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承谟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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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的故事试读：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上明确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对当今中国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要圆满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就要发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此，我们特别策划出版了这套“实干兴邦·科学家故事丛书”。此套丛书遴选了当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10位科学家——地质学家李四光，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陈景润，物理学家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邓稼先，气象学家竺可桢，生物学家童第周的先进事迹，为读者呈现了一代大家的爱国情操和奉献精神。
这些科学家身上充满创新、务实、不怕困难、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可贵品质，他们以国家、民族的前途为己任，不计个人名利，不计条件待遇，始终坚持不懈，开拓进取，勇于创新，攻克了一道又一道科学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他们不尚空谈，脚踏实地，用实干来证明一切、改变一切，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富裕奉献了一生，他们都是实干兴邦的楷模，永远值得人们景仰，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我们出版这套丛书，是为了让青少年学习老一辈科学家创新实干、淡泊名利、不畏艰难、勇于探索、坚持真理的崇高品格，树立献身科学事业、谋求人类幸福的伟大理想，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材，为祖国富强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第一章辗转求学路
他出身贫寒，他少年负气，他一心为报效祖国而求学异域。终于，他学成归来，为中国的气象事业书写了华丽的篇章。第一节 出身贫寒
1890年3月7日，位于钱塘江畔的绍兴诞生了一位小名唤做阿熊的男孩，从此，他开始了传奇的一生。
绍兴东关镇（今属浙江省上虞县）是一个美丽宁静的江南小镇。男孩阿熊就出生在镇上永茂米行的老板竺嘉祥家里。在相继养育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后，阿熊的出生仍然让竺嘉祥喜不自胜。于是，他为儿子取名叫可桢。这个美丽的江南小镇是竺可桢学习的地方。
竺家生活并不富裕，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民家庭一样，世代务农。到了竺可桢的父亲竺嘉祥这一代，已经很难凭借很少的土地来维持生计了。竺嘉祥青少年时期便离开村子，来到镇上独自谋生。最初，他在镇上开设了一个小小的米摊。农民们在每月的阴历单日上市赶集，而他的米摊就成了替农民们卖米的地方。竺嘉祥兢兢业业地帮卖主升计斗量，以此换得几个铜板。等到集市散了，他将掉在地上的米粒扫起来，带回家淘洗干净，用这些米养活一家老小。几年下来，竺嘉祥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维持了家中的生计，还稍有盈余，于是在镇西的米市街开了家名叫“永茂米行”的米店。过了些日子，为了扩大生意范围，他又和人合伙开了间烛行，取名“源泰烛淘”，制造和出售蜡烛。
竺嘉祥不认得太多的字，仅会记个流水账。正因为如此，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读书上进，将来有个好前程。长子竺可材比竺可桢大14岁，在一次院试中考中了秀才，后在东关镇的学堂教书。二儿子竺可谦开蒙后，几经周折，后来在上海的一家店铺做账房，挣钱补贴家用。竺可桢作为最小的儿子，自幼性格文静，聪慧灵敏，喜欢学习钻研，从两三岁起就开始识字。竺嘉祥对这个小儿子百般疼惜，希望他好好读书，让竺家扬眉吐气。
竺嘉祥的妻子顾氏，虔诚信奉佛教。她待人宽厚，勤劳节俭。由于丈夫终日在外操劳，家中大小事全靠她一人操持，是一位勤俭持家的传统妇女。童年时期的竺可桢非常幸福，母亲对他细心照顾，父亲和大哥对他的启蒙学习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日子虽然不算富裕，但是一家人也算其乐融融。
每当阴历逢双的日子，镇上没有集市，铺面冷清时，竺嘉祥就领着他最疼爱的小儿子在街上玩耍，一边走着，一边教儿子念街边店铺招牌上的字。长此以往，竺可桢记下了整条街上的字。
眼见得小儿子如此聪明，竺嘉祥就让大儿子竺可材教年仅3岁的竺可桢读书写字。几年过去，竺可桢熟读了四书五经，接受了很好的启蒙教育。“戊戌变法”后，清政府开始改变旧学制。1899年，东关镇开办了第一座新式学堂，它由受维新思想影响的士绅所办。父亲送竺可桢进入这所学堂学习。在这里，竺可桢的眼界被新的科学启蒙知识所打开，新的思想给他开启了崭新的人生序幕。
当时，学校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设置了全新的课程。所谓的“西学”，仅仅是一些自然常识课程，所占的比重极少，却给少年竺可桢打开了学习的一扇窗口。从这扇窗口里，他渐渐地发现许多新鲜奇特的景色。他殷切盼望着接触外面辽阔的天地，盼望着吸收更多的新鲜知识，不想自己被四书五经的旧思想所禁锢。
同时，在父亲的“永茂米行”，竺可桢遇到了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们，有满面春风的富人，有欺行霸市的乡绅地痞，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那些贫苦农民。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最后却所剩无几。如果这一年风调雨顺，他们的脸上还有点笑容；若是年景不顺，他们就十分愁苦。竺可桢常听到父亲和他们的对话：“今年收成不好，日子还过得去吗？”“唉！怎么过去啊？人种天收哇！”
这让竺可桢一次次感受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
有一次，竺可桢和几位同学在郊外的河边玩，看到一个老人一边哭一边往河里走去。他们连忙上前拦住老人，问道：“爷爷，您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老人说：“我借镇上一个大户人家一斗米，如今到期了无力偿还。家中老小已经全部断炊，大户却逼着还债，我求告无门，只好一死了之了。”
竺可桢忙对老爷爷说：“您别着急，我们给您想办法。”他急匆匆地跑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善良的顾氏马上量出一斗米，然后又另外装上些，叫人给老人送去。
母亲此举不仅救了老人一家，而且给童年的竺可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教会了他要以善待人。
小孩子都是喜欢过节的。童年时的竺可桢，最喜欢每年的清明节、阴历七月十五和腊月二十三。每当这些日子到来，竺家老小都要回到老家保驾山去祭祖。这时候，竺可桢的老家亲友全都聚在一起，非常热闹。竺可桢有十多个叔伯兄弟，孩子多了，在一起总有无尽的趣事。好玩的他很喜欢和哥哥们一起玩耍，或下河捉鱼摸虾，或上山采摘野果。他们仿佛是出笼的鸟儿，野外的一切都那么新鲜、有趣。其他小伙伴们都只是在玩，而竺可桢在玩的同时却想到很多问题。他问一起玩耍的哥哥们：“为什么同一个地方每次看到的景物却不相同呢？”
哥哥们回答不上来。他又问道：“那些唧唧喳喳的鸟儿上次来还叫得正欢，为什么这次来却见不到了？”“哥哥，哥哥，树上的花朵为什么有的这个时候开，有的那个时候开？”
……
哥哥们被他问得无奈了，只好敷衍他说：“一直就是这样的，没什么好稀奇的。”
竺可桢仍觉得不服气，又仰着小脑袋问大哥竺可材。因为在他心里，大哥肚子里的知识可多了。大哥笑着告诉他：“这是节气的缘故。一年呢，是有二十四节气的，我们播种收割要遵循节气，燕子的去来、花开花落也是要依照节气的。”
从此，幼小的竺可桢对节气开始有了一定的了解。
竺可桢非常喜欢观察大自然的变化，冬去春来、燕子衔泥、布谷催耕，这些都使他感到了无穷的乐趣。不仅如此，他还懂得了自然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他把桃花开放的时间，自家房檐下燕子到来的日子、离去的时间，都设法一一记了下来，留到第二年、第三年作对比，看看时间上有什么区别。
小伙伴和家人都不理解他的做法，当时的竺可桢恐怕也没有想到，这种由孩子的好奇心而引发的兴趣，竟能保持一生，而且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气象事业，甚至影响了全世界的气象研究。
1900年，英、俄、德、法、美、奥、意、日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得不和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款数额高达4亿5000万两白银。高额的赔款使国家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不堪。消息传到东关镇，人们受到了强烈的震动，竺可桢的心里也悲愤难抑。
有一次，在课堂上，老师问同学们：“谁能用白话文给‘苦’和‘甜’两个字造句？”
竺可桢站起来，严肃地答道：“丧权辱国最苦，国富民强最甜。”
老师特别称赞了他的回答。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小小年纪，心里却洋溢着浓浓的爱国之情。
竺可桢13岁那年，镇里的几个年轻人要乘船到外地去参加科举考试。这天，竺可桢正在学堂里和一位同学聊天，突然，那位同学说：“竺可桢，你知道吗，外出考试的学生马上就要出发了。”
竺可桢一听到这话，三步并作两步，急急忙忙跑回家里。他跑进自己的房间，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成一个小包袱。家里人奇怪地问他：“你这是做什么？”“我要去赶考！”竺可桢头也不抬地说。
大家听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你们笑什么？”竺可桢严肃地问。“哪有你这么小年纪就去赶考的呀？”“考的是学问大小又不是年龄大小，我怎么就不能去呢？”
这时，家里人才看出，竺可桢不是耍小孩子脾气，闹着玩的，这才慌了起来。劝说的劝说，阻拦的阻拦。正在这时，门外有人高喊：“赶考的要开船啦！”
竺可桢一听，挣脱家人，像离弦的箭一般，向码头跑去。当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岸边的时候，船早已离开了码头。
竺可桢哭了，他对渐渐远去的船大喊道：“我要到大地方去上学！我要到大地方去读书！”
从此以后，他立下了大志：一定要去大地方读书，一定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第二节 做一个有志气的人
竺可桢小学毕业后，老师认定这个学生可堪造就，以后肯定是个人才，便极力建议他到大城市去求学，而且不止一次地到竺可桢家中做他父亲的思想工作。竺嘉祥对小儿子幼时便寄予厚望，又何尝不想让儿子去大地方读书呢？但是，大城市里生活水平高，花费大，而此时家道中落，一年不如一年，作为一家之主，他拿什么供儿子上学呢？一家八口人，要承担摊派到他家里的庚子赔款八两白银。市面上，米行的生意越来越萧条，烛行也因洋蜡的倾销而几近倒闭。这几年因儿女的婚嫁，家中的积蓄已所剩无几。这时，竺可桢的老师章镜尘先生表示愿意解囊相助，希望竺嘉祥能爱惜这个可造之材。竺嘉祥只好找几个朋友筹借了一笔钱，在章镜尘的帮助下，竺可桢踏上了外出求学的道路。竺可桢带着父亲和老师的期望，带着母亲的牵挂，来到上海，考进了澄衷学堂。
这一时期，正是黎明前的黑夜，也是有识之士暗地里酝酿着中国的大变革的重要时刻。
1898年，年轻的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谭嗣同等爱国人士痛感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图谋变法维新，富国强民。可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顾国家安危，抗拒一切新思想、新主张，对主张变法的有识之士更是百般阻拦。慈禧太后首先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之后，维新派人士被杀的被杀，外逃的外逃，最终，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失败了。从变法开始到结束，仅有百日，故称“百日维新”。
维新变法失败了，但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图强救国、推翻封建制度的斗争仍然没有停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历尽磨难，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提出了“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主张。
上海在当时就已经是大都市，竺可桢在那里上学，经常看一些宣传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内心逐渐确立了民主主义思想。他认为，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有着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这些是外国所没有的。但是，为什么近几十年来中国连连被外国列强欺侮呢？
在一次和同学的讨论中，竺可桢终于找到了答案。他说：“造成这样的情况，主要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不如人。我们中国人应该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科学技术上！”
从此，竺可桢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勤奋努力。他知道，只有拥有真才实学，才能不辜负父兄师长的殷切期待，才能为国家的富强作出贡献。
在澄衷学堂读书期间，竺可桢学习十分刻苦，他废寝忘食，埋首于书本中。幼时，他曾患过肺病，身子骨本来就弱，加上出门在外营养跟不上，身体越发瘦弱。为此，他经常受到同学们的讥笑。一次，他在散步时听到了同学们对他的议论：一个高个子的同学把手比在自己的胸前，嘲笑着竺可桢身材的矮小；另一个来自安徽的同学说：“看此君的身体状况，难活到20岁……”
这时的竺可桢不过16岁，他听到这话后，心里十分委屈和难过。身材矮小也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他想起西方有句谚语：“健全的思想寓于健全的身体。”如果身体不好，求大学问救国救民不过是空谈，只有拥有强壮的身体才有精力努力学习。他又想到外国人讥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自己这个样子，不正像个病夫么？胸怀抱负的竺可桢暗暗对自己说：“对，只要我有了好的体质，身材矮小又算什么呢？”
他决心加强体育锻炼，以增强自己的体质，保证日后能救国救民。竺可桢也许没想到，体育锻炼竟然伴随了他的一生。
竺可桢是个十分有毅力的人，拿定主意后，他开始每天坚持做早操，一有时间就去跑步、登山、打篮球、游泳……过了一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学习成绩也始终名列前茅，同学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
由于品行良好，成绩优秀，待人和善，办事认真负责，加上能吃苦耐劳，意志顽强，竺可桢在班里威信很高，于是同学们就推选他为班长。
当时澄衷学堂的校长，处事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是学校的大独裁者。他把自己的亲朋安排到学校任教，但其中有些人根本没有实才，没有教学能力。那是临毕业的最后一学年，图画课教师教学很不称职，根本无法胜任这个工作。同学们对此十分不满，要求撤换图画课教师。他们推选竺可桢为代表，去和校长谈判。
竺可桢来到校长办公室，郑重其事地说：“今天来打扰您，是因为全校同学推我做代表，来向您提一个郑重的请求。学校聘请来的老师里，有些并没有足够的教学能力。比如图画老师，事实上根本就不会作画。这样的老师又如何能教学生画画呢？所以，我们要求校长辞退这位老师，请称职的老师来教授这门课。”
校长听了，怒不可遏地呵斥道：“你们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目无法纪，不尊师重道，竟然要驱逐师长，殊违孔孟之道。作为学生，你竟然带头闹事，成何体统，实为校规所不容。不绳以纪律，何以维护师道尊严！”
但竺可桢认为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又有广大同学的支持，他想出了一个法子——罢课！于是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的要求至为合理，如果校长不撤换这个图画教师，我们就不上他的课。”
校长冷笑一声说：“那好吧，就看你们怎么闹！”
之后，学生们坚持不上这个老师的图画课，学校就停了他们的所有课程。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学校贴出了校长签署的布告。布告中宣布：竺可桢带头闹事，开除学校；竺可桢所在的那个班的学生，勒令停学一年。这件事以学生的失败而告终。
毕业在即却被迫离开学校，这对苦读了三年的学生来说，是多么残忍冷酷的事！校长处事的独裁和不公，使竺可桢遭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他深刻地体会到社会的残酷无情和掌权者的不公正。莘莘学子，执著而单纯，向校方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何罪之有，竟至于被迫离校？然而申诉无门，走投无路的学生们只好离开了学校，另谋出路。
这一事件在竺可桢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虽然他从不轻易向人提起，但却影响了他的一生。30年后，在他长达13年执掌浙大的经历中，他从不轻易处罚、处理任何一个学生，而总是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替他们说话，帮助和爱护他们，理解和同情他们的冲动和热情。可以说，这件事为他成为一位好校长奠定了基础，因为他从没有忘记在澄衷学堂的那些日子。
被迫离开澄衷学堂后，竺可桢不想让父母失望，他在学习上更加努力，终于考入了复旦公学。
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有个老乡给他带来了一封家信。信中说，母亲病重，叫他赶快回家。当他急匆匆赶回家中时，母亲却永远看不到她日思夜想的小儿子了。
丧事处理完毕，还是要以学业为重。竺可桢经余姚乘乌篷船回上海继续上学。天空是灰蒙蒙的，江面也是灰蒙蒙的，让人感到十分压抑。竺可桢仿佛憋得透不过气来：丧母的悲痛压在心头，国家的前途令人担忧！18岁的竺可桢真正感到了人生沉甸甸的分量。他不禁踌躇，前面的路该如何走下去？
当竺可桢所乘的船靠近趸船，心事重重的他正准备下船休息，不料一不留神掉进急流的江中，江水一下子淹没了他。侥幸的是，他手上拿着一把伞，掉下河的同时伞迎水张开，他紧紧地抓住了伞柄，旁边一位好心的工人赶紧提着伞一把将他救起。这是位锡箔厂的工人师傅，他看到竺可桢年轻单薄的模样，心生怜意，问竺可桢晚上有无地方可去。竺可桢摇摇头，工人师傅于是把他带到工厂里，帮他把衣服烘干，并留他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他陪着竺可桢来到码头，看着竺可桢乘上了去上海的轮船，才放心地离去。好心人的帮助，使竺可桢重拾了信心。
到了1909年，因复旦公学的教学制度管理不严，教学质量也差，竺可桢便远走北方，考入了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专业。第三节 耻辱的“227号”
唐山路矿学堂是一所新式学校，教学管理十分严格，数学、物理、化学和所有土木工程专业课的教师都是英国人，采用全英文授课，用阿拉伯数字代替姓名。
或许是因为这样，唐山路矿学堂的教室里，总是静悄悄的，很压抑。
有一天，讲课的英国教师提了一个问题以后，头也不抬地喊道：“227号！”
没有人应声，也没有人站起来，教室里依然静悄悄的。英国教师见无人站起来回答他的提问，于是又提高嗓门喊了一声：“227号！”
还是没有人站起来。教室里出现了小小的骚动，好几个同学向227号——竺可桢投去了惊异不解的目光。
当同学们的目光和竺可桢的目光碰到一处时，大家发现，竺可桢的双眼好像喷火一样愤怒，周身战栗，像一头被激怒的小狮子。就在这时候，英国教师第三次吼叫道：“227号！”
很显然，英国教师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他的声音既严厉又恼怒。就在英国教师的喊声刚刚落地的一刹那，竺可桢“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双眼好像喷火一般直视英国教师，宣示着他的不满。
也许有人会问，竺可桢难道是个调皮的学生吗？他故意和老师作对？
这些年，竺可桢一直努力学习，力争上游，他的学习成绩在全班一直是遥遥领先，在老师的提问面前，他从来没有出现过无言对答的情况。
既然不是对老师的提问不满和愤怒，为什么竺可桢迟迟不愿意回答问题呢？
原来，英国教师在提问时没有叫他的名字，而是叫编号“227号”。只叫学生的编号，不叫学生的名字，一直是唐山路矿学堂的规定。对于这项规定，竺可桢充满了愤慨。曾有一次，他问一位要好的同学：“在这些英国老爷们的眼里，中国人不是人吗？”
他又接着说道：“我觉得我们倒像是没有资格叫姓名的囚犯。每次老师叫到227号，我都感到热血沸腾，怒发冲冠；每次叫到227号，我都对帝国主义分子增加一分新的仇恨。”
同学听了还劝他不要冲动，记住在澄衷学堂的教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一天英国教师连叫了三次227号，他才站起来。人是站起来了，眼睛里却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同学们都担心竺可桢会像一发出膛的炮弹，发射出去，后果不堪设想。还好他最终没有这么做，他认为自己既然是学生，就要有顽强的克制能力。他终于熄灭了满腔的怒火，冷静地回答了英国教师的提问。
但他日后却不时提醒自己：“竺可桢啊竺可桢，你要把愤怒的种子深深埋在心底，你要把耻辱化为学习的巨大动力。为什么我们的祖国会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为什么我们百姓要受他们的奴役？都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落后弱小，因为我们的科学文化不先进。要使祖国强大起来，要使中国人直起腰杆，青年人就要奋发图强。刻苦地、顽强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才是你自己的首要任务啊！”
在这一坚定信念的支配下，竺可桢在唐山路矿学堂中的五年，年年考试都是第一名，成为学堂里最优秀的学生。那些傲慢的英国教师，也不禁对他刮目相看。第四节 为报效祖国而留学
1900年，英、俄、德、法、美、奥、意、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于1901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列强交付巨额的赔款，即“庚子赔款”。美国从中分得了约占7％的份额。在获得这笔不义之财的第六年，为了自身利益，美国政府提出，将这笔款项的大部分，作为从1909年至1940年分批接收中国留学生的费用。这就是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的由来。由此，许多有志于学习的年轻人得到了走出国门、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机会。竺可桢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
那些年，国家日渐衰败，人民生活十分困苦。竺可桢家里的境况也日益艰难。竺家的米行入不敷出，房屋产权也已抵押给他人。家里即使竭尽全力，也无法供竺可桢继续求学深造了。“庚款留美”使竺可桢看到了一线希望，他毅然参加了考试。
1910年，第二届“庚款留美”考试后，竺可桢以第28名的成绩被录取，全国共录取70名考生。同届录取的还有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胡适、赵元任等人。
同年夏天，竺可桢告别亲人，告别家乡，告别祖国，与其他几十名满怀憧憬的留学生一起远渡重洋，来到美国。
竺可桢在选择所学专业时，非常谨慎。他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要以农立国，万事以农为本，他永远记得故乡宁绍平原那辽阔的田野；他永远记得那躬耕垄亩和在父亲的米行里出出进进的农民的脸；他永远记得那位农民说的“人种天收哇”。他想弄清楚为什么农作物的收成好坏要“看天”，他想弄清那滚滚而来冲击着中国市场的洋米、洋面、洋布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于是，他选择了到美国中部的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
伊利诺伊州号称美国的粮仓，坐落在美国最大的平原——中央大平原中。那里的土地以黑土为主，非常肥沃，种出来的庄稼收成非常好。美国走农业机械化道路，更是适合平原生产。加上那里气候温暖，雨水十分丰沛，大豆产量在美国数一数二，玉米的产量更是居美国之首。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设在那里，真是得天时地利之便。到这里学习，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美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竺可桢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在美国求学期间他几乎没有假期，即使空闲，也是外出到处考察学习。
来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暑假，竺可桢和三个中国同学一起前往美国南方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旅行，目的是考察那里的水稻和甘蔗的种植情况。
来到美国的第二年，竺可桢又利用假期到美国中部的农场去做帮工，一方面挣些钱补贴花销，另一方面则借此了解美国农业各方面的情况。
通过在校内的理论学习和校外实际的考察探究，竺可桢感到中国的农业状况与美国的农业体制及耕作方式有着太大的距离。美国所生产的玉米、棉花、甘蔗、水稻等农作物，都产自各专业农场。其中最大的不同是，美国的农业是高度产品化、自动化的，而中国农业还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竺可桢所学的东西远离中国农业的现实，难以利用到中国的土地上。因而他希望学到更多能帮助到中国人的实用知识。
1913年夏天，竺可桢以优异的成绩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了。
在选择继续深造的专攻方向时，他想到了凭什么要“人种天收”呢？要想改变这一观念，必须学习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气象学，于是，他考入了哈佛大学地学系，研读气象专业。
哈佛大学始建于1636年，是美国建校历史最长、办学声誉最好的大学，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学府之一。
20世纪初，气象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美国也只有哈佛大学研究院开设。正因为如此，那里的研究生不多，学气象研究的人也很少，但哈佛大学素以学风严谨、学术研究气氛浓郁、教师认真负责而著名。竺可桢在这里学习十分顺利，和同学、老师相处得也十分融洽。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Veritas”（真理）。作为世界著名大学之一，哈佛大学的学生都记住了这一校训。竺可桢非常赞同学校的校训。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要求做人要求是，这和“Veritas”精神是一致的。他觉得，一个人只有老老实实，才能求得真学问。任何虚假的作风，都是同科学无缘的。
1915年，竺可桢在沃德教授、麦坎迪教授两位美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的指导下，获得了硕士学位。之后，他又申请延长三年学习时间，继续深造攻读博士。
这时，远在千里之外的竺可桢从家信、报纸等媒体中获悉，祖国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但形势并无多大改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得知这一切的竺可桢，更坚定了科学救国的信念。他认为，国内政治混浊，前途渺茫，只有稳定的环境才能发展科技，只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使中国朝着现代社会发展。
开学时，导师说：“气象学过去是、将来也一定是一门有益于人类的科学，它的价值将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竺可桢牢牢地记住了导师的话。在导师的引导下，他一开始就瞄准了气象科学的最前沿研究，除了攻读气象、气候、地质、地理学等多门课程外，还选修了自然科学史，学习十分刻苦。
讲授科学史的沙顿教授特别喜欢这个瘦小而勤奋的中国年轻人，常常在课堂上表扬他。
哈佛大学不愧是世界名校，这里灌输式的讲授极少，启发式的讨论课和让学生亲自动手实习的课程却相当多。竺可桢在这里扎扎实实地汲取着知识，一步一步向着科学的圣殿登攀。
也是在191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的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胡明复等留学生，发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科学社团组织——“中国科学社”。1916年，“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都转到了哈佛大学学习。竺可桢在杨杏佛的介绍下，参加了“中国科学社”的活动，担任《科学》月刊的编辑工作。
这个“中国科学社”，对我国早期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五节 祖国气象科研的贫瘠《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是竺可桢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他读地学系三年级的时候写成的。这篇论文可以说是个难产的作品。
当时的竺可桢，就像一个万能钻头，深入到哪个领域，都能深深地钻进去，并且很快就能取得研究成果。当他还是地学系的一名学员时，他已开始在美国的气象、地理刊物上和中国留学生创办的《科学》月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了。凭着他扎实的基础知识和优异的成绩，这件小事怎么能难倒他呢？
这主要是因为，一切的科学都离不开实践，一切的科学都不是空想出来、凭空捏造的。气象科学的研究正如其他科研工作一样，不是科研工作者关起门来，依靠自己的苦思冥想而开展的，它是建立在长期的、大量的气象观测基础上的。这些气象观测结果，有的要靠科学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有的要靠其他人的观测取得。
竺可桢虽然勤奋博学，有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在开展气象科学研究工作时，也不能离开气象观测记录。
当他决定研究中国的雨量和风暴问题时，有一个难题却一直困扰着他：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气象观测记录奇缺！
中国几千千米的漫长海岸线，每年都会有几十次风暴袭击。基本的气象预报是保证沿海船舶安全航行的基础。但是，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蜂拥而来，他们不仅从清朝政府手中夺取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大权，而且气象观测的权力也被他们窃取、垄断。到1916年竺可桢要研究中国风暴问题时，中国沿海的风暴预报，只能依赖建在上海法租界的徐家汇气象台提供。这对气象科学研究来说，也是一种耻辱。
说到雨量的记录，同样如此。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曾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竺可桢翻阅历史书籍，发现书籍中有记载：中国是世界上测量雨量最早的国家，早在15世纪，我国古代气象工作者发明的测雨器就传到了朝鲜。如今，腐朽无能的清朝政府、军阀政府却彻底丢掉了这个世界领先的地位，反而要由徐家汇气象台来提供中国的雨量情况。
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活动都是以自身利益为目的的。他们在中国建立气象台，绝不是想帮助中国发展气象事业，而是为他们更方便地掠夺中国资源服务的。这样一来，从他们的利益出发而建的气象台的分布就很不平衡，统计数字也相当不系统、不完整。
因此，当竺可桢兴致勃勃，迈着轻盈的步子，满怀信心地去图书馆，搜集写论文的材料时，发现只有一本《中国十一年来之雨量》的书。这本书是徐家汇气象台总观察员劳绩勋写的。竺可桢急切地翻开这本书，想知道这本书记录的雨量情况能否反映出整个中国的雨量情况。令人失望的是，他发现徐家汇气象台的观测只局限于沿海地区。因此，根本不能通过这本书看整个中国的雨量！
这就是竺可桢第一篇论文难产的原因。
这个事件，又一次折射出了中国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又一次反映出了中国的气象阵地是一块野草丛生、无人开垦的荒地。
尽管困难重重，竺可桢还是一一克服了，他陆续发表了《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台风中心之若干新事实》等多篇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开始运用现代气象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气象的实际问题。他不断地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气象学观点和论据，引起了气象学界的重视，一直到今天，他的研究还具有指导价值。
1917年，竺可桢的一系列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他被吸纳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同年获爱默生奖学金。
在美国学习期间，竺可桢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当天的温度、风向、阴晴等气象情况和有关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都是他记录的内容。从这时起，日记伴随了竺可桢的一生，他买了一个白铜套子的钢笔式的温度计，带在身边随时取用。
美国的冬天很冷，常常风雪交加，阴冷晦暗。有一天，正埋头于图书馆搜寻资料的竺可桢收到了家中的来信。对于长期远离故土和亲人的海外游子来说，每次收到家信都像过节一样喜悦，可这封信却使竺可桢悲痛万分，因为他的父亲竺嘉祥在故乡绍兴东关镇去世了。
在竺可桢远离家乡的这些年里，疼爱他的二哥、大哥先后去世，如今连父亲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此时此刻，他只能面向东方，面向祖国，默默垂泪。他知道自己家里日渐穷困，就从自己的生活费中省出钱来邮寄回家，以补贴家中丧葬的费用。同时，他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更加发愤努力钻研，以告慰对他殷殷期待的父兄。
1918年，竺可桢的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通过答辩，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秋天的哈佛校园非常美丽，道路两旁的枫树红黄交织，竺可桢踩着落叶漫步在校园，仿佛走进了一个金色的世界里。一只小松鼠自由地捧着松塔在草坪上蹦来蹦去，两只亮晶晶的小眼睛一点也不畏怯地望着竺可桢，竺可桢多么希望自己是这只小松鼠。经过几年的寒窗苦读，如今他只能默默地向这一切告别。多年来的夙愿终于要实现了，他要回国了！别了，这幽静美丽的校园！别了，这卷帙浩繁、包罗万象的图书馆！别了，这设备一流、技术领先的实验室！别了，博学而仁慈的导师们！
尽管眼前的一切令人难以忘怀，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他对祖国的强烈思念。他听见了那来自故园，来自心底的一声声呼唤。他即将面对的是四分五裂、满目疮痍的祖国。他要回去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了，他要用科学来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国。第二章首创测候所
他不为金钱，不慕名利，将自己的满腔激情和热血都扑在祖国的气象事业上。他相信，道路是由人开拓出来的，他要做人所不能，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第一节 不为高薪出卖自己
历史已经进入了20世纪，世界各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竺可桢留学八年归来，看到的是满目疮痍、四分五裂的故国山河。中国已远远落在世界后头，就像一位体弱多病的老人，迈着蹒跚迟滞的脚步，科学技术更是远远落在西方列强的后面。
回到祖国后，竺可桢再次踏上了故乡绍兴的土地，但他看到的是比当年离开的时候更惨淡的景象：土地贫瘠，河流干涸，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与此同时，镇上多了许多寺庙，香烟缭绕，面无表情的人们在这里叩拜神灵。
竺可桢的心灵被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惨相强烈地撞击着，他一下子醒悟过来，家乡已经被愚昧和黑暗占领。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科学之光的照耀。
这时，上海海关、武昌高等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同时向竺可桢发出聘书，其中以海关的薪俸最高。但是，中国海关从清朝即为外国列强所把持，严重损害着中国主权，选择海关就是选择和外国列强勾结在一起。他们在沿海设置了气象网，为窃取中国气象情报以夺得更大的利益而服务。
竺可桢痛恨中国没有独立自主的气象研究权利，他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从列强手中夺回中国的气象主权，因而绝不能为了高薪而为海关效力！
在家乡，竺可桢拜望了亲友、师长，祭悼了父母的亡灵，现在他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需要他来处理。父母的坟地下陷需要尽快迁移；亡兄的遗孤需要他抚养，寡嫂居无定所……竺可桢必须做到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已经没有感伤叹息的时间，他迫切地希望“科学救国”的理想能变成现实，他亟须走上高校讲台，为中国培养更多的气象人才。不久，竺可桢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大学，讲授地理学和气象学。武汉大学位于珞珈山下，面向东湖，风景优美，一派名校风范。
1919年11月23日，竺可桢正在长江边上散步，突然，江面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灾难。当时是上午10时左右，平静的江面突然飓风大作，波涛汹涌，浪高五尺。霎时间，江面上的几十只帆船已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竺可桢亲眼目睹了这一情况。第二天，他看到报纸，才知道原来是飓风沿长江东去，不仅仅是武汉遭了殃，其他地区遭受飓风袭击的帆船更是数不胜数。竺可桢非常痛心，他想，如果中国有自己建立的气象观测站，配备必要的仪器设施，进行天气预报，再有这样的灾难就不会受到这么大的损失，可见防患于未然确实是真理。
1920年，竺可桢转任南京高等师范地学系主任。南京高等师范后来曾改名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到今天的南京大学，有着80多年的校史。
南京是中国五大古都之一，钟山龙盘，石城虎踞，襟带长江，山川雄壮，风景秀丽，名胜古迹很多。竺可桢经常带着学生翻山越岭到野外考察，观察气象变化，在这里，他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地理学、气象学工作者。这是我国大学中设立的第一个地学系，下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其中的气象专业也是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气象专业，我国从此开始了自己培养气象专门人才的历史。我国有建树的老一辈气象学家中，许多人都是竺可桢这时期的学生。
竺可桢讲授的课程有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地理。《气象学》是竺可桢自己编写的教材，他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们认识空气的由来，认识不同高度的空气成分，了解为什么天空看上去是蓝色的……在安静的课堂上，竺可桢引经据典，深入浅出，把复杂的气象学知识“润物细无声”地传授给学生。学生们跟随着他，在神奇的空间出入，探索风云变幻的无穷奥秘。
地理学、气象学都属于应用型的学科，竺可桢在教学中非常重视培养学生们的实践能力，因此把野外实习作为地学系各科必修的课程。
那是个星光灿烂的夏夜，东南大学的操场上围坐着许多地学系的年轻学生。这是竺可桢召开的露天学术研讨会。他指着美丽迷人的苍穹中的星座，从二十八宿谈起，一直讲到航海、测量及农业生产。演讲中，不时有学生提问，许多在校园漫步乘凉的外系学生也被吸引了过来。这场别开生面的学术研讨一直持续到深夜，大家才余兴未尽地散去。
竺可桢还在校园里设立了气象测候所，以培养训练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东南大学校园东侧，有一个僻静的院落，叫梅庵。梅庵内环境幽雅，松青草绿，特别是春天，迎春花开得金灿灿的一片。地学系气象专业的气象测候所就坐落在这里。测候所购置了比较齐全的仪器设备，并聘请了专人规范管理。竺可桢在这里指导学生进行观测训练，每周对观测结果进行分析，由他亲自撰写气候报告，定期与国内外其他气象台相互交换。
当时，竺可桢领导下的东南大学里的气象仪器设备，已经具有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完好性和观测记录的可靠性。在竺可桢眼里，学生的考试成绩固然重要，不过对气象学研究这门科学来说，实际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也同样重要。他认为，不必用记分制考试来衡量考生学习的好坏，而应该让学生融会贯通所学习的理论知识，同时结合气象观测的实际情况，专题报告要做到从实际出发。他还十分赞同学生学习外语，并热情帮助学生进行科研和翻译，以便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
教学之余，竺可桢还埋头科研和著述。在高校执教期间，他在国内外科学刊物上先后发表论文60余篇。他利用古代典籍中的物候记载，研究中国历史气候的变迁，这也成了他科研工作中的一个创举。他的《中国对气象学的若干新贡献》、《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国历史上的旱灾》等著述，形成了他在这个领域专题研究的一次高潮。
竺可桢的研究结果使人们眼界大开。气象学研究在使人们回望过去的同时，还提醒人们预测未来。而预测正是气象学研究的本质。他告诉人们，自然界的气候和人类社会一样，都是呈螺旋形发展的，世界是相互联系的。虽然当今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等问题不断出现，但是人们不知道，也许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寒冷的气候时代。这些年参加南极科学考察的科学家所称，从他们考察到的南极存在的大量树木化石，可以证明，200多万年前的南极曾经适合植物的生长，那时候的南极温暖而潮湿，树木生长茂盛，花朵竞相开放。20世纪初，竺可桢在他的研究证明里提到，地球上的气候是呈波浪形起伏不定的，证实了考察南极的科学家的论证是正确的。
竺可桢不仅在气象学上有建树，在天文学史方面也有重要著述。1927年，竺可桢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发表在《科学》、《史学与地学》两本刊物上，他开辟了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古代天文史料的道路，而且在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我国史学界有部分人认为，古代史料应该重新评价。他们被称为疑古派。《尚书》（又名《书经》或《书》）作为儒家最早经典，最先受到了怀疑，疑古派认为《尚书》系后人的伪作。但另一派人认为，不能轻易地怀疑一切古籍。当两派争得不可开交时，竺可桢却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找出《尚书·尧典》中所记载的“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霄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进行整理后研究发现，这是古人对天上恒星在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四个节气那一天观测的记录。
经过深思熟虑，竺可桢得出了周密的推论：先考虑观测时间地点（主要是纬度），再研究“鸟、火、虚、昴”属于当今的哪些星座，然后从1927年《天文年历》中查出这些星座的赤、经数据，再将这些数据与从理论上求出四个节气时南中星的赤、经数据相减，将所得到的差数用岁差常数（50.2）来除，就得出了这是1927年以前多少年所观测的星象。
为了检验自己的方法，竺可桢先用这个方法对确实可靠的《汉书》中记载的星相进行了试算，发现十分相符。于是又把它应用到《尚书·尧典》上，所得结果是：《尚书·尧典》中所记的四仲中星，除了“日短星昴”外，其他三个都是殷末周初即三千多年以前的天象。
历史学家徐炳昶读了竺可桢写的这篇文章后，无比佩服地说：“读到竺可桢先生所著之文，欢喜赞叹，感未曾有。余以为，必须如此才能配得上说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样短短的一篇严谨的文字印出，很多浮烟涨墨的考古著作全可以抹去了！”
20多年后，科学家赵庄愚先生对竺可桢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探讨。他根据《尚书·尧典》中的上下文并参考其他古代典籍判断，认为四仲中星不是在一个地点观测的，而是在“畅谷”（今山东北部）、“明都”（今湖南长沙南部）、“昧谷”（今甘肃境内）、“咄都”（今北京一带）这四个地方观测的。确定了观测地点之后，他采用竺可桢的方法计算，结果证明，“日短星昴”也不例外。四仲中星属于一个系统，属于距今四千年以前的天象，也就是夏朝初年的天象。
时光飞逝，从武昌到南京，竺可桢在高校执教不知不觉已过去了十年。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在他的带领下，东南大学新兴的地学系培养出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地理学、气象学、地质学方面的专家。东南大学的名声得以名扬海外，30多岁的竺可桢也著述颇丰，事业有成，令国内外学界所瞩目，抵达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高峰。
这十年间，竺可桢生活相对安定，收获颇丰。1920年，他与出生于书香之家的张侠魂结了婚，并育有长子竺津（希文）、长女竺梅和次子竺衡。第二节 中国气象从无到有的突破
1911年，当时的政府在北平东城钦天监设立了中央观象台，中国现代的气象观测即始于此。这个中央观象台隶属于教育部。1913年，政府在观象台增设了气象科，由蒋丙然负责。蒋丙然刚由比利时留学回来，具备一定的西方科学知识。气象科管辖张北、库伦、开封、西安等处气象测候所。另外，农业、水利、航空等部门，也设立了一些气象测候所。可惜好景不长，20世纪20年代初，军阀混战，这些测候所因经费短缺而陷入停顿状态，竺可桢面对的是一堆烂摊子。
早在1916年留学美国期间，竺可桢就撰写了《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他在文章中谈到，国内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有些地区洪水肆虐，有些地区却连年干旱，造成每年数次的灾难与饥馑，因此，只有预测好各地雨量的多少，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设立气象台该提上日程了。
气象研究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当时，我国在政治、经济上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法国神父经办的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德国人在青岛设立的气象台，这一切给我国近代的气象事业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
竺可桢对这种状况十分愤慨与焦虑。1921年，他在《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一文中说：“昔人有言，人定胜天。今日世界各国文化之优劣，可以其国人控制天然环境程度定之。因田野山林之满被丛林荆棘也，故持斧柯以戡平之。因江河湖海之足以阻绝交通也，故筑桥梁以联络，造轮船而航渡之。因风云之变更不常也，故设气象台以窥测之。”他列举了外国人在中国建气象台的实例，叹息道：“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
1927年，北伐革命胜利，国民政府较重视科学技术，于是在首都南京设立了国家最高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经过选拔，由爱国人士蔡元培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杨铨（即杨杏佛）先生任秘书长。
中央研究院还下设观象台筹备委员会。1928年，筹备委员会分为天文研究所和气象研究所，竺可桢被任命为气象研究所主任。这一年，竺可桢离开了熟悉的校园和可爱的学生。面对中国气象事业一穷二白的局面，面对着这块处女地，他心中涌动着开创中国气象事业新局面的激情，涌动着多年夙愿即将得以实现的兴奋和喜悦。他仿佛看到了希望。
当时的中国虽然有了一些气象研究机构，但是职权有限，根本没有机构统一管理气象工作。气象研究所建立后，它既是全国气象学术研究机构，同时又是全国气象事业的领导机构。竺可桢出任气象研究所主任后，面对一片空白，所有的工作都要从头做起，所有的工作都必经他手，可谓千头万绪。他杰出的领导才能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筹建北极阁气象研究所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显示。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机构，首先要有一个长久、稳定的办公场所。竺可桢走遍了南京的每一个地方，跋山涉水进行实地考察，历经重重困难，最后确定办公场所定于北极阁。为了在北极阁建立气象研究所和气象观测站，竺可桢整整辛苦奔走了一年。
北极阁即南京钦天山，那是一个海拔67米的小山丘，因山顶有一座道观叫北极阁而得名。它北瞰玄武湖，南眺南京市，山巅平坦，四周无碍，是建立气象台的理想地址。北极阁历史悠久，早在南北朝的刘宋年间，钦天山就设有司天台，元明两代也曾在这里设有观象台。清康熙年间由于首都在北京，所以观测仪器也移往北京，历经风雨的北极阁逐渐荒废。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里树木丛莽，荆棘遍地，已是一座荒山，山顶的北极阁早已是一座危楼，残垣断壁、木柱朽腐、楼板洞穿，不可登临了，这种情况对建立气象台十分不利。
暮春三月，正是江南鸢飞草长时节，竺可桢与建筑设计工程师亲自到北极阁勘察建筑地点，拟就建筑计划。他亲自过问每一处的布局，每一个施工中的问题。北极阁破旧道观中有一位老道士，平时祷告念经。竺可桢为他安排了生活住所，并多方奔走，迁走了住在里面的一批俘虏兵。
日子一天天过去，钦天山气象所工地上，建筑已初见形态。那里处处留下了竺可桢瘦小矫健的身影，每天他必到此监督。
1929年初，随着基建工程的大体完成，气象研究所正式迁入北极阁。这里是南京市区的最高处。北极阁顶是三层塔式观测楼。观测楼呈六棱柱形，底层是宽阔的台座和回廊，六根台柱托着宽敞的环楼观测阳台；第二层也是环楼观测阳台，比第一层略窄些；第三层是观测平台。在这里，可以俯瞰云雾缭绕的南京城。从此，观象台成了金陵古都的新景致。
工作终于可以顺利地展开了，北极阁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除了原已进行的地面气象观测外，气象所先后开展了高空气象观测、天气预报和气象广播，同时还开展了物候、日射、空中电气、微尘及地震等多项观测业务和研究工作。接着，不仅仅在南京，气象所还在北平等地开展了测风气球、探空气球、飞机探测和气象风筝等多项工作。1932年，北极阁气象所开始了地震的记录，这是我国最早的地震台之一。
风向风速、云形云量、能见度、气温气压、湿度等是气象预报、气象研究工作的基础，地面气象观测主要是观测和记录这些天气现象。因此，要求气象观测必须做到四个要求：严格、认真、准时、准确。无论严冬酷暑还是风雨雷电，测候员都必须按规程进行观测，不可以有半分钟的延误和疏漏。
南京的冬天十分寒冷，气象所建在山上，山上寒风刺骨，滴水成冰，但是无论天气多么恶劣，气象所每天都必须有人值班。
值班员从早上6点到下午2点，每小时观测一次各气象要素。这一天，轮到气象研究所年轻的测候员朱炳海值班。清晨5点半，天气虽冷，但朱炳海不得不从温暖的被窝中爬起来，打着冷战，穿好衣服，准备进行例行工作。6点整，他开始观测气压表、温度表、湿度仪，他一边查看，一边记录。窗外的天仍是昏昏暗暗，四周寂静无声。
突然，外间办公室的灯被打开了，一股袭人的寒气钻了进来。竺可桢微笑着站在门口，随即走了进来并拍拍朱炳海的肩膀，亲切地说：“你继续工作吧。我睡不着，来这里看看。”
这并不是偶然情况。其实在平常，竺可桢也经常冒着寒气，早早地上山，不定时地检查测候员的工作，不容许测候员有任何疏漏之处。有时夜间有雨，天气更加寒冷，人非常容易倦怠，到清晨6点第一次定时观测的时候，已雨过天晴，就容易忽略察看雨量筒中的雨量。因此，竺可桢常常亲自检查，如发现观测员漏测漏记，他就会严格地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
竺可桢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和下属，使他们在学习和工作中受益良多。
半个世纪过去了，朱炳海已成为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每忆及此，他仍感慨万千，对竺可桢的精神百般佩服。
1930年元旦，气象研究所正式绘制东亚天气图，并发布天气预报及台风警报，收回了对沿海各气象站的管理权力。从此，我国开始有了自己领土领海内的气象预报。
20世纪30年代的一天，竺可桢正在北极阁气象研究所安排工作，两名日本人胁迫金陵大学的一位教授来到北极阁。
这两个日本人脖子上挎着照相机，傲慢地说他们是日本的农学家，因为气象事业和农业生产有很大关系，所以特来参观，希望竺可桢能够授权让他们实地摄影，带点宝贵的资料回日本学习。
当时已是“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已全面侵华，气焰十分嚣张，到处借机寻衅滋事。气象台作为国家机密，不能让外国人随便照相和参观，因此，竺可桢义正词严地拒绝道：“很遗憾，对你们的要求，我不能同意。”
日本人还不死心，妄图以政治压制竺可桢，他们悻悻地说：“你这样做，同贵国政府的‘睦邻政策’未免有些不合吧？恐怕会有损两国的友谊呢！”
竺可桢听后，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友谊的前提是互相尊重，双方平等，这个道理你们一定懂得。”他不卑不亢地回答说。
还是在这一年，竺可桢带队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远东气象会议。
香港港督和会议的会长先后在会议期间举行了两次宴会。宴会上，中国席位被安排在末席。竺可桢认为，这是有损我国国格的安排，是对我国的不尊重。同时，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竟然对祖国母亲如此不尊重，令人难以容忍。在他的提议下，出席会议的我国成员决定以不再出席会议的行动表示抗议，并在会议结束前提前乘坐海轮返回上海。
这一桩桩事情，让竺可桢感到愤怒和不满，并更加坚定了独立自主创办我国气象事业的决心和信心。他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北极阁气象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中。他要让世界人民知道，中国有气象学研究，中国的气象学研究并不落后。
他把大部分心思都扑到了气象所上。气象所建在钦天山，有利于气象观测，但毕竟荒草丛生，道路狭窄，交通不便。为了方便车行，竺可桢买来几千块旧城砖，砌了山间阶梯，又修筑了直通山顶的盘山碎石汽车道。竺可桢认为，科学研究者应该多看书多学习，于是在研究所建了图书馆。图书馆的最下一层是安装了三层窗户的地震仪室，这里可保持室内恒温恒湿。
由于气象研究所的经费十分有限，竺可桢精打细算，把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购置气象仪器设备和图书期刊上。为了压缩行政事务日常开支，他一分一毫地省下钱来，气象所共有20多人，其中90％是科技专门人才。科技人员兼任许多日常事务性工作，以节约人力开支。
竺可桢的家住在山下。为了方便工作，政府给他配备了小汽车，但他每天上班都是步行爬山，小汽车只用于外出办公事，除非遇上风雨，他才允许汽车接送。他说，这样既节约了经费，又锻炼了身体。所里的年轻人有时下山买东西时想乘坐所里的汽车，但见竺可桢如此严于律己，也纷纷仿效。
竺可桢深知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于是，从建所那年开始，每年春天，他都带领全所同事在山上植树。他们在山坡上种了松柏、杨树、梧桐，年复一年，北极阁披满了绿荫，蔚然成林。
昔日荒凉的北极阁躺在绿树的怀抱中，而如今气象研究所已成为全国气象科学研究的基地及指导全国气象事业发展的中心。这里的环境宁静优雅，有着浓郁的学术气氛，引得许多人前来参观。
经蔡元培先生同意，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也设在钦天山上。由此，钦天山一带形成了科学研究的集中地。第三节 对气候变迁的研究
1923年左右，竺可桢读到了一篇由欧洲气象专家写的有关气候变迁问题的论文。这个气象专家对欧洲的气候作了一番研究之后发现，欧洲在12世纪初到14世纪初的200年间，天气比其他各世纪要冷。
据记载，挪威人在9世纪至11世纪非常活跃，是北方世界的旅行家，因为那时候是欧洲和北大西洋温暖的时代，又加上挪威国王费尔海尔的残暴统治，推动了向外移民。挪威人移居冰岛和格陵兰，航行到北美，甚至远达俄罗斯。有一个叫埃立克的人，被放逐冰岛，他随着大西洋暖流到达格陵兰。他经过激浪击拍的海岸，到了西南岸的深入峡湾里最暖和的地方，在那里开垦种植。埃立克想，要把更多的人吸引到这里来，必须取个美好的名字，于是他想到了格陵兰，英语“Greenland”，意思是绿色的土地。在埃立克的字典里，这是能找到的最符合这个岛的漂亮名称了。
埃立克发现这个岛后，从挪威拉来了许多移民，他们以养殖业为生。但大自然并不总是顺从人意，也许是大自然发怒了，从12世纪开始，情况越来越糟，气温逐渐降低，黄金时代结束了。漂浮的冰川往南流去，向格陵兰岛缓缓漂来，格陵兰东岸被冰川封锁了；从冰岛到格陵兰的航线，也不得不变更。因为气候恶劣，航行困难，冰岛人和挪威人再也不驾船去格陵兰了。埃立克的移民点在维持了500年后，终于在饥寒交迫中绝迹。直到今时今日，格陵兰人曾经日夜守候的地方，在温暖过一段时间后彻底地死寂了，成了一片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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