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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3 2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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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桂娟,陆翔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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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机

汪机试读:

前言

中医理论肇始于《黄帝内经》《难经》,本草学探源于《神农本草经》,辨证论治及方剂学发轫于《伤寒杂病论》。在此基础上,历代医家结合自身的思考与实践,提出独具特色的真知灼见,不断革故鼎新,充实完善,使得中医药学具有系统的知识体系结构、丰富的原创理论内涵、显著的临床诊治疗效、深邃的中国哲学背景和特有的话语表达方式。历代医家本身就是“活”的学术载体,他们刻意研精,探微索隐,华叶递荣,日新其用。因此,中医药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始终呈现出一派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的繁荣景象。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自2008年起相继依托2005年度国家“973”计划课题“中医学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与内涵研究”、2009年度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中医药古籍与方志的文献整理”子课题“古代医家学术思想与诊疗经验研究”、2013年度国家“973”计划项目“中医理论体系框架结构研究”,以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中医理论体系结构与内涵研究室”建设规划,联合北京中医药大学等16所高等院校及科研和医疗机构的专家、学者,选取历代具有代表性或学术特色突出的医家,系统地阐释与解析其代表性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旨在发掘与传承、丰富与完善中医理论体系,为提升中医师理论水平和临床实践能力和水平提供参考和借鉴。本套丛书即是此系列研究阶段性成果总结而成。

综观历史,凡能称之为“大医”者,大都博览群书,学问淹博赅洽,集百家之言,成一家之长。因此,我们以每位医家独立成书,尽可能尊重原著,进行总结、提炼和阐发。此外,本丛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将医家特色学术观点与临床实践相印证,尽可能选择一些典型医案,用以说明理论的实践价值,便于临床施用。本丛书现已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中的“医药卫生”重点图书出版计划,并将于“十三五”期间完成此项出版计划,拟收载历代102名中医名家,总字数约1600万。

丛书各分册作者,有中医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的资深专家、国家及行业重点学科带头人,也有中青年教师、科研人员和临床医师中的学术骨干,分别来自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科研机构和临床单位。从学科分布来看,涉及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医史文献、中医经典及中医临床基础、中医临床各学科。全体作者以对中医药事业的拳拳之心,共同努力和无私奉献,历经数年成就了这份艰巨的工作,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了传承、运用、发展中医药学术的重大使命。

在完成上述科研项目及丛书撰写、统稿与审订的过程中,研究团队暨编委会和审订委员会全体成员,精益求精之心始终如一。在上述科研项目负责人、丛书总主编、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潘桂娟研究员主持下,由常务副主编张宇鹏副研究员、陈曦副研究员及各分题负责人——翟双庆教授、刘桂荣教授、郑洪新教授、邢玉瑞教授、钱会南教授、马淑然教授、文颖娟教授、陆翔教授、杨卫彬研究员、崔为教授、柳亚平副教授、江泳副教授、王静波博士等,以及医史文献专家张效霞副教授,分别承担或参与了团队的组织和协调,课题任务书和丛书编写体例的起草、修订和具体组织实施,各单位课题研究任务的落实和分册文稿编写和审订等工作。编委会还多次组织工作会议和继续教育项目培训,组织审订委员会专家复审和修订;最终由总主编逐册复审、修订、统稿并组织作者再次修订各分册文稿。自2015年6月开始,编委会将丛书各分册文稿陆续提交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拟于2019年12月之前按计划完成本套丛书的出版。

2016年3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医理论传承创新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强对传承脉络清晰、理论特色鲜明的古代医家的学术思想研究,深入研究中医对生命、健康与疾病认知理论,系统总结中医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理论精华,提升中医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和产品研发的能力,切实传承中医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和预防治疗观”。上述项目研究及丛书的编写,是研究团队对国家层面“加强中医理论传承与创新”号召的积极响应,体现了当代中医学人敢于担当的勇气和矢志不渝的追求!通过此项全国协作的系统工程,凝聚了中医医史、文献、理论、临床研究的专门人才,培育了一支专业化的学术队伍。

在此衷心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及其所属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研究生院,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学院、安徽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河北中医学院、贵阳中医药大学、中日友好医院等16家科研、教学、医疗单位,对此项工作的大力支持!衷心感谢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有关领导及华中健编审、伊丽萦博士及全体编校人员对丛书编写及出版的大力支持!

本丛书即将付梓之际,百余名作者感慨万千!希望广大读者透过本丛书,能够概要纵览中医药学术发展之历史脉络,撷取中医理论之精华,传承千载临床之经验,为中医药学术的振兴和人类卫生保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由于种种原因,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促进本丛书不断修订和完善,共同推进中医药学术的继承与发扬!《中医历代名家学术研究丛书》编委会2016年9月

凡例

一、本套丛书选取的医家,均为历代具有代表性或特色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的名家,包括汉代至晋唐医家6名、宋金元医家18名、明代医家25名、清代医家46名、民国医家7名,总计102名。每位医家独立成册,旨在对医家学术思想与诊疗经验等内容进行较为详尽的总结阐发,并进行精要论述。

二、丛书的编写,本着历史、文献、理论研究有机结合的原则,全面解读、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医家原著,适当参考古今有关该医家的各类文献资料,对医家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加以发掘、梳理、提炼、升华、概括,将其中具有理论意义、实践价值的独特内容阐发出来。

三、丛书在总体框架上,要求结构合理、层次清晰;在内容阐述上,要求概念正确、表述规范,持论公允、论证充分,观点明确、言之有据;在分册体量上,鉴于每个医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总体要求控制在10万 ~ 20万字。

四、丛书每一分册的正文结构,分为“生平概述”“著作简介”“学术思想”“临证经验”与“后世影响”五个独立的内容范畴。各分册将拟论述的内容按照逻辑与次序,分门别类地纳入以上五个内容范畴之中。

五、“生平概述”部分,主要包括医家姓名字号、生卒年代、籍贯等基本信息,时代背景、从医经历以及相关问题的考辨等。

六、“著作简介”部分,逐一介绍医家的著作名称(包括现存、已经亡佚又经后人辑复的著作)、卷数、成书年代、主要内容、学术价值等。

七、“学术思想”部分,分为“学术渊源”与“学术特色”两部分进行论述。前者重在阐述医家之家传、师承、私淑(中医经典或前代医家思想对其影响)关系,重点发掘医家学术思想的历史传承与学术渊源;后者主要从独特的学术见解、学术成就、学术特点等方面,总结医家的主要学术思想特色。

八、“临证经验”部分,重点考察和论述医家学术著作中的医案、医论、医话,并有选择地收集历代杂文笔记、地方志等材料,从中提炼整理医家临床诊疗的思路与特色,发掘、总结其独到的诊治方法。此外,还根据医家不同情况,以适当方式选录部分反映医家学术思想与临证特色的医案。

九、“后世影响”部分,主要包括“学术影响与历代评价”“学派传承(学术传承)”“后世发挥”和“国外流传”等内容。其中,对医家的总体评价,重视和体现学术界共识和主流观点,在此基础上,有理有据地阐明新见解。

十、附以“参考文献”,标示引用著作名称及版本。同时,分册编写过程中涉及的期刊与学位论文,以及未经引用但能体现一定研究水准的期刊与学位论文也一并列出,以充分体现对该医家研究的整体状况。

十一、附以丛书全部医家名录,依照年代时间先后排列,以便查检。

十二、丛书正文标点符号使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2011)。医家原书中出现的俗字、异体字等一律改为简化正体字,个别不能对应简化字的繁体字酌予保留。《中医历代名家学术研究丛书》编委会2016年9月

内容提要

汪机,字省之,号石山居士,生于明天顺七年(1463),卒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徽州祁门(今安徽祁门县)人。因其居于祁门石山,故又称汪石山,明代著名医家。汪机一生注重临床实践,勤于著书立说,堪称儒医典范。其原创著作为《石山医案》,编著的著作有《针灸问对》《医学原理》《本草会编》,还有对他人著作加以点评发挥的著作,合计12部。汪机在中医经典理论的词语注释、医理解释等方面颇见功力,尤其是对《素问》病机十九条的再认识独具特色。其阐述“营卫虚实论”,提倡“参芪双补说”,对明代初期虚证不能温补只能滋阴的流弊,起到了一定的纠正作用。其在外科、针灸、脉学方面也卓有建树。《石山医案》充分体现了汪机的临床诊疗特色。其著作曾流传到古代日本和朝鲜,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书内容包括汪机的生平概述、著作简介、学术思想、临证经验和后世影响等。

编写说明

汪机,字省之,号石山居士,生于明天顺七年(1463),卒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徽州祁门(安徽祁门县)人。因其居于祁门石山,故亦称其为汪石山。汪机一生注重临床实践,勤于著书立说,堪称儒医典范,为明代中后期的著名医家。其著述中,属于汪机原创者为《石山医案》;属于对他人著作加以点评发挥者,有《脉诀刊误》《重集读素问抄》《运气易览》《痘治理辨》《推求师意》《外科理例》《伤寒选录》《医读》等;属于汪机编著者,有《针灸问对》《医学原理》《本草会编》等,合计12部。汪机在中医经典理论的词语注释、医理解释等方面颇见功力,尤其是对《素问》病机十九条的再认识独具特色。汪机的部分著作曾流传到日本和古代朝鲜,并对其医学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现代以来有关汪机的学术研讨,经中国知网(CNKI)检索,1983~2011年,有期刊论文41篇,学位论文1篇。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汪机擅用参芪的固本调元思想、临床诊疗经验,以及外科学、针灸学、运气学和著作版本考证等。此外,也有关于其伤寒、温病学术思想的研讨论文。目前为止,未见有关汪机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的研究专著。

本书是在对汪机著作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细致地考证和解读,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本着将历史、文献、理论研究有机结合的原则,对其

生平概述

、著作简介、学术思想、临证经验、后世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与研究。

深入开展对汪机学术特点和学术成就的研究与总结,旨在丰富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为中医药学术进步产生推动作用,提高后学者的理论水平与临床能力,并有助于从更深层次揭示中医药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外部条件,加强中医理论与临床经验的传承,为当代中医药工作者带来更多的启迪,产生出更多的新理论、新思维、新方法,使中医药学术在发展中完善,临床水平在实践中提高,中医药事业在创新中繁荣。

本书所依据的汪机著作主要版本为高尔鑫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汪石山医学全书》,清康熙八年(1669)刊刻的《医读》及1999年中国古籍孤本大全委员会据日本所藏明万历三年(1575)敬贤堂刻本复制归国,并于2002年7月由中医古籍出版社据复制本影印出版的《伤寒选录》。凡引述医家著作内容者,均出自上述几种版本之中,文中不出注。其他著作类参考文献,也尽量选择底本较好的影印本或经名家整理出版的排印本,所引述的文献均随文出注。书后附有主要参考文献。

本书在编著过程中,许仕海、张星星、张若亭三位研究生,帮助检索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同时衷心感谢参考文献的作者及支持本项研究的各位同仁!安徽中医药大学 陆翔 赵黎2015年6月生平概述

汪机,字省之,号石山居士,生于明天顺七年(1463),卒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徽州祁门(今安徽祁门县)人。因其居于祁门石山,故又称汪石山,明代著名医家。汪机一生注重临床实践,勤于著书立说,堪称儒医典范。其原创著作为《石山医案》,编著的著作有《针灸问对》《医学原理》《本草会编》,还有对他人著作加以点评发挥的著作,合计12部。汪机在中医经典理论的词语注释、医理解释等方面颇见功力,尤其是对《素问》病机十九条的再认识独具特色。其阐述“营卫虚实论”,提倡“参芪双补说”,对明代初期虚证不能温补只能滋阴的流弊,起到了一定的纠正作用。其在外科、针灸、脉学方面也卓有建树。《石山医案》充分体现了汪机的临床诊疗特色。

一、时代背景

(一)社会背景

汪机出生与生活的地域为今安徽西南崇山峻岭之地的徽州,这里山多地少,原本文化不发达,自东晋至南宋有三次中原士族为了躲避战火或政治迫害而迁徙于此,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观念。汪机先祖即是从越国迁徙至此。历史上,徽州新安地域少有受到战火的影响,使得该地域成为能够保留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档案馆”,大量的封建社会制度与文化印记得以延续和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所形成的“徽学”成为当今三大显学之一,被当今社会学者关注。当时社会盛行“学而优则仕”的光宗耀祖思想,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徽州地区的文化教育繁荣与昌盛,形成了曾经引导中国文化思想的宋明理学,徽州也被称为“东南邹鲁”之地。随着北宋政府的南迁,将中原的文化带到江南,徽州凭借新安江的水运优势,与当时的临安(杭州)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也促进了徽州文化、经济的发展,为后来明清时期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至明清时期,随着文化的普及、徽商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当地儒医队伍的形成。道地药材的丰富及药材贸易的繁荣,成为当地商业贸易的重要收入来源。这些因素均直接或间接地促使新安医学成为中医发展史上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医学流派。至汪机所生活的年代,这种社会背景因素对其人生观和医学思想的形成,均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1.稳定的政治环境

徽州地处皖南山区,位于我国东南一隅,历史上不是战争要地,很少受战火的影响。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歙县方清率领饥民起义,攻克歙州,杀掉刺史庞浚;永泰二年(766),宣州旌德县王万发动起义,攻打绩溪县;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秋,歙人方腊在浙江淳安漆园誓师,发动起义,攻下杭州、歙州等六州五十二县。第二年因起义军战斗失利,方腊战败被俘,于宣和三年秋就义于开封,其余部转战浙江省温州、台州等地,到宣和四年夏秋间失败。元末时,朱元璋部将邓愈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七月领兵至徽州,与元朝官兵激战于此。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日本倭寇由浙江入歙窜犯。清顺治三年(1645)秋,明朝御史金声(休宁县人)和江天一(歙县人)起兵抗清,地点多在宁国、宣城等地,后来固守绩溪,终被清军打败。以上仅是6次小规模的战乱,对徽州并没有大的影响。自唐初至近代的1320多年中,新安地区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长江中上游红巾军首领徐寿辉的部将项普略率起义军攻下徽州,州城屡得屡失,城乡人民惨遭锋刃,公私房舍破坏严重;另一次是太平天国末期的战争,1853~1864年,在徽州地区与清军相持了十年之久,是徽州历史上时间最长、破坏最为严重的一场战争。但徽州地区总体上还是偏安一隅,人民安居乐业,因而有利于促进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在汪机所处的明代中期,更是没有受到社会动荡的影响,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其提供了可持续的学术发展环境。

2.繁荣的经济基础

徽州处于万山丛中,山多田少,土地瘠薄,人口稠密,交通闭塞,农民多种地于山坡,遇大雨则山洪暴发,水土流失,稍旱则寡泽苗枯,农家事倍功半,粮食不能自给,虽然盛产木、竹、茶叶等土特产,也必须依赖市场的调节,经过商品流通,换取粮食,以谋求生存。“穷则思变”,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寻求出路,从事商业活动则成为新安人谋生的必然趋势。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即是当时徽州人无奈选择的真实写照。据学者考证,徽商萌芽于东晋、六朝,成长于唐代,鼎盛于明清。因为东晋、六朝均建都于建康(南京),中原大批人士南迁,促进江、浙、皖一些城市的经济繁荣,徽商因此应运而生。唐代徽商将茶叶运销各地,进一步沟通城乡贸易。如歙县茶商毕氏,从唐代至宋元,数世经商致富。晚唐以后,徽墨、歙砚,“文房四宝”驰誉全国,进一步促进了徽商的发展。南宋定都临安(杭州),徽州与杭州山水相依,而有新安江航运之利,更加促进了徽州商业的繁荣。迨至明成化年间(1465—1487),由于盐务政策的改变,由原来纳粮入边(西北边疆地区),凭据到盐场换盐出售,改为就地纳粮换盐。万历时又改为就地纳银换盐的政策,使一些资本雄厚的徽商以盐业为中心,称雄于我国商界,一跃成为盐商巨富。民国《歙县志》载:“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民间有“无徽不商”的印象。那时徽州商业以典、盐、茶、木为最著,而以盐商致富者最为突出。随着徽商经济的发展,其活动范围日益广泛,大多集中于沿江区域的淮、浙、楚、汉之间,而且扩展到滇、黔、闽、粤、秦、燕、晋、豫等地,而有“无徽不成镇”之称,与当时的山西晋商并称为“两大帮”,几乎操纵着全国的经济。明清时代,两淮盐业八“总商”,徽商占据六家。那时盐业集中淮扬,致富较易,故多以此起家。据光绪《两淮盐法志·列传》记载:从明嘉靖到清乾隆两百多年间,移居扬州的客商(主要是盐商)共80名,其中徽人占60名,山西、陕西各10名,由此可见徽商之盛。

徽州商业的繁荣,为徽州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徽州商人遍布全国各地,既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交流,也利于促进医学的交流。如汪机在《针灸问对》一书的自序中曾载有歙县、休宁商人,从苏州凌汉章、六合李千户学针灸之事。歙县南园、西园喉科世医,就是郑于丰、郑于蕃兄弟二人,于康熙年间经商江西南丰,从闽人黄明生先生学习而来,成为新安喉科的名医世家。徽州商人到处设会馆,便利徽人往来住宿,许多新安医家游历全国各地,求师访友,出版医籍,都得到了徽商的热情资助。

3.浓郁的文化氛围

据民国《歙县志·风土》载:“(新安)尚武之风,显于梁陈,右文之习,振于唐宋。”弘治《徽州府志》载:唐宋以来,郡邑始设学校,文学遂兴。南唐李后主时(960—975),徽墨、歙砚驰名于世,使新安文化进入发展时期,从宋至清代则进入鼎盛时期,英才辈出,成为文化之邦,而有“东南邹鲁”之称。

徽州文化发达的因素,主要有5个方面。

其一,东晋、南北朝、南唐和南宋初年,中原士族三次大规模南迁,由于新安社会安定,很多大姓望族先后迁入新安。中山大学叶显恩教授从明代《新安名族志》中统计,当时新安共有60多个名族,其中在上述三次大迁入徽的大姓望族有49个(《徽州学丛刊》总第一辑46页)。其不仅使新安人口大量增加,改变了新安的人口结构,而且迁入所带来的中原文化,促进了新安文化的发展。

其二,随着徽商经济的繁荣,由物质文明走向精神文明。一些大的商人“贾而好儒”,他们“盛馆舍,招宾客,修饰文彩”,并在乡里“扩祠宇,置义田,敬宗睦族,收恤贫乏”。如《安徽通志稿》载:清乾隆时,歙县大盐商程晋芳,祖营盐业,寓居扬州,为两淮之巨商。他酷爱文学,购书五万卷,交接四方文人学士,共同讨论,对诗文、经星、地志、尔雅、方言等无所不涉。乾隆二十八年(1763),皇帝南巡,程晋芳召试第一名,1771年考中进士,诏赐内阁中书,授吏部主事,参加编修《四库全书》。他还著有《周易知旨编》《尚书今文释》《左传翼疏》《礼记集释》《勉行斋文集》《勉行堂诗集》《蕺园集》《金台杂诗》等书,从一个大商人成为一个文学家。

其三,北宋初期,由于社会比较安定,农业很快恢复发展,手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为振兴文教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四,唐宋以来,政府开始重视文教,设官主管教育工作。据弘治《徽州府志·郡邑官属》载:以唐书考之,歙为上州,设文学、助教各一人。县设经学博士和助教各一人。宋代徽州学官设教授和紫阳书院山长各一人。元明清时期,徽州府设儒家教授一人,训导四人,紫阳书院山长一人。县设儒学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有些知府、知县,重视振兴文教,创建学会,亲自讲学,劝勉学生上进,因而有利于推进文教事业的发展。

其五,徽州人多地少,商贾居十之七。从事商业,离不开文化,一些徽商富户也多成为书香门第,同时也使一部分人走以儒入仕的道路。文学的发达,又带来了科学、艺术的繁荣,形成文风昌盛、人文荟萃的大好局面。

徽州学校之创设,始于元朝。据弘治《徽州府志·学校》载:那时州学设于城(歙县)东北隅,各邑始皆设立儒学,文学开始兴盛。北宋仁宗时(1023~1063),州学学生有200人以上。尤以明清时代,学校林立、文社成群,明洪武八年(1375),六县乡村社学共有394所。弘治年间(1483~1505),府县儒学、书院、谈经阁、藏书阁、御书楼、书塾、书堂等文化单位有32个,乡村社学有462所。如明代歙人汪道昆倡丰干社,还有斗山、玉山、玉泉等文社均设讲师讲学。清代曹恒占倡“钓台诗社”,教授储兆丰集师儒于敬业斋,为“盍簪社”,歙西的向杲、牌边还创建文会,因而使徽州文化出现了飞跃发展。明清两代,徽人著述的经史子集等共有2486部。歙县一邑就有举人1532人,进士539人,并有“兄弟丞相”“父子尚书”“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科十进士”之誉。

徽州文化的发展中涌现出不少著名的学者,如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明代有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大决策的朱升,著名诗人、散文和戏剧作家汪道昆,大出版家吴勉学,珠算家程大位,明末有以渐江为代表的新安画派,清代有以江永、戴东原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派,数学家汪莱,还有创造我国第一台望远镜的物理学家郑复光,博学藏书家鲍廷博,近代有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著名画家黄宾虹等人。

南宋定都临安以后,杭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徽州与杭州毗邻,又有新安江的有利条件,航运日兴,徽商日旺,进一步促进了新安经济的繁荣和文化昌盛,也有利于新安医学的发展。

4.丰富的药材资源

徽州山水幽奇,蕴藏着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弘治《徽州府志》载:徽产药材84种。1937年《歙县志》载:全县产药184种。晋太原中,罗文炳自南昌赴歙,采药于黄山。《新唐书》也有徽州进贡黄连之记载。康熙《祁门县志》载:全县产药108种。同治《祁门县志》载:共产药材160种,其中地道药材106种。嘉靖年间,徽州进贡药材748斤,多产于祁门。万历间,九华山僧人九制黄精,也是取自祁门的原料。清末,祁门白术在南洋国际土产博览会上获质量优质奖,出口日本、马来西亚。

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为新安医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新安医学的发展,又推动了药材生产的发展。

(二)医学背景

宋金元时期的中医学发展成果,对明代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汪机的诸多医学思想和著作均受到这一时期医家思想的启发与影响。

1.伤寒温病学思想的影响

两宋及金代,由许叔微、朱肱、庞安时、郭雍、陈无择、成无己、王安道、刘完素等形成的伤寒学与温病学思想,是明代外感病学的理论基础。汪机在编著《伤寒选录》时,即收录了如朱肱的《南阳活人书》、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王安道的《医经溯洄集》等书中的文献,其编录格式甚至都仿效这些医籍的体例。汪机在其凡例中做了说明,“编集多仿王安道所定次序,以《伤寒例》居六经之首,病篇次之”,“六经诸病皆仿成无己例,摘取诸证条中一证,另立条款,为之发明,成氏或有所未莹者,复附诸贤所论,俾学者知有所择”。可见,汪机的伤寒温病学思想受到前贤诸家的影响之深。

2.杂症法东垣、丹溪

明代杂病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李东垣的脾胃论和朱震亨的滋阴论。至明代初期,医家们较为盲目或片面地理解和遵循金元医家的学术思想,不仅在明代初期,从整个明代医学历史的发展来看,这种现象始终存在,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从汪机所述当时的情况来看,对这一现象推波助澜者当属王纶《明医杂著》(1505年)的刊刻行世,使得人们对于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滋阴用药更加盛行。从薛己的《内科摘要·饮食劳倦亏损元气等症》(1529年)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其曰:“世以脾虚误为肾虚,辄用黄柏、知母之类,反伤胃中生气,害人多矣。”因而,在临床上因为过分使用苦寒滋阴之品而导致脾胃正气受损的案例比比皆是,以至于来找汪机看病的病人除了原先的疾病没有去除以外,还平添了几分脾胃正气受损等药源性疾病证候。汪机见此现象较为普遍,便认真思考如何将李东垣的补脾升阳理论与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于是有了其“营卫虚实论”和“参芪双补说”。

再如汪机所编写的《推求师意》《医学原理》等医籍即与朱丹溪有直接的学术关系。如其《医学原理》中,每证(病)之下,均设“丹溪活套”一篇,专门录入朱丹溪针对此证(病)在临证治疗上进行辨证加减的文献内容。

二、从医经历

(一)幼年习举子业,壮年弃儒从医

汪机出生于中医世家,其父为地方名医,其同族叔伯辈汪宦也为名医。汪宦是御医徐春甫的老师。这些只是汪机后来从事医学职业的家族从业背景,但早年汪机却习举子业,以求得功名,光宗耀祖。其自幼习儒,曾获“补邑庠弟子员”名分,在之后的岁月中,却屡试不第,在仕途之路上并没有再进一步。在父亲的劝导下,汪机方弃举子业而从医。他从何时开始改行,可以从一些文献线索中得到大致的印证。据其《医学原理·自序》中所述:“余幼习举子业,寄名邑庠,后弃儒业医,越二十年,得以医道名世。”又据《石山医案·程曾序》言:“其从事于医殆四十余载。”汪机卒时享年76岁,从医40余载,这说明起码在其30岁前还是在习儒。其称“越二十年,得以医道名世”,与其最早刊行的《重集读素问抄》(1519年)、《脉诀刊误》(1523年)是在其50~60岁期间的时间段相吻合。因此,汪机从医之时不会早于30岁,即约在明弘治六年(1493)。

(二)品行高尚,医术精湛

汪机自从医之后,秉承儒学之风范,尊崇儒教之礼仪,不为权贵折腰。其在《自赞》中对自己的品行有过这样的评价:“心存仁术,主好儒书,颠以垂白,手不停披。平居不敢干名而犯义,交际不敢口是而心违。事求免于流俗,礼求合于先儒……宁为礼屈,勿为势拘。”汪机医术精湛,其弟子陈桷为其所写的小传中这样描述:“精于医,赖以存活者众。”清道光七年(1827)及民国三十三年(1944)《休宁县志》中记载:“殊证奇疾,发无不中。名高难致,病者有听謦咳,顿喜遂瘳,所全活甚众。”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历世圣贤名医姓氏》云:“郡人求之,多效,日益众,居士弗容辞。”清代张廷玉《明史·方技传(李时珍传)》中云:“吴县张颐、祁门汪机、杞县李大可、常熟缪希雍皆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

(三)求书若渴,研读发挥

与歙县是整个徽州的府治所在地及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不同,汪机居处的祁门县地处山区,与外界交往相对要少,各种书籍文献的占有量也相对较少,医学书籍更稀缺。汪机一生十分重视医籍的收集与购置,有些书甚至不惜数百里、花重金抄录带回。如《脉诀刊误》一书的获得过程,即是这一情形的真实写照。其在该书序中曰:“乡先正风林朱先生为节抄之,予始闻是书于歙之旧家,彼视为秘典,不轻以示人。予备重赀,不远数百里,往拜其门,手录以归。”既是费尽周折获得此书,汪机自然是精心研读,对于其中不足之处加以阐发和补充。正如他在序中所言:“然而传写既久,未免脱误,予于是补其缺而正其讹。又取诸家脉书要语及予所撰《矫世惑脉论》附录于后,以扩《刊误》未尽之旨。”从而使该书学术价值倍增。再如《推求师意》一书的获得,也是汪机早年“于歙之名家获睹是编,观其中之所语,皆本丹溪先生之意,门人弟子推求其意,而发其所未发者……予深喜之,遂录以归”。汪机抄录后一直没有刊刻出版,只是作为自己平日研习的读本。在汪机晚年时,由其弟子陈桷和友人出资刊行于世。

(四)传播正道,指导后学

汪机一生治学严谨,对其所读之书、所听之说有悖医理者,则著书阐述,力求传播正道,有利后学者。其编撰的如《脉学刊误》《运气易览》《针灸问对》《外科理例》《痘治理辨》和《推求师意》等书即是代表。正如其在《脉学刊误》“自序”中所云:“昔朱文公跋郭长阳医书,谓俗间所传《脉诀》,辞最鄙浅,非叔和本书……元季同父戴君,深以为病,因集诸书之论,正于歌括之下,名曰《脉诀刊误》……然而传写既久,未免脱误,予于是补其缺而正其讹……自今而后,学者得见是书而用其心,则歌括之谬,一览可见。”再如,《运气易览》自序中交代其著书缘由:“奈何程德斋、马宗素等妄谓某生人于某日,病于某经,用某药,某日当汗瘥,某日当危殆,悖乱经旨,愚惑医流,莫此为甚……予今蒐辑纂为此篇,名曰《运气易览》,论以明其理,图以揭其要,歌括以便于记诵,其于初学未必无补于万一。”

(五)编辑教本,便于后学

汪机能够体恤后辈学医的不易与难处,为了使后辈学医能够比较系统和易学,不受文献占有和文化水平一般的限制,也不受医理深奥和文字古奥的影响而半途放弃,于是汪机编写了一些内容系统全面、文字浅显、医理阐释易懂的医书。《医学原理》《医读》即是此类医书。汪机在《医学原理》自序中说道:“患吾子孙有志于是者,非二十年之功弗能究竟其理,因而挫沮者有之,于是复作是书……惟欲吾之后人,乐守是道,以承吾志。”

总之,汪机医学治学的方向和取得学术成就的背景,不仅仅源于其本身的学术追求,其中也有社会需求的因素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汪机年谱:

明天顺七年癸未(1463) 汪机出生于医学世家,父亲汪渭(字以望,号古朴)为当地名医。家居安徽省祁门县石山朴墅之地。早年习《春秋》等“四书五经”之书,为求功名,光宗耀祖,曾得“补邑庠弟子员”名,后屡试不第。

明弘治六年(1493) 父亲劝其弃举子业而从医,遂遵父嘱而专心医学。时龄约30岁。

明正德十四年己卯(1519) 《重集读素问抄》成书刊印。时龄56岁。

明嘉靖二年癸未(1523) 《脉诀刊误》成书刊印。时龄60岁。

明嘉靖七年戊子(1528) 《运气易览》成书。时龄65岁。

明嘉靖九年庚寅(1530) 《针灸问对》成书。时龄67岁。

明嘉靖十年辛卯(1531) 《石山医案》成书刊印;《外科理例》《痘治理辨》成书。时龄68岁。

明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 《针灸问对》刊印。时龄69岁。

明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 《运气易览》刊印;《本草汇编》刊印。时龄70岁。

明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 《痘治理辨》刊印;《推求师意》成书刊印。时龄71岁。

明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 《伤寒选录》成书。时龄73岁。

明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 《伤寒选录》刊印;《医学原理》成书。时龄75岁。

明嘉靖十八年己亥(1539) 汪机逝世,享年76岁。

明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 《外科理例》刊印。

另外,《推求师意》《医读》两部著作,其中《推求师意》抄录于汪机早年,却刊行于汪机晚年时期。汪机去世后,《医读》在明代及清代初期,一直以抄本行世。直至清康熙八年(1669),《医读》才由程应旄增补刊印行世。《医学原理》一书,从其序言中所列已经成书或刊行的医书时间上也可推断,其所列医书最晚成书和刊行的是《伤寒选录》(1538年刊行),也当是在汪机去世前一两年的时候《医学原理》成书,即《伤寒选录》刊行之后不久。

三、主要成就

汪机一生著书立说,先后编著12部医药学著作,涉及基础理论、内科、外科、儿科、针灸、本草等内容。其学术上多有建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出“营卫虚实论”。汪机在不否认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论”的前提下,对阴阳有余与不足的观点进行了新的诠释。其认为,朱丹溪所谓阳有余,符合《内经》所说水谷之悍气,慓疾不受诸邪卫气的定义,即“卫气”为剽悍之气,有阳而无阴;而阴不足,符合《内经》所说水谷之精气,入于脉内,与息数呼吸应的营阴之气。营卫相辅相成,卫气主外,营气主内。若“以气质言,卫气为阳,形质为阴;以内外言,卫气护卫于外为阳,营气营养于内为阴。细而分之,营中亦自有阴阳,所谓一阴一阳,互为其根者是也”。此即阴阳互根。营阴中的营气即阴中之阳,营阴依靠其化生、推动而发挥功能,此中阳气可虚可补。而“补气,亦补营之气,补营之气即补营,补营即补阴”,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人体的虚证皆是阴虚证,也正是朱丹溪拳拳于滋阴的依据所在。至此,汪机将朱丹溪的阴阳有余与不足论统归为营卫阴阳的观点上,这为临床上如何看待“阳有余阴不足”及气虚补气、血虚补气、血虚补血等治则的确立,从理论根本上给予了新的解释。

二是提倡“参芪双补说”。汪机提出“营卫虚实论”,是为其在临床上提倡使用人参、黄芪奠定理论基础。汪机认为,《内经》中“阳不足者,温之以气”“阴不足者,补之以味”的原则,在人参、黄芪两味药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人参和黄芪可以补脾之阳气,从而使脾更好地运化水谷精微之气。这是参芪补阳的一面。水谷精微之气充盈,则化生人体气血的物质基础得以保证,进而使营血得以充盈,则阴虚之证得以纠正。这又是参芪补阴的一面。汪机因此认为,在临床上不要怕参芪补阳会伤耗阴血,实际上,参芪可以通过补脾阳而促进阴血物质的生成,从而达到补阴血的目的。因此,汪机认为,参芪补气即补阴,补阴即补血,告诫人们,临床上使用参芪与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的观点不相违背。在其《石山医案》所列汪机亲诊的171个案例中,用到人参的案例有156个,占总案例的91.23%;用到黄芪的案例有85个,占总案例的49.71%。

三是在诊脉方面的成就。汪机针对“诊脉早晏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认为,“诊脉以平旦”,是针对“无病者”而言,对于有病者,则不必拘泥于平旦之时,可以随时诊脉,并强调不应该只凭脉诊一项诊断方法,“必须察色观形,以此相参伍”。汪机对关于寸、关、尺三部尺寸分布的问题予以了驳斥,认为人们不必拘泥于寸、关、尺三部各占多少尺寸,只需将中指寻按在寸口部高骨之处,以定关部,其余两指自然落在寸部和尺部,从而简化了寸、关、尺三部取脉的标准,有利于初学者学习。针对凭脉可预知人之“富贵穷通”的说法,汪机认为,凭脉诊病尚不能完全把握疾病之所在,需要四诊合参才能诊断清楚,而凭一脉象就可知道一个人的富贵穷通,显然是荒谬不经的事,这些反映了其进步的思想。

四是在针灸方面的成就。汪机反对无论何病皆用针灸治疗的风气,主张要针药并用;强调针灸治病先要诊脉;要求人们要遵循古法的实质,不要被现实中名目繁多的针法所迷惑,方可获得针灸针法的真谛;赞同丹溪认为针法只泻不补的观点,认为补虚只有药物才能实现,针法只能起到泻的作用;批驳直接灸烙穴位防病、治病的做法,认为灸烙腧穴的做法有碍经络气血的流通,不利于防病治病。

五是对《素问》词语的再注释与医理的发挥。汪机在滑寿《读素问钞》的基础上,将王冰的注释发挥补充进去,又对滑寿和王冰的注释中不甚理解的词语进行补充性注释,并对他们未尽之意提出自己的理解与诠释。在医理发挥方面,汪机能遵古而不泥古,能够提出自己对经文的理解。如其对王冰和刘完素关于“病机十九条”的认识,就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两位医家专注于具象的病机,而忽视了《素问》这节中最后的总结语,即“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汪机认为这16字才是病机的总则。

六是中医外科学的成就。汪机首次确立了外科定义,即“外科者,以其痈疽疮疡皆见于外,故以外科名之”,归纳阐述了痈疽32种脉象,总结了痈疽疮疡的病因病机、治疗总则、方法和禁忌等。

七是针对五运六气中的观念进行阐释。汪机以北宋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为蓝本,参以《素问》《褚氏遗书》《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素问玄机原病式》《注解伤寒论》《圣济总录》等相关医籍文献,编著《运气易览》一书。对相关运气理论进行新的诠释,如“南北政”的理解与诠释,汪机与王冰及诸家的脉象不应诸说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强调“但看三阴所在,司天主寸,在泉主尺,不论南政北政,”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汪机还对陈无择所述“五运时气民病”“六气时病民病”进行了补充,认为异常气候变化时可导致“复气”的情况发生,并据此情况创立了6首生克复气之方,丰富了临床治疗内容。

著作简介

汪机一生勤于著述,先后编著、辑录了12种医书。其中汪机的原创著作是《石山医案》;辑录他人著作内容并加以点评发挥者,有《脉诀刊误》《重集读素问钞》《运气易览》《痘治理辨》《推求师意》《外科理例》《伤寒选录》《医读》等;汪机编著的著作,有《针灸问对》《医学原理》《本草汇编》等。

一、《脉诀刊误》

《脉诀刊误》,又名《脉诀刊误补注》《补订脉诀刊误》《脉诀刊误集解》。初刊于1523年。此书原为元·戴起宗(同父)有感于《脉诀》较之《脉经》错讹遗漏较为严重,乃集先贤诸书之论于《脉诀》中,撰成《脉诀刊误》。徽州休宁人朱升偶见是书,节抄其要。汪机听闻之后,便前往朱处,以重赀抄录带回研读。此书因传写日久,脱误之处难免,故汪机又取诸家脉书要语及其自撰《矫世惑脉论》附录于书后,以扩《脉诀刊误》未尽之旨。又因刊印乏赀,成书后束之高阁。其弟子许忠将这一情况告与休宁程师鲁先生,程氏又通告其亲家吴子用,于是吴子用将该书刊刻出版。

该书正文两卷,为朱升节抄戴起宗原著部分。戴起宗采用夹叙夹议方式,针对《脉诀》内容采撷先贤诸论及己见于后,补充完善《脉诀》内容,力图纠正《脉诀》错讹之处,汪机对这两卷内容基本上是照抄不改。附录部分为汪机针对一些特殊问题进行的讨论,包括汪机辑诸家脉书要语及自己的观点,还有其自撰的《矫世惑脉论》。

二、《重集读素问抄》

《重集读素问抄》,又名《读素问钞》《素问秘钞》,3卷,初刊于1519年。是书是对元·滑寿所辑《素问钞》的增注。关于该书书名,安徽中医药大学顾植山教授曾于《明清名医全书大成·汪石山医学全书》中有较为详细的表述:“为有利于与滑寿原著区别,汪氏补注本可依汪氏自序定名为《重集读素问抄》,署为‘滑寿原辑,汪机补辑’,有称汪氏补注本为《续素问钞》者,但易被理解成滑寿原著以外的续辑,故不若上名为好。而《读素问钞》宜指滑寿原著。《读素问钞》又常简称为《素问钞》,但是《素问钞》又有何镇同名书,故不如用《读素问钞》正式而专指。另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有汪机《内经补注》一卷,未见有传本。其实,所谓《内经补注》当是《重集读素问抄》的别称。例如《石山居士传》称汪机有《内经补注》若干卷,显然是指《重集读素问抄》而言;程曾所作《石山医案刻序》称汪机‘于素问则有补注’,所指也是《重集读素问抄》。至于程鐈跋《运气易览》时所说已梓行的《素问补注》,则是指《重集读素问抄》的‘补遗’部分了。”

从汪机自序中可以看出,汪机所抄之滑寿的《素问钞》原文中,并未将王冰原注全部收录,仅是在一些滑氏以为较难明白的地方引用王氏原注。即“王氏所注多略不取”,仅仅在“经文最难晓处,附其一二”。但汪机以为,滑氏可以明晓之处,未必其他人也能知晓,故在重抄《素问钞》时,又将王氏的原注补入其中,为了与滑氏之注及其本人之注加以区别,汪机采取凡引用王冰之注前均以“续”字开头,引用滑氏之注则以“今按”开头,自己的注释则以“愚谓”“愚按”开头。使读者既知滑氏原书之貌,又能区别王冰与汪机对《素问》进一步注释的内容。这对更好地学习与理解《素问》原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至于汪机在正文中有用“愚谓”,有用“愚按”,经过比较,“愚谓”多是汪机对原文的自我理解之语,而“愚按”则多是汪机引述别人或别著之语的阐述。因此“愚谓”之语当是最能体现汪机学术思想之处。

考究滑氏《素问钞》所据本子,当为北宋“校正医书局”林亿、高保衡等人据王冰《次注黄帝内经素问》本校注的“新校正”本删节抄录补注而成。

从全书来看,前面的上、中、下三卷,基本上是以“原文”“王注”“滑注”和“汪注”的体例形成,而“读素问抄补遗”一篇并不是这种体例。汪机自序中并未交代此篇是其本人补入,据顾植山教授所考,此篇为汪机所补。

三、《石山医案》

《石山医案》,3卷,附录1卷,初刊于1531年。本书系汪机门人为汪机编录的专集。此书虽以医案为主而名《石山医案》,然其中编入了汪机的部分医论、书信、笔记,以及由汪机友人李汛所写的《石山居士传》和汪氏门人程鐈撰写的《病用参芪论》。汪机的名作《营卫论》即冠于本书之首。就所载医案而言,全书卷上记载57个,卷中记载55个,卷下记载23个,附录记载48个,总共载有183个案例。其中转抄《韩氏医通》中案例(包括医论)者有3条,集中在卷下,分别为“脉”“补阴”和“惊”3条;他人诊治案例有9个,分布在卷上的“鼓胀”“茎中虫出”2条,卷中的“杨梅疮”3条,卷下的“喜”“舌出”“忧”“气结”4条;其余属汪机亲诊者171个。这些案例处处体现汪机主张人参、黄芪补气补阴的学术思想和临证体验。后世通常把此书视作汪氏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的代表作。

四、《运气易览》

《运气易览》,3卷,初刊于1533年。本书以北宋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为蓝本,兼收他家运气见解和己按,较系统地介绍了运气常识,配以歌括和图解,简明扼要,并注重临床应用,编有五运主方治例、六气主病治例等。个别地方还引据病案论证。

五、《针灸问对》

《针灸问对》,又名《针灸问答》,3卷,初刊于1532年。本书取《内经》《难经》及诸家针灸之书,“穷搜博览,遇有论及针灸者,日逐笔录,积之盈箧”,“复序次其说,设为问难以著明之”。上卷六十问,讨论针灸基本理论问题;中卷十五问,论针法;下卷十问,为灸法和经穴。答问的内容,大都摘自针灸典籍,亦有汪机自己的一些发挥。

六、《外科理例》

《外科理例》,7卷,附方1卷,初刊于1541年。自序谓“古人所论治无非理也”,欲“学者诚仿其例而推广之”,故名“理例”。“自序”中,汪机第一次对“外科”概念进行了定义,其言“外科者,以其痈疽疮疡皆见于外,故以外科名之”,并且再一次强调“有形诸外,必形诸内”的整体观念,告诫后人“外科必本于内”,若“治外遗内,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则遗留后患。书中内容多辑自其他外科著作,主要包括薛己的《外科心法》(1525年)和《外科发挥》(1528年)(两书中又摘录有南宋陈自明的《外科精要》、金代李东垣的《东垣试效方》、元代齐德之的《外科精义》及明初徐彦纯、刘宗厚的《玉机微义》等内容)。除此之外,书中尚有引用朱丹溪《外科精要发挥》的内容。日本丹波元胤《医籍考》(1826年)注明此书已佚,目前确未再见此书流传,这说明在汪机编辑《外科理例》时此书尚存于世。书中所举案例,大多数取自上述几本书中的案例,内容文字有所改动,但原意保留。汪机在有的案例后略加点评,如“此症凭脉论治”“此症凭因论治”“此症为未凭脉误治”等,使读者受益颇多。全书分154门(包括《补遗》)、附方265首。补遗附于第七卷末,亦有单作一卷者。

七、《痘治理辨》

《痘治理辨》,又名《痘疹理辨》,1卷,附方1卷,初刊于1534年。因“嘉靖庚寅(1530)冬,有非时之暖,痘灾盛行,而死者过半”,“遂探索群书,见有论治疽疮者,纂为一编”。书以诸家所论列之于前,引魏直《博爱心鉴》之说辨之于后,卷末附痘治方153首。

八、《推求师意》

《推求师意》,2卷,初刊于1534年。本书原为朱丹溪的门人戴思恭所撰,汪机于歙县名家处获见戴氏之本,录之以归。因“观其中之所语,皆本丹溪先生之意,门人弟子推求其意而发其所未发者”;又嘉许协助整理刻印的陈桷、项恬“能善推予之所欲推”,故题其名曰“推求师意”。汪机在抄校此书的过程中多有发挥。

九、《医读》

《医读》,7卷,大约成书于汪机晚年时期。汪机仅以此书作为弟子学习之用,并未刊刻出版,流行于世的皆为抄本。后在清代,即1669年,程应旄为教授弟子之需,将自己得到的残本《医读》“补葺其缺,芟订其讹”,整理成完本,于康熙八年(1669)刊印行世。

此书内容全部择取于历代名医名著,所述“必以《内经》《难经》《脉经》、本草及张仲景、孙思邈、王焘、巢元方、刘守真、杨仁斋、张子和、张洁古、张鸡峰、李明之、朱彦修、陈无择、滑伯仁等诸名家之书,以至当代”。卷之一为药性,分补气健脾、理气宽中等11类,总计151种药物的药性。卷之二为脉候,分诊法、脉形、绝脉、生意、杂病生死脉、妊妇脉、小儿脉7项,简明扼要地述说了脉诊的要点。卷之三至卷之五为病机,叙述了95种病机。卷之六、卷之七为方括,共有126首药方。《医读》是一部颇有特色的普及性医学书籍。该书的前5卷内容都是四言句式,且缀以韵语;后两卷内的煎药方以七言诗形式出现,丸药方以散句形式出现。整部书基本上是韵文,非常便于初学者记诵。

十、《医学原理》

《医学原理》,13卷,初刊年代不详,应在汪机去世之后。本书为汪机晚年最后完成的临床综合性著作。汪机感到自己虽已著书多种,但内容较分散,“患吾子孙有志于是者非二十年之功弗能究竟其理”,于是复著此书,自谓“朝究暮绎,废寝忘食,经历八春,而始克就”。书中卷一以经络图主论十二经脉,各经腧穴数量及“穴法歌括”;卷二论奇经八脉,其中任、督二脉体例如论十二经脉,其余只有一般性文字论述;余11卷均为各证临床内容,包括某证之论、治疗大法、丹溪治某证的临证处方和加减、治某证的常用方剂。汪机在该书中所列治某证之方中,均包括某方主治证候、病因病机及方解等内容。我们知道,医史上全面注解方剂的专著是吴的《医方考》,但在汪氏的《医学原理》中,无论是方解内容、体例,还是注解方剂的数量,均可称之为“全面注解方剂”之作,并且汪氏该书要早于吴氏的《医方考》。本书主要是汪机总结前人,尤其是朱丹溪临床经验之作。

十一、《伤寒选录》

本书是汪机壮年读《伤寒论》时,对经文及各家论注做的分类选编。自序云,“尝辑诸说,少加隐括,分条备注,祖仲景者书之以墨,附诸家者别之以朱”,以“备临证参考之用”。当时并没有准备刻印,“稿几废弃如故纸”。晚年交付门人陈桷和程鐈,由两人“逐条补辑,反复数过”,“爰及三载,始克告成”,时已在嘉靖丙申年(1536)三月。初刊于1538年。此书刊出后曾传至日本,丹波元胤《医籍考》有著录。国内近世未见此书流传。1999年,中国古籍孤本大全委员会据日本所藏明万历三年(1575)敬贤堂刻本复制归国,并于2002年7月由中国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此书才得行于国内。

从原书影来看,为8卷9册,其中卷八分为上下两册。按其卷一目录所述,卷一当有38个专题内容,但是在与实际内容比较后发现,整个卷一内容仅有自“原书一至审证十三只”13个专题,少了自“伤寒言证不言病十四至足六经证法”25个内容。据原日本藏书目录《(改订)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载“《伤寒选录》信息:八卷(冈本启迪院书藏),明·汪机撰,陈桷编。明万历三年(敬贤堂)医,九(册)(303~146)”。这与书影的实际卷册数一致,也就是说,现藏于日本的《伤寒选录》本也缺卷一后25个专题内容。这说明现仅存于日本的版本,既是一部孤本,也是一部残本。

全书共由4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书前“石山先生像”、“石山先生自赞”、友人李汛对汪机题赞、友人程文杰对汪机题赞、门人陈桷两则题辞、友人程某作“伤寒选录序”、汪机作“伤寒选录前序”“伤寒选录凡例”“伤寒选录目录”(卷一至卷七部分,卷八目录分列于卷八之前)及书后门人陈桷题跋。第二部分为卷一,主要是采集“诸先贤所论于仲景有发明者”,“以广识见”,包括黄仲理《伤寒类证》、陶华《伤寒六书》、吴绶《伤寒蕴要》、王履《医经溯洄集》等内容。第三部分为卷二至卷七,其中卷二至卷六部分,为仿成无己《伤寒明理论》体例,就六经病证“摘取诸症条中一症,另立条款,为之发明。成氏或有所未莹者,复附诸贤所论,俾学者知有所择”,“各症成氏所释有未当者,复采诸贤之说以附益之,使观者知所适从”。除了《伤寒论》的病证之外,还添加了《金匮要略》中的病证,如“奔豚”“百合”“狐惑”等,又增加了温病的论述内容。其中间有汪机及门人陈桷所加按语,分别以“愚按”“愚谓”和“桷按”与原文区别。卷七为六经病脉汇集,“使人知脉同症异而治亦各有不同”,也主要辑录自王叔和、陶华等论脉内容。第四部分为卷八,介绍伤寒方药,分为“药方加减例”“伤寒药性主制要略”和“制方用药之法”三部分。“药方加减例”是将书中所用方剂集中叙述,并附加减法。“伤寒药性主制要略”是将所用的195种药物的性味、归经和功效加以略述。“制方用药之法”主要阐述组方原则。其中后两部分内容主要辑自吴绶《伤寒蕴要》中“伤寒药性主制要略”和“制方用药之法”两篇。

十二、《本草汇编》

《本草汇编》,又名《本草会编》,20卷,佚。依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第十二卷草部·人参·正误》中收录汪机《本草汇编》按语的内容来看,其对人参使用的观念与《石山医案》中“参芪双补说”的思想观念十分吻合,因此,这两部书的成书和刊刻时间应十分接近,该书刊印应不晚于1533年。该书依据王纶《本草集要》体例,不收草木形状。李时珍曾评价“其书撮约,似乎简便,而混同反难检阅;冠之以荠,识陋可知;掩去诸家,更觉零碎;臆度疑似,殊无实见,仅有数条自得可取尔”。这也许即是该书亡佚不传的原因之一。

后世多将汪机的《脉诀刊误补注》《石山医案》《重集读素问抄》《运气易览》《针灸问对》《外科理例》《痘治理辨》及《推求师意》等8种书,合编成《汪石山医书八种》(30卷)行世。

学术思想

汪机为明清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中医理论和临床大家,其学术思想及成就的产生有时代等多方面的因素,其学术理论和实践经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医学的发展历史上居于重要地位。

一、学术渊源

汪机生活于明代中后期,其学术思想的产生受到金元医家,尤其是朱丹溪和李东垣的学术影响最大。李东垣的脾胃学说、朱丹溪的痰郁杂病学说,均是其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除此之外,明代初中期所形成的医学思想(包括流弊),也为其深入思考并解决一些医学学术问题提供了社会背景。同时,我们还应对汪机自身的文化和医学修养及其所处地域的社会、文化、医学及经济背景因素予以关注,这些因素在每一位医家学术思想及其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剖析这些因素,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医家学术思想与成就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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