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宜春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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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学系述论试读：
导论
1894年，孙中山创建兴中会。1905年，兴中会和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联合光复会组成中国同盟会，同盟会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任总理。但革命成果很快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1912年，同盟会联合四个小党派成立国民党。孙中山等人于1913年发动反袁运动；失败后，于1914年在日本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3年11月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4年1月举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使国民党具有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的性质。1926年，国民党进行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从此，国民党基本上成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政治集团。
1928年12月29日，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等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这标志着中国暂时摆脱了长期内战的困扰，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自此，国民党开始面临巩固政权、稳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将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的历史任务。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政府，即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而政治制度化就是政治组织和施政程序获得公认的价值内容和稳定性质的过程。在其过程中，强大政党的缔造和巩固，又是至为关键的。一个刚刚走出内乱泥潭的国家如何顺利走上现代化之路，摆在蒋介石面前的大致有这样几条路：实行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实行国民党一党统治等。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选择了后者。
蒋介石也力图确立并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建立一个强大的、有效的政府。但是，事实上，在此后的20余年间，蒋介石和国民党不但没有达到此目的，反而丧失了在大陆的统治地位。
中外学者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成果颇丰。其中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国民党本身存在着自己无法克服的严重缺陷，如它的派系斗争就是其自身难以疗治的毒瘤，由于派系林立，相互倾轧，造成了国民党的巨大内耗，这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崩溃。
这是一种客观的定论。中国国民党史简直就是一部派系斗争史。作为当时政治体系中重要结构之一的国民党，不但没有起到维持这一政治体系平衡和发展的作用，相反，它自身衍生出的复杂而又激烈的派系斗争，极大地削弱了这种功能。
国民党政治功能的缺陷，是与其自身结构特征密不可分的。国民党主要的结构特征，就是派系。在政党政治中，都有一类现象不容忽视，那就是派系斗争存在于许多政党之内，许多政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派系之间相互斗争的历史。
大体而言，政党派系是指政党组织的次级单位和基本的组织结构，是作为一种利益冲突的结构而普遍存在的。研究政党内部派系冲突对政党结构、政党功能和整个政治体系的影响，是研究政党派系政治的主要内涵。
国民党的众多派系，大致可分为蒋介石的嫡系派系和非蒋嫡系的派系两种。前者指拥护蒋介石在国民党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的派系，大致有CC系、复兴社、新政学系、陈诚系、胡宗南系、汤恩伯系、朱[1]家骅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蒋经国系、侍从系等。后者指曾经不以拥戴蒋介石在全国的统治地位为最高宗旨，甚至力图否定其统治地位的派系，有过重要影响的有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改组派、孙科派、丁惟汾派等；也包括力图对蒋介石中央政权保持独立或半独立状态的地方实力派，如桂系、晋系、冯玉祥系、李济深系、张学良系、陈济棠系、杨虎城系、韩复榘系、西北诸马系、川康实力派、宋哲元系、龙云系等。
作为蒋介石嫡系派系之一的新政学系，在国民党派系政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研究新政学系的专著，主要有孙映霞的《新政学系始末》、林绪武的《由政学会到新政学系——国民党体制内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研究》。另外，郭绪印在《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中，介绍了包括新政学[2]系在内的国民党各主要派系的史迹与互相斗争情况。金以林的《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高聪颖的博士学位论文《党国体制下中国国[3]民党党内民主研究（1911～1949年）》，也涉及新政学系的情况。西方学者易劳逸（Lloyd E.Eastman）、田弘茂等对国民党内的派系也有过概略性探讨。
本书旨在探讨国民党新政学系发展脉络、派系特征，新政学系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关系；然后，综合运用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有关理论，探讨国民党派系政治的成因；再侧重从政党学的角度，分析包括新政学系在内的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历史影响。
[1] 民国翊勋撰写的笔记小说《蒋党内幕》，则认为还有一个“英美派”，指蓝衣社、CC系、政学系、宋孔集团之外的一些职业外交政客与金融买办一类人物，如王宠惠、顾维钧、王正廷、魏道明、钱泰、金问泗、刘师舜、徐谟等人。
[2] 郭绪印认为国民党派系主要包括西山会议派、改组派、胡汉民派、李济深派、陈济棠派、冯玉祥派、阎锡山系、桂系、云南实力派、川康实力派、张学良系、韩复榘系、西北诸马系等，以及蒋介石系统的黄埔系、特务系统、CC系、新政学系、朱家骅系、蒋经国系等；黄埔系又有何应钦、陈诚两派；特务系统则有中统、军统两系。
[3] 金以林认为，国民党的派系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以及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东的韩复榘等；另一类是指在国民党改组前后已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形成的派系，其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掌握党的正统权力而形成的派系，如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孙科、西山会议派等，另一种是以蒋介石为核心而分立竞争的派系，这其中就包括新政学系。第一章国民党各主要派系介绍本章重点介绍国民党各主要派系的历史脉络。第一节蒋介石各嫡系派系[1]
蒋介石各嫡系派系包括新政学系、CC系、复兴社、陈诚系、胡宗南系、汤恩伯系、朱家骅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蒋经国系、侍从系等。一 新政学系
新政学系是高级党政官员、将领、知识分子、实业家和金融家等多类人士的结合体，成分比较复杂，界限较难分清。比较有影响的成员是：张群、黄郛、杨永泰、熊式辉、吴铁城、黄绍竑、陈仪、沈鸿烈、刘镇华、翁文灏、吴鼎昌、张嘉璈、王世杰、蒋廷黻、魏道明、吴国桢、俞鸿钧、徐堪、刘攻芸、周作民、钱新之、何廉、胡家凤、文群、李为纶、王又庸、卢铸、任显群、徐晴岚、王枕心、龚学遂、王次甫等；而王宠惠、葛敬恩、曹浩森、张笃伦等也与新政学系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台湾历史学者唐德刚的《民国十年》一书之“政学系探源”说：
在国民党掌握大陆政权的后期，派系纷立的局面之下，“政学系”实是炙手可热的最有力量的派系之一。在这些小派系中，“政学系”的资格也是最老的。
它虽然始则有形，继则无形，但是它自始至终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政治团体。“政学系”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内其力量至少可与另一有力派系的“CC”相颉颃。
CC系在许多方面却难与政学系相抗衡。盖CC系虽然干部遍天下，包办甚或把持了无数个政党小单位，但它却是个“有兵无将”的团体。它的散兵游勇，虽然到处树敌惹忌，但是“大官”实少得可怜。
政学系可就不然了。数数它的领袖们，可说内有宰辅，外有封疆。据国民党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他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们只与高级的正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一团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事实上，自民初国会政治搞起，直至今日作“厨房内阁”为止，它在国民党内的影响较之其他任何派系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将来史学家如一秉春秋之笔来论断国民党的史实，如认为该党功在国族，则政学系实在应该“配享太庙”；相反的如果认为国民党祸国殃民，罪在不赦，则政学系实在不能只算是“胁从”！
从历史上看，新政学系与1915年成立的欧事研究会和1916年成立的宪法商榷会都有渊源关系，但它与1916年11月成立的政学会更是一脉相承。政学会比其他的国民党议员政团更倾向与北洋军阀妥协，更远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其主要人物有张耀曾、谷钟秀、钮永建、李根源、杨永泰、张群、黄郛、文群、王有兰、李为纶等。杨永泰（1880～1936），字畅卿，广东茂名人，先后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临时众院议员，并参加国民党。1917年，部分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的政学会分子，在非常国会中，与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等联合，排挤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失败，与政学会不无关系。1923年，随着曹锟贿选，旧国会消失，政学会的活动基本结束，并于1925年宣布解散。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张群、黄郛、杨永泰等人便与蒋介石有了接触。张、黄是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窗，三人在沪军都督陈其美的麾下。1933年，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杨永泰出任秘书长，熊式辉、文群、李为纶、王有兰之弟王又庸等均在行营担任要职，新政学系也开始迅速发展开来。但是，杨永泰等人的发迹招致CC系首领陈果夫的嫉妒，他向蒋介石揭发杨永泰和熊式辉以原政学系成员为骨干，搞小组织，是新政学系，于是，“新政学系”的名称开始出现。
在蒋介石的心中，新政学系在政治方面的比重，甚至超过了CC系和复兴社等嫡系。在军政决策、行政、经济、金融、外交、处理与党外势力的关系、处理与党内异己派系，尤其是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等诸多方面，蒋介石十分倚重新政学系。曾任张群秘书的冯若飞在《旧上海市长张群其人》一文中介绍张群的作用时说：
拉拢各党各派，增强国民党政权声势，助纣为虐。张在蒋身旁，一向做浆糊、胶水工作，所有一切反动党派，几全通过张而与蒋结合。如民社党首领张君劢（嘉森）原是张嘉璈之兄，张当然极熟，许多同恶共济阴谋及给发费用等事皆由张转达。青年党首领曾琦，1932年经我介绍与张后，又由张介绍与蒋，达成为虎作伥关系。安福派失势后，段祺瑞、王揖唐、吴光新等有求于蒋者，亦皆通过张而后达其愿望。
各地方军阀，各杂牌队伍，通过张而附恶于蒋者亦极多。四川原是乡土关系，各军阀平时联络“中央”，内讧时互相攻击，皆通过张向蒋诉说。陈调元、刘镇华、徐源泉、张轸、杨树庄、方声涛、龙云、卢汉等，皆因张而加强与蒋之结合。阎锡山、冯玉祥等巨头，复多由[2]张拉线传达一切。尤其被派前往东北，做到张学良之南附，左右当[3]时局势，关系綦重。
因为政学会有反对孙中山的历史，新政学系的成员多数不太愿意承认新政学系的存在。如张群曾对人说：“有人说我是政学系首领之一，这种传说，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我和膺白（黄郛）、畅卿（杨永泰）、达诠（吴鼎昌）等，是好朋友，交谊很深，这是事实。但我们之间，没有政治组织关系。其所以不搞政治组织，因为它有害无利。”[4]
原为桂系首领、后投靠新政学系的黄绍竑，新中国成立后曾谈自己是怎样成为新政学系成员的，则承认了新政学系的存在。他说：
蒋介石手下有三个政治派系——政学系，CC，黄埔。CC同黄埔班辈低一些，而且有它的严密组织，像我这样的人是走不进去的，我也不愿走进去。政学系那些年纪大一些，都是身经世故，反动的政治经验比较多一些，如杨永泰、张群、熊式辉、吴鼎昌、陈仪、沈鸿烈等，从表面上看与蒋介石比较亲近，某些重大问题蒋介石也与他们商量，采用他们的意见。一九二六年我以广西一省的力量加入两广统一和出现北伐，蒋介石自然不能以CC、黄埔的地位对我，而是与杨、张等差不多，与杨张等也容易接近。有人说我是政学系，我不争辩，那是客观的存在。
总之，一无政纲，二无基层成员，三无任何组织机构，四无党产，其成员只是因为政治情趣相投、个人私交甚笃或者政治利益相关而形成了一个互相扶持、休戚与共的人际关系网络，这是新政学系的一个主要特征。二 蒋介石其他嫡系派系
沈清尘、沈建中《任教南京中央军校的回忆》一文，谈到蒋介石的派系支撑时说，他“左手拉住保定系，右手拉住政学系，左脚踏住[5]CC，右脚踏住黄埔”。
著名史学家蒋廷黻说：“要研究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首先要研究保定军校发展史。”自1902年，保定先后开办北洋陆军行营将弁学堂、陆军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和陆军预备大学堂，1912年正式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在前后20余年中，保定共开办军事学校达15所之多，广义地讲，统称为“保定军校”；狭义地讲，“保定军校”专指陆军军官学校。这里共培养出1.1万余名军事人才，后来成为将军的有1500余人，可谓近代中国将军的摇篮。
国民革命军北伐时，高级将领中保定军校生占很大比重。如，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张群任总司令部参议，王柏龄任总预备队指挥官，邓演达任总政部主任，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黄绍竑任第七军党代表，王应榆任参谋长，唐生智任第八军军长，刘文岛任党代表，晏勋甫任参谋长，王天培任第十军军长，赖世璜任第十四军军长，熊式辉任党代表，金佛庄任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叶挺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黄琪翔任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严重任第二十一师师长，等等。中坚将校基本上为保定军校毕业生，如第七军的团以上军官中保定军校生占2/3以上。
保定军校毕业生是民国军政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或为中央军事机关长官，或拥兵自重，或成为省级封疆大员。如参谋总长和国民党副总裁陈诚，国防部长白崇禧，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副参谋总长郭寄峤、郭忏，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等等。
在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剿总”司令以上的将领中，“保定系”学生也遥遥领先。如白崇禧、张治中、顾祝同、刘峙、黄绍竑、廖磊、李品仙、陶钧、胡宗铎、叶琪，晋系的杨爱源、傅作义、赵承绶、孙楚、王靖国、陈长捷，东北军的荣臻、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刘多荃、牛元峰、何立中等，粤系的李汉魂、余汉谋等，川军的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
相比之下，黄埔学生最早成为集团军司令的，是最受蒋介石器重的黄埔一期学生胡宗南，他于1939年出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最早成为战区司令长官的是胡宗南，他于1945年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解放战争时期，除胡宗南负责西北绥靖公署，卫立煌（湖南都督汤芗铭部学兵营毕业）负责东北“剿总”外，其余重要的各大“剿总”均由保定军校学生负责，如傅作义负责华北，刘峙负责徐州，白崇禧负责华中。相比之下，深受蒋介石器重的黄埔一期生杜聿明，仅先后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另外，各省政府主席位置，也有许多为保定军校毕业生所居；而黄埔学生最先争取到此位的，是1945年由黄埔三期生王耀武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综上所述，保定系的情况较为复杂，一方面，蒋介石本身是保定军校毕业，黄埔军校开办时大多数教官亦毕业于保定军校，如黄埔教官中号称蒋介石“八大金刚”的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刘峙、张治中、陈继承，除何应钦、蒋鼎文外，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他们是蒋介石的依靠力量。相对黄埔毕业生称黄埔系（或曰黄埔学生系）而言，他们可以称为保定系，也可以称为广泛意义上的黄埔系（或曰黄埔教官系）。同时，在1927～1949年，保定军校毕业生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地位、权势都普遍优于黄埔毕业生。各地方派系如粤系、桂系、晋系、川系等，其首领中有许多也是保定军校毕业生。而他们有时与蒋介石合作，有时则不合作，所以，不便笼统地称为蒋介石的重要支撑派系之一。
除新政学系外，蒋介石的其他嫡系派系情况如下。[6]
CC系 CC系是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蒋介石嫡系派系，是蒋介石控制国民党以确立其统治地位的主要工具。
1926年11月，陈果夫和陈立夫以浙江、江苏的地域为纽带，成立了浙江革命同志会，不久又与段锡朋在南昌领导的国民党反布尔什维克组织——AB团联合。1927年年底，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由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所把持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为拥蒋介石及早上台，“二陈”于1927年11月初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取名“中央俱乐部”，后来人们称其为“CC”。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任命陈果夫为组织部副部长，代行部长职权。自此，在国民党迁台之前，组织部大权基本上归入陈氏兄弟之手，而CC系也迅速发展成为国民党内的一大派系。
CC系的重要人物除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外，还有朱家骅、谷正纲、程天放、余井塘、张励生、李宗黄、张道藩，以及叶秀峰、潘公展、吴开先、徐恩曾、方治、萧同兹、程沧波、马元放、赵棣华、李中襄、许孝炎、陶希圣、陶百川、许绍棣、项定荣、罗霞天等。陈布雷算是半个CC系。
CC系活动的主要领域是党务、教育等。首先，他们努力争取对国民党各省、市、县党部的控制权，力图把CC系的人安排为这些党部的负责人。据CC系重要成员刘不同回忆说：
迨1933年，全国各省市国民党组织完全被CC掌握着。江苏为马元放，浙江为张强、许绍棣、罗霞天、方青儒、郑异、叶溯中、胡健中，安徽为佘凌云、张德流、魏寿永，湖北为艾毓英、杨锦昱等，江西为王冠英、刘家树、李中襄，河北为陈访先、詹朝阳、胡梦华，山东为赵伟民等，河南为陈泮岭、王星舟、李敬斋与张廷休，陕西为宋志先等，甘肃为田崑山、凌子惟等，黑龙江为王宪章、王秉钧等，察哈尔为马亮、刘诚宣、郭堉恺等，绥远为赵允义、陈国英等，宁夏为沈德仁，青海为燕化棠、方少云、李天民，南京为方治，上海为潘公展、童行白、陶百川、陆京士、吴开先，北平为陈石泉、庞镜塘，青[7]岛为李汉鸣等，汉口为李翼中、吴企云、单成仪等。
当然，其中也有少数省区因受地方实力派的制约未能被CC系完全掌握。
其次，他们还努力向行政、经济等部门扩张势力。正如周恩来所说，CC系的势力“笼罩全党，伸入到全国的民政系统、教育系统，伸入到全国部分的建设机关、交通机关、财政税收机关、银行机关（如交通银行及某些私人银行）和救济、华侨、妇女团体。它掌握文化宣传机关和出版事业”。事实上，当时的任何机关和团体，都有CC系的势力，如通过“司法党化”，它曾在很长时期控制了司法系统。另外，即使在卫生系统，也难免CC系的渗透。
CC系长期是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重要派系。1935年国民党五大选举产生的200多名中央委员（含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及候补中执委、中监委）中，CC系最多，有50多席，力行社、政学系、改组派等分别仅捞到3～6席。CC系有两个核心组织——“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两者分别简称“青白团”和“同志会”。
由于CC系是深为蒋介石所依赖的工具，受到国民党党内外的抨击也较多。从它的全部历史过程看，由于蒋介石对它大致采取袒护的态度，所以，它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十分显赫的派系之一，与黄埔系、新政学系合称为蒋介石的三个最重要的嫡系派系。
CC系招致抨击最多的是它的特务组织——中统，中统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简称“中统”，当时叫党务调查科。陈立夫是改组后的调查科的首任主任，他将其变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主要任务是调查党员的思想及派系隶属，收集国民党内异己派系的情报。其后担任主任的依次是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不久，该调查科又发展为特务工作总部（简称“特工总部”）。1937年4月，蒋介石迫于舆论对特务活动的激烈抨击，不得不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将原来的复兴社和CC两大特务组织集中起来，设局长一人，副局长一人，下设三个处，局长为陈立夫，第一处处长[8]为徐恩曾，第二处处长为戴笠。1938年三四月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借口防止敌谍汉奸活动和增强抗敌力量，决定将原来的两个特务组织各组成独立的机构。于是，以原调查科（特工总部）为基础，组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规定其活动范围是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等；以原复兴社特务处为基础，组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活动范围以各级部队、各军事院校、各军事机关为主。中统局以朱家骅为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
中统迅速扩张势力，将原来在各省、特别市及铁路党部内设立的特务室改变为按国民党中央规定设立的各调查室，另外又有直属于中统局的重庆实验区。中统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组织庞大、人数众多的特务系统，一度曾拥有1.3万多名正式的调查工作人员。
黄埔系 黄埔系也是蒋介石统治的重要基石之一。它大致可分为以黄埔教官和学生为首的两大派，前者如陈诚系、何应钦系等，主要人物多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或日本军校毕业的经历；后者有以掌握军权为特征的胡宗南系、汤恩伯系和以政训、特务为主要业务的复兴社，以及从复兴社派生出来的“军统”。
1931年12月，蒋介石在广州“非常会议”的反对下，被迫第二次下野。1932年三四月间，在他的直接授意下，几个具有浓重法西斯色彩的秘密核心组织成立，CC系方面的是“青白团”和“同志会”，黄埔系方面的便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蒋介石先同意成立力行社，作为核心组织，成员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又以第一期为主。以力行社为核心，又组成了中国革命同志会，由力行社社员控制，会长之下设干事会，各省设分会。其成员多数也是黄埔各期学生，另外还有高层知识分子和政府的中下级以上官员参加。以中国革命同志会为内层，又成立了复兴社作为外围组织，其成员多数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政府的中下级职员等。同志会会员有2万多名，而复兴社社员有10万以上人。通常可用“复兴社”通指同志会和复兴社。
复兴社具有浓重的法西斯色彩。复兴社没有径直仿效德、意法西斯，没有采用“蓝衣社”的名称。但后来还是有人把复兴社称为蓝衣社，而且它的一些骨干也自许为蓝衣社成员，如潘佑强便是一年四季穿着一身蓝。
力行社、同志会和复兴社的社长和会长，均由蒋介石一人担任。复兴社的主要人物，有“十三太保”之说，大致是指刘健群、贺衷寒、戴笠、桂永清、邓文仪、郑介民、梁干乔、萧赞育、滕杰、康泽、胡宗南、曾扩情、酆悌。也有人将潘佑强、杜心如、葛武綮也列入其中。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四人被称为复兴社的四大台柱。
蒋介石一般不许复兴社吸收带兵的将领，尤其是师长以上者，若有加入者必须经其特许，以便使复兴社真正起到对掌握军权的将领的监视作用。但是，蒋介石又破例让胡宗南、黄杰、桂永清等被他视为心腹的将领加入。另外，蒋介石为利用川军高级将领王缵绪，以图控制四川，又曾将其拉入复兴社。
复兴社大致可分为：由贺衷寒控制的政训系统、由康泽控制的别动队和以戴笠为首的特务组织。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要求取消党内一切小组织，组成一个大组织，并以此为中心，要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于是，复兴社宣布解散。但是，在1938年7月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复兴社“名亡实存”的开始。复兴社的会员和社员大多数转变为三青团团员，总社的全体干事、监事和其他一些高级骨干，都变成了团的中央干事和监事。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原复兴社的骨干掌握着三青团的大权。戴笠的特务处，变成了军统；原有的政训处，改成了政治部第一厅，仍由贺衷寒任厅长；原有的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并入政治部第二厅。
军统与中统并称为蒋介石的两大特务组织，而军统的规模和影响都超过了中统。
1932年复兴社成立时，下设特务处，戴笠任处长。同年下半年，蒋介石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CC系的特务组织改为一处（党政处），戴笠的组织改为二处（军警处），另有一个混合型的三处，由陈立夫任局长。但戴笠我行我素。到抗战前夕，戴笠的特务系统设有华东、华南、华中、华北等区和各省省站，人员达3000多人。1938年，原军统局分家，一处扩编为中统局，二处扩编为军统局，军统局一直由副局长负实际责任，而局长照例由侍从一处主任兼任，不过问局务。
军统局全盛之时，外勤组织发展到海外，有印度站等十几个站，国内外有正规编制的达2.5万余人。它为蒋介石打击异己、消灭敌人、加强独裁统治立下了大功。军统系统的主要首领有：戴笠、郑介民、毛人凤、唐纵等。抗战之后，国民党内外反对军统的呼声高涨，1946年3月，戴笠死于飞机失事，由郑介民任局长。同年10月，军统局改编为国防部保密局。[9]
1938年，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依例兼任中统局局长。
朱家骅系 朱家骅原本是CC系成员，但“二陈”称其为同辈的先[10]生，不以属下待之。朱家骅借助与元老戴季陶的交情而取得蒋介石的信任。鉴于CC系把持下的国民党组织暮气沉沉，朱家骅决心打破论资排辈、由少数人垄断权力的局面，开始广泛引进人才。1939年，朱家骅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仍破例兼任中统局局长，并任命亲信郭紫峻为副局长，与“二陈”的亲信徐恩曾对抗。如此，朱家骅提携他在中山大学的学生、“中央”研究院的北大派和他在广东、浙江时期的旧部，以及当时不得志的国民党各派系分子，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体系，CC系遭到打击。他将组织部的干事外派各省担任省党部委员，组织部处长则外派担任省党部主委。由于“朱用人不慎，程度不[11]齐，能力参差者所在多有，每次全会对朱攻击甚烈”，陈果夫大为不满地说，朱骝先（朱家骅的字）太不像话，怎么单对我们的人开刀，而我们的人也有些失节之徒跑到朱家，真是人心大变。朱家骅培植起来的派系，便是朱家骅系，因为它以吸收新鲜血液相号召，有人也称其为“新干部派”；因为它是从CC系中分离出来的，有人也称其为新CC系。
但是，朱家骅没有CC系那样根深蒂固的派系基础，势力和影响也不如CC系。1944年，一些党内势力如再造派、部分原来的改组派和其他接近复兴社的反CC系分子等要推动国民党宪政进程，他们希望朱家骅系也能参加。朱家骅系的人去请教戴季陶，戴季陶把CC系、复兴社和朱家骅系视为国民党的三个儿子，阻止说，国民党的三个儿子，老大、老二可以联合反老三，老二、老三可以联合反老大，老大、老三可以联合反老二，但是任一个儿子都不能联合外人反自己的弟兄。朱家骅系便作罢。
朱家骅系不久便遭到CC系的报复。1944年5月，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召开，CC系借许多人反对朱家骅建议恢复下级党部选举制度之机，逼迫朱家骅辞职，组织部大权又重入CC系。后来朱家骅又与复兴社联合反对CC系赃分中央委员名额，但也不能挽救朱家骅系的开始瓦解。有人讽刺说，什么三个儿子，根本只有两个。国民党内不少人留恋朱家骅的“没有党棍子、党官僚的气息”。
陈诚系 陈诚系是蒋介石嫡系中重要的军事集团，是黄埔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陈诚是浙江青田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时，他是教育副官，上尉军衔。这既奠定了他与黄埔学生的师生关系，又使他逐渐获取了蒋介石的信赖，1928年便升到中将。1928年9月，任整编第十一师副师长，不久为师长。从此，第十一师便成为他发展嫡系势力的基地，他以保定军校时期的同学罗卓英为参谋长、同乡林蔚等人为旅长，又以一些黄埔一期学生为团长。1930年中原大战中，他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任第十一师师长，上将军衔，从此第十八军又成了他扩张势力的基地。由于“十一”汉字竖写体为“土”，“十八”为“木”，所以又有人称陈诚系为土木系。
陈诚系的重要人物有罗卓英、郭忏、方天、胡琏、黄维、罗广文、周至柔、方靖等。另外，通过笼络，一些资深将领如薛岳、孙连仲、张发奎也走他门子，而被称为“准陈诚系”。到了1946年6月，他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郭忏、方天任参谋次长，周至柔任空军总司令，郭不久又任联勤总司令，黄维副之，土木系控制的部队达10个军以上，势力达到了巅峰。
陈诚颇受蒋介石的信任，人称是“小委员长”“袖珍委员长”。1935年3月，蒋介石在武昌成立军委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陈诚任处长。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峨眉山训练团中，蒋介石都是自己兼任团长，以陈诚为副。在1938年7月成立的被蒋介石寄予厚望的三青团中，蒋介石撇开了“二陈”和复兴社骨干，而以陈诚为书记长。1944年，蒋介石又让陈诚代替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部长。1946年6月陈诚又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架空了国防部部长白崇禧。
正是因为陈诚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土木系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如1935年，“追剿”红军的薛岳（他已是“准陈诚系”）劝本来靠拢何应钦的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说，你政治上的敌人是何敬之，以后要对他取远距离，应该走陈辞修（陈诚的字）的路线。又如1938年，本为复兴社骨干的黄杰因作战不力而被蒋介石逮捕入狱，出狱后，他见胡宗南也不能保全自己，便加入了陈诚系的核心组织——“干诚社”。
何应钦系 何应钦系是另一个为蒋介石所倚重的黄埔嫡系派系。
何应钦是贵州兴义人，是统治贵州多年的“兴义系”首领、贵州军队总司令王文华的妹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他任少将总教官，从此逐渐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在黄埔师生中开始产生重要影响。以后他历任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教育长（1926）、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29）、军政部部长（1930～1944）、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1933）、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参谋长、陆军总司令等职（抗战时期），国防部部长（1948）、行政院院长（1949）等。
何应钦逐渐培植了一大批亲信势力，其中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钱大钧是何系的“四大金刚”，黄埔一期陕籍学生关麟征、杜聿明、张耀明等是何系的重要成员，汤恩伯、胡宗南、李延年、陈明仁等也都曾是何系中人。一些地方实力派如“闽南王”张贞等也走何应钦的门子。当时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军事将领大多归该派，出现了“非陈（诚）即何”、出入大致不过二门的局面。
谭延闿是国民党内的“文甘草”，而何应钦是国民党内的“武甘草”，他不像陈诚那样树敌过多。他与新政学系成员的关系较好，甚至有人称为“准新政学系”。他与桂系白崇禧等人交情也颇深。另外，他利用西南籍贯，与刘湘、龙云等西南实力派加强联系，如1937年蒋介石命令四川军阀刘湘到重庆参加整军会议，刘湘及其部下惧怕被蒋扣押，竟有三个旅长跪地哭谏。身为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何应钦便慨然承诺说，我是贵州人，如果蒋介石真要对刘甫澄（刘湘的字）下手，我肯来当刽子手，同四川人结下不解之仇吗？
蒋介石对何应钦的态度是既任用又不充分信赖。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台时，举足轻重的何应钦落井下石，1936年“西安事变”时何应钦力又主武力解决政策，这些无不在蒋介石的心中留下阴影。蒋介石培植陈诚系以制衡何应钦，而在何、陈争斗之时，蒋介石大致是抑何扶陈。
唯其如此，何系不便公开搞派系组织，它只是一个松散的人际关系网络。如1944年，蒋介石让何卸去军政部部长，何忙推荐自己的嫡系、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顾祝同接任，但蒋介石任命了陈诚，顾的部属大为不平，复兴社首领邓文仪也劝顾搞一个小组织，以与陈诚的“干诚社”对抗，但深谙世故的顾祝同终于作罢。
胡宗南系 胡宗南系也是蒋介石精心培植起来的黄埔嫡系之一。
胡宗南是浙江孝丰人，黄埔一期毕业。1927年5月，他便升任少将副师长，是黄埔系学生中的第一个将军。1938年9月，在抗战中失利的胡宗南率部撤到陕西。1942年年初，他被提升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而司令长官朱绍良仅挂虚名而已。自此至1944年7月，胡宗南的势力急剧扩张，部队分布于陕、甘两省，并向新疆渗透，宁夏、青海诸马的部队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其节制。他所辖的正规军曾约有40万之众。1944年7月，胡宗南又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上将军衔，这是当时黄埔学生中的唯一，人称“西北王”。他也以“天子第一门生”、黄埔学生领袖自许。
在干部方面，蒋介石赋予胡宗南异乎寻常的权力，各集团军总司令的去留，多取决于胡；所有军长、师长，均由胡报请任命；团长及其以下，则由胡自己做主。中央各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则首先要满足胡宗南之用。
汤恩伯系 汤恩伯与陈诚、胡宗南并称为蒋介石嫡系中军事三巨头。
汤恩伯是浙江武义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28年到南京中央陆军学校担任教官。由于该校与黄埔师生密切相关，所以，虽然汤不是黄埔出身，但与黄埔师生的关系也较为密切。1935年，他升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十三军军长，被人叹为一步登天。1940年，鲁苏豫皖边区总部设立，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兼任边区总司令，总部设在皖北临泉县。自此，他的势力开始迅速膨胀，不久便拥有第十九、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十五、第三十一这五个集团军。另外，还辖有第十二、第九十二、第九十七军和暂九、暂十五军及骑二军。他还成立挺进军总指挥部，收编了80多个纵队，总计约40万人。
与胡宗南类似，汤恩伯也获得了较大的人事权力。汤恩伯对黄埔学生另眼看待，重要职务多由他们担任，对一时容纳不了的黄埔学生，他也想方设法向别处推荐，因此，颇受黄埔学生的拥戴，也进一步讨好了蒋介石。
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大会战，汤恩伯的大军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全线溃败。新任第一司令长官陈诚指出失败的原因是“四不和”，即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汤恩伯处境尴尬，他的残余嫡系被陈诚肢解，虽然他本人以后又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但“汤恩伯系”自此已不复存在。难怪他抱怨陈诚说，陈矮子这次整得我好苦，浙江人整浙江人，总有一天整到他自己头上。
侍从派 也称官邸派，这也是蒋介石的嫡系派系之一。
侍从派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曾对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说，自己不属侍从室，不在黄埔，不在政校，孤立无援。政校即指CC系培养亲信的中央政治学
[12]校。
广义而言，侍从派可指凡是曾经在蒋介石周围工作过的人，如陈立夫便是蒋介石早在黄埔军校时期的秘书。狭义而言，侍从派是指在“侍从室”工作过的人。这个侍从室成立于1932年，当时隶属于南昌行营。1936年，它被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设两个处，侍一处掌军机，下设第一、第二、第三组，分管总务、军事参谋和警卫；侍二处掌政治和党务，分管党政秘书、外交和情报综核。后来，陈果夫提出“由党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蒋介石又设侍三处，下设第七、第八、第九组，分管人事调查考核、人事登记和“中训团”学员的通信调查。另有侍卫长，统领警卫大队。到1945年年底，侍从室依照业务对应的关系撤编归入国民政府参军、文官两处，并在两处各成立了军务、政务二局。1947年行宪后，称“总统府”参军、文官两处。
侍从室近似清朝的军机处，是蒋介石的“内廷”，负责党、政、军、财政、文教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和高级军政人事变更事项，摘要军委会各部、会、厅的签呈，转发有关各战区的重大事项，处理有关国际和盟国的重要函电，对需蒋介石亲自批示的机密文件或蒋介石的手令，进行整理、拟办或发布、下达。这样，侍从室的权势实际超过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属的各个组织和机关。
自1936年至1945年，侍一处主任依次是：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祖、林蔚、钱大钧、商震。侍二、侍三处主任则一直分别是[13]陈布雷和陈果夫。侍卫长依次是：钱大钧和俞济时。1945年以后，参军长依次是：商震、薛岳和孙连仲，参军处下属的军务局局长是俞济时。文官长一直是吴鼎昌（新政学系），文官处下属的政务局局长是陈方（新政学系）。
从下面介绍的林蔚的事迹，我们可以更加了解侍从人员以及侍从派的重要影响。
林蔚是浙江黄岩人，陆军大学毕业。1928年，他出任国民革命军参谋处副处长，这是他担任蒋介石高级军事幕僚的开始。1929年，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成立，林蔚任参谋厅厅长。1935年，林蔚任军委会铨叙厅第一任厅长。1938年和1942年，他两次被蒋介石任命为侍一处主任。除了宋美龄和蒋的贴身卫士外，只有他与陈布雷可以进入蒋介石卧室。他隐然成为“侍从派”的首领，连蒋经国、蒋纬国有事请求父亲时，也要先找一下“林叔叔”。高级官员有了麻烦事，也常先求救于林蔚，如1948年陈诚从东北败归，不敢立即见蒋，便请林帮忙。
不是侍从室的上层人物权势炙人，可以俨然培植嫡系，连侍从室的一些中下级人员也可借助侍从室的威势逞强一时，以此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如萧赞育、康泽、唐纵等人。难怪人们说侍从室是蒋介石“对子弟兵和亲信的养成所”。
宋子文系和孔祥熙系 他们是蒋介石在财政金融和外交领域所依赖的重要嫡系派系。宋子文和孔祥熙对蒋介石政权的主要作用，是建立了适应蒋介石需要的财政金融体系，为蒋介石理财筹款的不可缺少的人物；是蒋介石争取英美援助的主要牵线人。由于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姻亲，故而又称裙带派；由于他们曾留学英美，在对外政策方面大致倾向于接近英美，故而又称英美派；由于他们与工商业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又称资产阶级派。宋和孔在大陆时期曾互相争斗，二人事实上培植了两个不同的派系。
宋子文自1928年1月始，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达6年之久，并兼任许多要职，如中央银行总裁（1928）、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29）、行政院副院长和代理院长（1930）。1933年的“棉麦大借款事件”使他被迫把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职务交给孔祥熙。但以后他又曾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1933）、中国银行董事长（1935）、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1939）、外交部部长（1941）、代理行政院院长（1944）、行政院院长（1945）、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946）。1947年制宪国民大会后，他辞去了在中央的主要职务。在长期担任要职的过程中，宋子文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嫡系。
孔祥熙早年曾任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和实业部部长。1933年，他取代宋子文财政部部长一职，自此长达12年之久。其间又曾先后出任中央银行总裁，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中国银行董事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
孔与宋相比，宋的欧美作风较多，孔则是“中西合璧”，故而在与宋争权夺利时，蒋介石多偏袒孔。孔祥熙口头上表示不结党营私，如他出任行政院院长后，CC系有意与之联合，共同对付政学系和复兴社，孔却对他的手下人说：“我们今天完全是由蒋先生的支持而上来，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滚蛋，联合这班人有啥道理。”但是，他只是不敢培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派系而已，私下他还是精心培植了自己的派系。其嫡系分为：公馆派，即宋蔼龄派，如徐堪、林世良等；山东派，如高秉坊、李毓万等祖籍山东者；子女系统，如李耀煌、边定远等。另外，孔祥熙早年建设的铭贤学校的学生，一直是他的嫡系的主要来源，可谓之铭贤派。
孔系和宋系不顾党运和国运，攫取了巨额财富，这是他们招致党内外激烈抨击的主要原因，也是蒋介石统治丧失民心的关键。[14]
蒋经国系 又称新太子系，以区别于孙科的太子系，这是蒋介石培植较晚的嫡系派系。
蒋经国系在大陆时期的主要人物有：蒋经国、王升、胡轨、高理文、江国栋、潘振球、施季言、陈雪屏、徐素玉、蒋廉儒、黎世芬、李荷等。
1937年4月，蒋经国自苏联回国。1938年他出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少将军衔。1939年任赣南地区督察专员。同年，到重庆参加中央训练团第三期党政干部训练班受训，补选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任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干事兼筹备主任。他自此跻身于国民党党、团中央领导的行列。他打破复兴社康泽等人的阻挠，掌握了江西支团的大权，并通过举办“青年干部训练班”和“新赣南经济建设训练班”等，培植了一批亲信，建立了新太子系的组织基础。
蒋经国系难免与蒋介石的其他嫡系派系产生矛盾。CC系说他锋芒太露，政学系抨击他在赣南搞苏维埃，复兴社对他也有丧失大权之恨。但蒋介石扶植儿子的决心没有动摇，他一度想让蒋经国出任新疆省主席，而这又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即使黄埔一期学生中当时也无人有此“封疆大吏”的殊荣，蒋介石只好作罢。
1943年蒋介石又任命蒋经国为筹备中的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的教育长，蒋介石自任校长。蒋经国提出“干校是政治的黄埔”的治校口号，与学生同吃、同住、同训，并任校友会的理事长。到了1946年9月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经国终于从复兴社分子康泽手中夺过三青团中央的组织领导权。1944年，蒋经国又任国防部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工人员训练班的中将主任，青年军正式成立8个师后，他又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挫败了陈诚系争夺青年军领导权的企图。这时的蒋经国系已不可小觑。
同时，蒋经国系又与黄埔系、朱家骅系等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反对CC系，力劝蒋介石以团代党。他虽然没有成功，但在1947年9月三青团并入国民党后，蒋经国系的势力反而大增，三青团的中央干事转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地方团干部转入同级党部工作，团员一律登记为党员。
1948年夏季，国统区的经济接近崩溃，蒋介石决定实行经济管制，进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派蒋经国任上海经济助理督导员。蒋经国谴责以孔、宋豪门和江浙财阀为首的国家蛀虫，说他们的“汽车、冰箱、香水、尼龙丝袜就像有毒的病菌，寄生在骨瘦如柴的国家之[15]上”。他打击奸商，逮捕了青帮首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并对孔祥熙的扬子公司发难，因此，被誉为“蒋青天”“打虎将”“经济沙皇”“雍正皇帝”。但是，豪门和奸商进行了顽强的反扑，蒋介石在诸多压力下，制止了蒋经国在上海的行动。
去台湾不久，在蒋介石的大力支持下，蒋经国系获得了称霸国民党内的地位。第二节非蒋嫡系派系
西山会议派 简称西山派，是著名的国民党右派，主要人物有林[16][17][18]森、邹鲁、张继、居正、谢持、覃振、石青阳、石瑛、邵元冲、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戴季陶、吴稚辉也一度接近该派。他们多是国民党元老。
西山派的一些人早在1922年国民党筹备改组时，便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1925年11月，他们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以变更联共联俄这两大政策为目的”，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移到上海，为最高党部，以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等为常务委员，建立京、沪、粤执行部并派员赴任，组成中央各部，另立中央。这标志着西山会议派的形成。
蒋介石对该派的策略是：既打击和防范他们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图谋，又在一定程度上袒护他们，以共同对付汪精卫的“左派”，同时还分化其阵营。在1927年的国民党中执委特委会中，在1930年的太原“扩大会议”中，在1931年的广州“非常会议”中，西山派都是其中反蒋组织的成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山派的一些人士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他们呼吁宁粤对峙局面及早结束，以共御国侮。当粤方有些人坚持逼迫蒋介石下野时，邹鲁说，如若要他完全下野，可说没有理由，因为既是团结合作，就不该再分彼此，否则你上台的时候我打倒你，我上台的时候你又来打倒我，循环往复，国与民均受其害。这样，西山派的许多人走上了与蒋介石合作的道路。但不久，邹鲁等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行径，又南下广州，与胡汉民合作，共同反蒋。
丁惟汾派 这也是较早与蒋介石展开过斗争的国民党派系。
丁惟汾是山东日照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大革命时期，他主持和参加过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和在长江流域的工作，各省市负责人多是他培养起来的。为了反对共产党，他与郭春涛、路友于、邓飞黄一起在北京成立了三民主义大同盟。北方童冠贤领导的新中革命青年社（简称新中社）、邓文辉领导的中山主义实践社等国民党派系，也都受丁惟汾影响，拥其为领袖，有“蒋家天下丁家党”之说。童冠贤当时颇有声望，有“南有蒋汪，北有童商”之称，“商”是指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
1928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北方党组织中呼唤不灵。有一次他到天津，想召见当地党部的负责人，那人却说，我非总司令的部属，不能被召见。蒋介石又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名义相召，又被拒绝。
他意识到丁惟汾在国民党中对自己的威胁，决定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上，与西山派、胡汉民派合作，挫败丁派各省市党部负责人想在三大上成为中执委委员的愿望。蒋介石以指定或圈定代表的方式来包办三大的行径，遭到丁派的激烈反对。童冠贤首先呼吁“拥护民主，反对独裁”，各地纷纷响应。在1929年3月召开的三大上，他们抨击蒋介石和陈氏兄弟，甚至中途退场以示不满。但在国民党三大上，“二陈”的亲信多被选入中执委，陈果夫成为组织部副部长，陈立夫成为中执委秘书长，“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出现。同年9月，蒋介石以三大通过的党内不许有小组织的决定为由，强行解散了属于丁惟汾派的那些组织。虽然丁惟汾等以后在国民党中也曾有过影响，但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派系，已是不存在了。
汪精卫派 汪派是曾对蒋介石构成过严重威胁的国民党大派系。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而蒋介石不过是国民革命军总监、黄埔军校校长。在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争权的过程中，汪曾以“左派”的面目出现。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汪精卫曾愤然辞职出国。
1927年宁汉分立时，汪精卫曾是武汉政府的领袖，与蒋介石对立。1927年11月，拥汪的张发奎和黄琪翔发动了“广州事变”，想驱逐李济深和黄绍竑在粤的桂系势力，此时，共产党乘国民党内的纷争举行了广州起义。李济深和李宗仁等就抨击汪精卫与共产党“唱双簧”，南京政府查办“与广州事变有关的”汪派人物，汪精卫派受到打击。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出任中常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不久又任国民政府主席。他继续打击汪派。1928年冬，“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成立。这是汪派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政治组织，主要[19]人物有：陈公博、王乐平、顾孟余、王法勤、潘云超、郭春涛、朱霁青、白云梯等。
改组派的口号是“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提高党的权威”，“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实行党的民主化、民众化”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改组派曾有过较大的发展，凡是有国民党党部的地方，几乎都有改组派秘密的支部或分部，会员曾达万人左右。改组派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在强调“党统”“党权”的同时，也注重联络军事实力派，而唐生智、张发奎、俞作柏等曾是拥汪派。汪精卫则表示同情改组派，但没有加入，以便争取对全党的领导权。
在抵制蒋介石包办国民党三大的斗争失败之后，改组派又举起“护党救国”的大旗，展开武力反蒋。1929年张发奎、俞作柏、张桂联军、石友三、唐生智等一系列的讨蒋军事活动，都与改组派有关。不久，蒋介石开始镇压改组派，并刺杀了总负责人王乐平，改组派一度陷入瘫痪。但在1930年的太原“扩大会议”中，以及在1931年的广州“非常会议”中，改组派都是活跃的反蒋分子。
1931年年底，汪精卫又开始与蒋介石合作，1932年1月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则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派人物担任了许多部的部长或次长。但蒋、汪的合作是不愉快的，汪对军权和财政权不能染指，宋子文曾威胁说：“如果汪先生要合作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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