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维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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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地球无人区试读：
科学探险 其乐无穷（代序）
科学探险，是指以科学发现为目的，以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为指导的探险活动。科学探险是科学研究的一种特殊途径，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宇宙的一种重要手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尔文提出进化论，都是始于科学探险。认识宇宙需要科学探险，认识地球需要科学探险，认识人类自身也需要科学探险。“科学家带你去探险”丛书所记述的科学探险活动是近几十年来我国科学探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高山科学探险、极地科学探险、沙漠科学探险和无人区科学探险等，也包括我国科学探险家带领我国青少年走近大自然，走向热爱大自然、热爱自然科学的科普活动。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这些科学探险活动的组织者或参加者。作者在写作中力图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普及我国科学家在这些领域的新发现，以真实的记述来揭示他们在科学探险活动中经历的风风雨雨和酸甜苦乐，以珍贵翔实的图片来展示他们在科学探险活动中的环境，以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展现他们丰富的科学人生，帮助读者更好地体味科学人生的真谛。
科学家们在科学探险中的主要体会是：亲近大自然，走向知天知己。所谓“知天知己”就是人类在逐渐溯源客观世界自然面目的过程中逐渐溯源自身的自然面目，并把自己的自然面目镶嵌在客观世界自然面目的恰当位置，从而能够比较愉快地生活和工作，比较有所成就，比较顺心地享受大自然，进而达到其乐无穷的境界。“科学家带你去探险”丛书是由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与人民邮电出版社合作推出的科普图书，整套丛书都坚持原创性。诚然，丛书一定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恳请读者不吝指正，以使我们在今后的写作过程中更好地改进工作，将更完美的作品呈献给广大读者。
我衷心期望通过这套丛书能与广大读者，特别是与广大的青少年读者产生共鸣：在接近大自然、认识大自然规律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自我，逐渐走向知天知己，达到其乐无穷的境界。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2011年7月
身在地狱 心在天堂
作者在珠峰营地2011年是我参加野外科学探险考察工作30周年。记得在31年前的1980年春天，我的同事和朋友严江征兴冲冲地找到我，邀请我参加珠穆朗玛峰大气科学考察。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去西藏、去世界最高峰是多少人的梦想啊！虽然这次机会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被我错过了，但这却成了我日后加盟野外科学考察工作的契机。
经过努力，我终于在1980年底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当时唯一进行野外工作的课题组，即以著名山地气象学家高登义教授为组长的高原大气物理组。从那时起，野外科学探险考察就成为我终身的职业。
让我至今难忘的是，1981年我第一次参加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考察队组织的横断山综合科学考察，在云南迪庆州中甸县（现在的香格里拉县）红山海拔3600米的野外营地，我的考察队队友、来自北京人民画报社的摄影记者郑长禄老大哥对我说的一番话。他说：“小王，你去过西藏的墨脱吗？将来有机会你徒步走一趟那里后，就能体会到什么叫人间地狱，什么叫人间天堂了。我参加过多次科学院这样的野外科学考察，最大的感受就是，这种工作让你既能体验地狱之苦，又能品味天堂之美，它的诱惑和严酷是共生的。”不幸的是，说完这话仅仅十几天后，郑大哥就在乘车翻越四川二郎山时，在一个叫做“鬼招手”的地方遭遇翻车事故牺牲了。
两年后的1983年，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西藏南迦巴瓦峰登山科学考察，历尽艰辛到达了西藏墨脱这个当时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切身体验到了郑大哥所说的地狱和天堂的感觉，而这感觉让我受用了30年，直至今日。
在科学工作的指引下，我走过了地球上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从青藏高原到罗布泊再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丛林峡谷到岛屿海洋再到南极、北极。30年野外生活的艰苦磨砺，30年中每次与考察队队友的悲欢离合，30年在野外与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兄弟结下的深厚情谊，给我留下了太多刻骨铭心的痛苦与喜悦。
我所到过的许多地方都属无人区。按照我们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前主席、已故的著名第四季地质与环境科学家刘东生院士所说：“无人区并非指没有人的地方，凡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足10人的地方便可称为无人区。由于人少甚至没有人，无人区更多地保留着自然界的原生状态。在这里，山、水、动物、植物等，不管有无生命，都主要按照自然的法则存在。通过对无人区的探索与研究，人们可以更充分地了解自然和自然规律，更全面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更冷静地评判人类自身的行为，更深刻地认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作者（后排左一）1984年在云南贡山县独龙江河谷进行探险考察
我们科学考察队员就在这些无人区的自然界野外原生态环境中，经历了各种各样艰苦的磨难和考验。在高原，要经历高山缺氧、雪崩、泥石流、寒冷低温的残酷考验；在丛林和峡谷，则要面对高温潮湿、毒蛇蚂蟥以及蚊虫叮咬和艰苦跋涉的荆棘载途；在荒漠，要面对干旱饥渴、高温以及沙尘暴带来的各种艰难险阻；另外，在这些原始的生态环境中还潜伏着各种不可预测的危机，时刻险象环生，它们随时威胁着我们这些科考队员的生命安全，比如说高山病，交通意外事故等。
大自然时时刻刻都在显示着它的存在和威严：山谷中，一块小小的高山落石往往就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丛林中一只小小的蜱虫就会让人丧失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在城市里，阑尾炎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通的病症，做个小手术就能治愈，可如果在当年去西藏墨脱的路上有人得了急性阑尾炎，那他肯定性命不保。因为那里路途艰险，除了靠自己的双脚，其他人都无法帮你，得病的人只有听天由命。这时候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可能与地狱没有什么两样。在严酷恶劣的环境中，人的生命有时会变得那样脆弱，那样渺小，那样微不足道。
所以我和我的队友以及在当地生活的人们永远都对大自然怀有敬畏和尊重，只有对它充满了谦卑，顺应它的规律，顺应它的脾气，它才会尊重你，给你带来你所想要的成果和回报。在这里，人们笃信的是：“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对的，而错的只有人类。”
然而，我们在野外忍受艰难困苦的同时，也在享受着原始的自然生态环境带给我们的无与伦比的欢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美景：巍峨妖娆的雪山冰川、苍凉无垠的大漠戈壁、秀丽神秘的丛林峡谷、奔腾不息的江河激流、风光旖旎的西沙和南沙群岛、浩瀚无际的太平洋、“日驭之所正照”的赤道以及冰魂雪魄的南极、北极。它们伴随着环境的原始、艰苦、严酷，展现出壮丽的美、天然的美、原生态的美，美得让人惊叹，让人陶醉！这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幸运和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们看到了别人见不到的地球奇观和天然美景，这是人的一生中不可多得的时刻，就仿佛在天堂里一样。作者在加拉贝垒雪山营地
另外，野外恶劣的自然环境还带给了我们考察探险队队友之间以及和当地少数民族同胞间的真诚关系与深厚感情。在野外，考察队队友们之间的关系都很简朴和单纯。在队中，大家不分地位和阶层，科学家、驾驶员、炊事员、民工都互相尊重，和谐平等相处。大家住一样的帐篷，吃一样的食物，不同的只有各自的工作和分工。在这里，没有那些人们在城市中常有的浮躁情绪，没有那些功利思想以及拜金的行为。在和大自然恶劣环境共同的抗争中，大家都用一种真诚和善良的心来面对队友，面对困难，面对工作，队员们在野外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够克服困难，圆满安全地完成科学考察任务。而完成野外科研任务后的那种幸福和激动的感觉也是常人无法体会的，同时大家的心灵在这个过程中也受到了洗礼和净化。
在这样的良好氛围中，人们的心灵纯洁得如同天堂里的天使，和在大都市里拥挤忙碌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也应验了一位好朋友转送给我的一位哲人所说的话：“拥挤导致人与人的碰撞，堵塞了人与自然的交流。而人与人的碰撞只能触发生活的精明，人与自然的交流才能开启生命的智慧。”
这正是我几十年痴心不改、执著于这一行的原因，也正如我们业内人士常说的，在艰苦环境中考察队员的精神状态是“身在地狱，心在天堂”。
几十年的野外工作生活经历，让我看过太多的美，也经历了太多的苦，我非常珍惜现在这个机会，给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们讲述我所经历的那些故事，讲述那些在地狱和天堂的感受，同时也把我的回忆、我的怀念奉献给那些曾经和我共同与天知己、与天奋斗，并为之献身的野外科学考察队队友们吧！
情系珠穆朗玛
离我最近的山
奔向拉萨
珠穆朗玛峰被世人称为“圣母峰”、“第三女神”和“地球之巅”。记得在1960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聆听过登山英雄王富洲的报告。报告讲述了他们是怎样历尽千难万险首次从北坡登上这座世界最高峰的。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若干年后，这座世界最高峰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事业上都成了离我最近的山峰，也是我来往最频繁的地方。
到现在为止，我共参加过各类珠峰科学考察和相关活动17次，累计在海拔5000米的珠峰大本营度过了大约1年半的时间，以至于珠峰当地保护区的干部、保安、绒布寺的僧人，甚至连登山大本营小卖部的藏族村民都认识我。
多年的科考工作使我对这片土地上淳朴的藏族同胞和雄伟壮丽的雪山冰川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所以我老是对别人说，我去珠峰不仅是因为工作所需，还因感情所迫，因为在我心里，珠穆朗玛峰已成了我最亲近的故乡。雄伟的珠穆朗玛峰顶飘动着著名的旗云
与英雄同行
1993年6月初的一天，晚上快11点了，突然电话铃响了，一个陌生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来：“你是王维吗？我是秦大河……”秦大河？就是那位历经220天行走5900千米，从东向西徒步横穿南极大陆的著名探险家，我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吗？听到秦大河的声音，我感到既诧异又兴奋，原来是高登义老师让他和我联系的，他准备参加我们这次即将进行的西藏珠峰地区的科学探险考察。而我是这次考察队的副队长，并负责整个考察队人员及后勤保障安排。在确认了秦大河会带着他的学生来参加这次考察并担任考察队队长之后，我非常激动，因为能够和我心目中的英雄共事并成为野外考察队队友让我感到很荣幸。
此次珠峰科考队共计15人，除我之外还有中科院兰州冰川所的冰川学家秦大河研究员，秦大河的学生侯书贵博士，北京中科院大气所郜咏祺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家徐汝梅教授，西藏气象局的贾拉工程师，挪威卑尔根大学的大气物理学家伊瓦教授、工程师图克、昆虫学家托士坦教授、植物学家阿维蒂教授，挪威特隆瑟姆大学的生物学家特斯多教授，北京司机荀燕涛、郑保平及西藏辅助后勤人员小陈和小任。秦大河在横穿南极后的留影，脸上的冻伤和强烈紫外线造成的灼伤清晰可见秦大河的学生侯书贵科考队中方队员在珠峰下留影
按照计划，考察队的两辆越野车将从北京出发前往西藏，途中在兰州停留接秦大河和他的学生侯书贵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徐汝梅教授，他们主要是为了提前适应高原缺氧环境而搭乘汽车进藏。挪威科学家则由郜咏祺陪同，直接从北京飞往拉萨。所有科考人员在拉萨会合。我期待着和秦大河老师的第一次野外合作，期待着此次中挪两国的珠峰联合科学考察圆满成功。
1993年6月19日，我和司机荀燕涛、郑保平开着两辆越野车从北京出发了。这两辆车都有绰号，一辆是银灰色的日产丰田80型陆地巡洋舰，叫“大灰驴”，另外一辆红色的日产丰田62型陆地巡洋舰叫“枣红马”。“大灰驴”是1990年中日联合进行可可西里科学探险考察时由日方带进来的。这辆当年车在青海可可西里、在藏北高原、在新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都曾出过大力。它后来又参加珠峰考察，在夏季路况最恶劣的情况下，一次承载12个人和行李翻越海拔5300米的卓乌拉山，蹚过水深1米的绒布河到达珠峰大本营，“大灰驴”从此得名。“枣红马”也大名鼎鼎，这辆车是中科院专门从日本进口为有野外工作的研究所配发的，它参加过中科院组织的横断山脉考察、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还去过内蒙古鄂尔多斯大草原，可谓劳苦功高，“枣红马”便成了科考队员们对它的爱称。我当然希望它们在这次中挪联合珠峰科学考察中再立功勋。
到达格尔木
1993年6月23日，我们顺利到达了青海格尔木市。
20世纪90年代初的格尔木还比较荒凉落后。这个坐落在柴达木盆地里的城市占地面积很大，而街面上的人却不多，显得有些萧条，但它却是青藏公路上的重镇，是全国最大的进藏物资中转站。
1992年我路过这里的时候，住进了这里条件最好，也是全市唯一有公共洗澡间的市政府招待所。当时在这个招待所，6个人一间的大房子里共同住着我这样的因公出差人员、探亲的军人，甚至还有两个美国人。这两科考队在野外艰苦的条件下进餐个美国人从巴基斯坦骑三轮摩托车进入新疆，又从甘肃敦煌进入青海，到达格尔木，准备沿青藏公路进藏去珠穆朗玛峰，回程还想经阿里走新藏公路出境。
我当时挺佩服这两人的，因为国家规定外国人进藏是需要有关部门批准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拿到进藏批准函的。
另外，在青藏高原行车还要克服很多困难，比如给车辆加油。和内地不同，汽油在当地是计划性物资，在当地加油站加油需要有当地政府批准的用油指标。加之青藏公路沿线民用加油站非常少，所以来往青藏公路的运输车辆大部分都是自带油料，而我们考察队开车进藏则是事先去部队申请在沿途的军用加油站加油。对于这两个准备骑摩托车进藏的美国人来说，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
我们这次到达格尔木住进了中科院兰州冰川所在格尔木的观测站兼办事处。观测站设在格尔木市的郊区，条件虽然相对简陋，但是比起车店般的招待所来，这里就像是世外桃源般的度假村了。
考察队一行受到了观测站同志们热情周到的欢迎和款待，这不仅是因为秦大河当时是冰川所的副所长，还因为驻站的好几个人都曾是秦老师在野外的考察队友和学生。
自从与秦大河在兰州会合后，一路上大家都体会到了秦老师极高的野外科考素质和人格魅力。
我原来想，像秦大河这样的著名科学家、探险家兼研究所的领导，说话办事一定有很大的架子和官气，可没想到秦老师一路上都和普通的科考队员一样，住普通房间，吃快餐便饭，帮忙装车、卸车、搬运行李，还在行车中给司机拿水点烟、观察路况。
他多次和侯书贵讲，在野外行车途中最为辛苦的就是司机，坐车的人要更多地为司机着想，帮助司机承担更多的工作。小侯也是一个非常勤快和懂事的人，一到加油站，小侯就抢着去帮司机加油，到达住地后司机的行李也都是由小侯帮助搬运。他们师徒二人的举动让我们非常受感动，短短几天，秦大河所展现出的人格魅力就征服了我们所有的人。
徐汝梅老师出现了高山反应。格尔木海拔2900米，虽不算太高，但大部分人到这里后都会有点不适应的感觉，跑步或上楼会觉得气喘和心跳加快，嘴唇也会稍微发紫。一般人在休息一晚后症状就会消失，但是有少数敏感的人却会出现较重的反应，产生头疼眩晕、恶心呕吐等症状。徐老师就属于后者。
不要说人，就连我们的汽车到了格尔木也产生了高山反应。因为这里比海拔50米的北京高了将近3000多米，空气含氧量的降低造成汽油燃烧不充分，致使我们的两辆车都开始冒黑烟，动力下降。这个问题只能靠手动调整发动机的点火时间来解决。
现在的汽车司机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因为目前生产的汽车里面都已经安装了微电脑和氧传感器，可以根据氧气的实际含量自动调节发动机的点火时间，以适应高原环境，保证发动机正常运转。
而20世纪90年代初的汽车别说微电脑，连电喷技术还没用上，根本无法自动调节，只能手工调整。在格尔木只要看到冒着黑烟的汽车，基本上可以判断是从内地平原地区过来的。
另外，内地汽车到达这里后还要给汽车轮胎放气。去过西藏拉萨的朋友可能都有体会，凡是从内地带去的密封食品塑料袋在拉萨都会鼓胀起来，这个现象在汽车轮胎上一样存在。因为随着海拔升高，大气压会降低，汽车轮胎内部压强就会过高，就可能在公路上打滑或爆胎，造成事故。反过来，从西藏开车回内地时，也要把发动机点火时间往回调，并给汽车轮胎打气，这是为安全行车必须进行的程序。
由于徐老师高原反应强烈，加上需要调试保养车辆，我们决定在格尔木修整一天。
艰难的行程
走过青藏公路的人都知道，从青海格尔木到西藏拉萨的这1200千米路程的平均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从格尔木出发，汽车一天路程内的住宿地，像五道梁、沱沱河、燕石坪等处的海拔都在4500米左右。从内地一下子来到这样高的地方住宿，缺氧引起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计划早些出发，不在途中住宿，直接赶到拉萨，然后再好好休息。
第三天早上5点半，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徐老师的高山反应还是有些厉害，头晕头疼、恶心呕吐，这是很多人上高原要面对的一关。为了减轻他的痛苦，我拿出氧气袋让他在最难受的时候吸一吸。
离开格尔木后一路车行顺利，一切都好像在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车辆很快就通过了离开格尔木后的第一站——纳赤台。可这时前方出现了情况，汽车随着前车慢了下来，排起了长龙。
原来，青藏公路从五道梁到唐古拉山口段正在全线修路，有的路段单向放行，上下行的车辆要轮流等候通过。此外，有的路段还要走临时修筑的便道。这不但大大降低了车辆的行进速度，还耗费了司机和乘车人的精力和体力。汽车只能走走停停，眼前的这个情况使我们无法按原计划行事。由于事先我们住在冰川所办事处，所以没有得到修路的信息，造成了事后一系列的麻烦，隐患就此埋下。
从格尔木出来后，随着海拔的升高，徐老师的高山反应也加重了。他断断续续地呕吐和腹泻，两辆车在堵车的同时还要经常停下来让徐老师方便。看着他难受痛苦的样子，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只能让他吸氧气，鼓励他坚持下去。
我们的车就这样走走停停，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11点，18个小时才走了600多千米，平均每小时30千米。而如果按照以往的正常速度，这时我们应该已到达离拉萨只有二三百千米的当雄或羊八井了。
这时，天公也不作美，下起了雨夹雪，车辆行驶在泥泞的公路上如同蜗牛爬行。阴冷潮湿的天气、泥泞不堪的道路、极度的疲倦和高山缺氧，使大家的精神和体力都达到了极限，终于走不动了，无奈之下，我决定在前面的唐古拉山兵站住宿。
唐古拉兵站位于唐古拉山脚下，海拔有5000米，我们到达这里时已经是深夜12点了。停好车后，我让大家先在车上休息，我下车去安排住宿。前往珠穆朗玛峰的崎岖公路青藏公路上海拔5300米的唐古拉山口
从海拔2900米的格尔木一下子来到海拔5000米的唐古拉山兵站，能体会到这滋味的人可能不多。我只记得自己当时头重脚轻、心跳加速，全身的血液好像都涌到了我的脸上，脚下像踩着棉花似地晃晃悠悠，气喘吁吁地上到二层楼找到值班的战士登记住宿。小战士把房间一一打开，让我过目。这时我只看到他的嘴一张一合，他对我说什么我却根本听不见。我昏昏沉沉，脑子嗡嗡作响，就盼望能够赶快闭上眼睛找个地方躺下。我坚持着不让自己摔倒，努力在小战士面前表现出我很正常。
当从二楼跌跌撞撞回到了车上，把手中的房间钥匙全部交给小侯时，我已觉得头痛难忍，眼前冒着金星，头上的血管在跳动，好像要爆裂，突然有要昏厥过去的感觉。我一头栽倒在车座上喘着粗气，一句话也不愿意多说，闭上眼睛忍受这炼狱般的痛苦感觉。
小侯帮我把房间钥匙分给大家，又分别把每个人的行李送到房间。我经过了十几分钟的喘息才慢慢缓了过来，从车里拿出了氧气瓶和制氧器给大家送去，只不过这一次我做的一切都是慢节奏的，动作快了就会重演下地狱般的一幕。
这么高海拔的兵站很少接待我们这样从内地来的考察队。看到我们，小战士们也觉得挺新鲜的，对我们非常热情，夜里起来为我们煮面条。可惜的是，这顿夜里1点钟的晚饭只有我、冯保平和小侯去吃，其他人都在各自的房间里和高山缺氧作着斗争。徐老师和司机小荀在上厕所时因站起过快而栽倒在卫生间，幸亏被值班的战士扶回了房间，秦老师则在房间静静地吸氧。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躺在床上是这样美好。我吸着氧气慢慢地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很累，做了很多的梦，都是在做重体力活、让人精疲力竭的梦。半夜时不时因为胸闷而被憋醒，用枕头把上身垫高后又昏昏睡去。这样翻来覆去不知折腾了多少次，好歹还算是得到了休息。
有点意外的是，早上醒来后折磨了我一夜的头痛消失了，虽然还是有些气喘，但是再没有那种头上顶着几十斤重物，脚下踩着棉花的感觉。经过一夜的煎熬，我终于开始适应这里的环境了。
其他人员除了司机小荀外也都有了好转，最让人高兴的是徐老师缓过来了，他不再呕吐和腹泻，精神不再萎靡，也不用再吸氧了。秦老师更是没有问题，早上我们又听到了他爽朗的笑声，大家都像是从噩梦中醒来，又回到了人间。
但司机小荀的情况不容乐观。由于头一天过度疲劳，又在晚间睡觉时着了凉，他早上起来有些发低烧，情绪很低落，继续开车是不可能了。我决定让小荀休息，由我来代替他驾驶“大灰驴”。
6月26日上午10点，我们从唐古拉兵站出发了。我开着“大灰驴”走在前，车上只坐着秦大河老师。司机郑保平开着“枣红马”在后，徐老师、小侯、司机小荀都坐在他的车上。我们开始了继续前往拉萨的旅程。
这条路我在一年前驾驶这辆“大灰驴”已经走过一次，当时一切都非常顺利，早上从格尔木出发，下午4点多钟就翻过了唐古拉山，夜里2点多钟便抵达了拉萨。可是这次从格尔木出发一开始就遇到修路堵车，而后又被迫夜宿海拔5000米的唐古拉兵站，所遭受的困难超出了想像，冥冥之中似乎在预示着此次珠峰科考将必定充满艰辛和磨难。
俗话说“高原十里不同天”，我们从唐古拉兵站出发时是大晴天，短短几十千米到了唐古拉山口时天上开始下起了小雪，再走几十千米快到安多时天又晴了。随着下山时海拔高度的降低，大家的身体状态进一步好转，心情也像天气一样，由阴转晴。
我开着车和秦大河老师边走边聊，听他亲口讲述如何在零下50℃低温条件下徒步横穿南极，并同时每天挖雪坑采集冰雪样本的故事。这些英雄的故事我过去都是从书本、报刊和电视中看到的，总感觉这些人和事离自己很遥远，可是现在一个真正的英雄就坐在自己旁边，和自己这样接近，真让我有在梦里一样的感觉。
“大灰驴”翻了
我驾驶着汽车一路下山，当距离那曲还有30千米时，公路路面突然变得湿淋淋的，坑洼处留有积水，可天气却是很晴朗，估计这里刚刚有过一场短暂的降雨。积水路面被太阳一照亮晃晃地很刺眼，路面也变得非常光滑。发现这种情况后，我一边对秦老师说“路面有积水，有点滑，咱们得慢一点”，一边开始减速。
可是当我为减速而踩了一脚刹车后，“大灰驴”就出现了情况。由于下山坡度较大，虽然速度才40公里/小时左右，但汽车却突然开始出现侧滑和甩尾，就像在冰上打滑一样，这就是所谓的“漂移”。
这段路是一条相对较长较直的路，路左面靠近山体，右面有1米宽的路肩，路肩下面是将近1.5米深的一片相对平坦的坡地。
我不敢再踩刹车，只能用双手拼命地来回打着方向盘，调整着汽车侧滑和漂移的方向。随着下坡的车速越来越快，车轮和路面摩擦时发出的吱吱声越来越尖锐。我感觉到这时候车的后轮转速要明显超过前轮，车尾不停甩动。我想腾出右手去拉手刹，但因为要控制方向盘又腾不出手来。车速太快了，我只能又踩了一脚刹车，没想到情况变得更糟，“大灰驴”像疯了一样在湿滑的路面跳了起来，轮胎和地面巨大的摩擦声从右侧的山体反射进驾驶室。“大灰驴”渐渐失去了耐心，车速在下坡的滑行中逐渐超过了80公里/小时。
这时候，前方不到200米处有左急转弯，如果不加控制，这样快的车速无论如何也转不过去。怎么办？我脊背发凉开始冒出冷汗，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涌上心头，求生的本能让我死死地踩下了制动踏板。“大灰驴”在离西藏那曲30多千米的地方发生了翻车事故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当时发生事故的瞬间情况了，只记得在短短的几秒钟时间里车就翻了。坐在后面车上的队友则看到了我们翻车的全过程：在我踩死刹车制动后，巨大的惯性让“大灰驴”在公路上跳动起来，车尾跳着滑转到了车前，车头跳动着转向车尾，原地逆时针转了180°，然后又翻下路肩，翻滚了360°，最后四轮着地落在路肩下的山坡地上。
在车开始翻下公路的一瞬间，我的心情反倒平静了，心中也没有了当初的恐惧。伴随着车体与地面撞击摩擦和车内所装物品翻动的巨大声响，车里尘土飞扬、乌烟瘴气。我们在狭小的驾驶室空间中随着车辆翻转，就像电影里的慢动作。所幸的是，由于汽车惯性加上我们都系着安全带，没有发生人头朝下和车身发生撞击的情况。但是就在车辆落地后，一直非常安静的秦大河老师忽然对我说：“王维，我可能受伤出血了。”
此话让我心中一惊。由于在汽车翻滚过程中很多车内物品滚落在我和秦老师身上，在车上无法检查或看到他哪里受伤。我让他在座位上不要动，赶忙下车跑到秦老师一侧用力打开已经严重变形的车门，搬开压在他身上的东西进行查看，这才发现是一场虚惊。原来在我和他的座位中间放着的那个暖水瓶中的热水在翻车时全部洒在了秦老师的腿上，秦老师的腿由于遭到撞击疼痛加上热乎乎的水，让他以为是身体受伤出血了。
虽然在这样惊心动魄的剧烈翻车中秦大河和我都安然无恙，逃过一劫，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沮丧和后悔的心情。我觉得特别对不起秦老师，他在南极那样艰苦和危险的探险活动中都平安无事，却因为我的过失而将他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如果他受到伤害，我如何能对得起他的家人，如何能对得起国家？我也特别感觉对不起“大灰驴”，这个当年在北京仅有5辆的稀有之物曾去过藏北高原，去过可可西里和珠穆朗玛峰，现在却身受重伤，实在叫人感到非常心痛。
幸亏“大灰驴”受损的情况比我想像的要轻。由于翻车的地点是一片相对平坦柔软的高山冻土地带，所以只是车的前挡风玻璃破碎，前机器盖也发生变形，但不太严重。因为有行李架和行李的缓冲，所以车顶变形也不太大，只是由于地面上石头的碰撞，车的侧后窗玻璃破碎了。我试着启动发动机，它居然还能正常工作。在“枣红马”用钢丝绳拉拽下，受伤的“大灰驴”从翻车地点重新开回到了公路上。
大家一致认为我的精神受到了刺激，“剥夺”了我继续驾驶车辆的权力，我也自觉自愿地遵守大家给我定下的“规矩”，在余下的考察过程中再也没碰过车一下，就像是有了禁忌。
说实在的，这种翻车经历我已经有过三次，已经谈不上受刺激了。前两次翻车都发生在横断山脉科考途中，都是由别人驾驶。一次是在1981年我搭乘解放牌卡车从营地下山，由于车速过快转弯时发生侧翻，我被扣在货箱里，腰椎扭伤；另外一次是1984年乘坐“北京212”吉普车在云南丽江，由于车速过快而翻车，我的左手手腕骨折。正是因为亲身经历过这两次大难不死的事故，后来每次参加野外科考我最为在意的就是交通安全。在这次翻车事故中虽然没有发生人身伤害，但却让我备感郁闷和羞愧，因为事故恰恰发生在我这个最强调交通安全的人的身上。
司机小荀最后一点儿的身体不适也被眼前发生的翻车事故所驱散，他重新回到“枣红马”的驾驶位置，郑保平则接手开这辆受了重伤且没有挡风玻璃的“大灰驴”，我们又重新上路了。
胜利会合
我们终于到达了拉萨。考察队全体中外人员总算在这里胜利会合了。这里没有了高山反应，没有了凄风苦雨，没有了交通事故，大家似乎又回到了平静的人间。
当我们谈起路上艰难的经历时，就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先是沉重，然后是轻松，最后是愉快。大多经历过困苦的人都是这样，经历就是资本，就是骄傲和愉快的回忆。
由于“大灰驴”底盘变形已无法参加此次珠峰行动，我们通过中科院在这里的派驻机构给考察队补充了一辆和“枣红马”同类型的蓝色越野车替代“大灰驴”，同时装运考察队科研仪器和装备给养的卡车也已经到位，挪威的五位科学家对高原气候适应得也很好，眼前的一切似乎又回归到了正常，一切又回到了人力所能控制的范围。大家的精神和体力在这种氛围里得到了恢复，都希望将要进行的珠峰考察能够顺利、正常、可控。可实际上在大自然恶劣的环境中，要想做到上述几点，必然做出巨大的努力和付出。
拯救秦大河
在珠峰建立营地
中挪珠峰联合科学考察队在西藏拉萨合影1993年7月1日，中国挪威联合珠峰科学考察队一行15人从拉萨出发前往珠峰，在经过了四天近700千米的路程后，到达了珠峰脚下的绒布寺，在绒布寺以南一片相对开阔的冰川堆积垄上建立了科考营地。
营地海拔将近5000米，它的下方是前往珠峰登山大本营的公路，紧挨公路的则是发源于珠穆朗玛峰东绒布冰川的绒布河。夏季的河水波涛汹涌，在营地能够清楚地听到河水奔流的巨大声响。这里离珠峰登山大本营还有将近10千米的路程，由于道路崎岖，汽车从这里开到登山大本营需要40分钟，人徒步行走的话则需要3～4个小时。
7月的珠穆朗玛峰气候相对温和，由于开始进入雨季，多云天气增多，在云层的遮挡下，太阳辐射不像5月那样强烈。随着降水的增多，此时白天气温在20℃左右，夜间在2℃左右。
然而，这时候登山却要冒比5月大很多的风险。四五月份是珠峰的最佳登山季节，因为这时候天气晴朗，降水（降雪）稀少，对登山者构成威胁的雪崩很少发生，只要连续几天天气晴朗，高空风力不大，就创造了登顶珠峰的好机会。所以，每年的3～5月，珠峰登山大本营里都会聚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支登山队，进行攀登珠峰的活动。俯瞰科考队在绒布寺附近的科考营地中挪联合科考队从拉萨前往珠峰途中科考队在珠峰绒布寺附近的营地，挪威科学家在作科考准备科考队架设在绒布河河谷里的科研仪器
而如果要7月登山的话，除了需要克服能见度差和雪崩威胁外，还要考虑气温升高致使冰川上裂隙加深加宽的危险性，所以想在这时候登顶珠峰，难度要比5月份大得多。
我们7月到达珠峰时，只有两支登山队驻扎在登山大本营里作登顶准备，一支来自美国，另外一支来自意大利。这两支登山队都是由多名经验丰富的国际登山家组成的，他们曾经多次分别从南坡和北坡登上过珠穆朗玛峰峰顶。这次他们特意想创下一项新的纪录：在7月份珠峰的雨季完成登顶。
经过不长时间的高原环境适应后，科考工作顺利展开。我和挪威大气物理学家伊瓦教授架起了自动气象观测仪器；徐老师和挪威生物学家托士坦、特斯多选了一块平坦的坡地，支起了专门用于引诱和采集昆虫的灯和网；挪威植物学家阿维蒂教授由郜咏祺陪同在绒布河河谷考察珠峰地区的植物生态状况；秦大河老师则和他的学生与挪威工程师图克一起准备上冰川打冰钻用的仪器设备。
秦老师当年徒步横穿南极大陆时，到达宿营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挖雪坑取雪样，他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南极大陆从东到西5900千米冰雪剖面样品资料的科学家。他这次到珠峰的主要工作是到海拔6500米的东绒布冰川打冰钻获取冰芯，用冰芯所显示的不同年代的降水和降水中的化学元素的含量变化来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和珠峰的环境变化。他们准备在营地适应休整3天后出发上山，在冰川上工作5天后返回。
前往绒布冰川
7月7日中午，秦大河、侯书贵和挪威工程师图克前往海拔6500米的东绒布冰川，随行的还有装运着必需装备物品的12头牦牛和4位藏族牦牛工。我和司机小荀用“枣红马”把他们一直送到珠峰山脚下车辆再也走不了的地方。秦老师和我约定5天后的下午来这里接他们三人。但临分别时他好像是开玩笑似地对我说：“小王，你们5天后来这里接我们，如果接不到就上山来找我们吧。”我笑着回答说：“没有问题，无论到哪里去接，我都会按时接到你们。”
看着他们和牦牛群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突然冒出一股莫名其妙的担忧和恐惧感，虽然这种感觉瞬间就消失了，但多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并且这种感觉在秦老师他们离开后时不时地涌上心头。我不是个相信宿命的人，但这是否就是冥冥之中上天给我的预感呢？绒布河谷旁犹如古堡般的悬崖峭壁秦大河在和挪威科学家研究去东绒布冰川的路线以及计划
回到营地，我和队友郜咏祺谈起我的感觉，他劝我放心，因为秦大河作为冰川学家，除了徒步横穿过南极外，还曾多次登上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从事科研工作。他不仅身体好，适应能力强，而且心理素质好，特别是1986年还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海拔6000米以上的冰川上工作过很长时间。想到这些，我悬着的心有些放了下来。
我连续两个晚上用对讲机呼叫秦老师和小侯，想询问他们的情况，却没有回音，因为当时的对讲机功率太小了，这又加深了我的忧虑。我不想再让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困扰自己，似乎预感到他们可能提前下山，因此决定提前两天去他们下山的地点看看。
冰川遇险
7月7日中午秦大河一行出发后，行进的速度不是很快，经过大半天的跋涉，晚上在海拔5400多米处宿营了。第二天一直走到晚上7点才赶到位于海拔6050米，由先期到达的赶牦牛民工建立的宿营地。由于有点高原反应和过度疲劳，秦大河在到达营地后立时瘫倒在地，他躺在地上休息了很长时间后才慢慢站起来进入自己的帐篷。
9日，情况不太好，已没有体力继续登山的秦大河留在营地休息。侯书贵、图克同民工为完成打冰钻取冰芯的考察任务继续前进，他们将工作用的钻机运到海拔6400米的工作地点，傍晚前后返回营地照看秦大河。
秦大河一如队员们早上离开时那样躺在帐篷里，但已经坐不起来了。从早上开始，伴随着剧烈的头疼和呼吸急促，他出现了强烈的高山反应，在失去了平衡能力和自制能力的同时，还出现了幻觉和短暂的昏迷。种种迹象表明，他患上了高山性脑水肿。
高山性脑水肿是高原上人类最凶险的敌人，人得此病后的死亡率在90％以上。发病时患者大脑因缺氧和积水形成脑疝，压迫阻断脑血管与神经。轻者可给患者造成痴呆、瘫痪等后遗症，重者则在短期内死亡。每年在珠峰的登山季节都会有登山者不幸患上此病。这种情况最好的解救办法就是快速降低病人的海拔高度，大量输氧并马上送医院抢救。
侯书贵和挪威工程师图克发现这种情况后，先是给秦大河吸氧，但吸氧后症状却一点也没有缓解，试图用对讲机和营地联系，但也没能成功。他们想试着用牦牛把他驮下山，但是这些平时在海拔4000～5000米地区看似温顺能干的动物，在海拔6000米以上则是另外一种样子，不愿意多负担一点重量。民工们想尽了办法也没能让牦牛驮上这位身高1.8米以上、体重将近90千克的西北大汉。无奈，他们最终决定7月10日早晨由图克带领一名民工下山报信求援。
司机荀燕涛载着我和郜咏祺于10日下午前往接应地点，这比我与秦大河老师约定的接应时间提前了整整两天。下午5点，当“枣红马”刚刚涉过汹涌的绒布河，小郜就看到有人下山而高兴地喊起来。当我正在暗自庆幸自己的预感正确的时候，却发现从山上走下来的只有图克和藏族民工两个人。在听到图克神色惊恐地讲述秦大河的情况时，我只觉得眼前阵阵发黑、心跳加速，头脑中一片空白，不知该如何应对。我清楚地知道，在珠峰这个地方最忌讳、最可怕，也是最危险的事情发生在秦大河的身上了。
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人只有在镇静的情况下才会作出正确的决定。经验告诉我，在珠峰地区患上高山性脑水肿的人九死一生，而要从6000多米的东绒布冰川把人救下来更是一件困难的事。试想一下，在这种高寒缺氧、道路艰险的条件下，自己走路都会疲惫不堪，更何况还要抬着一个身高体重都超过常人的人下山呢？其难度可想而知。
救人计划在我脑中飞快形成，我决定先向在珠峰脚下作登山准备的美国登山队求助。平时我们是邻居，经常会到对方的营地做客，美国人的热情好客和专业素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还带有当时最先进的治疗高山病的药品和设备。如果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救援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美国登山队队长约翰·罗斯克莱尔听完情况后同意立即上山救援，他让随队医生吉姆为他准备了橡皮加压仓和抗高山性水肿病的特效注射剂，吉姆也表示他会在第二天一大早出发上山参加救援行动。
我立即返回营地，找到正在附近放牦牛的四位藏族牧民，请他们作为跟随约翰上山的第一批救援队队员。我用一对大帐篷杆绑上帐篷帆布做成一副简易担架，将干粮、手电筒、氧气瓶和羽绒服交给了他们。
晚上7点钟，美国登山队队长约翰和他的夏尔巴人向导以及四位藏族民工共6人出发上山了。他们是第一批救援人员。
要把秦大河从道路险峻的东绒布冰川抬下来，仅仅靠几个人是不行的，需要有更多的人员轮换。我又马不停蹄赶到绒布寺，找到当时正在参与寺庙施工的8位藏族民工，让他们作为连夜上山营救的第二批救援队队员。
晚上10点，我和司机小荀开着“枣红马”来到了绒布河边上，车上乘坐着第二批上山参与营救的藏族民工。这时的河水由于绒布冰川一天的融化而波涛汹涌，尽管此时过河危险性很大，但为了能够尽快把民工送到山口，只好强行过河。“枣红马”上一共坐了10个人，在水流湍急的河水中只往前开了十几米就被水流淹过了发动机盖。车辆熄火了，再也无法发动，我们被困在了河中。
我让藏族民工们离开车辆徒步涉水过河，继续前往绒布冰川接应，我和小荀留下来想办法解救陷入困境的“枣红马”。
我用对讲机喊来了我们装运物资的卡车，试图让卡车把已经被河水淹没的“枣红马”拖出来。我站在齐腰深的水里用钢丝绳挂钩，随着钢丝绳一次次被拉断，我们的信心一次次遭到打击。就这样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只好放弃。看着在惨淡月光下，在肆虐的河水中时隐时现的“枣红马”，想着冰川上生命垂危的队友，站在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我真想放声痛哭，以发泄心中的痛苦和郁闷！我感到自己生平第一次遇到这般让人束手无策的困难和沉重不堪的压力。科考队的车辆正在通过波涛汹涌的绒布河
夜里1点多了，我匆匆赶回科考队营地，夜里3点又赶到20多千米外的一个名叫帕卓的小村子，找到8名有登山经验的藏族同胞作为第三批上山救援接应的人员。
一夜无眠，终于熬到了早上6点，第三批救援人员——8名藏族民工、美国登山队队医吉姆在西藏气象局贾拉工程师的带领下出发上山了。
山上的秦大河
当侯书贵送走了下山报信的图克后，秦大河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强烈的头疼及幻觉使秦大河难受万分，他一次次地拉扯撕开自己的衣服，小侯则又一次次地给他穿好。就这样，强烈的高山紫外线还是将秦大河的胸部和腹部晒伤了。
珠峰的天气变化极快，一会儿晴朗，一会儿又风雪交加。小侯吩咐民工加固帐篷，等待救援队的到来。他预计救援队最快也要11日夜里到达，现在所能做的只能是把秦大河抱在怀里，和他一起分担痛苦。入夜，山上又下起雪，使本来就很难走的山路变得更加艰险。在这风雪交加的夜晚，小侯伴随着病重的秦大河进入艰难而漫长的等待状态。
7月11日凌晨3点，半睡半醒的小侯忽然听到有人用手拍他们的帐篷，睁眼一看，约翰像是神兵天降般地站在自己的面前。当知道是科考队派来救援的时候，小侯欣喜若狂，他没有想到救援队会来得这样快，想要说些感谢的话，却被约翰大手一挥制止了。在询问和确认了秦大河的情况后，约翰立即开始了初步的抢救工作。他先给秦大河注射了随身携带的抗高山性水肿病的特效药，再将秦大河放入橡皮加压仓打气加压，进行增氧治疗。事后看来，就是这两样措施为抢救秦大河的生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一系列抢救措施后，躁动的秦大河三天来第一次平静了。看到他稍有好转，疲惫不堪的约翰和几名民工先后到临时搭建的帐篷中休息，准备天亮后再救人下山。而随第一批救援队上山救援的藏族青年登吉则一夜没有休息，他遵照约翰的嘱咐不停地用打气筒给橡皮加压仓打气、放气，再打气、再放气，就这样连续工作了5个小时，直到天亮。看着这个淳朴善良的藏族小伙子，大家都备受感动，约翰事后称其立下了“抢救秦大河的第一功”。
文静和狂躁的绒布河
在送走了第三批上山救援人员后，我又赶到山下村子，找来了10个藏族民工帮助挖掘昨夜掉进绒布河的“枣红马”。当我来到昨夜奋战了两个多小时的陷车地点时，只见昨夜汹涌澎湃的绒布河变成了几缕涓涓细流，最宽的水面也不超过1米，最深处的水也没不过人的膝盖，这是因为在凌晨气温降低冰川融水减少所致。按照当地人的说法，早上的绒布河就像山坡上温顺的野兔子，而晚上的绒布河则像河谷两边山崖上受到惊吓的岩羊一样疯狂。
我们的车昨夜被冲到了下游30多米的地方，水退去后被河沙埋得只剩一半车身露在外面，看上去有些凄惨。看得出来，这几个帮助我们挖车的藏族民工都不是第一次干这样的活了。据他们讲，每年都有登山和旅游者的车在晚间通过时掉进这条河里，如果车没有被冲翻，趁着早上水流小的时候就可以挖出来，清理后车还可以继续使用，但有些运气不好的车掉进河中后被水冲翻了，损失就大了。“枣红马”运气还算不错，虽然整车都被淹没，但车内进水却不多，只是发动机机舱里填进了很多沙子，经过清洗和修理，“枣红马”算是大难不死，逃过一劫。
在离我们陷车地点不远的地方，就是著名的“珠峰墓地”，趁着民工们挖“枣红马”的空闲，我又来到了这里。下午过河的危险性要大大高于早上
这是一座几十米高的平顶小山坡，在坡上一个巨大的冰川漂砺岩壁上有人用油漆写上了令人震撼的“墓地”两个鲜红的大字。
十几座用石块堆砌的坟墓静静地分布在小山头的平地上，每一座墓前都竖立着用石片做成的纪念碑或简易的十字架。刻在石片上面的各国文字简单地记录着这些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的罹难者的姓名、事迹、罹难时间以及队友们表达的哀思。我确信这里每一座坟墓的主人都有一段感人和惊心动魄的故事。
坟墓大都是象征性的，最多也只是安葬着死者的一些遗物。我国著名登山家邬宗岳和王鸿宝的衣冠冢也在这里，他们都是在中国国家登山队攀登珠峰的行动中永远地留在了这座山上的。位于珠峰登山大本营附近的“珠峰墓地”
每次来到珠峰，我都要到这里来凭吊和瞻仰，每次看到这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人们的坟墓，都会给我的心灵带来强烈的震撼和洗礼。
在我看来，这块墓地象征性的意义更大，它安葬的是登山与探险者的灵魂，是那种他们追求的永不放弃、不断进取的攀登和探险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我们人类文明社会的前进。他们永远地留在了山上的精神和肉体永远与大山做伴，雄伟的珠穆朗玛峰就是他们的纪念碑，他们成为了永恒的喜马拉雅山的一部分。
在最艰难的时候我又来到了这里，站在这块肃穆的地方，心情格外沉重和虔诚。我不是一个相信宿命的人，但此时此刻我祈求长眠在这里的各位英魂：保佑我们的救援行动顺利，保佑秦大河平安！
漫漫下山路
7月11日早晨7点，天还没有亮，约翰就指挥大家把秦大河绑在担架上开始下山。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加上昨夜又刚刚下过雪，使得下山的道路异常艰难。他们抬着担架沿着陡峭的冰川向下走，道路稍宽时，担架4个人抬，路窄时，就由两个人来抬，前面的人把担架扛在肩上，后面的人则要把担架捆在腰上。大部分路段大家只能互相拉扯着，把担架一米一米地往下挪。从早上7点出发到下午3点，8个小时营救队才下降了100米的高度，可见当时营救的难度是多么大！
在下山途中，接应人员先后抵达，这给疲惫不堪的救援队带来了生力军，也避免了救援人员因疲劳而发生二次山难的可能。作者和秦大河在珠峰合影刚刚从绒布河中挖出来的“枣红马”秦大河、侯书贵以及挪威工程师图克向众人挥手道别前往东绒布冰川
营救队下降到了海拔5600米以后，要多次穿过冰川融水区，也就是绒布河的上游融水区。到了下午，冰川融水增加水流加大，而这里又没有路可以绕过去，这意味着必须在寒冷的环境中抬着担架徒步涉水过河。面对着冰冷刺骨的河水，民工们有些犹豫。小侯看出了大家的畏难，他迎着寒风第一个跳进齐腰深的冰水中，举起担架。他的举动感动了藏族民工，他们说道：“你们北京来的人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大家纷纷跳进水里。为了抵抗寒冷，他们唱起了古老的藏族民歌，用藏语喊着号子，抬着病重的秦大河在山谷中艰难地前行……
在下山的途中，约翰和医生吉姆不时地走到担架边上，翻开秦大河的眼皮观察他的病情。他们先后给秦大河注射了6针高原抗水肿特效药。在前几次打完针后，约翰都是把一次性注射器随手扔掉，而后来他打完针后却把针管收了起来。小侯发现了他的这个举动后，就悄悄问他为什么。这位曾4次登上珠峰并有着极为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的登山家对小侯说：“一般的脑水肿病人注射两针就应该见效，可是给秦已注射了6针仍然不见反应，我觉得他病得太重了，很可能快不行了。我也知道他在你们国家是一个英雄，所以这最后的两个针管就作为我营救过他的纪念吧，现在秦只能靠他自己了！”约翰还吩咐说，“一定不能让秦大河睡过去，脑水肿的病人睡过去就很可能再也醒不过来，变成植物人，所以要用一切手段不让他昏睡！”听完约翰的这番话，看着担架上的秦大河，小侯悲痛欲绝，但是为了挽救老师的生命，他坚强地擦去眼泪，执著地做着最后的努力。
秦大河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并不时地说胡话。在他要昏睡过去的时候，小侯就不停地摇动他，摇不醒就打他，大声喊叫。秦大河清醒时曾用哀求的口吻说：“求求你们让我睡一会儿吧，让我安静一会儿吧，我太累了，你们让我睡吧。”这时候，小侯和约翰就在秦大河耳边喊：“你看一看，你旁边的这些人都是为了你在这里坚持着，为了你在这里努力着，而你如果放弃了，你对得起他们吗？你的家人、妻子、儿子都在等你回去，这么多人都在惦记着你，你一定得坚持下去，否则你太对不起这些为你而拼命的人了！”“你睁开眼，看一看周围这些人，你听一听他们唱的歌！”这时候的秦大河早已泪流满面，他忍受着生不如死的痛苦，以超出常人的坚韧和大家一起拼命抗争，和死神、和自己作最后的抗争。
入夜，天上又下起了雪，强劲的山谷大风吹得人们一步一摇。大家已经记不清走了多少路，摔了多少跤，只知道翻过了一条条冰川堆积垄，蹚过了一条条冰川融水沟。手磨起了血泡，肩膀勒出了血痕，抬秦大河的担架最后被压成了U形。历尽了千辛万苦，当天夜里12点，大家终于看到了绒布河边接应汽车的灯光。
两辆接应救援队的越野车已经在这波涛汹涌的绒布河边等候5个小时了，而救援队则花了整整27个小时才把秦大河从海拔6000米的冰川上抬了下来。
秦大河被连夜送往400千米以外的日喀则解放军第八医院，这里是我国医治高山病最好的医院之一。秦大河送到时已经大小便失禁，但经过抢救，他终于脱险了。
主持抢救的高山病专家李露斯医生惊叹：“好险哪！若再晚送来几小时，病人就没救了。”她还说：“如果没有在6000米营地的加压抢救，没有那6针救命的特效药，没有你们果断神速的救援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秦大河老师顺利康复并没有落下一点儿后遗症，这是我们大家谁都没想到的。因为在看到刚从冰川上救下来的秦大河时，大家心里无论如何也乐观不起来，我们当时都做好了最坏打算，只能说在他的身上发生的是一个奇迹。
7月11日深夜，当我紧紧握住美国登山队队长约翰的双手时，他不让我说更多感谢的话。他对我说：“这里是珠峰，如果是我在山上遇险，你们也会像我这样做的。”我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他当时说这句话时的情景。他的这句话，代表了许许多多和大自然打交道的探险者的高尚人格和情操。
我把队员们的羽绒服送给了救援队的藏族小伙子作为纪念，他们淳朴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行动帮助秦大河战胜了死神的威胁，同时也书写出了一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后来我又多次来到这里参加科学考察和活动，这里始终是最圣洁也是离我心灵最近的一座山。
勇闯大沙漠
死亡之海漂流记
和田河漂流
我的朋友兼曾经的同事严江征曾不止一次和我谈起过他的理想，他想要漂越和田河。这是一条南北贯通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季节河，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则被称为“死亡之海”。
这事儿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我们共同参加中科院南迦巴瓦峰登山科学考察的时候。我依稀记得当时他说，关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和田河是源于小时候看地图时的突发奇想：一条从大沙漠中穿过的河流，河上漂着一条小船，小船上面就乘坐着他——一个充满幻想、猎奇心的勇敢少年。他想像着自己被小船载着从和田河上游的一个叫和田的地方出发，沿着和田河在穿过大沙漠后一直漂到下游的塔里木河，最后消失在新疆的腹地，也是塔里木河的尽头——大西海子和台特马湖。
当时我们正在西藏墨脱那所谓的“魔鬼之路”上艰苦地跋涉。听他讲到河流，讲到乘船，讲到漂流，我就想如果往西藏墨脱方向有一条这样的河，我们能够坐船漂到那里去该多好啊，也省得我们在这条路上忍受高温、高湿、丛林、旱蚂蟥、毒蜂以及极度疲劳的袭扰了。其实还真有这样一条河，它就在我们的身边，那就是雅鲁藏布江，但是如果想在雅鲁藏布江上乘船去墨脱，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是天方夜谭。
后来他再次同我提起这件事是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完成和实践他的梦想，严江征作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前期准备。他研究了喀喇昆仑山地区与和田地区气象站和水文站多年的资料，计算和统计了多年来和田河洪水的流量以及枯水期和丰水期到来和结束的时间，最后确定了一个大胆计划：在盛夏季节趁着和田河一年一度的夏季洪水期，沿着和田河故道完成人类首次使用无动力船舶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尝试，同时考察沿途沙漠的动植物、生态环境、水资源以及胡杨林的分布生长状况，完成一次在中国西部的特殊探险考察活动。
在中国探险协会的支持下，1994年7月，严江征的这项大胆独创的计划终于准备实施了，这次漂流探险考察活动被命名为“沙漠之舟”漂流探险考察行动。浩瀚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是我国最大的沙漠，也是面积仅次于阿拉伯半岛上的鲁普哈利沙漠的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塔克拉玛干”准确的汉语翻译应该是“山下面的大荒漠”的意思。整个沙漠东西长约1000千米，南北宽400多千米，它的面积相当于一个德国，接近于日本，将近34万平方千米。在世界的大沙漠中，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它的广阔、无垠、神秘以及拥有“古丝绸之路”的美誉，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和诱惑力的探险考察地之一。每年夏季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昆仑之水——和田河
最早沿着这条季节河徒步穿越沙漠的是东晋时期的法显和尚，他为西赴天竺（古代印度），寻求戒律取经，于弘始二年（公元400年）由长安出发。他在《法显传》中对和田河沿途的情况写道：“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法显一行走了一个月又五天，总算平安地走出了这个浩瀚的大沙漠，到达了于阗国（今新疆和田）。
之后，还有多人曾冒险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1895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903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崛贤雄、渡边哲雄，1908年和1913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1929年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等，都曾在旱季沿着和田河古道，或徒步或骑骆驼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行考察探险。
在茫茫的沙漠荒原上，每年夏季都会有源自昆仑山上泻下的洪流，给没有生机的沙土瀚海带来生命。河岸沿途由于昆仑之水的滋润和养育，形成了沙漠中的“绿色走廊”。“走廊”内流水潺潺，高大的胡杨树和柽柳灌木生成林带，遮挡住沙漠干旱炎热的气候，使生活在林带中的野兔、小鸟等动物得以生存，亦为“死亡之海”增添了生机，这就是被誉为“昆仑之水”和“生命之水”的和田河。
和田河是唯一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穿过的河流，全长1127千米，其上游由两条发源于昆仑山的支流构成，一条是经流和田的玉龙喀什河，也被称为白玉河；另一条是经流皮山和墨玉县的喀拉喀什河，又称为墨玉河。两河在阔什拉什汇合后被称为和田河。和田河是一条季节性河流，只有在夏秋两季河道才会有水。
昆仑山的化雪融水是和田河的径流源，因此径流洪峰的大小，与每年昆仑山的冰雪积累量、夏季的温度高低有关。但除了每年7～9月为洪水期外，在冬春两季，和田河故道则是干涸的，也就是在这个时间，人们可以沿着干涸的河道进入和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史上还从未有人在夏季和田河丰水期沿河道进入和穿越考察过这片沙漠。而我们这次横穿漂流的路线是从和田市下水，最后到达和田河下游的阿拉尔绿洲，穿越漂流的距离为500千米左右，也可以说我们这次“沙漠之舟”的漂流探险考察行动将是史无前例的。
“沙漠之舟”探险考察队
1994年7月23日，“沙漠之舟”漂流探险考察队从北京出发了。
我们的探险队由8位男士和两位女士共计10人组成。他们是：中国探险协会主席、队长严江征，香港著名探险旅行家、摄影家李乐诗女士，中国青年报记者、首届韬奋新闻奖获得者陆小娅女士，北京林业大学植物标本室主任路端正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和环境科学系耿侃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教师、摄像师吕仁舟和韩维春，北京富原通信公司总经理、探险爱好者钟嘉鸣以及国家测绘局测绘研究所的工程师韩北沙，还有我这个当时来自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沙漠之舟”漂流探险考察队全体队员在北京首都机场出发时的合影
队长严江征是我加入野外科学考察这一行的引路人，1981年就是在他的鼓动下我放弃了室内的科研工作，毅然决然地加入到野外科学考察工作的队伍中，而且一干就是30年。在他的召唤下，我也成为此次探险队的一名队员。
就在前一年的8月份，我刚从西藏珠峰回到北京，后又马上赴新疆参加了“沙漠之舟”探险考察活动的预察工作。严江征带领6个人分乘两条船从和田河中部的麻扎塔格下水，沿着和田河漂流了将近200千米，然后在阿克苏附近的阿拉尔绿洲上岸。作者和严江征队长（左）的合影
我的工作则是在接近漂流终点的沙漠中负责接应。我带领着一辆运送物资的卡车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公路行驶了1000多千米，再经位于沙漠北部的阿克苏市到达和田河下游的阿拉尔绿洲，最后又雇用了一台拖拉机把我一个人、淡水和给养送进和田河下游边上的沙漠里，在那里等待和接应漂流队。
我一个人在沙漠中等待了三天三夜，由于通信联络的原因没有能够在沙漠中接到他们。但是这次经历却让我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让我对沙漠有了更多的了解，接受了大沙漠对我的启蒙教育。
全队乘坐伊尔86大型民航客机抵达乌鲁木齐，在乌市只住宿了一个夜晚，第二天一早又从乌鲁木齐经停阿克苏后飞往和田市。
我们登上了一架只有20几个座位的小飞机，这架双螺旋桨的飞机飞行高度也就是在四五千米。起飞后眼看窗外，雪山连绵、云雾缭绕，眼前的雪山让我联想起了青藏高原，想起了从成都飞往拉萨航班窗外的景色。而奇怪的是，每当我在航班上看到巍峨连绵的雪山时，心中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感觉，而且无法用高兴或惆怅来诠释。也许那句话是真的：唯美的东西带来的开始是兴奋，而后则是感伤。
大部分乘客从阿克苏下飞机后，机上就只剩下我们10位探险考察队员。飞机从阿克苏起飞继续着前往和田的航程，而此次航线正好和我们此行漂流考察的行动路线相吻合，飞机将沿着和田河的上空往南飞行，一直到达位于大沙漠南端的和田市。探险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准备前往南疆的和田市
茫茫沙海，一望无际。往旁边看，风沙弥漫，飞机穿行在黄色的雾霾浮尘之间。
突然间有人喊道：“看！那就是和田河！”大家不约而同地朝下望去，只见在无边无际的大漠之中，有一条蜿蜒曲折的长丝带在昏黄的土地上闪光发亮，那就是在每年夏季才会出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生命中的母亲河——和田河。
从天上看去，河道宽阔，水网密布，看来今年和田河来水比较充沛，这对于我们要进行的漂流考察活动真是一个好消息。
飞机飞到了和田上空。由于能见度实在太差，在靠近地面的空气中充斥着尘霾，地面上刮着沙尘暴，我们的飞机盘旋了许久也没能降下去，我们甚至都听到了飞行员们要求返航的声音。据空姐讲，飞往这里的航班降落不了而原路返航的情况非常常见，因为和田地区一年365天中有200天以上都会刮风起浮尘。
终于，飞行员在地面塔台的引导下利用短暂的晴空瞬间将飞机成功降落，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不过也都领教了沙漠沙尘的厉害。
在和田
和田是一个与黄沙为伴被黄沙侵袭的城市。厚厚的黄色细沙覆盖着和田的大地
由于和田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下风方向，所以每年的夏季到来之前，这里的地上、房顶上、道路上、汽车上、树叶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黄色细沙。树叶已经看不出本来的绿色，整个城市都呈现出一种单调的灰黄色，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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