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魂——华东师范大学老一辈名师(简编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12 07: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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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铎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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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魂——华东师范大学老一辈名师(简编本)

师魂——华东师范大学老一辈名师(简编本)试读:

寄语

师魂者,师辈之魂,师道之魂,师大之魂也。

只因有了师魂,秀丽典雅的师大校园才更加令人留恋,学贯古今的师大导师才更加令人景仰,求知若渴的师大学子才更加令人羡慕……

在60周年校庆之际,学校老教授协会的老师们编著了《师魂》一书。读了这本书,我为学校有那么多才情并茂、仁智兼具的前辈而深感荣幸,为老师们传道授业、著书立说的丰硕成果而格外自豪,也对前辈老师们的爱国之心、自强之志、治学之道、授业之艺和育才之情在我们的美丽校园里薪火不灭、代代相传,而充满期待。

为了让更多师大同仁和年轻学子受惠于学校的精神传统,吴铎老师和老教授协会的其他老师们又不辞辛劳,编成了这个简本。愿热爱华东师大的每一位师生,尤其是立志在师大校园创造事业而不仅仅从事职业的年轻同仁,都能够通过阅读此书而得到思想启发,甚至精神升华。童世骏2012年7月24日序

本书记载的是关于华东师范大学老一辈名师的故事。吴铎、钱洪老师嘱我作序,虽是诚惶,却不敢辞却。作为丽娃学子,时常感念师长的教诲;作为一任校长,深知肩上承启的重任。今年恰逢学校60周年校庆,离退休的老教授们担纲编辑这本书,有幸先读,感慨万千。这其中,写就的是丽娃河的故事,凝聚着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几代人的情感。“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英国著名学者阿什比的这句话对于华东师范大学师生来说,就是“丽娃河”,就是丽娃河畔的故事延续形成的丽娃河文化。60年前,华东师范大学选址丽娃河畔的时候,师生们边建校边教学,挥洒着辛勤汗水,但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表达了心中无限的喜悦。创业的担当和直面困难的达观,在那一刻就已经彰显。60年间,丽娃河畔演绎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有过坎坷,曲折,但更多的是朴实中闪耀着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光华,勤勉中折射出创造和进取的个性。

关于老一辈名师,娓娓道来的往事,是悠悠的情怀,是深厚而热烈的爱。丽娃河的雅致,处处让人流连,我们这所大学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浸透着前辈建校时的用心。60年来,文史理工不同学科,大夏光华多元文化,以及五湖四海的教师学生,汇聚在丽娃河畔,是前辈的胸襟,形成了求实创造的文化传统。在许多人看来,丽娃河的色彩如同淡雅的水墨画,但换一个角度欣赏,也许就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丽娃河水,平静的是淡定从容,波澜的是追求创新。建校之初,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奠定了华东师范大学作为第一批全国重点大学的历史地位。改革开放以来,老一辈不坠青云之志,提携后学共同进步;新一代锐意进取,瞄准前沿发奋进取。60年间薪火相继,流逝了岁月,留下了感动。这本书描绘的是丽娃河畔丰富的色彩,记录的是华东师大的历史,我们感受到的是文脉隽永、师魂人望。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在我看来,大学所以最神奇最具魅力,是因为这是大师对话的地方。丽娃河畔的老一辈名师,有铁肩担道义的革命家,有诲人不倦的教育家,有探求真理的科学家……而本书的许多撰稿人,也是名师,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体会着老一辈名师给予的关爱,记录了老一辈名师的风采,这是学者的对话,也是智者的交流。每一篇故事,都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反映着华东师范大学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透过字里行间,也折射出每一位人物的独特个性,表达了作者的深刻体会。作为大学精神的主要缔造者和履践者,老一辈名师求实创造,砥砺耕耘,凝练了今天华东师范大学深厚的办学传统和鲜明的办学特色。他们的开放胸襟和开拓精神,造就了今天华东师范大学浓郁的学术氛围和积极大气的校园文化。他们弘学励教,薪火相传,成就了今天华东师范大学众星云集的辉煌景象。

学校老教授协会组织编辑出版了这本《师魂——华东师范大学老一辈名师》,恰逢其时,立意高远。走过一个甲子,当回眸风雨历程,我们为老一辈名师的辉煌而骄傲,也为老一辈缔造的光辉而感动。但更重要的是把这些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转化为不断前进的动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华东师范大学正致力于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我们需要铭记老一辈创业者的功绩,需要继承老一辈开拓者的精神。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才能看得更远,把我们的大学建设得更好。

大师就是大学。大师的故事就是大学的故事,大师的历史就是大学的历史。

是为序。俞立中2011年4月28日前言文脉隽永 师魂人望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适应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需要,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于1951年10月建立华东师范大学。学校的建立,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为基础,先后并入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东亚体专、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浙江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交通大学等校的部分学科和教师。群贤毕至,人才荟萃。

建校以来,学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与学术水平,各项事业蓬勃发展。1959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被国家确定为全国16所重点高等学校之一。1978年学校再次被确认为全国重点大学。1986年学校被国务院批准成为设立研究生院的33所高等院校(1)之一。1996年被列入“211工程”国家重点建设大学行列。2006年(2)教育部和上海市重点共建华东师大,学校进入国家“985工程”高校行列。学校秉承“求实创造,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坚持以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升创新能力为中心,积极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推进国际化进程,努力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建校初期从各高校集中起来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创建的一批教师,许多都是著名的专家学者,而今均已进入耄耊之年,不少已经仙逝。他们作为一代名师,为华东师范大学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为我们开创了报国、厚德、治学、教书、育人诸方面的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既是我们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财富。深怀爱国之心 笃行报国之志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世代相袭的永恒主题,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力量。“苟利国家,不求富贵”,“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泱泱神州,悠悠千载,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爱国精神。在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国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挫折。国内反动政府专制腐败,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魔掌伸进中华广袤的土地,山河破碎,百姓涂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救亡图存,保卫家园,爱国主义成为全民族的主旋律。

老一辈的名师们,青年时期便将个人的人生道路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出生并成长于国家遭受深重灾难的年代,求学时期便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遭遇进行深刻的思考。正是在这种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中,他们深刻领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谛,激发出满腔的爱国情怀。程俊英在老师李大钊、胡适、陈中凡等人的指引下,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女子干政游行。还是中学生的许杰,在浙东的小县城里集会结社,摇旗呐喊,与北京城里的大中学生遥相呼应。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沈灌群加入进步学生团体“劲社”,参加学生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青年学生义愤填膺,以高度的爱国热情赴南京请愿,反对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要求抗战救国。时在高中二年级就读的吴泽,挥笔撰成一副对联:“铁血爆发自由花,头颅铸成平等果”,横批“还我河山”,贴在家中的大门上。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不少人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时代浪潮。李平心与几位同学联合创办《抗敌导报》,宣传全民族抗战,指陈抗日救亡之策,以激励民众信心,弘扬民族气节。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从淞沪抗战看中日战争的前途》一文。由于文章对国民党当局有所指责,被逮捕入狱。经亲友多方营救出狱后,他又继续揭露国民党监狱的黑暗内幕,并阐述对抗战前途的看法。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年尚不足16的严重敏参加宁波市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的抗日示威游行,被校方勒令退学,此时离初中毕业仅3个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举办抗日教育,培养抗日人才。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李锐夫以出色的教学和科研业绩被选中去美国公费进修。在办手续时美方要求中国人在申请签证时按十指指印,而对西方人却没有这一要求。这种歧视性的要求,被李锐夫断然拒绝,表示宁可不去。这些都表现了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气节和铮铮傲骨。

老教授们目睹满目疮痍、多灾多难的旧中国社会,从早年起就立下改造社会的宏愿。他们将研究学术、专攻科学与承担社会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改造社会、推动国家进步联系在一起。创建“智慧哲学”的冯契,青年时期选定“契”字为名,就是以名言志,表达他的革命志向和对哲学的追求,“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石啸冲从20世纪30年代起,历尽风雨沧桑,从一个爱国青年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为创建新中国政治学学科作出贡献。老教授们认为:我们是生活在如此伟大的战斗时代里,其中有苦痛的教训,有血渍的经验,有波涛万状的社会斗争,有头绪纷繁的历史矛盾。它们都在环绕着我们,要求我们找出它们的规律,而这无数的规律正是争取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所不可少的。他们经常对青年人强调:正确的社会科学不只是对社会解说,还要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把黑暗的改造成光明的,反动的改造成进步的,来适应大众的要求。无论你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都必须想到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必须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建国之才,才能使生命体现它的真正价值。

老教授中许多人抱着学习先进文化、先进科学技术的愿望和决心,出国留学,学成后回国参加国家建设,以实现报效国家的宏愿。他们的足迹遍布欧洲、美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各高等学府,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后,毅然归来。新中国建立前夕,许多人舍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婉拒师友、亲人的挽留,克服重重困难,几经辗转回到祖国。有的人是在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禁止对华通航的情况下,经多方奔走,方踏上回国之路的。他们携妻子儿女,横渡大洋,取道香港,最后返抵祖国大陆,踏上国土之际,无不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他们回到祖国,来到学校,不计较报酬,不顾生活条件的艰苦,克服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种种困难,满怀热忱地投入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的工作,不断取得优异的成就。

他们中有的人暮年体弱多病,为得到子女照顾移居海外,但仍一心牵念故土。郭圣铭先生手书的五言诗,便映照出他们的心曲:“浮家新大陆,难忘旧时情。加州虽云乐,祖国更可亲。水是故乡甜,月是故乡明。深情系中华,拳拳赤子心。”他在去世前两个月写给学生的信中,仍说:“我所关心的,是人类的未来和祖国的前途。我期待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老教授们在6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道路并不平坦。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人遭遇过不公正对待,甚至遭受令人难以想象的屈辱和迫害,蒙受种种莫名之冤。然而,当“文革”结束,阳光再现的时候,他们都深明大义,无怨无悔,心向国家和人民,不计个人恩怨得失,表现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凛然正气。坚持自强不息 崇尚厚德载物《易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概括了我国的一种优秀文化传统,成为做人的准则和道德要求,在我国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发挥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老教授们在这种优秀传统的长期熏陶下,经过各种社会实践的磨练,锻就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具有了厚德载物的崇高品格。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自立自强,努力增长才能,在命运面前不低头,不懈地奋斗、进取;他们厚德载物,以崇高的“无疆”之德默默地奉献,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淡泊个人名利,无私献身教育。《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教授们全心全意为教育事业服务,任劳任怨,红烛泪干,许多人真正达到了“上善若水”的境界。

不少老教授的青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发蒙和中小学多依靠亲友或老师资助,方得完成学业。为着谋生,有的只得选择减免费的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就读,有的中学毕业后便开始就业,为继续就读大学准备条件。许多人在大学就读期间,由于经济所迫,不得不勤工俭学,谋一份低收入的工作,以弥补不敷的支出。早年的艰辛,使他们自青少年时期便多方面地体察到社会底层的心声,更多地看到旧社会的弊病,与劳动人民产生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因而主动追求进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有的人青年时便参加中国共产党,为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改造旧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不息。有的人还坐过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牢房,蹲过日寇的监狱,受尽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对国家振兴和富强的期盼,始终激励和鞭策着他们。也有许多人忠心耿耿追随党的事业,终在80多岁高龄时参加党的队伍,实现自己的最高理想。

他们选择教师为职业,不仅为着谋生,更为着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廖世承当年在上海接到多家机构的聘约,其中待遇最优渥的是上海工部局的华人教育处处长一职,不仅月薪有400多元,而且还有花园洋房居住,完全可以养尊处优。然而他却谢辞各方面的聘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光华大学任职。这所取意于《卿云歌》“旦复旦兮,日月光华”的私立大学,尽管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却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圣约翰大学部分师生为反抗外国势力而创建的。有志于教育事业的廖世承为光华大学和光华附中,奉献了全部精力。

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还表现在老教授们淡泊功名利禄,执著于利民事业。著名小学教育家、儿童教育家沈百英,从1918年开始当教师,70多年,天天跟“小”字打交道。最初是在小学和幼儿园教书,后又进入商务印书馆编审部专编儿童用书,主编过幼童文库、小学生文库等。在商务印书馆当编审时,又兼省立上海中学的课,教儿童文学,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主编侨民小学课本。回到上海后,在华东师大教育系工作,教“小学数学教学法”。90岁退休,乐于小学教育一辈子。老教授们在大学工作,却并不因为有这个“大”字而自矜高人一等,而是把大学视为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理想。正如孟宪承所说:大学作为最高学府,不仅仅在教育制度上达到了最高阶段,更在于“人类运用他的智慧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这探求所获来谋文化和社会的向上的发展上,它代表了人们最高的努力了。大学的理想,实在就含孕着人们关于文(3)化和社会的最高的理想”。我国音乐学家和作曲家钱仁康,博古通今,学贯中西,90高龄后仍坚持辛勤创作,笔耕不缀。老教授们对于事业兢兢业业,终身不懈,正是源于对人生理想的深刻理解。

老教授们在生活作风上,始终保持着克勤克俭、布衣草履和心系劳苦大众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许多人早年虽历西式教育,又出国生活多年,深悉域外文化,却从不以喝过“洋墨水”自居,绝无“崇洋媚外”之心,家中陈设俭朴,对当年国内艰苦的物质生活,始终无怨无悔。著名心理学家左任侠安贫乐道,生活简朴。每年冬天,总是穿着一件褪尽颜色的老棉袄,又板又硬。发展心理研究室的教师和研究生在他80大寿时,为他做了一件新棉袄,作为生日礼物,他这才换下了那件老棉袄。

老教授们抱持堂堂正正做人行事的一派君子之风。他们坚持真理,疾恶如仇,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南京解放前夕,胡焕庸拒收国民党当局的赴台飞机票,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也在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曾有意邀薛德焴去台湾出任台大校长,但他托辞拒赴。直面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遭受反右扩大化的严重冲击,冯契喊出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撼人强音,维护着文化教育的崇高地位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面对“四人帮”势力的凌辱,老教授们表现出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一身正气。在学校造反派举办“考教授”的闹剧时,刘佛年等教授冷眼以对,拂袖而去。倡导治学尚严 潜心探求真理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4)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他还说:“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5)于是又得全部改写”。科学研究是为了增进知识,其基本任务就是探索、认识未知,发现和运用客观规律。这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创造性事业,需要有严谨的态度和求真的精神。老一辈的名师们在科学的道路上,就是不畏劳苦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他们数十年如一日,严谨治学,潜心探求真理,在各自从事研究的领域,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老教授们对于科学研究,首先倡导培育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首要特征是追求客观世界的本质,追求认识的真理性,坚持认识的客观性和辩证性。科学精神是科学研究中所必备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由探索和追求真理这一活动的性质决定的。加强科学精神教育,有助于树立起对待自然、社会与人生的科学态度,自觉接受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创造性的思维和能力,培养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张作人是我国原生动物细胞学及实验原生动物学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强调:科学态度要严正精详、真确周全。现在报纸上所报道的各处所出的事故,就在于科学态度的训练不够,甚至所谓的科学工作者做假报告,抄袭他人成果,数据来源不可靠,这是会遗祸无穷的。曹锡华是将我国代数群研究引向世界前沿的带路人。他以科学的精神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代数学研究生,带出了一支老中青结合、一流学术水平的代数群和量子群研究和教学队伍,进而把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代数教研室,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代数学研究中心之一。黄震强调体育教育,反对以竞技运动混同体育教育。他尖锐指出:把竞技运动技术水平作为晋升教授的条件,开设运动技术学位,培养运动硕士、博士,这决不是先进而是落后,反映出对发展科学,对培养科学人才,以及对学位的认识,尚处于懵懂状态。

老教授们主张科学研究要坚持创新,为生产和国家建设服务。他们各有专攻,在相关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陈吉余是我国河口海岸理论应用于工程实践的主要开拓者。他的座右铭是:求是、求实、求新、求成;为学之道贵在坚持,贵在创新。他长期从事与水利交通等工程建设有关方面的决策咨询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解决了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问题,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严钦尚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坚持地貌学分析的四结合方式,即地貌学与地质学相结合、地貌学与技术科学经济科学相结合、物质分析与形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思想——“综合性的解释研究”,在冰川与荒漠、河流与坡地、现代海岸与风暴潮沉积、油田地质以及环境演变等诸多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陈涵奎是中国微波能应用的开拓者,把高效、清洁的次级能源——微波能推广到工农业生产许多方面,在不少省市开花结果,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在全国有很大影响。陈彪如深入研究西方经济学数十载,结合我国国情创立了中国国际金融学研究体系。他长期担任政府重要决策咨询专家,为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唐宁康是均相沉淀法的创始人,该法在化学领域和材料科学研究中有广泛的运用,其研究成果被不断推广改进,迈入了新的阶段,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掀起的纳米材料研制过程中的应用,就是最好的例证。严重敏是我国城市地理学奠基人,她积极参与上海的城市规划工作,参与上海市政府主持的“迈向21世纪的上海——上海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周淑贞开创了我国城市气候研究的先河,在1989年日本京都城市气候会议上,她被国际城市气候学界誉为全球功绩卓著的“五大先驱学者”之一。

老教授们十分重视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他们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主要教思想方法和技术方法。他们强调,要开创,就要实验、研究,这从现有书本上是得不到的。张作人强调:要坚持“观察,观察,再观察,从大自然寻找和发现问题,追踪自然界物与物之间,整体和局部的相互关系和固有规律”。在社会科学领域,他们认为要取得研究成果,理论必须和实际结合,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必须和应用研究工作结合。要从我国的情况出发,大力加强应用研究,同时加强理论研究和实际研究的联系。为穿透教育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屏障,刘佛年到学校、进课堂,访教师、问学生,深入实践,反复探讨,概括提炼符合我国实际的教育理论。

老教授们坚持“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他们甘于寂寞,甚至甘于清贫,筚路蓝缕,开拓前进,数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从而取得原创性成果。戴家祥主编的《金文大字典》,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特等奖。这一课题从构想到成书,足足经历了16个春秋。全书完成之后,交到出版社的稿件,是近6000张抄得工工整整的16开的原稿,堆在桌子上有一尺多高。光是定稿以后的毛笔抄写工作,就由三个专职抄写人员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真乃“非人磨墨墨磨人”。胡焕庸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创制了中国第一幅人口密度图,发现了中国人口分布突变线——爱珲-腾冲线,奠定了中国人口地理研究的理论基础。此后的研究证明,该线也是其他人文地理乃至自然地理景观的分界线,成为中国地理结构中最重要的分界线之一,被称为“胡焕庸线”——中国唯一以人命名的地理界线。李春芬在长期教学、科研实践中,以对立统一思想为指导,锐意构思,提出了“地理环境结构的整体性与差异性”学术见解,贯穿在他的两部区域地理专著(《南美洲地理环境的结构》和《北美洲地理环境的结构》)中,在全国地理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薛德焴是我国动物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撰写了大量动物学重要著述,填补了我国大、中学生物学教材的匮乏。徐怀启是一位严谨的基督教神学-哲学家,他积终身研究成果写成的代表作《古代基督教史》,被誉为“为我国文化界增加了一份财富”,被列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台湾的多所大学、新加坡三一神学院等有关宗教课程的参考书。老教授们对待科学研究的这种精神,正如徐震堮所说:“为学,一宜踏实,不可凿空着议,枵腹论文;二宜博览,不可画地为牢、井蛙自大。”

老教授们对于学术研究的信条是探求真理,明辨是非,绝不趋炎附势,屈从压力。李平心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论述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中的决定因素,却曾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因素论”,遭到反复批判,甚至被扣上“修正主义生产力论”的帽子,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李平心说:“我曾翻遍马列著作的德、俄文原版,自信我的论断是站得住脚的,而他们只是以势压人。”并称:“只要允许我平等发言,我一定和他们辩论到底,争一个水落石出。”两年之内,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先后写下了包括“十论生产力”在内的17篇文章,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许杰一生所有的文学作品,也都集中表达他的心声,对黑暗的愤怒,对逆境的藐视,对真理百折不挠的追求。新中国建立之初,对于支配了中国教育界近30年的杜威教育思想,曹孚从“生长论”、“进步论”、“无定论”、“智慧论”、“知识论”和“经验论”六个方面条分缕析,划清马克思主义和杜威思想的界线。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发表后,《文汇报》起先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加以介绍,但没过多久,政治形势突变,风向转为批判,火力越来越猛,钱谷融却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不向权势屈服,表现出学术大家的品格。当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出“文化大革命”信号时,束世澂接连撰写了《清官的特点及其评价》、《论改良、改革和让步》等文章,以犀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翔实的文献资料和精辟独到的观点和论述,对姚文元的文章予以驳斥。

老教授们深知,华东师大要成为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必须瞄准当今世界科学的前沿,注重中外比较研究,并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与各国建立学术交流协作的关系。我国比较教育先驱常道直说:研究教育制度之方法,有“历史的”与“比较的”两种,而尤以后者所能给予吾人之助益为多。当学校条件有所改善时,夏炎就把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西博格教授和加拿大达菲教授邀请来校作报告,还聘请美国列兵·卡特教授讲课。郑一善20世纪70年代在定位研究方向时,不拘泥于自己所长的分子光谱学专业,而选定了当时世界最新的激光光谱学作为研究方向。他还邀请激光光谱学专家肖洛、霍尔、亨斯等来华东师大讲学和指导科研。通过这些著名专家直接与相关的学术单位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得以先后派出多名青年教师去进修培养。被我校聘为名誉教授的肖洛于198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霍尔和亨斯二位顾问教授于2008年同时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华东师大也成为国内有影响的光谱研究基地之一。钟情教坛耕耘 教学科研比翼《礼记·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说的为学之道。大学的教学,体现着博览群书、深入发问、善于思考、明辨是非、决心践行的要求。大学教坛有着广阔的天地,体现有容乃大的精神,倡导思想自由和教学民主,辨别真伪善恶,崇尚追求真理。老一辈的名师们,多在华东师大教坛辛勤耕耘数十年,将毕生心血献给教学工作,正像陶行知先生说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基础课程是保证和提高大学教学质量的关键。老教授们都很重视基础课程的教学,许多人始终坚持上基础课,给大学本科生上课。吕思勉对基础教学工作极其认真,他讲授过的每一种课程,都写有完整的讲义。《白话本国史》原是历年来在学校教课的讲稿,《中国文化史六讲》、《中国制度史》、《理学纲要》、《先秦学术概论》、《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中国史籍读法》和《史籍选文评述》等著作,都是在讲稿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出版后使更多人得益。许国保备课认真,每教一届学生都有详细的教学笔记,常教常新;进课堂,满腹经纶,谈笑风生,不时和学生交流,引用幽默的比喻来讲解深奥的理念,课堂教学充满风趣。魏宗舒主持编写《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从章节细目到例子习题在校内外广泛收集意见,经过多次修改,于1983年10月出版,至2008年印刷38次,40多万册,对数学本科教学产生重大影响。

教学制度有着调节学校教学活动中教学双方关系、指导学校生活、规范教学行为、使教学活动更加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作用。因而,不断改革和完善教学制度,成为提高教学质量、更好地培养人才的具体制度保障。许多老教授在教学工作中,都很注重教学制度的改革和建设,敢于创新,敢为天下先,试验免修制、学分制、选修课制,特别注重选拔本科生与研究生一起专门进行定向培养,为一批有才华的学生的发展提供自主学习、创造性学习与深造的条件,从而涌现出一批批出类拔萃的学生。

老教授们都将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使其相得益彰。吕思勉治学的创造精神是他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的结晶。教学上的需要促进了他的研究工作,研究上的成就又推动了他的教学工作。他编写的教科书,凝结着他的研究成果和教学思想。他的大部分学术著作,原先都是为适应历史教学需要而写的讲义,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不断加以研究,使之逐渐成为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与此同时,他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时地反映到教学中去,深入浅出,引导学生走上治学的道路。郑一善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在艰难的条件下,和青年教师、学生一起,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坚持科学试验,先后试制成功能氏灯丝、红外分光计、红外光栅等,还设计建成了恒温、恒湿、防震的光谱实验室。这在当时都是全国首创的。这些成果促进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美国农业空间结构一直是李春芬区域地理研究中关注的课题,他力图为我国选建农业商品基地和调整农业空间结构提供借鉴。他刻意将这一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中外对比研究课题作为培养研究生的“课堂”,先后安排硕士、博士和博士后进入该“课堂”受业,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步步深入,在完成课题研究项目的同时,使后辈学子们从中倍受教益。

大学是致力于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层次人才的摇篮,既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也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大学语文”作为一门公共课,应是大学进行民族文化素质教育的必修课程,但在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中断了将近30年,以致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严重脱节。1980年,徐中玉与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联合发起倡议,在高校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并得到教育领导部门的支持。徐中玉组织部分专家学者,共同编写、出版了新的大学语文教材五种。其中,全日制高校通用《大学语文》国家级重点教材,自1981问世以来,已累计发行近2000万册,采用的高校达到千所以上,受到广大师生欢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马革顺是我国合唱指挥家,中央电视台曾为他制作专题片《和谐之美》。这位音乐指挥家尤其热衷于音乐教育事业,他说,我希望自己能活到100岁,抓紧可贵的光阴,再多培养些合唱指挥人才,把合唱艺术的美带给更多的人,让音乐的清泉纯净更多人的心灵!

老教授们在教学中都十分重视发扬教学民主,注重教学方法的指导。好的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教师讲解为主,也可以是师生间的对话与讨论,或由学生主讲、集体讨论与教师讲评共同组成。施蛰存授课坚持授人以渔,教会学生从事独立研究的方法。他的授课方式是讨论式的,在看似轻松活泼、无拘无束的闲谈中,述文论史,辨体析流,于潜移默化中给学生以人文熏陶。曹孚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对于学习方法的指导细致入微,教导学生怎样听课、怎样记笔记和写读书提要等。许多老教授给研究生上课,或在教室,或把学生召集到自己的工作室,几人围桌而坐,采用座谈或讨论课形式。但凡这样的课,教授们讲得不多,引导学生畅所欲言,就各种学术问题直抒己见,勇于争论,教师则作点拨和小结。教师讲话和蔼亲切,论人议事鲜明透彻,鞭辟入里。这样,也就把做学问和探求真理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学生进入融会贯通的境界。

老教授们还十分重视练就教学的基本功。张开圻讲课,物理概念十分清晰,用词十分简洁风趣,板书端正有序。更令人赞叹的是讲课结束时,看他的板书所列,恰恰就是整堂讲课内容的精辟总结。这对于帮助学生梳理思路,启发学生思考很有帮助。程其襄备课非常认真,却不写讲稿。要点写在香烟纸壳的背面,偶尔看一下,主要靠自己当场思考,展示思考过程。褚绍唐自编讲义,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制作教具,练就了精湛的教学技能,积累了生动的教学素材,教学方法多式多样,教学经验极其丰富。为了克服缺乏地理教学挂图的困难,他练就了绘制黑板略图专门技能,能信手勾勒出中国各省区乃至世界上任一国家的轮廓图。出手之快速,形状之准确,令人叹为观止。诚为良师益友 重在教书育人《说苑·说丛》云:“贤师良友在其侧,诗书礼乐陈于前,弃而为不善者,鲜矣。”教师秉持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应该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用自己的好思想、好道德、好作风为学生树立学习的榜样,当好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老一辈名师们,求实创造、为人师表、严谨治学、行为世范、潜心育人的高尚品德,成为华东师范大学教师队伍的优秀传统。

老教授们对学生的教诲,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引导和支持学生进步。许多老教授的青年时期正处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反动派统治的政治风云中,各个时期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他们有的作为当时的学生,有的作为青年教师,义无反顾,正气凛然,积极投入运动。或参加示威游行请愿,或讲课著文对学生运动表达支持。他们的正义之举为后人所敬仰,成为后学的榜样。戴家祥在浙江台州中学任教时,曾冒险通知营救国民党特务机关欲抓捕的中共地下党员教师,自己则受到特务机关的追究和指控。当时他月薪47大洋,除留下7元作家用外,其余均资助穷苦学生,被资助的学生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当这些学生准备投奔皖南新四军,前往抗日前线时,他了解到学生盘缠困难,立即拿出整月工资予以资助,亲手送走了三批进步学生投奔新四军。

老教授们要求学生为学先为人,入其门必先正其身,懂得做学问的道理。做学问必须踏踏实实,力戒浮躁,不能违反科学道德。他们还常以自己的教学生涯和人生体验启示学生。沈百英从教70多年,他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化为“手掌五指”的生动比喻教育学生:第一,看到那只大拇指,在“大”字上想一想。当个教师,应有伟大的志愿,远大的目光。第二,看到那只食指,就想一想食指常用于指引,当教师的应具指导的信念,应有指导的方法。第三,看到那只中指,就在“中”字上想一想。当教师应有中心的思想,教育没有中心思想,打不起一个造就人才的图样,怎么可以谈建设国家呢?第四,看到那只无名指,就应该在“无名”上想一想,以做无名英雄为己任,以无名英雄的作风为作风,那才见得教师精神的伟大。第五,看到那只小指,就在“小”字上想一想,当教师的应有小小的技能。会编著、活用教材,创制教具,说话入情入理,态度不卑不亢。

老教授们在治学方面对学生精心指导。廖世承要求学生,无论读书做事,均须尽心力而为之,不必计较成败得失。所谓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即是此意。苟能如此积极进行,自有水到渠成之乐。王养冲80多岁高龄指导研究生时,仍坚持每周一个上午上课,两周一次见面座谈。每次座谈都约学生到家里,自己先谈学术,讲历史,然后学生与先生互相交流,也不限于一定的时间。就是在这样自由融洽、无拘无束的相互启发交流之中,让学生受到熏陶,感受学术,学习历史,理解社会。他把自己晚年宝贵的岁月交给了学生,形成一种师生互动的紧密的学术共同体,使学生在这样的学术共同体的上课和切磋中,研究学术思想,增长学术才干,感受为人风范。

老教授们对学生的指导既严格要求,又富于启发。严格表现在严肃做人的要求上,也表现在做学问的严肃态度上。他们给学生讲得最多的是做人和搞研究的关系,要求学生为人风格上要“抱一守诚”,做什么事都要真诚、执著。他们审读学生的文章,必做精心修改。大到写出点评和指出一些错误,小到不放过一些用错的标点符号。许多教师习惯于先将修改意见写在一张张纸条上,再贴上审读的稿纸。既便于学生阅读,也表示并不强加,体现出对学生的尊重和宽容。老教授们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莘莘学子,即同友朋、儿孙。他们总是勉励大家多读、多想、多写,给学生留下自由思考空间。学生写了文章,向他们请教,他们都热情指导,字斟句酌地提供意见和建议。

老教授们在生活上对学生关怀备至。特别在学生遭遇困难时,他们从思想上为学生解惑,在经济上为学生提供帮助,支持学生克服困难,完成学业。尤其在20世纪中期国家经济的一些困难时期,有的学生由于个人或家庭的原因,继续学业成为沉重负担。老教授们知晓后,一方面在思想上开导,同时在经济上尽力给予支持。尽管当时教授们自己的生活也很拮据,却对接济学生的困难从不犹豫。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后,始终把老师视作亲人。有的学生毕业后留校工作,还继续得到老教授们专业上的指导,生活上的关怀。逢年过节,许多单身青年教师,家庭远离上海,无力购买远程车船票而留在学校。老教授们就将这些自己的学生,延请至家中,像家人一样团聚,共度佳节。这些当年的学生,现今虽已迈入老年,但每忆及此种人生往事,常感激涕零。

老教授们把人生的满腔希望寄托于学生,寄托于青年人。施蛰存曾对向他约稿的一位报纸编辑说:“你们不能把眼睛只盯住一些老作家,你们还得在年轻的作家队伍中去发现名家,培养名家,推举名家!”1993年,施蛰存荣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在领奖台上,他说:“奖励,奖励,‘奖’的目的就是‘励’。我已是年近90的老人,不需要鼓励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奖应该授予年轻人。”周淑贞诵诗明志,寄望学生:“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盛世学人勤著述,愿育新苗科圃中。”老教授们把指导学生、指导年轻人,看作人生价值的体现。陈旭麓说:“近几年,我常为年轻人阅稿作序,目不暇接,每从他们的笔下看到年轻人特有的才思,听到年轻人大步前进的足音,那愉悦之情总久久不能自己。能为他们做点事,‘鬓微霜,又何妨’!尽管,我的双鬓已不止‘微霜’了。个人的生命像大海里的一滴水,如果把这滴水洒在绿荫成长的泥土上,它就会比一滴水大许多。”

学生们随老教授于讲席杖履之间,拳拳款教之至情,茹如甘露。他们发自肺腑地感叹:在人的一生中,很多东西都会成为过眼烟云,但学生永远不会忘记曾经以心血相哺的老师。朱泉教授缅怀顾可全老师时说:“我一生中最好的三个老师:父母,导师,朋友,而顾先生于我恰是三种身份兼顾的。”

以上所述五个方面的优秀传统,是老一辈名师为我们长期创造的精神财富,也是大学的文脉硕果。这些精神财富和文脉硕果,对于培养高素质建设人才和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具有特殊的意义。鉴于此,我们遂以“名师集”的形式,编为专辑,以期传承。人们称颂教师职业是天底下最美好的职业,而这五个方面的优秀传统,则好比教师职业的灵魂,故本书命名《师魂》。

愿文脉“师魂”在莘莘学子中薪火相传。华东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会长 吴铎 执笔2012年6月18日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校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校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丽娃河孟宪承(右)和吕思勉(左)二位一级教授刘佛年(前右)陪同法国议会议长参观校园(约1983年)

(1) “211工程”是中国政府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向21世纪,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到2000年左右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的建设工程。

(2) “985工程”是中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建设工程。

(3) 孟宪承:《大学教育》,商务印书馆1934年1月,第1页。

(4) 《〈资本论〉法文版序言》,《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26页。

(5)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第617页。现代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探路人——首任校长孟宪承的学术贡献杜成宪 张爱勤【小传】

孟宪承(1894—1967),字伯如(宗谱作百如),又字伯洪。江苏武进(今常州武进区)人。著名教育学家。1916年7月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18年考取公费赴美留学,主修教育学,两年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深造,研究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史等。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多所著名高校。1942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批聘为部聘教授(唯一以教育学教授身份入选)。1952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直至去世。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首开中国教育史专业研究班,亲自授教并担任导师,当年担任上海市首任教育学会的会长。曾多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2006年入选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确定、教育部党组批准的“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一生著述宏富。有《孟宪承文集》。【名言】学者殚精研究,锐意发明,既穷毕生之力于其所学,也要能够得人而传其所学,学术的传习和研究不能截然分离。求学要专心才能领悟学问的深奥微妙处,有恒心才能获得学问的成功,能细心求得的学问才能正确才不错误。论述大学的理想

大学是最高的学府:这不仅仅因为在教育的制度上,它达到了最高的一个阶段;尤其因为在人类运用它的智慧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这探求所获来谋文化和社会的向上的发展上,他代表了人们最高的努力了。大学的理想,实在就含孕着人们关于文化和社会的最高的理想。

现代大学的理想: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镕,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大学之设立有三大目的,其重要性依次递减:1.智识之发现,2.智识之保存,3.智识之传授。能适合第一个目的者为头等大学,能适合第二个目的者为二等大学,否则是三等大学。大学教授能做智识之发现者为头等教授,否则是二等或三等教授,也如以上目的。因此,大学教授所竞争的,是智识的发明。仅口才好或教授法好,并不能算是好教授。能作智识之发明者,虽不擅长谈话,仍不失其为最好的教授。

在课程方面,学里各学科,多半因袭着习惯的标准,分“科”分“系”,现代知识的总量愈增,分科也愈密。学生要由专精的学问,非分途致力,从事专攻不可。然而人生是整个的,文化是整个的;断片的分类,只为学习的便利罢了。若是学生对于文化没有一种赅括的了解,分科太早,所习太窄,便容易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结果只得些片段的、机械的知识、技能,而失却它们在人生上的意义。就以应用而论,这样的学生,一到实际生活,也必感受困难。这是大学课程上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方法方面,大学里的教学,除实验科学以外,还是偏重讲演,而缺乏学生的自动研究和教师的个别指导。这种现象,在中国近日的大学里,格外显明。因为阅读外国书籍,先有文字的障碍;往往到了大学三四年级,学生还只会“听讲”,不会“读书”。自动研究的习惯,既没有养成,工具也没有完备,怎样能谈到高深学术?如要解决这种问题,关于第一点,大学课程——至少前期的课程——应注重综合的组织;关于第二点,教授的方法,应注重学习的指导,都是无可疑的。

现代国家没有一个不把教育看作国家的命脉,没有一个不尽力从事师范的培养;为改进中等教育计,没有一个不在高等教育里供给师范的训练。“高师向综合大学看齐”,如其指我们向大学看齐,是从提高教学质量与提高科学水平而言,则不能即认为是迷失高师方向的。

教授的“委身学术,埋头研究”,为的不是物质的享用;如单为物质的享用,先就不该混到大学里去。所谓“平凡的生活,不平凡的思想”,是大学中人应有的风尚。创建华东师范大学

建国后新学制的改革和全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使“培养百万人民教师”成为时代的需要,在华东地区创办一所与北京师范大学南北呼应的独立的、学科齐全的、高水平的师范大学顺理成章地被提到日程上。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孟宪承,奉调上海负责此事。孟宪承与华东军政委员会高教部的成员,就学校调研、方案制订和领导选择等学校建设的重大问题反复商量讨论。尤其在校址的选择上,在全面考察南京、上海、无锡、苏州等地之后,考虑到上海虽已有几所大学设有教育系,但各校系科设置重叠,教育力量分散,且各校培养目标不明确,专业狭窄,师资设备不足,教育质量不高,难以满足国家对师资培养的需要;同时,私立的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还存在着生源不足,办学经费困难,亟待政府救济或整顿改革等问题,于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将学校设在上海,以私立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为基础,合并其他高校相关系科组建成华东师范大学。

校址设在上海的哪个位置呢?摆在大家面前的有三个选择:一是大夏大学原址,二是苏州河畔圣约翰大学原址,三是北四川路光华大学原址。当时,后两所高校都有相对完善的建筑和设备,大夏大学则相对比较破旧,且学校旁的丽娃河是上海西郊有名的臭水河。但是,孟宪承再三考虑后提出,圣约翰大学虽然总面积比光华大,校舍也完备,但苏州河三面环绕校园限制了学校未来的发展;光华大学紧靠街市闹区,不利于师生安心研究和学习,且四周已经有许多建筑,学校难以向外扩展;而大夏大学虽然目前的环境比较差,但它东靠中山北路,南临苏州河,北边和西边皆为农田,既有一定的校园、校舍基础,又有发展的余地,学校应该设在大夏大学校址上。这项提议经华东军政委员会讨论后一致通过。

孟宪承以他的远见卓识为华东师范大学奠定了50年甚至不止50年的发展空间!从此,在丽娃河畔迅速崛起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性质的师范大学。“三理想说”指引下“师范”与“学术”并重的办学理念

作为大学教授和领导者的孟宪承,不能不对大学教育的性质和使命等根本问题进行思考。还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明确提出,大学作为最高学府,不仅在于教育制度上达到了最高阶段,更在于“人类运用他的智慧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这探求所获来谋文化和社会的向上的发展上,它代表了人们最高的努力了”。在他看来,大学不但是求“真”的学府,而且是促使人向“善”和求“美”的场所;大学不但要谋求文化的向上,而且要谋求社会的发展,以实现“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镕”和“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三大理想。为此,大学须“是一个有机体的结构”,须相应地承担三大任务:研究(research)、教学(teaching)和推广(extension),须慎选教授等等。

同时,曾在多所国立大学的教育学系(学院)工作过的孟宪承,对高师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高师在凸显“师范”的特性的同时,应坚持“学术”的特性。可以说,关于“师范性”与“学术性”的争论,自高师诞生之日就一直争论不休,20世纪20年代的高师办学体制之争,学者之间形成了“独立派”和“合并派”;50年代因学习苏联高师课程设置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从而引起高师发展方向之争等,都是这一根本问题在高师及其教育中的不同体现。对于这些争论,孟宪承始终秉持着睿智的立场,明确提出办高师,应从高师教育目标和社会实际需要的角度出发,既可采取在大学里设置教育讲座(系、科)的方式,也可采取单独设立一所高等师范大学的方式,由于师资的迫切需要,大学之外还应另设高师。在他看来,“高师与综合大学的一大部分并没有绝对的区别”,“高师向综合大学看齐”的说法,“从提高教学质量与提高科学水平而言,则不能即认为是迷失高师方向的”。

孟宪承注重高师师范性和学术性的思想,不仅是他大学“三理想说”在高师教育领域中的反映,而且也是他高师教育思想的灵魂和价值所在。本着这样的办学理念,孟宪承在华东师范大学开展了一系列改革。践行民主化管理

被委任为校长的孟宪承,首先建立了坚实、合作的领导班子,坚持实行校长分工负责制的民主化管理,积极发挥领导班子成员各自的优点,充分信任和尊重他们,从不干预他们的日常工作,让具有“超凡才能”的孙陶林担任行政领导,对廖世承、刘佛年、李锐夫等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育专家,授予他们工作决定权,认为他们“都有能力担当起教学领导”。

同时,为了发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1952年7月,当学校思想改造运动刚结束时,他及时组织召开了全校第一届师生员工代表大会,总结以往工作,讨论和部署新任务,鼓励代表们为学校出谋划策,最后全校汇集了合理化建议2000多条。10月,学校又召开第一届校务委员会会议,通过《校务委员会组织章程》,确定由校务委员会负责学校一些重大问题,并要求各系成立系务委员会,设立行政秘书和政治辅导干事。

在他的帷幄统筹下,学校一方面建立健全了民主管理体制,促进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团结;一方面广泛吸取各方面意见,深入分析,全面讨论,及时解决各种问题。这些改革为学校此后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使华东师范大学这所由多所高校和院系组建而成的大学很快走上正轨。提高师资水平

从教多年的孟宪承,对教师职业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在他看来,教师职业虽然是个相当辛苦的职业,但也是一个付出爱同时收获爱的互惠互利职业,只有热爱教育事业和儿童,教师才能获得“最大的报酬,也就是儿童的爱”;同时,教师职责是教学,“诱起学生的兴趣,帮助他的了解,指导他的学习,督促他的努力,考查他的成功”,而不应越俎代庖。所以,教师应树立艺术化的教学观念,应坚持持续不断地学习,积极参与到教育科学的研究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兴趣盎然,乐于从事教学而不厌。”

持有这种教师观的孟宪承,非常注重高师自身师资队伍的建设。面对来自多所高校,水平参差不齐的教师队伍,学校制订了提升师资水平的方针,推行多层次、多途径师资培养方式。从学校的层面,自1953年起将教师科研工作列为学校三大工作之一,组建专门的科研委员会,并成立专门的科研领导机构——研究部。孟宪承亲自担任主任,全面负责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从各系部层面,要求各系成立教学小组和教研组并定期召开研讨会,每个科目的教师都必须参加一个教学小组,各教研组的教师要制定出详细的教学实施方案,并互相听课,课后讨论,以激励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教师去中学参观考察,加强与中学的紧密联系,举办“教育学讲座”,举行盛大的科学研讨会,要求各系和教研组定期举行读书会和科学报告会,将各成员的报告排定具体日程,并每年拨款购买一定数量的图书、仪器和设备,供教师进行教学科研之用。

在以孟宪承为首的校领导的重视下,青年教师的培养从最初的自发速成状态转到了系统学习提高状态。至1955年,学校已经有44名助教可以开课,1957年初,有61名助教提升为讲师,支援外校开课的达32人。在科学研究上,学校消除了过去无科研成果的空白系,全校11个系都开展科学研究,并且随着科研工作的深入开展,原来以教研组和教学小组为单位的科研工作,也从原来主要集中在教学方面向更大范围开展研究。1957年,学校报请教育部同意,成立了人口地理研究室和河口研究室,这是教育部第一次批准的全国18个研究室中的两个。这两个研究室的建立为地学学科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极大地鼓舞了全校师生开展科研的积极性。此后,学校陆续建立了教育科学研究室和电子学、原子物理、固体物理、光学等一大批理科研究室及一些专业实验室,尤其是1959年7月教育科学研究室的成立,不仅纠正了过去学校一些教师轻视政治与教育科学研究的态度,而且对提高学校各科教学质量与推动各系联系中小学实际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训练

孟宪承注重对师范生进行文化基础知识和教育学科知识技能教育。在他看来,学习文化基础知识,不仅是师范生毕业后“自己教育上所不可缺的”,因为他们以后面对的教材虽“浅显”但决不“简陋”;而且,是此后专业学习和继续进修的基础,因为教师学习教育学科知识和职后继续进修都需要有普通学问作为“工具和门径”。为了加强学生对教育学科知识的理解,孟宪承要求基础课须在课外安排辅导答疑并确保基础课程教学时间,各系安排有经验的教师担任一二年级的基础课教学。比如,当时的哲学课由冯契教授担任,联共(布)党史由教务主任刘佛年教授担任,教育学由教育学系主任曹孚担任,心理学由谢循初教授担任,等等,基础课程的授课教师阵容相当强大。

同时,孟宪承注重对学生进行包含“技能、知识、理想三个目标”的专业训练,为方便师范生教育实践和教育实习,建校之初就成立了附中、附小、附幼等学校,并出台《教育实习应用章则》(草案),成立专门的实习指导机构——校级教育实习委员会,从制度、组织上保障学生实习工作的良好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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