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血十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约翰·伯恩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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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血十杰试读：

企业是最粗糙的科学，最冰冷的艺术，教导我们无数有关衡量绩效、检查品质、盈亏的学问，却几乎从未教过为什么人会一生投入工作、这样做意义何在的事情。

我报道经济新闻十五年来，大部分时间为《商业周刊》工作，我解读的大多数是企业如何生产千百亿美元产品和劳务的故事。但是我始终希望探索企业神秘的人性面，想了解把社会组织成为经济体和市场的同样做法，怎么会破坏个人的生活。

因此我决定研究十位沉迷于近代企业史上最伟大梦想的英才，这十位朋友被人称为“十杰”。他们堪称企业界空前绝后的团体，所有成员都受到冷静和理性驱策，犹如曼哈顿计划发展原子弹的人员；有时候，他们被人比作登陆月球的阿波罗计划太空人，同样浑身是胆、勇猛精进，是豪杰和圣哲的有力组合。十杰自可以创造完善的世界，企业就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他们也说服别人相信这一点。

十杰最奇妙的事情是他们都是朋友，都忠诚拥护彼此的使命。他们先是战友，后来成为福特公司的伙伴，他们尊重和支持伙伴程度之高，在我采访的其他企业人士之间，确属罕见。一段时期后，他们改变了效忠的对象，跟个人的事业形成浮士德式更密切的关系，成功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之间的隔阂变得越来越深，执迷不悟使其中几位冲向绝望的深渊，细微的妒意使朋友变成敌人，骄傲打乱了才气。为了成功，他们抄捷径，这种做法给了我一个新指针，得以了解为什么人可以这么聪明，却创造出愚蠢之至的组织。

在统治上一个大时代的人当中，他们是人中龙凤；他们的世代在人口数目和希望方面，丝毫不亚于现在掌握美国政经权力的婴儿潮世代。他们是精明、英勇的美国空军军官，是后勤英雄，设计出掌控竞争力量的新方法，想出克敌制胜的数学模式，协助美军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沙场英雄用生命作战，十杰的革命性新方法是印出来的图表，他们可以交运飞机、部队和紧急食粮，用来击溃敌人。对他们来说，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数字作为答案，不是踏破敌人滩头堡的激烈壮怀，不是神秘的灵光闪现。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战后一起出击，他们可以替企业完成他们为盟军所做到的事，为当时和现在一样有问题的汽车工业，引进控制和科学管理技术，汽车工业已然有成为美国工业动力的态势，十杰远远地就看得出这种潜力。亨利·福特二世在1945年把他们全数聘用，事后证明这是他做过的最佳交易之一。十杰把福特公司从低迷不振中拯救出来，协助公司振翅高飞。

十杰年轻，没有经验，十分天真，沉迷于理想。即使是精明的人才，突然间出人头地，理当在完成任务后，退隐到历史中。但是这十个人决心改变世界，这种使命感最后拆散了他们的友谊，驱使其中一位自杀；最后迫使身为他们后辈的我们，陷入过去二十年使我们濒临经济毁灭的企业制度和仪式。美国经济的苦苦挣扎，我们对数字始终不渝的信仰，我们对公司力量等同公司规模的坚持，穷本溯源，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理念。

十杰把福特公司和美国所有工业拉进现代世界，可是这样也有着很可怕的影响。他们信仰数字，结果留给我们为了提升效率而牺牲敏感回应的制度；战后一整个世代的理性人变成了数字的奴隶，学到从每一个零件和每一种产品里，压榨出成本来。同时建立起规模庞大的白领幕僚，把权威和决策集权到中央；为了降低成本和获取控制的效益，我们牺牲了所有产品品质和顾客满意的观念，我们也忘记了个人的主动精神。

他们的观点也创造了一种崇拜管理和数字、本质傲慢而自大的教派。十杰对自己的能力具有最高的信心，美中不足的是，这种信心不是来自真正的市场知识或产品经验，而是来自使他们和其他专业经理人近乎神明的实证资料体系。最后，这种体系教导经理人信任数字，不相信人。

不过有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理念运作得很完美，美国企业需要纪律、秩序和控制，他们提供了管理成长和建立企业帝国的模式。传统的历史说，摩根和亨利·福特之流的企业家，创造了让美国享有世界最高生活水准的企业。这种历史是半对半错的，摩根、福特之流固然光荣，却不正常。战后新一代的专业经理人在美国兴起，他们具有驾驭野马，驱策庞大、复杂企业克服无数挑战的意念，使世界各国对美国机构又敬又怕，十杰只是第一批这种新工业精英。

我一面报道、一面撰写这本书的五年期间，利斯变成了十杰最好和最坏两者间的燃点，两种极端在他的性格里交会。

十杰当中，利斯最像彗星，他原本可以像麦克纳马拉或桑顿一样，成为美国历史中的关键人物。麦克纳马拉后来到华盛顿，在两位美国总统之下，担任国防部长；桑顿替美国两位最著名的资本家亨利·福特二世和霍华德·休斯服务，结果自己也成了有名的资本家。利斯应该有和他们不相上下的成就，他使法国福特汽车公司起死回生，胸前别着法国政府颁授的勋章，以真正英雄的身份凯旋回国。

利斯信心十足，替福特公司勾勒了一个策略性的计划，要正面对抗比较大、比较强、难以取胜的对手通用汽车公司，他说服自己，认定可以靠着制造比较大、比较美、比较好的汽车，做出真正“美国人梦想的机器”，赢得这场对抗。他梦想创造出“车轮上的贾利·库柏，胸口有毛的汽车”，这个原型变成了1957年的水星厂大道巡弋（Turnpike Cruiser）。他全心全意投入这种汽车的创造上，除了彻底的成功之外，他完全没有预期还会发生其他事情。等到这部汽车惨败，他为福特公司设计对抗通用公司的大计划随之尽去，他无法从中复原，失败使他失去热爱的工作，也摧毁了他。辛辛那提的验尸官判定他死于自杀，致命伤是0.38口径子弹造成的。

朋友要是知道利斯绝望程度之深，或许会协助他渡过这场危机，但是利斯完全孤立无助。事业当然会妨碍友谊，但是有时候，友谊会胜过事业，利斯之死有多少是十杰的共谋？在我所得知料想不到的事情中，有一个内幕故事，说明福特公司如何推出声名狼藉的艾德瑟计划——到今天仍然公认是历来最大的商业产品惨剧之一，知道十杰的友谊是造成这场惨剧的关键，一定会让很多人震惊。十杰中有好几位从一开始，就反对这场庞大的投资，甚至有一位冷峻而精确地预测说，和通用公司正面冲突等于自杀；各种数字后面的假设愚不可及，几近虚构。但是十杰中的其他人都没有坚决反对，因为计划是由他们的同事利斯构思和推动的，诚如米勒的话：“我们不想在利斯的兴头上泼冷水。”友谊和野心毕竟不是经常可以共存的。

在利斯的故事里，我在自己的恐惧和野心方面，发现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我知道工作经常使自己变成自作自受的堡垒，我可以轻易地想象到，利斯的成功一定使他跟自己实际的力量脱节，开始把组织的力量误认成自己的力量。我需要沉思利斯的故事，好摸索一个人能够前进到什么地步。我一看到一则广告，销售利斯俗艳的创作——1957年的水星奇怪汽车时，就急急忙忙地赶去看这部大烂车。我在一位古董汽车收藏者肮脏的车库里，看着这部在空心砖上的车子，怎么看怎么像博物院里的恐龙骨骼，是完全用钉子、不用其他物品凑在一起的东西。我一定买下这部车，即使它丑陋之至，这是用钢铁做成的青年才俊利斯，代表他的人格、他的狂热。坐进这部旗舰，开着它走在街上，感觉它像战车一样的力量，让我对他这个人、对他想追求的东西，有了一层新的了解。

在他们接近人生旅途的终点时，十杰中的每一个人都发现企业不是科学，甚至还算不上是艺术，麦克纳马拉、利斯、桑顿和他们的亲密战友，终于用他们的方法改造了世界，只不过不是他们所预期的样子。

十杰是我们的企业先贤，他们很可能太精明，太热心，对自己和自己的方法太有信心了。继承他们工作狂热的我们这些后辈，的确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第一章工业王子福特二世

美景在望！无忧无虑的日子快来了，时髦的新车型快出现了，开着它奔向山之巅，轻抚白云，驰往人迹罕见的湖边，在微风中徜徉，迎着温暖的冬阳，奔向阳光普照的南方。——福特公司的一则广告

在战后的荣光余绪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麦克纳马拉和包士华开车沿着七十五号公路，往北边的底特律奔驰，车子是麦克纳马拉老旧的福特路速T型车。从他们在戴顿的美国空军基地到美国工业之都的底特律，足足有四五个小时的车程。他们在1945年11月初那个星期三天亮之前就出发，空气相当干爽，预示着底特律又会有个令人难以忍受的酷冬。目的地渐渐在望时，冷风钻进车里，吹着两位吸着机油和汽油味的小人物；这两个小人物可是真英雄，因为他们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很多人一样，刚刚协助美国打赢了一场大战，他们是后勤英雄，但是功绩不下于为正义战死沙场的壮士。和其他英雄不同的是，他们现在有一个更崇高的梦想。这个梦能否实现，完全系于美国最重要的人物——亨利·福特二世的意向。

他们笑谈这次将跟福特二世面谈之事，此举在战前是多么不可思议，而今正处在战后世界刚复苏的时刻，每一个人脱下军服，迫切需要工作，想跟福特二世会面应该是更不可能的。福特二世掌管这个时代美国最受欢迎的工业，提供他们最想要的工作，而他们现在就要去见这位工业王子，这得感谢他们大胆、专横的上司“德州佬”桑顿上校。广袤的福特汽车公司鲁治河厂区一瞥。十杰初次看到这个世界最大的工业园区时，都被它所代表的无穷机会震慑住了。精英大批发

桑顿上校想出了这个奇怪的点子，就是以整批交易的方式，把他手下空军精英中最杰出的人送给年轻的亨利·福特用。这个想法出人意料，却也十分高明，虽然复员军人的数字极为庞大，要犹疑不定地面对未来；虽然战后的经济表示就业机会减少，但为什么一家极大的公司不能一举雇用十个人、雇用一群为了共同敌人和共同理想而聚在一起的战友呢？美国完全是靠战争才摆脱大萧条，很多人害怕战争结束后，数百万人拥进就业市场，会再带来另一失业、死心和绝望的时期。

但是实际情形却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战争带给桑顿上校新生命和新期望。他和很多大萧条时期出身的人不同，有勇气又乐观，认为自己可以在美国的大世纪历史里，决定自己的前途。

对桑顿上校来说，战争不是男人生命中突兀的片段，而是男性力争上游过程的一部分。他们从军的岁月代表弥足珍贵、可以待价而沽的经验。他们十个人不是转战沙场的勇士，但是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对敌空战的效率变成高得可怕。桑顿招徕当时最聪明的人加入他的麾下，让他们在哈佛大学接受“先进管理技术”的训练，再把这些人派驻到世界各地遥远的外站，一到战场后，他们负责搜集现代战争的事实和相关数字。桑顿在国防部建立制度，追踪每一天美国空军有多少轰炸机和战斗机可以派赴战场，他们把飞机和机场、机员和飞机、武器和飞机匹配在一起，比较B-17轰炸机和B-24轰炸机的相对优势；这些把战争变成科学的专家，协助美国组织、管理，推动足以让敌人致命的空战。

要是有人能把这种奇异的点子推销给福特二世，这个人非桑顿上校莫属。1945年时，他才32岁，但是在外表和言词上却充满权威。有一位仰慕他的人说，他和你面对面时，就像太阳照着你，浑身散发活力，他可以用浑厚的德州腔迷住每一个人。人长得粗犷潇洒，身材中等，体格健硕，生就热诚迷人的面貌，圆圆的脸，淡褐色热情的眼睛，让人失去戒心的迷人笑容，牙齿间总是咬着冒烟的短香烟滤嘴，有着已故罗斯福总统那样感人的盛情，也像小罗斯福总统一样温煦直接，不顺心时会大发脾气。

战争结束以后，美国替这个世界划定了新地图，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制定了新疆界，桑顿和他的战友也要在商业上做同样的事情。这场战争既是民主的胜利，也是美国式管理的胜利。桑顿预见战后的美国，新一代的领袖前面有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会，他了解工业界正在等待新构想和新领袖，以决定生产战争利器的工厂承平时期该生产什么东西；这些领袖会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前途，有九位这种现成的“未来领袖”仍然在他麾下。要想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桑顿所必须做的首先就是说服福特，让福特相信他和这些同事可以让福特公司改头换面，就像他们摇醒死气沉沉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使他们变得拥有超级的效率，而且强大到足以成为操纵战争输赢的关键。他们到处宣扬效率，而且在战争中证明了它的潜力，他们把效率变成他们的宗教，变成一种信仰，却没有一般宗教坚诚度不够的问题。这是一种理想，他们所处的时代崇拜机器，也受制于达尔文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观念。他们是十位迈向另一个战场和一场新型战争的专业军人，时值美国新时代开始，大胆和冒失都是野心的代名词，正所谓“厚脸皮的时代”。桑顿上校和手下正符合时代的脉动，麦克纳马拉开着他深蓝色的路速T型特车，包士华坐在他旁边，接近福特的疆土时，他们知道桑顿上校做对了。

这两位倔强的军官第一次看到庞大的鲁治河工厂高耸的烟囱，这种景象让麦克纳马拉和包士华都目瞪口呆！平地耸起的是冒着烟火，由很多工厂连成一片的庞大帝国，砖造工业厂房、钢铁厂和铁路调车场，连接成一大片广袤建筑，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在杂志上见过这个充满阳刚之气的人造世界的相片，但是黑白照片根本表现不出这种宏伟的气势。

他们相信，如果有什么地方可以见证工业奇迹，毋庸置疑，一定是这里。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工厂，事实上，这也是他们在底特律注意到的唯一景象，也是他们初次造访之后还铭记在心的景象。从20年代末期起，福特汽车公司的工厂就像圣像一样耸立在这里，加起来大约有90栋建筑，占地330英亩，是世界最大的制造工厂，很多窗户盖满煤灰，阳光根本透不过去。世界上只有这个地方，铁矿砂由五大洲的港口用船运来，熔化成铁水，炼制成钢铁，然后在若干天内，转变成数千种制造汽车的零部件。

他们经过这些工厂，开向雪佛路的公司总部，好跟从华盛顿搭夜班火车来的桑顿上校和其他人会合。入口大门上方的花岗石上，镌刻着亨利·福特的梦想：“发明天才勤奋运用地球的天然资源，是繁荣文明的基石。”没有任何诗句能让他们有如此深刻的感触。

福特二世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大理石大厅右边，小小的圆形车道旁有个专用门，这间办公室原本属于他祖父。从一大扇窗户看出去，有着像电影银幕一样的宽广视野，他们两个刚刚经过的鲁治河厂区尽在眼底。当年老亨利曾从这间办公室望出去，越过几十条铁路支线，望着壮观的工厂，欣赏他所创造的一切。少主

麦克纳马拉和包士华在11月7日，跟桑顿和其他人在福特公司总部的大厅会师。四周身着暗色西装的人川流不息，他们穿着军装，上装是暗绿色的，配着美国空军军官略带粉红色的长裤，构成了令人侧目、不协调的景象。他们对亨利·福特的了解，只限于最近在《生活》杂志封面故事所读到的一切，是他接任世界最大私有工业帝国总裁时刊出的。他会在不够成熟时掌控大权，是因为他父亲艾索·福特在两年前，也就是在1943年英年早逝。艾索身任公司总裁，又是必然接任公司宝座的唯一继承人，却因为胃癌手术的并发症去世，时年49岁。艾索死后不久，海军就让亨利除役，协助他年老体弱的祖父，学习汽车业务。在底特律，他被称为“福特二世”，好跟他祖父有别。

一年前，他坦承自己的稚嫩，尚在努力寻找纾困方案。福特公司从20年代末期以来的记录证明他们迫切需要良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福特公司约拥有美国60%的汽车市场，但是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市场占有率降为不到20%。福特在一度成功至极的T型车之外，迟迟没有推出不同的新车型，几乎导致公司濒临崩溃。同一个时期里，通用汽车公司重振旗鼓，市场占有率从大约12%上升到50%，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则从一无所有，一举攫取了20%的市场大饼。

更糟的是，亏损几乎把福特公司从1927年到1941年的利润蚕食一空。《生活》杂志在描述这一切时指出：“美国工业史上从来没有一家公司有过这么长久、这么大规模衰退的例子。”如果福特是一家上市公司，必定要承受华尔街和股东的压力，亨利·福特这个老头早就丧失控制权了。但是老福特早年赚了数量惊人的钞票，而且把伙伴的股权通通买了下来，公司完全由福特家族掌控，公司赚的钱只要够这个家族的需要就行了。

桑顿这帮人来的时机再恰当不过了，年轻的福特二世急于摆脱祖父身边的旧时代重臣。他在身边聚集了一小群忠诚的经理人，不过出了这个圈子，他就不知道还有谁可以信任，桑顿上校和他的战友应该怎么配合这种情势呢？

福特二世的一位手下接待他们，并陪着他们过街，来到一栋形状奇怪的建筑，这栋建筑两侧有正方形的厢房，是1934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留下的怪物。老福特在大萧条达到最谷底时，花了260万美元，建造了一栋由钢铁和石灰石构成的展览馆，容纳福特公司的陈列品。博览会结束后，他下令把这幢叫作“圆楼”的建筑搬到迪波恩，在其中建了一些人工花园，作为增建的办公室。

他们来到一间没有丝毫特色的会议室，坐在一张胡桃木制会议桌四周。查尔斯·桑顿（Charles Thornton）、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弗兰西斯·利斯（Francis reith）、乔治·摩尔（George Moore）、查尔斯·包士华（Charles Bosworth）、阿杰·米勒（Arjay Miller）、爱德华·兰迪（J.Edward Lundy）和詹姆斯·莱特（James Wright）都到了，桑顿这个小组的另两位：班·米尔斯（Ben mills）和威伯·安德森（Wilbur Andreson）则在加州焦急地等待结果。人中之龙

这是属于他们的时刻，这个小组的成员都很杰出，但是福特敢全部雇用吗？没有人比麦克纳马拉聪明，他原本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助理教授，是个天生冷静的理性主义者，也是这个团体的智多星，具有高人一等的智力和敏锐的分析天分，使桑顿的小组得以把一个顶多是搜集事实的中心，转变成分析数字和大胆鼓舞行动的团体。但是麦克纳马拉却是这票人当中，唯一不那么想来这里的人，他本来打算回哈佛大学，追求学术生涯。然而桑顿上校告诉他这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麦克纳马拉犹豫不决，利斯则恰恰相反，他是精力和伟大构想紧紧结合的综合体，对利斯来说，有机会替福特公司工作是美梦成真。孩提的时候，他就坐在家前面的台阶上好几个小时，一一分辨每辆疾驶而过的汽车厂牌和车型，只有追求成功的野心能胜过他对汽车的热情。他看到父亲在大萧条期间亏损掉大部分的财产，发誓决不步上这种悲惨的后尘。他鄙视不稳定，热爱控制，战争结束时，他对系统控制的信念让美国空军节省了十亿美元以上。另外六个到场的人，他们的才能可以涵盖管理方面的所有层面，是领导、判断、精确、秩序、精明和耐力的象征。

几分钟后，工业王子福特二世步入房间，就像从《生活》杂志的书页里走出来一样。大家仔细地看着他，福特二世长得相当潇洒，身高1.8米，体重90公斤，是个大块头，大大的头上留着平头，蓝色的眼珠配上高挺的鼻子和小小的嘴巴，说话的声音柔软而带粗嘎，人有点过重，早在青少年时，他的同学就把他叫作“肥仔”了。但是他的气度却明显可见，或许这是他的地位、财富和权力造成的，不论是什么原因，这种气度使他的每一种动作都有着王者之风。这些人早都习惯于向军中的长官或最高阶的人报告，但是在福特二世的光环下，有些人觉得自己渺小，福特二世可以说是美国最像王族的人，他们感觉到巨富的威势，而且觉得对财势的钦敬比他们预期的多。

但是他们之间没有客套，这一切都是正经事，桑顿上校依序为福特二世介绍，小亨利绕着桌沿，跟每一个人握手，他欢迎他们来福特公司。大家相互说笑了一会儿，福特二世就坐进一旁的椅子里。

他跟他们是同一代的人，才28岁，除了差两个月才过28岁生日的摩尔外，他比他们都年轻。小亨利开始谈他对公司的目标和野心，他的话清楚地点出局势和时机都有利于在福特公司工作。旧时代崩溃后，新秩序正在兴起，他继承82岁祖父的基业才满七周。“我们需要有个新的开端，要用不同的方法做事，”福特二世说，“公司或许必须整顿，我们显然需要重整，我希望公司重新夺回第一的宝座。”“你们认为可以帮上什么忙？”这句话让他们愣住了，连麦克纳马拉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桑顿上校能够信心十足地谈论过去，可以告诉福特二世，这群高手协助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拥有最大和最迅速机队的空军建立制度。他可以畅谈这些飞机在历来最具毁灭性的空战中，怎么投下了205.7244万吨炸弹，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发射了4.5975亿发枪弹。他知道所有的数字和所有的事实，他的责任就是知道这些东西。

但是即使在这个黄金时刻，桑顿上校也不能预见未来，没有人能看到未来，即使福特二世能够信任他们，也不清楚他们该如何融入他的汽车帝国。有多少旧僚会憎恨他们，视他们为威胁，想要摧毁他们，福特二世会给他们足够的权力，让他们做出不同的表现吗？他会让他们像一个团队般工作吗？整个大战期间，他们对困难重重的资料搜集都能够手到擒来，谈话应对方面的畅达更不在话下，但突然间，他们却哑口无言，提不出答案。第二章“拿破仑再世”桑顿

知识就是力量。而在这片混乱中，我们将是唯一有知识的人，其他人只能瞎猜。——桑顿上校

其实，多年来，桑顿上校一直都一帆风顺。

在华盛顿，他听不见大家背后常叫他“拿破仑再世”。这个绰号多少说出他不惧权威、迫切想掌握生命里每一件事的个性，但是也显示出作战部里的人对他的不满。

有一次，桑顿上校发现一名高阶将领对于飞机产量作了不实的报告，他毫不犹豫地给他难堪——毫不考虑班奈特·伊·梅耶中将的官阶，远高过他。“你那些数字有错误，”桑顿上校拖着德州西部口音向梅耶挑战，“这些数字比无中生有还要离谱！”

梅耶将军老羞成怒，立即反击说：“你要是调到我的手下，我一定把你送军事审判！”“将军，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那我也真该受军事审判了。”桑顿上校平静地反驳。

军中的官僚，愈来愈多人发誓要在战争结束以前把桑顿上校搞下来，梅耶也是其中一个，却从来没有找到机会。这个冲突过后没几天，梅耶所负责的机务报告，整个转移给桑顿上校在华府日益扩大的统计管制处。这次战胜官僚，是年轻的桑顿上校在战时最具戏剧性的胜利之一，他把握住这个机会，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空军，更建立起他自己的权力基础。崭露头角“拿破仑再世”的军事帝国，最初不过是陆军航空队的一个小组，由一些知识分子和有企业头脑的人所组成，外人也弄不清楚他们是干什么的。到二次大战结束时，桑顿手下有3000名在哈佛商学院受过训的优秀军官和1.5万名后勤人员，统计管制处有66个遍布全球的驻外单位，拥有全球最大的中央控制计算机设备和独立的电传系统。这个单位如同一部巨大的分析思考机器，协助美国组织、管理和推动空战，而他们的领导者就是爆出冷门的桑顿上校。40年代初是没有电视、电脑或卫星资讯的原始世界，资讯的传达非常缓慢，桑顿上校能成功地主掌这个部门，全靠他顽强的意志力，还有他想掌握自己命运的渴望。在军中，控制的管道就是层层的阶级制度，桑顿着手定义他的秩序观，建立他自己的架构来行使权力。

一个脑筋清楚的士兵，绝对不敢像桑顿上校挑战梅耶和其他将领一样单挑军中环环相扣的指挥系统。但是桑顿上校自信满溢，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强硬作风为自己树立了多少敌人，他的自信心几乎像是铜墙铁壁。多年后，他的一个同事到伦敦去，途中听到作家依恩·弗莱明谈论怎样成为一个出色的莎士比亚演员，就想到用桑顿作例子。弗莱明说：“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成功来自自信；你一上了舞台就知道，你打内心里晓得自己可以做得很好，那就是桑顿。他散发着自信，他的信心更鼓舞手下的人充满自信。”桑顿上校年轻时候，就立志要在世上打出名号，闯出一片天地，让他能忘记过去的卑微。从军的岁月使他深信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凭着事实和逻辑，他打败了梅耶和其他许多人；凭着事实和逻辑，他掌握了影响力。在华盛顿崭露头角的桑顿上校，早已不是德州家乡不毛之地的贝茨·桑顿。

1941年的华盛顿，对一个有抱负却没什么钱的年轻人是最好的地方，战争又正是最好的时机。日本偷袭珍珠港，唤醒了这个沉睡中的南部城镇，华盛顿的潜能和力量也即将发挥，桑顿和其他许许多多涌入华府的人一样，准备发挥长才。这个城市将使美国变成伟大的民主帝国，重塑世界，再创一个崭新的欧洲。来到这个城市朝圣的人，可能在这出大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左上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桑顿和妻子弗洛拉在弗吉尼亚州的公寓外合影。（右上图）小小的桑顿坐在妈妈的大腿上，不到五岁，父亲就弃他而去。（下图）中学时代的桑顿看来整洁而时髦。

罗斯福的新政把华盛顿变成了新耶路撒冷，一个流浪人和寻梦者的交汇点。毕竟，经济大萧条在华盛顿结束得很早，参与新政的人接管了这个城市，管理罗斯福政府新创的大大小小部门。华盛顿向来就是许多异乡人的家，现在新兴部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公务员，对于想要逃避平凡生活的人，华盛顿更是他们心目中的天堂。这些人来自中西部和南部，来自德州和俄克拉何马州，来自任何地方，源源不断地走出嘈杂拥挤的华盛顿车站。

桑顿上校也是其中之一，希望在华盛顿的发展中找到未来。1934年，他穿着皱巴巴的黑西装、白衬衫和一双灰扑扑的鞋子，走下了巴士。新到华盛顿的人，多半都做职员的工作，坐在大办公室里。诚如某个人传神地形容：“这个城市到处都是坐办公桌的人，在小小的纸片上写着小小的事情，对着机器录写信件，在电话里和从没见过面的人谈话。”对于单身、年仅21岁、多话又自信的桑顿来说，华盛顿似乎很小，要征服这个地方并不困难。灰色童年

如果说桑顿上校喜欢控制一切，一定要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得有条不紊，那是因为父亲遗弃了他和母亲，留给他一个混乱的童年。1913年7月22日，桑顿出生在德州地势平坦、尘土飞扬的哈斯凯市。他是独子，生在一个一贫如洗的破碎家庭，没指望将来会飞黄腾达。他的人格成形期是在德州西部度过的，那里只有泥巴路，路上尽是驴子和鸡群，棉花田把原本肥沃的黑土变得愈来愈贫瘠。农夫、庄稼汉和小镇商人主宰着当地的经济，医生接生娃娃的收费也只是一个西瓜和两只鸡。

桑顿的父亲是条硬汉，没念过书，出身于德州烟不离口的下层社会，那些人成天瞎编故事，整桶整桶地喝着酒。他外号也叫“德州佬”，是个彻头彻尾的文盲，他的谋生之道就是穿上石棉衣，戴上头盔，走进炽焰熊熊的油井中，用硝化甘油把火焰扑灭。父亲狂野而遥远的影像似乎总是挥之不去。

父亲离开桑顿母子的时候，桑顿还不到五岁，又瘦又小。他很少提起父亲抛妻弃子，但是这件事对他的伤害很大。多年来，他一直不能原谅父亲抛弃他母亲；小时候朋友都叫他贝茨，因为他不愿用父亲的外号“德州佬”。一直到他闯荡华盛顿，作风愈来愈像他记忆中的父亲，他才又用起这个名字。

桑顿胎死腹中的弟弟生下来没多久，父亲就抛妻弃子而去，再婚之后搬到阿玛利洛镇。这些年来，父亲在他的生命中来来去去。偶尔这位难得一见的爸爸会寄衣服和现金给他，甚至他的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双牛仔靴，也是父亲买给他的。有时候父亲路过镇上，会把桑顿叫到哈斯凯旅舍去见面。

他父亲对于爸爸的角色没多大兴趣，比较喜欢的是耸人听闻、油井灭火的事迹，这种嗜好使他成为新西部的传奇人物，一个浪漫、放荡的汉子，以勇猛、莽撞特立于人群，并且有超人的胆量——也有人说他半疯半癫——是不怕死的人，才会拿着硝化甘油走进熊熊烈火里去。他在油田的名声，几乎可以媲美一百年前亚利桑那州矿区的传奇人物，在欧凯科罗一战成名的怀特·厄普。老桑顿在1949年去世，死得像他生前一般莽烈——他在阿玛利洛的汽车旅馆，被一个搭便车旅行的男子用老桑顿自己的手枪痛殴至死。这名男子宣称他撞见老桑顿和他22岁的妻子同床共枕，一丝不挂。双人床头的墙壁上，血迹溅了三四尺高，桑顿57岁的父亲被人发现赤身裸体躺在床上的血泊中，脖子上紧紧绕着他自己的衬衫和毛巾。涉嫌的凶手被以谋杀罪起诉，经过漫长的诉讼，最后获判无罪。

双亲不在身边，虽然让桑顿更独立，更有自信，但是他也等于没有了童年。因此更加早熟，更敢向权威挑战，因为他知道他生命中的第一个权威人物——他的父亲——本身就缺点累累。为了帮忙离了婚的母亲，他四处打零工。“在经济大萧条以前，”他说，“我每个礼拜六都得工作，摘棉花、跑腿、在店里打杂。至于别的小孩在做些什么都跟我无关，我就是得工作，把钱存下来。”母亲的梦

有时候他和母亲出门，两个人身上带的钱只有十来分。他的母亲闺名叫莎拉·爱丽丝·贝茨，是个宗教信仰虔诚的女人，受的教育不多，身兼严父慈母的角色。她管不了桑顿的父亲，却影响了桑顿的一生。她短小圆润，一头黑发和蓝眼睛，桑顿如果犯错，她会毫不犹豫地抽出皮带打得他死去活来。

但是桑顿尊敬她。她灌输他要自食其力、出人头地，用单纯的乡下价值观念对他耳提面命，这些观念后来都成为他生命的基石。“做人说话要算话，”她总是这么说，“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一个人的信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同样的教训他是听了又听。他11岁的时候母亲改嫁给路易斯，路易斯是在州政府做事的兽医，在各大农场上诊治牛群、马匹，以及检验肺结核。桑顿多了个继父，家里后来又多了同母异父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桑顿的自我意识并非来自与他疏远的父亲，而是得自他专横的母亲。她不许桑顿再走上他父亲的路，做个浪荡子。她把自己无法达成的愿望，都寄望在儿子身上；桑顿一定会出人头地，一定会做出一番大事业来，她这样告诉自己，也这样要求儿子。后来桑顿开始实现她的梦想，她的长子就成了家里每一个人的楷模，她成天对桑顿的三个弟妹洗脑，然而这三个孩子都达不到她的期望。她的小儿子艾伦被逼得受不了，逐渐与家人疏离，最后喝氰化物自杀，他的妻子为了阻止他，情急之下用手枪朝他的手开了一枪，还是挽回不了悲剧。

桑顿的家平凡无奇，是一幢老式的两层楼木造房子，虽然三餐无虞，但是手头总是不太宽裕。十几岁的桑顿就已经表现出勤劳、自食其力的个性，这也是后来他赖以攀越巅峰的力量。夏日里，他清晨四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囫囵吞下一点早餐，然后搭便车到五里外的农场工作，一个小时赚十分钱。母亲会帮他准备饼干夹上一两片熏肉，再加一罐豆子当午餐，就打发他出门。他总是和朋友约翰·金伯洛一块儿上路，农场就是金伯洛的爸爸开的。“桑顿才不是什么乖宝宝，”金伯洛回忆道，“万圣节的时候，他会把仓库搞得天翻地覆。有时候看到男生开车载女生兜风，我们会拿臭鸡蛋丢他们，如果他们停下车来，我们就去泄他们轮胎的气。”这是乡下孩子典型的恶作剧。

念哈斯凯高中的时候，桑顿的成绩平平，但是个性坚忍不拔，谁也别想把责任推到他身上。虽然他身形瘦小，却凭着勇气和毅力打进了哈斯凯红人橄榄球队担任中锋，但也因此常常遭受无情的拳打脚踢。别人欺负他个子小，老是说些尖酸刻薄的话来讥讽他，取笑他没有爸爸。“他会气得发狂，暴跳如雷，”他孩提时代的朋友华莱士·桑德回忆说，“他会毫不犹豫地反击回去。”

事实证明他的拳脚功夫的确有两下子，有一回一个小混混想搅和他跟女孩子的约会，被他打了个屁滚尿流。好斗的桑顿决不容许任何人占他的便宜，不论他胜算有多小，凭着他的双手，他保住了女朋友的名声，也顺利地做起小生意，在后院里养鸡卖鸡蛋，甚至还和一个朋友一起酿私酒来卖。

对任何有野心的人而言，哈斯凯市就像是个监狱。日常生活就以光秃秃的广场为中心，一旁点缀着典型的地方法院，就是那种有个高耸的尖塔和一口大钟的建筑。广场四周有几家破旧的商店，卖些五谷杂粮和五金杂货。这些年来他母亲老是做着同样的梦，她不断地重复说给其他孩子听，他们才知道她对桑顿的期望有多高。在这个梦里，她儿子开着一辆黑色敞篷大车，缓缓走在一条宽敞的林荫大道上，路边挤满了上千，甚至上万的人，在人行道上对着笑容可掬的桑顿微笑、挥手、欢呼，梦里的桑顿可不是待在一个肮脏的小镇，四处找不到工作。前进华盛顿

1931年桑顿和46个同学从哈斯凯高中毕业，此际，美国正碰上经济大萧条。哈斯凯市有两家银行关门，农夫也纷纷卖地还债，他继父把全家搬到路伯克，桑顿就在当地的德州工技学院念工程，后来改念商。他母亲收了几个房客赚房租，好让他继续升学，但是他念完二年级就退学，搬回哈斯凯，跟朋友布福德·柯克斯合开一家小小的朴利茅斯汽车经销店。桑顿想到用期票方式卖车子给农民的主意，等他们收成以后再付款。他却没料到，许多农民早就欠了银行一屁股债，虽然他是很优秀的推销员，但是他的客户信用太差，结果经销商店开张没多久就关门大吉了，最后还是父亲伸出援手，帮他解决了财务困难。这时候，桑顿决定离开哈斯凯。他向哈斯凯的一家银行借了50美元，再跟朋友借了几块钱，就上了灰狗巴士，直奔华府和罗斯福的新政府。对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穷小子来讲，华盛顿是权力和进步的象征。哈斯凯、路伯克这些小地方听到的消息，总是说政府不断在扩大，新的机关、部门和委员会不断成立，每个单位都有几百个工作机会，等着新来的人。

然而，在那个时候，华盛顿是一个讲关系的地方，就算是想在一个机关里找个什么不起眼的工作，也得要有门路。亏他早就想到这点了，桑顿到华盛顿之前，已经拜访过同乡的新科国会议员摩尔·马宏。他走进科罗拉多市马宏的办公室，向他自我介绍，并请他写一封介绍信，好让他带着到华盛顿去。马宏帮他写了一封短简给“公共事业振兴署”，可惜他们暂时并不缺人。

吃了很多次闭门羹之后，他不禁怀疑，他是不是根本不该离开德州。他没有想到竟然会有这么多人到华盛顿来找工作，报纸上说，每年都有5万人涌入华盛顿。借来的50美元，现在只剩下几块钱而已。他约好要去“农业协调署”面谈，那也是一个无聊的官僚机关，时间是1934年11月1日。

屋外宁静而寒冷，路上的积雪，把街上的声音都吞蚀了。桑顿要见的人背对窗户而坐，窗子正对着一个小公园。公园后头有许多白色建筑，只见树木被寒冬掠去绿衣，景致显得有点苍凉，公园的长凳上坐着几个无家游民，手里的纸袋装着三明治，一口一口地咬着。有个老人在喂鸽子，两只松鼠急蹿过一条小径，在银白的雪地上留下足迹。

天气倒不是刺骨的冷，华盛顿向来很少有刺骨的冷天气，而是那浸入骨髓的湿冷，让人直打哆嗦。如果桑顿的母亲在这一刻看到他的话，发觉他不是在白宫的前厅，也不是在摩尔城的鸡尾酒会，而是在哀求人家给他一份基层职员的工作，她可能要失声痛哭。“看见外头那张长板凳了没有？”桑顿说，一边朝着窗户点点头。“假如我拿不到这份工作的话，我今天晚上就只有睡在那里了。”

他争取到那份年薪1260美元的工作，头衔是“雇员”。但是两个月后就离开了，因为他在罗斯福政府的另一个机关找到性质类似的工作，但是薪水多了一成五。他发疯似的拼命工作，晋升为“助理统计”，又换到另一个政府机关，最后到1941年他跳槽到国家住都局，职称是“统计师”。从1935~1941年的六七年间，他发狂地工作，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往上爬。话说回来，不管他做什么事，都是为了控制他生命里的每一点每一滴，包括他对弗洛拉·蓝妮的追求。良妻美眷

在那个时代，世界完全受男人控制，美国女性充其量不过是第二性。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婚后愿意待在家里做个贤妻良母的女孩子，才是最有吸引力的女人。如果女人无法在丈夫的梦想中找到慰藉，至少得懂得分享丈夫的期望，她们自己的梦想则丢在一边。当然，战争会把上百万的妇女拉进经济活动里，使女人头一次了解到她们的能力并不是仅仅局限在扫地煮饭。但是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她们很快又会重拾比较传统的家庭主妇角色，男人努力工作，而女人就扮演男人的伴侣兼知己。

桑顿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和别人没有两样，他跟当时的许多单身汉一样，希望妻子扮演家庭的轴心，两个人一起建立家园。他已经找到这样一个女孩子，那就是弗洛拉。弗洛拉的姐姐伊丽莎白，是桑顿在住都局的同事，有次她在家里办个小聚会，桑顿跟弗洛拉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弗洛拉身材窈窕，声音低沉，有着修长的双腿和蓝灰色的眼睛。她也念过德州工技学院，但是比桑顿高一班，因此他们在学校里没有正式见过面，而且她也决不会跟低年级的学弟约会，在那个时代没有人会这么做，弗洛拉更是不会，不管桑顿再怎样沉着，再怎样自负。但是桑顿记得她，因为弗洛拉认识几位他教会里的弟兄，她还在第一卫理公会教堂的唱诗班里唱过诗。母亲的鞭策迫使桑顿加入教会的青年团，成为周日礼拜的常客。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晚上，弗洛拉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特殊的气质。她倒不是认为他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而是他的忠诚和个性使她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我看到端正的，”她说，“一种不拘泥于传统的个性，让人觉得很新鲜。他呀，怎么说呢，就是与众不同。”有一天晚上，桑顿不知怎么聊到科学这个话题，一直讲个不停，告诉弗洛拉克服地心引力的可能性，以及可能的影响。约会的时候谈科学实在有些奇怪，她认识的男孩子没几个会谈起这些的，不过那就是桑顿，永远出人意表。

他实在不太能认同剧场，也无法苟同她在纽约的生活方式。她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歌剧演唱家，后来她对这件事愈来愈认真，30年代初期她就来到纽约，跟一位私人教师学声乐。在奥斯卡·海默史坦和契格蒙德·伦伯格合作的轻歌剧《五月酒》中，她争取到主角，预定在西四十四街的圣詹姆斯剧院演出。桑顿认为这种生活太过轻浮，他既不了解，也不欣赏。他告诉她说，那样的生活并不适合他想要娶的女孩子——即使在那时候，他对自己没有权力干涉的事也想控制。“谁说要结婚的？”她笑了起来。“当然，我是要娶你的，”他说，“但是要等到我们有钱的时候才行。”“多谢你的恭维，”她回答说，“但是我可不想为了配合你或任何人的生涯规划，在这里痴痴地等。”

然而桑顿却已经下定决心。他们后来对这个问题还是争论不休，但是他每个星期六还是会搭火车到纽约，星期天晚上再回去。星期六晚上表演结束以后，他会到四十九街和第六大道间的中央剧场，到剧场后门去接她，然后两个人就在纽约市区闲逛。那时候他年薪才1800美元，没有闲钱去做奢华的娱乐，不过他知道她希望他来纽约陪她玩，有一次他还大手笔请她在洛克菲勒的彩虹厅跳了一个晚上的舞。

双方很快就认真起来。为了去华盛顿找桑顿，弗洛拉没有参加最后的彩排。一个星期之后，她就从演出名单中被除名了，桑顿又再一次称心如愿。他们在聚会上初逢大约满一年以后，就在1937年4月10日缔结连理。周末他们开着桑顿的老雪佛兰，到弗吉尼亚的泻兰多河谷玩一趟，就算度了蜜月，星期一早上，他又回到住都局的办公桌前上班。

他们在爵禄街上找了间一房一厅的公寓。弗洛拉在拉什洛普公司的婚礼部门找了一份工作，同时还在国会山庄的信义会唱诗班兼差唱诗。晚上，桑顿就跟华府各机关里不想一辈子当职员、打字员的人，一起到摩尔华盛顿大学上课。青云路

桑顿因为精于数字，在住都局步步高升。他写了一篇低成本住屋的研究报告，内容清晰，思虑周详，博得上级的关注。摩尔华盛顿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介绍他去找作战部的罗维特先生，这位教授很欣赏桑顿，又认识罗维特，他认为这两个德州佬可以搭上线，这正是桑顿迫切需要的突破。战争的风暴已经吹进华盛顿，希特勒入侵波兰，英国加入战争，法国已失守，巴黎沦陷，德国空军大规模空袭伦敦和英格兰乡间，投弹如雨。罗斯福上了广播节目“炉边闲话”，呼吁援助英国，虽然国会议员批评他是好战分子，然而商店已经纷纷在窗口挂起送爱心到不列颠的标志，征求衣物和其他急需品。国会无异议通过恢复征兵。

桑顿早已取得后备军人委任令。只要战争一爆发，他立刻就会加入。罗维特后来和桑顿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几乎像是他的父亲；这时候，罗维特已经是华府政坛要人，一旦战争爆发，他随时可以担当重任。他身材颀长、风度翩翩，在一次大战期间担任轰炸机驾驶员，现在官拜作战部副部长，正希望以新的观念，有一番新的作为。桑顿攀上这层关系，约好去拜会老成世故的罗维特，罗维特的办公室在宪法大道的旧军火大楼。桑顿等了整整半个小时他才出现，穿着蓝色双排扣亚麻布料西服，一件有字母组合图纹的白色衬衫和一条蓝领带。

罗维特和桑顿一样，也出身德州的小乡镇，但不是桑顿所了解的德州。罗维特平静、优雅、庄重有礼的举止，意味着他从小生长在一个享有特权和权势的世界里。他父亲做过律师、法官，以及势力强大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长。罗维特从大学预校经耶鲁大学、大学生学联会，再进入华尔街的哈里曼公司成为合伙人，他写了一篇批评飞机制造厂商备战能力的报告，之后就被延揽到华盛顿。

罗维特的坦率令桑顿大感意外。他告诉桑顿说，光是一张陆军航空队的组织图，就能让人看得头昏眼花。“这张图简直就像一盘意大利面。”他笑道。罗维特预见航空队会大肆扩张，因此更需要掌握部队的情况，做好确实的记录。他和桑顿初见面，就发现这年轻人并不畏惧权威，他们谈论着统计和数字，他发觉眼前这个年轻人天生精于数字，具有分析的头脑。

桑顿问他：“副部长先生，我们费了许多心思侦测敌人情报，但是对于友方的情报，我是指有关我们自己的可靠消息，又做了多少呢？”

这个问题引起罗维特的共鸣，他一直在向航空参谋处调查他们有多少飞机、零件、驾驶员和维修人员，万一美国卷入了欧洲的战事，航空队需要有什么准备才能发动战争。罗维特在1941年3月初，把桑顿安插在航空队的规划部门，让这个统计规划师主持一个国民兵组成的小组，负责支援各个幕僚部门的工作。桑顿执掌的不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却为他开启了一扇窗，让他见识到航空队内部是多么的混乱无序，也让他领教到事实和数据对于效率是多么的重要。

几乎每天都会有人走进办公室，查阅航空队的计划书和飞机的需求，但是他们得到的答复却每天不同，因为航空队根本没有确切的计划。桑顿最后在作战部一个罕为人知的小组里找到一个人，他手上有一份计划书，说明每个月要训练1.2万名驾驶员。“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桑顿问他。“凭空杜撰来的。”

桑顿闻言失笑，接着追问他：“那么，这跟我们的飞机采购计划或者是扩充计划有任何关系吗？”“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说，“有的话，也是纯属巧合。”

事情的真相是，每一个幕僚部门，无论愿不愿意，都只能各自杜撰计划，一再捏造数据。所有的资料都对不上，也凑不起来。这种做法用来造反还可以，想发动战争连门都没有。

总部号称有十几个机构在负责资料的统计，然而多半的时候他们都是在争论谁的数字才是正确的。航空队指挥官亨利·阿诺德通常跟四个不同的幕僚部门要相同的资料，然后挑出最接近的两组数字，就当作正确的答案。还有一位航空现阶段将领说他反正不需要任何资料，因为他都是靠私人关系来运作部队的。“这太荒谬了，”桑顿吼道，“你们身上有5亿美元的投资，任何一个小小的战斗单位都不可能这样运作，更何况是整个航空队。”开战

问题是局势并不危急，大家都不觉得有必要整顿。一直到1941年12月7日，战情丕变，当时桑顿正在佛罗里达出公差，收音机急切地传出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报道。怀着头一个孩子的弗洛拉听到消息时，正在阿灵顿村他们新公寓附近的餐厅吃午饭。有人冲进餐厅里，大声喧嚷这个消息。桑顿跟其他许多人一样，火速赶回家去，感受到国家岌岌可危，民心惊惶不安。

从那时候开始，工作快速地扩展开来。桑顿一向就喜欢长时间工作，现在弗洛拉和他碰面的时间比以前更少了。整个华盛顿生活变化得非常快，政府机构的楼顶都架起高射炮，而在嘎吱作响的木造军火大楼，也就是作战部总部所在地的外面，站岗的卫兵还拿着一次大战时代的旧步枪，枪上装着刺刀，总部里面本来只穿褐色呢夹克、灰长裤的人，现在都换上了军服，挤满了破旧不堪的军火大楼。华盛顿的官场上，现在出现了新伦理，因为在紧急备战的混乱情势中，新的英雄随日而生，随日而垮，谁都不确定谁会被看中或被炒鱿鱼。

桑顿花了可观的时间去搞清楚哪个将军得敬而远之，哪个该投怀送抱。不过多亏了罗维特的指点，他经常都能窥得面具后头的真面目，预先就知道该如何去应对。在战争初期的混乱中，罗维特逐渐成为他的恩师兼保护人。

对桑顿来说，他的工作步调已经几近歇斯底里的地步，处在长期的压力下，连青春痘都冒出来了，他的工作量之大远超过常人，还得想尽办法，追踪各个计划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工作压力加上作战部里明枪暗箭、条件交换的那一套，逼得他更加狂热，还有很多人并不热衷交出手上的资料，免得被他抢走了权力地位，这些人他全都得提防着。

只有等到晚上，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才有机会坐下来好好思考。房间的天花板还有水渍的痕迹，门口对着另外两间办公室，里面挤满了桌子，统计师就在那儿为企划师核对数字。每天晚上他会找几个他的人，聚在一块儿交换意见，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

他总是说：“知识就是力量。而在这片混乱中，我们将是唯一有知识的人，其他人只能瞎猜。”

他们都知道他说得很对，但是要搜集和查证资料，最后根据这些资料来作决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桑顿看过也听过很多人为了应付需索而杜撰事实，结果就是一片混乱。乱中求序

在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后，军火大楼弯曲的走廊里，只见军官上上下下地忙个不停，每个人都在说：“一定要想想办法。”还有人明白表示，希望能调到战场上，离开这片无可救药的混乱。桑顿后来才说，当年他很可能把美国赢得战争的机会廉价地舍弃掉，不过他还是把疑虑留在自己心底；无论如何，战争爆发使大家感受到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并改正缺失。

桑顿顺势打入这个真空状态。他力促罗维特支持航空队的紧急训练计划，否则航空队终会毁灭在一堆假设和半真半假的资料里面。1942年3月间，阿诺德将军宣布陆军航空队总部要进行重大改组。桑顿奉命出掌“统计管制处”，在组织系统上是盖茨上校“管理控制局”下面的一个小单位。盖茨是老一辈的人，毕业于西点军校，因为身形瘦削，被人叫作“饿死鬼”。后来桑顿靠着他，得到必要的保护与支援，毕竟他当时只不过是个28岁的少校，服务不满一年，又没受过一天真正的军事训练。“统计管制”听起来无关紧要，不像“管理控制”那么吓人，而且航空队的幕僚没几个清楚罗维特真正的用意，军中决不会随便讲“控制”，前面一定都得加点什么字眼来修饰一下。有谁会跟统计师去争呢？基地的布告栏一贴出征求统计管制人员的消息，就引来一阵取笑。有人说：“天知道统计管制官能干什么？到福利社数瓶盖呀？”

然而桑顿可是别有所图，罗维特的远见、信任和支持，可以让他达成目标。他们预见一个完整的资料网路，把统计管制官派驻到全球各地的航空队指挥中心，负责搜集人员和装备的资料和数据，并加以整理、分析。他们好比公司的主计人员，他们的报告将透过一个平行独立的指挥体系，源源流进空军总部，而发号施令的就是桑顿。

这个德州的退学生，很快就会挑起大梁、掌控权力，在他的生命中首次担当大任。对一个从小就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人来说，这个工作有着令人着魔的吸引力，在这非常时刻，资讯情报就是力量。桑顿因为有这一点认知，使他脱颖而出，而且旁观者清，他比那些一心只想维持既有地位的当局者看得更清楚。

这是一个无比远大的野心，但是桑顿受母亲影响，一心要闯出名号，做出一番事业。他的机构需要什么样的人呢？他想到的答案再次证明是神来之笔，要经营桑顿心目中这样大规模的一个系统，他的人马必须要有相当的官阶，才能引起别人的重视，中士、下士绝对不够，他需要受过特殊训练、具有地位和权威的人。罗维特最清楚关系的重要，以及精英主义的力量，他建议桑顿去找哈佛商学院院长，探听他是否有意主持训练计划，培训一批精英军官。桑顿带着罗维特的建议和支持，在1942年4月搭上火车，前去拜访这个他在德州时只闻其名的名校，就在火车上，他构思了他事业生涯中最好的一个计划。第三章数字帝国麦克纳马拉

计算是现代的做法，古时候的方法是猜测；猜测出来的数字，总是会夸大。——萨姆尔·约翰逊

偷袭珍珠港事件四个月之后，桑顿带着他自认为任何一个学院院长都无法拒绝的交易，来到哈佛商学院，他要把哈佛名校变成一个军事基地，培训一批靠事实而不靠武器作战的军官。而院长经过桑顿口若悬河的鼓吹，也认为这是他所听过最上算的交易。

桑顿急需哈佛的正字标记来提高他在军中的声望，常春藤出身的军官立即就会赢得瞩目。不过桑顿万万料不到，杜南院长也迫切需要他和美国军方协助，让哈佛商学院能撑过这场战争，继续维持下去。1939年秋天的哈佛商学院，根本前途未卜，一次大战期间不仅学生走上战场，教授也涌到华盛顿担任策划工作，商学院几乎瓦解。杜南院长下定决心要熬过这个新的危机，以免二次大战结束时还得重新招募师资。哈佛精英

桑顿走进摩根堂舒适的院长办公室的时候，杜南一定觉得他找到了一个有钱的干爹，桑顿急需赢得尊重认同，杜南则急欲维持他的系所。院长对桑顿表示欢迎，通知最年轻的教师到院长室开会。没多久，就有一群助理教授来和桑顿会面，他们都收到了召集令，有些人号码排得很前面，他们担心随时可能会被征召入伍去当步兵。十多位教师集合在院长室的椭圆形会议桌旁，他们没有太多经验，却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一位年轻优秀的会计教师麦克纳马拉。这些人没有一个搭过飞机，更别说见识过空军的训练基地了。

桑顿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展开他的游说，他一边挥着烟嘴，一边描绘大家在华盛顿的大好机会。他告诉他们成立统计管制小组的渊源，是因为有一次阿诺德将军在幕僚会议上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航空队总共有多少人？结果人事、作战、情报和物资部门，说出来的答案都不一样。这种情形在承平时期都令人难以接受，更何况是在一兵一卒都弥足珍贵的战争狂热中。“阿诺德将军说：‘我绝不容许再有这种情形。如果我问你们航空队有多少人员，多少飞机，我要的是一个答案。我不管它是对还是错，我就只要一个答案。’”

桑顿停了一会，让他的这些话深入他们心坎里。这些学院派的教授，对于作战部普遍缺乏组织的情况一无所知，因此对军方的战备如此糟都感到不可思议，幸好有桑顿力挽狂澜。桑顿说明统计管制处是一个新尝试，需要年轻的新人提供新的观念。未来，统计管制对整个战争会有关键性的影响。助理教授麦思·梅斯回忆说：“桑顿愈讲我们愈动心，他真是个了不起的推销员，几句话就能引你上钩。”

大家热烈地讨论如何在校训练桑顿的统计管制官。哈佛将储训一批少尉，让他们来协助少校和上校运作空军部队。这批人才必须非常优秀，否则计划不可能成功。桑顿费了一番唇舌，不过最后终于说动了12位教师一同前往华盛顿接受军事教育，准备日后为桑顿设计“统计管制小组”的课程和工作内容，其中就包括麦克纳马拉。桑顿赢得他第一场大赌注，哈佛商学院成立于景气低迷的1908年，也就是福特推出T型车的同一年，此时正在等待改变的契机。商学院创设的信念虽然简单却很先进：企业的管理应该是一个专业，也能够成为一个专业，值得负责任、有学问、有思想的人花时间和精神去探究。

在那段美国企业刚开始起步成长的时期，还没有大批的专业人才加入各公司行号，企业神话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都是一些野心勃勃的大亨和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而工厂的管理人员，往往是些目不识丁的领班。商场上的英雄，如亨利·福特和安德鲁·卡内基，都是靠着毅力和决心而白手起家的，他们可不是什么高学历的企管专才，他们既不在图表上设点画线，也不在资产负债表上加加减减。在那个年代，人们不研究生意，他们做生意。

哈佛商学院迫切地想提高企业的合法地位，有一位作家比喻得很好，说哈佛是“以思考之力量，克服习惯之惰性”。他们首开风气之先，教授专业化的经营、生产管理和会计系统。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哈佛早期的观念即使不算粗陋，也是相当粗浅，倒像是山顶洞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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