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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4 03: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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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耘耕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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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社会(第十二辑)

新媒体与社会(第十二辑)试读:

卷首语

新媒体就像一部摄像机,既忠实地记录社会变迁,又可以通过其有选择地反观世界和生活在其中的独立个体。关于“新媒体颠覆了什么,重构了什么”的议题,学界和业界已经逐渐形成统一方向和逐渐累加的体系结构。尽管议题横向的扩展研究增速缓慢,但是对其不同属性社会意义的纵向讨论则不断深化,使我们在不断更新新媒体认知理念的基础上,更加清晰、理性地透视和反观新媒体。

2014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20周年,新的媒介平台的出现不仅重构了媒介生态,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本辑“专题报告”重磅推出由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发布的《2014年微博年度报告》《2014年微信发展状况年度报告》以及《2012-2014年传媒资本运营回顾与反思》。其中,微博报告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2014年微博发展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微信报告创新性地使用微信平台剖面分析法,交叉探索微信对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城市形象和流行文化的影响;传媒资本运营报告梳理2012-2014年我国传媒资本运营典型案例,总结三年中传媒资本运营特征并进行反思。

新媒体传播实质是思维的建构,新闻传播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对现实问题做深入剖析并提出解决思路,学术研究、学术成果的展示则需要通过学术期刊去传播。本辑“圆桌论坛”对由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谢耕耘工作室主办的“第二届新闻传播学期刊主编与传媒学子面对面活动”进行了实录选编,还原新闻传播学界优秀期刊主编与传媒学子互动交流盛况,为传媒学子提供学术启迪。在选稿标准上,问题意识和创新(新观点、新材料、新研究方法)成为主编选稿的普遍共识。“圆桌论坛”中的“主题演讲”部分关注新媒体环境中的传播生态,精编第五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上的专家讲稿,以媒介本体和客体为线索,探析当前的舆论生态变迁与媒体变革。在媒介客体层面,童兵深入分析了当前新媒体格局下舆论表达需求强烈和表达无序的原因,提出尊重舆论、服从舆论传播规律等舆论引导策略。在媒介本体层面,李本乾以电影产业为基点,提出传媒国际竞争力评价三维模型;官建文梳理移动互联网发展脉络,提出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五“泛”趋势;谢海光、杨驰原、张国涛聚焦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的革新与新兴媒体的发展。

新媒体引发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的巨大变革,对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复杂的媒介环境使舆情研究在网络舆情和社会舆情两个方面呈现出多元视角。本辑“学海瞭望”部分,研究者分别就2014年中国新媒体研究以及舆情研究的总体情况做了回顾与梳理,就相关议题的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研究重点以及研究趋势进行剖析。在新媒体和舆情新形势的共同作用下,新媒体对公共治理的意义逐渐凸显。关于新媒体如何影响公共治理,研究者按照“公共治理前提(话语权获得)——治理核心(网络问政)——治理新路径(网络民主)”关键因素线索梳理了现有文献。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颠覆了传统信息生产、传播模式,改变了人们的媒介行为以及对社会资本的占有和利用。本辑“学术沙龙”聚焦新媒体环境中的新闻生产与影视传播,内容涉及网络新闻工作者对互联网新闻政策变革意向的调查、网络新闻生产与媒体奇观、湘鄂西少数民族影视传播对比研究等,并针对新媒体环境中大学生群体的媒介行为变化、媒介素养教育以及女性社会资本构建进行探究,内容丰富,视角多元。“个案研究”部分关注新媒体与社会热点事件与话题,选编的两篇论文分别以中央电视台、豆瓣网为例,对电视媒体转型融合的融接点以及社交媒体营销策略进行了探究。

对现实的批判意识是知识分子的生命,作为引领社会、反观社会的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者更应具备反思精神,并将这种反思传播于社会。《新媒体与社会》辑刊坚持现象探索与理论反思相结合原则,力求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媒介生态环境中追求学术思想的沉淀与深思。

观点荟萃

“新闻无学论”是对新闻学过低的、不实事求是的评价,它所带来的众多消极影响使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面临着冲击和挑战。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新闻学在创办、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困难,由此否定一个学科是不公平的。新闻学有其自身独特的学科性质以及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研究内容,新闻学科是有感情、有立场的学科,传媒学子应正确认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坚守自己的新闻理想,做一个有情感的传媒人。——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教授)

新闻专业主义讲求新闻的真实性,客观公正是报道的基本要求。关于真实报道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真实与隐私。真实与隐私的关系是媒体特别要注意的,保护个人隐私高于仅仅满足公众窥私欲的真实,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第二,真实与社会效果。新闻是一种判断与选择,如何选择真实信息以及对信息做出怎样的判断都要依据伦理价值标准。第三,真实与趣味。媒体反映的真实会引导公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趋势,媒体在报道时应加以注意。第四,要注意获得真实信息的手段,不能为了获得真实而采取一些违背法律或者违背文明的手段。——陈保平(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数据新闻虽然强调图像,但是可视化并不是其全部含义,我们在看待数据新闻时不能将其发展历史中的传统意义丢掉。我们现在讲的数据新闻并不是随着大数据产生的,二者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但是,我们也不要排斥大数据提供的各种工具、数据来源,二者结合才更有利于数据新闻的发展。——祝建华(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教授)

人们最早感知“在线”“下线”的概念是从腾讯QQ应用开始。随着微信的出现,社会传播由原来的“非同时在线”时代进入到“同时在线”时代,网络空间真正成为一个以人为基础的空间,整个社会开始进入现实世界和网络空间并行的时代。过去十年,中国网民数量增加了10倍,人均上网时间增加了2倍;未来十年,中国网民数量预计将增加2倍,人均上网时间增加10倍,中国将全面进入十亿人同时在线的时代。——方兴东(“博客中国”和“全球网”创始人)

进入新世纪,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媒体融合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数字化试验阶段。这一时期的多媒体形态主要是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等数字化产品。第二个阶段是产业化探索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手机报探索营运模式,探索的最终结果是捆绑式发展。第三个阶段是融合发展阶段。有三个标志性事件,一是中国进入3G时代,二是iPad的诞生,三是微博的大爆发。这三个标志性事件宣告新媒体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也宣告媒体融合迈入了一个新阶段。2014年是媒体融合发展的新节点,从这一年开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进入深入融合阶段。——杨驰原(《传媒》杂志总编辑)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现在新媒体行业对人才的需求量很大。如何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提高自身素养,适应新媒体发展需要?我认为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加强新闻传播专业技能的培养,比如新闻采编能力等,这是媒体人应具备的基本功,是在新时期必须要坚守的;第二,应掌握新的信息处理传播技术,比如数字压缩技术、数字存储技术等,把握全球新技术发展态势;第三,随着媒体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还应具备基本的管理能力,这也体现出媒体人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第四,还要有创意,有想法。——严三九(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目前,中国的对外传播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外传播不是宣传,而是传播,所以不能只有正面报道,没有负面报道;不能只有国内报道,没有国际报道;不能只对内传播,不对外传播。第二,新的媒介环境中,新闻周期不断缩短,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要增强快速反应意识,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孟波(新浪网副总编辑)

激情、格局、坚持是创新的三大要素。激情是成功的前提,在我们工作学习时要充满激情,真正热爱这份事业,只有这样才有创新的可能,创新必须要有激情。格局,即眼界和胸怀,要有深厚的积累和深刻的思考,不能浅尝辄止、浮于表面,要具备独特的眼光、宽阔的眼界和前瞻性。坚持,就是坚韧,要咬紧牙关。有句话说得好: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有时候坚持到底往往就会成功。——滕俊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艺术总监)

圆桌论坛 第二届新闻传播学期刊主编与传媒学子面对面活动实录

主办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

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谢耘耕工作室

时间:2014年7月14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

论坛主席:谢耘耕(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论坛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鹏(《新闻记者》主编)

陆地(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主编)

胡智锋(《现代传播》主编)

郝晓鸣(《亚洲传播学报》主编)

黄芝晓(《新闻大学》主编)

主办方致辞

论坛主席:谢耘耕(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尊敬的各位主编、在座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第二届新闻传播学期刊主编与传媒学子面对面活动”。“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一共举办了五届,我们一直在探索形式上的创新,目的是搭建一个传媒学子和各界传媒领袖互动交流的平台。

学子和学术期刊是分不开的,学术研究、学术成果的展示都需要通过学术期刊去传播。新闻传播学子是未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主人,[1][2]也是CSSCI、SSCI来源期刊等高层次期刊未来的核心作者群,传媒学子的成长关乎着我们整个新闻传播学科的未来,与此同时,新闻传播学期刊的发展也需要年轻的学子们予以支撑。基于此,我们希望可以邀请一些新闻传播期刊的主编来和我们传媒学子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通过交流让传媒学子能够深入了解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的风格、定位、办刊理念以及选稿要求,获得学术启迪;通过交流让期刊主编们更多地了解传媒学子们的追求,为学子们提供学习成长的机会,并希望借此促进传媒学术的进步,促进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因为所有的希望都在未来。

去年,我们和多家国内、国际新闻传播期刊的主编沟通联系,举办了“第一届新闻传播学期刊主编和传媒学子面对面活动”,反响非常好。今年,我们在去年成功举办活动的基础上,继续举办“第二届新闻传播学期刊主编与传媒学子面对面活动”。本次活动得到了多位新闻传播学期刊主编的支持和帮助,主编们的重视与支持也体现出他们对传媒学子的关怀、对我们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关切。在此向参加本次活动的各位期刊主编表示感谢。

每一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的内容都在不断丰富,形式在不断创新,传媒学子们除了能够在这里了解学科最前沿的资讯,和学界、业界权威对话,还有很多人获得了宝贵的进一步学习和实习机会。在此,我预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希望期刊主编们和传媒学子们能够进行深入、良好的互动交流。再次感谢各位主编的光临,也感谢传媒学子们的参与!

[1]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而成,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

[2]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

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选稿“五平衡”

演讲嘉宾:陆地(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主编)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上午好。“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为众多传媒学子搭建交流学习的平台,已经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个品牌,影响很大,非常有意义。

我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的《新闻与传播》杂志是一个刊中刊,就是精选全国新闻传播学刊物里的精品。基于我们这个杂志属于刊中刊的性质,相对来说杂志的时效性并不是那么强,但是我们也力求能使这本杂志快速、及时地反映学界关注的问题,或者说能够快速成为瞭望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窗口。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刊物。《新闻与传播》杂志创刊于1958年,是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的权威刊物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刊物评价体系之一,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中国的期刊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新华文摘》、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引用,都是评价一本刊物的质量、级别及权威程度的标志。

我们的刊物由于时效性比较弱,我们就力求能做到几“新”,即没有新资料,但是必须要有新观点,力求我们刊物再选的文章里面有让人怦然心动的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经验、新动态,以“新”吸引人,以“新”为刊物的特色。

另外,我们还力求做到几个“平衡”。

第一个方面,做到学科与专业的平衡。我们新闻传播学细分为很多专业方向,包括广播电视、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采访与写作、媒介经济、广告等,因此我们力求做到学科与专业之间的平衡。

第二个方面,做到作者队伍的平衡,给予年轻人更多的机会。现在很多刊物都追求名人、名教授、名流的文章,每一本期刊都有它的作者队伍,都希望自己的作者队伍权威。这些学界的权威之所以能称得上是权威,必定是有深厚的学识修养做基础的,大部分文章的质量都能有保障。但是,我们必须“老、中、青”结合,我们的文化像河里的流水一样,必须要有继承性。文化不能像一口井,再深的井里面的水不能流动也不行,因此我们需要有一批中年学者、青年学者,甚至是学生作者。我们刊物在选稿时,不管你是学生还是名教授,只要文章思想观点新颖,角度独特,言之有物,理论观点能够站得住脚,我们都会转载。即在作者队伍上,我们讲究做到学界权威与青年学者、学子的平衡。

第三个方面,讲究地域的平衡。中国的学术资源分布并不平均,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学术资源存在不平衡。我们在选稿时不能够两极分化,要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的新闻传播学业界和学界的整体面貌,要照顾到东、中、西部各个地区的作者,讲求地域上的平衡。

第四个方面,从题材上来说,要做到古与今、中与外的平衡。古与今的平衡:我们现在很多刊物面对的都是业界的现实,但是新闻也是文化,新闻研究也要以史为鉴,历史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教训更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我们要力求做到古与今之间的这种平衡。中与外的平衡:如果只反映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则有些太片面。我们要开阔视野,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刊物应该同时反映国内、国际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所以,从题材上来说,我们也追求国际、国内研究的平衡。

第五个方面,做到学术与实践的平衡,或者说是理论与实践的平衡。大学里新闻传播学的老师和学生写的文章偏重于学术,我们新闻传播学业界偏重于实践,有很多案例值得去研究。所以,我们也要同时考虑学界和业界研究文章的平衡。

此外就是刊物之间的平衡,我们期刊容纳量有限,因此会考虑文章长与短的平衡。优秀的长篇文章我们不吝惜篇幅,字字珠玑的短篇文章我们一样转载。

我们期刊对于转载有一个规定,就是同一期不转载同一刊源两篇以上的文章,否则就挤占了其他刊物的位置。此外,同一作者一年最多两篇,如果是合写的,可以是两篇半。同时,我们对转载的文章有时效性要求,就是从原发刊物到被转载发表,不能超过半年,这是硬性规定。

以上是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杂志在选稿时力求做到的平衡。我们杂志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两个提升:第一,提升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思想力或者叫创新力。第二,促进我们新闻传播产业的生产力,如果我们的理论对实践没有促进作用和任何参考价值,那么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同样,如果我们的文章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没有什么帮助,仅仅停留在经验主义上也是万万不行的。所以,我们杂志精选的研究文章必须像望远镜、显微镜,能够带给学者更多的思考,让学者看得更远、更宽、更深。这也是我们《新闻与传播》杂志的基本追求。

《现代传播》:文章写作的历史纵深与理论独创

演讲嘉宾:胡智锋(《现代传播》主编)

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跟各位主编、同学进行交流:第一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现代传播》刊物的历史脉络和刊物追求;第二个方面,谈一谈《现代传播》刊物的选稿标准和我们的一些基本判断;第三个方面,就我对当前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的一些思考和大家进行交流。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现代传播》刊物。《现代传播》杂志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核心期刊,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就刊物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创刊至今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1990年,即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是《现代传播》杂志的主创和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杂志的总体定位是为北京广播学院(后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的教学服务,以反映北京广播学院和广播电视界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为主,主要职责是面向校内,这是那个年代高校学报普遍存在的特点。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特点,导致当时刊物所选的论文较为驳杂。我曾经翻看过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现代传播》杂志所选登的文章,大量文章跟传媒研究无关,或者相去较远,比如体育、外语、思想政治等学科领域的论文。有些文章尽管属于传媒研究的范围,但是很多属于课堂教学探索,比如播音主持发声教学等。总之,当时的刊物明显反映了那个时期作为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的一个特点,即为学校的教学工作服务。1979年创刊时,我们的刊物是一年四期的季刊。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1985年、1986年之后,刊物逐渐由季刊改成双月刊。在这个刊期变化的过程中,刊物逐渐加厚,但总体上仍是为北京广播学院的教学工作服务,反映教育教学成果。

第二个阶段比较重要,是刊物大规模向外拓展的阶段,时间大概从1991—1997年。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现代传播》杂志的前任主编朱光烈。朱光烈老师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热情,是一个有思想家气质的主编。自他担任主编以来,《现代传播》杂志开始积极地向外拓展。在第二个阶段我们的刊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转型,第一个是刊物改名,在此之前,我们的刊名就叫《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朱老师提出把学报改成《现代传播》刊物,把内向型的学报改成外向型的学术期刊。从长远发展来看,这次刊物改革力度非常大,并且非常值得肯定,这一时期也成为刊物从内向型转为外向型的重要阶段。第二个转型就是大规模采用外稿,特别是发起了若干场重要的学术论争,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朱老师发起的一场推翻17世纪培根时代“知识就是力量”说法的活动,提出“文化就是力量”,即反对机械的专业主义,而强调更综合的“文化至上”这样一个理念,在当时引起了很激烈的论争。另外,在当时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只在比较高端的专业领域出现时,朱老师就提出“信息高速公路将我们化为泡沫”,认为传统的新闻业将被取缔。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朱光烈老师当年发起的这些论争的确是振聋发聩,具有前瞻性。在这一阶段,为了加快刊物的外向拓展,朱老师拜访钱学森、钱伟长、费孝通、汤一介等一些中国学术界的前辈和大家,请他们写文章,一时间,《现代传播》成为中国学术大家思想汇聚的平台,知名度、影响力快速提升。这是第二个大规模向外扩展阶段。

1997年底,我接任《现代传播》的主编,对《现代传播》提出了新的定位,即以传媒学术定位。我是在对刊物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完整的梳理后提出这样一个定位的。我认为在之前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个发展阶段刊物定位过于内向,当时的刊物太注重对学校教育教学成果的反映,而刊物的学术性质不够;第二个发展阶段刊物定位又过于外向,太注重外界的社会反响,试图变成一个社会文化期刊,而刊物自身的内涵以及品质还不明确。我当时分析,首先《现代传播》是一个学术期刊,而不是一个社会文化期刊,所以我们在向外拓展的过程中,在短期提高刊物的知名度、影响力上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回归到学术期刊这个定位。与此同时,《现代传播》不仅仅是一本学术期刊,它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的学术期刊,一定要体现出广播学院的特色,所以当时我们确定刊物的定位是以广播电视传媒研究为核心的传媒学术期刊。

在做这个定位时,我们参照了两个参照系,第一个参照系是中国高校的人文社科学报,毕竟《现代传播》是北京广播学院所办的一个学报,它在主题上仍然要体现学校的品质和特点,学校主流的科学研究成果都要有所呈现,同时又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在1400多家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学报中占有立足之地。仔细比对研究之后,我们认为刊物不能走综合化路线,只能走特色化路线,这个特色是什么?就是传媒特色。因为在众多中国高校里,中国传媒大学的传媒特色是为大家所认可的,我们的学报也应如此,打传媒牌,凸显刊物的传媒特色,独树一帜,走特色化路线。第二个参照系就是众多传媒类的期刊。传媒类的期刊有两类:一类是高校创办的期刊;另一类是传媒机构创办的期刊,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和业界创办的传媒类期刊。在这些传媒类期刊当中,有包括复旦大学黄芝晓教授主办的《新闻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创办的《国际新闻界》,还有郝晓鸣教授担任主编的《亚洲传播学报》等这些偏学术的传媒期刊。更多的是类似于像刘鹏老师主编的《新闻记者》这类偏向业界实践的传媒期刊。在20世纪90年代我接手《现代传播》的时候,主要面对的是来自于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出版集团等主办的偏重于传媒实践研究的期刊,大概有百八十家。那么,跟众多业界创办的主要定位于传媒业界实践的期刊相比,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学报《现代传播》毕竟是院校创办的期刊,更多要体现期刊的学院派特色,期刊的学术含量相对要高,学院派特色相对要浓。

将这两个参照系找准之后,我们就将《现代传播》杂志定位为以广播电视等传媒学术研究为主导的一份传媒学术期刊,与众多高校创办的学报相比,我们的刊物更多地体现传媒特色,与众多的传媒业界主办的传媒类期刊相比,我们又体现出学院派特色。在刊物的定位明确以后,《现代传播》杂志从1998年到现在,刊物的风格、特色基本上没有改变过,并且成为教育部“名刊工程”的入选期刊,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资助期刊,先后被评为“全国高校重点学报三十佳”“全国高校重点学报百强”等。当然,这离不开高校和新闻传播界的前辈们、老师们和同学们的支持,在此也对他们表示感谢。这是我想介绍的第一个方面,《现代传播》杂志发展的历史脉络。

第二个方面,我想谈谈《现代传播》杂志的选稿标准。《现代传播》杂志的选稿标准就是“几要”“几不要”。首先说“几要”。总结起来,我们杂志的选稿标准有四个要点,是两对概念:“现实”“历史”“理论”与“实践”。怎么理解?第一个要求,《现代传播》的稿子一定要有现实针对性和问题导向性,不论是理论热点还是传媒实践热点,它必须是一个现实问题。

第二个要求,我们强调“历史纵深感”。这不是说文章一定要研究历史本身,而是要有历史感的一种研究。比如,两篇针对“媒介低俗化”研究的论文,一篇是对当今电视荧屏的低俗化现象进行精彩的描述,提出很多建议措施,表达很精确;而另一篇论文不仅呈现当前媒体上各种低俗化现象,而且上溯历史,研究欧洲历史上低俗化的缘起及中国百年传媒史上低俗化的缘起,在中外历史的纵深发展中挖掘造成媒介低俗化的深层次原因。如果只能二选一,我们会选择第二篇,它探讨的是现实问题,但是呈现的是历史。优秀的文章不仅要对当前的现象做全景观描述,还要善于找到现实问题的历史脉络。

第三个要求,追求理论的独创性。理论的独创性主要包括三点: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这其中的任何一点都构成理论上的创新。

第四个要求,追求实践指导性。我们鼓励和支持对传媒业界实践有启发、借鉴意义的实践性研究。选稿讲求实践指导性,稿件应该对传媒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令传媒业界的人看到我们的文章会觉得受到启发、值得参考,引起他们的关注,这就达到了研究的目的和效果。

那么,我们不要什么?我们大概有以下几个“不要”:第一,不要“追求时髦”。对于社会热点,如果缺乏思考和沉淀,仅仅为了赶时髦,文章是不会被我们杂志录用的。第二,不要“炒冷饭”。如果文章议题陈旧,且完全没有观照当前,没有新观点、新的研究方法和新发现的文章,我们不会录用。第三,不要“掉书袋”。我们强调文章要有文献综述,要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但是,我们反对没有观点、没有思想、没有想法的研究文章。我们强调,在文献梳理过程中,消化吸收现有的文献资料,将其变为自己论证的材料,用以印证自己的某个观点和想法。

第三个方面,我想跟各位主编、各位同学分享我的一些思考。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学”和“术”这两个字。在我看来,今天做学问的人,用“学”和“术”这两个字的组合可以组合成四种人。第一种人是“有学无术”,就是做学问的态度很好,并且自己也很有学问,在某个方面有深厚的积累和沉淀。但是“学”是什么,是学识、学养,是学术的沉淀和积累;而“术”是方法,是手段。很多做学问者缺乏将学术思想转变为最恰当的学术成果的方法。大的“术”有很多,比如将教学成果转为科研成果,将一个小的论文转化成大的研究,把一个大的研究转化成一部专著。“小”的术只是把想法转变为论文,很多人学问很好,但是一看文章标题、文章内容就觉得很可惜,很好的材料被淹没了。“术”(方法)从哪里来?我认为要根据你的特定环境和状态进行研究材料的有效传达。

第二种人是“有术无学”。这类人了解不同期刊的风格定位,知道编辑需要哪方面研究,投其所好。但是文章内容缺乏深入研究,缺乏基本的学术沉淀和积累,没有厚重的学术含量。

第三种人是“不学无术”,这个我们不再多谈。

第四种人,也是我们最希望见到的就是“有学有术”的人,既有学术修养,投稿又具针对性。

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朝气蓬勃,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年轻一代,只要你们有很好的学术修养、深厚的积累,并且注意有针对性地投稿,我们这些期刊的大门都会向你们敞开。希望在座的有志者能够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甚至在世界新闻传播舞台上展露你们的风采。

谢谢大家!

《新闻记者》:重视写作的问题与传播意识

演讲嘉宾:刘鹏(《新闻记者》主编)

今天我想讲的主题就是《新闻记者》杂志欢迎什么样的文章。

首先介绍一下《新闻记者》杂志的基本情况。《新闻记者》杂志于1983年创刊,最早由《文汇报》主办,后来由上海新闻学会主办,再后来转到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目前是由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上海报业集团和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合办的一本期刊。

新闻传播的专业学术期刊是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展示和交流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也是反映新闻传播研究生态的一面镜子。《新闻记者》杂志的一个追求就是期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促进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推动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进步,因此对于优秀作者和质量高的文章,我们一直非常尊重和欢迎。

什么样的文章会受到《新闻记者》的欢迎?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坚持问题意识。我对我们杂志的定位和要求是成为一个以问题意识为主导的专业性学术期刊。所谓问题意识,就像一个医生看病,首先必须有人生病,才能诊断病情、开药方。没有问题意识的研究就像人本来没有病,而医生自己直接开了药方,这样的研究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问题,不但是学者从事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研究的落脚点。

对于《新闻记者》杂志而言,在研究问题意识中,更重要的是立足中国现实,尤其要立足中国新闻传播现实,回答新闻传播领域——新闻实践领域和学术领域中,重要的、有研究意义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再具体到我们的《新闻记者》杂志。在我看来,相对于其他的文、史、哲类学科来说,新闻传播类学科具备较强的实践性。即便是相对来说比较纯粹的学术研究、学理研究,我们也希望研究者尽量不要局限在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这样一个学术的象牙塔中,形成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一个状态。同时,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传媒学子在进行研究时同样也要解释现实,还要改造现实,最后能够把自己所掌握的传播理论运用到新闻实践当中,促进新闻实践的进步。能够关怀传播实践,从实践中找到问题,进而从理论层面展开研究,这是我们《新闻记者》杂志比较提倡、推崇的一种研究路径。

我们的杂志1983年创刊,2013年正好是我们《新闻记者》杂志创刊30周年。我把这30年的杂志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然后编了一本文选。在编这本文选、看这30年杂志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新闻传播学科的文章在学术研究的理论性、规范性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在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上,在对问题的透辟剖析上,并没有显示出同步的提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有些学者所说的,存在着“理论登台,思想退场”这样一种倾向。我们的学术研究在鲜活的思想、对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很好的针对性等方面,没有显示出同等的进步。

那么,什么样的文章是没有问题意识的文章呢?其一,一些人写文章的目的是拿学位、评职称,而不是针对新闻传播学科或者新闻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其二,对《新闻记者》杂志来说,如果文章研究的涉及面太窄,感兴趣的读者群过窄,也不会被我们杂志选用刊登。其三,有些文章研究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问题,但是不在《新闻记者》的关注范围之内,也不会选用。《新闻记者》相对来说更关注较为传统的传媒产业。类似图书出版以及纯粹的广告经营方面的研究等,也不在我们杂志涉及的范围之内。其四,还有一些文章,我认为研究的是伪问题,比如有篇文章研究的是企业发生负面新闻后,如何将负面新闻扼杀在萌芽状态中。这样的文章,对于我们新闻传播学来说就是一个伪问题,我们从事新闻传播研究不是要管控我们的传播,而是怎样能够使新闻传播更自由、更便利。

第二,要提倡创新意识。投给期刊的文章和我们写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以及编一本教科书或者是写一本专著非常大的不同就在于投给期刊的文章必须要在非常短的篇幅内把一个研究问题讲清楚,相关理论的铺垫、基本概念的诠释等很难在一篇简短的文章里全面地体现出来。如何在简短篇幅的研究文章里寻求创新?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一个比较小的切入口进行研究。创新包括的方面很多,比如,新的理论、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新的材料等,但实际研究起来很难。上述提到的创新方面,如果一篇文章有一个方面比较新,那么在众多的来稿当中就非常容易受到关注。因此创新很重要,但是坦率地说,目前整个新闻传播领域研究论文低水平重复生产的现象还是很严重的。

创新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避免人云亦云的研究。比如,有些文章内容空泛,而且其中的很多观点被提过很多次,很难谈出新意,这种文章不会被我们杂志选用。第二个方面,开阔的学术视野。如果是应用型的研究,起码要有对古今中外比较广阔的扫描,不但要知道自己怎么做,现在怎么做,还要知道历史上怎么做,国外怎么做,其他人怎么做。有一个开阔的学术视野之后,很容易在研究中找到一个新坐标,找到一个新的阐发自己观点的方位。除了这些以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要具备独立精神、批判意识。批判的起点就是怀疑,对现有的制度、秩序、状态的一种不满足,这也是一种问题意识。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在进行研究时,首先要注重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然后才有可能发现问题,才有可能有所创新。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比问题和创新本身更重要。

前面讲了《新闻记者》杂志选稿注重文章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下面介绍一个《新闻记者》杂志组稿、约稿的范例。2014年3月初,“马航”客机失联事件发生后,不仅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也是新闻界内部讨论的一大热点。很多网友吐槽事件报道中的中国媒体、中国记者,当时网上流行很广的一个帖子说,事件报道中所有的“干货”都是由像CNN、《纽约时报》、BBC、《华尔街日报》等国外大牌媒体挖掘出来的,国外媒体的报道体现了媒体的力量所在,体现了国家的软实力。反观中国的媒体,除了翻译外媒的报道外,只会一遍遍地喊着“马航,我们等你回家”。实际上,国外媒体的很多报道也是有很多问题的。比如,英国一位记者就说,马航报道的规律如下:每天早晨谣言四起,傍晚就会辟谣,下一天周而复始。这实际是新闻业内的一个现象,针对这一现象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思考,这体现了我们《新闻记者》杂志的特点和风格。所以,我们很快约了几篇稿子。其中,我觉得观点上有创新的第一篇文章是《凌驾性的失落》,作者魏永征老师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客座教授,也是我们杂志以前的主编。他提出来一个观点,为什么中国记者会在这场较量中失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新闻人对采访权的认知错误。他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提出过去在党报格局下,记者的权力具有凌驾性,人们接受采访就像在对上级汇报情况。但是,在“马航”飞机失联事件当中,记者的这种权力的凌驾性没有了,相应地带来了中国媒体和中国记者的一种失落。第二篇是南京大学周海燕老师的文章,当时她正好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写了一篇《突发灾难性事件报道策略研究》,文章谈到对于突发性的冲突性的事实如何使用,各种矛盾怎样取得平衡,消失的现场如何还原,进程中的事情如何报道等,并引用了很多国外媒体报道的数据和案例,探究国外媒体报道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篇文章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第三篇是南京大学王辰瑶老师的文章,她的这篇论文题目叫作《内爆:不确定时代新闻生产的逻辑》,这篇文章探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过去我们说信息是消除事情的不确定性,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信息非常多,非常密集,可是人们看得越多知道得越少,看得越多越糊涂,信息越多不确定性越强。王辰瑶老师借用“内爆”理论来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探讨网络时代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这是我们杂志组织的在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这两方面都有所体现的一组文章。当然,这样的组稿体现出短、平、快的特点,对于我们新闻学术界来说,非常需要在问题发生、成为热点和焦点的时候,迅速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判断,这样敏锐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传播意识。所谓传播意识,实际上是说要有读者意识。所谓传播就是传通,传播的内容要被人接受。写学术论文,做学术研究,研究学术课题实际上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研究的内容、写出来的论文刊登之后,除了杂志编辑和作者之外,是不是就没有人看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有传播意识。实际上我们在编辑稿件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很多学术、学问不错的学者,特别是年轻的学者,他们在文章表达逻辑的清晰程度、遣词造句的分寸把握上,远远不如老一辈学者。这就是传播意识不够强,或者这方面训练不够的问题。有传播意识,文章才能写得漂亮,论证才能更加有说服力。这其实是一个思维逻辑的训练。我一直说清晰的表达源于清晰的思考。我们在写论文时首先要在逻辑上将研究问题一环一环、一层一层地想清楚,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之上才能有良好的表达。除了要在逻辑上清楚、环环相扣之外,我们还提倡论文要在语言文字上精通简练。近些年,我们新闻传播学科国际化的步伐逐渐加快,研究文章的理论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论文也存在一种倾向,就是过分咬文嚼字,玩弄文字游戏,有的文章甚至出现随意生造概念的问题,使人不知所云,研究呈现出经验化、小众化、边缘化以及西方化这样一种状况。现在有很多文章读起来非常吃力,看了半天没看明白作者想表达的观[1]点、思想,套用网络上流行的一个说法叫“不明觉厉”。这种“不明觉厉”的文章现在确实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但是,我觉得“不明觉厉”后面还可以进一步做一个补充叫“明了觉累”,就是非常耐心地看明白了,其实就是说了一点尽人皆知的道理,但是用了非常晦涩的表达方式。我认为这样一种学术倾向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学研究要予以警惕的。

新媒体时代,我们杂志社办杂志和各位同学作为读者读杂志、作为作者给杂志投稿,都会遇到一些困惑。第一个问题,互联网时代,如果一个学术期刊不在网上传播,那么它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势必大大降低。但是如果在网上传播,又势必影响杂志的发行量。这是我们杂志面临的一个经营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地依靠检索阅读,对需要研究的问题的相关文献、资料通过中国知网、百度等进行搜索、下载,而不会再去专门看这些新闻传播类杂志,因为这种检索式阅读很方便。但是,客观地说,一个学科、一个学者如果要有更好的学术发展,我觉得更重要的或者更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提倡学术期刊的追踪式阅读,或者说是偶遇式阅读。追踪式阅读,比如从2014年第1期《新闻记者》一直看到2014年第12期。为什么要提倡追踪式阅读?首先,你在完整地看过一本杂志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内容以后,会对相关的研究领域、相关学科的重点、热点、学界关注比较多的话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其次,在追踪式阅读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偶遇式的思考,可能碰撞出偶遇式的火花。有些问题原本不在你关注的范围内,但是,通过追踪式阅读,很有可能就会不小心碰到这些问题,进而启发你的思考。所以,这种追踪式阅读、偶遇式阅读是促进学者学术生涯丰富性、促进学科发展丰富性的重要方面。如果只是检索式阅读,只看自己当时关注的、需要了解的议题,却对其他的研究视而不见,甚至“视也不视”,这样就会导致自己的学术视野、学术路径越走越窄。

对于我们《新闻记者》杂志来说,我们从十几年前就创办了杂志的官方网站,将在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基本是所有的文章,较快地在网上发布。因此同学们可以订阅我们的杂志,也可以直接在官网上阅读。近几年,社交媒体越来越流行,我个人不认为微博、微信这些媒介是非常好的学术平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社交媒体如此流行的情况下,我们杂志想要在新闻传播学界、业界扩大我们的影响力,享受我们应有的话语权,也不能放弃、回避这些社交媒体平台。2010年,《新闻记者》杂志开通了自己的官方微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近,我们也在着力推广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希望通过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给更多的关注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学子们提供新闻学术研究或者新闻实践研究方面的信息和最新动态。

[1] 不明觉厉,网络词汇,是“虽不明,但觉厉”的缩句,意为“虽然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新闻大学》: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学术争锋

演讲嘉宾:黄芝晓(《新闻大学》主编)

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的刊名一般都是叫新闻传播、新闻研究之类的,比如《新闻与传播研究》,为什么我们这本杂志叫《新闻大学》?我们的杂志创刊于1981年,这本杂志最早不是办给大学生的,而是办给传媒从业者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慢慢开始恢复,而且逐渐发展壮大。当时很多地方都开始办报纸,很多不是新闻专业科班出身的人进入了新闻这一行业,迫切需要向他们普及新闻传播知识。当时创办了这么一本普及性新闻传播类杂志,所以叫《新闻大学》,向那些在媒体一线工作的、没有学过新闻专业知识的人普及新闻传播知识。我翻看过我们《新闻大学》创刊号的第一期,上面刊登的确实是一些普及性的文章。后来这本杂志也供学生发表论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新闻大学》杂志比较专注于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我2000年底进入复旦大学工作,2001年开始担任《新闻大学》杂志主编。2006年我们曾就杂志要不要更改刊名开展过一次讨论,在这之前很多人就曾提出意见说别再叫《新闻大学》了,听起来就像是一本成人自学教材,不像一本专业的学术期刊。后来我们再三考虑,认为杂志叫什么问题不大,关键是《新闻大学》这个品牌已经树立起来了,再改刊名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新闻大学》而言,我们这里对“大学”的理解,不是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一个物质的学校,在《礼记》里面《大学》讲的其实是一种思想方法的训练,是对学者的一种训练,所以“大学”这两个字不光是单纯地指一个学校。从这个角度讲,“新闻大学”也是可以作为学术性刊物的刊名的。《新闻大学》杂志原来一直办的是季刊,因为我们觉得国际上权威的、理论性的学术刊物应该是季刊。但是,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中,办季刊实在是无法应对,因为投来的稿件太多。后来我们将每一期季刊的页数从96页增加到每期158页,还是无法满足研究需求。我们从2012年开始下决心要将杂志创办成双月刊,杂志无论是增页还是变成双月刊,对我们而言,都增加了大量的工作。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创办刊物需要资金支持。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之前,先成立了一个公司。学术期刊首先要养活自己,学术期刊是发表学术思想、观点的平台,但是其本身也是媒介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学术期刊如果想用它散发的灯光去照亮业界和学界,那么这盏灯自身要有油,否则刊物无法推动学科研究的发展。我们办《新闻大学》也是需要资金支持的。2001年以前我们多是依靠媒体的赞助,《宁波日报》《绍兴日报》,还有上海文新集团、《解放日报》等都赞助过我们。后来我们认为依靠赞助不是杂志发展的长久之计,于是开始考虑经营。我们开始在杂志的封面等位置做广告,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新闻大学》杂志的封面、封底、封二页、封三页上都刊登有广告。我们的杂志刊登稿件不收费用,而且稿件一经刊登还会给作者稿费。正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到独立,我们才能比较公正地、认真地办好这本杂志,成为学术界的重要权威。当然,《新闻大学》杂志办得好,也有赖于全国的新闻单位,特别是新闻院校的老师和同学们的支持。

关于《新闻大学》杂志的栏目我这里不一一介绍。其中有一个栏目是“研究生优秀论文写作”,从2001年开始,《新闻大学》杂志每年都会举办研究生论文年会,年会上获奖的优秀学生论文可以刊登在《新闻大学》上。现在,不仅仅是年会上的获奖论文,同学们平时寄过来的论文,如果经过老师们评审认为是优秀论文的,我们同样也会刊登。而且,不但刊登在这个专栏里,杂志的其他栏目也为同学们开通了,有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学生论文,也可以刊登在其他栏目里。《新闻大学》上刊登的研究生论文的比例较高。我们为什么要刊登研究生的论文?主要考虑学术研究需要后继有人,应该大力支持学生的学术训练。同学们写的论文应该拿出来经过社会的检验,让同业的人士来鉴定,而且文章要发表出来才能有所提高。所以,我们为传媒学子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平台。《新闻大学》大概每一期都会刊登1到2篇研究生论文,甚至更多。希望同学们今后踊跃投稿。

那么,什么样的论文才能在《新闻大学》杂志上发表?

第一,文章要有一定的理性,要进行理性思考。同学们对新闻实践工作、新闻传播活动中出现的一些现象、问题有想法,这样很好,但是一定要经过理性的思考。比如,我们现在还在刊发有关“汶川地震”的研究文章,其实地震发生后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大量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但是我们真正刊发是在地震发生半年以后,在对事件有了冷思考之后,再来研究地震报道中记者应该如何准确地采访报道,这样才能帮助我们认识新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规律。

第二,我们更倾向于选择表达清晰的文章。现在有一种风气是“越是看不懂的越高明”。曾任同济大学校长的李国豪教授,当年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写的论文别人看不懂,说明你自己根本就没有搞懂”。论文是向别人阐释自己的观点、思想的,让别人看得懂,你的论文才有效果。所以,我们希望同学们在锻炼逻辑思维、思辨能力的同时,一定要锻炼自己的文笔、写作能力。1963年,《求是》杂志的前身《红旗》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短小的文章——《怎样写文章》,文章讲了三个观点,其中就讲到一个人想明白一件事情很容易,但是想明白之后还要讲清楚却是比较困难的,这方面需要不断训练。现在一些稿件在文字语言方面的功底较弱,希望同学们能够抓紧训练自己的基本功,加强文字训练。

第三,要注意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问题。现在,很多文章中图表、数据、百分比占据的篇幅特别大,但是这些数据分析出来之后,说明了什么问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也不知道,最后得出什么结论也不知道。这样的文章貌似很严谨,很学术,但其实是为数据而数据,通篇都没有观点,连观点都没有的文章就更不要谈创新了。

第四,不要把一些时髦的说法当成理论观点来看待。有很多时髦的说法在传媒业界、学界都很流行,但这些说法不是理论。所以希望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不要受到这些社会上的流行说法的干扰,要多动脑子想一想。

第五,要拓展我们的知识点。我们《新闻大学》杂志发的文章,都紧紧围绕着新闻传播学领域。《新闻记者》杂志关注实践性很强的领域,而我们《新闻大学》杂志关注的领域包括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多个方向,比如政治传播、艺术传播等方向。另外,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还应该注重和其他的学科交叉融合,关注学科前沿问题,多学科交叉才能真正推动我们新闻学科,特别是传播学的发展。

第六,研究要讲求社会实践。我们所从事的研究、申请的项目课题都必须来自于社会实践。现在新媒体呈颠覆性发展,特别是在数字时代这么一个伟大的转折时期,很多传统的理论、知识结构已经跟不上传媒的发展,我们的传媒理论也应该有所变革。在新媒体研究方面,我们开辟了一个新媒体研究专栏,不仅在这个栏目里研究新媒体,在其他各个栏目的研究中也都包含对新媒体的研究。

第七,一个刊物要办好,不能都刊登自说自话的论文,至少要带有一些争论,对学术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努力,每年都想提一两个问题出来引发学者们的讨论,但是经常讨论不起来,一般讨论个一两次,后面的文章就没有了。有不同的看法是好事,我们需要这样的文章,通过讨论慢慢把问题梳理清楚,这样才能推动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不怕争论,就怕没有争论。现在学术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争论。我们就学术观点进行讨论,希望同学们能够有很多新的思想和观点,只有参与讨论,才能增强问题意识,才能在讨论中有所创新。

第八,我们杂志想把国外的一些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来。我们创办了一个栏目,专门发表一些专业性的文章。但是,现在看来力度不大,文章的后续不足,因为文章的翻译比较困难。现在很多同学的翻译水平也不错,希望同学们在看国外文选的时候,发现不错的研究,并且国内还没有介绍过的,可以推荐给我们,我们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新闻传播学科不是一门延展性很强的学科,学科本身比较年轻,它的推动力就在年轻人之中。我很高兴能跟这么多传媒学子见面,将来你们都会成为新闻传播学领域的骨干,我们这本杂志在同学们的支持下一定会办得越来越好。

《亚洲传播学报》:搭建国际化学术平台

演讲嘉宾:郝晓鸣(《亚洲传播学报》主编)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亚洲传播学报》的基本情况。《亚洲传播学报》是一个英文学刊,英文学刊和中文学刊有很多差异。我们这个学刊首先是超出中国的国界,甚至超出亚洲,我们的文章并不完全是给亚洲学者看的,而是想把亚洲学者的文章推向国际,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看。搭建一个国际化学术平台是我们的目标。同时,《亚洲传播学报》也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简称SSCI期刊)。在亚洲只有2家杂志是SSCI期刊,但是SSCI并不是一个标准。《亚洲传播学报》在选稿时有哪些具体的评价标准?像《亚洲传播学报》这样的国际学术期刊和国内学术期刊在稿件的评选要求上有哪些不同之处?其实,我们杂志选稿的标准和国内的学术期刊都是一样的,我们学刊唯一的一个特殊要求就是论文一定要与亚太地区的传播问题或现象有关。如果仅仅是研究的采集样本所在地在亚洲,但是关注的问题并不是亚太地区存在的传播问题,也不符合我们杂志的要求。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亚洲传播学报》选稿的两个必要前提。第一个,要有理论。我们这门学科是非常强调理论的,《亚洲传播学报》的评审员一般都是学界的研究者,如果你的论文中没有理论,也是很难被我们杂志所采用的。科学研究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探索,对现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分析是你进行研究的前提,文献分析很重要。第二个,国内、国外的学术研究路径不同,《亚洲传播学报》杂志非常强调实证研究。我们也在国内的刊物上看到一些文章有很好的思想,读完之后让人眼前一亮,但是国内研究不强调你把这个观点、想法证明给我看,在国际上做学术一定会要求你要证明自己的这个观点,并要说明你提出的理论、观点具有存在价值的依据。在国内的学术研究中,理论和对现实的描述都很重要。但是,我们不会把对现实的描述作为学术文章发表,除非你描述的现实具有前瞻性,我们会把它发成研究报告,这个不属于学术文章。

我们杂志和国内权威学术期刊相比,刊登的学生文章数量较多,可以说《亚洲传播学报》上80%左右的文章都是来自于还没有毕业的学生,大多数是博士生或者是刚刚毕业的博士生,以及刚刚任教的青年学者。并不是说没有学界权威给我们投文章,而是有些名家投给我们的文章也会由于质量问题被拒绝,因为我们杂志实行和国内学术期刊完全不一样的编审制度,我们实行严格的匿名评审制,每篇论文都需要按照规定的程序走。这个程序就是,论文投进来之后,我首先看一下文章是否符合我们《亚洲传播学报》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文章基本当场拒绝,这部分文章大概有20%左右,其中有10%的文章根本不属于我们这个学科,还有10%的文章质量根本无法达到要求。然后我把其他文章分发给我们杂志的副主编们,由他们决定选择一些学者作为评委对这些稿子进行匿名评阅。我们这些评委完全都是义务劳动,当然,大部分学者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考虑,你经常做期刊的评审员,可以更快、更深入地了解这门学科当前的发展进度,也可以从别人的文章中受到启发,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很多学者乐意做义工,担任我们期刊的评审员。由于《亚洲传播学报》是一本英文刊物,我们的评审员不局限于懂中文的人,也不局限于亚洲人,我们邀请全世界所有与题目相关的学者做评审,完全从专业的角度对稿件进行评定,但同时需要一些具有亚洲国家背景或者和文章写作背景有关的评审员。我们要求期刊的文章不但要被亚洲认可,还要能被国际认可,这是我们与其他学刊不太一样的地方。

匿名评审制度的好处就是,评审员不知道论文作者是谁,作者也不知道评审是谁,论文是否被录用完全由论文的质量来决定,而不是看作者的出身。文章的最终录用和评审的结果有非常大的关系,基本上评审员的意见占了90%,之后会有一个副主编审阅,提出他的意见,最后由我来做决定。一般情况下,如果评审员都不认可的文章是没有机会发表的。这个程序是非常严格的。在这种匿名评审的制度体系之下,即使是学生或者青年学者,在我们杂志发表论文的机会也是很大的。

在刊物的发行运作方面,我们现在与一家商业出版社合作,因此不会被刊物的印刷、出版等资金问题和其他一些繁杂的事务困扰,我们只需专心负责论文的选稿、编辑,文章编好之后排版等其他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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