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姆·德瑞普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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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超级创业英雄：硅谷神话推手写给创业者的教科书试读：
推荐序
有趣是对投资人的最高评价“硅谷经济学”奠基人布莱恩·亚瑟（Brain Arthur）教授曾经说过：美国四分之三的投资人都不了解科技公司发展的原理，他们用老一套的估值模型对互联网企业进行定价，自然给出了不切实际的价格。
硅谷风投神人提姆·德瑞普先生绝对是个例外，堪称风投这个行业内的翘楚，说他是最顶尖的那一类神人也不为过。
提姆·德瑞普先生旗下的德丰杰全球创投基金穿越数个经济周期，作为早期投资方成功投资过Hotmail、Skype、Yahoo！、百度、分众传媒、空中网、特斯拉、SpaceX等200多家明星创业公司，他本人也曾开辟过风投领域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在美国为自己的投资公司花钱打广告、第一个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第一个在全球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等。除此以外，他的家族盛名响彻硅谷，他的祖父成立了西海岸第一家风投公司，从此启动了硅谷的创新引擎，爷孙三代的人生轨迹始终与美国创投圈的跌宕浮沉交融在一起。
我与德瑞普先生缘起于2015年。彼时的我初出茅庐，刚写完《增长黑客》初稿，满世界找寻慧眼识珠的大佬为我推荐作序。德瑞普进入我的视野，不仅因为他的盛名，更由于他当年第一个想出利用电子邮件签名进行病毒式营销，并成功地运用在所投的Hotmail上，成就了短时间风靡全球、最终被微软收购的传奇佳话，可谓“增长黑客”的始祖巨匠。
成功者总有勇攀新高峰的夙愿。倘若你已经站在罗马帝国之巅，你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来避免自己的衰落？面对这个问题，伊隆·马斯克选择继续开疆拓土，并行运作数家公司，上天入地搅动时空，体味创业者“嚼着玻璃凝视深渊”的快意人生。而作为他的投资人，功成名就的提姆·德瑞普选择急流勇退，不再担任德丰杰的合伙人，转而在投资以外开创了一项新的事业——用超级英雄理念对创业者进行短期培训的“德瑞普大学（Draper University）”。
这个位于湾区中部圣马特奥（San Mateo）中心的创业学校，面向18～26岁、对创业有兴趣的年轻人，提供10周左右的短期学习。他的课堂不仅邀请顶尖创业者现身说法，更有让你哭笑不得、事后回味却收益良多的实战演练，比如把学员分组带到荒山老林，每队配发一个指南针，要求所有人在指定时间到市中心集合。我虽未曾有幸亲历，但每听身边往届学员谈起在德瑞普大学的经历与收获，都颇感有趣。
说到有趣，这大概是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颜值无法让渡，才华很难传承，财富鲜有捐弃，而有趣则是一种能对外散发的迷人的后天特质。德瑞普先生又恰是一个有趣的人。通常来说，这在开启了“上帝视角”、洞若观火、谨言慎行的投资人圈里，是难能可贵的标签。
他的有趣，从德瑞普大学的装潢中可见一斑：大厅墙壁上喷涂着超人、神奇女侠等美国漫画超级英雄，而学员到堂的第一课就是被要求各自阐述“自己具备什么样的超能力”。
德瑞普本人风趣健谈、毫无架子的性格，也可以从本书中窥得几分，比如他会跟你侃侃而谈自己在乌克兰投资受骗的倒霉经历，或是Skype早期为了演示视频通话功能不惜切断10万个音频呼叫的八卦内幕，更会将自己人生清单上的101个项目毫无保留地呈现给你。在这张清单上，你将看到诸如“亲身经历飓风”“制作一款棋盘游戏”“帮助一名囚犯获得自由”“去华西街喝蛇血”“从恶魔岛越狱”这样无厘头的计划。
他总能用自己的方式撇开尘嚣，体味这个世界的独特精彩之处，相应地，他也希望每一个报考德瑞普大学的年轻人能够在申请书里表明，自己有能力、正在或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世界——哪怕当下不那么波澜壮阔，而仅是一颗坚毅的种子，生发自某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罅隙之中。
这本书有趣有料，字里行间虽穿插看似玩世不恭的戏谑调侃，背后却蕴藏着世事洞明的真诚豁达与大道至简的高级智慧。我很荣幸能作为早期的推荐者，配合策划和出版公司将这本书引入国内，完成中文版的推荐序，以铅字的形式与提姆·德瑞普再续前缘。
祝你也从这本书中获得乐趣和养料。范冰《增长黑客》作者、增长官研究院创始人献辞
献给我的父亲和精神支柱比尔·德瑞普（Bill Draper）
我的父亲是个平凡的人，但他的一生充满了激情和热忱。他是风险投资行业的先驱。从1958年，也就是我出生那年起，父亲便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他曾担任过美国进出口银行（Export Import Bank）董事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署长，是首位投资印度市场的风险投资家；他还创立了第一家社会风险投资基金。除了照顾自己的小家庭之外，他养活了整个德瑞普家族……他写过一本名为《创业游戏》（The Startup Game）的书，书的内容十分精彩。我建议各位读者也看看，它能够让你的精神为之一振。父亲的乐观主义精神极具感染力，他就是我的创业英雄。
我的父亲受人爱戴，对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很热心。他拥有非凡的判断力，能看到每个人的优点；只需简单聊几句，他就能知道对方想做什么和拥有什么样的潜力。这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多年来，他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建议，譬如“多投入10%的精力”“做生意就是让所有人都满意”“每天都把钱包和钥匙放在一起”“不打无把握之仗”等。不过，他给我的最佳建议也许来自另一件事。有一次，他想让我把几张桌子卖给当时即将成为副总统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W.Bush，即老布什），当时老布什正在为竞选举办筹款活动。父亲对我说：“儿子，你爷爷跟我讲过一个道理，现在我要把这个道理告诉你，做生意最重要的不是谁在买东西、谁在卖东西，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建议让我受益匪浅。从那时起，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发起募捐，捐款要么是无偿的，要么就是为我的风险投资基金筹集资金，这样做都是为了加强人际关系。通过募捐活动，我结交了很多好朋友和生意伙伴。
献给我的母亲和人生导师菲丽丝·德瑞普（Phyllis Draper）
我的母亲教会我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阅读经典书籍，学习盲打。她养育了我，教我语法，为我营造了一个让我尽情探索和创造的环境，教我从事园艺，并且对我进行学前教育。每当我想表达意见的时候，她总是耐心倾听我的心声。
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她是最坚强的。她患有帕金森综合征。我问她：“这种病很可怕吗？”她说：“人生充满了挑战，这只是挑战之一而已。”尽管疾病让她的身体非常虚弱，但她仍然坚持每天步行一英里，而且经常参加儿孙们的户外活动。帕金森综合征导致她经常跌倒，而每次倒地时，她的第一句话总是：“我没事。”她的决心和毅力是所有人的榜样，她也是我的创业英雄。
献给我的妻子和挚爱梅丽莎（Melissa）
梅丽莎一直都是我的坚实后盾。每当我摇摆不定时，她总会给我精神上的指引。她帮助我摆脱思想负担，鼓励陷入困境的我东山再起。她带我进入了一个充满艺术、鲜花、室内设计和城市生活的世界。假如没有遇到她，我可能会跟这个世界绝缘。她对人性的理解入木三分，她的深思熟虑、明辨是非的能力，异常有趣和古怪的幽默感，以及她对我的爱和信念让我的人生变得精彩无比，从而造就了这一本书。她是我的避风港，为我遮风挡雨。人们常常问我：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是什么？答案就是梅丽莎，是她促使我做最好的自己。
我们一起抚育了四个孩子，并把他们变成了创业英雄。梅丽莎同样是我的创业英雄。
献给我的得力助手凯伦·莫斯特斯-威思罗（Karen Mostes-Withrow）
过去30年里，凯伦一直都是我的忠实支持者。这些年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凯伦都会在背后支持我。没有她，我的成就将会减半。在工作中，她总是先我一步知道我需要什么。她对我的信心坚定不移，她对我的忠诚无人能够比拟。她和我同甘共苦，荣辱与共。记得有一次，我们请一家名为“饥饿学生”（Starving Students）的低端搬家公司帮我们搬迁办公室。到了半路，搬运工突然甩手不干了，我们只能自己动手搬东西。凯伦一直陪着我忙到午夜一点半，把所有的办公家具搬上和搬下卡车。每当我让她做某件事时，无论我的态度多么粗暴，她都会把事情办好。她始终心存一线希望，总能找到缓解我愤怒的办法。凯伦是我的创业英雄。
献给我的好友克里·爱德华兹（Cree Edwards）
我和克里从小就睡一张婴儿床，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最亲密的朋友。这本书的创意最初就源自克里。他与我同甘共苦，是我真正的朋友。我投资了他的两家公司，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他在德瑞普大学（Draper University）董事会任职。我们喜欢相互竞争，相互砥砺，相互鼓励。很自然地，他也在写一本书。所以，创业英雄克里，比赛开始喽！
献给相关的其他人
特别感谢谷歌、BrainyQuote和维基百科为我提供这本书所需的信息和答案，我希望它们是准确的。如果不是的话，我相信我会从读者那里得到一些反馈。我还要特别感谢书中提到的所有人。我知道，对于一些事情，你们的记忆可能和我的有所不同，但我已经尽量如实地叙述每一个故事，希望你们能领会这本书所寄托的精神。幸运的是，我可以对这本书的在线版本进行修改，而不必等待新的版本印刷出来。如果我讲述的内容跟你们记忆中的有所不同，请告诉我，我可以做出相应的更新。如果我没有更新，那就把书中的故事当作是杜撰的吧。家族起源
德瑞普家族史
我的祖父小威廉·H.德瑞普（William H.Draper Jr.）将军是个精力充沛之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负责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中针对日本和德国的经济援助工作。他曾是美国陆军部第一任副部长，也是美国驻北约组织（NATO）第一任大使。计划生育政策（Planned Parenthood）也与我的祖父有关。作为美国驻联合国人口委员会（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Commission）的代表，他于1970年参与制定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Family Planning Policy），这是1979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雏形。在迪隆·里德银行（Dillon Read&Co.）工作期间，他资助建造了旧金山海湾大桥（Bay Bridge）。他读大学时，人送外号“摩托高手”。不过，他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也许是他在1957年创立了DGA（Draper Gaither and Anderson）公司，成为硅谷首位风险投资家。
我的外祖父威廉·卡伯特森（William Culbertson）非常善于打造人际关系网。他曾任美林国际银行（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董事长，负责在海外偏远地区组建办事处。他发现了一个更便于人们投资股市的机会，于是为美林在世界各地设立了经纪公司。
我的父亲威廉·H.德瑞普三世是一位开拓者。他是风险投资领域的先驱，投资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家软件企业动视公司（Activision）、第一批软盘制造商昆腾（Quantum）公司和Priam公司、第一家农业DNA公司Hybritech，以及硅谷第一位中国移民企业家大卫·李（David Lee）所创办的Qume公司，该公司生产出了全球第一台菊轮电脑打印机（daisy wheel computer printer）。
1981年，他被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命为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指导世界各地的进出口银行以市场利率发放贷款，为各国节省了数十亿美元。1986年，他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地位仅次于联合国秘书长）。任职期间，他拜访了110个国家的领导人，致力于促进自由市场、提升职场女性地位并推动民主建设。在专制国家领导人面前，他经常说他们是“终身总统”，促使他们思考自己能给国家留下什么遗产并考虑如何有计划地退位。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去乌干达，拜会该国总统穆塞韦尼（Museveni），我目睹了父亲是如何通过探讨意式蔬菜汤来向穆塞韦尼灌输自由市场思维的。穆塞韦尼称，他们可以为游客提供用当地蔬菜制作而成的蔬菜汤；我父亲则解释说，只有顾客才能评判蔬菜汤是否正宗。
1994年，66岁的父亲创办了第一只跨境印度风险投资基金——德瑞普国际（Draper International），以无限内部收益率（IRR）为投资者提供了17倍的投资回报。因为他在募集活期借款之前就得到了他们的承诺，并以个人名义资助了一项投资，而这项投资在他募集资金之前就已经返还了本金。2001年，73岁高龄的父亲又创立了德瑞普-理查兹基金会（Draper Richards Foundation），把自己对初创公司的理解带到了非营利性组织。他帮助初创公司专注于可持续性发展，并协助创业者成立非营利性质的创新企业，比如Kiva、阅读空间（Room to Read）和其他数百家公司。
所以说，我的血液里天生就有推动进步的基因。
我的母亲操持家务，教育我和姐姐们要谦恭有礼、端庄得体，拥有良好的口才，博览群书，对任何人和事都要看到好的一面，并且要懂得自嘲和保持自我克制。当我的高中校长问她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时，她说：“我想让他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我的两个姐姐贝姬（Becky）和波莉（Polly）对我的成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贝姬喜欢和我玩游戏，猜谜题，进行数学挑战赛。我们喜欢竞争，但我们也像野兽一样互相争斗。她会经常找出我身心上的弱点，并加以利用和无情揭露。记得有一次，她拿着一张我赤身裸体坐在马桶上的照片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听她的吩咐，她就把照片传播出去。贝姬也是我最大的支持者，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她就承担起母亲的角色。有一次，我在安多弗-迪尔菲尔德（Andover-Deerfield）橄榄球场参加比赛，她去给我加油。我和克里在边线上进行身体对抗，他是防守队员，而我是外接手。克里一胳膊肘挥过来，我的鼻梁骨被打断了，贝姬冲过去朝他尖叫，然后赶紧带我去医院就诊。直到今天，克里还是很怕贝姬。
波莉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她在自己的房间里用纸板为我们建造堡垒；她写剧本和电影台词，让我们表演；她还养了一条宠物鳄鱼。有一次，她给了我一棵“魔法树”，上面挂着数百颗糖果做成的“叶子”。她说，这棵树每天都会长出新的糖果，但有一个规定：我每天只能吃一颗糖，这样才能让树继续保持它的“魔力”。第一天，我吃了一根士力架巧克力棒（Snickers Bar），它原来的位置上“长”出了一根米奇威巧克力条（Milky Way）；第二天，克里过来玩，他叫我先吃一颗糖，然后又给他一颗糖；第三天，这棵树就不“长”糖果了。神奇魔术一夜之间变成了“黑魔法”。如今，波莉已是一名很有天赋的演员、作家和导演，她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魔力。
我在传统的学校完成了正规教育，首先在希尔维尤公立小学（Hillview Elementary School）读完了八年级，然后在安多弗菲利普斯学校（Phillips Academy Andover）读高中，本科考入了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研究生学业则在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完成。也许对我来说，团队活动和个人运动是更重要的教育形式：和朋友们一起平等自在地探索未知事物，给拖车上漆，给花园除草，修剪草坪，卖苹果，收集棒球卡，徒步旅行和在星空下露营，配送牡蛎，开发《斯坦福游戏》（Stanford：The Game），在油井上工作，独自游玩欧洲，跟我的姐姐们谈判，以及从我的父母身上学习知识。
我在波莉的毕业派对上认识了梅丽莎，她是我两个姐姐的朋友。那天，她穿着自己亲手缝制的波尔卡圆点裙，显得美丽动人、伶俐大方。我邀请她跳舞，她递给我一根香蕉，叫我帮她剥香蕉皮。那年我才14岁，她18岁。当我第一次和她约会时，只能让她来开车，因为我的年纪实在太小（现在还是由她开车，但这是因为她驾驶技术好）。我爱上了她，可她要回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上学，而我要回安多弗高中，所以我们只能让这段感情无疾而终。十年后，我们又重续前缘，并于1982年8月步入婚姻的殿堂，随后我就考入了哈佛商学院，我们在波士顿开始了新生活。蜜月期间，为了准备商学院的研究生课程，我必须学会使用惠普12-C商用计算器，所以我们的蜜月过得不是很尽兴。直到今天，梅丽莎还是会偶尔提及这件事。在我攻读硕士课程时，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杰茜（Jesse）。初为人父的我顿感手足无措。在我的朋友或兄弟姐妹当中，我是第一个有孩子的，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幸运的是，梅丽莎似乎无所不通。我们住在军人野地公园（Soldiers Field Park）的一间小公寓里，衣柜抽屉就是杰茜的小床。
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我在一家位于旧金山的专业投行ABS（Alex.Brown&Sons）谋得一份半风投、半投资银行性质的工作，且需要经常前往巴尔的摩出差。在史蒂文·布鲁克斯（Steven Brooks）和唐·迪克森（Don Dixon）的指导下，我接受了银行业务方面的培训，后师从布伦斯·格雷森（Bruns Grayson），学习了风险投资方面的知识。不过，我大多数时候都是用电子制表软件计算现金流贴现预测数据的，而且这种做法持续了大约一年的时间。
家族轶事
1985年7月，27岁的我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一年。我告诉梅丽莎，我要创立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她非常担心，因为当时我们正养育着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孩子也即将诞生，创业无疑是拿孩子的未来冒险。但对我而言，创业是令人兴奋的事情。
我父亲在前往美国进出口银行工作时，留下了一家注册的小企业投资公司（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Company，简称SBIC），并采取了保密信托的方式托管公司。他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联合国，所以他建议我接管这家家族企业，看是否能有所作为。这家公司拥有价值200万美元的非流动性私人股票，如果我想投资什么的话，就得等待股票变现，不过这个机会仍然让我兴奋不已。我的好友戴夫·马夸特（Dave Marquardt）和鲍勃·卡格尔（Bob Kagle）是科技创投公司（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ors）的合伙人，所以该公司老板伯特·麦克默特里（Burt McMurtry）很慷慨地给我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为了找到创业者，我开始拜访那些正在从事新房地产开发，且公司名中含有“软件”两个字的初创公司。
在研究小企业投资公司项目的过程中，我发现：只要我遵循某些适用于小企业的准则，就可以从基金中借出3倍于小企业资产的资金。我联系了小企业投资公司唯一的项目管理者马文·克拉普（Marvin Klapp）（现在，该项目的参与者共有600人，他们所管理的小企业投资项目数量却与马文独自管理的项目数量相同），问他我是否可以重组基金并借出600万美元，这是我能借到的最大金额。有了这笔新借来的600万美元贷款，我将主要投资科技公司，并按预定时间表偿还贷款。
马文拿着一份简短的清单核实我的贷款人资格，他突然停下来说：“你需要有10年的投资经验。”我说：“没问题，我从10岁左右就开始投资了。”马文一定是很欣赏我，因为他盯着我的双眼看了几秒钟，然后说：“这项通过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已经说服了小企业管理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下属的小企业投资公司项目负责人马文。接下来，我就要接管父亲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并从美国政府那里借到600万美元贷款，从此踏入商界。我永远不会忘记小企业投资公司项目团队。谢谢你，马文！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用这笔贷款投资了各种类型的公司，前三笔投资的目标企业分别是家庭安全中心（Home Security Center）、《亲子杂志》（Parenting Magazine）和SPG咨询公司（SPG Consulting）。家庭安全中心的创始人是麦克·利希（Mike Leahy），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创业者，想创建一家一站式商店，销售从灭火器到监控摄像头等各种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所有安全需求。我向家庭安全中心投资了20万美元，获得了该公司25%的股权。我们在加州伯林格姆市（Burlingame）的伯林格姆大道（Burlingame Avenue）开设了第一家商店，并邀请了所有认识的人来参加“盛大开幕式”（Grand Opening），但几乎没有人到场。那家商店的产品有点少，而且店内光线很暗，所以我们加强了店内的照明，并尝试多摆一些产品。然而12个月的租约还没到期，家庭安全中心就已经关门大吉了。《亲子杂志》的创办人是罗宾·沃兰娜（Robin Wolaner）。她发现老牌的《父母世界》（Parents）杂志已经跟不上现代父母的需求，于是想通过《亲子杂志》与之竞争。我向《亲子杂志》投资了25万美元，获得了公司15%的股份。罗宾擅长编辑，而且在杂志发行方面也拥有丰富经验。她的创业相当成功，前几期杂志大受欢迎，广告商们也开始来洽谈赞助了。入行6个月后，《时代》（Time）杂志找上门来，提出以500万美元收购我们的杂志。罗宾将到《时代》杂志任职，继续运营《亲子杂志》业务；而我将得到75万美元的收入。这笔交易证明，我确实能够从早期投资中获得回报。我记得格林风投公司（Glynn Ventures）的创始人约翰·格林（John Glynn）曾说过：“6个月内获得3倍收益！这是多年来我们见到的最佳风险投资回报率。”
但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亲子杂志》是唯一一笔让我获得回报的投资。
每年商学院放暑假的时候，我都到阿波罗电脑公司（Apollo Computer）打工，担任公司总裁查理·斯佩克特（Charlie Specter）的助理。我在那里结交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位叫伊恩·埃德蒙兹（Ian Edmonds），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市场调研项目。后来，在创办德瑞普合伙人公司（Draper Associates）时，我打电话问伊恩：“在阿波罗电脑上可以使用哪些最好的软件？”伊恩回答说SPG咨询公司的产品就是其中之一，于是我坐飞机到波士顿去会见SPG咨询公司的总裁山姆·盖斯伯格（Sam Geisberg）。山姆是俄罗斯移民，说话带有浓重的俄罗斯口音，我几乎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不过，他给我看了一些让我觉得是炫技的东西。他能把2D图纸转换成3D渲染效果图，然后又把3D绘图转换成相应的2D构图。以前还从没有公司推出过这种“自反”（reflexive）技术。
从商学院毕业后，我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唐·费德森（Don Fedderson）。他是一名资深创业者，当时正在查尔斯河风险投资公司（Charles River Ventures）担任风投专家。唐曾经营过一家2D计算机辅助设计公司Applon。我觉得唐很适合山姆的公司，我需要他帮我做一份足以引起山姆共鸣的报价。唐还引荐了史蒂夫·沃尔斯克（Steve Walske）和迪克·哈里森（Dick Harrison）这两位曾从事过软件行业的年轻人。我坐飞机回来见他们，看看他们是否适合这个行业，以及跟山姆合不合得来。
我到得有点晚，他们都坐在外面一张桌子旁准备吃午饭，周围有很多人。我准备坐下来和他们一起用餐，刚坐下来，大家就听到了响亮的“刺啦”声。我胖了几磅，裤子从背带裂到裤裆，声音很大，让我觉得很尴尬。我只能心存侥幸，希望他们谁也没听到裤子开裂的声音。可是，一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我就知道这事无法掩盖了。接着，理查德问我：“你的裤子刚才是不是裂了？”我说：“我坐着不动就行。”在整个面谈过程中，我的白色内裤就这样露在外面。那次午餐，我们谈笑风生，彼此间建立了互信关系。我对这支团队和他们的精神面貌很满意，我给了唐一个机会，让他主导这桩交易。唐在这笔交易中算了我一份，我只需要投资17.5万美元；如果他们达到了预期目标，我还可以选择再投入12.5万美元。公司随后改名为参数技术公司（Parametric Technology Corporation，简称PTC），开始参与市场竞争。这笔投资后来成为查尔斯河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来源，也让德瑞普合伙人公司名声大振。谢谢你，唐；谢谢你，山姆；谢谢你，伊恩；谢谢你，阿波罗电脑公司；谢谢你们，史蒂夫和迪克。
但是，就在参数技术公司成为大赢家之前，我几乎变得一无所有。1989年，小企业投资公司团队（当时员工规模已经扩大到10人左右）打电话给我，说我现在已被列入他们的“观察”名单。我暂时还没有陷入困境，但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如果资产比率不符合要求，他们将提前收回贷款。果然，6个月过后，我又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说我现在已经被列入“污点”名单了。贷款即将被收回，而我的风险投资事业也即将结束。
我搭乘最早的一趟航班去了华盛顿特区，刚下飞机就前往小企业投资公司与贷款团队会面。我花了一个半小时请求他们给予宽限期，还给他们打了个比方：柠檬成熟得早，但吃起来酸；梨子培育时间长，但吃起来甜。我解释说，目前这种情况在早期风险投资中是很常见的，很多优秀公司之所以无法展示自身价值，正是因为投资人没有给予它们足够的时间。
或许是我的论点颇具说服力，又或者是小企业投资公司的人确实不想提前收回贷款，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这笔投资打水漂了，所以他们又给了我一次喘息的机会，称只要我继续偿还贷款，他们就会忽略资产比率问题。哎呀，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万幸的是，到了1991年，就在贷款偿还即将到期之时，我投资组合中的5家公司上市了，它们给我带来了喘息之机。我对SPG咨询公司（现已改名为参数技术公司）的小额投资为我的基金带来了175倍的投资回报。只需从参数技术公司的投资回报中拿出三分之一，我就能够支付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贷款，并给所有股东派发足够多的现金（这些股东都是家族成员），这样他们就能收回所有本钱并获得15%的复合收益率。在我的管理下，把所有收益包含在内，投资者获得的年度内部收益率大约为40%。我的手头终于宽松些了，有了优异的投资成绩之后，家族聚会的氛围也变得更加轻松。直至今天，参数技术公司仍然是新英格兰地区（New England）最大的软件公司。
与此同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小企业投资公司把我从“污点”名单中删除了，我的照片也奇迹般地出现在小企业管理局大堂的墙壁上，并且照片上标注着“小企业投资公司年度最佳风险投资家”。
当时正值德瑞普合伙人公司成立满六周年，我终于有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案例，可以从外部投资者（即家族以外的投资者）那里筹集一笔风险资本基金。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找些优质的合伙人。
我招募了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和拉里·库巴尔（Larry Kubal）加入我的战队。我是通过姐姐贝姬认识拉里的，他俩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Stanford’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的同学。在我管理小企业投资公司的时候，拉里偶尔和我一起做些投资。由于拉里当时还在经营着一家家族企业，所以他同意以兼职的形式跟我合作。他的家族企业资金充裕，对我们大有帮助。有了这家企业作为后盾，我们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总比我们单打独斗好多了。拉里很有幽默感，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都能让我们保持笑容。
约翰·费舍尔才华横溢，胸怀大志，而且工作非常努力。他曾就读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Phillips Exeter Academy）、哈佛大学和哈佛商学院。我们在ABS做过一年同事，相处得很融洽。我记得，当我从ABS离职创立德瑞普合伙人公司时，我们的老板唐·迪克森（Don Dixon）用威胁式的语气对我说：“不准把费舍尔挖走！”他的声音中带有恐慌之感，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我下定决心，早晚要把约翰拉过来做合伙人。
我和约翰的世界观截然不同，这可能缘于我们各自不同的家庭环境。我见证了父亲的乐观态度和努力付出为他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了巨大财富；而约翰则目睹了他的父亲先是在广告业一夜暴富，而后因一桩不正当交易被起诉，直至破产。
不同的世界观有助于我们创业。我的性格富有侵略性且乐观向上，而他充满了智慧且行事谨慎。我往往会考虑一家初创公司能做到多大的规模，而他则倾向于考虑潜在的风险。我关注创业者，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他们；约翰则关注我们的投资者，确保我们能履行自己的信托义务。对于风险投资，我们两人的观点几乎完全不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认识到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对于创立一家伟大的风险投资公司非常重要。
说句题外话：我强烈建议创业者邀请拥有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作为企业的联合创始人。分歧可能会给你带来挫折感，但其结果可能有利于企业发展，带给你一段不同寻常的创业旅程。在企业起起伏伏的过程中，我们从彼此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尽管我们之间曾经产生过分歧，也缺乏有效沟通，但现在完全可以付诸一笑了。
鲁哈布投资俱乐部的故事
带着我新获得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年度最佳风险投资家”荣誉，约翰在投行和风投领域的经验，以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情，我们开始筹集第一笔外部资金。路演过程中，我们拜访了芝加哥的一些投资者，然后去底特律与约翰提前联系好的鲁哈布投资俱乐部（Rhubarb Investment Club）负责人面谈。由于天气不好，我们无法乘坐飞机，只能连夜开车过去。我们决定只在路上小睡一会儿，这样就可以到底特律边开会边吃午饭了。深夜两点，我们在密歇根州巴特克里克（Battle Creek）的一间Motel 6汽车旅馆订了个房间，睡了几个小时。那里是家乐氏谷类食物公司（Kellogg’s Cereals）的大本营。早上六点钟，我们又继续上路。最终，我们准时到达目的地，向一群已经退休的车企高管介绍了风险投资的好处，然后说服他们用部分退休金向我们投资。他们很有主见，直到离开那会儿，我们还无法确定是否说服了他们。
会面一结束，我们就得赶飞机返回旧金山。行程的衔接很紧密，我们只有大约一小时的空闲时间。没想到的是，我们租来的车从芝加哥开往底特律的途中没有停下来加油，结果在去机场的路上，车没油了。
我提了个建议：我徒步跑到下一个出口买些汽油，然后再跑回来。约翰同意了，于是我就出发去找加油站。幸运的是，加油站就在前方一两英里的地方，工作人员卖给我一个5加仑容量的油桶。我提着油桶往回跑，可当我回到原处时，约翰和汽车都不见了。
原来，约翰在等我的时候想了个办法。当汽油耗光时，车刚好停在一座山丘顶部，只要稍微推一下车，车子就能往山下滑行一段路程。他觉得这样可以把我的跑步距离缩短大约半英里。但是，我在往回跑时走了条捷径，而不是沿着高速公路跑回去。
我惊慌失措地沿着高速公路往前走，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走了大约一英里后，我终于追上他了。我们都互相看了一眼，不知道对方刚才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给汽车加了油，一路狂飙到机场。到达机场时，还有5分钟航班就要起飞了。我们把车停在联合航空公司（United）出发处，打电话给赫兹租车公司（Hertz），让他们知道车停在哪里，然后跑向航站楼。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奔跑，虽然不一定是跑向同一个地方。但我认为，我们需要朝不同方向前进；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真正展开飞翔的翅膀。事实也的确如此。
顺便说一下，这次奇遇并未到此结束。就在空姐即将关上机舱门之时，我们成功登上了飞机。我们的座位在机舱最后一排，旁边坐着一个大个子。飞机起飞了，我坐在中间的座位上，还没从刚才赶飞机的匆忙中缓过神来，于是起身在过道里来回走动，给约翰和那个大个子腾出点空间。为了打发时间，我和空姐攀谈起来。
约翰坐在那里觉得无聊，也加入了我和空姐的对话。空姐说她们要给乘客送热毛巾，我们便主动提出帮忙。我和约翰手里捧着托盘，在波音707的机舱过道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念有词：“热毛巾……热毛巾……热毛巾。”这样的经历还是头一回。
鲁哈布投资俱乐部拒绝了我们的提议，也错过了我们的第一笔投资。可以说，这笔投资远胜于他们在汽车行业所做的任何投资。不过，他们后来又联系了我们，寻求我们的第二笔投资，而这笔资金最终给他们带来了数倍的巨大收益。
在我们进行第一轮投资的过程中，我和约翰时常为一些事情争执。我们在投资决策方面经常意见不一，只能靠拉里·库巴尔打破僵局。但拉里想经营自己的基金，创办拉布拉多风险投资公司（Labrador Ventures），这导致没人给我和约翰投决定票。如果我们想建立一家伟大的企业，就必须制定一套决策机制，帮助我们在意见分歧时做出最佳决策。后来，我们结识了史蒂夫·尤尔韦特松（Steve Jurvetson），这个难题终于迎刃而解。
我的邮箱里收到了一份毛遂自荐的求职简历，这份简历看上去简直太完美了，让人不太敢相信它的真实性。求职者名叫史蒂夫·尤尔韦特松，两年半以前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专业是电子工程，他在班上的成绩排名第一。本科毕业后，他又以顶尖的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他设计的芯片获得过专利，而且从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毕业之前，惠普就已经将他设计的7款芯片投入量产了。尤尔韦特松不仅获得过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授予的“阿杰·米勒学者”（Arjay Miller Scholar）称号，而且也是著名的“欧内斯特·C.阿巴克尔奖”（Ernest C.Arbuckle Award）得主，该奖项是由他的同学投票推举出来的。一见到这样的人才，我们顿时倾心不已。
我们费尽周章才将史蒂夫纳入麾下。他喜欢玩极限飞盘，于是我们专门去斯坦福大学陪他一起玩飞盘。我们很欣赏他身上那股子竞技精神。我和梅丽莎带着他和他当时的妻子卡拉（Karla）去观看一场网球锦标赛，对阵双方是安德烈·阿加西（Andre Agassi）和张德培（Michael Chan）。比赛结束后，我顺着楼梯栏杆滑下来，迅速穿过人群。就是因为这个滑栏杆的动作，当时被诸多风投公司哄抢的史蒂夫决定加入我们公司。
有了史蒂夫加盟，我们轻而易举地募集到了德瑞普-费舍尔合伙人第三期基金（Draper Fisher Associates Fund Ⅲ），便马不停蹄又开始进行投资。我们三人组合配合得天衣无缝，通过6个多月合作，尤尔韦特松成了一名称职的合伙人。我们退出Hotmail和其他几家公司时大赚了几笔，捷报频传。
我们募集了一只又一只基金，并招募了一位又一位优秀的合作伙伴。沃伦·帕卡德（Warren Packard）、詹妮弗·芬斯塔德（Jennifer Fonstad）和安德烈斯·斯塔夫罗普洛斯（Andreas Stavropoulos）都是顶尖学生和优秀人才。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稳坐风投行业的头把交椅。我们的业绩堪称天文数字，并且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募集资金。我们有一只基金投资了25家公司，我认为其中19家公司都有望获得高额回报或上市！
我坚信，风险投资活动不一定非得发生在硅谷（及一些发生在波士顿）。我在美国各地都建立了风投办公室和基金，这些基金后来被称为“德丰杰网络”（DFJ Network）[现在改名为“德瑞普风投网络”（Draper Venture Network）]。我们甚至与一些人合作，以具有革命性的“德丰杰全球创投基金”（DFJ ePlanet）之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
后来，风投市场突然崩盘，我们和风投行业的其他人从英雄变得一文不值。在此之前，我们的投资人（也称为“有限责任合伙人”）对我们非常满意，而彼时，他们开始不顾一切地寻求资产变现（也就是现金）。我们投资组合中的公司（即那些可以继续经营的公司）的估值下降了90%甚至更多。有一位投资人急于变现，为了尽快拿到钱，他甚至起诉了我们，而我们只能应诉。最终，双方在法院外的台阶上达成了和解。20世纪90年代，我们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投资人大会，而且会在大会上展示那些着眼于未来的新颖技术，但风投市场崩盘后，来参加大会的投资人个个都沮丧不已、面露怒色，让我们觉得自己就像没有穿戴任何护具的冰球守门员。
接下来的10年是风险投资史上最糟糕的时期。从2000年到2004年，“后泡沫时期”的风投行业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从2004年至2008年，行业似乎有复苏的迹象，但随后又遭受了从2008年至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整个行业曾一度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之后却呈现出明显的下行趋势，而且总是周而复始，跟其他行业并没有什么不同。更糟糕的是，风投行业的投资人已经习惯了我们在互联网繁荣时代给他们提供的那种高额回报，可互联网泡沫破裂后，我们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帮他们把钱赚回来。
值得称道的是，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整个行业都陷入了动荡之中。约翰曾说过，风投就是一个“手足相残”的行业。因为风投资金规模实在过于庞大，得到风险资金支持的同类企业太多，导致它们相互拆台，相继倒闭。在后泡沫时期，我们募集到的国内资金表现平平。后来，政府对上市公司实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 Oxley Act），这令我们回收资金的最佳方式大受影响。德丰杰全球创投基金的海外投资成为我们的救星，因为百度和Skype也是我们的投资对象，但总的来说，后泡沫时期是我们经历过的最艰难的时期。我父亲常说“不要把大脑和牛市混为一谈”，但结果似乎没有那么重要。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傻。与此同时，德丰杰全球创投基金大获成功，对skype和百度的投资让我们鹤立鸡群，但这也只能算是庸中佼佼而已。风险投资业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风投资本这种金融工具立刻成了烫手山芋，而我们的各个团队只能努力筹措资金，保持投资组合业务的正常运转。时至今天，风险投资业仍不受机构投资者待见，他们认为这不是一种资产类别，而是一种反常现象，只有借助某种神秘力量，少数几家企业才能持续产生优秀业绩。
风投行业花了数年时间才恢复过来。随着该行业逐渐复苏，约翰、史蒂夫和我因德丰杰全球创投基金带来的绩效分红（也被称为“收益分成”）赚了不少钱。有了这笔新财富之后，我们开始讨论将来要做的事情。我们决定一分为三，每个人关注不同的业务方向，并把这种模式称为“三驾马车”。约翰关注晚期投资，与美国在线公司（AOL）前首席执行官巴里·舒勒（Barry Schuler）和曾在KCPB、赛门铁克（Symantec）和WebMD等公司工作过的马克·贝利（Mark Bailey）一起创立和协助构建德丰杰成长基金（DFJ Growth）；后来，曾供职于论坛报业集团（TribuneGroup）的风险投资人兰迪格·莱恩（Randy Glein）加入该团队，成为德丰杰成长基金的主力。史蒂夫、安德烈斯·斯塔夫罗普洛斯和刚加入我们队伍的优秀合伙人乔什·斯坦因（Josh Stein）继续管理德丰杰风投基金。我和儿子比利（Billy）募集了一只新的早期基金，并重新冠以“德瑞普合伙人公司”这一名字。我还围绕德瑞普大学建立了一整套生态系统，并与加布·特纳（Gabe Turner）一起重新推出了“德瑞普风险投资网络”。我们的其他合伙人也获得了自主权。詹妮弗·芬斯塔德和特蕾西亚·吴（Theresia Gouw）共同创立了一家新的独立风险投资公司，名为“艾克塞斯风险投资公司”（Access Ventures）；而沃伦·帕卡德创立了一家名为Thuuz的新公司，专注于报道重要的体育赛事。“三驾马车”的主攻方向各不相同，因此，我们的支撑团队也经历了成长的痛苦。首席财务官马克·格林斯坦（Mark Greenstein）试图平衡这“三驾马车”的利益，避免我们产生厚此薄彼的感觉；我们的IT专家吉尔·卢贝茨基（Gil Lubetsky）为三个位于不同地点的团队处理网络问题，经常忙得不可开交；而我们必须把一个非常志同道合和高效的团队一分为三，为“三驾马车”保驾护航。幸运的是，善于管理财务的德西蕾·奥姆兰（Desiree OMran）和罗丝·叶（Rise Yip）被分配到了我的团队。
我认为，我们的“三驾马车”方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今，德丰杰成长基金管理的资金总额超过13亿美元，而德丰杰风投团队一直在寻找和资助那些既有趣又拥有巨大潜力的公司。我筹集了一只新基金并创办了一所学校，创造出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我相信，这个生态系统将成为未来创业和风险投资的典范。我发现了比特币和区块链的早期投资机遇，并成为加密货币融资领域的领头羊。德瑞普创业英雄大学（Draper University of Heroes）向学员提供团队学习机会、以项目为导向的创业经验和生存培训，彻底改变了传统教育模式和1000名年轻人的人生。这些学员来自68个国家，在我撰写本书时，他们已创办了大约300家公司，其中一家属于独角兽企业。
自从决定通过德瑞普合伙人公司这一新渠道进行投资以后，我就取得了一定的成绩。Twitch.Tv是一家为粉丝提供电玩游戏观看平台的公司，亚马逊以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家公司；巡航自动化公司（Cruise Automation）则是全球首家独立的自动驾驶汽车企业，最终以1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我的儿子比利创办了一家名为“罗宾汉”（Robinhood）的公司，为投资者简化公开市场的投资流程，该公司刚刚完成了一轮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我和比利筹集了一只1.9亿美元的基金，我们很享受父子齐上阵的乐趣。
如今，德瑞普风投网络在全球拥有16个办事处，覆盖40个城市，管理着数十亿美元资金。该团队已经建立了完整系统，使组成这个网络的风险投资人能够通过首席执行官峰会（CEO Summits）、有限合作伙伴社交活动和企业经验交流活动来超越他们的竞争对手。
我们给自己的生态系统办公室起名为“英雄城”（Hero City），它似乎给圣马特奥（San Mateo）带来了巨大影响。办公室与火车站只相距3个街区，距离旧金山国际机场也只有10分钟的路程。每6个月左右，就有大约80家初创公司在英雄城被孵化成功。脱离英雄城之后，它们通常会搬到附近地区，帮助当地经济发展。
我的几个孩子都从事风投行业。比利和我一起经营德瑞普合伙人公司；杰茜经营海勒根风投公司（Halogen Ventures），这是全球首家仅为女性提供创业资金的风险基金；亚当则经营全球领先的高科技加速器布斯特公司（Boost），其投资重点起初是比特币、区块链、虚拟实境（VR）和扩增实境（AR）产品，后来开始投资任何趋向商业化的产品；我最小的女儿埃莉诺创立了一家名为“公告牌”（Bulletin）的初创公司，该公司为那些想创业的手艺人提供专门的产品零售空间。
假如时光重来，我还是会投身这个行业。
身先士卒
尝试的新事物越多，你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我刚开始从事风投行业时，很多公司比我们公司早成立20年，为了吸引客户的注意，我必须另辟蹊径。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风投企业从不打广告。我跟《高端》（Upside）杂志谈下了一页广告版面，后来我才知道，这居然是史上第一个风投广告。自然而然地，很多风投公司群起效仿，但在此之前，德瑞普合伙人公司在早期风投行业中已声名鹊起。
1995年，我们发现互联网会是下一个风口，于是我们告诉所有投资者，我们的下一只基金将百分之百与互联网有关。互联网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未知领域，我们因大胆无畏失去了很多优质投资者，但最终还是成功募集到了基金，而它也成为互联网行业排名第一的基金。
当时，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还没有任何风投公司。我们已经在美国设立了多只基金，于是我们决定走向世界，在全球建立一个由风险投资人组成的网络。在1999年，这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想法，但我们还是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成立了第一家在海外设立办事处的硅谷风投企业。我们投入的资金中的10%用于国际投资，而这些投资所获收益占了我们总收益的70%。
率先走向海外有诸多好处，这是我总结出来的经验。由于我们在风投行业占据了多项榜首，所以竞争对手只能在我们身后苦苦追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我们是创业者的唯一选项，我们在当地没有遇到任何竞争。
如果你的企业是行业第一，你也可以定义这个行业，从而收获更好的长期定位和网络效应，形成自身的优势。一定要做行业的领导者。
决策
过往的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团队决策的知识。在培养德丰杰团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每当要投资那些不寻常的企业和创新企业时，决策会更加难做，因为可能某一位合伙人看到了企业的前景，而其他合伙人不一定持相同看法。不敢离经叛道，投资活动就会变得过于谨小慎微。在风投行业中，谨小慎微的投资者是无法取得最佳收益的，他们虽然没有损失太多钱，但获取巨大财富的概率也降低了。作为勇于进取的创业者，应把控好那些关乎企业发展方向的决策活动；当然，还要尽可能多地从团队获取信息，这才是更高效的管理方式。简介
向那些疯狂的家伙致敬。他们特立独行、桀骜不驯、惹是生非，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他们看待事物的眼光与众不同；他们不喜欢墨守成规，也不愿安于现状。你可以赞美他们，也可以反对他们，甚至可以美化或诋毁他们，但唯独不能忽略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世界，推动了人类的进步。虽然有人认为他们是疯子，但他们却是我们眼中的天才。因为只有那些疯狂到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罗布·希尔特能（Rob Siltanen）撰写的苹果广告词
这本书适合那些拥有奇思妙想的狂人，我把他们称为“创业英雄”。我花了大半辈子时间去支持、激励、指引、辅导和资助他们，他们让我的人生变得圆满。尽管很多人创业失败了，但也有一些人对我们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书中，你会看到其中一些创业者的故事，他们代表并构成本书的价值体系。本书内容将分为两卷。
创业英雄誓言
我把第一卷命名为“创业英雄誓言”。当你在狂风暴雨中迷失方向时，这些誓言可以成为你走出困境的指南针。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成功的创业者、革命者、艺术家、变革者，甚至是一个想法与众不同之人，你就会想了解这份誓言的内容。我建议你把它背下来，了解它的内容，甚至通过感觉领会每一行字的深意。在创建德瑞普创业英雄大学的时候，我觉得那些接受创业英雄培训的学生应该培养一种“人生标准”。这种标准不仅仅是创业指南，更是生活指南。每当你走到人生的岔路口，或者需要做出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又或者准备进行一场艰难谈判时，我希望你能以这份誓言为指引，把它变成你的创业指南，甚至是人生指南。
当你面对艰难的抉择或困境时，请回想一下这份誓言。希望你能彻底理解它的内容，只有这样，你才能在关键的时候找到正确的方向。为了便于记忆，我加入了一些名言，讲了一些故事，并抖了几个“包袱”，帮助你从各方面记住誓言的内容，便于你在困境中回想起它们。
创业英雄操作手册
我把本书的第二卷命名为“创业英雄操作手册”，因为在这卷里，我将会告诉你，作为一名创业英雄，你要从事哪些活动和掌握哪些思维方式。我会给你出一些难题，比如：如何解决初创公司所面临的技术难题？如何构思和规划公司的发展方向？如何为公司融资？如何推广和发展公司？我会鼓励你绞尽脑汁去检验自己的想法，站在客户的立场思考问题，以及从自己提供的服务中获取回报。我会给你提供一系列工具，帮助你思考优秀企业的本质是什么，我在投资初创公司时看中它的哪些特质，以及当今世界最需要什么样的公司。我会建议你做好规划并检测自己的进度，这样，你就能知道自己距离目标还有多远，以及是否行进在正确的方向上。
在结语部分，我准备了一个有趣的测试。虽然该测试不是以科学研究为依据的，但它可以帮助你了解一些创业英雄在创业前的想法。
总的来说，这本书能够帮助你成为一名创业英雄。慢慢看，把书中每一个概念都应用到你的事业、生活和个人使命当中。书中内容多变，惊喜不断。别忘了，如果你想成为创业英雄，就要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如其来的变化。
还有一件好玩的事情：本书设有很多难题，读者只要把答案发送到tim@draperuniversity.com，便会得到另一道题目，而第一个答对题目的人将会获得一枚比特币。其他答对者也许能获得一份惊喜奖品，但本书作者不对此做出任何承诺。
凡事都有可能，只要深信这一点，你就无所不能。
这本书是给谁看的？
批评家不值得我们钦佩，他们只会空谈强者如何失败、实干家有何不足。只有那些亲临赛场，脸上沾满污泥、汗水和鲜血的人，才真正令人景仰。他们不懈努力着，虽然经常犯错，并且一再地遭遇失败，但荣誉属于他们，因为成功总离不开犯错和失败。他们埋头苦干、满怀热情、乐于奉献；他们全身心投入有价值的事业中。他们知道，努力的最好结果就是获得伟大的成就；而即使失败，至少也曾大胆尝试过。因此，那些冷漠而胆怯的批评家根本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前者既未赢得过胜利，也从未尝试过失败的滋味。——西奥多·罗斯福（Teddy Roosevelt）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看这本书。它只适合那些眼睛里有火花、灵魂里有能量、身体里有动力去完成一项使命的读者。这本书适合那些永争上游，或者是拥有上进之心，又或者是那些想帮助别人取得成功的人。
在那些故步自封的人看来，本书所言皆为危言耸听。
但是，对那些想要成为创业英雄、迫切地想影响世界的人来说，这本书便是知音。如果你想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并且不仅仅想改变世界，还坚信改变世界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这本书将指引你如何去做这件事。
对于那些想帮助创业英雄实现远大目标的人来说，本书也许有助于他们思考创业英雄所思考和感受的。我希望你能体验到一段有趣的阅读之旅，也许你会像我一样，为创业英雄和他们所做的一切提供支持，帮助他们抓住机遇实现自己坚信不疑和为之奋斗的愿景，以及帮助他们为这个世界带来希望和乐观主义精神。也许你会发现，你自己就是一名创业英雄！
我写本书的目的，正是为了帮助创业英雄行动起来。希望本书成为你人生和创业过程中的一本手册。书中蕴藏着无限机遇，不仅有创业理念，还有一些可供借鉴的故事和工具，你可以借助这些工具来改变行业面貌、拯救生命、改良政府和帮助别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