鸡蛋旋转不停,又用木屐踩它,还是不行,气的要命;又从地上拾起来放在口中,嚼碎了立即吐出来。哈哈,完成了一系列动作之后还是没有吃。像他这样的大人物,身上发生了这样的小闹剧,像孩子一般的小闹剧,突然不见了士大夫的雍容大雅,实在是有意思的事情。人本性中的率性、单纯、自然完全表露出来了,因而王羲之嘲笑他,还要加上他的老爸。其实王羲之看不起王述一门,因为自己太清高。他官也不如王述做的好,王述是省级干部的时候,他还是市级干部,而且受人家管理。他曾经向朝廷上书要求脱离王述的管理,没有成功,还受了别人的嘲笑。他对儿子们说,你爸我不如人家混的好,都是你们不如人家的儿子出色。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用自己的话把上面的故事复述一遍,可能不如它的语言简洁。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概括是十分准确的。它虽然划入了小说的门类,但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却带有历史的经典的意义,便于我们对魏晋时期的社会现实的历史把握。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说:“小说家言,体近于史。”《世说新语》是应该近于史的。  东晋裴启的《语林》也记述了这段故事:“王蓝田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投于地。”简则简矣,但确实不如《世说新语》中的文字读着受活,让人有不过瘾之叹。据学者考证,《语林》是刘义庆撰写《世说新语》的故事来源之一,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之间文字上的差别。  余嘉锡先生在这则故事的《笺疏》中引用《晋书》里的话,说王蓝田“既跻重位,每以柔克为用。”似乎强调了大人物的修养问题,但王述这个人物有其双面性格,谢无奕曾经和他闹事,他却很能忍耐,一声不吭,等谢走了,他仍然继续干自己的事。人其实是一种复杂的动物。原文 【忿狷31·2】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 以屐齿碾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毫可论,况蓝田邪?”

才女的想象力

陆机《文赋序》说到做文章:“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世说新语》“言语门”中有则故事说谢安在一个雪天里会集子侄辈讲论文章义理,一会儿雪下大了,谢安来了兴致,说:“白雪纷纷何所似?”侄儿谢胡说:“撒盐空中差可拟。”侄女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开怀大笑。看来是很满意了。 谢道韫将雪比做柳絮,体现了艺术的动态美,其意趣神韵充分显示了才女超凡的想象力,不但迎合了谢安, 也道出了当时士人的审美心态和文学旨趣。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中指出:“‘白雪纷纷何所似?撒盐空中差可拟。未若柳絮因风起。’都是‘变形’类的类似联想”。谢道韫由甲意象联想到乙意象,恰能传出情感,且迎合了时代的审美意趣,熨帖了长辈的心思,当然是上品之作了。  史书虽厚,能够算过来的才女却不多,《妇人集》中说谢道韫“有文才,所著诗、赋、诔、颂传于世”,是很不简单的。她是王羲之的儿媳,又出自名门望族陈郡阳夏谢氏,除先天的颖悟以外,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优越的文化圈子也是她成为才女的重要原因。《世说新语》“贤媛门”中有三处提到她,但她的婚姻却似乎并不幸。  谢安召集家人讲论文章义理这种活动,极容易让人想起《兰亭集序》中的文人雅集和《论语》中的四子侍座。不过,魏晋时还没有光电音的现代化,要是有,也难保他们不去卡啦OK一回。原文 【言语2·71】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 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才女的心事

一千六百年前生活在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才女谢道韫的事迹,我们只能从有限的资料中查找了,主要是《世说新语》和《晋书》,但仍然十分有限。她身上的幸与不幸是并存的,才名的幸与婚姻的不幸鲜明对比,使她更加出名了。她是悲剧性的才女,悲剧性留给人的是刻骨铭心的痛。  《世说新语》中谢安雪中与子侄辈讲论文义,她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成为千古名谈,使世人谈才女必谈谢道蕴,谈谢道韫必谈此典故。叔父谢安问她《毛诗》何句最佳,她说:“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是《大雅》中的句子,是说政治清明的,正合了谢安的心意,谢安称赞侄女是“雅人深致”。这“雅人深致”四字,一般人也是不能随便用的,才女才配。还有“贤媛门”中的一些故事,都能证明她不是一般的女子。不过《艺文类聚》里收有她的一首诗,《拟嵇中散诗》,我觉得更能表现出她的不凡:“遥望山上松,隆冬不能凋。愿想游下憩,瞻被万仞条。腾跃未能升,顿足俟王乔。时哉不我与,大运所飘摇。”尤其尾联二句,一代才女的内心悲哀就表现的更是激烈了。  她对自己丈夫的不满意是深切的。《世说新语》“贤媛门”第二十六则故事说她嫁到王家以后就看不起自己的丈夫王凝之,回到谢家心情都不好。谢安安慰她说,王羲之的儿子嘛,人也不错,至于吗?她却说:和谢家的叔伯辈及兄弟们相比较,没想到天地之间,竟然会生下这么一个王郎!实在是不满意到极点了。  我们注意到她并没有说出王凝之的具体缺点,但语气是幽怨而痛切的。  王凝之是王羲之的第二个儿子,《晋书·王羲之传》后附有他的小传不足百字,参阅别的资料,他大致禀性忠厚,有较深的文学造诣,草、隶书也写的很好,笃信道教,行止端方。不过,在王羲之的五个儿子中,他却算是最没有出息的一个。他晚年的死,极大的暴露了他的弱点,最起码是愚蠢和固执。农民起义领袖孙恩攻打会稽时,他负责守城,不听妻子及众人劝告,却一味地迷信鬼兵相助,于是丢了身家性命,导致诸子被杀,妻子被虏。此后,据唐陈子良注引《晋录》所载,谢道韫“丧二男,痛甚,六年不开帷幕。”王凝之的死,以及家庭的变故,给谢道韫的人生带来了极大的不幸。  婚姻这种事情,如同鞋子,合适不合适,自己心里最为清楚,外人是很难看明白的。谢道韫出身名门,而又才高不群,她对婚姻的理解,也应该是常人所难理解的。在当时条件下,外人如谢安者,因谢道韫之父去世过早,他视侄女如同己出,但为了巩固王谢家族的政治联盟,对侄女的婚姻不管他看的明白不明白,他也会极力维护的,何况他是这场婚姻能否维系的关键性人物,谢道韫婚姻的悲剧性与谢安及其家族有着很大的关系。但退一步讲,假使谢道韫婚姻破裂,她又会走向何方呢?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谢道韫也难跳出这样的圈子。  “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荡《晋书》。”王谢家族权倾一时,两家的门阀婚姻观念以及政治、家族利益关系,一直小心谨慎地勉强维系着谢道韫并不痛快的婚姻,一代才女的身影也渐渐地在历史的年轮中慢慢退去。才女的心事,何人能解,给历史留下了无限的悬念。原文 【贤媛19·26】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 之子,人身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恭维

恭维是有技巧的。《世说新语》“言语门”中第五十七则故事说,顾悦和简文帝司马昱同岁,而头发却过早地变白了。简文帝问他,你的头发怎么先白了?顾悦回答:蒲柳柔枝,近秋树叶则凋零;松柏质实,经霜枝叶更茂盛。  读《世说新语》,常常让人惊叹于他们的名士风流,平平常常的话,经他们口里一说,就显得那么有文化。上下级之间说话,因为所处的地位不同,恰当的尊重与恭维是应该的,但我们平日里见多的却是让人恶心的奉承。顾恺之所作《父传》云:“君以直道,凌迟于世。入见王,王发无二毛,而君已斑白。问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经霜犹茂;臣蒲柳之质,望秋先零。受命之异也。’王称善久之。”实在是不卑不亢,既让上级满意,又表白了自己的心迹,颂而不谀。简文帝以前是会稽王,当朝执政王相,而自己经霜凌迟,直道以行,几经摧残,怎不发白早衰!人生的悲凉与哀伤也于不经意间表达出来了。  现在是流行恭维的时代,每天都上演着许多类似皇帝的新装的故事,尤其文人,靠相互抚摩来取暖,至于这种取暖方式的功效,是丝毫不去顾及的。如果再加上什么上下级或者朋友之类的关系,则更是欲演欲烈了。这就是所谓的双赢,其实双赢,不过是狡诈的政客闲造的无聊的名词罢了。但于有文化的恭维者来说,要碰到有文化的被恭维者也不容易,自己要酸腐两句,会被视之不屑,还会被周围的人耻笑,这也是现时的境况,因为,他们欣赏的不是文化,而欣赏的是自己。凡事都要讲究个对手问题,就象简文帝与顾悦之,在文化修养上是不相上下的。  唐杜牧《送隐者一绝》云:“世间公道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顾悦之与简文帝同年,头发却早白了,世事忧患,是个人的境遇不同造成的,但放在时间的长河中,富贵贫贱,顺逆曲回,如同浮云,人年不满百,白发也是公道的,又有谁能够超越时间而存之永恒呢?  引文“蒲柳”四句,《晋书·顾悦之传》作“松柏之姿,经霜犹茂;蒲柳常质,望秋先零。”还有“经霜”作“凌霜”的,杨勇先生在《<世说新语>校笺》中提供了好几种说法,有助于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南京大学徐复教授在吴金华所著《<世说新语>考释》序中说:“夫《世说》一书,近之读者颇觉费解者,或在传本文字之讹,或在名物制度之异,或在方言化语之僻。”是有道理的。原文 【言语2·57】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蚤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 柏之质,经霜弥茂。”

宁作我

宁作我,三字言简而风流尽出。字面的意思是:宁肯仍作我自己。这则故事出自《世说新语》“品藻门”,说桓温与殷浩年少时就都有名气,常在心里比高低,桓问殷:“你比我怎么样?”殷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我和我应酬的时间长了,宁肯仍作我自己。”殷浩的回答留给人很大的思索空间。不过这句话,在《晋书》中写作:“我与君周旋久,宁作我。”后者似乎更能熨贴文意,而前者却能突出人物性格。在这则故事前面,紧挨着还有两则同类的故事,一则是有人把他和当世王公裴遐比,他说:“当然是因为我们识见都能通精微难解之处了。”一则是司马昱问他比裴逸民何如,他好久才说:“当然比他强啦。”  人的一生也许就是寻找自我的过程,宁作我,强调的就是我自己,我就是我。人有时可能会因为外界的因素或自身的欲望丢失了自我,时间长了,本性觉醒,就想把扭曲的人格调整过来。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则难矣。辛弃疾有首《鹧鸪天·博山寺作》的词,似乎是他本性觉醒的写照:“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处过此生。宁作我,岂其卿。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实际上是归隐之心太浓,好象归隐之后就找到了自我。我觉得他像是走向了极端。明“公安派”人物袁小修有一个文学主张是:“才情宁作我,法度更从先。”用之做人,似乎折中。  再说说“宁作我”式的人物殷浩,《世说新语》“黜免门”中有一则故事说他在北伐的誓师大会上没弄好从马上掉了下来,后来果真全军覆没。打了好几次败仗之后,桓温一表上奏,朝廷废他为庶人,当时晋穆帝年幼,简文辅政,他埋怨简文说:“把人送到百尺高楼上后,又把梯子扯走了。”从此一蹶不振,常常用手划字,有人认出是“咄咄怪事”四字,不久就死去了。也真是咄咄怪事了,其真我欤?  人的一生,不经历这些,就要经历那些,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存在走弯路,“人生贵得适意尔”,宁作我,也要学会适当地调整我,这样才好。不过,有时亦是让人感到心寒,觉得,人在找不到自己时,是可悲的,找到了自己时,又是可怜的,陕西关中有句俗语说“人皮难背”,也真是说到了痛处。原文 【品藻9·35】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品藻9·34】抚军问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当胜耳。”【品藻9·33】人问殷渊源:“当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当以识通暗处。”【黜免28·5】殷中军废后,恨简文曰:“上人箸百尺楼上,儋梯将去。”

国标妈妈

《三字经》里有句话说,“子不教,父之过”,好象孩子的教育父亲发挥的作用要大一些。其实,一个孩子从启蒙教育开始,母亲的作用是最直接的,大部分父亲因为社会活动较多或自然属性原因对孩子是趋向“疏于管理”的。在《世说新语》“德行门”中就有一则故事谈到,谢安的夫人问谢安说,怎么从来不见你教育孩子啊?谢安回答说,我常常在教育孩子啊。他的意思是自己平日里注重默默的言传身教。可见母亲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晋时名臣陶侃的母亲湛氏就是一位余嘉锡先生称为“有晋一代,唯陶母能教子,为有母仪”的“国标妈妈”。  说湛氏是国标妈妈,是说她教育孩子的行为符合国情,富有中国特色。《世说新语》里有关湛氏的故事仅有两则,都在“贤媛门”,而且都很出名。一则说,陶侃年轻时作管理一种捕鱼设置的小官,曾用陶罐装着腌制的鱼送给母亲,母亲退回并回书责备说:你做官却用公家的东西送我,不只对我无益,反而增添了我的忧虑啊。另一则说,陶侃年轻时家里贫困,和母亲住在一起,有一年冬天同郡很有名气的孝廉范逵投宿陶家,且有很多的马匹和随从。湛氏对儿子说,你只管到外面留住客人,我自己想办法。她把长发剪下作假发卖掉换米,把房柱子劈开一半作柴火,铡碎几个草垫做马料,傍晚摆了精美的饭食招待了他们,给儿子赢得了美名。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说湛氏是国标妈妈,是说她教育的成果很理想。《晋书·陶侃传》比较长,大致说他早年孤贫,生性聪敏,勤奋惜时,孝敬长辈,勤于吏职,作战英勇,工作能力也强,因而在官场混的还不错,由鱼梁吏的小官一直作到荆州刺史,后来平息苏峻反乱因功还被封为长沙郡公。做大将军时皇帝都让他可以佩剑上殿,晚年也能够善终,活了七十六岁。他竟然有十七个儿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作官也是一种人生境界了,后朦胧诗人陆忆敏在《沙堡》中有诗句云:“作官就是荣誉,就能骑在马上,就能找到水源。”在中国,陶侃,人生算是比较华丽了。  当然,一个人成功、成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然而,有晋一代,象陶侃这样没有良好的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要一步步走向自己的理想,母亲的教育就相当重要了。在陶侃的成功之路中,湛氏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时时教育自己的儿子在中国传统道德的规范下严格要求自己,比如象和同僚喝酒这样的小事,直到母亲死后他还记着遗训不多喝一杯,真正显示着母亲超俗的影响力。  现在是喊叫同国际接轨和弘扬国学的多元时代,孩子的教育方式以及成功的标准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但培养一个真正的人的目标是永远不会变的。在一个真正的人的成长过程中,除了孩子的自身因素以外,“国标妈妈”这种现象也是值得思考的。原文 【德行1·36】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贤媛19·20】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鮓饷母。母封鮓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贤媛19·19】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髲,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侃乃返。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大获美誉。

裆中物

就文章的题目来说,准确点应该写作“裤中物”或“衣裤中物”,然而按照汉语的习惯,“裆中物”更通俗,也更痛快淋漓一些。陕西关中一带的方言说某人“扎势”,就说:“装的跟棰子一样。”“棰子”约定俗成就是指男性的“裆中物”。不过这实在是一句低俗恶俗粗俗俗不可耐的话,让人恶心。文章还得从刘伶做起。《世说新语》“任诞门”中有则故事说刘伶经常纵酒放任,有时脱掉衣服呆在家里,有人看见了,讥笑他,他却说:“我把天地作为房屋,以房室为衣裤,各位先生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  读过《西游记》的朋友一定还记得第三十六回中孙悟空说的话:“若以老孙看时,把青天为屋瓦,日月作窗棂,四山五岳为梁柱,天地犹如一敞厅!”何其相似,但刘伶的话更粗野。《晋书·刘伶传》中说刘伶个头不高,丑陋,纵酒,经常喝得一塌糊涂,也滑稽。有回喝多了和人发生冲突,人家挽袖挥拳要打他,他慢慢地说:“鸡肋不足以安尊拳。”那人笑着就停手了。还有就是他经常出门带一壶酒,后面让人扛铁锹跟着,说:“死便埋我。”似乎完全不把自己当回事。他的传记不长,他写的有名的《酒德颂》就占了几乎一半的篇幅,《颂》中的部分语句就和前文引用《世说新语》故事中的语句的意思相近,故事中的话有所发挥。  刘伶字伯伦,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酒鬼,“刘伶醉酒”的故事是有名的民间传说,现在还有好多酒店都用“伯伦不归”四字作招牌。他还是魏晋时期有名的“竹林七贤”之一,崇尚庄子的“无为”精神,因此官也做的不好。他的人格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贤”,一方面是“酒狂”,《傅雷家书》中有段傅雷先生的话:“近来常翻阅《世说新语》,觉得那时的风流文采既有点儿近古希腊,也有点儿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但那种高远、恬淡、素雅的意味仍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文明的时候会那么文明,谈玄说理会那么俊永,野蛮的时候又同野兽毫无分别,甚至更残酷。奇怪的是这两个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同一时代的人身上。”我们有时也难免存在这样的困惑。  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魏晋时期是“人的自觉时期”和“文学的自觉时期”,人的自我意识中都有一种“宁作我”的思想倾向,追求个性是时代的潮流,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那样,“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气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要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姿容貌,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鼓吹的对象。”另外,魏晋时期又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和社会最黑暗、最动乱的时期之一,人人自危,力求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多面人,有官场撕杀的,有隐逸山林的,有疯癫狂怪的,等等,刘伶就是以酒乱性的典型人物。喝酒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但酒也仅仅是一种寄托而已,因而宋人叶梦得说:“晋人多言饮酒,至于沉醉,未必真在乎酒。盖时方艰难惟托于酒,可以疏远世故而已。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耳!”  自己心里有许多不情愿,还须选择适当的方式发泄出来,在社会的大环境中求得生存,一方面不丢失自我的真我个性,另一方面还要顶住外界的压力,在这样的矛盾中,人格扭曲的现象就十分普遍。真醉与假醉外人看不清楚,长期下来自己也会糊涂的。  刘伶视“先生们”为“裆中物”这种狂怪举动,现在看来就不必奇怪了,是有些粗野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确实以这种方式保全了自己,因而《晋书·刘伶传》最后四字是“竟以寿终”,对于刘伶,真如庄子所说的无用之木反而长寿了。原文 【任诞23·6】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 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日近长安近

“夙惠”,也作“夙慧”,就是说孩子小时候很聪明,《世说新语》中专列“夙惠门”,收集了七则故事来说明孩子小时候很聪明,其中有一则是说东晋明帝司马绍的。  故事说司马绍只有几岁的时候,坐在父亲元帝的膝盖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就问他故都洛阳方面的消息,不由得流下泪来;明帝问父亲为什么哭泣,元帝就把自己回到封国,镇守建康,意欲复兴帝室的意思说给他听,于是问他日近还是长安近,他答“日远”,因为“不闻人从日边来”。第二天元帝召集群臣宴会,把明帝所说的意思告诉了大家,然后再问明帝日近还是长安近,他却答“长安远”,这让元帝大惊失色,问他为什么和昨天所说的完全相反,明帝回答说,因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这是一则很有名的故事,小孩子的聪明是显而易见的,同一个问题,他先是回答“日远”,是从听觉的角度切入,因为没有听人说谁是从日边来的;而回答“长安远”,则是从视觉角度切入,因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判断一个地方的远近,既能通过视觉,也是能通过听觉,但这似乎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在于小孩子不同的回答,刺激了统治者的神经。晋朝的都城原在洛阳,匈奴兵取洛阳后又于公元三一六年攻占长安灭掉西晋,第二年晋朝皇族司马睿不得不逃到自己原来的封国地江南的建康,即今南京重建晋朝了,史称东晋。当有人从洛阳过来,故国之思,屈辱之苦,一时难抑之情,晋元帝自然会“潸然流涕”的。  以后来司马绍的作为来看,他还是很有出息的。他自小聪明,母亲是鲜卑人,因而他长着金发黄胡子,很勇猛,为人豪爽,且有雄才大略。公元三二二年继位时,东晋政权内忧外患,半年前大将军王敦以诛杀奸臣为名攻陷都城建康,自认丞相,把持朝政,形同傀儡的晋元帝不久即忧愤而死;而外部西方的成国和北方的后赵也乘机频频进攻,东晋丧师失地,节节败退;而水灾、霜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又连绵不断,真是风雨飘摇。但司马绍还是凭借自己的雄才大略,英勇善战,剪除了王敦势力,这是他在位期间发生的最有影响的事件。只可惜他活的时间太短了,公元三二五年病死,在位三年,死时才二十七岁。  据说他的死与女人有关。皇后庾文君有些母老虎的性格,司马绍并不怎么喜欢这位颍川鄢陵荀氏的名门闺秀,就在深宫中藏了一位绝色美女宋祎,是石崇妾绿珠的弟子,曾经做过大将军王敦的妾,能歌善舞,特长是吹笛子,国中无出其右者。纵欲或者皇后加害被后人推测为他的死因。但他对死似乎看得很洒脱,在病后第五天的遗诏中说:“自古有死,贤圣所同,寿夭穷达,归于一概,亦何足特痛哉!”并要诸臣为自己治丧时“务从简约”,不得奢侈。这位本来应该很有作为的青年皇帝,没有能够继承父祖辈的遗业,雪耻以廓清中原,终究还是让人感到遗憾的,因而清人王夫之感慨地说:“明帝不夭,中原其复乎?”  不过这则故事,如果按照时间推算,放在晋明帝身上,是值得怀疑的。明帝生于公元二九八年,东晋在建康建都是在公元三一七年,即使故事发生在这一年,明帝也应该是十九岁了,还要“坐元帝膝上”,是不靠谱的。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这则故事后边引用程炎震的话说:“永嘉元年,元帝始镇建业。明帝时年九岁。若建兴之年,愍帝立于长安,则十五岁矣。”对年龄也进行了推测。有专家认为这则故事的原型来源于《列子·汤问》中的“两小儿辩日”。  容庚《甲骨学概论》一文中,评价郭沫若说:“其想象力极强,文笔优美,日近长安近,皆能言之成理。余于其说之确凿可据者固多采纳,而间以献疑之故,招郭氏之不安,甚且以为遭受敌视,而函札遂疏。去年春,相见于重庆,问以新著,举《青铜时代》、《十批判书》两种相对,剧谈二小时,知其兴趣在政治而不在考古,将如退院之僧矣。”“日近长安近”,怎么都能说,让人读起来就真是意味无穷了。原文 【夙惠12·3】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 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敲门

雪夜访戴是《世说新语》“任诞门”中的一则故事,说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里睡不着,就喝点小酒,还吟咏了左思的《招隐诗》,这时忽然想起了远在剡溪的好友戴安道,也就是著名的画家戴逵,于是乘船前往,历时一宿。到了门前没有见人却又折回来了,人问缘故,他说:“吾本乘兴而去,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他的行为和言语也许让人不解,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脑子有病呢”,但这故事,却成为美谈。  前些年我写了一首小诗,《敲门》:  明明知道你不在  却要去找你   明明知道你不在   却要去敲门   不为什么 就为了敲门 人有时是很奇怪的,会莫名其妙地做出些非常的举动来,并没有什么目的性,探其原因,或许就是王徽之所谓的“兴”罢;而“兴”,大多是由着“性子”而来;由着性子是人的自我的发现,其间有潇洒的成分也罢,有任诞的成分也罢,都不是重要的,关键是由着性子来了。钱穆先生说:“至如子猷之访戴,其来也,不畏经宿之远,其返也,不惜经宿之劳,一任其意兴之所至,而无所于屈。其尊内心而轻外物,洒落之高致,不羁之远韵,皆晋人之所企求而向往也。”“尊内心而轻外物”,应该是由着性子的根本原因了。王徽之还喝了些酒,酒这种介质就更能让他由着性子,表现出真我来。《世说新语》“任诞门”五十四篇,涉及到酒的有三十篇,可见人要“任诞”一回,随便地由着性子,也不是容易的事。关于这则故事,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又进一步阐释了这个问题,在谈到“新道家·主情派”时,他认为子猷的行为,是一种“任从冲动而生活”的行为,已然与“杨朱”感兴趣的“追求肉体的快乐”有了区别,他自身具备了一种“超越感”,“具有这种超越感,并以道家学说养心即具有玄心的人,必然对于快乐具有妙赏能力,要求更高雅的快乐,不要求纯肉感的快乐。他们纯粹任从冲动而行,但是丝毫没有想到肉感的快乐。”而宗白华先生则说,魏晋时期是中国人意识到自我,关照自我,并和自然界达到心灵契合的重要时期。“人生贵得适意尔”,是当时士人普遍的一种人生态度,“这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过程的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从心理美学的角度来说,比起我的《敲门》,雪夜访戴带给人的想象和回味的空间更大,虽然都是一种由着性子的行为,但“造门不前而返”六字,却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了。原文 【任诞23·47】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 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所谓贤媛

卞后是魏武帝曹操的第三任夫人,她为曹操生了四个儿子,曹丕、曹植名气很大,曹彰、曹熊就不是太出名了。曹操的第一任夫人刘氏,早亡,生子曹昂,过继给第二任夫人丁氏,丁氏没有子女,就很喜欢他,不幸的是,在一次战争中,为救曹操,被乱军射死了。为此,丁夫人经常数落、哭骂曹操,曹操一气之下就把她送回了娘家,再要接她回来的时候,她不回,劝她再嫁,她也不嫁,于是,在建安初年,曹操便把她废了,立卞氏为正妻。  这位卞氏,其实出身并不好,《三国志·魏志·卞皇后传》中说她“本娼家”,就是四处漂泊着卖艺为生,曹操二十五岁时在老家谯县遇到她,就纳她为妾,带回了洛阳,这时她才二十岁。《太平广记》里说她出生时,屋内金光灿灿,她的父亲问卜于人,卜者说,这是吉祥气,此女后来必大富大贵。倘以她二十岁前的经历看,打死鬼也不信,但拿以后的情况看,她贵为皇后,应该是应验了。  有关她的事迹,我在《世说新语》中看到两则,一则在“贤媛门”,说魏文帝曹丕病了,她去探望,但进门后却看到值班侍奉的人都是从前魏武帝曹操所宠爱过的,太后就问什么时候过来的?回答说正在为武帝招魂的时候。卞后就叹息说,狗鼠不如的东西,早就该死了。直到魏文帝曹丕死时,卞后也没有去哭吊。另一则在“尤悔门”,重点似乎不是在说她,但她的形象却很突出,说曹丕疑忌弟弟曹彰太过于勇猛强壮,对他有威胁,于是趁着在卞太后房中一起围棋,一块吃枣的机会,便把毒药放在枣蒂中,自己挑选能吃的吃。曹彰不知道,就中了毒,卞太后找水救他,光着脚跑到井边,打水的瓶罐却早就被曹丕指使的人打碎,曹彰很快就死了。曹丕又想杀曹植,卞后说,你已经杀了我的曹彰,不能再杀我的曹植。  《魏书·后妃传》里裴松之注中还记录了一件卞后救曹植的事件,体现了她的政治智慧。故事说曹植遭到群臣弹劾,曹丕便委派卞兰带着公议到卞后那里指控曹植,本意在于置曹植于死地,且让母亲无话可说。卞后深知曹丕用心之险恶,就当着卞兰的面批评了曹植,而见到曹丕时却绝口不提这件事,这样就使曹丕不便发难,从而巧妙地保护了曹植。  这几件事情,都发生在曹操死后,其实在魏武生前,卞后的作为,就深得曹操赞赏。当年董卓兵进洛阳的时候,曹操为典军校尉,后来觉得董卓成不了什么气候,就带了几个人逃跑了,不久就有曹操已死的消息传来,洛阳城中原来他身边的人都纷纷要逃回老家。在这关口,被当时还是小妾的卞氏制止,为曹氏集团保存了实力,后来曹操很是赞赏这件事。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立为太子时,王府的人对卞氏说,你儿子被立,天下人都感到高兴,你应该拿出财物来奖赏大家。她却说,曹丕被封,只说明我对他的教导没有过失,我高兴也正在这里,但是没有因为他当太子要大肆庆贺、赏赐众人的道理。这些话被传到曹操耳朵里,他高兴地说:“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赞扬她识大体,做人稳重,处理事务得当,并委以主持家务的重任,与曹操的感情很好。此外她还很是照顾丁氏的生活,自己平时很节俭,也很注意制约外戚干政,平衡各种政治利益关系。   《世说新语》中所记“贤媛”,卞后应该是很典型的人物形象了。所谓“贤媛”,字面的意思就是指贤惠美貌的女子,这个词语在《世说新语》中出现,应该是相当早的,而后多为人所引用。《世说新语》“贤媛门”三十二篇中,前十篇都说的是两汉、三国的旧事,其余则为晋以后的事迹,基本上是从母仪风范、相夫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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