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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东玉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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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试读：

极简中国史

中国人把历史看作镜子。“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前面的车子翻倒了，后面的车子要以它为教训，不要也翻倒。所以，大史学家司马光给自己写的一部历史叫《资治通鉴》，即他写的历史是供治国参照的借镜。我国先秦的王朝专设史官，给史官记述真实的权力，连握有生杀大权的天子也不得强行干预。《礼记·王藻》记载：“动则左史书之，定则右史书之。”这里是说，周朝王室的活动都要由“左史”和“右史”两个史官作记录，别人和别的官员无权记录。这说明王朝统治者很重视历史，从中汲取统治经验和教训。

近年来，还有的历史评论家把历史称为“避险秘笈”，认为当今世界是千载难逢的时代，即网络科技时代。千载难逢是机会，而同时也将会遇到大风险。如何抓住机遇，避开风险？“历史，在这个时候就派上大用场。”

我们相信历史有这般神奇的效用，所以用极少的文字给数千年的中国史过滤一番，滤出能让我们抓住机会，避开风险的篇章。

中国古代曾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有着令世界称羡的光辉文明。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产生了古代文明，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失去了古代的辉煌，成了挨打的落后国家？在当今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历史能起到抓住机遇，避开风险的作用吗？第一章给国人永久的智慧和奋斗精神——史前的文明

中国主流文化典籍《五经》之一《礼记》《礼运》篇富于情感地介绍人们景仰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我们的历史学家皆认为《礼记》介绍的社会是我们国家的原始社会（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第11页），但是如此美好的社会，如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即使当今社会也很难找到。因此，这样美好的社会也只能是儒家追求的理想王国，《礼记》发布三千年后，康有为著《大同书》描述将来的大同社会，还秘不示人。这样说明又过三千年大同社会仍是人们的理想社会，《礼记》写作之前如何能有呢？难道中国社会真倒退到如此地步吗？《礼记》介绍的社会，其真实性如何我们已难寻觅，那可真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但是，夏、商、周以前的社会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信息，这些信息对国人有何影响，这确是该弄明白的问题。

首先，给国人劳动创造世界的理念，奋斗不息的精神。由于劳动，首先创造了人类自身，让人类脱离动物群体，会制造劳动工具，又发明了生产和生活资料。虽然尚未积累多少物质财富，但因他们创造的精神财富成为创造历史文明不可或缺的条件。

中国史前史留下的精神文明丰富多彩，她们虽多以神话形式存在，但神话对人类的教育、鼓励、鞭策、启迪，其能量绝不比现实存在差些。例如一部《西游记》影视，演上千百遍，仍然为少儿，乃至每个中国人喜爱的艺术珍品。上古留下的女娲形象，她辛辛苦苦创造了人类，又遇上了“九州裂，四极废；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摄老弱”。女娲在这天崩地裂之时，千辛万苦炼石补天，同水火和猛兽做斗争，终于拯救了人类。这位伟大女性的斗争精神，极大地鼓舞着人类，其影响无法估价。后来诞生的著名文学作品如《西游记》《红楼梦》《封神演义》都有女娲存在。

同女娲相类，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牛郎织女、精卫填海等，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现实中的人，去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做该做的一切。

最让后人景仰的是当时实行的民主选举制，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贤能者，能为大众解决困难者才被选出来率领大家去克服困难。《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脾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黄帝做过大众的首领，是因为他发明了服装、舟、车，又率领军队打败侵略者。焱帝作领袖的原因是他“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伏羲氏发明了网罟，又创造了八卦，也曾被选为贤能；蚩尤虽然是侵略的象征，但他发明了金属兵器，才被九黎部落选为领袖的。《礼记》所述“大同”社会的末端，因治水而产生了领袖人物。众所周知者为禹，禹之父鲧治水不力而被放逐，其子大禹继承父志而治之，终于成功。中国人历代相传，家喻户晓，无不知“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故此做了华夏民族的领袖，成为中国唯一的治水英雄，传说他不仅艰苦卓绝，而且方法正确。其父所以治水不力是方法不对，是用“土掩”；而禹则是疏导加土掩，所以成功。

对大禹治水方法与父亲不同的说法，屈原已提出了疑问，而现代人更准确地指出，氏族公社时的鲧和禹都只能是“水来土掩”，无法做到疏导。原因是氏族部落各占一块土地，只有统一国土，看到西面是高原，东面是大海，才能做到导水流东注，归于大海。再者，历史只言大禹治水也很有问题。不仅大禹，大舜治水的行为更加动人。

尧看到舜既贤且能，顺从民意把帝位让给了他，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大舜治水，不幸牺牲在苍梧。娥皇、女英二女寻找夫君，边行边涕，以涕挥竹，竹尽斑，亦溺于湘江。屈原作《九歌》祭二女曰“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毛泽东也曾写诗志之：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诗中说的九嶷山，又称九疑山，即大舜牺牲地苍梧山，在今湖南宁远县东南。帝子指大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即屈原笔下的湘夫人。这么美丽动人的故事，后来进入著名的文学作品，让国人为之永久慨叹，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也是湘夫人的化身，同样美丽动人。

而远在西南蜀地，另有治水英雄杜宇、李冰等。李白诗《蜀道难》言古蜀国有蚕丛、鱼凫二帝开国，有五丁力士开山劈道，杜宇治水的故事便发生在鱼凫帝之时。杜宇原为一青年猎人，因治水有了大功鱼凫帝把王位禅让给他，名曰望帝。望帝率国民开荒耕种，让蜀民幸福，死后还化作杜鹃鸟，每年春天鸣叫不已，催促蜀民耕种，莫失农时。

出现在正史和中小学历史教材中的治水英雄李冰，也被一代代传为神话。传说李冰在灌县附近分岷江为两段，解除水害，又使成都大平原得到灌溉和通航，这便是著名的都江堰工程。如此浩大的工程在当时的人工很难完成，于是便出现了神话，李冰和儿子二郎共治蜀水，而二郎又是灌江口的二郎神扬戬，他在《西游记》《封神演义》里都是一个大英雄，是他成为李冰的儿子，帮助治水修筑都江堰。

总之，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夏、商、周之前有个极为美好的“大同”社会，那社会是“天下为公”，人人平等幸福，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领袖是贤能的人民公仆，他们没有任何特权，只会为人民服务，率领大众治理灾害，建设家园，都是值得永久纪念的大英雄。这个文明社会是中国人的理想，是中国梦。历朝历代，直到今天，中国人都为实现这个伟大梦想不懈努力。第二章断裂与继承——夏商西周奴隶制国家

在圣人行列中占着永久而绝对统治地位的孔子，用乐章比喻大舜时代和西周时代：“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论语·八俏篇第三》）意思是孔子说到大舜时的乐章是尽美尽善，而论述西周的乐章是尽美而未尽善。孔夫子的意思是大舜做得好，功劳大，威信高，尧便把领导的位子让给了他，舜的时代是尽善尽美的。武王建立的西周也是值得称颂的，但武王之位是通过讨伐商纣夺得的，有战争的血腥，故此美而不善。

孔子仅认为他处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社会政治秩序混乱、君不君臣不臣的乱世，他一生奋斗的终极目标是恢复旧制度。所以，他认为尧、舜、禹、夏、商、周都是最理想的社会，没认清夏商周的社会本质，在我国近现代历史的很长阶段孔子被论为是“奴隶主阶级的反动代表”，是“打倒孔家店”口号的由来。

王朝喋血更替

自从夏朝的建立，“选贤与能”的国家政治制度结束了，被一家一氏“家天下”的世袭制度取代。《礼记·礼运篇》接着“大同”往下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被儒家照旧吹捧而力求复辟的夏商周“三代”，就是我国奴隶制历史时期，也是人类社会史上最黑暗的历史时期。它的黑暗无需用更多的文字描述，它的第一大特点是无比专制，人群本该是“选贤与能”，贤能者自然做首领。但是，自从大禹把位子传给了他的儿子启，到秦始皇两千多年，再到清末又两千多年，专制皇帝有几个是贤能的？几岁的幼儿皇帝就产生了一大批，昏庸皇帝、混蛋皇帝更大有人在，百官都得跪拜山呼万岁，老百姓都得绝对服从。专制皇帝把“天下为家”，并非把天下子女玉帛当作家人家物那样爱护，而是看成他的私有，想怎么败坏蹂躏就怎么干。为什么中国的官员贪侵那么严重，原因就是数千年的专制制度，皇帝把天下看成个人的，官员就把个人“地盘”里的一切看成自己的，想贪便贪，想拿便拿，那是传统的、自然的。专制制度是官员贪污的根源。

第二大特点是产生了对立的两大人群，即奴隶主和奴隶。提到奴隶一词，再无知幼稚者都知道它的残酷和血腥，有人把奴隶与会说话的工具和牲畜相比较，实质上远比它们要悲惨。工具和牲畜的主人都知爱护它们，而奴隶主根本上就不会爱护奴隶，他们只会随意使用、伤害、杀戮，奴隶主死了还要杀死男女奴隶来殉葬。

大禹传子家天下，本身就充溢着血腥和极度的不公平。

大禹晚年，按照尧舜的制度“选贤与能”，应该由益来继承。根据《史记》《汉书》《书经》等原始记述，益，即伯益，或柏翳，是西方秦的先祖，秦也是东方的一个民族，后迁到了西部。在大舜时，同大禹一起辅佐舜做治水等重要工作。益在治理洪水、驱逐食人畜的猛兽、治侵害人民和农作物的百虫等工作，都成绩卓著。在神话传说中，益同神农氏等英雄一样，说他自身就是“草木鸟兽之长”、是百虫将军。《水经注·洛水》记述：九山神庙有“百虫将军显灵碑”，碑文有：“将军姓伊氏，讳益，字，帝高阳之第二子伯益者也。”

益的贤和能足够继承条件，也被定为继位人，但最终还是被大禹的儿子启夺去了继位权。

启有无贤能继位呢？可以说早期记载他文章皆说他一无是处。如《山海经》开篇记述启在一边自娱，一边观舞。他穿戴着华贵的服饰，手拿羽伞、玉环，坐着三层华盖的宝马香车，敲打着手中的玉环，观看众舞女为他歌舞。《墨子·非乐上》说：“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锽锽，筦磬以方，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是说启放恣淫乐，终日沉湎酒色乐舞，不恤人民，不问国事，连上天都要抛弃不再保佑他。屈原在《离骚》中记述：“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夫家巷。”是说他放纵淫乐，不顾国家人民的艰难，更不思进取。他的五个儿子都跟他学坏，争夺帝位，发生自相残杀的内乱。

益和启二人的贤能相差甚远，大禹也不好太过格，只得顺着民意和事实，决定把位子让给益而只让启做吏。《战国策·燕策》说：“禹将益而以启而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友党攻益而之天下。”启以暴力杀害了益，夺取了帝位。

儒家们以既成事实的皇统为原则，多维护启继位事实。孔子对益和启未加评述，而孟子在没有历史根据的前提下说：“禹荐益子灭，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 ”（《孟子·万章上》）孟子是说，大禹是要把帝位传给益的，但是百官不拥护益而拥护启，所以启才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帝位。孟子既说大禹按传贤的制度传位于益，而启夺得继承权则是百官不支持益，启的父子都是按“天”之意行事，“大人世及以为礼”，是说“天下为家”，父子代代相传成了固定不变的制度，完全是天意。因此《竹书纪年》（古本）就直截了当地说：“益干启位，启杀之。”

既然启以武力破坏了“传贤”制度，以兵革夺取政权，以后也如《礼记·礼运篇》所说，从此以后阴谋夺权和武力夺权的事便不断发生，“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启荒淫放恣，不恤国事，他的儿子也一样荒淫，太康在内讧中夺得继承权，由于他的更加“娱以自纵”，东方新发展起来的有穷氏首领后羿（非射九日的羿），见有机可乘，趁太康出猎时，便起兵攻占了夏都，夺取了夏的政权，此即史书上说的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太康逃亡，死在外地。后翌相继以其子仲康和仲康子相为傀儡，把持政权。之后后翌的亲信寒浞谋杀了后翌，夺取夏政权。而相的妻子在丈夫被杀的宫廷混战中逃亡，在娘家有仍氏那里生下遗腹子少康。成长过程中的少康又逃亡至有虞氏部落，有虞氏给他土地和军队，并以二女妻之，还争取友邻部落及夏朝的旧臣和大众。准备充分后出兵进攻寒浞，终于攻灭了寒浞阵营，恢复了夏的统治。

夏王朝自启杀益即以战乱立国，经过后翌和寒浞，半个多世纪一直混战不已。直到少康之子杼继位，又出兵征“东夷”各部落，多取得胜利，使夏政权巩固。夏王朝如果自大禹开始，到夏桀灭亡，共有十七君，历时471年（《竹书纪年》）。夏王朝的统治和活动区域是现在的山西南部、河南和山东、河北的交界一带。

由于夏王朝距现代久远，国域狭小，后世甚至怀疑有此王朝存在。但是，周朝以后的文献无不记有夏商的史迹，《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诸多诗文的记述，证明夏的存在不容怀疑。

奴隶社会的君主皆毫无约束和节制，皆庸者有之而少英明。夏朝最后的四个君主一个比一个淫昏强暴，《国语·周语》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妇方鬼神事，淫乱”，孔甲之后四世是履癸即著名的暴君夏桀，他荒淫失德，大兴土木，四方用兵，伤国害民。弄得百姓无法生存时，大家指着上苍诅咒他：“你这个太阳快点完蛋吧，我们情愿同你一起死亡！”不久，便被商的首领成汤打败，夏朝灭亡。

商族居于河南东部、山东及渤海沿岸。传说其始祖契，是一个名曰简狄的女子吞食鸟蛋而生之，《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反映了商族的图腾是燕子，契生之前是母系社会，契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曾是与尧舜禹并列的部落，也曾参与治水，发展农业，据说是商的先民发明了用牛马拉车。

夏桀无道失去民心，商汤开始了灭夏的行动。商汤先翦灭夏的属族葛、荆、温、韦、顾、昆吾，即今天的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地区。夏桀曾企图联合有缗等族抗击商汤，结果有缗部叛离，夏桀兴师向有缗问罪，商汤乘机大举攻桀。桀败而逃到鸣条，被汤活捉，把他流放到南巢（今安徽巢县），后死于亭山（今安徽和县）。

成汤灭夏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或说都于西亳（今河南偃师）。自成汤至商纣，共传十七代，三十一王，历时六百余年，或说496年（《竹书纪年》）。其统治区域较夏扩大了很多，大约是河南向东至海，陕西向南至长江，山东向北至燕山，是世界上的奴隶大国。

商朝建国后和夏朝一样，很长一段混乱，不断发生王位争夺战。成汤立国后的王位继承取“兄终弟及”制，即以兄传弟，只有最小的弟弟死后才由长兄子继位。商汤在位年久，死时长子太丁已死，先后由其弟外丙、仲壬继位。此时的大权为伊尹掌控，外丙、仲壬在位很短，死后应由太丁子太甲继位，但伊尹则把太甲放逐囚禁，自立为王，统治七年。太甲在贵族的拥护下回到王城杀了伊尹，恢复王位。但继位问题没有解决，“兄弟相承”和“父子相承”你死我活地演争不休。因商王朝内部矛盾，周边部落乘机进袭，东方的兰夷、班方多次袭击商朝，使商的力量大为削弱。一直闹到第二十王盘庚，为了摆脱矛盾，曾采取大迁都措施，把都城迁至殷（今河南安阳），才扭转了大混乱的局面。到第二十三王武丁时，他“修政行德”，使“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史记·殷本纪》）国内相对安定后则对侵犯商的周边方国，进行了讨伐。先后大败土方、盂方、基方，用三年时间打败强大的鬼方。其统治地有河南全部，山东、河北、辽宁、山西、陕西、湖北，安徽大部，江南和内蒙古的部分区域也为商控制。

然而，奴隶主的野蛮和专制者的贪婪，正好把反侵略战争变成了侵略周边民族和部落的战争。武丁以后的几个王不断发动掠夺奴隶和财产的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阶级矛盾尖锐化。至商朝最后一个帝王纣，尤为贪婪残暴，“牧狗马奇物，充仞官室”, “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史记·殷本纪》），昼夜聚饮狂欢。关于商纣王的残暴，国人妇孺无不知之，而且其恶之多达“七十事”（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见《古史讨论集》），其洋洋大观，实中国恶暴之君的典型。《论语·子张》载：“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就是说纣这个奴隶主暴君，他恶到天下人把罪恶全加到他身上。至于《封神演义》又神乎其神地描绘纣王酒池糟丘，脯林肉圃，宫中九市，牛饮三千，丘鸣鬼哭，山走石泣，以人食兽，炮烙为刑，宠嬖妲己，杀忠臣比干，信崇候虎等恶人。

纣王的下场比夏桀还要惨，周兴起后武王率戎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壬四万五子，并联合十余部落，在商都朝歌附近的牧野（今河北省汲县北）与纣王军队大战。纣王之军人数虽多，但多是奴隶和贫民组成，在周兵攻来时以为遇到了救星，乃倒戈攻纣王，只在夏历正月初五的一个早晨就把纣王的军队粉碎，纣王乃自焚而亡，商朝随之灭亡。

周是陕甘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民族，始祖后稷是为大众歌颂的神话人物，即农业神。神话说其母姜源出野践大人足，感而生之，出生后就如神话中的哪吒那样，是个肉球，以为不祥而把他丢弃，结果牲畜不践，飞鸟保护，母亲又把他收养成长，取名弃。弃在儿童时便热爱农业劳动，更能动脑研究良种，游戏中便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谷物、瓜豆。长大后把优良品种推广到大众中，并教民种植。《诗经》里有几篇是歌颂后稷的，如《大雅·生民》等把后稷比喻为养活百姓的天神。尧把后稷聘为农师。早期周族值得纪念的还有公刘、亶父，二位都是领导周族发展农业生产，选择定居地点，关系周族生存的重要领袖人物。亶父率周族迁至陕西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开始建城设邑，并设官置司，慢慢强大起来，并与商发生关系，向商称臣，帮助商讨伐鬼方，亶父被封为候。亶女死，子季历立，成为渭水流域强盛的部落，引起商的不安，商王文丁杀掉了季历（《左传》昭公七年）。季历死后，子昌立，即文王。周文王又是一个中国后人传颂的人物，神话、传说和历史交织，但不管哪种都写得他很了不起。文王一方面注意和商的关系，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个人就是个身先百姓的领袖，穿着“卑服”，从早到晚在田里劳作。同时又发动一系列开拓疆土的战争，灭掉商的亲信崇候虎，把国都迁于丰（今陕西长安县），为周灭商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文王死后，其子武王在另一位神话中人物姜太公（或称吕尚、吕望、师望、姜子牙、太公涓等名，是《封神演义》中主角）的帮助下，发动伐商战争，取得胜利后建立周朝。

周的建立，史书把周武王算作第一代王。这个奴隶制国家建立之初和夏、商一样不稳定，武王在建国两年就死了，子成王诵继位，因为年幼便由武王弟周公旦掌握政权。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对周公旦不满，竟勾结商纣王子武庚发动叛乱。叛军势力很大，有商的残余，周分化出的力量，还有徐、奄、薄姑、熊盈等方国的参加。周公率兵东征，又经三年的残酷战争才打败叛军，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这才让成王诵亲政。

中国和欧洲的奴隶制何以大相径庭

历史悠久的国家大都经过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而各阶段的政治制度性质和内容也基本一致。而中国自奴隶社会开始，与西方国家相比较，就大不一样，有其特殊性，直到今天我们建设的也还称作“特色社会主义”。或许，中国自原始公社制就已经具有了“特色”，一直对以后的历史和今天的社会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欧洲史的研究专家大都注意了这一问题，并进行阐述。中国与欧洲同是奴隶制国家时，其最大的不同是欧洲奴隶制国家存在着民主的内容，奴隶也有奴隶的民主权力，甚至可以做官。而奴隶主从君王到官员也要通过一定的民主产生，君王也得选举才能登上统治宝座，这些在中国夏，商、周奴隶制度下，是绝对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思议的。

例如雅典的奴隶制度下，奴隶主和奴隶并肩劳动。国家的宏伟建筑都是自由公民和奴隶共同劳动建造起来的，他们在一个工地劳动，干一样的活，领同样的工资。法律规定主人不许任意殴打奴隶，更不许伤害他们。古希腊的大学者柏拉图、色诺芬都批评、指责雅典放纵奴隶的法律和行为。嘲笑那里的奴隶主和奴隶一样自由，奴隶主和奴隶穿同样的服装，做一样的工作，奴隶不给主人让路，在大街上根本无法区别奴隶和自由人（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1页。色诺芬：《雅典政治》，罗依卜古典丛书，第一章第十节。）自由主义思想家K·波普则认为“雅典民主”已非常接近于奴隶制的废除（K·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伦敦，1984年，第18页）。

雅典的奴隶还担任低级行政长官，如警察，从事档案管理、维护会场秩序、逮捕犯人、清理死尸等工作，由国家付给工资，可以自由择居等。

罗马历史上曾经有过“王政”时代，先后有七个王统治古罗马，所处时代相当于我国周王朝（古罗马“王政”时代是公元前753年至公元前510年），是罗马奴隶制社会的初始阶段。罗马的“王”相当于我国夏、商、周奴隶主国王，他们的“王”与夏商周朝“王”根本不同，前者是由元老院和库里亚大会（即人民大会）投票选出的，没有世袭权；而后者则是“天下为家”夺取的，有绝对的世袭权。罗马的选举式王政仍然为人民不相容，尤其最后一个王塔克文实行专制统治，无视人民大会和元老院的权力，从而激起人民的反抗。公元前510年，塔克文的专制统治被推翻，人民大会剥夺了他的权力，把他和他的全家人逐出罗马。

鉴于塔克文的专制，罗马人发誓不再选举王，甚至连王（Rex）这个词也成为罗马人最痛恨的字眼，此后任何人再搞专制都被宣布为罪恶，要以死刑惩处。

王权被倾覆，罗马人在人民大会上选出两个行政长官作为国家首脑，他们任职期限只有一年，期满后就成为普通公民，或可以进入元老院。罗马史研究专家李维认为，罗马人废除王权世袭，限定行政长官制任期，是罗马人“自由的开端”（李维：《罗马史》第2卷，第8节）。

公元1世纪，日耳曼人出现在欧洲的历史舞台上，而且由氏族部落进入到奴隶社会。此时的日耳曼民族较文明已久的罗马帝国，是相当原始和野蛮的，然而日耳曼贵族对他们以征服取得的奴隶却是相当温和。被征服的外族奴隶都有自己的家庭，有妻子儿女，有房屋和土地，他们只是向主人交纳租税和服劳役。奴隶很少被殴打，都不是主人有意所为，多是出于暴怒的偶发事件。（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7、63页。）日耳曼人的王也是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的，他们只有自己的法律，只是没有文字条文，而是口耳相传的“习惯法”。其法律体系中，法律属于民众，人民的同意是法律有效的。他们的法律不是统治者制造出来的，不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法律在久远的年代已存在人们的风俗习惯之中，是被大众回忆和口头相传产生的。法律超越王权，国王也要绝对服从法律。中世纪开始，日耳曼统治者颁布成文法，是把法律看作古已存在的人民习惯的回忆记录，以人民的名义予以公布。

同样是奴隶制，欧洲和中国为什么会如此不同，许多欧洲史的研究专家都关注这一重要问题，寻找正确答案。比较集中的意见认为早在奴隶制国家产生之前，它们不同原因就产生了。中国的夏奴隶制和商、周奴隶制国家都是由一姓一家取得统治权后，破坏了民族公社的“选贤与能”制，血缘家族的首领，即家长成为国王，一家代代世袭“家天下”。没有法律可言，一家或多家联合执政，多家服从一家，一家之长是占有绝对统治权的天子，毫无民主可言。

而欧洲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以古希腊为例。他们的奴隶制国家称城邦（Polis），城邦国家也经过氏族部落冲突和掠夺战争等过程，逐步形成了国家。城邦国家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移民城邦，即希腊人从公元前8世纪，经两百多年的移民战争，迁移至地中海各岛，甚至远达黑海沿岸及法国、西班牙沿海地带。这些移民进入新地区之后，很快由原来的移民团首领或新选的领袖组织成殖民地国家，建立王城、卫城、居民区，有序地分配土地和奴隶，建立政制、法律、宗教体系。

移民城邦因跨海大迁徙和殖民战争，原有的血缘关系被淡化或破坏，被战友关系、伙伴关系、同盟关系取代。著名欧洲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希腊的海外移民土地上，是根据法律和地区的原则，而不是根据血缘组织原则建立的国家，“在这样建立的海外城市国家里，新的政治组织‘细胞’应该是船队，而不是血族。他们在海洋上‘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登陆以后好不容易占据了一块土地，要对付大陆上的敌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还要和在船上一样，同伙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而选择一个可靠的领袖的办法也会代替习惯传统。”（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上册，第132页）。

第二类是种族征服，即地区的不同种族战争，征服者以军事集团打败另一种族，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或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自由民。征服者时刻准备镇压民族反抗，镇压反抗是殖民统治者的政治制度出发点，因此就特别落后，缺少民主和自由，以斯巴达为代表。

第三类是原始部落由氏族制度自然过渡至奴隶制国家的城邦。这类城邦一般经过一系列改革而实现，是平民力量壮大，不断争取政治参与权力的结果，从而建立起较为开明的民主制度，雅典是个典型。

经过两百多年的分化、组合，希腊本土、地中海各岛、黑海沿岸，出现700个以上数量的奴隶国家。这么多大小不同国家的自由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同制度，有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民主制，而每种制度的组成形式和内容又千差万别，没有两个城邦的政治制度完全一样。各城邦互相比较、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和竞争。各城邦间的政治、外交人员频繁流动，使公民的政治视野不断开阔，从而产生许多政治家、政治思想家，使希腊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繁荣发达。

野蛮而残酷的夏商周奴隶统治

欧洲奴隶制国家大都破除了氏族部落的血缘，王的产生是依照法律选举，恰恰如中国原始公社那般的“选贤与能”，他们比原始社会要文明，他们是法制社会。不仅按法律程序选举国王或行政长官，同时对奴隶也不能随心所欲，也要有一定秩序地对待。

斯巴达最为野蛮，但那是一个特例。斯巴达征服了土著民族希洛人，但希洛人却从来不屈服，随时反抗奴隶统治者，一有机会就举行暴动。亚里士多德说：希洛人“老是等待着拉根尼（斯巴达）人的衅隙，他们好像是丛莽中的一支伏兵，遇到机会立即出击（起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82页）。有人把希洛人比作斯巴达人脚下的活火山或他们脖子上随时都会勒紧的绞索。

斯巴达人本就有野蛮而不惧死亡的民族本性，加上要时刻预防希洛人的暴力反抗，他们在教育斯巴达青年时，让他们伏击希洛人作为战争演习，与健壮的奴隶决斗，培养战斗能力、韧性和毅力。因此，斯巴达对待奴隶技别野蛮，经常遭到屠杀。为的镇压反抗，斯巴达强迫奴隶穿着奴隶的衣服，强迫他们饮过量的烈酒，让他们显露出丑态。因此，希洛人在斯巴人的统治下，是希腊奴隶社会史上最为悲惨的。

即使斯巴达对希洛人如此，他们仍然是一个法制社会。国家重大事件都要按法定程序，经过长老会议、公民大会、监察官的有效裁决才能实行。斯巴达有两位国王，分别来自两个家族，职位世袭。但他们的职权都有限，他们只是宗教领袖和出征的统帅。在这两项权力中率军作战才是实质性的，但他们的军事行为也受随军监察官的严厉限制，亚里士多德把他们称作“终生将军”。

夏、商、周奴隶制与欧洲不同，是以血缘关系世代相承，“选贤与能”完全断裂，国王称“天子”，即神话为上天的“骄子”。他们的统治毫无法律可言，不仅对征服的奴隶，即使对百官和百姓也是绝对按“天子”的意志任意而为。大家要绝对屈服，“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 “官大一级压死人”，等级森严不许逾越。

夏商周三代的奴隶，或是被征服的部落，或是被打败的方国，或是灭亡的夏商国民，也有的是违反奴隶主意愿的本族人被罚做奴隶者。奴隶主使用他们，屠杀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限制，祭祀活动时要以奴隶作为牺牲；奴隶主死后要让奴隶做人殉。例如商的文物保存说明，奴隶主在祭祖时都要杀死奴隶祭祀，有时一次用的“妣”，即作为祖先的妻妾杀死，多达60人，“小臣卅，小妾卅”。一片陵区祭祀坑就有成百上千具人殉骨架，其中一次被杀的奴隶就多达339人，发掘的人殉骨架呈现出各种被杀害时的痛苦形状。（《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见《考古》1977年第七期，第22页）。至于奴隶主贵族的众多墓葬发掘，无不伴有人殉，因官职等因素，人殉往往多达数百或数十不等，或杀殉或活埋，比比皆有。

西周的奴隶国家较商尤为发达。据权威史学工作者论定，周的奴隶多是把被征服者族人当作奴隶，没有破坏他们的血缘组织。因此，周的奴隶多数是有家室的。据此，有的学者还认为周朝是封建领主制（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的观点）。例如《诗经·豳风·七月》里就写了奴隶一年中为奴隶主辛苦劳动的境况，男子种田，女的采桑、纺织。他们为奴隶主修理好房屋后，也抽空修理自己的茅草房，说明了他们有简陋的住处。奴隶辛苦一年，自己却是“无衣无祸，无以卒岁”。奴隶主对奴隶有赏赐、买卖、打骂和杀死的权力。西周的市场上，牛马、兵器、奴隶一起出售，奴隶的价格很低，一匹马或一束丝就能换五个奴隶。奴隶用作殉葬、祭祀用作牺牲和夏朝及商朝没有区别，奴隶主的墓葬和祭祀坑的发掘，也多有被杀死的大批奴隶。

专制制度的直接后果是王和各级官员的腐败。因为统治者没有法律限制，没有监察，也没有竞争者让他们紧张。而周王朝同样到了鼎盛时期，完全丢弃了文、武、周公时的奋斗和自勉精神，开始了腐败和忘乎所以。

到西周厉王时，腐败、剥削、专制都更加深重，从而发生人民的激烈反抗。公元前841年，发生“国人暴动”，平民和奴隶攻击王官。厉王的军队打不过暴动民众，逃亡到彘（今山西霍县），他的儿子靖藏到吕公家里，暴动者围了吕公家，吕公把自己的儿子代替太子靖交给暴动者杀死，暴动才逐渐平息。此后，奴隶主阶级推召公和周王组成临时政府，历史上称之为“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此前的前代皆据此年而推算，大都是约数。

共和行政十四年，厉王死于彘，靖继位称宣王。宣王在位47年，《诗经》很多篇都反映了宣王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宣王不断发动对周边民族的战争，也取得了许多胜利，把征服地区变成了奴隶封国。但是，长期征战把大批奴隶驱到战场，使后方的生产荒废，田园荒芜。长期离开家园的士兵和奴隶不愿为周王卖命，战场上的周兵也接连失败，宣王便在内外交困中死去。

宣王死后，子幽王继位。幽王与夏桀、商纣王一般残暴和腐败。在文人的笔墨渲染下，塑造出他们宠爱美女遭到失败的下场。夏桀宠妹喜、纣王宠妲己，幽王宠褒姒。褒姒是宫女所生，被弃置市井，为奴隶收养，后逃至褒国，做了褒国的奴隶。褒国被周打败，褒姒被幽王抢入宫中做妃。所以，如此悲惨的身世造成褒姒终日愁苦。在幽王的眼中褒姒那郁郁寡欢的神情，更富有魅力，因此才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把国家大事当成儿戏，以博美人一笑，弄得丧身而亡国。“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的教训从此产生，“红颜祸水”也成了败国败家的典故。

史实是幽宠褒姒立之为后，废申后和太子宜臼。引起诸侯不满，申侯联合犬戎和吕（今河南南阳市之西）、鄫（今河南方城），进攻西周，幽王兵败逃至骊山，为犬戎所杀。宜臼在诸侯保护下迁都洛邑，为周平王，东周开始。西周从武王至幽王，共传十二世，历时257年。

勤劳与智慧的结晶

奴隶社会的极端专制束缚着人民的创造，桎梏着科学的进步。但是，在生存与斗争中，从夏至西周的1500年左右的历史时空中，古代农业和手工业有了很大进步，古代文化闪耀着先民勤劳与智慧的光辉。

夏代的主要农业劳动工具还是石器和木器，但陶器在家庭中已普遍使用，铜器在贵族中也开始使用。商代的青铜制造是世界上最先进者，商人把锡和铝加入铜中冶炼，溶度降低、铸造物坚固。河南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重875公斤，是世界铸铜史上的奇迹，其工艺在商代不可思议。殷墟小屯村发掘的一个贵族墓葬，仅青铜器就有200多件，有鼎、爵、尊、壶等近20个品种，其中任何一件拿出都是稀世珍宝（《文物报刊》1977年2月，第26期）。

西周的农业发达，其始祖后稷便被歌颂为农业神。铜器在西周已被用作物耕工具，铲、锄、镰等农具已较为普遍地用铜制造。西周的丝绸纺织业更加发达，早在商朝末年宫中的妇女已普遍穿着“绫纨”，奴隶主贵族和官员们也都穿丝绸。西周以降丝绸业的发达已进入百姓家，《诗经》有许多文章是描述采桑纺织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诗经·卫风·氓》）, “氓”是奴隶阶级，他们也在市场上“贸丝”，可见周时的丝织进入了市场贸易，连奴隶阶级也在买卖。

中国丝绸在世界上地位突出，以后的出国商品中丝绸更影响了世界；直到今天，“一带一路”让中国和欧美全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文字的产生是社会文明的突出表现。商代的陶器上已出现了文字，那陶器的制作者在烧制前划上图案，这些文字已脱离了象形文和符号文，向着有规则的文字发展。商代陶文之后是甲骨文的大量产生，根据古文字学者的研究，甲骨文已有了指事、象形、象意、形声、假借、转注等“六书”，即构成文字的原则。发现了甲骨文单字，已有三千多个。

有了文字才产生了古代的文学、史学和典籍。《左传》说我国夏商周的典籍很多，有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但是，能让我们看到的都已不多。如《尚书》29篇，《诗经》305篇，《周易》和《周礼》《仪礼》《礼记》等，都是我们今天仍在研究和传承的“传统文化”典籍，表明这些典籍的不朽价值。第三章古代文明的灿烂——春秋战国时代

从东周开始到秦统一六国，是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是由奴隶制向封建过渡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大动荡、大分裂、大改组的变革时期。由于奴隶制度被不断破坏，社会巨大能量释出，士阶层从奴隶主的国家桎梏中解放出来，从独立的知识分子身份活跃在纷繁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出现影响数千年的大思想家，他们各自思想着社会政治的发展趋势，让代表封建阶级的诸侯国去实践，从而又出现诸子百家学说的“百家争鸣”和各国的变法。

思想文化的活跃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灿烂的文明时期，其直接后果是出现了秦汉统一的大帝国。有人把春秋战国时期说成是“周朝诸侯国的一次全球化”，又把那个时代与当今的科技突破“全球化”相比拟，都是一个“百年一遇甚至千载难逢的大时代”。（《极简欧洲史》推荐序，第5页）

王权衰败，社会能量从奴隶制下解放

西周时期，周王朝采取大分封制度，至西周灭亡，周平王放弃镐京而东迁洛邑时，周朝尚有140多个封国。动迁后周朝奴隶主已衰败不堪，各诸侯国自由发展，互相蚕食，力量增强。周室与诸侯国比较，反不如其中较强的一个诸侯国，再也无力控制社会力量，原来被他们控制的“士”转而离开周统治政权，为争霸的各诸侯国服务。“士”们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谋生，四处游说，争取被强大的诸侯国聘用。强大的诸侯国也正好需要他们，极力招揽他们，当时齐、楚、魏、赵等国出现以“养士”著称的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士”的抱负和学识直接影响了各国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也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

在诸侯国争霸时，一些知识分子就起到关系胜败的作用。如齐桓公能“九合诸侯”，成为东方的霸主，靠的就是管仲的改革。晋文公的称霸，依靠的是赵衷、狐偃、贾佗“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高明国策。

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也夺取了统治地位，春秋末年的“田氏代齐”，韩、赵、魏的“三家分晋”，都是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的历史表现。

由于阶级本性的决定，新兴地主阶级对旧的奴隶主阶级的国家政治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这就是战国初期的各国变法。

各国变法，依靠的就是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士”。

首先实行变法的是魏国，魏文侯师事孔子的弟子子夏等，又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他们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士”。魏文侯变法，主要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其主要内容是废除奴隶主的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度，主张“食有劳而禄有功，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二是“尽地力之教”，即鼓励农民开荒耕种，扩大魏国的耕地面积，提高生产量，增加赋税收入，使国富民强。再是改奴隶主的专制为法制，他制“法经”六篇，以严法保护地主阶级的私有制。李悝的变法，让魏国首先强大起来，成为战国初年的一个强大的封建国家。

赵国任用公孙连为相，聘用一大批“士”，如荀欣、牛畜、徐越等人进行改革，实行“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政策，废除了血缘世袭制度。赵国地处北部边陲，常受匈奴和胡人的侵扰，赵武灵王改革军事制度，实行“胡服骑射”，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赵国名将李牧接连打败匈奴和胡族，巩固了边陲。

韩国昭候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实行“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子·定法》），即以贤能考核官吏，以政府的需要而设置官吏。废除世袭制度的名实不符，也使韩国强大起来。

楚国在当时比较落后，奴隶主旧贵族势力强大，虽地处长江流域，但经济并不发达。后来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吴起参与过魏的变法，是当时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至楚后也实行了变法。他首先废除世袭制度，原来被封的王公贵族，三代以上的收回爵位，收回世袭贵族的土地，除去族籍，迁到“广虚之地”。再是实行军事改革，奖励军功，精简机构，把减下来的官俸“抚养战斗之士”。很快就改变了楚国的地位，由所谓“蛮夷之邦”，一跃成为七雄之南方大国。但是，楚国的旧贵族势力仍然强大，悼王死时他们举行叛乱，吴起遭到杀害，使楚国的改革不能彻底。

秦国地处西部，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都落后于东方诸国，旧奴隶主贵族势力一直控制秦政权。至献公时，新兴地主势力抬头，促使献公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废除奴隶主的人殉制，鼓励个体农户发展生产，保护农民向市场出售剩余产品，发展商品经济。公元前361年，孝公即位，继承父志决定根本改变被视为“夷狄”的局面，变法图强，乃下令求贤，主持秦的改革。卫人公孙鞅听到孝公求贤，便从魏国奔秦，孝公便用他进行变法，后来秦封公孙鞅于商地，故号商鞅。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进行了近十年的一系列改革。商鞅的变法很有典型意义，也是秦由弱变强，最后能做到统一六国的基础。

其基本内容有：①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推行土地私有制。宣布废除周朝实行的井田制度，鼓励私人开荒，支持土地买卖。奖励军功，依军功授给土地和房产等。②废除世卿世禄的官位薪俸世袭制，同样根据军功大小授予田宅等级，即使是宗室贵族，没有军功的也被废除薪俸与爵位。③实行重农抑商制度，奖励个体小家庭，家庭劳动积累多者可免征徭役租税，不努力生产或弃农从商者要受到惩罚。④建立统一的法令制度。如编制户籍和全国上下行政区和行政级构，把全国原来的分散乡，邑编为31县，设置县令，县丞管理。统一度、量、衡。制定法律，禁止私斗，偷盗和私通外国等。（改革内容见《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变法对奴隶主旧势力打击沉重，因此也发生一系列尖锐斗争。新法公布后，国都即有千余人激烈反对，商鞅严厉打击之，把他们迁到秦的边地。公子虔、公孙贾等旧贵族鼓动太子反对新法，商鞅宣布“法不阿贵”“罚不讳大”，严厉处罚了公子虔和公孙贾。公元338年孝公死，子惠文王即位。公子虔等捏造商鞅造反，商鞅被迫出逃，结果以反叛罪被车裂而死。商鞅虽被害死，但他实行近十年的改革措施并未终止，商鞅的变法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经过这次改革，使秦国富强起来，在激烈而残酷的征战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纷争，很像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存在。前文已提，有人就是把当今的世界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相类比的。所以，那段历史也可以成为当今借鉴的前例，让历史成为前车之鉴，成为“避险秘笈”。

春秋到战国由140余国，变为七国争雄；又由七国的激烈竞争，最后是秦战败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秦国为什么能由弱变强，战败六个强国？那一百多个国家又为什么一一走向灭亡？数千年来有多少人在总结这段历史。西汉贾谊《过秦论》写的何其生动优美，而又让人读之惊心动魄。《过秦论》开篇即言秦“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这样说秦有统一中国的大志向，那些灭亡的国家没有，也不敢有这样的大志向。连志向或“梦”也没有，何能有现实出现？《过秦论》接下来说：“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废，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联横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贾谊说得明白，就是由于商鞅变法“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秦改革彻底，所以胜利了。

商鞅变法及当时强国改革的内容，有着不朽的意义，闪耀着历史的智慧光芒。归纳起来有如下内容。

彻底废除了奴隶主阶级的野蛮统治制度，例如世卿世禄制度为地主阶级的以贤、能为核心的官僚制所代替。新的中央官制和地方郡县制度确立，奴隶制度的血缘关系，一姓一氏“家天下”有所改观，除皇帝一家之外，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僚行政系统确立。

封建的法制确立。奴隶制社会没有法律可言，夏商周也留下“刑”的记录，如夏代“皋陶作刑”、商的“刑辟”、周讯《吕刑》等，这些残留的字样都是“刑”而不是“法”，是奴隶主残害奴隶和平民的刑罚制度。当时是“礼”与“刑”相对而存，奴隶主规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如《韦·吕刑》有墨、劓、剕、宫、大辟“五刑”, “五刑”之下又有三千多种刑，是血腥残害人民的工具，完全不是后来说的“法”。

中国法律的产生也正是各国变法时产生的。上述魏国李悝变法，曾“造法徭六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商鞅变法把《法经》进一步扩展，使之具体化，编为《秦律十八种》，如：《田律》《关市律》《工律》《军爵律》《置吏律》《司空律》《工人律》等等。在其《秦律杂抄》中则有《除吏律》《游士律》《牛羊课》《捕盗律》《戍律》等等。这些成文法已相当细密，包括土地法、市场法、用工法、军功军爵法、设官免官法、征税法、征兵法、戍边法、治狱诉讼法等等。诉讼程序也较为完备，执法也相当严格。

军事制度也是变法的重要内容。各国变法的总目标都是富国强兵，春秋以后出现了争霸吞并战争，史家统计春秋240多年，各国之间发生的大的战争就有483次之多，诸侯会盟450次。如此军事斗争之激烈，让诸侯大国无不重视军事实力，只有兵强马壮才能生存，不然必灭无疑。因此，各国变法都把军事改革放在重要地位。

军事改革首先在军制上改革，周的旧军制兵源来自奴隶和穷苦农民，军官是世袭的贵族。打起仗来是贵族驱奴隶上战场，缺乏战斗力。军事改革则实行征兵制，从农民中征发士兵，指挥官则是武职将尉，完全废除世卿世禄。为保证军队的战斗能力，实行军功奖赏制度，从军官到士兵，打仗立功赏给爵位和土地，鼓励战斗勇敢者。几年之后，使民“勇于公战”。改革后的军队进行严格训练，皆善“技击”。变法之后大国军队的兵员增加，春秋时大国军队不过几万人，战车千乘。战国时的军队秦齐楚皆过百万，魏韩赵燕也超七八十万。春秋时的强国皆以战车为主力，仅适于平原作战，战国时经过改革，军队以骑、步结合，也有了水师，无论山川、平原皆能适应。兵器则使用了钢铁刀矛，部卒戴盔穿甲。弩是新发明的武器，在原来的弓上安装木臂和机械，增加了射距和准确度，好的弩可射出六百步。

文化繁荣和百家争鸣

或许是历史规律，或许是历史巧合，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化思想上产生了孔、孟、墨、法、韩非、老、庄等诸子，出现各家学说的争鸣。此时的欧洲思想文化史上，正好也出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西方政治学说巨人。他们同样都被视为不朽的“圣哲”，永不枯竭的政治思想智慧之源，在各自的文化区域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历两千多年经久不衰。

诸子百家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上述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走向确立。社会出现大变革，奴隶主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破裂，社会变革需要新的文化和思想，诸子百家才应运而生。

诸子中较早走到历史舞台上的是孔子和老子。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宣扬孔子，中国要提升道德水平，更把孔子思想作为现实建国立业和规范官民人等行为的重要准则。可以说，当今是死去近2500年的孔子再次“复活”的年代，其影响范围，要比他活着时宽广多了。

如果把孔子“神话”“复杂化”，他的思想及说教无所不及。修身、齐家、治国；君、臣、父、子、夫妻、朋友；工作、学习、生活等等，孔子的《论语》20篇450多个条目，每条都在说明一个道理，规定一条准则。西汉武帝把孔子学说推到君臣与百姓行为的最高标准，此后两千多年，历朝历代无不推崇，把原本平凡的孔子推到神的地位，所谓“高山仰止”，儒学成了儒教，与世界上的几大宗教等驾齐驱，但儒学是在人间，更加现实化。

如把孔子概括简单化，他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所谓“仁”就是爱人。为君为官要爱民，实行“仁”政，提倡“为政以德”。人与人之间，皆要有一个爱心，达到家庭、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和谐。

孔子是一位教育家，一生教出许多有才干的学生，他的学生代代相传，宣传他的思想，从而形成最有影响的儒家学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孔子的儒学是统治阶级的施政思想。

但是，孔子在当时“礼崩乐坏”的变革时代，他是极力维护奴隶主阶级的旧制度，反对社会变革的。他的一生努力，是要恢复西周的奴隶社会，把新生的社会力量看作乱臣贼子，极力宣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所以，封建君主专制时代，把最有影响的孔子思想，作为实行专制统治的思想，稳定封建社会秩序，要比强制镇压方便得多。

老子是亦人亦仙者，关于其人的记述多在神话之中，而他又留下实实在在的一篇《道德经》，故言其亦人亦仙。他本人生卒不详，而神话中都有记载。晋朝的葛洪所撰《神仙传》第一卷就写了老子，说他名聃，又名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曲仁里人。母亲怀他72年才生，生下来头发就白了，故谓之老子。或云其母在李子树下生下他，生而能言，他指着李树说：“以此为我姓。”那么，老子又该是姓李。鲁迅辑《古小说钩沈》《隋书·经籍志》题魏曹丕撰《列异传》，说老子西游过函谷关时，守关的尹喜看到紫气东来，果见老子乘着青牛过关。尹喜见此神仙自然有求于他，老子就为他写了《道德经》，让他读经修行。临别时说：“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青羊肆就是今天的青羊观。（谯周：《蜀本记》）

老子有这些神话，于是被东汉的道教创始人张陵奉为教主，以其《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为经典。道教后来发展为世界四大宗教之一，南北美洲、东南亚诸国、日本、朝鲜等地区和国家也信奉道教。中国自汉朝以后，历代皇帝皆信奉“土生土长”的道教，世界文化中心之一的大唐帝国则认为老子姓李，和他们是一个姓氏，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把老子的传说现实化，改成都青羊肆为“青羊宫”，修成宏伟的道观，此后历代皆加修添造。全国的名山如泰山、华山、崂山、武当山、终南山、青城山、茅山、龙虎山、崆峒山及各古代都市，无不建筑仙山道观。道教讲“修道养德”，修养所本就是老子的“道德经”。因此，老子的地位越来越高，被尊为太上老君，比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的地位还高一等。玉皇大帝、西池王母、八仙和各路神仙都是他的属下；整个人类就更不用说了。《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反对道教，推崇佛教，让孙行者闹了天宫、捣毁太上老尊的炼丹炉。但他却保着唐僧到“西天”去取经，孙行者在佛祖释迦牟尼那里一点作为也没有，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去。读《西游记》的人，却都看不出这个门道来。

研究历史文化思想和学者不去看老子为道为仙的传说，只去研究《道德经》，认为他的成就远比孔子和诸子要高多了。把《道德经》论为具有“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又有“朴素的辩证思想的认识论”。以为老子曾是周室的史官，长期研究史料，考天人之际、察人世福祸成败、明天运之故，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给宇宙生成的本源叫“道”，道是先天地宇宙而客观存在的“有物”。因此，老子反对其他宗教论定的天帝造人创世的唯心唯神论，是最早出现的唯物主义者。《道德经》以矛盾对立统一和转化观察世界。一切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的，生死、强弱、善恶、刚柔，而其矛盾又在不断转化着，祸福相倚、正负为奇。事物发展，都不断向对立的一面转化，“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主张“知雄守雌，知强守弱”。文学巨著《红楼梦》就是反映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社会为什么不安定？恰恰是梦想社会永久安定和统治者造成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统治者应取“无为而治”，少一些扰民，社会才能安定下来。

在神界老子的地位最高，比天帝还高；在世间，从统治者到平头百姓，无不理想修道养生；在学术界老子思想被论定为最早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老子、孔子的影响，包括在世界范围内，都远超欧洲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大哲人。单就这方面而言，春秋战国的思想文化已够辉煌了。

孔子和老子分别是儒家和道家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哲学文化的源头。但真正的“百家争鸣”是他二人身后的事，他二人是百家争鸣的启迪者。孔子培养的学生，发展成儒家学派，是百家争鸣的主角；老子虽没办学，但他的思想却影响巨大，争鸣中的“老庄”“黄老”学派就是他的思想流派；同时，他的思想也渗透到其他学派中，让不同思想发生着变异。

前文提到，东周以后“士”阶层被解放，社会正好出现大变革，大改组风潮。像孔子那样，为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建立私学，广收门徒，著书立说，四处游说。当时齐国的稷下，便是当时的“士”们聚集的地方之一，一些主要学派如儒家、法家、墨家、道家、阴阳家、农学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等，都来此游学和争辩。自然，“百家争鸣”并非仅指齐国稷下的各派争辩，它是指那一个时代，出现的不同学派，为宣传各派的政治主张，发表不同言论，从而出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文化现象，是指与后来龚自珍所说“万马齐喑”的政治变化风气不同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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