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国英
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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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视角下农户借贷行为研究试读:
摘要
自1982年以来,关于“三农问题”的14个“一号文件”,都把发展农村金融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这说明,党和政府把发展农村金融作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
实际发展经验证实,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金融发达程度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金融市场越发达,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越高。而衡量一个地区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借贷市场的发展程度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因此研究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其借贷市场的研究是一个先导或者基础性研究,对借贷市场的研究主要通过对市场上各经济主体的借贷行为来实现。基于此,对我国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属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一个基础性研究,它对政府适时调整农村金融政策、制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和促进农民收入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正是本书的研究意义所在。
本书在对农户贷款收入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行为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依据认知偏差理论、心理账户以及双曲线贴现理论等相关理论,从农户基本需求出发,对农户借贷行为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全新阐释,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三个方面:(1)农户借贷行为中存在明显的启发式偏差问题。启发式作为一种人类有效认知的工具,对我们更快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有非常显著的作用。但由于人类大脑思维固有的缺陷,使得我们无法有效地使用这一认知工具。作为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一个实例——农户的贷款决策就很容易陷入启发式陷阱。囿于人类共有的认知偏差,在共变与折损原则的影响下,由于自我保护动机与基本归因偏差的影响,多数农户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低估贷款背后存在的各类风险,进而盲目做出贷款决策,最终导致经营失败,使得整个家庭陷入困境。(2)在心理账户影响下,农户借贷资金用途与借贷渠道互相影响。农户的借贷资金分为生产性借贷与生活性借贷。其借贷渠道分为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两类。心理账户认为,来自于不同渠道,投向不同用途的同等数量货币,对农户自身具有不同的效用。基于这一理论,农户不同用途的借款倾向于从不同的金融机构获得。借贷渠道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户的借贷用途。正规金融机构主要提供农户的生产性借贷,而其生活性借贷主要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得。(3)现阶段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对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有限,盲目增加农户的流动性会降低农村经济发展活力。盲目扩大农村贷款规模,增加农户的流动性,不仅对农户增收无益,反而可能会降低农户未来收入增长的潜力,使得农户终身福利受损,农村经济增长乏力,最终使得农村经济社会偏离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词:农户借贷行为,行为经济学,心理账户,双曲线贴现,金蛋模型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rural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very seriously. During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7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pointed out more clearly that "the ru-ral finance is the core of modern rural economy ". The actual development has also proven that a national or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closely related. The more developed is the financial market, the more efficient is the allocation of the market resourc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redit market is a excellent indica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financial market. So study on the credit market is the basic and piloted prerequisite of the research on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The study on the credit market is mainly based on borrowing behavior between the respective economic entities. Due to this, we could take the study on the household borrowing behavior as the basic study on the rural financial market, and this behavior has important meaning for the adjust-ment of the rural financial policy and the planning of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loits the newest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the cognitive biases, mental accounting, generalized hyperbolas, etc, and based on the demand of the rural households, to make comprehensive illustration on house-hold borrowing behavior. Also,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rresponding advices and counterplans.
This paper covers three mains aspects:(1)Distinct heuristic bias presented in borrowing be-havior of rural households.Heuristic method, as an effective cognitive tool,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world cognition. Due to the inherent defects of human brains, we can not use this tool with high effectiveness. As a decision example under uncertainty conditions credit decisions by rural hose-holds are prone to stuck into heuristic traps. Many rural households will overrated their abilites because of the cognitive bias on covariant and depreciation and the basic attribution bias, and for the purpose of self-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 will make credit decisions aimlessly based on their underestimations on loan risks, resulting in failures in operations and leading the families into troubles.(2)Affected by the mental accounting, the use of the loan money and the source of the loan influence each other. The mental accounting theory assumes that the e-quivalent currency from different source and for different uses has different utility on rural households. Based on this theory, the loan for different uses is inclined to be from different financial agencies. The source of the memory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uses. The productive loan mainly comes from formal agencies, and the living loan mainly comes from informal agencies.(3)The existing development of rural financial market has limited effect on the increase of the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and the pell-mell liquidity of rural households re-duces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vitality. Pell-mell expansion of the rural loan scale, the rural households liq-uidity has no advantageous effect on the income growth, and can limit the potential increase of the future income, thereby impairing the lifelong welfare of the rural house-holds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rural economy, ultimately making the rural economic society deviate from the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Borrowing behavior of rural households, Behavioral economics, Mental accounting, Generalized hy-perbolas, Golden egg model.第一章导论一、研究背景(一)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村金融发展缓慢
近30年来,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虽然有了较快增长,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逐步扩大。2012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3.10∶1,相关统计表明这是10年来城乡收入最小的一年,而当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是0.474,这说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处于较高水平。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的累积性增长,从各类经济增长模型来看,资本都是保证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交通、资讯极度发达的今天,金融资本可以说是一切有形、无形资本的集中体现。现实中,获得金融资本的能力就成为一个地区经济能否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能否快速提高的关键。由于我国特殊的工业化路线使得金融资本的逐利性充分发展,最终城乡金融资本获得能力的差距越来越大,不仅城市的金融资本流不到农村,反而农村的金融资本在大量流向城市。资本的单向流动,加剧了城乡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得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越发缓慢。(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农村金融市场支持,而农村借贷市场则是农村金融的核心
金融市场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中心,本身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金融资本指向哪,哪就有生机与活力。我国农村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重新让农户回归了小生产者的角色,农户有了根据自身禀赋决定如何组织生产的决策权。而这种生产的自主权也使得农户自身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每一个农户就是一个市场的细胞,他所生产的产品要到市场上交换,他所消费的大部分产品要从市场上获得。为了自身的延续和发展,每一个细胞需要从外界尽可能地吸取养分以发展壮大自身。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如果不能顺应市场的发展趋势,尽可能把自身做大做强,被市场淘汰,陷入贫困就是必然的。多数农户家庭积累较少,无论是发展非农产业还是搞现代农业,都需要来自农村金融市场的有力支持。而供给短缺却是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市场的常态,如何更好地为农户提供其需要的金融服务,成为新时期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社会状况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农村金融“就是农村的货币资金融通”“是一切与农村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是货币、信用、金融与农村经济组成的融合体”“是农村货币资金运动中的信用关系”“是以信用手段筹集、分配和管理农村货币资金的活动”。从上述对农村金融的定义可以看出,农村借贷市场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核心所在,农户的借贷行为则是农村借贷市场的研究重点。(三)行为经济学的蓬勃兴起,为个体在不确定情境下的决策提供了更贴近现实的解释
行为经济学又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实质上就是在心理学分析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分支。它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亚当·斯密早就对此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通过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吸收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方法,在改造新古典经济学效用函数的基础上,建立起全新的个体选择模型,并进一步激发后来的经济学家把相关研究领域拓展到经济学的各主要分支,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的迅猛发展,为很多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合理解释的经济现象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使得我们对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有了新的理论工具。二、研究意义
从宏观层面来看,一个高效的金融服务体系能够提供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刺激经济发展所需的必要资源。早在1912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就指出了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对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整体的增长率具有积极效应,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对经济长期增长有促进作用。Goldsmith(1969)分析了35个国家从1860—1963年间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问题,得出了“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粗略的平行关系”的结论。因此,毋庸置疑,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微观上,高效的金融服务体系能够有效平滑个人的收入与消费波动,增进个人福利。农户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其收入波动呈现出较强的阶段性,但由于生活消费具有较大的刚性,且消费支出与收入同步性较差,为了满足其消费的平滑性,农户相比城市居民而言更需要外来资金的帮助。而以建设现代化农业为目标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其目的不仅是要改变落后的传统农业,增加农民收入,还有一个目的是要改造农民,把落后的农民改造成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紧跟市场脉搏的新农民。上述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高效运转的农村金融市场。
国内农村金融历次改革的重点大都集中在如何改善金融产品的供给上,不论是金融组织的职能改变还是金融组织的形式改变,所遵循的原则都是“供给领先”,但改革的实际效果却并不乐观。以政策支农为主的国家农业发展银行,经营效率一直很低;以服务农村为宗旨创办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权几经更迭,但对农村农业的支持也相当有限,信用社是农户最期望的信贷渠道,但事实上却不能成为农户的首要选择。造成农村金融服务组织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述的各种“供给”,没有真正考虑农户的实际需求。虽有一些人也对农户的借贷需求进行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把重点放在了农户借贷需求原因构成、需求结构以及利率上,对影响农户需求偏好的原因却涉及甚少。
实际上,农民在生产上的大多数决策是以户(家庭)为基础做出的,对农村金融的需求也主要体现在“户”的需求之上。农户在其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以及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下对贷款的需求有很大的差别,要建设一个高效的农村金融市场,为农户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就必须对资金的需求方——农户作详细且深入的研究。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本书以前人研究为基础,借鉴行为经济学新的理论进展,从分析农户借贷的需求出发,分析农户产生贷款需求的原因,进而在分析贷款与农户收入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的新看法与新建议。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农户借贷行为是农村金融市场和农户关系联结最为紧密的部分,是农村金融市场的核心。相比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农村金融深化程度较高,为农村服务的金融机构提供借贷资金的供给和服务能力都比较强,所以在发达国家,农户的借贷行为主要表现为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借贷资金的行为。发展中国家则存在程度不同的“金融抑制”现象。以我国为例,一方面农民相比市民而言,获得贷款的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农村金融市场上正规金融机构涉农服务效率不高,农户的借贷需求相当一部分要依靠非正规金融机构提供。这些制度上的差距使得发展中国家农户的借贷行为与发达国家农户的借贷行为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国内对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后。
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对于这样一个新兴的经济学研究分支,国内的相关研究并不多,其研究主要集中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介绍上,应用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消费、财务风险、法学等方面,对农村金融市场尤其是农户借贷行为方面的相关研究相当少。从国外相关研究来看,国外对行为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消费、公共经济学等方面,具体到农户借贷这一块内容也相当少。基于此,本书对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综述主要集中在能与农户借贷行为相挂钩的行为经济学理论上。(一)行为经济学发展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就是对人性的假设(理性人假设),这是一个心理学假设。但早期的经济学家为了所谓的经济学科学化这样一个目标,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终于用很多复杂的数学模型把心理学排除出了经济学。但是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多样性以及对经济世界的认识深化,很多经济学家发现经济学的很多理论并不像其所用的数学模型那样精确,现实与理论存在相当多的差异。以“阿莱悖论”为代表的许多经济学“异象”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严肃的置疑。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并在最近三十多年内发展壮大,成为现代经济学发展的重大成果之一。
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主要是“行为决策”领域的研究,引入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行为决策研究对象分为“判断”和“选择”两类。“判断”是指人们在估计某一事物发生概率的时候,整个决策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而“选择”则是指人们在面对多个可选事物的情况下如何做挑选。
传统的“偏好理论”在解释人们的选择行为时,假设人们的偏好与参照系不相关,且偏好具有稳定性。框架效应、锚定效应、情境效应等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了偏好不仅受决策者参考点的影响,还存在反转现象,这清楚表明人的偏好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组可以事先确定的、无差异的曲线,人们的偏好会经常发生改变。
基于对判断和选择认识的不断深化,行为经济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很多研究领域已经被学界所接受。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利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用有限理性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在此基础上行为经济学产生了行为决策启发式及偏差理论、心理账户理论等一些新的认知理论;二是在风险和不确定条件下偏好如何影响决策,用前景理论替换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期望效用理论;三是在跨期选择理论中,用双曲线贴现效用模型替换了萨缪尔森在1937年提出的贴现效用模型。除此之外,行为经济学还在行为博弈论以及公平偏好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功。
1.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1979)提出了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这是行为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基础。该理论是对传统风险决策理论的修正,证明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许多都系统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与现实情况。前景理论以价值函数与决策权重的模型代替期望效用和主观概率模型。i
价值函数表示为:。其中v(x)是决策者主观感受所形成的价值,即偏好情况体现在围绕参考点价值变化而不i是价值的绝对数量。π(p)是决策权重,它是一种概率评价性的单调增函数。价值函数与传统的标准效用函数的区别在于它不再是财富的函数,而是收益或损失的函数,关注的是财富的变化而不是财富的最终状态,而且这种收益或损失是相对于参照点的偏离程度而言的。
2.认知偏差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1982)从人类有限理性出发,提出了个体在不确定状况下决策容易犯的几类错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基础是认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认为启发是人类认知能力的最直接表现,恰当的启发能提供一种做出正确判断的快速途径,减少决策时间与成本。人类是“认知吝啬鬼”,人们总是竭力节省认知能量,试图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一些简洁的启发式能够满足人类在有限时间、有限知识和有限认知能力的基础上做出相对合理的决策。但是由于人脑不能及时准确地搜集和处理所得到的所有信息,走捷径有时就会使人们的判断产生偏差,这种偏差就是所谓的启发式偏差。启发式主要有三种:代表性启发式、便利性启发式及初始化启发式。
代表性偏差主要是两类:自我保护动机性偏差与非机动性偏差。而后者又可以分为两种,即基本归因偏差与自我中心偏差。便利性偏差会明显出现在两大类认知任务中:一类是实例和联想的建构过程;另一类是联想和实例的提取过程。初始化启发式偏差主要有两类:不充分的调适引起的偏差;对连续事件和非连续事件发生概率的估计偏差。
3.心理账户
理查德·H.泰勒(Richard H.Thaler)(1980)提出了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的概念。所谓心理账户,是指人们在生活中除去现金与银行账目反映的现实收入与支出以外,在每个人的心里还有一个隐性的账户,人们会把现实中客观等价的支出或者收益在心里划归不同的账户,会根据自身所获得资金的不同来源、用途等因素对资金进行归类。这与传统经济学中等量货币是可以替代的这一原则不同。
4.传统贴现效用模型的改进
行为经济学另一大贡献就是对传统贴现效用模型(DU模型)的修正。
跨期选择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它衡量不同时间内的成本与收益变化,这种决策无时不在。在宏观上就如亚当·斯密所认识到的那样,跨期选择的决定合适与否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微观上它会影响到个人或者家庭财富与福利的变化。
萨缪尔森在1937年提出贴现效用模型(discounted-utility model,t简称DU模型),模型设定某个决策者的跨期偏好建立在消费束(c, T…, c),在效用的完备性、传递性及连续性的假定下,这种偏好可以ttTt用跨期效用函数U (c, …, c)反映。以u表示一个决策者在第t期的即时效用。决策者在第t期时不仅关心其当前的即时效用,还关心其未来的即时效用。①
进一步,对于离散时间,萨缪尔森假定跨期效用函数满足如下形式:
①连续时间类似的模型是,为了便于解释,我们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离散事件模型上。
其中t+k
u(c)表示决策者在t+k期的基数即时效用,即他在t+k期的福利;D(k)表示决策者的贴现函数,即对各时期的即时效用所加的权数;ρ表示决策者的纯时间偏好率,亦即贴现率。
在过去的30多年里,对跨期选择理论的经验研究证明,传统体现效用模型(DU模型)存在很多不足。首先,经验观察显示贴现率随着时间的变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逐渐降低的,各种贴现模型中双曲线贴现模型更接近于现实。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进一步证实,贴现率虽然各期不同,但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收益的贴现率大于损失的贴现率,数目较小收益的贴现率大于数目较大收益的贴现率。
双曲线贴现模型经常用来表示一个人有随着时间而下降的偏好。一般来说,在比较很快到手但数额较少的奖励与较晚到手但数额较大的奖励时,人们通常偏好于前者,国内外很多实验数据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与一般的DU模型的指数函数所具有固定的贴现率不同,双曲线函数的贴现率具有递减的特性。相对来说,双曲线函数比早先的指数函数更符合实验数据。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人们的偏好在两个延迟奖赏——例如,人们会在31天后的110元和30天后的100元之间偏好前者,但是在明天的110元和今天的100元之间偏好后者。这种偏好逆转在人类(Green, Fristoe and Myer-son,1994)和一些动物身上都可能观察到。
虽然很多学者早就认识到DU模型的缺陷,但在经济学文献中,却是斯特罗茨(Strotz,1955)最先考虑了指数贴现函数的替代函数。他认为,在指数贴现函数之外的贴现函数中,人们的偏好可能是时间不一致的,并进一步指出,后来的研究者们应该对递减的贴现函数给予特别关注。基于上述证据的推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对递减贴现率的研究感兴趣。本书使用由菲尔普斯和波拉克(Phelps and Pollak,1986)在研究代际间的利他主义问题时首先提出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函数形式来刻画双曲线贴现的本质特征:
该函数假设,本期和下一期的贴现率是(1-βδ)/βδ,未来任意两期间的单期贴现率是这种(β, δ)形式的函数假设,本期和下递减的,但是自此以后各期的贴现率是固定的。这种形式的函数具有很强的可处理性,并且刻画了很多双曲线贴现的含义。
大量研究证据表明,人类的偏好是动态不一致的。对动物和人类行为的研究已经让众多心理学家、行为经济学家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贴现函数大体上是双曲线的(Ainslie,1992)。
双曲线贴现函数可用短期较高的贴现率和长期较低的贴现率来说明。这种贴现结构在今天的偏好和未来的偏好之间造成了一种冲突。比如,以今天的眼光看,两个遥远的时期t和t+1期之间的贴现率是长期的低贴现率。但是,从t期的角度看,t和t+1期之间的贴现率是短期的高贴现率。这种类型的偏好变化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很多日常实践中。
斯特罗茨(Strotz,1956)是第一个将这一承诺理论形式化的经济学家,表明承诺机制可能是经济产出潜在的重要决定因素。他指出,如果个人的贴现函数是非指数化形式的,那么他们将偏好约束其未来的选择。传统的贴现效用模型为跨期选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对跨期选择理论的经验及研究证明,作为行为描述的贴现效用模型存在诸多不足,对贴现效用模型的改进成为发展的必然。在贴现效用模型的诸多异象中,得到最充分论证的就是双曲线贴现模型。而双曲线贴现模型正是行为经济学最近30多年发展的一大成果。(二)国外农户借贷相关研究
国外对农户借贷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户借贷渠道选择的研究上。多数学者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相比正规金融机构而言,对农户的服务效率更高。Pischke(1987)等的研究发现在亚非拉美地区,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中发放的贷款中大部分都集中在少数大生产者手中,只有一小部分农户能够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这一比例为:非洲5%,亚洲15%,拉丁美洲15%。麦金农(Mckinnon,1988)则通过对智利农村传统借贷市场的调查显示,70%左右的农户贷款通过非正式借贷市场获得。Ghate(1992)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农村非正式借贷方面,他认为相比正式借贷,农村的借贷市场上非正式借贷形式更加普遍。张五常(1995)针对中国农村借贷市场的研究提出了农户借贷“成本优势假说”,认为中国的非正式借贷更适合于农户借贷;Berger(1998)等的研究也给出了与张五常相似的结论。另外,Kochar (1995)则通过对印度20世纪70年代的数据分析表明,大部分人不贷款不是由于供给不足,而是有效借贷需求不足。Jayaratne和 Wolken(1999)对非正式金融在中国农户借贷的成本优势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并不支持上述观点。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金融结构,使得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户借贷渠道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Komicha(2007)通过对埃塞俄比亚东南部农户的研究认为,不同层次的农户对借贷渠道有不同的偏好;而Duong 和 Izumida(2002)通过对越南农村借贷市场的分析发现,农户在生产性用途(畜牧业、农业)上的借款主要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而生活性贷款则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渠道,借款用途影响着农户借贷渠道的选择。
Khandker 和 Faruqee(2003)通过对巴基斯坦农户调查发现,农户获得的正式借贷用于生产和投资的比例高于获得的非正式借贷。
对影响农户借贷行为因素的研究也是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Zeller(l994)的研究认为,银行对借款者的借贷配给主要受借款者偿债能力的影响。Pham和Izumida(2002)通过在越南三个省的研究证明:农户选择正规或者非正规借贷,主要受农户的借款用途、生产能力、年龄、文化水平、耕地面积、家庭财产状况及所处地区等因素的影响。其中,耕地面积和农户家庭财产状况是农户得到正规性借贷的决定因素。Pal(2002)则在针对印度农户的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调查中发现:农户拥有的土地价值、有过期的借款以及对消费借款的需求对农户获得正规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则对农户的正规借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Ho, G (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如果将农户的借贷影响因素分为贷款条款和农户特征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农户的借贷行为都有显著影响。
在对农户借贷福利效果的研究上,与传统经济学对借贷的认识基本一致,多数研究认为借贷能显著提高农户的福利水平。Udry(1994)的研究认为借贷不仅能促进生产,也能保持消费的稳定。Binswanger 与 Khandker (1995)通过对印度农户的研究发现,正式借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Pitt 和 Khandker(1998)则通过对孟加拉正式借贷项目的研究发现:包括小额信贷在内的正式借贷项目对多数农户的产出具有决定性影响,并且能显著改善贫困农户的福利。(三)国内农户借贷相关研究
国内对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农户借贷渠道、借贷资金用途、借贷影响因素、借贷与农户收入以及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之上。
1.农户借贷特征的研究
农户借贷资金的来源有两条渠道:正规性金融机构与非正规性金融机构。其借贷资金的投向也分两类:生产性借贷与生活性借贷。总的来说,生产与生活性借贷在农户借贷总额中的比例主要受四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受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二是受地区经济发展快慢的影响;三是受农户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四是受当地农村传统文化的影响。
对贫困地区多数农户来说,借贷资金主要依靠近亲和本村人来获得,相比贫困户而言富裕户的社会关系更多,所以其获得借贷能力更强。来自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主要用于消费,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则主要集中在扩大生产之上(汪三贵,1998)。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农村金融课题组(2000)的研究也发现,整体来看,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户生活性借贷需求比较高,但低收入农户生产性借贷比重高,生产性借贷需求与人均收入水平呈正相关。
史清华(2002a)运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列资料,从总体、区域和收入水平三个角度对农户家庭的储蓄与借贷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的储蓄与借贷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平均升速均高于收入水平的增长,储蓄与借贷水平的两极化趋势明显。农户资金借贷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依赖越来越低,而民间借贷的付息比例呈上升趋势。农户借贷目标趋向生活,特别是收入水平偏低的农户,生活借贷已成为家庭借贷的主体。农村金融市场较为活跃的地区,也是农村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东部地区农户的借贷水平显著高于西部与中部。他进一步对山西的95个县区农户借贷行为研究显示,农户借贷行为正在从道义金融向契约金融转变,正在从生活性借贷向生产性借贷转变,但生活性借贷所占的比例仍然较大,且年轻与年老的农民生活性借贷倾向较为严重;处于家庭生命黄金周期的农民(31~40岁)生产性借贷倾向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农民;农村借贷中有字据的借贷行为越来越多,且金额越大立字据的越多;付息借贷越来越多,一般来说生产性借贷付息较多(史清华,2002b)。通过4省(四川、贵州、陕西和甘肃)农调队229个固定跟踪调查农户的资料研究显示,虽然农户参与借贷市场的比例在下降,但贫困地区的农户大部分能够获得正规贷款,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农户比例降低且额度有限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户没有足够的借贷需求(汪三贵,2002)。朱守银(2003)通过问卷形式对传统农区农户的借贷特征作了具体分析,发现农户的借贷中,生产性借贷主要投向非农产业,而生活性贷款主要集中在盖房与婚丧嫁娶两项。史清华(2004)经过对山西和浙江20个固定跟踪观察村的农户家计调查资料(1986—2000年)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内地以生活性借贷为主,沿海以生产性借贷为主。
霍学喜等(2005)通过对陕西渭北地区102个农户的借贷行为研究显示,西部传统农业区域的农户借贷需求强烈,其借贷资金更多地投向资金量需求较大的家庭消费项目与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农户所需的借贷主要由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提供,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很难满足农户的借贷资金需求。
万江红等(2006)通过对湖北省恩施州一个村139户的调查发现:农户借贷不计成本,农户对利率水平没有太多要求,且贷款以短期为主,这个时间刚好是农作物成熟后农户偿还上半年的借款。由此看来,农村的借款仅仅是满足简单的再生产。李延敏(2008)认为农户借贷行为有三种类型:被动借贷型农户,其借贷主要用于生活性消费,主要存在于纯农业户;保守借贷型农户,借贷资金投放生产和生活二者并重,主要存在于农业兼业户与非农业兼业户中;主动借贷型农户,主要用于非农业生产性借贷,主要存在于非农业户。且农户借贷的供给和需求结构并不一致。占农户主体的中等阶层农户,虽然具有适应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最强能力和最强动力,是有投资农业强烈需求的农户,却无法获得资金特别是大额资金投资农业。
中国人民银行农户借贷情况问卷小组(2009)通过在全国10个省份、10693户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农户的生产性借贷主要是四类:发展工商业、购买农资、购置农机、购买畜禽,而生活性借贷主要是四种:孩子上学、看病、建房、红白喜事。整体来看,生活性借贷与生产性借贷的比例差别不大。
秦建国等(2011)通过对西部地区804户农民的借贷状况研究后,认为个人与家庭特征、经济特征、环境特征均是影响西部地区农户借贷行为的因素,尤其是农户的家庭年收入、农户的家庭规模、家庭主要支出、户主年龄、家庭劳动负担率、上一年是否发生重大事件等因素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顾宁等(2012)发现,农户收入层次不同其借贷需求也存在差异。农户整体富裕程度不高,贷款资金主要投向基本消费领域即以消费性信贷为主。家庭人口越多、户主年龄越大、消费性支出越多,贷款主要用于消费的概率越大;而务农人数越多、农业收入及农村工商业收入越高、生产性支出越多,贷款主要用于生产的概率越大。
2.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对农户借贷行为有明显影响的因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户家庭自身主观因素;另一类是农户家庭的外在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借贷意愿、农户家庭的年龄结构、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户主在本村的地位等;而客观因素是指农户家庭的固定资产数量、耕地数量、社会关系等。
汪三贵(1998)通过对六个国家级贫困县446个农户的调查发现,对农户获得正规借贷能力有正面影响的主要因素是:上等地面积、成员是否为村干部、耐用消费品价值、借给别人钱的数量以及信用社人均借贷资金;未偿还的正规贷款数量对农户是否能获得贷款有负面影响;农户的人力资源对农户是否能够获得正规借贷能力没有显著影响。财产(房产、耐用消费品、储蓄)和社会关系(与主要成员交往的密切程度、关系网的大小)对农户获得非正规借贷资源有重要影响。
张新民等(2001)研究了农户借贷渠道对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正式渠道借款与投资有明显正相关关系(1996—1997年,相关系数达到0.7左右);而非正式渠道借款与长期投资的关系则相对较弱,相关系数即使在最高的年份也不过0.3,而且呈现越来越低的态势。
史清华(2002b)的研究显示:借贷农户的借贷能力受偿还能力与信用的影响,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年龄相对适中,经济收入暂时处于中下等的家庭借贷行为较多。处于家庭生命黄金周期的农民(31~40岁)生产性借贷倾向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农民,且随着收入水平档次的提高,用于营利性的投资入股、短期经营的借贷倾向明显增强,而用于生活性的住房建设、婚丧嫁娶、应付伤病等天灾的借贷呈减弱趋势;随着被调查者文化程度的提高,生产性借贷动机呈增强趋势,而生活性借贷动机则呈弱化趋势。
李锐(2004)发现,农户中成年人受教育年限、经营土地规模、非农业收入和村庄发展水平这四项因素对农户借贷额度的影响为正,农户所在村庄的农产品价格对借贷数额的影响也是正的;但同一村庄其他农户的受教育年限、经营的土地规模对该农户借贷数额的影响则是负的。因此,产粮区农户获得借贷的难度比其他地区大。周晓斌(2004)利用贵州、河南和辽宁三个省的数据分析了农户的借贷意愿。表明经营规模越大的农户借贷倾向越强,特别是农户的生产性经营的现金支出反映了农户的投资倾向,生产性投资越多,对借贷资金的依赖越大。而农户的文化教育和大病医疗支出通常超过了农户的现期支付能力,从而导致借贷。相反,中国农户不借债的传统理念是形成收入较高、资产较多农户对借贷需求较少的主要原因。
冯旭芳(2007)用广义Logit 模型分析表明,户主年龄、劳动力水平、家庭负担人口、户主文化程度、农户耕地面积、年末住房价值、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年末金融资产价值、农户总收入、农户非农就业能力、农户借贷倾向、借贷利率、偿还期限、地理区位等指标均是影响农户获得信贷支持的决定性因素。其中,户主年龄、家庭负担水平、偿还期限均与农户获得贷款支持反方向变动;劳动力水平、户主的文化程度、农户总收入、农户非农就业能力、农户借贷意愿、借贷利率与农户获得信贷支持同方向变动。反映农户经营规模和财富水平的耕地面积、住房价值、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金融资产指标与同时得到非正规和正规借款、获得非正规借款呈反方向变动,与获得正规金融支持同方向变动。山区农户相对较难获得正规信贷的支持。褚保金等人(2008)在对江苏泗洪县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中发现,农户非正规借贷需求主要来自于教育支出;播种面积、住房价值、家庭年总收入与获得正规借贷支持显著正相关。
曾学文等(2009)等认为,影响农户借贷需求的主要因子是农户纯收入、借款利率、借款期限以及农户家所在地与金融机构的距离。
3.借贷与农户收入相关关系影响的研究
国外发达国家,得益于其比较成熟的收入分配体制,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性很强,因此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换为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但在我国这样一个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的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对于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内远比国外多。贷款能够促进农业增长,这一点没有意义,就如林毅夫(1994)所说,作为一种投入要素,信贷对农业增长有比较突出的作用。但贷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就难以做一个明确的结论,学界对此研究颇多,同时争议也不少,多数人认为农户贷款增加会促进农户收入的增加,但很多研究并不支持这一结论。(1)贷款能促进农户收入增长
史清华(2002a)认为,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滞后是20世纪90年代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广文(2002)的研究也有类似认识,他认为在我国农业高速增长的时期,农村信贷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贡献因素。许崇正、高希武(2005)也从理论上论证了农村信贷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
方金兵等(2009)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认为短期内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尹学群等(2011)研究发现,农户信贷中农业生产性信贷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农户收入水平、农户消费支出水平具有较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消费型信贷水平与农户平均消费水平有负相关关系;农户的收入水平对农户平均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有一定影响,特别是与工业品消费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2)贷款不能促进农户收入增长
温涛等(2005)则指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负效应。谭燕芝(2009)以农村金融相关率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增收促进了农村金融发展,但农村金融发展却不利于农民增收,也不是农民增收的格兰杰原因。
余新平等(2010)利用1978—2008年的统计数据,运用VAR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农业贷款比率的正向冲击短期内会使农村居民收入状况恶化,但在滞后6期后,这种冲击会使农村居民收入状况改善。
杜兴端等(2011)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运用VAR模型的计量分析显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不利影响。
王文成等(2012)基于东北地区农户调查发现,借贷资金对高收入农户和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效应均不显著,两者的贷款需求主要是消费性需求;而对中等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效应明显,生产性需求较多。未来在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上要利用合适的政策引导更多的资金向中等收入农户倾斜。(四)研究述评
综合来看,国内外对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对农户借贷特征的研究,这一类研究虽然采用的方法差别不大,但得出的结论差别却较大。造成这种差异一是由于农户借贷行为在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所致,二是研究选择的地区不同所致,第三个原因可能是研究使用的调查问卷存在一定偏差所致。第二个研究方向是对影响农户借贷行为发生因素的研究,研究结果大同小异。认为农户借贷的影响因素基本就是两类,一是农户自身的家庭禀赋(户主的个人情况、家庭的人口与产业发展情况、社会关系、交通与地域或者地理情况),二是外部因素(金融机构、金融产品、政策)。第三个研究方向是农户借贷与农户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贷款能够促进农户收入的改善,这也是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与国家增加农村贷款额度的主要理论支持,但最近几年新的研究却认为贷款对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二者并没有明显的因果作用。
从上述研究来看,有三点共识:农村借贷市场上,非正规金融渠道提供的资金多于正规金融渠道;相当一部分农户的借贷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政府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农村借贷市场供给。前述的研究对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的因素也做了详尽的分析,但个人认为,前述研究还存在以下两个不足。
第一,在对农户借贷决策研究中,国内外的大部分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制约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上。而真正从农户自身角度出发,研究其实际借贷行为背后所隐藏的内容,即对农户这个决策“黑箱”的研究却很少。不了解农户的思维习惯与价值观,就不可能对农户不同的借贷行为做出良好的解释。一些农户真的需要贷款吗?发展需要资金,但资金并不能必然促进发展。较多的农户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贷款,仅仅是因为正规金融机构的可获得性高且利息低吗?
第二,对农户流动性扩大带来问题的研究较少。贷款的增加对农户终身福利的影响是好是坏,需要慎重对待,而前述研究基本对这一问题没有涉及。可能对整体来说,对农村贷款规模的扩大可以增加农业产出这一结果成立,但具体到单个农户而言,增加贷款真的就能增加其收入吗?
行为经济学的深入发展为这两点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这也是本研究采用行为经济学这一理论对农户借贷行为进行分析的原因所在。四、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一)研究目标
农户作为一个具有有限理性的决策者,应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农户做出借贷决策时心理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村金融市场快速、健康发展的思路与建议。
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通过对人类认知特点的分析,深入了解农户的借贷动机,对农户借贷行为做出新的解释。(2)通过计量模型,量化分析贷款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明确贷款与收入之间的关系。(3)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全面分析农户借贷行为,提出完善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政策建议。(二)研究方法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本书遵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原则与卡尔·门格尔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价值中立也称价值无涉原则,该原则是在大卫·休谟提出的“是”与“应该是”的划分基础上提出的。休谟认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从“是”与“不是”推论出“应该”与“不应该”,而这也正是我们坚持价值中立的理由。农村金融和其他类型的金融本质上没有差别,金融产品和其他产品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都遵循普遍的供求规律。此外,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分析坚持制度个人主义方法,坚持在现有制度框架下以农户为主体,从农户自身的角度研究农村金融的发展。
本书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应用了规范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1.理论分析法
使用行为经济学的几个主要理论:前景理论、双曲线贴现理论、心理账户、认知启发式与偏差理论,分析导致农户借贷行为差异的根本原因,概括出农户的借贷行为特征。
2.计量模型分析法
使用VAR模型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利用调查问卷所获得数据,综合应用统计描述分析与计量模型分析方法,归纳总结出农户贷款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滞后阶数为p的VAR模型表达式为:t1t-1pt-ptt
y=φy+…+φy+Hx+ε t=1,2, …, Ttt
其中y是k维内生变量列向量,x是d维外生变量列向量,p是滞后t1p阶数,T是样本个数,ε是k维扰动列向量,k× k维矩阵φ, …, φ和k× d维矩阵H是待估计的系数矩阵。
3.问卷调查法
进一步在使用现有公开统计数据的基础上,使用问卷调查,力求更加清晰地反映农户借贷行为的全貌。五、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一)研究思路
农户的贷款通常分为两类:生产性贷款与生活性贷款。生产性贷款是指农户获得贷款是为了维持或者扩大生产,贷款直接转化为再生产的资本。因这类贷款直接作用于农户的生产,故而对其收入具有直接的影响;而生活性贷款则是农户用于非生产用途、消费性的贷款,比如:建新房、子女上学、医疗费用以及婚丧嫁娶等,这类贷款是一种纯粹消费性的贷款,这类贷款对农户的收入增长没有直接促进作用。但从间接角度来看,一方面教育的支出可以直接增加农户的人力资本,而医疗费用的支出也有类似功能,足够的医疗费用可以确保农户的家庭成员提供稳定的劳动力,住房环境的改善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户的生活质量和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住房作为一种不动产,也是农户所获得收入保值增值的一种方法,婚丧嫁娶则是农户家庭基本人力资本更新的必然环节。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不是实物资本的投入,而是人力资本的增加,人力资本的增加促进了技术的发展,而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从这一角度来看,无论是生产性借贷还是生活性借贷,不论农户的出发点如何,其根本目的还是为其家庭获得更多资源,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加,增加农户福利。
农户作为一个基本的决策单元,每一个决策都服务于一个最终目的——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家庭利益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也可以用另一个词来代替它,这就是福利,家庭福利最大化。福利包含了两重意思,一重是物质的,另一重则是精神层面的。农户在做出每一个借贷决策的时候,除去借贷本身给农户自身带来的货币收益外,还有诸多非货币因素(维持家庭的社会地位、族群的繁衍等)。
基于上述对农户以及农户贷款用途分类的认识,本书遵循动机、需求、行为和结果这一分析逻辑(图1-1)展开研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