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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2 14: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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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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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宗教侵略研究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宗教侵略研究试读:

出版说明

本书是以宗教的视角,反映伪满时期日寇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为了真实反映日本宗教侵略事实,本书引用了大量伪满时期遗留的中日原始资料。本书所涉及的省份、年号、机构、职务、称谓等都为伪满时期的用法、称呼,均为非法的,旨在揭露伪满时期日本宗教侵略的本质。序

一 安静的东北宗教环境

在我刚刚有记忆时,那记忆是片段的、凌乱的,但都是美好的,其中宗教启蒙算是其中之一。

记得一个晴朗的日子,父亲牵着我的手——我至今的感觉是提着我的手——向卧虎山西山坡一座小庙走去。在缓缓的山坡上,一条小水沟突然让我眼睛一亮。今天想来,小水沟也就是手掌那么宽,深不过一指,但在幼小的我看来就是一条小河了。流水泛起浪花,阳光下如碎玻璃那样闪炼着灿烂的光芒,十分好看。水流安安静静的地方,一眼可以看到水底,小石头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水就像水晶那么通透。小河边生长着的小草,一根一根的,碧绿碧绿,嫰得透明。一只小青蛙,只有拇指那般大,绿灰色的脊背,四肢浅褐色,半透明,睁着大大的眼睛,顿时激起了小水沟的灵气。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地方。这之前我依恋的是自己家的小草房,它是黄色的,屋内的墙壁是秸秆编扎成的,抹上了黄泥,切断的秸秆是一段一段的。眼前这地方真是奇妙至极,我深受感动。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美丽的情景,除了在美丽的童话和电影里,偶尔能看到类似的情景。

对于父亲领我去的那座小庙,我什么记忆也没有留下来。那似乎是一座半砖瓦小房,有一个和尚,“满洲国”后期连一个和尚也没有了。

我父亲闯关东时,是15岁,他当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他是山东海阳县人,7岁时母亲病逝。他从石岛乘木帆船,在海上航行一个多月,才到关东东角的安东(今丹东),现在坐海轮只有一个晚上的路程。那时下船后,连路都不会走,好像捡了一条命。父亲原是想到海参崴去找出路的,临行前听说老毛子侵占了那里,就不去了,转向边外。

那时,在鸭绿江入海口这地方并没有安东这一地名,俗称边外,距此地近百里的五龙背曾是兵家重镇。当时的边外并不发达,只有几家农户和清末山东大灾荒时乘木帆船逃难到此的灾民。安东是随着近代海洋贸易的兴盛和闯关东民众的增多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刚开始时,人们大多是开荒种地,而后将粮食作为商品销售,建起油坊用大豆榨油,随后木材行业也发展起来了。父亲干过种种苦活,最后顺鸭绿江逆水而上,到穷乡僻壤的临江来发展。那时临江是鸭绿江中上游的一座小城,居于鸭绿江冲积出的一块平原上,这块地从东到西十分钟就可走完,从卧虎山根到江沿儿,步行不过五分钟。从安东坐槽子(中国木帆船),沿鸭绿江逆流而上可到达临江,从临江到水流更加湍急的鸭绿江上游的长白县十八道沟,槽子已很难通行,卧虎山前的这块地便成了交通枢纽。现在来到临江,绝不会想到,这里的兴盛是从乱砍滥伐林木开始的,是从遮天蔽日的茂密森林中建立起的。那时进临江的通路,只有鸭绿江上这段水流湍急的水路。临江周围都是古老森林、陡起的高山,长白山老岭,层层叠叠。从临江至通化,只有一条需要爬山穿林时断时续的小土路。可以说临江的生命线就是那段弯弯曲曲的鸭绿江水路。成群的纤夫在湍急的江流边背着纤绳,一步步地艰难迈进,紧紧地拽着临江的生存希望。

20世纪初,日本便盯上了鸭绿江流域的木材,成立了鸭绿江木材开发公司。该公司像是一只魔掌,对鸭绿江沿岸的郁郁苍苍的林木进行大肆砍伐,不到百年,鸭绿江沿岸、长白山老岭的葱郁森林,就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在我小时的记忆中,鸭绿江两岸树木遮天蔽日,鸭绿江又宽又阔,水量非常充沛,流筏是鸭绿江的一大风景。

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日本更是有木就伐,好像人到垂死时一切置于不顾一样。我父亲认识的人里就有人认为,伪满时的日本统治者都是靠砍伐长白山的林木而发家的。长白山山脉里零星地点缀着庙宇,其周围的树木,也难逃厄运。临江那座小庙周围就没有一棵古树,以前卧虎山的树林郁郁葱葱。伪满时期,日本人也人工造林,由于不认真,效果甚微。

我小时候,临江充其量只有几千人。县政府是个小院落,几间瓦房,这在临江就是最好的建筑。临江砖瓦房是少数,集中在一条街上,它就是中街。临江大多数是草房和木板房。木板房可能是临江建筑的一大特点。当年的临江,住的、烧的、用的都是木材,连饭勺都是木制的。临江政府大门朝南,直行可到江边儿。朝江建有一座城门楼,我记不得城墙的样子了,也许城墙挤在那一块小地方,在发展中难以长久存在。

临江城里有两家百货店,伙计不到10人。临江只有一家当铺,连钱庄都没有,更没有银行。一家铁匠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几乎传遍全城。记得钉马掌的也只有一家,是一间歪草房。还有就是煎饼店、烧饼铺,但没有几家。

临江的精神信仰,最显眼的是西山坡的那座小庙。一座小庙,住一个和尚,庙事好像也不怎么忙。

小庙却是我父亲携着我,领我从愚钝到启蒙的地方。这是一座佛庙,不记得有道人。1943年日本在开发临江三道沟煤矿的时候,将卧虎山朝江面的那一半全部炸掉,铺设铁道,向三道沟煤矿开进。小庙好像随爆炸声消失了,和尚也不知去向。卧虎山露着难看的石架,临江的美丽一去不复返。

我父亲与其说是信佛,不如说是到佛庙那里去消遣,放松心情。父亲回家就忙生意,并不念佛经,也不供佛像,偶尔也会和母亲吃吃斋,数着串珠,却坚持不了多久。

作为原始信仰,萨满教在东北很流行。萨满教的跳神,在临江贫困百姓中很有影响,人们因跳神时敲着单面大鼓,称之为跳大神。也许跳大神比信仰重要,我没有看到萨满教的祭祀活动。百姓多是因为有病,才去找跳大神的。在夜间会听到单面鼓的敲击声,咚咚响,还有串铃伴奏。

老百姓也有人信狐仙,我们小孩叫它狐狸精。在山间、路旁常常看到木板钉成的盒子,用砖头、石板拼成的小屋,都高不过一尺,当成狐仙庙,但常遭孩子们恶作剧般的破坏。

也有山神庙,影响广泛。我没有看见比山神庙大的宗教建筑,闯关东的多是跑腿的,掏不起钱盖大庙。盖起的多是由木板和石片搭起的小庙,高不过尺把,和狐仙庙差不多,却备受尊崇。父亲信仰山神,给我们讲过很多山神的故事。父亲在冬日深山老林里当过木把,就是伐木工,差一点儿丢了性命。

这些都是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事,小城临江的种种宗教信仰,带有当地百姓的精神需要的特点,我不记得宗教紊乱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尽管他们的信仰是不同的。信仰生活相安无事,鸭绿江静静地流着。

二 九一八事变,东北宗教环境大变

九一八事变以后,临江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生活上的、思想上的、信仰上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临江对岸是朝鲜,日本驻朝鲜宪兵队悍然闯过鸭绿江,以“清剿”抗日分子为口实,在临江、鸭绿江北岸大肆屠杀,血肉模糊的头颅不时在临江城头挂起,吓得我夜夜做噩梦。临江曾因反对日本设立领事馆,掀起全国性的抗议运动,一再挫败日本越过鸭绿江的侵略企图。事变后,日本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径直越过鸭绿江,攻入临江,大发凶威。日本关东军、伪军自通化起,一路上“讨伐”中国抗日军队,随后进入临江。临江很快被建成一座木桩环绕的木城。每个木桩高两米五左右,直径一尺五以上,用的都是极好的木材。木桩笔直地密密地排在一起,给我的印象好像插翅也难飞出去。城内不时响起哨声,大门快速紧闭,抓捕抗日分子。父母不时神色慌张,中国人说错一句话就可能送命的事在那时经常发生。那时临江的夜晚,死般寂静,没有电,居民在家里只点一盏小油灯。

1933年伪满政府利用一个不三不四的和尚何一鸣,跑到日本去巴结日本佛教上层,其后日本派此和尚来到“新京”,组建起所谓的“满洲大同佛教会”。“满洲大同佛教会”声称:“发展日满两国民文化[1]向上,努力王道乐土向上。”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是把日本排在前面,满洲排在后面,所谓“日满”。文字显然是出自日本和尚之手,体现的也是日本的政策,日本当然排在前。“满洲大同佛教会”建立时,为扩大影响,叫来大名鼎鼎的张景惠,他当时任伪满政府军政大臣,后来任“满洲国务总理大臣”,他出面支撑,并在“满洲大同佛教会”胸章上题字。出钱购买胸章者,将其戴在胸前,据说会享受优待和特权,倒是有人利用它到处招谣撞骗,并未给“满洲大同佛教会”和伪满当局带来什么好声誉。“满洲大同佛教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制造的最大的宗教骗局之一。出笼之始便由“满洲国”伪政府下令在各伪省、市、县、旗、区、镇设分会,并大肆摊派,不管中国人同意不同意,都要交钱。“满洲大同佛教会”的会员,日本人是不参加的,只要中国人参加,越多越好。

不久,“满洲大同佛教会”呼啦啦地进了临江。

我曾看到一份有关满洲宗教的资料,密密麻麻的统计数据,我们的小城临江还没有被统计在内。

我的父亲是经商的人,在强逼之下只好掏钱了事。不管你信仰不信仰佛教,伪政权能摊派多少就摊派多少。很多人耻于戴那个胸牌。“满洲国”不仅有“满洲大同佛教会”的胸章,还有中国人极为厌恶的“满洲协和会”的胸牌。“满洲国”的这些摊派,除了被逼无奈不得不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戴这些牌牌的人之外,只有几个汉奸得意扬扬地戴着这些牌牌到处欺骗,后来日本人也发现这种愚弄中国百姓的方法太不得人心。“满洲大同佛教会”号称宗教,在临江却没有一座庙,也没有一个和尚,势力一度很大,因伪满政权支持它。在临江的历史上,一个佛教会闹得全城不安,这是前所未有的。不念经不念佛,只讲政治——“日满提携”。“满洲国”统治者以宗教的名义,对临江县民进行讹诈、骗钱,要求中国人效忠日本,接受日本殖民者的思想统治。

在满洲利用宗教之名统治中国人民的,不仅有“满洲大同佛教会”的创办人,还有投靠日本人的哈尔滨极乐寺的方丈如光,他早早投靠了日本,既有佛家丛林,又有声望,组织“满洲国佛教总会”顺理成章。“满洲国佛教总会”倒是一个佛教组织,只是它投靠了日本,不得人心。它在满洲也受到伪政府的支持,在满洲有庙宇的地方设置分会,组织较严整。我不知道卧虎山西坡上的那座佛庙中的和尚怎么样,估计也消停不了。当时要求中国和尚必须向满洲的日本统治者念佛效忠,祈祷“日满协和”,宣扬日本“圣战”给亚洲带来的“和平”,不然,和尚的饭也不好吃,不仅当不了和尚,而且生命是否保得住都难说。

日本计划把满洲(东北)的佛教和日本在满洲的佛教合并起来,将满洲的中国佛教全面日本化,改造为从属工具。

在满洲的日本佛教和它国内一样,有各宗各派,有自己的佛庙,历来只向日本人开放、传教,而不向中国人开门,不吸收中国教徒。中国人到日本庙去参拜的,在20世纪30年代极少。很多日本和尚都瞧不起中国和尚,更愿意自己独立。中国和尚除向他们卑躬屈膝之外,别无他事,“提携”只能是一句空话,统一组织谈何容易。

三 满洲第二次“建国”,日本天照大神成主神

1937年,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起初进攻迅猛,大有吞华之势,但此后陷入战争泥潭,纠缠了4年,前途茫茫,日本失去耐心,又于1941年发动袭击美国珍珠港的太平洋战争,自诩为“大东亚战争”。最初阶段,所向无敌,就像七七事变时开打一样,中国香港、南沙群岛以及英属新加坡都改为日本的地名,划为日本领土。日本的得意没几天,它的航空母舰、战舰接连被击沉。现代工业发挥了作用,美国的战舰、飞机越来越多,日本并没有获得战争的胜利,而是遭到战争的惩罚。

日本在战争中加紧了对所谓的后方基地“满洲国”的政治、军事、思想压迫和经济掠夺。政治的、思想的、军事的统治是其经济掠夺的支柱,那时日本的统治力度日益加剧,措施花样翻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是所谓“满洲国”的统治者,它的侵略也带来其宗教势力的扩大。为让其信仰随处有所寄托,日本人在其所到之处大量修建寺庙、神社。

1940年,日本安排溥仪访问日本,说是第二次访日,溥仪在回“国”后发布诏书。日本殖民统治者宣称,这是满洲的“第二次建国”。日伪的“王道”转换成了“惟神之道”,即日本的神道。在当时的日本国内也没有实行这样的神道政治。日本帝国主义真是太欺负中国人了。

日本将古代贵族崇拜的日本始祖“天照大神”,定为满洲——中国东北——各族人民的始祖,宣称其是满洲的主神,要求日日月月敬拜。日本和满洲的关系由“友邦”(九一八事变之后)变为“盟邦”(1935年溥仪第一次访日之后),再到“亲邦”(第二次访日之后),升为父子关系。满洲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所有在满洲的日本人都是“满洲最后的领导者”。日本毫不含糊地把这话写在它的各种文件里。

日本人的地位理所应当地升为上位。虽说伪满各部,一帮汉奸伪部长的位置没有变化,日本人仍是副手,但副手的权势更大。在一些伪省、市、县,日本人已经毫不客气地坐上第一把交椅,出任伪省长、伪市长、伪县长。伪满的文件历来是中文在前日文在后,自“亲邦”之后一律改为日文在前中文在后。占伪满人口大多数的汉族,被改名为满人,汉族不再存在。“满洲新天地”的“国歌”,也改为日本人用不三不四的、拙劣的、既非古汉语更非现代汉语写的歌词,强迫中国人歌唱,这些歌也传到中国寺庙。

为了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的强制,日本殖民当局在全满洲各伪省、市、县、旗以及主要街镇等,一律建立起中国人必须跟着日本人去祭祀的天照大神的神社,从官吏到老百姓,不管信不信仰,每周必须到神社去参拜、祈祷,敬拜天照大神降福,祈祷日本“大东亚圣战”的胜利。

日本的这个神地位至高,在满洲的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都必须奉天照大神为“满洲建国元神”,满洲的始祖。照日本的理论,佛的始祖不是释迦牟尼,是天照大神;基督教、天主教的始祖不是耶稣基督,也是天照大神。这已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思想上的、政治上的粗暴镇压,古今未见。

日本将日本神定为满洲的最高神。不仅宗教界的中国人,而且在满的中国人都被强制性地灌输这种思想。基督教、天主教中有欧美人,他们在“大东亚战争”爆发后,被统一送到“奉天”(沈阳)或四平监禁,日本人逼迫他们交出财政大权和房地产,然后将他们干净利落地驱逐出境。

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的殖民统治者在满洲的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一律改为贯彻日本意志的组织。这年年末,日本通过伪民生部发布一道指令,将满洲各宗教组织、各慈善团体加以整顿,统一称为“国民教化关系团体”,对满洲的中国宗教慈善团体和一部分日本团体进行统一领导、监控、利用。“国民教化关系团体”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宗教团体,有“满洲国佛教总会”“满洲国道教总会”以及满洲基督教联合会、日本基督教团、满洲朝鲜基督教会、天理教、满洲回教协会及其他;第二类为教化团体,有“满洲帝国道德总会”“世界红卍字会满洲国总会”“满洲大同佛教会”“满洲国博济慈善会”“满洲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新京五台山向善普华佛教总会”及其他。

这是日本全面垄断中国东北信仰、慈善团体的最大行动。

在战争环境下,在“民生部”(1945年改为“厚生部”)的领导下,这些团体很少从事宗教、慈善活动,而是进行了很多政治活动,如组织各色名义的“报国班”,到满洲各地搜刮民财,强迫储蓄,动员“出荷”粮食。

基督教里的日本牧师中,有人大感不平。在日本国内,神道、基督教是两个宗教团体,在满洲,神道却成了至高无上的神。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的一个牧师声称:我支持“大东亚战争”,但我信仰的是上帝,不是天照大神。日本关东军、日本“大使馆”的头们大为光火,[2]将其逮捕审查,逐回日本国,加以惩罚。

日本进驻满洲的各派宗教团体,都是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上的。自甲午战争始,日本军队开到中国东北哪里,他们的宗教就出现在哪里。和日本军队一样,他们以中国人为敌,攻击中国人,且不比日军更慈悲。

特别是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制造“满洲国”后,日本利用其政治、军事的占领特权,派遣大量的日本和尚、神职人员到满洲,其所到之处大肆兴建日本寺庙、日本神社。“第二次建国”实际上成为日本统治满洲的分水岭,在政治、经济进一步日化的同时,日本人在思想统治上竟搞起侮辱中国人的神道化,日本的狂妄可见一斑。

四 小城临江“惟神之道”急行

七七事变后,日本和尚在边城临江第一次露面,在这之前从未见日本和尚在街上转悠。这个日本和尚在临江街东租下一间民房。显然,是临江政府的安排,那时临江已有户籍。和尚穿着袈裟,敲着咚咚响的单面鼓,在临江街上转圈。单面鼓和萨满教的单面鼓近似,只是鼓的两面有题字,一面题着“南无阿弥陀佛”,另一面题着“武运长久”。

临江人明白,这个日本和尚虽唱“南无阿弥陀佛”,却是个侵华的和尚。他来到临江,安营扎寨,是为了祈祷日本在中国关内的战争获得胜利,为当地的日本人祈祷。这让中国人的心里非常不舒服。我父亲在心里非常不满,常在家里发牢骚,他嘲笑说:“敲鼓就能打胜仗吗?”

日本和尚响起的鼓声,标志着临江成了日本和尚的天下,这个和尚出现了之后,隔年又来了一个日本和尚。和第一个日本和尚一样,租赁一家民房,安营扎寨,每天穿着袈裟,敲着单面鼓,也在临江街上转圈。单面鼓上一面书写“大东亚圣战万岁”,另一面写着“打倒米英”。“米”是日文中的美国,当时日本蔑视美国。鼓上好像还有什么文字,现已记不得。那时日本在其发动的战争中,越打越力不从心。

日本和尚在行路中,从不和中国人说话,中国人也不和他们说话。我一直在想,日本和尚不知道中国人不喜欢他们吗?从他们木然的表情里不得而知。

日本和尚虽然天天能看到卧虎山上的中国小庙,却从没有看到他们到那里去,也没有看到中国庙里的和尚和日本和尚有什么往来,可以说各有各的事。[3]

日本宗教在东边道折腾,并不是一两个日本和尚的问题,如果是那样倒也简单。实质上这是日本的满洲统治政策的一环,是要搞出一个更大的折磨中国人的政策,要中国人都接受信仰天照大神。日本是在赤裸裸地同化中国人民的思想、信仰。

日本对中国满洲的物资和资源的劫掠,需要日本宗教的配合。我们亲身体验过日本对东边道资源的劫掠。在我们居住区域的临江,日本发现了大量战争急需的煤炭、铁矿、铜矿、有色金属等矿藏。战争越打越紧张,日本便急匆匆向临江投入资金进行开发,建设矿山设施、机器厂房,修建铁路,派遣日本技术人员,抓捕劳工,进行开采。临江就是在那时才修通到通化的铁路的,它打开了除鸭绿江水路的另一条通路。记得通车的那一天,火车头上插着两面旗子,一面是日本国旗,另一面是“满洲国国旗”。从那以后由于在鸭绿江上建设水电站,水路不再通畅,只能走陆路。

20世纪40年代,随着日本人开发东边道人烟稀少的矿山,他们也在所到之处建立起日本神社。比如,在铁厂子、烟筒沟、大栗子沟、林子头、五道江、二道江、七道沟、三道沟等新开的矿山,先后建立起日本神社,供奉天照大神、明治天皇。

自从天照大神成了“满洲神”之后,日本人一声令下,日本神社在东边道各县纷纷建立起来,就像日本在满洲其他各伪县建立神社一样。通化县神社,1937年建立,那是在七七事变那一年;辑安县神社,1939年建立,日本在那里修了一个水电站。抗日“赤匪”活跃的、荒僻的东边道及其他各县的神社,是在“第二次建国”“大东亚战争”之后建立的。抚松县神社,1941年7月建立;临江县神社,1943年2月建立;辉南县神社,1943年5月建立;濛江县神社,1943年9月建立。仅仅两年后,日本在满洲的统治轰然崩溃。

临江神社建在县城西猫耳山(帽儿山)下,是个很显眼的地方,从县城西望便能看到。“建国纪念日”“天长节”“大东亚战争纪念日”等这些日子自不从说,每月都让中国各界的人们拉着队伍到神社参拜。几所小学和两个男女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要排好队伍,敲着大鼓、吹着小号,迈着整齐的步伐去神社参拜。日本对中国人的参拜,监督很严。市民有时必须拿着各色祝贺的旗帜去参拜。这给我的印象是,好像日本人用一条无形的鞭子驱赶着大群的中国人。“惟神之道”可不仅是参拜日本神社的问题,“惟神之道”是政治,是日本套住满洲的政治枷锁。在这一政策下,日本加紧了对全东北的压榨。小城临江产大米,中国人吃了犯“国事罪”,是经济犯,送去当劳工。如果是对日本人不满,就是思想犯,也送去当劳工。后来仍缺少劳工,日本人就直接在街上抓人,说是“浮浪者”。临江很多中国人的商店纷纷倒闭,东北的经济都为日本垄断。我父亲的生意走进死胡同,破产了,母亲病死,我家的生活更加困难了。

在临江,日本侵占东北后的20世纪30年代,宗教尚有空间。记得有基督教人士在街面上活动,宣传教义,无非是要吸收信徒,父亲还拿回基督教宣传时的慰问品。一时间基督教在临江市民中有一定的发展,但至今也不记得临江基督教会设在哪里。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临江的基督教便一蹶不振,其后很多年临江再也没有基督教活动的影子。

道教在东边道有一定的影响,但在临江并不兴旺。记得临江出现过道士,活动不详。后来,日本稍有举动,道士身影便一去不返。

日本战败之前只是跳大神的大鼓,仍旧咚咚地在敲着。

日本在山城临江搞起日本神道大一统的高压局面,好像天照大神真有那么灵验。1945年在阵阵的夏风中,我耳边还听到日本妇女在哼小曲,不久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彻底战败,临江的日本人傻眼了,日本的满洲乃至临江的统治轰然垮台,临江的居民欢声震天动地,人们立即点上灯笼,全城庆祝,街上人山人海。

一两天后,我听人说,有人去砸了“巍然不可侵犯”的日本天照大神神社,他回来说:“那个日本神社里狗屁都没有,只有很小的一个镜子、一把小刀、一块破石头,把这个小庙砸了,将那些东西扔了。”

神社片瓦不存,宗教也不是好玩的。

我在想,日本不仅愚弄中国人,而且也在愚弄自己,就连他们信奉的那个神道、天照大神,也救不了日本。奴役他人的险恶用心,也迷住了自己的心窍和眼睛,遭到报复是自然的。

五 赘言《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宗教侵略研究》

当《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宗教侵略研究》书稿摆在我的面前时,引起我一系列的感想。

我在拙文开头时说:“宗教在中国是普通民众最基本的信仰,至少我的感想是这样。然而在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所谓‘满洲国’时期却不是这样。”我以个人经历来印证这一问题。而本书对中国东北的日本殖民时期宗教研究,是从理论上深入,多方面地进行的,证实了这一问题。

我个人对伪满的宗教做了些研究。研究工作是个苦差事,越往深里研究,越是千头万绪,至少我是这种感受。宗教上的事多着呢,宗派、信仰、传播、建寺建庙、行事祭日、教会团体、事件以及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人物、历史、军政方关系,等等。王晓峰、吴佩军、王志却能在深度上做出千般研究,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种种主要罪行清理出来,非常难得。

一部著作要有深度,也要有广度。以东北的西方宗教为例,可以说是千头万绪,牵涉极广。在中国东北的宗教传播有其特点,日本不乏采用的拉拢和镇压两手措施,本书中都有深入研究,还是研究的重点。

东北宗教既有多民族性特点,也有和其他国家交流的特点。对这种特殊性,日本的研究者曾拿出一种理论,言称汉族是满洲的殖民者,当然也是侵略者。他们认为在文化上、宗教上,汉族当然是侵略者、殖民者,倒是日本拯救了满洲,拯救了满洲文化。理论虽然十分荒唐,日本学者却乐于这种研究。

他们三人的研究,是以大量的实据,彰显了中国东北多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宗教的成就,并描述了它们之间的交流。中国东北沦陷时期的宗教研究,他们选择了以佛教、伊斯兰教和研究难度较大的外来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为题。罗马教廷和所谓“满洲国”的关系令人匪夷所思,“满洲国”明明是日本拼成的,罗马教皇却站在日本侵华者的立场上,称其为“国家”。罗马教皇的不公正是有历史根源的。这方面研究者较少,他们的研究填补了空白。

个人的经历多是单薄的,而我们小城的经历就更单薄了,但从那里也可以看到日本在满洲实行的宗教政策是怎么回事。侵略和掠夺且极其粗暴,无知、野蛮,这些就是日本的满洲宗教政策的特点。

日本的满洲宗教政策,今天看来也许不可思议,然而那是千真万确的,是一场民族的悲剧。那时有人如不支持,会以“思想犯”的罪名,被逮捕,发送当劳工,遭如些灾难的人们也许一去不复返。

日本制造的“满洲国”的覆灭,到今天已经过去70年,日本的满洲宗教政策方面的研究著述仍很少。王晓峰等人的研究是一次极大的突破,其成果可以说在此领域跨出了一大步。吕元明2015年7月30日于长春

[1] 《满洲佛教会的概要》,《教化团体调查资料》第4辑,“满洲国文教部教化司礼教科”,1945,第32页。

[2]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宗教志》,“基督教”篇。

[3] 东边道是指辽宁省东部的安东(丹东)、通化、辑安、长白、临江等二十余县。

绪论

一 选题缘起

日本殖民主义者占领中国东北的14年里,宗教成为其监控的重要部分。其中,外来宗教——基督教的三大派别: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因为其教会组织与欧美等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成为日伪政府监视的重点;本土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因为信众多,势力庞大,也受到日伪政府的严密监控,特别是伊斯兰教信众很多,且与西北、华北有着密切联系,成为日伪当局控制回族,实现其侵占整个中国的工具;道教虽然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和民间信仰,已融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与民间风俗迷信相融合,但由于理论的落后和宗教活动形式的陈旧,在20世纪上半叶作为宗教团体已经呈现一种衰败颓废的状态,所以日伪政府对其控制较松。

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派别,三者先后传入了中国东北地区。其中,进入东北地区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派别为天主教。天主教早在1245年即已传入东北,1838年时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建立了东北教区,此后奥地利加布遣会、奥地利本笃会、德国本笃会、瑞士白冷传教会、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加拿大魁北克外方传教会、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等相继进入东北。基督新教则是在1867年由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宾惠廉传入营口。此后,爱尔兰长老会、加拿大长老会、美国浸信会、美国监理会、芬兰撤冷会、英国救世军、复临安息日会、韩国监理会、真耶稣会、基督徒聚会处等20余个教派相继进入东北。东正教则是在1898年传入中国东北的,其传教活动与沙俄政府对东北的侵略是紧密相连的。满洲事情案内所1937年12月的调查显示,东北地区天主教信徒人数为153844人,而基督新教信徒人数则仅为51393人,东正教教徒则主要是俄国侨民,[1]大约2.5万人。此外,犹太教也随着沙俄势力的入侵和1917年十月革命后大批具有犹太血统的俄侨的到来,在哈尔滨落地生根。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基督教派别是最多的。

东北沦陷期间,日本殖民当局对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采取了不同的宗教政策。罗马教廷从维护天主教会利益的角度出发,承认了“满洲国”,天主教会也向日本殖民当局表示顺从。日本殖民当局也对天主教采取了怀柔政策,支持天主教会的传教和各种宗教活动。除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加拿大、美国、荷兰、比利时等“敌国”的神职人员被收容监禁外,天主教会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教会事业不断发展,教徒人数持续增加。基督新教的教派与本国政府关系密切,许多神职人员曾向1932年李顿调查团和英美等国驻东北的领事馆提供情报,并帮助过抗日组织。所以,日本殖民当局不断打压基督教会,完全排挤掉英美等国的基督教会力量,并最终成立了以日本基督教会为中心的满洲基督教会,基督新教的教务事业陷于停滞。东正教会与日本殖民当局也基本上保持了融洽的关系,双方基于反共反苏的共同需要进行合作,但后期因参拜天照大神的问题出现对立。

当时,东北佛教的势力非常庞大,伪满民生部1936年统计的结[2]果显示,伪满境内的佛教庙宇达到1828个,僧侣多达4122人。伪满时期,日本佛教也大规模传入东北,但主要是在日本人中间传播,其中以日莲宗传入的时间最早,净土真宗的势力最大。据伪满文教部宗教科的不完全统计,1934年东北的日本佛教宗派超过10个,寺院148[3]所,布教者达233人。1940年以后日本佛教在东北又掀起了新一轮的传教高潮,其势力不断扩大,1943年东北的日本僧侣已经达到503[4]人,中国其他沦陷区的日本僧人也有429人之多。为了更好地控制东北佛教,日伪当局积极筹建佛教的联合控制机构。1934年9月,在日伪当局的授意下,“满洲国”佛教护法会在长春成立,日本佛教徒植田贡太郎任会长,中国僧人如光任副会长。该会成立不久植田贡太郎就调任伪满治安部警务司司长,使得该会成为日伪监视佛教界的一个御用机构。为了进一步控制东北佛教,1939年5月日伪正式建立“满洲国”佛教总会。

而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在1936年达到231个,信徒人数达到30万以

[5]上。伪满建立之初的1934年,日伪当局就建立了伊斯兰教协会,以此控制回民,煽动回汉对立,1939年1月,伪满伊斯兰教协会开始出版机关刊物《回光月刊》,宣传殖民政策,诋毁抗日运动,煽动回民拥护日伪当局。

回顾东北沦陷时期宗教各派别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政治因素深深地介入宗教发展之中。各种宗教之所以在伪满初期大规模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日伪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这是其政治需要;伪满中后期,外来宗教基督新教遭到致命打击,也是其政治需要。东北沦陷时期宗教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也绝少不了与政治的联系,例如,罗马教廷在1934年承认伪满洲国,1938年伪满使节团拜访教皇,1934年哈尔滨极乐寺和尚如光参加在东京举行的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会,伪满骑兵第三十九团改为回族部队,等等,无一不是政治运作的结果。且不说宗教传播过程中宗教人士与当局有直接关联,单是官方对宗教的态度,甚至那些并非针对宗教的政令措施,都可能对宗教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近代宗教(特别是基督教)问题又涉及不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政治的新元素开始介入宗教组织,使原本就很复杂的历史更加复杂化。可见,政治大大影响了东北沦陷时期宗教的发展。因此,本书从政教关系的视角,对东北沦陷时期的宗教史进行研究,把握宗教团体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全面地勾画出近代东北宗教史的全貌。

二 选题意义

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的伪满殖民政权与各宗教派别之间是一种“国家控制宗教型”政教关系。殖民政权在以武力镇压东北民众反抗的同时,也对民众的思想进行钳制,通过国家机器推行以日本的国家神道为基础的“国家信仰”,同时对其他宗教实行管控和改造,而且这种管控和改造的力度是逐渐加大的。大部分宗教派别以接受日伪政权的管控和改造为前提,换取了日伪政权对其存在的承认,但一步步成为服务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工具。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重新审视伪满殖民政权与各宗教派别之间的政教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伪满时期的政教关系是一个具有较高理论研究价值的课题。以往学者的研究或是资料不足,或是立场问题,往往不够全面和客观,这就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研究本课题,能深化对伪满洲国政治史的研究。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介入东北社会,作为一种组织体系介入民众群体,作为一种势力介入旧有的权力体系,其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都拥有众多信徒,特别是基督新教开办了许多学校、医院等慈善机构,天主教更是在东北建立了许多天主教村镇,教会势力盘根错节,组织严密,难以彻底根除。伪满洲国成立后,即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从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出发,采取了拉拢与监控并行的方针。随着殖民统治的巩固,日伪政府对宗教的监控力度不断加大。

研究本课题,能深化中日战争时期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东北传播的宗教中,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作为外来宗教,其每个教派都与所属国有着一定关系。基督新教教派众多,先后有爱尔兰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丹麦信义会、加拿大长老会、美国浸信会、美国监理会、芬兰撤冷会、英国救世军、复临安息日会、韩国监理会、真耶稣会、基督徒聚会处等20余个教派进入东北,这些教派都获得了所属国政府的支持。而东北地区的9个天主教教区和代牧区、监牧区虽然归梵蒂冈管辖,但实际上由分属不同国家的传教会控制。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和教徒则大多是在十月革命后从俄国逃亡到中国东北的,中国信徒极少。日本殖民当局与这些外来宗教的关系中包含了与欧洲列强的关系。可以说,通过研究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宗教史,可以更好地理解日本的殖民统治政策和外交政策。

三 研究综述

中外学界对东北沦陷时期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特别是基督新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一)关于基督新教的研究成果

由于长老会在近代东北新教中传入时间最早、势力最大,故有关[6]长老会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丹麦信义会居其次,其他小差会的相关成果则非常有限。主要有以下几类研究。

第一类主要是北美改革派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以及丹麦信义会的传教士撰写的伪满时期的传教史。如北美改革派长老教会的牧师Johannes Geerhardus Vos和Marian M.Vos于1934年著的《满洲的沉[7]思者,1934:改革派长老会在满洲》,以及Johannes Geerhardus [8]Vos 1936年出版的《我们的教会在满洲》,他们在自身经历的基础上对改革派长老会在东北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历史叙述。关于爱尔兰长老会历史的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是Robert Higginson Boyd的《满洲[9]的上帝之路:爱尔兰长老会的拓荒者在满洲传道》,以及[10]H.K.Johnston于1949年出版的《满洲:教会的成长》。

丹麦信义会的牧师Oline Høgsgaard于 1941年出版的《传教会在[11]满洲》,C.Waidtløw于1944年出版的《远东传教团在满洲传教》,[12]详细记述了丹麦信义会在安东、大连等地的传教过程。

第二类是传教士的自传和传记。如爱尔兰长老会的传教士[13]Margaret Weir于1933年出版的《满洲的韦安狄》一书,非常详尽[14]地叙述了爱尔兰长老会牧师韦安狄在东北几十年的传教活动,该书除了传教方面的内容外,还涉及基督新教会与不同政府的关系,涉及多次政治变动,特别是日本殖民主义者在伪满初期与教会的关系问题。

第三类主要是苏格兰长老会编写的报告。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Charles A.Leonard和Evelyn Corbitt Leonard于1935年编辑了名为《满洲的政治和宗教的发展阶段:关于满洲基督教传教会在满洲的传教活[15]动》的报告,此后苏格兰长老会外国传教委员会于1938年和1945[16]年出版了《满洲》,1946年发表了《关于远东传教团在满洲和宜昌[17]的报告》,这些报告的史料价值非常明显。

1967年富尔顿(Austin Fulton)《穿越地震、狂风和烈火:满洲[18]的教会和差会1867~1950》一书出版。该书对东北长老会的发展史进行了详细介绍,史料丰富,论述清晰。此后,Simon Rom Gjerø 于2008年撰写的《丹麦传教团在满洲的传教(1893~1960)》也论[19]述了丹麦信义会与日本殖民当局的关系问题。(二)关于天主教的研究成果

东北沦陷时期天主教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以法文、日文和英文文献为主。1.欧美的研究成果

如前所述,东北沦陷时期的天主教会主要有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加拿大魁北克外方传教会、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奥地利加布遣会、奥地利本笃会、德国本笃会、瑞士白冷传教会、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等。其中,巴黎外方传教会进入东北的时间最早、势力最大,加拿大魁北克外方传教会和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次之。所以,对东北天主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巴黎外方传教会、加拿大魁北克外方传教会和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的传教活动方面。

巴黎外方传教会神职人员Coriolis于1939年撰写的《巴黎外方传[20]教会传教士亨利·陆平在满洲的传教事迹(1871~1935)》一书,详细介绍了黑龙江省海北镇天主教堂本堂神父陆平建立天主教自治村镇,在与各种政治力量周旋的同时积极传教的事迹。Corinne de Ménonville于2007年出版了《土地和人民:在中国传教(1844~[21]1937)》,叙述了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东北传教的过程,并谈到巴黎外方传教会与伪满当局的关系问题。Gilles van Grasdorff于2008年撰写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亚洲的传教活动》则从东亚的视角考察[22]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活动,详细描述了巴黎外方传教会和日本政府、伪满当局、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此外,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Launay在其所著的《巴黎外方传教会通史》中也谈到了伪满时期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活动。Thompson Michea发表在日本《宫崎大学学报》上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天主教会与满洲(1900~[23]1940)》,利用日文和法文文献,考察了巴黎外方传教会所属的奉[24]天教区和吉林教区的发展。

加拿大魁北克外方传教会的研究资料也较多。1936年出版的《魁北克外方传教会15年传教史》一书,就谈到了教会在吉林四平教[25]区的布道活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加拿大魁北克外方传教会的神父被监禁在四平集中营,传教活动中断。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神父重获自由。“二战”后,一些神父撰写了关于这段经历的回忆录,如曾担任四平教区法库天主教堂本堂神父的Edouard [26]Gilbert,在1946年出版了回忆录《满洲的监禁》,回忆了自己在法库的传教生活和在四平集中营的监禁生活。曾经担任四平教区昌图天主教堂神父的Fernand Schetagne和Jean-Paul Ladouceur在1946年出[27]版了《满洲的印象》,谈及加拿大魁北克外方传教会在东北沦陷时期的传教情况。加拿大圣卫道会1946年编写的《圣卫道会:15年的[28]传道(1931~1946)》则更加具体地叙述了东北沦陷时期,四平教区加拿大籍神职人员的布道情况。

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在抚顺建立了教区,传教活动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抚顺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的神父John Joseph [29]Considine 1940年出版了《高粱长高的时候》,谈及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在抚顺教区的发展以及该教会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1983年,南加州大学博士生Kathleen Kelly提交的毕业论文《玛利诺传教[30]会在满洲(1927~1947)——调解和适应》,则从宗教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如何与奉系地方政府以及此后的日本殖民当局建立融洽的关系。

德国学者Adelhard Kaspar和Placidus Berger 1973年出版的《德[31]国本笃会在朝鲜和满洲的60年传道史》,叙述了德国本笃会在延吉地区传教的历史,对德国本笃会与日本殖民当局的关系,以及日本关东军杀害德国传教士的过程和原因进行了分析。[32]

此外,罗马教廷于1936年出版的《满洲和日本的传教情况》一书,也对天主教会在中国东北的传教活动进行了概述。法国圣母升[33]天奥古斯丁会的传教士Justin Munsch,于1959年出版的《圣母升天奥古斯丁会在满洲(1935~1954)》记述了该会在长春传教的情

[34]况。梵蒂冈秘密档案馆的管理员乔瓦尼·科科(Giovanni Coco)则利用该档案馆收藏的资料写成《圣座与满洲国(1932~1945)》一书,试图证明教廷从未承认伪满洲国,高德惠主教不是驻满洲的罗马教廷代表,他只代表满洲地区的几位主教,教廷承认伪满洲国之说,是当时日本政府的宣传。2.日文资料

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天主教的研究是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始的,研究者主要有三类人,即满铁调查部的人员、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殖民政府官员,研究成果都是为日本殖民当局服务的。

罗马教廷承认伪满洲国之后,专门论述东北地区天主教问题的书籍就出现了。日本天主教神父田口芳五郎于1935年出版了《满洲帝国和天主教》一书,宣扬罗马教廷根据自然法承认了伪满洲国是正义之举。

1939年,“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嘱托(即特聘人员)平山政十撰写的《蒙疆天主教大观》一书,强调日本政府、伪满政府和天主教会在反共问题上是一致的,研究了罗马教廷承认伪满洲国问题,介绍了伪满境内的天主教教区神职人员和教徒数量等基本情况。

满铁资料课嘱托大并二郎于1939年编写的《满洲的天主教》概述了伪满洲国境内各天主教区以及天主教自治村——海北镇的基本情况;千田万三1940年编写的《外国人传教士在奉天等地的足迹》,谈及修女进入奉天传道的过程,以及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殉教的[35]天主教徒;满铁弘报课于1940年编写的《海北镇和陆平》,详细叙述了海北镇建立的过程、法国神父陆平的功绩、朝鲜人村——瑞穗村的建立,赞颂了日军与教会的“亲善”关系。

另外,还有对东北宗教总括性的介绍书籍,如《南满洲宗教概观》(教化事业奖励资金财团,1931),以及少量谈及东北基督教的综合性著作,如千川万三的《满洲文化史点描》(大阪屋号书店,1943);卫藤利夫的《满洲生活三十年》(大亚细亚建设社,1937)等。这些小册子大都属于满铁调查报告类原始文献的范畴,比较特别的是《满洲基教苦斗史》(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室弘报课,1939年油印本),这本小册子带有一定的总结性研究,但过于简略。“二战”之后,日本学者很少研究中国东北地区的天主教,只有日本天主教神父、学者西山俊彦在《天主教会的战争责任》(2000)[36]等书中分析了罗马教廷和伪满洲国的问题,提出罗马教廷是出于反共等目的才承认伪满洲国的。3.中文资料

中国大陆学界对东北沦陷时期天主教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罗马教廷和伪满洲国的关系问题展开的,顾裕禄、顾卫民、顾长声、刘国鹏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其中,顾裕禄的《梵蒂冈对华政策资料》(1983)、《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1989)、《中国天主教述评》(2005),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1996)、《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2000)以及《中国天主教编年史》(2003)等著作,都强调教廷承认伪满洲国的标志性事件是1934年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被任命为教廷驻伪满洲国宗座代表;而顾长声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2013)一书中则认为教皇庇护十一世于1937年承认伪满洲国这一行为与其在1929年和1933年先后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签订条约性质相同,都是同法西斯主义者同流合污的表现。刘国鹏的《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2011)则利用梵蒂冈档案馆的资料,另辟蹊径,指出罗马教廷没有承认伪满洲国,但对日本政府制造的罗马教廷和伪满洲国建交的谣言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台湾学者陈方中和江国雄的《中梵外交关系史》(2003)则认为,教廷一方面想维护天主教会在东北地区的利益,一方面又不敢冒犯强悍的日本侵略者,所以采取了模糊的立场,在与伪满政权建立联系的同时又在外交层面上尽量回避承认伪满洲国。

总体来看,伪满殖民政权与天主教关系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学术成果似乎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1)引用的文献比较单一,国内学界多利用东北地方志,而国外学者则主要利用教会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录,缺乏材料之间的相互印证,导致有些内容失于偏颇;(2)研究视角并不开阔,国内学者多从批判的视角简单分析伪满殖民政权的宗教控制政策,天主教会的战争责任,而国外学者则常常站在教会的立场上,美化传教士,回避天主教会为侵略者服务的历史;(3)研究内容方面,资料整理、历史事实的叙述较多,专题性的深入研究较少;(4)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历史的、实证性方法较多,多学科及交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运用较少。(三)东北沦陷时期东正教的研究

中国学界的东正教研究成果主要有:李述笑的《俄国东正教哈尔滨教区史概要》(《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1期)、《俄国东正教哈尔滨教区和哈尔滨东正教堂述略》(《哈尔滨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外国人在哈尔滨》,2002),张绥的《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1986),高崖的《黑龙江东正教历史钩沉》(《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李兴耕等著的《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1997),乐峰的《东正教史》(1999),石方、刘爽、高凌的《哈尔滨俄侨史》(2003),中国台湾学者罗渔的《东正教源流考》(1974)也论及了东正教在中国东北的活动,王若茜的《东北沦陷时期的东正教》(《东北亚论坛》2001年第2期)对东北沦陷时期的东正教进行了初步研究。

美国芝加哥俄国东正教会编写的《我们父亲的生活:在圣徒、神父和奇迹之间——满洲的劳动者》(The Life of Our Father among the Saints Jonah,Bishop and Miracle—Worker of Manchuria,Chicago-Detroit Archdiocese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broad,1996)则叙述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俄国普通工人的宗教信仰问题。Е.П.Таскина《俄罗斯的哈尔滨》(Русский Харбин,МГУ,Наука,2005)和Николай Крадин著的《哈尔滨——俄罗斯的亚特兰大》(Харбин—русская Атлантида,Кабаровская крaевая тип,2010),Ilya Nikolayevich Kharin的『戦時下満洲国における祭政関係——「東亜正教会」の場合』(『 満洲の中のロシア』,东京,成文社,2012),ПоздияевД.свящ的《东正教在中国(1900~1997)》[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 китае(1900-1997гг),М:Изд -во свято-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 братства,1998],对东正教会在哈尔滨的活动进行了历史性叙述。

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学者对中国东北宗教的研究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也都有自身的局限和不足。这种局限和不足或者来自史料掌握方面,或者来自作者视野、立场、观念等方面,此外,还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总之,中国东北宗教史的研究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四 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一)研究方法(1)比较研究的方法。本书将伪满政权与各宗教教派关系的研究,置于日本政府与宗教教派关系的比较中来分析。(2)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本书既研究伪满政权与各宗教教派关系的基本方面,也研究伪满政权与各宗教教派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力求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以微观支撑宏观。(3)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本课题综合运用宗教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形成学科交叉的优势。(4)田野式的考察方法。本课题研究者对民间信徒进行访问,踏查伪时期宗教遗迹。(5)文献研究的方法。本课题充分运用日本国家档案馆、中国东北各省档案馆,以及梵蒂冈档案馆、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及当时的报刊和伪政府公报所载史料进行研究,以揭示伪满时期的政教关系。(二)研究思路

所谓政教关系,主要是指国家与宗教组织(即政府与教会)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只要有宗教,有政府,就有政教关系。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宗教,因此,政教关系存在于每一个国家中,是所有国家与宗教组织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教关系如何,采用何种模式,不仅反映了宗教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地位与社会作用,而且体现了该国政治体制、法治建设与公民权益保障的程度。

东北沦陷时期,日伪政权控制着宗教,国家的权威高于一切,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机构对宗教实施全面有效的控制。宗教组织必须以接受伪满政府的管理并与伪政府合作为前提,换取日伪政权对其合法存在的承认。不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或在政治上不与日伪政权合作的宗教、教派,日伪政权不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即使是得到日伪政权承认的合法存在的宗教组织,在人事、财务及开展宗教活动等方面,也必须接受伪满政权严格的监管。日伪政权与宗教组织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这种“国家控制宗教型的国家”中,伪满政权都是利用“国家”机器推行官方信仰和意识形态,强调自身权威与价值的不可挑战性。对于与日伪政权合作的宗教组织予以承认,保护,对不合作者予以打击,甚至取缔。

本课题通过研读大量的档案材料和历史文献,揭示日伪政权控制各宗教教派的主要方式,以及各宗教教派妥协的原因和影响,说明伪满时期政教关系演变的轨迹,进而诠释伪满时期政教关系的历史特点。

五 史料来源

本书的史料来自多个地区,主要包括国家图书馆,东北各省、上海、北京等地的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及档案馆,日本、美国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等。这些资料大概可分为如下几类。1.伪满和日本政府的档案

伪满洲国民生部、文教部、治安部、协和会及关东军档案,以及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文部省档案中大量与伪满洲国宗教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收藏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日本国家档案馆中。2.教会档案

梵蒂冈档案馆、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德国本笃会档案馆藏有与伪满洲国宗教有关的资料。3.宗教组织的会刊

天主教会出版的期刊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满洲公教月刊》(天主教创办),出版时间贯穿伪满大部分时间,以内容丰富而著称。中国基督教会也出版过《东北教会的昨日与今日》一类的小册子,史料价值很高。日本方面以《福音新报》为代表的若干种内容极为丰富的日文期刊更是难得的资料。伪满伊斯兰教协会也出版过《回光月刊》和《醒时报》等。4.宗教人士的记述

近代在中国东北传教的传教士,留下了许多有关传教活动的文字,包括书信、回忆录、纪实等,因为他们是传教的当事人,其价值可想而知。除西方传教士外,日本信徒也出版了一些与东北宗教有关的论著(部分作者并非信徒),如直接谈及东北基督教的有《南满洲宗教概观》《恩宠二十年》等,这些都是研究战时东北基督教史非常重要的外围史料。中国佛教界人士也出版了许多回忆录,最著名的是倓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涉及伪满政府的佛教政策。倓虚法师是中国东北佛教界的长老,1948年2月28日,离开长春去沈阳,不久,带其子松泉和“六大弟子”去香港,在香港时口述一生行业,由弟子大光笔录,成书上下两册,28万多字,1954年八十岁寿辰之际,在香港出版发行(已再版9次),流行海内外。5.地方志及文史资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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