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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闵捷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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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试读：

同事闵捷的这部书，非常宝贵，均是她的一手采访，几乎涉及我们耳熟能详的、当代中国最了不起的文化、科技、社会名人，看一看目录所列，便很吃惊。闵捷从业二十年来，采访的这些人物，将近百位，包括冰心、杨绛、端木蕻良、季羡林、林毅夫、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陈逸飞、靳尚谊、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吴文俊等等，均享誉海内外。像这样的一本厚重而周全的集子，是我近年的仅见。

当然，以前，我就见她写人物，也爱读她的新闻作品，每次有如沐春风之感。我觉得，她的写作，有几个特点：一是采访皆有备而来，做大量的案头工作，一篇文章仅几千字，却能字句直达要害，抓住精髓；二是抓住了人物特点，轻重分明，详略得当，她笔下的，既是名人，也是普通人，事业所成，心智行径，七情六欲，感性理性，均跃然纸上，读来像观赏画作或电影一般；三是她的文风，性格鲜明，不落俗套，多用白描手法，又善抓细节，声彩俱备，文笔传神，朴素中有惊心动魄，细微处见大气磅礴。

而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篇目，又贯穿一个主线，或一种精神，一股浩然之气。所以真的集纳起来，较之单篇成文，又不一样了，成为一笔财富，不仅是作者给自己写作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或者是给这些人物的一个人生的大总结，更是给这个时代立传，成为我们巨大变迁的社会的镜子。所以，绝不是简单的几十篇特写通讯。闵捷访问的这一个个的人，实在是撑起了中国当代文明的脊梁。读罢这部文集，我是深感自卑的。这些人物，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冲突、战乱、外忧、内患、血腥、饥馑、崩溃、革命、动荡和灾变，坎坷不尽，九死一生，而在闵捷的描写中，他们的生命之花竟如此繁茂地盛开。这是什么原因呢？而我和其他一些人活在这个富裕安康的时代，却常常无聊或抑郁得要死。因此这部文集，可以回答很多久萦于心的问题。与闵捷书写的人物对照，我们更应该反省自悟，更应该振奋精神，更应该勇往直前。

因此，闵捷记录的，便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她达到了一个很宏大的目标。每一篇，可见她心存高远。每一篇，写不同人，却都在写同一个主题，家国情怀，人性自然，宇宙生存，生命之义。这也是她的作品，被中学教科书收入，沿用十年至今的原因吧。

闵捷出身于新闻世家，大学学习中文，研究生研习新闻，也到美国纽约大学留学过，中英文的修养都很深厚，还做过主流期刊杂志，做过传统报道，也做过新媒体。这样的经历和功力，是让很多年轻记者羡慕的。她是极有才思的，也是特别勤奋的。二十多年，我从未见她有一刻曾停下脚步、笔头、思考和追问。在我们这个部门，她其实并不是一线跑口的那种记者，因此并无很频繁地与采访单位和对象接触的机会，但她一靠真诚和热爱，二靠敬业与执着，三靠专业主义的精神，最终为我们奉献了这样的精神大餐。而她至今仍在笔耕不辍。这尤其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是很了不起的，十分难得的。

2014年底的上海踩踏事故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那些在新媒体上传播得最好的报道，恰恰是记者用最传统的新闻价值观，深入一线、精致采访、认真提问、不懈挖掘而获得的东西，往往是长篇的深度报道而不是碎片化的花边噱头，是有角度和立场的文章，而某些天天高喊媒体融合的主流媒体，这次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些糟糕。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让人深思的。我们常常以应付考核的态度来做事，是写不出好作品的，而只能是毁了人。

我觉得，在新闻这个“古老”的领域，总是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变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学会“往后退”，把一些旧物，重新捡起。因此，这本跨度二十多年的书，来得实在是太及时了。感谢闵捷。自序宁静与喧嚣

真的好像只是一转眼，当记者已经23年了。像很多职业一样，记者也是一份苦乐参半的工作。每当完成一次人物专访，都会有很多感触，仿佛间接地体验了一遍被访者的人生。这瞬间的浓缩，不仅丰富了自己的阅历和人生体验，而且也希望尽快把他们的故事分享给读者。当我把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时，作为记者的幸福感也随之油然而生——那是一种介于不吐不快与如释重负之间的复杂感觉，是十分投入地工作之后的惬意与放松。正是这份写作与传播的快感，使我觉得一辈子做记者很值，因为这个职业带给我的是一种丰富而独特的人生。

我的记者生涯两次都是以文学为入口的：第一次是从大学中文系到研究生阶段转到新闻系，第二次是从事新闻工作后做人物报道从采访作家开始，从当初熟悉这些作家的作品，到走进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作品之外的人生经历，这是记者得天独厚的视角，也是读者感兴趣的话题。

早期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采访，是听说夏衍去世，编辑部派我去位于北京六部口的夏府采访。闹中取静的老北京四合院，灵堂布置在西侧的一间客厅里，菊花挽联，人来人往。望着他曾经坐过的藤椅，我忽然感到自己来晚了一步：为什么没有在他健在的时候采访他呢？尤其是在看了他晚年写的《懒寻旧梦录》之后，更想听听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可惜……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定开始“抢救式采访”——寻访那些依然健在的现当代文化艺术大家。于是，冰心、杨绛、季羡林、端木蕻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很快采访的领域就从文学拓展到艺术、科学和人文。多年后，一个时代的群像，忽然渐渐地清晰起来。

书中的很多人物，我都采访了不止一次。比如著名画家吴冠中，从1994年第一次采访他写了《吴冠中三度巴黎行》，到2010年他去世，16年间有过多次交往，他亦将好友、法籍华裔画家朱德群、赵无极陆续介绍予我，在他们回国办展时进行采访。2013年我还写了纪实文学《留法三剑客演绎画坛传奇——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的艺术人生》，刊载在《钟山》杂志2013年第2期上，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反响，后被《新华文摘》转载。

一路走来，积攒了很多文墨结晶也夹杂着一路风尘，正当觉得背负日渐沉重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机会将之前采写的40位文化名人专访结集出版，让对文化艺术乃至科学人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一睹为快，也是一件乐事。

这本书里能感受到的时代，有百年的量级。我采访的最年长的文化人是冰心，她出生于1900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代。如果20年算一代人的话，这本书里记录了四代文化人的人生故事，有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他们的个人命运随时代的变化而起起伏伏，经历风风雨雨而始终初心不改，终于得偿所愿。这些文化人作为他们所处时代的见证者和代表人物，有所担当并有所贡献，令人钦佩。

如果说读一本书是跟随作者一起旅行，那么，在此我诚邀每一位阅读本书的读者，和我一起开始一次愉快的文化之旅，透过那些人生里的别样风景，望见久违的诗意天空——如此遥远，却又似曾相识。一文学：感性的天空林徽因作品冰心：“繁星”消逝真爱长留

没有肃穆的黑色，没有低回的哀乐，文坛世纪老人冰心以她独特的方式与世人告别。

精心设计的灵堂，以大海的蓝色和玫瑰的红色为主色调，空中回荡着在海边实地录制的海涛海浪的声音，间或还可以听到海鸥的呜叫……

冰心——这位“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最初以她的新诗打开文坛的一片晴空，在走过了一百年的人生旅程之后，又以如此诗意的结局落幕，堪称文坛佳话。“人间的追悼会，是天上的婚宴”

1999年3月19日虽是北京入春以来最冷的一天，但清晨一大早，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门外已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告别仪式开始前，很多人特意提前赶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瑞环、李岚清等也前来为冰心送行。

8点45分，灵车停在了告别室的门前。冰心的小女儿吴青手捧母亲遗照，含泪和姐姐吴冰、哥哥吴平走下灵车，每人的手上都捧着红玫瑰和满天星。冰心的灵柩被缓缓抬进了告别室。8点48分，冰心柔弱的身躯被轻轻安放在灵床上。吴青将母亲生前喜爱的蓝底白碎花头巾搭在了母亲头上。

9点整，在轻柔的钢琴声中，冰心的孩子们将无数红玫瑰花瓣撒在老人历经了一个世纪的身躯上。“妈妈”和“姥姥”不再用温柔的目光看着他们，孩子们流着泪轻轻地吻着冰心老人的额头。“请再给我一枝玫瑰！”无数双手伸向前来。10点整，等候在大厅门外的千余名读者拾级而上，人们彼此分发着一枝枝红玫瑰。如怨如诉的箫声响起，伴着海潮声声和海鸥低呜，这位海边长大的女作家和她的读者们将见最后一面。1956年，女作家冰心（左三）在福州市“少年之家”和小朋友们做游戏。（新华社稿 相知 摄）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来自各民主党派，其中有些人已行动不便，但依然在亲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前来送别。

冰心老人的遗体安放在鲜花丛中，身穿一件青灰色的中式上衣，稀疏的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身上撒满了玫瑰花瓣。照片中的冰心老人凝神远眺，双唇微启。正厅上方的横匾上，是冰心的亲笔手迹：“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巴金从上海送来的玫瑰花篮和冰心的子女们特意制作的“心”型花篮摆放在灵堂的显著位置。

一位眉清目秀的少女，胸前捧着一束玫瑰花，在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她叫彭轩，是北京第一百六十六中学（原贝满女中）的学生。她说，冰心少年时代就在她们学校读书，她生前还担任她们学校的名誉校长。这位12岁的女孩称，她最喜欢冰心的散文《笑》，因为文中透露出一种淡淡的爱意，恬静而安详。

89岁的林耀华是冰心丈夫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时的学生，面对师母，林耀华在两位老同学的搀扶下缓缓鞠躬，愿师母走得平安从容。

将一生献给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伊莎贝拉•柯鲁克夫人说：“我和我的丈夫大卫•柯鲁克是冰心两个女儿在北外的同事。她们既有学问，又相当有社会责任感。从这两个女儿身上，我看到了她们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柯鲁克夫人的儿子迈克•柯鲁克曾在冰心的母校美国威尔士利学院教授中国文学。他曾在学院图书馆里找到了冰心当年翻译李清照的英文手稿。“冰心的翻译精妙无比。她是李清照诗词最理想的译者。因为作为女诗人，她们既有温柔的才思，又有对国家命运的深沉忧思。”

冰心一直看淡生死。她写道：“我觉得‘死’是一种解脱，带病延年，反而痛苦。”她晚年曾为一位友人题词：“人间的追悼会，是天上的婚宴”，表达了她对死亡的达观心态。

值此“百年喜丧”之际，深知母亲心意的儿女们，决定一改普通葬礼凝重、沉闷的气氛，别具匠心地为母亲设计了没有哀乐，只有涛声相伴、玫瑰满堂的温馨的葬礼。

院子里、大厅内挂满了中外人士的诗词悼文和白色挽联。“一片冰心安在，千秋童稚永存。”——这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的挽联。

曾经将冰心的《关于女人》翻译成日文的日本作家竹内实写道：“听到冰心老师逝世，深感悲痛。老师在日本东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时，我是学生。老师以言教、身教影响了当时的日本学生。”

他说：“中国文坛中，冰心老师是一颗明星，放出永远不灭的光芒。”告别历史的悲欢离合“微笑着享受最后的安息”

1999年春节前就传来冰心病重的消息，心衰肾衰，发烧不退，神志不清，脉搏一度低至每分钟20次。那时，她刚刚为萧乾祝贺过九十岁诞辰，并与巴金一起，三位文坛老人相约携手进入新世纪。不想，2月11日萧乾先行一步，最年长的冰心能挺过这一关吗？大家暗暗为老人捏了一把汗。

正月初一，冰心的大儿子吴平去看望母亲，带了老人家最喜爱的红玫瑰。冰心那天很清醒，吴平对她说：“母亲，恭喜您100岁了。”冰心笑了笑说：“还不到。”吴平说：“过了今天就算到了。”活到一百岁，这是她和家人、朋友的一个约定，虽然曾经有好几次她已然危在旦夕，但是最后都顽强地挺过来了。一系列的百年诞辰庆祝活动，都早已排进了今年的日程，准备在她百岁生日之际举行。这位与世纪同龄的文坛祖母，实在是盛情难却了。

2月26目，我与吴平通过电话，他说，母亲目前已处于昏迷状态，血压低至60到70，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但是人活百岁，已是世间稀有，百年之后，应是“喜丧”。所以大家现在心情也很复杂。

2月28日，冰心驾鹤西归，“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也是中国当代最年长、创作活动期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坛泰斗，带着她一个世纪积攒下来的亲情、友情和无限的眷恋，离开了她挚爱的人间。她生前曾经说过：生命的终结，就是“将历史的悲欢离合，交还了世界，自己微笑着享受最后的安息”。1981年11月，冰心和小读者在一起。（新华社稿 赵建民 摄）

冰心的大儿子吴平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吴文藻1985年去世时，告别会就没有用哀乐，而是播放了贝多芬的《悲怆》，因为父亲一生坎坷，用这首乐曲很贴切。母亲自幼生长在海边，对大海有很深的感情，自认是“海的女儿”，一生热爱大海，且一度还说百年后要将骨灰撒入大海，所以家人拟用大自然的海涛之声为老人家送行。

曾经有人问过冰心，为什么最喜爱玫瑰？她说：“因为它有坚硬的刺，浓艳淡香都掩不住它独特的风骨。”花如其人，这正是老人的个性写照。

冰心曾在1990年10月14日立下遗嘱：“我如果已经昏迷，千万不要抢救，请医生打一针安定针，让我安静地死去；遗体交北京医院解剖；骨灰放在文藻的骨灰盒内，一并撒在通海的河内；墙上的字和书柜上的书，都捐给现代文学馆；我身后如有稿费寄来，都捐给现代文学馆；工具书可以捐给民进图书馆。”她后来又表示要与丈夫吴文藻合葬在一处。她还特别嘱咐家人在碑文上用“谢婉莹”这个原名，而不用笔名“冰心”。“文坛祖母” 盛名高寿

那是1998年10月，冰心适逢99岁大寿，我与吴平约好，去探望老人家。走进北京医院高干病房的三楼，远远地，就看见护工推着冰心老人走了过来，一路跟医务人员打着招呼。吴平介绍说，母亲目前是这座楼里年龄最大的人，而且无论年轻的、年长的医生、护士，都读过她的作品，所以她在这里受到格外的尊重。

吴平把我介绍给母亲：“这位是新华社记者，两年前来采访过您，今天特来给您祝寿。”老人点点头说：“谢谢，谢谢。”我拿出一本很厚的杂志，上面刊登着我那次采访之后写的文章，并配了一张很大的照片。照片上，冰心穿了一件淡紫色的碎花衬衫，铁灰色的马甲，微笑中透着神采，背景是一篮鲜艳的红玫瑰。看到这张照片，冰心笑了，笑得很天真，连说：“这是我，这是我。”

与两年前相比，冰心更瘦了，愈见苍老。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她的体重是42公斤，这时只有38.4公斤了。99岁，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誓言里的数字。而她，正一如既往地以顽强的毅力，创造着生命的奇迹。

被中国文学界称为“文坛祖母”的著名作家冰心，平静地度过了她的99岁华诞。这年她的生日适逢农历八月十五，在合家团圆的日子里安享99岁寿辰和来自各界的问候，这大概是世间稀有的美妙时刻。

病房里陈设相当简朴，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随处放着的一篮一篮红玫瑰。靠窗的写字台上唯一的陈设是一台旧式的收录机。护工小王说：“老人家爱听音乐，有时给她放点轻音乐。”我将送给老人家的一束红玫瑰交给守候在侧的大儿子吴平，听他介绍冰心近况的时候，我不禁回忆起两年前在这间病房里采访的情景。

那是1996年10月，冰心老人正值97岁生日。当时这间病房刚刚装修过，空气里还弥漫着油漆的味道。老人躺在床上，用温和的目光望着我。她的手暖暖的，但是柔中有刚。当时正面临香港九七回归，当我问及届时是否愿意到香港看看时，她笑着说：“我愿意去，就怕去不了，那里还有我的朋友。”言谈间，老人眼中那份对友情的眷恋着实令人感动。

冰心自1994年开始一直住在北京医院，身体状况比较平稳，虽然不时有点儿肠胃感染之类的小毛病，据说也曾几次发烧至40度，令家人、朋友虚惊一场。但靠着医务人员和家人的精心护理，心衰和糖尿病得到有效控制。以她如此的高龄，自然有时显得精神不济，但思维清楚的时候，还常念及往事。

窗台上放着几枝黄玫瑰，护工小王问她：“黄玫瑰代表什么？”冰心说：“代表友情。”“那么红玫瑰呢？”“代表爱情。”小王问：“那为什么大家都送您红玫瑰？”老人幽默地说：“大家都爱我吧。”

我问她：“您还记得在美国的事吗？”她说：“记得。”吴平问她在那里待了几年，她表示记不清了。但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6年，在美国6年。”她记得很准确。小王问：“英语‘我爱你’怎么说？”“I LOVE YOU。”周围的人都笑了。吴平说，这是母亲近来最爱听的一句话。“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

冰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也是中国当代最年长、创作活动期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坛泰斗。1995年7月，《冰心全集》出版，分8册近400万字，收集了冰心自1919年秋至1994年底75年间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通讯、特写、序跋、杂感等各种体裁的作品1000多篇。冰心说：“临老有点东西献给广大的读者，让他们能更全面地认识自己。”

冰心原名谢婉莹，祖籍福建长乐，12岁随父母到北京。冰心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1923年，23岁的冰心只身赴美国留学，3年后获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三四十年代，她曾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冰心随丈夫吴文藻一起东渡日本，吴文藻出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政治外交组组长公使衔组长和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冰心则任教于东京大学。

1952年，冰心与吴文藻受周恩来总理之邀回国。据吴平介绍，当时夫妇二人手上都有美国大学的聘书，原打算只是回国看看，后来经周总理的挽留就留了下来。冰心进了作家协会，吴文藻则执教于北京民族学院。

冰心从1922年开始发表作品，其代表作是散文集《寄小读者》和诗集《繁星》《春水》等。她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诗人，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10岁起就读冰心作品的著名作家王蒙曾说：“本世纪进程中的经验教训都真实地反映在冰心的作品中。她在自然、本色、真诚、平实之中又富有原则、高尚和尊严。她是坚持原则而有所不为的人，幽默之中含锋芒。她总是以光明、乐观的态度看生活，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智慧、达观、使命感，在冰心身上体现得最充分，她是中国文化中的高尚因素。”1962年3月，冰心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发言。（新华社稿 陈娟美 摄）

晚年的冰心常梦回年轻时光，梦见故乡福建、重庆、武汉、烟台，还有遥远的美国、日本和欧洲。她常常念及儿时喜爱的一则民谣《小白菜》中的诗句：“亲娘想我一阵风，我想亲娘在梦中。”“爱在左，同情在右” 母性关怀温暖人间“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使得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让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挥，也不是悲凉！”这不仅是冰心对爱的诠释，也是她对人生的理解。

冰心的很多作品都是写给孩子们的，她的《寄小读者》、《小橘灯》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几代人耳熟能详的作品。多年来，她就这样提着那盏爱心制成的“小橘灯”，风里雨里，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

冰心对孩子的爱，不光写在她的作品里，而且真正身体力行地融入到生活之中。她与五位小孤儿30多年来的亲情、友情绵延至今，传为佳话。

1964年1月8日，《北京晚报》报道了五位小孤儿失去父母的生活情况，轰动京城。冰心闻讯赶到五位小孤儿的家中采访、探望，并写作了报告文学《咱们的五个孩子》，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冰心由此与这个特殊家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结下不解之缘。

30多年过去了，五个孩子先后长大成人，成家立业，老大还当上了北京市供电局的副局长，其他几位兄弟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1987年春节，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妻儿，全家共16口人到冰心家拜年，那时冰心已是八十六七岁的老人了，可依然能记得当年最小的一个孩子长有一对可爱的小酒窝。大家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

1995年冰心住院后，五个孩子和他们的孩子还经常去看望老人家，并总是不忘记带上她最喜爱的玫瑰花。在翻阅冰心老人最近的来客留言簿时，我又发现了他们的名字，吴平说，他们又带了鲜花来。“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在冰心早年的一篇题为《往事》的散文中，她曾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那时冰心还只是年方二十的年轻女子，如今已进入耄耋之年，几经沧桑，对人生自然又多了许多透彻的感悟。

1995年，年逾九旬的冰心常谈及自己身后之事，除了表示要与丈夫吴文藻合葬外。她还特别叮嘱家人，百年之后她愿意和教师、文人们葬在一起，周围种满鲜花。《冰心全集》出版，老人将全部稿酬悉数捐给了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事业。冰心的小女儿吴青说，母亲一生重视教育，尤其是妇女教育事业。她认为，新中国的成立，使妇女获得了解放，改革开放，妇女的经济地位又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相比，农村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还相对滞后，老人要在有生之年为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事业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988年长江发洪水，冰心还捐款12000元给灾区人民。

在《冰心全集》中，全文收入了她近年来陆续完成并发表的《回忆录》。冰心自己说，年轻时感情丰富，作品容易把感情铺叙，是为绚烂；人老了，感情就凝聚，文笔看似平淡，实则深含对人生的思考。她说，年轻时喜欢泰戈尔的作品，而年纪大了，则更喜欢纪伯伦，因为他的诗里有人世间的道理。

冰心的译著有洋洋51万字，影响最大的就是泰戈尔的《吉檀伽利》和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她在比较了两位作家之后认为，由于泰戈尔一生比纪伯伦要顺利，生活也不像纪伯伦那样清贫，所以，觉得泰戈尔的诗表现得似乎更天真、更欢畅一些，也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却更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些处世为人的道理，在平静中流露着悲凉。其实，这也是冰心散文前后两个阶段的文风写照。

在冰心家里简朴的客厅里，挂着一幅不大的条幅：“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这是冰心早年留学美国时，托人请梁启超先生题写的。几十年来，她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把它带在身边，挂在室内。也许，她心底里是以此作为自己人生座右铭的。

冰心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度过的，由于行动不便，与老朋友们的交往已是身不由己，但旧日的友情和如今的牵挂却时时萦记于心。她与巴金一直保持通信，子女们也常常电话联系。每逢生日，更不忘每每以鲜花相赠，殷殷之情并不为时空阻隔。冰心与萧乾同住在北京医院，萧乾前一段时间身体好的时候，还亲自前来探望。

享年99岁的冰心，顽强地走完了她辉煌的人生之旅，到达生命的终点。在“五四”作家中，她这一径人生长途是最漫长的，其间风风雨雨，历尽沧桑，而始终在文学的路上奔走，堪称典范。而她的“玫瑰葬礼”，正是她作为诗人的最好终结。（与林谷合作）【后记】1999年3月19日与同事林谷合写的《送别冰心》2008年被收入冀教版小学语文第八册，沿用至今。这篇文章在《送别冰心》的基础上，更全面地回顾了冰心老人的一生。从1997年10月到1999年3月，我见过冰心先生3次，前两次是采访，最后一次是参加她的追悼会。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10月，第二次采访冰心先生之后写了《九十九朵玫瑰的祝福》，在《北京青年报》刊出后反响热烈，多年后有些读者还记得那篇报道。那是冰心老人的最后一次生日，转年2月她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从中学时代起，就喜欢读冰心的散文和诗，以及她翻译的泰戈尔和纪伯伦的散文诗。曾经不明白，为什么她屡屡说更喜欢纪伯伦——一位声名远逊于泰戈尔的黎巴嫩诗人，如今终于理解：其实一个人的喜好和品位，也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变化的，从关注风景到关怀人生，纪伯伦会告诉你：“一个人的实质，不在于他向你显露的那一面，而在于他所不能向你显露的那一面。因此，如果你想了解他，不要去听他说出的话，而要去听他的没有说出的话。”将人生的历练化为文字留给后人，这正是古人所谓“人生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之中，“三不朽”的第三极——“立言”的根本吧。作者探望病中的冰心老人。文坛三老：世纪友情感动人心

90岁生日的萧乾先生，1999年2月11日溘然长逝，令文坛一片唏嘘。病中的冰心、巴金，还分别为他的九十华诞致信祝贺，三人相约携手跨越新世纪，如今言犹在耳，而这位“小老弟”却已走在了前面。痛失挚友的心情，可想而知，更何况这三位年逾九旬的文坛巨匠之间保持了长达七十年的友谊，其间沧桑变幻、历经荣辱，而矢志不渝，情同手足，令人感叹。1981年12月，巴金（左二）及女儿李小林、夏衍（右三）及女儿沈宁、冰心（右二）及女儿吴青在北京合影。（新华社稿）

晚年冰心在北京医院养病多年，与老朋友们的交往已是身不由己，但旧日的友情和如今的牵挂却时时萦记于心。她与巴金一直保持通信，每逢生日，更不忘每每以鲜花相赠，殷殷之情并不为时空阻隔。她与萧乾同住在北京医院，萧乾身体好的时候，还亲自前来探望。因为萧乾少时与冰心的弟弟谢为楫同学，所以至今冰心依然亲切地称他为“小弟弟”，手足之情，溢于言表。冰心眼中的巴金：“一个真诚的朋友”

由于已年值99岁高龄，一向不服老的冰心，记忆力已明显衰退，但奇怪的是，新近发生的事，她往往记不住，而年代久远的往事，她倒往往记得很清楚。她认识巴金，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那时巴金还处于创作的早期，约了朋友一起来拜访冰心。“巴金比较沉默，腼腆而稍带些忧郁。”冰心在83岁时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带着几许大姐的风范。她一直认为，巴金是那种不是为了当作家而写作的人，他心中的爱与恨都很强烈，不吐不快。

冰心曾经在一篇题为《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的文章中说，巴金最可佩服之处，在于他的真诚，为文为人，都是如此。她说：“我最记得40年代初期在重庆，我因需要稿费，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关于女人》的书，巴金知道我们那时的贫困，就把这本书从剥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来，交给了上海的‘开明书店’，每期再版时，我都得到稿费。”

冰心深有感触的，还有巴金对恋爱和婚姻态度的严肃和专一，这是她佩服巴金的另一个原因。“巴金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处之一。”冰心晚年在读巴金寄来的新出版的《随想录》中《再忆萧珊》一节时，还深深地为这对患难夫妻的一片真情所打动，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

1980年夏天，冰心与巴金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巴金是团长，冰心是副团长，陪同出访的还有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和冰心的女儿吴青。冰心至今认为，她与巴金最好的一张合影，是在日本时照的。她还记得，在日本的一个夜晚，两个女儿结伴出去逛街去了，她与巴金留在饭店里有一次长谈，谈话的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巴金的“滔滔不绝”。

如今俩人都已是九旬老人，健康状况亦不尽如人意。但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友情，以及数不尽的世事沧桑，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坚定地固守着他们的信念，互相鼓励着，跨进新世纪。冰心眼中的萧乾：“我最疼爱的小老弟”

萧乾与冰心的弟弟谢为楫是少年时的同窗好友，那时他们同在北京的崇实小学读书。放学后，萧乾常常连家都不回就跟着为楫到位于中剪子巷的“谢家大院”去玩耍，慢慢地和为楫的姐姐谢婉莹（冰心原名）也玩熟了，于是跟着为楫喊她“大姐”，竟一直就叫到了90岁。

萧乾喜庆九十华诞，又适逢十卷本《萧乾文集》出版，冰心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小弟弟。我的眼前常浮现出你当伙计时到我家送稿费的样子，你那股调皮劲儿一辈子也没改。当年的小伙计成了大作家，出了十卷文集，祝贺你。现在我们两人都在医院里，不知你有没有信心和我拉着手一起进入新世纪。”

长萧乾十岁的冰心，曾经十分羡慕萧乾的“老当益壮”，甚至与他商议：“你把精力匀给我一点好不好？”她觉得萧乾一生孤独，一生辛苦，一生漂泊，倒是步入晚年“终于走上了他一生最安定最快乐的生命道路”。

冰心不仅是萧乾的“大姐”，而且一度还兼着“师娘”的双重身份。1933年，萧乾由辅仁大学转入燕京大学读新闻，选修了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教授的社会学课。当时冰心在燕京、清华两所大学同时任教，萧乾又成了他们在燕南园府上的常客。“文革”中，冰心和萧乾两家人都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但因担心落得“串联”的罪名，并没有往来，只是心底里默默地彼此祝福。到了80年代，冰心的丈夫和三个弟弟相继去世，一向很重感情的冰心，有一次对来访的萧乾夫妇说：“我的三个弟弟都不在了，见了‘饼干’，就像见了我弟弟一样。”后又托人嘱萧乾“有空就来看看我”，足见情意深厚。

巴金经常说：“友情是照亮我一生的明灯。”纵然相隔千山和万水，纵然体衰病弱行不便，巴金关注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老友冰心与萧乾。他那颗跳动的心，始终被爱与友情燃烧着。

在巴金寓所的客厅，淡淡的夕阳洒进屋内，刚洗净的沙发套散发着清香。黑色的钢琴静静地躺在那儿，精巧的玻璃柜内摆着友人送的各式小礼品……一切依旧，一切故然。只是巴金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靠门边的凳子上，疾病已使他离家有好几年了。住在医院里的他，此刻在发着高烧。然而存放在这里的友情，却是浓得化不开。巴金眼中的冰心：“您好像一盏明亮的灯，看见灯光，我们就心安了。”

在巴金的书柜里，珍藏着厚厚的8卷本的《冰心全集》、6卷本的《冰心选集》以及她的散文集、童话集等。打开冰心的作品，但见扉页上都有冰心的手迹：“巴金老弟留念”、“送给亲爱的巴金老弟”。

普普通通的题签，容纳的却是他们半个多世纪的友情。巴金与冰心相识于20世纪30年代初。那是一个初夏的早晨。巴金随靳以一起去看望冰心。从此，冰心就将巴金看成自己的弟弟。所以，她称巴金总是“老弟”。这种非亲缘又胜过亲缘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增延而越来越浓厚。

1984年，冰心在《贺叶巴两位》一文中写道：“我一直拿他当弟弟看待。几十年来，相知愈深。解放后，我们还一同参加过出国访问团。最后一次一同出国的机缘，就是1980年春到日本的访问。那次出国，我的女儿吴青和他的女儿小林都参加了。小林叫我‘姑姑’，吴青叫他‘舅舅’。仿佛我们就是亲姐弟似的。”

记得有一次巴金病后访问香港，冰心此时已患了脑血栓病，却十分地不放心巴金的身体，立即写信“关照”，要他好好注意休息。收信后的巴金非常激动，回信道：“您的友情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更大的勇气。”1993年，巴金9O岁生日时，冰心送来了用90朵玫瑰缀成的花篮。知巴金者唯冰心也。玫瑰，带刺的花朵，巴金最喜欢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每逢巴金生日，送玫瑰的人越来越多。年轻时代的巴金（新华社稿 白瑛 摄）

早年的巴金比较孤独，他是在读冰心的作品中，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的。巴金至今清楚地记得，就在他离开四川老家的那年夏天，他还和弟弟在一起一边读冰心的《繁星》，一边学着做小诗。这些诗句，一直存在他的心底，至今不忘。年少时，他跟着冰心爱星星，爱大海。成年后，一直到今天，冰心不仅是他的大姐，更是他的精神支柱。每一回，冰心到上海，巴金都要去机场车站接送。每一回，巴金去北京，都要去探望冰心。

曾经多少次，被疾病折磨的巴金想搁笔不写了，但看到冰心仍在写，仍在呐喊，便“不敢躺倒，不敢沉默，又拿起笔来了”。1989年5月5日巴金给冰心写信道：“70年了，我还在跟着您前进。”1O月12日，他又在给冰心的信中写道：“我常常想，您好像一盏明亮的灯，看见灯光，我们就心安了。”1994年5月20日巴金又一次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自己的心情：“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巴金眼中的萧乾：有才华，七十岁以后更勤奋

在巴金的家里，可以见到萧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任何一部书：《尤利西斯》《人生采访》《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感觉的记录》《我的中国我的岁月》《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的作品，题签最多的是“芾甘教正”这几个字。在台湾版的《人生采访》一书中，萧乾写道：“芾甘，你编校的这本书过了海峡。”芾甘，是巴金的号。

萧乾9O岁生日时，巴金写去贺信：“听说你出了1O卷文集，很欣慰。要是你年轻时像你70岁以后那样勤奋，写得远不止这些，你是有才华的。我们都老了，我现在唯一关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我多么盼望新馆开馆的那一天，你能陪我一道去剪彩。新的世纪就在眼前，让我们共同迎接它。”

巴金第一次见到萧乾是在北京沈从文的家里。从文先生称呼巴金“芾甘”，萧乾也跟着先生叫，这一叫就是60余年。后来，巴金在蔚秀园沈从文的新居中住了一段时间，萧乾隔三差五就要来一次。萧乾曾写道：“我能活下来……得感谢两个人，一个是不能再惊动了，另一个我应称他做‘师傅’。”这个不能再惊动的人，是已故沈从文先生。而他要称为“师傅”的，正是巴金先生。

萧乾不能忘记1957年那一个心酸又温暖的日子。那时，他已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这天他被通知去怀仁堂开会。走进这个令他向往的会场，却没有人理他，他也知趣地缩在一个角落。忽然，他听到有人在叫他，那个声音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他抬头一看，是巴金，正朝着他走来。顿时，他惊愕不安，又激动万分。巴金在他身边坐下，他连连说：“这不是你坐的地方。”巴金就像没听见，亲切地问这问那，并嘱他“要虚心，要谨慎”。直到总理在喊巴金的名字，他才离去。“挚友、益友和畏友。”萧乾这样概述他与巴金的友情。解放前，他的许多作品是巴金编辑出版的。那本“过了海峡”的《人生采访》，是巴金一篇篇从报上帮他剪下来汇集出版的，这是1948年的事。可以说，萧乾是在巴金的敦促和鼓励下从事文学创作的。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梦之谷》，便是在这种敦促和鼓励下完成的。20年前，文艺的春天到了。巴金便写信叮嘱萧乾：“我对你的要求是，80岁以前写出三四本书，小说或散文都行。”萧乾没有辜负“师傅”的心意，这20年，他出版的书籍有几十本之多。

萧乾先生在“文坛三老”中，是“最年轻”的。经历了传奇般的旅人生涯，他“不带地图采访人生”的艰辛悲欢融汇了太多的苦涩，也凝聚了太多的甘美。

啜饮过“梦之谷”的清幽芬芳，踏过“南德暮秋”法西斯的废墟，熬过停笔廿载、屈辱颠沛的绝望凄冷，也拥抱过重获创作生命的喜悦欢欣，这位与20世纪一样经受坎坷磨难的世纪老人，带着相交大半生的老朋友的挚爱真情，走到生命的终点。萧乾眼中的冰心：“老年的冰心更勇敢、更辉煌”

在北京医院，作者第一次见到萧乾先生的夫人文洁若女士时，萧乾先生的健康状况已不乐观。医院方面正在组织会诊，医务人员神情严肃地进进出出——抢救在进行中。原来约好的采访，只好在其亲友之间进行。

自1997年春因肾病和冠心病住院以来，萧乾以一贯的旷达热情接待来访的友人、学者，经院方特别批准，萧乾先生是他所居住的病区内唯一不限制探访的。而且即使是在病床上，已过米寿的萧乾先生还不废笔耕，写下数篇他称之为“余墨”的回忆文章，并与文女士合译了一部环保题材的英文中篇《夜幕降临》。

说到萧乾与冰心的友情，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还在上小学的萧乾与冰心的三弟是同窗好友，去谢家玩时，喊那位头上还留着月牙弯、却已发表了好几篇作品的端庄少女做“大姐”——一喊就是70多年；而原名“萧秉乾”的萧乾，因为谐音而被冰心昵称为“小饼干”，直到后来成为冰心子女的“饼干舅舅”、孙辈的“饼干爷爷”。萧乾追忆说：“小学时，我同她的亡弟是同窗，中学时，我在北新（书局）学徒，给她送过校样和稿酬，大学时，我又师承文藻先生。她到过的地方，大多也有我的足迹。”

在萧乾先生眼中，冰心是坚强而敏锐的。“冰心老人之了不起，首先就在于她虽有时浸在回忆中，然而她那双炯炯有光的眼睛，更凛然地盯着现实。什么尖锐的问题她都敢碰，什么不平她都要鸣。……她拥有一腔火热的正义感和一颗大无畏的心灵。”1992年12月，冰心研究会成立时，被选为副会长之一的萧乾发出贺电：“老年的冰心更勇敢、更辉煌。她那支一向书写人间之爱的笔，就挥向邪恶的势力及腐朽的风气，真是光芒万丈。”冰心94岁生日时，萧乾把自己的六卷本选集作为寿礼送给冰心，并在贺信中写道：“如今，活下来就是胜利，能干出点活来更是胜利。”

萧乾是冰心在世上最老的朋友，更是冰心挚爱的弟弟。文洁若说，年近百岁的冰心遵医嘱很少会客，但萧乾例外。每次探访结束时，冰心总会深情地握着萧乾的手，吻别他。1995年4月，正在住院的冰心闻知萧乾与文洁若合译的《尤利西斯》出版，高兴地口授一篇祝词，送到在社科院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一时场上掌声雷动。萧乾眼中的巴金：“一个敢于透视自己的人”

对于巴金，萧乾更多的是一种对师长的敬佩。他说：“我很幸运，早年就遇到两位老师，一位是沈从文，另一位就是巴金。我们的友情终身不渝。”

20世纪80年代初，萧乾在长文《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中写道：“巴金心胸开阔，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教我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给了我最重要的启迪。……在巴金的引导下，眼界更开阔，心胸更开阔，文学视野也更开阔一些。”

萧乾先生曾为“巴金与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题词：“巴金的伟大，在于敢自我否定。”他称巴金为“一个敢于透视自己的人”，对于巴金的反思求真精神深表钦敬：“我有幸同这位对人对己都努力做到诚实的人生活在同一时代，我也为我们之间有过整整六十年的友谊而自豪。”

他曾为巴金《最后的话》一文中的“最后”二字专门写下一封词意恳切的信，勉励巴金保持乐观，信中说：“我们都算有点后劲儿的。……我认为那个‘势头’应该保持到最后一息。那才真正是‘最后’。”

如今已年届九旬的萧乾先生，曾经体味幼年失怙的绝望，也曾在二战的炮火硝烟中穿行，还曾因不堪“文革”中的屈辱折磨而试图自杀。当一切都成过眼云烟，看尽世事沧桑的老人是如此达观、怡然。他说：“死，这个终必到来的前景，使我看透了许多，懂得了生活中什么是可珍贵的，什么是粪土；什么是持久，什么是过眼浮云。我再也不是雾里看花了，死亡使生命对我更成为透明的了。”

他推崇培根的观点：人生最美的挽歌莫过于当你在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中度过了一生。因此，尽管晚年疾病缠身，动过两次大手术，但萧乾先生仍旧不废笔耕、尽心竭力，正如他自己说的：“我的姿势不一定总是好的，有时还难免会偏离了跑线。然而我就像一匹不停蹄的马，使出吃奶的劲头来跑。”

事实正是如此。1979年恢复文学创作以来，萧乾先生共出版著作、译作近四十部。刚动完肾脏手术，还“在死亡边缘徘徊”，肾部插着根橡皮管子，就着手日后被挪威王国政府授予国家勋章的《培尔•金特》中译本；在病床上，与夫人文洁若合译了天书一般的洋洋巨著《尤利西斯》，填补了一项重大空白；《未带地图的旅人》《关于死的反思》《我这两辈子》《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次大战》等多种回忆性作品，真实地勾勒出这位勤勉执着的旅人的足迹。他还多次出访国外，进行文化交流。他虽然年届耄耋，但活力与激情丝毫不减，对生命的热爱丝毫不减：“我一面随时准备辞世，同时又在尽可能地延长我的寿命。……为了把丝吐尽，我惜命。”

在我们的文章即将结束的时候，惊闻萧乾先生去世的消息，不胜悲痛。丝尽泪竭，他倾尽最后的心力，把这一生的句号，画得圆圆满满。（与赵兰英、程瑛合作）【后记】这篇文章原载于《北京青年报》1999年2月21日，文章刊出之日，萧乾老人刚走10天；当月的最后一天——1999年2月28日，冰心先生也走完了她的百岁人生；6年之后的2005年10月，巴金以101岁圆满谢幕。人常说“文人相轻”，可这三位文坛老人的世纪友情，却贯穿着相互敬重与提携，可歌可泣，感人至深。杨绛、钱钟书：情牵携手到白头20世纪80年代钱钟书与夫人杨绛在北京南沙沟家中阳台合影。（新华社稿）

常以妙语惊人的中国著名作家钱钟书，1998年12月19日以88岁高龄驾鹤西归，带着他的智慧和满腹经纶，告别了人世间这座重重叠叠的“围城”。

钱钟书先生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只有二十几位亲友参加，包括钱先生的妻子杨绛、女婿、外孙、外孙女、学生和朋友。按照钱钟书的遗嘱，家人婉辞了花篮和挽联，甚至没有哀乐伴随。摒弃一切世俗套路，安安静静地离去，这正是钱钟书的风格。

在送别的最后一刻，与钱钟书相守六十余年、当时已87岁的杨绛女士，执意要“再站两分钟”。她默默地站在那里，时光在那一刻仿佛凝住了，那一种想念，才叫刻骨铭心。

1997年，也是圣诞前夕，笔者有幸造访钱钟书、杨绛夫妇在北京南沙沟的寓所，那时钱先生已经住院，杨绛女士坐在那个米色的帆布沙发里，忆起许多往事。那时的情景，至今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一）

1997年12月，北京西城三里河，与钓鱼台国宾馆隔街相望，是国务院的“部长楼”和“高知楼”。钱钟书、杨绛夫妇就住在这里。

事先约好，登门拜访时，杨绛友善的笑容已迎候在那里。虽是初次见面，却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她当时穿了一件黑色的套头衫，棕绿色的马甲，灰白的头发随意梳拢，自然从容。眉宇间，当年的灵秀与超然脱俗依稀可见。她的手绵软而温情，却又是柔中有刚，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尽在无语中淡出。

大约20平方米的书房兼客厅，布置得简朴自然，安逸舒适。采光最好的位置，放了两张书桌，桌上堆满了书稿。靠窗的一张，是杨绛的；背靠暖气的，属于钱钟书，自他1994年住进北京医院，这张书桌已闲置多时了，笔筒里放了七八支毛笔，旁边放着四方砚台。

沿墙皆是书柜，典籍林立，以外文原版书和《十三经》、《佩文韵府》等古文书籍居多。一对旧式沙发，米色的帆布面已洗得发白。看得出，这一对多年来在精神世界里遨游的老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物质世界是如此的清心寡欲，而那一摞摞的书稿，分明在诉说着他们积年累月的默默耕耘。

据杨绛介绍，钱钟书1993年春动过一个大手术，去一肾，住了两个月医院。1994年8月初再度住院，动了一个小手术。手术很成功，不料却引发了一场大病——肾功能急性衰竭，经抢救后做透析，两三个月后渐渐恢复。据医疗专家说，一般透析很容易产生依赖性，以致频率越来越快。但钱钟书是个例外，后来他的肾功能慢慢地完全正常了，不过大病之后身体还很衰弱。这一病，就拖了四年。

杨绛每天下午前去探望，并经常带些钱钟书爱吃的菜肴。这一对文坛伉俪，多年来历经风风雨雨，几经沧桑，而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堪称典范。（二）

他们的独生女儿钱瑗原也经常到医院看望，但是，不幸的事接踵而来。1995年底，她在爸爸的病房里忽然感到腰痛，以为是扭伤了背脊。钱瑗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校方对她的健康非常关心，且非常负责。经学校保健单位安排，1996年1月，钱瑗住进北京西郊温泉的一所医院，后经北京几家权威医院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扩散到腰椎。当时医院、学校和钱媛的丈夫怕影响钱媛的情绪，也不愿她的老父老母担忧，所以向他们三人封锁了病情。

钱瑗住的医院比较偏远，但她的床头有一部电话，每天可与妈妈通很长的电话。杨绛也经常前去探望，每天替父女二人传递消息。钱瑗情绪乐观，她的学生、朋友们也常去看她，她很开心。

杨绛是1996年底才知道女儿的真实病情的，此后她多次去医院探望，母女俩默默相守，难舍难分。到1997年3月，钱瑗感觉嗜睡，她对前来探望的母亲说：“妈妈，我只想睡觉，睡着了真舒服，不要让人叫醒我。”

1997年3月4日，59岁的钱瑗在浓睡中安然辞世。

病中的钱钟书是3个月后才得知这个消息的。杨绛开始每天找托词，但钱钟书虽然行动不便，思维依然清楚，他本是灵性很高的人，自然有所察觉。后来实在瞒不过了，杨绛想，告诉他是很残酷，但不告诉他更残酷。于是，她花了整整十天的时间，慢慢把女儿去世的消息告诉了钱钟书。

钱钟书与杨绛毕竟都是旷达之人，但是女儿去世对病中的钱钟书依然是个很大的打击。他一度心情沉重，但想到女儿没有受什么痛苦，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钱先生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回到家中，不想却成了一桩未了的心愿。

瘦弱的杨绛老人，在丈夫住院和女儿过世的双重压力下，坚强地支撑着这个文学之家。她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晚，有时甚至夜里两点钟才就寝。（三）

中国的钱钟书研究始于80年代。1986年，作家舒展写了《文化昆仑钱钟书——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称钱钟书为“文化昆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89年，郑朝宗、周振甫、黄裳、傅璇琮、舒展、陆文虎等人，在北京酝酿创办《钱钟书研究》刊物，成立了《钱钟书研究》编委会。上世纪80年代的杨绛（新华社稿）

钱钟书本人不提倡搞所谓“钱学”，他曾说：“不懂什么叫‘钱学’。”“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生平寒士，冷板凳命运，一遇吹擂就如坐针毡。”他自己“期期不愿与闻”，也极力阻止别人研究，但劝阻无效，最后只好不置一辞，任由别人去研究了。一对相濡以沫的文坛伉俪（新华社稿）

对于一些以讹传讹的传言，杨绛大不以为然。比如，有人在书中写道：“钱钟书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书上还说：这话实在太伤感情了，随后两三年中，时常有人复述这两句伤感情的话。”据某一本书上说，这话是周某人说的，周某已去世。另一本书上又提到这句话，说周某是听到外文系同事李赋宁说的。李赋宁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教授，还健在。有人问到他，李赋宁大吃一惊，他说：“我从来没说过这话，从来没听到钱先生说这话。我也绝对不相信钱先生会说这话。”李赋宁为此还写了正式声明。可是这种谣言再三再四地传播，读者都信以为真。有的文章还根据此话说钱钟书生性刻薄，得罪许多人，西南联大待不下去了。据杨绛说，实际上这种失实的报道多不胜举。（四）

钱钟书191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字默存，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35年与杨绛结婚，携妻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旅欧期间又与杨绛在法国巴黎大学从事文学研究。1938年回国后，曾任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教授。解放后，曾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社科院副院长等。著有长篇小说《围城》，文艺理论著作《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以及中短篇小说和诗作若干，其文学成就在海内外影响深远。

目前，三联书店正在出版《钱钟书集》。杨绛在为该书所作的《代序》中写道：“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侧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也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严肃认真的研究不用号召的，号召能招来什么？《钱钟书集》不是他的一家言。《谈艺录》和《管锥编》是他的读书心得，供会心的读者阅读赏析。他偶尔听到入耳的称许，会惊喜又惊奇。《七缀集》文字比较明白易晓，也同样不是普及性读物。他酷爱诗，我国的旧体诗之外，西洋德、意、英、法原文诗他熟读的真不少，诗的意境是他深有领会的。所以他评价自己的《诗存》只是恰如其分。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等创作，都不大满意。尽管电视剧《围城》给原作赢得广泛的读者，他对这部小说确实不大满意。他的早年作品唤不起他多大兴趣。‘小时候干的营生’会使他‘骇且笑’，不过也并不认为见不得人。谁都有个成长的过程，而且，清一色的性格不多见。钱钟书常说自己是‘一束矛盾’。本《集》的作品不是洽调一致的，只不过同出钱钟书笔下而已。”1993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三卷本《杨绛作品集》。

杨绛最后说：“钱钟书60年前曾对我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60年来，他就写了几本书。本《集》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凭他自己说的，志气不大，《钱钟书集》只能是菲薄的奉献。但是，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

听说杨绛近来身体很弱，我打电话到府上问候。她学生的学生田女士说，近来闻讯赶来探望的人很多，电话整天不断。而杨先生身体很弱，所以总是她代为接电话。钱先生故去虽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但还是给杨绛很大的打击。她请关心体谅杨绛先生的朋友等她的情绪过一过再去探望。我想起杨绛说过的一句话：“我和钱钟书都是豁达之人。”她在钱钟书的遗体告仪式上还说过：“钱钟书得享八十八高龄，最后没有痛苦地去世，应该说是‘喜丧’。”她老人家能如此豁达，对大家也是一个安慰，我们衷心地为她祝福。2001年9月7日，杨绛在母校清华大学将钱钟书与杨绛夫妇2001年上半年所获得稿酬72万元及其后出版作品获得报酬的权利，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好读书”奖学金，鼓励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大学生努力学习、成才报国。图为清大华大学党委书记贺美英向杨绛赠送纪念品。（新华社稿 王呈选 摄）【后记】2014年7月17日，适逢杨绛先生103岁生日，我牵头策划了为这位“最长寿女作家”的贺寿报道——“杨绛先生，103岁生日快乐”，反响热烈。在新华社“我报道”微信平台上播发这一专题时，还附上了上面这篇文章进行“重温”，我在文章前面加了一则“记者手记”，写了这样一段话：“这篇文章是1998年12月钱钟书先生去世时我写的一篇特稿，回想当年采访杨绛先生的情景，印象最深的是她的淡定。记得当时他们所住的南沙沟国务院专家楼正在整体装修，楼里不时传来装修中的各种噪音。水泥地，旧式沙发，三屉书桌，在90年代末的家居装饰中已属朴素到极致。而对于免费换窗、刷墙、铺地板的‘福利’，杨绛坚定地拒绝了，她对于宁静生活的安之若素让她对任何物欲的打扰都避之唯恐不及。她的简单、超脱、淡然、从容，既是她的生活方式，也是她的养生秘诀。那一年她87岁。今天，她103岁。祝她生日快乐！在中国女作家中，她无疑是最长寿的。”当日我还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打了电话，据他介绍，《杨绛全集》（九卷本）已付印，预计将在8月10日左右出版。《全集》中将首次发表杨绛先生98岁后为长篇小说《洗澡》所写的4.5万字续作《洗澡之后》。人物依旧，事情不同，小说《洗澡》中有着纯洁感情的男女主角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杨先生在前言中说，她“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老舍：丹柿小院的回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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