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12 18:56:29

点击下载

作者:张太原

出版社:中华书局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

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试读:

导论:揭示思想背后的历史

自古以来,中国所有的思想表现的几乎都是现世的关怀,而在问题重重的近代中国,更没有人能够沉静地玄思,各种纷繁的思想言说的背后往往蕴藏着实实在在的历史。五四时期及以后,人们表面上讨论的是文化,实际上所关注的却是现实问题。到了1930年代,许多人把空洞的文化讨论引向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文化建设,具体地说,无非要从中国问题的探讨中,建立一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以形成共同的中心观念,使人类生活能臻于健全的境地”。那么,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胡适说,“我们当前的根[1]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

的确,当时国家的生存成了问题,任何谈论文化的人都绕不开它:“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能脱出日本的爪牙”,“中国民族的生存必[2]须寄托在新的文化、新的组织上。”“真欲谈文化,于实际生活是[3]不可不谈的。例如当前的对日问题。”“中国目前最需要之文化建设,必须能够应付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反过来说:能够挽救中国目前最大危机和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就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文化[4]建设,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救亡图存的文化建设。”“民族生存的原则应高于一切,因为中国民族的生存到了现在已发生绝大的危险,所以民族生存不仅是目前社会最大的需要,也是一切问题的先决问[5]题,我们应以最大的努力,以求民族的生存。”“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运动之一部分。在此强邻压境,国难日深的时期,似乎也算得[6]一种适应时代的呼声。”“民族国家如此危难,才要来努力文化运[7]动。”“近来国难当头,郁积沉闷,国人的神经,都有些反常,或[8]则埋头复古,或则盲目从新。”“民族不能独立自由,则无论守旧派之保存固有文化不可能,即所谓趋新派之全盘承受西洋文化亦适成[9]自欺欺人。”“我们现在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复兴民族与整兴国家,所以我们对于文化建设运动,不应当守旧,复不应空谈趋新,应[10]当以合乎现代适应民族需要为条件。”“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怎样增加一般国民的民族意识,增加一般国民为生存奋斗的力量,使民族得到生存的安全,国家在世界上得到平等的地位,解放我们被侵略被[11]压迫的境遇,这是我们的需要,也是我们迫切的需要。”

在抗日不便公开或大张旗鼓讨论的情况下,人们通过发表各种各样的文化见解充分表达了对民族生存的关切。其实,建立什么样的文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救国,不同的文化主张的背后都是对如何救国的思考。同时,只有在一种文化面临覆亡危险的时候,人们才会感到其可贵与价值,本位文化思潮的形成正是缘于中国人的这种处境。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保存中国民族比保存文化更重要,全盘西化思潮由是而起。更值得注意的是,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和三民主义文化思潮,都把反对帝国主义看作文化运动的首义。

除了民族的生存,讨论文化者关注的另一大问题就是人们的实际生活。无论什么样的文化,无非是使人们生活得更好一些。“文化是生活方式,然生活方式的最重要表现,是在一般民众的知识道德和起居饮食上”;“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目标,应该是提高一般人民的教育程度和生活程度;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手段,应该是发展教育[12]和经济。教育与经济,是文化建设的两根脊骨。”“离开了生活程式,是没有文化可言的。而生活程式又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家庭[13]生活等等无所不包。”“全国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民,他们的生活都在水平线以下,像这样多的愚而穷的民众,救死不遑的同胞,都是[14]我们的建设文化的对象。”“今日的文化运动,决不可离开实际的民生问题……因为如果离开了大众日常生活的实际要求,客观需要,[15]结果,文化运动适成为玄学的借尸还魂,还有什么前途呢?”

从思想到思想,往往很难重构出丰富生动的历史,把思想还原为对具体生活的思考才能再现真历史。研究思想文化史,必须顾及与之相联的时代问题。一般而言,先有事实而后有思想,先有思想而后有行动,同样都是历史的逻辑。如果离开思想所依托的生活和社会来谈思想,特别是对于没有抽象思辨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显然很难搔到痒处。一种思想最主要的意旨还在于“改造世界”。

凡是表述出来的思想大都是容易理解的,而思想产生时的心态往往是难以捉摸的。人们言“此”时往往透露的是“彼”,口是心非,有时并非故意为之。揭示思想者的心理,不是凭空去想象,必须有一定的心理知识和训练,比如有意识和潜意识的心理分析。傅斯年曾有一次谈汪精卫何以叛国投敌的演讲,对这次演讲,何兆武回忆道:“出乎我们听众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做一番政治分析,而是做了一番心理分析———而且是一番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那次讲话的内容大意是:汪本人正值翩翩少年时,却被富婆陈璧君以金钱、权势和婚姻牢牢控制着,而且从此控制了他一生,因而造成了他心理上极大的扭曲。这种情结使汪终其一生受到压抑而得不到满足,于是就形成了他极为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这次讲话,今天回想起来确有其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意义。那就是傅先生是第一个———至少就我所见,他是我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到史学研究的。”这说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远比一般人所了解的要活泼得多。“历史归根结底乃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乃是通过心理的这一环节。一般的历史学家们看问题往往只停留在社会分析的层次上,而绝少论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心灵深处,所[16]以往往是未达一间而功亏一篑。”触及“当事者的内心或灵魂深处”,显然靠记载的史料是不够的,必须另开渠道。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时专攻过心理学,这大概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史学研究,只是他没有公开宣示而已。

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大多既承受了传统的知识和思想,又吸纳了西方的知识和思想。他们的内心如何处理传统和西方的价值,一定是充满矛盾、犹豫、困惑、变化、反复和迷惘。张忠绂就感到“处处令人迷惘”,“幼时所受的教育是忠君爱国的旧式教育;民国成立以后,因学校教育与环境关系,思想已逐渐转变。殆至游学返国”,“个人的思想与观念亦已形成。孰知个人思想与观念的形成,正是迷惘的根源”。面对“举世的思想与观念日新月异,庞杂混淆”,“个人处身行谊,决不是件简单的事”。但是,[17]“立身行谊往往是一种习惯。人们最难改的就是习惯”。因此,个人的观念和行为容易发生背离。

以傅斯年为例,其史学思想和实践,似乎就存在着矛盾。他强调,[18]“史学只是史料学”;“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但是他的学术实践则说明他恰是“疏通”的高手,其著《夷夏东西说》、[19]《性命古训辩证》就是最好的例证。何以会如此呢?罗志田的解释是:“历来学力识力高于同时代一般学人较多者,其提倡‘众人’做的多与其自身实际所做的有些区别,盖学力或凭积累,识力往往靠解悟,实难模仿。”傅斯年之所以亟言“史料学”,在于“深知”对[20]“疏通”和“推论”的提倡“可能导致诠释与史料的脱节”。张岂之指出,“其目的是要扭转长期以来对史著的偏重,把具体的客观的[21]史学研究放到第一位”。杜正胜则认为,傅斯年“有他面临的问题,当时最大的势力当然是顾颉刚”。他虽然曾是“疑古的先锋”,并曾在留学期间竭诚恭维顾氏的“疑古”成就:在史学上已堪称为王。[22]但是,当他决心步入史坛时,只有别树一帜,才能开拓自己的空间,他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就是要“以求实的态度破疑古派的[23]陷虚”。与杜正胜不同,在桑兵看来,傅斯年的史学宣言固然“有针对疑古派的意向”,但主要还是“针对前此占据学术主流的章太炎门生”,甚至更广,“面向整个国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文史学界而立[24]论”。欧阳哲生的看法大致相同,认为傅斯年这一口号打击的是“国内学术界流行的各种主张和选择”,包括太炎学派、疑古学派,也[25]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

傅斯年揭起“史料学”的大旗,无论打击的对象是谁,其以“立”来“破”的隐曲,应该是存在的。这从他的史学著述中也可看出,在他论述古代学派时讲到,墨翟出时,“孔学鼎盛”,“盖务反儒者之所为也”;孟轲出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之亟言性善,非一人独提性之问题而谓之善,乃世人已侈谈此题,而孟子独谓之善以辟群说也”;荀子出时,“孟子之言,彼时盖盈天下矣。荀子起于诸儒间,争儒式正统,在战国风尚中,非有新义不足以上说下[26]教,自易于务反孟子之论,以立其说”。“辟群说”,“立其说”,“非有新义不足以上说下教”,这不正是他高喊“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夫子自道吗?或许他是从古代学派的兴替中获得了启发,或许他本身就有这种想法,所以以之看古代学派,傅斯年的偏激之言,显然是故作的。在“群说”“盈天下”的境况里,显然不“呐喊”不足以动人视听。由此也就可理解其所倡言与实际所为何以不一致。

傅斯年曾对胡适讲:“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27]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这应该是傅斯年超越自我反观“我们”的一个结论,对这种二分式的人生他似乎感到一种无可奈何。显然,西洋化是有意识的、理智的,传统则是潜意识的、不知不觉的。中国人在吸收西方学理时往往潜意识里去寻找同类项,与中国已有的东西相似或相合的常常容易引起共鸣,也就是说中国人是带着挥之不去的传统来吸纳西方学问的。这几乎适用于近代中国的所有人物:表面上很“新”或“西化”了,而骨子里却仍是传统的,在变化多端的背后往往隐藏的是一成不变。比如,民主是五四以来各类人物所崇尚的价值,但大都流于口号或理论,即使是真实的思想和信仰,而实际所为却仍可能是专制,甚至以民主来行专制。“当他反对别一个人专制的时候,看他若似乎是很开明的,其实,凡是反对别一个人专制,皆因为别一个人专制我便不能专制,所以必得要反对他。”“故从前革命的口号,就是‘你专制,打倒[28]你,让我来专制’。”

不过,这还有另一面,即西方学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以致也化作一种潜意识,使中国人用而不觉。在这种情形下,对传统的维护却常常用西方的法子,反对外来之说却难逃外来之念。外来的学说在中国开花结果,变成中国新传统的一部分,同样浸透了历史人物的心灵。这样,近代人物的思想就更加复杂化了,要准确地把握其意,显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因此,走进思想者的心灵,需要掌握充分的史料。傅斯年说,[29]“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胡适也谓,“有一分证[30]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但是,窥探思想者的心灵,有时有一分材料,也不能说一分话,而要有“三分证据”、“十分材料”才能说“一分话”。在可能的情况下,甚至要穷尽史料,包括本人留下来的言行记录和同时代相关人或不相关人的评论。任何思想者都不可能掌握绝对的真理,也不可能行事完美无缺,所以,既要看时人和相关人的赞扬与追随,又要看时人和相关人的批评与背离。历史人物的思想有时是虚玄的,但是可以通过具体而详实的材料证之,也就是以实证虚。“实”是零碎的、片断的,“虚”则是综合的、整体的。充分占有史料以后,加以整理或排列,人物的心态、形象、得失及在历史上的地位,往往不言自明。而在更多的情况下,需要像傅斯年说的那样“比较不同的史料”,以获得“近真”和“头[31]绪”。把有关历史人物的各类史料比勘以后有机地组放在一起而产生的“近真”和“头绪”,显然超越于各种单纯的史料,亦可谓“史料之外的历史”,这也正如王汎森所主张探寻的“万状而无状,万形[32]而无形”的历史。

揭示思想者的心态,不但需要尽可能地穷尽史料,而且还要善于运用史料。“熟悉和技巧固不可少,而想像和推理的能力尤为必要。”“研究者需要从看上去毫无联系的散乱文献中寻觅出蛛丝马迹,进而依情理、事理和‘道理’把它们勾连起来”,以形成“合乎逻辑的证[33]据链”。一般来说,直接记录历史人物内心活动的材料是很少的,即使有也可能不实。历史人物既可能有意保存材料,也可能有意销毁材料。因此,傅斯年所说的间接、不经意、旁涉、隐喻、口说之类的史料就显得相当重要。对这类史料显然简单的比较已不能发现问题,必须进行探曲索隐,“聚集许多似乎不相干的琐碎材料、琐小事例,[34]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或者,[35]“于人所常见之史料中,发觉其隐曲面”;“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36]家所不注意的问题”。达此,既要以新视角发现新材料,又要以新[37]方法整合旧材料,然后,“分析入微,证成新解”。

换个角度看,不实或作伪的史料,也有其特别之价值,当事人的记述过程同样是历史之真,有意伪造的背后往往能发露当事人的真实心境和意向所指。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就是从作伪的材料发现真实的史事。而对已毁之材料,同样可根据相关材料、事件之过程和后来之结果,使之浮出水面。纵然材料可以销毁,而历史是不能被销毁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须由已知推未知,拨云开雾,由果探因,从外看内,以蛛丝马迹追出内心之隐。总之,一时期之历史人物,对自己所处时代、地位及本身之思想,特别是无意识之行为,也未必认识清楚,其个人留下来的文本更是只鳞片爪。所以,历史研究者,就像文物复原者,把破碎的残片重新恢复它最初的形态。

历史人物的思想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情状和时空环境中,所以,要有“同情之了解”,必须把眼光从本人和相关人身上移开,采取多维视角,利用不同渠道,真切地再现当事人所处的历史场景,进而探究一种思想的原生状态,给之以立体式的全方位的感知和体认,以达到不言得失而得失自现,不谈是非而是非自明,这显然是要综合各种史料来悟。

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既要看其言,又要看其未言,还要看其行。对于其言,要注意其前提、时间、场合、对象和用意,言有隐曲,言有未尽之意,言有前后之变。真实完整地再现历史人物,就是要探究他的言外之意,未言之思,行中所寄,未行所系。再者,其想的未必[38]能做,做的未必符合所想。甚至说的,写的,做的,与内心想的,都可能不一致。说,写,做,都可能有明确的记载,而内心真实之想,则不可能都有所附载,并且有时其内心所想也未必清楚。似是而非,为一般研究者所忌,而有时却恰是当事人的真实心态。因此,揭示思想者的所思所想,研究者要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比思想者自己更了解他;这样做要慎之又慎,一不小心,就可能走偏。因此,全面展现思想者的心态及其变化,必须苦心孤诣、千方百计,以各种角色去感知、审视和见证。它不但需要精密的功夫,而且需要很高的识见和悟力。研究者要有佛家所说的“心相应”,或者鲁迅所谓的心中“自[39]有诗人之诗”,才能“握拨一弹,心弦立应”。

形象地说,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要做他的恋人、仇人和路人。所谓恋人,就是要与其处于同一境界,思其所思,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谓仇人,就是要搜集一切不利于他的材料,揭示他最隐秘的心态。所谓路人,就是在前两项工作的基础上,摆脱自己的任何主观,作为一个路过这段历史的旁观者即见证人,把他的一切都供述出来。也可以说,研究者既要做演员,用心灵重新扮演历史人物,同时又要做导演,用舞台、幕景、灯光、服装及相关配角,使他在一定的时空中重新“复活”。

[1]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第7页。

[2]郑振铎:《我对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与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见》,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附录,龙文书店1935年版,第3页。

[3]余景陶:《谈中国本位文化》,《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5日,第16页。

[4]张伯兰:《中国目前最需要之文化的建设》,天津《大公报》1935年5月2日。

[5]叶法无:《一十宣言与中国文化建设问题批判》,《中国社会》第1卷第4期,1935年4月,第28页。

[6]章益:《教育与文化》,《教育研究》第49期,1934年2月号,第26页。

[7]李绍哲:《文化创造的基本原则》,《晨报·晨曦》1935年6月14日。

[8]张大同:《文化的选择问题》,南京《中央日报》1935年6月5日。

[9]陈高佣:《怎样了解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1935年5月,第58页。

[10]晋生:《中国文化建设论》,《新建设》第2卷第12期,1935年5月1日,第10页。

[11]邵元冲:《如何建设中国文化》,《时事新报》1935年2月20日。

[12]张素民:《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问题》,《文化建设》第1卷第6期,1935年2月,第63页。

[13]余景陶:《谈中国本位文化》,《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5日,第16页。

[14]柯象峯:《为大众福利的文化》,《中国社会》第1卷第4期,1935年6月,第16页。

[15]罗敦伟:《中山文化与本位文化》,《文化建设》第1卷第10期,1935年7月,第22页。

[16]何兆武:《回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9期。

[17]张忠绂:《迷惘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第1、11、14页。

[18]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19]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7-634页。

[20]罗志田:《中国近代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21]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22]已有过“领袖”体验的傅斯年,在留学的最后阶段,还曾向胡适表示,对当年同室好友顾颉刚的“疑古”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傅斯年:《致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60页)。其实,极誉之下,已生远离并另辟蹊径之心。

[23]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中国文化》1995年第12期。

[24]桑兵:《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5]欧阳哲生:《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文史哲》2005年第3期。

[26]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7-634页。

[2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1929年4月27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页。

[28]东施:《闲话》,《现代评论》第8卷第193期,1928年8月18日,第10-11页。

[29]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30]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00页。

[31]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20页。

[32]王汎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南方周末》2008年12月4日。

[33]谢维:《考证行为,体察动机———读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34]严耕望:《治史经验谈》,(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94页。

[35]翁同文:《追念陈寅恪师》,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62页。

[36]贺昌群:《贺昌群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5页。

[37]严耕望:《治史答问》,(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86页

[38]正如杨天石所分析的蒋介石,其所作所为未必符合内心的道德尺度,参见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39]鲁迅:《摩罗诗力说》,林非主编:《鲁迅著作全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第一章边缘与中心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使传统的士蜕变为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1]这一群体在近代中国社会日益边缘化。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的同时,其本身又在做着重新走向中心的努力。被“边缘”化与向“中心”进身如同一个钱币的两面,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社会转型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同时也带来了知识分子重新走向中心的凭借———近代报刊。报刊作为西方文明的产品,在近代以后逐渐走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是西风东渐影响中国社会变迁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自维新以后,办报成为读书人实现社会理想和表达对国家命运关切的重要手段,凡是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唱主角的新人物,几乎无一不是通过报刊来登场的,近代中国的历史也大致可以几个刊物而划分出不同的时代。胡适就曾说:“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2]报》,一是《新青年》。”时代由杂志所造,充分体现了杂志在历史[3]变革中的作用。借助《新青年》成名的胡适显然是时代的弄潮儿。而通过报刊取得社会权势的人要想保持对社会的影响力,要么参加政治活动,要么继续办报或著书立说。一、做“活事”的媒介

政府之外的舆论在近代西方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虽然自古就有“清议”,但是并没有一个常规的附丽。进入近世以后,在东西文明融合的背景下,中国民间的力量活跃起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报刊”这样一种新的平台。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加深,报刊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日益突显,“今欲一言而播赤县,是惟报章”。“章子”因而叹曰:“伟哉造物者,其以子为此巨史[4]也。”更甚者,“一纸风行,捷于影响,上自国际祸福,下至个人利[5]害,往往随记者述叙之一字一句而异其结果。”既然报刊“势力之伟大”如此,“故党与非党”,“无不与利用报纸,以图伸张其势[6]力”。那么,无法安于书斋欲在社会中有大作为的自由知识人,自然也不例外。胡适很早就认识到“舆论家(Journalist or Publicist)之[7]重要”,并且常“以舆论家自任”。事实上,胡适正是借助于《新青[8]年》的舆论“暴得大名”,《新青年》“为胡适的兴起提供了根本条[9]件”。

1923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张彭春在日记中写到:“(胡适)在北京这几年的经验所以使他发达的趋势改变,是很可以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中国有才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作‘活事’的机会,所以要他们才力放在不被现时人生能迁移的古学古理上。活事是经营现时人与人发生关系的事业,如政治、学校事业、民族生活等。适之还没完全离开‘活事’,他还编他的《努力》周刊,还时常发表与现时生[10]活有关系的文章。”“中国有才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作‘活事’的机会”,可以说是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表现,而编《努力》式的刊物,“经营现时人与人发生关系的事业”,可以说是他们保持“中心”地位或进一步向“中心”的“努力”。事实上,以报刊为媒介,形成了一部分自由知识人做“活事”的传统。《努力》停刊后,又相继办《现代评论》和《新月》,应该都是经营“活事”的体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俞平伯就给胡适写信,建议他亲自出马,重操旧业,在北平办一“单行之周刊”,“其目的有二:(一)治标方面,如何息心静气,忍辱负重,以抵御目前迫近之外侮。(二)治本方面,提倡富强,开发民智。精详之规划,以强聒之精神出之;深沉之思想,以浅显之文字行之,期于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换言之,即昔年之《新青年》,精神上仍须续出也。救国之道莫逾于此,吾辈救国之道[11]更莫逾于此”。

虽然后来俞平伯并没有参与《独立评论》的创办或为之撰文,但是这一段话很能体现当时一些自由知识人的愿望,即拥戴胡适以办刊物为“救国”、“强国”或者是“治标”、“治本”之道;自感要实现自己的救国愿望和政治理想,只有办刊物造舆论,别无“可为之事”,这正是知识分子“边缘”地位的体现;但是在他们看来,“笔与舌”同样能够救国,同样能够作为社会的“中心”,“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果真如此,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种“中心”。近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心”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社会中只有行政权力一种“中心”,而近代以后,舆论也逐渐形成一种有力的社会权势,以致于成为社会的另一种“中心”,这自然是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和设施输入的缘故,“抑近世国家所赖以治国范群者,不外法律与舆论两端,而潮流所趋,社会舆论[12]之取舍,视法律所赏罚尤为严切而有力”。在办报刊的人眼里,舆论甚至比法律更能规范社会秩序。

有人还更明确地呼吁,“大学教授要造成中心舆论势力以领导社会,监督政府:中国是向来无中心舆论的国家。尤其在独裁政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中心舆论更无从表现。大学教授如要拿出先觉者的资格冲破这重气压的氛围以领导社会,贯彻主张,就必先造成强有力的中心舆论。现在国内的几间大报馆,多半不是营业化,即是被某党某派的收买,求其能稍讲几句公正话的,又是浅薄脆弱,不足以号召社会。所以,在这严重的国难当中,我们如一日不能任卖国军阀舞弄欺骗,即一日不能无代表民意,监督政府的真正舆论。大学教授要无[13]疑地接受这领导舆论的责任,为民众的前锋”。

然而,在还没有建立起良性运转的政治机制的动荡年代里,中国人寄希望于舆论的主要还不是“治国”,而是“救国”,“救国之道莫逾于此”,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救国之道更莫逾于此”。这几乎成了“智识阶级”的共知,比如,当时还有人更强烈地向胡适进言,“有枪杆到今日便应革命;有笔杆只好纠正及拟具方案,唤起全国同[14]情,或谋一种有组织之团体”。从中不难发现其激烈情绪,但是,建议者显然更倾向于后者即以“笔杆”提出方案,“唤起全国同情”,从而形成“他人”之外自己的“势力”。

的确,在以武力作为维护“中心”地位或进阶“中心”手段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十分有限。丁文江曾说,“我[15]们这班人”可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乱世之饭桶”一语最能体现知识分子所处的“边缘”地位。但是,他们并不甘于这种地位,他们同样渴望走向“中心”,担负起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其路径就是办刊物,尤其是办政论刊物,“政论报刊之目的与功能,在于[16]造成舆论,借舆论以推动政治变革”。

胡适晚年写《丁文江的传记》时,对他周围一班知识分子的这种感受和价值取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17]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胡适说的“有人”即是蒋廷黻,当时他对办刊物最热心、最积极,“任家约我和另一些人到他们家中去吃饭。我又提出办刊物的想法,他们又和过去一样表示反对。但出我意料的,丁文江倡议:为了测量一下我们的热诚,不妨先来筹募办刊物[18]的经费……他提议我们每人每月捐助收入的百分之五”。这样他们就通过了办一个刊物的决定。自己掏腰包来做“公事”,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显然是不会为之的。

胡适后来回忆,他和丁文江因为有办《努力》周报的经验,“知[19]道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热心。当时我更不热心。”“总[20]觉得此次办报没有《努力》时代的意兴之十分之一!”之所以“不热心”和没有“意兴”,大概不是不想为之,而是担心受到干扰,此前胡适曾因《新月》的遭遇被弄得精疲力竭。但是其内心深处并未放弃努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胡适的内在性格。况且,“办一个[21]有资本的杂志,像美国的《新共和》”,一直是他的“梦想”。在美国留学时,《新共和》是他最喜欢阅读的杂志之一,他经常在日记中[22]摘抄该刊所登的文章,或者径直投书表达个人观点。在中国从事学术研究的费正清后来也觉得,“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像美[23]国的《新共和》周刊一样”。为给呼之欲出的《独立评论》一个“参照”及更好地理解胡适办刊物的志趣,这里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新共和》到底是一份怎样的杂志。《新共和》在1914年由美国政治理论家克罗利(Herbert David Crolly)创办,“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派杂志之一……这本刊物的编辑观点是在寻求每个层面的改革,如克罗利曾说过,希望由读者‘开始一些小叛乱’,这个观点对温和派读者来说太过,对激进派则犹不及……在诸等此类的环境中,该刊物一直是美国报业中的尖刻批评者。《新共和》起初与小罗斯福政府对立,但后来为该政府争取,转[24]而支持‘新政’”。在“温和”与“激进”之间寻求平衡,对于政府既“批评”又“支持”,这样一个杂志所持的政治态度及在美国社会的“中心”地位,正是胡适在中国努力的方向。

虽然胡适已同意办杂志,心中也早有所指向,但是要让周围的人都完全接受他的办刊方针,似乎并不容易。1932年初,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拟了一个办周报的计划,送给聚餐会的朋友们看。蒋廷黻也拟了一个大政方针,分三项:一内政,二外交,三人生观。这方针[25]不甚高明。”为什么胡适认为蒋廷黻提出的方针“不甚高明”呢?且看一下其中的某些内容:

一、内政:首重统一,次建设,次民治。1.现在统一问题虽与历代不同,然中心人物及武力亦不能免,在二三十年内,一方式的专制———一人的或少数人的,公开的或隐讳的———是事实所必须……3.民治在中国之不能实行,全由中国无适宜于民治之经济、社会及智识,倘统一能完成,建设即可进行,而适于民治之环境自然产生矣。短期之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治之捷径……三、外交……倘国际大战不发生,则东北问题之解决如上次宣言,二三十年内,中国需以亲日为[26]用,自强为体。仇日派只可在野活动,且不可过烈。

根据原稿笔迹判断,这一方针已由人修改,但主要反映的仍是蒋廷黻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该方针认为当时中国的“统一”需要有“中心人物”,他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即将办的周刊扶持“中心人物”,甚至充当“中心人物”,这一点大概为“各人”所赞同。但是,该方针认为“专制”为“事实所必须”、民治在中国“不能实行”、“以亲日为用”等项可能很难达成一致。从未动摇过“民治”观念的胡适认为其“不甚高明”,原因或许正在于此。结果,刊物还未办起来,分歧和争端先发生了。胡适在《独立评论》三周年时,对当时的争论及解决方式有所披露:

我们共推蒋廷黻先生起草一个方案,我个人也起了一个方案。廷黻的方案已够温和了,我的方案更温和。大家讨论了许久,两个方案都不能通过;又公推两位去整理我们的草案,想合并修正作一个方案。结果是整理的方案始终没出现。我在那时就起了一个感想:如果我的一个方案不能通过这十来个好朋友,我还能妄想得着多数国民的接受吗?这是一个很悲观的结论。但我又转念一想:我有什么特殊资格可以期望我的主张一定成为大家一致接受的方案呢?我的主张不过是我个人思考的结果;我要别人平心考虑我思考的结果,我也应该平心考虑别人思考的结果……只要是用公心思考的结果,都是值得公开讨论

[27]的。

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解决问题的办法。胡适“转念一想”的意义不在于解决了独立社内部的分歧,而在于他无意中创立了一种自由主义者的行为规范或解决问题的方式。既希望别人接受自己的“思想信仰”,又尊重别人的“自由权利”,这也可理解为自己渴望成为“中心人物”,但是并不排斥别人成为“中心人物”,它是和平竞争政权的思想运用在处理具体问题上的体现和反映。

相互尊重“不同”,往往能达到真正的“同”。事实上,他们并非所有问题都不能达成一致,胡适在1932年2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独立社聚餐。谈内政问题。方式为‘怎样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结论大致是:应渐渐由分权的名义上的统一做到实质上的统一……应做到全国和平不打内战。吴宪君问:政权应如何分配?讨论的结果是:1.应取消‘党内无派’,使国民党自己分化成政党。2.应取消‘党外无党’,使国民党以外能有政党发生。3.国民党此时的专政,是事实上[28]不能避免的。”可以说这次讨论的结论,成为此后《独立评论》在内政问题上努力的指针,即旨在使中国走上统一、和平、法治和民主的道路,后来他们的政治解决方案和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都是从这一指针出发而阐明的。有意思的是,这一批“书生”似乎把自己当成了中国社会中“领袖”的“领袖”。担负起其他势力没有做到的“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重任,筹划政权“如何分配”,这明显地体现了要走向“中心”的意旨。

无论是分歧还是共知,他们事前所讨论的问题,大都成为后来《独立评论》中政论文章的主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民主与独裁论争及[29]其对日本侵略、国民党专制、共产党革命的态度,从关于编辑方针的讨论中已可看出端倪。虽然胡适等人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完全一致的编辑方针,但是《独立评论》还是不久就问世了。其创刊号中的“引言”,集中反映了它创办的缘由和宗旨: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30]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这个“引言”表明,胡适等人之所以创办这一刊物,是要把“我们”中“各人”对国家社会问题的思考和主张公之于众,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与同情。这里的“各人”特别能体现这一刊物的自由主义特点。他们特别声明该刊要保持“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所谓党派显然是指国民党和共产党;所谓成见则是指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一些成见早已变成很固定的‘主义’了。懒惰的人总想用现成的,整套的主义来应付当前的问题,总想拿事实来附会主义。有时候一种成见成为时髦的风气,或成为时髦的党[31]纲信条,那就更不容易打破了”。

这里所隐含的主旨是不难体会的,在“党派”和“成见”已居于社会“中心”的情况下,他们希望以“独立”的旗帜、与众不同的“见解”和“主张”,来带动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从而达到在社会“中心”占一席之地;进而再把“任何党派”和“任何成见”都纳入他们的麾下,或者至少给它们的社会走向以一定影响。这是一篇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宣言,同时又集中反映了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和抱负。

后来《独立评论》的编辑者,较严格地贯彻了这种向“中心”努力的宗旨,胡适曾经极力主张《新青年》的内容以“思想文艺”为主,而办《独立评论》时,他则完全反了过来,“有些朋友时时写信劝我们多登载一些关于思想文艺的文字;其实我们并不曾有意拒绝这一类的材料,不过因篇幅的关系,这一类的文字往往被政治、外交、[32]经济的讨论挤出去了”。尽管稿件有时也“告急”,但是宁愿减少文章数量却也不离“主题”。即使对于他所喜爱的考据性的文章也同[33]样忍痛割爱。由此可见胡适这时对“政论”的“执著”。

从主张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造一个基础,到直接投身于政治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变化。之所以有这种变化,大概与现代中国的社会形势时常处于紧迫状态有关。为人刀俎的外患、风云变幻的内争,使人很难平心静气地去从事“思想文艺工作”;同时在“政治解决”成为社会潮流和风气的环境里,“思想文艺”工作也很难找到“市场”,其本身已被挤到社会的“边缘”。所以要走向社会的“中心”,就不得不从政治方面着手,况且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本来就存在着“我辈岂是等闲人”的社会冲动。二、自觉的“中心”意识

如果拓广历史的视野,不难发现,独立社同人所秉持的办刊理念,“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并非“此时此地”的创举,而是有迹可寻的。若以《独立评论》为坐标的话,前后左右都能找到这样一些“同类项”。比如,此前的《现代评论》创刊时就曾表示,“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本刊同人,不认本刊纯为本刊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34]共论坛”。《新月》问世时则带有文学色彩地声明,“《新月》月刊是独立的……成见不是我们的,我们先不问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35]而此后的《观察》发刊时说得更明确,“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尊[36]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显然,这几个刊物与《独立评论》有着大致相同的办刊理念。除此之外,《申报》作为“独立生存之报纸”,也“向不与任何党派任何方面有关系”,一直恪守“自由独立之精神”。[37]蒋廷黻晚年还曾谈到当时他们与《大公报》的关系,“我们与《大公报》间从来没有默契,更谈不上正式的合作,但是事实上共守相同[38]原则的”。

可见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独立评论》式的刊物是一种连续的和较广泛的存在。它们都表示自己是“独立”的,都声明自己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恰恰反映了当时一些人对于“任何党派”皆不满意的社会现实,也表明当时社会中的确存在着这些刊物发挥作用的“市场”或空间。事实上,办刊物者正是想以所办刊物为集结的方式,带动不满意“任何党派”的社会中人,在“任何党派”之外“组织小团体,[39]公开的讨论我们根本的信仰和政治的主张”,以形成另一种政治力量,进而占据社会的“中心”。尽管他们一再声称没有“任何组织”,比如,《新月》的创办者曾说,“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40]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独立评论》的创办者,也“期望做到‘独立’的精神,但不期望成[41]一个‘独立派’”。但是,他们毕竟有“共同的理想”,也有“共守的信约”,因而外界人大都把他们看作是具有共同政治倾向的团体或组织,所谓“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独立评论派”,正是由此而来。蒋廷黻回忆,“虽然《独立评论》同人间都了解彼此见解不同,但外界却把我们看成是一体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正在成立一个新政党。这种看法当然是毫无根据的。但外界人士却认为我们的立场是[42]一致的”。

不难看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以一些刊物为中心,确实形成了“任何党派”之外的另一种社会所认知的政治力量,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本身已处于社会的“中心”,至少是亚“中心”。与“任何党派”不同的是,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的成员几乎都来源于“智识阶级”。以《独立评论》为例,其社员和主要撰稿人几乎全部是大学教授或研究[43]人员,并且绝大多数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其他几个刊物的组合也大致有相同的特点,并且在具体人员上有不少重合。因此可以说,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的成员在社会上大都有一个“学者”的身份或角色。

有研究者认为,“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新词,不具备“士人”那种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但是,如果切实考察近代以来学者的自我和社会认知,似乎并不完全是这样。梁启超曾郑重地“敬告我国学者曰: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即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一[44]国;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左右世界”,这是何等地“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科举废除以后的“学者”虽然“不能比士大夫”,但往往又胜似“士大夫”,这一点从人们对学者的批评中也可看出来:“按之实际,学者不过一块招牌,猎官乃其真实之目的……学者之研求学术,大致恒在未成名以前,既成名后,则书卷固完全抛开,即其精神与思想,亦全流入其他之途径,而好官[45]之念尤占十之八九。”“猎官”如果从正面来看,正是古代“士大夫”经世的路径。

蔡元培曾说,北洋政府所以能“对付时局,全靠着一般胥吏式的[46]学者”;还说:“政府哪一个机关,能离掉留学生?”即使《独立评论》的社员和主要撰稿人,后来也大多做了“高官”,走进了社会既存的“中心”。这说明现代中国的学者,不但有着古代“士大夫”似的对天下的关怀,而且也能找到和获取实现政治抱负的渠道与空间。[47]如果说“士与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参政与议政”,那么就《独立评论》式的刊物周围的知识分子来看,与“士”似乎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与古代不同的是,科举废除以后,读书人的数量激增,社会容纳的空间也拓广,因而读书人的流向产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开始专意于学问,成为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部分人则通过新的媒介和渠道,仍走着与古代士大夫大致相同的道路,即到现成的“中心”里面去“为官”;还有一部分人是通过发表政论文章或办政论刊物,来表示“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并试图在“任何党派”之外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最终由自己占据社会的“中心”。

正因为有了这样更多的选择,清季以后的读书人本身很少有“边缘”的心态,大都认为自己在社会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现在的[48]读书人,都是以上流社会自命的”。“士大夫”一词,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活”的有实际意义的用语,“吾人以为世运转移[49]之责,不在今日之所谓将相,而在今日之所谓士大夫”。这里所体现的那种扭转乾坤的“澄清天下”的观念似乎还相当的浓厚。胡适不止一次在演讲中说明,“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膀[50]上”。在他心目中,似乎只有“知识阶级的肩膀”才能担负起主持社会“正谊的责任”。与古代“士大夫”经世的目标不同,《独立评论》周围的“智识分子”对政治的“干预”,是“训导人民自作主人”,建立一个“宪政国家”,“吾人以为今后训导人民自作主人之责任,应在无任何党籍之中立的智识分子”,“领导国民,教以监督政[51]治自作主人之必要能力,以使中国进为真正之宪政国家”。

有意思的是,《独立评论》周围的一些“学者”,把社会不治的责任也归咎于“知识阶级”。蒋廷黻曾说:“运动军队和军人是清末到现在一切文人想在政界活动的唯一的法门……中国近二十年内乱之[52]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张宗昌、王占元之流的军人,倘使没有一般攀龙附凤的念书人,受利禄所趋使,为他们效[53]劳,你想他们焉能久居高位,危害于国家呢?”以后来人的眼光看,他们显然抬高了“文人”“运动”的作用,“文人”之所以要“运动”“武人”,就在于社会中枢总是为“武人”所控制,无论进步或反动,只要不以“武力”做后盾,就不可能取得政权。也就是说,清季以来,“武人”渐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文人”要有所作为,则不能不依附或“运动”武人。胡适曾高呼:“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54]倒了!中国再造了!”其实,中国的“再造”始终都是以“武力”唱主角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文人”已被“边缘化”也不为过。但是,在一些现代读书人眼里,“文人”在社会中的作用仍然是至高无上的。

这自然可理解为,读书人的社会角色变了,而“士”的心态还未变化,同时也可看作是,读书人原来的天下观念已演变成了近代的社会观念,那种“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社会“中心”意识。清季以后的读书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不但没有丝毫的减弱,反而以新的形式变得更强了更丰富了。古之“士大夫”几乎无不依附于打天下坐天下的“君主”,清季以后的读书人也不乏依附或“运动”武人者,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读书人,如《独立评论》式的几个刊物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则企图通过向社会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营造一支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从而最终由自己直接占据或控制社会的中枢。那么这样一种努力的成效如何,则需要进一步检视。三、全国人的公共刊物

在西方现代社会,舆论是社会的指针,“创造舆论,指导舆论的[55]人,便是从事政治,因为他可以影响政治”。《独立评论》的创办者,绝大多数都有在西方留学的经历。由此他们也想在中国通过“创造舆论”来影响社会,作社会的领导者,“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56]这正是他们的理想。

胡适曾说,“我们自始就希望”,《独立评论》“成为全国一切用[57]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这一希望是否实现,需要从各方面作一检视。从《独立评论》的发行数量来看,是逐年增多的:“第一期印了两千本。初期的《独立评论》是相当简陋的,但比我们所预期的要好得多。第二期我们发行了三千本。半年后,已经无需继续捐助,可以自力更生了。一年之内,发行数字升到八千本,两[58]年之内,达到一万五千本。”蒋廷黻的这一回忆可能与事实稍有出入。胡适在《独立评论》三周年时曾提到,“独立这两星期已销到七[59][60]千份了”;“我们十分高兴的感谢我们的七千读者”。胡适一直是“总负责人”,其说的话又是在当时,所以他说的更为可信。不过,《独立评论》的发行量不断扩大却无疑是事实,到1935年底,销量已经达到了1万份,“我们很热诚的祝贺独立的一万多个读者和许多寄[61]稿的朋友的新年安吉!”

这种销量仍在不断地增加,到《独立评论》四周年时,胡适声明“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的一万三千个读者’了。在这一年之中,销路增加到一倍,其中有好几期都曾再版,这是我们最感觉高兴的”。[62]章希吕日记中的记载也与此一数量相符,“现在《独立》虽印一万[63]三千份(每期可销一万二千五百)”。从胡适的日记和来往书信可发现,其余500份大都赠送给了他们的朋友或他们认为有必要读的人。1936年底,《独立评论》停刊以后,“据胡氏告诉记者”,“以前销一[64]万三千份,现在销一万四千份”。从报刊史上来看,清末海内外影[65]响较大的《新民丛报》,其销量最多的时候不过在一万份左右。《新青年》销量最多时,大约也只有1万份。因此,《独立评论》的这种销量,说明它已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从《独立评论》受众的地理分布上,也可明显看出这一刊物的“全国”性。它创刊时的“寄售及代定处”只有“北平、天津、上[66]海、南京、西安、兰州、武昌、开封、安庆”几个大城市。然而,其后却不断增多并向全国各地扩散,一周年时所刊登的“寄售及代定处”为:“北平、平西、天津、上海、真茹、南京、镇江、南通、徐州、常熟、汉口、武昌、广州、汕头、兴宁、梅县、琼州、桂林、济南、青岛、威海、菏泽、临清、安庆、芜湖、绥远、太原、开封、西安、兰州、成都、万县、合川、重庆、云南、杭州、厦门、衡[67]州”。

三周年时所刊登的“寄售及代定处”为“北平、平西、天津、上海、真茹、南京、镇江、徐州、蚌埠、南通、常熟、汉口、武昌、南昌、广州、汕头、梅县、琼州、梧州、桂林、南宁、济南、青岛、威海、安庆、绥远、宣化、太原、开封、郑州、清化、保定、西安、兰州、成都、万县、合川、重庆、云南、贵阳、杭州、宁波、福州、厦[68]门、长沙、衡州”。对此,新增的社员陈之迈说:“‘独立’这孩子虽只三岁,它却是‘少年老成’,居然不要社员贴钱而能自给自足了,居然销路大广,流传到很辽远的省份了,居然在舆论界颇露头角了。”[69]

最终停刊时所刊登的“寄售及代定处”为“北平、平西、天津、上海、真茹、江湾、南京、镇江、吴锡、苏州、仪征、徐州、南通、武昌、汉口、南昌、广州、汕头、梅县、琼州、梧州、南宁、济南、青岛、烟台、威海、安庆、蚌埠、芜湖、徽州、绥远、太原、开封、郑州、南阳、保定、石庄、西安、兰州、平凉、宁夏、成都、重庆、[70]杭州、福州、厦门、沙市、长沙、衡州、昆明”。

通观《独立评论》封面的标示,它的“寄售及代定处”经常有所变化或增加,从其固定刊登它的版面来看,实际的“寄售及代定处”远比刊登的要多。但是仅就刊登的这些地方,已足以说明《独立评论》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刊物”了。不仅如此,它还远销海外,如日本、[71][72][73][74][75]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其对象应该多是留学人员,但也有一些外国人“注意”。胡适在第99号《编辑后记》中说:“论中国初等教育的爱培尔(J.D.F. Herbert)先生是一位法国人,最近他来游中国,写了这篇富于游移的批评的文章,托北平法文《政闻[76]报》和《独立评论》代他发表。”这位法国人此前似很了解《独立评论》在中国的影响。

再从稿件的情况来看,“社员的稿子逐渐减少,而社外的投稿逐渐增多……显示了社会上对我们表同情的人逐渐加多。如果这个趋势[77]能继续发展,使这个小刊物真成为我们所希望的公共刊物”。这是《独立评论》一周年时胡适说的话,此时他还仅仅是希望它成为“公共刊物”,而到《独立评论》三周年纪念时,胡适则确信它已“成为全国用公心讨论政治社会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了。试举一件值得报告的事实。《独立评论》在这二年之中,总共发表了七百九十六篇文章(编辑后记不计),其中社员作的三百七十二篇,占百分之四六.七,社外投稿四百二十四篇,占百分之五三.三……这样我们原来创办人的文字逐年递减,从全数百分之五七降到百分之三八;而社外投稿逐年递加,从百分之四三加到百分之六二。这不是《独立》渐渐成为一个[78]全国公共刊物的实证吗?”

到《独立评论》四周年时,胡适用同样的统计方法,再次说明《独立评论》已成为“全国人的公共刊物”,“这四年之中,独立总共登载了一千零七十一篇文字,其中社员作的四百八十三篇,约占百分之四五,社外投稿五百八十八篇,约占百分之五五,共计一千零七十一篇。

分年比较如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