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华社国际部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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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文明图谱:复原南海的历史基因试读：
前言
凌朔这本书不是在“编造”一种区域文明，而是在发现原有的文明、复原存在而被人忽略的文明。
长期以来，东南亚国家主要依靠西方学派的种种著述来复原自己的历史，被动地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寻找自己的文明。虽然西方学者也承认，关于14世纪以前东南亚历史的凭据主要来自中国史籍和文献，但西方人在谈到14世纪以前的东南亚史时，习惯于用“朝贡体系”对一个延续几千年的区域文明关系进行简单描述和笼统概括。更关键的是，西方的大量研究忽略了南海在区域文明形成、演进、传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几乎没有人把南海文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那么，南海文明到底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是一种碎片式的存在还是一种有内在联系、有内在特质的存在？这种特质又是什么？为什么西方话语主导的研究会忽略了这种特质的存在？
研究南海文明，时常会让人联想到地中海文明，甚至对二者进行类比。南海和地中海有很多类似之处，也有很多差异化的表现。但显然，它们在文明构成的基本要素方面，具有极为相似的特质：它们都以一个辽阔水域为中心；它们都有大量分散在水域周边的民族和国家；它们在长期的时间隧道中一直在通过中心水域进行交往和沟通；它们在交往沟通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互动的特质并且把这种特质又反馈到周边民族和国家中去，甚至影响了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轨迹；这种特质一直以某种形式的思维在传承和延续。
让人兴奋的是，在论证南海文明的存在时，无论从研究海洋区域文明的哪一种理论或哪一种模型入手，都能清晰地看见南海文明的脉络。
以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认为地中海文明是地理影响下的文化延续和传承。在他看来，地中海地区的地理要素是决定周边社会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山川、平原、海洋、气候等环境因素构成“静止的历史”，这种静止的历史改变着人的活动，决定了文明的形成。布罗代尔认为地形、洋流等物理和自然要素决定了海洋周边人类活动、食物种类、航行方式、贸易形式等。因此，布罗代尔不用贯通古今的历史作为研究范围，而只选取某一时段内的地中海地区历史特征作为分析对象，成就了其经典之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如果用布罗代尔的这种理论为模型，套用在南海的某一个历史时期上，一种在空间影响下的文化延续、变革、演进和传承的脉络可以被清晰地复原出来。
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研究模型由英国史学家戴维·阿布拉菲亚在《大海洋——地中海人类历史》中提出。他试图摆脱布罗代尔的立场，强调人类角色在海洋史中的位置。阿布拉菲亚在突出人类力量的同时，基本上忽略了自然因素对文明产生的作用。他尤其关注穿越海洋的人，认为人类因素是海洋和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他认为诸如人口迁徙、技术进步等人类活动以及人类活动的结果都让社会发展不再完全束缚于自然地理特征。如果用阿布拉菲亚的这种理论为模型，套用在南海历史上的人类活动，一种在时间推演下的文化延续、变革、演进和传承的脉络同样清晰可见。
这本书结合两种模型，用结合时间与空间的混合方式，围绕南海周边人类活动的特征，对南海文明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时间轴为主线，南海文明可以清晰地分作早期探索阶段的文明、日臻成熟定型的文明、蒙受殖民撕裂的文明三大阶段；以地理结构为主线，南海文明则可以按人类技术发展、交往活动的不同阶段，推演出以扶南为中心的大陆文明、以马来半岛为中心的半岛文明和以马六甲为中心的海岛文明三个重要历史时期。
更有意思的是，在历史上，以中国技术为主要推动力的探索行为，经历了一个在南海上“画弧成圈”的过程。“西弧”是，从中国南方的广东一带出海，经北部湾，到越南沿岸，到泰国湾，再到马来半岛，抵达马六甲海峡。“东弧”是，从中国福建一带出海，经台湾岛，到菲律宾群岛，再到加里曼丹岛，抵达马六甲海峡。跨度一千多年的东西两条弧线，形成历史上东西两大贸易带，最终构成北方以中国为起点、南方以马六甲为终点的一个闭合贸易圈。贸易圈带动两弧沿线的港口、都市、社会、人文、宗教的大发展，并向各个方向的纵深地带辐射，形成以南海为中心的区域文明。
如果从构成文明的物质内容、精神内容、思维方式、地域空间、社会面貌、经济联系、技术水平来评判，南海区域内涵丰富。另外，判断区域文明的另一个标准是，必须要存在一种明显有别于其他文明板块的自身特征或品质。在这一方面，通过对南海文明与域外文明交往历程的研究，可剥离出南海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有基因。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南海文明的启蒙肇始、“两弧”形成、系统海航、成熟繁荣来还原南海文明的发展，通过南海文明的物质交换、技术分享、精神交流来还原南海文明的特质，通过南海文明遭受的殖民排挤、经济掠夺和文化清洗来还原南海文明为何被历史湮没的真相。第二部分通过扶南文明、马六甲文明、爪哇文明、暹罗湾文明等南海文明不同历史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的几大内生的局域文明来阐述南海文明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第三部分通过南海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往来见证南海文明的独特性、独有性和独立性。
今天我们所说的“东南亚”这个地理概念，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蒙巴顿将军设立的战区名称，其历史还没有超过百年。但从一千多年前，中国的古人就管东南亚那片区域叫作南洋，或者南海，可见古人的海洋思维与海洋智慧。复原南海文明圈的基因图谱，意义也正在此。第一部分南海文明基因图谱引子
1626年，在今天菲律宾巴丹半岛的埃尔莫萨地区，一位名叫弗雷·路易斯·穆罗的天主教神甫把中国商船的到来纳入每天的祈祷内容。
埃尔莫萨与马尼拉近在咫尺，但弗雷·路易斯并不指望马尼拉能运送足够物资缓解当地遭遇的严重粮荒。当六艘满载谷米的中国商船按每年约定的时令从南海驶入马尼拉湾埃尔莫萨港时，这位神甫大呼“这是上帝的恩赐”。
这是一段很少被提及的历史片段，隐藏在19世纪美国学者艾马·布莱尔和詹姆斯·罗伯特森合著的《菲岛史料》（又译《1493—1898年的菲律宾群岛》）第32卷中。只可惜，这段被描述为“上帝恩赐”的故事，在中国古籍中已无法考证，或许因为，在那个由中国先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里，这六艘中国商船太过渺小，太过寻常，虽然六船谷米事实上拯救了大批饥民，缓解了饥荒。
今天，国际上一些人否定历史、混淆视听。但是，在菲律宾史学研究中颇具地位的《菲岛史料》却记载着这样一些片段和评述：
1605年，18艘中国大船运载华人5500人抵达菲律宾，推动了当地的生产与技术。遥望海的那一边，中国那个伟大的王国，非凡广大，那里的人们，有着极为敏捷的智慧，有着无与伦比的文明和政府。他们甚至在高丽、暹罗、高棉、交趾支那和其他一些地方建立权威，他们把自己的体系、品格与精神教义传播到足够遥远的地域。
今天，一些人把“航行自由”和“军事化”挂在嘴边。但纵览南海区域风云，从文明初现，到文化交融，到航海繁荣，到共同发展，中国人不仅是南海地理的探索者、远洋航行的先驱者、先进技术的传播者，自由航行的维护者，而且，中国长期扮演着地区局势的稳定器、区域贸易的推动器、先进技术的传播器。反倒是，16世纪开始，实力和观念膨胀的西方人打着“贸易自由”旗号在东南亚开启大殖民时代，穷兵黩武、干涉占有、压榨攫取、文化清洗……几百年涤荡，使受伤的南海文明出现继承与传承的严重断层与致命伤疤，一些文明消失，一些文明残缺，一些文明走形。就这样，南海文明，被刻意湮没与淡忘。
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史料，还有很多。故事里的主角，不仅有中国的古人，还有高棉人、暹罗人、吕宋人、爪哇人……他们足以开启关于南海文明亘古以来的巨幅卷轴，足以复原一个曾经繁荣辉煌的南海文明，足以还原那幅被殖民主义与干涉主义刻意抹杀的基因图谱。01 南海文明的早期基因文明之沉浮：始于扁舟，毁于战船
中国先人们启航南海的那第一叶扁舟，今天已无从考据了。但可确认的是，官也罢，商也罢，民也罢，官船也好，商船也好，渔船也好，正是那些从中国诸港出发的一次次冒险，编织起覆盖南海的交流网，让南海周边各种文明，跨地域地相遇、相识、相交。近两千年来，南海上日复一日地上演着自由航行、通商贸易、技术交流、文化聚合、观念交织的故事，各种形态的文化、传统、观念、方法，通过南海这片和平水域，交融、进化、催生出一种属于自己的文明。
这一围绕着南海发生的文明，从肇始，到嬗变，到成型，到传承，始终没有离开中国的关注，也四处留存着中国的身影。它的成型，离不开中国历朝历代官方与民间的推动、培育、捍卫与维护，或有心，或无意。这些点滴，逐渐让散落的文明合力创造出一个以南海为圆心、以南海为平台、以南海为网络的区域文明——南海文明。
直至16世纪，当亚欧大陆那一端的地中海文明发展到扩张和掠夺野心横溢时，西方人撞入这片从未发生过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文明海域，尔后，载有火器的西方战船长驱直入。随后300多年间，一些人打着探险、传教与开化的名义，打着航行自由、自由贸易的幌子，在南海周边，掠夺资源，清洗思想，涂抹文明。他们打破了中国和南海诸国千余年来靠海上交流确立的价值观念、信仰取向、贸易规则和人文融合，从头至尾地改造着这片被他们称作是“东印度群岛”的土地。正是这一挤压本土文化的殖民阶段，极大程度地扼压了南海古文明的有序传承，让南海文明骤然进入一个断层期，一些古文明甚至就此消失。
今天的东南亚，在谈及远古时代的文明时，总有一种找不到归属的尴尬：很多古文明已经消失，很多古文明仅仅是部分传承，还有一些古文明不伦不类地被西化和殖民化后改头换面地形成了今天的东南亚局部文明，今天的东南亚因此而呈现一种多元文化的现象。这种多元并不是天然的斑斓，而是一种殖民使然的非自然差异。
直至今日，一些西方人仍在畅谈他们当年靠殖民手段给南海周边国家带来的所谓“进步”，甚至仍打着“自由”的旗号在这片海域炫耀先进的战船与战机。但历史需要复原的真实情况是，在没有西方战船火炮的年代里，中国人与南海周边的智慧民族们，靠上千年的付出，推动的是和平的文明，繁荣的文明、先进的文明、自由的文明、平等的文明。苏格兰人约翰·平克顿（John Pinkerton）1818年绘制的“东印度群岛”地图。
南海文明的进步，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始终在稳健地向前推进。
真正的进步，从来不需要以武力干涉为代价。
包括东南亚这个称呼，不过是二战时期才有的军事地理概念。在文明初生、繁荣、繁衍的上千年历程中，这里被中国人称呼为南海、南洋。南海文明，真实存在过，至今也仍然存在，它从不曾湮没，不曾虚幻。文明之启蒙：冒险探索，雏形初现
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的古人们就留下了海上航行的蛛丝马迹。夏、商、周时期则有了明晰的海上活动记录。由于时代久远，这些记录已无法清晰还原成航线和活动轨迹。但可归纳的是，在秦朝以前，中国人在南海上的探索已经积淀到一定规模，乃至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久即在南疆设立南海郡，打通至今天越南沿海的诸多航线，记录下大量南海资料与岛屿信息。虽然那时的南海郡与今天的南海并无直接管辖关系，但秦始皇时期的一系列“作为”，成为南海文明史上开疆拓土式的节点性事件。
毋庸争辩的是，全世界最早、最全面记录下南海周边古文明的史料全部来自中国。再明确一些，在14世纪以前，有关南海的历史文献均为中文史籍。今天的东南亚学者考证，许多南海古国虽然有自己的文字，但由于地理和物产因素，它们大多采用印度传入的“贝叶记事”法，而贝叶不易保存，不易复制，不易传世，很大程度上造成那段古代史的大面积残缺。另外，很多南海古国并没有史官记载的传统，只有涉及宗教的内容，才被以文字形式部分流传下来。因此，后来的西方及日本研究者们，大多依赖或参考中国古籍来窥探、了解南海周边古文明，这才有了今天关于屈都乾、扶南、狼牙修、干陀利、盘盘、丹丹、赤土、婆皇、顿逊、毘骞、婆利、哥罗、羯荼、诃陵、爪哇、室利佛逝、罗越、堕罗钵底、堕婆登、多摩长等南海古国的认知碎片。何建民先生给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所作的序。
这些名称都是一千年前存在过的国名，它们中有些短暂辉煌，有些则统治一方数百年；有些与中国有藩属关系，有些与中华文明有着密切的交流；有些是由中国人的群体移民而成，有些则在政治、科技、生活、宗教等某个或某几个领域深受中国使者的影响。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南海周边文明早期交往的过程中，中国人不仅探索出航线，还与其他民族分享这些航线，教它们如何利用南海之便，规避海上风险。
清朝末年，日本南海史、西域史学家藤田丰八在其《东西方交涉史》上卷《南海篇》（即《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中详细记述和考证了古代中国与南海诸国的交通线路和往来史实。何建民先生后来在翻译这部著作时特别加入了一段对秦代时广州贸易盛景的描述。
我国与南海诸国之通商，为时颇古，秦时之番禺（今广州）已成南海贸易之中心地，商贾云集，各种异货珍品，远近汇聚。
他考证到，在当时的广州，不仅有中国商人远涉南海周边古国，更有这些国家的商人，竞相“远涉重洋，咸驶来华”，与国人交易。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吉普鲁在其《亚洲的地中海》一书中也指出，在东南亚被殖民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南海的海上贸易呈现三大特点：贸易由中国远洋船只开展、官员和船员都是中国人、中国贸易体系指导南海贸易规则。换句话说，中国主导着东南亚被殖民前的南海商业文明。即便在西方殖民东南亚后一直到18世纪末的近两百年间，中国人在南海推行的贸易规则成功抵挡住欧洲人介入这一贸易体系的企图，压缩了欧洲人在南海周边的掠夺和暴利空间。
至此，中国人首先发现和利用南海，已是不容争论的事实。基于这个事实，史料还告诉我们，中国人是最早在南海上定期、大范围、成规模活动的族群。不仅如此，中国人在缔造南海商业文明雏形的同时，还将先进技术、先进文化、先进理念推广与传授给南海周边国家。
早期的南海文明，肇始于朴素探索，进而演化成规模化商业的雏形。02 南海文明的“两弧”序列文明之定型：千帆竞渡，系统海航
秦代以前，受制于交通条件，南海古文明间的跨海交流充满艰辛与冒险。到了汉代，汉武帝建立起相对完备的海上力量，此时，北起渤海、南至越南的海上交通线已通行无阻，南海交通已具规模，汉人开始初涉印度洋。汉代对南海的探索和发现，由此更加系统性和专业化。那时，就已经出现了比较完备的南海航行“攻略”。《汉书·地理志》记录了这样一段从中国大陆南端向南旅行的海陆日志：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航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依照《汉书·地理志》绘制的汉代西行海路图。部分古国的方位争议较多。
通过这类日志中记录的方位、航程计时等信息，南海上逐渐出现越来越频繁的航行。南北朝时期，南海海上交通盛况空前，中国人与南海诸国的交往也逐步深入。《梁书·海南诸国传》中记述了林邑国（今越南中南部）、扶南国（今柬埔寨及附近地区）、盘盘国（今泰国南部万伦湾沿岸）、丹丹国（今马来半岛）、干陁利国（今马来半岛吉打）、狼牙修国（今泰国南部北大年一带）、婆利国（今巴厘岛）、中天竺国（今恒河流域）、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几十个国家。到了隋朝，607至610年间，隋炀帝派常骏、王君政等人由南海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南部），途中造访焦石山（今越南占婆岛附近）、陵伽钵拔多洲（今越南的燕子岬）、真腊（今柬埔寨及越南一带）、狼牙修、盘盘等地，其经历见闻、风土人情、奇闻逸事都记录在《隋书》中。关于这段历史，不仅有文献指引，更有实物为证。在西沙群岛北礁发现的南朝青釉六系罐等瓷器已经说明，至少在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瓷器已经作为一种贸易品远销东南亚，西沙群岛那时已成为南海上的中转站。
在唐朝以前，中国与南海周边诸国已经建立了成熟的航线，出现成规模的移民和通商。虽然南海诸国之间的战争不断，频繁分裂与兼并，新邦旧国领土交错的情形普遍，但文明交汇的种子早已在那些土地上生根孕育，为后来唐宋元明时期的南海文明大交融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们打开航海图，可以发现很多穿越大洋中心地带的抛物线形航线，但在古代，几乎所有固定的航线都是贴着海岸线形成的。一方面，受限于古代航海技术能力以及对洋流的有限认知，靠近海岸线航行会消除更多的风险因素，另一方面，船员可以获得更便捷的补给和应急救援。因此，在南海早期航线发展中，最先固定下来的航行就是《汉书·地理志》中描述的那一段，即从广东出发，经北部湾，到越南沿岸，再到泰国湾，再到马来半岛，最终抵达马六甲海峡。即便是这一条航线，也不是在某一个时期突然形成的，它是随着时间推移、在几百年时间中逐渐探索形成的。目前的证据表明，在唐朝之前，这条航线基本成型，形成了南海上“西弧”航线。“两弧”航线的形成示意图。
到了唐末宋初，航海技术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逆风行船技术得到普及。到了宋代，“东弧”航线逐渐出现。一些中国商人开始从福建一带出海，经台湾岛，到菲律宾群岛，再到加里曼丹岛，抵达马六甲海峡。这一条航线的固定化，对于南海商路来说，意义重大。在宋之前，中国人前往吕宋、苏禄一般是走“西弧”航线，要先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前往马六甲海峡，然后向东经过整个加里曼丹岛再向北抵达苏禄或吕宋，实际上是绕了一个大圈。“东弧”航线出现后，不仅大大节约了海上行程，而且还使东西两条航线在马六甲和加里曼丹岛一带会合，形成一个闭合的环状航线。在宋代后期，就有商人尝试着从中国南方出发，沿着闭合环状航线航行，一路走，一路贸易，把原先点对点的贸易形式扩展为循环贸易形式，大大增加了整个贸易圈的商品流动性和多样性。至此，南海文明开始随贸易圈进入大发展阶段。文明之昌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明代大剧作家、文学家汤显祖在谪贬徐闻期间，在番禺（今广州）和香山番（今澳门）耳闻目见了不少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创作了一批描写商贾、远航的诗句，如“占城（越南中部）十日过交栏（印度尼西亚的格兰岛），十二帆飞看溜还。握粟定留三佛国（南海古国三佛齐），采香长傍九州山（马来半岛霹雳河口）。”又如记述番禺人别妻离家远航经商的诗句：“槟榔船上问郎行，笑指贞蒲（真腊，今柬埔寨）十日程。不用他乡起离思，总无莺燕杜鹃声。”
自唐以来，南海航线逐渐固定，直接促进了跨洋商业发展。与此同时，文化交流也随商业路线往来传导，使南海周边诸港成为各种文化交织的商业都市。整个宋元时期，当时的中国人不仅泛舟“环中国海”经商或经营其他生业，而且开始定居当地，进而形成了海上商业网络，出现了东西洋诸国均使用中国铜钱的局面。南宋时，南海上已是“百舸争流、万国衣冠”。南海文明及其辐射区域示意图。
到16世纪初，葡萄牙侵略者侵占马六甲海峡时，就发现海峡内停泊有大量大型中国船只。1525年前后，西班牙派遣的探险家加西亚·罗萨途经菲律宾时，发现中国的大型商船每年到菲律宾贸易已成惯例。《菲岛史料》和日本学者小叶田淳《明代漳泉人的海外通商发展》中都记录了中国商船在菲律宾贸易的盛况以及中国商船对菲律宾经济的重要性。1600年，荷兰第一个环行世界的航海家范鲁特经过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时，发现荷兰纺织品在那里成为滞销货，原因是中国船只运送到那里的中国纺织品长期受到青睐。
明朝时，中国商品在南海周边非常流行。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瓷器、纺织品等商品质量上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在南海的海面上，中国的船只是唯一的定时航运工具和国际贸易载体。英国17世纪著名旅行家托马斯·赫伯特爵士在其《非洲亚洲旅行记》中记录到，15、16世纪之间，中国商船运载的货物不仅受到爪哇、万丹（今爪哇西部）本国人的追捧，也受到在那里的荷兰、英国等外国商人的欢迎。那时，万丹只有一些谷米、胡椒和木棉可以出口，而这些商品完全依赖中国船只来收购。每年1月间，当苏门答腊、加里曼丹、马六甲等地汇聚大批中国商船时，那里就像过节一样热闹。
虽然商业通常是以营利为目的，但从实际效果上说，商业反映了民生的需求，同样也推动了民生的进步。《菲岛史料》记载，16世纪，中国商船在菲律宾不仅交易高附加值的丝绸等商品，更有粮食等生活必需，甚至还有当地居民生产所需的牛马等牲畜。不同地域的不同需求，刚好构成了跨洋贸易的特点，同时也为南海周边改善民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质支撑。1680年至1703年的23年间，到达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中国船只达1200艘，除大多数来自宁波、厦门、广州的船只外，还有一些来自日本、暹罗的从事多国贸易的中国船。18世纪末，西班牙人在马尼拉进行的人口普查显示，马尼拉人口达4.2万，其中华人1.5万。
特殊的经济领域和地理空间配置，往往会聚合产生巨大的社会推动力；由点及面式的港口经济，往往会推动形成一片以海洋为中心的区域文明。如14世纪以热那亚、威尼斯、巴塞罗那为支点形成的地中海文明，以及以吕贝克、汉堡、里加为支点的波罗的海文明。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吉普鲁认为，古代南海周边也有非常类似的经济结构与地理配置，因此可以被称作是“亚洲的地中海”。特别是在18世纪，得益于阿拉伯、印度、葡萄牙和中国贸易网络的交汇，南海成为欧亚贸易的焦点。03南海文明的遗传特质文明之引擎：中国分享，技术传播
美国科技史学家罗伯特·坦普尔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发明与发现》中说：“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船尾舵、指南针、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和导航的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哥伦布也不可能远航到美洲，欧洲人也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殖民帝国”。事实上，在全球造船史中，“中国帆船”享有很高的地位。由最初闽南语的chun，到马来语的jong，再到英文的junk，法文的jonque，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的junco，荷兰文的jonk，德文的dschunke，意大利文的giunca，中国制造了被西方称作“戎克”的中国式大帆船，大可载重万余担，小可载重数千担。在19世纪富尔顿发明汽船之前，“戎克”在全世界海域都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
也正是这些“戎克”，开辟了南海这片自由航行的海域，承载了南海自由贸易的品质。汉代以来，南海航行之所以迅速呈系统化、规模化发展，与中国造船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汉书》中记载，汉武帝时的远洋船只“有楼船，有戈船”。《太平御览》记述，武帝时期有一种远洋用的“豫章大舡”，船上造有宫室。东汉人刘熙所著《释名》一书更是详细地把汉代大船按船上所建楼层高度和规模分类命名。英国著名航海民族学家詹姆斯·霍内尔在1920年发表的《印度船舶考》中考证，中国帆船早在公元5世纪前就扬帆印度洋远达红海，而中国帆船在南海上驰骋的年代则更要早上几百年。《马可·波罗游记》、英国亨利·裕尔编纂的《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等西方著作也记录到，到11、12世纪，中国帆船已发展成为巨型海舶，可搭载乘客千人以上。《菲岛史料》记录了1605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对中国帆船的一段评价，当时这位总督为了远征而仿造了大批中国帆船作为战船。他说：“中国帆船在船桨和船帆上的设计都很好，在现有桨帆船只中，没有什么船能有中国帆船的载重。”实际上，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陈侃出使琉球所乘官船的载重量已经达到千吨，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1850年葡萄牙人造出1500吨以上载重量的船只。
就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而言，中国古人从来不吝于分享。在南海周边，中国人主动把先进造船、航海技术传授给当地人，使整个南海周边的通航水平不断提升。
据《17世纪暹罗外交档案》，定居暹罗并从事航海工作的华人为推动暹罗及周边的航运技术进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7世纪，暹罗国王的公务船无论在国内行驶还是远赴海外，都由中国人驾驶。1679年时，暹罗的远航船只基本上全部由华人集资建造，使用的也完全是中国技术。到了18世纪，暹罗建成了南海周边最大的造船中心。《清实录》记载，1724年暹罗遣使来华，“其来船捎目九十六名，本系汉人”。曾随东印度公司在暹罗等地贸易的英国人约翰·克劳福德在其《印度半岛史》中说，在暹罗政府看来，与中国侨民往来不会产生任何政治危险，所以暹罗政府极其欢迎华侨用他们精良的造船技术和驾驶方法来帮助暹罗的造船业和航运业，华侨与暹人甚至形成了合而不分的情况。后来，在暹罗的欧洲人也要求暹罗政府批准他们享有华人同等待遇，荷兰侵略者甚至在1664年和1688年两次武力威胁暹罗订立不平等条约，企图禁止华侨涉足暹罗航务，但后来这一禁令因暹罗民众的强烈反抗并未真正实施。日本18世纪绘画作品中描绘的中国“宁波船”。作品现藏于松浦史料博物馆。日本18世纪绘画作品中描绘的中国“南京船”。作品现藏于松浦史料博物馆。日本18世纪绘画作品描绘的中国“广东船”。作品现藏于松浦史料博物馆。文明之品质：物质交换，精神交流
贸易本身，在物质交换的本质之余，往往还辐射到价值观、思想体系、技术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的交融与学习。中华民族在推动南海自由航行的千余年历史中，不仅把南海周边的经济贸易融汇一体，直接推动了各经济个体的历史发展，更重要的是，它把各方的先进文化编织在一起，形成了繁衍至今的南海文明。日本18世纪绘画作品中复原的“暹罗船”。作品现藏于松浦史料博物馆。
17世纪马来著作《马来纪年》记载，15世纪初，郑和船队到达马六甲后，给当地人带去了先进的建筑和耕作方法，当地人开始逐渐从原先的在海上架木为屋迁到陆地居住，并开始从海耕向农耕转型。史书记载，中国在与南海诸国交往过程中，不仅传授开荒垦殖、兴修水利等当时堪称先进的技术，还把许多农作物引入这些国家，帮助丰富当地生产生活。例如，赴缅华人带去了芹菜、韭菜、油菜、蚕豆等作物，乃至于缅甸人后来在这些果蔬的名称前加上“德佑”，意指从中国而来。柬埔寨也在一些蔬果名称前加上“秦”，说明它们来自中国。
在越南陈朝时，元朝派遣礼部尚书帖住和礼部郎中智熙善出使越南，授予天干地支阴阳合历的历法书《授时历》。此后，《明实录》记载，中国也将《大统历》先后赐予占城、爪哇、三佛齐（即室利佛逝）、真腊、暹罗，使这些国家“知正朔所在”。《更路簿》中常见的标识与解释。
印尼的造纸术也是从中国间接传入的。早在唐朝时，中国高僧义净在室利佛逝抄写经书时当地还无纸张，义净便致函国内友人，嘱托寄送墨纸。直到12世纪，爪哇仍“无纸笔，用茭樟叶，以尖刀割之”。16世纪初，中国生产的纸张开始在印尼市场上售卖。17世纪80年代，华人在雅加达正式开办造纸厂。
传播至南海周边的其他科学技术还包括珠算、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中医药等。
不只是技术分享，更有经验交流。汉代以来，中国的先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南海探索绘制出一套完整的航海路线图，有时令变化之分，有岛屿位置标注，为南海周边诸国间的各种往来提供了关键参考。在此基础上，中国船只的频繁出海以及大批人员的海外定居把这些经验传播至沿海各地，这才使“手握罗盘，仰望星象，撒炉灰测海流，悬重铁量水深”等方法在南海周边传播开来。
这其中，不得不提及中国民间航海秘籍《更路簿》，古称《海道针经》。《更路簿》是记录中国海南渔民在南海水域航行的航向和航程工具书，是我国渔民在南海诸岛航海实践的经验总结并世代传抄的航行指南类抄本。目前已收集到的《更路簿》至少有十多个版本，各版本各有所长，相互补充。如，王国昌抄本《更路簿》《顺风得利》记录有西沙群岛航行路线42条、南沙群岛路线220条以及显示一年中潮汐水流情况的十二月流水表。苏德柳抄本《更路簿》则更加详细地介绍了通往东南亚各国的古代航道，除第一篇和第二篇讲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外，第三篇讲广东、越南沿岸，第四篇讲广东至新加坡，第五篇讲昆仑洋上下各港，第六篇讲新加坡附近，第七篇讲印度尼西亚，第八篇讲越南至马来半岛，可谓东南亚航道针经“大全”。04 南海文明的复制演进文明之胸怀：兼收并蓄，吐故纳新
在谈到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交流时，往往会提及西行的玄奘法师。但殊不知，在玄奘前后，有大批僧侣名士也曾前往印度等地交流，而取道南海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即便是玄奘法师本人，若非是与在取经途中结识并结拜的高昌王有过返途再会的约定，也会接受印度戒日王的建议——经南海海路返回大唐。
玄奘返回后20多年，高僧义净踏上了西行求法路。他从广州乘船去天竺，在玄奘曾研习大乘佛教的那烂陀寺钻研佛学10年，返途中在室利佛逝、末罗瑜（今苏门答腊）搜罗并抄写佛经又10年。义净先后周游了30余国，历时25年，共带回梵文经书400部，归国后除翻译佛经外，还撰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下南海周边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状况。现有文献统计，与义净同一时期经海路前往印度的僧侣有60多位，有些后来长期居住南洋，成为早期华侨。这些僧人在研佛求法的同时，还极大带动了南海文明中的哲学、文学、医药、绘画、雕塑、建筑等领域的跨国、跨民族交流与发展。
在南海广阔的海面上，在一条条自由航行的商船上，佛教、犹太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儒学、道教等各类宗教和思潮沿海上丝绸之路碰撞交汇；中国的养蚕、制瓷、纺织、火药等各种技术在南海周边广泛流传；玉米、番薯、烟草、花生等番邦物种在南海周边自由传播；中国古典文学在南海周边遍地生根，甚至与很多本土文学结合形成新的文化力量。特别是，在各种文化交汇碰撞的过程中，许多中国移民加速了新的区域文明的形成，如马尼拉、巴城、泗水、万丹、北大年、马六甲、吉兰丹、大城、八莫等地，这些华人聚居地在后来数百年间始终发挥着文明交汇支点的作用。
不局限于宗教交流，中国文化还深深植入南海古国的政治制度和人才选拔中。近些年的研究认为，柬埔寨古代虽然受印度文化影响较深，但无论在扶南、真腊、吴哥还是柬埔寨王国时期，其王权神授的观念不能不说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另外，古代东南亚虽然受印度文化影响很深，但印度的种姓制度却没有盛行，原因之一是中国移民传入的姓氏传统被当地接受。
中国移民在东南亚很多地区受到重视和青睐。例如，明清时期，暹罗与中国之间的使节往来和通商贸易尤为频繁，暹罗大量任用中国人为官吏，有些入境的商人甚至被好意“扣留”聘做官员。《明史·暹罗传》记载，“汀州人谢文彬以贩盐入海，漂入其国，仕至岳坤，犹天朝学士也。”西方人也证实，暹罗重用华人，在公务、翻译、外交、财政等各领域均有不少华人任职。清代《海国见闻录》写到，暹罗“尊敬中国，用汉人为官属。理国政，掌财赋”。历史上华人向东南亚移民的支点城市及分布密度示意图。
直至今天，在南海文明中，中华文明的踪影随处可见。
在越南东山，泰国清迈、清莱，缅甸掸邦都曾出土过与中国青铜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青铜文化。印尼苏门答腊的帕塞马、加里曼丹、西爪哇也曾出土过汉代陶器和雕像。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梯田文化以及墓葬文化也与当时中国的华南地区有着充盈的证据联系。泰国中北部宋卡洛古窑口出土的精美瓷器则有明显的元代瓷器特征。
在民俗方面，泰国至今仍兴盛不衰的九皇斋节则完全是由明末清初一批怀念旧朝的中国移民所设，起初是为了纪念明朝的九代君王，后来则成了一种在本土不见踪影却在异国盛行开来的社会节日，流传至今。
在文学、史学、音乐、戏剧等方面，中国对整个南海文明的影响也从未中断。《三国演义》在暹罗被意译成泰文名著《三国》，开创了泰国文学史上的散文式小说先河。《白蛇传》则被柬埔寨改写成四音步诗体的文学作品，家喻户晓。由于很多南海周边国家都有通晓汉语、研习汉学的人才，自古以来，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文化交往就十分密切。明洪武四年（1371年），暹罗政府就向中国派出第一批由官员组成的留学生，在北京的国子监学习汉学。《明实录》记载，明廷的礼部当时专门装印有《列女传》万册，用以当作赠送其他国家的国礼。《三国演义》在泰国文学史上曾出现多种不同的“再演义”版本。
另外，南海文明在形成的过程中，还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民众生活的很多细节。例如，虽然今天马来西亚、泰国、老挝、缅甸的国家制度、政治架构、宗教信仰都不尽相同，但这几个国家都有一种相似的服饰，即类似筒裙的下裳，在马来西亚叫“纱笼”，泰国叫“帕同”，老挝叫“帕辛”，缅甸称“隆基”。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种非常类同的服饰，却与南海交通以及中华文明密切相关。三国时吴国孙权派朱应和康泰出使扶南国（今柬埔寨一带），两人在那里居住20年，不仅带去中国的先进文化，更用许多中国方式改变了当地的社会风貌。在扶南期间，他们看见当地人织布技术落后，男人裸俗普遍，就帮助他们改进织布技术，织出大面积的布后围住下身形成简单的围服。这一传统后来在扶南又向外传播，成为周边民族至今还保留的习俗。康泰回国后撰写《扶南传》，除记录往返见闻外，还描述了途经南海诸岛的情况。文明之根本：文明反哺，共建共赢
历朝历代的中国使者，不仅给南海周边国家带来积极推动作用，也把很多先进文化引入中国。同时，密切的海上往来也使这些国家的官方和民间使者带着自己最先进的文化技术和物产资源进入中国，开启一段美好的外交大时代。
以扶南为例，在朱应和康泰出使后的东晋及宋齐梁陈时期，扶南遣使中国20余次。梁武帝还在南京鸡鸣寺后建扶南馆译经道场。在扶南以南、今天泰国北大年一带，狼牙修国也积极与中国交往，515至568年间，狼牙修国经南海来使4次。在这些交往过程中，大量物产和技术在中国生根发芽，至今仍在生产生活中普遍存在。
明朝万历年间，中国从菲律宾引入丰富的农作物品种，其中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当属番薯。《闽书》记载：“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国外……吕宋国……有朱薯被野，连山而是……中国人截取其蔓咫许，挟小盖中以来。”而宋代南方种植的水稻则来自越南一带。《事物纪原》记载，南方水稻“始自占城国传其种，遂植南方也”。明廷还派人到一些国家寻求果木树种，如越南的槟榔、荔枝、波罗蜜、龙眼，暹罗的胡椒、蜜橘，缅甸的椰子、缅茄、老缅瓜等。
除农作物，中国的一些工艺技术也传自南海诸国。如交趾（今越南）的甘蔗种植和蔗糖生产，在汉代就传入中原。明朝时，越南人在建筑方面有很高造诣。明朝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营建都城北京，任命交趾（今越南）宦臣阮安负责总体设计，项目包括“北京城市九门、两宫、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杨村驿诸河”。阮安还参与了紫禁城的设计。
明代中国彩瓷工艺走向巅峰与郑和下西洋从南海诸国带回的多彩颜料密切相关。从苏门答腊和槟榔屿带回的苏麻离青和苏渤泥青，以及文莱、苏门答腊的紫啡、胭脂石等，都是彩瓷工艺的基础原料。
南海诸国的各种物产，还大大推动了中医药的发展。交趾的薏仁米，马六甲、彭亨、柔佛的犀角、玳瑁、乳香、片脑、沉香、降香，暹罗的苏木、大枫子、胡椒、槟榔，柬埔寨的白豆蔻等。这些外来药材，扩大了中医药的取材范围，早在唐朝以前就被详细记述在《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古代医书中。
艺术方面，南海诸国的音乐、舞蹈、杂技、魔术等艺术形式也随广泛沟通而传播。唐朝时，位于今缅甸的骠国曾献乐长安，引起轰动。白居易在诗中有这样的具体描述：“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一作千）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全唐诗》第七册卷四二六，白居易三）。《后汉书》则记载，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向东汉宫廷献“幻人”，算是早期的魔术师，他们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
为了能与南海诸国更加通畅地交往沟通，明朝还设立了类似外语学院的培训机构。明永乐五年（1407年），朝廷设“四夷馆”，隶属翰林院，馆内按语种分作“缅甸馆”“暹罗馆”等，选国子监生习译事，聘外国教师授课。史料详细记载，1577年，朝廷从暹罗请回4位教师握文源、握文帖、握文铁和握闷辣，招收学员12人。白居易的《骠国乐》。
在宗教方面，南海诸国与中国的交往尤为密切。南北朝时期，扶南高僧僧伽婆罗、曼陀罗和须菩提三人到中国传经、讲佛、译著，为中国早期佛教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云南地区曾经盛行的密宗，也是由缅甸僧人沿伊洛瓦底江北传进入大理地区，进而对南诏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另外，南海地区不少富豪，甚至君主，资助中国佛寺建设。如宋朝时，三佛齐国富商地华伽罗曾出资修复焚毁的广州天庆寺，越南南方阮氏割据势力的统治者阮福淍曾出资“五千金”帮助修建广州长寿寺大殿。05 南海文明的干预突变文明之劫难：殖民排挤，文化清洗
人类各文明的发展进程，从来不是简单直线的。很多文明，经历曲折和倒退，甚至归于中断与湮没。南海文明也如是。在它发展到如日中天时，欧洲殖民者的入侵，刨掘了文明的根基，撼动了传承的脉络，殖民的不仅是肉体，更是千年延续的灵魂。
从15世纪开始，欧洲人频繁“探索”亚洲。但他们对原住民的历史和文化不感兴趣，唯有香料和白银让他们痴迷。到了16世纪，南海的富庶物产和高度文明刚好满足了欧洲扩张的心态，欧洲人在南海周边大殖民的序幕由此拉开。
葡萄牙人16世纪开始在亚洲培育自己的殖民支点。他们通过楔子战术，植入一些支点城市，包括中国澳门、马六甲等，以此迅速形成完整的贸易线路，积累原始资本，并据此逐步控制亚欧海上贸易线路所需的战略、军事和商业中心。
但在欧洲人抵达南海区域时，他们发现到处都是中国人的产业、中国人的规则、中国人的观念。于是，伴随殖民与统治，一场“去中国化”的运动开始。
欧洲人在东南亚的“去中国化”，绝不是简单地把中国人赶出贸易领域。他们需要利用中国化的贸易体系，需要借助中国人建立起来的成熟航道，需要靠分散在东南亚各地的支点与中国本土的贸易港口建立联系，最大程度地攫取利益，最快速度地积累资本。
以菲律宾为例，1571年，西班牙人打败了苏莱曼国王，夺取了吕宋岛，他们试图把曾经中国化的他加禄人小镇马尼拉发展成一个西班牙化的城市。为了攫取原始资本，西班牙人开始利用中国商船建立起来的成熟航道，开展“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他们挤压中国商人的传统贸易业务，排挤自1402年就在吕宋岛建立起的中国贸易站，自己经营起大帆船贸易。他们在厦门大批收购中国商品，经日本向东，穿越太平洋，直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而后由南太平洋返回马尼拉，整个航行需历时一年。直到17世纪末，厦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这条航线一直是西班牙在太平洋的贸易脊柱。虽然在商业上仍需依赖中国商品，但殖民者却残酷对待当地华人。
西班牙殖民者出台管制华侨的种种严苛条款，如限制自由、集体搬迁、禁止在马尼拉过夜等。1603年、1639年、1662年、1686年、1762年和1820年，西班牙殖民者先后6次大规模屠杀在菲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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