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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焕新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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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思故乡试读：

1931年9月18日-1932年12月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华北抗日战争大事记（部分）

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四龙庙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随后，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从此开始。（简称七·七事变）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

7月9日，巾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

7月15日，巾共巾央向国民党送交《巾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同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

7月29日，北平失陷。

7月30日，天津沦陷。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

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5日结束）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做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制定了《抗口救国十大纲领》。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主力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相继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止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

11月7日，以五台山为中心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8年

1月15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华北地区抗日战争全面展开。

日本人对解放区的封锁

邓拓与《晋察冀日报》

邓拓曾留下足迹——马兰村

邓拓曾留下足迹——麻棚村

邓拓曾留下足迹——里庄

邓拓与《晋察冀日报》

艰苦创业

友人

友人

我认识李焕新同志，是在1988年我从中国妇女报社调入人民政协报的那个夏季。

那时的人民政协报，正处在创刊之后非常困难的时期。无办公地点，租住了魏公村某招待所的一层楼；从1983年创刊虽已5年，仍没个固定的编辑部，报纸周一刊；借助光明日报印刷厂出版，无自己的印厂；经费靠国家财政补贴，年年入不敷出；几十人编报，多不是搞文字或报纸出身，而且尚未组建一个编委会；报社没有一辆自己的公车，也从未发过一块钱奖金。这是我新闻从业30年来，从未见过的、不像正规新闻单位的新闻单位。

全国政协领导的热情期盼，把整顿、创业和发展的重担压在我的肩上，令我一筹莫展。

报社的一部分同事，尤其采编人员，改变报纸状况的心情十分急切。一些人对报纸尚未上路，比较安于现状，一周四块版面，有相当多的人无事可做。我每天同仁交谈，尤其中午吃饭时聊天很多，我发现谈困难和矛盾的居多，抱怨情绪普遍。只有我到隔壁办公室同一个五十多岁的长者谈天时，才能听到，除了谈报社存在的各种问题，更多的是一些对改变政协报现状的积极想法，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并切合实际的思路和建议，令我心境豁然开朗。

交流中，我逐渐了解了他是一位曾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为创建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而浴血奋战过的老报人。他虽没有当过真正的记者和编辑，但他在新闻工作的老前辈邓拓等同志的领导下，为党报的印制、出版、发行等工作，艰苦卓绝地同敌人周旋、斗争，在枪林弹雨中保护设备，保证党报的声音传播到各个角落。他从一个“红小鬼”成为了一位老党员、老革命。我对老李同志越发地敬重，从他的经历和言行中，看到了报社能够改变和前进所蕴藏着的积极力量。老李给我上了一堂课。

新的编委会组成后，李焕新同志担任了经营管理部主任，并兼管报社行政办公室工作。老李同志是报社年龄最长的同志。但他的工作热情，往往超过了一些年轻同志。报社面临无钱买纸的“停报”危机，他同财务处负责同志一道跑财政部、国家计委、政协机关的各部门，努力争取资金方面的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终于取得了上级众多部门的支持和帮助，资金问题基本解决，使报社走出了困境。编委会又责成老李和财务部门共同配合操持置业大事，经过多方选址，合理并节约安排资金，为报社购置了一幢足以容纳中等规模的报社的办公楼，并引进当时北大方正计算机设备，创建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照排系统。随着报纸开始赢利，期待已久的一张中央级报纸的雏形已然形成。这一切努力，李焕新同志功不可没。

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要完成一件中央级统战报纸的重大使命，使报纸有新的进展，除了锐意改革便毫无出路。然而面临的阻力重重。无论是理清办报的思路、定准报纸的宗旨，还是整个队伍的整顿、扩大和更新方面，都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当时又正面临报社清查两起价值过千万元的大批名人字画遗失案，抵制改革的和画案涉案人员合成势力，掀起报社的一场“地震”。

首当其冲头顶“炸雷”的，无疑是我这个新任社长和总编辑。一封封匿名信飞向机关领导和中央一级领导的办公桌上，一件件诬告的揭发信，飞向政协委员们的手中，上下舆论哗然，上边派来工作组进行长时间的反复审查，我面对此生中最大的冤屈，精神上和工作的压力，不比当初“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黑五类时的压力小。因为我每天仍要坚持正常出报，不敢有丝毫差错。

除了我自己坚定的信念，还有报社那些支持改革的同志给了我精神的支撑。老党员李焕新同志的支持更令我感动。他曾问我：“老金，那些人揭发的所谓经济问题，以权谋私等事情，我们都不相信，你跟我交个底，是不是无中生有？”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老李，我凭共产党的党性和良心在工作，我是在党旗下宣过誓的！”他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你要挺住！”

我当时并不知道后来的一切。李焕新同志代表报社支持改革、有正义思想的同仁们，向党委、专案组、政协上层领导呼吁，用他们可视历的和掌握的实情，对揭发我的“问题”予以一一驳斥，为我的清白做证。领导对这个老党员老革命是信任和尊重的，对报社坚持改革的人的积极性更是珍惜。

当一切都真相大白，所有的问题都水落石出时，我对李焕新同志和报社同仁深怀感激。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撑，不单是对我个人，而是用大无畏精神在保护报社改革中来之不易的成果。我觉得自己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为了报社发展的大局，我们编委会决定让李焕新延迟离休。因为他作为老报人，对报纸出版过程中所有关键环节都十分熟悉，有他在一天，报社的草木砖瓦都有人看着守着，报社的一切财产，公共设施，包括该节省的资源，他都会操心管理，因为他敢于同一切不良风气作斗争，“六亲不认”，以报为乐。

李焕新同志现已八十有余，他奋斗的一生，对党的新闻事业情有独钟。从新中国成立前的《晋察冀日报》，到后来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解放军报》，他都洒下了汗水和心血，他是地地道道的老报人。他从不为名、不为利、不为官、不利己的品格，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是一切新闻工作者学习的榜样。金瑞英2012.7.27

思乡（一）

幼小的心灵曾留下很多记忆。五六岁时常听父亲说孔融四岁知让梨的美德。有一次父亲问我（称我的小名）：纪龙你今年几岁啦！我答“五岁”。“你手里的梨先让奶奶吃一口！”我立刻想起来让梨的事，赶快让奶奶、爹、娘先吃，他们拿过去比划着像是吃了一口似的，又还给我吃。这是大人教我从小知礼让。长大之后才知道父亲教我的是中华民族传统。

父亲还给我讲孟母的故事，他说：“昔孟母择邻处，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过去孟子的邻居是个杀猪的，妈妈看到儿子用块泥巴也学着杀猪，就为此而搬家了。”据说因为儿子学习的事，孟母曾经搬家三次。孟子还是不好好学习，孟妈妈生气了，“子不学断机处”。孟妈妈把织布机停下来，割断了纺线，扔了织布梭。此举把孟子吓哭了，他向妈妈跪下认错，向妈妈保证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孝敬妈妈。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文化生生不息，如能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社会不就更美好了？

记得幼时跟奶奶长大，我总是拉着奶奶的手，她老人家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奶奶夸我说：“我这孙子看到人家吃饭呢，就赶快拉着我的手说奶奶回家，邻居家给点吃的，从来不吃，不吃人家的东西，本分着哩。”奶奶夸奖的话我至今仍然记在心里。

奶奶常说的一句话：“葫芦吊大，孩子扔大。”还记得幼时我摔跤之后，我趴在地下哭，等奶奶拉我起来，但我抬头看看，奶奶就是不拉我，要我自己起来。我长大之后才理解“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这个道理，从小要有男子汉之气，当好男儿。

幼小受到儒家思想教育，要做一个本分的人，不偷、不抢、不占便宜，做一个善良的良民。有一次我大哥说了一个什么“便宜的事”，我的叔叔、大爷们狠狠地批评了我大哥一顿：“占便宜不是咱家的行为，做事不能只图便宜。”从此我大哥说话办事再也不敢占“便宜”了。做人做事要真实，说话办事要负责任，生在社会，活在社会，要尽自己那份义务。

父亲常对我们讲：“为人不做恶事，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为人一条路，伤人一堵墙，为人要宽厚。”从幼小受到的教育一生不忘，做人做事按着家教的遗训。

我这一代除了传承家训之外，又概括了四个字“勤俭、善良”——这是我的家风。

传统礼节：代代相传人生之道千年文明民族文化用之不尽善心良心正心公心契合社会法制社会正义社会道德社会

现在我国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建立了400多家孔子学院，宣传传统文化且外国人都喜欢，孔孟故乡人，何乐而不为呢？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其实自己的经更好听。

1945年，我16岁，参加了革命工作，党指向哪里，我就跟党走到哪里。1948年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一名预备党员，半年后转为正式党员。党扬帆我前行，党举旗我紧跟。走的是社会主义路线，执行的是党的任务。至1995年告老还乡，跟党走了50年，我认为：传统美德与革命之理一点都不矛盾。中国传统文化代代相传，正是我们民族的精髓。

思乡（二）

记忆中的1935年至1937年，我在家乡上小学，做作业从不用纸张，用一块“小石板”。这块小石板是父亲领我到集市上买的，黑色的，长约25公分，宽约18公分，中学生用的要大一点的。还要买上几根石笔，它是一种白色的小石条。长约10公分，宽厚度3至5毫米不等。用白色的小石条在黑色的小石板上写字，对比非常鲜明。老师在课堂上批作业时，做对的打个“√”号，做错的打个“×”。老师批完了作业就用破布做成的板擦把字擦掉，再接着做下一道题。老师要求学生在一定时间做完作业，好的表扬，错的指正，最差的学生、不用心的打板子。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做作业时，写在小石板的课题歪歪扭扭，东一道题西一道题，排列不整齐，老师看了很生气，照我的后脑勺就打了一把掌。老师觉得这样打学生手痛，便发明了一种打学生的工具，在课桌的角上打两个眼儿（约5公分距离），串上一根绳子，下面加上一个脚踏板让学生把手放在绳子下面，老师的脚蹬上脚踏板，学生的手想动也动不了，老师便开始打学生的板子。大错多打，小错少打，有时把学生的手打红了打肿了，他们回家也不敢说。即使知道家长也会说：“你没有好好学习，你没有好好听老师讲课，你一定是作业没做好，你是否在校调皮捣蛋了”等等，家长总是对孩子恨铁不成钢，从不护短。

我们那时学习没有现在的铅笔，更没有现在的圆珠笔，也没有现在白白的各种纸张。那时小学练写毛笔字，买一张楷体字纸（字仿纸）放在下面，上面再放上一张黄了吧叽的半透明纸，照着半透明的纸练写毛笔字。穷人家的孩子只能在课堂上练写一会儿，回到家里就没有条件练写字了。

放学了，大家背上书包，手里提上带木框的小石板，唱着儿歌，蹦蹦跳跳地回家去，从来不让大人接送。

80年前我唱过的儿歌大意是：

背上书包上学去，

见了同学问声好，

见了老师敬个礼，

放学回家太阳西，

见了父母敬个礼，

父母对我笑嘻嘻。

中国几千的文明礼仪，是从儿时小学开始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孩子的成长家长有责，老师有责，社会有责。当今社会进步多了，教育却出了问题：孩子长大了，不听家长的，不听老师的，这究竟是谁之过？

思乡（三）

1937年的大逃亡，深深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那年我读小学二年级，暑假父亲领我到集市上去买学习用品，集市在东长寿火车站，离我们村16里，我亲眼目睹了火车上的人山人海，车箱内外都挤满了人，除了车顶上有坐着的，车箱里没有看到一个坐着的。火车是从北边开过来向南走的，路上也有坐马车、骑毛驴的向西走。我问父亲这是为什么？父亲说北边在打仗，日本人打到北平、天津了。日本人打过来要杀中国人，不愿被杀的人就向南逃向西逃。火车慢慢悠悠地开走了，开到哪里去呢？我们村里有几位有文化的叔叔们也跟上火车向南逃了，抗战八年过去后，也没有他们的音信，他们到哪里去了呢？至今我还能回忆起他们的音容笑貌。

我们这些活过来的人，是怎样活过来的呢？我清楚记得，我们常年生活在远离村庄的树林里，挖一个地窖，砍些树木做好屋顶防雨防风，地上铺些防潮防湿的柴草。一有敌情，全家老少就紧急撤离村庄，逃往树林里自家备用的地窖里。为了逃避日本人的屠杀，抗战八年那样的生活，不当汉奸，活过来的人是幸存者。今天的安定生活来之不易，我常跟孩子讲要珍惜。

我的家乡是河北省行唐县秦村，在新乐县的交界处，东北方向的曹村离我村5里路程，我们两村生活在大沙河的南岸。大沙河的水常年急流不断，河里鱼虾大大小小成群结队。大哥长我12岁，常带我到河里捞鱼虾，捉到大鱼时还可以让全家人美餐一顿。

日本人来了，安宁日子一去不复返，日本人用刺刀、砍刀杀人，老百姓恨日本人，将打的粮食藏起来，不给日本人吃。日本人就报复中国人，他们把盐控制起来，不卖给老百姓。老百姓天天到地里干活，大量出汗，长期不吃盐干活就没有劲了，身体发软了怎么办呢？每年4、5月份，大河两岸反碱，家家户户都到盐碱地里刮土盐，用小铲子轻轻地把地上晒出来的白粉收集起来，回到家里再用水过滤出来，水呈浅红色，苦碱味，再把卤水盐放在盘子里，在阳光下晒干变成卤盐、土盐。老百姓的无奈是日本人逼出来的。想想那时生存下来是多么不易啊！可恶的小日本！

说农民、赞农民

俺爹俺娘是农民，我16岁以前也是农民。我们的衣食住行，吃穿用都离不开农民。农民勤劳朴实、善良、厚道、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美德。

容忍、大度、实干是农民。国家需要棉花，他们就多种棉花，国家需要花生，他们就多种花生，国家需要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最听话的是农民，最大贡献的是农民，最能吃苦受累者是农民。城市里高楼大厦是农民参加建设的，修建铁路、公路、地铁，开山挖洞、下井挖煤也有农民的汗水。

在八年抗战中，华北战场上，参加“八路军”百万大军的是农民子弟兵，参加千万游击队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也是农民兄弟。有一外国记者问聂荣臻，你们这么大的队伍，后方供给在哪里？聂帅答：“都在农民家里！”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广大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在国家和平年代，农民大军纷纷出来打工，大街小巷、小店铺，多数是农民工办的。他们先是打几年短工挣点钱，然后租间房子开个小店，由小到大，干什么的都有：面条、馒头、油条、包子、烙饼、卖菜、水果、照相、理发、修鞋、修车、收废品、清洗油烟机等等，无所不干。北京人只卖老北京炸酱面，还有玩古玩古董，玩鱼、虫，玩鸽子什么的。什么好玩干什么，北京人充分享受生活。

我问过河南人、安徽人、湖北人、甘肃人、河北人，他们在北京苦挣了十年八年，家里有的盖了二层小楼，有的盖了四合院，都是新式设计。小户人家是一明二暗三大间，中间是大客厅，两头是卧室，坐北朝南，前三间紧靠后边还有三间，一是卫生间及洗澡间，二是厨房，三是粮库。实际是6间房子。小院里种有桃树、杏树、梨树，再种些小葱、茄子、青椒。大户人家的四合院，正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两进院，前院还有南房五间，是牛羊鸡鸭居住的地方。好不热闹！里院中间有石桌，夏季全家人坐在院里就餐。饭桌上有白馒头、金黄色的贴饼子、小米粥，顺手拔几根小葱，摘上几个青椒，沾上黄酱，咬一口贴饼子喝口小米粥。吃着香甜可口的饭菜，过着幸福太平安宁的日子。在外打工的孩子们每年春节回家看看，住上十几天，有的“五一”劳动节回去帮助老人播种插秧，到了“十一”国庆节时回去帮助老人秋收。他们一年忙里忙外没有休息日，挣点钱养家糊口很不容易。也有富起来的，过年忙了一年洗个澡，换上新衣服，开上自家车回家看看老人，顺便给老人点零花钱，给老人买点好吃的。全家吃着团圆饭，其乐无穷，共享天伦之乐。

我16岁以前，享受过和现在不同的农民生活乐趣。每天早出晚归，天刚蒙蒙亮就起床下地劳动，一边往地里走一边揉眼睛，困得睁不开眼。干到快中午了回家吃饭，饭后休息到四五点钟太阳偏西了。不太热了再下地劳动到天黑。晚饭后，有时到街上听老人们讲故事，有时到房顶上铺上草席，凉凉快快地躺在房顶上，看着天上的星星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到了秋天庄稼快收时候，到梨树林里摘梨子，到枣树林里吃鲜枣，到了西瓜地里尝西瓜。白薯熟了，花生也熟了，找个有树荫的地方，用土块垒一个小窑洞，再找些干树枝玉米杆把小窑洞的土块烧热后，再把柴灰扒出来，把红薯或花生、玉米、红枣、毛豆等放进去，把烧热的土块打碎再配上一些干土。这时我可以背上筐子和我的小伙伴们给牛割草去了。一小时左右割了一筐草回来了，焖的红薯熟了。现在想着似乎还能闻到香味。我娘说：“这孩子一到秋天就吃胖了。”他老人家也不知道我在野地里吃了些什么。现在想起童年时的乐趣，往事历历在目，还觉得其乐无穷！2014年12月

旧事闲说

1917年，俄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即新文化运动，打倒封建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孔孟之道，学习西方文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921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提出奋斗纲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三年后变为枪杆子里出政权；1927年—1932年，中共高级干部18人，中级干部80人，普通党员1.5万人被捕，至1934年7月间，国民党区域被捕中共党员达4505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经过4年恢复期，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绩大好，国际国内的形势欣欣向荣。之后，在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出现了不同认识的建国方略，思想活跃起来。

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践论”、“矛盾论”等稳住了人们的思想情绪，统一了对国际形势认识。

1958年的大跃进，提出的口号是：“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是大炼钢铁，超英赶美，想让中国富起来。欲速则不达。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让全村人吃一锅饭，集体排队到地里干活，农民接受不了那种集体生活，平均主义多干少干都一样，无法体现多劳多得的政策。反正干和不干都吃一锅饭，大锅饭吃了3个月没有粮食了，怎么办？倒退一步实行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即农民打下粮食：分给国家30%，留给大队30%，农民自己留下40%。除了留下来年种子，那点口粮根本不够半年吃的，“糠菜半年粮”，农忙时吃粮，农闲时吃糠菜，没有粮食做不出饭来大食堂也不能散伙。农村老百姓家里无粮，城市居民更无粮，国家施行统购统销政策，开始发粮票、油票、肉票、布票、糖票、火柴票等，凡是人们生活中常用的必须品，都定量供给，都发票（如肥皂票）。体力劳动者每月30斤粮票，脑力劳动者是每月26斤、25斤不等。老人、小孩根据年龄多种档次。百姓饿的昏昏沉沉，走起路来晃晃悠悠。人们排着长队买粮、买肉，把每月发的工资花出去买上那点供给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一折腾又是10年。今天想起来心惊，不能再乱了。永远不能再乱。

1978年后，党拨乱反正，从1958年到1976年走了近20年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结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打倒坏人，平反错案，老干部上台，重新执政，恢复生产，振兴经济。改革开放，中国向何处？当今社会“姓资还是姓社”（即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大争论。小平同志回答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就要挨打”，“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人们的热情来了。遍地是工厂，县县有开发区。可是盲目发展，不懂科学筹划，大江大河污染了，空气污染了，人们不愿在此环境下生存了，怎么办？又引起大家的反思。

反腐倡廉，打虎拍蝇，廉洁奉公，人民所望，大得民心。治理国家，事事有方，国家命运，前途有望，梦想梦想，实现小康。人民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硬，比钢还强。党心民心谁敢来犯，铜墙铁壁。习大大顶住！

结论——马列学说，经济学说，发展学说，社会科学，法治建国，民主协商，依法执政。我党执政，波澜不惊，稳坐渔船，得民心者，我之天下，谁敢来乱！强军保国，钢铁长城，犯者要来，来者无回，反腐纠风，家贼难逃，人民希望，文明共富，价值理念，中华复兴，梦想成真，小康社会，定能实现。

人民日报创刊地——实情实景

1948年6月15日是《人民日报》诞生日。我亲眼目睹了两报合并的那些日子。里庄是个大村子，据说，有几百户人家，地主、富农的房子大多空着，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还有几条小街，排字车间在村中心地段，是个较大的农家院，制版车间在排字车间附近也占一个院，正副厂长办公室及秘书也占一个院，都在村中心区，印刷车间在村西边一个学校的大房子大院里，安装了三台对开印刷机用柴油机带动。

编辑部也占一个农家院，干部职工们都穿插在农家有空的房子里。全村没有一点空闲的地方，食堂、医务室、会计、校对室都各有一席之地，热闹非凡。这里是人民日报1948年6月15日至1949年初的大本营，编排校印都在这里——里庄村。

除此之外，在石家庄南小街18号一个二层小楼里，不大的院落里住有人民日报经理部及报社社长住宿办公地。距离石家庄5里路程的北焦村，是人民日报第二个印刷厂。全部设备都是从晋察冀鲁豫解放区运来的，每天出版印刷是从里庄把纸型用自行车，经60里路程运来，再铸成铅板印刷（所以称第二印刷厂）。厂长是刘威和蔡善卿。

另外，在获鹿县的东焦村距里庄30里路程处，通讯社在此（像现在的新华社），人民日报的主要稿件在这里发出至平山县里庄村（距平山县5里路程）。

在里庄村大本营里，我常看到安岗、萧航、李庄等，从未见过社长兼总编辑张磐石的身影，1949年元旦节前，他在石家庄南小街18号，作1948年年终报告。张磐石社长，说话山西口音，给我们讲了过年吃饺子煮饺子的故事。安岗天津人，大学文化，副总编，吃住在里庄，主持日常编排工作，专写社论、评论，萧航专写社论，是社评作者，李庄是名记者，其他还有几名校对人员，天天到食堂吃饭时可见一面，驻地分散人员不多，看样子心情都愉快。我也常看到安岗同志在街上散步。那时大家见面都很亲热。

邓拓与陈化敏的友谊

陈化敏是邓拓的得力助手，他们同是1938年的战友，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结下友谊，是同事是朋友。在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陈化敏领导的报社印刷厂，千方百计为编辑部创造快速方便的排印条件，为人民日报编辑出版服务。

1949年北平解放后，人民日报接收伪华北日报。那时是一个破烂不堪的烂摊子，无法完成人民日报出版印刷任务，没有大型快速印刷机，没有一个像样的厂房，工作条件简陋，排字架上摆放着高低不齐的旧铅字，那时排字工人们把用过的活字版铅字再返还到字架上去，费工费时又不能保证印刷质量。

在陈化敏厂长领导下，我们对以上情况进行改善：

一是增加铸字人员；二是增加铸造字设备；三是对旧铅字回炉再生产新铅字；四是撤销拆版工序，节减人员，重新安排工作。再开办一个第二印刷厂，同时解决职工家属就业问题，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善了部分职工家庭生活。

1956年，陈化敏带领刘炳振、蒋阿福到莫斯科《真理报》考察学习。回来后改扩建新厂房，改进了工艺流程，成为编排校印全国最先进报纸生产、发行一条龙生产线，以上工作得到邓拓社长的赞赏表扬。

陈化敏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崇敬的老师。同时他又是我生活的榜样楷模，我常去他家请教工作。见他常年吃的饭菜是：一碗热汤面里是豆腐加白菜；第二种是一张烙饼，一碗小米粥，外加绿豆芽菜和土豆加胡萝卜丝，没见他吃过大鱼大肉。

他节省下来的生活费，有时被邓拓借走买字画了。邓拓对字画极赞赏又有研究，有人推荐发现一副有历史价值的字画，邓拓想把那副字画买下来，翻了家底钱也不够，就找陈化敏借钱，买下了那副字画。邓拓研究那副字画到了爱不释手、废寝忘食的程度。陈化敏并不了解字画，但乐于为邓拓研究字画作贡献。

陈化敏访美见闻

1978年，陈化敏随团到美国考察回来后和同事们一起，对人民日报排版印刷进行大改革，把铅字排版改为电脑激光照排，此举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让我们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这是印刷史上的一大转变，人民日报的改革走在同行业的最前头。全国省市级党报纷纷效仿，从此代印厂不再送纸型了，而是用电传真把人民日报版传过去，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

陈厂长在和我交谈中，说了些他在美国考察的见闻，他说：“美国太富了，世界的财富都集中在美国，科学技术很发达，一个像手指大的优盘，可把当天十几张报纸的版面存在优盘里，把全年的合订本存在光盘里电脑里。美国的浪费现象也惊人，一份报纸七八张，买来随便翻翻广告就随手扔在垃圾桶里了，那可是世界森林的产物啊！”

美国的多家报纸只有一个印刷厂，远在城市郊外（是个大拖拉斯印刷公司），不像我们一家报社一个印刷厂，“小而全”地独门独院经营，规模小，人员设备不能充分利用，是个大浪费。污染、噪音，在市内交通都不适应。

在北大方正的大力协助下，我们开发了照排软件，使印刷厂得到了全面的改革。听了陈老师的访美见闻，我们开始研究何时改革怎么改进，不久我在全国政协办公厅的领导下，要建一个政协机关及人民政协报和文史出版社印刷厂。筹备一年多也没有办成。在这不久，诺大的几千人的新华印刷厂不见了（变成了农贸市场）。具有1000多人的第二新华印刷厂不见了（又一个变成了农贸市场）；诺大的外文印刷厂不见了，北京的三大印刷厂都到哪里去了呢？改革掉了落后设备，提高了工作效率，没有生意了。原来的设备到农村去了，农村遍地是印刷厂，因为它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它们同城市竞争，占有了城市印刷业市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其他轻工业比如纺织、制衣、制鞋、家具等，还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办工业不设大厂区，因陋就简，不设职工住宿区，不设食堂托儿所，不备班车接送职工，劳动工资低廉没有医保、不纳税，劳动工时长没有加班加点费等等。城市和农村对比，农村办工业，城市无法和农村竞争！城市轻工倒闭，向农村转移。不转移也得转移，这是客观规律。城市只能生存服务业，发展第三产业。如银行、运输物流、商业、理发、医务、环卫等。

看到眼前印刷业的飞速发展，我不由得又想到陈化敏访美所感。我们的印刷业已经发生了巨变。

人之初

人们喜爱纯朴、善良、厚道的人，他们堂堂正正朴朴实实的生活。人们总觉得这种人可敬可爱，不管穷人富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朴素才是大方，实实在在为人所爱。花枝招展，假装富有反而让人看穿瞧不起。本来没有谱，非要装出一副有谱的样子给人看，越看越不好看。何必呢？炫富不能说明你富，内心还是空虚，越装越不像，其实街坊邻居同学们都知道你的家底。实际一点、朴实一点、随便一点更显着自然随和，没有精神负担。人活着不是为面子而活着的，每天粗茶淡饭能长寿，大鱼大肉、人参鹿茸反而死得快。中国的历代帝王吃得好穿得好，却常常死得早。

我的邻居仅36岁就得了抑郁症，总想跳楼自杀。我问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他说生活压力大，夫妻二人工资合起来一个月有8000多，女儿上中学了，他还养着一辆汽车，一年下来要花掉上万元的养车费用（维修、保养、保险、存车、税费、燃油等等），本来三口之家的收入开销就不相低，买了汽车等于又增加了一口人的消费，生活负担太重，精神压力大，想不通晚上睡不着觉。想把车卖掉减轻负担，妻子却不同意，咳，我是公鸡下蛋，母鸡打鸣，家事我做不了主。孩子大了上学费用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紧，想来想去没有办法了，不想活了。在同事、同学和邻居面前，总觉着没有面子了。我劝他说，你不偷不抢，没有犯法，怎么会没有面子呢？是不实事求是的虚荣心害了你，没有人看你富有的面子，你开着汽车出去上班，多么的有面子，面子使你没法活了，这是害人的虚荣心。现在马路上多半是一人开着一部汽车去上下班，你占着国家多少便宜多少资源，马路占有、停车占有、燃油占有，一辆汽车占有多少工业产品：钢铁、玻璃、橡胶、油漆、皮革纺织品等，需要多少人的血汗？你知道吗，你想过吗？

想想看一辆汽车可造多少辆自行车，中国的自行车街景曾让多少外国人羡慕。我们把很自然的美景去掉了，造成当今的大灾大难，汽车一年碰伤多少人？压死多少人？

我亲眼看到一个社区卫生站的小护士开着汽车来上班，一个卖水果的小家庭也有一部小轿车，一个装修队的队长也有一辆高级轿车，一个配钥匙的师傅也有一辆高级轿车。看上去总觉得有点资源浪费。国家配备了那么多公交车，地铁四通八达，为什么不利用呢？自己花那么大的成本非要养一部汽车有何用？当你开车往公路上跑的时候，你想过了吗？国家动用了多少资源？人力物力金钱农田的占用，国土的占用，每平方米的公路造价是多少钱？占用了农田，他们的生活费用谁来管？公路的老化维修费用哪里来？你付的那点税钱远远不能达到平衡的开支，怎么办？国家补贴着你，支持着你的谱，你的幸福哪里来，你知道吗？

当今社会越发展越复杂，记得上世纪50年代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很简单，幸福之日喜庆之时也很简单，结婚不办酒宴，女方不要彩礼，找个吉利日子，亲戚朋友来，瓜子、花生、糖果、茶水招待，大家说说笑笑一番就算结婚了。婚后的日子由他们小两口去打算，怎么过日子共享幸福，不牵挂父母的事，这是解放区带到城市来的风俗且延续了很久。到了七八十年代，农家姑娘要嫁人，她要价是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一块手表。到了90年代后姑娘嫁人要一台电视机、一台电冰箱、一个手机。21世纪后，姑娘嫁人一是要房子，二是要车子，三是要票子。身价越要越高，这是不合实际的风气，不应有的风气，没有品味的风气，金钱至上的风气。把自己当成了商品高价出售。大家知道有一个外国女孩，嫁给一个家在农村在北京当保安的小伙，问那漂亮的外国女孩为什么要嫁给那个保安小伙？她说：我就看他人品好，爱他的纯朴、善良、厚道。保安小伙领着外国女朋友回老家认认父母，看看家里那几间茅草屋。在电视上看到那位外国漂亮的女孩高兴地欢笑不停。全村人都来看看那位漂亮的外国女孩（据说是德国人）。女孩征求妈妈的意见，妈妈说：“你们相爱就好，妈妈没意见。”他们体现的是真爱的人生价值，人品价值，不是财富价值。那些大贪小贪们最终的结果是在监狱生活，他们已没有了财富，没有了家庭幸福，只图财富是低俗的，是可怕的。

爱情要有着高尚的情操，才有终身的幸福。一生不占不贪，用自己的智慧去创造财富，用自己的汗水挣钱养家护口，过着平民的日子就是幸福。不虚荣不摆谱。

当今有不少法国女孩、德国女孩、英国女孩、俄罗斯女孩等外国女孩嫁给中国人，她们看中的是才华不是财富，相爱是最宝贵的。中国女孩既爱才华又爱财富，找来找去实在难遇，30岁已过变成了剩女。

人到18岁以后，高中毕业或大学毕业找到工作，自力更生，不应再依靠父母啃老。个人有志在四方，不要为了女友向父母要房子，要车子、要票子。这样做人太自私，失去了自强奋进的人生价值，用自己诚实的劳动建设自己的家庭生活最幸福，不摆谱！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看过一幅漫画，我还记得，在我的家乡，每年正月十五是老鼠节，画上四只老鼠抬着花轿去娶亲，抬着新娘在路上摇摇晃晃地走着，后面还跟着一群老鼠看热闹。那家主人看见了老鼠娶亲觉得好可笑，来打鼠，抬轿子的老鼠跑了，看热闹的老鼠也都跑了。只剩下老鼠新娘子在花轿里等着。她还梦想着坐花轿，陶醉于享受，落了个被抓的下场。

当今社会的大贪小贪是下级对上级抬轿子抬出来的。为了混个一官半职，对他们的上司迎合追捧，一个县局长给县长书记抬轿子；处长给局长抬轿子；科长给处长抬轿子，好烟好酒加票子。局长提拔处长，处长提拔科长，一级接一级的提拔上去了。升官好发财。首先是思想灵魂的腐败，要面子要摆谱，必然是脱离群众。

在网上看到有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不愿让他爸用自行车送他上幼儿园了，看到别的小朋友是汽车接送，他觉得自己坐自行车上不如坐汽车里有面子，有谱，他想把羡慕的心理变成现实，这是当今社会年轻人的心理病，怎样治这个社会疾病呢？

有一个12岁的女孩知道妈妈怀孕8个月了，要生小弟弟，非逼着妈妈把小弟打掉，这是一种什么心理疾病呢？“人之初性本善”，当今社会的“善”到哪里去了呢？想方设法把“善”找回来。

德国总理来中国时，南京给她准备了一套200平米的总统套房，她说太大了，花钱太多，坚持不住，她只要了一个70平米的套房。吃自助餐时把一片面包掉在地上，捡起来放在盘子里照吃不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她在德国家里，还常常提着篮子上街买菜。她的俭朴行为让人感动、让人赞美。

1945年至1946年间在张家口时，我常看到聂荣臻司令员走在大街上，他身后只有一个警卫员跟着。也常看到罗瑞卿、彭真等高级领导在街上走，并没有一大群人跟在后面。不像现在首长一出门就有警车开道，有警卫保护，还要交通管制，使马路上的车排成几里长不能动，等半小时、一小时是常有的事。要是有外宾无话可说，要是自己人就有点脱离群众了。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些县级官员也跟着学一级保卫，二级保卫，孰不知你在前边走，群众在后边骂。为官员鸣锣开道，是好心人办坏事，学点德国的默克尔好了。

1946年冬至1947年冬，朱老总亲自指挥清风店战役，活捉了国民党师长罗立荣。来年冬天解放石家庄战役时，朱老总亲自上前线，没有鸣锣开道，没有交通管制，没有一级保卫。

1948年4月毛主席从五台山下来，经过阜平县下庄子村、石牛河村，到花台子村大岸底下时我们正在吃早饭。毛主席骑着白青马慢慢悠悠地走来，我们都站起来迎接，毛主席微笑着点头。马的左右有两个警卫员保护着。山下是急流的河水哗哗地流淌着，羊肠小道上的牛羊驴子和主席同行，它们也不知让路，也不知交通管制，一级保卫什么的完全不懂，毛主席悠然地继续向东走着，在经过双庙村，里园庄村、太阳村，到陈庄镇村住下，至5月间再到平山县西柏坡住下。那时晚饭后，中央首长们常到村里、地里和老农问长问短了解土改，农业发展情况。从来没听说有过交通管制，一级保卫。

87岁老汉说了以上闲话请谅解。

回望两个100年

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入侵，此后，中国百姓的日子就不安宁了。反帝反封建开始了，义和团革命，八国联军打入北京，甲午战争，清朝末期的维新派和保皇派的争斗、军阀混战等等。

1911年孙中山推翻清朝政府，1912年国民政府成立。这中间还有许多复杂的斗争，是非常不平静的时期。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民国政府统治了38年。期间各地区军阀战争连年不断，1937年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1946年开始的国共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后，又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一打又是3年。从1840年至1949年用了109年时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100年，还要走很长的复兴之路，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法治国家，实现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这中间可回忆历史中国人民的韧性钢性，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流过多少鲜血才换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习历史，知道历史。

唐朝（618年—907年）289年

北宋朝（960年—1127年）167年

南宋（1127年—1279年）152年

元朝（1206年—1368年）162年

明朝（1368年—1644年）276年

清朝（1616年—1911年）295年

中国历代王朝的倒台更换都是因为腐败。

大国工匠——2015年“五·一”有感

201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一次提出“大国工匠”这个词，劳动者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为大国工匠们高兴，欢呼、奋进！看到工匠代表们在人民大会堂领奖台上接受国家领导人的勉励、重托，为他们感到任重道远、光荣和自豪！

中国的工农子弟兵，在八年抗战中是中流砥柱。在和平建国时期，工人、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中流砥柱。大国工匠们的技术精益求精，代代相传，献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为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有权在国家的讲台上发言；他们应当得到国家的奖励；他们应该得到这个正名——“大国工匠”。

工人、农民是最基层的勤奋劳动者，她（他）们为国家创造财富，他们是人们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建设者，他们应当得到国民的尊敬，祝愿工匠们继续努力，建设好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学家们发明、创造了技术，工人和农民是劳动者、制作者，是科学技术的践行者。广大的工农兄弟们保障了所有人们都能吃饱肚子，有衣穿，有房住，有路行。国家的兴旺发达要靠科学家们、工人、农民共同来完成。再加上文学相助，必是欣欣向荣、兴旺发达的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阜平县的山山水水

1945年初夏，我16岁，瞒着家人背井离乡，跟一位八路军的伤病员走进了阜平县里的大山。

我去的第一个村子叫“山坳村”，后又过了唐河到达雷堡村，也就是《晋察冀日报》编辑部（大本营）所在地，再往东走一里路程，向北进入一个大山沟，都是羊肠小道，山沟里的石头蛋子有的像肥猪那么大，有的像牛那么大，听说这里有大蛇，常在大石头上晒太阳，有时也能碰上狼。所以走山路要拿一根棍子，一是上山下山可以当拐杖用，二是碰上蛇、狼时可以自卫。走出一个漫长的大山沟，豁然开朗，前边的村子就是山坳村，村子被深山老林包围着，河水哗哗地流淌着，据说当初这里只有三户人家。晋察冀日报印刷厂建在半山坡上，这是个可容纳一二百人的印刷厂。走进厂部，李长彬厂长分配我到牛步峰那个部门工作，牛步峰是晋察冀边区劳动英雄。组织先让我学木工，后又学钳工，再后来到厂部打钟，8点上班时打钟，中午12点打钟，下午下班打钟，全厂统一行动，我成了小小的指挥官。三个月换三种工作，不论干什么工作，每天都要上下山，下山是上班，上山是下班休息。

我们一拨小伙子们住在山顶上窑洞里，一排有四五个屋子。门窗很简陋，屋里可以看见外边，外边可以看见屋里。每天夜里都有狼在外面窥视着我们的行动。有一天半夜里，我出来小便时，一只狼就在我的门前约5米处，两眼直盯着我的门口。我大叫了一声：“狼！”它被吓跑了，我进屋拿了一根棍子边自卫边小便。常说，狗怕弯腰，狼怕画圈。我们就在村口的墙上画几个大白圈，狼就不敢进村了。我们在窑洞的门口也画上几个白圆圈（直径50厘米），狼就不敢靠近门口。但狼还是不死心，经常在夜里蹲在距离门口四五米远的地方，听着屋里的鼾睡声，狼也许在琢磨着是进攻还是撤退，想吃我们又不敢进屋。因此我们每天睡觉之前总是要把门窗关好，还要顶上一根棍子，这样狼就进不来了。我在这里住了约三个月的时间。

1945年9月初，准备到张家口的留守人员几十人，集中在雷堡村即晋察冀日报编辑部所在地，包括周明夫妇和陈春森夫妇，他们在等着孩子满月再走。我承担了勤务员任务，给孩子的妈妈送鸡汤。雷堡村依据山体的不同，窑洞的高低层面也不同，这里人多，因此不再有狼袭击人的事情了。

河岸上建有两排平房，一是编辑部办公室，二是一个排字车间，在另一个角上建有几间厨房，厨房下面有一个泉水集水池。有一位炮兵复员兵，他的耳朵在打炮时被震聋了，整天不说话，每天为食堂挑水。我住在山上的窑洞里，渴了就下山到那泉水池打点水喝。在阜平山的羊肠小道上，总能看到半山腰里潺潺泉水，渴了就捧上一口喝，有山就有沟，有沟就有水。在半山腰上，用石头垒起一个水坝，集水就能有到膝盖深，可供人畜用水，也可挑水浇田。到了秋天，山坡上的枣树、核桃树、山里红树就会挂满果实。红枣到处可见。青瓜、梨、枣，到地里可以吃饱，就是不准拿走。到了冬天，到老乡家里串门，乡亲们都会热情地拿出红枣花生招待你。

1946年10月从张家口撤出后，我第二次回到雷堡村。一年后的雷堡村，窑洞还是那个窑洞，房子还是那个房子，人还是我认识的那些人。他们在那块地方出版着《冀晋冀日报》，《晋察冀日报》又回来了。战友见面格外亲，和他们的工陈明、丁玲夫妇作接洽好之后，蔡善卿厂长说到丁玲、肖三驻地去看望他们。我当时是警卫员，紧跟蔡厂长前行先到丁玲家，又到肖三家。那时生活艰苦，他们想了一个主意要改善一下伙食，就带领我们到唐河里去抓鱼，去的人有陈明丁玲夫妇、肖三甘露夫妇，还有他们的孩子，再加上我们三位警卫员，七八个人到了唐河边，找到有鱼的浅滩，水只有脚面深，先把水挡住，然后用脚把水中锳浑，叫作“浑水摸鱼”，确实也摸住了几条小鱼，那也不够改善伙食的。不过是大知识分子领着我们玩儿了一场游戏，我们高兴极了。大转移的尾声

王子野、蔡善卿把《晋察冀日报》在雷堡村的出版任务安排好后，又向西转移约50里地——栗园庄村。那是个大村子，北面环山，村南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在山区也是少见的平坦之地，栗园庄的人民依靠这块平地而生存。平地的南岸是一条河，常年溪水不断。河边还建有一个水利磨坊，常年不断地磨着白面粉，供给晋察冀边区后方机关所用。这儿离城南庄约有五里路程，离新房子村有二三里路程，晋察冀中央局机关也在附近。

我们从张家口回来，暂时住在栗园庄这个村子，新华广播电台住在村西头，我住在村东头，由于人多房子少，村里把小学堂让出来给我们住，小学生们由老师领着到山坡上树林去上课，乡亲们的无私奉献让我们备受感动。

可以说阜平县大大小小的村庄，都住满了晋察冀边区后方党政机关。一下子回来这么多人，一时生活供给也成了大问题。那时我们一日只吃两餐，也经常到指定的地点去背米背柴，自力更生保障生活。半晌饿了，我们就到山上找点野果子充饥，栗园庄村南有几棵大黑枣树，我们常到黑枣树下捡黑枣吃（黑枣树是嫁接柿子树的母树）。黑枣的味道像柿子干，味道很好。

一个月以后我们晋察冀日报撤离栗园庄村，新华广播电台还留在这里，后又搬进来的是军区一个通讯工厂，他们也是从张家口撤退到这里来的。这个工厂专门生产收发报机，他们用柴油机发电供给新华社广播电台用电，属军区直接管理。政委姓付，厂长工程师姓林，技术员王朔，因为《晋察冀日报》印刷厂机修的事，我经常被派去和他们打交道。此厂在天津解放以后搬到天津去了，我还经常想起厂里的朋友们。

1946年入冬，晋察冀日报又往西撤至麻棚村、马兰村。这里是晋察冀日报的老家（老地方），地熟、人熟，周围的大小村庄都住满了《晋察冀日报》的人，这里没有窑洞，只占民房还是不够，所以在马兰村盖了印刷车间、装订房、机修车间等，在麻棚村盖了编辑部和行政部门办公室（也是宿舍兼办公室），在花台村又创建一个水力带动印刷机、发电机的新厂房，并建有报纸发行、纸库、电台，食堂、集体宿舍兼办公室等20余间房子。这一切都是动员周围几个村里乡亲们帮助完成的。这样，终于解决了房屋少的困难问题。走向正常的时间不过两年，战争胜利的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又准备进入大城市办报了。离开阜平县想念阜平，那里的山好，水好，人好。在阜平县的三年时间里，我几乎走遍大半个县的每个村落，他们亲切地称呼我为小李。不管走到谁家，有粥的就给我碗粥喝，无粥的也要给我拿块干粮吃，他们把我看成家里的孩子一样，至今我还想念着那里的乡亲们。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那里的乡亲们无私的支持我们，帮助我们搞建设，我们才生存下来，他们用汗水和劳动打下的粮食养育了我们，这样的亲情关系怎能忘记！人民日报创刊旧址石碑20世纪80年代初，我再回阜平时望见的山已不是那个山了，水也不是那个清清的水了。有人挖山卖石头，把清澈见底的水污染了，空气也没有那么清新了。人比过去多，大大小小的公路多了，羊肠小道少了，毛驴也少了，可老百姓的耕地少了。可老百姓还是没有富裕起来。

过去的参天大树不见了，茂密的山林没有了，山体也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北京马路牙子的石头，据说大多来自阜平县。北京城里建设美了，阜平县的山体不美了。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阜平县的人民做出巨大牺牲，和平发展时期，阜平县的人民又继续默默地用石头做着贡献。

童年遇险记

我的家乡是敌占区，日本人为了巩固占领的华北地区大后方，就修筑一条曲折绵长的封锁线，挖一条宽5米，深4～6米的深沟，再把土堆在里边岸上，有4～5米高，上宽4米，可以行车。其长度大约是从太行山的北端到太行山的南端，从远望去就像万里长城，其实不过是土围而已。每隔几里建一个碉堡，可以互相瞭望。这就是日本人对解放区的封锁线。封住曲阳县、阜平县、灵寿县、平山县以北广大地区。其目的一是防解放区八路军进入他们的占领区；二是防游击队、加防治安；三是防老百姓和解放区通商、送粮。

日本人想方设法封锁解放区，实际也封锁了他们自己。日本占领区的人民，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坚壁清野，把收获的粮食藏起来。想方设法，让日本鬼子和汉奸难以生存。日本人便在占领区内抢粮、抢人、抢柴。抢人是要带到日本开的煤矿里去挖煤。日本人常常是后半夜包围一个村子，把每个村口封住，全村人跑不出去。日本人把全村人结合起来，在村民中间查看一遍，看看有无八路军、游击队，不管有无，都拉出几个人来杀一人给众人看。日本人叫他的翻译官大嗓门喊着，有粮的交粮，有钱的交钱，无粮无钱的拉人走，给他们当劳工去。

我第一次遇险是13岁那年的秋后，日本人来抢粮，包围了村子，跑不出去了怎么办？我父亲藏在白薯窖里。我大哥藏在墙角里一个大草堆里，我无处可藏了怎么办？我灵机一动跑到屋里，盖上被子装病，母亲抱着小妹坐在院里。日本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碉堡人到每个屋里查看一遍，日本鬼子用刺刀挑开我的被子，他看我面黄肌瘦浑身发抖，他说：什么的干活、死了死了的！就走了，这是我第一次躲过一劫。

第二次遇险是有一天，我背着筐子正在打草，见敌人正在追赶一辆马车，赶车人使劲打着马跑，枪子嗖嗖落在马车的左右，我见鬼子来了，就拼命逃跑。我在马车前面跑，马车向左，我也向左，马车向右，我也向右，我就想让马车挡着我，枪子打不着我。赶车的是远亲老叔。他急了骂着我，你为什么老挡着我的去路？我心想你的车不挡着我，枪子早就打到我身上了。跑了一阵，敌人没追上来，我又躲过一劫。

第三次遇险是挖坑埋水桶，记得那年我14岁，被日本鬼子抓去修碉堡，我们有几十个孩子干不了重活，就干些轻活，两个孩子抬一桶水，和泥用。大约有七八个水桶，可到天黑收工的时候只剩两三个水桶了，其余的水桶哪去了呢？让我们挖坑埋在河滩里了。日本人发现水桶少了，把我们所有的孩子都集合起来，排好队，让我们说水桶哪里去了。我们谁也不吭声。日本鬼子大怒，架起机关枪来，威胁道：“不说，不交出水桶来就要用机关枪统统杀死！”

就在这紧急关头，我们村里领队人，李叔叔勇敢站出来对翻译官说：“不是这批孩子干的。你看他们手拿着铁锹，是干别的活的。抬水的那几个孩子跑了。”日本人信以为真，放了我们。

晋察冀日报的战斗生活

有资料记载：“一次第一支队夜间和敌人相遇，最前面的同志牺牲了，没及时传回敌情，当邓拓继续前行时又和敌人遭遇，邓拓骑的骡子被敌人打中，幸亏邓拓躲避及时，指挥第二支队边应战边撤退。”在八年抗日战争以及三年解放战争中，邓拓开创的游击办报模式堪称典范。游击办报的装备

游击办报，队伍就必须轻装，要精干，从领导到下级没有一个拉家带口的。每人一个薄被、一个床单、一个挎包、一双备用鞋，一个喝水壶，又当饭碗，又当刷牙缸。行军时背上一个小背包，扛上一支枪就出发了。要是在树林里住宿，就不打开背包了，前后二人各坐自己的背包，背靠着背，我的肩膀当他的枕头，他的肩膀当我的枕头，抱着自己的枪就睡着了。后背暖和，前边冷。要是在村庄里住宿，不管有炕没炕，都铺上一层草，草垫上面铺上一个床单当褥子，上面再盖上那个小薄被，这就是最舒适的享受了。自力更生改善生活

平时和战时有所不同。平时同志们各有分工，编辑是编辑，记者是记者，工人是工人，各守岗位，干好自己的工作。我们开荒种地，养点猪、羊、鸡、鸭，改善伙食。到了夏秋季节，各部门种的鲜菜供给食堂都吃不完，又煮一大锅青玉米吃个饱，再喝上一碗小米粥，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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