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彤旭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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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青年报刊史试读：
前言
本研究所指的青年报刊，是由青年政党、青年社团、宗教青年组织等主办的报刊，以及商业性的专门以青年为读者群的报刊。这类报刊有明确的面对青年群体的自觉意识。自觉意识，包括群体意识、代际意识。群体意识，即意识到青年与社会其他群体的不同；代际意识，即意识到这一代人与上一代人的不同。有些报刊的创办者或编辑记者是青年，但是他们并不专门以青年群体为读者对象，也不以这些意识作为办报刊的先导观念，因而不在青年报刊的范围之内。本研究所指青年的年龄段，在15岁到30岁之间。以14岁以下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刊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历史上有些青年报刊虽以“少年”为名，但面向的读者群是青年，因此也属于本文范围。
本文的研究对象，关于时间起止，起于青年报刊出现的20世纪初，止于21世纪初。关于办报地域，包括国内的青年报刊，以及留学生所办报刊。后者虽然在海外，但以中文为主，并对国内发生影响，故在本研究范围之内。
关于杂志的概念。“期刊”与“杂志”常常可以互相代替，但中英文里两个词语的色彩都有所不同。“杂志”有包容丰富信息的意思，期刊则更强调定期出版物的含义。因为给青年看的出版物多以内容丰富活泼见长，所以本文取“杂志”这个概念，而不是更严肃的“期刊”。关于大学校刊范围的限定。大学校刊有多种类型，其中专业的学术期刊，读者并非以学生为主，所以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
关于青年的概念界定。本文要研究的青年报刊，以青年为主要读者群体。何为青年？如何界定？发展心理学认为，人在不同生理年龄阶段，有不同的心理特点。青年的心理迥然不同于儿童，也不同于成人。这种界定是基于青年的生理特点；社会学在心理学基础上对第一种概念进行延伸，把青年作为一种重要的、独特的社会年龄，认为青年是成年之前的准备时期，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青年的界定是不同的。从古代到现代，青年的年龄界定逐渐趋宽。因为现代人受教育的时间延长了，社会成熟的时间也相应晚了很多，就业、结婚、生育的年龄都变晚，但生理成熟并未延迟，甚至由于营养良好更提前了。社会成熟与生理成熟的矛盾，促使人们思考以生理发展界定青年概念的局限性。所以当代学术界对“青年”的界定，并非着眼于个体生理成熟与否，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
回顾既往的中国大陆新闻史著作，对青年报刊的历史考察并非一[1]片空白。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2]及《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等，都对历史上著名的青年报刊有所介绍。特点是偏重个案，并集中于共青团的报刊及五四时期的学生社团报[3]刊。《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收辑了19世纪以来大量青年报刊的名录和创刊情况，对于从事青年报刊史的整体研究是有益的工具。[4]
台湾新闻史学者赖光临先生，在《七十年中国报业史》和《中[5]国新闻传播史》中均述及民国时期和台湾当代的几种青年报刊，不过大都比较简短，没有详细深入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美[6]以中国传播史为题的博士论文，据笔者统计有五十余篇。其中没有专门以青年报刊为题的。
我国的学术界及新闻工作者对当代青年报刊研究成果颇富，中国人民大学郑兴东教授主编的《新闻冲击波——北京青年报现象扫
[7]描》，对《北京青年报》的报业经营实践做了深入的探讨。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关于当代青年报刊改革的论文也为数不少，对青年报刊八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影响及九十年代的变革不乏灼见。从受众的角度分析青年的媒介需求，学术界也有一些积极的探索。但着眼点普遍不在于历史，不以纵深的考察见长。
海内外历史学界对宗教青年组织、青年政党、青年社团等，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不过涉及报刊的部分不多，即或有提及之处，因历史学家的视角不同，不以报刊本身的发展为考察重点。如《五十年来台[8]湾宗教研究成果评估计画》，全面收录台湾学者1950—2000年在基督教研究领域的成果，笔者通过检索，发现其中只有一篇与青年会的传播活动有关联：吴国安的《中国基督徒对时代的响应（1919—1926）——以〈生命月刊〉和〈真理周刊〉为中心探讨》。
在前辈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本研究力求创新，第一次系统考察长时段的青年报刊发展史，以宗教、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力量对青年的争夺与控制以及青年文化的生长为线索，以文献为基础，注意使用第一手材料，尤其是以前学者没有发现或使用过的史料。比如民国时期的商业性青年报刊《中国学生》，由上海良友公司主办，编辑、印刷水准高超，过去被学术界忽略，本研究进行系统深入的史料挖掘和分析。本研究并且注重对文献进行辨析，反对不加辨别地采纳文献。对于某一事有不同说法的，通过多种文献的对照加以辨析。
本研究是新闻史，也是传播史。青年政党、社团、宗教组织的媒介，初兴阶段一般把发展读者与发展组织成员相结合，演说鼓动与报刊宣传相结合。本研究以青年报刊为主要研究对象，必然涉及相关的组织传播，故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较传统的报刊史涵盖更广一些。传播范式的变化是全文贯穿的视角之一。何为传播范式？传播媒介和信息技术在用于制作和传递信息时，通过特定的模式、状态和形式来进行，这些可统一称为范式。范式在性质、影响力、偏好方面的变化，[9]反映了社会变迁。传播政治经济学综合了历史、社会、文化的考察[10]，其方法对本研究也有借鉴意义。
本研究还借鉴了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与方法。语言学的方法，用于挖掘报刊名称当中蕴含的意义；历史学界的不同视角，为报刊研究提供参照；社会学和心理学，对于考察青年受众有不可代替的功能。
青年概念的界定根本在于社会年龄，而非生理年龄，恰如对女性的研究如今被称为“社会性别研究”一样。所以要考察作为受众的青年，必须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C． 赖特·米尔斯指出，“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11]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对于本研究来说，建立一种社会学的辅助视角，有助于注意到青年的社会角色变化与传播媒介的互动关系，以及传播媒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传统的历史研究，过于集中关注在英雄的历史，政治的历史。20世纪以来的社会史研究更看重平民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功用。要研究传播媒介的影响对象——作为芸芸众生的“大众”，社会史思路有借鉴的价值。从精英的历史，转向日常生活的历史，这对于新闻史研究是一种补充。
20世纪60—70年代，欧洲尤其是英国，兴起对工人阶级青年文化的研究。日本随乎其后。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近年也有值得注目的成果。对于变动迅速的现代社会中青年的困惑，青年文化研究有不可代替的解释力。
以往的新闻史研究，或者偏重报刊在革命中的作用，或以经营利润作为判断成功报纸的标准，因此偏爱读者众多的报刊。虽然历史上有过一些读者众多的青年报刊，但也有许多青年报刊印量少，发行范围狭窄，在以往的新闻史研究中被忽略。它们的读者不多，但是集合成群落，对社会的观念发生影响。因此，本研究并不只着眼于最著名的那些报刊，也注意到一些读者不多的报刊。
本研究时间跨度达百年，涉及报刊众多。为了能够集中精力提出一些更关键的，更有可能创新的结论，全文以重点问题贯穿，跳跃式推进。相当于多个分析单元的综合。
我国青年报刊受到美国和苏联的影响。为了弄清源流，笔者考察了美国的基督教青年杂志和商业性青年杂志、大学校园报刊的历史，以及苏联、东欧国家青年报刊的变迁。在这些横向的比照中，注意辨析外文文献的性质：有的资料是报刊的广告，不能完全采信；学者的论文著作以及专业研究公司的报告则具有较高可信度。
史有不同写法。节奏舒缓的能容纳更多的资料及细节，而紧凑的读起来更有吸引力。作为博士论文，强调创新，要证明创新，必然要把发现资料、鉴别辨析的过程展现出来。故而最好密密加注，言必有据。而海外中国史学家费正清的宏观笔触，以及黄仁宇的“大历史”写法，长于流畅通透，二者实在是各有所长。本文为严谨起见，注重对资料的鉴别分析，以使论据翔实；但在谋篇用笔上，也借鉴了宏观的历史写法。
总之，本书以跨学科的视角研究青年报刊的历史，结合对传媒的社会文化功能的探究。最后以此为基础对青年报刊的发展轨迹进行总结。本节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2]《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
[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
[4]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 “台湾中央日报”社1981年。
[5]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
[6]陈彤旭：《英语语境里的中国传播史研究——北美以中国传播史为题的博士论文选题及其对国内学术界的启示》，方汉奇主编，《新闻春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1页。
[7]郑兴东主编：《新闻冲击波——北京青年报现象扫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8]《五十年来台湾宗教研究成果评估计画》, www.hrc.ntu.edu.tw/intro/plan3.htm, “国科会人文学研究中心”网页。
[9]（美）大卫·阿什德著，《传播生态学》，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10]（加）文森特·莫斯可著，《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09页。
[11] C． 赖特·米尔斯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1年，第4页。第一章复制西方模式回应中国变革：基督教青年会报刊（1897—1933）本章首先探讨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播系统，分析它是如何受到青年会海外传播模式和基督教传统的影响。接下来分析基督教青年会会刊在中国的传播内容，尤其是推广现代生活方式与回应新思潮两个方面。第一节西方式的传播系统职业化的编辑部门
基督教青年会在向中国的推广中，复制了它在海外传播的一套模式，其传播系统是西式的，编辑部门的组织是职业化的。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 s Christian Associations，英文简称YMCA）1844年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斯创立于伦敦，“以培育商界青年之道德为宗
[1]旨”。19世纪50年代后，美国渐成为世界上青年会事业最发达的国家，它发展出一套海外传道模式，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推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播系统是其复制和移植。
学校和城市是基督教青年会在华传播的两个重点。青年会在海外扩展的重要机构——“海外基督教学生传道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约翰·穆德认为，知识青年在中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将成为[2]国家真正的掌权者”。他的远见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赏识，1913年甚至曾想委任他作驻华大使。1896年穆德来华宣传，在他的动员下许多学生加入了青年会。
1897年1月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会在上海成立，决定了一条议案：“编印适用书报以促学生宗教生活”。随后在上海青年会四楼的一个房间建立专门机构，负责与各地青年会的通信联络，并创建了最早的[3]会刊《学塾月报》, 1902年改名为《青年》。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专职干事中的首席干事是美国人，还有外国干事数人。中国干事多为留美学生，或国内教会大学毕业生。办公语言是英文，正式文件都是先用英文写成，然后才译成中文。日常工作要向纽约总部汇报。青年会的西化色彩浓厚。
青年会在中国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既是宗教组织，又有社会文化机构的性质；会员不限于基督徒，从事的事业也不限于传教。青年会设立书报公共阅览室、图书馆，举办科学演讲会、音乐会、交谊会、筹款及布道、礼拜会等活动。各地城市青年会均附设夜校，教授商业、打字、外汇交易、英语等实用课程。青年会干事晏阳初还在乡[4]村兴办了平民学校。到1913年，全国城市青年会有正式分会24处，上海、香港有会员2700人，全国会员逾万人。在日本、美洲都成立[5]了留学生青年会组织。
基督教青年会历来有办杂志的传统，在会员间传播信息的会刊是其工作的一部分。《学生世界》（Students World）由青年会的分支机构——世界基督教学生运动（英文简称WSCF）创办，出版多年，提供学生读者关于该组织活动的信息以及对组织事务的讨论；北美青年会有一个刊物《学生志愿宣教者》（Student Volunteer），中华青年[6]会的外国干事来会理曾是编辑之一。
今天，美国全国女子篮球联赛的网页上记载着一页有趣的历史，表明在体育推广过程中，青年会的会刊起了传播信息的作用。篮球是1891年由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春田学校的体育教师奈史密斯（Naismith）发明的。在一所女子学院担任体育教师的贝伦森（Berenson）读到青年会杂志上的一篇介绍文章后，专程去问这种男子新运动是否也适合女性。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在女子学院推广这项运动。很快，1893年，校内的第一次比赛举行了。1896年，第一次校际比赛——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女子篮球队交锋。青年会的杂志传播了篮球运动的信息，直接导致了女子篮球运动[7]的产生。
在中国，青年会的传播活动是有组织，有系统，分工清晰，职业化的。会员间通过彼此的密切通讯联系和定期的会刊交换，召开会议，[8]保持互相的沟通与了解。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会设有出版部，负责编译发行书刊。《青年》第16卷（1913年1—2月合册“大会专号”）[9]刊登了青年会出版部的展板的照片“出版部成绩”。1912年成立的“书报部”后来发展为“青年协会书局”，出版过“青年丛书”五十种，内容分四类——社会、宗教、修养、两性，另外还出版社会问[10]题小丛书及宗教问题小丛书等多种。
青年会总会的几种期刊分工明确。1897年创刊的《青年》是基督教青年会总会会刊，封面上的英文名称为“China' s Young Men”，中文名称为“青年”，以报道青年会的动态和发表言论为主。1912年创刊的《进步》以学生为主要读者，职责为“新智识之鼓吹”, “以发明最新学理，间接灌输真道于教外学界为宗旨”，很少报道青年会的会务，也几无宣讲教义的文章。二者售价也有差异：《青年》每册5分，全年售价5角；《进步》每册2角，全年售价2圆。青年会会刊是非营利性质的，之所以出售，是为了改善传播效果。因赠阅不能使人珍惜。
此外有《同工》和《消息》，分别报道市会和校会的事务（针对城市青年和学校里的知识青年，青年会内部分“市会组”和“校会组”）；清华大学名教授潘光旦创办的《优生》《华年》，则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专门宣传卫生事业。
青年会各地方分会也有自己的杂志，北京青年会创办了《生命》，天津青年会办有《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刊》，上海市青年会创办了《上海青年》。另外，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创办了会刊《女青年》。
据统计，到1909年中华青年会各种刊物的发行总量已达九万本，遍及十八个省份，成为当时社会中最普及的刊物之一。辛亥革命胜利后，青年会发展迅速，杂志销量也进一步增加。1913年《青年》[11]称“本报发刊至今，阅十六载，销数逐期激增”，每月销量从原来的三千增加到七千五百，全年总销量为七万零九百册；《进步》月[12]销量也已达三千五百。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青年会活动呈现衰落的势头，1917年《青年》与《进步》合并为《青年进步》。
青年会设有专职的编辑干事，很职业化。1913年设有专职的编辑干事五人，职责是编辑三种杂志：《青年》《进步》、英文季报，以及出版书籍。[13]
汉学家贝德士编辑了《中国基督徒名录》，收入近代以来上千位中国基督教名人的简况。笔者通览后，发现其中从事过青年会出版事业的编辑有十几人。他们大多有海外教育经历，表明青年会的编辑部门是较西化的；许多人还有文学学士、文学硕士的专业学历，可说明青年会的书报出版事业之职业化程度。笔者据该名录编成下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编辑名录
贝德士的名录中遗漏了几位专职的编辑干事——谢洪贲曾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书报部主任，一生编译甚多，有《原习》《青年[14]棒喝》《世界名人与圣经》以及卫生丛书等；简又文，曾任青年协会书报部干事，是权威太平天国史学家；范子美，曾任《青年》主编，[15]被当代学者称为“儒者基督徒”。有人评价说“青年协会书报部历来主持笔政者，亦皆享誉甚隆之饱学之士，诸如谢洪赉先生，名哲学家与教育家谢扶雅，逊清拔贡范子美。及后来的奚伯绶、胡贻谷等[16]人，可谓济济人才”，这些擅长翻译或著述的文化人推动了青年会的书报出版事业。
青年会会刊的撰稿人除了专职干事，还经常有社会知名人士。参加过巴黎和会的外交家王正廷，曾任青年会总干事，后来加入外交界，《青年》1913年发表了他的两篇文章《青年会与世界学生会之关系》及《皈依基督之原由》。外交家林长民年轻时加入福州青年会，后为青年会董事，曾在《青年》上撰稿说“鄙人与青年会之感情颇深”[17]。著名女作家黄庐隐，擅长伤感小说，为青年会杂志撰稿《吾人[18][19]应怀高大之理想》《青年三字砭》等。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北京青年会董事诚冠怡，教育家张伯苓，神学家赵紫宸都曾为青年会的会刊撰稿。
青年会的传播系统从全国延伸到地方，基层的青年会组织都把印刷传播和口头传播作为核心的职能。如燕京大学学校青年会把它的“布道计划”分为三部分：其一文字；其二个人；其三公众。北京大学信徒团把“组织文字布道部”作为首要的职责。税务学校的活动计划中首先就是成立演说部，包括请名人定期演说，以及“办理文字布[20]道事”。本节参考文献
[1]天翼：《青年会在世界各国之造就》, 《进步》1913年10月。关于青年会的创办动机，另有一说法，见江文汉1961年发表于《文史资料选辑》的文章，该文称青年会为青年工人组织。此种说法出现较晚，且有迎合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嫌疑。
[2]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 《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6—21页。
[3]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61页。
[4]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81—182页。
[5]《基督教青年会第六次大会总委办之报告》, 《青年》1913年3月。
[6]刘远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对清末社会菁英的影响：在科学智能与民主思想上的启蒙》，许烺光心理人类学网站：http://francishsu.sinica.edu.tw/report_htm/paper4. htm.
[7]美国全国女子篮球联赛网页：http://National Women' s Basketball League -League.htm.
[8]蔡政杰：《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事业发展的原因分析》, 《台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9月。台北师范学院学报网页：http://academic.ntptc.edu.tw/public/journal/vol15/.
[9]《青年》第16卷（1—2合册）（1913年3月1日出版）发表《基督教青年会第六次大会总委办之报告》，详细介绍出版部的成绩，阐述出版工作的宗旨。
[10]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 《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15页。
[11]《阅报诸君注意》, 《青年》1914年1月。
[12]《基督教青年会第六次大会总委办之报告》, 《青年》第16卷（1-2合册），第52—53页。
[13]贝德士：《中国基督徒名录》，章开沅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9—486页。
[14]徐宝谦：《基督教新思潮》, 《生命》1920年6月。
[15]邢福增：《“儒者基督徒”范子美（1866—1939）》, 《道风：汉语神学学刊》1996年秋第5期。“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网页：http://www.iscs.org.hk/issue. htm.
[16]蔡政杰：《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事业发展的原因分析》, 《台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9月。台北师范学院学报网页：http://academic.ntptc.edu.tw/public/journal/vol15/.
[17]林长民：《基督教为改良国家与社会之要素》, 《青年》1913年3月，第32页。
[18]《青年》1913年4月，第65—71页。
[19]《青年》1913年11月，第233—236页。
[20]《生命》1920年6月。第二节以同学、同伴的群体关系为传播的纽带
基督教会有重视印刷传播的传统，中国近代化报刊是从传教士办报开始的。教会报刊从迥异于古代官报的形式，到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内容，都有其先进性。第一个到中国来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印刷发行了许多小册子、辞典，还创办了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广学会以“输入最近知识，振起国民精神，广布基督恩纶”为口号，在不到四十年里出版2000多种书籍，十几种中文报刊，包括[1]《成童画报》《福幼报》《女铎》等。福州的女传教士创办了《小孩月报》。这表明基督教会已经形成按年龄段和性别划分中国读者的传播思想。
除了印刷传播，基督教会还有通过口头传播扩散教义的悠久传统。可以说，基督教的发展就是在世界各地人群中传播的过程。那么，青年会的传播有什么不同呢？1．明确地以青年为读者对象
基督教的传播具有适应当地文化的特点，青年会作为基督教近代以来改革的产物，也在传播中体现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但与早期《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儒家礼教与基督教义相融合不同，青年会的传播更体现了青年会众的时代趣味，力图吸引更有现代意识、更有文化的年轻人。
中国古代有蒙学读本的传统。蒙学读本以15岁以下的应试童生[2]为读者对象。虽然不同于今天界定的青年年龄段，但是考虑到古人的寿命短，学习时间也与现代不同，所以14、15岁这个阶段也可算作青年时期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社会，一名普通青年人生中最先接触到的是与家族长辈互动的口头传播。小孩子在家庭中接受初步的教[3]育，首先要先学习怎样回答长辈的问话：“小子莫先于应对”；儿子被教导负有为家族争光的责任，需“承父业”、“振家声”。到了一定年龄则要出外学习，《礼记》载“童子十岁就外傅，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就是说不同年龄要学习不同的技艺。而且学子要早日成为栋梁之材，古人记述司马光五岁砸缸、寇准七岁咏诗、甘罗十二岁为宰相这些早慧神童的故事，目的是为了激励一般的年轻人早日成材。这些励志故事都见于著名的启蒙读本《幼学琼林》。
另一种启蒙读本《增广贤文》也是明清以来年轻人常读的。其中多处写到年轻人要珍惜时光，青春短暂，这既是对人生的感喟，也是对年轻人的教谕：“莺花犹怕春光老，岂可教人枉度春”; “黑发不知勤学早，转眼便是白头翁”;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枯木逢春犹再发，人无两度再少年”; “曾记少年骑竹马，看看又是白头翁”。《增广贤文》还写道，在社会的各种职业中，读书是最正当的出路：“有书不读子孙愚”; “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 “劝君莫将[4]油炒菜，留与儿孙夜读书”。
清人编《朱子家训》（《朱柏庐治家格言》），只有506字，明清以来家喻户晓。其中告诫年轻人要慎重交友，如不慎“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要有理想，“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5]岂计身家”。
中国古代的这些启蒙读本，文字浅显，通俗易懂，把儒教观念对青年进行传播，令青年习得家庭和社会的规则，影响深远。不过，古老的说法虽然家喻户晓，近代以后却受到挑战。其一，古人劝青年读书，为的只是培养官员，观念上对实业、商业是轻视的；而近代以来实业、商业日渐发达，“学而优则仕”的模式已经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其二，古人劝青年珍惜时光，有古代平均寿命短、医疗条件差、年轻人易早夭的客观原因，也受学习只为科举考试的狭隘思想影响；而近代以来提倡社会教育、职业教育，青年失学后也能再受教育，成人也可上学，所以读书并不限制在某些年龄段，对珍惜时光的理解与古代不同。其三，对青年的教谕来自儒家思想，儒学经宋理学家的发展，更加顺从统治秩序，教人三从四德，毫无民主意识；而近代沿海开放以后，民主思想传入我国，青年对传统礼教渐生不满，追求民主。其四，只强调勤奋读书，不提娱乐，反对娱乐，不符合青年心理。总之，当二十世纪到来，那些古老的说教已显得不合时宜，青年需要新的传播媒介，需要新的传播内容。
在古代，青年是不被允许看课外读物的，凡是与科举无关的书籍都被视为不务正业的闲书、杂书。在小说《红楼梦》里，十六七岁的贾宝玉不被准许看四书五经以外的出版物。《西厢记》等剧本、小说一概在家长禁止之列。鲁迅曾在《朝花夕拾》等散文里，反感地描述成人如何地排斥儿童娱乐，禁止学生读闲书。
中国的传统不把少年当作独立的个性阶段，只当成是成人的预备阶段，只需要学习，接受教育，忽略其本身的要求，忽略少年喜爱玩耍的天性。明以后印刷出版商业发达，大众有读书的娱乐需求和消费能力，青年人有读课外读物的需求。通俗小说和话本内容丰富，切近生活，对爱情和性的描写，满足了青春期禁锢的人性。但是正规的文化和教育不接受、排斥，教育与生活脱节。如果中国社会不改变这种狭隘的观念，即使有专门为青年的报纸杂志创办，家庭和学校也会反对年轻人阅读，此种刊物也就谈不上发展。
所以，只有中国的教育发生变化，对阅读的观念更开放，青年报刊才有发展的可能。已有研究者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影响颇深，从哈佛毕业的一批留学生教育家也对传统教育观念的改变有贡献，间接地影响到中国的报纸对青少[6]年课外阅读的关注。追溯到更早，创办课外知识读物的风气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这与清末维新派知识分子提倡开启民智非常有关系。从鄙夷课外读物、鄙夷闲书，到接受课外读物、接受闲书，崭新的时代观念奠定了青年报刊发展的读者基础。《青年》杂志为自己撰写的广告词说：“本报以警醒今世少年，阐扬唯一真理为目的。推勘务尽精详，资料必期宏富。格言名论故事[7]传记，皆浅显而有趣味，新颖而合实用。”《进步》发表于1912年的发刊词《进步弁言》，详尽阐述了杂志对于青年课外陶冶身心的益处：“东西文明诸国，其所注意之教育，不仅在学校中科目之完备一端也，尤以杂志为教育最要之关键……（杂志使人）端居一室，见闻常周乎千里万里以外，晨为观焉，夕而读焉，有余暇而流览焉。昔贤谓人出学校，后当以世界为大学校；学校有毕业，世界学校无毕业。而杂志者，实不愧为世界学校之课本矣。”
发刊词的作者指出，19世纪以来杂志在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维新思想的传播中作用非浅。不过到1910年代已经逐渐衰微，市面上流行的是“庸劣鄙陋之零本小说”，虽然内容不健康，但每种销量竟以数万计。越是高雅的小说越卖不掉，“愈不堪，则其售也愈速愈多”。许多学生常常手里拿着一本粗劣荒唐的杂志作为消遣，这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但如果令行禁止，只能让学生感到“束缚”之苦，不如创办“良好之杂志”，使其代替不良的杂志。作者引述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话：“有益人群之著作，大判分为三类，曰书籍，曰日报，曰杂志。书籍严整，易令人惮；日报丛杂，易令人忽。书籍之效期在百年，既嫌其太迟；日报之力程于一日，又恨其过促。介乎二者之间，而有适当观览之价值者，其惟杂志乎”。
作者如是说：“吾人欲有所靖献于人群，莫如作杂志；吾人欲有所求益于人群，莫如读杂志。人能终其身于杂志之中，不啻终其身于进步之中矣”，这样就把杂志的意义与“进步”的主旨联系在了一起。《进步》重视传播知识的功能，以期对读者有所助益，它把职责定为：第一，传播政治知识，形成有助于民主政治的舆论；第二，传播外交知识，当时中国国民普遍缺乏外交知识，舆论对外交事务也没有正当的认识；第三，去除旧风俗，提倡新风气；第四，传播先进的科学知识。总之，杂志介绍“新事理新学说”，以“进步”为目标，“宗旨务求纯正，不敢有偏激之弊；议论务求平实，不敢有矫诬之病也；文字务求明澈，不敢粉饰以浮辞，亦不使流于俚俗也。无门户之见，无水火之私争，不敢为一党派之机关，以党同而伐异也。以道德为基础，以知识为户牖，不敢吊诡矜奇，陷溺人心也”。这里刻意回避了基督教的背景，强调的是无私，纯正，平实。该刊以教众以外的大众为目标，希望影响更多的青年，所以淡化了宗教背景，强调传播知识的功能。
创刊后，《进步》是否实现了它所提出的目标呢？笔者选取1916年的两期杂志，分析其议程设置。第十一卷第一号的主要文章有《军国民教育之提倡》《一夫一妇主义之提倡》《欧战二年间之经过》《社会进步之前驱》（上）、《美国道路之新政策》《美国渔业之概况》《意大利古代美术揽胜记》、“科学杂俎”（短篇译文栏目）等。第十一卷第二号的主要文章有《道德教育与国民道德教育之异点》《何谓国家》《世界观》（一组文章，含《美国铁道同盟罢工问题》《女子参政权之进步》等）《欧战之解决与中立国之责任》《社会进步之前驱》（下）、《葡萄牙新共和国政党之现象》《阿根廷与智利实业上之觉醒》《肺痨预防与社会改良之关系》《废物利用之实验》、“科学杂俎”等。从《进步》的议程设置看，可以说实践了发刊词中提出的传播国际知识、提倡新风气、呼吁社会进步的宗旨。2． 以同学、同伴的群体关系为传播的纽带
基督教在中国广大乡村，以亲属关系为传播的纽带。青年会不同，它主要在城市活动。会众的居住地域、年龄层以及文化程度、生活方式决定了青年会的传播策略——在活动中形成群体，在群体中相互影响。
基督教的传播，首先是人际传播加印刷传播，其次是扩散的以点带面的传播。基督教传播网络的形成过程，也是说服的过程。怎样说服完全不信仰基督教义的人呢？在中国乡村，主要靠血缘关系。家庭和家族成员对于传教有重要作用。美国学者卢茨在《不为人知的华人传教士》这个研究中，发现由于外国传教士的语言障碍，他们能够直接发展的华人教徒是非常有限的。而华人传教士回家乡能得到更多的信任，对于他的家庭成员以及整个村子发挥巨大的影响力。19世纪40年代在广东的客家农村，巴塞尔传教团先是感召了个别的当地农民成为教徒，培养他们成为华人传教士。接下来由华人传教士再去感召他们的亲戚、族人。卢茨指出，华人传教士的传道有效地利用家族[8]血缘关系，能够在相当大的一片地区形成宗教传播网络。
青年会的传播模式与以上所述的基督教传播模式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也是人际传播加印刷传播。青年会把杰出青年吸收为青年领袖，并用他们来带动普通青年。不同在于，青年会利用青年的群体力量互相影响——通过设立在中学和大学的组织影响青年，通过同学间的影响，扩散到广大青年的学习和生活中。
青年会还在海外设立留学生青年会，在上海总部设置留学招待处，“以谋留学生往返之便利”。通过这一系列的组织安排，将学生连绵不断地置于青年会的系统之中——在中国就参加青年会的活动，到国外也没有中断。及年长，一些已经成为社会知名人士的昔日青年会员又成为青年会的董事会成员，筹集资金或者为其宣传出力，给青年会的杂志撰稿。本节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2页。
[2]高时良：《中国教育史纲》（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90页。
[3]《白话幼学琼林》，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4]《增广贤文》，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第15—43页。
[5]（清）朱用纯：《朱子家训》，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第3—8页。
[6]陈彤旭：《〈大公报〉儿童专刊的传播观念探析》, 《新闻大学》2001年夏季号。
[7]《青年报广告》, 《进步》1912年1月。
[8]（美）卢茨：《不为人知的华人传教士》, 《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2—336页。第三节沟通组织信息 传播西方生活方式
已有的对中国青年会的研究，注意到青年会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如1996年堪萨斯大学学生凯勒·查尔斯·安德鲁（Keller. Charles. Andrew）以此为论文题目：《制造现代公民——中华民国时期青年会的行动主义和国际主义（1919—1937）》；华盛顿大学学生莱兹道夫·金伯利·安（Risedorph Kimberly Ann）1994年的一篇论文则叫《改革[1]者，运动员和学生——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1895—1935）》。
对青年会会刊的功能分析还不多见。青年会的杂志不但发挥组织传播功能，在会员间沟通信息，还在中国广大的区域传播西方生活方式与文明观念。1． 传播科学新知
在青年会出现之前，基督教已经通过办教育的方式，对中国的青年施加影响。1835年，马礼逊教育协会成立，宗旨为“支持并参与在中国建立教会学校，使中国青年一代通晓英语，作为了解西方文化、[2]掌握科学技术之媒介”，由青年一代开始扩大基督教会的影响。19世纪后期许多教会学校相继创办。但是专门向青年传播新知的媒介还很匮乏。
青年会通过传播新知识、新观念吸引青年。由于城市和学校的青年是青年会的重点，这种策略受到欢迎。尽管青年会不是最早在中国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新教传教士从十九世纪前期开始就已通过报刊等方式介绍新知，但是青年会的传播方式更注重方法和效果。青年会经常运用展览、电影等新颖生动的形式在沿海城市巡回演讲，还在上海等地设立科学实验室，从而吸引了许多青年。据学者统计，总共有超过20万全国听众听过青年会介绍西方科学的演讲：在南京，四天之内有12600人参加；在北京，八天之内就有15900人与会；而[3]在福州，六天之内有15300人赴会。《青年》作为中国最早专门以青年为受众群体的现代报刊，在传播现代生活方式——现代交际、公共卫生意识、体育运动等方面独树一帜，同时代的中国报刊还很少谈论此类话题。这种传播活动与青年会的日常活动密切结合在一起。《青年》“以智德体三育培植少年为宗旨，内容分十二门如下：一图画；二论说；三灵训；四会务；五智力；六卫生；七传记；八处世；[4]九护教；十经课；十一故事；十二杂纂”。《进步》则以传播知识为主。“杂译”栏目专门介绍西方的科学发明。1913年8月的一期介绍了意大利的新发明“长距离之无线电话机”以及传真机。由于自18世纪以来新教传教士的报刊就介绍西方新知，这类译文算不得很新颖。不过《进步》传播的知识不限于科技，还包括法律、国际政治等，宗教组织的背景没有使它的视野狭隘。1911年9月，也是《进步》创刊的第一期，刊登的文章有《世界平和之希望》《法律知识之必须》《学术进化之大要》《东方旧文明之新研究》以及“丛译”“随笔”“小说”等。2． 强调人格修养《进步》登有一篇《青年会在世界各国之造就》，全面论述了青年会在中国的宗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着眼点在青年的公民意识和道德修养上：“共和国家，欲振新一国之政治学术农工商业，非有多数器识稳练之公民不足以负其责任。故欲新民国，自养成多数公民始，而养成公民，尤当自培植青年入手。今日国中苟无良好之青年，则将来安得良好之国民乎”, “培植青年养成公民之道，亟宜知所取法，而求有一种会社能普及于各界少年，养成优秀之人格者，莫若基督教[5]青年会”。
青年会的出版物，包括杂志与书籍，都重视传播道德修养观念。为什么人格修养成为20世纪早期中国的热门话题呢？一本小册子的广告词这样说：“今日之中国，恰当过渡时代之厄运，旧道德失其效力，新道德犹未发生，殆哉岌岌人禽之祸，于此为烈矣。凡为父兄长上，有引导后进之责者，宜力求所以挽救之。是册摘举青年今日之通病，为之痛下针砭，使怵然知所以自新。试翻读一遍，未有不深受感发，而起向上观念者。则是书洵为觉世之鸿宝，愿以绍介于我一般国[6]民也。”
清朝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华北中原等地农村越来越呈现人多地少的窘况，许多青年谋生艰难，便向城市流动，寻觅生存的机会。繁华的沿海城市吸引了很多好奇的内地青年。青年会总干事巴乐满发现，“许多有见识的中国人对沿海大型口岸城市中的道德状况有所挂虑，像广东、上海与天津这些城市，在这些地方东、西方的混杂瓦解了道德对品德的防护，繁增两种文明中的罪恶”lt@span 7]sup=1>[。
1902年，梁启超曾感慨流行小说的品位不高，败坏了青年的品行：“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8]惟小说之故”。
的确，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堕落的青年，令士绅阶层产生对社会道德衰退的焦虑，并萌发重整道德的使命感。这与青年会在伦敦最初创建的背景惊人相似，所以青年会提出的“造就才德兼备的青年”的宗旨，契合了深受儒家道德思想影响的中国士绅的需求。青年会在中国的上层人物，包括工商界一些实业家和社会知名人士，他们名列董事会当中，提供资助。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首先是渗透到教育界，学校青年会目的是“培植学界之青年”，因为“莘莘学子负笈远游，少年同学臭味相投……少年血气未定，品行易漓，校舍所在，习俗不良”，家长难以约束，校内学者只管功课，而学生平素的“修养”则无人过问。这种观点与基督教会强调人的节俭自律修养是如出一辙的。基督教青年会[9]还提出“感化中国思想界”、“接近中国文人”等口号，其目标不限于青年学生。
青年会致力于把在中国的基督教各个差会联合起来，不分派别。在各差会中，青年会的宗旨与卫理会较为接近。卫理会是新教的一个[10]派别，强调人的修养，要求人循规蹈矩，所以又称“循道宗”。基督教青年会第一任总干事王正廷、干事胡贻谷、《青年》的主编谢洪赉都是卫理会的教徒。宋美龄的父亲宋耀如是一位著名的卫理会牧师，她自己也是这一派的。蒋介石1927年与宋美龄结婚，1930年由[11]卫理会主教江长川为其洗礼成为基督徒。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倡导现代生活方式，提倡道德，强调生活中的修养与规则，这与新教的道德要求，尤其卫理会的追求是一致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时，蒋介石对青年提出道德的要求，与此也很相近。
怎样认识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播思想呢？青年会出版了大量关于青年修养的书籍，会刊《青年》上的此类文章也不在少数。然而，一个人能否成功，不光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还在于是否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当时中国失业严重，普通的年轻人受害犹深。在这种环境中，告诉年轻人靠勤奋节俭就能成功，无异于愚民了。所以，当人们发现青年会所谓的“道德修养”，并不能解决中国本土的文化出路与政治出路，就意味着这种思路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青年进步》不再具有领先的地位，人们需要新的更先锋姿态的报刊了。3． 传播现代生活方式《青年》很明确地针对青年群体的需要进行传播，具有现代化的风格。它倡导体育活动，探讨学校改革，提倡文明、卫生、健康的生活习惯，是中国较早呼吁生活方式变革的报刊。
青年会在各地建立会所，为青年交往提供公共空间，传播这方面的消息是会刊的重要内容。《青年》杂志第11期就报道了两个新会所落成的消息：《北京青年会新屋落成开幕志盛》《香港青年会学生寄宿舍开幕纪盛》。青年会在全世界各地的会所都仿制美国样式，美式会所内有茶室、餐厅、乐器、游艺器具等，为会员准备了社交娱乐的场所。《进步》1913年的一期刊登了中国某青年会会所的照片，三层西式楼房，建筑高大，排水设施先进，窗户式样精美，至少有二十余房间，非常考究。会刊传递关于会所的信息，给青年交往的公共空间，鼓励青年尤其是女青年参加社会交际，在当时的中国有积极的意义。
尽管青年会声言要秉承基督之训，消除阶级贵贱，追求平等，但经常参加城市青年会所活动的多是中上阶层青年，当时的社会舆论往往把青年会看作上层社会的“俱乐部”。《青年》的一篇文章说：“基督教青年会之真相，世人每不能了解。非曰适性怡情之俱乐部，即曰[12]专务灵修之基督教会耳。”
青年会提出要“于社会尽改良之天职，对于国家建健全之舆论”[13]，它是社会风气变革的提倡者，倡导文化教育新观念。文明、运动、卫生的生活方式是青年会杂志的重要传播内容。（1）提倡公共卫生观念《进步》在1910年代刊登了《公众游戏场之必要》（1911年10月）、《美国最近之卫生问题》（1911年10月）、《肺痨预防与社会改良之关系》（1916年12月）、《英国卫生事业赛会记》（1912年4月）等多篇文章，传播公共卫生观念。《卫生之十要》（1913年8月）通俗简洁地介绍了一些生活中的卫生注意事项。作者将头绪繁多的知识归纳为十点，易记忆，好传播：一要常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常晒太阳；二要食物新鲜，清淡；三要每日洗澡……这些当时的新知，今天已成为常识。在20世纪初的中国，传播卫生知识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医学博士戴约翰1913年5月访问上海，并就公共卫生问题发表演讲。青年会的编辑没有能够到场，后来在外文报纸上看到演讲稿，觉得观点中肯，“足以跻群生于健康，而弥中国之缺憾”。于是对其进行编译，刊登在《进步》上，名为《公共卫生事业之计画》（1913年10月）。这篇经编辑天翼翻译的长篇演讲稿，内容丰富翔实，介绍了西方国家在公共卫生研究和实践方面的经验，对于当时的中国也有切实的建议。
此文首先指出公共卫生的重要性。自古以来医学只研究如何治病，对疾病是如何产生的却不甚了了。近代以来经过多次科学实验，人们已经发现细菌蚊蝇都是传播疾病的媒介。所以公共卫生十分重要，“卫生者非在于既病之后，当在于未病之前”。疾病预防的设施机关越是完备，人民的疾病和死亡率越低。一个国家能否富强，文化能否进步，都与公共卫生很有关系。日俄战争中，日军之所以占优势，与其讲究卫生有关。中国军队与日军人数相同，都是75000人。但是中国军队患肠炎的多达一万多人，而日军只有一千多。疾病大大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所谓卫生免疫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西方国家如何推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呢？政府和民间团体都起了作用，甚至人寿保险公司为了少付保费，也积极督促投保者体检，还印刷“刊行各种关系个人卫生之书籍”赠送给投保者。美国的大型企业，如钢铁公司等，都在厂里设立卫生科，注意传授给工人卫生知识，改良工厂的卫生条件，以减少职业病的发生。一些社会团体也有公共卫生方面的宣传措施，比如放映影片，举办展览等，既传播卫生知识，也鼓励人们发明安全防护用品，以减少在劳动中受到的伤害。至于地方政府的卫生部门，在对公共场所进行卫生监督，以及实验、统计、编辑卫生书籍等方面的工作更是完备。另外，欧美许多国家都注意为工人投健康保险，使其不会因病致贫。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的学校，都注意从学生的幼年时期开始卫生教育。人们有这样的认识——学生的体质健康，与家庭与社会与国家都有密切的关系。
然而“中国对于此事毫无布置，每年疾病夭逝于生命财产上损失无算”，所以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刻不容缓，可以在传播卫生知识等方面入手，一是编辑，“将各种防疫免病之书籍杂志报告传单广为流布，以扩见闻”；二是演讲，在学校、商会等各种公共场所宣讲卫生知识；三是陈列，运用图表、照片、影片、模型等工具使“观者触目而惊心”。此外，还应在调查和研究方面下功夫。总之，卫生事业对于中国能否建成富强的国家十分重要。只有全国上下努力，才能保护人民的生命。
青年会不仅在杂志上宣传卫生观念，并且出版多种卫生丛书，以传播卫生知识。包括《中国与纸烟》（指出吸烟对健康的危害）、《卫生新义》《学生卫生谈》《体操图说》等，后两种书籍特别针对学生，提倡勤运动，勤洗澡，注意饮食，居室勤通风。（2）提倡体育运动
运动有益健康，良好的体育道德还能陶冶身心，体育事业是青年会推广的重点。青年会设置体育部，办训练班，把专门的体育教育人才输送到全国各地。青年会在世界上首先倡导室内游泳池，开设集体游泳课程，还是篮球与网球的发明与推广者，野营的首倡者，青年会对现代体育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中华青年会的会刊主要是结合中国的国情，分析如何在中国推进体育事业。
当时各地学校渐渐开始重视体育，但是还无规则可言，局面混乱。[14]紫宸在《学校运动改良之急务》一文中说，当时各地学校无论大小，都已渐渐重视体育，但因为规则不统一，组织竞赛很困难，无法促进运动精神的发展。因此他建议——
第一，全国学界运动会不可不建立，西方国际体育事业日益发展，不但是因为技艺精湛，也是因为运动团体组织发达。
第二，统一运动术语，形成中文的专有名词，不必沿用西方的语汇。比如足球运动中的“越境”（越位），对应英文的词汇“outside”。如果中文词汇传达语意较西文为佳，还是要用中文。
第三，规定运动章程。当时各学校所采用的章程都来自西方各国，彼此不统一，教会大学的运动团体用什么规则，完全视体育教师是哪国人而定，如果碰上另一国教师指导的球队，难免会起冲突。
第四，维持体育道德，建立裁判规则，惩治作弊行为。
第五，建立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振兴体育精神。作者说，过去之所以中国“重文轻武，视运动为畏途者”，实在是因体育精神无人提倡所致。体育对于提高中国的国民士气非常有意义，“苟使举国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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