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春华 吴望春 著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影响研究试读：
前言
无论是从现实情况还是从未来趋势来看， 我国正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 化挑战。与此同时， 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发展， 我国在社会经济和文化 生活等方面的变化冲击了原来稳定的代际关系。代际关系的失衡对老年人 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 研究我国当前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 风险的影响尤为重要。
在有关代际关系理论方面，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 法。在西方的工业化背景下， 人口学界对由家庭关系变化所带来的人口变 动格外关注， 涉及代际关系的理论主要有杜沃尔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和凯 德威尔的“代际财富流” 理论。而来自社会学方面的理论主要包括现代化 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示范效应等。在国内理论方面， 众多学者从我国的 儒家文化出发， 形成了文化人类学的反馈模式、家庭社会学的责任伦理、 血亲价值论和社会心理学的需要理论等。国内外理论既有相通之处又各有 侧重点。结合国内外的代际关系理论， 本研究假设和睦的代际关系降低了 老年人的死亡风险。
本研究采用CLHLS2002—2011 ／ 2012 年的追踪数据， 使用倾向值加 权方法、frailty Cox model 来寻找代际关系对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作用和 机制。
本论文实证研究部分包括亲子代际关系、婆媳关系和居住安排变化对 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在代际关系一章， 从子代支持、亲代支持和代际 互动三个方面研究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之后将这些代际关 系放入同一个模型进行考察， 发现同在一个模型中考察与分开考察的结果 有所不同。在婆媳关系一章， 从媳妇提供的帮助、婆媳同住两个维度来考 察婆媳关系对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媳妇帮助有助于降低 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婆媳同住在2002—2005 年样本中显著降低了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 而在2002—2011 ／ 2012 年样本中却作用不显著。在居住 安排变化一章， 考察居住安排的动态变化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得到 结论为由同住变为不同住老人的死亡风险最高。在上述三章的最后部分， 都在总体样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年龄和城乡样本进行深入考察。通过总样 本和分样本的考察， 总体研究假设得到了验证。
最后一章， 就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和贡献进行归纳总结： 一是全面考察 了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二是发现同住在代际关系对老年人 死亡风险影响中的特殊作用； 三是分年龄和城乡对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 风险的影响作用做更细致的考察； 四是使用倾向值加权以及ｆｒａｉｌｔｙ Ｃｏｘ model 方法解决了样本选择性和异质性问题， 得到了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 亡风险的净影响。第一章研究背景第一节 研究背景
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一个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视该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6.96%,基本达到了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标准。此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更加严峻。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2011),比五普上升了1.91个百分点,达到了总数1.19亿左右的规模,而到2014年年末为1.38亿左右,占总人口的10.1%,首次在百分比上突破两位数(国家统计局官网,2015)。对于我国未来老龄化趋势的预测,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在中等或低生育水平及死亡水平假设下,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将于2050年达到3.3亿,届时将占总人口的24%以上(Zeng et al,2010;联合国人口司,2014)。因此,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摆在现在和今后的一个重要挑战。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我国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也冲击了原来稳定、平衡的代际关系。我国传统社会中,农业社会的产业特点决定了老人作为经验的掌握者拥有很大的威望,加之传统文化中的反哺观念以及对孝道的提倡,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普遍极高。老人在子女年幼时倾力抚养,而成年的子女特别是儿子对老人有赡养的义务,老人多个儿子中的某一个往往与老人同住,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照料老人,那些即使不与老人同住的子女也负有在经济上赡养老人的义务
(Morgan et al,1983;Martin.Linda G.,1988;杨菊华等,2014)。因此,传统社会中老人得以赡养并代代相传,代际关系是平衡的(Myers et al,1982;张纯元,1983;王瑞迎等,1986)。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逐步改变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童欣,2005),年青一代比父代更容易掌握和适应工业化的知识和技术,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源,子代逐渐取代亲代占据家庭“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与此相应的是价值观的转变。现代的人们越来越向往独立、自由的生活,孝道观念越来越淡薄(李鹏军,2008),年青一代赡养老人的主动性越来越低。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城乡生存压力加大,在有限的资源下,资源更多的是流向子代而不是亲代,使本来就稀缺的家庭养老资源变得更加稀缺(石金群,2013)。其实,不仅是养老物质资源变得稀缺,养老的人力资源也变得更为稀缺。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日益开放,职业间和地区间的人才流动逐渐增强,就业压力和竞争日益加剧。在经济发展这个大背景下,大量中青年突破“父母在,不远游”的禁忌,远离家乡外出工作,在家庭赡养的人力提供上明显不足。不仅如此,由于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少儿抚养比不断下降(魏下海等,2012);当今社会抚养子女的成本增加,很多年轻夫妻不愿多生育孩子,家庭养老的提供者明显减少(Gustafson et al,2014;Feng,XT et al,2014);预计到2050年,我国无子女的老年人比例将超过10%(王广州,2014)。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家庭规模的缩小,代际间的居住模式也发生了变化(Cartier et al,1995;Zeng Yi et al,2003;曾毅等,2004)。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自我国人口普查以来,家庭规模都在不断地缩小,而家庭数在增加;空巢家庭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与成年子女同住的比例越来越低(曾毅等,2004;曲嘉瑶等,2011;张丽萍,2012;曲嘉瑶等,2013;周长洪,2013)。因此,我国现代的代际关系表现较之前有所失衡。
我国现代代际关系的失衡对老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首先,家庭权威结构由以前的“上下”型转变成“下上”型,因此,有的老人不但得不到赡养甚至被“啃老”或“榨老”(车茂娟,1990;肖群忠,2002;阎云翔,2006;李洋等,2013),有的甚至被迫无奈自杀(陈柏峰,2009;王萍等b,2011;刘燕舞,2014),严重威胁着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甚至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其次,在现代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影响下,许多家庭内部由过去的双向抚养模式变为单向抚养模式,子女不再对
年老的父母负责,只对自己的后代负责,引发了对父母赡养功能的弱化,使主要依靠家庭/子女养老的老人在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晏月平等,2013)。有学者根据2010“六普”长表中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数据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口失能率随着年龄上升而快速上升(潘金洪等,2012),随着家庭供养者的减少,可以预计,若无政府和社会其他部门的帮助,老年人的健康会越来越恶化。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后代对老人的生活照料过多不仅容易使老人意识到自己的衰老和无用,而且会产生一种“用进废退”效应,老年人越是养尊处优反而对其健康更不利(张文娟等,2005;宋璐等,2006)。最后,老人居住安排方式的变化使得老人的日常照料资源减少,对于失能老人大为不利。特别是家庭的空巢使独生子女的老年父母饱受精神空虚和心理孤寂的折磨,产生因健康恶化而带来的更多照料需求和医疗风险(于长乐等,2009)。但是也有研究指出,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子代或亲代有条件拥有自己独立的居住空间,从而使原本就不希望同住但限于经济条件无法另外买房的两代人有了分住的可能,降低了代际冲突,从而有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魏章玲,1990;Unger,1993;John R.Logan et al,1999;穆光宗,2002)。
由此看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迁,代际关系在这一转型时期发生了变化,也由此给老年人的健康带来了影响。在当前对代际关系变化对老年人健康或死亡风险影响议题上,学者们意见不一。那么,代际关系对老年人健康或者死亡风险到底产生了正向还是负向的影响?另外,代际关系的面向众多,不同层面是否对老年人健康或死亡风险有着不同影响?其作用机制又如何?这些问题,将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书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使用CLHLS2002—2011/2012年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二是考察其中影响的机制;三是应用倾向值加权以及虚弱风险模型(frailty Cox model)方法对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进行研究。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理论意义有以下五点:一是代际关系对老年人健康/死亡风险的影响研究克服了以往多从子代支持单一维度探讨的局面,将研究视角扩展到亲
代支持和代际互动上,以此覆盖了代际关系的方方面面,不仅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思路,而且丰富了老年人健康研究的理论体系。二是将代际关系扩展到由姻缘引起的代际关系———婆媳关系,进一步拓宽了代际关系研究的范围。三是不仅考察静态的代际关系层面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而且从动态的居住安排变化方面进行考察,从动和静两个方面全面把握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四是基于以往研究多关注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健康之间的关系,例如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健康自评等方面,很少延伸至健康的终点———死亡上,本研究将代际关系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连接起来,进一步丰富了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健康研究的内容。最后,本研究尝试使用多种统计方法,力争厘清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作用强度,实现了对研究方法的创新运用。
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将国内外的代际关系理论与老年人死亡风险研究相结合,有效地运用我国最新调查数据,全方位、多维度地探测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作用,以期为有关部门在宣扬我国优良传统文化、改善代际关系、制定和实施有关老年人健康政策时能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第三节 框架结构
围绕研究主题,本论文将分为七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先是阐述老龄化和代际关系变迁的背景、代际关系变化给老年人健康和死亡带来的不利影响,然后阐明本研究的目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最后交代本论文的结构。
第二章,首先介绍代际关系定义,然后分国内外文献对有关代际关系理论进行梳理。在国外文献部分,从人口学、人口社会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流派进行阐述;在国内文献部分,从人类学、家庭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流派进行考量,并对有关理论在我国的解释力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梳理。随后把有关的实证研究从子代支持、父代支持、代际互动和居住安排等代际关系方面对老年人健康/死亡风险的影响结果进行梳理,以期找到一些规律。在此基础上,引出本研究的设计和假设。
第三章,简单介绍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和数据质量,然后对本研究使用的代际关系变量进行操作化及变量的形成进行介绍,最后就本研究
主要使用的frailty Cox model和倾向值加权方法进行相关的介绍。
第四章,首先,从子代支持、亲代支持和代际互动3个维度来研究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其次,将这3个维度的代际关系放入同一个模型进行考察,试图发现总模型和分模型之间的异同点。随后,分年龄和城乡样本进行代际关系与老人死亡风险的考察。
第五章,从媳妇提供的帮助、婆媳同住两个维度来考察婆媳关系对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同时也考察年龄(媳妇帮助部分除外)和城乡样本下婆媳关系是否对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有不同作用。
第六章,从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角度考察代际关系动态变化对其死亡风险的影响,在总体样本的基础上也进一步分年龄和城乡样本进行考察。
第七章,从研究内容及方法上就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和创新之处进行归纳总结,以及讨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二章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第一节 代际关系理论文献回顾
在这一小节,先就本研究使用的代际关系定义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分国内外两部分就相关的理论文献进行回顾,最后对文献回顾进行简要的评论。一、代际关系定义
早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家庭生育职能时就谈到了代际关系内容。他们认为,家庭的生育职能在于后代的繁衍,并由此形成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等,1972)。在搜索文献的过程中,尚未找到国外学者对于代际关系的确切定义。只是发现,他们多将代际关系(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作为一个现成的概念加以使用,或者将其放在家庭关系(Family Relationship)之中加以考察(Catherine E.R.et al,2002),或者认为它是社会支持中的一个分支,称之为“代际社会支持(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Glenna Spitze et al,1990;Merril Silverstein et al,1994;Xuan Chen et al,2000),或者与正式的社会支持相对应,是一种“非正式支持(Informal Support)”(Stoller,1985)。简言之,国外学者多将代际关系作为社会/家庭关系下更微观的一个概念直接使用。
在这方面,我国学者的研究较为详细和深入。有学者认为,简单而言,代际关系就是代与代之间的相互关系(廖小平,2009)。有学者则明确指出代际关系是一种纵向的家庭关系,它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由共同
生活的几代人构成的重要的家庭关系。它包含由夫妻关系派生出来的基本的亲子关系,以及与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密切相关的婆媳关系,或隔代的血缘关系———祖孙关系(潘文岚,1999;王跃生,2010)。在我国传统家庭中,历来是亲子关系重于夫妻关系,“传宗接代”是家庭存在的重要依据,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国家庭与西方家庭不同,西方家庭以夫妻关系为主,我国家庭以亲子关系为主。亲子关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二是子女对父母的关系。前者是一种骨肉情感,后者是一种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王恒生,2001)。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子代对老年人的赡养决不仅是经济上的供给和生活上的照顾,还包括情感和精神上的慰藉,以及家庭成员间的交流与互动(潘允康,2002),进一步明确了代际关系的内容。有学者指出,家庭代际关系不仅限于“家内”,而且存在于“家际”之间。“家内”指有血缘、姻缘和收养关系的成员组成一个生活单位,形成不同类型的代际关系;“家际”指具有亲子等直系血缘关系的成员并不在一个具体的家庭单位内生活,但他们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王跃生等,2011)。前者是狭义的同一个屋檐下的家庭代际关系,后者是广义的包含老人和分住子女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上述学者对代际关系的定义都强调生物学的特点。有学者在代际关系的自然属性/生物学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还有以社会文化属性为基础的代际关系,后者研究的侧重点主要集中在世代和代沟等问题上,研究不同代人在文化上的传承和断裂(沈汝发,2002)。无论学者们在属性上将代际关系区分为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代际关系视为社会结构的被动后果。有学者对此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我们应该从家庭策略的角度去动态理解代际关系。家庭代际关系是家庭成员为了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一种主动安排,家庭代际关系会随着父母与子女在不同生命阶段所掌握资源以及需求的差异而变动(刘汶蓉,2012)。
本研究采用生物学/自然属性范畴的代际关系定义,指上下代之间所形成的抚育、赡养、继承、交换和交往关系,具体包括不同代际家庭成员之间所形成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交流和相互之间的互动。本研究的代际关系既有狭义的(与同住后代的关系),也有广义的(与不同住后代的关系);既包含由血缘形成的亲子代际关系,又包含由姻缘引起的代际关系,例如婆媳关系。二、国外代际关系理论的相关文献
在代际关系研究方面,国外理论主要有人口学和人口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流派。
国外人口学界对家庭关系的关注较早。西方的工业化进程早于我国,在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生育率的下降等,家庭结构和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使人口学界对由家庭关系变化所带来的人口变动格外关注。人口学界开始将家庭纳入研究的视野,早期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家庭结构、婚姻关系及生育等方面。联合国的《人口趋势的决定因素与后果》(United Nations,1953)一书在提到家庭的作用时较早地提到了代际关系内容,认为家庭在抚养和赡养上具有重要的作用,阐明了在一个家庭内部代与代之间有抚养和赡养的关系。哥立克于1947年提出了家庭生命周期(Family Life Cycle)理论,研究家庭从组成到解体的变动发展规律。他认为家庭像人一样经历从出生到死亡的生物历程,在享受各种权利的同时履行各种义务,例如生育子女、繁衍后代。当然,由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只是针对核心家庭而言,并且只考虑到单向的代际关系模式,没有考虑扩大家庭及家庭内部的反馈关系而备受一些争议(Glick,PaulC.,1947)。
与上述人口学在较宏观的角度论述代际关系不同,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人口经济学家凯德威尔使用“代际财富流(Intergenerational Wealth Flow)”概念从微观层面来阐明代际财富流动的方向和人们生育数量的关系(Caldwell,J.C,1981)。凯德威尔认为,在传统社会,财富流动的方向是单向向上的,即幼辈的财富流向长辈,子女在家庭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生育子女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因此,助长了社会的高生育率;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单向向下的财富流向,生育子女成为家庭的经济负担,因此,社会出现了低生育率。尽管凯德威尔使用代际财富流的目的是解释代际财富流动的方向与人们生育数量的关系,但此中也包含了对代际关系中物质财富流动的分析:在传统社会中后代给老年人提供物质帮助,而在现代社会中却不再提供或很少提供物质上的帮助。
与人口学者主要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对代际关系的研究不同,来自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者主要从权力的下降和社会交换等角度切入研究。在20世纪50—70年代,围绕现代化过程中老年人地位的下降,弗雷德·科特利尔
(Fred Cottrell,1955)、利奥·西蒙斯(Leo W.Simons,1960)和考吉尔等人(Donald.O.Cowgill et al,1972),使用现代化理论对老人的权力下降做出了解释。他们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从产业特点和技术发展的角度而言,父辈凭借着丰富的养殖、种植经验掌握着整个家庭的经济权力,成为家庭威望和权力的重心。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年长父母对经济、知识等资源的控制下降,他们从子女处获得的支持也就相应减少,或者老人们能与后代讨价还价的资本变小,从而得到的支持就少(Goode,1970)。古德提出的理论称为“权力-竞价模型”(Power and Bargaining Model,又译为“权力与协商模型”),从现代化过程中老人地位的下降引致的后果进行分析。也有学者从女性参与有酬劳动的角度进一步将现代化理论进行挖掘,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无论是获得的教育程度更高还是观念的更新,越来越多的女性逐步脱离无报酬的家务劳动,投入有报酬的劳动力市场当中去,这样使女性照顾老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使老年人得到的支持下降(Mason,1992)。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理论是在时代变迁背景下,对代际关系变化特征及其原因做出的种种解释。
社会交换理论对于代际关系的论述较为丰富和庞大。围绕着交换动机的不同,对代际关系的研究又发展出三个亚理论。首先是合作群体论(Corporate Group Model)。考克斯(Cox)认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犹如合作群体,代与代之间存在的利益共同性使跨越时间的契约得以实施,在家庭这一合作群体里,父母向他们的子女投入时间、精力、金钱、劳务和情感,并能从这种投资中获得子女的回报。这种理论是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认为代与代之间的交换遵循互惠互助的理性交换原则,即父母向子女提供支持隐含着日后子女必须对父母给予回报,由此,父母会向高收入的子女提供支持以图得到子女更大的回报(Cox,1987;Cox D et al,1992;Silverstein M.et al.,2002)。其次是互助模型(Mutual Aid Model,又译为“互助论”)。与考克斯的合作群体论不同,这种交换是互助和自愿而非算计的,如父母提供照看孩子、做家务以及提供住房等资源的共享等,而子女在父母年老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比如,生病需要医药费等)会提供经济上的援助。父母之所以能得到家庭的支持,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正在向他人提供这些方面的支持。这是一种代与代之间互助的模式(Lillard et al,1997)。最后一种是利他主义(Altruism Hypothesis)。与合作群体论和互助模型相比,这种代际间的交换模式更倾向于强调交换的
动机是不考虑获得或者是否有结果的。贝克尔(Becker,Gary S)认为,与市场交易行为不同,利他主义者对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所求的价格总是低于市场价格,因此,他们得到较少的利润和其他货币收入,他们接受的是精神收入,并用它来替代货币收入。因此,在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户主/父母中,通常父母给予孩子的总会多于孩子给予父母的,而即使是父母和孩子同样都是利他主义者,父母也更多地给予孩子,因为孩子们的寿命要比其父母更长(Becker,1991)。因此,双方的代际关系建立在根深蒂固的向家长感恩的文化规范之上(Milagros et a1.,1995),或者建立在各自对传统观念的规范和价值的认知基础上,比如孝道观念(Merril Silverstein et al,2006)。
与人口学、人口经济学和社会学解读代际关系的角度不同,文化人类学者认为,代际关系既不涉及经济的算计过程,也与交换的动机无涉,只是出于一种文化惯习,或者只是产生一种“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子女支持父母是在向自己的后代做出示范,以便在自己进入老年后同样得到后代的支持,并且这种文化习惯一代一代往下传(Jellal et al,2000)。三、国内代际关系理论的相关文献
国内关于代际关系的理论主要包括人类学、家庭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流派。
虽然我国在经历工业化方面晚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但由于我国的历史悠久,因此反映代际关系的内容也比较早。回顾我国历史,最早反映代际关系的“孝”字见于殷商甲骨卜辞,反映了子代对亲代应尽的义务。另外,《尔雅·释训》中记载的“善父母为孝”和儒教讲的“忠孝仁义”“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等,引导人们认为尊老、敬老、爱老是对生生不息的大自然的一种顺应,是顺乎天意的(刘凤娟,2007;郭显超,2008),因此,孝顺的意识形态作为生活规范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上衍生出一系列维系孝道的措施,有法律、政策、家族、风俗、道德等外在约束(周晓虹,2008;王萍等,2011a),例如,从北齐开始,不孝就被列为十恶之一,属于不赦之罪,以后历朝历代都沿习不改(王恒生,2001)。由此可见,我国传统代际关系呈现出一种“上下”型的关系。父辈特别是父亲为“上”,子辈为“下”。父亲是一家之主,儿女们
要绝对服从父亲的权威,只要父亲在世,无论儿女们多大,也无论父亲的决断是否正确,都要服从,哪怕是“盲从”。
从我国的传统文化出发以及基于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人类学者费孝通在研究代际关系时提出了著名的反馈论。他认为与西方的接力模式不同,我国的亲子关系是一种反馈模式,即甲代抚养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养丙代,而丙代赡养乙代———并得以代代相传。正是这种父母必须抚养子女、子女必须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责任,成了我国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基石(费孝通,1983)。另外,他还提出,这种模式的反馈链可以超过世代,比如乙代死了,丙代接着赡养甲代(费孝通,2005)。这种反馈论仿似国外社会交换理论中的合作群体论,即认为老年人与子女家庭的生命周期不同,各自的照料和支持需求也不同,父母对子女的照顾和支持是为了晚年得到子女的回报,双方遵循着互惠互利的原则(桂世勋等,1995;熊必俊,1999;王树新,2004;左冬梅等,2011)。
在马克斯·韦伯“责任伦理”的基础上,家庭社会学学者指出代际关系存在的关键在于双方都肩负一种家庭责任。马克斯·韦伯的“责任伦理”一词,本意是指对于某种政治行动的投入是出于某种清醒自觉的内在责任感,家庭社会学者用它来解释家庭代与代之间的责任义务观。对于老年父母来说,存在为人父母的责任伦理,即老年人对子女不计回报地付出,尽可能自理,始终想的是减轻子女的负担,哪怕在年老阶段仍然如此。因此,老年人的付出总是远远大于子女的回报。而对于后代来说,“养儿防老”的责任伦理使后代特别是儿子成为以后赡养的提供者(杨善华等,2004)。因此,从不同的责任伦理出发,家庭中的赡养行为就有了现实的基础,并且达到一种“父慈子孝”的和睦的代际关系的最高境界。有学者将这种根植于家庭中的责任伦理拓展到更大的家族范围,提出了血亲价值论。顾名思义,血亲价值就是以血亲作为其价值标准,将维护血亲关系、履行血亲责任和实现血亲利益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弱化了代际关系中的经济交换原则和互惠利益原则,其核心是将血亲关系上升到价值层面,并用这种价值标准指导血亲间的关系(姚远,2001)。这一理论与交换理论中的利他主义有相通之处,因为赡养关系的维持是将血亲、家庭和家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存在利他的一面。
社会心理学流派从需求的角度对代际关系进行探讨。当子女工作忙或者有小孩需要照顾时,需要得到父母在家务等方面的帮助;当老年人健康
状况恶化时,需要得到后代的照顾、支持或者精神上的安慰(熊跃根,1998)。代与代之间的需要使代与代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每一代都扮演着三个角色:被抚养者、赡养者和抚养者、被赡养者,一代人不能脱离另一代人而孤立地生存下去,一代人的生存制约着另一代人的生存,不断表现为“养老”和“生小”的关系,互相依赖(阎卡林,1983)。四、国内外文献评价
总的来看,无论是国外研究还是国内研究,上述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对代际关系特征和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另外,尽管出于行文的需要从国外和国内两个大的方面来进行概括论述,但是从理论的内容来看有些是相通的,例如前文也曾提到,国外的利他主义和我国的责任伦理和血亲论就有异曲同工之处。不仅如此,我国学者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同时发展出了自己的理论,例如责任伦理理论。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对于代际关系的论述有相通和交织在一起的局面。还有,从理论的解释力来看,上述理论无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是,我们从前文的陈述中也看到,国内外理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国外理论多将考察代际关系的角度建立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例如权力-竞价模型和合作群体论,这与他们国家人与人之间理性的人际关系这一文化背景有关,也与他们较为关注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背景有关。而在传统的人文背景下,我国学者对代际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文化和价值伦理的基础上,例如责任和义务,等等。另外,由于国外老人多数不与成年子女同住,国外老人与后代之间的联系不像我国的那么紧密,老人和后代之间是一种比较平等的关系。因此,国外在论及代际关系时多从双方互动的角度进行;而我国传统上老人多与后代特别是儿子同住,依赖于反哺的赡养文化,所以,从子代对亲代支持角度进行理论思考的较多。不仅如此,由于国外发达国家由社会承担了大部分的养老功能,而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所以前者较多地注意到了代际支持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层面而我国学者的注意力多集中在物质支持方面。
在引用上述理论对我国国情进行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有学者使用现代化理论来解释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制度、经济收入、家庭结构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变化,认为我国当前的代际关系联系不紧密,特别是赡养功能有所弱化(张新梅,1996)。当然也有研究认为家庭养老功能削弱论并无事实依据(夏传玲等,1995;郭志刚,1996)。还有学者指出我国的代际关系不仅没有弱化,而且一直很稳定,父母与成年子女尤其是已婚子女同住占主流,代际间的纽带依然很强(边馥琴等,2001;陈功,2003)。但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年人对资源掌控的程度减弱,他们因此获得后代的支持变少(Xuan Chen et al,2000)。有学者认为合作群体论和互助模式都能解释我国当下的代与代关系(Sun R,2002)。另外,一些研究认为需求论也能很好地解释我国国情(Secondi G.,1997;Lee Y.J.et al,1998;Mason Andrew et al,2008;许琪,2013)。对于费孝通所概括的“反馈模式”,有研究指出,目前代与代之间的均衡交换关系已被打破,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交换资源的内涵有了不同看法:亲代注重长久的先赋性的生命方面,而子代则注重现时的获致性的财物方面(杜亚军,1990;郭于华,2001)。当然,也有研究进一步指出,我国代与代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一一对应的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作用(刘爱玉等,2000;刘汶蓉,2012)。对于“示范效应”理论而言,有学者在分析我国的调查资料时验证了该理论对我国代际关系的解释力(陈皆明,1996)。一些学者注意到了我国代际居住模式和代际关系变化的社会现实,使用“网络家庭”概念进行有效的解释(徐安琪,2001)。还有的学者发现我国的养老模式已由“反哺模式”转变为“互助模式”,在成年子女赡养父母的同时,父母的抚养行为仍在继续(张岭泉,2012)。
因此,在利用国内外有关代际关系的理论来解释我国的代际关系实践时,学者们对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验证和创新。首先,我们看到现代化理论对我国代际关系是否弱化上尚存在争议。其次,合作群体论、互助模式、需要论、责任伦理和利他主义较能解释我国当下的代际关系。最后,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面对我国转型期新出现的代际关系特点,不能拘泥于某个单一的理论,而应该同时综合多个理论进行解释,同时结合实际对这些理论的内容进行验证和拓展。
从上面关于代际关系的理论回顾可以看出,总的来看,传统社会中紧密的代际关系随着社会的变迁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对其特征和变化原因,各国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和解释。可以说这些理论都各有千秋,解释了不同的面向。从学者们检验这些理论对我国代际关系的解释力来看,有些理论对于我国的代际关系实践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有时我们需要用多个理论进行合理的解释。总而言之,上述对代际关系理论的梳理以及学者们对上述理论的检验为本研究指明了方向,也为本文利用相关理论研究我国当下代际关系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节 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健康
在对健康和死亡的研究方面,人口学涉足较早(Hauser et al,1959)。人口学家们分年龄和性别建立生命表,旨在发现死亡率的发展变化规律。随后随着流行病学的发展,人口学拓宽了研究的范围,不仅仅将死亡当作分析的一个端点来看待,而且还向前延伸,考察引起死亡的原因。与经济不发达以及战乱的年代不同,当一些流行病学研究者发现是退化性疾病而非传染性疾病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时,生活方式、与健康相关的行为、预防性的健康照料等便进入了他们研究的视野(Caldwell et al,1989;Institute of Medicine,2000)。与此同时,遗传学、人口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精神卫生学等学科也纷纷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寻找对于健康/死亡的影响因素。例如来自遗传学的大量研究揭示,基因对于一个人的健康长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父辈是长寿的话,其后代也往往倾向于长寿(Willcox,DC et al,2006;You,Danzhen et al,2010)。来自人口地理学的一些研究表明,自然环境对人类死亡也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居住在农村、山区、气温和降雨量适宜的地方可以延长人们的寿命,PM10浓度的减少可以“防止”人类过早死亡(S Medina et al,2004;Zeng Yi et al,2010)。来自心理学和精神卫生学等学科的一些研究证明,好的肌体和精神健康状况者会更倾向于长寿(Manton et al,1993;Manton et al,1994;Martin,L.R.,1995)。在社会学方面,有的学者从社会的宏、中观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有关议题的考察,例如有研究揭示,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水平越高、国家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越多、社会凝聚力越高、国民的寿命越会得到延长(Frank Trovatoa et al,1996;Anme T,2008;Gu,Danan et al,2009;Zeng Yi et al,2010)。当然,研究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等微观层面对人们健康/死亡风险的影响也是社会学主要研究的内容,受制于本书的结构,下文先就代际关系与健康/死亡风险的研究展开回顾,
然后再介绍社会学对于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对人们健康/死亡风险的影响成果。
通过对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健康/死亡风险的实证研究回顾,我们归纳出以往文献主要集中于子代支持、亲代对子代的支持以及代与代之间的互动和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上。一、子代对亲代的支持
国内外学者在子代对亲代的支持研究上成果颇丰。归纳起来,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生活照料、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上。
但是,在生活照料方面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一种研究结果认为,子女向父母提供生活照顾能促进老年人的健康、降低其死亡风险(Cornell,L.L.,1992;张震,2002;张震,2004;唐美玲,2005;李建新,2007)。但也有学者认为,在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子女对父母的帮助非常有限,老人生活自理和老年夫妇相互照顾发挥着比子女照料更重要的作用(杨善华等,2004)。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子代对老年人生活起居的帮助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对于那些特别注重个人隐私感的老年人而言,这种帮助具有强迫的感觉,过多的代际支持会带来精神上的损害,或者引起老人的依赖性而使其福利受损(Silverstein et al,1996;Xuan Chen et al,2000),或者这些涉及老人隐私的帮助对提供的及时性要求很高,容易造成提供者的沉重负担,也更使老人意识到自己的衰老和无用(张新梅,1999;张文娟等,2005;宋璐等,2006)。
在子代对亲代的经济支持方面,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出现两种不同的结论:正向作用和无关。其中认为起到正向作用的研究占主流。有学者指出,成年子女给父母的经济支持可以同时降低乡村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和提高生活满意度(郭志刚等,1998;Silverstein et al,2006)。与此不同,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健康/死亡没有造成显著的影响(张震,2002;张震,2004;Pearl A.Dykstra et al,2012;罗雅楠,2014)。换言之,是否有来自子女的支持,对老年人的死亡风险都影响不大。
情感支持是一种被关心、被爱、被尊重、被重视的感觉。现代社会对于老年人来说,从需要的层次来看,其基本的生理、安全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不仅需要子代提供物质赡养,而且要进行“精神赡养”(同钰莹,
2000;穆光宗,2004;王跃生等,2011)。而来自子代的感情支持是否有利于亲代的身心健康或者降低死亡风险?从笔者了解到的文献来看,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表明来自子女的感情支持能缓解老人的精神压力,提高其生活质量,对老人的存活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Neal et al,1998;Bisconti et al,1999;张震,2002;唐美玲,2005;Silverstein et al,2006;贾守梅等,2007;李建新,2007;王跃生等,2011),而尚未发现子代情感支持对老年人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的研究结论。
当然,虽然出于文献梳理的需要将来自子代的支持分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情感支持三个方面,但在现实中更多的学者将上述三种支持因素同时加以考虑。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来自子女的支持网络越强大,越能消减老年人的孤独感和无助感,缓解其抑郁情绪、降低其死亡率(Berkman et al,1979;Crimmins,1986;Merril Silverstein et al,1994;王大华等,2004;王兴华等,2006;陈国栋等,2009;Shor et al,2013)。有的研究则表明来自子代这三个方面的支持对于老年人健康所起到的作用不尽相同:生活照料和感情支持对高龄老人的存活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经济支持却在统计上对老年人的存活不具有显著影响(张震,2002);出于“用进废退”的原因,后代提供的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降低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王萍等,2011a)。二、亲代对子代的支持
由于关系的双方是对称的,代际关系也不例外,但总的来说,在研究代际关系时,绝大多数研究是从子代对亲代支持的角度进行,很少从亲代对子代的支持角度加以研究。亲代对子代的支持其实随着子代的出生就开始了,亲代在子代幼小时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以及日常生活的照顾特别明显。待儿女成家时,亲代还要给儿女的婚嫁提供物质支持,甚至儿女成家以后也在经济、照看孙代或者家务料理等方面给予后代支持(王树新,2004;王跃生等,2011;张岭泉,2012)。
关于亲代给予子代支持是否对亲代的健康/死亡风险带来正向作用,在这方面学界的意见不一。一些研究认为与那些不给予子女提供支持的老人相比,给子女支持的老年人较少具有抑郁症状(Stoller,1985)、其日常生活能力更强(王萍等,2011a)、心理更健康(Merril Silverstein et al,2006;Cong,Z.et al,2008),同时还能得到后代更多的回馈(宋璐等,
2006)。但是也有研究认为给子女提供支持会使老人的福利受损,由于帮儿女照料孙子女,老人们过多地承担了父母的责任而压力过大,导致他们的抑郁症状加重(Caldwell et al,1998)。三、代与代之间的交往/互动
从代际关系的内容来看,子/亲代不仅在经济、情感和生活照顾等方面给予对方单向的支持,而且两代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几乎)同时发生的经济、情感交流与互动(陈皆明,1996;潘允康,2002)。在代际经济互动研究方面,有研究指出,老年人由于晚年社会地位的下降以及资源的相对减少,回馈能力也相对减弱,使老人可能产生内疚的感觉。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部分老人(特别是城市老人)有足够的退休金,他们不但不需要子女供养,而且能够给子女以经济上的帮助(张岭泉等,2007),因此,老人在经济条件允许时也会在经济上对后代有所反馈。有研究指出,在研究代际互动时应当对代际情感交流(日常联系)及其沟通方式和频率等予以重视(王瑞迎等,1986)。
在笔者搜索的文献中发现,几乎都是代际交往或互动对老年人的健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研究指出,互惠、代际交流与老人的抑郁感或生活满意度成反向关系,老人越不能在互惠中付出,越会增加抑郁的可能(Stoller,1985;Cornell,1992),或其生活满意度得分更低(熊跃根,1999;Ik Ki Kim et al,2003;顾大男等,2006;胡军生等,2006;王萍等b,2011)。因此,良好的代际互动有助于老年人的健康。另外,还有学者发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虽然不能直接延长父母的寿命,但是,这种代与代之间的感情关系能够帮助父母处理由家庭成员突然离开而带来的痛苦,延迟这种痛苦带来的死亡。换言之,当父母一方死亡的时候,代与代之间的感情关系能够减少父母中另一方死亡的风险(Silverstein et al,1991)。四、婆媳关系
婆媳关系是代际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关系,它源于老人儿子的婚姻而产生的关系,它不如由血缘引起的亲子关系那样稳定,婆媳双方以另一个家庭成员(婆婆的儿子、媳妇的丈夫)为中介相互联系着。由于婆媳关系在我国具有特殊性,有的学者还将其比喻为家庭关系和睦与否的晴雨表(仇立平,1990)。在封建社会,婆媳关系是不平等的,媳妇要俯首听命于
婆母。但是在现代家庭,媳妇具有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婆媳关系看似是平等的,但实际生活中,融洽的婆媳关系并不多见,尤其在农村,婆媳矛盾比较严重(王恒生,2001)。因此,当现代家庭居住格局发生变化、很多子女成家以后不与老年人居住,反而使婆媳矛盾有所缓解。但也有研究表明婆媳同住下的婆媳关系融洽,媳妇对老年人的支持减少了老年人的抑郁症状(Cong,Z.et al,2008)。五、居住安排
居住安排在我国老年人的代际关系研究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因素。诚如前文所言,我国传统上老人与子女特别是儿子同住的比例较高,即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今天同住比例在不断下降,与子女特别是儿子同住仍然在老人的居住安排中占据首位。因此,考察我国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居住安排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重要因素。
虽然从表面上看居住安排与代际关系内容无关,但有研究显示,居住安排与老年人的健康密切相关:空巢老人的认知功能、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和自评健康显著较差,且慢性病发病风险较高、较压抑(Sarwari et al,1998;Rahman,1999;Zunzunegui et al,2001;Joutsenniemi et al,2006;Kharicha et al,2007;沈可等,2012);而与成年子女同住老人的抑郁症状更轻、健康自评更高、幸福感更强(Davis,1997;Michael et al,2001;Silverstein et al,2006;徐振华,2010;沈可等,2013)。另有研究进一步揭示,与子女同住的居住安排下子女给老人提供物质支持、精神支持和生活照顾这三方面赡养的可能性最大(鄢盛明等,2001;李树茁等,2006;曲嘉瑶等,2011),这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老年人的晚年福利,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与同住对老年健康起到直接或间接的积极作用意见相反,一些研究认为与成年子女同住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下降,在社会养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求助于子女,因此,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反而有更多的发病风险或死亡风险更高(Hughes et al,2002;Sibai et al,2007;An et al,2008;Ikeda et al,2009;焦开山,2011)。另外,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由于同在一个屋檐下,难免会引起一些代际纠纷和冲突(胡汝泉,1991;潘允康,2002;张岭泉,2012;叶菲菲等,2013)。也有研究指出,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是其子女而非老人本身在代际经济流动方面获益(吕如敏等,2013)。
因此,是否与子女同住并不能说明代际关系的好坏,也不能得到与子女同住是否会降低老年人死亡风险的简单结论。
学者们除了就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健康/死亡风险关系进行讨论以外,还对代与代之间的居住距离与老年人健康/死亡风险关系研究有所涉足。有研究指出,近的居住距离有助于增加代际间的日常照料、家务帮助和情感交流(Crimmins et al,1990;Akiko Hashimoto,1991;徐安琪,2001;Zimmer et al,2003;张文娟等,2005;宋璐等,2010),从而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Zhu,C.et al,1992)。但也有研究认为住得近的老人是那些身体更不健康、需要照顾的老人,因此这部分老人的死亡风险更高(王伟进等,2015)。六、健康的其他影响因素
在本章第二小节的开篇曾提到,社会学等学科在探讨健康/死亡风险的影响因素时也关注到了来自人口的社会经济因素、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内容,并且得到了丰富的研究结论。
在人口学特征方面,有研究表明老人的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Yang,Z et al,2003;陈丰等,2008)、女性较男性更倾向于长寿(郝虹生,1995;Yang,Z et al,2003;Marja Jylha et al,2006)、少数民族更倾向于长寿(Robert,2008)。在社会经济因素研究方面,有研究揭示,教育与健康/寿命相关,低教育程度者较高教育程度者认知能力完好的概率小、死亡率更高(Martelin et al,1998;蒋承等,2011)。职业也与寿命相关,体力劳动者的死亡率较非体力劳动者高(Martelin et al,1998)。相对于高收入组,低、中收入组的死亡风险也显著增加(Paula M.et al,1998)。有的研究者还将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组合形成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或儿童期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到老年人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降低,死亡率升高的结论(Marmot,M.,1997;Yi,Z et al,2007)。有研究进一步揭示,虽然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负向相关,但其中的作用机制中西方有所不同:在西方,那些有着较高经济地位的老年人其生活方式越是健康,其死亡风险越低;而在中国,那些有着较高经济地位的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可及度较高,其死亡风险较低(Weixiang Luo et al,2014)。在婚姻状况方面,多数研究表明婚姻对老人的健康/死亡风险具有保护作用,婚姻不仅提供了经济福利,而且提供了情感支持。来自配偶的
支持通过改善的心理状况、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更好的身体恢复提高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降低了老人的死亡风险(Ross,et al,1990;Ducharme,1994;Rogers,1996;顾大男,2003;Cornwell et al,2009;陈华帅,2010;Henretta,2010;焦开山,2011;Thomas,2012)。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婚姻本身也是一种健康个体选择性的结果,而非婚姻本身对长寿产生影响(Kisker et al,1987)。在社会人口因素方面,绝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低龄、女性、少数民族、有配偶、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越是健康、死亡风险越低。
在健康因素方面,国内外学者基本认同不良的健康状况与高死亡率高度相关这一结论,即认为在控制一些社会人口特征等方面的变量后,自评健康越差的高龄老人,死亡人数的比例越高(Manton et al,1993;Manton et al,1994;杨向荣,2007);反之,精神健康、乐观者会更可能长寿(Martin,L.R.,1995;刘向红等,2002;孟琛等,2004;柳玉芝等,2004)。也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异常、健康自评差及慢性病史与老年人的生存相关,且心理精神健康状态的作用大于躯体健康作用(孟琛等,2004)。总而言之,在健康的各个维度,都表现为越健康的老人死亡风险越低。
生活方式或者日常生活行为包括的内容很广泛。在这方面,一些研究揭示,老年人坚持锻炼身体,会更健康或者死亡风险更低(Haveman et al,2003;Stessman et al,2009);而不良的生活方式,例如嗜酒、抽烟、摄入高脂肪食物等,是死亡的主要因素(William C.,1997;刘浩等,2005)。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虽然吸烟有害于人体健康,但是对于高龄老人而言,其吸烟的历史过程(包括起始吸烟年龄、吸烟量和是否戒烟等)对高龄老人存活影响程度的统计意义并不明显(王家宝,2003)。参与社会互动、宗教活动也是生活方式的一种。有研究表明,相对不参加宗教活动的人而言,参加者更长寿(Douglas et al,1998;Koening et al,1999;Robert et al,1999;朱荟等,2012);与他人互动越频繁越活得长久(Tokie et al,2007);当然,也有少数研究的结果刚好相反(Zeng Yi et al,2010)。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个别研究有所出入,但绝大多数研究都表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老年人的健康起到积极作用,同时降低了老年人的死亡风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