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索尔·贝娄作品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13 19: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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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索尔·贝娄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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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索尔·贝娄作品集)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索尔·贝娄作品集)试读:

重读索尔·贝娄

◎菲利普·罗斯(2000)《奥吉·马奇历险记》(1953年)

把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奥吉·马奇历险记》和一九四四年出版《晃来晃去的人》以及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受害者》作对比,可以看出作者经历了革命性的转变。贝娄推翻了一切:基于和谐、有序的叙述原则之上的构思,受惠于卡夫卡的《审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和《永远的丈夫》的小说气质,以及一种难以名状的道德视角——源于闪光、色彩和大量的存在产生的快乐。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中,小说和小说所描绘的世界的宏大、独断、随心所欲的观念打破了各种各样自我施加的限制,身为创始者的创作原则被颠覆,就像《奥吉·马奇历险记》中那五种属性的人物一样,作家自己“极度地着迷”。组织起《受害者》和《晃来晃去的人》中主人公的世界观和小说情节的无处不在的威胁不见了踪影,《受害者》中阿萨·利文撒尔被压制的攻击性和《晃来晃去的人》中约瑟夫被阻碍的意图都变成了贪得无厌的胃口。对生活自我陶醉的热情以混杂的形式出现,推动着奥吉·马奇向前。而驱使着索尔·贝娄的是对眼花缭乱的丰富细节永不枯竭的热情。

规模在戏剧性地扩大:世界在膨胀,栖居其中且不朽、势不可挡、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人们,用奥吉的话说,不会轻易地“在生活的斗争中毁掉”。自然存在的复杂景观和那些大人物对权力的追求使得处于各种表现形式中的“人物”——特别是它留下无法磨灭的存在印记的能力——与其说成为小说的一个方面,还不如说成为小说最关注的对象。

想想妓院里的艾因霍恩、放鹰的西亚、丁巴特和他的战士,西蒙在马格努斯家的粗俗辉煌与在木材场的凶暴。从芝加哥到墨西哥、东海岸中大西洋地区,再回来,同样是拿奥吉和大人国相比,只是观察者不再是刻薄愤怒的斯威夫特,而是一个用词语绘画的希罗尼穆斯·博斯,一个美国的博斯,一个从不说教、乐观的博斯,他在他的人物身上,哪怕是最油滑的地方、最具欺骗性的和最具阴谋的地方,都能发现人类身上所具有的狂喜。人类的诡计不再引起贝娄偏执的恐惧,而是使他高兴。展现丰富矛盾和歧义的表面不再是惊愕的源泉,相反,一切事情的“混合性质”使人感到振奋。多面性就是乐趣。

冗长的句子以前在美国小说中出现过——主要出现在麦尔维尔和福克纳的作品中——但与《奥吉·马奇历险记》中那些句子有所不同,因为后者的句子给我的印象是过于随意。当随意性驾驭作家的时候,就会导致《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一些模仿者那样的空洞艳丽。我阅读贝娄充满随意性的散文时,感觉他的句法表现了奥吉广博、直爽的自我,那个聚精会神的自我漫游、发展,片刻不停,不时被别的力量控制,又逃脱其控制。书中有些句子生气勃勃,其潜在的欢快之情让人感觉许多事情在同时进行,这种戏剧性、裸露表现、激情飞扬纠缠在一起的散文给人带来了生存的推动力,保持了正常的心智。这种不再遭遇抵制的声音弥漫于心灵,同时与一种神秘的感受连在了一起。这种声音无拘无束、聪明睿智、全力向前,而且总能敏锐地作出判断。《奥吉·马奇历险记》第十六章讲述的故事是奥吉刚愎自用的爱人西亚·芬彻尔试图训练她的鹰卡利古拉1,去攻击和捕获生活在墨西哥城南面山区的大蜥蜴,让那个“黑影迅猛地从天而降”去响应她的计划。这个章节令人印象深刻,描述了一次人类的特殊行动,其神话氛围(还有喜剧性)可与福克纳所书写的伟大场景相媲美——在《熊》《花斑马》《我弥留之际》中以及《野棕榈》通篇——在这里,人类的决心与自然的野性相对立。卡利古拉和西亚之间的争斗(为了鹰的身体和灵魂的争斗),描写鹰翱翔空中以满足它美丽又残忍的训练者,但结果令她非常失望的那些精彩、缜密的段落,使得对于几乎每次奥吉的历险都至关重要的权力与支配意志的观念得以具体化。“说实话,”奥吉在书的结尾处说,“我对所有这班大人物、命运的支配者、智囊人物、马基雅弗利式政治家、精明狡猾的作恶者、大亨、骗子、专利主义者等等,全都厌恶透了。”

在书中令人难忘的第一页上的第二句话里,奥吉引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但《奥吉·马奇历险记》暗示的是否恰恰相反呢?它所暗示的是,一个人的命运(至少这个人的命运,这位芝加哥出生的奥吉的命运)是被他人影响的性格。

贝娄曾经告诉我:“在我犹太人和移民的血液中,明显存在着怀疑的种子,怀疑我是否有权利从事作家这个行业。”他认为,这种怀疑至少部分地弥漫在他的血液中,因为“属于我们的由美国享有特权的白人建立的机构,主要被哈佛训练出来的教授们所代表”,他们认为一个犹太移民的儿子是不适合用英语写作的。这些家伙让他很恼火。

可能正是这份宝贵的、恰如其分的愤怒,使他立即投入到第三部小说的创作中。他开头没有提及“我是一个犹太人,移民的儿子”,而是让犹太移民的儿子,奥吉·马奇,打破哈佛训练的教授们(以及任何人)所规定的条条框框,直截了当地宣称——无须抱歉或者断字:“我是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奥吉·马奇历险记》开篇那六个字2表明了爱好音乐的犹太移民子弟们——欧文·伯林、艾伦·科普兰、乔治·格什温、艾拉·格什温、理查德·罗杰斯、劳伦茨·哈特、杰罗姆·科恩、伦纳德·伯恩斯坦——在美国的电台、影院和音乐厅里向这个国家展示风采(作为主题,作为启发,作为观众),如歌曲《愿上帝保佑美国》《这里是军队,琼斯先生》《噢,我多恨在早晨起床》《曼哈顿》以及《老人河》,在音乐剧方面有《俄克拉荷马!》《西区故事》《波吉和贝丝》《锦城春色》《画舫璇宫》《飞燕金枪》和《为君而歌》,在芭蕾音乐方面有《阿巴拉契亚的春天》《罗蒂欧》和《比利小子》。回顾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当时移民浪潮仍在持续,回顾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这些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虽然讲意第绪语,但他们都没有兴趣书写媚俗的犹太情怀——它于六十年代随着《屋顶上的小提琴手》的诞生而兴起。举家移民的行为使他们离开了正统的东正教和社会专制,即犹太人的幽闭恐怖症的源头,因此获得了自由。他们为什么会愿意呢?在世俗的、民主的、没有幽闭恐怖症的美国,奥吉会像他说的那样,“处事待人一向按自己学的一套,自行其是。”

在自由的美国,肯定自己的公民身份(还有那五百多页接着要出版的书)真是大胆之举,因为它可以打消他人对索尔·贝娄这样的移民子弟创作美国式作品的疑虑。奥吉在书的结尾处兴奋地喊道:“瞧瞧我,走遍天涯海角!啊,我可以说是那些近在眼前的哥伦布式的人物中的一员。”比他更有名望的人本不相信他会拥有随意使用美国语言写作的权利。贝娄确实是像我这样的人的哥伦布,即那些移民的子孙,那些随他之后成为美国作家的人。《抓住时机》(1956)《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三年后,贝娄出版了《抓住时机》。这是一部篇幅较短的小说,与《奥吉·马奇历险记》形成了对照。该小说形式简约,组织紧凑,里面充满了悲伤,地点置于曼哈顿西部一家老人旅馆里。书中的人物主要是老人、病人和病危的人,而《奥吉·马奇历险记》则是一部广博、散漫、滔滔不绝的书,对任何事都是奔泻而出,包括作家高昂的情绪,只要能观察到生活的全部和喜悦的地方都要触及。《抓住时机》描写了一个人在一天当中衰竭的最高潮。这个人在每一种重要的方式上都与奥吉·马奇相对立。如果说奥吉是捕捉机会的人,没有父亲,贫民窟里特别可以被收养的人;那么汤米·威廉则是犯错误的人,老父亲幸运富裕,每每与儿子在一起,但不愿意与他和他的问题有任何关系。书中对汤米父亲性格的塑造主要是通过他对儿子的无情和厌恶而实现的。汤米遭到了无情的遗弃,成了特别不可收养的人,其主要原因是他不具备奥吉所拥有的足够的自我信任、生命力、活跃的冒险精神。奥吉的自我是狂欢般的精神振作,被生活的强大激流猛推前行;而汤米的自我被重担所镇压——汤米被“被指派为一个重担的肩负者,而这个重担就是他的自我,他独特的自我”。自我的咆哮得到了《奥吉·马奇历险记》丰富有力的散文语言的增强。奥吉在书的最后一页上欢快清楚地写道:“瞧瞧我,走遍天涯海角!”瞧瞧我——是孩子强烈要求别人对他注意,喊出了裸露的自信。

穿透《抓住时机》全书的喊声就是救救我。汤米徒劳地喊着,救救我,救救我,我一事无成。他不仅是对他的父亲阿德勒博士喊,也是对继阿德勒博士之后所有虚伪、无赖的父亲喊,对他愚蠢地托付自己的希望、金钱或者以上两者的人喊。奥吉到处被收养,人们蜂拥供养资助他,给他买衣服,教育他,改变他。奥吉的需求是聚集生动、浮夸的庇护人(崇拜者),而汤米令人悲悯之处就是聚集错误:“也许犯错误表达了他的生活目的,表达了他在这里的本质。”汤米在四十四岁的时候,孤注一掷地要找个父亲/母亲,任何父亲/母亲,把他从即将出现的毁灭中拯救出来,而奥吉在二十二岁时就是个好嬉戏、独立、有脱身术的人。

谈到自己的过去,贝娄曾经说过:“我一生的范式都是:极端虚弱之时即力量的开始。”他从悬崖到巅峰的摇摆历史,能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相继而出的两部书的辩证关系中能找到文学类比?《抓住时机》这部失败的幽闭恐怖症编年史是用来纠正前一部作品中压抑不住的热情的吗?是用来纠正《奥吉·马奇历险记》中狂热的直率的吗?通过写《抓住时机》,贝娄似乎回到(如果不是有意的话,也许只是反省地)《受害者》中的社会精神气质的原主题,回到了一个郁郁寡欢的前奥吉世界,在那儿受审视的主人公面临敌人威胁,因不确定性而不知所措,因混乱而停滞不前,无法摆脱不满的情绪。《雨王亨德森》(1959)《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仅六年后,贝娄再次迸发出激情。然而,如果说他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中摒弃了前两部“正统的”书的惯例的话,那么他在《雨王亨德森》中则偏离了《奥吉·马奇历险记》这部在任何意义上都谈不上正统的书。因为该书中一切都是全新的:异国情调的场景、暴烈的主人公、生活中喜剧性的灾难、无休止的渴望引起的内心骚动、对神秘渴望的追寻、冲破阻碍喷涌而出后的神话般的重生。

两种完全不同的企图被结合在了一起:贝娄笔下的非洲之于亨德森就如同卡夫卡的城堡之于K,为来自异国他乡的主人公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完美试炼场,去实现其最深层的、最无法抹除的渴求——如果可能的话,他可以通过高强度的有效劳动来打破其“精神的休憩”。“我要”这一毫无目标的、发自内心的、原始粗犷的呼喊,很可能同样出自K或者尤金·亨德森。当然,两部书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不像卡夫卡式的人物,在实现欲望的路上总会碰到无穷无尽的阻碍,亨德森是一股没有方向的人类力量,其不懈的坚持确实所向披靡。K是个姓名的首字母,隐指没有任何生平记载,令人同情,而亨德森的生平材料则铺天盖地。一个酒鬼、巨人、异教徒、持续处于情感动荡之中的中年百万富翁,亨德森被混乱不堪所包围,它们是“我的双亲、妻子、女友、儿女、农场、牲畜、习惯、金钱、音乐课、酗酒、偏见、鲁莽、牙齿、面貌、灵魂”。由于他所有道德方面的缺陷和犯下的错误,亨德森认为自己既是个健康的人又是个有疾病的人。他离家出走(如同构想出他的作家那样)来到一个黑人部落居住的大陆,而那些黑人可以治愈他的疾病。非洲就是药物,而亨德森则是药品制造者。

这部书妙趣横生、新颖剔透,它是第二次巨大解放,介于严肃和轻松之间(事实也是如此)的书,是一部引起学界阅读兴趣的同时又被挖苦讽刺的书,是一部炫技的书,一部真诚地炫技的书——是一部疯狂古怪的书,一部伟大的疯狂古怪之书。《赫索格》(1964)

赫索格是一个充满矛盾、自我分裂的复杂人物——是个未开化的野蛮人,但又是个“依《圣经》教义行事”的真诚之人,天真烂漫而又老于世故,感情热烈而又被动冷漠,反省沉思而又易于冲动,心智健全而又精神错乱、情绪化、令人捉摸不透。他在面对痛苦时,感情丰富却又心思单纯;他在复仇和愤怒时是个小丑,是个让仇恨产生喜剧效果的愚人;在险恶的世界里是个明智且博学的学者,但他仍在那充满童年时期的爱、信任和兴奋的池水中流连(留恋于这种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一个苍老的、爱慕虚荣的、自恋的人,对自己既仁慈又苛刻,旋转于一个相当宽宏大量的自我意识的循环之中,而与此同时,因个人审美而被精力充沛的人所吸引,被强者和大人物们所吸引,被做作的万事通先生们所吸引,被他们表面上的笃定所引诱,被他们的果断中显示的原始权威所引诱,从他们的激情中汲取养分,直到他被激情完全打垮——这位赫索格是贝娄所塑造出来的最称心如意的人物,就是美国文学中的利奥波德·布卢姆,他们只有一处不同:在《尤利西斯》中,作者那百科全书般的头脑被转化成小说的血肉,乔伊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博学、领悟力和渊博修辞让渡给布卢姆,而在《赫索格》中,贝娄则赋予其主人公所有这一切,不仅是他的心态和性情,而且还赋予了他的本心。

这颗心灵丰富、宽阔,内中烦恼却汹涌澎湃,痛苦不满与愤怒欲溃决而出。这颗迷惑不解的心灵在书的首句就开门见山、理由充分地质疑了内心的平静,不是用高雅的方式而是用经典的方言句式提出:“要是我真的疯了……”这颗心灵坚强不屈,装满了深思熟虑的思想和话语,这颗心灵产生过许多关于世界和历史的一流洞见,但却也怀疑本身最为基本的能力,即理解的能力。

书中通奸情节的转折点,是导致赫索格最终冲到芝加哥拿起一支装满子弹的手枪要杀死马德琳和格斯贝奇,但最后却放弃了的场景。当时赫索格正在法庭内等待律师的到来,他噩梦般的遭遇突然重演:一位不幸、堕落的母亲正在受审,因为她与堕落的情夫一起谋杀了她自己的小孩。赫索格的所见所闻使他恐惧不已,他对着自己大叫道:“我真不理解!”——这是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话语,但对赫索格来说,却是低声下气、充满痛苦、回荡不已的一次坦白,它戏剧性地将赫索格精神生活的错综复杂与私人生活中痛苦的失误和失望连接了起来。既然对赫索格来说,理解阻碍本能,那么,只有当他失去理解力的时候才伸手去拿枪(就是他父亲曾经笨拙地威胁要杀死他的那把枪)——但是,最终因为他是赫索格,所以他没有开火。因为他是赫索格(他愤怒的父亲的愤怒的儿子),他发现开枪“只不过是一个念头而已”。

但如果赫索格无法理解,那么谁理解?而且所有这些思考是为了什么?贝娄书中首先为何如此不受约束地作这些思考?我这里倒不是指《抓住时机》中的塔姆金或者《雨王亨德森》中的达甫国王这些人物所作的不受约束的思考,他们似乎为贝娄出了一些鬼点子,使主人公已足够混乱的内心更加混乱。我指的是对于贝娄作品,同样对于罗伯特·穆齐尔和托马斯·曼小说而言,具有标志意义的那无法完成的任务:不仅试图把思想融入小说,而是使思想本身成为主人公困境的中心——在《赫索格》这样的书中,去思考“思考”的问题。

不仅对我来说,贝娄特别的感染力在于他以特有的美国方式出色地弥合了托马斯·曼和达蒙·鲁尼恩之间的沟壑,而这又没有影响他从写《奥吉·马奇历险记》起就雄心勃勃的计划:自由发挥曼、穆齐尔和他自己这样的作家身上既被生活的景观所吸引又被心灵的想象所吸引的智性能力,使心中所想准确地表达出来,把作者思想的底层提升至叙述的表层,但不降低叙述的模仿力,不使作品对本身作表面的反省冥想,对读者不作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上的要求,也不会像塔姆金、达甫国王那样传递毫未问题化的智慧。《赫索格》是贝娄写作生涯中首部涉及“性”这一广泛领域并进行长期探讨的小说。赫索格的女人们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她们勾起了他的虚荣,激发了他的肉欲,引导了他的爱,引起了他的好奇。她们让他表现出了男人的智慧、魅力和俊美容颜,使他滋生了男童般的快乐和喜悦——他从女性对他的爱慕中得到了自我认同。她们骂出的每一句难听的话,杜撰的每一个绰号,头部每一次迷人的转动,手的每一次安抚性的触摸,嘴巴每一次愤怒的扭曲,他的女人们都以异性特有的他者性使赫索格神魂颠倒。但也正是女人的缘故——在小说的最后几页,即当赫索格离开了伯克夏休养地,甚至于离开了好心的雷蒙娜和专供她享乐的宫殿似的闺帷,当他最后得以摆脱另一个女人,甚至也是最受他宠爱的一个女人,为了得到恢复,他开始了对他而言是英雄之举的独居生活,抛弃了女人,同时抛弃了倾诉、辩解和思考,暂时放弃了那无所不包的、习以为常的快乐和痛苦之源——是赫索格的女人们把他变成了一个肖像画家,一个多才多艺的画家:在画浓艳的情妇时,像雷诺阿一样饱含慷慨;在表现值得敬慕的女儿时,如德加一样柔情;在描绘年迈的继母——或者他那亲爱的处于卑屈、悲惨移民生活中的母亲——时,可以像伦勃朗一样悲天悯人,尊重时代,了解困苦;最后,在描绘与人通奸的妻子时,与杜米埃一样穷凶极恶——他的妻子发现自己和赫索格那可爱、工于心计的挚友瓦伦丁·格斯贝奇同样赤裸裸地夸张做作。

在所有文学作品中,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男性像赫索格这样感性,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像他一样在与女人交往中积聚了如此强烈的情感,无论作为追求者,还是一位丈夫都如此。这位被戴绿帽的丈夫,其忌妒暴怒时的高大和溺爱妻子时的天真形成一幅融合了奥赛罗将军和查尔斯·包法利特征的连环漫画。任何人如果想从查尔斯的视角重述《包法利夫人》或者从卡列宁的视角叙述《安娜·卡列宁娜》以取乐的话,他将会发现《赫索格》是最好的入门教材。(这并非说,可以按照赫索格想象出格斯贝奇的方式,把安娜的光圈移至卡列宁身上。)《赫索格》可称得上比《奥吉·马奇历险记》更加丰富,因为贝娄第一次在书中满载了性的内容,使得他的虚构世界渗透了苦难的印记,而大多数这样的内容在《奥吉·马奇历险记》和《雨王亨德森》中被排除了。我们发现有更多的东西隐藏在贝娄笔下主人公的疾苦而非幸福中。他越是受伤、伤口越是溃烂,直到他对“丰富的日常生活”失去兴趣,羞辱、背叛、忧郁、疲惫、失去、妄想症、强迫症和绝望等等,无论是奥吉持久的乐观精神还是亨德森神奇的强大意志都无法回避的痛苦席卷他时,他就越能让人信服。一旦将汤米·威廉无助的境遇嫁接到亨德森的强烈情感,还有奥吉·马奇对浮夸风格和戏剧性的邂逅的爱好之上,贝娄就以庞大的喜剧悲惨管弦乐奏响了贝娄交响乐。

在《赫索格》中没有连续发生的行动——几乎没有行动——没有发生在赫索格大脑之外的行动。这并非说,作为一个讲故事者,贝娄模仿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或者弗吉尼亚·伍尔芙在《海浪》中的技法。《赫索格》里变幻不定的、断断续续的、长长的内心独白似乎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后者那不连贯的感觉是由中心人物的心理状态支配的,而非由作者对传统叙述手法的不耐烦所决定。然而,使果戈理的狂人疯狂,使贝娄的人物心智健全的是,果戈理的狂人无法倾听自己,因此信念得不到加强,而赫索格的每一种思想中都回荡着无意识的反讽与戏仿的声音——甚至当赫索格处于最困惑之时——这与他对自己的看法和遭受的灾难分不开,不管痛苦是如何折磨着他。

在果戈理的故事中,那个狂人得到一捆由一条狗写的信件。那条狗是他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的宠物。他狂热兴奋地阅读着那条聪明伶俐的狗写的每一个字,寻找任何指涉他自己的地方。在《赫索格》中,贝娄又胜果戈理一筹:写信的聪明的狗变成了赫索格自己。信分别写给他亡故的母亲,写给他还活着的情妇,写给他第一任妻子,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给芝加哥的警长,写给史蒂文森州长,写给尼采(“我亲爱的先生,我可以从听众席上提一个问题么?”),写给德日进(“亲爱的夏尔丁神父……碳分子是否就是根据思想排列的呢?”),写给海德格尔(“亲爱的海德格尔教授,我很想了解您说的‘在平凡中堕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出现过这种堕落?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正在哪儿呢?”),写给马歇尔公司信用赊购部的(“今后本人不再负责偿还马德琳·赫索格购物所欠之债务。”),甚至在结尾部分,还写了一封给上帝的信(“为了把我的思维连贯起来,我的脑子一直在进行努力。我没有做得很好。但是我一直希望能按您那不可知的意志去做,接受它,还有您,而不借助于任何象征。做每一件最有意义的事。特别是要是能够把我除掉。”)

这些信件带给我们的千般喜悦,并不亚于整本书,它们是解开赫索格那无限智慧并进入他苦难生活的喧嚣深处的最好的钥匙。信件是他强烈思想的表露,为他的智慧提供了舞台。在这场独角戏中,他是不可能装疯卖傻的。《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

》(1970)“我们这个物种发疯了吗?”一个斯威夫特式的问题。简洁的赛姆勒式回答同样体现了斯威夫特的特征:“证据确凿。”

阅读《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使我想起了《格列佛游记》:主人公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纽约史无前例地疏远;具有他这样历史的人对当时所见证的“性疯狂者”的人类状况的责难;格列佛似的迷恋于人类肉体性、人类生物性、身体所引起的几乎神秘的厌恶、它的外貌、它的功能、它的冲动、它的满足、它的分泌液以及气味。然后是对人类肉体能被如此征服的专注。作为一位脆弱的、被迫背井离乡的、大屠杀恐怖时期的难民,作为一个从纳粹大屠杀中奇迹生还的人,赛姆勒先生从德国灭绝小队以为全部死亡的一堆犹太人里站了起来,只剩下了一只眼睛,他记住了那让民众信心完全迷失方向的打击,即在一个伟大的城市里,安全和安全感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在那些脆弱的人中产生的恐惧和使人错乱的妄想。

恐惧与厌恶使赛姆勒失去了对人类的信任,甚至使他无法忍受自己最亲近的人——因为害怕“处于热烈状态的心灵……处于极端主义和狂热状态的人性”。贝娄现在描写的不再是热情奔放的奥吉和亨德森那种鲁滨逊式的冒险,而是描写类似让人无法理解的天才赫索格的婚姻背叛这样的黑色笑剧,从而展开了对最大背叛的沉思和想象,至少从赛姆勒这位背井离乡者和受害者对六十年代斯威夫特式的厌恶中可以感受到:疯狂的人类背叛了文明的理想。

赫索格在最为痛苦难耐的时刻承认:“我无法理解!”但是,尽管老赛姆勒在冒险的高潮时仍具有牛津毕业生特有的自我克制和素有的超然——他怪异的家庭里所存在的放纵、混乱、无法无天与那些在外面,如在纽约街头、地铁里、公交车上、商店里、大学教室里的一样——他内心深处纠结着的坦诚(那对我来说就是本书的座右铭)更加令人震惊:“令我毛骨悚然!”《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的成功在于赛姆勒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有在欧洲种种经历的累积——他痛苦的历史,他被纳粹打瞎的眼睛——这使他成了“疯狂事件的登记员”。主人公的个人困境与所遭遇的具体社会力量形成了一种并置,而这种并置产生了有力、反讽得恰到好处的效果,就如它在任何令人难忘的小说里所产生的影响那样。赛姆勒因其无防备的尊严而明显与众不同。在我看来,他全然就是容纳社会上任何奇异怪诞或者充满威胁的东西的器皿,就是历史的牺牲品,他以其丰富的经历为“革命状态中的人类”生动有力地提供了一个严酷的二十世纪视角。

我不知道书中的情节展开谁为先,是疯狂呢还是登记员,是赛姆勒呢还是六十年代。《洪堡的礼物》(1975)《洪堡的礼物》无疑是贝娄在情绪最高涨的时期完成的欣快、混乱的喜剧小说中最为疯癫的一本,是《奥吉·马奇历险记》《雨王亨德森》《洪堡的礼物》等小说代表的自我领域的快乐的音符,当贝娄埋头创作那些黑暗、低落的小说如《受害者》《抓住时机》《赛姆勒先生的行星》《院长的十二月》,期间多多少少会定期释放的情绪。在这些小说里,主人公的伤口引发的、使人迷惑的痛苦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贝娄都极为看重。(《赫索格》在我看来是贝娄小说中的上品,因为它不可思议地融合了这种典型的歧义性。如果有人希望扮演文学的厨师,把《洪堡的礼物》变成《赫索格》,简便的诀窍如下:首先,切掉洪堡,把他晾在一边;其次,选取洪堡疯狂的痛苦,将它与西特林沉思式的才华捆绑在一起;最后,把格斯贝奇扔进来——这样你的书就完成了。正是格斯贝奇的背叛引发了赫索格势不可挡的妄想症,而这一妄想狂在洪堡身上又由西特林引发!)

我说《洪堡的礼物》是最为疯癫的一部小说,亦指它是喜剧中最为厚颜无耻的一部,比其他的喜剧都更糊涂,更具狂欢性,是贝娄唯一一部愉悦地释放性欲的小说,恰好也是最不顾后果地杂糅了迥异的旋律的一部小说,而且有一个荒谬的、令人无法不相信的原因:西特林的恐惧。恐惧什么?恐惧死亡,恐惧要面对(不管他的成功和显赫)洪堡的命运。在小说对抢夺、饕餮、偷盗、仇恨、毁灭查理·西特林正在构造的世界所进行的轻快描写背后,在所有一切的背后,包括小说叙述的发散形式背后——西特林热衷于淘汰鲁道夫·斯坦纳人类学那蔑视灭绝的挑战,在这种热衷里揭示得最为直接——就是他对死亡的恐惧。使西特林迷惑不解的,碰巧也是将叙述的得体性吹至西天的东西:被忘却的恐慌和畏惧,陈旧的、普通的、人人都会有的对死亡的恐惧。

西特林说:“人类的胡说八道使我们背离了伟大的真理,这是多么可悲啊!”但人类的胡说八道却是他所热爱并乐于描述的,也是使他对人生感到愉悦的东西。他又说道:“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超脱这充满巧遇的、充满假象的、浑浑噩噩的人生,取得进入更高尚的境界的资格。”更高尚的境界?西特林会到哪里去呢——贝娄会到哪里去呢——如果没有了人类随意驱使尘世的超级戏剧,这一基本的超级戏剧是对名望(代表人物就是和幸运的、理智的西特林相对应的那个不幸的、心智不健全的冯·洪堡·弗莱谢尔——洪堡既希望超越世俗,又希望飞黄腾达,他噩梦般的失败成了西特林成功的滑稽模板),对金钱(洪堡、萨克斯特、丹妮丝,还有莱娜达的母亲,还有西特林兄弟朱利叶斯,或多或少还有每一个人)、对复仇(丹妮丝、坎特拜尔)、对尊重(洪堡、坎特拜尔、萨克斯特、西特林)、对最刺激的性爱(西特林、莱娜达等)的世俗渴望,更不必说世俗间最为世俗的渴望,即西特林自己固执地追求永生的渴望了。

若不是因为他可以片晌贪欢于他贬称为“愚昧的地狱”里的那种滑稽的贪婪所具的暴力和骚动之中,西特林为何如此热切地希望永居此地?他说:“有些人如此讲究实际,以至于剥夺了我的批评能力。”甚至击败了以永恒的平静交换他们的堕落恶意的任何企图。但除了那个愚昧的地狱之外,他“复杂的主体性”在哪里能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吸收呢?来到某个空想的、无人抵达的地方,怀旧地用愚昧的地狱故事交换鲁道夫·斯坦纳忧郁的表情?

查理·西特林兴奋地想起的这一愚昧的地狱是否就是猖獗于芝加哥街道、法庭、卧室、餐馆、充满湿气的浴室和办公大楼的那种让赛姆勒感到恶心、邪恶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曼哈顿的化身呢?《洪堡的礼物》似乎是贝娄调制的充满生气的滋补剂,用以弥补《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悲惨疾苦和道德磨难。这是贝娄的一本欢快的传道书:所有一切都是虚妄,什么都不是!

他在芝加哥干什么?

洪堡评说西特林:“赚了那么多钱后,为什么又躲到边远地区去呢?待在芝加哥干吗呢?”

西特林评说他自己:“我的心理处于一种芝加哥状态之中。我该怎么描绘这种现象呢?”

西特林评说作为一个芝加哥人:“我感到自己忍不住想笑。这往往是一种征兆,表明我对危言耸听的东西的癖好。我作为一个美国人、芝加哥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那种对强烈刺激,对不协调、极端事物的渴望被唤醒了。”

以及:“如果你是在芝加哥长大的,对这类腐败的情况就不会大惊小怪了。相反,它还可以满足某种需要。这正好跟人们的芝加哥社会观相吻合。”

从另一方面看,西特林在芝加哥很不适应:“在芝加哥,我的个人抱负已成泡影,我的观念是一种异国情调。”以及:“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既不属于芝加哥,也没有完全摆脱它。对我来说,芝加哥平日现实的兴趣和现象,既不够真实生动,也没有什么象征意义。”

将上述话语铭记于心——像这样的话语遍布于《洪堡的礼物》之中,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们就会注意到,贝娄当作家时还没有像查理·西特林那样用芝加哥的视角整理自己的观点。的确,芝加哥在《晃来晃去的人》中偶然成为背景,但除了增强弥漫其中的黑暗阴郁气氛外,芝加哥似乎对主人公来说几乎是格格不入的;它确实与他不相容。《晃来晃去的人》讲述的不是城市中一个人的故事,它是关于一间房间里的一个心灵的故事。贝娄直到写第三部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时才充分了解芝加哥的文学价值,才意识到芝加哥这个确确实实的、引人入胜的美国城市正是他需要的有价值的地方,正如西西里被韦尔加,伦敦被狄更斯,密西西比河被马克·吐温独占一样。福克纳(美国两位最伟大的二十世纪乡土小说家之一)经过类似的谨慎的尝试才最终在精神上拥有了密西西比的拉法耶特县。福克纳的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Soldiers’Pay,1926)的场景是佐治亚州,第二部小说《蚊子》(Mosquitoes,1927)的场景是新奥尔良,直到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间熟练地完成了《萨托里斯》(Sartoris)、《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等小说后他才发现——就如贝娄第一次即兴地选择了地理位置之后的情况一样——引起人类斗争的场所,而这些斗争反过来激发了他强烈的情感,激发了他对一个地方和其历史充满热情的反应。这一反应使得福克纳的语句晦涩难懂,乃至更甚。

我不知道贝娄开始羞于把芝加哥据为己有,是否因为他不希望别人认为他是芝加哥的作家,就如他不愿意被认为是犹太作家一样。不错,你是芝加哥人,你当然是犹太人——但这些东西怎样在你的作品中得到表现,或者说如果他们必须得到表现的话,不是马上就能想到的。另外,你还有其他抱负,其他被你的欧洲大师们,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等所激发出来的抱负,这些抱负不包括去写在后廊上唠叨闲聊的邻居们……这一思考方式与贝娄最后决定最近的地点之前的思考方式有某种相似吗?

当然,贝娄在完成《奥吉·马奇历险记》十年之后写《赫索格》时才再次大规模展现芝加哥的风貌。自此之后,独特的“芝加哥的景色”才持续对他产生吸引,特别当那个城市提供戏剧性的启发时,就像在《洪堡的礼物》中那样:一方面是“内心的斗争与外界生活的对峙,而后者是基本的,对每个人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具有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这个地方的特点”,另一方面是全神贯注的主人公的反思倾向。这一博弈得到了有力的探索,是《洪堡的礼物》以及贝娄随后一部小说《院长的十二月》的核心内容。然而,这一探索不是喜剧性的,而是充满仇恨的。情绪变得阴郁,越来越堕落,在强烈的种族敌对压力之下,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变得疯魔:“在自己的地盘……他发现了一片比圭亚那丛林还要荒凉的地方……荒芜……数英里见方的荒地……累累伤口、损伤、癌变、狂怒、死亡……这个巨大地方所有的可怕的荒凉与恐怖。”

这部书的中心是,这个巨大的地方不再是贝娄的。也不是奥吉的,赫索格的,或者西特林的。到他开始写《院长的十二月》时——《奥吉·马奇历险记》之后大约三十年,他的主人公,柯德院长,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赛姆勒。

他在芝加哥干什么?这个痛苦的芝加哥人不再明白。贝娄遭到了流放。赛姆勒先生的行星

第一章

黎明,或者从正常的天色看来,应该是黎明以后不久,阿特·赛姆勒先生睁开他浓眉下的那只独眼,察看着他在纽约西区那间卧室里的书籍和文件,他非常怀疑这些就是他需要的东西。从某个方面来说,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而且是闲居在家的人,这并没有多大关系。坚持什么都是对的,你就得变成一个怪人。对还是不对,这主要是一个解释的问题。聪明的人已经变成一种专门给人解释的角色了。父亲给孩子解释,妻子给丈夫解释,演讲人给听众解释,专家给外行解释,同事给同事解释,医生给病人解释,人给自己的灵魂解释。这事的根由,那事的原因,事件的起因,历史,结构,其所以然的理由,等等。但大多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灵魂自有它需要的东西。自有它与生俱来的知识。灵魂,这只可怜的鸟儿,抑郁不乐地栖息在解释的上层建筑之上,不知道往哪儿飞去才好。

眼睛暂时闭一下。这是一件荷兰人的苦差事,赛姆勒忽然想到,你得用抽水机抽啊抽啊,才能保住几亩干燥的地。向陆地侵袭的大海是对于事实和感觉的增加的比喻。陆地则是比喻观念的一块土地。

他想,既然没有事情需要他起来干,他可以再给睡梦一次机会,来富有想象力地为他解决某些困难的问题,于是他把那条没有接上电源、里面尽是筋筋块块的电热毯盖上身子。他的手指尖触摸到毯子的缎子滚边时感到很舒服,他睡意犹浓,但并不真的想睡。到了神志清醒的时间了。

他裹在电线圈里坐着。昨晚临睡的时候,水已经准备好了。他喜欢察看那些灰白的金属丝起变化。它们愤怒地复苏过来,迸发出纤小的火花,在派拉克斯试验瓶下面变得通红而坚硬。颜色越来越深。畏缩着。他只有一只好眼睛,左眼只能分辨明暗。但是那只好眼睛却乌黑明亮,像某些品种的狗那样,透过垂挂下来的眉毛,观察力非常敏锐。就他的身高来说,他那张脸显得小了。这样的组合,使他颇为惹人注目。

现在他老想到自己的惹人注目,并为此感到担心。一连几天傍晚,赛姆勒先生从第四十二街的图书馆回家时,在他平常搭乘的公共汽车上总看到一个扒手在扒窃作案。这个人在哥伦布圆广场上车,到第七十二街附近下手干这扒窃的勾当。赛姆勒先生如果不是一个拉着吊带站立的高个儿乘客,也许就不会用那只好眼睛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了。但现在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挨得太近了,他是不是也给人看见他在看呢?他戴着墨镜,为的是随时随地保护视力,但他不可能给人当做是瞎子。他不用那种白色的手杖,只是颇有英国风度地带着一把卷拢的雨伞。而且,他没有双眼失明的神态。扒手也戴着深色的太阳镜。他是个强壮的黑人,穿着一件骆驼毛上衣,衣着异乎寻常的雅致,仿佛是出自伦敦西头的菲什先生的手艺,或者是杰明街的特恩布尔和阿塞尔公司的出品(赛姆勒先生对他的伦敦很熟悉)。这个黑人那用悦目的黄金镶边、龙胆紫色的滚圆的眼镜,正朝着赛姆勒转过来,但是他那张脸却流露出一只巨兽的厚颜无耻。赛姆勒并不胆怯,但是他在生活中碰到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有一大堆麻烦还在等待着被消化吸收呢,然而他可能永远也不会适应这类东西。他认为这个罪犯已察觉到有这么一个高个儿白种老头儿(冒充是个瞎子)的观察了,看到了自己犯罪作案的详尽细节了。居高临下地俯视,好像是观看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尽管他装做没有看见,而且当这个窃贼瞧着他的时候,也决定不转过头去,但是他那上了年纪、结实、有教养的脸却涨得通红,短短的头发竖了起来,嘴唇和牙龈都感到刺痛。在头颅底层,神经、肌肉和血管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地方,他感到有一种收缩,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这是战时波兰的气息正在通过受伤的组织——神经绝缘套管,他这样想。

公共汽车还可以忍受,地铁可真要他的命。他是否非得放弃乘公共汽车不可呢?他不像一个在纽约的七旬老人那样关心自己的事情。这始终是赛姆勒先生的一个问题,他不知道自己的年纪,也不领会自己的处境。在这里,没有地位,没有那些随着在纽约有一笔五万元的收入而可能享有的微小的特权——俱乐部会员资格、出租汽车、门役以及可靠的门路等等的保障。对他来说,这就是公共汽车,或者折磨人的地铁,自助食堂里的午餐。没有抱怨叫屈的理由,但是他作为一个“英国人”度过的那些岁月,作为华沙报刊驻伦敦记者的二十年留给他的那套生活态度,对一个住在曼哈顿的难民却并不特别有用。他谈吐里增加了适合在牛津大学特别校友餐后休息室里使用的措辞用语。他有一张大英博物馆的讲师那样的面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赛姆勒还是克拉科夫的一个小学生时就爱上了英国。这种毫无意义的举动,大部分已经被他抛弃了。他重新考虑了关于亲英的全部问题,狐疑地回想起萨尔瓦多·德·玛达里亚加3、马里奥·普拉兹4、安德烈·莫洛亚5和布朗伯尔上校6。他熟识这些杰出人物。但尽管如此,当他在公共汽车里碰见这个优雅的畜生,看着他扒窃一只钱包——那只钱包仍旧是打开着的——他还是采取了一种英国风度。一张毫无表情、洁净、一本正经的脸,宣布一个人没有逾越任何人的界限;一个人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赛姆勒先生高高的胳肢窝下面,还是热得直冒汗。当充气很足的车胎在第七十二街走了一个大弧形,同时发出一声有气无力的嗥叫的时候,他吊在皮带拉手上,被人们的身体围拥着,既承受着他们的重量,又把自己的重量压在他们身上。

事实上,他显然不知道自己的年纪,或者不知道自己站在生命的什么阶段。这你可以从他走路的样子看出来。在大街上,他紧张而迅疾,显得飘忽、轻盈而又漫不经心,皤皤白发在脑后飘动。横过马路的时候,他高高举起那把卷拢的雨伞朝那些冲过来的轿车、公共汽车、疾驶的卡车和出租汽车指着他自己要走的方向。这些车辆可能在他身上碾过去,但是他改不掉这样横冲直撞的作风。

由于这个扒手,我们就处于同无法无天相近的境界。他知道这个人是在河滨大道那段公共汽车上作案的。他见过他扒窃人家的钱包来着,他也曾向警察局报告过。警察局对他的报告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这使赛姆勒感到自己当时立即跑到河滨大道上一个公用电话间去的举动,简直像个傻瓜。当然,电话机早已给砸碎了。大多数室外电话都给砸碎了,捣坏了。这些电话间也是小便池。纽约变得比那不勒斯或者萨洛尼卡7还糟。从这一点来看,它好像是一座亚洲的、非洲的城市。就连这座城市的繁华区域也不能幸免。你打开一扇嵌着宝石的大门,出去就置身在腐化堕落之中,从高度文明的拜占庭的奢侈豪华,一下子就落进了未开化的状态,落进了从地底下喷发出来的光怪陆离的蛮夷世界。在这扇嵌着宝石的大门两边,很可能不论哪一边都是野蛮粗鄙的。比方说,在两性关系方面。赛姆勒先生开始领会到,这个问题在于取得特权,以及在文明秩序的保护之下,野蛮风尚的放任自流的生活方式,财产权,精密的技术组织等等。是的,一定是这样。

赛姆勒先生在一只方盒子里研磨咖啡,夹在两只瘦长的膝盖中间逆着时钟方向转动曲柄。他居家干活,行动之间带有一种特有的书呆子的笨拙。在波兰、法国、英国,他那个时代的学生,年轻的绅士,对厨房都是陌生的。现在他干着一度是厨师和女仆干的活儿。他怀着某种教士般的拘谨干着这些活儿。这是对社会地位下降的承认。历史的毁灭,社会的变革,这是超出个人的谦卑之外的。在波兰战争期间,他就克服了那些想法,彻底摆脱了那一切,特别是那种失去了阶级特权的愚蠢的痛苦。他凭一只眼睛照样能给自己补袜子,钉纽扣,擦洗自己的水池,春天他用一只喷水壶给自己的毛料衣服作过冬处理。当然家里也还有女人,他的女儿苏拉,他的内侄女玛戈特·阿尔金,如今他就住在玛戈特的公寓里。她们想得起来的时候就给他干干这些活。有时她们干得不少,但是这不足依恃,这种情况也不经常有。日常例行的事情还是他自己动手。可以想象到这正是他青春活力的一部分——由某些强烈的情感所支持的青春活力。赛姆勒理解这种强烈的情感。这是很有趣的——赛姆勒在那些穿着紧身运动衣裤的老年妇女身上,在性欲旺盛的老头子身上,看到他们在生活中借以按照至高无上的青年式作风行动的这种充满生命力的颤动。权力终究是权力——封建君主,帝王,神。何况,当然,没有谁能知道什么时候他该退出舞台。没有谁曾经同死神达成过合理而又体面的协议。

他把咖啡研磨机小斗里的粉末放在长颈烧瓶上面,发红的线圈变得更深,更白,然后变成全白的了。线圈的纽结点在发脾气。一串串水珠在闪烁着往上冒。打头阵的水泡一个个优美地冲到水面。接着它们都沸腾起来了。他把咖啡粉末倒进去,又在杯子里放了一块糖,一茶匙普利姆奶油。在床头柜里,他藏了一袋从若巴尔买来的姜汁蛋卷。姜汁蛋卷是装在一只透明的子宫形的塑料袋里的,袋口用一枚塑料夹子封着。那只四边包着白铜的床头柜本来是一只用来放雪茄的保湿箱,能保持食物新鲜。这是玛戈特·阿尔金的丈夫厄希尔·阿尔金的遗物。阿尔金三年前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死去,他是个善良的人。赛姆勒很想念他,悲痛地哀悼他。当他接受寡妇的邀请,在西第九十街这座大公寓里占据一间卧室的时候,赛姆勒要求把阿尔金的这只保湿箱搬到他的房间里去。玛戈特自己就是善于动感情的,她说,“当然啦,姑夫。您这是多好的想法。您可是真爱厄希尔。”玛戈特是德国人,气质很罗曼蒂克。赛姆勒却是另一种人,他甚至也不是她的姑夫。她是他妻子的侄女,他的妻子在一九四〇年死于波兰。他的已故的妻子,这个寡妇的已故的姑母。不论你往哪儿看,或者不论你想往哪儿看,你看到的就是这些已故者。有些人也就处之泰然了。

他从一只放在窗台上的开了两个三角形孔洞的罐头里喝起葡萄汁来。窗帘在他走近的时候分开了,他向外眺望。尽是些褐石、栏杆、凸窗、锻铁。像集邮簿里插贴的一张张邮票——高大建筑物的暗褐色圆花饰被深黑色的铁花格子窗和波纹水落管掩盖了。这种以资产阶级的紧密坚固为形式的人类生活,在这里显得多么沉重。企图万古不灭的想法是可悲的。我们现在正准备飞向月球。人们像烧瓶里的那些水泡,能有个人期望这样的权利吗?但是人们对于他们生活条件的悲剧性的特点也过于夸大了。他们过于强调了那些已经崩溃的信念。过去相信的,信任的,今天辛酸地被包围在无情的嘲笑之中。人们就是这样解释这种被他们拒绝的资产阶级稳定性的污点。这也是不适当,不正确的。人们今天在证明懒散、愚蠢、浅薄、混乱、贪欲是正当的——把往日受到人们尊敬的东西翻了个个儿。

这就是赛姆勒向东眺望见到的景色,一个柔软的沥青的肚皮正在升起,在肚子里铺设着冒着水蒸气的下水道的肚脐。裂开的人行道上一堆堆垃圾箱。褐石的建筑物,像他自己住的那样一幢幢黄砖砌的装着电梯的大楼。电视机的天线构成的一片片小小的丛林,像鞭子一般,优美的颤抖的树枝形的神经细胞,从太空摄取形象,把兄弟情谊和交往,带给幽闭在公寓里的人们。哈得逊河在赛姆勒和新泽西的那些斯泼莱大企业之间,自东向西逶迤而来。这些企业在它们之间的夜空中闪烁着电光广告:“斯泼莱”。只是这时他已经一只眼睛失明了。

在公共汽车里他却一直看得很清楚。他看见一个人在犯罪作案。他向警察报告过,并没有引起他们多大震动。他此后本来可以不再乘那路汽车,但是相反他竭力想重复这种经历。他到哥伦布圆广场去,在那儿逛来荡去,直等到他又看到他想看到的那个人。有四次使人着迷的时刻,他曾看过扒窃是怎么干的。第一次在下午,他低头看见从后面伸过来一只男人的手在提扣环,轻轻地把一只女用手提包拨斜了打开。赛姆勒看见一只修剪得光光的黑人的中指不慌不忙地,不带一点儿犯罪的颤动,把一只装着社会救济金卡或是信用卡、金刚砂棒、一支唇膏和珊瑚色卫生纸的塑料夹拨到一边去,拉开一只零钱包的扣子——里面放的是绿色的钞票。仍然是不慌不忙地,几根手指取出了钞票。然后,像医生在病人的肚子上轻轻碰一碰似的,那个黑人把手提包推回原处,把拉开的扇贝形扣环合上。赛姆勒感到自己羞惭得无地自容,他紧张地缩着脑袋,咬紧了牙关,可是仍旧盯着那只已经扒窃过的漆皮手提包在那个女人的臀部上晃动。他发现自己在生那个女人的气。气的是她居然一点也没有觉察。真是个笨蛋!装了满脑袋的蠢料却出来转悠,本能等于零,简直不了解纽约。这时那个男人从她身边转过身去,他穿着骆驼毛的上衣,肩膀很宽。那副克里斯汀·迪奥首创设计的太阳镜,那个用缀着别针的领子包着的结实的喉咙,还有那飘散出来的樱桃色的丝领带向前突了出来。在一只非洲鼻子下面,有一撮修得短短的胡髭。赛姆勒相信,只要稍凑近一点,他就能从那件骆驼毛上衣的前襟闻到法国香水的气味。这个人当时没有察觉到他?也许他回家的时候曾经给盯过梢?这一点赛姆勒拿不准。

对于这种魅力、风度,扒窃的艺术,他毫不在乎。在他看来,他们不是社会的英雄豪杰。这件事他曾经跟一位年轻的亲戚安吉拉·格鲁纳谈论过。安吉拉是安纳德·格鲁纳的女儿,安纳德现在住在新罗切尔。他在一九四七年把赛姆勒从萨尔茨堡8难民营里找出来,带到美国。因为安纳德(伊利亚)·格鲁纳怀有东半球9的家庭观念,他在意第绪文报纸上查看难民名单,发现了阿特和苏拉·赛姆勒的名字。安吉拉一星期有好几次要上赛姆勒他们那个地区去,因为她的精神病医生就住在他们附近,她常常顺便去看望他们。她漂亮、热情、富有,因而始终是社会和人类的重要成员。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学文学,主要是法国文学,读的是萨拉·劳伦斯学院。于是赛姆勒先生就得费老大的劲去回忆一九一三年他在克拉科夫读过的巴尔扎克。回忆那个逃犯伏特昂,他怎样从囚船上逃走。死里逃生的人10。不,对于这个亡命之徒的罗曼史,他可没有多大用处。安吉拉给黑人杀人犯和强奸犯捐钱作辩护基金。当然,这是她的事。

但是赛姆勒不得不承认,看见那个扒手偷窃一次,他就渴望再看一次。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件强有力的大事,因此他不正当地——那违反了他自己坚定不移的原则——渴望再看一次。他毫不费力就回想起过去读到的一个细节:《罪与罚》中有这样一个时刻,当时拉斯科尔尼科夫举起斧头往那个老太婆赤裸的头上砍去,她那抹着油的薄薄的头发,一根耗子尾巴似的辫子用一把破旧的牛角梳子系在脖颈上。那就是说,恐惧、罪愆、谋杀,使所有的现象,生活经验中最平常的细节都变得生动起来了。邪恶和艺术一样,其中寓有启发。当然,这像恰尔斯·兰姆11写的一则故事一样,为了烤一只猪,烧毁了一所屋子。是否非要一场大火不可呢?你需要的不过是在适当的地方生一堆有限的火而已。但是尽管如此,在小猪没有烤熟之前,就要求每个人都以高姿态来禁止自己点火,那未免太过分了。不过当赛姆勒下了公共汽车打算给警察局打电话的时候,他从这件扒窃罪行中还是得到了扩大视野的好处。天空更加明亮——这是下午后半晌,夏令时间。这世界,这河滨大道,被恶意地照亮了。说是恶意,是因为明亮的光线把万物都变得那么清晰可见,而这种清晰却在嘲弄明察秋毫的阿特·赛姆勒先生。一切形而上学家们都请来看吧。这里就是这种情况。你决不会看得更清楚了。你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公用电话间铺着金属地板,两扇绿色的折门装着光滑的铰链,但是地板因为小便渍发出触鼻的臭气,塑料的电话给砸烂了,一段残余的电话听筒吊在电话线的末端。

他跑了三个街区还没有找到一架可以往里面安全地投进一枚一角硬币的电话,于是他走回家去。在他的门厅里,大楼管理处装了一道电视屏幕,这样,门役就能监视罪犯。但是门役总是跑开到别的地方去,发光的长方形的嗤嗤作响的电子屏幕上是一片空白。脚下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毯,像肉汁般的棕褐色。电梯里面的那扇门,是柔软的黄铜制成的菱形格子的折叠门,显得肮脏而微微发光。赛姆勒走进公寓,在门厅的沙发上坐下来,玛戈特在沙发上铺了伍尔沃斯公司的方块印花大手帕,系在沙发的四角,别在旧软垫上。他拨了警察局的电话号码,说:“我要报告一桩案件。”“什么案件?”“一个扒窃罪犯。”“请等一下,我给您接过去。”

一阵很长的嗡嗡声。一个带着冷淡或者是倦怠的呆板的声调说:“什么事儿呀?”

赛姆勒先生用他那口带外国腔的波兰牛津英语想尽可能地说得直截了当,简练而又真实。为了节省时间,避免复杂的质询和不必要的细节。“我想报告我在河滨大道的公共汽车上发现了一个扒手。”“唔。”“您说什么?”“对,我说对;您报告吧。”“一个黑人,身高大约六英尺,体重约摸两百磅,年纪三十五岁光景,人长得很漂亮,穿得也非常讲究。”“对。”“我想我应该报告。”“对。”“你们打算采取任何行动吗?”“我们应该这样,不是吗?您叫什么名字?”“阿特·赛姆勒。”“好吧,阿特。您住在哪儿?”“亲爱的先生,我愿意告诉你,可我在问你,你们准备把这个人怎么办?”“您认为我们该怎么办?”“把他关起来。”“我们得先逮住他。”“你们应该安排一个人到公共汽车上去。”“我们腾不出人到公共汽车上去。公共汽车那么多,阿特,我们的人手不够。有很多的会议、宴会、重要人物和高级将领等等要我们去做保卫工作。阿特,有很多夫人小姐上洛德和泰勒、蓬威特、萨克斯公司去买东西,可是等她们走过去抚摸商品的时候,却把钱包忘记在椅子上。”“我理解。你们没有人手,而且还有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和政治压力等等,但是我能够指出这个人来。”“下次再说吧。”“你们不需要把他指出来吗?”“我们自然要,可是我们有一张待办事项表。”“我也得记在你们的表上吗?”“对啦,阿瑟。”“是阿特。”“阿特。”

在明晃晃的灯光下,阿特·赛姆勒上身向前倾着,紧张地坐在沙发上,像个摩托车比赛者给路上飞来的一块卵石打中了额角一样,微微感到昏眩,咧着嘴微笑。美国!(他自言自语)你在世界各处大肆宣扬,你是一切国家中最值得向往、最值得仿效的一个国家。“我认为,我完全懂得您的意思,长官——侦探先生。这个人还要偷窃很多人,可是对此您不打算有所行动。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静默证实了这一点,尽管这并不是平常的静默。赛姆勒说:“再见,先生。”

在这以后,赛姆勒本该避开这路汽车,可是相反他比过去乘的次数更多了。这个窃贼有一条固定的路线,而且为了乘车,为了干这行买卖,他衣着讲究。他总是衣冠楚楚。有一次赛姆勒先生看见他竟然戴了一只金耳环,虽然并不感到惊奇,却给予他强烈的印象。他实在憋不住了,于是破天荒第一遭他给他的内侄女也是他的女房东玛戈特和他的女儿苏拉谈起这位漂亮、引人注目的、傲慢的扒手,这位非洲王子或者大黑兽,在哥伦布圆形广场与威尔第广场之间寻觅可以吞食的对象。

对玛戈特来说,这是很迷人的。凡是迷人的事物,她都准备从早到晚,从各个观点,怀着她那种十足德国式的学究气讨论个没完。这个黑人是谁?他的出身,他的阶级或种族的观点,他的心理观点,他的真实感情,他的审美观点和政治观点如何?他是不是一个革命家?他会不会是为了支援黑人游击战?要不是赛姆勒在脑子里思考自己的事情,他实在没有办法坐定下来跟玛戈特絮聒。她是个很可爱的女人,可是在理论问题上却使人厌烦得要命。一旦她安定下来,专心致志地讨论一个正经的题目时,那你就不知所措了。他之所以要给自己磨咖啡,在自己的试验瓶里烧开水,把姜汁蛋卷放在保湿箱里,甚至在脸盆里小便(踮起脚尖沉思冥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话:动物本性由于不断处于劳苦之中而怀有的与生俱来的悲哀),为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每逢玛戈特一本正经要思考时,早上的时间就算完蛋了。他有过这种经验教训,有一个星期她想分析汉纳·阿伦特的警句“平庸之恶”,于是把他留在起居室里,坐在一张沙发(那是用泡沫橡皮铺在胶合板上做成的,由四根截成两英寸长的管子支撑着,靠背是全部用深灰色的斜纹粗棉布做套子的软垫)上。他没法说自己在想什么。一则是因为她很少停下来听别人说;二则他怀疑自己能否把自己的意见说清楚。何况,她的家人大部分都被纳粹分子杀死了,他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只是她本人在一九三七年侥幸逃了出来。他可不是这样。他、他的妻子,还有苏拉在波兰遇上了这场战争。他们上那儿去是为了清理他岳父的产业。律师本来会处理这件事的,但是对安托尼娜来说,她亲自处理具有重要意义。她于一九四〇年被杀,她父亲的光学仪器厂(一爿小厂)也被迁到了奥地利。战后没有给予赔偿。玛戈特因为她家在法兰克福的财产,接受了西德政府付给的赔款。阿尔金没有给她留下多少财产,她需要这笔德国人给的钱。你不能跟处于这种情况之下的人们争论。当然,他也有自己的情况,她也承认。他实际上已经饱经忧患,失去了妻子,失去了一只眼睛。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能从理论上讨论眼前这个问题的,纯粹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赛姆勒姑夫坐在帆布折椅里,膝盖抬得高高的,墨镜遮住了他那灰白色浓眉下的眼睛,叉状的神经从额角隆起的部位向下伸展,而那张大嘴下定决心保持缄默。“这个观点是说,”玛戈特说,“在这里邪恶是没有伟大精神的。那些人都是太微不足道了,姑夫。他们不过是一些平凡的下层阶级的人物,是管理人员,小官僚,或者是‘流氓无产阶级’12。一个群众的社会不会产生大罪犯。这是由于遍及整个社会的分工打破了一般责任心的全部概念。代替这种一般责任心的是计件工作。这就像没有参天大树的森林,你只能向往那些根子扎得很浅的花花草草。现代文明再也创造不出任何伟大的杰出人物了。”

已故的阿尔金,对于玛戈特一向是深情而且溺爱的,但是他知道怎样才能使玛戈特闭口无语。他是个身材颀长的人,容光焕发,头发半秃,胡髭浓密,头脑十分敏锐。他的专业是政治理论。他在亨特学院教书——教女学生。那些媚人的、愚蠢的、荒谬的女孩子,他常常这么说。她们时不时会出现一种强有力的女性的智力,可是非常爱生气,非常爱抱怨,性的意识太多,这些可怜的人儿。他在去辛辛那提一个希伯来学院讲学的途中因飞机坠毁而身死。赛姆勒注意到他的遗孀现在往往在模仿他。她变成了一个政治理论家了。她用他的名义说话,好像他本来可能会这样说,而又没有人来维护他的观点似的。这也是苏格拉底和耶稣的共同命运。阿尔金对玛戈特的折磨人的谈话,在一定程度上是表示欣赏的,这一点必须承认。她的废话使他乐,他会在胡髭下面咧着嘴暗笑,他张开两只细长的手臂支着梯形的软垫的两端,穿着袜子盘膝而坐(他一坐下就脱掉了鞋子)。但是等她谈了一会儿以后,他会说:“够啦,这种魏玛的感伤主义够啦。打住吧,玛戈特!”他那种打断玛戈特的大丈夫气概的话语,如今在这间歪歪斜斜的起居室里再也听不到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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