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弗雷德里克· 皮耶鲁齐,（法）马修· 阿伦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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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陷阱试读：
引言
本书讲述了一个地下经济战的故事。
十几年来，美国在反腐败的伪装下，成功地瓦解了欧洲的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特别是法国的跨国公司。美国司法部追诉这些跨国公司的高管，甚至会把他们送进监狱，强迫他们认罪，从而迫使他们的公司向美国支付巨额罚款。
自2008年以来，被美国罚款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达到26家，其中14家是欧洲企业（5家是法国企业），仅有5家是美国企业。
迄今为止，欧洲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即将超过60亿美元，比同期美国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高3倍。
其中，仅法国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就达到近20亿美元，并有6名企业高管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我就是其中一员。
今天，我不再沉默。
1.打击
突然，我变成了一只野兽。我穿上了橘色的连体服，身体被链条锁住，手脚被戴上镣铐。我几乎无法行走，也无法呼吸。我是一只被捆绑的野兽，也是一只掉进陷阱里的困兽。
昨晚，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单人牢房。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气味，我几乎要被熏晕了。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道极小的裂缝。透过裂缝往外看，我隐约看到一个阴暗的院子。我听到各种噪声、争吵声、尖叫声，以及不间断的狗吠声。这简直是一场噩梦。我已经8个小时没有喝过水，又饿又渴。自从在飞机上听到那条简单的广播后，我的生活便发生了剧变。
先来说说那条机上广播。
国泰航空的空姐用甜美的嗓音和地道的英式口音播报了一条听起来无关痛痒的消息。空姐的声音虽然温柔，但却宣告了一场灾难的降临：“皮耶鲁齐先生，请您下飞机前先到机组人员这里来。”
这时，我乘坐的这架波音777刚刚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跑道上。
我在黎明时分离开新加坡，在中国香港中转后，经过长达24小时的飞行，现在已筋疲力尽。
这是2013年4月14日晚上8点整。驾驶员对飞行计划掌控得十分完美，分秒不差。这条广播在飞机到达机场时响起。
难道当时我丝毫没有起疑？虽说已经习惯了各种长途飞行，但是因为时差，我头昏脑涨。45岁的我，先后在阿尔及尔、曼彻斯特、香港、北京、温莎（美国康涅狄格州）、巴黎、苏黎世等地任职，现在坐镇新加坡。20年来，我在全球飞来飞去，为我的公司奔波。我听过好几次这种广播，它要么是提醒我官方约会的时间被调整了，要么是帮我找回了在一次中转时丢失的手机。
因此，我没多想便来到了机组领班的面前。然而，这位年轻的空姐却满脸尴尬。机舱门已经打开，她胆怯而不自然地向我指了指门口等着我的一群人——一个女人、两三个穿制服的人，以及两个穿便服的人。那个女人礼貌地跟我核实了我的身份，命令我下飞机。几乎在我说出姓名的同时，其中一个穿制服的人就抓住了我的一条胳膊，并将它按在我的后腰上，然后他迅速地把我的另一条胳膊扭到我的背后，给我戴上手铐：“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你被逮捕了。”
我非常震惊，来不及做出反应，只能束手就擒。后来我总是问自己：如果我没有下飞机，那会发生什么？如果我拒绝下飞机呢？若是在我连一只脚都没踏上美国国土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还能这样轻易逮捕我？我一声不吭地就服从了。其实当时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帮了他们大忙。因为从理论上来讲，我们还在国际区域——机舱出口的舷梯上也属于国际区域。
眼下，我被戴上手铐。片刻之后，我回过神来，要求他们做出解释。穿便服的两人说，他们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我们接到命令，在机舱出口逮捕您，把您押送到曼哈顿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那里会有检察官向您说明缘由。”
显然，他们也不了解更多的情况。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这几句话，我也不可能有更多奢求，因此，只能跟着他们，在两个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的看管下，像个歹徒一样，双手被铐在背后穿过机场。周围乘客的目光让我觉得如芒在背。走了几米后，我意识到，为了保持平衡，我不得不小碎步地前行。我身高1.83米，体重将近100千克，这让我看起来非常滑稽。与其说是滑稽，不如说是梦幻。我仿佛穿越到了一部电影中，在扮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角色。两年前，他就像我一样被戴上镣铐，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押解下，痛苦地走在纽约街头……然而此时，我的惊吓大于忧虑。当时我一直确信，这是一个错误或者误会。他们只是错把我当作了别人，经过查证后，案件就会真相大白，一切仍会照常进行（近年来，肯尼迪机场发生的这类误会与日俱增）。
我的“警卫”直接把我带进了一个小房间。我很了解这种地方，在这里，美国当局会对可疑的外国人的护照进行仔细检查。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鉴于法国的立场——时任总统雅克·希拉克拒绝参与美军的行动——我们一群法国商人不得不在肯尼迪机场等候很长时间，直到美国官员同意让我们入境。
今天，检查的速度加快了。两名查验人员花了几分钟时间检查我的身份证件，然后将我带出机场，坐上一辆没有警用标志的警车。我终于明白了眼前的现实：显然，我就是他们等待的人，我是他们要的“实实在在的客户”。这并非像在某些荒诞故事中，某人被误认为是某个强大的恐怖分子或者在逃罪犯。至少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为什么呢？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又做了什么？
我无须花太多时间反思我的经历。就个人生活而言，我绝对无可指责。另外就是我在阿尔斯通的工作。即便这种粗暴的逮捕可能与我的职业有关，但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我在脑海中将公司近期的项目飞快地过了一遍。自从10个月前我担任锅炉部的全球负责人以来，我在新加坡职务范围内的所有业务中，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至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放心的。
但我也知道，阿尔斯通经常因腐败行为而接受调查，美国当局几年前就开始了一项调查。当时，阿尔斯通因涉嫌为取得多个合同而行贿，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一家发电厂的合同。我曾参与这个项目，阿尔斯通确实聘请了中间人来确保拿下这个市场。但是，这些事情是在2003年和2004年发生的，印度尼西亚的合同是2005年签字生效的。当初合同谈判似如烟往事，已经过去10年了！这太久远了。重要的是，我已经在内部审计时澄清了自己。这是我们的惯例。那是在2010年或2011年，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可以确信——汽车正在驶向曼哈顿，我越来越焦虑，开始费力地在脑海中搜寻往事——阿尔斯通聘请的两位律师曾短暂地对我进行了一次询问，大概持续了1个小时。他们认为我遵循集团的所有程序规定，没有任何错误，无须任何惩戒。2012年，我得到了一次不错的晋升，升任为现在的锅炉部负责人，该部门在全球有4 000多名雇员，年营业额为14亿欧元。此外，2011年以来，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柏珂龙一直打算与中国上海电气集团建立一家50∶50控股的合资企业，将两家公司的锅炉业务合二为一，他选择我来领导这家未来世界级的大企业，总部将设在新加坡。
全球总裁！全球总裁现在却被带进一辆汽车，忍受着双臂的酸痛。金属手铐逐渐割伤了我的手腕。谁能想到，我仅仅因为在2003—2005年的印度尼西亚项目中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就遭到如此待遇。我又不是阿尔·卡彭！就连他的手下都算不上！我在内心深处翻来覆去地琢磨着各种解释，想象着各种可能导致此次被捕的情节。调查人员把车停在了路边。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两位探员罗恩和罗斯——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名字——觉得我“人还可以”。我还算走运。“皮耶鲁齐先生，您很冷静，既没有喊叫，也没有挣扎。您也很有礼貌，和您这样的人打交道还是不多的。我们打算给您一些奖赏。”
很简单，他们取下了我的手铐，把我已经僵硬的双臂贴在膝盖上，然后把我的双手铐在了前面。这看上去没什么，但经历过这种不适的人都知道：与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相比，这种姿势舒服多了。今晚交通还算通畅，我们花了不到40分钟就到了曼哈顿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门口，汽车驶进了地下停车场。下车后，我们面前出现了第一部电梯。探员命令我走进去，但却要进去后背对着电梯按钮，他们对此进行了特别说明，而且一副极为认真的神态。我看着他们，有点儿摸不着头脑。1999—2006年，我在美国工作了7年，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现在我的疑问是：我真的要走进这部电梯吗？“这是一项安全规定，皮耶鲁齐先生，”罗恩解释说，“您没有权利看我们按了哪个按钮。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我们不会让您知道您被带到了哪个楼层，或者在哪个办公室接受审讯。”
我被带到一个神秘的楼层。通过几扇装甲门后，我们进入一间简陋的办公室。这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墙上伸出一根长长的铁杠，警卫用手铐把我铐在上面。他们让我独自待了一会儿。突然，门打开了，一位探员走了进来。“早上好，皮耶鲁齐先生。我叫塞思·布卢姆。我负责美国联邦调查局对阿尔斯通腐败案的调查，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的塔拉罕项目。我现在能说的只有这些，几分钟后，负责调查的检察官会亲自来审问您。”
说完后，布卢姆平静而有礼貌地离开了房间。
2.检察官
事情就是这样的。在车里时，我还不愿相信这一切。那些早已是陈年旧事，和当下的利害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印度尼西亚的那个魔鬼案子——苏门答腊岛的塔拉罕发电站项目——又找到我头上了。2003年，这个发电站项目开始招标的时候，我还未到新加坡任职。当时是印度尼西亚项目招标初期，我们和丸红株式会社组成联合体，参与投标竞争。当时，阿尔斯通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甚至濒临破产。这笔合同尽管看上去利润不高（1.18亿美元中只有6 000万属于阿尔斯通），但却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这座发电厂，虽说在世界上微不足道，但是它却能够提振公司的声望。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审讯室里，布卢姆向我透露了抓捕我的理由。我在等候检察官做进一步解释时，思绪回到了2003年，当时我们为拿下塔拉罕项目付出了太多心血。我无须感到羞耻：在这个时代，在某些国家，行贿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尽管表面上不被允许。而且我知道，阿尔斯通曾经求助于两个中间人。当然，他们不是我找的，但是我承认，我知道他们的存在。
我刚回忆起那段时光，门就打开了，在布卢姆的陪同下，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看起来有35岁，又瘦又小，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慢，我感觉他简直就像个暴发户。他用机关枪似的语速开始夸夸其谈：“皮耶鲁齐先生，我是大卫·诺维克，康涅狄格州的联邦检察官，负责阿尔斯通，也就是您所在公司的案子。因行贿一事，我们已经向贵公司提起诉讼，而您正是因为此事接受质询。这次讯问由我负责。您被指控参与了在塔拉罕发电站项目中向一位印度尼西亚议员行贿。这属于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管辖范围之内。3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调查阿尔斯通在许多国家的行为。按美国法律规定，当时贵公司早已收到相关通知，却仍然违背承诺，自2010年起拒绝与美国司法部展开合作。阿尔斯通没有遵守任何一条承诺，一条都没有！”
他看上去很愤怒。我很想回答他：“我既不是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也不是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诚然，我是一位管理者，但我既不是董事会成员，也不是执委会成员。我……”但那位检察官没给我留一点儿继续想的时间。“皮耶鲁齐先生，我强烈建议您不要给您的公司打电话。我们希望您能为我们效力……”
刹那间，我的大脑全乱了。这位司法官员在要求我做什么呢？“我们希望您能为我们效力……来对付阿尔斯通及其管理层。我们很清楚您在阿尔斯通的位置，也清楚您在塔拉罕项目中的位置。我们非常清楚，在和印度尼西亚的交易中，虽然您扮演的不是决策性角色，但是您了解一切。我们想要的，就是起诉阿尔斯通的最高领导层，尤其是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柏珂龙先生。因此，我们要求您不要告知他们您正在被质询。这就意味着您不能与他们取得联系，您要放弃聘用律师。您明白了吗？”
不，我不明白。但也可以说，我意识到他们正在开条件，正在策划一场交易。诺维克是在暗示我做他安插在我们公司内部的线人……此时的我还完全没有把时差倒过来，我已经24小时没有睡觉，还一直戴着手铐，铐在这根铁杠上，任由他们摆布。我到底需要明白什么？他一直含含糊糊，只是翻来覆去地命令我：“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但这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可能。
正当他努力地让我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自己坐在阿尔斯通为高层管理人员举办的培训会上。那是我被捕前不久的事——生活有时就是这样讽刺，其中的内涵只有参与过的人才会懂。培训会的主题是关于我们这一行的法律风险。法务专家交给我们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上面写着一些电话号码——一旦我们被捕，就拨打这些电话。其中就有凯斯·卡尔的电话，他是我们集团的现任法务总监。法务专家在会上叮嘱我们，要随身带着这张小纸片。另外，如果我们不幸要面对法官或者警察，那也永远不要违反培训会上三令五申的两条原则：第一，什么都不要说；第二，给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打电话，他会立即指派一名律师来到这位不幸的员工身边。这两条原则我牢牢记住了，而且我不会掉到那个检察官给我设的陷阱里去——那时我无论如何都坚信这一点。作为一名优秀的“战士”，我丝毫没有考虑这会让我付出怎样的代价，就执行起培训会上法务专家叮嘱我们的准则。我不能不通知我们的法务人员。
我向检察官解释：“请您听清楚，我从未被逮捕过，我也不明白你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要求你们允许我通知我的公司，以及法国领事馆。”
检察官神情坚定，朝一位探员打了个手势，此人把黑莓手机还给了我，手机在我被捕的时候就被没收了。我立刻试着联系集团法务总监卡尔。巴黎此时是凌晨5点，电话无人接听。但是，我最终联系上了蒂姆·库兰，他是阿尔斯通锅炉分部在美国的主管。我和他原本约定第二天在康涅狄格州的温莎见面。我向他简单陈述了一下情况。他非常吃惊：“这事出在你身上，实在不可思议，简直荒唐。我们会立刻把你从那里解救出来的。我马上给总部打电话。”
库兰的话让我安心了一些。检察官出去后，两个探员开始搜身，并且对我手提箱内的物品登记造册。我仍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权利，因此犹豫着要不要给我的妻子克拉拉打个电话，但我放弃了这个念头。何必让她担心呢？那一刻我依然坚信，这不过是一场几个小时的纠纷，很快我就会恢复自由。诺维克表现得再怎么面目可憎也无济于事；他再怎么振振有词，说阿尔斯通正遭受着长达3年的反行贿调查，说集团对美国司法部的命令置之不理，说集团对各种质询充耳不闻，说集团装傻充愣……通通无济于事。这些我都不信。更准确地说，我也不想去信。我的信念足以刻碑为证：我毫无保留地相信，阿尔斯通会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从这场危机中解救出来。我知道我可以相信我们的首席执行官。
在来纽约前的几个星期，我还和柏珂龙共进晚餐。他邀请我和几位在亚洲工作的集团领导，一起去新加坡参加一场盛大的招待会。招待会的地点是个传奇之地——滨海湾金沙娱乐城，这是新加坡最热门的酒店。这座酒店闻名遐迩。那是一座令人一见倾心的建筑，在57层有一个宏伟的露台，延展到海面之上，如同舰船上突出的船艏。集团法务总监卡尔也在场。这倒没什么新奇的。数年来，阿尔斯通在亚洲发展了大部分的能源业务，以至于柏珂龙正计划把集团总部的一部分搬迁到新加坡。2012年底，集团刚刚多租了一层楼，用来容纳来自巴黎的一部分员工，柏珂龙也频繁地来新加坡。于是集团里谣言四起，说首席执行官正在考虑将阿尔斯通的税务注册地址迁至此地（这是完全合法的）。确实，新加坡的税收政策非常吸引人（最高20%，还没有算上税收减免），而且阿尔斯通新加坡分公司的负责人沃特·凡·韦尔士在2013年初开始考察这座城市，以求为柏珂龙找一处“行宫”。他造访了很多别墅。
老实说，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我算不上柏珂龙的亲信，尽管我们之间早已习惯了以“你”相称，但还是礼貌有加。来纽约前的一周，我还陪他去了一趟印度，会见信实工业集团的领导。信实工业集团是印度最大的私营联合大企业，归安巴尼家族所有。柏珂龙是个商人，也是个举世无双的谈判高手。他毫不犹豫地只身一人跑遍全世界，只为能够当面接触他的合伙人。有时他毫不妥协，甚至近乎粗鄙，但他也会通过花言巧语来讨好和吸引客户。在工作现场也能直接发号施令，不留情面。
在滨海湾金沙娱乐城的那场罕见的晚宴上，集团法务总监卡尔——柏珂龙的众多忠实拥趸之一，曾是我所在的能源部的法务主管，与我相识多年——走到我身边，敬了一杯酒后，他悄悄地说：“弗雷德，你还记得塔拉罕的那场交易和美国人的调查吗？为了那次调查，我们也搞了个内部自查。”“啊，那肯定记得。怎么了？”“没什么。你肯定没什么好怕的。一场内部调查早就把你澄清了。不过有些员工有点儿麻烦。”
我当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尽管我感觉到有些奇怪，他竟然在鸡尾酒会上跟我提起这件事，我们以前从未谈过此事，即使是2010—2011年我在接受内部审计的时候也没有。
但现在，坐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里，这场对话再次浮现在我脑海中，很可能是因为我正在拨卡尔的电话号码。
终于，第二次尝试成功了。卡尔终于接电话了。对话很短，但我记着每一个字。“我不明白，我不明白……这简直不可思议，”卡尔不停地重复着，听上去和我一样震惊，“我们和美国司法部正在洽谈一项协议，已经接近尾声。这事发生在你身上，太不可思议了。”“可能吧，但是这位检察官看上去可不像是知道有这么一项协议。或许他不相信这事儿能成……这位检察官不停地跟我说，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阿尔斯通3年来一直不合作，他们已经失去了耐心。还有，几个星期前你向我保证，说我什么都不用怕。那他们为什么还抓我？”“所以我跟你说，我也不明白。我们明明已经快要达成协议了，我几个小时之后就要坐飞机过去了！他们今天还在华盛顿等着我跟美国司法部签协议呢！不过，刚刚发生了这么多事，我很犹豫要不要去美国。我先去跟我们的律师谈谈……但是你放心，尤其是要保持冷静。我和我们的法律顾问取得联系后，就会给你派个人过去。在此期间，你跟那个检察官什么都别说，跟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也不要说。今晚有些迟了，但明天一早我们就会把你保释出来，之后我们再看看要采取什么策略。”
说完后，电话挂断了。对我来讲，毋庸置疑，次日凌晨我会得到他的消息，他不会丢弃我，他会站在我这边直到事情结束。我为之效力许久的公司不会对我弃之不理。只有疯子和偏执狂才会去设想相反的可能，哪怕只想几秒。但我既没有疯，也不是偏执狂。
卡尔鼓励我的话语还在耳畔回响，检察官就回到了审讯室。“您不想跟我们对话？没关系。这是您的选择。”“不，我准备澄清一下我在这笔生意中扮演的角色。在这笔生意里，我觉得我没什么可自责的。但是为此我需要一位律师陪在我身边，因为一方面，我不了解美国的司法运作方式；另一方面，我也不清楚我的权利。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这样做。”
我的争辩在检察官诺维克那里不起作用。他毫不动摇，接着说：“之后我会把您转交到曼哈顿的一所监狱里，您将在那里过夜。明天您将在康涅狄格州法院的一位法官面前出庭。开庭前您有权利面见您的辩护人。法官将判决是否对您继续实施拘留。如果您愿意，您有权利跟家人打电话告知此事。”
保持冷静——这是卡尔对我的忠告。沉着镇定——此外我也没有别的选择。我该不该给我妻子克拉拉打个电话？检察官似乎在鼓动我打电话，但他可能是在极力瓦解我的防线。我妻子肯定会担心到发疯的，她的恐慌会削弱我的抵抗力。这是个心理压力方面的经典理论。我后来了解到，警察称之为“情感感化法”。我快速思考着，心想最迟明天晚上我就会被释放。这个国家连因杀人被指控的辛普森都准许保释，对于我这个法国公民、外国企业管理者，用检察官的话说就是个被美国司法部盯上的、在塔拉罕项目里“没有决策权的小角色”，他们总不会继续关着我。所以算了，我不给妻子打电话了，我情愿出去后再跟她讲述我这段虎口逃生的经历。我有礼有节地拒绝了诺维克的建议，不过，我要求他向法国驻纽约领事馆方面通报此事。诺维克马上照办，用他的座机拨出了一个早已预存的电话号码。显然，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周日晚上，午夜时分，时间这么晚，该给领事馆的哪个人打电话，他再清楚不过了。
他把电话筒递给我，接电话的很明显是个“值班的”。对方问明我的身份后，说他只能做个“记录”。之后诺维克又拿过话筒向领事馆方面表明，明天周一纽黑文法院的法官会听取我的辩诉。就这样，检察官这晚的工作结束了。
接下来，罗恩和罗斯又登场了。他们开始清理我的所有物品（电脑、手机、滚轮拉箱里面的衣物），再次通过那几扇装甲门，采集十指指纹，照相，他俩忙了足足半个钟头。由于我不能看按钮，我依然是返回电梯背对按钮。接着，我们上了一辆汽车，朝曼哈顿的监狱开去，两个地方距离非常近。
在入狱手续办理过程中，那两个探员跟我寸步不离。离开之前，罗恩悄悄地跟我说：“晚安，皮耶鲁齐先生。跟您说下面这些话有些奇怪，但请您明白，明天早上您会非常高兴再见到我们的。”
我不知是否该从这些话语中领会到什么，是些许的恶意，还是友善的提示。我还从没踏进过监狱一步。在入口处，两个狱警命令我脱衣服。他们收走了我所有的东西：手表、婚戒、鞋子。我已经赤身裸体了！我彻底晕了，连英语都不会了……“Turna round，squat and cough.”狱警命令我，口音难以听懂。
cough就是咳嗽，嗯，懂了。但是squat是什么？我忘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Squat and cough，”狱警很恼火，“Squat and cough！”
看到我一脸错愕，他向我演示该怎么做。我应该蹲下，两腿分开，然后咳嗽。我按照吩咐去做，狱警坐在我的身后，他要确认我肛门里没有东西掉出来！“Squat and cough.”我记住这套流程了。我不得不屈服于这套让我感到羞耻的流程，在我入狱的这段时间，我重复了十几遍。那晚，我感觉美国的监狱让我仿佛陷入了精神病人一样神志恍惚的“第二状态”。狱警要求我套上一件橘色的连体服，直挺站立着，双手铐在背后，我就这样忍受了两个小时。监狱里居然没有英文入狱手册！西班牙文的、中文的都有，但没有英文的……拿到相关的表格并填好后，我被带到一间单人牢房。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我当时是“进洞”了，这里是用来隔离最危险的犯人的。当时已经接近凌晨3点，一个狱警把我推进了牢房，我顿时陷入一片昏暗。这里说不上是黑暗，更确切地说是……灰暗。一只小氖灯发出凄冷的微光，狱警关上了门。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手一直都铐在身后。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到害怕，心里一阵恐慌。他们打算让我这样被铐上一夜！突然，我听到了一阵短促的声音。牢门上有一个小翻门打开了，狱警吼叫着命令我倒着往后退。我照着做，倒着走到他跟前，他通过小翻门解开了我的手铐。这可真不容易。
罗斯和罗恩说得对。入狱后的第一宿是非常可怕的。牢房里充满恶臭的气味，狭窄的空间令人窒息……我什么都看不见，但我听得见，四周围绕着咒骂声和可怕的叫喊声。看来整层楼的人都在互相厮打、自相残杀。自从被关押后，我粒米未进，滴水未沾，无法入眠。不过，这次被关押应该只是个插曲。于是，我尝试着用夜里这段时间回忆一下与10年前那份塔拉罕合同有关的事，并且要重新安排我的日程。因此，第一天上午在康涅狄格州的会面我就失约了。这倒无关大局，还可以弥补。我在头脑中一一浏览着日程表的每一页：这个会谈只需把它改到上午的晚些时候，那个会议可以挪到下午早些时候。谨慎行事的话，用不着48小时，我可以在24小时内完成所有日程。我将在3天后到达新加坡，按预定日期于星期五返回家中。然后，周末我就能带上我的双胞胎女儿（7岁的拉斐拉和加布里埃拉）去庆祝小伙伴的生日，再带我的龙凤胎儿女（15岁的皮埃尔和蕾娅）去参加足球赛。现在看来，当时去想这些着实愚蠢。但在当时，这些想法让我轻松了许多。蒙眬之中，我居然睡了几分钟。
3.第一次开庭
谁能相信，当清晨再次见到那两位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时，我竟然很高兴。在脱得精光，又被人搜过身后，我戴着手铐被转移到距离纽约两个小时车程的纽黑文法院。一路上，我感到自己仿佛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罗恩和罗斯给我带了咖啡和一些百吉饼。他俩都是35岁，相谈甚欢。罗恩有3个孩子，他身材魁梧健硕，酷爱潜水。罗斯有1个小女儿。他俩都很想畅游法国。最后我们一同聊了起来，好像熟人一样。
到法院后，罗恩和罗斯把车停在外面，等候指示。我们来早了，所以坐在车里等了1个小时，直到纽黑文法院的工作人员告诉羁押我的两位探员，庭审地由纽黑文改为布里奇波特——在另一个方向，开车要半个小时。于是我们又出发了。在把我交给法警之前，罗恩把车停下，罗斯把我的手机还给我。我明白他的意思：倘若在庭审中发生不测，这就是我最后跟某位亲友通话的机会。这里正值中午，而新加坡却是午夜。我选择打给阿尔斯通美国锅炉部门的主管库兰。我想向他通报昨天晚上我和卡尔的谈话内容。别忘了，卡尔白天的时候就应该抵达华盛顿了。我想，库兰肯定会和法务总监一起关注形势的变化。无论如何，我都会要求他这么做。
罗斯和罗恩跟一位法警交接后，我向他俩告别。然后，法警把我关进法院的一间小牢房里。法庭将会审查我的获释请求。庭审即将开始。因为获准提前和阿尔斯通委派的律师对话，我被带到一个小隔间，和来自戴·皮特尼律师事务所的莉兹·拉蒂夫进行首次会面。
莉兹是一位年龄在35~40岁的女士。交谈几句后，我就被她惊呆了：她在刑法方面的经验一片空白，对我的态度也十分冷淡，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新手气息。不仅如此，她对阿尔斯通的业务也一无所知。最致命的是，我被控违犯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对于这项控罪，她此前根本不了解。根据这部法律，无论任何人，无论国籍，只要涉嫌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只要该罪行和美国有一丝一缕的联系，美国司法部即可将他投入监狱。莉兹跟我说明了几个情况：“皮耶鲁齐先生，阿尔斯通的律师今天早上联系了我们律所，要求我们为您辩护，因为他们不能亲自负责。”“为什么？他们来接手我的案子，岂不是更合情合理？”“那是当然！不过你们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我不懂。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案子，阿尔斯通正在和美国司法部做交易。那把我也算作交易内容之一就行了，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我和阿尔斯通之间哪有什么利益冲突？”“皮耶鲁齐先生，事情没这么简单。但请您放心，您的辩护费用，阿尔斯通同意支付。您很幸运！”
幸运？接下来我试着从莉兹口中了解有关我被控罪名的细节。在这个专为被告人和律师见面而设置的小隔间里，我们之间隔着一层铁丝网，谈话非常困难。她拿出几张纸，把它们紧贴在铁丝网上。不用说，我肯定看不清楚纸上的字。更意外的是，我发现她都没有读过起诉书。她轻率的态度把我惹火了。“我到底为什么被指控，您总该看几眼吧？”“贪污案，外加洗钱。”
洗钱？这个罪名一般都是给军火贩子和毒品贩子的！这么荒唐的指控，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
莉兹看到我的脸都气白了，赶紧试着安抚我：“不管怎样，今天这些都不是事情的关键。我只要求他们释放您。我会提议用10万美元保释，这笔钱足够说动检察官。请您记住，大陪审团已经对您提出了指控，但一直到您被逮捕的那一刻，此事都在秘密进行。现在它不再是秘密，今天美国司法部肯定会向媒体通报。另外，请您明白，您不是阿尔斯通第一位被起诉的高管。之前您在美国工作的同事大卫·罗斯柴尔德已经被起诉，并且经过了庭审。他同意认罪，随即他争取到不超过5年的监禁量刑。”
罗斯柴尔德服罪了？获刑不超过5年？这下，我的脸彻底吓白了。我突然意识到控罪的严重性，尤其是给我和我的亲朋好友的生活可能带来的灭顶之灾。但我还没来得及细想这些，就接到了执达官的传唤。庭审开始，主持庭审的是加芬克尔法官。她首先问我是否听得懂英语，接着就请我的辩护律师开始陈述。用了不到1分钟时间，莉兹按照计划辩护发言，称希望支付10万美元保释金并佩戴电子手铐，以换取我的有条件释放。接着轮到代表美国政府的检察官——诺维克，这位来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探视过我的人开始陈述。诺维克简直要杀人，他坚决反对把我释放，并狂怒地陈述了理由。厚颜无耻的他完全推翻了此前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办公室里对我说过的那番话，他用肯定的语气说：“皮耶鲁齐先生在阿尔斯通的管理层中身居要职。他涉及的这笔行贿交易问题极其严重。该公司向印度尼西亚的一名议员行贿，以求其提供方便。我方已经立案，指控文件确凿有力。大量的证据和证人证实，皮耶鲁齐先生参与了一起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犯罪活动。”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在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我拒绝了他的要求，诺维克现在要让我为此付出代价。紧接着，他从我的个人处境方面进行攻击：“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美国无亲无故。他在美国工作时，已获得绿卡（永久居住权）。然而，非常可疑的是，2012年他又将绿卡退还给有关部门。我方已询问过当时接受皮耶鲁齐退回绿卡的员工。他告知我们，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当时行为古怪，令他十分惊讶。”
我简直要晕过去了。2012年，那是我多次美国之行中的一次，不再需要绿卡的我借机把它还了回去。何况我那时马上要迁居新加坡，至少要在那里工作几年，所以何来可疑之处？但是诺维克继续说道：“如果本庭将此人释放，其必定会出逃。法官大人，您非常清楚，法国不引渡其公民。此外，此人在已遭受指控、逮捕证已经下达的情况下，仍未向当局自首！”
这位检察官用心之险恶，令我震惊。美国司法部封锁了对我签发逮捕令的消息，就是怕我躲在法国逃避追究。我对此毫不知情，又何谈向当局自首？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早知此事，那我很可能先向律师咨询，以确定是否可以前往美国出差。这一切简直可笑。尽管如此，加芬克尔法官看起来似乎被说服了。她说：“本法官可以确信，当局呈交的起诉书很翔实。如想让本法官释放其委托人，辩护律师应起草一份更具说服力的缓刑意见书。拉蒂夫女士，本法官愿意给您一段时间准备新意见书。您认为何时能够完成？”“法官大人，下午完成。”“啊，这个时间不可能，因为不巧我一个小时后要离开，我已经与一名医生约好见面。我建议，咱们两日后再见。”
庭审即将结束，法官转过身问我：“皮耶鲁齐先生，您要做何种辩护，认罪还是无罪？”“无罪。”
整个过程，我只被问了一个问题，而且只回答了两个字。我这才明白：我仍须在监狱里待48个小时。被带回牢房之前，我被送回法院的那个小房间，双手仍被铐在身后，和我的律师聊了几分钟。我的案子目前看来十分令人担忧，我恳请她立即将情况告知卡尔。
两个小时之后，狱警把我从那个小房间带了出来，并把我用链子拴起来……我就像一只野兽。
的确，我已经成了一只野兽。没有比这更形象的词了。我戴着脚镣和手铐，上半身被一条大粗链子捆住。这条大链子与手铐和脚镣一起被一个大锁锁住，大锁垂在我的肚子上。之前我唯一一次瞥见像这副样子的人，还是电视报道的关塔那摩监狱里的犯人。因为被这堆链子捆住了双脚，我无法正常行走，狱警有时候逼着我双脚并拢蹦着前行。我们去找法院地下室停着的一辆微型囚车。这是一辆配有防弹玻璃的囚车，窗外覆盖着粗粗的铁丝网，很像特种部队使用的特种车辆。
车内还有两个犯人坐在我旁边：一个亚洲人和一个大块头黑人。我试着跟他们搭话：“你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但我听不懂他们的回答。他们讲的是监狱里的黑话，还用倒错词说，外加很多江湖黑话。我精疲力竭，不再问下去。我已经快两天没有合眼。我再也撑不下去了，变故一场接着一场，我快晕倒了。在这辆囚车里，在这个装着轮子的牢笼里，在这密不透气的小箱子里，我感觉自己像猎物一样被人揪住了脖子。我累坏了，睡着了。5个小时后，我醒了。我们到了罗得岛州的怀亚特看守所。
4.怀亚特看守所
怎样描述怀亚特看守所呢？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座看守所都只是一座普通的五层高的行政大楼，与周围的建筑物相比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我们越走近它，就越会发现它是一座真正的碉堡、一具混凝土制成的石棺。建筑物正面没有窗户，取而代之的是15厘米宽、80厘米高的细小缝隙。这些缝隙让人觉得浑身冰凉，看着它们，我不禁想象，在里面看到阳光是多不容易。仿佛一旦走进去，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怀亚特看守所与世隔绝，它被双层围墙围住，四周布满铁丝网，每10米装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进出的都是装甲车辆。怀亚特不是一般的看守所，而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羁押中心。
美国把监狱的安保分为4个等级。一级安保的监狱称为“营地”，通常是给那些因经济犯罪而被判刑的白领犯人准备的。这些拘留营有配套的健身房，通常还有网球场，没有几个狱警，监控措施非常少。二级安保的监狱则是供短期徒刑和非暴力罪犯使用的。再下来是看守所，被称为中等级别，划入第三级，但其实是拥有高度安保的监狱。怀亚特就属于这一类，汇集了来自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缅因州和佛蒙特州的各路头号危险犯人。在等待受审期间，他们就被关押在这里。怀亚特并不隶属于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辖属的监狱关押的是已经被判决的犯人。而管理怀亚特的是一家私营公司，该公司处于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的监督之下。看守所平均收容600名囚犯，按照美国的惯例，根据不同的标准（是否属于帮派、年龄、危险性、种族等）将犯人分配到不同的牢房里。根据怀亚特管理部门的年度报告，2013年收容的囚犯中，39%的犯人是拉美裔，36%的犯人是非裔美国人，25%的犯人是白人。这份报告还强调，2013年有人揭发了犯人之间发生的几起性侵案，但是还没有查清楚。同时，两个犯人被发现死在这里。这些事件令人十分恐慌，以致受害人家属决定投诉。
这就是美国司法部决定关押我的地方：一个超级“安全”的看守所。但我既不是惯犯，也不是危险的犯人，所以美国司法部的这个选择违背了任何一条收监的逻辑，但是没有人跟我解释这是为什么。
2013年4月15日，我们的车队穿过大门，在第一个安全检查通道停下，铁栅栏打开后，我们继续向前，到达第二个安全检查通道。他们让我从装甲车里下来，说着我一个字都没听懂的监狱行话，车上那两个人也跟着一起下来了。这都无关紧要，我们还得继续往前走。由于一直被链子拴着，我一路蹦跳着，依次穿过三个装甲门，最终到达楼内的犯人交接室，这里负责管理犯人的出入。房间里有一个柜台，后面坐着负责犯人交接事宜的监狱总管；有一扇像我们在机场看到的那种电子安检门，用来检测犯人是否带有金属物；有两个用于搜身的小隔间；还有一把专门用来固定暴力犯人的椅子。狱警解开我们的镣铐，我们再次把自己脱光。自被捕以来，这已经是我第四次被搜身了。我从新加坡出发后，已经两天没有洗澡，身上难免会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但奇怪的是，我竟一点儿也不感觉害臊。48个小时已经足够让我把最基本的羞耻心抛诸脑后。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我飘啊飘，仿佛飘移到了另一个空间……
狱警递过来一个背包，我才猛然醒悟。在怀亚特看守所，新来的犯人的囚服是卡其色的，和所有美国联邦监狱一样，除非被关到黑牢里，那里的囚服是橘色的。我们还分到四条内裤、四双袜子、四件T恤、两条长裤、一双绳底帆布鞋、一双人字拖鞋。除了鞋子，其余的衣物都是旧的，被人穿过且有破损。狱警还递给我一张胸卡，上面有我的照片。照片是他们刚刚在一扇标明我身高的铁栅栏前面拍摄的，那场景就和电影《非常嫌疑犯》里的一样。胸卡上写着我的编号：21613。
现在要填写一张入狱调查表，其中包括一张联系人清单，要把他们的电话号码都写上。突然，我竟然想不起来任何一个我周围人的电话，甚至想不起来克拉拉在新加坡刚换的电话号码。我再也没有办法联系上我的律师了，恐惧感突然涌上心头。那个不专业的辩护律师莉兹也没给我留联系方式。我能电话联系上的唯一的美国“官员”就是布卢姆，那个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接待过我的探员，因为他当时很聪明地给我留了张名片。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应该和他联系，告诉他我的情况，让他知道我在哪儿。“坚决不行！”狱警很生气，他是个尖嘴猴腮的拉美裔。我执意如此。我试着跟他解释清楚情况，但这让他更生气。他把我和车上另外两个人一起关在一间牢房里。一个小时之后，他又回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改变主意了。他允许我打电话，但只能打一个，而且要长话短说。我祈祷布卢姆接电话，他果然接了，但我的好运也到此为止。他说他正在从纽约回华盛顿的火车上，还没来得及给我莉兹的联系方式，电话就断了。布卢姆给我的时间只够我跟他说清楚我的问题！因此，我要求狱警让我再打一次电话。“这里不是宾馆，你这个蠢货！我说过只能打一次，不能打两次！滚开！”
我匆忙跟他解释，差点儿就去哀求他，但都没有用。“只打一次！你要是再在这里废话，我就把你扔到黑牢里去！”狱警吼道。
我几乎忍无可忍。但是这个狱警说话的神情凶神恶煞，不容反驳，我只好作罢。
在离开那个“报到室”到达指定区域之前，每个犯人都被分配了一支牙刷、一小管牙膏、一块肥皂、一小瓶洗发液、两块毛巾、一张5厘米厚的塑料床垫、两条床单和一条栗色的毯子。我被关在D区，监狱里最破烂的监区之一。在怀亚特，监区都被安排在一个公共大厅周围，大厅四周被牢房环绕着。D区有20多间牢房，每间牢房能容纳4名犯人。我和同坐一辆车来的那两个人一起住在19号牢房。我们三个要和睦相处，因为看守所里的规定是，在我们被关押的前72个小时里，我们不许走出牢房，除非是吃早饭、午饭和晚饭，时间分别是7点50分、12点20分和17点20分。在被关押的第一站里，除去往返于食堂公共大厅的时间，我们三个都得在这11平方米的空间里，每天一起被关上将近22个小时。
牢房里配备了一张小铁桌子、一个洗手盆、一间厕所、两把固定在地上的凳子和两张双层床。牢房建造时是按照每间容纳两个人准备的，但是因为收监人数过多，现在只好每间牢房里住4个人。厕所没有装隔门，上厕所时唯一能够保护隐私的方法，就是等到吃饭的时候，狱警启动牢房门的自动开启模式。这样，狱友就可以在走廊外面等几分钟，给里面留一片暂时的清静……
那个亚洲人的铺位在我上面，那个大块头黑人的铺位则在我对面。幸运的是，我的狱友都很有教养。他们发现我对他们讲的事情一言不发，就放慢了语速，注意用词。他们分别叫赵和梅森。我们靠互相讲述自己的遭遇打发时间。赵的命运十分传奇，他是一名来自越南的政治难民，从马来西亚地狱般的临时难民营里逃出后，最终在1991年流亡到美国旧金山。他用微薄的积蓄开了一家饭馆，继而开了第二家，后来在餐饮业发了大财。“我最后攒了200万美元！”他说道，“之后我便为所欲为，在赌场里狂赌。我把所有东西都输光了，为了挽回局面，我开始制造假信用卡。”
赵第一次被捕后，被判了两年监禁，在加利福尼亚州服刑。出来以后，他又堕落了，直到在赌桌上输了个天文数字——1 200万美元！他又一次因巨额诈骗罪被捕，现在可能要面临10年刑期。
梅森的个人经历则“传统”得多。他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一个黑人社区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个无名小卒，他的母亲是一个“瘾君子”。梅森加入黑帮的时候才14岁，在得克萨斯州开始沾染可卡因交易。他的第一段铁窗生涯长达6年，出去之后就成了“666”的一员，那是个专门面向黑人发展信徒的所谓“伊斯兰教分支机构”，对白人公开推行种族主义，甚至表示在监狱里都得实行戒律。后来他又被判了8年。但是在这两次服刑期间，他完成了两年之内使4个女人生了4个小孩的“壮举”。他向我们讲述那是4个“绝佳”女人的时候，神情十分自豪。“第一个是监狱的女狱警，第二个是博物馆安全部的女职员，第三个是麦当劳的女服务生，第四个是哈特福德一个俱乐部里的脱衣舞娘。听好了，下面才是重点，”他兴奋地接着说，“没有一个人管我要抚养费！”
在怀亚特看守所的第一天，我的狱友还向我传授了监狱守则。当我在洗手盆上方俯下身去刷牙，往水盆里吐口水的时候，梅森开始对我大喊大叫，甚至骂我：“你不许吐口水，你没权利这么做。要吐你到厕所里吐去。你不能在我们洗脸的地方吐口水！”
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犯人在卫生问题上严格照章办事。“你小便的时候也要注意，你得像女人一样坐着小便，”梅森教导我，“你懂吗？你不能尿得到处都是，你不能站着尿。如果你想放屁，也是一样，你得去厕所，并用水冲了，让水把臭味吸走。你听明白了吗？”
话到意到。他说的这些规则也有道理，我会一步步学习的。根据他们的经验，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病了，那么传染的风险非常高。怀亚特看守所的医疗救助手段基本为零。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而且还是我自己交的“学费”。飞来纽约之前，我在参加最后一场网球赛的时候——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的右脚踝内外侧韧带严重撕裂，所以上飞机的时候，我几乎走不了路（所以可以想象，当我戴着镣铐不得不蹦着往前移动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到达怀亚特看守所的时候，尽管我反复要求，但除了一片阿司匹林之外，我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治疗。
就算赵和梅森易于相处，但是刚开始的几个小时对我而言依旧度日如年。没有音乐，没有电视，没有本子，没有钢笔，没有书，我唯一能看的资料就是莉兹在法院给我的起诉书摘要。读着读着，我的思绪又回到了21世纪初，那时候，这个可恶的印度尼西亚的项目合同还在谈判之中。就是那一纸合同，给我惹来了这场被囚禁于11平方米房间的牢狱之灾。
5.回忆
说起来讽刺的是，那段时间我正打算从公司离职。那年我31岁，在北京做阿尔斯通能源部门的中国区商务经理已经4年（1995—1999年）了，我希望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确，自从加入阿尔斯通以来，我在事业上做得非常成功。然而，我只有一个中游水准的工程师学院文凭（普瓦提埃的法国国立高等机械与航空技术大学），我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很快就要撞到“玻璃天花板”。我明白，想要在一家特大型企业里晋升，我还是缺点儿什么。所以我决定离开阿尔斯通，去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当时我已经被录取了。
1999年，我就这件事情和妻子克拉拉讨论了很久。在此之前，她同意放弃自己的工作，跟随我来到北京，她在1998年生下了我们的龙凤胎皮埃尔和蕾娅之后，还获得了神经生物学的博士学位，因此，她非常渴望能重新开始工作，希望我们尽快回法国定居。
现如今，回过头看，当初没有坚持这个决定让我追悔莫及。虽然不知道那个未来会带给我们什么，生活会不会更加幸福，但有一点我可以断定，那就是原本我是绝不可能被抓到这里，被关进怀亚特看守所的！
但是那个时候，阿尔斯通明白怎样做才能留住我。或许，公司认为我是一个拥有远大前程的员工。离开中国之后，我被授予在美国的一个重要职位：锅炉部全球市场营销经理。为了能彻底说服我，我的上级甚至多给了我一些自由时间（隔周的周五，外加一年之内的几个星期），去攻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哥伦比亚大学是最令人向往的美国大学之一，也是著名的“常春藤联盟”成员。阿尔斯通还同意全额支付我的入学费，总计10万美元。这样的挽留条件没人能够拒绝。
于是，1999年9月，我前往康涅狄格州温莎镇。又过了两个月，克拉拉和孩子们也赶去那里与我团聚。但自从我到了那里后，才发现实际情况比预期艰难得多。
2000年初，阿尔斯通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公司濒临破产。1年前，领导层同ABB集团结成联盟，那是一家瑞士与瑞典合资的对手公司。但很快，这场工业界的联合变得后患无穷。阿尔斯通掌控了ABB的燃气汽轮机技术，便以为自己简直是做成了一笔世纪交易，殊不知这笔订单的签署正是公司历史上最为灾难性的一次决策。当时，这个汽轮发电机技术根本没有发展成熟，而且发生了多起技术性故障。事后阿尔斯通只好向客户赔偿损失。阿尔斯通为此付出了超过20亿欧元的赔偿金，公司负债比高得惊人（增加了2 000%）。当时，公司宣布其财务赤字创下53亿欧元的纪录，因此失去了银行的信任。
也是在这个时期，董事会决定辞退皮埃尔·比尔热，将掌管公司的大权交给了柏珂龙，以期他能力挽狂澜，带领公司走出困境。这个决策在公司内部深得人心。柏珂龙属于精英阶层，而且是精英中的精英。他是一位“X-Mines”，跻身于一个“小型贵族圈”，这个团体由每一年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和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院前20名最优秀的学生组成，甚至可以说是共和政体下的寡头。200年来他们控制着法国最重要的公司，影响着法国的经济走向。柏珂龙在普基集团完成职业生涯的第一段旅程之后，在2001年成为阿尔斯通的董事，2003年1月1日成为总经理，并最终成为首席执行官。掌权后的几个月，他为了避免公司被法院宣布破产，全力挽救这家公司，甚至亲自站在巴黎的商事法庭上辩护，还要亲赴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游说，更要说服法国政府援助阿尔斯通。阿尔斯通内部付出的代价就是企业业务和人员组织的重组——超过200名高管要被打发回家。在这场生死攸关的行动中，柏珂龙得到了一个人的鼎力相助，那就是尼古拉·萨科齐。这位法兰西共和国未来的总统，当时还是经济财政部长。他知道法国人民有多看重自己的大企业，他可不想像某些人一样袖手旁观，眼看着为数不多的法国跨国公司中的一家被“瓜分”。他成功地使这家公司重新部分国有化——法国政府回购了阿尔斯通略超过20%的资产。尼古拉·萨科齐可以欢呼胜利了：他和柏珂龙联手拯救了阿尔斯通！
但对我而言，当时战斗的司令部在阿尔斯通总部和法国政府内部，我离那些地方足有几个光年之远。
一到美国，我就掉进了钩心斗角的龙潭虎穴。我领导的康涅狄格州温莎镇美国总部的工作班子，全都是1999年末合并过来的ABB的人。更有甚者，我发现自己要直接面对一位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的公司高管，即盖里·巴尔齐科夫斯基。
早在1年前，也就是1998年，我们俩还是竞争对手。他为ABB效力，我则代表阿尔斯通的利益。我们曾经为了拿下中国当时最大的发电站合同而竞争，那份合同在当时堪称全世界锅炉厂商的头等大事。竞争到最后一刻，中方客户决定在ABB和阿尔斯通的报价之间取舍，最终我方大获全胜。因为这次失败，我的这位在温莎的同事失去了晋升锅炉部门全球负责人的机会，所以他对我怀恨在心。但是，那个职位最后给了ABB的一位前任管理者——汤姆·帕尤纳斯，而他正是盖里的连襟——还是我的新老板！
总部要求我们提供一份完整的全球签约中间人名单和相关合同复印件，于是我和盖里的关系更加无法挽回。要知道，2000年9月，法国在批准并签署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协议之前，利用中间人来获取国际市场项目是一个被容许的惯例。贿赂之举越是在法国领土上被禁止，就越是在国外被纵容。每一年，法国企业的高管都会跑到位于贝尔西的财政部，提交一份公司的“特别费用”清单。直白点说，即为了能在国际招标中中标，最常见的方式是经由中间人行贿。按照规定，这部分费用必须以正规程序列出，以便之后从企业缴税中扣除。这无非就是以一种极其实用的、受法国管控的方式，把违法的行为合法化。
但是，2000年9月以后，情况变了。法国与其他采取行动的国家一样，承诺向国际腐败行为发起斗争。因此，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必须全盘了解ABB与其中间人签署的所有承诺合同，以使公司的行为符合法国最新法律。帕尤纳斯把这个棘手的任务安排给了我。我很快就拿到了阿尔斯通方面锅炉业务部门的名单和聘用合同。但是，那些前ABB集团（其中就有盖里领导的温莎美国总部）聘用的中间人，情况可就大不相同。虽说两家公司已经合并，但是这些部门并不合作，不愿披露它们的中间人关系网。不仅如此，在每个国家，ABB所属的公司都像地方诸侯，完全独立于公司总部。尽管如此，我还是列出了一个初步名单。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合同，每份合同条款不同，有些内容甚至非常荒诞可笑。有些中间人经过艰苦的谈判获得了公司的承诺，甚至得到了按月划款条件，而且居然没有合同期限。他们获得了终身行贿的权力！
那段时间，为了展现高层加强程序合规性（符合规定和尊重法律道德）的决心，阿尔斯通的领导制定了新的准则。自那以后，公司开始实行严格的中间人审批流程。首先，如果想要保留一位中间人，则需要至少13个人签字。其次，每一份聘用合同都必须附有“项目清单”，清单上要强制性地列出中间人的佣金数额，以及付款条件（付款周期和付款进度）。这份清单必须经过3个人审阅和签字：第一位签字人是拟定该项目报价的部门高级副总裁，第二位签字人是负责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的高级副总裁，第三位签字人是在项目所在地负责国际关系部的地区高级副总裁。
最后，所有超过5 000万美元额度的交易都必须直接报告给包括财务经理在内的风险委员会并获得批准，该委员会直接对集团首席执行官负责。对于锅炉业务而言，几乎没有额度低于5 000万美元的交易。
此外，集团内部成立了一家新公司——阿尔斯通普罗姆，总部设在瑞士，负责起草、谈判和最终签订几乎所有与中间人之间的合同。因此，这家公司由阿尔斯通的合规部总监领导，他本人还肩负着要求员工在公司里遵守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不过，不要对这一切产生误解。阿尔斯通在2002—2003年实施的这套流程，只不过是用来粉饰真相的。公司内部从未真正想开展一场“净手运动”。真正终止腐败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停止使用中间人。然而公司最终的选择根本不是如此，相反，从表面上看，“项目清单”“审核流程”严苛无比，但背地里聘用中间人的行为在柏珂龙的领导下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唯一的改变就是，贿赂行为更加隐蔽。
从表面上看，阿尔斯通确实是在一丝不苟地遵循所有规章制度，所有的合同里都列上了两则条款：一则详细阐述了现行的反腐败法，另一则提醒中间人必须遵守不行贿的承诺。法律专家把这两则条款看作一旦被起诉时的保全之策。然而，在这冠冕堂皇的面具下，阿尔斯通继续付给中间人酬劳，以求对相关的实权人物如工程顾问、专家和评标委员会成员施加影响。如果风险看上去过高，与其求助于中间人，集团更愿意购买当地分包商（如土木工程公司、安装公司等）的服务。这样，来自反腐败机构的限制就会小得多。而且阿尔斯通并不是个例：许多同样使用大型国际事务所作为中间人的跨国公司，都采用了类似的障眼法。
负责遵守规章制度的合规部门，自然对这些行为有所耳闻，企业的最高领导层也是如此。其原因自不必说，这些制度本来就是他们一手制定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