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去的理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特·海格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活下去的理由试读：

13 年前我绝对想不到会有今天。

那时我都快死了，快疯了。

我怎么可能活到今天？撑过下个 10 分钟都困难。我绝对不相信我会健康、自信到将它以这种方式书写下来。

抑郁症的一个典型症状是看不到希望。你没有未来。隧道尽头没有光，好像两端都被堵上了，而你被困其中。如果我早一点知道我的未来要比我先前经历的一切光明得多，那隧道一端早就会被炸得粉碎，我就能看见光了。这本书的存在证明了抑郁症会撒谎。抑郁症会使你有错误的想法。

但抑郁症本身并不是一个谎言。它是我所经历过的最真实的事情。当然，它是无形的。

对其他人来说，它似乎无足挂齿。你头脑里着了火，但没人能看见火焰。因为抑郁症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神秘的，所以很容易滋生偏见。偏见对于抑郁症患者尤其残忍，因为偏见影响思想，而抑郁症是思想的疾病。

当你抑郁时，你会感到孤独，你觉得没有人经历着你正在经历的一切。你如此害怕露出一点点疯狂，于是你把一切痛苦闷在心里。你如此害怕人们会越来越疏远你，于是你闭上嘴，不吐露一个字。这太可惜了，谈论它是有益的。文字（口头文字或书面文字）是我们跟世界连接的纽带，谈论它、书写它可以帮助我们连接彼此，连接真实的自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是人，是重视隐私的物种。与其他动物不同，我们会穿衣服，我们做爱会在私密的地点。如果我们有了毛病，我们会觉得羞耻。但我们不必永远羞耻，把它讲出来，甚至读出来、写下来，这会让我们获得解脱。

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阅读和写作使我从黑暗中获得救赎。自从我意识到抑郁症会撒谎，我就想写一本书分享我的经历，直面抑郁症和焦虑症。这本书有两个意图，一是弱化关于抑郁症的偏见，还有一个或许有点不切实际的野心——试图说服人们，当你身处深渊底部时，永远都不会有清晰的视野。我写下这本书，是因为陈词滥调最真，时间会疗愈，隧道尽头真的有光，乌云背后也总有一线曙光。文字有时候可以让你自由。献给安德莉亚在我们正式开始前

每个人的头脑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发生故障的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我的头脑出岔子的方式跟其他头脑略有不同。每个人的经验可能有重合，但绝不会完全相同。我们可以使用“抑郁症”（或“焦虑症”“惊恐症”“强迫症”）这类统称，但要认识到，不同的人对它的体验也不会完全一样。

一千个抑郁症患者心中，有一千种抑郁症。痛苦的形式不同，程度不一，激起的反应也不一致。也就是说，如果一本书只有精确复制了我们的体验才算有用，那唯一值得阅读的书就只有我们自己写的了。

对于抑郁症、惊恐症和自杀倾向，不存在什么正确或错误，你接受它们本来的样子就好了。痛苦就像瑜伽，不是一项竞技性运动。但这些年来，我发现通过阅读同病相怜之人遭受痛苦、从痛苦中活下来及克服绝望的事迹，我感到获得了宽慰和希望。我期望这本书对你来说也是如此。1坠落“最终，活着比自杀需要更大的勇气。”——阿尔贝·加缪，《快乐之死》 我死去的那一天

我还记得旧我死去的那一天。

最初只是一个念头，我感觉有点不对劲，但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一秒钟后，我的头脑里出现一种奇怪的感觉，后脑勺靠近脖子的地方，也就是小脑的部位，出现了某种生理活动。强烈的脉动、颤抖，好像有一只蝴蝶被困在里面，还带有刺痛感。当时我不了解抑郁症和焦虑症会导致这些奇怪的生理反应，我只以为我快死了。我的心脏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急速下沉，坠入一个让人窒息的幽闭空间。等我再过上一点能称得上“半正常”的生活，已经是一年多以后了。

那天之前，我对抑郁症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妈妈在我出生后有过短暂的抑郁症，我的曾祖母是自杀死的。这应该算有家族史吧，但我以前没太当回事。

那年我二十四岁，住在西班牙伊比萨岛安静、美丽的一角。在九月的短短两周中，我就不得不返回伦敦，返回现实世界，与六年的学生生涯和暑期工作告别。我已经拖延了太久，不愿真正步入成年，这个问题像乌云一样一直悬在我头顶，现在它终于化为暴雨，浇在我身上。

头脑最怪异的地方是，即使里面惊涛骇浪，外表也可以风平浪静，除你之外其他人根本看不出来。你的瞳孔可能放大，说话可能前言不搭后语，皮肤可能在流汗，但全世界都对你的痛苦视而不见。正如那栋别墅里没有人知道我的感觉，不知道我身处地狱，也不理解为什么死亡对我那么有吸引力。

我躺在床上三天三夜。但是没有睡觉。女友安德莉亚定时送些水或水果给我，我却吃不下。

窗户开着，好让新鲜空气进来，但房间里依旧很闷热。我记得我很惊讶自己还活着。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夸张，但抑郁症和惊恐症只会让你有很夸张的想法。总之，我没有感到解脱，我想死。不，这么说不太准确，我不想死，我只是不想活着。我惧怕死亡，死亡只发生在曾经活过的人身上，还有无数人从来没有活过，我想成为那些人中的一员。就是那个古老、经典的愿望——但愿我从未出生。我想成为三亿个没有抵达的精子之一。（正常是多么幸福的恩赐啊！我们都走在一条看不见的钢索上，任何一秒钟都可能失足滑向深渊，直面头脑中苏醒了的那个人对于存在的恐惧。）

房间里没有什么陈设。一张床，一张白色无图案的羽绒被，还有白色的墙。墙上也许有一张画，我记不清了。床头有一本书，有一次我拿起了它，又放下了，我一秒钟都无法专注。我不能用文字充分表达我的感觉，因为它超越了文字。我说不出话，与这痛苦相比，文字相形见绌。

我担心我的妹妹菲比。她在澳大利亚。我担心这个和我基因最相近的人，也会有相似的感觉。我想和她谈一谈，但我知道我做不到。小时候，在诺丁汉郡的家里，我们发明了一种入睡前的交流系统——敲击我们俩卧室之间的墙壁。此刻我敲击着床垫，想象着她在地球另一端听见我的声音。

咚，咚，咚。

我的头脑里没有“抑郁症”或“惊恐症”这些概念。天真可笑的我以为，我体验的感觉别人从未体验过。因为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以为别人一定没经历过。“安德莉亚，我害怕。”“没事的，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我这是怎么了？”“我不知道，但一切都会好的。”“我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第三天，我离开房间，离开别墅。我要去外面自杀。 为什么抑郁症很难被人理解

它是隐形的。

它不是“感到有点难过”。“抑郁症”这个名称不准确，它让我想到瘪了的车胎，被刺穿了，不能动了。或许去掉焦虑的抑郁症是这种感觉，但交织着恐惧的抑郁症根本不是这样。（诗人梅丽莎·布罗德［Melissa Broder］有一次发推特：是哪个傻子叫它“抑郁症”？怎么不叫“我的胸腔挤满了蝙蝠，而且我看见一个鬼影”？）病情最糟糕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绝望地想：我宁愿得任何别的病，宁愿受任何身体上的病痛。因为头脑是无限的，它的折磨也是无边无际的。

你可以在患抑郁症的同时快乐着。就像你可以是一个清醒的酗酒者。

它并不总是有一个明显的病因。

它能“感染”百万富翁，发丝柔顺的人，婚姻幸福人士，刚被升职的人，会跳踢踏舞、玩扑克牌魔术、弹吉他的人，毛孔紧致的人，状态更新里散发着快乐的人——总之外表看起来毫无理由抑郁的人。

它是神秘的，甚至饱受抑郁折磨的人也无法多了解它一分。 美景

阳光炙热地烤着。空气中是松树和海的味道。大海就在那里，就在悬崖下边。悬崖边缘离我不远，没有多少步，我想不超过二十步。我唯一的计划，是朝那个方向走二十一步。“我想死。”

我脚边有一只蜥蜴。一只活蜥蜴。我突然感觉到它在评判我。蜥蜴这种东西很奇妙，它轻易不死。它是幸存者。你切掉它的尾巴，它就长回一条尾巴。它不会因为这件事闷闷不乐、变忧郁。无论环境多残酷、多不友好，它都能继续生活。我想，非常非常想，成为一只蜥蜴。

在我身后是一栋别墅，那是我住过最好的地方。在我面前，是我见过的最绝美的风景。波光粼粼的地中海，像极了一张绿松石色的桌布，上面缀着星星点点的钻石。大海被一圈几近白色的海滩和雄壮的石灰岩悬崖镶了边。此情此景，几乎满足了所有人对美的定义。然而这星球上最美的风景，却无法阻止我想自杀的念头。

一年多前，念文学硕士期间，我读了很多米歇尔·福柯（Michel Folie et DéraisonFoucault）的作品，基本上读完了《疯癫与文明》（）。他认为疯癫应当被允许存在，一个恐惧、压抑的社会把任何与众不同的人宣判为有病。但我现在的状况是真的病了，不是拥有癫狂的念头，不是有点古怪。不是读点博尔赫斯、听点牛心上尉、抽根烟斗或幻想出巨型的巧克力棒的事儿。这是痛。我以前都还好，现在突然不好了。我真的不好。我病了。至于是社会还是科学的错，并不重要。我就是不能，做不到，忍受这种感觉多一秒钟。我必须结束自己。

我都计划好了。女友在别墅里，毫无察觉，以为我只是出门透透风。

我开始走，数着走了几步，但我数着数着就忘了，脑子一片空白。“不要临阵退缩。”我告诉自己。或者我以为我告诉自己。

我终于走到悬崖边缘。再走一步，这种感觉就可以从此停止。这个选择简单得可笑，向前一步，抑或是活着的痛苦。

听我说。如果你以为一个抑郁的人想要的是快乐，你错了。他们根本不关心什么快乐，那太奢侈。他们只想脱离痛苦。他们想从着火的脑袋里逃出来，因为在那里，各种想法燃烧着、烟熏着，像各种旧物被纵了火。他们只想正常。如果正常是不可能的，那就清空自己。而我清空自己的唯一方式是停止活着。一减一等于零。

但实际上，走出那最后一步并不容易。抑郁这事很离奇，即使你有很多自杀的念头，对死亡的恐惧却与常人无异。唯一的区别是活着的痛苦大大增加了。所以当你听说某个人自杀了，你要了解，死对他来说并不是不可怕了。死不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选择”。追究其道德意义，就是误解。

我站了许久。召唤死的勇气，又召唤活的勇气。生存，还是毁灭。此刻此地，死亡是这么近。多一盎司的恐惧，天平就会向那一边倾斜。也许在另一个宇宙里，我走出了那一步。但在这里我没有。

我有妈妈、爸爸、妹妹和女友。那是四个爱我的人。这个时刻，我疯狂地想，要是没有他们就好了。一个也没有，就我自己。爱把我困在了这里。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感觉，我的脑袋里是什么样。如果他们能钻进我脑袋里待十分钟，他们就会说，“好吧，行，真的，你应该跳下去。上帝啊，你不应该承受这么多痛苦啊。跳吧，闭上眼，跳就是了。如果你身上着了火，我可以拿块毯子给你扑火。但你着的火是看不见的。我们无能为力。所以跳下去吧。或者给我把枪，我帮你解决。安乐死。”

我着的火是肉眼看不见的。抑郁者的痛苦是别人看不见的。

老实说，我也害怕。万一我没死呢？万一我只是瘫痪了，然后不能动弹，永远被困在那个状态呢？

我想生命总是在给我们不死的理由，只要我们竖起耳朵用力听。这些理由可能来自过去——养育我们的父母，或者朋友、爱人；也可能来自未来——我们将切断的种种可能性。

于是，我没有死。我转身面向别墅，呕吐了一地。 跨越时间的对话（一）

那时的我：我想死。

现在的我：好吧，你不会死的。

那时的我：生活太糟糕了。

现在的我：不，美妙极了。相信我。

那时的我：我无法应对这些痛苦。

现在的我：我知道。但你会学着应对的。这样做是值得的。

那时的我：为什么？未来的一切都完美吗？

现在的我：不，当然不是。生活永远不会是完美的。我仍然会偶尔抑郁，但已经好多了。痛苦再也不会像那时一样严重。我找到了自己。我很快乐。现在，我是快乐的。暴风雨会停止的。相信我。

那时的我：我不相信你。

现在的我：为什么？

那时的我：你来自未来，而我没有未来。

现在的我：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了…… 药片

我一连几天没怎么吃饭。我没留意到饥饿，因为身体和头脑里充斥着疯狂芜杂的东西。安德莉亚说我需要吃饭。她跑到冰箱处取出一盒唐西蒙西班牙凉菜汤（在西班牙，这东西的包装像果汁一样）。“喝点这个，”她说着拧开盖子，把盒子递给我。

我吸了一口。凉菜汤入口的瞬间，我才意识到我有多饿，于是我又咽下更多。我大概喝了有半盒，然后跑到外面又吐了。说实话，因喝唐西蒙西班牙凉菜汤而呕吐也许不能被看作生病的确切标志，但安德莉亚不愿冒险。“哦，上帝，”她说，“我们现在就走。”“去哪儿？”我说。“医疗中心。”“他们会让我吃药，”我说，“我不能吃药。”“马特，你需要吃药。你现在的状况已经不允许你不吃药了。我们现在就去，好吧？”

这里我加了个问号，不过我并不真的确定那是个问句。我记不清我是怎么回答的，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去了医疗中心，而且我拿到了药。

医生检查我的手。我的双手发抖。“惊恐发作持续了多长时间？”“到现在为止几乎没停过。我的心脏还是跳得特别快。我感觉怪怪的。”怪怪的，远不能形容我的感受。但我没有再补充。因为说话非常费力。“是肾上腺素的作用而已。你的呼吸怎么样？有没有呼吸急促？”“没有。就是心脏跳得快。我的呼吸感觉……怪怪的……但一切都感觉怪怪的。”

他用手检查我的心脏。两根手指按压我的胸口。这时他不笑了。“你吸毒吗？”“不！”“吸过毒吗？”“以前确实吸过。但这周没有。不过喝了很多酒。”“好吧，好吧，好吧，”他说，“你需要吃安定。最大剂量。我能给你开的最大剂量。”在西班牙，安定是非处方药，就像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一样，所以他的话让我有点惊讶，“这个能治好你，我保证。”

我躺在那里，想象着药片起作用了。有一阵子，惊恐平息为焦虑。但这种片刻的放松感过去之后，更大的惊恐却像洪水一样袭来。我感觉一切都在离我而去。就像电影《大白鲨》（Jaws）里，布罗迪坐在沙滩上，认为他看见了鲨鱼。我躺在沙发上，感觉我被什么东西拖走了，滑向离现实更遥远的地方。 杀手

今天，在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很多地区，自杀已成为生命的头号杀手，占死亡人数的 1%。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数据显示，因自杀死亡的人数超过因胃癌、肝硬化、结肠癌、乳腺癌和阿尔茨海默症死亡的人数。自杀者通常是抑郁症患者，可以说抑郁症已成为地球上最致命的疾病之一。抑郁症杀死的人超过其他暴力形式（如战争、恐怖主义、家庭暴力、人身攻击和持枪袭击）致死人数的总和。

抑郁症是一种恶疾，它用一种与其他疾病都不一样的方式促使人自杀。但人们依然不认为抑郁症真的有那么严重。如果他们这样认为了，就不会说那些话了。 像这样的话，人们只会对抑郁症患者说“好了，我知道你得了肺结核，但幸好不是更严重的病啊，至少不会死人啊。”“你觉得你为什么得了胃癌啊？”“是的，我知道，得了结肠癌很痛苦，但你试试跟一个得了结肠癌的人生活在一起，嘘，简直是噩梦。”“哦，你说你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快跟我说说，我也一直有这个病。”“哦，脑膜炎啊。加油，心态至上。”“是，是，你的腿着火了，但一直抱怨它也没什么用啊，对吧？”“好的，行了，你的降落伞也许真的出问题了，不过别泄气啊。” 无作用安慰剂

药物之所以对我不起作用，我想有一部分责任在我自己。Bad Science

在《坏科学》（）里，本·戈德契（Ben Goldcre）指出：“你是一个安慰剂反应者。你的身体哄骗你的大脑，你是不可信的。”事实确实如此，而且倒过来也成立，大脑也哄骗身体。情况最糟的日子里，抑郁症和惊恐症形影不离，24 小时伴随我，我恐惧一切，甚至害怕自己的影子。如果我注视某个物体太久（鞋子、坐垫、云），我会发现其中藏着恶意，某种邪恶势力，如果是在过去更迷信的时代，我会以为我看见了魔鬼。而我最惧怕的是药物或任何可以改变我大脑状态的东西（酒精、失眠、突然的消息，甚至一条短信）。

后来，焦虑症发作得不那么严重时，我通常喜欢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那种软软、暖暖的醉意很舒服，即便第二天一定有宿醉反应。开完重要会议，我会独自去酒吧，喝一下午酒，几乎错过最后一班回家的列车。然而 1999 年，我离这种相对正常的精神障碍已经很远了。

很奇怪的是，在我最需要缓解痛苦的日子里，我并不愿意主动干涉我的大脑。不是因为我不想好转，而是因为我不相信会好转，甚至感觉有可能变得更糟。我害怕变得更糟。

药物对我不起作用，我想是由于反安慰剂效应。吃下一片安定，我会立刻惊恐发作，在我感觉到药效的一刻，我的惊恐就急剧增加，即使是好的药效。

几个月后，当我开始服用圣约翰草时，类似的情况发生了，甚至服用布洛芬也是如此。所以安定不应该对此负全责，它远远不是最猛的药物。不过也有一些人声称服用安定后有类似感觉，或许它也应该承担部分责任。 扔掉雨伞，直面风雨

药物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概念，对于抑郁症患者、制药公司甚至全社会都是如此。它强调了一种“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消费来解决”的理念（被无数电视广告强行灌输给我们）；它鼓励了一种“别废话，喝药就好”的态度；它制造了一种“自我”和“他者”之间的鸿沟，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现非理性。用米歇尔·福柯的话说，这个社会正在阉割我们，要求我们正常，即使它是令我们变疯的原因。

但我依旧很害怕抗抑郁药物和抗焦虑药物。再说它们的名字——氟西汀，文拉法辛，普萘洛尔，唑匹可隆——听上去就像科幻片里的坏人。

在我吃过的药里，唯一能让我感觉好一点的药是安眠药。我只吃过一包，是在西班牙买的，那里的药剂师穿着令人放心的白大褂，说话像医生。那个药叫多米迪那。它没有帮助我睡眠，但我醒着的时候不那么恐慌了。我知道这种药是很容易上瘾的，不吃药的恐惧很快就会压倒吃药的恐惧。

安眠药使我勉强回到英国。我还记得我们在西班牙的最后一天。我坐在桌前，一言不发。安德莉亚向我们的雇主和房东（别墅是他们的，但他们很少在家）安迪和道恩解释我们要回国了。

安迪和道恩都是很不错的人。我喜欢他们。他们比我和安德莉亚年长几岁，但都是很好相处的人。他们经营着伊比萨规模最大的派对——“解放事业”。几年前开始创办时，它就像曼彻斯特同性恋村的小派对一样，后来却发展为曼哈顿工程区“54 俱乐部”那样的规模。1999 年，已经成为俱乐部文化的中心，吸引着凯特·摩丝、雅德·贾格尔、欧文·韦尔什、让·保罗·高缇耶、快乐星期一乐队、流线胖小子诺曼·库克等成千上万的欧洲派对达人。那里曾是我的天堂，但现在那里的音乐和人群已成为我的噩梦。

但是安迪和道恩不想让安德莉亚走。“你们为什么不待在这里？马特会好的，他看起来没事啊。”“他不好，”安德莉亚回答，“他病了。”

按照伊比萨的标准，我不是一个瘾君子，顶多算一个“酒君子”。布考斯基的崇拜者和他永远的学生，每天坐在太阳底下卖票、喝酒、读机场小说（我认识了一个魔术师，名叫卡尔，他用约翰·格里森姆的小说换我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尼采）。真希望我一辈子都没喝过比咖啡更烈的东西，真希望上个月我没喝那么多瓶维纳索尔干白、伏特加和柠檬汁，我应该好好吃早饭，好好睡觉。“他不像生病的样子。”道恩脸上闪烁着亮粉，大概是前一夜派对的残留。那亮粉让我心烦。“很抱歉，”我虚弱地说。真希望我得的病看起来更明显一些。

罪恶感像锤子般砸在我身上。

我又吃了一片安眠药，还吃了下午要服用的安定。然后我们赶赴机场。派对生活结束了。

吃了安定和安眠药，我不会有任何“病好了点”的感觉，还是一样难受。药物能做的，只是制造出一点距离。安眠药迫使我的大脑稍微慢下来，但我知道这根本没用。就像多年后，我又开始喝酒了，常常借酒缓解低度焦虑，但我知道第二天焦虑还会在那等着我，外加宿醉反应。

我不愿站出来反对一切药物，因为我知道有些药物对有些人是有疗效的。有时候，它们可以麻痹痛苦，使真正的疗愈工作得以开始。有时候，它们是长期治疗方案的一部分。许多人离不开药物。但对我来说，自从安定让我惊恐发作，我就一直害怕吃药，从没吃过任何抗抑郁的药（治疗焦虑症、惊恐发作的药还吃）。

我很高兴我的自我修复没有依赖药物的帮助。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实实在在地经历那些痛苦，这意味着我充分熟悉我的痛苦，对脑海中的任何细微起伏都十分警觉。不过我也会想，要是我没那么害怕吃药，痛苦就会减轻了。那种冷酷无情的、持续的痛苦，一想到它就让我呼吸不畅，心脏悸动。我记得坐在汽车后座，巨大的恐惧快要将我吞噬，我想站起来，头触到车顶，我想爬出自己的身体，想挣脱我的皮肤，我的脑海中天旋地转。要是一片药能让我免除那种恐惧就好了，我会吃的。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减轻我精神上的极度痛苦（没错就是这个词），也许我会更容易痊愈。但不吃药让我变得与自己非常合拍，我明确地知道哪些能帮助我（锻炼、阳光、睡觉、情感激烈的交谈等），不吃药带给我的警觉最终帮助我重获新生。如果我吃了药，那种药物带来的麻木感和不真实感也许会让我康复起来更加艰难。The Depth《深渊》（ ）一书的作者，进化心理学家乔纳森·罗滕伯格（Jonathan Rottenberg）教授在 2014 年写的一段话，出乎意料地令人安慰：怎样更好地应对抑郁症？没有神奇药丸。治疗慢性痛症让我们明白，其实我们很难推翻那些身体和头脑的固有反应，相反，我们必须跟随情绪的线索，关注低落情绪产生的根源——过度工作、过少睡眠的生活习惯。我们需要更丰富的描述情绪的语汇，并有意识地寻找中断低落情绪的工具，制止它转变为更长期、更严重的情绪低落状态。这些工具包括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改变我们的周遭事件、情感关系、身体状况（通过锻炼、冥想或饮食）。 生活

吞下第一片安定之前七个月，我来到伦敦市中心的一家职业中介机构。“你想做什么工作？”中介代理问我。她的脸长而严肃，像复活节岛上的石像。“我不知道。”“你认为你适合做销售人员吗？”“或许吧。”我撒谎。我有点宿醉未醒。（我们的住处挨着一个酒吧，三品脱淡啤酒和一两杯黑俄是我每晚的惯例）我压根不知道我想做什么工作，但我相当确定其中没有销售人员。“讲实话，你的简历有点混乱。不过现在是四月，不是毕业季。我们应该能给你找到一份工作。”

她是对的。在一系列灾难性的面试之后，我在克罗伊登市的《媒体报》找到一份卖广告版面的工作。我的主管伊恩是个澳大利亚人，他向我解释销售的基本原理。“你听说过‘爱达’吗？”他问我。“是那个歌剧吗？”“什么？不是，是爱达模式，AIDA，A 是注意力，I 是兴趣，D 是欲望，A 是行动。电话销售的四部曲。你先抓住他们的注意力，然后激起他们的兴趣、欲望，最后他们就想付诸行动了。”“好的。”

他突然对我说：“我的阴茎特别大。”“什么？”“看见了吗？我吸引了你的注意力。”“哦，那我应该谈论我的阴茎吗？”“不是，这只是个例子。”“明白了。”我呆滞地望着窗外克罗伊登的灰白天空。

其实我和伊恩相处得不算好。没错，他邀我加入“男孩们的午餐”，喝杯啤酒，打打台球。但其间他们一直说下流笑话，聊足球，辱骂各自的女友，我对这些深恶痛绝。13 岁以来，我是第一次感觉自己这样格格不入。我和安德莉亚的计划是，把生计安排妥当，这样夏天我们就不需要再去伊比萨了。但某天午休时间，我感觉全身漫过一阵强烈的阴郁，好像乌云浮在我的灵魂上空。我再也无法忍受给不想听我电话的人打电话了。所以我离职了，就那么走出来了。我是个失败者，半途而废的人。我一事无成，未来毫无希望。我正滑下深渊，即将不幸变为抑郁症的猎物。但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我并不在意。我只想着逃离。 无限

事实上，人的身体要比看上去大得多。科学技术的进步表明，人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宇宙。我们每个人都是由大约一百万亿个细胞组成的。每个细胞又是由大约一百万亿个原子组成的。零部件数目简直太浩瀚了。单单是我们的大脑就有大约一千亿个脑细胞，误差大概几十亿。

但大多数时间，我们感觉不到自己身体近乎无限的本质。我们用简化的方式认识自己，把身体分为宏观的大块——胳膊、腿、脚、手、躯干、头、肉体、骨骼。

大脑亦然，为了适应生存，大脑也简化了自身，一次只专注于一个事物。然而抑郁症是思想与情感的量子物理学版本。它揭示出正常情况下被隐藏的现实。它瓦解了你，瓦解了你所熟知的一切。原来我们不仅仅源自宇宙，或卡尔·萨根所说的“星尘”，我们本身就像宇宙一般浩瀚、复杂。进化心理学家们或许是对的，人类进化得太超前了，作为第一个能够全然觉知宇宙之浩瀚的物种，人类也有了能够感知如宇宙般浩瀚的黑暗与痛苦的能力，或许这就是人类智慧的代价。 未曾兑现的希望

我的父母在机场接我们。他们站在那里，看起来疲惫、开心、担忧集于一身。我们拥抱，开车回家。

我好些了。我好些了。我把魔鬼留在了地中海，现在我好多了。我还在吃安眠药和安定，但其实我不需要吃它们，我只需要家，需要爸爸妈妈。是的，我好些了。我还有点儿神经紧张，但我好多了。我好多了。“我们很担心你。”妈妈说，紧接着又用另外 87 种稍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重复着她的担心。

妈妈回过头，微笑地看着坐在后座的我。她的笑容带一点苦相，眼角挂着泪，无神采。我感觉到了来自妈妈的负担，作为一个出了毛病的儿子的负担，被爱的负担，作为失望的负担，作为一个未曾妥善兑现的希望的负担。

但是——

我好些了，有点神经紧张，但这情有可原。我好些了，真的。我还可能成为希望。说不定我会活到 97 岁。没准我会是个律师、脑外科医生、登山运动员、戏剧导演。我还年轻，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窗外夜幕已降临。纽瓦克 24 号大街。纽瓦克是我出生的地方，现在我又回到这里，一个 4 万人的港口城市，一个我曾经只想逃离的地方。但现在我又回到这里。没关系，回来也好。我忆起我的童年，快乐的、不快乐的校园时光，还有旷日持久的自尊心挣扎。24。我 24 岁了。纽瓦克 24 号，这个路标就像来自命运的宣判，冥冥中昭示着这一切终将发生，唯一缺的就是我的名字了。

我记得，我们四个人在厨房餐桌上吃了饭，我没说太多话，但说的话足以证明我挺好的，没发疯，没抑郁。我挺好的。我没疯。我没抑郁。

我记得那天我们吃的是鱼肉馅饼，应该是我父母特意为我做的疗愈食物，我吃得很舒服。我坐在餐桌前吃着鱼肉馅饼。时间是晚上十点半。我走到楼下的卫生间，拉了一下灯绳，灯亮了。楼下的卫生间是深粉色的。小便完，我冲了马桶，注意到脑海中正在发生改变，阴云再度压下来，我的心理世界光影变幻。

我好些了。我好些了。不论我在心里强调多少遍，只要一个怀疑就能颠覆一切。只要有一滴墨水掉进一杯清水，就会污染整杯水，所以一旦我意识到自己还没完全康复，就会觉得自己还是病得非常严重。 龙卷风

怀疑像燕子，它们一个跟随一个，成群飞行。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盯着自己的脸直到感觉那不是我的脸。我回到餐桌前坐下，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的感觉。照实讲出来只会让状况变得更糟糕，假装正常才会让我感觉舒服一点。我选择假装正常。“哦，时间不早了，”妈妈急切地说，“我明天还得早起去学校。”（她是一所幼儿园的校长。）“你去睡吧。”我说。“是啊，你上楼睡吧，玛丽，”安德莉亚说，“我们自己铺床就行了。”“他卧室有一张单人床，地板上还有一个床垫，愿意的话，你们今天晚上可以睡我们的大床。”爸爸说。“没关系，”我说，“这样就可以的。”

上楼前，爸爸紧紧抓了一下我的肩膀，“你回来就好。”“嗯，回家挺好。”

我不想哭。因为其一，我不想让他看见我哭；其二，如果哭了我会感觉更糟。所以我没哭。我睡觉了。

第二天我睡醒，果然，抑郁和焦虑两个都在。人们把抑郁症描述为一种重量，的确如此。它既可以是一种真实的物理重量，又可以是一种比喻意义上的情感重量。但我不认为重量这个词能最贴切地描述我的感觉。当我躺在那里，躺在地板床垫上，我感觉自己被困在龙卷风里。（我坚持让安德莉亚睡在床上，不是出于骑士精神，而是为了不让自己表现得像个病人。）从外表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可能要比正常人更迟钝、没精打采一点，但我的大脑却一直在不屈不挠地、以令人难以忍受的速度运转着。 我的症状

我的感觉还包括：

感觉镜子里的我似乎是另一个人。

胳膊、双手、胸部、咽喉和头背部的刺痛感。

无法考虑未来。（对我来说是没有未来的。）

害怕变疯，害怕被送到精神病院，穿上约束服，关进软壁病房。

臆想症。

分离焦虑。

旷野恐惧症。

持续的重度恐惧。

精神上筋疲力尽。

身体上筋疲力尽。

感觉自己一无是处。

胸口紧，偶尔疼痛。

即使站着不动，也感觉在坠落。

四肢疼痛。

偶尔失语。

迷茫。

汗津津的。

无限的悲伤。

增长的性幻想。（用性幻想来平衡对死亡的恐惧。）

想远离人群，希望自己身处另一个时空。

渴望成为其他人，任何人都可以。

食欲下降（6 个月内我的体重减了 28 磅）。

内在的颤抖（我叫它灵魂颤抖）。

感觉我马上会惊恐发作。

感觉我呼吸的空气太稀薄。

失眠。

不断搜索“我要死了”或“我要疯了”的警告信号。

找到如上警告信号，并深信不疑。

有快步走路的欲望。

奇怪的似曾相识感，还会觉得某件事像是回忆但还未发生，至少对我还未发生。

在我的视野边缘看见黑暗。

想要关闭噩梦般的图像，有时我合上眼就能看到。

渴望跳脱出自己。一周，一天，一小时，上帝啊，一秒钟也行。

这种种体验太过异样，甚至让我以为我是从古至今唯一有过这些体验的人（当时还是前维基百科时代）。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经历这些痛苦。我常会不由自主地将我的大脑想象成一个庞大、漆黑的机器，像从蒸汽朋克漫画里走出来的，满身是各种管子、踏板、控制杆和液压系统，冒着火星和蒸汽，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在抑郁症里加入焦虑症，有点像在酒里加入可卡因。它给你的全部感觉按了快进键。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抑郁症，你会感觉大脑像陷入沼泽，失去动力，迟缓不动。但如果加入了焦虑症，你身陷的沼泽中还会出现漩涡。泥水中的怪物像变异的鳄鱼一样以最快速度不停游动。你一刻都不能放松，每一秒都处在崩溃的边缘，你绝望地试图浮出水面、呼吸空气——那些对你来说如此奢侈，对岸上的人来说却唾手可得的空气。

只要你清醒着，就没有一秒钟可以跳出这种恐惧。这一点都不夸张。你渴求有一秒，哪怕有一秒可以不处于恐惧之中，但那一秒从未到来。这种病不是某个身体部位的病，若是那样，你可以跳出去，不去想它。如果你背疼，你可以说“我的背痛让我难受死了”。在这种情况下，疼痛和自我是可以分离开的，疼痛是某个他者，它袭击、烦扰，甚至吞噬着自我，但它不是自我本身。

而对于抑郁症和焦虑症来说，疼痛不再是某个你可以去“想”的东西，因为它就是你的想法本身。你的背只是你的一部分，而你的想法是你的全部。

如果你的背疼，一坐下来就会更疼。同样的，如果你的脑袋“疼”，一思考也会更“疼”，而且这种疼痛不像背痛那样，站立起来就能得到缓解，往往这种感觉本身就是个假象。 糟糕日子银行

当你极度抑郁或者焦虑时（走不出家门，下不了沙发，满脑子都被抑郁占据），那种痛苦是难以忍受的。糟糕的日子是分级别的，并不是同等程度的糟糕。那些极其糟糕的日子，虽然很恐怖、很难熬过去，但日后却可以派上用场。你把它们存起来，建立一个糟糕日子银行。那个你不得不从超市逃跑的日子，那个你抑郁到动不了舌头的日子，那个你让父母流泪的日子，那个你差点跳崖自尽的日子。等到你遇到下一个糟糕的日子，你就可以说，好吧，今天是够糟糕的，但之前还有过比这更糟的日子啊。即使今天就是你经历过最糟的日子，至少你知道银行还在那里，你至少存了一笔。 抑郁症对你说的话

嗨，不中用的人！

对，就是你！

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试图起床？

为什么要试图找份工作？你以为你是谁？马克·扎克伯格？

给我待在床上吧。

你将会发疯，就像凡·高那样。你可能会割掉自己的耳朵。

你哭什么？

是想弄脏你的衣服吗？

嘿，还记得你的狗默多克吗？它死了，就像你的爷爷奶奶那样。

一百年后的今天，你见过的每一个人都会死。

是的，你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只是一坨正在缓慢衰老的细胞。

你看外面走着的人，看看他们，就在那儿，窗户外面。你为什么不能像他们一样？

那有个坐垫。我们就待在这里看着它，沉思坐垫的无限悲伤。

附：我看过明天了，明天更糟。 事实

当你被困在一个让人感觉如此不真实的病症里时，你会寻找任何能给你一点方位感的东西。我对知识如饥似渴。对事实如饥似渴，我疯狂地搜寻它们，就像在大海中寻找救生圈一样，但数据是微妙狡诈的。

发生在头脑里的事情常常被隐藏。当我第一次发病时，我花了很大精力让自己看上去正常。一般来说，如果你不告诉别人你很痛苦，别人是不会知道的。而抑郁症患者通常不愿意倾诉，尤其是男性（后文会详述）。从过去到现在，关于抑郁症的事实一直在改变，可以说全部的概念和术语都发生了变化。抑郁症过去不叫抑郁症，叫作精神忧郁症。过去患这个病的人比现在要少得多。但是果真如此吗？还是如今人们更坦诚了？

不管怎样，这里列出了一些目前我们知道的事实。自杀是 35 岁以下男性的头号死因。

世界各地的自杀率千差万别。例如，如果你生活在格陵兰岛，你自杀的可能性就是希腊人的 28 倍。

每年有 100 万人自杀成功。1000 万~2000 万人自杀未遂。全球范围内，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 4 倍多。

抑郁症事实

每 5 人中有 1 人会遭遇抑郁症。（当然遭遇心理疾病的人比这个比例更高。）

全球范围内，抗抑郁药物的销量持续上涨。冰岛销量最高，然后依次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瑞典、葡萄牙和英国。

遭遇过严重抑郁症的女性是男性的 2 倍。

在英国，焦虑抑郁症最为普遍，然后依次是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纯”抑郁症、恐惧症、进食障碍、强迫症和惊恐障碍。

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寻求并接受心理健康问题的治疗。

如果父母一方被诊断出抑郁症，子女患抑郁症的概率约为 40%。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卫报》，《心灵》期刊，黑狗协会 头倚着窗

我独自一个人待在父母的卧室。安德莉亚应该在楼下吧。反正她不在我身边。我站在窗前，头倚着玻璃。此时焦虑隐去，只有抑郁症单独存在。那是十月，最伤感的季节。父母家外面的街道是人们入城的常用路径，人行道上有三三两两的行人，其中有的我认识或见过，是童年的熟人。我的童年在 6 年前正式宣告结束，尽管它可能根本没有结束。

在你最低潮的时候，你会错误地想象，世界上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体验过如此糟糕的感觉。我祈祷自己变成那些行人中的一员，任何一个都行——88 岁的，8 岁的，那个女人，那个男人，哪怕是变成他们的狗都行。我渴望用他们的意识过活。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残酷的、一刻不停的自我折磨，那感觉就像我眼见着周围到处都是冰块，却只能将自己的手放在滚烫的炉子上。这种永远找不到精神安宁的感觉令我筋疲力尽。这种每个积极的念头都胎死腹中的感觉令我痛不欲生。

我哭了。

我从来不是那种害怕流泪的男人。拜托，我可是治疗乐队的粉丝，在有“情绪摇滚”这个说法之前，我就已经相当情绪化了。然而奇怪的是，虽然抑郁症让我的情绪变得非常糟糕，但并没有让我经常哭泣。我想那是因为我感受到的东西有一种超现实的特质。因为那种距离感。眼泪是一种语言，而我感觉所有语言都离我很遥远。眼泪没我的份。眼泪是在炼狱里流的，等你已经到了地狱，流泪就太迟了，眼泪在流出之前就被烧干了。

而此刻，它们来了，但仍然不是那种一般意义上的眼泪。它们不是由眼眶分泌的，而是来自身体深处，我的胃正在剧烈地颤抖着，就像眼泪正在从肠道中涌出一样，眼泪像决堤一样来势汹涌，不可阻挡。这时爸爸走进屋，他看着我，表情困惑，虽然这一切太熟悉，因为妈妈患过产后抑郁症。他向我走来，看着我的脸，眼泪是可以传染的，他的眼眶开始发红，湿润了。我已经记不清上一次见他流泪是什么时候。他一言不发，只是紧紧抱住我，我感受到爸爸的爱，我想尽可能多地获取他的爱，我需要这份爱。“对不起，”我说。“没事的，”他轻声说，“你能做到的，加油，你能振作起来的，马特，你必须振作起来。”

我的爸爸不是一个严父。他温柔、体贴、智慧，却并不具备看穿我内心的神奇能力。

当然，他说得都对，我也不奢望他能说什么别的话，但他不知道他的话听起来有多么难。

振作起来。

没人知道这有多难。人们从外表看你，只能看见你的身体外形，看见你是原子和分子的统一体，没人能看出，你的内心就像经历过宇宙大爆炸一样，自我意识化成了碎片，散落在无边的黑暗宇宙里。“我会努力的，爸爸，我会努力。”

这是他想听到的话，所以我说给他听。然后我又望向窗外那些童年的幽灵。 相当正常的童年

心理疾病是突然发生的，还是潜藏已久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几乎一半的心理障碍在 14 岁前就有端倪。

我 24 岁发病时，感觉这个病很陌生、很突然。我有一个相当正常、普通的童年。但我倒是也从未认为自己非常正常。（有感觉自己非常正常的人吗？）我时常焦虑。

一个有代表性的记忆是，10 岁的我站在台阶上，哭着问保姆，我能不能跟她待在一起直到爸爸妈妈回来。

她很善良，让我跟她坐在一起。我很喜欢她。她穿着宽松的 T 恤，身上有一种香草的气味。她的名字叫珍妮。大约十年之后，这个住在街北边的保姆珍妮变成了珍妮·萨维尔（Jenny Saville），一位以画大幅裸体女人像而闻名的年轻英国艺术家（Britart）。“你觉得他们会很快到家吗？”“会的，”珍妮耐心地说，“当然会了。只有几英里远，不算远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但他们也有可能已经被抢劫、杀死，或者被狗吃掉了。当然，他们并没有。在特伦特河畔纽瓦克，很少有居民在周六夜晚被狗吃掉。他们最终安全到家了。然而在整个童年，这样的恐惧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我在无意中教会自己如何焦虑。在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世界里，痛苦、失去、生离死别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恐惧滋生着想象，想象又滋生着恐惧，周而复始，直到把自己逼疯。

还有一件事，有点不寻常，但仍旧在正常范围之内。那年我 13 岁，学校操场上，我和一个朋友走到一些同年级的女生们旁边，坐了下来。其中一个女生，我暗恋的女生，看了看我，然后朝她的朋友们做了个感到恶心的表情。她当时说的话，直到 26 年后写这本书时，我依然清楚记得。她说：“呃，我不想要那人坐我旁边，他脸上有蜘蛛腿。”在我恨不得钻到地缝里的时候，她继续解释说：“他脸上的痦子上长了毛，看起来像蜘蛛啊。”

那天下午 5 点左右，我冲进家里的卫生间，用爸爸的剃须刀剃掉了痦子上的毛。我恨自己的脸。我恨脸上这两个大痦子。

我拿起我的牙刷，把牙刷头按进左脸颊，就在最大痦子的正上方。我紧闭上眼，使劲摩擦。我一直擦，一直擦，直到有血滴到水槽里，直到我的脸带着热和痛开始颤抖。

妈妈走进来，看见我在流血。“马特，你的脸怎么啦？”

我用卫生纸捂住还在流血的伤疤，小声咕哝着事情经过。

那个晚上我睡不着觉。贴着巨大膏药的左脸颊阵阵作痛。但这不是我睡不着觉的原因。我在想，在学校里怎么解释我的大膏药。我在想象另一个空间，在那里我已经死了，那个女孩听说我死了，罪恶感让她哭个不停。这是一种想要自杀的念头，但这么想能让我感到宽慰。

童年眨眼就过去了。我还是很焦虑。我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和“左倾”、中产阶级的父母生活在一个“右倾”、工人阶级的小城市。16 岁时，我因在商店偷窃被拘留（偷了洗发水和巧克力棒），在警察局待了一个下午。不过那得归咎于青春期的愚蠢和合群欲望，和抑郁症无关。

我玩滑板很差劲，成绩不好不坏，留着不对称的头发，一直保持着处子之身，像中了中世纪的诅咒。一个很普通的孩子。

我不是个很合群的人。遇到他人，我的自我就会被瓦解，变成他人期望中的样子。但矛盾的是，我始终感觉体内包藏着某种强烈的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它在不断累积，像是被大坝拦截住的洪水。后来我抑郁症、焦虑症发作，我觉得我的病是所有那些被压抑的强烈情绪累积的结果，就像大坝决堤一样，如果你太难释放自我，那么自我会破壳而出，淹没你的意识，试图淹死你所有失败的、半真半假的自己。 不速之客

保罗，商店偷窃案中我的同伙，在我父母家的客厅坐着。自从毕业之后，我好多年没见他了。对我来说，就像已经过了一个世纪。他看着我，似乎我还是过去的我。他怎么能看不出我的变化？“周六晚上你想出来玩吗？来吧，老兄，看在旧交情的份上。”

这个主意太荒谬了。我只要走出家门就会感到无限的恐惧。“我不能。”“怎么了？”“我不舒服。头疼，没精神。”“所以你需要出来玩一晚上。如果你没精神，让安德莉亚也一起来。来吧，老兄。”“保罗，你不明白……”

我被困在一所监狱里。很多年前，因巧克力棒被关进拘留所几小时后，我得了一种“被锁恐惧症”，害怕被锁在某个地方。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人还可以被锁在自己的思想里。“要像个男人，”我这样告诉自己。虽然我从来都不擅长这个。 男孩不哭

我想说一说男人。

男性自杀人数远高于女性。在英国，前者是后者的 3 倍，希腊是 6 倍，美国是 4 倍。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状况。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女性自杀人数大于男性的国家和地区仅有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在其他任何国家，皆为男性自杀人数居多。这个情况让人匪夷所思，因为每一项官方研究都表明，女性抑郁症患者人数是男性的两倍。如果男性显然比女性更容易自杀，而自杀又是抑郁症的症状之一，那为什么患抑郁症的女性比男性多呢？换句话说，为什么男性患抑郁症比女性更加致命呢？

自杀率随时代、国度、性别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这一事实表明，自杀这件事受很多因素影响。

就拿英国举例。1981 年，英国有 2466 名女性自杀。30 年后，这一数字变成了 1391，几乎减半。男性的对应数字分别是 4129 名和 4590 名。也就是说，1981 年，英国国家统计局记录伊始，虽然男性自杀人数高于女性，但只是 1.9 倍，而 30 年后变成了 3.5 倍。

为什么有这么多男性自杀？怎么回事？

常见的答案是，男性通常把心理疾病看作一种弱点，不愿寻求帮助。

大家经常说男孩不哭，但其实这是句假话，男孩也哭，我就哭，而且经常哭。（今天下午我就哭了，在看《少年时代》的时候。）男孩，或者说男人，也的确会自杀。在《白噪音》里，唐·德里罗（Don DeLillo）笔下忧心忡忡的叙述者杰克·格拉迪尼，被男子气概这一概念折磨，苦恼着怎么能让自己阳刚起来：“一个不会修水龙头的男人，还有谁比他更没用吗？没用至极，白活一场，白长了男人的基因。”假如坏了的不是水龙头，而是人脑呢？一个担心男子气概遭到破坏的男人可能会认为，他应该靠自己修理好自己的头脑，利用现代社会“白噪音”里的片刻安静，或许再借助一些酒精。

如果你患有心理疾病，别担心，你属于一个非常庞大并且不断扩张的群体。从古至今，许多最伟大、最坚强的人都深受抑郁症折磨。这个群体包括政治家、宇航员、诗人、画家、哲学家、科学家、数学家（数学家尤其多）、演员、拳击手、和平主义者、战争领袖以及 10 亿与抑郁症抗争的普通人。

得了抑郁症，跟得了癌症、心血管疾病或出了车祸是一个性质，丝毫不会影响你的男人特质、女人特质或人性。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交谈。倾听。鼓励交谈。鼓励倾听。让交谈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留意那些想要加入谈话的人们。反复告诉自己，抑郁症不是某个你“不敢承认”的东西，不需要你自惭形秽，它是一种人类经验，是男孩、女孩、男人、女人、年轻人、老人、黑人、白人、同性恋、异性恋、富人、穷人共有的体验。抑郁症不等于你，它仅仅是某个发生在你身上的东西，某个可以被交谈所缓解的东西。文字，安慰，支持。我花了十年，才敢也才能公开、得体地对读者谈论我的经历。我很快发现交谈本身就是一种治疗。交谈所在之处，就有希望。2着陆“……暴风雨结束后，你不会记得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真的结束了。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这就是关于暴风雨的一切。”——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 樱花

抑郁症的一个副作用是，你有时会变得特别留意大脑的运转。

在我精神崩溃、住回父母家那段时间，我常常想象着把手伸进自己的脑壳里，取出让我抑郁的那个零件。这似乎是一个很多人都有的幻想，我和其他抑郁症患者聊起过，也在书中偶遇过。

但我要取出哪个零件呢？是一大块固态的东西，还是一小点液态的东西？

有一次游完泳，我坐在利兹公园广场的长椅上。这是市中心肃静的一角，维多利亚式的连栋住宅现在成了法律事务所。我凝望着一棵樱桃树，感到乏味，那是一种没有焦虑的抑郁，一种全然的、绝望的乏味。

我几乎动弹不得。当然，安德莉亚在我身边。我没有告诉她我的感觉有多糟。我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粉色樱花和树枝，期待着我的思绪能像花瓣一样，轻而易举地飞远。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哭了起来。我多想成为一棵樱桃树。

越是研究抑郁症，就越会意识到我们对它的无知。它的 90% 仍是秘密。 未知的未知

大卫·亚当博士（Dr.David Adam）在他关于强迫症的精彩著作The Man Who Couldn’t Stop《停不下来的人》（）中写道：“只有傻瓜和骗子会告诉你大脑是如何工作的。”

大脑不是烤面包机。它是复杂的。虽然它的重量仅有一千克，但这一千克承载了你一辈子的记忆。

它神奇到令人担忧的地步，因为它的功能是如此重要、繁多，而我们却仍然不理解它是如何做到的，为什么会这样做。跟其他事物一样，它由原子构成，这些原子诞生于几千万年前的恒星。

然而，我们对这些遥远恒星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对大脑工作机制的了解，大脑是整个宇宙中唯一可以去思考整个宇宙的东西。

许多人依旧坚信，抑郁症与化学物质的失衡有关。“初期的精神失常主要与化学物质有关，”库尔特·冯内古特在Breakfast of Champions《冠军早餐》（）里写道，“德威恩·胡佛的身体在生产某些特定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使他的头脑失衡。”

这个观点很有吸引力，且多年来被无数科学研究佐证。

大量抑郁症病因的科学研究都关注了像多巴胺和血清素这类化学物质，尤其是血清素。血清素是一种神经递质，即将神经信号从脑部一个区域传到另一个区域的化学物质。

该理论认为，抑郁症就是脑细胞血清素产量过低导致的血清素水平不平衡。因此不难理解，最常见的抗抑郁药百忧解等，都是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可以提高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

然而，关于抑郁症的血清素理论似乎有点站不住脚。

因为，有些抗抑郁药对血清素没有任何影响，有些反而是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增强剂，比如噻奈普汀。临床证明这些药物对治疗抑郁症是同等有效的。此外，活人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很难测量，无法定论。Guardian

早在 2008 年，《卫报》（）的本·高达可就在质疑血清素理论。“来自 6000 亿美元制药业的庸医们，兜售着他们的概念——抑郁症的病因是脑子里血清素水平太低，所以你需要吃提高大脑血清素水平的药……这就是血清素假说。它从来就没站稳脚跟过，如今的证据更是自相矛盾。”

所以，科学家们并不都照着同一个歌谱唱歌。有些人甚至不认为存在这样一个歌谱。另一些人把歌谱烧掉了，写了自己的歌。

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教授罗伯特·马兰卡认为，研究应着眼于其他方面，比如大脑中心的“伏隔核”，它很小，掌管快感和成瘾。我们有理由猜测，如果它运行不正常，将导致快感缺失。快感缺失就是完全没有能力感觉到快感，这是抑郁症的主要症状。

这也意味着，试图把手伸进脑壳取出致病零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必须穿过整个额皮质才能取到那个很小的伏隔核。

也许研究某个特定部位或化学物质是不会给我们一个完整答案的。也许我们应该研究当代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的大脑为何不适应当代的生活方式。不论是在认知、情感还是意识方面，人类头脑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现代人的大脑和莎士比亚时代、耶稣时代、埃及艳后时代、石器时代是几乎一样的。时代在改变，大脑没有进化。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无须应对电子邮件、突发新闻、弹出式广告、伊基·阿塞莉娅视频、一个繁忙周六夜晚的地铁自助售票机。也许我们不应该忙着升级科技，使自己逐渐变为半机械人，我们应该想想如何升级自己应对这些变化的能力。

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我们距离科学的终点还很遥远，尤其是神经科学这样的“婴儿期”学科。我们今天知道的大多数知识，在未来都将被推翻或重新评估。这就是科学，不依赖盲目信仰，只坚持不断怀疑。

目前我们能做的，也是真正需要做的，就是倾听自己。如果你想好转，唯一重要的是什么对你有用。只要它有用，管它是什么原理。安定对我没用。安眠药、圣约翰草、顺势疗法对我也没用。我没试过百忧解，想想我就害怕。我也没试过认知行为疗法。如果吃药对你有用，管它是因为血清素还是别的什么，继续吃药就对了。如果舔壁纸对你有用，你就舔壁纸。我不反对药物。我支持一切有用的东西，我知道药物对很多人都有用。也许未来某一天我也会吃药。现在我只坚持对我有用的疗法：锻炼身体，瑜伽，全神贯注于我热爱的某件事或某个人。没有哪种疗法适合所有人，你自己就是最好的实验室。 头脑的问题就是身体的问题（一）

我们倾向于将大脑和身体看成分开的两部分。过去，我们认为心脏是人的中枢，或者至少和大脑占据同等的地位。现在，我们抱有一种奇怪的观念，认为大脑操纵着身体的其他部分，就像挖掘机里握着操纵杆的司机一样。

在某种程度上，将心理健康跟生理健康分开来谈的观点是有误导性的。焦虑症和抑郁症有很多症状其实发生在大脑之外，比如经常伴随焦虑症的心脏悸动、四肢疼痛、掌心冒汗和刺痛感，或是抑郁症常见的四肢疼痛、全身疲乏等症状。 精神病

13 岁时，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头脑有点陌生，有点异样。那发生在我试图用牙刷去除痦子的几个月之后。

当时我在德比郡的匹克山区，参加学校组织的郊游。女生们住在旅馆。男生们原本也该住在旅馆，但不料房间被重复预订了，所以我们 8 个男生住在远离温暖旅馆的马厩里。

我讨厌离家，这是我的另一个大焦虑。我想回家，躺在自己的床上，欣赏法国女演员碧翠斯·黛尔（Béatrice Dalle）的海报，或者读Christine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克里斯汀》（）。

我躺在上铺，看着窗外黑沉沉的沼泽地，夜空无星。我在班上的男生中没有朋友。他们只谈论足球和手淫，我对足球一窍不通，相对于足球，我可能更擅长手淫，但我不习惯当众讨论它。于是我假装睡着了。

马厩里没有老师，有一种《蝇王》的感觉，我不是很喜欢。我很困。那天我们徒步了 10 英里，一路上大部分是泥炭沼泽地。睡意压迫着我，像周围的土地一样厚重、黑沉。

笑声把我惊醒。

发疯般的、癫狂的笑声，好像刚刚发生了世界上最好笑的事情。

我说梦话了。对一个 13 岁男生来说，没有什么比见证另一个 13 岁男生毫无防备的尴尬时刻更好笑了。

在梦中，我语无伦次地说了些关于奶牛的事，还说了纽瓦克。纽瓦克是我的家乡，说这个很好理解，奶牛嘛，好吧，这的确很奇怪，匹克山区并没有奶牛。他们告诉我，我一遍遍说着：“凯勒姆在纽瓦克。”（凯勒姆是靠近纽瓦克镇的一个村子，镇议会就位于凯勒姆。我的爸爸曾经在那里做建筑师，在镇规划局。）我努力想跟他们一起笑，但我太困、太紧张。学校组织的郊游还是一个压缩版的学校，而我从 11 岁起就开始不喜欢学校了，那时我还在一个仅有 28 名学生的乡村小学。我现在就读的学校是马格达莉高中，那是一个让我快乐不起来的地方。高一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假装胃痛，但没几个人相信。

我又睡着了。醒来时我在颤抖。我是站着的，冷风吹在我身上，手上流着好多血。我的手鲜红，闪闪发光。一片玻璃扎在我的掌心。马厩的窗户碎了一地。我惊恐万分。

其他男生也醒了，但没有笑。印象中当时老师来了，或者就快来了。我的手不得不用绷带包扎。

原来我在睡梦中下了床。我再一次大喊奶牛，挺滑稽的。（“奶牛来了！奶牛来了！”）然后我在某人床边撒了泡尿。捣碎了玻璃窗。后来一个男生摇晃我的胳膊，把我摇醒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梦游。之前的一年，我曾梦游到妹妹的卧室，拿她书架上的书，以为自己在图书馆。但在此之前，我的梦游从未公之于众。

我有了一个新外号，精神病。我觉得自己像个怪物。但那时的情况其实还不算太糟。我有爱我的爸爸妈妈，有为数不多的朋友，有一个妹妹，我们可以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我的生活相当舒适、正常，偶尔一阵孤独感爬上心头。是孤独，不是抑郁。一种自哀自恋的、青少年的、没人理解我的感觉。当然我也不理解自己。

我忧虑着一些事情。核战争，埃塞俄比亚，坐渡船。我每时每刻都在忧虑。唯一不让我忧虑的事，或许正是我应该忧虑的，那就是忧虑本身。11 年后，我不得不与之抗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