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扬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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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现状与改革措施：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试读：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总序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和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在我国继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今天，实践在呼唤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实践也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又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作指导，这是中国学者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中国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愈加突出，这将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例如，当前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一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由于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即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但如果增加的收入主要集中于收入高而消费倾向较低的少数人群，那么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也很难提高。二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低，这直接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扩大。因此，开展收入分配研究、探讨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思路对于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有效调控收入差距、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宋扬博士的著作《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现状与改革措施：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以独特的视角、清晰的结构，从劳动力市场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取向。本书是作者多年来对我国收入分配和劳动力市场问题潜心钻研的重要成果。
本书的创新与特色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书清晰地定义了收入分配和劳动力市场的内涵，并且充分论证了二者的理论联系。国民获得收入最重要的渠道就是劳动力市场，这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础的分配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更加凸显了劳动力市场对于收入分配的重要意义。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现重大的社会不公正，那么就很难在政府再分配中加以扭转。第二，本书在大量文献研究和翔实的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详细解析了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革过程与现状，准确测量了我国的贫困程度，全面总结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十大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具体情况，准确把握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和运行规律。第三，本书在理论构建上有重大突破——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模型，该模型涵盖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两大重要特征，即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户籍制度。作者根据该模型中的38个数学方程求解出了均衡解，这对于分析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第四，本书在政策分析上也有很大创新。作者运用最新构建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模型分析了我国城乡一体化改革的政策取向，并根据严格规范的福利经济学标准讨论了不同政策对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提出农村发展政策毫无疑问会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而户籍制度改革则需要其他政策予以配合才会对收入分配改革产生有利影响。
在国家高度重视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的时代背景下，本书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期望本书的出版能大大推动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并对国家制定和完善科学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发挥积极的作用。
宋扬博士毕业于美国的康奈尔大学，这是宋扬博士回国从教后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我殷切地希望宋扬能够凭借自己扎实的学术功底、饱满的研究热情、踏实的工作作风取得更加优秀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经济学界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杨瑞龙2014年8月22日
前言与致谢
本书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详细解析了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现状，并分别采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当前较为热点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了分析，旨在探讨不同政策对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进而为我国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提出政策建议。从研究目标可以看出，本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我国收入分配的具体情况，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和运行规律，制定合理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构建更加公平、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
本书共有7章。第1章是导论，阐明了本书的选题意义、主要内容和写作框架。第2章是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概念与联系，阐明了为什么要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格局，进而为全书的实证与理论分析打下基础。针对当今国内一些研究收入分配领域的文献存在概念模糊甚至混淆的情况，本章通过对核心概念的详细解析试图扫清该领域的概念障碍。接下来是本书的实证部分，包括第3章和第4章，这两章用数据和文献说话，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和劳动力市场的特点。第5章是本书的理论部分，旨在以上一章分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核心特征为基础构建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模型，力求更准确地刻画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律以及收入分配的决定机制。第6章是本书的政策分析部分，也是核心所在。本章采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当前较为热点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了分析，包括农村发展政策、户籍改革政策以及教育改革政策等，进而为我国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出了政策建议。第7章列出了本书的主要结论。
自从2009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系就读博士以来，我一直关注中国的收入分配领域，并主要致力于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分析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2013年1月博士毕业以后，承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各位领导、老师的垂爱，我有幸回到母校就职，加入了代表着中国经济学之巅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过去两年，在很多老师、前辈的指引下，同事、朋友的支持下，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的帮助下，我总结了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并开展了很多该领域的新研究，积累了关于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问题比较丰富的写作素材，最终使得本书能够问世。本书是我的第一部专著，也是我学术生涯早期成果的结晶，希望与关注中国收入分配改革问题的读者共享。有不妥的地方，还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我定会虚心接受。此外，我也希望把这本书当做铺路石，以帮助自己进一步厘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思路，也为自己今后在学术生涯中取得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打下基础。
首先，我要感谢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世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劳动经济学家Gary Fields教授。正是在他的指引下，我才开始关注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领域，并且在他的无私帮助和大力支持下完成了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理论模型研究的博士论文。本书的第4章和第5章，以及第6章中关于城乡一体化政策分析的部分，基本上都是来源于我的博士论文。在此，我也要感谢在博士期间给予我巨大帮助的其他几位老师，包括发展经济学家Nancy Chau教授、Ravi Kanbur教授，以及劳动经济学家Francine Blau教授等。
其次，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领导和老师给我提供了第一个工作岗位，让我拥有了一个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顶级平台，给了我向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学习并与之交流、合作的宝贵机会，我倍感珍惜。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瑞龙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为本书撰写序言，并给予高度评价。感谢经济学院的李军林教授对本书的指导并向出版社推荐本书。
再次，感谢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本科班主任杨伟国老师，他亦师亦友，为我的学术之路指明了方向。没有杨老师在我本科期间的指导与帮助，我很可能就不会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最终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杨老师对我的恩情，没齿难忘，永记在心。
感谢我的学生们。本书的部分章节就是来自我跟学生的合作成果或者我指导的学生论文。其中，第3章的中国收入分配历史沿革和现状分析是在马申同学的学年论文（由我指导的）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关于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部分是我和赵君（硕士生）的合作成果。第6章中关于教育改革的部分来自由我指导的龚琦同学的学年论文。此外，我的两名研究助理曹谦、吴海军为本书做了大量翻译和文献整理工作。再次感谢这些优秀的学生。
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高晓斐老师、马学亮老师、陆敏老师为本书的出版提供的大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我国学术界顶尖的出版机构，能在这个机构出版自己的作品我感到非常高兴。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03281）对本成果的资助。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和亲人。感谢我的父母、岳父母，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鼓励，以及对我生活的精心照顾，我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我的妻子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帮我整理资料、绘制图表，并编辑文稿，感谢她的辛苦付出。宋扬2014年8月18日于北京家中第1章导论
本书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和政策取向。在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认为经济增长不但会使社会的蛋糕做大，而且还会使得每个社会成员获得的蛋糕都更大。这显然与事实是不相符的。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公布的2.5美元/天（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贫困标准，世界上仍然有31亿人处于贫困状态，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近一半。在所有的贫困人口中，有14亿人的生活水平在1.25美元/天的赤贫线以下，另外17亿人的生活水平则介于赤贫线与贫困线之间。显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均等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而是出现了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及贫困。
我在学术生涯的初期就开始关注贫困和收入不平等问题，正是源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在著名发展经济学家Gary Fields的课堂上看到了上文的这组数字。当前世界上仍然有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世界上一小部分人口占有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笔者认为，这种现象是需要且应该改变的。
于是，我开始努力寻找能够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方法、思路。也同样在Fields教授的指引下，我发现了劳动力市场的魅力，并决心把自己的研究精力投入到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上。所谓劳动力市场（labor market），是指劳动力服务交易的场所。在劳动力市场中，企业雇用劳动者，赚取利润，是市场的需求方；劳动者提供自己的劳动服务，赚取工资，是市场的供给方。之所以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是因为劳动收入十分重要。平均而言，发展中国家80%的家庭收入来源于劳动所得，而对于这些国家的穷人来说，这个比例更是高达90%以上。就我国而言，这个比例达到93%。此外，人们总收入的不平等主要就是由劳动收入不平等导致的。
鉴于劳动力市场在居民收入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又正处于历史的变革期，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是责无旁贷的。因此，我把过去几年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上，积累了大量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改革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写作工作准备了很好的素材和资料。具体而言，本书将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提出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思路。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收入分配格局越来越不平衡。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已经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政府会议和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地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等方面。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到了必须做出改变以遏制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时候了。
收入分配改革的总目标主要包括提高人均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减轻贫困。在人们通常的认识中，经常会有一种误区，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没有工作。而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的穷人实际上是有工作的，处于劳动力市场中，而且他们每天工作的时间非常长，他们甚至想同时从事更多的工作。贫困的原因并不是他们不工作，而是工作的报酬非常低。事实上，很多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是很低的，因为这些国家的穷人根本无法承担失业的代价，失业对很多穷人来说甚至是一种奢侈品。
就我国而言，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和改变也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作用。绝大多数贫困人口之所以贫困，也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收入太低，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除2%的家庭外，中国绝大部分的贫困家庭是具有劳动能力的，这些家庭缺少的是对其主要资产——劳动力——的足够多的回报。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我国家庭总收入中有93%来源于劳动力市场的收入。
本书采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当前较为热点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了分析，旨在探讨不同政策对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进而为我国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提出政策建议。从研究目标可以看出，本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我国收入分配的具体情况，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和运行规律，制定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构建更加公平、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另外，通过构建劳动力市场理论模型来分析收入分配问题，对于国内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向前沿性和原创性方向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因此，综合来看，本研究对于收入分配理论和政策实践都具有重大的意义。1.2 研究内容和本书框架
本书按照概念界定、实证分析、理论构建、政策分析这四个步骤依次展开讨论。为了更清晰地展示本书的写作框架和逻辑脉络，我们画出了全书的框架图，如图1—1所示。图1—1 全书框架
本书第2章着重阐述了收入分配与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概念与联系，解释了为什么要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格局，进而为全书的实证与理论分析打下基础。
接下来是本书的实证部分，包括第3章和第4章。具体而言，第3章通过规范的数据分析全面呈现了十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各个维度的变化情况，包括平均收入、收入差距、贫困、收入流动性以及机会不平等的程度。本章所采用的数据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各年的数据，涵盖了全国范围内的家庭样本，非常具有代表性。通过本章的介绍，读者可以对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历史变革与现状有一个更全面、更准确的把握和了解。第4章的最大贡献在于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最全面、最详细的分析。之前有相当多的研究已经触及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些部分，但它们并未给我们一个清晰完整的画面。该章在全面的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10个主要特征。
第5章是本书的理论部分，旨在以上一章分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核心特征为基础构建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模型，力求更准确地刻画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律以及收入分配的决定机制，为提出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建议提供理论依据。本章基于当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重要特征，结合我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歧视，构建了一个三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模型，并求出了模型的封闭解。根据我们掌握的文献情况，本模型或许是迄今为止针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最具体、最严格的理论模型。
第6章是本书的政策分析部分，也是核心之所在。本章采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当前较为热门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分析，旨在探讨不同政策对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进而为我国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提出政策建议。
首先，本章运用第5章构建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理论模型分析了城乡一体化改革的政策选择。中共中央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了城乡一体化改革的重要意义以及发展路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正文部分主要阐述了城乡一体化的两种路径选择，即农业发展路径和新型城镇化路径。然而，这两种路径对应的改革思路却不尽相同。由于我国仍有约2亿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因此农业发展路径可以被认为是要把更好的工作转移到农村，即在保持劳动力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调整就业结构，其根本是工作的流动（Move jobs to people）。相反，新型城镇化道路则是把更多的农民更好地转移到城市，给农民以平等的市民待遇，其根本是人员的流动（Move people to jobs）。那么，在中国改革的大潮中，这两种不同的政策选择究竟哪个对我国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更有利？具体而言，我们将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探讨几种不同的城乡一体化政策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此外，由于第5章的模型并没有考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存在异质性的问题，我们并不能运用该理论分析教育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我们在第6章的后半部分运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如何调整教育政策和教育资源的分配方式进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
第7章是本书提炼的主要结论和几点思考。第2章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概念与联系2.1 导言
本章着重阐述收入分配与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阐明为什么要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格局，进而为全书的实证与理论分析打下基础。
本章的具体结构如下。2.2节介绍了收入分配的内涵以及评价收入分配好坏的福利经济学标准。2.3节阐明了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含义与分析框架，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运行规律等。2.4节建立了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的联系，侧重讨论为什么从劳动力市场角度分析收入分配是非常重要且必需的。最后一部分即2.5节以哈里斯—拖拉罗模型（HT模型）为例，论述了构建劳动力市场理论模型对收入分配领域政策分析的重要意义。2.2 收入分配的内涵与评价标准
本书中所指的收入分配，即个人收入分配，是指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生产成果按照一定的规则在社会群体或成员之间进行分割的最终结果。通俗地讲，收入分配研究的不仅是社会生产活动所形成的蛋糕有多大，而且还包括蛋糕在社会成员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
在历史上的很长时间，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认为经济增长不但会使社会的蛋糕做大，而且还会使得每个社会成员获得的蛋糕都更大。这显然与事实是不相符的（Fields，2001）。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公布的2.5美元/天（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贫困标准，世界上仍然有31亿人处于贫困状态，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近一半。在所有的贫困人口中，有14亿人每天的生活水平在1.25美元/天的赤贫线以下，另外17亿人的生活水平则介于赤贫线与贫困线之间（Fields，2012）。
显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均等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相反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贫困等问题。2.2.1 收入分配与收入不平等的区别
本书中所讲的收入分配与我们通常讲的收入不平等是有区别的。收入分配是一个更广义的概念，是指社会各成员之间的收入分割结果。举例来说，假设经济体中有5个人，每个人的收入为1，则（1，1，1，1，1）就构成了这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或者收入分配格局。它其实代表着完整的收入分布情况。
收入不平等实际上只是分析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个视角，即经济体中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各个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通常用方差、洛伦兹曲线（本章后面会介绍）等方法来衡量。
鉴于收入分配和收入不平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学概念，不能将二者混淆，本书在分析时也始终遵从这种区别。有时一个经济体中的收入分配改变了，但是收入不平等程度却并没有变化。回到上面的例子，假设由5个人组成的经济体的收入分配从（1，1，1，1，1）变为（2，2，2，2，2），即每个人的收入都提高了，而且都提高了一倍，这时，收入分配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但是由于收入差距始终为0，因此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是不变的。2.2.2 收入分配格局的评价标准
在政策文件、新闻报道以及一些学术著作中，经常能看到“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字样。“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已经成了全社会的共识。然而，究竟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好的，是社会希望实现的？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评价一种收入分配格局的好坏？如果没有明确的标准，就谈不上“改善”了。本节重点介绍了三种衡量收入分配格局好坏的福利经济学标准，以及三种方法的具体应用，包括帕累托标准、简化的社会福利函数标准和动态占优标准。2.2.2.1 帕累托标准
如果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不使任何他人的境况变坏的条件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得更好，这样的资源配置就被称为帕累托最优配置，亦称帕累托效率（Pareto-superior），它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命名的。也就是说，它是在现有的社会资源、技术、人力资本等条件下，社会能实现的最佳经济结果，可以用图2—1表示。图2—1帕累托最优与帕累托改进的含义
假设经济体中有两个人（a和b），图中横轴和纵轴分别代表这两个人的效用。曲线上所有的点都代表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曲线外的点是社会无法实现的结果。而曲线内的区域代表尚有改进的余地。
基于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我们定义帕累托改进，并把其作为评价收入分配改善与否的标准。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使任何人的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可见，帕累托最优是一种状态，在图2—1中表现为曲线上的点（如点I），而帕累托改进是一个过程，在图中对应着从H点到I点的变化过程。
把帕累托标准引入收入分配的领域，实际上是借用了“准帕累托改进”（Quasi-Pareto Improvement）的概念。所谓“准帕累托改进”，是把原始概念中的效用改为收入，即在不使任何人的收入降低的情况下，使至少一个人的收入提高。我们下面举两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如何用“准帕累托标准”（有时也简称为帕累托标准）来评价收入分配的优劣。
例子1：收入分配从（1，1，1，1，1）变为（1，1，1，1，2）。这个过程即为准帕累托改进，因为有四个人的收入保持不变，而另外一个人的收入从1提高到2。因此，按照帕累托的标准，后者是比前者更好的收入分配，或者说上述变化使得收入分配格局改善了。
例子2：收入分配从（1，1，1，1，2）变为（1，1，1，2，2）。要想根据帕累托标准判断上述例子中的收入分配是不是改善了，我们首先要明确上述收入的人名顺序是不是保持不变。假设两种收入分配格局对应的人都是A、B、C、D、E，则可以看出在两种收入分配格局下A、B、C、E的收入都保持不变，只有D的收入提高了，从1提高到2。因此我们可以说收入分配格局变好了。
然而，假设对应的人发生了变化，第一种收入分配格局对应的人分别为A、B、C、D、E，而第二种收入分配对应的人为E、B、C、D、A，则在两种收入分配下，A和D的收入提高了，从1提高到2，而E的收入却下降了，从2下降到1，其他两人收入保持不变。由于有些人收入提高，另一些人收入下降，因此这个过程并不是准帕累托改进。
可见，帕累托标准重视每个实名制（identified people）的个体的收入变化，是一种相对较强的福利经济学标准。由于现实中多数政策的结果都会损害一些群体的利益，因此在政策分析中这种帕累托标准并不太常用，但它却是一种理想化的福利经济学标准。2.2.2.2 简化的社会福利函数
简化的社会福利函数（abbreviated social welfare function）最早是由Lambert（1993）创立的，Fields（2005）在政策分析的文献中使用该模型分析了在HT模型中公共政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具体而言，社会福利函数具有如下的函数形式：
SW=f（总收入，贫困程度，收入不平等程度），
也就是说，社会福利与经济体中所有劳动者的总收入正相关，与收入不平等程度和贫困程度负相关。可见，简化的社会福利函数标准实际上是通过衡量收入分配的几个重要维度来评价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劣的。函数中包含了三个收入分配的维度，即总收入、贫困程度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当总收入提高、贫困程度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时，收入分配格局就改善了，社会福利也得以提高。
要想准确地运用此标准来评价收入分配格局，就需要指明如何测度函数中的三个参数，即总收入、收入不平等程度和贫困程度。总收入相对比较直观，就是经济体中所有人的收入的总和。下面我们重点列举几种常用的测量收入不平等程度和贫困程度的方法。
收入不平等和贫困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学概念。具体而言，收入不平等是比较人与人之间的收入水平的差异，而贫困是比较每个人的收入水平与指定的贫困线的差异，进而判断该个体是不是处于贫困状态。由于二者的概念不同，因此测量二者时所采用的指标和方法也不尽相同。
1.贫困程度的测量方法
如上所述，贫困是指收入水平低于某一给定的贫困线的状态。因此贫困程度的测量依赖于贫困线的选择。目前，很多国家都有各自的贫困线标准，并据此来解决本国的贫困问题。例如，在巴西，贫困线就等于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收入水平低于最低工资的人口就被认为是贫困人口。中国的贫困线在2011年有了一次调整：在2011年以前为人均年收入1274元（2010年的价格水平）；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以2010年的价格水平为基数）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新标准的出台，使得全国的贫困人口数量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到了1.28亿人。
美国是按照家庭人口规模来分别设置贫困标准的。对于典型的四口之家（一对夫妻一对孩）来说，贫困线为家庭年收入21000美元。可见，美国的贫困线标准非常高，远超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线。因此，有研究认为美国的穷人是世界的富人是不无道理的。在世界的收入分配格局中，美国贫困线上的收入水平应该算作高收入。
由于世界各国采用不同的贫困线标准，为了进行国际比较和研究，世界银行制定了国际贫困线（2.5美元/天），同时制定了赤贫线（1.25美元/天）。上述贫困线都可以按照各国的购买力平价指数换算成本国相应的货币。
有了贫困线之后，就要选择适当的贫困程度测量指标。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最常用的就是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率（也叫贫困发生率，poverty incidence rate）。显而易见，贫困人口数量就是收入低于指定贫困线的人口数量，而贫困率即为贫困人口数量除以总人口数量。仍然以之前讨论过的收入分配格局为例，即从（1，1，1，1，2）变为（1，1，1，2，2）的过程。假设贫困线是1.5，则在这一过程中贫困人口的数量从4人降为3人，贫困率从80%降为60%，进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贫困程度下降了。这两种测量指标也是目前学术界最为常用的测量贫困程度的指标。
然而，上述两个指标并不是完美的，而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仍然举之前的例子，假如收入分配从（1，1，1，1，2）变为（0，1，1，2，2），贫困线仍为1.5。如果用贫困人口数量或者贫困率作为测量指标，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结论：贫困水平下降了。但是，在第二种收入分配格局中，尽管贫困人口数量下降了，但是穷人却变得更穷了，其收入从原来的1变为0。可以看出，贫困率和贫困人口数量只能测度贫困的广度，却无法测度贫困的深度，即穷人到底有多穷。
为了同时测量贫困的深度与广度，Foster、Greer和Thorbeeke（1984）提出了F-G-T指数，也叫Pα指数。在收入离散分布的情况下，该指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α表示贫困厌恶度参数（poverty aversion parameter），衡量的是给予贫困人口中更穷的人口多大的权重。α越大，表示贫困人口中越穷的人的权重越大。n代表总人口规模，z代表贫困线，q代表贫困人口的数量，xi代表每个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比如，当α=0时，即得到贫困发生率，即全部人口中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当α=1时，得到贫困距的指数。贫困距衡量的是贫困的缺口，表示贫困人口相对于贫困线的收入缺口。当α=2时，得到平方贫困距的指数。贫困距衡量的是贫困的加权缺口，表示给予更穷的贫困人口更大的权重，权重是贫困距本身。
可见，P0只是测量了贫困的广度，而P1和P2还可以测量贫困的深度，是更准确地测量贫困的指标。虽然相比P0和P1来说，P2的含义并不十分直观，但综合这三个指标可以达到互相补充的目的，全面测度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因此，本书后面章节的实证分析中将采用这三个指标来测量我国的贫困程度。
2.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测量方法
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衡量实际上是衡量某一变量的离散程度。因此，我们可以借助统计学上的很多指标，最常用的测量指标就是方差，公式如下：
其中，yi为总人口中第i个人所获得的收入，n为总人口数，为总人口的平均收入。然而，方差只能反映收入差距的绝对水平，不能反映其相对水平。比如，如果总人口中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到原来的两倍，这时方差会扩大到原来的四倍，能够正确反映收入绝对差距的扩大，而这时每个人的收入与平均收入之间的比例保持不变，即相对收入差距并未发生变化，但方差就不能反映这一状况了。
除了方差外，极值比也是测算收入差距很常用且简单的方法之一，它是指经济体中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的比例。在实证分析中，很多研究用90%分位数上的收入除以10%分位数上的收入来测量收入不平等程度。
尽管上述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测量收入不平等程度，但是在学术文献中最常用也最全面的测量收入差距的方法是借助洛伦兹曲线（曾湘泉，2003）。该曲线是由美国的统计学家洛伦兹首先提出的。具体来说，它是把社会上各个居民的收入按从小到大排序，用横坐标轴表示累计的人数百分比，用纵坐标轴表示累计的收入百分比。当累计量不断变化时，就可以画出从坐标原点（0，0）到点（1，1）的一条单调上升的下凹曲线，这就是洛伦兹曲线。图2—2中的曲线L即为洛伦兹曲线，曲线上任何一点都表示相应的人口份额所占有的收入份额。图2—2洛伦兹曲线
当收入绝对平均时，所有人的收入都相等，此时百分之x的人口就占有百分之x的总收入，洛伦兹曲线就是连接（0，0）和（1，1）两点的线段OA，也称为绝对平均线（45度线）。当收入绝对不平均时，即经济体中n-1个人的收入都为0，只有1人的收入为总收入，即一个人获取了社会的全部收入时，洛伦兹曲线为折线OBA，也被称为绝对不平均线。洛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越大，收入分配就越不平均。相反，洛伦兹曲线距离45度线越近，则收入分配就越平等。
当比较两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时，我们可以在一张图上画出两条收入分配的洛伦兹曲线。如果其中一条曲线在另一条曲线的上方，说明其更接近45度线，即该种收入分配更平等。然而，有时两条曲线是交叉的，此时就无法用洛伦兹标准来判断哪种收入分配更平等。例如，有两种收入分配格局分别为（1，1，1，1，2）和（1，1，1，2，2）。通过绘制洛伦兹曲线可以发现二者是交叉的，因此单纯看图像是无法做出判断的。也就是说，洛伦兹曲线法实际上是一种不完全排序的方法，并不能对任意两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做出明确的比较判断。
为了比较在洛伦兹曲线交叉的情况下两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意大利的统计学家基尼在洛伦兹曲线的基础上发明了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一个更量化的用以反映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它是指夹在绝对平均线OA和洛伦兹曲线L之间的面积（S1）与三角形OAB的面积（SOAB）之比。
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之所以得到广泛使用，是因为其背后隐含了四个属性。第一，匿名性（anonymity）。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时候并不考虑每个实名劳动者的收入，而是宏观上考察经济体中收入差距的情况。比如，就收入分配（1，1，2）而言，无论上述收入分配对应的人是甲、乙、丙还是乙、丙、甲，其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固定的，对应的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也是唯一的。第二，人口独立性（population-independence）。即，把一种收入分配格局中每种收入的人数都扩大1倍，即人口规模扩大一倍，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变。例如，从（1，1，2）变为（1，1，1，1，2，2），收入为1的人口数和收入为2的人口数分别扩大了一倍，但是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也都是不变的。第三，规模独立性（scaleindependence）。即，洛伦兹标准不因绝对收入量的变化而变化，如把每个人的收入都扩大一倍，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也保持不变。这和方差是不同的，方差不具有规模独立性。第四，转移属性（transfer principle）。即，在保持收入顺序不变的条件下，如果收入最高者转移一部分收入给收入最低者，则总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
上述四个属性是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学者大多认同的观点，而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又同时具备这四种属性，所以也就成了学术研究中最常用的测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方法。
至此，我们介绍了简化的社会福利函数（abbreviated social welfare function）中每个参数的具体测量方法。需要指出的是，在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三个参数并不都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变化。总收入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贫困水平降低这三个现象同时出现的国家非常少，一般只集中于人口相对少的发达国家，如北欧国家等。多数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目前都面临着总收入提高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提高的境况，因而无法用简化的社会福利函数作为判断收入分配优劣的标准，或者说判断结果是模糊的。2.2.2.3 动态占优标准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介绍一阶动态占优标准（first-order stochastic dominance）。此方法的优点在于它是对收入分配好坏的定序排列，进而避免了用一些统计指标对收入分配进行数值计算。Saposnik（1981）认为，一阶动态占优分析是对收入分配优劣进行排序的最直观的方法。具体而言，该标准是比较两条收入分配曲线每一部分的收入情况。举例来说，如果收入分配X在每个收入分位数上的绝对收入都不小于Y在相同收入分位数上的收入，而且在有些分位数上的收入严格大于Y，我们就说收入分配X对Y一阶占优。
比如，收入分配从（1，1，1，1，2）变为（1，1，1，2，2）时，每个分位数上的收入或者不变，或者提高，因此我们就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改善了。相比于之前介绍的帕累托标准，一阶占优标准是相对弱的福利标准。这是因为，它并不关注实名劳动者的收入变化。上面的例子我们在介绍帕累托标准时也列举过，收入分配改善与否取决于人名顺序是否是一致的。然而，这里的一阶占优标准却与人名顺序无关，它是根据匿名人口的收入分布来决定的。
如果两条收入分配曲线是相互交叉的，也就是说X的有些分位数上的收入大于Y，有些小于Y，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用一阶占优标准衡量出两种收入分配的优劣。2.3 劳动力市场的含义与分析框架
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服务交易的场所。需要注意的是，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研究时研究的对象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服务，而不是指劳动者本身。劳动服务和商品一样可以用来交易，劳动者向市场提供劳动服务获得收入，企业主雇用劳动服务来从事生产并获得利润。随着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和分工的发展，劳动服务的交易越来越普遍。但由于劳动必须依托于劳动者这一载体，而劳动者是不可交易的，因此劳动又具有一般商品所不具有的受保护性。个体、厂商和政府都需要为合理交易劳动而付出比一般商品更多的精力。此外，劳动力需求是派生需求，受产品市场的影响。当产品市场的需求增加时，通常情况下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增加。
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体现在现实中的方方面面。目前，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劳动雇佣关系是最常见和重要的社会关系。另外，几乎所有国家的劳动者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较大，即使是劳动者收入份额较低的中国，其比重也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一半，而在发达国家则普遍在50%以上。收入所得税一般是最大的政府收入来源，比如美国的联邦政府收入中个人所得税占到40%左右，是联邦收入最大的来源。2.3.1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理论模型
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模型也叫市场出清模型，可以用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曲线来描述，代表了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情况，如图2—3所示。与商品市场类似，劳动力市场也有出清价格和数量。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即为劳动力服务的价格，用纵轴的工资W表示，而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则用横轴的L表示，称为就业水平。该模型具备三个显著特征。图2—3劳动力市场出清模型
首先，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劳动力需求量是工资水平的递减函数。也就是说，当工资升高时，劳动需求量下降。这里需要区分两个概念，即需求函数与需求量。劳动力需求量是劳动力需求函数的因变量，而自变量是工资水平，即LD=f（W）。因此当工资升高时，对应在图中是沿着需求曲线向上移动，而不是需求曲线本身的移动。那么，究竟为什么需求函数是递减函数呢？经济学家从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两个角度做出了解释。从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分析，当劳动力价格升高时，企业可以用其他的生产要素替代劳动，进而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从规模效应来看，当工资升高时，意味着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会有降低产量的倾向，因此也会降低对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的需求。由于以上两种效应向同方向作用，所以对于单个雇主来说，就面临着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由于我们这里考虑的是完全竞争市场，因此在给定工资水平下市场对劳动力的总需求量等于所有企业的需求量之和，于是市场层面的需求函数自然也符合递减的规律。
其次，市场的供给曲线向上倾斜。当工资提高时，该劳动力市场中供给的劳动力的人数会增加，沿着供给曲线向上移动。这是因为，当工资升高时，一些以前在其他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劳动者会愿意到该劳动力市场工作（如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到东部地区），而以前没有加入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活动人口也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供给量增加。
最后，市场的出清工资由供给和需求决定。根据市场出清模型，有三种市场均衡力量在发挥作用，分别为企业的行为、劳动者的行为以及工资的变化。在该模型中，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自主决定雇用劳动者的数量。类似地，劳动者自主决定是否向市场供给自己的劳动力进而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最终，如果供给和需求发生变化，则工资会自由地做出相应的调整。
尽管该模型非常基础，属于经济学基础课程的一部分，但是很多分析者却没有掌握该模型的精髓。根据市场出清模型，完全竞争市场的工资是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不是由单个企业决定的。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工资应该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而生产率是指每个劳动者的产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假设在保持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上一半的劳动者被机器所代替，此时劳动生产率翻了一倍，按照工资由生产率决定的说法，工资也应该翻倍，而事实上，根据劳动力市场出清模型，工资甚至有可能是下降的，因为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下降。
另一种常见的误区是工资是由边际生产率决定的。根据劳动需求理论，单个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在完全竞争市场中，雇用员工的边际成本即工资，而边际收益又被称为边际劳动产值，等于产品价格（P）乘以劳动的边际产量（MPL）。因此，就有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
根据上式，认为工资由边际劳动产值决定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逻辑关系搞反了。上式的已知数是工资，未知数是企业的雇佣量（MPL是企业雇佣量的函数）。也就是说，上式的经济学含义是在给定工资水平下，企业决定雇用多少劳动力，而工资仍然是由市场的供求决定的。工资的决定机制仍然不变，即是由市场决定的。2.3.2 制度性工资决定机制
工资除了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决定以外，有时也取决于一些非市场的制度性因素。Fields（2005）把制度性力量分为五大类，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工会、公共部门的薪酬制度、跨国有企业业的薪酬制度和劳动法规。
所谓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确立最低工资的目的是保障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进而减轻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在一些国家，如印度、孟加拉国等，最低工资的强制性非常强，执行极其严格。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对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力度不够，因此对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例如，韩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于1988年，之后一直没有改动，目前只能影响不到2%的韩国劳动力。在我国台湾地区，尽管最低工资立法已经实施很多年，但却没有企业因为违反最低工资制度而受到惩罚。
工会一直被认为是工人群体的代表，力争在与企业的谈判中为劳动者分得更多的份额。早期的工会理论认为，工会的目标有两个，即提高工会会员的工资和增加工会会员的数量。一些最新的研究表明，工会在实际工作中更多地是起到了提高工会会员的工资的作用，对增加会员数量的作用很小。例如，在很多国家的工会都扮演了提高工资的角色，但不同国家的工资的提高幅度也不相同。相反，在韩国，工会的作用已经被压低了，其能将工资提高的幅度仅为2%~3%。
公共部门的薪酬制度通常会使得在公共或国有部门工作的员工获得比在民营部门更高的薪酬。哥斯达黎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乎所有哥斯达黎加的劳动者都希望能到政府部门工作。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是同样的情况。在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仍然提供较高的工资和福利以及更稳定的工作。薛欣欣（2008）发现，在控制了可观察到的特征后，国有企业的可比工人比非国有企业的工人获得的收入要高60%。Zhang、Chen和Wong（2011）发现，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更高，因为大多数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行政权力，可以为自己的员工提供更多的利益。朱镜德（2010）认为，国有企业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而非国有企业的工资定在市场出清水平。在日本，公共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工资待遇很接近，不存在这种分割现象。
跨国有企业业通常会支付比本土企业更高的薪酬，在非洲地区尤其明显，出口型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都比本土企业优越。这种薪酬策略部分是由于效率工资的原因，即希望用高工资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招聘到更优秀的员工进入企业，该理论会在下文详细阐述。
很多国家的劳动法规也对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政府对雇用和解雇的程序一般都有严格规定，同时强制企业为员工支付保险等。巴拿马的政府规制就比较严格，据估计，其使人工成本提高了约90%。类似地，玻利维亚的劳动法也使工资提高了近100%。在印度和津巴布韦，大企业没有正当理由不许解雇员工，结果导致就业水平大大提高，出现了很多企业机构臃肿、经济效率很低的情况。
在市场出清模型中，如果以上这些制度力量使得工资高于市场的出清工资，则就业会减少，失业会增加。也就是说，这些制度的受益者是那些在此制度下仍然保有工作的人，他们的工资会相应提高，这可能会减少贫困。但是也必须认识到，这些制度力量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会以损害一部分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2.3.3 效率工资理论
效率工资理论的基本观点不仅在经济学范畴内获得了广泛认同，而且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也备受推崇。该理论认为，较高的工资会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斯蒂格利茨对该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该模型的实证基础是发生在福特公司的真实案例。在1908年到1914年间，福特汽车公司引进了“科学管理”和流水线生产程序，这导致福特公司的劳动力队伍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到1914年时，大多数员工都是技能相对较差且出生于国外的人。当时支付的工资标准为2.5美元/天，员工流动率高达370%（也就是说，公司为保证100个职位不出现空缺，每年要雇用370个人），缺勤率每天高达10%。为了解决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缺勤现象严重的问题，1914年1月，福特将新的日工资标准提高到5美元，并规定这种标准只对那些在公司至少工作了6个月的工人有效。在工资提高之后，从1913年到1914年3月，离职率下降了87%。1913年10月到1914年10月，缺勤率下降了75%。雇员的士气和生产率都提高了。
效率工资理论正是借用高工资可以带来高绩效的理念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却超过了这一理念本身。根据上面介绍的劳动力市场基本模型，企业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追求生产率的最大化。因此，效率工资理论的结论是当且仅当高工资带来的收益增加值（即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增加）超过了高工资所带来的人工成本增加值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才会支付高于市场出清价格的工资，从而使得总利润提高。也就是说，对于企业来说，高工资带来高生产率是不够的，带来的高收益还必须超过其成本才是有利可图的。
效率工资理论的另一个贡献在于提出了高工资提高生产率的作用机理，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高工资可以帮助企业招聘到更高水平的新员工。例如，高工资会使得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员工愿意到企业来工作。另一个原因是高工资可以提高已有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进而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例如，高工资可以提高员工的士气、减少旷工和偷懒现象、降低员工流动率等。
根据效率工资理论，企业支付高于市场出清价格的工资是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换句话说，如果这些企业将工资降低到市场出清水平，那么它们的利润会降低。与上一部分所列出的制度性工资类似，效率工资也会降低就业水平，导致一部分人失业。但是，与制度性工资不同的是，在效率工资模型中企业不愿意降低工资，即使有失业人员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而在制度性工资模型中，企业想降低工资，而制度性力量使其无法这样做。2.3.4 区分均衡与出清的概念
上文分别介绍了工资的几种决定力量，包括市场供求的力量、制度性力量，以及效率工资方面的考虑。鉴于很多文献和书籍对均衡和出清概念的混淆，本书有必要在这里做出区分，为后面的讨论扫清概念障碍。
市场均衡和市场出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市场均衡是指一种稳定的市场状态，如果市场达到了这种状态，就会停在那里不动；如果没达到，会趋向于并最终达到这种状态（once there，stay there；not there，goes there）。市场出清的概念则非常直观，是指工资水平使得市场的供给量等于需求量的状态，在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模型中对应着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的点。
市场均衡与市场出清在有些时候描述的是同一种状况，是重合的。例如，在市场出清模型中，当没有制度性力量和效率工资等的作用时，工资会达到市场出清水平，即供求曲线的交点。此时的状态既是市场出清（供求曲线交点），又是市场均衡（稳定不动）。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研究把均衡和出清等同的原因。
然而，在存在制度性工资力量或者效率工资时，均衡与出清描述的是不同的状态，二者不可混淆。根据定义，市场出清指的仍然是供求曲线的交点，而均衡则不然。例如，当存在最低工资且最低工资高于市场出清价格时，市场的均衡工资变成了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而均衡就业水平也要低于出清就业水平。因为在强制性的最低工资制度下，市场是不会趋向于达到出清状态的。也就是说，最低工资所代表的市场状态是稳定不变的状态，即市场均衡状态。这就像在一个水平放置的碗里放一个小球，当不存在人为干预时，碗的底部是均衡状态，因为小球会由于重力和摩擦力的作用最终停在碗的底部。而如果用胶水把小球固定在碗的顶端（或者用手按住），则小球就会保持不动，此时的均衡状态也相应变化了，即小球在胶水的作用下被固定的位置。在这个例子中，胶水和市场中的最低工资起到了同样的作用，都是改变了均衡状态。2.3.5 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
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均假设厂商面对的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厂商的需求对于整个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来说微不足道，因此工资价格不受单个厂商的行为影响，可以说单个厂商所面临的是一条水平的劳动供给曲线，该曲线与纵轴相交于W，W是整个市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所决定的均衡劳动价格。当某一特定的劳动力市场上只存在着一家厂商作为劳动力的需求者时，情况则完全不同。此时，劳动力市场上这家唯一的购买厂商被称为买方独家垄断者（Monopsony）。该垄断厂商在产品市场上是供给方，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则是需求方。
对于买方独家垄断厂商而言，它所面临的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更确切地说这条劳动供给曲线实际上就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总供给曲线，其向右上方倾斜的原因与市场层面的供给曲线斜率为正的原因相同，即当工资提高时一些以前在其他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劳动者会愿意到该劳动力市场工作，而以前没有加入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活动人口也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供给量增加。
垄断市场面临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也意味着厂商若是想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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