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颖丽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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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农业微观组织发展趋势研究试读：
引言
农业微观组织是我国农业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的重要载体。在土地经营权长久不变的制度下，未来农业微观经营主体涉及农民的长远利益、现代农业建设、农产品安全等问题。在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框架中，理论分析各类农业微观组织产生的条件，实证研究其产生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探析农业微观组织发展趋势，寻求长期有利于“三农”的农业微观组织发展路径，对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我国农业发展的新形势表现在两个方面：（1）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生产能力增强、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增多、社会化组织发展加快、[1]农业多功能作用和地位提升、农民务农收入份额下降等;（2）农业[2][3]发展面临新环境：工业反哺农业、外部资本进入、超市兴起、食品质量安全等。这都对农业微观组织的发展提出规模化、社会化、产业链一体化的要求。
农户、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结机制的研究认为，决定企业和农户合作的条件是合作的交易成本与非合作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相等，通过合作社等方式与企业抗衡，还缺乏理论上的严格论证和实践[4]上的成功案例。计量分析表明，“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与“龙[5][6]头企业+农户”比较，不能显著增加农户收入。农业微观组织的多[7]样性取决于农业资产属性的复杂性等诸因素。尽管“公司+农户”[8]通过规模化服务可谋取经济效益，但它有可能被“公司+合作社+农[9]户”“合作社+农户”替代，也可能与“合作社+农户”长期并存。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有关研究认为，农产品供应链向消费者发展使传统的农业合作社制度面临严重的困境，合作社必然参与并融入供[10]应链。食物体系中存在着瓶颈：少数食物体系巨头影响着整个行[11]业，压低生产者的利益份额。超市正在成为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农户小生产者在超市生鲜食品供应链中是最弱势的组成部
[12]分。只拥有少量农业资源的小农户很难整合到现代食品供给体系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食品体系的扩张将伴随着小农户的逐步[13]终结。
有关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研究认为，农地经营权向种田大户集中、建立农民合作社，不具备摆脱小农缺陷和建立现代农业的总体性和长期性作用。公司制农场将成为我国未来农业微观组织的重要形态。[14]土地流转到企业，是用企业替代农户做农业经营主体，当前看对[15][16]农民有利，但大资本进入农业，其长远影响需要考虑。当代小[17]农是市场化的小农，可以被改造为现代农业的微观主体。小农经济只能导致我国经济的古代化而非现代化，合作制是改造之可行的选
[18]择。
总之，国内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农户、企业及合作社的不同联结类型及产生的依据，农户或企业谁能成为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方面；国外的相关研究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对农户的影响居多，有一些研究聚焦在超市、涉农大公司作为供应链核心企业对农户和农业生产者的影响。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方法多为微观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基础上的逻辑论证，实证研究以案例分析、计量模型和国内外经验的比较居多。
已有的研究中，对农业微观组织的发展趋势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农户能否成为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这一焦点上。不同的研究分别从农户或企业、农户与企业双方利益分享、现代食品体系等维度探讨农业微观组织的发展趋势，只有少量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比照，较全面地判断农业微观组织的发展趋势。以农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为背景，较全面地探讨农业微观组织发展趋势的研究还为数不多。为此，本书将系统地探究在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和发展面临新环境的新形势下，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微观组织应当体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才能适应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要求。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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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杨思远．改造小农经济[J]．农业经济研究，2010（4）:24～30第一部分农业发展的新阶段和新环境分析我国农业发展的新形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产生的主要矛盾：供给能力提升能否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对劳动力的替代是否影响农业劳动力就业？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份额下降是否影响农民增收？农业劳动力弱质化、兼业化是否影响农产品产量？城镇化进程加快能否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二是农业发展面临新环境提出的新要求：世界农业规模化的趋势、超市业态的普遍发展、外部资本进军全球农业领域、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等，需要农业微观组织产生何种变化？本部分的研究在于，通过理论与实证探析这两类变量的特征，找出促进农业微观组织变革的作用方式及结果。第一章农业发展新阶段的主要特征第一节 我国大宗农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趋势
一、粮食产量九连增的性质（一）恢复性
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30 476.50万吨。198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4亿吨，达到40 730.50亿吨；从1989年起，稳定在4亿吨以上。1996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突破5亿吨大关，达到50 453.5万吨，1997年下滑到5亿吨之下，到1998年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达到51 229.53万吨。从1999年起，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5年下滑，直至2003年达到最低点43 069.53万吨之后，2004—2012年，连续9年实现粮食总产量的上升，我们称为“九连增”。不难看出，在“九连增”中，2007年之前都是恢复性增长，到2007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0 160.28万吨，接近1998年51 229.53万吨的水平，自2008年起的近4年，才是粮食总产量真正的增长期，2011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7 121万吨，比史上最高产量的1998年增长了5 891.47万吨，增长了12%，如图1-1所示。（二）替代性
2003～201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存在着明显的替代关系，表现为稻谷、玉米、小麦总产量上升速度较快、豆类和薯类总产量平稳下降。最明显的变化是玉米和小麦，小麦总产量在2000年达到最高点9 963.58万吨，当年的玉米产量10 599.96万吨，二者最为接近，此前两种主要粮食作物交替增长，呈同趋势变化，此后玉米总产量稳定超过小麦并一直快速上升，小麦总产量增长速度低于玉米，二者间的剪刀差趋势非常明显，如图1-2所示。
这种剪刀差趋势主要源于玉米播种面积的增长和小麦播种面积的下降，1995年小麦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19.26%，到2011年下降为14.96%；玉米播种面积则由1995年的15.20%上升到2011年的20.67%。此外，豆类和薯类的播种面积总体也呈现下降趋势如表1-1所示。由于近年来饲料需求、工业玉米加工需求持续上升，玉米成为高产高效作物，产生一品独大、对其他粮食作物的替代趋势。中国粮食需求的结构性问题将逐渐突出。表1-1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构成 单位：%（三）政策性
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下发了9个一号文件，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粮食生产扶持力度，激励农民和各级政府发展粮食生产。主要政策措施可分为以下3类：图1-1 我国粮食总产量变化趋势图1-2 我国各种粮食作物总产量变化趋势
一是种粮奖励及减负政策。（1）农民种粮“四补贴”制度。2004年起，中央财政投入145亿元，设立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制度，到2012年增长到1 653亿元。（2）对地方政府的减负及种粮奖励制度。2005年起，逐步取消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的地方配套，每年为主产区减轻负担277亿元；同时对产粮大县进行奖励，资金由初始的55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250亿元，将1 000多个产粮大县纳入奖励范围。（3）全面取消农业税，2006年起每年为农民减轻负担1 335亿元。
二是关键技术及良法补助政策。（1）高产创建示范片和示范点补贴。2008—2012年，累计投入40多亿元，在全国建设22 406个集中连片的粮食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并选择5个市（地）、50个县（市）、500个乡（镇）开展整建制粮食高产创建试点。（2）测土配方施肥和有机质提升补贴。2005年起，国家启动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累计投入64亿元；2008年起，启动有机质提升项目，截至2012年，中央累计投入24亿元，推广应用面积达到5 000万亩。（3）启动关键技术良法补助。2012年，国家出台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良法补助政策，安排44.6亿元，支持推广冬小麦“一喷三防”、南方早稻集中育秧、东北水稻大棚育秧和玉米抗旱“坐水种”、西南西北玉米覆膜种植等重大关键技术。
三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用以稳定种粮农民收入预期。白小麦、红小麦、混合麦由2004年的每千克1.44元、1.38元提高到2012年的2.40元，早籼稻由每千克1.40元提高到2.40元，中晚籼稻由每千克[1]1.50元提高到2.50元，粳稻由每千克1.50元提高到2.80元。（四）脆弱性
体现在基础设施薄弱、抗灾能力差、水资源紧缺、劳动生产率低、化肥施用量高等诸多方面。我国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薄弱、抗灾能力较差，且近年干旱、洪涝、冰冻、病虫害等灾害频发，对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影响较大。以有效灌溉面积为例，有效灌溉面积占农作物灌溉面积的比重、占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分别从1978年的30%和38%提高到2011年的37%和56%（图1-3），也仅有占半数多的粮食播种面积可以得到灌溉，况且在农业生产中，更多的农用水资源用于蔬菜等需水量大的作物，没有灌溉条件的旱地多用来种植粮食。此外，我国可用于灌溉的淡水资源量少，是世界上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较少的国家之一。我国淡水资源的消费量占水资源总量的比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倍，而农业的淡水消费量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7%，如表1-2所示。表1-2 2009年世界淡水资源消费量
再从农作物受灾和成灾面积看，我国农业的受灾面积、成灾面积与绝收面积年际间波动较大。虽然自2004年以来，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此三者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与我国粮食“九连增”时间相吻合（图1-4），反映出近10年间我国为稳定粮食生产所做的政策性努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从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看，最高是1991年及1994年的37%，最低为2011年的20%，在粮食产量“九连增”的近10年间，这一比重平均仍为27%。
从农业集约化水平看，我国是世界上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平均每个农业活动人口拥有的耕面积只有0.2公顷，与越南相当，仅为同是人口大国的印度的1/3。以每千公顷耕地面积的动力机与工具机数量衡量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与人口同样较为密集的现代化国家韩国、日本相比较，相差悬殊。平均每千公顷耕地面积使用的拖拉机数量、收割机数量分别为日本的6.4%和2.6%，为韩国的17%和11%。但我国是世界上化肥施用量较高的国家之一，每千公顷的化肥施用量仅次于新西兰的1 231.7吨，为503.9吨，名列世界第二，如表1-3所示。说明我国的粮食产量是在劳动生产率较低、机械化水平不高、化肥投入水平很高的情况下努力实现的，在这样的基础上稳定与提升粮食产量，仍具有较大的难度。图1-3 我国历年有效灌溉面积的变化趋势图1-4我国历年农作物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及绝收面积资料来源：中国种植业信息网，http://202.127.42.157/moazzys/zaiqing.aspx表1-3 农业经营集约度注：“①”为2007年数据。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12/t20130628_402907356.htm
二、我国大宗农产品供求缺口及变化趋势
我国紧平衡或进口量较大的大宗农产品集中于玉米、大豆、棉花和糖类4个品种，均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一）玉米
2009年之前我国为玉米净出口国，之后连续3年成为玉米净进口国。2010—2011年，我国玉米总消费量达16950万吨，总产量16500万吨，均占世界的近20%，产需缺口达450万吨，我国玉米供求的紧平衡状态正在被打破，如图1-5所示。
近10年间，从总体需求看，我国玉米国内当年消费量的平均增长率为3%，年平均增长量为389万吨。从需求结构变化趋势看，可概括为4个特征：饲料玉米与深加工玉米消费占国内当年消费量比重的86.5%～99.1%；饲料玉米量增而比重下降，深加工玉米则量比同增；深加工玉米消费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6%，年际间最高增长率是2005/2006年的50%，最低则为2008/2009年的1.32%；饲料玉米消费增长趋势平稳，消费量的年均增长率为2%。
近年我国玉米处于脆弱的供求紧平衡状态，未来的玉米需求发展趋势，综合考虑到工业原料需求增速减缓和饲料需求平稳增长，按近5年国内总需求量年均增长率5%测算，到2020年，国内当年消费量约2.6亿吨。其中，饲料消费量约1.77亿吨，食物和其他消费约7 625.6万吨。未来的玉米供给趋势以播种面积年均增长1%、单产年均增长2%测算，到2020年，我国的玉米播种面积为0.37亿公顷，玉米总产量2.5亿吨，单产水平6 855千克/公顷。供需缺口约为1 000万吨。（二）大豆
1996年之前，我国大豆产量居世界首位，是大豆净出口国。1996年，我国首次变为净进口国，自2000年起，成为世界大豆进口第一大国，且进口量不断攀高，如图1-6所示。
2011年，我国大豆总消费量6 885万吨，占世界的27%；大豆总产量1 400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0.8%；大豆自给率20%。我国大豆消费以直接食用和压榨需求为主，近年来这两者消费总量占国内总消费量的80%以上。近10年我国大豆国内消费量年均增长9%，压榨需求、食用需求和饲料需求的年均增长分别为11%、4%和2%，压榨需求的增长是我国大豆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2020年消费需求预计为9 222.8万吨，其中：压榨需求量7 725.4万吨（因为我国近几年大豆压榨企业新建和整合基本完成，压榨能力相对稳定，而近2年大豆压榨消费需求年均增长2%，考虑到压榨需求的平稳增长，取年均增长3%测算）；食用需求和饲料需求分别按近5年年均增长率3%和2%计算，食用需求量1 275.4万吨，饲料用大豆需求量222万吨。资料来源：中华粮网大豆供求平衡数据，http://datacenter.cngrain.com/IndexProduce.aspx？Flag=3&IsHome=1&TId=3图1-5 我国玉米总产量、消费量和供需缺口资料来源：中华粮网玉米供求平衡数据，http://datacenter.cngrain.com/IndexProduce.aspx？Flag=3&IsHome=1&TId=2图1-6 我国大豆供需及进口变化趋势
近10年我国大豆播种面积、总产量都为负1%增长，仅单产年均增长率为0.05%。据此测算，2020年我国大豆总产量1 284.5万吨，播种面积1.08亿亩。届时我国大豆总需求量为9 222.8万吨，自给率14%，供需缺口7 938.3万吨。如果这一缺口依靠提高国内大豆的自给水平来缩小，以自给率达到50%为例，届时每亩大豆产量为119千克，需要3.9亿亩耕地支撑。（三）棉花
我国是世界上棉花种植面积、产量及消费量最大的国家。近十年，我国棉花总产量、总种植面积和总消费量分别占世界的23%～26%、13%～17%和26%～41%，这造就了我国世界纺织大国的地位。2000—2011年，由于棉纺业的原料需求增长，我国棉花消费量由511.7万吨增长到1 068.8万吨，净增557.1万吨，10年增长了109%，年均增长8%。同期我国棉花一直处于供小于求的状态，且供需缺口呈剪刀状扩大趋势。11年间供需缺口在70万～447万吨，供需总缺口4 047万吨，年均368万吨。我国近10年成为棉花净进口国，如图1-7所示。
以近10年总产量年均增长率2%、播种面积和单产年均分别增长1%测算，到2020年棉花总产量达到804.7万吨，播种面积9 201.3万亩，单产每亩88.1千克。在棉花生产比较效益不高且国家补贴力度有限的情况下，加上纺织纤维的可替代性，以近5年的年均增长率2%为计算基础，我国棉花消费需求量1 282.56万吨，供需缺口341万吨；如果考虑到近几年经济不景气、国外市场棉纺织品需求下降的因素，今后10年以3%的年均增长率测算，我国棉花消费需求量1 394.54万吨，供需缺口453万吨。按2%和3%增长率测算的供需缺口占国内棉花消费量的比重分别为27%和32%。若这一缺口通过国内供给增加实现平衡，届时分别需要3 225万亩和4 283万亩耕地支撑。图1-7 我国棉花供需及进口变化趋势图资料来源：www.fapri.org（四）糖类
我国食糖消费名列世界第二，食糖消费量占世界的9%；食糖产量位于世界第三，蔗糖产量约占世界的近10%。近10年我国食糖消费量呈现稳定增长趋势。2000年，我国食糖消费量为790万吨，2010年达到1 379万吨，年均增长6%。同期我国食糖总产量由700万吨增长到1 105万吨，年均增长5%。但我国食糖基本上处于供求变化不稳定的状态，10年中有4年总产量大于总消费量，其余年份均处于供小于求的状态，供求最大缺口在2010年达到274万吨，如图1-8所示。
按近10年食糖产量增长率5%、消费增长率6%测算，到2020年，我国食糖总产量1 554.2万吨，折合甘蔗播种面积3 548.4万亩，食糖消费量2 469.6万吨，缺口915.4万吨。如果这一缺口通过在国内扩大总产量消除，相当于甘蔗产量9 154万吨，以2011年的单产水平计算，需要增加甘蔗播种面积2 090万亩。
三、我国大宗农产品供需平衡的应对策略
下一个10年，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相伴而行的同时，我国也将步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阶段，面临城市建设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增加和农产品需求量增加的双重压力；全球人口增长形成的环境资源压力、工业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致使水资源短缺，干旱、洪灾、低温等极端性气候频发，农业产出的不确定性加大；劳动力流动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城市用工荒与农村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共生，农产品的人工成本进入增加的周期。从国际市场看，能源短缺引起生物质能源的替代作用增强，一些国家将投入更多的土地生产粮食，会减少其他作物的产量。以棉花为例，2005—2008年，美国植棉面积减少了45.2%，棉花产量减少了46.3%;2009年，美国用1.7亿吨粮食生产燃料，占美国粮食总产量的1/4。按美国的《再生燃料标准》法，生物燃料年产量将不断攀升，因此需要消费更多的粮食。这一趋势可能会影响全球本不平衡的粮食生产，未来全球可供采购的其他大宗农产品必将越少。在不断增加的需求和不断减少的资源的压力下，我国大宗农产品产出能力将长期存在巨大缺口，要保障大宗农产品供求平衡应综合考虑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提出应对策略。图1-8 我国食糖总产量、总消费量及供需缺口资料来源：据云南糖网资料整理，http://www.ynsugar.com（一）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单产水平
我国不同大宗农产品的增产潜力不同，玉米单产水平已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8%；我国种植的非转基因大豆单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8%，低于美国40%；我国是世界产棉大国中产量最高的国家，棉花单产为每亩83千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5%；甘蔗单产每亩4 433.2千克，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6%。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大宗农产品的土地生产率，是提高大宗农产品安全水平的根本措施。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技术进步需要同时注重遗传与环境两方面的因素，包括培育和推广高产抗逆的新作物品种，提高种质资源的高产潜质；依靠新的栽培技术和新农艺实现高产品种的最大生产能力；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研发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发展与经营规模相适宜的农机具，替代人工以降低生产成本；改造中低产田，政策扶持精准施肥技术服务等。（二）促进规模经营提高经济效益
我国农户种植规模小，种植业的比较利益低，机会成本高，不足以形成提高收入和增加投入的动力。目前，我国包括粮食在内的大宗农产品规模种植中，一般都没有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不存在规模经济，但是存在规模效益，可以增加规模经营农户的总收益水平，因此可以调动种植大户的生产积极性，这是目前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主要优势。应当鼓励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的农业规模经营组织发展，通过大宗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带动产业化经营，这也是推动相关产业技术进步、促进产业集聚和集中、形成区域竞争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三）开发替代品与延长产业链
研发新型纤维材料，用以补充和替代纺织业的化纤和棉花原料，如生物质纤维及生化原料，由于这些原料的可再生性，优于来自石油提取物的化纤原料，也能规避能源价格上涨所引发的化纤原料成本上涨。我国糖料生产以甘蔗为主，甘蔗播种面积从1978年的62%上升到2010年的89%；由于甜菜比较效益下降，1978年以来，甜菜播种面积以年均2%的速度萎缩。2000年以来，年均萎缩速度更是达到4%。甜菜种植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的黑龙江、河北、新疆、内蒙古等省（自治区）。从当地的种植结构看，有一定的种植优势，比较效益低的原因是需要育苗、移栽、覆膜、人工起获等，人工费用高，生产环节多。通过技术进步改进品种、农艺，就可能产生成本下降的空间，使甜菜糖成为甘蔗糖的补充。通过发展食糖关联的燃料产业延长产业链，扶持能源甜菜产业和甘蔗乙醇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提高糖料生产的经济效益。（四）充分利用多、双边机制拓展农业合作空间
2020年，在留有供需缺口的情况下，以上4种大宗农产品共需播种面积约7.85亿亩；如果供需缺口在国内补平（其中按大豆50%自给测算），还需再占用耕地约4.7亿亩，合计为12.55亿亩。目前在全国耕地面积仅为18.3亿亩的约束下，粮食播种面积规划为15.8亿亩。如果不依存于国际市场，将无法满足我国大宗农产品的需求。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多、双边贸易合作机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改善农业合作的国际环境，将农业合作与其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贸易综合安排，优化贸易结构，从政府间的合作、企业间的合作多个层面促进我国农业参与国际分工。（五）借鉴国际经验构建完整的产业链
在拓展大宗短缺农产品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通过企业集团或跨国企业共同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实现全产业链管理的最终目标。政策支持和培育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发展壮大，扶持企业以企业集团或跨国企业的组织形式进入国际市场，企业集团制定统一规划，集团内的企业从分布在种业、种植、收贮、物流、运输及加工等不同的产业链环节全方位着手，用集团的合力在产业链上形成联合，互利共赢；也可以先参与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逐渐成为产业链核心企业，再拓展到产业链其他环节，通过产业链运作实现大宗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效益最大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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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偏倚于资本的农业技术进步趋势（一）偏倚于资本的技术进步之动力
希克斯的诱致性技术变迁说认为，资源禀赋会沿着一定的方向诱致技术变迁。当要素A的禀赋相对于要素B变得更为丰富时，意味着要素A的价格相对下降而要素B的价格相对上升，就会产生偏倚于要素A的技术进步，要素A将在生产中被大量使用。速水佑次郞和神门久善认为，这种偏倚性的技术进步不仅产生于追求利润的企业家，他们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增加利润，还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型小农以至于早期社会中的采集者与狩猎者——他们为了找到食品供给的更有效方法，也会采取与市场经济中的大企业相同的资源配置方
[1]式。在这一过程中，拉坦和林毅夫等学者都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巴西的利率补贴是其农业技术变迁偏倚性的一个[2]重要原因。在我国，农业中存在着影响技术变迁的双重力量：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土地细碎化对农业中的劳动集约形成限制，这种力量导致农业劳动力外流到非农领域；同时小规模土地可吸纳机会成本低以至于为零的弱质农业劳动力，以实现家庭综合收益的最大化，这种力量让农民有滞留在土地上的倾向。国家为了粮食安全所建立的各种粮补制度、支持农户经营模式的农业投资制度安排也强化了后一种力量的作用。在诱致性技术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交互作用下，我国农业中产生了机械对劳动的替代这样的技术进步。（二）3种粮食作物生产中机械对人工的替代
最近22年间，从我国3种粮食作物每亩机械作业费和人工成本的变化看，机器替代劳动的趋势明显，充分地证明农业中发生了偏倚于资本的技术进步。1990—2011年，3种粮食作物每亩机械作业费年均增长率为15%，人工作业费年均增长率为9%，低于机械作业费6个百分点。人工作业费的增长率低主要是由于每亩用工数量的绝对下降，2011年每亩用工数量为6.79工日，1990年则为17.3工日，22年间每亩使用人工数量的平均增长率约为-4%，如表1-4所示。*表1-4 22年间我国3种粮食作物每亩机械作业费和人工成本的变化*注：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出版社《全国农产品收益资料汇编》2008—2012年。（三）农用机械的增长趋势
再从农用机械投入情况看，1990—2011年，农机总力由2 870.7万千瓦增至97 734.7万千瓦，农用大型拖拉机及配套农具、小型拖拉机及配套农具、农用排灌柴油机数量都在增长。平均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大中型拖拉机及配套农具，分别为8%和10%；小型拖拉机及配套农具次之，分别为5%和8%。但小型农机具1990年的基数较大，2011年小型拖拉机的数量达到1 800万台以上，我国有2亿农户，几近平均每10户就有1台小型拖拉机，如表1-5所示。我国农机具21年间的变化也充分说明了农业中技术进步的偏倚于资本的属性。（四）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数量下降
从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数量变化看，1990—2011年，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数量呈绝对下降趋势，由3.89亿人减少到2.66亿人，减少了1.23亿人，相对减少了32%，如图1-9所示。图1-9 1990—2011年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数量＊表1-5 1990—2011年农用机械平均增长率*注：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
综上所述，我国农业中用机械替代劳动趋势明显，发生了偏倚于资本的技术进步。
二、我国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不断上升（一）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最高且逐年提高
偏倚于资本的技术进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高，比较利益低。以其中比较利益最低的粮食生产为例，稻谷、小麦和玉米3种主要粮食作物每亩净利润8年间平均增长了4%，同期按行业分的城镇就业人员工资增长了15%，采矿业平均工资增长了18%，制造业和建筑业工资均增长了14%（表1-6）。由此可见，劳动力从事粮食生产不仅机会成本高，而且机会成本的差异也在逐年提高。＊表1-6 3种粮食每亩净利润与按行业分的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注：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出版社《全国农产品收益资料汇编》2008—2012年、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是农村劳动力经常进入的行业，从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对比看，即使与粮食种植比较机会成本列末位的建筑业相对比，其与种植粮食的平均净利润的比值2004年为64.01，相当于64亩粮食的平均净利润；到2011年该比值上升为128.02，已经相当于128亩粮食的净利润，8年间的差距扩大了1倍之多。如果以平均工资最高的采矿业为例，2004年这一比值是85.36,2011年为208.29，相差更为悬殊，如图1-10所示。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上升，成为农村劳动力离农弃农的强大动力。（二）城乡雇工难现象共存
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上升，让外出到城市打工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农村中留守的多为老弱妇孺这些离不开家庭的人口，最弱质的386170部队（农村中务农劳动力多为妇孺老弱，俗称386170部队）成为坚守农业的主力军。同时，近年还产生了农村中雇工难的现象，主要标志为农村中劳动力工资的上升。我国北方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日工资水平几年前为50元，近年上升为100元或以上，特别是在农忙时期，即使这样的工资水平也很难找到足够数量的季节性劳动力。农村的用工荒现象与城市用工荒现象共存，表明我国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很少。
三、农户劳动力分工的理论解释
农户是我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单位，农户可配置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家庭的劳动力，劳动力是根据农户的经营目标配置的。分析农户家庭经营目标确立的条件，有助于理解偏倚于资本的技术进步、机会成本的上升与农户劳动力配置的交互影响关系，探析在技术进步的趋势下，农户家庭经营的发展趋势。图1-10 按行业分的城镇就业人员工资与3种粮食净利润的比值（一）要素市场化决定农户家庭收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
当市场不完备时，土地流转、劳动力流动和资金获得的难度很大，农户只能在农业内部配置这些要素，效率目标只能是产量最大化，从事家庭式的生产且满足家庭的消费，被称为“生存小农”；其效率目标为农业部门的收益最大化，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上减少投入不可能生产出同样多的产品，增加投入也不可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且技术又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这就是贫穷却有效率的“理性小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现代农业和农民都不再可能自给自足，需要外部要素的投入和具备产业与产品的竞争力才能生存和发展。在我国，随着生产要素市场的日益完善，农业与其他产业部门间的要素互竞或互补更为便捷，农户的经营目标也随之改变。农户从生存小农的“劳动-消费均衡”目标、理性小农的农业内部收益最大化目标，转变为家庭综合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二）农户同质劳动力要素配置的互竞性与异质劳动力要素配置的互补性
为使农户实现家庭综合收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要素将按照边际产值相等的方式在各部门间配置，包括在农业和非农部门间的配置。要素投入只有使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产品的边际产值相等时，农业中的农户经营模式才具有稳定性；反之，如果要素在非农部门取得的边际产值一直高于农业部门，那么生产要素就不会被配置到农业部门而是全部流入非农部门，土地将会被弃耕或发生大规模流转。
要素在不同部门间按照边际产值配置的一个隐含前提是要素的同质性，有限的同质要素在不同部门间存在着配置的互竞性，在综合收益最大化的目标驱动下，要素会自然流向机会成本高的部门，直至两个部门间的机会成本均等，劳动力的边际产值相等。据此推论，要素未流向机会成本高的部门，说明其为不同质要素，只能在不同部门间配置，从而形成互补关系。此外，农户作为生产经营基本单位的同时，还是一个家庭生活的基本单位，为了实现综合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其劳动力要素配置还需考虑家庭生活必须的内部分工和家庭消费的基本需要。（三）非农部门劳动力投入的机会成本和边际产值预期高
农户家庭的同质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存在着机会成本的比较。农户将同质劳动力配置到部门A和部门B的准则是劳动力在两个部门的边际产值相等。仅从非农业与农业生产的特点看，非农部门的边际产值预期要高于农业部门。首先，因为非农部门的工资是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有着较明确的“人职匹配”关系，对于农户来说，增加一个劳动力投入就可以多产出一份边际产品，劳动力的工资预期明确；而在农业部门中，由于经济再生产建立在农作物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之上，农产品产出要经历一个生产周期才能实现，增加一个劳动力所能带来的边际产量是不能够明确预期的。其次，当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劳动力投入达到充分集约水平时，在农业中会受现有技术水平的限制，所能增得的边际产量有限甚至为零，即劳动集约的土地生产率提升作用是有限的。当减少农业中的劳动力投入边际产品并不减少时，意味着农业中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必然被挤出土地，农户就将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其他可增加家庭综合收益的部门中。从这一角度也可以理解刘易斯的零值边际劳动学说。可见，对于农户来说，高的非农部门边际产值预期与小规模耕地的劳动力挤出效应共存。
四、农业市场化与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促进弱质劳动力留在农业生产之中
弱质劳动力留在农业中的原因主要有下述方面：（一）在农业中帮助增加家庭总收益
我国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在非农部门中就业的机会成本极低或为零，普遍意义上说，这部分劳动力留在农业中的作用本身是通过务农增加家庭总收益，而不是为了农业部门的收益最大化。因为在农户现有经营规模和技术条件下，即使做到农业部门的收益最大化也不足以维生。百村调查数据显示，在776个农户中，经营面积在2～3亩的占28%;3～4亩的占18%;4～5亩的占18%;5～5.64亩的占1%。经营面积在平均数以下的农户共计504户，占农户总数的65%。这表明调查区域中有65%的农户年均种植业纯收入达不到平均数2 632.2元。因此，农户务农更直接的目标是满足口粮等家庭生存物资的需求，是非农部门不可用劳动力的有效利用。调查表明，每个农户种植小麦都要留下口粮150～250千克，最普遍的是留下150～200千克。如果1户有2口人常年在家吃饭，有1亩地的产量就足够口粮之需。所以，非农部门劳动力利用是优先的，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获得是附带的，农业成为非农部门的“副业部门”。（二）有可耕种的适宜土地规模
如前案例所述，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小，可以做到用弱质劳动力耕种，是形成农业“副业”地位的重要原因。从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年龄与性别构成分布看，也可以证实这一推断。在我国东北和西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高于东南部地区，农业对增加家庭收入的贡献大，农户就把更优质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从农业中从业劳动力的性别比重看，男性在东北地区为49.7%，女性为50.3%；西部地区男性为48.6%，女性为51.4%。全国男性为46.8%，女性为53.2%。从农业中从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看，西部地区50岁以上的劳动力占51.8%，东北地区占51%，全国占55.6%。（三）在家庭分工中承担获取廉价生活资料的角色
不同质的劳动力，打工的目的不同。从200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可知，31～40岁的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比重为29.5%,41～50岁的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比重为12.8%，两者之和42.3%。这两个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一般有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不打工就不可能维生。对河北省百村案例调查的资料表明，学生在外上大学的支出是家庭支出的最大部分，这一年龄的农户家中有大学生时，他们就必须外出打工才可以勉强维持生计。如果家中没有大学生，农户就可以选择是否外出打工。百村调查的数据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就“家里是否有人打工”“家庭中上学人数”“家中的劳动力数”及“户主年龄”等一组相关问题，得到有效问卷728份。其中，不打工者181户，占25%；有学生的600户，这600户中只有164户不打工，占27%。结合以上对农户家庭近3年总收入的调查，户均总收入2.11万元，1名非艺术类专业的本科大学生1年仅学费和住宿费至少需要4 100～5 000元，即使不计日常生活费用，也占家庭总收入的21%。来自种植业的总收入户均仅有5 076元，即使一家人衣食自给也刚够1名大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支出。如果不种地，一家人的衣食将无法副业式地廉价得到；如果不打工，则不能解决子女上大学的费用。兼业化成为这两个年龄段农村劳动力的突出特征。（四）我国农业机械要素投入可分性（小型化）特征
机械化是大规模农业经营中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关键，也是农地规模经营的一个基本缘由。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认为，资本的专业化是获取规模经济的主要源泉之一，某些高效率的机器只能在大面积的土地上使用，其成本才会下降，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我国的情形有所不同，1978年之后，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出现专业化与小型化共存的趋势。如在收割机由南向北跨区作业的同时，收割机的型号也小了。与小规模农业家庭经营模式相适应，要实现机械替代机会成本高的农业劳动力让农产品以最低的成本产出，机械就要向小型化的方向变迁，通过农机领域的技术进步，增强要素的可分性。自1978年起的30年间，从我国大型与小型拖拉机数量的增长趋势看，两者的增长速度都较高，大型拖拉机数量增长了6.04倍，年增长率6%；小型拖拉机增长了12倍，年增长率达到8%。我国小型拖拉机的数量经历增长的峰值之后走向下降。1978年，我国小型拖拉机是大型拖拉机的2.5倍，之后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到2001年达到峰值15.7倍之后开始下降，2010年降到4.6倍。2010年，我国共有小型拖拉机1 786万台，配套农具2 993万部；大中型拖拉机392万台，配套农具613万部。小型拖拉机总动力的增长不完全源于其数量的增长，农机总动力内部结构的变化也起着重要作用。1978—2009年，从每台拖拉机平均动力值看，大中型拖拉机台均动力呈下降趋势，而小型拖拉机台均动力呈上升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大中型拖拉机的中型化趋势，如图1-11所示。这说明我国农用牵引机具的可分性由小型拖拉机的数量增长阶段转向大中型拖拉机的内部机型结构变化阶段。
制度变迁是支撑要素可分性变迁的保障，政府的小额信贷政策、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政策，都为要素的可分性技术进步提供可行性。总之，我国农业中要素替代性和可分性，一方面模糊了劳动力弱质性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成为逆转农业规模经营趋势的因素。这补充了先前研究者关于非农就业不必然导致土地流转的原因。图1-11 1991—2010年中国小型及大中型农机每台平均动力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资料
五、有关结论与启示（一）简要结论
随着要素市场的不断完善，劳动力流入比较利益高的非农部门的机会增多，符合非农部门需要的劳动力均流向这些部门，与流入非农部门的劳动力相比较，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是相对弱质的。弱质的农业劳动力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土地生产率。这是由于诱致性技术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交互作用，使要素的替代性和可分性增强，技术进步让相对价廉的机器替代了机会成本高的农业劳动力，弥补了弱质农业劳动力对生产率的影响。这一点在粮食生产中表现尤为突出：小规模的农户经营引起小型农机具的大量应用，政府的种粮补贴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补贴等增加了农户资金的可获得性，让粮食生产中生产要素的投入不再是限制性因素。这些变化使种粮变得省时、省工也省力，与种植其他作物相比较，在如此小规模的土地上种粮食的投入成本还是最低的，尽管收益不高，因小规模农户种粮并不是为了维生，更不指望靠种粮增收，只为了弱质劳动力利用和附带获得廉价口粮，最终实现家庭综合收益的最大化目标。
由于引致农业中节约劳动和与小规模土地相适应的技术与制度变迁，非农就业不足以导致土地流转，同时也不一定使农业生产率下降。这就告诉我们：在目前的要素市场和农村收入水平条件下，还不足以通过稳定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来促进土地流转；只要能够实现小规模土地上相宜的技术变迁，农户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不是必然低于规模经营者。（二）几点启示
国际经验表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服务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形成的标志，是农业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取产业链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尽管小规模生产方式也具有高农业生产率，高农业生产率是现代农业的特征之一，也是一国食物数量安全的重要保障，但同时也带来食品质量安全和参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的难题。毋宁置疑，规模化的农业是我国农业的发展趋势。为此，下一阶段我国相关的政策调整应当注重下述方面。
1．统筹布局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战略
现阶段我国要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适应国内外市场环境，仅依靠农业内部的政策调整是不能实现的。我国正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步入加快城市化率的发展时期，我国还有50%的农业人口集聚在相对稀缺且越来越稀缺的农地上，制约着农业规模经营的形成，只有实现一定比例农村人口的离土离乡，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规模经营。
2．为青年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就业提供政策支持
我国已经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阶段，在城市用工工资大上涨的同时，城市用工荒和农村高人力成本共存现象屡屡产生。这意味我国已经进入工农业劳动力成本同时上升的阶段，出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结合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政策应当支持40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稳定就业，通过免费或优惠条件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他们在城市就业的技能；通过改善社会管理体系，逐步提供他们在城市自由自主生活的物质条件。稳定释放出农地资源，为形成农业规模经营创造物质基础。
3．培养新一代企业家式的农业经营人才
在刘易斯拐点时期，城乡工资率趋于一致；上一代农民正步入老年，数量相当可观的农地可能面临着缺乏经营主体的问题。这就为通过城乡一体化政策分流农村青年人口提供了前提条件。当一部分农村青年人口稳定在城市释放出农地资源的同时，另外一部分青年人口可能在农村规模经营中达到同等收入水平。政策设计应以公共服务的方式，在一定时期内提供持续的资格培训，同时结合农业技术进步和创新，以项目支持的方式辅助引导农村青年人口从事农业规模经营，鼓励他们成为规模化的种植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培养新一代企业家式的农业经营人才。第三节 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对“三农”的影响
一、农户家庭经营收入所占份额下降
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高、经济发展中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公司制农场的发展等，为农村劳动力获得更多的工资性收入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由于对可获得工资性收入的非农部门的收入预期更高，家庭中符合非农部门需求的劳动力被优先最大限度地配置出去。纵观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变化趋势，从事农业家庭经营的高机会成本对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清晰可见。2000—2011年，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和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变化趋势相反，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户收入的重要性远不如从前，如图1-12所示。图1-12 2000—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0各年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的趋势
近年来，我国城市用工荒与农村雇工难现象共存，特别是农村中壮工难求已是普遍的现象，尽管工资水平也不断提高，但也未能缓解这一问题。青壮年劳动力或外出找工，或从事非农经营，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仅在农忙时节可能会短暂回乡务农。从现实观察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是普遍且不争的事实。
韩俊（2009）研究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表现为熟练工人短缺，30岁以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80%都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经在全国对2 479个村庄进行调查，74%的村庄认为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都已经出去。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到2016—2017年会达到高峰，现在[3]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蔡昉、都阳（2011）研究认为，近年来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系统的工资趋同现象。农民工与大学毕业生以及城镇就业者的工资、农民工内部受教育程度不同群体之间的工资比较，都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有力地验证了刘易斯[4]转折点的到来，即随着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当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时，工业部门可用略高于农村人口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无限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直至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时，就会出现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工资水平也将上升。
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变化趋势模拟结果显示[5],2005年我国农业劳动力约3.4亿人，到2010年下降为2.92亿人，2020年将下降到2.25亿人，如表1-7所示。表1-7 城镇化率及劳动力从业结构变化资料来源：许召元，胡翠．“十二五”及中长期中国农民工转移形势分析[J]．中国劳动经济学，2010（10）:127
对我国劳动力需求总量的研究按农业年所需的劳动日分为三种类别，先分类计算种植业与饲养业的劳动力需求量，再将两者相加，则[6]可得到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如表1-8所示。表1-8 农业劳动力需求量
结合表1-7和表1-8对农业劳动力供给量与需求量的估计，以表1-8中每个劳动力每年250个劳动日的最高劳动力总需求量指标作为计算基础，即农业劳动力总需求量为每年2.28亿人，可得我国历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如表1-9所示，如到202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的供给量为2.25亿人，接近于表1-8中按250个劳动日/年的需求量2.28亿人，农业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完毕。表1-9 我国历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 单位：亿人
在表1-7中，对劳动力供给量估计中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为资本投入这样的前提条件，如表1-10所示。这也印证了上述笔者对农业中发生偏倚于资本技术进步趋势的分析判断。上述分析表明，尽管目前我国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较少，但在今后10年内，仍将有1.0亿～1.3亿劳动力持续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到2020年，才可以完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表1-10 2005—2030年经济增长及其源泉 单位：%资料来源：许如元，胡翠．“十二五”及中长期中国农民工转移形势分析．中国劳动经济学，2010（1）:125
三、农民工转移出农村的数量逐年增多但稳定程度有待提升
2020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完毕，这一研究结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稳定转出农业，农民工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化，或农业劳动力完成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转化。国家统计局历年对农民工的调查监测数据显示，2008—2012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外出农民工数量、本地农民工数量都以3%的年均增长速度递增，其中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占到农民工总量的62%～63%，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数量2008—2010年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20%,2011—2012年上升为21%，如表1-11所示。外出的农民工，特别是其中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是最有可能逐渐稳定定居于城市的群体。2008年以来，这两个数量基本呈现出稳定不变的情形。表1-11 农民工数量变化 单位：万人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30527_402899251.htm
再从外出农民工住宿的情况看，在务工地自购住房的仅占0.6%～0.9%，独立租赁住户的占13.5%～18.8%，且独立租赁住户的数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12年与2008年相对比，下降了5.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占外出农民工总量71%以上的人不能独立解决居住问题，从而还不可能实现稳定转移出农业，如表1-12所示。表1-12 2008—2012年外出农民工的住宿情况 单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