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希桐
出版社：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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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专家情系泥河湾试读：
序一
2012年 5月和 10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河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陪同下先后视察了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距今 136万年的著名小长梁遗址，这充分表明了中央领导对泥河湾考古、科研和科普宣传工作的重视，是泥河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值得庆祝的大好事!中央领导同志视察后，国内外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 8月 25日在《新闻直播间》节目、8月 26日在《新闻联播》节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等多家国家级重要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从多角度对泥河湾进行了全方位的集中宣传报道；中科院和河北省有关部门则以最迅速的动作，展开了大规模进行“东方人类探源工程”的计划准备工作。这些都标志着泥河湾寻古探源的伟大事业，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泥河湾由 20世纪初一个人口不满百户、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一跃成为今天享誉国际的“第四纪标准地层”“远古哺乳动物乐园”“中华文明的起点”，甚至有可能是“东方古人类的发源地”，并能够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20世纪 20年代以来一批批中外地质考古专家，怀着对泥河湾的敬仰和寻古探源的梦想，不顾工作、生活条件的艰苦，长途跋涉到这里开展考古、科研工作，并不断取得重大发现。可以说，没有中外地质考古专家们多年来孜孜以求、矢志不渝的艰苦探索与发现，就不会有泥河湾的今天。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人们大多关注的只是泥河湾考古与科研的一些成果，而对创造这些成果的中外地质考古专家们到底是怎样一群人，他们何以会“发现泥河湾、情系泥河湾”，又经历了哪些艰辛才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却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渠道、无从知晓。真正了解和掌握考古科研经历的，只有那些投身研究泥河湾的中外地质考古专家本人。然而，岁月沧桑不等人，巴尔博、桑志华、德日进、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刘东升、王择义等老一辈著名专家都已先后辞世，张宗祜、吴新智、邱占祥、盖培、汤英俊、尤玉柱、袁宝印、闵隆瑞、卫奇等专家虽健在，但也已岁逾古稀，如果再不抓紧把他们投身研究泥河湾的亲身经历记述、整理、保存下来，那将是泥河湾历史的重大损失和遗憾。泥河湾保护区管理处的同志们为确保历代泥河湾考古科研专家这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失传，一方面，从 2010年开始，专门组织骨干力量以最快的速度抢救性采访了国内 30多位热心泥河湾考古科研的顶级专家，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影像图文资料；另一方面，于 2011年重点邀请部分专家亲自撰写个人投身泥河湾考古科研的经历，抒发他们“情系泥河湾”的感人情怀，在此基础上编写了这本《中外专家情系泥河湾》纪实文集。应该说，这不仅做了一件非常受专家欢迎、对社会十分有益、对进一步扩大泥河湾的科普宣传十分给力的大好事，而且弥补了过往工作中的一大疏漏和缺憾，填补了泥河湾发展史上这方面的空白。《中外专家情系泥河湾》纪实文集，采取专家自述和纪实的手法，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从不同侧面生动记述和展示了考古科研专家们心怀梦想、不畏艰苦、顽强进取、矢志不渝的远大科学追求和崇高敬业精神。在泥河湾几十年的岁月中，他们中有的从当年刚出大学校门的年轻“娃娃”变成了白发沧桑的老人，为泥河湾研究奉献了青春而在所不惜；有的退休后信念不变，毅然放弃家居首都北京的优越条件，把“家”搬到泥河湾，自费建起了“泥河湾猿人观察站”；有的在泥河湾地质考古中历尽艰辛，对身边倒下的同事痛惜万分，而对自己身患绝症却不太在意、矢志不悔；有的襟怀坦荡，刚直不阿，勇于追求科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表现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高尚职业操守和原则；有的埋头苦干、不计名利、甘当配角，一心扑在基础地质和考古研究上，默默无闻地为泥河湾事业奉献着青春、智慧和心血；有的不失为名作家，却甘愿拿出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去四处艰辛采访，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上乘之作，去扩大泥河湾的宣传影响力；有的身为省级领导，不是专家却胜似专家，一旦真诚地爱上泥河湾，就身不由己、想方设法为泥河湾的建设与发展而奔走呼号；有的本身就是泥河湾的保护与管理者，他们把对泥河湾这份神奇宝贵的世界地质遗迹的深深热爱，融入日常平凡的规范守护与支持考古科研工作的服务中去……通过这一个个看似平凡，却是专家们用智慧和生命书写的生动感人事迹，一般读者将会身临其境，立体、全面、深刻地了解泥河湾发现和建设之路的艰辛与不易，油然生起对专家们的敬意，进而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泥河湾、了解泥河湾、支持泥河湾、热爱泥河湾；一些有志于泥河湾考古与科研的青年人，也将会从中体验到老一辈专家既是泥河湾这一珍贵世界第四纪地质遗迹科学大厦的发现者、奠基人和建设者，又是严谨的科学精神、崇高的职业道德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亲身实践者和传播者，进而自觉地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从而吸引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专家、学者不断地投身于泥河湾考古与科研工作，不负中央领导重托，努力寻求重大突破，早日揭开泥河湾远古人类发源之谜。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文集是从全新的角度普及泥河湾知识的好读物，是“润物细无声”地传播科学精神的活教材。
借此机会，我对已作古的泥河湾地质考古科研专家先辈们深表怀念，祝他们与泥河湾事业一样千古流芳；对现在仍然投身泥河湾地质考古与科研的专家、学者们深表感谢，祝大家健康长寿、生活愉快！同时，祝愿泥河湾地质遗迹考古和科研事业后继有人、英才辈出，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果！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邢承国2013年2月
序二
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王希桐主任来电话请我为《中外专家情系泥河湾》纪实文集作序，尽管我视力不是很好，但还是坚持着用近一周的时间认真翻阅了书稿。面对着这本由十八位专家和领导撰写的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文字流畅的纪实文集，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既因为我是泥河湾研究的一员，也因为泥河湾保护区管理处在泥河湾的研究事业上又做出了一个新的重要贡献。首先，它参与了科研性著作的编写，这在我国百余处国家地质公园及地质类自然保护区中是第一家；其次，保护区的建立也是国内较早的，1997年2月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2002年7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泥河湾作为一个以科学性为硬条件的自然保护区，可以说是国内唯一的。
泥河湾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巴尔博作为燕京大学地学系教授开始了这一工作。可惜，由于当时燕京大学开办不久，地学系从业人员不多，中国从事古脊椎古生物学的人员更少，加上其早期多为周口店项目奔忙，人们对巴尔博却知之甚少。我作为教书匠按理说应该了解他，也确实曾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解泥河湾情况时查找过他的信息，但只是在一篇短文中了解到他后来在美国俄亥俄州辛那提大学工作并于70年代逝世。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网站介绍他的生平，又因我的视力缺陷和无法使用电脑而抱憾未能全面了解。此后，知北大候任之教授早年在燕大与巴尔博相熟，故找门路希冀拜访候先生，可因他年事已高且事情太多，终又没能如愿。可喜的是，本书中北师大邱维理的文章对巴尔博做了较为全面详细的研究介绍，弥补了泥河湾早期研究的一大缺憾。
我是原北京地质学院的教书匠，在杨遵仪、杨式溥的指导下从事古脊椎生物学及古生态学的教学与研究。那时我院的古脊椎动物教学一直聘请古脊椎所的研究人员诸如杨钟健、刘宪亭、孙艾伶、黄为龙、周明镇等兼课，后来所里要求我们自己培养人教学，杨式溥先生便要求我承担这一任务，所以从1962年下半年起我到古脊椎所各室向各位师长学习。1964年古脊椎所由黄万波组队重新考察泥河湾，当时有古脊椎所汤英俊、黄慰文，地科院刘俊英，天津自然博物馆的黄为龙、邱铸鼎等，我也去了。我们自带行李在生产队办公室住宿，共考察了两周左右。这次重访泥河湾，我们对下沙沟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在郝家台中部发现了化石，在红崖发现了红崖沉积和三趾马红土，可惜这一段历史至今还没有详细报道。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中央电视台找我了解和拍摄泥河湾纪录片，当时只是拍摄了泥河湾教堂及出露的地质剖面，未能深入。此后不少第四纪和古生物专家陆续考察泥河湾，又接连发现了许多重要的第四纪古生物化石地点和文化遗址，本书中也有不少记述，这些都是泥河湾研究的重要历史，应当好好收集并珍存。20世纪20～30年代即第一次考察泥河湾的那些专家们现在大多已经离世，20世纪60年代中期即第二次考察泥河湾的专家学者多数也已经是八旬上下的老者了，时间不等人。即使后来即20世纪70年代以后到泥河湾考察的专家学者们也都已经退休，这是争时间的工作。所以，泥河湾保护区管理处让专家自己把研究泥河湾的真实经历记述下来，编辑成书，代代相传下去，无论是为了研究借鉴或留念纪念，都实在太有必要了。
我所知道的泥河湾保护区管理处目前专业技术人员有一些，素质亦较高，在当前百余处国家地质公园及地质类自然保护区中较为突出。诚恳希望保护区管理处领导在抓好保护和科普的同时，能够组织本单位人员尽量多地针对一些地质剖面地层、沉积等做些更为细致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力争编写出科研论文集来。同时建议，最好能把历次专家考察泥河湾的时间、地点、成果进行认真登记、梳理汇总，进而制作成一个按时间顺序排列清楚的历年专家考察表。还可考虑设法搜集中外专家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和有关电视台制作播出的视频资料，整理成目录索引，以方便专家研究查找。这是我的一点期待，当然更希望泥河湾能更多更快地发现化石，特别是发现人的化石，早一天了却几代专家的夙愿。
祝泥河湾保护区管理处今后工作更上一层楼，力争通过年复一年的扎实努力，逐步把科学意义重大而没有美丽风光的自然保护区打磨得更加光彩，真正让泥河湾走出中国、屹立于世界。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秘书长 李凤麟国家地质公园专家评委会评委2013年2月
1.巴尔博与泥河湾盆地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邱维理
作者简介：1982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专业学士学位。1989年获得新生代古地理学专业硕士学位。2000年获得自然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副教授，自然地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自然地理学、地貌学等课程的教学和地貌与第四纪环境方面的研究工作，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地貌与第四纪专业委员会委员、环境变化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地质学教学研究会理事会理事长。1982年 7月第一次前往泥河湾盆地进行野外考察，此后多次在泥河湾盆地指导本科生野外实习。1998年以来，发表有关地文期和泥河湾研究的学术论文 9篇，2004年受聘为泥河湾地质遗迹保护区学术顾问。
泥河湾是河北省阳原县化稍营镇的一个小村庄。然而，在国内外学术界，“泥河湾”却非常有名，是一个与各种科学术语相关联的专有名词。“泥河湾层”“泥河湾动物群”“泥河湾期”“泥河湾盆地”“泥河湾裂谷”等术语，反映了泥河湾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科学信息。20世纪 20年代初以来，科学家们在该地区不断获得大量新发现，使得泥河湾盆地成为享誉中外的第四纪研究和旧石器考古的圣地之一，受到中外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重视。
近 90年来，到泥河湾盆地进行科学考察、发表研究成果的学者数不胜数，2011年 8月 19日，邱维理在泥河湾向全国高校地质学教学研究会第 22届年会的专家学者介绍虎头梁雀儿，其中，巴尔博（George Brown Barbour，1890—1977）是人们回顾泥河湾盆地研究历史时最常提到的一个人，正是他首次在学术期刊上报道了桑干河沿岸的晚新生代湖相沉积，并将其命名为“泥河湾层”（Nihewan beds），使得“泥河湾”由一个村名成为一个专用学术名词，进入了科学的殿堂。那么，巴尔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到泥河湾盆地进行考察？他怎么会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小村落的名字命名他的新发现？他从泥河湾盆地的研究中得出了哪些重要成果呢？
一、巴尔博其人
巴尔博是一位国际知名的英国籍地质学家和教育家。他曾在中国、南非、欧洲和北美等地进行野外地质考察与研究，也曾在许多大学讲授地质学。1938—1958年，巴尔博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担任文理学院院长（Dean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Sciences）。
巴尔博的一生充满了探险。他 21岁开始周游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过兵役，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现场留下过他的身影。与他相关的档案材料收藏在辛辛那提大学档案与珍贵书籍图书馆（Archives and Rare Books Library），包括信件、照片、野外记录和教学资料等。这些材料记录了他的生活和职业生涯，是该校校级档案的一部分。
1890年，巴尔博出生在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Edinburgh）。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为他创造了良好的受教育环境。
1899—1906年，巴尔博就读于创建于 1830年的、当地最好的默切斯顿堡学校（Merchiston Castle School）。毕业后，他进入德国的马尔堡大学（MarburgUniversity）学习。一年后，他又到爱丁堡大学（Edinburgh University）继续学业。1910年，当他以优等成绩获得了文学硕士（M. A.），父亲送给他的毕业礼物是周游世界的旅行。于是，他先后游览了纽约、芝加哥、加拿大西部、旧金山等地，然后横渡太平洋，来到日本和中国。他在中国的经历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他决定要重返中国，做一名致力于医疗事业的志士（medical missionary）。
1912年，旅行归来的巴尔博离开爱丁堡到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他投笔从戎，成为一名战地救护车司机。 1914—1919年间，他先后活跃在佛兰德斯（Flanders，包括法国北部、比利时西部和荷兰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和意大利等地。但是，他并没有因战事而中断学业，在 1916年和 1918年分别获得剑桥大学的文学学士（B. A.）和文学硕士（M. A.）学位。
1919年，巴尔博来到美国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次年，他与上次旅行时认识的纽约姑娘多萝西·迪金森（DorothyDickinson）结婚。多萝西也是一名学者，热心宗教教育事业（Christian Education）。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拥有教育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当时是哈特福德神学院（Hartford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教员，也是非常活跃的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 Young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的代言人。
1920年，巴尔博再次来到中国，受聘在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新筹建并任校长的燕京大学（YenchingUniversity）担任地质学教授。此后，巴尔博夫妇在中国度过了 11个年头，他们的 3个孩子全都出生在中国。在此期间，多萝西继续宣讲基督教，为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并受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之邀前去代课。巴尔博则继续着他的事业，除教学工作外，还参与中国地质调查所（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的研究工作，并于1928年以《张家口附近地质志》（The geology of the Kalgan area）为博士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1929年，巴尔博自筹英文版的图文印费，将该报告赠送给中国地质调查所，刊印为地质专报甲种第 6号。
巴尔博一生的大部分研究和野外考察涉及中国地质的许多方面。1928年4月，中国地质调查所建立新生代研究室（Cenozoic Laboratory），他是研究室的主要兼职研究人员之一，参与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掘的基础地质工作。巴尔博夫妇在中国的经历详细地记述在多萝西给纽约的家信以及他们夫妇之间的通信中。
1931年，因长子生病，巴尔博夫妇携子回到纽约就医。他们原打算在儿子康复后尽快回到中国，由于时局动荡，他们没能如愿。不得已，巴尔博在 1932年接受了辛辛那提大学的一个教学职位，但于次年离开学校，希望找机会回到中国。1933—1934年，巴尔博供职于美国地质学会（Geological Society ofAmerica），任杂志的助理编辑。1934年，他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Foundation）的资助回到中国，并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工作，受聘为客座地文学家（Visiting Physiographer），对长江流域的地貌发育和第四纪冰川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但是，由于家人无法与他同行，他于 1935年接受了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一个为期两年的职位，离开了中国。
1937年，巴尔博回到了辛辛那提大学，担任地质学教授。次年，他被任命为文理学院院长，任职长达 20年之久。1958年，卸任后的巴尔博重掌教鞭，直到1960年退休。
作为地质学家，巴尔博始终与国际上重要的地质学和人类学研究团体保持着专业上的联系。他参与了发现周口店“北京猿人”（Peking Man）的研究团队，也与发现非洲类人猿（the Men-Apes of Africa）的研究人员一起，在南非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他所获得的重要奖励和荣誉都与他的研究工作有关。例如：他在 1937年获得英国皇家地质学会吉尔纪念奖（the Gill Memorial Award ofthe British Royal Geological Society），1949年成为南非皇家学会（the RoyalSociety of South Africa）和南非地质学会（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South Africa）的双料研究员。
巴尔博与国际地质学界的许多知名学者有着通信联系，并且与著名的法国耶稣会哲学家（French Jesuit philosopher）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保持着长期的友谊，他们曾共同完成了若干野外研究项目。1965年，在德日进逝世 10周年之际，巴尔博专门撰写了《与德日进在野外的日子》作为纪念，该书用多种文字出版并在全世界发行。1965年，巴尔博出版了英文版 “In the field with Teilhard de Chardin”和法文版 “Teilhard de Chardin sur le terrain”。德文版 “Unterwegs mit Teilhard de Chardin: auf den Spuren des Lebens in drei Kontinenten”（与德日进在野外的日子：留在三大洲的生活足迹）与荷兰文版“Het veldwerk van Teilhard de Chardin”于 1967年出版。
巴尔博一生发表的文章、留下的信件、拍摄的照片和用过的教案等档案文件表明，他是一个极富献身精神的教师，一个热爱家庭的男人，一个活跃的学者。辛辛那提大学为了纪念他，每年都颁发乔治 ·巴尔博优良师生关系奖（theGeorge Barbour Award for Good Faculty-Student Relations）。辛辛那提大学收藏的有关巴尔博的档案文件，可以通过 the OhioLINK Finding Aid Repository（http://rave.ohiolink.edu/archives/ead/OhCiUAR0193，俄亥俄在线查询帮助库）了解所藏文件的分类情况等。
二、巴尔博的泥河湾之行
巴尔博之所以到泥河湾进行地质考察，缘起于两方面的需要：其一是他研究张家口地质的需要；其二是与古生物学家进行合作研究的需要。
1922年秋，当博物学家和探险家安德鲁斯（R. C. Andrews）组织并领导的第 3次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the Third 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 of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结束在蒙古高原的第一次野外考察时，由于时间和天气原因，考察团中的地质学家们没能在张家口以北的坝头地区停留，研究一下高原边缘玄武岩所覆盖的地层。但是，他们意识到该区域乃是蒙古高原和华北地区地质上的重要连接地带。为此，经考察团首席地质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伯基（C. P. Berkey）教授建议，在中国地质调查所首席古生物学家葛利普（A. W. Grabau）教授和孙云铸（Y. C. Sun）博士陪同下，考察团的莫里斯（F. K. Morris）教授组织了一次较详细的考察，不仅确认了该地区地质上的过渡性质，而且还发现其地质现象具有区域特色。
作为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地质学家，巴尔博应邀参加了这次考察。事后，鉴于张家口地区地质上的重要性，时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博士委托巴尔博沿着蒙古高原边缘，在更大的范围内研究张家口地区的地质。于是，巴尔博在 1922—1926年期间，对张家口地区进行了详细的野外地质考察，这也就是他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
1923年，巴尔博在张家口附近进行地质考察时，一个农民带给他一块发现于桑干河畔东城附近的犀牛（Rhinoceros sp.）股骨化石和一些石膏晶体。1924年夏，在张家口任助理牧师不久的文森特神甫（Père M. Vincent）把他在泥河湾附近收集到的几件丽蚌（Lamprotula）标本和一些完全石化的骨化石，拿给巴尔博和法国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桑志华神甫（Père E. Licent）看，并向他们介绍了桑干河流域被切割的古湖底地形特征，以及当地流传的关于古湖泊的神话传说。
有关桑干河切割古湖底形成湖积台地的情况，使巴尔博意识到，永定河上游不同地区的地文期（physiographic stages，即地貌演化阶段）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因而，很有必要搞清楚洋河阶地、张家口清水河阶地、桑干河流域侵蚀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自泥河湾的化石，也使巴尔博和桑志华认为，在桑干河沿岸可能分布着含有脊椎动物化石的第四纪早期三门类型的沉积（当时只发现于黄河谷地）。于是，他们于 1924年 9月来到泥河湾进行了初次野外踏勘，并且完全印证了他们的判断。从泥河湾回到张家口后，巴尔博与德日进、戴维斯（W. W. Davis）再次考察了张家口大境门外的清水河阶地，进一步明确了张家口地区的有些地质问题，必须在周边地区寻求答案。
此后，巴尔博在 1925、1929和 1931年数次来到泥河湾进行短期野外考察，他的主要目的是研究泥河湾盆地的地质特征和地貌演变历史。桑志华在1925年初与巴尔博一起第二次考察泥河湾之后，又用了数月的时间对桑干河流域进行了更广泛的考察，发现了异常丰富的重要化石。1926年 10月初，德日进、桑志华对泥河湾的进一步考察，确认了他们对于泥河湾沉积与泥河湾动物群属于三门期的想法。1929年，桑志华再次来到泥河湾进行详细的考察。作为北疆博物院的负责人，桑志华在泥河湾的考察，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古生物化石的寻找与采集上，所获得的化石标本则由德日进和皮孚陀（J. Piveteau）进行专门研究，发表了《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的专著。德日进还首次提出，泥河湾盆地可能在 200万年前的更新世初期就有人类活动。
所以，卫奇等认为泥河湾盆地的研究，巴尔博是科学拓荒人，桑志华是泥河湾动物群的发现者，德日进是科学奠基人。巴尔博的工作在于协助古生物学家确定出产化石地层的层位关系，以及泥河湾动物群产地的区域地质条件，这也就是关于泥河湾层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出自巴尔博之手的原因。
三、巴尔博研究泥河湾的主要成果
巴尔博对泥河湾盆地的研究是在 1924—1931年之间，即他任燕京大学地质学教授期间进行的。他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三：其一，泥河湾层的命名与划分；其二，大同火山群的初步研究；其三，华北地文期模式的建立。前两方面是他研究泥河湾盆地得到的直接成果，后一方面则是他在泥河湾层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各地区之间地层以及地文期的对比，将生物地层学方法引入地文期时代的确定，从而得出地文期划分原则和地文演化模式。
1.泥河湾层的研究
1924年 9月，巴尔博和桑志华对桑干河流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考察，确认该地区发育有一套富含化石的晚新生代沉积。鉴于该地层对于研究华北乃至中国晚新生代地质及地貌演化的重要性，巴尔博在第一时间将此次考察的结果以附注的形式放在“张家口地质之初步观察”（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in theKalgan area）一文之后，于 1924年发表。
按照地层学研究的惯例，岩相、岩性大体一致，上下界限明确，在一定地理范围内比较稳定的地层，可以划分为一个基本的地层单位，并采用最初发现和研究地的地名（山名、村名等）命名。巴尔博将桑干河两岸出露的地层分为上下两段：下段呈绿色、棕色，含大型瓣鳃类化石，局部含有石膏及植物残片，厚度超过 46米，位于泥河湾村附近，命名为“泥河湾层”（Nihowan beds）；上段含小型腹足类化石，顶部大多为后期侵蚀所破坏，出露厚度达 12米以上，以附近的土洞村为名，称为“土洞层”（Tutung beds），是与黄土下部同期的湖相沉积。
根据 1924—1926年期间多次考察泥河湾盆地所获得的材料，巴尔博、桑志华、德日进于 “桑干河盆地沉积之地质研究”，从泥河湾沉积的出露范围、沉积物特征、泥河湾的古地形、泥河湾层与黄土的关系、泥河湾层中的化石等方面进行了较系统的介绍。他们将泥河湾村以东出露的沉积自下而上分为四层：（１）红土层（Zone of the“Red Clays”），未见化石，可能与“三趾马红土”相当。（２）砂砾石层（Zone of gravels and sands），与红土层不整合。（３）中部砂土层（Middlezone of sands and clays）。（４）白色泥灰岩层（Zone of white marls）。除红土层外，其他各层中都发现有化石，特别是中部砂土层中产出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文中所列出的经初步整理、鉴定的泥河湾动物群成分包括 6种软体动物化石和32种脊椎动物化石。
依据泥河湾层的岩性、分布、古地形、上下接触关系及动物群特征等，他们得出以下结论：（员）泥河湾层位于黄土之下，三趾马红土之上，是一套分布广泛的湖相沉积，属三门系（Sanmenian）。（圆）三门系沉积代表中国北方显著而普遍的堆积时期。（猿）发育三门系之处，沉积物厚度大，与黄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为黄土之前的侵蚀切割成台地状。（源）泥河湾层中的哺乳动物化石类型反映中等温和湿润的气候环境，但上部泥灰岩及石膏的沉积显示不断旱化的趋势。（缘）依据对泥河湾动物群的初步分析，三门系的时代为上上新世（或下更新世）与欧洲维拉弗朗阶（Villafranchien）对应。（远）蓬蒂阶、三门系、黄土是中国北方具，有同等重要性的 3个地质术语，它们可能对应 3个相继且相似的地文期。由此，巴尔博等人初步完成了泥河湾层的划分，确定了泥河湾层的大致时代及其在中国北方晚新生代历史中的位置，为泥河湾盆地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大同火山群的研究
大同火山群地处泥河湾盆地西北边缘，分布在山西省大同市以东 25千米的西坪至河北省阳原县西界之间，是中国北方第四纪火山形态完整、分布集中的典型地区之一。1930年，德日进和杨钟健在“山西西部、陕西北部黄土期前、蓬蒂纪后之地层观察”一文中，根据大同教区 R. F. de Vleschower提供的线索，首次报道了桑干河上游盆地北部存在至少 9个完整的火山锥，但文中只提到火山熔岩覆盖或穿插了三门系地层，却又为黄土所掩埋，没有更具体的研究。为此，1931年 3月，巴尔博与他在燕京大学的学生卞美年一起，对桑干河流域的这一火山群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发表了“桑干河之洪积统（更新世）火山”（The Pleistocene volcanoes of the Sangkanho）一文，从区域地质构造、玄武岩岩性、玄武熔岩的时代与层位关系、区域地质简史、新石器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并指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他们调查的结果，确认大同火山群是马兰期黄土堆积之前，三门系地层遭受切割的侵蚀期内喷发的，熔岩曾一度拥塞桑干河，但河流后来又切穿了玄武岩体。
巴尔博与卞美年关于大同火山群的文章也是具有开创性的。但他们的研究比较初步，也没有对火山群进行命名，只是将其泛称为桑干河流域的火山，加之火山研究本身属于比较小的地质学分支，所以，该文章在学术界不及巴尔博报道并命名“泥河湾层”的文章影响范围广。1933年，尹赞勋发表“山西大同第四纪火山群”（Les volcans Quaternaires de Tatung, Shanxi）一文，明确使用了“大同火山群”的名称，较系统地研究了火山区的地形、地层、火山喷发物及 12座火山的特征，并且认为最后的火山活动在马兰黄土中期中止，黄土晚期和黄土期以后不曾发现任何活动痕迹，估计最新火山活动在距今 10万年到六七万年之间，即大同火山是死火山。由此奠定了大同火山群的研究基础。
3.地文期的研究
巴尔博对中国地文期研究有所贡献是国内地学界所公认的。李吉均院士认为，中国新生代研究曾有两笔重要的理论遗产，一是“地文期学说”，一是“冰期学说”，前一学派的代表是杨钟健、巴尔博，后者则是以李四光为代表。但是，国内学者很少注意到，巴尔博对中国地文期的开拓性研究是从“泥河湾层”开始的。
继 1924年首次报道并命名“泥河湾层”之后，次年，巴尔博便以“桑干河谷内之沉积物”（The deposits of the Sang Kan Ho valley）为题讨论了泥河湾层的堆积与侵蚀。他指出，洋河、桑干河及其支流的地形特征（如清水河阶地、泥河湾湖积台地等），代表了当地侵蚀历史中一个显著的地文期。但该地文期与当时已有的由维里士（B. Willis）和安特生（J. G. Andersson）建立的华北地文期序列（北台期、唐县期、汾河期、马兰期、板桥期）无法对比。于是，他从内陆山间盆地的地质构造、气候波动等地方性控制因素的角度，分析了侵蚀历史的复杂化问题，认为存在区域性次一级地文期（minor stages）的可能性。
1927年，巴尔博专门撰文“桑干河盆地地形时期之比较”（note on correla-tion of physiographic stages）讨论泥河湾层的地文期归属问题。他将发现于三门峡、天津、泥河湾、怀来、大同、鄂尔多斯西部（萨拉乌苏）、甘肃东部（庆阳）等地区的层位与特征相似的河湖相沉积一并归于“三门期”，根据动物化石确定为下更新统，并得出结论：（员）三门期是华北地区普遍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文期。（圆）将中国新生代的历史与世界上已知部分相对比时，不能要求各个时期地质事件的结束是完全对应的，大致平行或相似的历史进程更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巴尔博在该文中还特别指出，泥河湾层中出产的特征鲜明的动物群证据，对于确定地文期的时代具有重要性。根据泥河湾层及其中的动物化石，他对前人划分的华北地文期进行了修正，将三门期置于唐县期之后，汾河期之前。在 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巴尔博延续上文的结论，将张家口地区的地文历史概括为：北台期准平原、南岭期 1（玄武岩侵入与喷出）、南岭期 2（构造抬升、玄武岩被断层切断）、唐县期壮年侵蚀、三门期微弱凹陷与堆积、汾河期多次抬升与河流下切、马兰期黄土覆盖、板桥期侵蚀与局部次生黄土覆盖、近期。
1929年，巴尔博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回到中国。他与翁文灏、德日进等再次来到泥河湾，并将此次考察得到的新认识，在《地质专报》甲种第 6号装订之前，以附录的形式补充进去，修订了原文关于地文期的结论。在此次野外考察中，他们深切地认识到，以前所认为的晚于三门期堆积的汾河期侵蚀，乃是一个远比以往所认识到的更为强烈的侵蚀事件，而且在时间上要比三门期堆积早。修订后的张家口地区地文历史为：北台期侵蚀、南岭期玄武岩流堆积、唐县期侵蚀、三趾马粘土与砾石堆积、汾河期侵蚀、三门期河湖相堆积、清水期侵蚀、马兰期黄土堆积、板桥期侵蚀、近代冲积物堆积。1930年，巴尔博又根据师丹斯基（O. Zdansky）、德日进、杨钟健等在山西省西北部保德县境内对三趾马化石和红粘土的研究，将唐县期之后的三趾马红土堆积时期命名为“保德期”。
表面上看，上述修订主要是在地文期的划分中，将三趾马红土堆积命名为保德期，将汾河期侵蚀置于泥河湾层所属的三门期之前，以张家口大境门外清水河阶地的下切为依据，新增了清水期侵蚀，代表泥河湾层堆积之后的侵蚀阶段。但实质上，其中体现了巴尔博解决地文期划分与断代问题的思路，是巴尔博对地文期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主要贡献。
首先，巴尔博在文中明确提出，两个侵蚀期之间是由一个堆积期分开的，并以汾河、黄河沿岸观察到的现象为佐证，依据张家口清水河阶地及泥河湾盆地的资料，将华北地文演化历史修订为由侵蚀期和堆积期相间排列构成的地文循环序列，初步建立了华北地文期模式，这一模式随之成为地文期划分的主要原则。
其次，巴尔博与德日进等古生物学家合作，以地层学为地文期研究的基础，采用古生物地层学方法确定堆积期的时代，在由侵蚀期和堆积期构成的地文循环模式中，也就可以得出其间侵蚀期的时代，从而为解决地文期的断代问题确定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方法。在此之前，地文期的时代主要根据地形面与构造运动的关系以及地形面的切割程度来推断，准确性很差。尽管采用古生物地层法确定地层时代也存在或然性，但在放射性同位素用于地质年代测定之前，该方法乃是最重要、最可靠的断代方法。即便在绝对年代测定已经相当普遍的今天，古生物地层学方法仍然是沉积物断代的基本方法。
巴尔博等人提出的地文期划分原则和断代方法，因其简明、可行而被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同仁所接受，并广泛应用于各地区地文发育史的研究。杨钟健曾概括道：“地文期划分法，自以巴尔博及德日进与余所分者最合理。一因对地文期有明确之观察，每一期代表侵蚀面，或一堆积面，每一循环期，由二时期造成……二因自红土分出红色土以来，各地文期亦觉明了许多。”他还多次强调地文期的划分“吾人以一侵蚀一堆积为一周期，在侵蚀期中应有阶梯地形，在堆积期中应有堆积可寻”“吾人以每一度侵蚀，为地文；一度堆积，之一环”；（指地文之研究）“新生代研究室同仁对此亦自十分注意。唯同仁关于地文年代之测定，并不专视地形与台地之高低，而一如地层，以化石为依据。并就侵蚀与堆积之现象，列为一环。于是中国地文之发育史，乃能加以整理 ……”。卞美年作为巴尔博在燕京大学的学生，对巴尔博的学术观点也有深刻的领悟与清晰的表达：“吾人划分地文期之主要原则有二：（员）以每一侵蚀与每一堆积为地文演化中之一环。（圆）凡堆积性之时期，必须有化石之依据以定其年代，因而侵蚀性之时期，亦可知其确切年代”。
正是遵循上述原则与方法，德日进、杨钟健、裴文中、卞美年等在华北新生代地层和动物群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修订华北地文期划分方案，新增或重划了静乐期、泥河湾期、湟水期、周口店期、皋兰期等时期，完善了华北地文循环模式，使之成为中国地文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1940年，杨钟健将当时对华北中新世以来地文期的研究结果概括为 6个地文循环：（１）唐县期侵蚀，保德期堆积。（２）未名（X）期侵蚀，静乐期堆积。（３）汾河期侵蚀，泥河湾期堆积。（４）湟水期侵蚀，周口店期堆积。（５）清水期侵蚀，马兰期堆积。（６）板桥期侵蚀，现代侵蚀堆积（后来采用皋兰期堆积）。
四、结语—
巴尔博之后的泥河湾研究
在巴尔博之后，将“泥河湾层”确立为“泥河湾期”是新生代研究室成员深入研究第四纪地层与动物化石的结果。
1927年，巴尔博等将泥河湾层与周口店洞穴堆积、红色土等笼统地划归三门系，属三门期堆积。1929年，德日进、杨钟健根据周口店洞穴出土的动物化石特征认为周口店洞穴层明显比桑干河两岸的泥河湾层新。1930年，德日进与杨钟健在山西西部、陕西北部将位于黄土之下、蓬帝纪红土之上的红色土（reddish clays）进一步划分出 a、b、c三带，并认为红色土 b带大致相当于泥河湾湖相沉积，红色土 c带与周口店堆积相近。1934年，德日进、裴文中总结了周口店发掘的新材料，认为有必要将以前的分为两部分，以“三门系”“下三门系”湾和太谷的湖相层为代表，与 Villafranchien对比，“上三门系”以含丁氏鼢鼠（Siphneus tingi）的红色土 b带和周口店第 13地点为代表，至于周口店第一地点的猿人化石层，是单独划为周口店期还是归入上三门，未能明确定论。
1936年，杨钟健对泛用的“三门系”概念进行了澄清，将原来泛指蓬蒂期红土与马兰期黄土之间地层的“三门系”，明确区分为周口店层、泥河湾湖相层、静乐期红土层（红色土 a带），并建议放弃“三门系”一词，或作狭义的理解，仅相当于泥河湾湖相堆积。1940年，杨钟健讨论中国上新统与更新统的分界时，对华北地文期的划分进行了整理，作为界限划分的依据之一，在其划分方案中正式使用了“泥河湾期”。此后，泥河湾期作为华北地文期序列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取代了“三门期”。
20世纪 50年代以来，特别是 1972年盖培和卫奇在泥河湾盆地上沙咀村附近发现人工打击痕迹清楚的石器之后，泥河湾盆地进入了哺乳动物化石研究和旧石器考古的新时期。20世纪 80年代末以来，多学科协作，利用多种手段对泥河湾盆地进行综合研究，极大地提高了泥河湾研究的水平。时至今日，泥河湾盆地研究所取得的进步，都是以巴尔博、桑志华、德日进、杨钟健、裴文中、卞美年等地学前辈们的开拓性工作为基础的，我们唯有加倍努力才能不辜负泥河湾所蕴藏的科学宝藏，才是对地学先贤的最好纪念。
2.我与泥河湾的半世缘、终生情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闵隆瑞
作者简介：上海市人，1938年出生。1956—1961年北京地质学院普查专业本科毕业。 1962—1965年北京地质学院第四纪地质专业研究生毕业。1966年至今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研究员、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第四纪地质研究和全国性地质图件的编制工作，研究泥河湾盆地 20余年，撰写论文数十篇。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两项，地质矿产部一、二、三等奖多项。荣获“全国地矿系统先进女职工”等称号。
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拟出版一本有关中外地质考古专家情系泥河湾的书，王希桐主任请我写一写在泥河湾盆地工作的经历，我欣然答应了。我已是一个 70有余的老太太，又得了癌症，两年没有去泥河湾了，但是泥河湾的同志们还记得我，这让我感到格外的温暖。我也常常想起在那里一起工作过的伙伴，忘不了那研究了半辈子的地方。拿起笔来，盆地里桑干河、壶流河两侧一系列壮观的台地，组成这些台地的灰绿色土、黄色土和红、白色土，虎头梁原始牛头化石和那漂亮的石器，意外发现的人头盖骨化石，还有那闻名于世的泥河湾小村和村内尖顶的教堂……这一切都历历在目，似乎是昨天刚刚经历过。
一、1980—1994年泥河湾盆地初步踏勘阶段
20世纪 70年代末，我参加了一次全国性的第四纪学术会议，会后的实地考察活动中，我报了考察泥河湾的路线，这是我第一次到泥河湾。我四年研究生的专业就是第四纪地质，早从教科书上知道泥河湾盆地的泥河湾组地层是我国北方第四纪早期的标准地层，层中含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闻名中外。现有这样一次机会，我怎么能放过呢！我和代表们驱车到了泥河湾，与我一起考察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一个个不熟悉的名字，女同志极少。为了了解泥河湾地层，我紧跟在这些男同志后面跋山涉水，参观了大黑沟剖面、上沙沟剖面、下沙沟剖面以及小长梁剖面等，听他们讲解了很多地层方面的情况。听说新中国成立前发现的很多哺乳动物化石都来自下沙沟剖面和泥河湾村附近，这次我来到了小小的泥河湾村，见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复原的外国传教士的教堂，了解了“泥河湾”盆地的由来。
那次考察，在小长梁石器点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候我们大家坐在山坡上，听贾兰坡院士讲解什么是旧石器，什么是新石器，怎么看石器上的打击面等等。贾老是周口店北京猿人主要发现人之一，是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专家，可和大家在一起却十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讲完后，大家就到山坡周围寻找石器。我早已迫不及待地站起来，我想，我眼睛尖，一定能找到，看见小石子就拿起来，一会儿工夫手中拿了好几块，但仔细看看都不像，只好扔掉了。最后，我拣到一块带棱带角的石英质的石头，心想这一定是石器了，高兴极了，赶快跑到贾老那边，请他鉴定。他一看说，这不是石器，因为这个凹面不是打击面。我无可奈何，只好把这块小石子扔掉了。活动结束的时候，仅有一位同志找到了一块石器，大家都为他高兴。
几天的考察结束了，我收获不小。我终于从书本上泥河湾地层的描述中走出来了，有了一些感性认识，一个个壮观的剖面开始铭刻在我心中。
过了几年，又有一次学术会议在泥河湾召开，我们考察了小渡口剖面、大南沟剖面和红崖剖面。这几个剖面都是泥河湾盆地中重要的剖面，我记下了这些剖面的位置。同时，我开始领会到台地的含义了，当我站在这些剖面的顶部时，只见远处是隔水相望的一片片平平的台面，而低头俯视，见到的却是深切的沟谷，原来这就是高出河面近百米的台地。这些壮观的叫人永远也看不厌的台地地貌景观，让我流连忘返。考察结束前，大家坐在红崖村南红崖剖面的沟口，讨论起“红崖冰碛层”这个概念来，好几位代表谈了自己的观点，讨论结果是，像冰碛物，但从它地层中的生物化石分“红崖冰碛层”是泥包砾的沉积物，析，它并不代表冰期气候，因此，不能叫“红崖冰碛层”。而这个剖面的第四纪初期，据孢粉资料分析，有一个冷期叫红崖南沟冷期我当时还没有做什么实际工作，就没有发言权。但听了大家讨论，很有启发。科学就是要这样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研究。
1988年 10月,张宗祜院士要接待美国地质专家库克拉，准备到大同—泥河湾考察。张先生叫我带他们去一下。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黄土和水文工程专家。1981—1984年，我跟随张先生跑了四年黄土高原，研究黄土。我一直把他当作是我没有读学位的导师，十分尊敬。1987年，我在四川工作时翻车受了重伤，脊椎骨两处压缩性骨折，4根肋骨骨折，接到张先生的要求时，伤势才刚好，身体还相当虚弱，但我毫不犹豫地从家中拿了一个枕头，作为坐车时的靠垫，随张先生出野外了。我带他们看了小渡口剖面、大南沟剖面和虎头梁剖面。库克拉在研究黄土磁化率领域内很有名，这次见到中国北方有这么好的泥河湾河湖相地层，甚是惊叹！
我跑了几次泥河湾，在家又翻阅了有关泥河湾地层、古生物的资料，感到有不少问题需进一步探讨，例如：泥河湾地层的划分、对比，哺乳动物化石的层位，泥河湾组地层下限等均值得深入研究。于是，我在所内申请了一个小课题，并于 1992年和助手尹占国到大同至东城一带进行野外踏勘。几个月的野外工作是十分艰苦的。那时还没有宣大高速公路，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宣化，再从宣化坐汽车到阳原。从宣化到阳原的老旧公路上，一辆接一辆的都是运煤车，我们常常被运煤车堵在路上不能前进，有时一堵就是好几个小时。那时的阳原县城没有高楼大厦和宾馆，我们住在阳原县招待所内。出去跑野外需要用车，县城里能租到的只有蹦蹦车和自行车。坐蹦蹦车在不平的马路上行驶，常常会把人颠得心惊肉跳，车子巨大的响声也让人烦躁不安。骑自行车吧，车在狭窄的小道上一不小心就滑到沟里去，尤其像我这骑车技术不高的人，总是紧紧地握住车把，把手捏得红红的、痛痛的。在野外，中午饭常常是吃早晨带出来的馒头和咸菜。说到咸菜，是这里那时的主菜，因为除了咸菜，几乎没有什么别的蔬菜，而且咸得让你必须大口大口地吃饭。贫困的时期哪里有条件来谈科学地吃饭，只有这样吃咸菜才能下饭填饱肚子。记得我和小尹在东城时，东城食堂就是这样给一大碗饭和一小碗咸菜。晚上，没有电灯，一段蜡烛就过夜了。想起著名作家丁玲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得多么好啊！可温暖的生活对这里贫穷的百姓来说，当时恐怕只是存在于文学中的一种奢望吧！
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我和小尹仍是早出晚归，尽量抓紧时间多看一些野外地质现象。我们在大同册田水库附近看了玄武岩与黄土、河湖相层的接触关系，并分别取了样。我想用钾—氩法测定玄武岩的年龄，有了玄武岩的年龄，也就可以知道河湖相泥河湾地层的大约年龄。地质年代十分关键，是研究地层的重要内容，爷爷辈的层只能与爷爷辈对比，爷爷辈的层若与儿子辈或孙子辈对比，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弄出天大的笑话。但回所后请测年专家进行测定后，其结果不太理想。后来，我们在剖面上又观察了好几个点，最后，到了东部虎头梁进行详细观察并测制剖面。虎头梁剖面也是泥河湾盆地主要剖面之一，对其详细考察有利于了解泥河湾盆地的历史变迁。
虎头梁顶高出桑干河 90米左右，南坡被桑干河切割抬升显示几级平台和陡峭的斜坡，站在梁顶俯视桑干河南岸的丛林，顿时会心旷神怡，被这壮观的地貌景色所陶醉。虎头梁梁顶树木非常稀少，唯独有一棵参天大树，高高挺拔于梁东侧，被当地村民称为“神树”，在二三十里外就能看到，是泥河湾盆地的标志之一。每次到这里，我都是从远处一路眺望着它而来，上到梁顶之后，对它昂首仰望，以示敬意。这棵树不知见证了这里多少年地质研究的历史呢。可惜后来这棵树被雷电击毁了，再也看不到了，只留下照片中的记忆和无尽的惋惜之情。
我们从桑干河北侧向虎头梁梁顶测制剖面，我由下而上逐层敲打观察，地层很复杂，岩相变化很大，构造活动强烈。面对错综复杂的地质特征，这次考察也只能说是粗浅的，很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根据虎头梁上部湖相地层的标高与桑干河河面的高差，大致可推断出新构造活动强度和幅度，于是在 1993年，我将虎头梁这个点，与在内蒙古考察的两个类似的点的情况，写了一篇“华北地区晚更新世晚期—新构造运动强烈活动期”的文章，并在纪念袁复礼教授诞辰 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了报告，后来出版在论文集中。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与泥河湾盆地有关的文章。
二、1995—2000年泥河湾盆地西部地质调查研究阶段
1996年，我 58岁拿到了一个在泥河湾盆地西部区域调查 1∶50000填图项目。在此后长达 4年之久的野外工作中，我带领七八个人，马不停蹄地往返于北京—阳原之间。那几年阳原开始变样了，县城向西扩展，西边出现了一些高楼，县招待所也向西迁移，改名为阳原宾馆。宾馆附近有很多吉普车供租用，我们也结束了坐蹦蹦车和骑自行车跑野外的历史。
地质填图是一项艰巨的基础地质研究的工程，按规范要求，一条线一条线地跑，一个点一个点地观察记录，丝毫不能马虎。尤其前两年，工作特别辛苦。我们住在县宾馆最便宜的房子，男同志住一间，女同志住一间。当时只要有个地方住，有个食堂吃，有个公共澡堂洗澡就不错了。每天早餐后，我们就带上准备中午在野外吃的馒头、咸菜出发。我们一年中有好几个月在阳原度过，宾馆成了我们的家。无论是宾馆领导还是服务员，都亲切地叫我老太太。他们每次见到我，这个说：”“老太太你又来了，”“老太太来了！ 那个说：看你还很精神！ 彼此相处得很融洽。项目组的人也团结一致，个个都是不怕苦的人！
这几年中有几件事一直让我记忆犹新，不能忘却。
有一次，我们乘坐两辆汽车翻过一座大山去南边考察，山高陡峻，路面很窄，有一段路，车就在悬崖陡壁边上行驶，真叫人胆战心惊。考察快结束时，我坐的车在前面走，安全下山后回头望去，发现后面的车没有跟上，就在路边停车等他们。我们在路边等了五分钟，仍然不见后车踪影，这下子我心中有些慌了。但定下神来想想，刚才在山上时，我是见到后面车翻过陡壁之后，我们才向前走的，他们不会出事。不见车来，我们只得沿着路返回去找，转过两个弯，只见那辆车正斜着停在路边的沟里，幸而沟浅没有翻车，也没有人受伤。车是租来的，十分老旧，那辆车上的同事讲，他们刚刚下山，车子的方向盘就脱落了，无法控制方向，冲出了路面。天哪！方向盘脱落，汽车失控，倘若早几分钟发生在山上，肯定是车毁人亡！这次真是太危险了！我是有翻车经历的人，特别怕这样的事再发生。在野外工作，安全至关重要，什么东西能比人还宝贵呢！如果出了事，我将会一辈子内疚、痛苦！后来，我吸取教训，租车时一定要了解车况，绝不能再有这样的事发生了。
我的助手迟振卿在学校时就是个业余运动员，平时工作之余，喜欢跑步、打球，还参加过攀岩比赛，野外爬山对她来说是很轻松的运动。有一次我们在山坡上，找到两处地层出露好的沟谷，就决定分头去看。我去西边的沟看地层，她去东边沟看。没想到我们分开才不一会儿，就看见她飞跑回来，脸色发白，对我说：“闵老师，快走，那边沟里有一个死人！ ”吓得我俩赶快就往回走！坐车回去时，我们路过离山近的那个村子，把这事报告给了村里。看来，我们搞地质的，在野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会碰上什么事。尤其对女同志来说，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更可怕的是，一次在虎头梁西坡考察时，我们看到了考古工作者的挖掘现场。那是一个个长方形的坑，可以想象每个坑里曾经埋着好几个死人。我们到的时候，坑里的尸骨已经被考古工作者抬走了，听说是距今 8000年左右的人。我们在坑的四周看到很多人的肢骨和牙齿等。当时一看，真叫人毛骨悚然，浑身发凉，害怕极了。也不知那些考古工作者是怎样工作的，他们是不是也会害怕。总之，我们是不想再看了，快快离开这片古墓地吧！
野外工作期间，天气也常常跟我们作对。一次，我们几个人拿测绳在进行实测地层剖面。那是一个晴天的下午，正当大家专心致志地工作时，突然间狂风大作，一片乌云向我们头顶飘来，天空电闪雷鸣，暴雨从我们头顶倾盆而下！不好！怎么办？山坡上有树，但不能躲在树下！淋雨不算什么，雷击可是要人命的。我上大学时，我们学生就有遭到雷击身亡的。现在我们几个是这山坡上突“危险！ 我马上喊，出的高点，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目标。”“快把测绳扔地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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