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勇,白云真,王洋,刘玮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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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治经济学试读：
前言
200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击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成为美国历史上第44任总统。奥巴马创造了美国历史，成为第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
奥巴马的当选是在美国国内外政策出现重大危机，小布什共和党政府的政策无法再推行下去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美国多数选民厌倦了共和党政府在“9·11”事件之后以“反恐”的名义不断扩大战争与对国家实力的消耗；与此同时，次贷危机及华尔街过度投机导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美国经济走入所谓的“大衰退”，增长停滞，失业攀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奥巴马总统竞选团队适时提出了“变革”、“我们能做到”等口号，以华盛顿既得利益圈之外的势力赢得了大选，反映了时代要求变革的呼声。
奥巴马自2009年上任以来，既面临拯救经济于危难之中，又要发掘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源泉；在国际事务上，美国通过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与制定相关对外政策，希望借助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力量缓解美国经济的衰退，同时继续保持美国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支配性影响。奥巴马总统及其执政团队充满雄心，提出了振兴美国出口业、制造业回归、重振美国制造业等目标；提出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刺激当下美国经济增长同时为未来经济快速增长打下基础的政策；提出了“重返亚洲”与“再平衡”战略，在WTO多哈回合谈判屡次遭受挫折的背景下，美国启动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等多个“巨型”地区性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奥巴马团队还提出了加大减排力度以应对气候变化等举措。
然而，奥巴马政府推动落实这些内外经济战略并非一帆风顺，在执行过程中遭遇了不小的阻力。这些政策倡议的出台、落实以及影响这些政策过程的因素正是本书要探讨、说明的问题。
笔者认为，要真正理解奥巴马政治经济学，理解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政策及其结果，读者需要了解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因素：
第一，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推动者与最大受益者。美国经济国际化的程度空前加强，背后是美国资本、公司在全球市场的扩张。美国对海外市场与资本的依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都意识到美国经济难以回到以本土市场为主的时代，推行保护主义是行不通的。尽管在金融危机中不少人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国会也出台了一些保护主义的措施，但是保护主义最终并未成为奥巴马经济政策的主流。
第二，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美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再平衡与结构调整的压力。随着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发展，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多数被“外包”出去，金融、军工、高科技成为美国经济的战略支柱。同时，美国经济呈现出所谓的“双赤字”特征，即出现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以贸易赤字为主）与财政赤字并存的局面。美国国内储蓄率极低，但仰仗美元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地位，美国经济仍能从全球其他地方进行融资，并长时间享有低利率的国际资本流入。但是，美国经济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必须改变，既是恢复美国经济增长的自身要求，同时也是二十国集团机制规定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任务的要求。奥巴马政府在经济再平衡方面做出了承诺与努力，取得部分成效，但是，美国经济不平衡的大格局并未改变，这里涉及美元地位等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
第三，美国“老大”心态与力图维持优势地位战略的制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借助综合国力成为世界秩序的主要构建者与领导者，而后冷战时代，由于竞争对手苏联的解体，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大为增强，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坐享和平“红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养成了一种“老大”心态，它时刻担心挑战者觊觎其“第一”的宝座，反对任何可能改变其优势地位的国际变革。金融危机打击了美国经济，同时也使得美国对可能失去“老大”的地位感到焦虑。奥巴马上台后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多次表示美国不能甘居“老二”，并全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举措，企图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经贸新规则来约束对手的竞争优势。面对国际社会要求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压力，美国国会采取拖延战略，阻挠二十国集团2010年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案的通过。对于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美国也采取了十分消极的态度。当然，美国从亚投行的案例也感受到，国际社会对其僵硬政策是不满的，只有适应改革的潮流才能维持自己的影响力。
第四，美国传统保守主义思想的延续性影响。美国自立国以来就形成了个人主义、市场至上的思想，加之宗教的信仰在民间根深蒂固，使得美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都表现出不同于欧洲的鲜明保守主义特色。基于历史社会的经验，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社会福利的思想在美国社会中一向具有较强的影响；向欧洲学习建立国家主导的福利社会仅仅是少数人的看法。不仅大资本反对社会福利，普通老百姓也受到保守主义思想的普遍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医改方案为什么一波三折，不仅保守派反对，甚至连很多中产阶级也反对。出于同样的原因，所谓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华尔街那些引发金融海啸的投机银行家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也与美国公众笃信的个人自由与自由市场竞争有密切的关系。
第五，美国政治体制与独特政商关系的制约。美国政治经济体制具有诸多重要的特点，如选举周期短、选举频繁，造成政治献金对美国政治与政策具有巨大影响；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分立尤其是总统与国会的分权，限制了总统行政部门在内政外交方面的权力；如果国会与总统职位分属不同政党，那么两个部门之间的斗争将更加激烈，总统的权力将受到更大程度的影响与限制；官、产、学之间人员轮替的“旋转门”安排，增加了权势集团对于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很明显，奥巴马的总统权力受到了政治体制的很大限制，他所推行的诸多改革政策往往虎头蛇尾，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具体来说，作为民主党总统的奥巴马，其许多政策被认为不利于美国工商界，甚至被认为直接触犯了工商界与大资本的利益，如环保政策、减排标准等，受到了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抵制。
因此，我们要看到，在评价奥巴马政治经济政策的效果时，需要考察上述重要因素。也只有看清楚这些因素的影响，才能理解奥巴马政治经济政策受到的制约与限制。
此外，奥巴马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中国打交道。中国的和平崛起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的重要现象，对美国在地区与国际秩序中的优势地位形成了挑战。为此，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是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加大对中国经济与外交政策的影响。美国对中国既要借重，扩大美国产品与投资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又要对中国实力与影响加以防范。为此，奥巴马政府推动“重返亚洲”战略以维系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安排，同时以更高要求的经贸标准约束中国，这是“再平衡”战略与TPP的要义。笔者认为，如果中美相互依赖关系格局得以维系，双方保持各种层次的对话，相互妥协与协调，那么，实现中美间最终达成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还是有希望的。
本书是集体合作的产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勇教授负责全书的规划、组织研究团队并撰写第九章；中央财经大学白云真副教授撰写第六至八章；王洋（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北京大学博士生）撰写第二至五章；刘玮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撰写第一章、第十章。王勇、刘玮负责统稿。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高晓斐编辑的热情约稿与编辑工作，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素克责任编辑的辛苦工作。
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王勇2015年8月于北大燕园未名湖畔第一章奥巴马的政治经济学第一节临危受命：救火还是变革？
2007年年初，随着美国两大贷款抵押机构——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和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的破产，美国的次级房贷问题暴露出来，并迅速弥漫到整个市场。伴随着美国政府接手两大房贷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以及美国政府出资最高850亿美元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IG）等一系列金融事件的发生，美国在2008年9月陷入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欧美金融市场联系紧密，欧洲金融机构随之受到波及。富通集团在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业务被巴黎银行收购之后，冰岛遭遇“国家破产”危机。随后，乌克兰和匈牙利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紧急贷款渡过难关。至此，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扩散至整个欧洲。到2008年年底，金融危机已经扩散到日本、韩国、俄罗斯和新兴经济体，演化为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2008年11月4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贝拉克·奥巴马在总统选举中击败共和党对手约翰·麦凯恩，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总统。伟大的历史时刻考验政治家的魄力。奥巴马临危受命，必须面对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当支持者们还沉浸在庆祝胜利的喜悦中时，这位新任总统就不得不回到现实，着手准备处理棘手的国内外难题。从踏入白宫的第一天起，奥巴马就要在亿万美国人的热切期待中开启全方位的变革时代。
经济下滑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头号挑战。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008第三季度按年率计算出现0.3%的负增长，最后一个季度竟然下滑了9%，是50年来史无前例的最坏情形。同时，美国就业形势暗淡，全美私营企业仅10月份就削减了15.7万个工作岗位，超出预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大选投票后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5%的选民称对美国经济非常担心，或有些担心，80%的选民担心经济危机会损害他们家庭明年的财务状况，其中超过60%的选民称，经济是他们最关心的事务。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第一个交易日，2008年11月5日，纽约股市三大股指重挫大约5%，创下历届美国总统选举后首个交易日最大跌幅，道琼斯指数下跌近500点。面对如此暗淡的经济形势，新总统必须提早进入角色，加速组建经济团队，在挽救经济、重建金融系统、明确美国的贸易政策方向方面作出明确政策表态。
除此之外，奥巴马还接手了两场正在进行的战争、来自伊朗和朝鲜的核扩散威胁以及持续不断的“基地”组织恐怖主义问题。虽然乔治·沃克·布什（也称小布什）对其总统生涯总结道，“在过去的7年中……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打击恐怖分子以及那些支持恐怖分子的人。在我们的帮助下，阿富汗已经由恐怖主义的天堂转变成了一个尚未成熟的民主国家……伊拉克也已经摆脱了萨达姆的残酷统治……已经成为中东地区阿拉伯民主的核心和美国的朋友。”但事实是，布什的反恐难题并没有解决，伊拉克问题悬而未决，基地组织仍然存在，同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形成了新的恐怖主义基地。而且，布什在“9·11”事件之后所大力推行的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单边主义反恐，不仅遭遇了伊拉克等国的顽强抵抗，还使得西方盟国心生罅隙。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经历了“9·11”事件以来混乱的7年后，布什留给奥巴马的是一个反恐战争的“烂摊子”。面对着布什所遗留的反恐战争困局，奥巴马必须谋求变化。
奥巴马在竞选和就职演说中，以鼓舞人心的变革精神，向人们展示他引领美国人民克服危机、实现国内外变革的勇气。对于奥巴马来讲，抓住上任初期的改革时机非常关键。一般而言，总统在当选初期，民众的期望和支持度都是最高的。爆发于上一任任期内的金融危机也为奥巴马新政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与合法性。美国面临如此严重的经济衰退，到2010年年底很难实现经济复苏，可能会导致民众的失望。奥巴马和他的顾问团队也早早地预料到2010年国会选举可能凶多吉少，认为推进重要改革的时机不多，必须尽快启动改革。
但是，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看似棘手的环境将奥巴马从原本想成为的全球新秩序缔造者变成了更关注修复危机和应对危机，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的领导人”。路透社记者耶夫·梅森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奥巴马政府有限的财政开支中，救助金融机构和维持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军事存在的经费占据大头，用于医疗保险体系、应对气候变化、取代能源研究等其他重要领域的政府支出不免捉襟见肘。
新上任的奥巴马总统面临的情况是，海外有两场对外战争，国内要面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经济难题在挤压奥巴马政府施政空间的同时，也使其他短期或长期施政目标因财政窘迫而举步维艰。为了抓住稍纵即逝的改革时机，奥巴马集中力量推动国内金融救助和经济刺激计划以重振经济，然后迅速转向其所倡导的改革议题，例如医疗、金融和教育改革等。
不得不承认，应对沿袭下来的危机已经用去了奥巴马起始的政治资本和预算资金。到2010年年中，奥巴马的多数政治和预算资本已经用完，民主党的国会议员把注意力转向了临近的中期选举，极力避免引起争议的改革开支。
为了赢得改革的先机，奥巴马在救助金融市场和振兴实体经济的同时，先后推动了六项改革，其中医疗、金融和教育改革获得了历史意义的成功，而能源、移民和预算改革在国内阻力面前，走向了失败。第二节救市：政府干预主义经济学
1996年，克林顿总统在右翼势力的围攻之下，曾宣称“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但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如今已是保守主义遭到普遍憎恶的时候。”盛行30年的“撒切尔里根”右翼潮流已经显露疲态，奥巴马的竞选纲领就以左翼路线为指导，倡导“改变”政府无所作为的局面，意味着一个美国“大政府”将要出现。奥巴马的就职演讲则佐证了这一趋势——投资基建、提高医疗教育保障、提高家庭收入、批评市场调节失败。新总统奥巴马表示要让“政府重振雄风”，他强调，“我们的自由市场体系的获益主要来自几代人追求个人幸福前景的奋斗和努力，在每个历史时期，每个发生巨大经济动荡和变革的阶段，我们还是要依靠政府的行动去开放经济机会、鼓励竞争，并且保证市场更好地运转……林肯的座右铭告诉我们：有些事是我们以个体名义或私人名义都无法做到的，那我们就共同去做，通过我们的政府去做。”奥巴马尤其注重政府在促进经济机会、社会公正中的责任，他以罗斯福时代之后从未采用过的方式对经济进行干预，范围涉及从汽车到能源乃至银行等诸多领域。
2008年9月28日，美国众议院在激烈的辩论中通过了美国“史上最大的政府救援计划”，预算支出7000亿美元收购深陷危机的华尔街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布什政府在2008年已经通过向银行注资使用了其中的3500亿美元，但是这笔资金主要是防止了美国的金融系统彻底崩溃，并没有扭转金融系统不断恶化的趋势。
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后，开出两剂药方应对经济危机。首先，在支持布什政府救市方案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推出了全面的金融市场稳定计划。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公布新修改的救助计划时，承诺将清除银行资产负债表上高达1万亿美元的不良资产，并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注入新的资金。该计划集合联邦政府的全部力量与私营部门合作，以稳定美国的金融体系和维持信贷流动性。第一，协调联邦政府的所有金融监管机构，确立统一的标准以帮助清理银行坏账并加强银行的能力，同时进行“压力测试”以确保国家各个大规模银行可以经得起日益糟糕的经济所带来的冲击。第二，为了激活消费者和商业放贷业务并提高信贷流通性，财政部和联邦政府制定了新的消费者商业贷款提案，利用1万亿美元打开二级借贷市场，以降低借款成本和促进信贷的再次流通。第三，该计划创立了一个新的公私合作的“坏账银行”来提供政府资金和融资，以平衡私人资产，用于购买那些不利于借贷业务的“有毒资产”。第四，为了控制房地产危机，财政部与美联储共同拨款500亿美元，用来降低月供，并为政府和私人项目制定贷款调整细则。
经济刺激计划是奥巴马的第二剂药方。奥巴马总统就职后不到一个月就快速签署了总额高达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ARRA）。在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消费刺激占主导地位，其中包括2000多亿美元的减税措施，1400亿美元的州政府“财政平衡”和“财政纾困”支出，以及600亿美元的“失业和最困难家庭救助”。此外，在经济刺激计划中，基础设施的投资占据相当比重，近500亿美元用于高速公路以及隧道、桥梁和铁路等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刺激计划还对新能源等新兴领域进行约450亿美元的独立预算投入。为增强刺激政策的效果，美国国会于2009年11月5日通过了《2009年工人、房主和企业援助法案》（Worker，Homeownership，and Business Assistance Act of2009），把首次购房税收优惠条款执行期延长到2010年4月底。另外，对数以百万计失业者提供的救助补贴在原法案规定基础上延长14周，对失业率超过8.5%的各州的失业救济在上述规定基础上延长6周。
奥巴马的金融救助和经济刺激计划也引起了争论。白宫经济顾问萨默斯坚决支持奥巴马的立场，认为当市场无法正常运作时，政府有发挥作用的法律义务。他坚持认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避免了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发生经济萧条。当然，而正如克鲁格曼所预言的，“与罗斯福‘新政’一样，奥巴马团队面对的政敌会抓住任何腐败或滥用权力的蛛丝马迹。”《华盛顿监察报》著名调查记者蒂莫西·P·卡恩在其所著的《奥巴马经济学》中就强调华尔街的大型金融机构和大企业是如何游说奥巴马的救助和刺激政策，并从中获益的。为了加强对财政部拓宽的职权范围的监管，美国众议院2009年3月26日经投票表决同意对政府7000亿美元的金融业救助计划加强监管。“停止救助华尔街”的呼声也在逐渐增强，民众认为政府的救助计划正在延续华尔街高管们的行为方式和投资银行的业务模式。
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竞选阵营经济顾问道格拉斯·霍尔茨埃金（Douglas Holtz-Eakin）表示，“美国经济能够长久繁荣并不是因为政府干得多出色，而是因为我们允许人们失败。奥巴马应对汽车、能源和银行业等不同问题所制定的政策正形成他的整体政策立场，在某些深度层面上这一点会非常危险。”
民众也表现出对奥巴马政府采取的多项经济干预措施的怀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的联合民调显示，近70%的受访者对奥巴马政府的巨额财政支出、对汽车工业的救助以及其他经济政策的忧虑日益增长。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联合民调显示，只有不到半数的受访者支持奥巴马政府加大政府介入力度的医疗改革方案，以及政府接管通用汽车公司等举措。另外，两大民调均显示，美国人对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深感不安，近六成受访者认为，政府和国会应着力削减财政赤字，即便这意味着将延缓经济的复苏。
虽然奥巴马的金融救助和经济刺激计划面临很多争议，但这项方案仍是奥巴马“新政”的核心。奥巴马的主张基本延续民主党传统政策，扩大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缓和贫富矛盾，创造共同繁荣。奥巴马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在《华尔街日报》组织的商界领袖会议上表示，“眼下的经济危机也是一个机遇，美国可以尝试此前不可能做的事。我们不该错过一场严重危机带来的机遇。”作为20世纪80年代产业政策扩张的支持者，奥巴马经济顾问、前众议员大卫·邦宁（David Bonior）强调，“我们正身处一场大规模重组过程中，不仅是汽车行业，还包括金融、信息技术等其他领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着手打造一个绿色能源的新经济。”在这一轮大规模重组过程中，政府干预自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奥巴马的政府干预主义，是对民主党左翼理念传统的继承。虽然美国的立国之本仍旧是二百多年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但美国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翼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出现了分歧。相较于共和党对自由市场原则的坚持，左翼的民主党认为需要正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缺陷，为了对付市场失灵和促进个体的发展，政府必须扩大其职能、对经济运行进行必要甚至积极的干预，同时负担其公民的福利、养老、就业保障等方面的义务。奥巴马希望通过政府对经济和民生的积极干预来领导美国走出金融危机，重新恢复美国资本主义的活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就职演说中就为政府干预主义辩护，强调“保护个人自由最终需要集体行动”。第三节改革：公平与再分配的政治学
除了努力应对金融危机之外，奥巴马在上任之初就开始推动其所主张的改革法案。在第一个任期内，奥巴马成功地通过了健康、金融和教育改革法案，而其推动的能源、移民和预算改革法案最终失败了。奥巴马的政治经济改革体现了奥巴马通过政府推动社会公平、机会平等和收入平衡的政治理念。
为了尽可能地争取改革的机会窗口，奥巴马刚上任就启动了多项改革。虽然奥巴马努力在行政和立法机构同时寻求改革，并在两党之间尽力斡旋，但是受到国内利益集团阻挠、政党政治极化和国会内部纷争的影响，奥巴马的改革困难重重。
奥巴马首先努力推动的是医疗改革。根据美国政府2009年9月1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随着失业人口的增加，2008年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达463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15.4%，比前一年增加60万人左右。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发达国家。人们的医疗保险主要通过雇佣关系获得，一旦失业，也就随之失去医保。奥巴马当选之后，将医疗改革作为其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奥巴马计划创建一个覆盖所有美国人的健康医疗保险体制，保护美国人不受保险公司渎职之害，同时减少医保开支给个人、企业和政府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为达到“全民医保”，新医改方案提出扩大政府医保覆盖面，要求大多数美国人购买医疗保险，将雇主医保法律化，联邦政府为无力购买医保的个人和小公司提供补助。同时，为了在不增加预算赤字的前提下扩大医保，通过提供政府医疗保险计划来降低成本，扩大公共保险覆盖面。
奥巴马试图通过医疗改革法案的具体设计来实现上述目标。首先，奥巴马政府计划在未来10年内斥资8710亿美元推动医改，医保将覆盖96%的美国人口，绝大多数美国人必须购买医疗保险，联邦政府对困难群体提供适当补助，规模较大的公司必须为员工提供医保。其次，加强了对保险业的监管，规定保险公司必须接受所有申请者；禁止以“先前病史”为由拒绝售保或提高保费，防止缩小报销项目；要求保险公司必须提供联邦政府所要求的最低医疗保险组合。最后，提议压缩老人医疗保险支付给医院和其他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巨额费用，同时进行支付方式改革，以按价值付费代替传统的按服务项目和服务数量付费。所有的儿童都能享受健康保险，通过废除布什政府对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家庭的税收削减来支付这笔费用，把更多的穷人纳入医疗保障的安全网。
历经波折，奥巴马医改法案最终于2010年3月21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是，医疗改革法案的通过，仅代表医疗改革的框架确立，共和党参议员仍试图不断修改法案内容并阻碍法案的执行。而且，法案能否顺利执行还受到包括选民在内的各利益集团的态度的影响。
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成功为医疗改革立法的美国总统，推动美国的医疗改革迈出重大一步。这可能是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遗产。医疗改革法案也体现了民主党一直以来的追求——以政府干预的方式为个体的发展提供社会安全网。医改新政重新确立了政府对全民医保所必须承担的职责。政府有责任确保医疗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医疗事业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基础。奥巴马试图推动建立一个覆盖所有美国人的健康保险体制，同时努力为贫困人群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提供支持。为了减少预算赤字，奥巴马在推广医疗保险覆盖人群的同时，努力削减医疗成本和增加政府对保险的资助。
金融改革是奥巴马继医疗改革之后，推动的下一个有争议的改革。在国内金融利益集团、消费者集团以及共和党、民主党多方政治力量博弈之后，美国国会终于于2010年7月21日通过了推动金融监管改革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主要包括两个重要部分，创建保护消费者免于受到误导或欺骗性金融推销伤害的机构和努力结束“银行规模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问题。《多德弗兰克法案》同医疗改革法案一样，是各方政治力量妥协的结果。保守党强烈要求排除其中部分改革举措，比如拆分大银行。而民主党中的进步派要求进行综合改革，包括再分配措施，比如减少金融消费者的风险。而且在该法案通过过程中还受到利益集团的游说阻挠。因此，奥巴马在法案签署仪式上表示：“金融改革不光对个人消费者来说是件好事，对美国经济来说也同样是件好事。通过这项法案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得不克服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利益团体猛烈的游说活动，以及决心阻碍改革的少数党派人士的反对意见。”
最终版本的法案达成了局部改革，在监控系统性风险、合理处置“太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和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等金融监管改革的关键议题上有重大突破。然而，由于受到金融利益集团和共和党的强力阻挠，法案在有序清算基金、银行税、“沃克尔规则”、公司治理、高管薪酬、衍生品交易和“两房”（房地美、房利美）七项关键条款上有所弱化，其力度已明显削弱。因此，金融改革法案也受到各种批评，右翼嘲弄法案违反商业原则，过分引入“大政府”，限制市场自由，而左翼认为改革力度不够，令人失望。
通过引入《多德弗兰克法案》，加强金融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体现了奥巴马通过完善制度和法规，确保经济活动公平有效开展的信念。他对金融系统中的内部交易和市场操作行为引起的不公平非常愤怒。奥巴马曾强调，“……我们必须对越界操纵市场的交易活动保持警惕，并及时粉碎那种阴谋。”同时，加强金融监管也体现了奥巴马对经济活动背后的伦理问题的重视，尤其是政府在规制市场朝着正义方向运行方面的责任。他曾在曼哈顿向华尔街发表演讲，“……自由市场绝不意味着一纸允许其持有者获得任何东西的自由许可证，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这就是在过去几年中过于频繁地发生的事情，也正是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所在。华尔街的某些人忘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市场上流通交易或被作为杠杆使用的每一美元背后，都有一个希望买房、支付教育费用、开创公司或为退休而储蓄的家庭。在华尔街发生的事情已经在全美范围内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
教育改革是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中的重要承诺，也自然是其执政之后的优先议题。奥巴马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将其与美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成败联系在一起。在奥巴马看来，通过提供优质教育促进个体发展，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在2009年3月所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大约1000亿美元用于教育。2010年3月，国会通过一项教育法案，确立了奥巴马的教育优先原则，同时修改了《有教无类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的内容。在2009年的联邦基金中，有770亿美元用于公立中小学教育，其中有将近500亿美元用于补贴州政府教育预算，300亿美元用于上大学的补贴。
奥巴马提出改善所有阶段的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公立学校、社区教育和大学教育。奥巴马多次表示要振兴“社区教育”，他还呼吁美国人至少要有一年的时间接受高等教育，或者接受职业培训。“这可以是社区大学、四年制大学、职业培训或是学徒培训。”奥巴马对社区大学和职业培训的重视，体现了奥巴马促进“教育均衡”的理念，关注提升美国人的整体教育水平，而不是一部分人的精英教育。
奥巴马的教育法案中还特别强调对弱势群体教育机会的资助。例如在大学为高中高年级学生提供免费的选修课程和鼓励在社区大学修习大学课程，来为大学课程学费“减负”。
能源曾与健康、教育和金融一道，并列为奥巴马的四大主要改革。奥巴马希望改革能源政策，使美国经济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创造利用绿色能源的新经济，减少全球变暖。奥巴马在经济刺激计划中，引导投资流向新能源和绿色环保行业。2009年中期，进步派民主党议员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能源和气候改革法案，试图提出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并创立二氧化碳总量管制和交易机制。经过国会的激烈斗争，最终于2009年6月以微弱优势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但是，进入参议院讨论阶段后，共和党的强烈反对使得法案屡遭挫折。共和党人强烈反对近海石油开发禁令，并对二氧化碳总量管制和交易机制持保留态度。最终，奥巴马采取了妥协的立场，支持近海看上去还算安全的钻井平台。后来，意外发生的墨西哥湾的石油泄漏事件，促使奥巴马改变了对钻井的支持姿态，于是，共和党以及来自能源州和中间派的民主党成功地阻止了其他能源改革，特别是任何会导致让消费者承担更高费用的改革。奥巴马不得不将综合能源改革法案在参议院的决议延迟至医疗改革法案通过之后。最后，鉴于参议院支持能源改革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奥巴马只能放弃了能源改革。奥巴马后来主要实现了管制燃烧化石燃料的电力设施的部分改革成果。
奥巴马曾在自传《无畏的希望》中直言其对能源和气候变化改革的信念，他将掌握洁净、可再生能源作为美国保持21世纪的领先地位的重要方式。他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了“2035年前使美国85%的电力供应量来自清洁能源”、“2015年前100万辆电动汽车上路”的目标。2013年国情咨文之后，奥巴马首次改变了谈论气候变化问题的语气，站在道义的高度警示气候变化的危害。2014年奥巴马重提“能源独立”，希望以能源供应品种优化倒逼工业生产动力源变革。奥巴马在2015年国情咨文讲话中，强调遏制全球气候变化是美国最严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他坚持说：“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都说人类的活动正在改变全球气候，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未来我们将看到海平面持续上升、持续的高温热浪、严重的干旱和洪水，严重的失序将导致全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冲突和饥荒。五角大楼称气候变化已经对美国的安全形成直接威胁。我们需要认真应对。我们在从能源生产的方式到能源消费的方式方面都下了力气。正因如此，我们拿出的公共用地和水资源比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都多。正因如此，我也不会允许本届国会开历史倒车，威胁子孙后代的生存。”
纵观奥巴马上任之后采取的能源新政，可以发现奥巴马始终将能源问题作为实现美国经济复苏、保持美国在能源发展和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在第一个任期内，奥巴马主要是在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复苏、创造就业岗位的框架下来谈能源问题，包括谈油气生产、新能源发展，都意在发挥能源行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而从第二个任期开始，奥巴马则更多地是从应对气候变化角度谈美国能源政策。奥巴马将气候变化的危害性、美国能源改革和美国全球竞争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始至终，奥巴马都要保持美国在能源领域的世界领导地位，他坚信，引领能源发展的国家必将引领世界经济。
奥巴马曾试图推动综合性的移民改革，在支持执行现有移民法律的情况下，设法创造新的移民渠道。但是亚利桑那州移民法把移民推向了全国关注的焦点，各种公众舆论的兴起使得民主党、共和党陷入难以调和的境地。后来，民主党不得不放弃综合改革计划，与共和党达成局部改革共识，加强已有的移民法律限制，不开辟新的移民渠道。在第二个任期内，奥巴马的移民新政面临更多的国会限制。奥巴马曾在2014年11月20日宣布一项重大移民改革方案，约500万非法移民将因此受益而免遭遣返。两周之后，国会众议院就通过“防止行政大赦议案”宣布其移民改革法案无法律效力。该议案称美国宪法、移民和国籍法以及其他联邦法律都没有授权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阻止遣返非法移民，政府部门与此有关的任何行政措施都没有法律效力。
对于奥巴马而言，移民不仅是其重要的选民基础，是美国吸引人才、保持经济持久增长的秘诀，更是美国理想的重要部分。奥巴马作为非洲裔总统，少数族裔群体对其有天然的亲近感。而且，随着美国少数族裔选民的增加，其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少数族裔总体上偏好更加自由化的移民政策，包括对待非法移民的政策。奥巴马推行“暂缓遣返”非法移民的政策有利于帮助奥巴马赢得众多拉美裔选民的支持。因此，奥巴马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推进移民政策改革的努力，对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影响巨大。
奥巴马是肯尼亚人的后裔，其个人的成长经历深刻地见证了社会对不同背景个体所持的包容和支持的态度对于个人发展的意义。他之前的工作经历一直聚焦于确保所有美国人享有公民自由和人权保障。对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平等权利的争取，也是他的核心关切。奥巴马2014年7月4日在庆祝美国独立238周年的活动上说，“欢迎移民是美国生活的中心思想，流窜在我们的DNA内，那些融入美国的公民时刻在提醒我们，美国是移民国家，且一直会是如此。”奥巴马的演说和移民政策体现了其对种族多样性和歧异性的包容态度，并将其与国家的创造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财政改革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重大考验，在国内面临更大的政治和技术上的障碍，最后以不断的推延和流产告终。财政改革旨在制定计划逐渐平衡预算，以减少年度赤字，逐渐降低累积的国家债务。奥巴马在上任第一年所采取的金融救助和经济刺激计划急需财政开支，而且还需要为布什总统遗留的两场对外战争埋单，很难做到平衡预算。同时，奥巴马政府承诺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与持续的减税计划，这两者一起加大了减少赤字的难度。
对于奥巴马来说，要么通过减少开支和增加税收的结合减少赤字，要么通过更多的外债维持预算。外债的规模已经构成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政治敏感话题。美国民众对于外债可能增加外部力量对美国经济的干预风险，影响美国经济持续发展已经心生畏惧。两党就在国防还是社会服务方面减少开支出现重大分歧。民主党希望保持甚至是增加社会服务，通过削减国防开支和增加对富人的征税予以补充。而共和党则坚持继续保持军费开支，同时减少社会服务和进一步降低税收，尤其是降低对富人的征税。而且，虽然民众对于平衡预算持支持态度，可是民众也不希望减少相关的社会服务项目和增加税收。因此，预算平衡陷入僵局。
民主党的预算平衡改革陷入僵局之后，财政改革不断被推延，共和党人用削减赤字主导了政治议程。在2010年年底的国会决议中，民主党支持的只对25万美元以下年收入者减税的主张减税的计划未能实现，而是延长了小布什的法案，降低所有收入水平人群的税收。
虽然奥巴马预算改革的目标未能实现，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奥巴马的执政理念。奥巴马在注重预算平衡的同时，强调将财政作为政府再分配的手段。一方面，他希望更多地对富人征税，降低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在财政开支上，他努力将财政资源用于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项目，用于支持贫困和低收入群体的发展。第四节奥巴马的中产阶级经济学
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随着美国经济的恢复，政府推动财政改革的空间增大。奥巴马正式宣布其“中产阶级经济学”和收入再分配理论。在2015年1月20日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奥巴马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中产阶级经济学”的执政理念和以向富人增税、为中产阶级减税为核心的一揽子经济政策方案，希望以税收为杠杆缩小美国近年来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显示其国内经济政策的重心已逐渐从促进经济复苏转向调节收入分配。
在经济实现复苏之后，奥巴马希望可以实现其降低收入差距、让竞争增长惠及大众的政治目标。他问在场的国会议员：“在未来15年或几十年，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现在全看我们了。我们究竟是要接受一个只有少数人过得很好的社会，还是应该承诺创造一个收入都在增长、每一分努力都会有收获的社会？”
除了加强政府在引导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之外，奥巴马一直寄希望于通过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和财政分配体制，促进美国社会经济的公平，降低收入差距和机会的不平等。美国国内的收入差距在近20年迅速增大。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1%的最富有人群在全国调整后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甚至有可能是1929年以来的最高点；同时，这个群体的平均税率跌到了至少18年来的最低水平，他们在税负中所占的份额虽然有所上升，但增速不及其收入所占比例的增速。而中产阶级的状况恰恰相反。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从2000年到2012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下降了8%，而医疗、教育等基本生活保障成本却上涨了30%以上。而且作为美国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面临流失的问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2008年有53%的人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而在2014年则仅有44%的美国人还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美国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既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增大的影响，又与美国自由放任的政策选择相关。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以获得盈利机会，而流动性和竞争力不足的低级劳动者却面临更加严峻的工作环境。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里根革命”以来，美国的初次分配体制和税收都在加剧美国的收入分化。
为了改变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局面，奥巴马提出“中产阶级经济学”。奥巴马对“中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了明确的阐释，“历史上每当遇到经济变革时，美国都会采取‘大胆的行动’来保障美国人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而‘中产阶级经济学’的内涵就是要使每个人都获得公平的机会、合理的报酬和遵守相同的规则。”奥巴马政府提出了新的税改方案，希望通过堵塞税收漏洞、将最富阶层的资本利得税从23.8%提升至28%、对大型金融公司借贷征收新费用等举措为美国政府未来10年增加3200亿美元收入，以便支持政府对中产阶级的各种税收减免措施，重振中产阶级队伍，巩固经济增长的支撑点。此外，奥巴马还计划对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美国金融企业征收新税。
奥巴马的“中产阶级经济学”既体现其对经济分配和社会安全网的重视，又展示了其试图通过重振中产阶级队伍，长期复兴美国经济的雄心。在社会安全网层面，一方面，奥巴马政府计划通过采取具体措施，减轻民众养育子女、上大学、医疗、住房和养老的负担，增强工薪家庭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又通过各种方案降低学生上大学和参加社区大学教育的经济压力，提升美国人的教育水平和技能。而在经济增长层面，为了让美国经济获得持续增长和维持竞争力，奥巴马呼吁国会通过一个跨党派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和尽快批准贸易促进授权法案，从而改善美国的基础设施状况。奥巴马的中产阶级经济学还外溢到贸易领域，主张重新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加强有关劳工和环境方面的条款，加速美国与亚洲、欧洲完成新的贸易协定谈判，帮助美国中小企业出口。同时，取消把业务转移到海外的公司的税务优惠，给予雇用美国人多的公司以税务奖励。
总之，奥巴马第二个任期提出的“中产阶级经济学”反映了其将经济的长期振兴与重振中产阶级队伍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加强政府对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的提供，增强社会中占多数的中产阶级的市场竞争能力，同时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协定增强美国生产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第五节奥巴马主义与对外关系
奥巴马上任之后，不仅要处理布什政府遗留下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问题，还要在外交上处理布什留下来的两场对外战争的烂摊子。布什政府推崇的单边主义反恐战争使得美国的海外形象尽毁。
奥巴马面临的更深远的挑战是，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国力不断衰弱，而新兴经济体正在迅速地群体性崛起。美国人已经开始怀疑其战后确立的无与伦比的全球优势。2009年12月21日的《华尔街日报》刊文表示，21世纪头十年，美国迅速从资本主义的灯塔沦为展示资本主义制度某些缺陷的橱窗。美国曾被视为效仿对象，但现在从很大程度上讲，美国已失去这种地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甚至认为，美国作为世界经济支配国的地位已经丧失了，其权力正在分散，世界开始进入无极时代。
奥巴马首先延续了民主党的外交传统，以加强国际同盟和多边主义的方式对外拓展自由民主。但是，面对如此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奥巴马必须统筹美国的政治与道德目标与其所面临的经济形势。于是奥巴马创造了一个新的对外干预主义学说——在不遗余力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在全球推翻“独裁统治”，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同时，注重实现方式的精巧与廉价，即“聪明”、集中、精确和有原则地运用武力。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加强与盟国的合作与协商，以分担成本。
一些学者和评论家将奥巴马的外交路线总结为奥巴马主义。英国《金融时报》10月2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奥巴马主义开始成形》的文章，称赞其为“一种新形式的干涉主义，即高科技、低预算、政治上精明同时又使美国的影响力最大化、政府支出最小化”。而戴维·桑顿在《面对和隐藏》中描述了他所说的“奥巴马主义”，减少美国的海外军事存在，同时愿意在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安全利益时单方面动用武力；依赖联盟来解决不直接威胁美国安全的全球问题，以及“通过将重心从中东困境转向未来最有希望的大陆——亚洲——重新达到平衡”。
奥巴马确实在一些外交事件的处理中体现了其对武力手段实现国家利益的精细化运用。在利比亚战争中，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明确，因此等待阿拉伯联盟和联合国通过决议获得合法性之后，才同北约同盟国一起采取军事行动。而且，美国在利比亚的行动仅花费了10亿多美元，并通过空中打击的方式实现了“零伤亡”。而在杀死本·拉登和解救亚丁湾人质中，美国又采取了单边的闪电袭击模式。同时，奥巴马还以更温和的政策方式改变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不受欢迎的政策路线。在伊朗问题处理过程中，奥巴马也竭力落实联合国通过的制裁，而不是盲目地采取冲突的解决方式。在整个外交战略的重心上，美国努力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迅速的亚太地区。
奥巴马在2015年国情咨文演说中，再次强调奥巴马主义之下的美国全球领导权，并表示“问题不是美国是否应该领导，而是如何领导”。他认为，美国应该实施一种更加精明的全球领导权，将军事力量与强有力的外交结合在一起，并且通过建立联盟的方式来增强实力。奥巴马主义可能正在形成现代干预政策的雏形，即在经济软弱或受预算约束的情况下，精巧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外交的道义原则。第二章危机前的美国经济第一节疯狂的房地产
历史的魅力和神秘就在于，世世代代，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但不会简单地重复。——阿道思·赫胥黎
回顾经济史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从资产泡沫开始的，与此相伴相生的是大量的借贷。人们通过不断借钱，在一些特定的资产——包括股票、房地产等——上投机。每当有头脑冷静的人站出来提醒人们吸取教训时，乐观的投机者总是相信，“这次与以前不同了，我们迎来了黄金年代。”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正是这样一派“繁荣”的景象。
从1991年到2005年的14年中，美国住房价格连续上涨了14年（见图2-1），大多数美国人都抱着惯性思维，相信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房地产黄金时代，房价会一直涨下去。其中一种流传很广的依据是，因为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再加上可供利用的土地资源不断减少，地产价格一定会长期看涨。图2-1 美国凯斯席勒（Case-Shiller）房价指数，1890-2012年
在这种乐观情绪的鼓舞之下，美国的各家银行都纷纷放松了对借款人资格的审查，甚至推出了零首付、购房第一年零月供的“诱惑性贷款”，鼓励大众借款。自2000年开始，以房产作抵押的贷款开始迅猛增长。截至2005年第四季度，仅仅是房产增值抵押贷款就超过了1万亿美元，美国的广大民众背负了远远超出他们收入水平的债务。
美国陷入了全民借钱炒房、透支消费的狂潮，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幻想着自己的房屋能够连续不断地上涨，整个金融体系也失去了审慎的判断力，不断放出天量的贷款，把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与此同时，建筑商争先恐后地开始新建房屋，造成房地产市场供给的不断膨胀。
同时，美国的家庭储蓄率降到零以下，人们不仅负债买房产，就连日常消费品也通过信用卡等消费信贷大大透支，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使得整个经济体的负担日益增加，并给不久以后的危机埋下了隐患。高负债推动的资产泡沫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在市场预期发生逆转的时候，资产价格可以一落千丈地下滑，但负债却不会有丝毫减少。如果说资产价格是水，负债是河里的石头，则金融危机时的情形用“水落石出”来比喻再恰当不过了。第二节泛滥的货币
回顾经济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资产泡沫总是与过量的货币供给和低廉的利率联系在一起。而要理解美国在经济危机前的超宽松货币，我们需要把目光移回到21世纪初。当时的美国经济正经历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严重衰退。2000年美国互联网公司的股票泡沫破裂，反映创新型企业活跃程度的纳斯达克指数（NASDAQ）在短短的一年内就狂泻50%以上，其中通信业龙头企业思科公司的股票跌幅超过80%，互联网商业龙头企业亚马逊公司的股票跌幅更是高达90%。美国经历了新世纪的第一次股灾，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美国经济面临衰退的风险。
紧接着，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了历史上最大的恐怖袭击，纽约曼哈顿的世贸大厦受到了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袭击，投资者信心再次受到重挫。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恐怖袭击的双重打击之下，美国经济陷入困难，面临严重的通货紧缩风险。
为了应对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把美国的基准利率——联邦基金利率降低了5.5%（550个基点），然后把低利率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低廉的利率促使信贷的膨胀和资产泡沫的生成，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房价的暴涨。
站在今天的角度，许多人都认识到，在这个资产泡沫不断膨胀的过程中，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市场信仰者，1997年，当有人开始警告金融创新的危害时，他曾经说道：“我们必须在实施监管时格外谨慎，制定过多的监管规则是对市场的无谓束缚。”
紧接着当时的小布什政府宣布出兵阿富汗，并于2003年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现代战争的消耗无疑是天文数字，在财政收入不变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投入战争。
格林斯潘
艾伦·格林斯潘，1926年出生在纽约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中，从1987年到2006年担任美联储主席长达20年之久，是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之一。格林斯潘毕业于纽约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早年从事投资银行及咨询行业，在尼克松总统任期担任过国内政策协调的工作，曾担任美国铝业、通用食品、摩根大通银行等大企业的董事。1987年，里根总统任命格林斯潘为美联储主席，接替退休的保罗·沃克尔(两人照片见图2-2)，其后经历了老布什（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在四位美国总统任内长期主持美国的货币政策，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2000年，格林斯潘多次提高利率水平，客观上导致了21世纪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认为，格林斯潘抬高利率并不是为了打压股市的热情，而是等互联网股票的泡沫破灭之后收拾残局。2001年，为了支持小布什的减税计划，格林斯潘声明，可以配合大规模减税，同时降低国债利率。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夕，格林斯潘发言警告美国的地产出现严重的泡沫。而在很多批评者看来，正是格林斯潘主持美联储期间的超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吹大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美联储自身也在报告中承认：“与其他资产价格一样，房价受利率水平的影响，而房地产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渠道。”此外，格林斯潘一贯反对严厉的金融监管，相信市场可以自我调节。在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奇看来，格林斯潘对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04年他将利率降低到1%，使得银行几乎可以免费借钱，刺激银行无限制地膨胀。这时的银行亟须政府对其进行监管，但格林斯潘袖手旁观，相信市场可以自我修复、清除坏账，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格林斯潘是错的。”2006年卸任美联储主席后，格林斯潘以他自己的名字成立了独立咨询公司。图2-2 格林斯潘（左）与其前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右）
资料来源：http：//www.boston.com/news/politics/gallery/110708_possible_Obama_cabinet_members?pg=5。第三节失控的监管与危险的金融创新
如果仅仅是房价下跌——而不是危险的各种金融创新——固然会导致房地产市场的萧条，但金融海啸的势头不会这样迅猛，也不会波及全球经济。
那么，这个潘多拉的魔盒是怎样打开的呢？早在1933年，为了应对当时的大萧条，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The Glass-Steagall Act），规定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必须分业经营，要求接受贷款的普通商业银行只能将存款用于放贷，该法案同时还创设了联邦存款保险和证监会，以对金融市场的欺诈舞弊行为进行监督与惩戒。这一法案的精神是：因为商业银行吸收了千家万户的存款，必须勤勉忠实地履行对储户的义务。而投资银行主要从事金融投机，具有很高的风险性，这样的高风险必须由投资银行自己承担，不能许可它们利用大众的存款从事投机业务。分业经营，正是从组织形态的根源上杜绝了这种可能性。
然而到了1999年，该法案中关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防火墙”被克林顿政府废除，使得投资银行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公司免于接受政府的监管，在短时间内快速扩张，形成了所谓“影子银行”。大型投资银行包括花旗、雷曼兄弟、AIG、高盛等并不吸收存款，因此不受常规的银行业监管限制。这些投资银行通过短期交易，快速获取巨额利润，主宰了整个金融市场。
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华尔街的薪酬体系正在发生畸变，银行家的薪酬越来越多地与公司短期利润挂钩。事实上，这种超高的薪水并没有反映银行家的人力资本投入，而更像是一种超额的租金。由于金融市场是一个长期连续的演进过程，这些银行家创造出来的“有毒金融产品”很可能在短期内为公司和客户创造了利润，银行家当年就可以收获丰厚的奖金。但当危机真正爆发，金融资产的价值大大贬损的时候，华尔街的银行家可没有义务把奖金还回来，反而继续拿着超高的薪酬。这与美国普通民众多年以来不见增长的工资水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危机爆发之后，成为引发社会抗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薪酬体制实质上就是在鼓励金融从业人员冒险，具体而言，不断地通过放大投资杠杆博取更高收益，创造出种种创新产品。前面所提到的“诱惑性贷款”就是这样的“创新”，其中有的约定，借款人可以在头几年只支付利息，无须支付本金，但事实上利息仍在累计，借款人之后的负担会更加沉重；还有的在贷款初期以一个非常优惠的利率开始，吸引贷款客户“上钩”，优惠期一过，利率立即恢复到很高的水平。这些诱惑性贷款就像美丽的毒蘑菇，吸引本来不具备相应经济能力的人们贷款买房。反正只要房价还在上涨，银行和投机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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