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敬宜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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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敬宜文集：新闻教育文选试读：
编者前言
本文集主要辑录了当代著名新闻人、新闻教育家范敬宜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以后直到他去世之前，他有关新闻教育方面的讲话、短文和个人专访，共41篇。文章大多写于2002-2010年间，最晚一篇是2010年7月20日，范院长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3个多月后，本以为还能与新一届学生见面的范敬宜院长，一病未起、与世长辞。
本文集将范敬宜院长有关新闻教育的相关文献，分成三个大部分：新闻教育思想、清华大学的新闻教育、访谈录，此外还收有包括温家宝总理关于新闻教育给范敬宜院长的亲笔回信，中宣部、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新闻教育的调查报告和相关文件等附录。最后，文集还收录了几篇学者和学生对于范敬宜院长新闻教育理念、教育实践的追忆和研究文章。
范敬宜院长关于新闻教育的论述，尽管许多都与这期间他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经历有关，但是其价值远远超出对一个学校、一个学院的指导意义。这一点，不仅得到了新闻教育领域的公认； 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社会各界、媒体负责人和许多从业人员的尊重和肯定。范敬宜院长对于新闻人才培养的方向、路径、方式，都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并亲身实践了这些新闻教育理念。他广博的文化修养、坎坷的人生经历、丰富的新闻经验、杰出的政治智慧和睿智的生活态度，使他的新闻教育思想不仅高瞻远瞩、博大深邃，而且求真务实、循循善诱，对于新闻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同时对于青年学生的成长也具有实际的引领和教育作用。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从无到有、从初创学科到一流学科的发展过程，以及一届一届在他的直接和间接指导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闻专业毕业生，则是他所言传身教的新闻教育思想的结晶。
范敬宜院长提出“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新闻教育理念，并根据人才培养和新闻发展的实际，多次阐释他对“面向主流”的理解。他认为，所谓面向主流，不仅意味着面向主流的新闻工作岗位，更重要的是，要面向主流的社会需求、面向主流的价值观念、面向主流的发展方向。实际上，这是他对包括清华新闻学生在内的所有新闻人的新闻价值观、社会责任、历史担当的一种要求。没有这种面向主流的社会责任感，新闻人就会缺乏新闻人的灵魂。面向主流，学生不仅要能够上大舞台干大事业，而且也要善于在小舞台干大事业。面向主流，在某种意义上，与范敬宜院长常常引用的其先祖范仲淹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有着内在的联系。
范敬宜院长在清华大学亲自主持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程，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他多次在课堂上、讲话中，以自己改革开放初期的几篇报道为例子，特别是他当年在《辽宁日报》发表的成名作《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等新闻报道，说明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的道理，引导同学们不要只看到眼前这一小块地方，要有世界眼光，更要关注960万平方公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常常用各种生动的新闻实例，为同学们讲解1986年他在《经济日报》任总编辑时提出的新闻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实事求是构成了范敬宜院长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正是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清华学生大多自觉利用社会实践、专业实践，以及寒暑假返家的机会，主动去接触、观察、了解、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的底层、中国百姓的生活。2005年，当时大二的学生李强利用假期完成的调查报告《乡村八记》，作为一个范例，得到了范敬宜院长的高度评价，他不仅认真阅读、批改，而且将报告呈送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中央有关部门。温家宝总理在给范敬宜院长的亲笔回信中肯定了学生所写的调查报告，同时对清华新闻专业的实践教育表示赞赏，并提出“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说话、用心作文章。”后来，范敬宜院长常常引用这段话作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在许多全国新闻和新闻教育的重要会议及重要活动中，这段话和李强的农村调查实例也常常被引用。范敬宜院长的新闻教育思想和实践，成为了中国新闻教育界的共同财富。
范敬宜院长在清华大学除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评论”课以外，还开设新生研讨课“新闻中的文化”。范敬宜院长一直强调功夫在诗外，而文化则是新闻人的诗外之功。范敬宜院长本人博学多才，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称其为“诗书画一体，情文韵三绝”。虽然范敬宜院长一向自谦，但是他却认同 “新闻人本身就是文化人……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学问、有道德、有能力的文化人。”所以，在课堂上，范敬宜院长为学生讲诗书琴画、儒墨道释，说物艺相通、天人合一，分享“一囊诗梦一囊书，锐气纵横未见输”的悲喜人生。他告诫同学们，文化修养、文化积累、文化底蕴犹如五谷杂粮，只有广泛吸收才能健康成长。他在文章中提到，生命之树长青，文脉之源永恒，文化品质是媒体的灵魂。如同中国新闻史上那些杰出的新闻大家章太炎、梁启超、张季鸾、瞿秋白、邹韬奋等人往往都是杰出的文化人一样，范敬宜院长自己也精通诗书琴画，博览中外群书，更重要的是他将知识化为修养，成就了一代杰出报人的风范。其学养，成为新闻人的楷模；其才情，成为青年人之向往。许多清华内外的学生，都喜欢称呼范院长为“范爷爷”，这种称呼表达的不仅是对老者的尊敬，更是一种高山仰止的热爱。2007年，范院长在学院毕业典礼上，以“远离浮躁，追求文化”作为对毕业同学的赠言，至今还是学生们所牢记的谆谆教诲。
范敬宜院长，常常谦逊地说自己不是学问家，也不是理论家，没有什么理论体系和系统表述，更多的是用自己的经历、经验、观察和思考，来看新闻、说新闻、教新闻。正是这种特殊身份，使范院长的新闻教育循循善诱、水到渠成。范院长自己总结教学说，“放下架子，先当学生，陪着他们一起成长，了解他们的现实思想状况，了解他们困惑的来源，然后结合自己几十年的新闻实践和人生经历，试着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对他们说点新鲜话”。正是这种姿态，使许多年轻的学生与他成为了忘年交。无论课堂内外，他都是一个兢兢业业的教师，认真批作业、耐心与学生谈心，主动给学生打电话帮助解决思想问题，亲笔给学生写信解答人生疑惑。在范敬宜院长去世之后，许多学生回忆起与范院长之间点点滴滴的交往细节，都发自肺腑、感人至深。
范敬宜院长的新闻教育，既来自自己的学养、学识，也来自其个人经历和亲身实践，血肉丰满，学用结合、自成体系。面向主流是他提出的新闻人才培养的努力方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他提出的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实践教学是他坚持的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而文化素养则是他提倡的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这种新闻教育思想的完整性，既是范敬宜院长对自己新闻实践的深刻总结，也是其对中国特色新闻教育的全面思考。他常常说，新闻教育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媒体实际、新闻工作实际，要尽量避免培养被媒体认为不合格、需要重新回炉的残次品。他也常常自豪地告诉别人，清华新闻毕业生到工作岗位以后能够很快适应媒体的要求，说明我们的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许多方面，范敬宜院长的新闻思想以及他在清华大学的新闻教育实践，不仅体现为清华新闻教育的成果，而且也体现在对中国新闻教育的示范作用中。
本文集所辑录的范敬宜院长的文章，大多来自范院长的手稿，个别根据讲话录音整理。除必要的几处技术处理以外，没有修改和加工。范敬宜院长对自己的文字要求极其严格，从本书几篇他的手稿影印件中，读者可以看到他的严谨。范敬宜院长生病前后，多次表示要对这些文稿亲自修订，但没想到病魔缠身，竟然未能如愿。
文集收集整理的具体工作，主要由在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刘宪阁博士负责，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肖红缨、青年教师曹书乐博士等，也都做了大量资料收集、出版联络等方面的工作。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毕业于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纪海虹女士，更是夜以继日地细心编辑，保证了本书的顺利出版。
这本文集，不仅是范敬宜院长新闻教育思想的汇集，也是范敬宜新闻教育思想遗产的传播。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馆内，摆放着学院第一届本科生给范敬宜院长立的胸像，胸像的基座上刻着范敬宜院长“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的名言。这本书，将与范院长这句名言一起，引领无数新闻学子的成长，也会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启示。尹鸿2011年11月13日写于范敬宜院长逝世一周年
第一部分 新闻教育思想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
[1]开场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内涵
2005年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门课程，从年初就开始筹划，今天终于正式开课。关于这门课的目的、内容以及课程安排，李彬老师已经给大家都讲过了。我今天来做一个开场白。
据了解，全国新闻院系里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正式必修课的，目前可能还不是很多。迄今为止，也还没有一本系统的权威性教材。中宣部目前正在组织力量编写，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眼下开设这门课程，一方面，还没有系统教材；另一方面，难度也比较大。既需要科学、准确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更需要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当前新闻工作的实际和我们同学思想的实际。这样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要使课程引人入胜，为大家喜闻乐见，确实不容易。我们学院的领导班子再三研究，觉得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这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上不应该等待，而应该知难而进。党中央多次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新闻教学。这是时代和社会对我们的要求。
今天主要想给同学们讲讲，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些事情。首先，要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当前对这个问题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包括新闻业界和新闻院校。比如，为什么其他学科没有这样的要求，为什么历史系不开设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自然科学也没有一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课程等。为什么唯独新闻传播学科，要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来统领呢？这是很多人感到困惑的。我还遇到过另一种疑问，一个同行的朋友问我：“今年讲什么，开什么课？”我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他听了后就要我说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西方的新闻观到底有什么不同。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求新闻真实，西方的新闻观也要求以事实为根据来进行报道。又如我们要求新闻工作深入实际、新闻工作者要有职业道德等，这些也都是西方新闻学的要求。可能美国的媒体对遵守职业道德的要求，比我们还要严格。我有一个同学在新华社工作，到《纽约时报》去访问时，遇到这样一件事。一天，有个记者采访回来，拿篇稿子交给总编辑。总编首先问他，今天在那里，他们请你吃饭了没有？他说吃了。总编就把那个稿子哗哗哗撕掉了，说你回去重新采访，再交给我。于是那个记者非常紧张，又重新去采访。回来后，总编再问他吃没吃饭，他说没吃，这才算过关。可见，国外对记者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那么，中西方新闻观到底有哪一点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呢？
还有些同学怀疑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效果，担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会不会讲得很“左”，讲的都是教条，把学生自由的思想都束缚住了，担心学了以后会变得思想僵化。更为极端的是，我遇到一位同行，他问我讲什么课，我说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他说你别把学生害了。我很奇怪，怎么会把学生害了呢？他说，你要求真实，可能就会得罪人，以后工作就不好做了，甚至有的会雇黑手对付你；你要求遵守职业道德，就会没有钱了，倒是那些不遵守职业道德的人赚了很多钱。你不是害了他们么？他的意思是，如果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搞新闻，就会处处碰壁，格格不入，结果不就是害了学生么？
所有这些模糊的、甚至错误的观点，恰恰从反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不少人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性、必要性还很不清楚。这些模糊的思想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新闻传播专业有着和其他专业相当不同的特点。它和自然科学不一样，和搞建筑的不一样。它本身就有着非常鲜明的意识形态的特点，也就是说有着很强的政治性，其他的学科就没有这么强的政治性；甚至是学历史的，虽然涉及历史观的问题，也没有这么强的政治性。大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上的错误观点都是没有把“我们国家是怎样一个国家”这个根本问题搞清楚。毛泽东有两句话，我觉得到现在都是正确的。他是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提到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谓“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新闻传播，它的政治性特别强，尤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统领。我想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到现在还没有过时。既然承认“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的工具、渠道，新闻工作首要的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去教育人、引导人、影响人。如果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不懂或者没有完全学通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没有这方面的起码常识，那我们怎么去很好地教育人、引导人、影响人呢？古人有句话说得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你自己都糊里糊涂，怎么能让别人清清楚楚呢？在学校里，我们老师都“昏昏”的，那怎么能让我们的学生头脑很清楚呢？
日前，我邀请一位老师来给同学开讲座。他问是什么讲座？我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他说，哎哟，这个太难，我自己都不太清楚，怎么能跟学生讲呢。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既然这样就更应该讲了，结果他还是没讲。可能那是他的谦辞，但是说实在的，搞新闻工作的人里，有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未必都搞得很清楚。我跟学生很实在地讲，自己虽然干了几十年新闻工作，但是在准备这门课之前，很多东西自己也是隐隐约约的，不是那么清晰。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仅对学习新闻专业的同学非常需要，即使将来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成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也是特别重要的。今年的开学典礼上，我说了一句话：重要的是一开始就要把路走正。
我们在新闻战线工作几十年，也是风风雨雨，曲曲折折，虽然其中有的是因为上面的指导思想有错误，但是新闻界自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牢，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性。我自己到现在为止，从事新闻工作55年了。这55年中，我觉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昏昏”中度过的。你们这么年轻，我希望大家能珍惜有效的生长期。
我是1951年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的。开始是在《东北日报》，当时才20岁。因为我毕业比较早，自己也觉得风华正茂，那时候报社里面大学毕业生很少（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也就两三个大学生，其他都是初中毕业，有几个高中毕业的都觉得很了不起。我自己也很傲视别人。那时候刚解放不久。1949年解放，我1951年毕业，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比你们差远了。你们中学的政治课都已经讲了不少这方面的内容。而那时候大学里面的新闻系讲授的还是解放前的那一套，还是西方的新闻学，如“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等。到报社的第一天，总编辑找我谈话。那时候，大学生入社，领导都要亲自谈话。谈话时，总编辑问我在大学里都学了什么，我就把大学里学了哪几门课说了一下。总编辑说，现在你正式开始做新闻工作了，首先要做的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一听，就懵了，什么是立场、观点、方法？我就说，你慢点说，我记不下来，不知道立场、观点、方法顺序该怎么排。对那些老革命来说，这些都是日常挂在嘴边的东西，而我却一无所知。那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这件事后来成了我的一个笑柄，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报社的人都认为：范敬宜政治上太幼稚。这个印象一直到我插队下放，接触了很多实际以后才改变。回去以后，他们都说范敬宜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要刮目相看了。总之，我是经历了好多政治风浪，呛了好几次水，才比较深刻地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性，才比较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指导自己的实践。
其次，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觉得主要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以前，我连这三者的次序都排不下来，而通过几十年的实践，才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我们的新闻实践，来科学地、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一个新闻工作者到底是做什么的？对此，中外的新闻理论家都有各种表述。比如“风向标”，就是指示风向的；“领航员”，就是站在船头看水流、看风向；“瞭望哨”，就是站在轮船的顶上、桅杆上，瞭望前方的风云有什么变化。现实世界非常复杂，就像风云变幻的大海，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波涛汹涌，新闻工作者就是站在船头上的“瞭望哨”，起领航的作用，主要是帮助大家了解现在所处的形势。很多同学都知道，成都的诸葛亮祠堂前面有一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对联寓意非常深刻。打仗不是仅仅靠武力，主要是攻心，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懂得军事的人，不是一个好战的人，不是一个仅仅懂得用武力的人。下联讲的“不审势”，是不能审时度势的意思。不能了解和观察时势，则“宽严皆误”，就是说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不管是宽的还是严的，都是错的。这两句话非常地深刻，它不仅是对政治家的要求，也是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新闻工作者不也经常要求“政治家办报”吗？政治家办报是什么意思？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审时度势，正确地判断形势。有的同学也问过我，新闻工作最重要的本领究竟是什么？我就问，你们说是什么？有的说，主要是深入，深入采访，深入观察；有的说，不怕吃苦，不怕危险，比如像“两伊战争”时的唐老鸭（新华社唐师曾）；有的说是拥有非常敏锐的新闻敏感；有的说要有非常高的写作能力、反映事物的能力，能够捕捉到别人意想不到的新闻……这些看法应该说都不错，这些新闻本领也都很重要。但是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我认为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本领是“判断”。这是我从几十年新闻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如果压缩到一点来说，就是要能够判断，特别是在重大事情上，在特别的形势面前，在某种事情众说纷纭的时候，新闻媒体究竟应该站在什么立场，怎么判断是非，采取什么态度，如何进行报道……这才是对新闻工作最严峻的考验。比如1989年的北京风波，事情来得很突然，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认识？这在党史上来说都是特别严峻的考验。判断需要眼力，我们的眼力不够，就要借助望远镜和显微镜，既要看得远，又要看得细。而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第一，我们先来讨论立场，就是新闻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我们看京剧《沙家浜》里的伪军，叫“忠义救国军”，这就是他们的“立场”，他们的真正立场是见不得人的，于是打出这种貌似堂皇的旗号。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完全不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就讲道：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所以，共产党的观点就是明明白白的。我要推翻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我要建设社会主义，我要反对剥削、压迫……这些意思无不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不像有些党派讲得那么遮遮掩掩、曲曲折折。共产党人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反对什么、赞成什么从来都是旗帜鲜明。这一点和西方媒体截然不同。“Propaganda”是英文里的“宣传”，他们耻笑这种工作，认为宣传是很可耻的，所以从来不讲propaganda，以表示自己的新闻报道是“客观公正”的。实际上他们也是有立场的。下面我讲几个故事吧。《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跟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了，《纽约时报》没发过什么正面的报道，绝大多数报道都是负面的。比如报道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打砸抢，发生了自然灾害，死了人……就是这些东西，而我们中国的成就是从来不提的。周总理在日内瓦会上的精彩讲话，他们也是摘取几句。周总理不是讲“我们之间没有铁幕，我倒是看到有些人在我们中间施放烟幕”吗？这些话多么精彩，他们都不报道。
我印象最深的，是朝鲜战争期间双方开始谈判时的一件事。当时美国的大小报纸，都刊登了一张照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坐在那里，看不到脑袋，只见一只手。手里是什么呢？原来是一支派克笔，标题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崇拜美国物质文明”。他们就对一只手拍了特写镜头，一只用派克笔在那里签字的手。那支派克笔哪来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战利品，但是西方记者就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几年前，我还在《人民日报》时，一次有个美国代表团到北京来，访问人民日报社。我们谈了半天，临走时《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看到墙上有一幅照片，画面上是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全体合影。他就问我，当时江泽民主席到人民日报社来谈了什么？那时候他们都要走了，我哪想还说那么多呢？我就说他跟我们说要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他说，这样的话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会说的，可就是我们《纽约时报》是按照和领导人相反的方向去做的。他很自豪，他们不听总统的，他肯定他们的独立性和自由。他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在说你们这样做是不自由、不独立的。后来我也就笑笑，说我也相信你说的这个话，但是如果是你们董事长的话，你是不是也不照他的那个话而是往相反的方向去做？他也笑了。我就说，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讨论一天也讨论不完，咱们就不讨论了吧。
为什么要说这么一个事情？因为董事长的话他们不敢不听。有一次我到韩国的《经济新闻》去访问，那也是一家大报，它的总编辑领我们去拜会总理。会见的时候，他就显得非常傲慢。总理和我们讲话，他就跷着二郎腿，心不在焉地坐在那里，以显示他们的自由。可是到了晚上，他们的董事长来了，他就变得非常毕恭毕敬，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们。董事长说今天报纸上报道了一个什么问题，很不满意，拿过报纸来，用签字笔在上面哗哗地画了几笔，啪的一下扔给他。这位总编辑就诚惶诚恐地接了过来。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独立性和新闻自由。总理不能直接管他们，所以他们可以爱答不理；但是董事长是他们的老板，所以他们不得不恭敬听命。这就是他们的立场。可见纯粹客观的立场是不存在的，只有隐蔽和公开的区别。
我们年轻的时候和你们也都差不多。我们也讲立场，就是要客观公正，因为新闻是对事实的反映，这一点不简单。以前给大家上课的时候，每当我讲到立场、讲到党性，同学们就在那里相视而笑，说“怎么又来这一套”。我自己也曾年轻过，很能理解同学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几十年的经验教训积累下来，我才建立了比较牢固的立场。
第二，我们再谈谈观点问题。所谓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新闻性而言，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于不同的事物，就有不同的观点。苏东坡有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写过一篇文章，讲山里人和山外人有不同的观点。你去旅游，看到山是多么雄伟壮观，多么地美；可是山里的人天天都生活在那里，他看到的就是满地的烂石头、树杈子，走路还不方便呢。他希望将来能有个柏油路，能够通车。这二者想的就完全不一样。杜甫《望岳》的最后一句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立场不同，看到的就不一样。他站在山上，看到的就是“众山小”；而站在山下的人呢，就会觉得山很高很大。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容非常多，简而言之有几项要点：首先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中央一直强调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而这一点也往往是我们经常遭到非议的。比如，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要引导？新闻工作主要是摆事实，反映事实，让群众从事实中去懂得道理，为什么要去引导？人家外国的新闻就没有引导，人家就是反映事实，引导属于主观的东西，属于强加给读者或观众的东西。这些想法、说法或看法，猛一听似乎是那么回事，深究起来则不然。为什么要引导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我们的国情。我们有十几亿人口，其中绝大多数知识水平较低，认识事物的能力较低。这种国情就决定了我们的新闻工作需要引导。另外，外国人是不是就真的完全不讲引导呢？我也问过一些外国的记者，你们有没有引导这个词？他们说，“leading”、“guiding”其实都是引导。实际上，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引导。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处在各种不同的引导之中。比如，哪个地方走的路是对的，哪个地方是要走弯路的。我们写每一篇报道，都要考虑它的社会效果，考虑它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有利还是有弊，特别是对我们的国家稳定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弊，这些问题一定要非常清醒，不能图一时的痛快。年轻人总是喜欢痛快。有时候图一时痛快，却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总之，一定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温家宝总理前年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唐尼采访。唐尼说：“请问总理，您对1989年的事情怎么看？”温总理就回答得非常巧妙。他只是说：“我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目前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稳定；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13亿是非常大的数字。如果说好的事情除以13亿，到每个人的手上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可是一件坏的事情乘上13亿，那就不得了。”这句话对我很有启发。我想我们的同学也会有同感。我们有时候不大想到，好事情比如有几个亿发下来，摊到13亿人口，一个人才能摊多少钱啊？13亿人口，花13亿的钱，摊到每个人头上才1块钱。可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比如大的动乱或者什么的，13亿人要是不稳定的话国家就危险了。
温家宝总理在回复我们李强同学的《乡村八记》的信中写道：“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他提到，新闻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前两天，我看到有些都市报，30多个版面，从头到尾，全是事故、凶杀、跳楼、着火、煤矿、爆炸等内容。这些内容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可是每天长篇累牍地都是这样的内容，对广大读者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有一天问我们的一个同学，你看到这些内容什么反映。他说，刊登的都是“绝望新闻”。如果我每天只是看那些报纸，不跟我们的大学生接触，凭报纸上的报道对大学生得出的结论就是：脆弱、生活不能自理、不会洗衣、不懂传统礼貌习惯、跳楼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些不负责任的娱乐化报纸，成天报道的都是这些内容，它们是不讲导向的。没有一种正确的舆论导向行吗？全国的报纸都这样行吗？这些报刊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一提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说都是那一套。但如果具体问它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究竟是什么，它们又未必知道。
|范敬宜文集：新闻教育文选第一部分新闻教育思想|轰动一时的对中国啤酒甲醛过量的报道，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篇报道出自《环球时报》，也就是《人民日报》所属的子报。发稿的是一名年轻人，我还认识。他没什么目的，只是看到某处登了，也就跟着发表了。他根本不知道这篇报道的利害关系。由于《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所属的报纸，所以国际上就拿这件事大肆宣传。结果，就因为一时轻率，给国家造成多少亿的损失啊！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事求是，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和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换句话说，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事物，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则。新闻的真实性，就是要求我们以事实为基础和依据来进行报道。它的实质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如实地反映事物本来面目。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历来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反对虚假新闻。现在虚假新闻确实成为一大问题。我们刚做新闻工作的时候，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我自己就因为一个新闻而受了处罚，先进工作者也被撤了。有一年辽宁省举行文艺汇演，各地的企业、机关都集中到省会来演出。本来报纸报道哪几个典型是规定好的。可是开始演出的时候，省委发现瓦房店纺织厂的文艺活动搞得比较好。领导就打电话给我，让《辽宁日报》文艺部马上发一篇有关他们的报道。可是这时候已经有点晚了，演出都开始了。按照规定，要报道一个单位的活动，必须要派记者到现场去采访，得到厂子里去采访。可那时候交通没有现在方便，没办法，我请示了领导后，采取一个折中办法，去采访领队，他就在省会。于是我就去采访那个厂文艺演出队的领队。那个领队特别能说，说得天花乱坠，说他们那边的歌咏活动搞得特别红火，平常车间里到处都能听见唱歌的声音等。当时我经验不足，就照着他说的写。结果见报后，马上就接到纺织厂的来信，说那个记者根本没有来我们厂采访，他怎么能这样有声有色地报道呢，这完全是“客里空”（那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一个专门说假话的记者的名字，后来对虚假新闻就称为“客里空”）。来信还说，我连一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懂。那时候车间里纪律非常严明，而我那篇报道的标题就叫《车间处处闻歌声》，车间怎么可能有歌声呢？当时单位正好在评先进工作者，我已经评上了，由于这篇报道就给刷掉了。这样的教训，让我记了一辈子。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也许算不上什么大事，既然领导同意间接采访，好像情有可原。即使如此，其实也不行，因为违反了新闻最基本的真实性原则。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在作风上要求非常严谨，一点也不能马虎。这一点特别突出。当然，后来这种好的传统逐步被破坏，令人痛惜。
对这种传统的破坏，主要是从“大跃进”开始的。那时提出了很多荒唐的口号，在报纸上和广播里宣传，比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客观事物都有一个极限，按这种口号好像人的意志能决定一切。当时《人民日报》的通栏标题有“某某地方亩产水稻13000斤”之类的文字。袁隆平同志如此辛苦地改进水稻耕种，经过20多年奋斗，才大约亩产2000斤。那时候很多农业专家也认为13000斤很荒唐，但是遭到批判，说他们思想右倾，没有雄心壮志。有人怀疑，报纸上还解释为什么亩产能到13000斤。这些荒唐的事情居然都出现在报纸上。再如前不久去世的爱泼斯坦，他是斯诺的同时代人，入了中国籍的。他对新闻界的虚假报道深恶痛绝，特别反对现在的一些报告文学，说怎么可以绘声绘色、加油添醋地乱写。有次开会时见到我，他就问：“小范，现在是不是可以随意假冒情景？”我说我认为不可以的。他说，有个记者采访他，写了篇文章叫《爱泼斯坦的爱情生活》，后来到处转载。文章说，爱泼斯坦和他夫人的结合是宋庆龄做的媒，他们结婚的时候，宋庆龄到场祝贺，还管他叫“小爱”。这种错误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记者不懂外语，爱泼斯坦是他的姓，怎么能叫小爱呢？爱泼斯坦说，他发现其中16个情节都有错。这是几年前的事情，现在这样的事情还在不断出现，所以我们一定要杜绝虚假新闻。因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真实性，一切从事实出发，不弄虚作假。
根据我的经验，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相关报道是越来越接近实际了。比如对重大事故、重大灾难的如实报道。以前给同学上课时，他们问我：为什么现在的媒体每天报道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对农民工和艾滋病等问题怎么一点儿也不报道？当时我觉得很难回答。现在的报道对这些问题都有所接触，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再如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问题。今年（2005年）结合抗战胜利60周年，对这方面的报道是相当充分的。当时虽然很小（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就七八岁吧），但我觉得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报道，大体上还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这就很好。
当然，现在一些报道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弄虚作假、片面失实等。我认为追求新闻真实，关键是要深入，要做调查研究。要真正反映我们的形势和情况，就要深入到最基层去，要能够吃苦。
第三个问题就是方法。立场对头，观点正确，还要注意方法。方法是到达目的的手段。如果方法不对头，表达不准确或表达得不好，缺少艺术或缺少技巧，即使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也达不到目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体。你不能说，只要我的动机好，效果好不好没关系。这可不行，你不能把动机和效果分割开来。现在我们一般讲动机正确的比较多，但是效果如何有时候就不大注意，这是新闻宣传中的一大缺陷。立场、观点正确不一定能达到新闻宣传的目的，还必须讲方法、讲艺术，否则可能适得其反。以前毛泽东主席一直讲注意工作方法，讲过河必须有桥。如果没有桥，或者桥不牢固，那么同样过不了河，同样到不了目的地。正确的方法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都讲。这里主要讲两点，一是实事求是，一是讲究艺术。
第一，大家都知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精髓。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第一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用事实说话。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门科学，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虚假。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人们常说，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同样，新闻也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毛泽东就讲过，共产党是靠什么吃饭的？就靠实事求是吃饭，不靠教条、不靠吓人吃饭。总之，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新闻原则。当年西方都承认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所报的新闻是准确的。《人民日报》一向也有很高的威信，并可以当作党的文件来看，而这种权威，就来自真实。应该说1950年代末是建国以后人民精神焕发的年代，但是中央提出来的口号不免过高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也过于乐观。本来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是比较谨慎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比如工商业的改造就需要十余年才能完成，农村改造也是如此。结果一敲锣，一打鼓，一上街游行，几天就完成了。荣毅仁那样的大资本家，一夜之间就把资产都交给了国家，都变成了公有制。对客观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再加上新闻工作者那时候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结果造成上上下下的“浮夸”。比如建一个小水库，没有十年八年是建不起来的。后来说不行，太保守了，那时候叫“小脚女人”，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摇摇摆摆。当时谁要说速度太快了，谁就是“右倾”保守主义。有几个高级干部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后来被打成“右倾”主义分子。结果小水库一年就建成，后来一年建成还嫌太慢，就半年建成，再后来两个月建成，最后干脆一个星期建成。这些方面，新闻工作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很大的损失。
1962年回过头来总结这段经验时，刘少奇说“大跃进”的错误，党中央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人民日报》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大跃进”主要是中央发动的，《人民日报》仅仅在传达中央的意思，所以大家不太服气。但是想一想，《人民日报》所起的火上浇油的作用确实也不小啊。这样的状况到了“文化大革命”，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大跃进”的表现特征为“浮夸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表现为“假、大、空”。一是新闻造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捏造或制造假典型。大就是大而无当。空就是空洞无物。现在，虚假新闻还是大量出现，屡禁不绝，有些假新闻对国家的政治、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另外就是任意夸大、拔高，甚至虚构。结果，往往是被赞扬的好人，一登报就完了。由于记者的夸大描写，人家就以为是他自己吹牛，所以报一个垮一个。你们看过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吧，写陈景润，一个杰出的数学家。曾经评价特别高，确实也写得不错。但是事后发现很多地方都经不起推敲，原来都是合理想象的。写小说可以想象，但新闻报道应该是每个细节都有根有据。合理想象太容易了，气不够，神仙凑。一些先进典型、先进经验，登出来以后往往成为“墙里开花墙外红”，外面名气很大，而熟悉他的人看了都撇嘴：他那点事，我们还不知道吗？还把他写成一朵花！关于合理想象和任意夸大，我再举个例子。有段时间，某个先进人物去世了，报道上几乎都有“江涛呜咽，松涛悲鸣，在某某大地上响彻了一个声音，你在哪里？”这种夸大使人感到特别别扭，很不真实。现在，报道的模式化越来越严重，从领导讲话到经验介绍都是如此。正好今天接到一个单位的年度工作总结，很能代表当前的一种趋势、一种套路和模式，一连串的以什么为根本，以什么为载体，以什么为重点，以什么为起点，以什么为动力，等等。这种文章太造作了，按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党八股”。我希望你们别沾染这样的文风，别把你们本来新鲜活泼的文风给败坏了。上面说的这些，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人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其实不对。你看马克思的文章那么尖锐，那么生动，那才是实事求是。
第二是要讲究艺术，讲究技巧。温总理关于《乡村八记》的评价里谈到四个用心：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为什么要用心呢？就是说不但要有好的观点，而且要有好的方法。我最近到安徽去了一趟，讲了一课，题目就叫《用心实践三贴近》。新闻工作者每天都面对千千万万的读者讲话，面对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知识结构的群众说话。所以，首先要了解他们，要学会讲话，讲群众想听的话，讲群众爱听的话，讲群众能够接受的话，讲群众能够相信的话，讲群众听得进去的话。
关于语言的重要性，中国有句古话，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同样的一句话，说得好可能使国家兴旺起来，说得不好就有可能亡国。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都有。语言是要学习的，也是不容易学习的。不单要向书本学习，更重要的是向群众学习。这包括各种各样的群众，有高的层次，有低的层次，不管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向他们学习，他们的语言非常丰富，非常生动。
我经常喜欢打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人称业余政治家。你坐在那里听吧，他可以给你评论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我主要听他们的语言，听他们怎么表达。有时候听到他们的一句话，我就会写成一篇文章，这样的事情比较多。不久前，我打的回家，司机把车停在我家的院门口。那个院子住的都是部级以上干部，还有卫兵站岗。他看看院子，再看看我，有点不大相信，然后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你过去是个头儿！现在是个老头儿！”哎呀，我觉得太深刻、太生动了！一句话，加了一个“老”字，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的语言真丰富，外语里面就没有这种意境。“头儿”就是领导，“老头儿”就是普通老百姓。我一直琢磨这件事，后来就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安于做个“老头儿”》。很多人退下来以后，心里总有种不平衡，感到很失落。原来当“头儿”的时候，很多人听他指挥，听他发号施令。加了“老”字后，含金量就大大地降低了。过去每天电话不断，请示呀、汇报呀，有事儿没事儿都给你打电话，心理上有种满足感。退下来以后，电话少了，串门儿的少了，请示的没有了，可这时他还不安于做个“老头儿”，总想管点事儿，使单位里头儿听他的不是，不听他的也不是。文章的最后我说，老头儿就是老头儿，要安于做个老头儿，做个心情愉快的老头儿，在有条件的时候做个有所作为的老头儿。文章发表后，有好几个老头儿给我打来电话，觉得有点道理。像这样生动而深刻的语言，你说上哪儿找去啊，真是找不出来这样妙的东西。所以，要想方设法接触各个阶层、各种类型的人，努力学习他们的语言。
什么样的语言最能打动人，我觉得是真话。真话就是实在的话，真诚的话。群众不爱听花言巧语，不爱听大话、虚话，他们爱听贴心的话，发自内心的话。真理是朴实的，而朴实的语言是最能感动人的。我记得一个有名的故事，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新年晚上发表一个告老百姓的讲话。那时候他的处境比较困难，老百姓对他意见很大。他说，我多么希望这个时候，我们国家每个家庭的炉子上面都能够炖着一只鸡，可是我很难过，我做不到。老百姓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有很多意见就不提了。这里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语，说得很朴实。
我们常常以为，能够打动人、激动人心的都是豪言壮语，都是华丽的语言。其实，最能感动人的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朴素的语言。我自己像你们这样年龄的时候，文字也是很花哨的。那时候我写文章形容词用得比较多，喜欢描写、铺陈什么的。有一次我写了篇文章，叫做《千山红叶》，因为千山以红叶出名，里面描写很多，我自己也很得意。有的同志也说写得不错。那时候报社每天都贴报，也就是把报纸贴在那儿让人看，大家品头论足，很多人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后来，我们编辑室主任贴了一条：“擦粉太厚，未必是美。”这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想要追求一些华丽的语言，这也不足为奇。但是作为新闻记者，我们面对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群众，而最能够打动他们的不是华丽的语言，而是那种真诚的、朴实的语言。
还有一件事，对我教育也很大。1984年，我从辽宁调到北京工作，在国家外文局上班。刚去不久，有一阵子北京蔬菜价格上涨了一些。那时候还不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下价格从来是不变的。由于物价上涨，群众受不了，意见很大，议论纷纷。这时中央要求每个单位都要和群众对话，跟群众解释，外文局当然也按照要求这么做了。外文局比较大，有差不多2000人，我又是刚去，很多情况都不了解。开会之前，我怕说空话，就做了些调查，群众的工资多少、家里有多少口人、每月消费如何，等等。但开大会那天，我还是有点胆怯，不仅要面对1000多人——我从来没有面对1000多人讲过话啊，而且还得让人家信服。我讲话的时候讲到一点，我说我知道你们都有难处，一斤青菜涨一两分钱，看起来是件小事情，但对你们来说就是一种不小的负担。我知道，你们中有不少人每天下午到商店买菜的时候，往往为了5分钱的差价走好几家商店。这是我到他们家里了解、谈话的时候，他们说的，我只是引用了他们的话。这些话看起来很简单，平淡无奇，没想到，我说完这句话以后，全场热烈鼓掌，长时间地鼓掌。我觉得很奇怪，心想我也没说什么呀，不就是听来的一句话吗？后来出来时，他们跟我说：“局长，就凭你还知道我们为5分钱的差价转几个地方，我们就没什么怨言了。”群众对领导的要求很低，不是那么苛求，他们只要理解就心满意足了。以后，我说话、作文章都想着这一点，不要说那么多豪言壮语，不要说那么多漂亮话，只要说真话、真心话，只要真正了解讲话的对象，了解他们心里想什么，哪怕就了解那么一点点，他们就对你认同了。
另外要说大实话，不说过头话。群众不喜欢听大话、套话、过头话。中国有个传统，讲究恰如其分，留有余地，所谓过犹不及，话说得过头了，还不如不说呢。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也有过教训。比如写一个模范人物、英雄人物，你写的不够、不及、没有到位，读者不会有什么想法。可是，如果过分拔高，不仅不真实，而且让读者连真实的可能也不相信了。
我处理过这么一篇稿子，报道一个局长如何廉洁。有一次，他下班回家，看到家里有条大鱼，就问母亲哪儿来的，母亲说你不在的时候某某送的。这位局长一听就火了，要他母亲马上给送回去。送回去也应该，可是当时外面下着瓢泼大雨，老太太又发着烧，局长偏要他的小女儿，搀着带病的老妈妈去还人家的鱼。文章写道，“老太太一边冒着大雨，一边骂不绝口”。他用的是“骂不绝口”这个词儿。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就有点过分。反对不正之风没有问题，但总得讲点人情味儿，你明天送鱼不行吗？哪怕坏了，我也是退给他了嘛。叫这么大年纪的老妈妈顶着大雨，还得孙女扶着去还，是不是有点不通人情？这就叫过犹不及，过了以后反而损害局长的廉洁形象，让人觉得他不近人情。诸如此类的现象时有发生。所以，我们说什么话，都应该掌握一定的度。
事物的性质都是由它的度来决定的。比如水超过100度，就变成气体了，低于零度就变成冰了。同样，不管是写英雄人物，还是写坏人坏事都要注意度。有个作家写过一篇《美食家》的文章。说有个厨师，几位美食家问他：“当厨师最大的本领是什么？”有的说掌握火候，有的说是刀工。问了很多，厨师都说不是。最后他们问：“那你说是什么？”厨师说：“加盐。”一听加盐，美食家们都笑了，这算什么经验，谁家做饭不加盐啊，还用你这个名厨提醒？厨师说：“不对，加盐如果加多了，过度了，就太咸了，不好吃；而如果加少了，就太淡了，也不好吃。厨师的本领就在于掌握这个度，在于这点盐加下去不觉得淡也不觉得咸。而且，我做饭前先调查一下，看看我上的这道菜是先上还是后上，假如先上，那就要咸一点，后上就要淡一点。另外，我还要了解今天吃饭的人大部分是什么地方的，南方人就要淡一点，北方人就要咸一点。这里面千变万化，没有一本书是可以给你规定的。”这篇文章说的是做饭，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普遍性的哲理：在生活中，度的掌握是最难的。我们做宣传工作、做新闻报道，最大的本领也是把握这个度。一件事情说得太好了，人家不相信；说得太坏了，人家也不相信。怎样掌握一定的度，这是需要不断学习的。
我感觉，现在的文章中，讲理直气壮的多，讲委婉曲折的少；讲旗帜鲜明的多，讲含而不露的少；讲浓墨重彩的多，讲轻描淡写的少。常用浓墨重彩，人们就会腻的。这个时候用点轻描淡写，反而会引起人们注意。《琵琶行》写道：“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你们看，白居易这首诗多么懂得矛盾的对立统一啊！假如一味大弦嘈嘈就变成一堆噪音了。我们往往认为大弦嘈嘈很突出，其实在一定时候窃窃私语反而更加突出。一个班的同学都穿红衣服，就没有一个显得突出；这时候若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就一下显出来了。只强调大开大合，不研究以小观大，是不懂得矛盾的辩证法。大开大合是一种本领，以小观大也是一种本领；大弦嘈嘈是一种本领，小弦切切也是一种本领。一味针锋相对、以牙还牙怎么成？成天咬牙切齿，人家就不在意了！
我们将来写文章、写报道，得懂得一点艺术，讲究一点方法。既要研究怎样写得理直气壮，还要研究委婉曲折；既要研究如何旗帜鲜明，还要学会如何含而不露；既要研究浓墨重彩，还要学会轻描淡写，等等。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多面手，而不只是一种调子。我们现在有些作品不那么吸引人，就是因为只注重一面，而忽略多面。
我们这个转型的社会，有很多新的状况、新的问题、新的事物。每个人的审美眼光、价值观念都在变化，我们做新闻宣传工作的人，就要很好地研究这些变化，才能与时俱进，不至于僵化。比如现在你们讲的一些语言，我有好多已经听不懂了。我也在不断学习你们的很多新鲜话。新闻工作最怕老化。我想给你们读一篇我的外孙女13岁时写的“逆反诗”。我的外孙女从小挺聪明，挺温顺的。可是，13岁以后突然变了，变成你们讲的“郁闷”，就是没劲。一个人经常在房间里默默地写啊，轻轻地唱啊，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有时候我们和她说话，她又不爱听，你再多说两句，她一扭身就走了。有人说，这是青春期逆反心理的反映，慢慢会好的，我说我也是青春期过来的，我可没有这么大胆顶撞父母啊！什么原因呢？有一次，她从学校里面拿回作文本，我看了看，里面有她写的一首诗，叫《呼唤》，我这里给你们念一段。
我们渴望自主、渴望创造、渴望放纵。
我们渴望自己的生活，
可是可恶的大人们你们却用你们当年老掉牙的生活，
一遍又一遍把我们想象的翅膀锁定。
拉起了遮盖光明的窗帘，
我们看不到自由的天空。
别再说什么为你们好，
尽管里面是那么真诚动人。
我们不想做楚楚动人的小鸟，
我们的理想是做展翅高飞的鸿雁。
告别了你们用玩具和糖果编织的墓地，
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好好经营。
别再和我们交流，
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无形的代沟是永恒。
……
看了这个，我觉得血压都高了。我想你才13岁，竟敢如此狂妄！你把大人平时苦口婆心的教导，看作时代车轮甩掉的可怜人，老掉牙的老生常谈？又一瞧，后面还有老师的批语。老师说：“看了这首诗，相信任何一个大人都会被触动，也会莫名的感伤，但随后还是会用你不愿意接受的方式来教导你。别忘记，就像每一个果实都曾经是美丽的鲜花，每一个大人也都有过纯真的童年。你有很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请永远不要放弃。”我看了老师的评语，比我强得多。她更了解这个时代孩子的想法。现在你们都是很前卫的，可能等你们参加工作，进入社会，面对比你们更前卫的人，这时候你也有必要去学习，这就是时代。做新闻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必须和时代同步，否则你就会落后。
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录音整理：张艳艳 陈菁菁 陈晓清）[2]
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2006年
今天我讲的主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何一开始就讲这个题目呢?因为对这个问题，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很清楚，一些新闻记者或新闻学者其实也未必多么清楚。我比较了解同学们的想法。记得去年第一次开这门课的时候，许多新生存有疑问和困惑。当时有同学见到我说：“老师你讲什么课?”我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他一听就说：“哦，好恐怖啊！”还有的同学认为，我们是在“洗脑”。大多数同学则认为，新闻是事实的反映，做新闻工作只要客观地反映事实、报道事实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此有点想不通。他们觉得学了这些东西会不会给自己的思想戴上枷锁，戴上框框，限制自由思维。个别同学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世界发展到今天还用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闻工作，会不会脱离实际，陷入教条主义？有的同学发现，从马克思的原著里看不到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内容。马克思的原著里直接论述新闻的内容并不多，谈到的主要是争取新闻自由，反对普鲁士政府的新闻检查等，而这和我们现在所强调的一些思想是不同的，那又怎么说得通呢？另外，现在新闻院校好像还没有一家专门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程，而且是针对全体学生的必修课，一般最多是在各种课程里附带讲点这方面的内容。那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为什么要独树一帜，带头开设这么一门课呢？据说有的学校在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候，学生往往一个个退席走人，最后没剩几个。我们倒是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听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的同学就相视一笑，那意思仿佛是说：“你看，又来这一套了。”我不知道你们心态如何，我想这样想也很自然，可以理解。因为你们并不清楚啊，而且连做新闻工作的人、讲新闻课的老师有的都有这样的疑问。所以，我觉得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首先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态度，对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什么我们把这门课作为必修课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一、国家的性质决定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理由。首先，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这一点要很明确。我们是什么国家呢？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毛主席说得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马克思主义是鲜明地写在党章里的，写在宪法里的，并且贯彻在我们所有方针政策中间的。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一切言行的指南，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模糊与动摇。
另外，新闻工作本身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鲜明的意识形态特点。新闻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就是报道和宣传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怎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展工作的。其他工作里提出让一个什么观来指导的情况很少，比如说工业、经济什么的可能不怎么用马克思主义工业观、经济观，但是新闻工作的意识形态特性很强、政治性很强，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为新闻工作的根本问题。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从一开始就把路尽量走正，避免走弯路、走歪路。我想将来大多数同学都是要做新闻传播工作的，有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就不至于产生困惑，产生一些格格不入的情况。我记得已经去世的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同志，在中央开会时几次讲到，现在新闻院校培养的学生到新华社以后都要重新“回炉”，否则无法适应工作。这个话他讲过好几次。新闻工作的源头在新闻院校，如果新闻院校这方面的思想基础没打好，等学生到新闻单位往往就会转不过弯来，甚至做不好工作。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如何避免“回炉”，这不是什么好现象。如果我们在学校里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让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比较了解、能够认同，那么大家今后的发展就会一顺百顺了。其他很多专业课程都没有什么问题，唯独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
对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是比较晚才认识清楚的。我同样是从你们这个年龄过来的。1951年我从大学毕业，那时刚20岁，在上海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里念书，受洋化东西的影响比较多。解放初期，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毕业那年，正好是抗美援朝刚开始不久，大家可能读过魏巍写的一篇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我读了这篇通讯真是热血沸腾，感动得掉眼泪啊。于是，下决心当一名战地记者。我写的申请书就是要求到白山黑水、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做一个魏巍那样的战地记者。我本来考取了《文汇报》，但最后放弃了，那时觉得待在大城市很没出息，青年人充满浪漫主义情绪，一心想做英雄人物，让朋友能够羡慕自己，家人能够为自己骄傲。我就是怀着这么一种心情，到了《东北日报》，即东北局的机关报。那时全国分为五个大区，后来撤销了，现在都是省，没有大区，东北局的机关报就是《东北日报》。报到的第一天晚上，总编辑找我谈话，问读过什么东西，写过什么东西，我都如实地跟他说了。他听了以后对我说，看来你的文化基础知识是不错的，但作为党的一名新闻工作者，首先要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我当时也比较单纯，在学校里又没有讲过这些东西，政治上还比较幼稚，听不懂他的话，不知道立场、观点和方法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我就打断总编辑的话说：“总编辑，你能不能说慢一点，我记不下来。”后来他又重复一遍。
这件事情很快在同事们中间传为笑谈，说范敬宜这个新来的大学生，人还比较聪明，文笔也不错，但政治上太不成熟，连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听不懂。从此，就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多少年也很难改变，觉得范敬宜政治上幼稚，难以担当有深度的报道。比起我当年来，你们在政治上比我要强得多了，懂的事情也比我多得多，但是你们所面对的情况比我当年要复杂得多。那时人们很单纯，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对党的路线方针、对党的喉舌等问题，根本没有谁会提出什么异议，完完全全就是这么去做的。而现在人们的脑子复杂得多了，考虑的问题也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要当一个合格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就必须懂政治，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掌握马克思新闻观的一些基本原理。
其实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很简单。立场是什么呢？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就可以了。观点是什么呢？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用这样的观点分析问题就可以了。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怎样正确处理各种矛盾。总之，都很简单，并不神秘。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第一点，即我们国家的性质所决定。
二、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时代的发展，也需要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大家知道，改革开放的今天，新闻工作者一方面要解放思想，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了解其他国家新闻工作的现状，它们的规范、动态、理论等。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也是不容易的，而现在则开阔了很多。但是，与此同时，人们的头脑也比较复杂了。刚才跟李彬老师、助教侯丽军同学谈到这些问题，谈到政治合法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的合理性问题等，这些问题在我们那个年代都是想都不敢想的。现在可以自由地思考了，但是必须有一个基本判断和选择，不能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必须有一个准绳，这个准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之，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方面要积极吸取一切前人的、外国的优秀遗产；另一方面又要立足中国的现实，了解我们中国新闻工作的实际和基本原则。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又是何时提出的？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而是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逐步总结归纳出来的，他们选择和提炼了那些被历史实践证明能够反映新闻规律的思想、理论和观点，这些思考都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奠定基础，并且逐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不同阶段也不断有所修正，但基本原则并没有变。2001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后，我国新闻院校开始把这件事情作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和落实。不过，目前来说，好像真正认真去做的还不多，甚至连我们开这门课，新闻界有名望的老同志兼老朋友还悄悄地跟我说：“你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说：“是啊。”他说：“这个名字能不能改一改，别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叫个新闻基本原理概要之类的。”我说：“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理直气壮的，不是偷偷摸摸的。为什么不敢那样提呢？”像这样的同志还不在少数，而且他们还是久经考验的，所以年轻的同学们产生困惑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叫“新闻基本原理概要”呢？其实就是冲淡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太浓我也不赞成，什么都是政治，什么都是宣传，不讲新闻规律，不讲宣传艺术当然不好，但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为什么就不敢提呢？我想，如果这一点也动摇的话，那么对我们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党中央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新闻宣传和新闻教育，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思潮下提出来的。我也一直问自己，我的思想是不是变得僵化保守了？有人说你有好多东西不像“右派”，“右派”应该是自由化的。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人，因为我自己的文化背景应该说既很西化，又很传统。我从小是在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交叉的环境中熏染成长的，我身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很多。比如，我在受难流放的时候，面对高山丛林，可以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也可以唱美国电影插曲，我脑子里的这些东西都是混杂在一起的。应该说，我是一个身上既有许多封建东西，又有许多西方资产阶级东西的人。我经历过“左”的严重迫害，差不多20年都是在最基层、最艰苦的农村生活的。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我这样的人思想上应该是很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我说自己在正统人的眼里可能是个“异类”，而在新潮人的眼里可能又是个“顽固派”，我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人。你们有位师兄写过一篇文章，揭示了我身上的这种矛盾状态。那么，为什么我还热衷于提倡和维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呢？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这是我的一种选择，是我经过比较以后的一种选择。在将近20年社会底层的生活中，我有机会接触最普通的老百姓，最贫苦的农民，这使我逐步了解了中国的国情，懂得中国的许多事情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知道怎么做才能行得通，怎么做就行不通。我们只能做行得通的事，而不应该做经过无数实践证明行不通或目前行不通的事。去年同学们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小结写得都非常真实。有位叫许海燕的同学讲，开始她想不通为什么对揭露社会阴暗的东西不能大量报道，认为是不是压制新闻自由？学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后，她写了一段话，对我也有启发：
到底何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何谓中国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回答一个问题：中国，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解决了衣食温饱之后，最怕的是什么？乱。乱为中国难承之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旦放开舆论控制，这样的风险我们是否能坦然面对。在各种思潮达到前所未有高涨程度的今天，放弃媒介的舆论堡垒，其代价我们是否可以负担？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或是一名普通记者，也许我们在为个人表达自由的受制而愤懑不平。但作为决策者，只怕要在制度的天平上掂量半天吧。稍有不慎，七上八下，所有天平上的老百姓都跟着狠狠地摔到地上，这样的后果实在吓人。
今天，《人民日报》政治部主任傅旭老师也来了。他们对清华大学到《人民日报》工作的同学有两个评价：一是上手快，没想到我们的学生这么快就能适应工作；二是对他们的工作，学生在思想观念上有很多认同，没有别扭。比如，有一位叫曹树林的同学，原来很另类的，常常提一些很尖锐很古怪的问题，而那天他自己说：现在我已经由一个“愤青”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说明他慢慢懂得这个理儿了，知道许多问题放在大局中考虑就能想开了。
三、教育方针要求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我们的办学宗旨，也要求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们学院的宗旨是“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前两点没有争议，问题是“面向主流，培养高手”。有人质疑：你说面向主流，究竟什么是主流？面向主流是不是把我们的手脚和思想都束缚住了？主流当然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但又不局限于党报，而应该是包括一切符合主流意识的媒体，像一些都市报、娱乐报也是办得不错的；当然，许多所谓新锐媒体的整个导向是消极的。我曾经拿一份30多版的报纸给一位同学看。我问他看了后什么感觉，他说了一句话：“绝望。”这份报纸从头版头条到最后一版，除了凶杀、诈骗、色情等就没有别的内容了。有一位同学在课程感言里写道：我相信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主流的，我愿意永远面对主流，春暖花开；我愿意为了让自己成为一名高手，而不停地奋斗，就像我们在这个秋冬见过的那些高手一样。同学们的许多思想火花对我都很有意义和启发。
那天路透社的总编辑来，我跟他讲我们的办学方针“面向主流，培养高手”，其中的主流也包括国外的一些权威媒体。他听了以后特别赞同，他说像清华大学这样世界闻名的大学，你们不培养高级的新闻人才谁来培养呢？清华大学培养的人如果不是一流的，不是高手，又何必办新闻教育呢？所以，我们应该培养一流的学生，一流的学生应该到一流的媒体，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有自信。为了适应这样一个定位，同学们不但要学很多专业性的东西，更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是我们所有课程的主心骨。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课堂与现实脱节，学与做两层皮。许多实际所需要的东西学不到，而不需要的又学了很多，所以一到报社就得“回炉”。我当年曾经想过，如果有机会到新闻院校工作，一定设法探索一下如何减少“回炉”现象的问题。因为“回炉”容易夹生，我们应该把很多问题解决在出炉以前，应该缩小专业学习与新闻实践的距离。提出“面向主流，培养高手”就是这一探索的开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学也是一个步骤。从2005年开始，我们正式开设这门课程，至少在北京的新闻院校中首屈一指。中宣部、教育部对此非常重视，要求我们积累经验，教育部还希望把清华大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的一个基地。部长周济同志屡次跟我说，这不仅仅是让你们承担几个科研项目的事情，而主要是成为一个“高举旗帜的突击队”。作为清华大学的师生，对于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严肃任务应该义不容辞，全力以赴。经过上一学期的教学，我觉得有信心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讲好，对这一学期的学生我也是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要点
下面，我再结合自己的实践给大家讲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要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可以列出很多内容，如喉舌、党性、导向，等等。有些问题看起来很复杂，而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比如说喉舌问题，现在许多新闻院校都回避这个问题，但这个词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早在孙中山时代就提出了“为民喉舌”。王韬、章太炎等前辈也都讲过喉舌问题，怎么到了中国共产党就不能提了呢？所谓喉舌，其实就是代表某个党派或团体说话。西方记者说，他们都是独立思考的。我就跟他们讲：你们不懂中国话，中国语言大量用肢体和器官来代表某种概念，从头到脚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比如，“眉目清楚”是说事情脉络清晰；再如“耳目一新”“唇齿相依”“手足兄弟”，等等。外国人只能将手足翻译成handandfoot。“肺腑之言”，难道真的把肺掏出来吗？“肝胆相照”，就真的是把肝打开？其实，外国人也有“喉舌”的说法，像mouthandteeth。至于在导向上做的文章就更多了，他们也讲导向，可是一掺杂意识形态的分歧，许多东西往往就扭曲了。结果，本来好好的词，中国人自己也不敢提了，觉得一讲喉舌、党性、导向仿佛就理亏似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容是博大精深的。一个学期的学习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什么问题都解决，我只想就新闻工作经常遇到的几点谈一谈。
1.实践第一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践第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都是讲实践的。人的正确认识只能从实践中来，这是毛泽东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一个“只能”，一个“唯一”，说明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实践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而不是少数人的实践；也不是短期的实践，而是长期的实践。毛主席讲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为什么？因为广大群众是生产第一线的实践者。作为社会的瞭望哨、晴雨表，新闻工作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考察我们的政策在群众中的具体化过程，报纸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考察政策在实践上的利弊得失。群众欢迎的，必然是正确的；群众不欢迎的，必然是错误的。
最近，我了解了一些“三农政策”的落实问题，如农民最关心的农业税以及农村学费问题。党的“三农政策”为什么那么受欢迎？我问了几个农民朋友，他们说最高兴的就是几千年来的农业税免了，他们感觉轻松了好多。现在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能不能吃上饭，而是能不能多点钱，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他们讲得很实在，发自肺腑。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凡是群众欢迎的，我们就要满腔热情地传播；凡是群众有意见的，不管说得再好，我们也要谨慎。我有一条经验，叫做“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因为基层是我们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1969年插队落户，去了一个非常穷困的山村。我问那儿的一位队长：“这么个穷地方，怎么才能变化？”
队长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大包干。”
我当时大吃一惊，心想这个人觉悟怎么这么低。当时正在猛批“三自一包”，大讲阶级斗争。我对公社书记说：“这儿的人思想觉悟很低，要好好教育。”书记只是笑了笑，什么也不说。
可十年以后，事实证明，真理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就掌握在那些不识几个字的农民手里！所以我们新闻工作者遇到议论纷纷、自己判断不了时，就应当深入到群众中去。那样，即使不能进行报道，也不至于犯太大的错误。中国有句话：知屋漏者在檐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是让人终身受用的，每遇到困惑时就去听一听街谈巷议，就去了解一下群众的心声。这些活动对避免头脑僵化大有好处，而头脑僵化是新闻工作的大忌。
大家都知道申奥成功的那天晚上，群众特别激动。我们报道时，都说民族自豪感、爱国热情迸发什么的。到底人们狂欢的因素是什么呢？第二天我就问一个出租车司机，他说：“这要分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当然是民族自豪感，中国人扬眉吐气。另外还有几种，一是香港的房地产商有钱挣了；二是下岗工人有活干了；三是城南的人有房子住了。最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十年没有发泄的人借这个机会发泄发泄。”可见，只写自豪感、欢呼等，根本不会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因素。
所以要做一个合格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除了深入群众，没有其他捷径可走。无论新闻手段如何现代化，都代替不了对国情民情的了解，都离不了对社会实践的参与。李彬老师一直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是这个意思。
2.大局意识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第二个要点，是大局的观点。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本领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审时度势，把握大局。当然我们的文字要漂亮，我们的知识要丰富，这些都是做新闻工作者所需的重要条件，但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还是审时度势，把握大局。大家都知道在成都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里有一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攻心”就是做思想工作，就是抓住人心，“反侧自消”就是使矛盾得到艺术的化解。所以，那些真正懂得打仗的指挥员不是好战者，而是有头脑的政治家、战略家。“不审势”就是不能审时度势，不能对大局有一个全面而清楚的了解，结果你的政策宽了也不是，严了也不是。我觉得这副对联实在是太深刻了，它不仅肯定了诸葛亮的成就，而且总结提炼了政治上、军事上的一些大智慧、大战略，值得后人深入体会，认真领会。
作为新闻工作者，要把任何事情都放在大局的天平上进行称量。有的事单独看也许很重要，但如果放到大局的天平上称一称，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同样的道理，原来一件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放到大局的天平一称可能会很重要。对你们这些刚刚接触新闻专业的人来说，这个道理可能有点体会不到，但我希望你们工作后，能时时回首这副对联，并将它的意思带入自己的生活。多年以后，不管你们是走上领导岗位，还是从事普通的新闻工作，把握大局都需要注意三个关系：一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二是主流与支流的关系；三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这里，我只着重讲讲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前年，温家宝总理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唐尼采访，在回答有关“六四”问题时他讲道：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国家稳定问题。因为13亿是个巨大的数目。如果是件好事，除以13亿，摊到每个人头上的就是很少一点；如果是坏事，乘以13亿，就是件天大的事情了。我觉得，温总理的这个回答特别好，他没直接说关于“六四”的问题，而是从我们这个大国的13亿人谈起。我们可以想一想，13亿人的大国发生这样的乱子，该是怎样了不得的事情，好比每人哪怕只是一元钱，最后也成为13亿元钱一样。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这个回答特别有艺术，有深度，就连美国记者也把它当作一个经典的回答。
由此我想到“六四”那段日子。事情最先是从追悼胡耀邦同志逝世开始的，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很乱，各种思想铺天盖地涌来，年轻人更是热血沸腾，成天到处跑动。我当时还在《经济日报》工作，办公地点就在王府井一带，离天安门很近。我们那些年轻的记者每天来来往往，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各种信息不断涌来。那时候我也很焦虑，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该怎么办。恰巧这时候，当年与我一起生活过的几个农民兄弟来北京看病，顺便到我办公室来坐坐。他们去天安门逛了一圈，回来就对我说了一句话：“再这么下去，我们可能又要挨饿了。”就是说，一旦社会发生动荡，不稳定，他首先就想到切身利益的问题，就想到政治上一乱，他们又要挨饿了，而他们才刚刚吃了几天饱饭。这句话很朴素，很简单，但给我很大震动，恐怕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多数老百姓的心声吧。所以，我总是对我们的年轻记者说，你们仅仅看到了周围0.2平方公里的地方，而看不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地方。你们动不动就说什么民意，难道你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所有人吗？你知道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什么样吗？你就看到王府井附近0.2平方公里的地方。这就是不懂局部与大局的关系。
3.与时俱进
最后，我想谈一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与变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与时俱进的新闻观，所以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固步自封，而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时代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共产党人也要让自己的思想跟上时代的变化，针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马克思不是神仙，不可能预测身后一两百年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一两百年间，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的思想观念不能跟上时代的变化，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现今实行的政策。我刚到北京来时，在《经济日报》工作，那时候的提法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当时很多人还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毛主席在《文汇报》上还有一个相当经典的定义：资产阶级的新闻就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无序竞争的市场经济在新闻上的反映；无产阶级的新闻就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计划经济在新闻上的反映。二者对立，市场经济自然就不能报道了。如果报道了，那是要犯政治错误的。到了80年代中期，开始变成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后来到李鹏同志当总理时，提法又变成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最后，等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发表后，才名正言顺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步步走得相当艰难。
对这种变化，新闻工作者要非常敏感，要能察觉到，并且能跟得上。不然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在重大问题上犯原则性的错误，会落后于时代。比如，有些老新闻工作者一辈子宣传计划经济，后来需要他们报道市场经济了，于是就适应不了这种变化。再以和谐社会建设为例，过去如果谁提和谐社会，就是反革命，就是修正主义。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讲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是斗争哲学。按照毛主席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贯穿始终的是个斗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当时谁要说和谐，那还了得！人是以阶级区分的，你想与谁和谐？与敌人和谐？与资本主义和谐？……那位早期革命领袖，跟毛主席一起为革命而奋斗的老战友、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1960年代经济极其困难的时候——当时有美国的威胁、苏联的攻击、印度的挑衅等，而我们又以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援亚非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他作为外交部的副部长说了一句话：“主席，在当前国家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跟美国、苏联、印度和缓一点，对亚非拉友好国家支援少一点。”毛主席说：“你这是什么观点？你要跟帝国主义讲和？跟修正主义讲和？跟各国反动派讲和？”后来就给他扣上了一个“三和一少”的罪名。你不是要搞“三和一少”吗？我就搞“三斗一多”：与美帝国主义斗、与苏联斗、与印度斗，多支援亚非拉国家。结果，国家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和谐社会”，这个观点的提出是需要很大毅力与勇气的。原来一说和谐仿佛就是修正主义，其实马克思早就讲过和谐社会，大家可以翻一翻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有《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都多次提到社会需要和谐的问题。我们原来读马克思主义，读《共产党宣言》，没有注意这些。所以，党中央公开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后，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老一代人很不理解，跟不上。难道也要跟资产阶级、跟反动派和谐？他们想不通呀。年轻人不太了解这些情况，觉得仅仅是和谐社会似乎不解渴，现在社会问题这么多，和谐得了吗？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呀。就我来说，我觉得建设和谐社会起码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物质丰富。中国人造字是相当有艺术的，比如“和”在篆书中，就是房顶、粮食和一家三口人坐在炕上，前面还有烤肉，外面堆放着庄稼。也就是说，三口之家有吃有喝就是和。所以，和谐社会首先得有物质基础。再拿“年”来说，在篆书里是一个人背着一捆粮食回家。这些都形象地说明，物质基础对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敢于提出和谐社会，就在于我们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物质条件比过去好了。这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有吃有喝，能够在炉边烤火，这才有和。和谐社会的第二个条件是精神。什么是“谐”？两个人和和气气，话能说到一起才叫谐。一个是物质条件，一个是精神条件，两者缺一不可。物质条件就是吃得饱，穿得暖，这些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了。而现在我们不搞批判了，不搞运动了，能够在一起说话了，能说到一起了，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现在我们已初步具备这样两个条件，因此我们能够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了。不过，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有谁这么讲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讲和谐，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说它来之不易？人们讲了不少套话，好像没有谁能讲清楚。以后我们做新闻工作，应当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有说服力的宣传。
我今天讲这些，就是想让你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是空洞的、教条的或“恐怖的”，而是鲜活的、亲切的、有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是玄虚的，而是实在的；不是离我们遥远的，而是每时每刻都能触摸到的。我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认真看书，好好思考，这样才能产生兴趣。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很有意思。我每天备课，写一遍不满意，撕掉了再写，人家说你讲课还需要这样细心吗？我觉得这很有乐趣。我要想哪句话能得到同学们的认同，能得到一些反映。我希望自己理解的东西，同学们也能尽量理解。当然，你们有不同意见，也可以提出来，这样可以使我们从多方面去深入思考，从而更好地领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精髓。
谢谢大家！
在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2007年1月18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
上午好！
现在正是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无论是机关还是媒体、学校，工作都十分繁忙。同志们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出席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的成立大会暨高层研讨会，我们非常感动。在这里，我首先代表这个新成立的研究中心，以及所依托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是在中宣部、教育部领导同志直接倡导、关注和支持下，在学校党委领导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下，经过将近三年的筹划建立起来的。今天，中宣部吉炳轩常务副部长、教育部李卫红副部长又代表中宣部、教育部来为中心挂牌，更是集中体现了中宣部、教育部对这个中心的关怀和支持，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力量。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向中宣部、教育部和学校党委的领导表示我们深深的感谢。
下面，我想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的筹建背景、指导思想和进展情况，向大家做一个回顾性的汇报。关于中心今后的发展，将由李希光教授来讲。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对于新闻院校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培养人才的根本，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于2002年4月。建院之初，我们提出了“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办学方针。但是，究竟什么是主流，培养什么样的高手，并没有想得很深。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新闻院校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学生的头脑，培养合格的新闻传播人才。这对我们的思想有所触动，意识到这是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作为新闻院校，应当把它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究竟应该如何落实到教学和科研中去，根据当时面临的客观形势和学生的思想状况，感到难度很大。正在感到困惑、迷惘之中，连续发生的几件事情引起了我们思想的震动。
第一件事情是2004年10月，《人民日报》教科文部根据中央关于开展“三讲教育”的精神，发起一个“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之我见”征文，约请我写一篇稿子。我根据在讲课中的某些体会，写了一篇《试着说点新鲜话》。没有想到这篇一千多字的很不起眼的短文，竟然引起教育部周济部长的注意，当天就批转《中国高等教育》杂志转载，并且在晚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讲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是应当采取这样紧密联系学生思想实际的生动活泼的方式，向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这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感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并不神秘，并非高不可攀，从而增强了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信心。
第二件事情是2005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看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二年级学生李强的《乡村八记》，给我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回信。李强的这篇《乡村八记》是利用寒假进行乡村调查写的实践报告。这类新闻采访写作的实践活动在新闻与传播学院是经常进行的。比如李希光老师多次带领学生进行“大篷车”、“重走长征路”等活动，对学生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李强的指导老师李彬看了李强的调查报告后向我推荐，我看后非常激动，就冒昧地送给温家宝总理，但说明只是供他参考，不需作任何批示。没有想到温总理不但仔细读完，而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充分肯定了李强的“八记”，还从新闻工作大局的高度指出：“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温家宝总理讲的一个责任、两个了解和热爱、四个用心，实际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核心问题的具体阐述，是我们向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生动教材。因此，我们除了向学校报告，在院内传达之外，还呈报了中宣部、教育部，刘云山同志、周济同志、吉炳轩同志都做了重要的批示。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支持下，《人民日报》很快公开报道了温总理的来信，并用将近一个版的篇幅摘登了李强的《乡村八记》，从而形成了全国影响。
第三件事情是，周济部长看了温总理的信后，立即在电话中向我们提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应当以此为契机，考虑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基地。2006年1月13日在教育部召开的教育好新闻颁奖会上，他向我进一步提出他的具体设想。他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情况，我从不同渠道了解到一些，非常振奋。去年李强的《乡村八记》报道以后，我就提出希望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能够承担一个重要任务，带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教学体系。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和刘云山、陈至立同志甚至在中央的有关会议上，都提到希望清华大学来带个头，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为主体，吸收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和专家参加，用3~5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重大工程。因为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新闻的问题最大，也最难突破。所以应当首先从这个难点突破。而你们率先自觉地开了这个头，而且看到了效果，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可能性，而不是像有些同志估计得那么悲观。”“我准备最近到你们学院去一次，同班子和全体老师见面，来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你们需要部里帮助解决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五天之后的1月18日晚，刘云山部长也在电话中对我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组织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情况，我从周济部长、顾秉林校长、陈希同志那里已经了解到一些，我非常高兴。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培养新闻事业后备人员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如果我们的学生仅仅掌握了不少新闻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可是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就不能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合格人才，这样的人才越多对国家的危害越大。现在新闻院校那么多，招生的数量那么大，搞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尤其重要。你也知道，现在有些媒体搞得实在不像话，根本原因是从业人员在学校没有打好这个基础。这几年中宣部一直在抓‘三项教育’，为的就是要改变新闻从业人员的‘回炉’问题。如果新闻院校学生能够在学习时期打好这个基础，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刘云山同志还说：“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关键是要使学生了解国情，了解党的新闻理论，李强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他主要是主动去了解实际，了解国情，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去认识当前的社会问题。温家宝总理所以这样重视李强的《乡村八记》，主要是因为他自觉地运用正确的观点去了解国情，这样他就把学到的知识用到了正道上。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统领新闻宣传工作。新闻学科与其他学科不同之处是，它既要理论，更需要实践。许多观念问题只有到实践中去，才能够解决。所以我们派人到学院去总结经验，文件很快就会发出（即中宣部、教育部联合调研组写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调查》——教育部2006年第1号文件）。希望你们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建树，更多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做好新闻教学工作，比当好一个报纸总编辑的贡献还要大。”
同志们，同学们，我这样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个具体过程，不是为了炫耀我们做了多少工作，而是为了说明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重视程度，说明中央领导同志的一番苦心，说明他们对一所新闻院校寄托的殷切期望。正是这种重视、期望和指导，使我们不断地提高认识，明确方向，增强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思路比较清楚了，问题是究竟从何做起，如何开好头。如果头开得不好，出师不利，把饭做夹生了，后患无穷，会给将来带来许多困难。开始我有个想法：既然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那就需要首先制定一个庞大的、完整的、系统的、面面俱到的教学和科研规划，组建起一支队伍。后来考虑如果这样按部就班地做，按学院式的做法行事，一是容易把时间拖得很长，把人心拖散，时间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二是可能搞得很沉闷，挫伤同学学习的积极性。在当前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普遍不理解和存在偏见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没有兴趣，一切无从谈起。经过学院领导班子的再三研究，认为可以换个思维方式采取开放式的教学形式，走群众路线，把本院的师资力量和兄弟院校及媒体的力量结合起来，举办集体系列讲座，列为本科生、研究生的必修课，每周一次，三个学时，每次一个专题，每次讲课都是学界和业界的名师、大家，内容也是丰富多彩，各有特色。这个做法首先是由李彬老师建议的，他学识渊博，熟悉的专家学者也不少，点子也多。决定由他组织实施，两个学期下来，效果大大出乎意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成了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每次讲座总是座无虚席，上下互动，讲到精彩处往往掌声雷动。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们准备了一些材料，包括课程的安排，主讲的专题，学生的作业，集体的总结等，可供参考。
经过两个学期的探索，我们有几点体会：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能不能坚持，能不能收到效果，最重要的是学院领导班子要统一认识，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旗帜鲜明、理直气壮的态度，不怕被人误解，不怕被人嘲笑，不怕困难。当初决定开设这门课的时候，有的学生一听就说“好可怕哟”“好恐怖哟”，课堂上一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下面有的学生就相视而笑，好像在说“又来这一套了”！有的学生后来在学习总结中承认，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有些关心我们的老师和朋友也劝我们把课程名称改得含蓄一点，淡化一点，不要太露骨，太直白，太意识形态化，最好叫“新闻传播基本理论与实践”之类的名称，包装一下。在这种情势下，我们的心理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们想，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学习马克思新闻理论是天经地义、理直气壮的事情，用不着羞羞答答，含含糊糊。更何况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是过去“左”的那一套，教条主义、庸俗化的那一套，更不是搞“一花独放”排斥一切。周济部长说得很清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应当更宽泛一些，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新闻学的传统，也包括中国新闻学的传统，党的新闻工作的传统。”把道理说清楚，说全面了，同学们也就不再觉得“可怕”“恐怖”了。随着学习的逐步深入，同学们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和感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学期的集体小结，主题就是“并不可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一位叫李伯亮的同学，在他写的《一个新生听了门有用的课之后的体会》中写道：“说心里话，正如范爷爷说的那样，当我第一眼看到这门必修课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候，我真的以为这就是门很无聊、很可怕的课。但是这一学期中，我改变了我的观点，觉得这还是一门很好的课，很有意义的课……通过这一课，不仅去掉了我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心理障碍，明白了这不是一门教条主义的可怕的课，也增加了我想继续聆听大师与高手讲解的兴趣。”这种转变，可以代表很大一部分同学的状态。
二、不要低估年轻人的现实承受力和是非辨别力。这句话是一位叫许海燕的同学说的，很有代表性。过去，我们往往忽视了他们对真知的追求和接受能力。她在给我的信中恳求：“请给我们谈谈新闻观吧，我们需要解惑答疑，我和我们同学在近六年的新闻学学习中，碰到很多疑惑，想通的不少，没想通的也不少。我们上了许多课，新闻的选、写、编、议种种的实践技巧熟稔于心，但对于‘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事业’这类的问题仍然存疑。技巧的掌握很容易，而把一份事业嵌置在时代社会的大背景中，并从中准确找到个体的定位和追求却难得多。很可惜，在我过去接受到的新闻教育中，没有一门课程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读着这种感人肺腑的语言，使我不能不反思，我们经常埋怨这一代年轻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是我们究竟给了他们什么？给了他们多少？事实上，我发现为了弄明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他们去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比我多得多。正如毛主席过去说的：“小将们在向我们挑战了！”经过一个学期学习，许多同学已经不满足讲座给的感性知识，而要求学习和沟通更高更深的理论问题。这种形势，迫使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新的知识，教育者必须首先受教育。要想回答同学的问题，我们自己就应该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了解新状况，研究新问题，增强自身的“底气”。
三、要使“中心”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走开放型的道路，整合、依靠校内、校外，学界、业界的力量和智慧，不能靠孤军奋战。应该承认，我们本身的力量是微薄的，经验也是不足的，但是放眼全国的学界、业界，可以说人才济济，有一个庞大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教学与科研的智慧库。我们两学期的讲座所以能收到较好的成效，最根本的原因是得到了一大批业界、学界专家学者的支持，才办得那么丰富多彩、有声有色，那么富有影响力、感染力。这不是几个人独立作战所能做到的，因此，在今后“中心”的发展中，一定要坚持走这样一条道路。
四、要进一步加强我们队伍自身的团结合作，成为更加和谐、更加具有团队精神的集体，这是保证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我们这支队伍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学术背景，不同的特点和风格。但是在承担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教书育人的责任和使命感这个基本点上，是有共识的，是互相支持的。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所有有关的同志几乎都是日夜奋战，废寝忘食，甚至带病坚持。这种情况令人感动。在“中心”今后的建设中，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这种清华的传统精神。“中心”的成立，只是我们的起点，今后路还漫长，也更加艰巨。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努力按照中宣部、教育部的要求，依靠各方面的支持，把工作认真做好。
再一次感谢大家！[3]
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一点粗浅体会
2009年
教育部的各位领导、新闻传播教育界的各位同仁：
这次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新闻教育经验交流会议，集中讨论和探索如何开展、推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新闻学专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提高新闻人才的培养质量问题，这是抓住了全国新闻传播教育界当前最关注的问题，意义十分重大。这里，我想结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四年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实践，谈一点粗浅的体会和感受，和同志们一起探讨和切磋。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是2002年成立的。当时的背景是，全国高校已经出现一个创办新闻传播院系的小高潮，据当年的统计，全国的新闻院系已由几十家发展到四百多家（现在已达八百多家）。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清华大学作为全国知名的高校，它办的新闻传播学院有什么优势、什么特色？能不能够办得高出一筹？学院领导班子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一个办学思想，叫做“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但是，“素质”究竟应该突出什么素质？“实践”应该强调什么实践？“主流”的概念是什么？“高手”的标准是什么？当时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晰。对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培养新闻人才究竟应该抓住什么主要矛盾、关键环节的认识，应该说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才形成的。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接着，中宣部、教育部要求新闻院校要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课堂。同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了要按照充分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要求，全面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工作。“要把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把系统教学与专题教育结合起来，把理论武装与实践育人结合起来。”这让我们的思想豁然开朗，我们的“十六字”办学思想也有了主导方向，明确了我们强调的“素质为本”，首先是思想政治素质，不是本本主义，也不是实用主义，是教会学生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指导新闻工作的实践。我们强调的“培养高手”，首先是要培养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起来的政治强、业务精的新闻与传播人才。
在这中间，发生了一件对我们触动很大的事情：2005年春节期间，我院大二的学生李强利用寒假完成了一份社会调查研究报告，也就是后来大家非常熟悉的《乡村八记》。这份报告中学生认真的调查精神和翔实的写作风格给了我们教师很大的启发。温家宝总理看了这篇《乡村八记》之后，复信说：“《乡村八记》是一篇有内容、有建议的农村调查，记事真切、细致、生动，读后让人了解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给人以启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
温总理的来信对全院师生是极大的鼓舞；李强同学的调研报告，也给我们很大启发。它使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非高不可攀、神秘莫测，它就在我们生活中间，就在我们每一次社会实践之中。经过领导班子研究，决定以此为契机，旗帜鲜明地提出从2005年秋季学期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两门课程，作为一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课程。到目前，已经坚持了四年，四个学期。
这四年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不断认识、再认识的过程。如果以阶段划分，大致上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作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有没有必要专门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并作为全院的必修课？（二）从师资力量看，具备不具备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的条件？（三）从学生的思想状况看，能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简而言之，是：学院是否必要，条件是否具备，学生能否接受。四年实践的结果证明，只要从实际出发，指导思想明确，态度坚定，举措得当，这些难点都是可以解决的。
下面，我想就四个方面汇报一下我们四年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状况，请领导和同志们指教。
第一个问题：学院有没有专门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的必要？开始，部分师生对这个问题存在一些疑虑。一种是认为马克思本人对新闻并没有系统的论述，更谈不到“新闻观”。有的学生还查阅了马克思著作，说除了《法兰西内战》涉及新闻自由问题外，再没有专门的权威论著。另一种是担心专门设立这样一门课程，很容易混同于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而缺乏学术性，难以吸引学习的兴趣。再一种是顾虑这门课程会禁锢、束缚学生的思维，使之陷于教条主义，不利于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有的同学听说要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调侃地说：“好恐怖呀！”我们研究了这些情况，认为在近些年随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作为主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被一些人边缘化的情况下，出现这些担心和误解，并不奇怪，而且更说明了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能够用入情入理、容易被接受与理解的方式和语言与同学交流，解惑释疑。比如有的同学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提法提出质疑，我们是这样解释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新闻现象、处理新闻事件、指导新闻实践，就像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婚姻观、幸福观等，并不是马克思本人自封的，都是后人提炼、概括出来的。这样一解释，同学们的思想就通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再讲为什么说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新闻教育，新闻工作者为什么必须具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系统知识和修养等，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第二个问题：学院具不具备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课的条件？这里的“条件”，主要指师资力量。应该说，我们学院的师资力量是比较雄厚的，有些教师还有过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经历，或具备比较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两门课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为了整合各方面的人才资源，使这门课程讲得更加丰富多彩、引人入胜，我们主要采取校外名家讲授、师生互动与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四年来，课程邀请过包括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新华社总编辑何平、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梁衡、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正泉、原中国外文局局长林戊荪、新华社著名记者张严平、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赵月枝教授等在内的我国新闻主管部门领导、国内外媒体界、学术界的名师、名记者共计40多人次。每周五晚上在梯形教室听名师名家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讲座，已经成为全体本科生、研究生的一种精神享受。
学生们除了上课之外，还要完成自我学习的过程。为此学院专门组织教师编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拓展读本》等一系列教材和参考读物。内容主要包括学院和兄弟学校的老师，特别是新闻传播界诸多大家高手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体会，内容涉及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理论溯源、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现实命题，等等。在研究生的课堂，他们针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若干实践命题进行专题报告；而在清华大学提供的网络学堂上，学生们也同样开展了热烈、丰富的讨论。
第三个问题：学生愿意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必须承认，随着社会信息的极大丰富和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我们所面对的学生条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学生，信息获取能力强，自我意识也比较强，甚至还会有些逆反心理。我们教育工作者，本身也在做一种舆论引导工作。在课程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压力，这门课程如果开设不当，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在开课之前，我们对学生的学习愿望进行了调查，也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方法。学院经过研究认为，这样的课程既要旗帜鲜明，又要引人入胜；既要努力贴近国情民生、贴近新闻实际、贴近学生的所思所想，又要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正式开课后，同学们的态度让我们对新时期的年轻人有了一份信任感。他们带着问题来，敢于提出问题，也善于回答问题，他们对灵活新颖、面对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学习热情。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在他们的小结中，普遍感到“出乎意料”，甚至感到“惊喜”，“每一次我都怀着好奇和期待的心情来到课堂，每一堂结束我都感到心里的空白被某些沉甸甸的东西填补了，有崇拜也有感动，被震撼也被鼓励”；“如同发现一片宝藏，启发我用和以前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审视与新闻相关的一些现象、一些疑惑”；这门课程“把我带进了一个新天地”，并引导自己“开始走向‘主流’”，促使自己“达到一种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拿得稳的素质状态”；“最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自己的主心骨”，而且切实地感受到“它不是空洞的、教条的，而是鲜活的、有灵魂的；它不是玄虚的，而是实在的；它不是远离我们的，而是每时每刻我们都能触摸到的”……
四年来，这门课程也积累了一份丰富的教学素材和反馈材料。我们请每一位同学在学期结束的时候，都实事求是地写一份课程小结，不计入成绩，但是要体现心声。2006年毕业的一名硕士生许海燕，在她的课程小结中写道，之前她也总认为新闻人的工作就是揭露黑暗、曝光事实，但是现在她知道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中国的具体实践问题，这种时候“最怕的就是一个乱字”，在社会这个大天平上，一旦失衡，摔倒的将是13亿人民。因此“请老师不要低估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这说明恰恰是学生的认识提高，让全院的教师有了一个受教育的机会，也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很好的教学相长的过程。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中，学生是愿意学习的。或者说不是学生愿意不愿意接受，而是教育者愿意不愿意教，愿不愿意提高的问题。这一代年轻人的信息量大，思想活跃，但同样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帮助，让他们从一张白纸变成一页好书。
第四个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水平？在今天我国社会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指导思想，能否为更广大的年轻人所接受，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教育不能走形式，走过场，也不能脱离实际，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因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能否脚踏实地、提高水平就非常关键了。
而对于新闻传播专业来说，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尤为重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和养成中，学院通过6年的尝试和总结，深刻认识到只有引导学生深入社会，认识社会，了解国情，熟悉民情，才能够更好地学习和提高学习的自觉性。为此，学院在教育教学中十分注重实践，为本科生安排了暑期社会实践和课程专业实践两个必修环节，并通过党团活动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在寒假及双休日更多地主动参与实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年级的暑假，我们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到中国的农村参加社会实践。目的是希望他们到社会舞台去，到中国最基层的地方去，更准确地了解中国国情，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验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这样的教育带动下，不少同学以李强为榜样，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我院每年都组织社会实践分队下地方，前往老、少、边、穷地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到2008年为止，我院在四川省黑水县、黑龙江珍宝岛地区、山西得胜堡、河北省定县等十余个县市开展了五十多次教学环节的实践和社会实践。通过实践，学生不但比较充分地了解了国情，而且能够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对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城市农民工、人口和计划生育、社会稳定等关系国家发展大计的课题，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认识。在实践过程中，学生们选择党和人民关心的问题进行重点调研，包括《首都大学生“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接受和评价》、《建设和谐城市文化，实现农民工与市民文化生活“齐步走”——首都农民工的媒体接触情况》等多份调查报告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
第五个问题：解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长期命题。从目前的教学效果来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得到了来自三方面的支持和鼓励。一方面是受教育者，也就是学生们的肯定。从教学评估来看，研究生的教学评估成绩在全校同类课程的前15%，本科学生的网络课堂点击率在全校上千门课程中排名第三。同学们在课堂上热烈的讨论和独到的见解都让我们觉得教学有收获，也感到欣慰。
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工作得到中央领导、中宣部与教育部等领导部门的关注、关心与指导。中宣部、教育部于2006年和2007年两度发文，调研我院的教育工作，并向全国兄弟院校推广交流。教育部周济部长于2008年6月底到我院视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的情况；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于2008年7月份视察我院，针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及学科建设做重要讲话。
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得到了社会和新闻单位的肯定。在“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指导方针下，学院为中央和地方的主流媒体、各级政府的重要部门培养、造就和输送了一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建院六年以来，毕业生去主流媒体和相关国家机关工作的比例逐年上升，由2002年以前的20%，2003年上升为60%，2004、2005年为70%，2006、2007年都近80%。2008年春季学期我院党委书记王健华带队，对《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进行回访，了解毕业生的情况。很多媒体反映我们的学生“对路子，思想端正，工作能力强”。《人民日报》主要领导充分肯定了我院毕业生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同志在今年上半年中央宣传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还特别对我院的毕业生提出表扬。
当然，对于一门只有四年时间的课程，对于一个建院只有八年时间的新闻传播学院来说，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树立明确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形式，仅仅只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第一步。我们依然面对一些新问题，一些能力上的不足需要弥补。
首先是教育者本身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水平需要提高。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断地学习是前进的动力，教育者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有受教育需要的群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更是如此。只有具备高超理论和实践水平的教育者，才能教育出一批有坚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优质人才。其次，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中，我们要逐步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过去的四年，我们的师生通过研讨、讲座、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有了一定的教学经验。但是从同学们的反馈来看，他们仍然不满足，需要进一步完成理论自洽工作。这同时也给我们今后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后，随着新闻传播教育和新闻实践的多样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面对许多新的实践命题。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时，对党的新闻宣传理论提出了重大的创新。我们要按照他的讲话精神，坚持“五个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解在新的历史时期，媒介技术变革、舆论形态变化所产生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在这方面，我们仅仅只做了初步的工作，我们希望在今后进一步得到中央指导和兄弟院校共同探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思路与方法，让这一门重要课程在全国的新闻教育事业中开花结果。
谢谢大家。
新闻中的文化
[4]提高记者的学养
1997年
去年，我在报社内外几次会议上都提出新闻工作要“提高学养”的问题，许多同志都很感兴趣。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首先是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时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新闻工作者要打好“五个根底”，特别是强调了学习各种知识的问题，要求新闻工作者提高各方面知识的修养。这一点十分重要。其次，我观察到有些记者工作不能说不艰苦，作风不能说不深入，写作不能说不勤奋，但是为什么写不出更多深入人心、震撼人心的作品？我觉得这里有个学养不够的问题。
所谓“学养”，是一个人各方面知识造诣、思想水平、生活阅历、品德修养的综合反映。邹韬奋、范长江、邓拓、穆青等新闻界前辈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家，绝不只是因为他们有很丰富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丰富的“学养”。拿穆青同志来说，他不仅有丰富的新闻实践，还擅长摄影、诗词、散文、书法等，这各方面的修养，都体现在新闻作品的“成色”上。所以在他的摄影作品展览开幕时，我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政治家的思想素质和艺术家的美学修养，在穆青同志的作品中得到比较完美的统一。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赋予自己的作品以一种深邃的思想内涵；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又赋予自己的作品一种优美的诗情画意。我认为，这种境界应当是我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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