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亨利·戴维·梭罗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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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登湖试读：
《瓦尔登湖》：人与自然和美共存的赞歌
19世纪初叶，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刚摆脱战争创伤，元气得以恢复，国内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俨然跻身一流经济大国。与此同时，日新月异的科学发明创造与大规模开发自然，一方面使美国人过上了空前富裕舒适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掠夺性开发自然，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原先纯朴恬淡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销声匿迹。这时候，有一位独具慧眼、颇有忧患意识的伟大思想先驱，切中时弊，大声疾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他就是新英格兰著名作家、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始祖亨利·戴维·梭罗。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年7月12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一个商人家庭。康科德四乡风景如画，梭罗喜欢经常到野外去，独自徘徊在树木花草、鸟兽鱼虫之间，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1833年他进入哈佛，好学不倦，是班级优等生；1837年毕业后返回故乡任教两年（1838—1840），还当过乡村土地测量员。但他毕生酷爱漫步、观察与思考，写下了大量日记，其中积累了他日后进行创作的丰富素材。他与大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相契，于1841—1843年住在爱默生家里，成为他的门生兼助手。于是，他弃教从文，在爱默生的激励下，开始写诗与论说文，起初给超验主义杂志《日晷》、随后为其他报刊撰稿。
1845年，他在离康科德2英里远的瓦尔登湖畔（爱默生的地块上，事前征得门师同意）亲手搭建一间小木屋，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其间完成了《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一周》和《瓦尔登湖，或林居纪事》两部作品（均在他生前出版）。1847年梭罗返回康科德居住，其后就在故乡从事写作、讲学及观察、研究当地动植物，偶尔也出门作短程旅行，以广见闻，为日后创作打下坚实基础。有时，他还得到父亲的铅笔工厂去挣点钱维持生活。1862年5月6日，梭罗因患肺结核不幸去世，年仅44岁。他生前一直默默无闻，并不为同时代人所赏识。直到20世纪，人们才从他的不朽杰作中开始普遍地认识他。实际上，他真正的声名日隆，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
1846年2月4日，梭罗在独居瓦尔登湖畔期间，曾经给康科德乡民们做过一次学术性的演讲，题为《托马斯·卡莱尔及其作品》。演讲结束后，乡友们如实相告，对于这个不可理喻的苏格兰诗人其人其事，他们压根儿不爱听。说真的，他们很想听听他谈谈个人湖畔林居的所见所闻。对于乡友们的这一要求，梭罗倒是非常心领神会。于是，在1847年2月10日，他以《我的个人经历》为题，在康科德再次登台演讲，受到听众们的热烈欢迎，这令他喜出望外。听众们甚至要求他在一周后再讲一遍，希望他的讲稿还可以进一步增补内容。是故，此次演讲以及后来类似的演说，就成为《瓦尔登湖》一书的雏形，并于1847年9月完成初稿，1849年打算出书，可万万没想到会受到挫折。因此，他不得不历时5载，将此书反复修改、增补、润饰，前后计有8次之多，终于使它成为结构紧凑、文采斐然的一部文学作品。《瓦尔登湖》在19世纪美国文学中，被公认为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作品，迄至今日已有200种以上不同的版本，同时在国外也有不计其数的各种不同语言的译本。《瓦尔登湖》一书副标题为《或林居纪事》，一望可知，乃是梭罗本人入住瓦尔登湖畔林居的实录。此书一开头，作者就声明是为了“乡友们细致入微地探听我的生活方式”而写的。他选择湖畔为未来住所，就地取材，亲自搭建小木屋，恰巧于1845年美国独立纪念日入住，种庄稼、栽菜蔬，过着独立不羁、悠闲自在的生活。当时在美国，就有人拿这本书当作19世纪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来阅读欣赏。没承望《瓦尔登湖》书中充满风光旖旎的田园般的魅力，足以诱惑数以百计的读者退隐山林，或者傍湖筑舍，竞相仿效这位贤哲俊彦的生活模式。一般说来，这种趣事是人们都始料未及的，殊不知梭罗仿佛料事如有神似的，早就预见到门徒如此之众多，所以，他在书中语重心长地奉劝过读者诸君，说很不希望有任何人采取他的生活方式。因为人们很容易把《瓦尔登湖》看成逃避现实的隐士幽居胜地或者世外桃源，事实上，恰恰有违梭罗的初衷。梭罗在书中开宗明义地说过，他之所以入住瓦尔登，是要探索生活的真谛，思考人与大自然这个重大问题，显然不是消极的、出世的，而是积极的、入世的。实际上，梭罗入住之后，并不是茕茕孑立，与人老死不相往来，恰好相反，他一方面经常出门走访，回康科德做学术讲演，另一方面，也有各种各样的来客专程前来登门造访，有的还冒着大风雪赶来，与作者倾心交谈，所以说，梭罗始终置身于这个社会大家庭中。再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鲁滨孙漂流记》毕竟是笛福的虚构小说，而《瓦尔登湖》乃是名副其实的非虚构作品，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在某种程度上说，《瓦尔登湖》就像是康科德地方志中的动植物篇。诚然，梭罗大半辈子在康科德与瓦尔登湖边度过，始终致力于观察与研究飞禽走兽、草木花果，以及一年四季的变化进程。从他写到的草木、禽兽，如按生物纲、目、科分类粗略地估算一下，动辄数以百计，他还给它们分别标上拉丁文（或希腊文）学名，追述渊源、观察研究之如此精当、地道，事实上与博物学家相比，也毫不逊色。更有甚者，梭罗还用他的生花妙笔，将他的心得体会点染在自己的描述中，从而被誉称为《瓦尔登湖》一书中的精华所在。难怪19世纪美国书评家奉劝过读者不妨跳过《瓦尔登湖》中颇有哲学意味的片段，直接去品味赏析描写大自然的那些篇章。诚然，梭罗是当之无愧的描写大自然的高手，他在促进生态文学创作发展方面确实功不可没。虽说在他之前，美国也有过好多专门描述大自然的作家，但他们仅仅报道科学界的一些发现，显得相当单调乏味，所以，能以神来之笔描写大自然而形成独具一格的文学佳构，那毫无疑问，梭罗堪称个中翘楚。美国有的批评家曾经举例指出，单单从《瓦尔登湖》中有关潜水鸟的描写，若与约翰·奥杜庞所著《美国鸟类》一书中潜水鸟章节作一比较，显然大有霄壤之别，后者纯属科技性的报道，前者则是艺术作品。同样，我在译书过程中也觉得，梭罗不论是描写红黑蚂蚁大战，还是对灰背隼、红松鼠、猎狐犬等的描写，都是如此绘声绘色、如此引人入胜，真可以说是旷世罕见的华章。
作为艺术品的《瓦尔登湖》，在美国已被公认为现代美国散文的最早范本。《瓦尔登湖》的风格，若与它同时代的作品，比方说，具有写作天才的霍桑、梅尔维尔、爱默生等人的作品相比，都是迥然不同。那主要是因为梭罗这种独特的体裁颇具20世纪散文风格。当然，《瓦尔登湖》的主题，显而易见，写的十之八九是19世纪的人和事，然而妙就妙在，作者对字句文体的选择似乎有些超前，颇具20世纪的风格。句子写得率真、简洁，一扫维多利亚时期那种漫无边际的文风，而且用字极其精当，富有实体感，几乎不用模糊抽象的缀字。因此，梭罗这篇写于19世纪的散文，除文体多变化外，实际上似与20世纪海明威或亨利·米勒的散文并没有多大差异。
写作手法上，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也有不少独创之处，特别是比喻的运用，几乎达到了极致。读者可以发现各类著名比喻语之实例，包括从音节的调配到意重语轻的反语法，或者比较通俗的从明喻到双关语等等。读过《瓦尔登湖》的人都知道，梭罗特别喜爱使用双关语，在全书中俯拾即是，我觉得，读者如果有兴趣，不妨试着编成目录手册，的确耐人寻味。精彩绝妙的双关语，我在这里只是信手拈来一两个，仅供读者细细玩味。梭罗写到一个在瓦尔登湖没有钓到鱼的渔夫，管他叫做修道士（Coenobites），作者在此不仅暗示此渔夫乃虔信宗教人士，而且我们读者要是稍加留意，听一听“修道士”这个英文词儿的发音，立时会发觉，其实，梭罗是在说：“你瞧，没有鱼来上钩。”（See，no bites.）再说，他写到作为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标志——铁路时，既表示铁路开通有利于人际往来、城乡交流，但对铁路建设破坏自然生态等等，却又深表不满，就借“枕木”这个双关语写道：“如果一些人乐乐呵呵地乘坐火车在铁轨上驶过，那肯定有另一些人不幸地在下面被碾压过去。”他说“躺在铁路底下的枕木”，“就是一个人，一个爱尔兰人，或者说一个北方佬，”“他们可睡得很酣。”作者在这里通过英文枕木（sleeper）这个双关语，比喻那些为修造铁路卖命而又昏睡不醒、毫无觉悟的人。对于这些劳工，梭罗确实满怀同情，真可以说，哀其不幸，怒其昏睡不醒。总之，梭罗笔下那么多的双关语，我在译述时不由得一一加注，我想，说不定我国读者也会感兴趣。
从《瓦尔登湖》中的双关语，我们不禁联想到梭罗那种独特的幽默感。尽管当时文坛上很有权威的洛厄尔撰文说梭罗没有幽默感，但不少批评家却反驳道，缺乏幽默感的倒是洛厄尔，而绝不是梭罗，因为人们在阅读《瓦尔登湖》时会发现字里行间都闪耀着梭罗的智慧光芒。他的幽默不见得都是喧哗的，就像喜剧性那样俗不可耐。梭罗的幽默感饱含着一种批评性的、亦庄亦谐的韵味，它不仅使读者看在眼里，心情轻松，乃至于忍俊不禁，而且还像斯威夫特、伏尔泰、马克·吐温或萧伯纳的幽默，发人深省。比方说，19世纪上半叶，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立国还不太久，人们老是觉得自己脱不掉乡里乡气，一切时尚紧跟在欧洲后头，特别是以英国、法国马首是瞻，乃至于东施效颦，也数见不鲜。因此，梭罗就在《瓦尔登湖》中写出了“巴黎的猴王戴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便群起仿效”。读者不难揣想，美国人读到这类俳谐字句，管保暗自发笑，毋庸否认，这笑声里头还包含着梭罗把他们当作猴群的默认呢。总之，像上面这样连类不穷、涉笔成趣的诙谐幽默的词句在书中可谓比比皆是，梭罗就是通过它们来揭示：我们人类是何等愚蠢啊。
梭罗还擅长夸张手法。最好的实例就是当年他在《瓦尔登湖》初次问世时扉页上所写的题词：“我无意写一首闷闷不乐的颂歌，可我要像破晓晨鸡在栖木上引吭啼唱，只要能唤醒我的左邻右舍就好。”不言而喻，作者旨在说明自己不愿做什么闷闷不乐的哀叹，他要使自己写在书中的切身感受对人们多少有所裨益。反过来说，作者写在书里的是一首精神抖擞、乐观向上、歌唱生活的欢乐颂。这是全书的宗旨，气势豪迈，而又言简意赅，原本印在卷首，意在引人醒目。不知何故，后来数以百计的《瓦尔登湖》版本上几乎全给删去了，依我看，显然拂逆了作者的初衷。他有时还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比方说在《消极抵抗》的名篇中就是这样，他写道：“我衷心地接受这箴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相信这箴言等于说——‘不管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接着，梭罗就笔锋一转，对自己过分激烈的观点有所收敛，采用委婉的口吻说：“我不是要求即时取消政府，而是要求立即有个较好的政府。”从而表明了自己绝不是政府废除派的立场。但是，弦外之音，反过来说，政府要是逼迫人民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人民就应该拥有消极抵抗的权利。《消极抵抗》一文，原先也是应乡民们要求所作的讲演而写成的，随后不胫而走，远播海内外。没承望梭罗这种单凭个人力量的“非暴力抵抗”的主张，极大地激发了世界各国仁人志士——比方说，圣雄甘地、列夫·托尔斯泰和马丁·路德·金——的灵感，显然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垮掉的一代”中最出名的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其代表作是《在路上》）等人，也对当时尽管繁荣、但无生气的美国文明作过真正的抗议。美国文学史家据此指出：他们就是继承了美国悠久而了不起的抗议传统，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梭罗的风骨。
梭罗还在书中谈天说地、纵古揽今时，一边立论公允、痛斥时弊，一边又提出不少积极性的批评与建议，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饮食文化、住房建筑、生态环境、学校教育、农贸渔猎等等。他反对当时严重脱离实际、费用高昂、培养年轻学子的学院式教育，提倡“与同时代中最有教养的人交游，从而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那是压根儿不需要付什么钱的”。显然，这是梭罗根据自己追随爱默生、获益匪浅的可贵经验而得出的结论，十分精彩有力，至今仍然启迪后人深省。他一贯主张生活简朴、社会公正，在书中这么写道：“我深信，如果人人都像我当时那样过简朴的生活，那么，偷窃和抢劫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之所以发生，盖因社会上存在贫富不均。”寥寥数语一针见血地触及当时美国社会上贫富悬殊的要害。梭罗还根据个人耕作体验，认为“1年里头只要工作6周，就足够生活开支”，或者换句话说，1周之中只要工作1天，剩下6天时间，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安心读书，思考问题，或者从事艺术创作，等等。要知道，1周以内，人们6天工作，1天是安息日，这本来就是上帝的安排。梭罗身为基督徒，却大唱反调，主张工作1天，休息6天，岂不是大逆不道吗？反正在本书中，读者时不时碰到类似上述的叛逆言论，如果说梭罗是一个社会批评家，也是一点儿不过分。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用很大篇幅谈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草木鸟兽和谐相处，有许许多多精彩片段，恕不一一列举。我打算日后另撰专文予以介绍。这里着重提一下，梭罗还主张社会内部各族群之间和谐相处。邃古以来，北美大陆的主人、原住民是各部落的印第安人，欧洲殖民者到达“新大陆”后不仅肆意残杀无辜印第安人，使其濒临种族灭绝的境况，而且彻底毁掉了悠久的印第安文化与生活方式，还对印第安人持极端歧视的态度。殊不知梭罗乃是狷介之士，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书中常常笔酣墨饱地写到印第安人的种种美德，甚至说，即使是“野蛮民族”，美国人也“不妨学一学，也许大有裨益”，具体地说，就要学习各部落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风俗文化，比如，“第一批果实节”、“除旧祭祀活动”，好像是在“蜕皮求新”，“净化自己处世理念”等等，试想远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梭罗就具有上述真知灼见，确实值得世人们称道。
梭罗从年轻时起即好学不倦，博览群书。古希腊罗马文学、东方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对他都有影响，但是，爱默生的《论自然》等著述中的超验主义思想却给他较深的影响。超验主义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反对权威，崇尚直觉；其核心是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无奈梭罗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而又注重实践的哲学家。他和爱默生虽然是师生关系，在哲学思想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他们的思想观点却是和而不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与作风毕竟大异其趣，结果反而使他们日益疏远，越到后来，越难接近。爱默生偏重于哲理的思辨，而梭罗则力求将自己相信的哲理付诸实践，就是说要身体力行。有趣的是，以爱默生为代表的康科德派文人，虽然也在小溪农庄和花果园地建立了一些公社，希望实现他们的理想，一边耕地，一边谈论哲学。惜乎这两个乌托邦社会都失败了。但是，梭罗主张人应该过一种有深刻内容的返璞归真的生活；他意志坚强地入住湖畔林居，根据个人生活体验写成的不朽之作《瓦尔登湖》，就是他通过自己力行而结出的丰硕成果，并且赢得超验主义圣经的美誉。
不言而喻，梭罗曾经从东方哲学思想中取得不少滋养与借鉴，从而丰富了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值得注意的是梭罗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情有独钟。他在《瓦尔登湖》中旁征博引孔子、孟子等先秦贤哲儒家经典言论，总共有9处之多。博大精深的儒家经典，崇尚自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仅成了梭罗在阐发自己的思想论点时有力的支柱，而且不经意间还扩大了现代美国文化的思想视野。就我国读者来说，读到梭罗如此热衷地向美国人介绍孔孟之道、老庄思想，我想也一定会很感兴趣。因为经过梭罗引经据典并进行了新的诠释，难道说不就是在重新发掘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所固有的独特的魅力和活力，从而顺势融合到美国文化，乃至于全球性文化中去吗？
梭罗根据自己深信的超验主义观点，在书中就自然界四季更迭和精神复苏作出了极其精彩的描述。从章节上来看，《瓦尔登湖》一书是以春天开端，依次经历夏天、秋天和冬天，最后仍然以春天告终，好似生命轮回的写照，既是终点又是起点，生生不息，开始复苏。梭罗在书末讲到一个在新英格兰广泛流传的故事：从一个蛰伏60年之久的虫卵里孵化出一只健壮而又美丽的小虫子，再次强调世上任何力量扼杀不了生命的复苏，同样也表达了他的无比乐观的人生态度。梭罗在结尾时所写下的隽语箴言，直至今日，依然令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遮住我们眼睛的亮光，对我们无异于黑暗。唯有我们清醒的时候，天光才大亮。天光大亮的日子多着呢。”
随着岁月流逝，梭罗的《瓦尔登湖》越来越受到世人的无比崇敬，曾被誉称为“塑造读者人生的25本书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评语），“美国文学中无可争议的6本或8本传世佳作之一”（美国著名批评家约瑟夫·伍德·克鲁奇评语）。美国批评家伊拉·布鲁克甚至还说过：“在过去100年里，《瓦尔登湖》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中纯洁天堂的同义词。”不消说，英国著名作家乔治·艾略特更是慧眼识珠，远在当年《西敏寺周报》上就撰文指出：《瓦尔登湖》是一本超凡入圣的好书。严重的污染使人们丧失了田园的宁静，所以，梭罗这本书便被整个世界阅读和怀念。走笔至此，我猛地记起，《瓦尔登湖》于1848年问世之后，恩格斯于1873—1886年写成的《自然辩证法·序言》中，也曾言近旨远地告诫过世人这一段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页）余外，还有不久前我国有识之士在深圳举办自然论坛，在特意向我国广大读者郑重推荐的“十大自然读物”的书中，梭罗的《瓦尔登湖》名列榜首，足见它确实是举世公认的一部不朽名著。说真的，梭罗写在书里的一字字、一句句，对上至国家决策人、下至草根百姓来说，都是恒久不变的警世箴言啊！我想，不管怎么说，当前全球生态环境仍在不断恶化，天上罕见一片蓝天、一丝和风，地上难觅一方净土、一泓清水，社会上贫富越来越悬殊，种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奇谈怪论依然甚嚣尘上，只要以上现象还没有得到全部彻底根除，在各个不同国家、各个不同民族，人们总要回首前尘，带着无限眷恋的心情，缅怀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的先驱，研读梭罗的这部不朽经典，从中不断地给自己汲取灵感、力量和希望。潘庆舲2007年1月识于上海圣约翰名邸2013年5月稍有增补
省俭有方
写下面这些篇章，或者说写这里头大部分篇章时，我正形单影只地住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瓦尔登湖畔树林子里我亲手搭建的一间小木屋里，离左邻右舍一英里，仅凭一双手养活自己。我在那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匆匆过客了。
要不是我的乡友们细致入微地探听我的生活方式，我本来不作兴向读者念叨私事，有渎清神，尽管有人会认为我的生活方式不可理喻，可在我看来并不尽然；而且，考虑到当时情况，我反而觉得非常合理。有人问我有些什么可吃的，我是不是感到孤独，我害怕不害怕，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另一些人则好奇地想知道我的收入中有多少捐给慈善事业了。还有一些拖家带口的人问我抚养了多少个贫困儿童。因此，我在本书中对其中某些问题作出回答，要请那些对我并不特别感兴趣的人多多包涵。大多数书里，都不使用第一人称“我”这个字儿。在这本书里，“我”将保留第一人称。“我”字用得特别多，就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其实，不管哪本书，说到底，都是第一人称在说这说那，不过我们往往把它给忘了。要是我既有自知之明又有知人之深，那我断断乎不会大谈特谈我自己的。不幸的是，我阅历很浅，只能局限于这一个主题。再说，我还要求每一个作家，迟早都能朴实无华、真心实意地写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仅仅写他听说过的别人的生活；写一些就像他从远方寄给亲人那样的书简，因为他只要真心实意地融入生活，一定是在离我十分遥远的地方。本书中这些篇章，也许对清贫学子特别适合。至于我的其他读者，他们会接受他们认为适合的那些部分。我相信，没有人会把撑破线缝的衣服穿上身，因为衣服只有合身，穿着才舒服。
我想要说的事儿涉及更多的，倒不是中国人和桑威奇群岛人，而是阅读以下这些篇章的，据说都是住在新英格兰的读者诸君。就是说，有关你们的生存状况，特别是你们在当今世界上的外部状况或者现实环境，你们这个镇究竟是什么样儿，是不是非得坏成目前这个样儿，还能不能改善得好一些。我在康科德去过许多地方，所到之处，不管是商店、公事房、田野，依我看，居民们都在以上千种惊人的方式苦修补赎。我听说过婆罗门的信徒在烈火中打坐，两眼直瞅太阳；或者说，身子倒悬于烈焰之上；或者说，侧转脑袋仰望苍穹，直到他们身体无法恢复自然姿态，这时脖子是扭曲的，除了流汁啥都进入不了胃囊中去；或者说栖身在一棵树底下，今生今世把自己跟链子拴在一起；或者说就像毛毛虫，用自己的身子丈量各大帝国的疆土；或者说一条腿站在立柱顶端——即便是这些有意识的赎罪苦行，也不见得比我每天见到的情景更不可置信，更令人触目惊心。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苦差使与我的邻居们所经受的困苦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赫拉克勒斯毕竟只有十二件苦差使，好歹做完了就告结束；可是我从来没见过我的邻居们捕杀过任何妖魔鬼怪，或者服完过任何苦役。他们没有得到过像伊俄拉斯那样的好友相助，用通红的烙铁把九头蛇的蛇头烧掉，不过九头蛇嘛，一个蛇头刚除掉，两个蛇头马上又长了出来。
我看到年轻人，亦即我的乡友们，他们继承了农场、房子、谷仓、牲畜以及各种农具，因为这些家产来得容易，但要舍弃却很难，乃是他们的不幸。他们还不如出生在空旷的牧场上让狼喂养成人为好，他们就可以两眼更亮地看到他们应召去干活的田地是个什么样儿。谁让他们成为土地的奴隶？为什么有人只好含垢忍辱，有人就可以坐吃他们的六十英亩收成？为什么他们一生下来就得开始给自己挖坟墓？他们本该像常人那样过日子，推着他们眼前所有这些东西，尽可能把日子过好。我碰到过好多可怜虫，他们几乎被沉重的负荷压垮了，连气都透不过来，在生活道路上爬行，推动一座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谷仓、从来不打扫的奥吉厄斯的牛棚，祖传一百英亩土地还得耕种、除草、放牧、护林！没有祖产继承的人，固然不被祖产继承而来的拖累所折磨，但他们却要拼命地干活，方能培育自己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
可是人们常在误导下辛勤劳作。人的音容才智很快被犁入泥土中，化成肥料。正如古书里所说受一种似是而非、通称必然的命运支配，人们积累的财宝会遭到虫咬、锈坏，而且诱贼入室偷盗。这是一个笨伯的一生经历，他们要是生前也许还不明白，那么在临终前准会明白。据说，丢卡利翁和庇娜是从头顶向身后扔石头才创造了人类。——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Et documenta damus quâ simus origine nati.
或者有如罗利铿然吟咏过的诗句——从此人心坚硬，任劳任怨，证明我们的躯体源自岩石。
如此盲从荒谬的神谕，将石头从头顶往身后扔去，不看一看它们都掉落在了什么地方。
大多数人，即便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仅仅因为无知和误导，要应对的是虚假的忧虑，没完没了的粗活，却采撷不到更美好的生命果实。他们的手指，由于操劳过度，极其粗笨，而且一个劲儿颤抖，实在没法摘果子了。说真的，劳动的人没得闲暇休息，使身体得以日渐复原。他无法保持最洒脱的人际关系，他的劳动到了市场上就不免贬值。他除了做一台机器以外，哪儿有空去干别的什么来着。他怎么会记得自己是无知呢——他正是靠了无知才成长起来——尽管他时不时让自己的知识派用场。有时我们应该无偿地让他得到温饱，并用我们的补品去使他恢复健康，然后才好对他评头论足。我们天性中最优秀的品质，好似水果外皮的粉霜，只有精心加以呵护才保得住。可是，我们不管对待自己也好，还是对待别人也好，都缺失如此温情柔意。
我们全都知道，你们里头有些人挺穷，觉得求生很不易，有时甚至连气都喘不过来。我毫不怀疑，你们里头读这本书的一些人，进餐后付不出钱来，或者说衣鞋快要穿烂，或者早已穿烂了也没钱添新的，即便如此，你们还忙里偷闲，阅读这几页文字，而这一点儿时间却是从你们的债主那儿借来或偷来的。你们里头好多人，一望可知，过的是多么卑微、鬼鬼祟祟的日子，反正我阅历丰富，看得一清二楚。你们老是身陷困厄，很想做一点儿事来还债，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泥坑，拉丁文叫做aes alienum，亦即是指别人的铜钱，因为他们的钱币是用铜铸成的；你们生前，乃至于最后入土掩埋，使的都是别人的铜钱；你们老是说好还债，满口答应还债，明天就还，直到今天死了，债并没有偿还；你们竭力讨好求宠、获得惠顾，并且还使尽浑身解数，只图自己不吃官司坐大牢；你们撒谎，溜须拍马，选举投票，自愿被那套繁文缛礼框住，要不然，你们自己大吹大擂，营造一种稀溜溜的慷慨大方的氛围，以便说服你的邻居让你给他们做鞋子，制帽子，缝衣服，造马车，或者给他们代买食品杂货，反正为了防备日后生病而攒下点什么，没承望倒把自己累得病倒了。你把一点儿钱塞到一只旧箱子里，或者在泥灰墙后头一只袜筒里藏过点什么，或者更加保险地塞进砖柜里，根本不管藏在哪里，也不管积攒多少。
有时候，我暗自纳闷，我们怎能如此轻率地——我几乎要说——致力于推行那种万恶不赦、但有点陌生的所谓“黑奴制”，有那么多精明而诡秘的奴隶主在奴役南方和北方的奴隶。南方监工良心固然坏，北方监工良心更要坏，但是话又说回来，良心最最坏的还是你成为你自己的奴隶监工。胡扯什么人身上的神性！看一看大路上的车把式夜以继日地往市场赶，难道他心里还有什么神性在激动吗？他的最高职责是给驮马喂料添水！跟他的运货收益相比，他的命运算得了什么？他还不是在给一个炙手可热的乡绅赶车吗？他要什么神性呢？他要什么永世不朽？照他那副畏畏缩缩、鬼鬼祟祟的德行，整天价闹不清楚自己干吗胆战心惊，哪来什么不朽和神性，他仅仅是以奴隶和囚犯自居，以自己干的活儿挣个好口碑罢了。与我们的个人见解相比，公众舆论只是一个轻弱无力的暴君。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这是决定了，或者换句话说，指明了他的命运。甚至在西印度群岛各省谈论空想的自我解放——又怎会有威尔伯福斯来令其实施呢？不妨再想一想，这块国土的女士们，她们编织梳妆用的垫子，为世界末日作准备，对她们自己的命运却漠不关心！仿佛你尽管消磨大量时光，却于永生纤毫无损似的。
人们在绝望中默默地过日子。所谓听天由命，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绝望。你从绝望之城走向绝望之乡，还得拿水貂和麝鼠的勇气来安慰自己。甚至在人类所谓的游戏和娱乐下面，都隐藏着一种陈旧的却是下意识的绝望。两者里头根本没有玩儿的，因为只有工作之后才能玩儿。不过话又说回来，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一种特征。
我们使用教理问答式的语言思考什么是人生的宗旨，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资料时，仿佛人们已经深思熟虑地选择了这种生活的共同方式，因为他们就是喜欢这种方式，而别的则一概不喜欢。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舍此以外，别无选择。不过，神志清健的人都知道日出山河清。捐弃我们的偏见，从来不算为时太晚。任何一种思考方式或者行为方式，不管它有多么古老，如无确证都是不可信的。今天人人附和或者予以默认的真理，明天却有可能成为谬论，而这种谬论只不过是缥缈烟雾，有人却坚信，那是雨云，会把甘霖洒向他们的农田。老人说你不能做的事，你不妨试一试，却发现你是能做的。老人有老办法，新人有新招数。古人也许不知道添上燃料，火苗儿就灭不了；新人会在火车锅炉底下放上一点干柴，就像鸟儿似的绕着地球飞转，正如老话所说：气死老头子。其实，老年人未必比年轻人更有资格做导师，因为老年人一生中获益也不见得比失去的更多。人们几乎可以质疑，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从生活中又能感悟出多少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呢。说实话，老年人没有什么至关紧要的忠告给年轻人的，他们自己的经验如此不够完美，他们一生中又遭到如此惨败，他们必须承认那都是咎由自取；也许他们还有一些有悖于那种经验的信心，可惜他们已经不再年轻了。我在这个星球上已生活过三十来年，还没有听到我的长辈说过一句可谓有价值的，乃至于热忱的忠告。他们什么都没有告诉过我，也许他们对我说不出什么深中肯綮的话。这就是生活，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我还没有尝试过的实验；他们倒是尝试过了，但对我丝毫无益。如果说我有什么自以为有价值的经验，我一定会想，这可是我的贤师们都还没有说过的呢。
有一个农夫对我说：“你不能光吃蔬菜过活，因为蔬菜对骨头毫无营养可言。”于是，他虔诚地奉献一部分时间，给自己的骨骼系统提供滋养；他一边说，一边跟在耕牛后头，而他的那头耕牛就靠蔬菜长成的骨头，却不顾一切障碍，使劲儿拖着他和他的耕犁往前赶。有些东西在某些人的圈子里，那些最无助、病得最重的人，确实是生命的必需品，但换了一个圈子，却仅仅成了奢侈品，要是再换一个圈子，则完全成了未知之物。
整个人类生活领域，不论山巅还是峡谷，在有些人看来，已被前人涉足过，所有问题也都被关注过。按照伊夫林的说法：“聪明的所罗门曾经下令，规定树与树之间应有的距离；罗马地方官也曾规定过，你可以多少次到邻居的地头上，去拾落下来的橡实而不算非法侵入，多少份橡实应归邻居所有。”希波克拉底甚至给我们留下了如何剪指甲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的指甲应剪得不可过长，也不可过短，与手指头并齐。有人认为如此枯燥与无聊会将生活的多样化和欢乐消耗殆尽，这种看法毫无疑问如同亚当一样古老。然而，人的各种能量从来还没有被估量过；我们也不应该根据任何先例来判断人的能量，尝试过的事委实太少了。不管你迄至今日经受过多大失败，“别难过，我的孩子，有谁会指派你去做你未竟之事呢？”
我们可以通过成千种简单的测试，来考验我们的生命：比方说，这是同一个太阳，它使我种的豆子成熟，同时也照亮了就像我们地球一样的整个太阳系。这点我只要记住了，就可以少犯一些错误。但我在锄豆子地时却没有这种想法。星星是好多神奇的三角形的顶点！宇宙间形形色色的宿或宫中，有多少相距很远的不同物种，却会在同一个时刻思考着同一个事物！如同我们的各种体制一样，大自然和人生也是形形色色。有谁能说清楚别人的一生会有什么样前景呢？我们在一瞬间彼此两眼相望，难道说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应该在一个钟头里经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时代；是的，经历所有时代中所有的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可不知道阅读别人的经验，还会有什么能像阅读历史、诗歌、神话那样令人惊讶而又增长见闻呢。
凡是我的邻居说是好的，大部分在我心目中却认为是坏的，如果说我有什么要反思，也许恰恰是我的正派作风。是哪个恶魔缠住了我，使我的所作所为如此这般正派？老人啊，那些最睿智的话儿你尽管念叨好了——你毕竟活了七十岁，活得还算体面——可我却听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声音，要跟这一切离得远远的。一代人抛弃上一代的劳绩，就像抛弃搁浅了的船。
我想，我们可以笃笃定定地相信，比我们实际上相信还要多得多的事物。我们对自己的关怀能放弃多少，就能在别处诚心实意地给予他人多少。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也能适应我们的弱点。有些人无穷无尽地紧张焦虑，成了一种迹近不治的痼疾。我们生来就爱夸大我们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可是又有多少工作我们还没有去做！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万一病倒了，又该怎么办？我们该有多么谨小慎微！我们决心不靠信教过活，只要能不信教的话；白日里老是提心吊胆，晚上我们又违心地做祷告，把自己托付给未定之天。我们如此彻底真诚地被逼着过活，既要崇敬自己的生命，又要否认变革的可能性。我们说：这就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但既然从一个中心可以画出好多好多半径来，生活方式一样也有好多好多。一切变革都是奇迹，值得思考；而奇迹是分分秒秒都在发生的。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将想象的事实归纳为自己所理解的事实时，我敢预言说，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在那个基础上打造他们的生活。
让我们略费片刻，思考一下，我在前文提及的麻烦和焦虑，十之八九是些什么，有多少需要我们烦心，或者至少还得小心应对。我们尽管置身于一种徒有其表的文明之中，若能过上一种原生态的、开拓疆土的生活，还是颇有裨益，即使仅仅为了闹明白大量生活必需品是些什么，要用什么方法方可获得这些必需品；或者，甚至只消翻一翻商人的旧账本，看看人们在商店里买得最多的是什么，商店里存货是什么，也就是说，存量最大的杂货是什么。因为，时代固然在进步，但它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并没有多大影响；就像我们的骨骼同我们祖先的骨骼相比，大抵也没有多大差别。
依我看，生活必需品，是指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一切，或者换句话说，它从一开始（或者经过长期使用）就对人类生活变得如此须臾不可离，因此，没有哪个人，不管是出于野蛮、贫困还是哲学上的缘故，试图不靠它，独个儿地过活，即使有这样的人，那也是寥寥无几。许多人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那就是——食物。对大草原上的美洲野牛来说，那就是几英寸长、可咀嚼的青草，可饮用的水，此外还要在森林里或者山阴处寻摸栖身之地。野兽需要的，不外乎是食物和栖身之地。在这个气候区，人的生活必需品可以极其精确地分为几大类：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因为只有获得以上这些东西，我们方才可以自由地考虑真正的人生问题，并有望取得成功。人类发明不仅有房子，还有衣服、熟食；也许是偶然发现烤火可以取暖，后来使用了火，起先被看成是一种奢侈品，到目前围火取暖也成为一种必需品了。我们已看到，猫狗也都获得了这种第二天性。我们只要住处合宜，穿着适当，就能合理地保持体内的热量；可是，如果说我们住处过暖，穿着过厚，或者燃料消耗过多，也就是说，外部的热量大大地超过我们体内的热量，那岂不是说在烘烤人体了吗？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谈到火地岛的原住民时说，他自己那一伙人穿得很厚实，围坐在火堆边一点儿也不觉得热，那时一丝不挂的野蛮人在离火堆老远的地方待着，达尔文惊讶地发现他们却被“烘烤得竟然汗流浃背”。同样，据说新荷兰人赤身裸体走来走去，若无其事似的，而欧洲人穿了衣服还冷得瑟瑟发抖。这些野蛮人的体质铁硬，和文明人的智质聪明，难道说不可以相互结合在一起吗？根据李比希的说法，人体是一座火炉，食物即是维持肺内消耗的燃料。我们冷天吃得多些，热天就吃得少些。动物体内的热量是内部消耗缓慢的结果，内耗太快，就会出现疾病和死亡；或者换句话说，由于缺乏燃料，通风装置出了毛病，火就会熄灭。当然，生命的体温与火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但作为比喻也就只好到此为止。因此，从前文所述来看，动物生命这个词儿和动物体温这个词儿几乎可作同义词用；因为食物可以被看成维持我们体内之火不熄的燃料——而燃料只不过用来煮熟食物，或者说从体外来增加我们的体温——此外，住处和衣服也只是保持由此产生和吸收的热量。
因此，就人体来说，最大的必需品就是保暖，保持生命的热量。我们为此就得何等含辛茹苦，不仅为了获取食物、衣服和住所，而且还要寻摸床铺，也就是我们的睡衣，从鸟巢和飞鸟的胸脯上掠夺羽毛来打造这个住所里头的栖身之地，就像鼹鼠在地洞尽头拿杂草和树叶子做窝儿一样！穷人动不动就发牢骚，说这是一个寒冷的世界；我们的大部分疾病，不论生理上的也好，社会上的也好，我们干脆都归罪于饱受风寒。在一些气候区，夏天会让人过上一种天上乐园似的生活。那时节，燃料除了煮熟他的食物以外，也就不是必需品了；对他而言，太阳就像是一团火，许多果实给太阳的光线煮熟了；一般来说，食物的品种繁多，而且又是唾手可得，衣服和住所已是完全用不着，或者说部分用不着。时下在这个国家，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觉得只要有几件工具：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铁锹，一辆手推车，等等，就可以过日子了。对于好学之士，另添一盏灯，一些文具，再加上几本书，这些均属次要的必需品，稍微花上几个铜子儿就能获得。但是，有些人不太聪明，跑到地球的另一边，到了蛮荒和肮脏的地区，一门心思地做上一二十年生意，为了谋生——就是说，为了追求舒适温暖——可到头来还是魂归新英格兰。奢侈的富人不只是得到令人舒适的暖和，而是热得太过反常；正如我前文所说的，他们肉体是在烘烤来着，不消说，是很切合时尚的方式在烘烤。
绝大多数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使生活舒适的物品，不仅不是必不可缺的，而且还极大地有碍于人类进步。就奢侈和舒适来说，最聪明的人的生活，甚至比穷人过得还要简单、朴素。古代哲学家，不论在中国、印度、波斯还是希腊，都是同一种类型的人，从外表看，他们比谁都穷，从内心看，他们却比谁都富。我们对他们了解得不够。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毕竟还是常常听说他们呢。近代改革家和他们的民族救星，他们也都是如此这般。一个人唯有站在我们称之为甘于清贫的有利地位上，方能成为人类生活的公正、睿智的观察家。不论在农业、商业、文学或艺术中，奢侈生活结出的果实也都是奢侈。时下哲学教授比比皆是，但哲学家却一个也没有。然而，教授是令人艳羡的，因为教授的生活曾经令人艳羡。做一个哲学家，不仅要有奥博的思想，乃至于建立一个学派，而且还要热爱智慧，按照智慧的要求，过一种简朴、独立、豁达大度与富有信心的生活。不仅要从理论上，而且还要在实践中，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大学问家和大思想家的成功，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壮汉式的，通常都是侍臣式的成功。他们一味随流徇俗，应对生活变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跟父辈们如出一辙，压根儿成不了什么顶天立地的人类始祖。那么，为什么人类一直在退化呢？是什么使得许多家族没落？奢侈导致国家衰亡，那它的实质又是什么？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敢不敢说一点儿都没有奢侈味儿？即使在生活的外部形式上，哲学家也是处于时代前列。他不像他的同时代人那样饮食、居住、穿着和取暖。一个人既然做了哲学家，岂能没有比别人更好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生命的热量呢？
当一个人从我所描述的多种模式中得到了温暖，接下来他还想要些什么呢？当然不会是更多的同样的温暖，更多更丰盛的食物，更大更华丽的房子，更精美更大量的衣着，更多更持久更旺盛的炉火，等等。他获得了这些生活必需品之后，就不会再要那些剩余品，而要选择另外的东西了；那就是说，要摆脱卑微的劳动，开始度假，亲历生活中的奇遇。这里泥土看来对种子是很相宜的，因为泥土已使胚根向下延伸，随后又信心十足地使嫩茎不断朝上茁长。人既然那么牢牢地在大地上扎了根，为什么就不能同样恰如其分地升高到天空中去呢？——因为这是名贵植物的价值，是由远离地面、最终在空气和阳光下结出的果实来评定的，跟比较低等的菜蔬不可相提并论。那些菜蔬，哪怕是两年生的品种，也仅仅被栽培到根须长好为止，而上头枝叶通常都给剪去，因此，到了开花季节，人们多半认不得它们了。
我可不打算给那些坚强勇敢的人厘定什么规章，不论在天堂还是在地狱，他们都会专心于自己的事情；或许他们的住宅造得比富豪们更豪华，挥霍得也更惊人，却并没有因此而赤贫如洗，真不知道他们究竟如何生活的——如果说就像人们所梦想那样，确实有过这样的人的话；再说，我也不打算给下面那些人厘定什么规章，他们是从各种事物现状中得到鼓励和灵感，他们以恋人般的狂热珍爱现状——在某种程度上说，我想，我自己就是归属于这类人；我也不想对那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安居乐业的人说些什么，反正他们都知道自己是不是安居乐业，——我主要是向那些心怀不满的人说话，他们原本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他们老是徒然地诉苦说自己命运不济，时世艰难。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叫苦不迭，使人没法给予安慰，因为据他们自己所说，他们这是在尽他们的职责。在我心目中还有一种人，他们看上去很富，实际上却是各类人当中最穷的，他们尽管攒下了一点破铜烂铁什么的，却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也不知道如何摆脱它，就这么着拿金银给他们自己打造了一副镣铐。
我要是试图说一说，过去几年里，我是如何希望将自己的生活给打发过去的，也许会让多少有所了解实际情况的读者感到惊喜，当然也会让全然不了解的人吃惊，我只是稍微谈一谈我心爱的事儿就得了。
不管天色阴晴，也不管白昼黑夜，我任何时候都渴望及时改善自己眼下的境况，并在自己的手杖上刻下记号；站在过去与未来这两个永恒的真理的交汇点上，也就是此时此刻；脚尖抵着那条线。请原谅我说话有些晦涩，因为我的行当秘密要比大多数人的行当多得多，不是我存心要保密，而是我这个行当离不开这个特点。我很乐意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断断乎不在我门上写下“不准入内”的字样。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条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我至今还在追寻它们。我跟许多观光客念叨过它们，描述过它们的踪迹，以及它们对怎样的叫唤声会作出应答。我碰到过一两个人，他们听到过那条猎犬的吠声，也听到过马蹄声，甚至还看到过斑鸠消失在浮云后面；而且，他们看上去也急巴巴地想把它们找回来，好像是他们自个儿丢失了它们似的。
殷切期望着，不仅观看日出和黎明，如有可能，还可一睹大自然本色！无论寒冬酷暑多少个侵晨，左邻右舍还没有起来张罗这张罗那以前，我早就开始忙自己的事儿了。我有很多的乡友们，里头有天蒙蒙亮往波士顿赶的农夫，也有出 门干活去的樵夫，毫无疑问，他们都碰到过我一大早干完活儿回来。
说真的，太阳冉冉升起，我可从来没有具体地出过力，但是切莫怀疑，只要赶在日出之时到达现场，其意义就非同小可。
有多少个秋天，是的，还有多少个冬天，我是在镇外度过的，试图谛听风中有什么好听的，听后将它精准地播发出去！我为此几乎投入了我所有的资金，为了这笔生意，我顶着风儿东奔西跑，累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要是风中有涉及两党政治的信息，那它肯定成为最新要闻刊登在《新闻报》上了。别的时候，守望在悬崖或者大树旁的观测台上，用电报发布新来的人的信息；或者傍晚时分在山巅上等待暮色徐徐降临，也许我会捕捉到一点儿什么的——尽管我捕捉到的从来就不多——何况这不多的东西如同“天粮”似的会在阳光下消融殆尽。
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家发行量不很大的杂志的记者，编辑也从来不觉得我写的大部分稿子可以刊用，反正作家们对此都有同感，我煞费苦心地写作，换来的只是痛苦。不过，就这件事来说，痛苦乃是它自身的回报罢。
好多年来，我自我指派为暴风雪和暴风雨的督察员，而且忠于职守；我还兼任测量员，测量公路以外的森林小道和所有交叉通道，确保它们畅通无阻；此外，我还测量过四季通行的峡谷桥梁，反正公众接踵而至，足以证实它们具有很高的利用率。
我还看守过镇上未驯化的牲畜，因为它们常常蹿过围栅逃逸，让一个恪守职责的牧人吃足苦头；我对农场里人迹罕至的角角落落也很注意；虽然我并不知道约那斯或者所罗门今天有没有在哪一个特定的地块干活儿，反正那跟我毫不相干。我给红色的越橘、沙地樱桃树、荨麻、红松和黑梣，还有白葡萄藤和黄色紫罗兰都浇过水，要不然它们在天气干燥的季节里就会枯萎不堪。
总而言之，我就这么着干过很长时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忠心耿耿地一门心思扑在我的工作上，直到后来事态越来越明显，我的乡友们压根儿不把我归入本镇公职人员之列，也不让我挂个闲职，拿一点儿菲薄的津贴。我做的账目，我可以起誓说，非常准确可靠，但从来没有人来核查过，更不用说获得同意，付了款，把账给结清了。好在我也没有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
此后没有多久，一个四处流浪的印第安人到我住处附近一个知名律师家兜售篮子。“你们想买篮子吗？”他问。回答是：“不，我们不要。”“天哪！”印第安人出门时大声嚷道，“你们是存心让咱们饿死吗？”看到他的勤奋的白人邻居日子过得如此红火——当律师只消把论据编好，就像变魔术似的，财富和地位就跟着来了——这个印第安人自言自语道：我要做点生意，我要编篮子，干这玩意儿我准行。他满以为，篮子编好了，自己也就大功告成了，随后该是白人向他买篮子来着。他可没有觉察到，他必须把篮子编得让别人值得买；或至少让别人以为值得买，要不然他还不如去编别的什么让人感到值得购买的玩意儿。我自己也编过一只质地精美的篮子，但我没法做到让人一看就感到值得买。可我却一点儿不觉得自己犯不着去编篮子，我琢磨的，不是如何让人感到值得来买篮子，我琢磨的是如何避免篮子编好后非得卖掉不可。人们赞赏并认为成功的生活，也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罢了。我们干吗要夸大一种生活，贬低其他的生活呢？
我发觉我的乡友们不大可能在县府大楼里给我一个职位，也不会给我一个助理牧师职位，或者别的什么生计，于是，我只好自谋出路，我要比往日里更加专注地把脸儿转向 树林子，反正那儿的一草一木我全都熟悉。我决定立即开业，不必再等到通常筹措资金到位，不妨就先动用我手边已有的那么一点微薄的积蓄。我到瓦尔登湖去的目的，不是因为那儿生活费用便宜或者昂贵，而是去经营一些私人业务，在那儿麻烦可以减到最少；要不然，由于缺乏业务常识，又没有做生意的才干而一事无成，难免做出惨不忍睹的傻事来。
我一直竭尽全力，务使自己获得严格的经商习惯；这些习惯对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说你的生意是跟天朝帝国打交道，那么，在塞勒姆港海滨某处设置小小一间账房，好歹有这么一个固定机构也就够了。你可以把国内生产的各种产品出口，比方说，纯正的土产品，许多冰凌啦、松木啦，还有一点儿花岗岩啦，常用本国货船运走。这些都是赚钱的买卖；事无巨细，你都得亲自过问；你又是一身数役，兼任领航员和船长，货主和保险商；你要买进、卖出，兼管记账，收到的信函要一一过目，发出的信件要自己拟写或者审阅；夜以继日地监督进口物品卸货；几乎与此同时，你要到沿海各地露露面——因为装货最多的大船往往都在泽西海岸卸货的——自己做电报员，不知疲倦地发送到天涯海角，同时还要跟驶往海岸的所有船只通话；要源源不绝地给一个遥远而需求不断增长的海外市场发送货物；你自己要熟悉市场行情，了解各处战争与和平的前景，预测贸易和文明的趋向——利用所有探险活动的成果，使用新辟的航道和所有一切先进航海技术——要研究海图，认准各处暗礁、新灯塔和浮标的位置，对数图表要不断地校正，因为万一计算出了差错，本应抵达友好码头的船只往往会被礁石撞得粉碎，——再有就是拉·贝鲁斯的未知命运——要紧紧地跟上宇宙科学的发展，要研究从汉诺和腓尼基人直到我们当代所有伟大的发现者和航海家、伟大的冒险家和商人的一生；最后，舱里的货物要时不时记清楚，你方才知道自己如何给货船取特定航向。反正以下所述的种种问题，都会让你累得精疲力竭，端的是苦不堪言——比方说，什么利润啦、亏损啦、利息啦，还有什么净重计算啦，诸如此类的问题，全都要有精确数字来测定，那就非得具备广博的知识不可。
我已想过，瓦尔登湖将会成为做买卖的好地方，不单单因为有铁路和采冰业；它还有诸多有利条件，把它们泄露出来，恐怕也不是上策罢；它是一个良好的港口，具备良好基础。没有涅瓦河那样的沼泽地需要填埋，尽管你还得到处打桩加固。据说涅瓦河只要发了大水，再加上西风和冰块助虐，就会把圣彼得堡从地球的表面给冲走了。
通常必备的资金还没有到位，我倒是先做起生意来了，因此，我打从哪儿可以获得像每一个这样的企业至今仍然不可或缺的资金，这个也许很不容易加以揣测吧。先说衣服，一下子就触及问题的实质。也许我们置备衣服时常常被爱好新奇、别人对它的看法所误导，就不太考虑衣服是不是实用。让那些有工作做的人记住穿衣服的目的，首先，是保证维持生命的体温，其次是在大庭广众把一丝不挂的身子遮盖起来，然后他就可以作出判断，不用给衣柜里增添什么衣服，就能完成多少必需的或重要的工作。国王和王后有御用男女裁缝给他们制衣，但每一套衣服通共只穿一次，所以体会不到穿上合身衣服的乐趣。他们比披上干净衣服的特洛伊木马好不了多少。我们穿的衣服天长日久，已与我们融为一体，而且由此凸现出穿衣人的性格，直到我们舍不得把它们丢弃，而且如此一本正经，就像舍不得丢弃我们自己的躯体一样，所以老是一再延宕，仿佛想给它疗救一下似的。有人穿了带补丁的衣服，在我的心目中，并不是低人一等；但我也相信，一般人更急于求得的，是时髦的衣服，至少要干干净净，没有补丁，至于他们有没有健全的良心，就不那么放在心上了。其实，即使衣服破了没给缝补，从而暴露出最大的缺点，也不过是大大咧咧罢了。有时候，我就用以下这种方法来测试我的朋友们——有谁肯穿一条膝盖上有补丁的，或者只是多了两条线缝的裤子？大多数人似乎都相信，他们要是这样穿了，就会把自己的前程全给毁了。他们宁可跛着一条腿进城，也不肯穿破裤子出门去。一位绅士要是在一场事故中腿受伤了，通常总有办法给予疗救。但是，如果他的裤腿在同样的事故中给扯破了，却是无法补救；因为他考虑的，不是真正令人可敬的东西，而是受到人们尊敬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屈指可数，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是不计其数。你给稻草人穿上你最时髦的一套内衣，你懒洋洋地站在一边，有谁不马上向稻草人致敬吗？那天，我路过一块玉米地，在那根穿衣戴帽的桩杆旁，一眼就认出了农场的主人。同我上次见到他时相比，他由于饱经风霜，似乎显得更加憔悴。我听说有一条狗，只要见到衣冠齐整的陌生人走近主人家门口，就会冲着他大声吠叫，但它却很容易被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偷糊弄得一声不吭。人们要是被剥去了衣服，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住各自相对的身份地位，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如果说人人身上被剥去了衣服，你能肯定地说出哪一群文明人是属于最尊贵的阶层吗？菲菲夫人在她周游世界、从东向西的探险之旅中，差不多快要抵达亚洲境内的俄罗斯，即将晋谒当地长官时，她说，她觉得自己非得脱去旅行服，另换行头不可，因为她“现下是在一个文明的国度，在那里，人们是根据衣着打扮来评定人的”。甚至在我们这个民主的新英格兰各城镇，谁只要不经意间发了大财，衣着奢华，宝马香车，照样也会赢得几乎众人的尊敬。不过，那些如此这般尊敬的人，尽管人数极多，但都是不信上帝的人，说真的，应该送一名传教士给他们才对。再说，衣服是一针一针地缝起来的，你会说，那是没完没了的活儿；反正一个女人的衣服，少说也是一辈子都做不完的。
一个终于找到了工作的人，上班时用不着穿什么新衣服；对他来说，有一身旧衣服就行了，即便是那套旧衣服在阁楼里已撂了不知有多久，积满了尘土。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要比英雄的仆从穿旧鞋子的时间长得多——如果说英雄也有过仆从的话——光着脚丫的历史要比穿鞋子的历史更久远，反正英雄光着脚丫走路也行。唯有那些赴晚宴和进入议会大厅的人非穿新衣服不可，而且他们还得一套又一套地不断变换衣服，如同那些场合里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不过，如果说我的外衣和裤子、帽子和鞋子，一一穿戴起来，才适合给上帝做礼拜的话，那么，这些衣物也好给上帝做礼拜，可不是吗？有谁见过自己的旧衣服——他的旧外衣，实实在在地穿烂了，变成原先一块块坯布，就算送给某个穷孩子都称不上什么行善不行善，说不定那个穷孩子还会拿去转送给某个比他更穷的人，或者也可以说比这穷孩子还要富的人，因为他没有这破衣服也照样过日子？我说，要小心提防的，不是单单穿新衣服的人，而是所有需要穿新衣服的企业。要是没有新人，怎能给他裁制合身的新衣服呢？如果说你有什么事要做，不妨还是穿上旧衣服去试试看。人之所求，不是做事情时要穿什么，而是要做什么，或者换句话说，要成为什么。不论旧衣服有多破、多脏，也许我们压根儿不该置备什么新衣服，我们还是如此这般我行我素，或者惨淡经营，或者扬帆远航，直到那时我们才觉得自己好像新人穿旧衣，依然故我，无异于新酒装在旧瓶子里。人的换羽季节，犹如飞禽更换羽毛，必定是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潜水鸟隐没在人烟罕至的湖边换羽毛。蛇蜕皮，蛹出茧，也是如此这般，全靠体内奋力苦斗，往外扩展；因为在我们看来，衣服至多只不过是外层薄膜和尘世烦恼罢了。要不然我们就会被发觉扯着虚假的船旗在航行，到头来不可避免地将被全人类以及自己的看法所唾弃。
我们穿上一件又一件衣服，好像我们是外长植物，靠外部添加而成长。穿在我们外面的，通常很薄的奇装异服，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的肌肤，并不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即便在这里那里给剥下来，都不会造成致命伤；我们经常穿着的厚一些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外膜，或者说皮层；不过，我们穿的衬衫，却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真正的树皮，一剥下来，肯定连皮带肉，以致身亡。我相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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