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海权论：中国崛起的海洋之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来少峰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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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权论：中国崛起的海洋之路试读：

自序

中国现在拥有了谈论海权的资格，这是中华民族的幸事，因为当今世界能够拥有这种资格的国家，可谓凤毛麟角；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谈论这伟大的主题，尤感自豪。

这是一本为大陆国家而写的关于海权的书。对于当前的人们而言，海权对于保卫关系国家繁荣发展的航道安全，以及开发无穷无尽的海洋资源的重要性，其实已经无需过多阐述，因为这已经是相当清楚的事情。真正的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周边环境极其复杂的濒海大陆国家，能否建立持久而不是昙花一现的海权呢？

马汉在海权六要素中开宗明义提出：“如果一个国家所处的位置，既不靠陆路去保卫自己，也不靠陆路去扩张其领土，而完全把目标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就比一个以大陆为界的国家具有更有利的地理位置。”（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73］》，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麦金德则进一步认为：“我们可以大谈船只的机动性，舰队之便于远征，但是，归根到底，海上强国基本上取决于适当的基地，物产丰富而又安全的基地。”（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5月初版）。

英国作为一个具有强大生产能力的岛国，拥有发展海军、拓展海权的天然优势，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制止了国家分裂，避免了北美大陆出现类似欧洲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均势格局，同时宽阔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夹护的地理优势使得美国成为一个大陆岛，从而为发展海权奠定了类似英国但更为优越的基础。

反观欧洲大陆上的西班牙、法国、德国、俄国，他们并非没有意识到海洋以及海上力量的重要性，但是长期被陆地上的危险所束缚，被陆地上的诱惑所羁绊，或在海权国家布设的均势格局中无法脱身，有的更被海权国家全方位遏制，从而丧失了海洋带来的巨大机会，导致国家民族一败再败。

当然我也并非鼓吹地理决定论。地缘优势可以解释一个国家的崛起，但是无法解释一个国家的衰落。作为岛国的日本，有着与英国类似的地理条件，却在二战中一败涂地，值得阐述，也值得深思。

中国现在经济一日千里，国力蒸蒸日上，国家利益遍布全球。保护航道和海外资产安全，开发海洋资源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严峻的挑战。而要应对这个挑战，仅仅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或者仅有所谓的海洋意识是远远不够的。

海权是陆权的延伸。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只有摆脱大陆政策纠缠的国家，才能发展成为真正的海权国家。由此可见，中国要想伸张海权，首先必须从大陆均势陷阱中解脱出来，然后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巨大的坚不可摧的海上力量的基地，从而扬帆起航，纵横四海。

结束本序之前，首先我要感谢曹磊编辑，没有他的慧眼识珠以及大力奔走，此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其次，感谢天涯社区国际观察的老版主和众多网友，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不可能有那么多创作的信心和欲望；再次，感谢著名书法家邱金生老师题写书名；最后感谢家人，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的默默支持，此书的最终完成也是不可能的。马杀鹰改定于二零一二·八

第一章 世界史上的海权问题

历史总是千变万化，事实真相却任人打扮；但是鉴于人类文明的短暂，我们还没来得及经历沧海桑田、海枯石烂，所以地理相对历史而言则显得更加真实和客观。人类的大部分历史都发生在陆地上，或是在水上，当然现在天空和宇宙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得到重视。

第1节：欧洲的困境：在大航海之前

欧洲的地理有其特殊性。

欧洲位于亚欧大陆的西部边陲（在地理知识未被充分掌握的时代，几乎全世界人都喜欢把自己所处的位置描绘为世界或者宇宙的中心），它其实是一个被大西洋、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所包围的半岛，但是欧洲人却喜欢美其名为大陆，个中心态颇为有趣，这是其一。

欧洲南北各有一个“地中海”，相对其他文明地区这是唯一的。亚洲只有一个南中国海，美洲只有一个加勒比海。这种特殊的地理结构使得欧洲不存在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区，而且海道的畅通使得欧洲的南北两侧深入大陆腹地，两岸可以获得比较持久的繁荣，适合开展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航海事业得到不停顿的发展。

欧洲的整体地理形状极其复杂，它由许多大大小小的半岛组成的，这是其二。

半岛是造成政治分裂的地理因素之一，或许还属于最严重之列。在东亚范围，虽然半岛不多，但是其中两个最大的半岛在历史上都成功阻止了大陆国家的前进政策，并在当代建立了一个以上的国家。不过当它们出现统一倾向的时候，当地的激进势力都受到了外部强权的压制。在欧洲范围，较大较突出的半岛都以一个或者一个以上国家的形式存在。

欧洲内部地理条件的复杂性相当不利于单一政权的建立；无论是内部的竞争者，还是来自东方的强大的游牧民族都无法成功；曾经建立的统一性的大陆政权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无不在短时间内就分崩离析。

分裂是欧洲政治最典型的特征（不但在于如前所述的地理因素，还在于这种地理因素被非欧洲大陆的海权国家所充分利用）。这种情况曾经为欧洲的崛起创造了优越的内部竞争环境，但是到了全球竞争的时代，昔日的优势却变成了劣势。二十世纪上半叶，两大海陆强权两次终结欧洲进一步统一的努力；直到如今欧洲依然执着地试图通过欧元迈向统一，但是现在的欧洲早已经不能控制世界的全部了，一切都比过去变得更加艰难。

欧洲在地理上在历史上具有明显的整体封闭性，这是其三。“其南是广阔的沙漠，骑骆驼要花大约三个月才能横渡，因此黑人便和白人隔离开了。其西是茫茫大海，其北是冰封的海洋。其东北是无穷无尽的松林和河流，河水不是经过冰块壅塞的河口流入北冰洋，便是流入内陆海，例如和海洋隔绝了的里海。只在其东南才有可以通行的绿洲路线通往外界，但是从第7世纪到第19世纪，这些路线差不多全部被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封住了。”（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5月初版P53）

需要指出的是，麦金德时代的人们认为欧洲和非洲的天然边界不是地中海而是撒哈拉大沙漠，地中海南岸则是欧洲历史和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与当代的认知存在较大的差别。

大航海之前的十字军运动代表了欧洲冲出地理隔绝和政治重围的努力，因为他们发现，即使海上恶浪滔天、航路漫长，但是陆地上的敌人尤其是穆斯林军队显得更加难以对付。打不过去，就绕过去嘛，最后大西洋人和俄国人成功了。大航海运动其实是在地理和政治现实下逼出来的，十五世纪天时地利人和，大航海成为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总而言之，我们经常将这个大半岛笼统地称为欧洲，从地理学而言是可以清晰阐述这个概念的（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范围是动态的），但是从政治而言，人们遇到的困难显然将大得多。我个人认为起码在第一个千年之交，欧洲只意味着基督教世界；在1200年，欧洲作为基督教世界最起码应该分为地中海欧洲和大西洋欧洲两个部分，否则我们面对这个概念将无所适从；而在1500年，基督教世界又分裂为新教和天主教两个部分（欧洲南北对抗的延续，美洲是欧洲的翻版）。这是一个地理上复杂、政治上分裂的的半岛，自古以来社会发展落后，农耕技术低下，物质生产匮乏，人民的生活条件极其困苦。

现在评述欧洲的中世纪，虽然不能说是一片黑暗，但是如果有人断言欧洲（准确地说，应该是其西部）几个世纪之后将要成为世界的中心，那真的需要依赖于现代历史研究的后见之明了（当然有不少西方历史学家认为欧洲从罗马甚至希腊时代就开始领导世界，这显然是无稽之谈）。那个时期的欧洲人千辛万苦跑到文明世界，无不对所到达的地区顶礼膜拜（可以参考大量欧洲人对中国以及伊斯兰地区的描述，而在中国极少出现这种记录。一直到近代的时候，我们才认知到中国的不足），可见欧洲之落后。当然这绝非因为欧洲人特有的谦逊，他们对非洲或者美洲的描述可不是这个态度。

事实上中世纪的欧洲，已经重新野蛮化了。欧洲的中世纪是在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和日耳曼王国纷纷建立的基础上开始的。野蛮的日耳曼部落瓦解了罗马帝国，这是欧洲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倒退。欧洲出现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文明衰亡的异象……罗马被蛮族洗劫一空，天主教与日耳曼贵族勾结，令人窒息的基督教宗教统治随着笼罩欧洲大地，艺术和科学比欧洲的土地还要荒芜，希腊或者罗马的传统丢失殆尽。事实上当时的基督教欧洲与周边的蛮族相比，除了一个宗教信仰之外，几乎一样。而广大人民除了被要求盲目顺从之外，根本不晓得所谓的宗教具体为何物，因为他们全都是文盲，而且一辈子没见过圣经。

欧洲既然如此衰落，周边更有组织的民族就变得活跃起来了。

从六世纪下半叶开始，拜占廷和波斯帝国之间爆发连年战争，使得途经波斯湾和叙利亚通往地中海的传统商路不能通行，于是远途商贩改走相对安全的经过红海通往印度洋的商路。位于这条交通要道的中枢的商业城市麦加，由此变得繁荣起来。

而到了七世纪初期，拜占庭和波斯由于相互之间的剧烈摩擦而衰弱了。帝国的百姓已经精疲力竭，对这两个帝国心生厌恶。阿拉伯人的统治已经不可能再坏，事实上反而是一种更被当地人所接受的政治上的触底反弹。这毫无疑问为阿拉伯人的扩张提供了天赐良机。

在这个过程中阿拉伯人表现出强大的爆发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征服了叙利亚、波斯，然后是埃及乃至整个北非，瓦解了基督教势力在地中海地区的存在。无数拥有灿烂辉煌历史的城市为初生的伊斯兰文明增添了华彩，其中波斯文明是其重中之重。

需要指出的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并非匈奴、突厥或者蒙古类型的游牧民族。他们能够创制文字和宗教，拥有哲学和逻辑的民族，具有高度的文明。波斯或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在定居状态下繁殖数量庞大的战马的民族（要知道这个问题曾经多么困扰中国的定居民族）。这也是波斯千年以来能在四面八方的游牧势力的冲击下依然生存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唯一能够阻止扩张进程的障碍就是他们内部之间对于哈里发的争夺。公元661年，最后一任正统哈里发阿里被伍麦耶家族刺杀，后者迁都大马士革，建立了伍麦耶王朝。而阿里的支持者继续他们的事业，建立什叶派与之对抗，由此造成的分裂影响至今。

伍麦耶王朝继续阿拉伯人的征服事业，包括向东远征中亚，与中国的唐朝军队遭遇；向南入侵印度次大陆，使得旁遮普伊斯兰化；向西完成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灿烂辉煌的阿拉伯文化从此深刻影响了欧洲；向北则是多次攻打君士坦丁堡，但是无功而返。

在这里需要着重讲述的是穆斯林对西班牙的征服。公元710年，一支柏柏尔人组成的先头部队试探性地渡海登上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据点。次年，一支规模更加庞大的柏柏尔人军队在休达的朱利安伯爵的支持下渡过十三英里宽的海峡，攻击半岛上脆弱的西哥特王国。又过了一年，一支纯粹的阿拉伯人军队在穆萨的指挥下冲进伊比利亚，使得西班牙彻底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715年，穆萨带着几百名欧洲贵族俘虏、几千名战俘以及无数战利品回到大马士革，帝国的武功达到鼎盛。

征服伊比利亚半岛无疑是阿拉伯世界扩张的巅峰。如果一定要用野蛮和文明这两个词汇来描述这种征服，这不是野蛮征服了文明，而是文明征服了野蛮。那些传说中的天生的航海民族，所谓具有航海传统的国家，居然被一个从沙漠里杀出来的游牧势力渡海而征服，那真是相当可笑了。人类都是从树上下来的，所谓的海洋性民族，大陆性民族只不过是生存方式不同而已，将之归结到国家文明或者民族性格，那就是入戏太深了。事实上阿拉伯民族开拓海洋的历史一点儿也不弱于欧洲民族，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而已。伊斯兰文明不但覆盖了沙漠和草原，还在东南亚的岛屿上生根发芽。

总体来说，很难说阿拉伯人的扩张行为的成功是因为领袖的英明或者战略的伟大，人口的激增或者战利品的诱惑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一切，但是这种冲击性的扩张所造成的伟大的征服成就是确信无疑的，当然这又是因为在所征服的土地上，昔日的帝国已经四分五裂、虚弱不堪，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如此，西哥特王国亦如此。

按照历史的逻辑，只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才会遏制一个帝国的扩张。公元732年，阿拉伯人在普瓦提埃战役中失利，标志着阿拉伯向西扩张的终结。同样，公元751年阿拉伯人虽然在怛罗斯一战中击败唐朝的大军（这个战役之所以有名据说还因为阿拉伯人从中国战俘那里学到了造纸术），但是向东扩张的势头终于得到了遏制。那时大马士革的伍麦耶王朝已经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750年—1258年），这个王朝一直维系到蒙古人的到来。

从此以后，一个庞大的伊斯兰文明横亘在东西方之间，至今依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但要注意到阿拉伯人的骆驼和马，还要注意到他们的帆船。他们并不仅仅生活在沙漠和草原，更是一个濒海的海洋性民族。没有阿拉伯人的三角帆，就没有印度洋到东亚的海上贸易体系，更不会有后来的欧洲民族的大航海运动。

阿拉伯人处于东西方贸易的核心位置，就当时已知的地理学知识而言，无论陆路、海路都绕不过阿拉伯人及其继承人控制的范围，一个世界性的贸易体系开始建立起来。

阿拉伯人如此炫目的扩张，让人想起一千年之后的欧洲，事实上它们两者之间的确存在很多类似之处。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不清楚为什么那么落后的穆斯林群体能跟占据如此广大的地盘？因为他们忘记了伊斯兰文明过去的辉煌。

在这里我们简单回忆了阿拉伯帝国的创业史。之所以要那么做，是因为不了解阿拉伯帝国在历史中的真正地位和对欧洲文明的反哺，欧洲的崛起就无法解释。后来伊比利亚半岛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不能不说与阿拉伯人的征服关系密切。

所以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出发，麦金德曾经恳切地说道：“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做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10第一版P52）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是一种反西方中心论的某某中心论，这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八世纪末期，欧洲北部的维京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汹涌而出，驾驶长船（即Longship）肆意劫掠欧洲。他们面目狰狞、身材高大，抢劫之时奋不顾身，令欧洲人闻风丧胆。

维京人并非天生海盗，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们以渔猎和原始农耕生存；或许因为严冬过于漫长，时间宽裕的维京人还拥有出色的手工艺传统。不过北欧气候苦寒，以当时的生产力而言，相对贫瘠的土地已经无法承载太多的人口。每当看到这种文字，可想而知一旦这些地方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就会被文明世界的历史学家描述为的不可饶恕的强盗行径。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毫无疑问非常讨厌活跃的穆斯林海盗和北欧海盗，一概斥之为野蛮，但是当他们自己成为海盗的时候，据说使那些受害者告别了野蛮。

除此之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维京人善于打造一种性能优良的船只：长船。长船以当时的标准而言，长宽比是很大的，这意味着速度和灵活。

长船在动力方面采取帆桨结合，单桅杆，船帆是矩形横帆，材质为羊毛织物；两种动力可组合驱动或者单独驱动（桅杆可放倒），运气好的时候速度可以超过10节；长船的船身两侧安置有桨舵，欧洲人还得在好几百年之后才会了解什么是船尾舵。

长船没有甲板，也就是说是一种敞篷船。这种设计不像现在的敞篷车那么拉风，因为下雨的时候没有适当的遮蓬从后备箱拉起来。狂风暴雨之时，头领们还可以有临时性的帐篷遮风避雨，但是一般的海盗只好在兽皮的帮助下苦苦支撑。可以想象北欧海盗们在凄风苦雨的大西洋航行之时会遭受多么大的痛苦，由此可见海盗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本来这种船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只是非常普通的民用船只，但是他们现在发现，除了居家旅行必备之外，这种船更适合用来打劫。

凭借着这种利器，维京人不但可以在海岸线打劫，还可以通过内河航行深入到欧洲腹地进行劫掠，由此他们抢遍欧洲，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从西班牙到俄罗斯，无所不至；作为垦殖的农民，他们还远赴冰岛。各地的修道院等宗教建筑成为打劫的首选目标，这并不是说蛮族有意亵渎宗教，而是因为这里拥有大量的财富。据说修道院的修女为了防止被北欧海盗侵犯，而不得不选择自残。同时他们还劫掠人口，贩卖为奴。

由于拥有太多的战利品需要处理，也就是销赃，维京人在打劫的过程中开始同步发展贸易，毕竟打劫存在一定的风险，贸易则受人欢迎。

对于维京人的劫掠行为，担惊受怕的欧洲人除了祈祷之外办法不多。由于当时上帝的法力还不够强大，世俗的国王软弱无能，最终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有能力为他们提供保护的地方领袖。在北欧海盗的影响下，欧洲政治出现了缓慢而显著的变化，封建贵族势力得到了加强。

对于古代的定居民族来说，如何对付高机动性的种族入侵基本上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除非拥有一个强大的王朝，否则临时性的社会动员不足以解决此种危机。于是定居民族只能希望这些冲击势力产生定居的想法从而降低无法遏制的机动性，并依赖于时间，再加上同化的办法以解除他们的威胁。

维京人的海盗行为从一开始很难说是有组织的国家行为，很大程度上这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封建贵族的个人行为。但是由于劫掠的高收益、低风险以及本地难以缓解的人口压力，维京人的海盗行为逐渐变得组织化、常态化。为了免却回家过冬的长途劳顿，北欧人开始尝试择地定居，从冰岛到英格兰，从诺曼底到基辅，到处是维京人的殖民地。他们虽然在武力上拥有优势，但是不可避免地被当地文化和宗教所征服。在千年之交，连维京人的老家斯堪的纳维亚也逐渐接受了基督教。

北欧人已经不再是海盗，他们成为了欧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欧洲贡献了他们的特产：丰富的资源、优秀的战士以及精明的官僚，尤其是在诺曼底和基辅。

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渡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国。这个事件意义重大，一方面使得英国在欧洲相对较早地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从此英国政府以高效著称，并彻底摆脱了外敌入侵的历史；另一方面又使得英法关系成为一团乱麻，衍生出无数历史事件，其中包括百年战争。

从九世纪开始，马扎尔人开始在欧洲扫荡，欧洲人惊骇莫名，以为曾经的匈奴人又杀回来了。幸运的是强悍的日耳曼人击败马扎尔人，保卫了欧洲。受挫的马扎尔人选择在匈牙利定居，逐步拉丁化。从此以后他们摇身一变，从欧洲的劫掠者转换为欧洲抵御东方民族的坚强堡垒。

与此同时，皈依了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以及拉丁化的日耳曼人虽然在东欧相互竞争，但是他们的存在还是将亚洲的游牧民族阻挡在欧洲之外，十三世纪蒙古人的雷霆一击，并没有在欧洲腹地引发巨大的灾难，但是他们对阿拉伯世界和波斯文明却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一个世纪之后，笃信伊斯兰教的帖木儿对于伊斯兰文明来说，破坏性非常大。

在阿拉伯人崛起之后，伊斯兰、拜占庭和基督教势力将昔日罗马帝国地中海的势力范围一分为三，恰成三国鼎立之势。

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称帝，欧洲第一次拥有了明确的区别于东方的概念。但是时间不长，公元843年这个并不牢固的帝国就解体了，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用《凡尔登条约》实现了这一切，基本奠定了现代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雏形。这里的人民喜欢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每年农闲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发动战争，而是打谁。

不过欧洲的命运在这时候还没有太大的改变，如前所述周边更加强大的帝国和机动力量依然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攻击。幸运的是，维京人和马扎尔人逐步接受了基督教，融入了欧洲基督教文明。同样，东罗马帝国虽然丧失了小亚细亚，但是斯拉夫人的归化使得帝国获得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但是就总体效果而言，却让西部欧洲获益更多。

劝教事业的成功是中世纪欧洲的最大亮点，这是基督教的胜利。基督教的好战的诺曼人成为十字军的先头部队，马扎尔人和斯拉夫人成为欧洲的东方堡垒。这或许是文明的力量，但是这种文明既不是来自希腊，也不是来自罗马，而是来自巴勒斯坦。

步查理曼帝国的后尘，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数量逐渐增多，不知道是幸运还是悲剧，阿拉伯帝国最后只能依靠塞尔柱人才能统一起来。随着中亚的突厥人（作为一个人数不占优势的军功集团，之于阿拉伯，类似于满洲之于中国）的到来，十一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得到了加强，他们重新拥有了扩张的动力，就好比基督教世界得到了诺曼蛮族的加强，内部好战势力的扩张欲望变得无法遏制。

于是在千年之交，基督教世界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小，伊斯兰势力得到了来自突厥的加强，拜占庭帝国的形势就开始变得不妙了。1071年一场决定性的曼齐克特会战后，拜占庭丧失了亚洲的势力范围，内部统治也变得一片混乱，从此拜占庭帝国的重要性急剧降低。由此，长久形成的三国平衡局面被打破，东地中海逐渐成为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基督教世界竞争的舞台。

拜占庭帝国在突厥人的威胁之下，拜占庭皇帝迈克尔七世脑子短路，居然向教皇发出了求救信号。结果证明这是典型的引狼入室。

其实1071年塞尔柱人占领圣地耶路撒冷的行为并不见得有别于阿拉伯人在公元638年的征服，所以并不足以成为欧洲人发动十字军的真正理由。而且，当时欧洲大部分的反突厥宣传，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是捏造。在东方的塞尔柱时代，既不存在宗教迫害，也不存在暴虐统治（相对拜占庭皇帝，人民宁可接受苏丹统治）。但是欧洲人更愿意相信权威的宗教、政治人士发布的弥天大谎，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在欧洲的千年之交，宗教情怀是深入骨髓的，对天国的向往和对地狱的恐惧弥漫在欧洲人的心灵中。而在千年之交前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长时间的自然灾害导致欧洲大范围的农业歉收，可怕的饥荒引发巨大的末日恐惧（这种情况也很容易导致大规模人口的迁徙）。出于赎罪的目的，前往圣地朝圣、忏悔成为欧洲人安抚内心惶恐的一种流行方式，约旦河的水，耶稣受难的那座山的泥土，都成为欧洲人追求的圣物。

而且在十字军运动发动之前，欧洲人其实已经发动小规模的反攻。

伊比利亚的卡斯提尔王国于1085年攻陷托雷多，从此这个位于伊斯兰国家边境的城市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无数欧洲学者在这里吸收东方文化，并将阿拉伯文学作品和科学著作翻译为拉丁文。文艺复兴实际上起源于伊比利亚，而非意大利。

诺曼人在十一世纪占领了意大利南部，并于1091年攻陷了穆斯林盘踞的西西里岛；同时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先后崛起，为后来十字军通过海路向东方发动进攻铺平了道路。

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天才领袖的出现就是历史的必然。公元33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迁都拜占庭，由此埋下了东西方教会分裂的种子。1054年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互除教籍。十世纪到十一世纪，教皇的权威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与世俗国家的皇权并驾齐驱。拜占庭的虚弱使罗马教皇看到了重新统一基督教世界的希望，乌尔班二世致力于推动宗教改革，宣扬教权至上，更希望通过一场欧洲的整体动员，停止欧洲封建贵族之间的内战，树立教皇权威，以求压倒世俗君王的权力，而拜占庭皇帝的求救，正中教皇下怀。

1095年11月28日，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莱蒙召开宗教大会，向一群法兰克贵族发表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号召骑士们停止内斗，向东方进军报复塞尔柱人的暴行（演讲详细描述了塞尔柱人的统治，用词特别血腥），解救圣地；同时保证，参加十字军的远征可以代替一切救赎，十字军战士都将洗清所有原罪，得到最高的精神救赎。大会还挑了一个好日子，次年的8月15日也就是圣母升天节作为十字军的出发日期。

为了吸引欧洲的穷人参加十字军，教皇施展如簧之舌，宣扬东方遍地流淌着奶和蜜，黄金和香料俯身可取，并赤裸裸地劝导欧洲的穷人，不在穷苦中沉默，就在穷苦中爆发。由此，十字军运动作为一种廉价的宗教救赎手段和重新分配东西方财富的暴力方案，点燃了欧洲人对外扩张的狂热情绪。除了少数贵族之外，大部分骑士并不富有，他们不惜破釜沉舟，倾家荡产出卖田地以筹措盘缠，更何况不少人连盘缠都没有就贸然出发，可想而知沿途百姓和无辜的东方人民将会为此买单。

在此前后，教皇以及很多传教士为十字军运动的发起而在欧洲到处游历宣传，于是欧洲掀起了一场狂热而残暴的十字军运动。1096年4月，等不及圣母升天节的到来，一群被宗教人士洗脑的颇为可笑的法国“农民十字军”率先发动了远征，他们成分相当复杂，基本由下层老百姓组成，包括贫民、流民、失地骑士乃至社会渣滓，携家带口其中不乏老弱病残幼，为数众多。这支貌似可怜的队伍，手段却特别残忍（东西方在这方面看上去都差不多），一路之上所造成的破坏，跟游牧民族相比也不遑多让。他们盘缠不足，更谈不上后勤补给，不得不对途经之地的老百姓痛下杀手，富有的异教徒犹太人成为最佳的攻击目标，他们破坏犹太人的建筑，抢劫犹太人的财富，并从肉体上对耶稣叛徒犹太人加以消灭。而这一切的罪恶，都建立在消灭异教徒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上。反正兵荒马乱没钱找犹太人总是对的。

即使如此，由于缺乏给养以及跟沿途国家的军队剧烈摩擦，这群乌合之众减员严重，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已经损失大半。拜占庭皇帝科穆宁见到这群宛如乞丐的“军队”之后大惊失色，于是赶紧安排船只将他们送到小亚细亚为上帝而战，最后在突厥人箭雨的洗礼下，“农民十字军”剩下的这点儿骨血也大部早早地见了上帝，不知道上帝是否会安排他们进天堂。

1096年8月15日，由法兰克诺曼底、日耳曼、意大利各国骑士组成的专业军队在各地准时出发。日耳曼人选择经过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的路线，法兰克人和意大利人基本沿着地中海北岸前进，年底之前到达君士坦丁堡集中并过冬。这支真正的十字军为数大概在三万人左右（超过十万的数字基本是虚张声势），庞大的规模让科穆宁同样大惊失色，担心这支不可控的军队成为蛮族入侵之再现。

很快他们之间就在战略目标上发生严重分歧。科穆宁希望收复亚洲的势力范围，而十字军则希望收复耶路撒冷。经过一番吵闹争论，十字军开始单独行动，于1099年攻陷耶路撒冷，屠杀了七万伊斯兰教徒，据说城里的血水淹没了马的膝盖。

第一次十字军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夺回了耶路撒冷；回到欧洲的骑士们成为英雄，倾家荡产的投资获得了惊人的回报；留下来的十字军在东地中海建立起一系列拉丁王国，过去的村长现在成为了国王。这些拉丁王国的防御完全是模仿君士坦丁堡的，在陆地一侧建设了坚固的堡垒，并通过海上进行补给，在理论上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唯一的问题是，为十字军提供补给的拜占庭帝国经常陷于动乱，而没有拜占庭的支援，十字军是守不住这些土地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十字军之所以进展顺利，主要是因为伊斯兰势力内部出现混乱，无力抵抗十字军的袭击。随着混乱的结束，突厥人于1144年攻占艾德沙，诱发了第二次十字军运动。但是这次十字军没什么成果，也没什么好谈的。

这时候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一个伟大人物：萨拉丁。在欧洲的骑士们还不以背信弃义为耻的时候，萨拉丁就具备了信守承诺的高贵品德，其慷慨和侠义之风，简直令来自欧洲的十字军成为一群小丑。萨拉丁赢得了哈丁会战的胜利，收复了圣城，瓦解了第三次十字军运动，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传奇，后世伊斯兰枭雄无不以萨拉丁的丰功伟绩作为事业的激励。在收复耶路撒冷的时候，萨拉丁并没有报复性地举起屠刀，而是允许欧洲移民支付少量赎金即可重获自由；交不起钱的老年人甚至可以不付赎金而自由离去，这种绅士行为令西方历史学家也禁不住赞叹有加。

第四次十字军运动可谓最离奇、最疯狂。119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号召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大约四万人应征。由于吸取了前几次的教训，十字军决定避开艰险的陆路，从海路向东方进发，结果证明这个选择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为第四次十字军运动的军事胜利奠定了基础。

于是踌躇满志的欧洲人向威尼斯人下了打造战船的大订单。威尼斯根据先前预定的四万大军，全民动员打造了足额的大船，但是1202年十字军在威尼斯集结的时候却发现人手远远少于预期，加起来不过一万多人。这导致十字军的筹款能力急剧降低，付不起合同价格，而威尼斯人的态度则是没钱就没船。

当时的威尼斯总督丹多罗据说当时他已经年届八旬，且存在严重的视力障碍，但是他的精明和算计，却让健全人相形见绌。面对复杂局势，丹多罗为十字军指点了一条明路：为威尼斯攻打基督教城市同时又是威尼斯商业竞争对手的扎加，合同价格就可以重新计算。穷途末路的十字军不得不接受威尼斯商人的新方案，“神圣”的十字军成为了商业利益的雇佣军，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当时东地中海商业城市的防御布局都比较类似，陆地一侧环以坚墙，防御较强；海岸一侧通过水下障碍或者铁链加以封锁，防御比较松懈。威尼斯选择从海面进行攻击，为此打造了一系列复杂的技术性水面战船，如用以突破铁链封锁的铁甲冲角帆桨舰，用以压制对方弓弩的装备大量投射武器的“火力支援”战舰，以及适合两栖登陆的平底战舰（船头安装有跳板，供骑士直接冲上陆地进行厮杀）。只要威尼斯保证将四肢发达、肾上腺素分泌旺盛的欧洲骑士送上陆地，一场屠杀性的胜利就没有悬念了。事实上攻打扎加的战役跟之前设想的没有什么区别，并成为攻陷君士坦丁堡的一场演习。

1202年攻陷扎加之后，十字军嚷着要去圣地或者埃及与异教徒战斗，但是一个诡异的政治插曲改变了十字军的进攻方向，这次轮到君士坦丁堡。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运动攻陷君士坦丁堡，对这个伟大城市造成的伤害远大于1453年的陷落，这是基督教世界的悲哀。波斯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塞尔柱人都攻不破这座伟大的城市，同宗兄弟居然做到了，这场战争直接削弱了君士坦丁堡作为基督教阻挡异教徒进攻的中流砥柱的能力。

大规模的十字军运动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八次或者九次，后期的十字军运动逐渐由欧洲君主国主导，但是意义都不是很大。到了十三世纪末期，十字军在东地中海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卡被马木留克骑兵攻陷，耶路撒冷亡国。

大多数历史事件都是事后才能知晓其意义。如果没有欧洲后来的成功，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意义跟蒙古人西征差不多，仅仅剩下劫掠和杀戮而已。但是欧洲出人意料地成功了，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下，十字军跟几百年之后欧洲的崛起之间的关系。

争夺东西方贸易权是欧洲国家之间地区性争霸的主旋律。谁能在东方开展贸易，谁就能对欧洲发号施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拜占庭和游牧民族一直分享着东西方长途贸易的厚利。

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在东方的延续，有学者讨论中世纪欧洲是否包括拜占庭，我觉得是不应该包括在内的，拜占庭中世纪的日子比基督教欧洲强得多。作为东西方贸易的核心，拜占庭得以积累大量的财富以换取雇佣兵的忠诚，强大的拜占庭海军确保了君士坦丁堡的补给，控制着横跨亚欧的帝国。

历史潮起潮落，拜占庭一直对抗者东方民族的攻击，时而强大，时而衰弱。但是君士坦丁堡作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一直是拜占庭的最大资本；只要拥有君士坦丁堡，拜占庭虚弱的时候能够熬过危机，在强盛的时候还能控制周边领土，而商业利益则根本不用担心。

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来说，十字军运动是欧洲试图通过抢占拜占庭遗产，从陆路打通欧亚贸易通道的一种尝试。不过事与愿违，十字军运动的结果证明，意大利的几个城邦国家尤其是威尼斯在战争中赚得盆满钵满，是十字军运动的直接受益者。作为十字军运动的实际组织者（尤其是第四次），意大利人负责提供粮草后勤，打造船只以运送狂热的十字军战士，极大地促进了这个地区的贸易和造船业的发展。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威尼斯商人将手伸进了黑海，直接插手黑海到里海的水陆交替的贸易线。这个时期大陆贸易线在蒙古人的全盘控制之下，出现了历史上异常少见的畅通，为意大利人提供了商业良机。由此，东方的商品在威尼斯集中并输入欧洲，于是威尼斯大发横财。

意大利城邦对于基督教欧洲来说，实际上跟拜占庭没有区别，他们要么直接进入黑海，插手东西方贸易；要么成为阿拉伯人或者奥斯曼人的地中海商业代理，同样赚钱。只要商品不得不经过黑海、波斯湾或者红海流入地中海，欧洲作为全球市场的末端，永远是一个待宰的命。

此后威尼斯和热那亚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海上火并不断。与此同时，他们又必须应对北方的日耳曼骑士和法兰克强盗的经常性的劫掠。真正的近代社会管理模式在意大利城邦中开始出现，随后这种模式扩散到低地国家以及英国、法国等民族君主国。当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相结合，真正伟大的力量诞生了。

对于欧洲来说，也并非什么都没得到。正如有些学者提到的那样，十字军运动是未来欧洲对外扩张的一次预演。第一次十字军运动占领了耶路撒冷，建立了一系列小型的拉丁王国，修建了坚固的城堡，有海路的补给作为支援，欧洲的商人和流民蜂拥而来。这个场景与四个世纪之后发生的事情是何其相似啊。

十字军运动在宗教上是狂热的，当然基督徒在在杀人放火方面表现得更加狂热。我们现在可以从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审视十字军运动，但是就当时而言，这些只不过是暴力的副产品，而绝非发动战争的目的。

现在有人认为文艺复兴的知识是十字军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的，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产生这种说法的目的，就是试图否认阿拉伯世界对于欧洲的影响）。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一把火烧了拜占庭的皇家图书馆，这就直接说明书籍在骑士们心目中的地位（那就是只配一把火烧掉的废物），又有多少书籍能流传到欧洲呢？对于没有文化的暴力分子来说，黄金珠宝更有价值，书籍不但无用而且十分沉重，极不利于长途运输，倾家荡产到君士坦丁堡抢书简直就是一种白痴行为。就好比2011年的英国大规模暴动事件，暴民抢光了所有商店，但是唯有一种商业机构获得幸免，那就是书店。何况当时的骑士在欧洲老家除了抢劫绑架、喝酒打猎、寻欢作乐之外，什么都不会，他们都是文盲。

为了鼓励欧洲人的参军热情，加强宗教信仰，教皇乌尔班二世宣布可以为他们减免罪孽，并全体发放赎罪券（四百多年之后它会成为引发一场宗教改革运动的重要因素）。但是这种做法很快就被滥用了。

人类最为恐惧的事情，莫过于死亡。通过种种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表述，宗教有办法让人类为了下辈子的命运而把这辈子的财富交给别人。显而易见，这种事情即使瞒过了普罗大众，但是总有个别明白人看不下去，两个人的出现是迟早的事情。

哈丁会战中，十字军扛上了耶稣的“真十字架”居然还不能保证胜利，反而被异教徒彻底击败。此后，宗教已经无法让人敬畏和坚定，而让人迷茫。第四次十字军运动更是彻底暴露了十字军运动的本来面目，教皇从政治和宗教权威开始变得里外不是人，而教权的竞争者即世俗君主的王权开始崛起，十字军逐渐成为欧洲君王的舞台。事实上，这场以卫教为名的十字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中世纪的宗教统治。“9·11”之后，布什在评论反恐战争的时候再一次采用了十字军的字眼，个人认为这个形象的比喻具有相当准确的预言意义。

随着关于东方的谎言被揭穿，战争性质的扭曲，以及十字军运动的总体失败，欧洲人对于宗教的狂热有所降低，对教皇的权威则产生严重质疑。大肆贩卖的赎罪券激发了教徒的愤怒，宗教改革的导火索被点燃了。十字军运动对中世纪的宗教统治唱响了挽歌。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世界贸易主要发生在中国、中东、东非这条线上，没欧洲人什么事儿。欧洲那时候只是作为商品的最终消费地，为辗转多地、海陆并进流向欧洲的奢侈品贸易最后买单而已，而且绝对数量也不是很多，因为当时欧洲人的消费能力很低，只有少数贵族才能消费价格高得离谱的香料或者东方手工艺品，绝大部分香料其实都是被运到中国消费掉的；还有比如说珍贵的木料紫檀，之前欧洲人认为紫檀不存在大料，一直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原来全世界的紫檀大料都被弄到中国了。

十字军运动就目的本身而言，是总体失败的，意大利商人抢走了拜占庭帝国的贸易事业，从此地中海成为热那亚和威尼斯争霸的舞台。伊斯兰势力重新崛起，东地中海地区的一系列拉丁王国很快亡了国。

与此同时，一个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在东方崛起。虽然狂暴的帖木儿暂时中止了土耳其人的扩张，但是死灰复燃的奥斯曼帝国随后不久就开始了持续敲打欧洲的历史进程。半个世纪之后他们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并通过与法国的联盟（法国人后来又联合新教联盟对付天主教的哈布斯堡，他们肯定认为后世亨廷顿所谓的文明战争弱爆了），成为欧洲均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奥斯曼的崛起重新遮断了黑海，但是这对意大利商人来说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欧洲商业代理人，他们依然收获不小。威尼斯人击败热那亚人，迫使热那亚航海家到伊比利亚寻找出路，而热那亚的资金为西班牙国王的战争事业提供了资金保证。

几个世纪以来，骑马和骑骆驼的人证明，他们对东西方的贸易通道拥有天然权力，而且绝对不允许其他势力对其染指。万恶的唯利是图的意大利商人则垄断了从这条通道进口的代表奢华和文明的东方商品的代理权，绝对的暴利引发大西洋人的羡慕嫉妒恨，他们绝不甘心一直被排除在世界核心贸易圈之外。

第2节：中国引发的科技革命

宋朝（960—1279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鼎盛时期。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十个城市，一半都在中国。当欧洲还沉浸在蛮族进攻的痛苦中，宋朝已经通过适当的政治安排从而获得了相对长久的和平，社会生产以及人文科学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宋代将著名的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进行了全面技术升级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并普遍应用于社会生产。这些实用科技被迅速传播，结果不但是中国，包括全世界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在欧洲则进一步引发了影响全人类的革命。

宋朝文物鼎盛，武功相对而言乏善可陈，后世以文弱著称，这其实是一个错觉。宋朝的武功其实很不错的，否则难以解释它为什么能够生存那么长的历史时期。没有适当的武力支撑，人家谈都懒得跟你谈。赵宋对抗的都是有史以来最为强悍的游牧势力，辽金蒙一个比一个厉害，即使是它们之间互相竞争的失败者，迁徙到西部草原之后对于当地部落来说还是所向无敌。蒙古西征几乎将整个阿拉伯帝国连根拔起，斯拉夫人伏首称臣。这些都发生在南宋沦陷之前。

北宋立国先天不足，不但丧失了北方屏障“幽云十六州”，传统的西北通道也随着西夏的崛起而封闭。也就是说，中国对外联系的商路只剩下海路这华山一条道了。

同时，宋代由于国用不足，所以一直采取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于是海运事业空前发达起来（遗憾的是航海贸易事业发达的濒海国家或者地区，往往被更有组织、更加强大的陆权所毁灭。宋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这种现象将在东西方历史中反复发生）。

宋代的造船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宋代制造的海船（以福船为代表），船体高大，结构坚固，头小底尖，并具备水密隔舱（中国首创的先进造船技术，使船只具备优良的抗沉性），极利破浪前进，适合远洋航行；同时，北宋时期发明了指南针，并在航海中使用指南针辨别方位，同时结合传统的星象导航，使得海船的远洋航行能力大为提高，开辟了人类航海历史的新纪元。

北宋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朱彧所著之《萍洲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这是世界航海史上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载。宋代首创的先进的仪器导航方法，是人类航海技术的重大革命。希提认为是阿拉伯人率先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事业，但是中国的穆斯林学者马坚在翻译《阿拉伯通史》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指出了希提的错误所在。

宋代时期，阿拉伯商人已经放弃他们传统的承载能力不高的三角帆船，改乘中国的海船进行东西方贸易。广州依然是中国的港口贸易中心，泉州也逐渐体现出未来大港的潜力。到了元代，阿拉伯人由于政治衰落而逐渐退出印度洋的远航活动，那时在印度洋能见到的海船几乎都是中国的四桅大帆船。

阿拉伯人在旅途中观察到了中国先进的仪器导航技术，1180年，阿拉伯人把指南针传到欧洲。欧洲人了解了这些技术之后，对这些技术加以改良，开始了自我升级的过程。

阿拉伯是在中亚地区与唐朝爆发战争之后获取造纸术（公元751年），不久之后欧洲通过拜占庭的贸易获取成品纸张，数量不多而且昂贵，加上没有合适的印刷术作为配合，造成的影响并不大。十一世纪造纸术传入欧洲，主要通过摩洛哥传入伊比利亚半岛再传入法国，又或者通过西西里传入意大利，并传入欧洲腹地（这也与伊比利亚和西西里在阿拉伯文明反哺欧洲的特殊地位相吻合）。这是欧洲文明史和科技史上的大事，意义堪比当今网络技术在全世界的普及。从中国发明造纸术，再到其登陆欧洲，整个过程花费了大概一千年时间。

有了纸张，印刷术成为了可能。

早在隋唐时期，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就开始发展起来了。隋唐文教昌盛，国力发达，整个社会对于儒家经典和佛教经卷的需求量都非常庞大，仅仅依赖抄写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急需一种大规模生产书籍的技术，雕版印刷术应运而生。

在阿拉伯人获取造纸术的历史时期，从日本到中亚，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如此伟大的发明却直到十三世纪末才传入欧洲，造成如此尴尬的原因是因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媒介阿拉伯人一直拒绝使用印刷术。

我们知道，印刷术最早都是用来印刷经典，在文明的早期根本没有其他书籍值得用昂贵的纸张和雕版来进行大量复制。在东方，印刷的首选对象是儒家经典和佛经，在西方当然是《圣经》，而在阿拉伯世界，印刷的对象只能是《古兰经》。但是阿拉伯人却因为一些具体原因，不能使用印刷术来印制《古兰经》，导致印刷术一直在伊斯兰世界中无法得到大规模的推广。有一种说法认为历代哈里发和苏丹认为，古兰经只能抄写，而不能印刷。伊斯兰世界对待印刷术的态度直到十九世纪才得以改善，基本暗合了他们在近代的失落。

这时候东西方印刷术的发展出现了分野。从隋代的雕版，再到北宋毕昇的活字印刷，中间间隔了大约四百年；而且中国虽然活字印刷出现得很早，但是历来偏重雕版，而欧洲在获取雕版技术之后，很快就进化为金属活字印刷。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东西方于文字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中国是方块字，如果采取活字印刷，必须准备五位数的活字，而且常用字还得加倍，铸造如此众多的活字，投资成本是相当巨大的（尤其是金属活字）；西方则是字母文字，即使加上大小写，也无非五六十个字母，极其适合采取活字印刷。其实这个问题在计算机时代也曾经困扰中国人，汉字一度被认为不适合计算机时代，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问题早已经是烟消云散，但是长期借助拼音化的打字方案，已经使很多国人提笔忘字。

德国人古腾堡在1455年出版金属活字印刷版《圣经》，标志金属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出现。这个对后世影响非常作用巨大的发明一直让欧洲人津津乐道，认为起码是欧洲独立发展出来的高端技术，力图撇清活字印刷术的东方根源，甚至质疑中国作为活字印刷技术发明者的地位。但是这种做法，无非出于狭隘的西方中心论，并非真正科学的历史态度。欧洲人作出的独有贡献，在于使用附着能力更强的油墨代替了东方的水墨。

优良的种子一旦播散在合适的土壤，就会茁壮生长，引发爆炸性的效果。古腾堡的发明正好位于文艺复兴的活跃期，随着艺术、科技尤其是宗教的急剧发展，对于印刷品的需求迅速增加，活字印刷术技术生逢其时，在十五世纪得到迅速传播，文明的浪潮席卷整个欧洲。

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反对出售赎罪券，触怒教皇。1520年路德被定为异端，教皇下诏焚毁其著作并开除教籍。马丁·路德同样焚毁教皇诏书，主张教廷没有圣经的解释权，鼓励人民自行阅读《圣经》。如果没有廉价纸张以及印刷术的普及，人民根本没有能力购买圣经，路德的主张是行不通的。而路德能够如此主张，说明廉价印刷品在当时已经大行其道。

印刷术的普及，是欧洲文明历史划时代的重大事件。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书籍的大量出版和发行，打破了宗教人士在知识方面的垄断地位，各种新型印刷品如报纸、杂志、传单、地图等不断问世，加速了科教事业的发展，增强了政治宣传的效果，极大地促进了宗教改革，为文艺复兴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火药和火器都是中国率先发明的。鲁迅曾谓中国人发明火药只为烟花喜庆，但是这种说法是在国人最没有自信的时候出现的。古代的化学知识大部分起源于炼丹术和炼金术。虽然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此两者没有科学依据，但是东方的炼丹术依然被视作愚昧，而西方的炼金术却被视作实验科学的起源。

火药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带氧化剂的燃烧物，所以能在密闭空间内不依赖空气中的氧气而发生快速、剧烈的化学反应。后来人们通过火药的颗粒化以及空心化极大地提高了火药的性能。

火药源于炼丹术，这点从火药的中文名字就可以看出，它首先是一种“药”。早期的炼丹家发现，将几种材料组合在一起，通过加热就会发生剧烈的燃烧，这个过程相当猛烈，以至于他们的炼丹设备和建筑经常被焚毁。

孙思邈一度被认为是火药的发明者（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见郭正谊：《孙思邈不是火药的发明人》，《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05期），第一个明确的火药配方出现在北宋时期。公元1023年北宋政府在开封设置火药作坊制造火药，并在公元1044年北宋庆历四年刊行的兵书《武经总要》中，正式记载了“火球火药方”、“蒺藜火球火药方”、“毒药烟球火药方”三个配方，为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

在早期的战场，火药多作为一种剧烈的燃烧物或者爆炸物来使用，而不是作为弹丸的推进动力。典型的应用包括通过管形装置喷射火药燃烧（当时的火药含硝量低，杂质含量较大，所以反应不够剧烈，燃速较慢，无法形成真正的爆炸）产生的火焰进行攻击（如南宋高宗绍兴二年即公元1132年的陈规火枪，类似喷火器），以及将火药作为弹药利用投石机、弓弩进行投掷。

以上两者“火器”并非利用火药燃烧产生的气体压力推动弹丸杀伤敌人，无法被视作真正的管形发射型火器，所以应该被定义为燃烧性火器或者爆炸性火器。但是在南宋开庆元年即公元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军民研制了一种“突火枪”，以巨竹为枪筒，筒内安放火药及子窠，通过筒内火药燃烧后产生的气体压力将子窠射出以击杀敌人。此种设计已经基本符合火器的定义，应该属于有记录的最早的管形火器（也有学者认为陈规火枪为最早的管形火器，吾不取）。

管形火器由于枪管对弹头具有约束力，从而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管内弹道，同时大大增加了管外弹道的稳定性，从而使射击的准确性和距离大为提高。近代枪炮就是从最初的管形火器逐步发展而来。管形火器的出现，标志着火器的真正诞生。

宋、元时期中国大陆处于严重的政治分裂和对峙时期，各地征战频繁，大争斗的格局客观上推动了火器发展。竹木筒管形火器的发射筒由于受到材料限制，耐热和散热性能不持久，基本上是一次性使用的，类似于现在的一次性火箭发射筒，用完即扔。在中国领先世界的金属冶炼、加工技术的配合下，竹木筒逐渐被物理性能更加优越的金属筒所取代（但是根据记录，竹木火炮在明清时期依然制造和使用，取其成本低廉，随处可造而已），出现了用铜或铁铸成的枪炮，统称“火铳”。

在过去很长时间，世界公认的最早的抛射性金属管型火器实物是现在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件元代至顺三年（1332）造的铜火铳（见图一）。该铳重6.94公斤，长35.4厘米，口径10.5厘米，尾底口径7.7厘米，1935年发现于北京市房山云居寺。铳身上镌有铭文：“至顺三年二月十四日，绥边讨寇军，第三百号马山。”马山系制铳的工匠名字。此铜铳铳头稍大呈碗型，用以安放石弹，铳身装火药，铳尾有火眼，用以点发。此铜铳长期被视作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并有明确纪年的火铳，并出现在无数中西方资料文献中。

但是根据2004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十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宣布的一个鉴定结果，一件内蒙古蒙元文化博物馆收藏的“元大德二年”铜火铳被确认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铜火铳，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火炮。该铳为铜质，铸造而成，铜色紫，表面略有绿锈。铳体坚固，重6210克，全长34.7厘米，保存完好（见图二）。铳身竖刻有两行蒙文八思巴字铭文，为元代官方文字，翻译为汉语则为“大德二年于迭额列点数整八十”。经专家初步认定，此铳制造时间为“元大德二年”即公元1298年，比元至顺三年铜火铳早了34年，并将火炮的发明时间由十四世纪早期推进到十三世纪晚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图一图二

但是在中华民族国力最为虚弱的年代，连此种确凿无疑的历史都几乎被抹杀了。西方一度认定，火药是罗杰·培根（1214—1292）最先发明的，也就是所谓1248年罗杰·培根在《De Secretis Operibus Artis et Naturae》一书中的“火药”记载。但是书中所载的配方宛如天书，后世如不加以牵强附会，根本难以理解这是火药。即使那个记录的确是火药配方，对照中国历史，那也是非常后来的事情，绝非首创。

鉴于培根对阿拉伯世界科技发展的了解程度，可以认为，即使培根的火药配方是存在的，它也应该来自阿拉伯世界。那么阿拉伯世界的火药记录来自何方呢？可能来自当时从事东西方贸易的商人，也可能来自西征的蒙古军队。当然欧洲也有可能直接接触到火药，如1240年蒙古就在匈牙利战场使用了火器（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替穆罕默德二世铸造火炮的工匠来自匈牙利）。而蒙古的火药以及火器，则毫无疑问来自中国。

一般认为蒙古帝国以骑射称霸天下，殊不知他们在西征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使用当时极为先进的火器，以及鼠疫等生化武器。这就好比后来入关的满清，自我标榜骑射为满人根本，但是他们进军中原攻城略地依靠的却是重型火器，也就是红衣大炮。

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阿拉伯人把从蒙古人获取的火箭和突火枪技术发展为两种“马达发”（阿拉伯语意为“火器”）火器，并将之用于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由此，火药由阿拉伯国家正式传入欧洲核心地区。欧洲人知道火药之后，利用火药爆炸产生的能量抛射重物杀伤敌人的武器的出现，自然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无论是自发的，还是接受了东方的启发，西方也开始了这个过程。

西方对火炮最早而无争议的记载出现在公元1326年。瓦尔特·德·米拉梅特（Walter de Millimete）为英国爱德华王子（即未来的英王爱德华三世，据说后来他奔赴欧洲战场的时候，所使用的武器除了著名的英格兰长弓之外，还带着几门小炮）所撰写的加冕辞《论国王的智慧和精明》。该书中有两张插图，描绘的是一种花瓶状的大炮，炮口插着一支巨型的箭状炮弹。当然这种看似威猛实则华而不实的箭弹，立即被球形石弹所替代，花瓶状的炮身也被筒状炮身所取代。

其实一开始欧洲人也没有在火器设计和制造方面体现出什么过人的天赋。鉴于当时的欧洲人还不掌握生铁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他们没有办法整体铸造火炮，只好采取类似中国人做马桶的方式，用熟铁条拼接出一个圆筒，然后用铁箍固定。可以想象如此制造出来的炮管的坚固性是没有保障的，闭气性也不会高，不是动辄炸裂，就是浑身漏气。但是就是在这么简陋原始的基础上，欧洲火炮技术还是慢慢发展起来了。

中国发明的火药与火器传入欧洲后，不仅对欧洲战争方式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欧洲近代社会的变革和科学的兴起以至人类文明的进步，都起着重大作用，但是也给第三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长久的历史创伤。恩格斯评论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欧洲，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挡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穿铠甲的贵族骑兵同归于尽了。”

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爆发，这是一场漫长而狗血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百年战争早期英国利用自己独有的恐怖的远距离杀伤性武器“英格兰长弓”几乎战无不胜，传统的昂贵的身披重甲、手持长枪的法国封建骑士在低贱的操作长弓的农民雇佣兵面前不但荣誉扫地，而且性命难保（传统的战争方式是骑士之间进行决斗并谋求生擒对方而获取高额赎金，所以骑士的阵亡率非常低）。法国在战争中创巨痛深，以至于后期的百年战争演化为法兰西的民族解放战争。为了扭转不利的局面，法国除了雇佣热那亚弩兵之外，还开始发展大炮。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1450年至1453年间将英国军队赶出诺曼底和吉埃纳的法国军队动用了重炮，守军不投降就向城堡的城墙逐一轰击。在短短几小时内，以前牢不可破的要塞就纷纷倒塌。”（麦尼尔：《竞逐富强》，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P90），百年战争结束了。然后法国的大炮又在意大利北部发挥了强大的攻坚作用，由此带动了意大利城邦在建设城防工事方面的投资。我们不久之后就会看到，欧洲的要塞攻防经验很快随着传教士带到中国，但是结局是悲剧性的。

但是最终百年战争出现了一个双赢的结果，法国得到了统一，进而演化为欧洲的强国。英国虽然放弃了绝大多数位于欧洲半岛的土地，但是轻装上阵的英国却走向海洋，成就了更为伟大的辉煌。

早期的大炮由于金属冶炼和加工工艺不过关，为了确保威力不得不表现为重炮，重量动辄就达千斤，根据当时的交通条件和运输工具，由于必须固定在地面进行发射，很难保证这些重炮及时赶赴战场，并对千变万化的阵地实施炮击（相对轻便的能够跟随步兵进行机动的野战炮，出现得比较晚）。所以，最适合大炮发挥威力的场合，一般是在要塞攻坚或者城市防御等阵地相对固定的场合。所以在下一个世纪也就是十六世纪，轻型火器的优势在战场胜出，西班牙步兵团得以称雄。

不过在十五世纪下半叶，欧洲人就发现一旦将当时的大炮安放在适应远洋航行的结构坚固的船只上，陆地上一时之间难以克服的大炮机动性太低的难题就得到了解决，而火力却丝毫没有降低。而且一般来说，舰炮的威力一直强于陆炮，因为舰炮可以设计得更复杂、更巨大，这是水路运输的优越性所决定的。

从此，远程炮击海战代替了地中海类型的近距离接舷战，历史已经决定性地将绣球抛给了大西洋势力。

现在我们都知道，欧洲比其他地区的人们更加幸运，在无数历史机遇的集中作用下，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革命，人类成了新人。东西方之间的差距被扭转，均势被打破，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历久弥新，无数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个人认为当时的欧洲人肯定不晓得历史的进程，他们还是懵懵懂懂地向前行进，但是当代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历史工具，已经初步知道了答案。

中国在宋代时期，无论实用科技（以四大发明为代表），还是社会管理方面，都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突破。尤其是前者，实用科技通过陆地上的蒙古人以及海上的阿拉伯人向全世界传播。

阿拉伯人此时已经度过了巅峰期，在文明中消磨了锐气，在十字军的征服以及萨拉丁们的反征服中，叙利亚地区遭到严重破坏，从而丧失了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在这一波科技革命的过程中无所作为。但是随着东方文明通过东南欧以及伊比利亚传入欧洲，文明的种子遇到了合适的土壤，终于开花结果了。

欧洲的地理环境对于大西洋人来说，陆地环境确实是太封闭了，尤其是在交通工具极其原始落后的古代，再加上人为的政治阻隔。如此一看，欧洲人要走向世界，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唯一的出路就是茫茫大西洋。大海虽然凶险万分，但是陆地上强悍的异教徒显然更加令人绝望。

总结性地说，在中世纪的中晚期，东方文明照亮了欧洲中世纪的阴暗天空，他们接受了来自东方的科技文明成果，暗暗积蓄了力量，已经做好了厚积薄发的准备。

遗憾的是，一千年前的科技革命起源于中国，但是最终并没有在中国爆发。解释个中缘由并非本书之主旨，但是在接下去的章节中，这是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在一个疆域庞大、人口众多而且外部环境复杂的帝国中酝酿革命，是对人类的组织能力的巨大挑战。欧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民族国家。中国并非民族国家，所以不得不以国家的苦难和文明的坚守，卧薪尝胆渡过小国当道的压迫，并借助全新的组织方式，重归广土众民的时代。

第3节：大航海的黄金时代

真正拥有航海传统的民族，是东方的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根据可靠的记载，中国在汉代即开辟了通往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比欧洲领先了一千多年（欧洲的航海活动主要集中在内海，称之为航运更加合适，再说欧洲人没有纵帆，没有船尾舵，也出不了远海）。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东方的海上贸易是真正的自由贸易，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在这个区域执行排他性的贸易政策，也没有一个国家试图建立霸权。

1405年7月11日（永乐三年六月十五乙酉），一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船队从南京龙江港起航，经太仓出海，开始了它辉煌而又短暂的历史。郑和驾驭的宝船，是当时任何外部文明根本无法匹敌的艨艟巨舰。它的扬帆远航，标志着十五世纪世界大航海黄金时代的开始。

自公元1405年始，明成祖朱棣（后宣宗）派遣郑和率领两万七千余人、两百多艘船只七次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航程总长一万五千英里。在中东方向，郑和船队最远航行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在非洲方向，郑和船队最远航行到莫桑比克的贝拉港；途中历经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史称“郑和下西洋”。郑和航海线路图

郑和前六次航行集中在1405年到1422年，为永乐年间。1424年成祖驾崩，仁宗登基。仁宗乃一代仁君，一改成祖之前政，与民休息，纳夏元吉之谏言，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仁宗实录）。朱棣的雄图伟业已经导致民间过度动员，无论是官员还是人民，都希望得到修养生息。成祖之后，大规模的下西洋活动仅有宣宗一例。

此间，郑和曾力谏仁宗曰：“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费朗索瓦·德勃雷：《海外华人》序，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此番言论真可谓字字珠玑，虽马汉亦不逾此。

1425年仁宗驾崩，宣宗继位。1430年宣宗力排众议，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1433年4月，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途中病逝于印度西海岸古里，正使太监王景弘接替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历时三个月返回祖国。就此，下西洋壮举成为绝唱。

如果把仁宣盛世视为成祖过度动员的一种必要的中途休整，那当然是最好的。谁知道明朝一旦开始休息，就再也起不来了，个中原委的确值得探求。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继承宋元航海技术和贸易传统的一次总爆发，灿烂辉煌，让后人无限敬仰和想象。但是六百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两个问题，郑和为何扬帆远航？又为何戛然而止？而后面这个问题，几乎可以跟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于欧洲划上等号。

蒙元退往大漠之北后，漫长的陆地丝绸之路失去蒙古人的维持，重新陷入混乱，郑和的远航有助于恢复“东亚—印度洋”海上贸易圈的通航。遗憾的是，郑和之后，中国人就从直达印度洋的远途贸易中消失了。同时，朝贡体系并非一种简单的贸易体系，而是一种东方的国际关系体系。燕王朱棣窃居大位，他应该有重建朝贡，以示正统之意。

相对于郑和下西洋的伟大意义，人们更加关心是的明朝航海事业为何衰败。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衰败的原因是大陆农业文明缺乏海洋意识和开拓精神，这种精神显然只有信奉基督教尤其是新教的欧洲人才能拥有……经常是一些专家从故纸堆里翻出一些文字资料，论证中国如何闭关锁国，自我封闭，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误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如果要禁止一项明显有利可图的事业，难度是很大的，除非它自身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

首先，如果一个大陆国家存在严重的边境危机，那么其他事业就很难得到兼顾或者发展。

中国明代的情况跟后来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的遭遇非常类似。现在很难说西班牙、法国或者德国不重视海权，问题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并非你重视了就能得到发展，它会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制约。

明代的海洋政策明显受到大陆政策的制约。游牧民族的威胁并没有因为蒙元退出中原而得到解决，成祖迁都被视为“天子守国门”的大陆防御政策，实际上已经代表了明朝的战略选择：关系王朝命运的大陆政策远比海洋开拓更为重要。现在的人们喜好谈论利益，并把利益狭隘地理解为经济利益，其实大谬。在所有的利益当中，安全利益始终是压倒一切的，经济利益很难摆在第一位。两者一旦发生错位，则意味着重大的危机。

晚明时期，明政府从海外获取红衣大炮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运到北方进行陆地防御作战，而不是装备战舰用之于海战，这完全可以说明明朝的战略选择。红衣大炮是英国十六世纪发明的舰载前装滑膛重炮，迥异于明代传统火器神机以及之前从西方引入的后装佛郎机铳。征剿“倭寇”有功的将领戚继光，也被调往蓟州；甚至后来接受招安的郑芝龙（郑成功之父）也被要求到东北戍边，不过郑芝龙狡黠，托辞不去。

终明一代，边患不绝是最大的问题，先是北元，后是满清。蒙元退出中原之后，历代大汗具保有帝位和年号，并以北朝自居，称明朝为南朝。虽经洪武帝和永乐帝多年征伐，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定居民族建立起火力优势之前，如何彻底解除高度机动性的游牧民族的威胁是一个千载难题。这个难题一直到清代，通过巧妙的宗教安排和残酷的武力绞杀，才得以解决。

幸运的是，蒙古高原上的游牧势力经常处于分裂状态，忙于自相残杀，从而为明朝居间制衡提供了政治和军事机会，这点在洪武和永乐年间执行得比较好。永乐初年，蒙古已经分裂为东部鞑靼部和西部瓦剌部，永乐后期鞑靼部比较强大，所以成祖后三次亲征多征伐鞑靼部，将其削弱，这个有利时机被瓦剌部掌握。经过多年征战，大约在正统年间，瓦剌部脱欢从政治上统一了蒙古。不过由于脱欢并非出自黄金家族的血脉，在称汗的问题上遇到很大的政治困难，只得拥立脱脱不花充任大汗，不久之后郁郁而终。但是一个统一的蒙古必然对中原王朝造成巨大的威胁，脱欢之子也先最后制造了震惊当时的土木堡之变。

由此可见，在仁宣盛世时期，明朝对于蒙古各部落的强弱走向基本丧失了有效的判断，同时也没有决心动用武力维持两大部落之间的均势，无所作为，坐等瓦剌部壮大，最终自食其果。

随着边疆险情的日益加剧，以及国内财政的恶化，使得下西洋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其次，郑和下西洋之不可持续，受困于一种试图将一切海外贸易国有化的政策。

有历史学家阐述，明代是一个内敛的缺乏竞争性的王朝，这或许是对的。在“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武功骏烈，卓乎盛矣”的成祖之后，明朝在北方失去了“五出三犁”之悍勇，一心一意试图通过修建长城以抵御游牧民族的侵袭。值得指出的是，秦汉长城的障塞是开放的，属于攻势筑城的范畴，而明代长城的边墙则是封闭的。

同时，明代以长时间的海禁政策著称，从明初到隆庆元年（1567），持续近乎两百年。不过细究明代之海禁，主要是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几乎统统将之归结于走私）。古代社会生产力相对低下，大规模的商品出口必然导致国用匮乏，但是一刀切地将所有民间海外贸易作为走私来进行打击和禁止，又显得过于武断。相反，对于以朝贡为主的官方贸易，明朝从来没有明文禁止，而是一直采取一种鼓励的态度。只是后来由于“薄来厚往”的朝贡制度让天朝实在不堪重负，遂对朝贡贸易做出一定的限制，但是随着朝贡而来的私人贸易的交易量远远超过朝贡贸易。所以，明朝的海禁政策不能称之为闭关锁国，不过我也不打算为这种莫名其妙的政策进行辩护。

古代的朝贡制度不仅仅是一种贸易制度，更表现为一种国际政治体系。此种以中国为核心的贸易圈，放在现在比较类似于美国的市场准入制度，对于恭顺者，适当提高朝贡的频率；对于不敬者，则降低朝贡的频率，甚至取消朝贡的资格。现在中国周边一些小国由于被近代欧洲国际政治思想所影响，提及朝贡无不引以为耻，实际上当年他们的祖先是多么希望得到朝贡的机会啊，恨不得不在朝贡，就在朝贡的路上。

我认为，明朝的海禁政策是一种试图将对外贸易国有化的政策，而且由于这种政策过于绝对化，就导致了海洋战略的整体僵化。所以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永乐时期一边是六下西洋，一边是严厉的民间海禁；一边是规模庞大而缺乏利益动机的官方贸易，一边是跃跃欲试而束手束脚的民间海商。

明初的造船业是非常发达的，成祖一声令下，一支庞大的船队就建立起来了，这时候就体现了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但是是否每次下西洋都需要二万七千余人，两百多艘巨舰呢？这么一支庞大的船队的确体现了天朝的威仪，但是同样庞大的耗费却显得这种大而无当的航行不可持续。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欧洲的航海活动，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时期的欧洲君主绝对没有能力赞助航海家打造一支堪比郑和的探险船队，哥伦布和达伽马扬帆出海的时候，他们的船队规模与大明船队比起来，是相当可笑的。但是在小成本的成功的探险之后，无数政府的、私人的、合股的船队接连出发，如过江之鲫，只有来自对手的竞争才能阻止欧洲人舍生忘死、仗剑经商，这才是改变世界的真正力量。而终明清两代，政府并没有扶持这种力量（即使有也是昙花一现），而是抱着一种无为的态度（这已经算是好的），大多数时间甚至试图压制这种力量。

不但如此，严厉的海禁还直接导致严重的“倭寇”等海患。但是统治者的思维比较独特，试图通过更加严厉的海禁解决海患的问题，让人哭笑不得（倭寇仅仅是伪托日本，主要成员实乃国人所构成）。

第三，郑和下西洋作为一种航海运动，违背了市场规律。

君王的坚定意志或者行政官僚的动员和努力，的确可以创造出一些违背市场规律的奇迹，但是长久如此则是不可能的。例如，为郑和船队修建和维修海船的龙江造船基地，本来应该是兴旺发达的场所，但是后者随着宝钞制度的崩溃，材料和人工价格的支付手段不甚完备，出现工匠大规模逃亡的现象。

当时的外部世界对于中国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中国的海航运动与西方完全不同。当时贫穷落后的西方看到的一切都是财富，但是中国看到的却是真正的落后，外面的世界对于中国来说缺乏吸引力。带回一些奢侈品想必不是什么坏事儿，不过在当时的儒家官员看来，这种航行的必要性显然是很低的。我们现在当然可以说这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保守，但是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国内问题如此严重，外部世界蛮荒贫穷，又有什么值得虚耗国力而加以关注的呢？

第四，中国缺乏绕过非洲的动力。

在航海历史上存在一个学术争论：郑和到底有没有绕过非洲？但是这个问题的价值不大。事实上中国根本没有动力绕过非洲，因为不存在这个必要性。绕过非洲去干什么，发现欧洲？那是个穷山恶水出刁民的所在，根本没有吸引东方人的大宗商品，这点不要说在中世纪，即使在十九世纪依然如此。

东亚——中东——东非是世界的海上贸易主要航线，世界贸易在这里已经完成了整体循环，文明世界之间的联系已经初步确立，欧洲作为这条贸易线路的一个规模不大的终端市场，可以通过中东地区的陆路水路沟通，运输成本虽然高一些，但是贸易一直在维系，这就已经足够欧洲人争得你死我活了。

自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虽然退出了直达印度洋的远途贸易，但是南洋贸易（仅仅指东南亚了）依然在维系，新加坡作为一个中转贸易港，很快就兴旺发达起来，接力式的短途贸易取代了长途贸易。

欧洲大航海运动的初衷就是为了进入印度洋地区（发现美洲不过是计算错误的副产品），这个任务对中国来说，在非常早的时期就完成了。欧洲人绕过伊斯兰世界，远道非洲好望角，他们就接触到了世界核心贸易圈，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共同建立起来的。文明、富裕的东方的诱惑对于欧洲人来说是极大的，但是西方对中国的吸引力，几乎是没有。

欧洲人绕道非洲的意义，只不过是打击了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中间商，并不是扭转世界的根本原因。导致东西方出现不同走向的真正原因，关键在于美洲。如果没有美洲的贵金属，他们就不可能深度参与世界贸易，并最终掌控这个体系。历史就是这么巧合，让哥伦布和达伽马的成功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如果没有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开拓，即使欧洲人的航海事业进展再顺利，他们的印度洋之旅只不过类似维京人公元十世纪到达美洲，郑和舰队十五世纪达到东非，很快就会因为成本高昂、回报太低而沦为意义不大的旅行。

举个例子，早期的葡萄牙人凭借中日之间的政治不信任而享受到第三者优势，在中日之间进行中介贸易，赚取差价，然后利用这个差价购买中国商品运回欧洲销售，后来荷兰人承袭了这个商业模式。因为十六世纪日本开发了巨量的白银，而中国则有优质的商品，而荷兰人在很长时间内是唯一不需要欧洲的白银就能往本土运回商品的国家（当然在后期，随着贸易量的扩大以及日本的闭关，荷兰也不得不从欧洲运回白银以满足东方贸易所需），但是这种小打小闹的寄生性的商业做法并没有严重影响到历史。直到英国人的出现，一切才开始变得与过去不同。而英国人一开始能在东方开展贸易的法宝，还得是从西班牙获取的白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酝酿，白银对中国的杀伤能力，远大于所谓的坚船利炮。

第五，宝钞制度失败是明朝国家动员能力被严重削弱乃至丧失的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郑和下西洋不过是成祖伟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成祖还在进行疏通运河，迁都北京，编纂《永乐大典》等规模恢宏的大型工程，闲暇之余还在南征安南，亲征漠北，虽有明初四十年之积聚，但是如此大手笔的建设使得人们依然好奇，为何明初有如此强大的国力？而随后则偃旗息鼓，国家的组织能力衰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观察明朝历史，有一个现象非常奇怪，明朝的大事基本都是在洪武朝、永乐朝办的，之后的历代皇帝即使仁慈有加也不免略显平庸，剩下的就是一群就是游戏人生的主儿。最可怜的是崇祯，还想着励精图治，无奈无力回天。

自古以来天朝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依靠落后的技术手段却要长期维持一个疆域庞大、人口众多的帝国。这个问题在即时通讯工具和信用货币体系出现之前，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所以中国总不免乱治兴灭。

中国近代以来始终在赞美大一统，以至于是否完成大一统成了评判帝皇伟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性因素。对于当代的中国来说，大一统是必须的，因为竞争已经扩展到全世界，中国没有必要为了维持竞争活力而保留欧洲式的政治冲突。但是在明清时期，保守的天朝思维和秩序却让今日的中国人在回顾之时倍感艰辛。

中国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宋元时期都有纸币流通，明处洪武皇帝也打算继承这个伟大传统，于是印制“大明宝钞”，并严厉禁止金银交易，确保宝钞的市场地位。

对于中国这么一个严重缺乏贵金属的国家来说，使用纸币，建立信用货币体系是最佳的解决办法。这个体系要是在明朝能够彻底落实，那中国就不需要在近代的黑暗中摸索了，这或许是欧洲人的事儿了。

明朝宝钞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存在保证金制度，是一种完全的信用货币，这或许是一个大大超越其时代的产物。中国有很多颇具穿越感的事物，但是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一个不能将之实现的时代。

向仁宗建言终止下西洋的夏元吉，其实就是为朱棣伟业管理财政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说是一代名臣。正是他的精心计算和维持，永乐成为明代宝钞最为稳定的时期，朱棣才能源源不断地发动战争，大肆营造；而夏元吉向仁宗之建言，其中涉及终止下西洋，也是为了紧缩财政，维系宝钞制度。从这点而言，他的建议是无可厚非的。

问题是即使动用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市场对于贵金属的选择还是不可避免。而这种贵金属的来源，则来自中国无法控制的海外市场，这导致中国过深地卷入了全球市场，近代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动员的混乱局面就不可避免了。我们不久之后就会发现，它会一波一波地袭来。

第六，木材资源的匮乏是中国古代远洋贸易宣告结束的重要原因。

中国存在一种崇古的情节，但是我认为崇古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古代腐儒之崇古，与今日精英之崇洋，实无区别。如果尝试民调一下现在的英国人，什么时候是英国最风光耀眼的时代？我想正常的推测，他们应该说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最牛，这也属于崇古的范畴。中国在宋元以及明前期所建造的大型木制帆船，却在明后期以及清代无法重现，这不可能仅仅是思想或者法律层面的因素。

古代造船的主要材料是木材，大规模的航海事业需要大量材质优良的木材，尤其是在船身结构和桅杆的部位；与此同时，中国古代建筑也是木结构的，高规格的大型宫殿和宗教建筑同样需要大量的优良木材。这就造成了一种紧张的资源冲突。

成祖靖难之后决意迁都，开明清皇木采办之先河。“采木之役，自成祖缮北京宫殿始。永乐四年遣尚书宋礼如四川，侍郎古朴如江西，师逮、金纯如湖广，副都御史刘观如浙江，金都御史史仲成如山西。其间湖广产木山场便‘禁民采伐’，实际上是将重要的产木之地归入于中央控制。明代皇室采办大木主要是用于宫廷园林建筑，主要采伐的对象是南方高大笔直的楠木和杉木，用于建筑的栋梁、立柱等关键部位。永乐帝建都北京，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大兴土木，重建京城，兴修故宫，是皇木采办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后历朝更是营造不断，大木采办纷繁。”（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6年第06期）与清代的市场化采木不同，明朝大多是安排高品阶官员到大木产地直接主持采木工作。

明清皇木采办规模惊人，基本上将中国历代遗存下来的尚显丰富的楠木资源一扫而空。这些数目惊人、体量硕大的佳材美木不断成为皇家建筑的核心构件。据载营建故宫耗费楠木十万根，最典型最杰出的楠木建筑是宣德二年落成的长陵祾恩殿，大殿的构建全部采用楠木，支撑主体建筑的立柱为六十根平均直径在一米左右的巨大楠木，其中四根位于中央的金柱，高达14.3米，直径1.17米，用料规格甚至超越了故宫，入内观赏的游客无不为这些巨大优良的木材而感觉震撼。还有一座颇为有名的楠木建筑是康乾时期落成的澹泊敬诚殿，但是用材规格就小很多了，这与楠木资源的日益匮乏有关。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明朝各地藩王也开始大肆砍伐楠木营建王府，优良木材的消耗更巨，具体数字已经难以统计。但是可以想象，这对造船事业会造成何等的冲击。《金瓶梅》六十二回谈及李瓶儿病重，西门庆为之准备棺椁，故需采购木料，书中写道：“到陈千户家看了几副板，都中等，又价钱不合。回来到路上，撞见乔亲家爹，说尚举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尚举人父亲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时带来，预备他老夫人的。两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剩下这一副。墙磕、底、盖、堵头俱全，共大小五块，定要三百七十两银子。乔亲家爹同俺们过去看了，板是无比的好板。乔亲家与做举人的讲了半日，只退了五十两银子。不是明年上京会试用这几两银子使，也还舍不得卖这幅板。”（《金瓶梅词话》梦梅馆校本，里仁书局公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修订一版，第五次印刷。第二册P986）。这是一块什么样子的板？后文接着展开叙述：“比及黄昏时分，只见许多闲汉，用大红毯条裹着，抬板进门，放在前厅天井内。打开西门庆观看，果然好板。随即叫匠人来锯开，里面喷香，每块五寸厚，二尺五寸宽，七尺五寸长，看了满心欢喜。”（同上P987）

以中国明朝时期白银的超级购买力，花了三百二十两白银的高价只买到了一副棺材板，要知道当时买定一个使唤丫头终身不过五六两银子，这一个多立方楠木（六十四回又谈及此木名唤桃花洞，且气味芳香，基本可确定为楠木）的价格居然超过五十个人的价格，由此可见明朝中后期优良木材的价格已经非常昂贵。若用此种优良木材打造几百吨的远洋帆船，成本之大几乎不可承受。

缺乏优良木材，必然对船只的远洋性能和运营寿命造成不利的影响。晚清时期著名的广式大帆船“耆英”号有一段传奇般的经历，作为中国传统帆船船型广船的杰出代表，它远征欧美，经受住了大西洋惊涛骇浪的严峻考验，在1848年仅仅花了二十一天便穿越了大西洋，证明了中国传统造船技术的优越性，受到西方人的高度赞誉和肯定。“耆英”号就是使用了宝贵的楠木（一说柚木）作为船身材料，舵杆则使用格木（俗称铁力木）。但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世界先进的造船技术已经开始转向铁质蒸汽技术，木制帆船的时代已近终结。

虽然这些皇家建筑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但是如此大规模地耗费优良木材，必然使得民间造船所需木材受到限制。据陈仁锡《皇明世法录》记载：“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三桅以上即违式，可见当时政府对于民间造船的限制之严厉。至于到了清代，更是严苛到二桅，一桅。而元代之时，中国的四桅海船纵横南洋，风光无限。

同样的问题也曾困扰过欧洲国家，幸运的是西方国家在营造高等级建筑的时候一般采用石材，相比中国而言，适当保存了宝贵的木材资源。英国建造优良的战船需要大量的木材，砍光了自己家里的森林之后，他们通过波罗的海地区，以及美洲地区的木材资源进行补充，最终通过工业革命，使用钢铁材料造船之后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而中国面对资源困境，只能通过“禁民砍伐”以及限制民间造船规格的办法，优先保证皇家建筑用材和官方造船用材的供应。郑和航海最让人遗憾的是除了获取香料、珠宝、珍禽异兽等奢侈品，重启传统航路的朝贡贸易之外，没有发现类似美洲的贵金属产地。如果海外有白银产地，或许可以令中国产生征服的欲望。南下绕过非洲对于中国来说根本没有意义可言，问题是太平洋的宽度远远大于大西洋。

在这方面，我们没有西方人那样子的幸运。欧洲通过航海运动，最终找到了梦寐以求的贵金属黄金和白银，后者是当时东方唯一需要的大规模商品，从而加入到以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圈中来。如果没有这份历史机遇，我不敢说后来的殖民征服和工业革命无法发生，但是起码要推迟几百年，而且是否会发生在欧洲，就是一个疑问了。

最终，中国只能依靠人民辛勤的劳动，生产出举世无双的产品换取白银。这些白银都是从欧洲、日本或者直接从美洲运来，在中国沿岸交易。中国的贸易地位如此优越，以至于航运事业也变得可有可无。就好比现在一些生产紧俏旺销产品的厂家，招待所里住满了拿着现金的销售商，厂门口提货的大卡车排起了长龙……这样子的厂家，是不会发展自己的运输队的。

世界需要中国的一切，但是中国只要白银，而正是这种货币层次的需要，将中国的货币供应委之于他人，是造成中国近代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西方如何强大才将“东亚——中东——东非”这条世界贸易传统航线沿途地区殖民化，最终直接杀到了中国的家门口，而是中国悲剧性地失去了海洋，导致广阔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而虚弱的当地人民由于缺乏力量和组织，同时失去了来自中国的支持，从而丧失了抵御西方殖民者冲击的可能性，导致这些地区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后被逐步殖民化。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广大亚非拉地区只有几个国家能勉强维持形式上的独立。而新中国成立之后，东南亚一带就迅速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这绝非巧合。

当然，我们现在只能从宽泛的历史角度来解释明朝航海事业的失落，唯一可与之比较的是美国载人登月事业的不可持续。现在网络流传甚广的所谓土星五号图纸丢失之说，与刘大夏烧了郑和航海档案的故事也有一拼。

美国载人登月源于激烈的冷战竞争。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全美一片哗然。曾经确保美洲安全的两个大洋再也不是旧世界强权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而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在如此关键的领域居然被苏联抛在后面，显然是无法接受的事实，更何况这与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的优越性挂上了钩。

1961年4月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第一次进入太空，这对犹豫不决的美国航天事业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为了与苏联在航天事业上展开对抗，1961年5月肯尼迪宣布美国正式支持人类首次载人登月计划。就这样，美国继“曼哈顿计划”之后，又启动了一个国家性的大型科技研发工程“阿波罗计划”。这个计划费用高昂，规模庞大，激动人心，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壮举。土星五号巨型火箭是此计划的核心，仿佛宝船之于郑和下西洋。这是一种有史以来人类成功制造、发射的推力最为巨大的火箭，高达110.6米，芯级直径10米，尾部直径13米，起飞重量3000吨，推力达到3400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高达127吨，这意味着土星五号能将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旗舰“圣玛利亚号”直接推上宇宙。

1969年7月16日，强大的土星五号推动阿波罗十一号飞船腾空而起，将人类送上月球，实现了千年梦想。人类总是被最优秀的国家所代表，在二十世纪这个国家毫无疑问是美国。当然，我不希望二十一世纪还是美国。

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人类还是无法复制类似规模的巨型火箭。2004年布什宣布美国要重返月球，但是到了奥巴马时代，这个计划被终止。这里或许并不存在能力的问题，但是显然由于政治、经济等种种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人已经无力重复登月伟业。如果未来宇宙真的成为人类殖民的新天地，我不知道后世的历史学家会如何解释这件事，或许一顶天大的帽子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扣在美国人的头上。

我想将来一定会有国家继续人类征服宇宙的梦想，堪比土星五号的巨型火箭一定会重新诞生，更加巨大的火箭也必然会在未来粉墨登场。问题在于，谁站出来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呢？我想那一定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这个国家肯定是一个海权国家，因为再也没有比海洋更能促进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强大。我希望这个国家是中国（根据一些公布出来的资料，登月所需的千吨级的固体火箭发动，六百吨级的液氧/烃火箭发动机，两百吨级的氢氧发动机，以及以这些大推力火箭发动机为基础的巨型火箭的研发，都已经提上中国航天事业的议事日程）。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征服地球上的触手可及的海洋。

对于当时的欧洲人而言，富有的东方是遥不可及的天堂，强大的伊斯兰世界无法跨越，威尼斯是通往天堂的门户，欧洲人只是全球贸易圈的低端客户。面对如此卑微的贸易地位，欧洲人的认知是清醒的，但是现实却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前面已经讲述过，在十字军运动之后，意大利城邦国家攫取了战争红利，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贸易竞争，地中海海战接连不断，最后威尼斯获得了胜利。

威尼斯位于意大利半岛根部的西侧，广阔富饶的波河流域是威尼斯的腹地，藉此威尼斯是进入中欧市场的最佳港口。在这方面，威尼斯大大优越于它的竞争对手热那亚。

财富越来越依赖于远途贸易，贸易则包括生产和交换，海权是交换的保证。

威尼斯基本不存在农业，除了造船业和一些手工业之外也没有其他具有很强竞争力的产业，而且原料都依赖进口，基本上威尼斯的一切都依赖交换。威尼斯的优势曾经如此之大，却无可奈何地衰落了，过去我们将原因归结为大西洋航线的开通。这固然是极其重要的原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仅仅依赖交换就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因为致力于实业的地区迟早都会发展自己的交换手段，并确保交换得以顺利进行。西北欧的大宗商品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强，成本低于南欧地区，从这点来说，即使不考虑大西洋航线的开辟，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的衰落，也是迟早的事情。

随着贸易的内容由奢侈品转向大宗商品，由短途贸易转向远途贸易，地中海就太小了。而长途贸易一旦离开地中海，则不在威尼斯的控制范围之内。

此外，参考热那亚的做法，我们也可以看出，威尼斯发展到鼎盛之后，随之而来的则是保守。威尼斯一直执着地在地中海发展，没有将资金投入到回报率最高的伊比利亚，也就不能分享新生的大西洋市场，而只能荡漾在地中海，逐渐衰朽。随着葡萄牙人开始分享东西方贸易的利润，获利空间的日益狭小使得威尼斯和奥斯曼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这也极大地牵扯了威尼斯的精力。

与此同时，欧洲掀起了一股航海热潮，他们急切希望找到一条直通天堂的海上航线，以摆脱令人尴尬的贸易地位。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伊比利亚扬起了它的风帆。

欧洲人的航海活动使得他们最后挤进了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圈，但是它们马上发现能做的事情实在不多，因为生产力落后欧洲人根本拿不出东方人需要的商品用作交换。历史根本不像现在描述的那样，西方人一旦扬帆绕过好望角进入东方就成为理所当然的统治者，东方可不是落后的非洲或者美洲。葡萄牙在十六世纪的确在亚洲的一些关键节点抢得了据点，建设了要塞，但是他们能够长期存在的根本性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的强大，而是他们的弱小和顺从（葡人在取悦以及糊弄明朝官吏方面很有经验）。这才是个别据点比如说果阿和澳门能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纪的原因。西方殖民者还得通过时间和历史机遇（美洲的贵金属）积蓄力量，但是全球统治者的大门已经为他们打开。

第4节：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人云亦云的历史谬误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历史事件，长久以来人们都把这个事件当作历史的标杆，诸多历史学家按捺不住创作的激情，纷纷把这一事件描绘为：异教徒践踏圣殿，妨碍或者中断了东西方贸易，欧洲繁荣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幸运得是，这个事件推动了地理大发现，欧洲经过了文艺复兴（君士坦丁堡陷落甚至被认为是文艺复兴的发端），走出黑暗的中世纪（走得远的把君士坦丁堡陷落说成中世纪的结束），实现了伟大复兴……

这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描述是怎么产生的？我认为：

一是后代的历史学家总有把坏事变好事的念头。

二是如上所述，历史学家面对戏剧性事件之时不由自主地采用了一种演绎风格，后世牵强附会，当然我承认《三国演义》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三是掩饰欧洲内部的分裂；就好比丘吉尔笔下的英语国家们往往坚如磐石、亲如兄弟，但实际情况是尔虞我诈，蛇鼠一窝。欧洲人在争夺贸易控制权上争斗了千年，这次也不例外。

一般认为君士坦丁堡陷落导致东西方贸易中断，推动甚至促进了地理大发现的到来。但事实上，这两者并无多大的关联性。

一、大航海时代在时间上早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在这里不得不提葡萄牙号称“航海家亨利”的恩里克王子，在后世的记载中，其以圣徒般的品行，推动葡萄牙航海事业的发展，居功至伟。当然这些描述并不夸张。

至于恩里克推动航海事业的目的，一是寻找直接从东方进货的渠道，当时它们已经知晓货物的来源以及在产地低廉的价格；二是带有宗教性质的，就是寻找穆斯林地带背后的“约翰长老国”，以便实现包围乃至消灭穆斯林的伟大理想。

恩里克航海时代一般认为从1415年攻克休达开始的，这比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早了三十八年。当然欧洲航海事业的铺垫工作早在十四世纪就开始了，当时就有欧洲人在非洲沿岸活动。与此同时，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贸易早已经非常繁荣，更为欧洲锻炼了一大批强悍善战的水手。

至于恩里克吸收了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犹太人绘制的航海图纸和设计的航海仪器，更加不在话下。

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没有导致调味品和奢侈品贸易的中断。

拜占庭屹立千年不倒的关键在于其想方设法控制了大量的财富，奥斯曼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不但移植了很多拜占庭的做法，而且大胆加以了创新；同时伊斯兰世界并没有禁商主义，相反，穆罕默德二世非常注重商业行为，因为他可以抽税，这是奥斯曼最大的爱好。所以，“对外贸易得到苏丹的鼓励。穆罕默德二世在拿下伊斯坦布尔以后，恢复了拜占庭年代给威尼斯提供贸易优惠的做法，同时也鼓励其他意大利城邦国同奥托曼国开展贸易。”即使威尼斯获取贸易权的方式并不体面。

所以，“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却并未受到什么影响。意大利商人继续在地中海东部各国的港口与阿拉伯商人相会，收购欧洲大宗所需要的种种商品。这种情况对牟取暴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来说颇为称心如意，但其他欧洲人则对此大为不满，他们热切地寻找能够直接前往东方的途径，以分享这笔厚利。”

这就是说，意大利商人加传统小亚细亚陆地中间商的地中海商业模式无论国际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包括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一直颇为稳定，直到奥斯曼作为东西方贸易最大中间商的地位在十六世纪初期受到葡萄牙人的沉重打击为止。据统计，1502年到1505年四年间威尼斯每年从亚历山大港进口价值只有100万英镑的香料，而在15世纪的最后几年每年达到350万英镑；相反，葡萄牙进口的香料价值在1501年只有22.4万英镑，1503年到1506年四年间上升到平均每年230万英镑。（以上数字源于“斯塔里夫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第20章：扩张中的西方文化”）

欧洲人在这个时候，应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地中海人，在中世纪后期的特点是保守，只会守着地中海这个澡盆，并且终究会为自己的短视付出代价；另一种是打破现状的革新者，他们是推动大航海时代的大西洋人。如果将他们混为一谈是极为不妥的。

有一种说法是奥斯曼抽重税使得地中海转口贸易无利可图；那么推动大航海的是什么国家？按照道理应该是威尼斯而不应该是葡萄牙或者西班牙。事实上却是那些得不到地中海贸易权力和利益的欧洲民族君主国在推动大航海，并最终使自己成为一股颠覆性的力量。可笑的是，威尼斯——土耳其战争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他们争的不过是地中海夕阳落日的残羹冷炙，而对于利润丰厚的大西洋航线，它们一分一毫也得不到。西班牙同样如此，它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打毫无意义的帝国战争，而丧失了自己的帝国。

三、绕行非洲并不是一条逼不得已的航线，而是一条具有压倒性竞争优势的航线（在苏伊士运河开凿之前）。直到到现在依然是超大型远洋轮船的必经之路。

15世纪末以前，东西方贸易的商路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是陆路，即传统的“丝绸之路”，从君士坦丁堡登陆，经小亚细亚、黑海和里海南岸至中亚，再翻越帕米尔高原到中国。这条通道在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之间出现了蒙古人治下的和平，但是随着十四世纪下半叶蒙古在中国的崩溃，中亚重新陷入混乱，东西方贸易开始走向以海路为主。

第二条是海路，从叙利亚和地中海东岸，经两河流域到波斯湾。但是长跨度的土耳其——波斯战争，也不可避免地给这条通道的稳定性造成严重的障碍，对于奥斯曼来说颇有些自杀的味道。

第三条也是海路，从埃及经红海到达东方。那时候所谓的航海其实都是沿着海岸线走，直接走大洋还得靠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人来开拓。丝绸之路关闭之后，欧洲货物的价格成为天价，大部都转从这条通道走，这让威尼斯人和阿拉伯人发了大财。

这三条通道虽然绝对路程近一些，但是大家不妨仔细观察一下，海陆交替，成本极大。简单想想，一路上得养活多少人啊，欧洲人反正不宰白不宰。

在大陆人看来，绕行非洲是一条漫长的不可思议的航线。但是在陆地交通不便和安全难以保证的近代，优势是很大的。据说当时海员的死亡率达到20％，这个数字对于现在来说实在是太惊人了，但对于已经从腹股沟腺炎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的欧洲来说，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从东方直接进货的低成本导致的高利润足以压倒一切艰难困苦，而且借助于大炮的轰鸣，货物的成本那就更低了。同时葡萄牙人在非洲经营奴隶买卖，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最为关键的是，这是一条大西洋人可以排除其他竞争势力从而稳定控制的航线，而在陆地上，大西洋人还远远做不到这点。据说十六世纪的阿拉伯人只能依靠贿赂葡萄牙的贪官污吏才能使得自己的船只驶出波斯湾或红海进入印度洋，从而维持一定限度的东地中海贸易。而到了十七世纪，更加精明更有力量的荷兰人和英国人把他们彻底淘汰了。“到17世纪时，东印度公司已能把印度的货物经好望角运至伦敦，然后再出口到伊斯坦布尔和伊兹米尔，即使这样，商品的最后出售价格也比莱文特公司设法直接从印度运来的物品低廉。”

四、如果从地缘政治海陆对抗的角度出发，海上人要取得这场较量的胜利，直接走地中海，霸王硬上弓肯定是不行的；事实证明，从非洲迂回，从印度洋包抄，是当时海上人击败大陆霸主的唯一方法。

欧洲“其南是广阔的沙漠，骑骆驼要花约三个月才能横渡；其西是茫茫大海，其北是冰封的海洋……其东北是无穷无尽的松林和河流……只有在其东南才有可以通行的绿洲路线通向外界，但是从第7世纪到第19世纪，这些路线差不多全部被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封住了。”基于这种苛酷的自然条件，欧洲人要走向世界没有太多的选择。

十字军东征虽然强调宗教或者文明冲突，实际上是欧洲人尝试控制传统的“丝绸之路”贸易通道的一种努力（此后这种好处长期为意大利商人控制）。由此可见，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文明根本无法彻底制服游牧民族，后来十字军的偃旗息鼓也证明这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奥斯曼人不来敲打欧洲就是求之不得了。

也就是说，无论谁占据君士坦丁堡（拉丁人、拜占庭或者奥斯曼人），在中世纪或者中世纪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大西洋人不可能控制传统的地中海这条线主导东西方贸易。既然如此，面对重重围堵的欧洲人如果再一次寻求扩张，那么大西洋人的进取方向只能是通过大西洋。这次葡萄牙人走在最前面。

对于海洋来说，贸易跟海权是同步的，就近代而言，贸易跟私掠几乎是不可分的。“海上霸权之所以转移到西北欧国家，和17世纪前几十年呈现出来的地中海国家的普遍衰弱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荷兰和英国海军大炮的怒吼阻断了地中海各国从其面临的经济和生命的绝境中逃脱出来的最后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指出：正是大西洋航线的开辟，迫使奥斯曼作出攻占埃及、也门和波斯的回应，前者使得红海成为伊斯兰的内湖，后者使得奥斯曼占领伊拉克，推进到波斯湾。但是在海上土耳其人欠缺天赋和运气，以及与时俱进的科技进步。这种以陆制海的战略，从近代的经验来看，只能归结于失败，因为再占优势的兵员数量，相对于漫长的海岸线来说，也是势单力薄，而绝对数量处于劣势的海上力量，由于机动方面的优势，甚至可以在局部形成数量优势（更何况在装备上绝对优势），这仗就没法打了。这点在鸦片战争上体现得特别充分。

到了英帝国阶段，当年葡萄牙恩里克王子（他也算半个英国人）的理想终于被英国人实现了。英国人的伟大在于，控制了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埃及——亚丁——印度这条黄金航线。从攫取这些宝石般珍贵的基地的时间顺序来讲，首先是印度（通过东印度公司），其次是直布罗陀（1704），然后是马耳他（1800），亚丁（1839），塞浦路斯（1878），埃及（1882）（这种观察问题的方式来自马汉：《海权论》，言实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P312），由海制陆，一步步严密封锁奥斯曼帝国，伺机夺取其核心资产埃及，并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的彻底瓦解（奥斯曼的长寿快成历史悬案了，我倾向于列强激烈竞争导致的）。二战后英国人可以放弃印度，但是绝对不愿放弃埃及，不过虚弱的国力使得英国人再也打不起帝国主义战争了。

五、欧洲长期闭塞，东西方贸易多次被中断，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推动地理大发现而一直等到十五世纪？

从前引之麦金德语可以看出，欧洲四面八方被围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内是一种常态，这种闭塞性并非因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突然出现。15世纪之前东西方贸易的三条通道（见上文）经过阿拉伯、拜占廷（接手的是土耳其人）、波斯以及意大利等地的商人多次转手，才能将货物运抵欧洲。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都劫掠过这片伟大的土地，此地经常处于破坏——稳定——破坏之间循环。为什么当时并没有促进航海事业的大发展呢？

显而易见，十五世纪之前欧洲没有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无论是思想、市场、技术、资金还是欧洲社会的发展。当然，无论是拜占庭还是穆斯林治下的和平都不会让大西洋人满意。

伟大的文艺复兴为欧洲的扩张做好了思想准备。文艺复兴，断代非常困难，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远早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随着地中海贸易的兴盛，在意大利诞生了不少强悍富有的城邦国，其中的代表是热那亚和威尼斯。他们一方面抵御北方强国的入侵（直到1494年法国人的新式大炮摧毁了意大利中世纪的城墙为止），一方面在地中海展开激烈的竞争。为了生存，“财神战胜了上帝”，羽翼丰满的新人再也不需要由神来做决断了。

欧洲内部的生产力在十四、十五世纪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市场关系的发展……贸易的最主要特点或许是它主要由大宗货物组成——木材、粮食、酒类、羊毛、鲱鱼等等，他们是为了满足欧洲15世纪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而不是东方商队贸易运输的奢侈品。”

欧洲的造船业和军工业都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舰船的船型变大，重心降低，普遍装备了新型火炮（迟至1588年的雷班托海战，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火器，但是决胜负的依然是充满地中海风格的近距离接舷战，这也注定了西班牙和奥斯曼两大强国终将退出历史舞台），使得大西洋人在全球海域的各种暴力冲突中占尽优势。

到了十五世纪，欧洲已经发展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这股“东风”只要葡萄牙人大胆深入大西洋就有了。一系列演变之后，中世纪后期欧洲的重心逐步从地中海地区北移，大西洋势力终于粉墨登场（这点可能与以上几点都有一定的关联性）。大西洋势力的崛起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或者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大西洋势力的崛起暂时不说，可以确定的是，这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无关。

与此同时，西方对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即使有些震惊和哀叹，但是幸灾乐祸的心情居多。这种心情源于教会彼此之间的仇恨，而仇恨源于罗马教会长期企图吞并希腊教会。这种仇恨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越了对于异族异教者的憎恨。1452年12月12日，大公Lucas Notaras宣布说：“我宁可看见这个城市落在土耳其人的手中，而不愿意让它受拉丁人的支配。”这点在俄罗斯人身上表现得如出一辙，甚至更有过之：它们宁可接受鞑靼统治，也不愿意自己的宗教被拉丁人玷污。在西方，拜占庭的悲惨遭遇是对离经叛道者的惩罚，几乎成为共识。“在1453年及以后几年西方的主要反响，似乎出于这样一个共同的观点：希腊人是罪孽深重、腐化堕落的教会分裂者，遭受厄运也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脱离了真正的罗马教会。……但对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并没有激起什么反响。”

事实上，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运动攻陷君士坦丁堡给这座堡垒本身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造成的伤害，比土耳其人大得多。长期以来君士坦丁堡是基督教世界的东方守护者，但是1204年之后，他们丧失了扮演这种角色的能力；如果不是十三世纪初期游牧之王蒙古人（以及后来的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给予突厥人巨大的打击，君士坦丁堡根本不可能苟延残喘两个半世纪。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欧洲在中世纪的时候把游牧的匈牙利拉丁化了。

欧洲由于长期的分裂，导致内部始终处于高度竞争的状态，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是极为有利的。即使十字军彻底占领君士坦丁堡并使之拉丁化甚至消灭了伊斯兰势力，打通了欧洲通过中亚到达东方的陆地通道，我想为了推翻这种垄断地位，其他大西洋人也一样会发起大航海运动。

综上所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与地理大发现基本可以认为是两个空间平行发生的事件；荀子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君士坦丁堡无论陷落与否，大航海时代终将沿着历史的脚步前进。

也有人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跟伊斯兰世界的衰弱有关，并导致了其近代的萎靡不振。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也是荒谬的，就好比说帝国陨落是极为哀伤的，而造成这种伤感情绪的原因居然是帝国为什么曾经强大……黄仁宇先生在评价威尼斯的时候写道：“我们与其绞尽脑汁去猜测何以没有发生的事情竟没有发生，不如节省精力，去观测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何种情况下发生。”从这个更加适合的角度出发评价伊斯兰世界当今的低迷，或许更加方便也更加精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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