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田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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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田汉试读：

一代杰出的戏剧大师和时代的歌手

今年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戏曲改革的先行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的作者田汉同志诞生八十五周年和逝世十五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田汉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今天在这里联合举行纪念会，并且将举办“田汉研究学术讨论会”，以纪念田汉同志对我国革命文艺运动和戏剧、电影、音乐、诗歌等各方面创作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可以说，纪念田汉，对他的生平以及他所留下的精神遗产给以客观的公正的评价，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田汉同志是伟大的五四运动所产生的文化名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兴起了近代中国历史上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觉悟，造就了一大批志士仁人，也造就了一大批文学家和艺术家。田汉就是这样一个早期的杰出的代表人物。他早年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在革命和创作的道路上不断求索，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

早在二十年代，田汉就已蜚声文坛，他和郭沫若、宗白华三人以《三叶集》为名出版了他们青年时期的通信集，以他的新锐的观点和才气为人们所注目。他早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他们期望旧中国的新生。他还同我国最早的一些共产主义者相交往。他曾经为张闻天等同志翻译的王尔德的《狱中记》写过序言。他是莎士比亚作品的最早译者之一。五四时期，他在文学道路上是一个坚决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者，又广泛地吸收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想，带有一定的复杂性。他一生中经历了不少曲折和坎坷。1930年，正当他由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转变为无产阶级战士的关头，他所写的《我们的自己批判》，敢于正视和总结走过的道路，批判了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的伤感和浪漫倾向，表现了积极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决心和信心。此后，无论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期间和抗日烽火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戏剧的复兴和发展时期，田汉同志都坚持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承担了繁重的任务。他胸怀赤子之心，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在异常恶劣困苦的环境中，表现了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和顽强的革命精神。他疾恶如仇，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也勇于克服自己身上的某些错误和缺点。他的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是难能而可贵的。在十年内乱期间，江青一伙曾嚣张一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田汉同志进行了疯狂的迫害。可是，历史是公正的，江青之流终于受到了历史的审判。而田汉同志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鲜明形象，将永远留在人民记忆之中；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功绩，将永载史册。

说到田汉同志的贡献，不能不首先说到他对于中国戏剧事业的巨大历史功绩。中国古典戏曲有悠久的灿烂的历史，曾经出现过光照千古的元明戏曲时代。但是近代落后了。作为戏剧新形式的话剧则产生较晚。从二十世纪初叶才开始有现代新形式的话剧，当时称为“文明戏”，曾经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以后由于逐渐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群众，趋于衰落了。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势下，田汉同志和他的战友们重新开拓了我国话剧的新路。他写出了《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等优秀作品，创办有名的“南国社”，组织演出，团结和培养了一批艺术人才。他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民族的呼声，扩大了话剧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他一生致力于话剧事业的发展，说他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是当之无愧的。他的优秀代表作品《名优之死》、《丽人行》、《关汉卿》、《文成公主》等，都应列入中国话剧的保留剧目之中。他在创作中，特别是在他晚年的作品中，力图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他不仅把深切的生活感受运用话剧形式表现出来，而且把他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充满诗情的才华与奔放的想象，都一起熔铸在创作之中，《关汉卿》就是一个优秀的典范。田汉同志为中国话剧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从田汉同志开始从事话剧到今天已经六十多年了。现在，话剧在祖国的大地上已经蓬勃发展，形成了一支联系千百万人民的艺术大军，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忘记田汉和其他一些为中国话剧开拓道路的前辈们的巨大功绩呢？这里，我们还应当提到欧阳予倩、洪深、熊佛西、丁西林等同志，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奋发图强，去开创社会主义话剧的新局面。

田汉同志也是我们戏曲改革的先行者。大家知道，五四以来，不仅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蔑视诋毁戏曲，即使是革命的、进步的文化人，也程度不等地轻视戏曲，而田汉同志却看到中国戏曲艺术的丰富的宝藏，他看到了戏曲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他认为进步的、革命的戏剧，绝不应该丢弃戏曲，而应当团结戏曲工作者，运用戏曲的艺术武器，为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抗日战争时期，田汉同志就率先投入了这一工作。他不仅组织了话剧的演剧队，还组织了几个戏曲演出队，团结广大戏曲艺人抗战。他创作和改编了不少戏曲剧本，积极进行戏曲内容和形式的革新，为旧戏注入了新的血液。

中国戏曲历史长，剧种多，剧目多，在亿万人民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并致力于戏曲改革事业，成立了由田汉同志主持的专门机构，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戏曲改革既是民主改革，又是社会主义改革。它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巨大变革。清理历史留下的艺术遗产，使它为新时代的人民群众服务，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创造新的戏曲，更是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戏曲改革既包括文学语言的改革，又包括舞台艺术的改革。它的艰巨、复杂和浩瀚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讲，不亚于文字改革。在这方面，周恩来同志曾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田汉同志作为戏曲改革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和实践者，尤为精神焕发，他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和当时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的指示，团结广大戏曲工作者，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十分尊重戏曲艺术家，相信和依靠他们，善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和他们一起搞好艺术改革。他和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等著名戏曲大师的友谊是尽人皆知的，也是值得赞颂的。他在繁忙的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之余，还创造性地改编了《白蛇传》、《谢瑶环》、《西厢记》等一些优秀作品。他的戏曲作品，不仅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唱词优美，大大地提高了戏曲剧本的文学性，也提高了戏曲艺术的地位。今天，我国戏曲有了新的面貌，自然主要是党的领导和广大戏曲工作者集体的努力，但是，田汉同志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田汉同志和我们是同时代的人，又是我们的前辈，他身上有一种突出的优点，那就是善于团结人，团结同志、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堪称我们文艺界的一位团结的模范。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这是他的一个长处。”不论在话剧界、戏曲界、电影界、音乐界以及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中间，他都善于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表达广大群众的心声。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豁达大度，不计私利。他关心群众生活，重视群众的疾苦，努力推荐和提拔后起之秀。他对同行和晚辈推心置腹，循循善诱，成为大家所敬重的良师益友。他和聂耳、张曙的忘年之交和深厚友谊尤为大家所传诵。田汉作为一个诗人和艺术家，他的个性是非常鲜明的、突出的。古人常讲，“文如其人”，也就是说，文艺作品是作家、艺术家独特个性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个性，他曾区分个性为建设性和破坏性两类：他自然是提倡前一类的个性。建设性的个性与无产阶级的党性是相一致、相吻合的。当然，由于艺术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艺术家的个性和党性发生矛盾的情况，作家的个性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党性原则，田汉同志就是这样做的，他总是以个性服从党性，最后达到了和谐的崇高的统一。

在今天我们纪念田汉同志的时候，《田汉文集》开始出版了，这是田汉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做的一件好事。这个文集，是他一生辛勤劳作的结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这次举办的田汉研究学术讨论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四五十位专家、学者参加。我们希望通过《田汉文集》的出版和这次讨论会的召开，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推动对田汉同志著作的研究和讨论。我相信，将来会陆续出现新的研究成果。

田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常常唤起我们的深切怀念。党爱护自己的战士，人民尊重自己的作家。田汉是在我国现代文学史、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又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家，我们要把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和革命精神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在党中央领导下，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创新的文艺局面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田汉同志所走过的道路

田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我们的党和国家经历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坚韧不拔地追求实现壮丽的理想，也反反复复地进行深沉的历史回顾。时间的流逝能淘洗历史，能揭示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能显露历史人物的真实价值；更重要的是，通过革命实践的再认识，使我们坚定地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在举国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想起田汉同志，想起他这样一位中华民族的忠诚儿子，无产阶级杰出的文化战士。一

在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田汉同志始终和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方向保持一致，始终以他的笔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服务。

早在二十年代初，田汉同志已是一位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戏剧家，他挚爱祖国、同情苦难的民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从日本留学回国，本来可以从事待遇优厚的工作，他却宁可身无分文而致力于戏剧运动。自己编印刊物，自己筹划演出，睡地铺，吃大锅饭，以百折不回的毅力，从事筚路蓝缕的开创工作。他以炽热的事业精神吸引了一批艺术家和有为青年，在艰难困苦之中建立了南国社和南国艺术学院，开展了南国艺术运动，给当时文坛以很大的推动，影响遍及南中国。他创作了《咖啡店之夜》、《获虎之夜》等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也带着淡淡的哀愁和感伤。当时他还不曾接受马克思主义，不能了解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夸大早期田汉创作中的感伤成分，因为对黑暗势力的反抗是这些作品的主流，青年田汉的抗争是坚决的、不屈不挠的；他作品中的感伤，也是含有对封建势力的控诉意义的，他的这些作品之所以让那个时代的青年们产生共鸣，受到冲击和鼓舞，并不是偶然的。不久，他又创作了《午饭之前》、《火之跳舞》和《名优之死》等名作，创作方法上的主要倾向是现实主义，它反映了阶级矛盾，揭露了旧制度的黑暗，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所突破。到1929年，田汉写出了《一致》这一象征性的剧本，喊出了“一切被压迫的人们，都摆脱你们的枷锁站起来，认识你们自己的力量”！剧本在艺术上有若干不成熟之处，却反映田汉的创作思想随着革命形势发展而产生的升华；剧本象征着旧世界的溃灭，呼唤着光明的社会来临，充满了昂扬的斗争精神和必胜的信念。田汉同志在1930年的转向，是一个突变；但这一突变不是凭空而来的。田汉的思想转变，前后期是有所不同，但也有他一贯的精神，有他积极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础。

我和田汉同志的相识是在1927年“鱼龙会”上，他热情豪放、光明直率的性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田汉同志还没有加入党，但我们党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一直把他看成自己的朋友，党组织一直关心、支持田汉同志领导的南国运动，通过创造社、太阳社等文艺团体的同志做朋友式的探讨，也通过文艺评论，引导田汉同志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左翼剧联成立之前，南国社正在演出《卡门》、《沙乐美》等剧本，女主角俞珊很有艺术魅力，剧场效果很热烈，南国社的朋友们有点为此陶醉。1929年，组织上指派我负责联系戏剧方面的工作。我和赵铭彝同志商量，如何帮助这位卓有影响的艺术家走上正确的轨道。于是，左明、赵铭彝、郑君里、陈白尘等同志从南国社分出来组织摩登社，意在给田汉同志一个推动。我们的田汉同志清算、总结了南国社经历的道路，毅然在1930年以整本《南国》月刊的篇幅发表《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布向无产阶级转向，引起当时文坛很大的震动。不久，在田汉同志的迫切要求下，经过反复研究，由党的中央文委直接吸收他入党。这是一个质的转变，田汉同志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家。当然，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深度和广度还有一个过程。从此，田汉同志自觉地把自己的全部活动，无条件地服务于党的革命事业。从左翼剧联时期，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始终都是坚定地遵循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是我们党忠诚的文艺战士。

在党的领导下，在艺术剧社、南国社的带动下，革命的、进步的戏剧运动形成了戏剧史上第一个高潮。戏剧协社、辛酉剧社、摩登社、大夏剧社、复旦剧社等组织成立了“剧团联合会”，进而又成立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左翼戏剧的十多个剧团所演的剧本，有楼适夷、保罗、赵铭彝等写的剧本，有欧阳老（欧阳予倩）、洪深、丁西林等写的剧本和改编外国的剧本，而左翼戏剧的主要剧作家是田汉，他写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独幕剧。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创作了《梅雨》、《年夜饭》、《乱钟》、《暴风雨中七个女性》、《一九三二年月光曲》、《回春之曲》等话剧剧本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给左翼戏剧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这些剧本中，鲜明的革命主题、工人阶级的艺术形象、在无产阶级革命高度上的爱国主义激情，都表明田汉同志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高潮，作为党员作家的田汉同志，迸发了巨大的艺术创造力。

记得在1933年为东北义勇军公演，田汉同志主持的左翼剧联发动了三十多个剧团，在上海新世界游乐场里占领了一个剧场，连续演出了一个月。组织上考虑田汉同志的安全，派我通知他不要在公开场合下露面。他却坦然地说：“在群众中最安全！”每天晚上他都到后台去，在化装室的一角，利用当天新闻编写活报剧，当场演出，鼓动性极强，发挥了很好的战斗作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此非常嫉恨，他们勾结起来派人到剧场寻衅闹事。当时有两位大力士查瑞龙和彭飞，受了田汉同志精神感召，不仅参加了演出，还分别把守前后台，自动保护田汉和剧团演员的安全，他们打得特务、暗探、流氓望风逃窜，使演出得以圆满结束。有人指出田汉同志不大讲究策略和效果，这一缺点确实是存在的；但事情的另一面，也反映出田汉同志不顾安危、英勇斗争的精神。这样的事迹是不胜枚举的，我们应当辩证地认识这一位生动具体的历史人物，独特的田汉性格。

同年6月，共产国际针对帝国主义集团——国际联盟策划的“李顿调查团”，组织了一个“国际反战调查团”，由英国进步人士马莱爵士和法共中央委员、著名作家伐扬·古久列率领来华。党中央把大部分接待任务交给“文委”。田汉同志巧妙地利用几家电影公司老板的关系，在先施公司酒楼举行了包括各界进步人士三百余人的盛大欢迎会。在会上，田汉同志慷慨陈词，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政策。马莱爵士和伐扬·古久列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应伐扬·古久列同志等的要求，文委接待委员会和田汉同志经过巧妙安排，摆脱了英国巡捕房暗探和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把他们送到杨树浦工人区和工人们见面；又通过陶行知先生的关系，田汉同志他们又安排二位使者在上海郊区大场和成千农民会见。这次欢迎会和会见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党组织表扬了这次接待工作，同时也评价了田汉同志的贡献。

在三十年代初期，田汉同志利用他所联系的各方面人士的关系为党争夺电影阵地。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通过田汉同志，动员明星、联华两家电影公司的导演、演员和其他从业人员三百余人，在上海徐家汇一间低矮的摄影棚里举行秘密集会，派人做关于当时革命形势和苏维埃红军取得伟大胜利的报告。这是我们共同工作取得的胜利。当夏衍、阿英、郑伯奇等同志在明星公司建立阵地后，我们利用资本家的力量筹组艺华公司。就这样，我们党和许多进步人士掌握了“明星”、“联华”、“艺华”三家影片公司的编导权，拍摄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映广大人民疾苦的影片，有力地抵制了美国的黄色电影和国内资本家的商业化电影，伸张了正气，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田汉同志写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民族生存》、《风云儿女》等电影剧本，他所写的电影主题歌为《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像狂飙一样传遍全国，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这里也要提到的是田汉同志在各个历史时期写下了大量诗作，据有关方面估计约一千数百首之多，以深厚的功力和卓越的才情，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艰苦斗争的历程，抒发了无产阶级积极有为的豪情。可惜历经动乱，相当一部分诗作散失了。

在抗日战争中，田汉同志在郭沫若主持的第三厅工作。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他组织抗敌演剧队，在各个战区前线和后方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在桂林，田汉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团结戏剧界举办了“西南剧展”。这些活动都成为现代戏剧史上的光辉篇章，田汉同志为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战时期，田汉同志创作《江汉渔歌》、《新雁门关》、《岳飞》等大量戏曲剧本，写了《秋声赋》等话剧剧本，其中《江汉渔歌》反映了全民抗战的主题，曾在大后方广泛演出，有力地配合了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战胜利后，他写了著名的剧本《丽人行》，反映美蒋反动派夺取了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有力地起到动员人民进行民主斗争的作用，那时，田汉同志正准备到解放区去，由我主持将《丽人行》拍成电影，扩大这一剧本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同志在领导戏曲改进局、艺术局、戏剧家协会等部门工作时，积极倡导戏曲改革，使我国戏曲事业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同时，他坚持写作，改编了《白蛇传》、《西厢记》、《谢瑶环》等优秀戏曲剧本。在话剧方面，创作了《关汉卿》、《文成公主》等名篇，其中《关汉卿》以它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成功地塑造了关汉卿艺术形象，成为田汉同志话剧创作的最高峰，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戏剧创作的瑰宝。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田汉同志始终艰苦奋斗，始终以他的艺术创作和文艺组织活动为党的总路线总方向服务；他时刻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在半个世纪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性格豪放不羁，但要端大节始终是坚定明确的。从入党时起，他对党组织忠诚坦白，对同志推心置腹，表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品德。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田汉同志政治上很虚心，非常尊重党组织。他有时凭感情冲动办事，不大讲究影响、效果。但他能正确对待同志的意见，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党组织的意见绝对尊重，并且坚决在行动上改正。我比他小四岁，赵铭彝同志是他的学生，保罗同志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后辈，但只要我们是代表党组织发表意见，他就虚心听取，认真付之实行，这是他的党性所在，也是他取得事业成就的保证。二

田汉同志一生密切联系群众，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他搞五湖四海，广泛结交朋友，引导他们来为革命出力，这种群众化的作风是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从南国社起，田汉同志就是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一块儿吃大锅饭、睡地铺，一块儿找剧场、布置演出。他习惯于生活在群众之中，以和群众在一起为最大的快乐。他能在闹哄的剧场写作，一边写，一边刻印，一边排演。我亲眼看到这种情景，很受感动，他可以在热闹场合静不下来的情况下写作。演员们有什么要求，他尽量满足，加人物、加台词，都能做到；为演员写本子的事例更不少。别人有了困难，他就一片赤诚地帮助解决；别人经济发生恐慌，他有稿费就拿出来买米，有饭大家吃，没有了再设法筹划。南国艺术学院教课是没有报酬的，他不仅乐意为之，而且为学校筹款；到“南国”学院学习的学生出不起学费不算，还由田汉同志管生活费。人们喜爱田汉是有道理的，他就有那么一种巨大的魅力。到了左翼剧联时期也是这样，大道剧社、五月花剧社、春秋剧社等，田汉同志和他们处得水乳交融，所不同的是，除了一以贯之的事业精神以外，作为共产党员，田汉同志更注意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记得在第三厅工作时期，田汉同志已届中年，他还是坚持和年轻的演剧队员们一起参加军训，一起爬、滚、扑、打，昙华林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气氛，与田汉同志等领导干部身体力行有密切关系。抗战后期，田汉同志和湘剧宣传队一起巡回演出，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始终和大家同甘共苦，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田老请客”是当时流传的佳话，他确实不计较经济，不拘泥细节，又常常不带钱。在南岳时，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请客，邀田汉吃饭，说明来一桌人。到时候，田汉同志带了三厅各处的同志三十多人来赴宴。黄琪翔哈哈大笑，说：“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准备的酒席恰好是三桌。”田汉同志即席赋诗一首，哈哈大笑不已。这种热情奔放、平易近人的作风曾被人称为“田汉风”。

田汉同志和戏曲界的关系有必要讲一讲。早在二十年代，他和周信芳、高百岁就有密切的交往。他为周、高二位写本子，高百岁还点了香烛，正式拜田汉为师。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工作者往往不大看得起戏曲和戏曲艺人。而田汉同志则不然，他重视戏曲艺术，认为新歌剧要以旧歌剧为基础，一直致力戏曲改革；他尊重戏曲艺人，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的疾苦，成为戏曲艺人的知己。他来到一地，没有几天就和当地剧团交上了朋友，并耐心地引导他们走上进步的道路。除了川剧以外，许多戏曲界人士都是田汉同志介绍我认识的，高百岁、李紫贵、郑亦秋、金素秋，还有桂剧四大名旦等。田汉同志是有名的大作家，但一点不摆架子，来到一起就一块儿喝酒、谈天，为演员们作词、题字。他还会哼几句京剧《秦琼卖马》，拉上胡琴就唱。这种真诚相待的态度，赢得了戏曲界的尊敬。在他的组织和影响下，京剧、湘剧、楚剧、汉剧许多演出团体参加了救亡宣传。当时，龚啸岚、王若愚、沈云陔等同志做了不少抗日工作，在田汉同志影响下，朱双云等人还出来主持义演，支援前线。1939年，第三厅撤退到重庆，楚剧宣传队也跟到重庆。四川群众不大懂楚剧，楚剧宣传队经济陷于困难。后来，第三厅改组，我们没有钱支援他们，而国民党则加以利诱。这些楚剧艺人很有骨气，宁可饿饭也不愿意加入国民党，主要演员卖了头面养活大家。龚啸岚同志是我安排他到第三厅工作的，后来又在文工会工作，就是让他们联系楚剧界群众。到了重庆另组文化工作委员会时，我们没有忘了楚剧演员们，当时由石凌鹤同志和他们联系。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戏曲艺人和我们共过患难，做了不少工作，有的还做出了牺牲。田汉同志团结戏曲界群众的功绩是不能埋没的。

接触广泛，搞五湖四海、三教九流，是田汉同志联系群众的一个特点。在他交往的人士中，有爱国将领、新老文人、有宗教界进步人士、有大力士、江湖术士等，大都通过和田老的关系，为革命工作做了好事，有的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一个江湖术士叫叶大密，精于太极拳术，能用气功治病。于伶同志患胆囊蛔虫病，十分痛苦。叶大密能在三十分钟内使他止痛，再到医院就医。艺华影片公司的老板严春棠原来是烟土贩子，后来转搞事业。严春棠拜叶大密为师，学习拳术。叶大密介绍田汉去做艺华公司的总顾问，我做编剧主任，廖沫沙同志也去了。后来艺华公司被反共分子捣毁。严春棠还来找我们商议拍摄影片《逃亡》，也是通过叶大密接的头。

田汉同志结交三教九流是有原则的，即是通过工作，为革命事业争取有利因素，这是一种远大的事业目光。周恩来同志曾在文艺界领导干部的会议上说过：“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这是他的一个长处。这一点，你们在座所有的人都不如他。”田汉同志紧密联系群众，不断从群众中吸取力量，这是他永葆革命青春的重要原因，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三

在我国文艺运动的长期实践中，田汉同志十分重视艺术教育工作，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培养大批骨干力量；他巨眼识人，善于发现人才，热诚扶助人才，充分发挥杰出人才的作用，其影响不可估量。

早在南国运动时期，田汉同志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有志青年，大家勇于实践，锐意创新。南国艺术学院时期更是以培养人才为目标，严格区别于那种商业性办学，在经济条件艰难，政治环境险恶的情况下，田汉不取报酬，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为文艺事业建造队伍。南国艺术学院的物质条件是十分简陋的，但它造就了像郑君里、陈凝秋、左明、保罗、陈白尘、万簌天、金焰、吴作人、赵铭彝、顾梦鹤、廖沫沙、张谔、陈明中等一大批骨干力量。这里列举的是不完全的，顺序也没有讲究，只是证明人才之多而已。在左翼剧联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他都注意造就队伍、训练骨干，像抗敌演剧队、歌剧训练班、四维剧校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建立新型的戏校、培训演员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为戏剧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田汉同志培育的人才是难以数计的。

我们的田汉同志善于发现人才，主要不在于他独具慧眼，而在于他无私的事业精神。他为发现杰出人才的禀赋、才干而由衷地高兴，他为有志青年的理想、抱负而操心，他像慈父一般地尽力帮助有才干的人摆脱困境、发挥力量。这是一种高尚的境界，是一种远大的目光。我长期从事文艺运动的组织工作，十分敬佩他这种伟大的品格。

大家都知道田汉怎样发现和帮助了陈凝秋、郑君里，而当年的普通学生金德麟（即金焰），后来又怎样成了电影皇帝。关于青年学者戴不凡由于批评田汉的作品而受到重用，成为文化界的佳话，我这里想集中谈谈田汉与一批青年音乐家的关系，以见他对待人才态度的一斑。

黎锦晖是田汉的朋友，有所往来，常请他到明月歌舞团去玩。聂耳当时在团里拉小提琴，没有可能发挥才干。田汉和他谈过几句，回来对我说，是个人才，可惜了，要想法把他拉出来发挥作用。他又把聂耳介绍给我，要我帮助他提高认识。我经常到聂耳那里去，帮他分析社会现象，认识革命形势。聂耳基本功扎实，学习努力，自律很严，他需要找个合适的职业。我找了电影皇帝金焰，让他在电影公司老板黎民伟面前说说话，请蔡楚生、史东山二位也帮助说情，使聂耳进了联华电影公司，终于有可能发挥作用了。后来，聂耳谱《开矿歌》、《毕业歌》、《大路歌》、《扬子江暴风雨》，还有传闻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一代天才很年轻就去世了，但他终于闪耀了光辉，传达了三十年代中国的时代精神，这与田汉同志的发现人才是分不开的。

任光从法国回来，在百代唱片公司制片部工作，很仰慕田汉的精神风采。田汉同志也认为他有才华，介绍我认识他。任光、程步高、唐槐秋邀田汉小宴，拉我作陪，他们是法国作风，一边吃三明治、喝啤酒、白兰地，一边纵声谈笑。我不会喝酒，在旁边陪着，静静地观察他们。任光出国前有一女友十分爱他，她是杭州的小学教师。任光归国后，便找来了，住在前后间不同居。她发现和任光生活很不协调，她是一板一眼，严谨惯了的；而任光是喝酒唱歌，嘻嘻哈哈，豪放不羁。当时双方情绪很痛苦。我们帮助做了工作，大家理智地处理关系，那位杭州小姐返回浙江，没有酿成恋爱悲剧，保护住一个人才。通过任光的关系，许多进步歌曲灌了唱片，如《毕业歌》、《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五六十种，销遍了南洋，传到了全世界，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后来任光到了武汉，安排在第三厅工作。接着转到新四军工作，表现很好，在皖南事变突围时牺牲了。

冼星海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找到田老，在第三厅安排了工作，作了许多救亡歌曲。他性格内向，不多说话，为人诚实、刻苦，和田汉和我关系都很好。后来去了延安，不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谱曲。

张曙是田汉同志的学生，从南国社以来一直追随着他。田汉发现他可以造就，就把他介绍给我。田老大就是这样，认为我在组织工作上干的时间较久，每当他发现了人才就来告诉我，让我帮助观察、培养，这主要是对组织的信任，发现、培养人才主要是他的功劳，他做了不少工作。

和田汉同志交往的音乐家有吕骥、贺绿汀等人，年轻一点的有舒模、林绿等同志，在抗日战争中，他们在田汉同志的合作和鼓舞下，作了不少著名的歌曲。上述许多作曲家所创作的代表民族精神的流亡歌曲，当时是风行全国，至今听了还使人感到精神奋发，对社会主义祖国充满信心。有同志说，田汉同志是新音乐的保姆，这话反映了一定的实际。田汉同志关心、培养、鼓舞的人才又何止限于音乐界呢！***

我和田汉同志相识在二十年代，自左翼戏剧运动以来，我们共同战斗，一起经历了无数次挫折和困难，一起分享过许多次胜利的喜悦。他的工作、创作和家庭生活，我都亲眼目睹。我难以忘怀他坦荡忠诚的品格，深深敬佩他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深信，田汉同志为党、为人民在文艺上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一生为之呕心沥血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一定会出现群星灿烂、空前繁荣的新局面。1983年11月25日

中国舞台协会演出始末

田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他是在十年浩劫期间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死的。1975年5月，当时的中央专案组给他作了结论，说他是“叛徒”，理由是：1935年他在南京被保释出狱以后，和国民党文化特务头子张道藩一起组织“中国舞台协会”，在南京大演其戏，为国民党树碑立传，搞反革命宣传。

关于田汉的这一段历史，从1935年以来，在文化界、戏剧界中历来确是有各种看法的：为什么田汉出狱后，在南京大演其戏？为什么国民党释放他出狱之后，既不让他离开南京，却又允许他在南京演戏？他和国民党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他在南京的两年中间，先后以“中国舞台协会”的名义举行过四次公演，这个剧团究竟是什么性质？是怎样搞起来的？演的那些戏又是怎样产生的？它在当时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影响？……问题很多。对于这些问题，田汉自己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声明，其他一些曾参加过演出的朋友们，至今也没有人作过什么说明或解释。由于对当时的真实情况不甚了解，所以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少有人对它加以评论。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田汉历任政府部门的各种职务，负责戏剧、戏曲方面的领导工作，而对南京的这一段历史，似乎也不曾听说有明确的结论。1961年春天，一次，田汉到我家来，告诉我说：“剧协”组织（他当时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正在了解他1935年到1937年间在南京组织中国舞台协会的经过，因相隔年久，有些情况他自己也记不清了；目前在北京的朋友中，只有我比较了解，希望我能谈一谈，帮助他回忆一下。当时就我记忆所及，和他谈了一些。谈话结束后，他要我把所谈的内容写一份文字资料给他。我说：“如果是组织来找我写，我是可以写的。”结果我没有写。后来又问过我几次，我还是不曾写。隔了几个月，大概1963年的7月中旬，田汉忽然寄来一封信给我，说他不久要出国，关于中国舞台协会的情况，无论如何希望在他出国之前，替他写一下。还说：“事实是什么，就写什么；你记得多少，就写多少。”他既一再提出要我写，我想，作为当年和他一起合作演过戏的我，为了帮助组织了解当时的事实真相，没有理由一定不写，于是把我回忆得起的一些有关中国舞台协会的情况，以个人通信的方式写给了他。以后许久我没有见到他，不知那封信对于说明他的问题的性质是否有什么帮助，也不知他的“问题”究竟解决了没有。

1966年，史无前例的十年内乱开始了。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阴谋，首先从文艺领域“开刀”，主要目标是所谓“四条汉子”，田汉同志首当其冲。当时“剧协”的一部分“造反派”在“四人帮”的影响下，又利用南京问题对田汉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凌辱，终于使他含冤死于狱中。“四人帮”被粉碎后，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摧毁了十年动乱中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反革命政治势力。田汉的冤案经由文化部党组的认真复查，终于得到了平反。根据田汉同志当时自己写的“交代”材料以及有关的同案人、同狱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写的旁证材料，文化部党组认为：“田汉同志这一段历史是清楚的，原中央专案组所作《关于叛徒田汉的审查结论》及《叛徒田汉的罪证》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撤销。”并建议“中国文联举行追悼会进行平反昭雪，恢复田汉同志的政治名誉”。根据这个建议，中国文联于1979年4月2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田汉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田汉同志为我国新文艺事业奋斗了一生，他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尤其是和戏剧、戏曲工作者的联系更为密切，在国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追悼会上的悼词对他的一生经历作了评价很高的介绍，说他从五四运动开始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数十年来，他和各种恶势力始终不懈地坚持着不屈不挠的斗争。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在左翼剧联的领导下，他为各艺术团体编写了大量的话剧、歌剧、革命歌曲和电影剧本；抗日战争期间又和各地戏曲艺人一起，从事抗战戏曲工作，编演了不少历史题材的戏曲剧本；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工作需要，当他不得不把工作转移到行政事务方面去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停止创作，为剧团写出了《关汉卿》、《文成公主》、《白蛇传》、《谢瑶环》等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说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任何人也不会认为是过誉的。

那次追悼会搞得很隆重，闻讯而来参加的群众达一千数百人之多，远远超过了预计，其中有许多同志还是从各地专程赶来参加的，这样的盛会在文艺界是罕见的。这原因大概是因为田汉同志一生的艺术实践，范围广泛，举凡文学、话剧、戏曲、电影、美术、音乐各方面，都有所涉及，因而他的社会交往比较多。其次，恐怕就是由于他的冤案是属于多年的沉冤，他被诬为叛徒，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可是从三十年代以来，在文艺界长期没有得到澄清。解放后，六十年代初期反右倾运动时，在当时的极左思潮影响下，田汉同志又为此受到了组织的重新审查。后来，“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目的把田汉打成为“叛徒”。文艺界的朋友们怀着对田汉无限崇敬的心情，多么希望在他的追悼会上能听到对那些妄加于他头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给以有力的驳斥。对于他在南京的两年中间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以及长期以来为戏剧界朋友们所关心的“中国舞台协会”的问题，能够得到澄清。可惜的是，在为他平反昭雪的悼词中，没有提及和说明。

这两年来，有些研究话剧史的朋友为了了解田汉的这段历史过程，来访问我，希望我以“同案人”的资格谈谈当时的真实情况。我想到四十七年以前当我们第一次在应云卫的家里商讨演戏问题时，在场的有田汉、辛汉文、王惕予、应云卫和我共五人，现在除我还幸存而外，他们四人都已先后作古。因此，把田汉同志的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就成为我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下面我记录的只限于我所了解和接触的一些事实，记的不可能全面，尤其相隔年久，难免有记忆失实之处，极盼当年参加过“中国舞台协会”演出的同志予以纠正和补充，使田汉同志的多年沉冤得以彻底地澄清。二、田汉到南京以后

1935年上半年，我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的时候，4月初，接到我父亲从北平来信，要我乘春假之便，随同他去宁波家乡扫墓。我出生于上海，离宁波很近，却从未去过家乡，也很想借此机会到家乡去看看，于是便和父亲一道回到了宁波。扫墓回来，路过上海，停留的时间很短暂，根本没有时间去看望朋友，唯一见到面的是我的老同学朱端钧。和他匆匆的会晤中，得知田汉被捕后，不久以前由上海转移到南京去了。恰好我父亲有事要我在南京停留一两天，于是我就在返济中途，在南京下了火车。为了想证实田汉是否已转移到了南京，我给王平陵（国民党办的《文艺月刊》的主编）打了个电话，他接到电话，当天下午就来看我。他和我谈到田汉被捕的事，问我在路过上海时听说了没有，我佯说不曾听说。他告诉我：“田老大（指田汉）是2月间在上海被捕的，同时被捕的还有阳翰笙。他们俩最近都从上海转移到南京来了，住在宪兵司令部。虽然暂时失去了自由，生活方面还是很受照顾的，和一般人的待遇不一样，在里面可以看书，像什么《三国演义》之类。”王平陵还说：“老大这人，朋友们都了解的。他是个艺术家，不是搞政治的，他也不会搞政治（按：意思是他不懂得搞政治），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的。”最后他说：“他被捕后，很受照顾，立夫先生、道藩先生都去看望过他。他外面有很多朋友，一定都很关心他，你如果见到他的朋友，请转告他们，要他们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从王平陵的这番话来分析，似乎并不存在什么阴谋或恶意；他对田汉的看法，说他“不是搞政治的，也不会搞政治”的话，也不像是怀有什么目的而故意说给我听的。由于田汉的日常生活习惯中经常有一种他的老朋友们称为“田老大作风”的特点，我们有时不也常开玩笑说“田汉是不能搞政治的”这样的话吗？但是从王平陵口中说出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们（国民党）根本不相信田汉会是共产党员，或田汉自己也根本不曾向他们暴露是共产党员呢？联系到王平陵最后对我讲的“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认为他的意思就是向我暗示他们并没有把田汉当作共产党员来处理。当时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应该说是个好消息，田汉被捕后，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因此当我回到济南后，我曾把王平陵所说关于田汉的问题告诉过南国社田汉的学生阎哲吾；7月放暑假时，我回到北平，也把这消息告诉过中国旅行剧团的唐槐秋和戴涯。听了这消息大家都感到很欣慰。

我回北平不久，便意外地接到余上沅从南京寄来一封信，说南京准备成立“国立戏剧学校”。已聘他为校长，要请我去帮忙教书。接到这信，我很高兴。我在“齐鲁”一年，对这个暮气沉沉、毫无学术空气的教会学校，实在不感兴趣；现在有机会归队，重理旧业，当然愿意，于是回信给余上沅表示同意。“齐鲁”方面我另请了徐霞村替我代课。

我是1935年9月下旬到的南京，那时田汉出狱已一个多月，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我一到南京就去看望他。从他的谈话中，我大致了解他出狱是由张道藩、徐悲鸿、宗白华三人保释的，条件是他出狱后，可以留在南京活动，但不能去上海。当时我还问了他：“留在南京活动是什么意思？”他说：“他们同意我在南京可以搞搞戏剧活动。”

田汉出狱后不久就病了，背上长了个疖子，在鼓楼医院住了些天，做了手术，才痊愈出院。8、9月间，他曾应赵光涛（1929年田汉率南国社到南京，在民众教育馆演出，赵是当时民众教育馆馆长）之邀，去徐州一带视察水灾，后来就此题材写成《洪水》一剧，作为中国舞台协会第二次公演的上演剧目。大约在10月上旬，四川大同影片公司拍摄的《峨眉山下》影片在南京上映，剧中几位女主演——黄侯、黄今、黄美，时称“黄氏三姊妹”——慕名前来请他为配合《峨眉山下》影片上映，替她们三姊妹编写一本短歌剧同时上演。田汉为她们写了《陆沉之夜》一剧。这是田汉出狱后在南京写的第一个剧本，也是他在南京开始戏剧活动的前奏曲，说明国民党同意他在南京搞搞戏剧活动的话是确有其事的了。三、中国舞台协会的成立

1935年10月中旬，一天上午，我正在“剧校”上课，应云卫（当时也在“剧校”任教）来告诉我说：“上海来了两个朋友，老大（田汉）让我约你今天晚上到我家里一起谈谈。”我问：“他们是谁？”云卫说：“都是熟人，辛汉文、王惕予。”这两位朋友自我1930年离开上海以后，已有几年不曾见面。我说：“好吧，我一定去。”晚上我应约到了忠林坊应云卫的家里，田汉、辛汉文、王惕予都已在座（田汉和应云卫都住在忠林坊），几句寒暄之后，言归正传。田汉说：“汉文、惕予他们来，谈起上海戏剧界的情况，说国民党当局最近对电影、话剧控制得越来越严了。但是我们的一些朋友在那样困难的处境下，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尽力争取演出，开展运动……”谈到这里，王惕予插了一些上海话剧界的活动情况。他是狮吼剧团的团长，在上海戏剧界也是活跃分子，所谈内容，可惜我已记不清了。接着田汉就把话头转到了南京，对应云卫和我说：“我们南京有条件可以活动活动，倒反而冷冷清清的，未免说不过去。我们为什么不来试一试呢？”我们当时都表示赞成，同意在南京打开一个局面。只是我对田汉说的“有条件”的意思并不完全理解。我知道他出狱的条件是，国民党当局不允许他离开南京，但允许他在南京搞些戏剧活动。可是演戏还得具备不少其他条件，首先是演员。当时我说：“我们这里有编剧、有导演，这是有利条件，可是没有演员，没有熟练的舞台工作人员，还是困难。我和云卫初到南京，人地生疏，办法不多，这些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呢？”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辛汉文拍拍胸说：“这问题好解决。现在上海有拍片任务的演员并不太多，调些人来问题不大。只要老大一声号召，我想他们都会来的。”田汉笑笑说：“出外靠朋友，这都靠大家帮忙了。”说得大家也都笑了。我们听了汉文这样慷慨的诺言，也十分兴奋。

这次谈话初步明确了南京决定要演戏了，至于演什么戏，约哪些人来，用什么名义演出，根本都不曾谈到。只等汉文、惕予他们回上海和各方面联系之后，来信把情况告诉我们，再考虑下一步如何进行。

约莫过了个把星期，应云卫又来通知我说，上海有回信了，要我晚上去他家一起商量一些具体问题。这次开会的地点依然是在应云卫的家里。参加的人除田汉、应云卫和我之外，又多了一个王晋笙。

王晋笙是我这次到南京以后才认识的。田汉出狱后就住在他的家里。他家也在忠林坊，是一楼一底的房子。我第一次去看田汉时，就是他把我迎进去的。他大约还不到三十岁，自称姓王。我向他打听田汉，他告诉我：“田先生住在楼上。”按照南方住家的惯例，房东给我指点了，我自己直接上楼去就可以了。这位王先生却非常客气，说：“我陪你上去。”我就跟着他上楼，见了田汉。我发现他比我想象的消瘦多了，可是一听到他的笑声那么豪放响亮，觉得他还是当年的田汉，丝毫也没有变样。我们刚寒暄了几句，他忽然想起旁边还站着那位王先生，连忙说：“对不起，我还没有给你们介绍呢！”经他介绍，才知道那位王先生叫王晋笙，是（国民党）宣传部的干事。介绍后，王晋笙说了声“你们谈吧”，便下楼去了。我问田汉：“这位王先生是什么人？”田汉笑笑说：“我不是介绍过吗？他是‘宣传部’的，为了便于对我‘照顾’，所以让我暂时就住在他的家里。”说到这里，还没有等我开口，他又补充一句：“他虽是‘宣传部’的人，却是很开明，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以后我去看田汉，经常和他有所接触，知道他是个文艺爱好者，读过田汉不少作品，对他很崇敬，而且同情。他对人十分热情、坦率，肯帮助人。田汉在狱中，林维中（田汉夫人）从上海来探望田汉，就借住在他的家里。后来田汉出狱，找不到住处，把田汉也接到家里暂住。听说田汉出医院时，医疗费用都是由他各方设法张罗来的。后来应云卫从上海来探视他，带来一笔款子，才还了王晋笙的借款。戏剧界认识王晋笙的人大概都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位热心肠的朋友。尤其在中国舞台协会成立后，准备演戏时，前后台的许多工作，如联系剧场，跑报馆，迎送上海来的演员，安排他们住的旅馆，以至借服装、道具等，由于我们和南京各方面的关系还不很熟，几乎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任劳任怨，东奔西跑，无不乐于接受。正如田汉说的，他是“我们的朋友”，是中国舞台协会的一位忠诚的朋友。抗战一开始，他终于脱离了国民党“宣传部”，参加了郭老（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十年浩劫中，因为曾参与中国舞台协会的活动，他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和迫害。

那天晚上的聚会，参加者虽然只有田汉、应云卫、王晋笙和我四人，如果把它称为中国舞台协会的一次“发起人”的会议，我想也未始不可，因为以后的这场大冤案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会上，田汉告诉我们：王惕予从上海来信表示，如果南京要演戏，上海方面可以给我们大力支援，需要哪些演员，及早通知他们。一听到这消息，客厅里立即活跃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拉扯起来，首先考虑的是演什么戏。田汉自告奋勇说：“剧本问题好办，我负责。现成的就有一个《回春之曲》，写抗日的。去年以上海舞台协会的名义在上海演出过。云卫，是你导演的吧？”应云卫说：“是的，是金焰、王人美演的。”王晋笙接着说：“请原班人马来演，还可以省许多事嘛！”应云卫说：“不过这个戏演出时间短了点，前面还得加一个小戏才行。”田汉说：“那就请翰笙写个独幕剧吧。”大家都同意。只因阳翰笙当时不在场，就决定由田汉和他联系。演出剧目就这样初步商定了。接着就讨论演出名义问题。应云卫首先提议用“南国社”，他对田汉说：“这是你的老牌子。”田汉不同意，说：“这块牌子早就砸了。”他的意思是“南国社”早在上海被查封了，在南京再搬出这块招牌来，显然是不相宜的。大家想了半天，谁也没有想出一个比较合适的名义，最后还是田汉提出：就叫“中国舞台协会吧”！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这样就算通过了。最后，关于第一次公演的分工问题，是这样商定的：剧本由田汉负责；导演一职，因听田汉说洪深先生要来，暂定给他留着；应云卫担任舞台监督；王晋笙负责前台工作；我负责宣传。至于上演日期，因考虑到上海方面需要安排人选，南京方面也有待于剧本写出来，所以当时未作具体规定，只说大体在11、12月间举行。

我们那次会议所讨论的就是这些内容。至于这个“协会”的会章、组织之类的官样文章，根本连想都不曾想过。揭穿了说，中国舞台协会不过是一块招牌，既无会址、会印，又无组织、章程，所以也无从向国民党政府任何机关去登记，更说不上向他们备案了。尤其可笑的，名为“协会”，实际上却连一个会员也没有。每次公演除我们四个“发起人”外，其他所需要的演员、导演和工作人员，都是临时由上海和南京当地约请来的。这样游击式的组织活动方式，在当时上海剧坛是一般“海派”剧团的流行作风，其实也就是“田汉作风”，中国舞台协会不过是沿袭了这种传统作风而已。今天看来，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了。四、《械斗》是怎样产生的？《械斗》是中国舞台协会第一次公演的剧目之一，也是构成田汉大冤案的主要剧目。在我们几个“发起人”开会讨论的时候，第一次公演原定剧目是田汉的《回春之曲》和阳翰笙的一个独幕剧。我记得田汉还告诉过我，想请阳翰笙写的独幕剧剧名是《晚会》，主题是写国际风云中青年男女的觉悟。剧中女主角，他准备请俞珊担任，这个剧本还没有影子，可是南京的大小报纸早已哄传开了。

从11月中旬起，上海的大队人马分成几批陆续来到南京，最后的一批我记得有舒绣文、魏鹤龄等。全部人马有三四十人，除绣文、老魏之外，有导演洪深先生，演员尚冠武、刘琼、顾梦鹤、英茵、王素、陆露明、刘莉影、洪逗、朱铭仙、冷波、赵曼娜、张惠灵、田洪、宋小江，作曲家冼星海、张曙，舞台工作者毕志萍、倪安东，摄影师郑景康，还有不少的名字我想不起了，都是各方面的专家。其中只有一件事当时使我十分纳闷：除上列专家们之外，还来了查瑞龙、纪逢春等五六位闻名全国的大力士。我想，这几位大力士难道也是来演戏的吗？我问应云卫，云卫说：“他们几位都是艺华影片公司拍武侠片的打手，这次是跟着来玩玩的。”我又问他：“怎么俞珊没有来？”他说：“听说她吐血，老毛病又犯了，怕来不了啦！”我说：“那么《晚会》谁演呢？”他说：“再说吧，现在剧本还根本没有呢。”第二天，王晋笙替我们借了新街口的一家咖啡馆的大厅，准备京沪两路人马在那里会师见面。南京方面出席的有我们四个“发起人”，还有白杨，两位漫画家叶浅予、陆志庠以及各报馆的外勤记者，乱哄哄地挤满了一厅。大家正在热烈交谈的时候，忽见田汉从人丛中走来，高声喊了一声：“请诸位安静一下！我有个提议，这次我们的客人当中来了几位大力士，首先让我们向他们几位表示欢迎吧！”一片掌声后，他又接着说：“我们的大力士既然来了，不能让他们闲着呀，也得请他们上台露两手呀！大家赞成不赞成呀？”全场一致：“赞成！赞成！”田汉接下去又说：“剧本的故事我已经想好了，名字叫《械斗》。这个戏请我们的洪深先生来给我们导演。”大家又鼓掌叫好。洪深先生事前似乎毫无精神准备，想不到田汉对他来了个“出其不意”，加上大家一鼓掌，只得站起来向大家点头招呼：“我导演！我一定导演！”说毕便跑到田汉身边把他拉到我们的桌子旁坐下，一边问：“老大，你先把故事讲给我听听，我好有个想法。”田汉说：“故事想得还不很完整，只是个架子。大致是这样：华北农村中有甲乙两个村子，多年来两村村民为了一点宿怨私仇，一直闹得不和，不仅互不往还，连青年男女相互恋爱也不被允许。有时两村村民为了一点小事，一言不合便互相殴斗。甚至舞刀动枪，扩大为群众性的械斗。可是这样惨痛的流血事件，竟没有人能制止得了。有一次，有一股土匪听说两村不和，就想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乘机前来洗劫。当土匪正在甲村进行洗劫的时候，乙村村民听到这消息，不但不去救援甲村，反而袖手旁观，幸灾乐祸。正在这时，乙村也发现有可疑分子混进了自己的村子，才感到大祸可能也要临到自己的头上。这时有人提醒：甲乙两村如果不立即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敌人打出去，两村最后势必会遭到同样的覆灭命运。听了这话，乙村村民才幡然觉悟，立即号召本村的全体村民，拿起各种武器赶到甲村，和甲村村民团结一致，终于把这股土匪打了出去。我们听了这个故事，立刻意识到甲乙两村是影射共产党和国民党，要求两党在此国难当头之际，立即停止内战，共同对敌，觉得很有现实意义。田汉讲完了故事，说：“但是这两天我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写戏了，这个戏是不是请彦祥执笔，我们来合作一次！就是时间要快点，两天交稿。”我觉得时间太紧迫，两天怕写不出来。洪深先生却在一旁直给我打气说：“彦祥，你写，我帮你打提纲，这个戏不难写。”洪深先生这样支持我，鼓励我，我只得同意了。”

当天夜里，我请洪深先生来到我家，一起研究《械斗》的剧本提纲。洪深先生素以擅长为剧本“搭架子”闻名，果然只用了一个小时，轮廓大致就拟出来了。然后我们就谈起这次演出的筹备经过。我把田汉出狱后的生活情况以及筹组“中国舞台协会”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了他。我问他：“洪先生这次是从青岛来的吗？”洪深先生当时在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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