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亚惠
出版社：西南财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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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大学生政治参与引领研究试读：
前言
古今中外，政治参与随着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新时期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形式日益复杂，如何在新常态下引领大学生进行有序政治参与成为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了在新常态下寻找大学生政治参与引领的有效途径，将依法治国与大学生政治参与相结合，笔者特撰写《新常态下大学生政治参与引领研究》一书。该书主题明确，深入分析了新常态下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内涵和使命，详细梳理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特征和演变趋势，系统总结了高校大学生政治参与引领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和完善大学生政治参与引领的基本路径及对策建议，革新了引领大学生有序参与政治的方式，进一步深化了高校引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理论认识，并为高校引领大学生政治参与制度的长效机制提供了决策参考。
该书共六章，在研究新常态下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基础上，探索解决引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路径和对策建议，结合新常态下大学生的实际特点，对大学生政治参与进行梳理，构建新常态下大学生政治参与引领路径和对策框架。
第一章是导论，描述政治参与的概念及一般理论，进而明确大学生政治参与引领的内涵和使命，并说明新常态下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时代意义。
第二章是我国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与典型案例研究。通过大学生政治参与历史嬗变的视角，研究分析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基本类型、方式、途径和特殊性。同时分析新常态下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和原因，并对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研究。
第三章是世界大学生政治参与引领借鉴。本部分主要研究西方政治参与的演变历史。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系统考察美国、英国和日本高校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由此印证青年学生在国家、政府和学校引领下的政治参与表现，为我国大学生政治参与引领提供借鉴。
第四章是大学生政治参与引领的基本内容。本部分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道德教育，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政治参与引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章第三、四节由黄亚果老师撰写。
第五章大学生政治参与引领的对策建议，由徐秀慧老师撰写。本部分从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和中介与桥梁三个层面，从优化大学生政治参与主体性条件、完善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制度环境、政治文化环境和开拓、疏通大学生政治参与利益表达渠道三个角度，为大学生有序参与政治提出对策建议。
第六章是高校引领大学生政治参与路径设计。通过借鉴其他高校和国外高校的经验与教训，本部分提出高校引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路径设计。路径设计应从引领有序政治参与入手加强大学生政治参与度，从制度设计、课程理论探索和实践基地开发、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手段和路径探索等方面进行分析，并附上我国高校引领高校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典型案例。
本书属于重庆工商大学2014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专项资金项目“‘三化’高水平辅导员团队建设”之“资助计划”子项目成果。同时也是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常态下大学生政治参与引领研究”（项目编号：15SKG106）的阶段成果。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笔者参阅了诸多研究资料和文献著作。编写过程中，同时得到了重庆工商大学罗勇教授的亲自指导，在此一并深表感谢。本书力求理论联系实际，以便于读者理解和掌握。但由于成书时间仓促，加之笔者水平限制，而学科发展日新月异，新领域的研究正处在发展完善之中，因此书中还存在很多不足和疏漏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本书进一步修订完善。笔者2015年8月第一章导论政治参与是发展政治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发展政治学是伴随着二战后西方政府和学术界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而形成的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的一门新的政治学科。发展政治学不仅是政治学在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更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在政治学中的反映。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和世界息息相关。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已经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家庭，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贡献备受世界关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政治领域的反腐倡廉，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革，这些对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作为政治参与主体——公民自身，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其政治文化和政治素质也有明显的提升，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各种社会团体、组织和利益团体的出现也为许多不同组织的公民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机会，现代大众传媒和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是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便捷的平台和手段，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较之以前有了显著的提高。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党的十八大更是进一步明确：“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制化。”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公民政治参与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及具有的深远的意义。政治参与作为现代政治学的一个概念和研究领域，最早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美国兴起，是传统政治学新的发展。进入90年代末期这一研究在西方全面升温。这期间《政治学手册精选》《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变化中的政治秩序》和《美国的政治参与》等一批优秀的代表作品问世。中国的政治参与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才逐渐升温。代表作有《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民主政治进程与妇女参政》《民主政治与政治参与》和《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村庄社会关联中的村民选举参与》等。综合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在政治参与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参与的定义、形式、影响因素和意义几个方面。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和web3.0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政治参与成为政治参与最重要的形式之一，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政治参与主体大部分是大学生。所以大学生政治参与是本书关注的重点。笔者梳理学术界有关成果，发现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研究留存颇为丰富。研究者从政治参与主体——大学生入手，在政治参与方式、手段、参与的动力、原因及作用等方面均有进行深入浅出的研究。但是如何进行引领方面的研究略显不足。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重新分化组合，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和利益表达方式。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学者们对于政治参与的主体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不论是农民的政治参与还是妇女的政治参与；不论是工人的政治参与还是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但学者们大都从政治参与的主体视角进行研究和分析，鲜有从政治参与管理的角度进行研究问题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的渠道的创建不单单是要专注正在参与主体本身的问题，更需要政治参与的客体——政治系统的变化来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环境。这就需要我们站在更高的层面研究。与此前学者们对政治参与的研究相比，本书的研究注重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发展背景下政治参与的时代性系统研究，特别是对处于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调整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经济三叠期，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文化、政治冲击下的中国政治参与的研究。大学生作为肩负祖国建设和实现中国梦的新生代，对他们的政治参与现状进行探究和引领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本书重点研究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含义、政治参与的特点、政治参与的形式和类型、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和意义及国外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借鉴，在此基础上，探寻我国大学生政治参与引领的途径和策略。即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引领，提出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引领的对策建议，建构高校大学生政治参与引领的路径。第一节政治参与的概述
政治参与，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组织中的个人或团体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政治诉求的过程，目的在于表达利益、施加影响、进行主张等。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一直以来，在学术领域没有明确的概念和定义。对政治参与的解释更广泛地用于参选、议政、结社，及进行各种社会公共事业的参与、管理，解释为通过某种表达形式对社会权力分配与政策形成进行影响的过程。因此，要研究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的政治过程，就必须首先研究该国、该地区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参与的水平反映了这个社会政治体系的内容与质量，也是该社会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对政治参与的相关问题也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他们的政治参与理论和观点，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一、政治发展与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的产物，其概念众说纷纭。政治参与的表现形式也根据政治参与主体意向而有明显的区别。由于现代各个国家具体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表现在政治参与的形式、模式和特点上均有较大的不同。（一）政治发展
政治参与研究是随着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起而出现的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因此我们需要了解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政治科学中用于描述民主统一构设和国家建立的过程，特别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亚洲、非洲等新兴独立国家的建立的一个概念。政治发展与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具体是指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变迁的过程。政治发展的概念意味着可以有意识地引导第三世界国家自身民主构设的历程，而不是服从某种盲目的社会力量、政治演化或革命。”
二战后，随着全球范围内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批批新兴独立国家的诞生，如何发展民族经济、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等都成为摆在这些国家和世界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政治上和对外国家关系上，新兴国家的崛起，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使得美、欧等西方国家不得不开始关注新兴国家的发展，特别是他们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制度的选择。所以，这些对新兴独立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文化的研究逐步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众多研究成果的问世使得发展研究变成了一个专门的领域，即一门新兴的学科。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研究最初开始于经济领域，以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为代表作，之后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政治发展研究稍微滞后一些，1966年阿尔蒙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标志着政治发展研究的开始。
政治参与是西方政治发展研究兴起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科学行为主义革命双重作用的产物。政治发展更具体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是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热点问题。关于政治发展研究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对于西方政治学者来说，西方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即是标准，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不二选择。因此，西方学者对于政治参与的研究，其诸多问题均是从西方的政治制度提取出来作为标准，进而用这个标准来评价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二）政治参与的界定
格林斯坦·波尔斯比在《政治学手册精选》中描述道：“尽管政治参与已经是政治学中的一个常见的词汇，但是其定义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政治参与研究的著作如今已是汗牛冲栋了，但是要给政治参与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确非易事。”
1．中西方对政治参与界定的不同理解
从一般意义上讲，政治参与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政治参与的水平、性质及范围也必然会有所不同。《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政治参与是政治制定、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英文版）》第12卷认为“政治参与是指社会成员在选择统治者，直接或间接地在形成公共政策过程中所分享的那些自愿活动”。诺曼·H．尼和西德尼·维巴对政治参与的定义是“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或者“是企图影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虽然这些定义都简洁概括，但是其解释和限定却复杂而不同。
亨廷顿认为，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是人民在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中参与政治并受其影响的广泛程度。在传统社会中，参政在村落一级可能是普遍的，但超过这个层次，政治参与便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了。所以在他看来，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要素是整个社会的各个集团在村镇以上层次参政，以及发展诸如政党那样的新的政治体制以组织参政。
在如何去判断政治参与水平、测定影响政治参与的关键变量及测定标准方面，帕里（G. Parry）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在他看来，政治参与的状况和水平由以下三个变量决定：方式、程度、质量。根据他的观点，所谓方式是指大众参与政治所采取的形式。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影响大众参与政治的因素不同。由于参与机会、利益关系、个人资源以及所属社会对待参与的一般态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社会的人或同一社会的不同人群，参与政治过程的形式也必然不同。一般说来，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现代社会的人在参与政治的形式上，有更大的选择范围。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和周围的情况，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问题上选择采用不同的参与形式。所谓程度是指测定有多少人能够卷入具体的政治活动，参与的频率如何。同样，参与程度也要受个人和社会的各种因素的影响。然而，帕里对参与程度的解释并不充分。参与人数和参与频率的指标并非鉴定参与程度的绝对标准。参与形式的具体状况同样能够反映社会大众的参与程度。如果大众只是以低水平的单一形式参与政治，那么无论涉及人数的规模有多大、频率有多高，参与程度都不见得高。帕里所说的参与质量，是指通过参与所取得的实际社会效果。也就是说，参与质量是指测定的是参与对权力运行及政策形成产生的影响效果，此乃政治参与的目的和价值所在。政治参与的扩大之所以成了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就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造就的力量，刺激、推动着社会大众更加积极主动地寻求通过参与来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影响政治过程追求有利于自身及所属群体的政治结果。
帕里的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政治参与的方式、程度、质量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从不同的方面规定和反映着一个社会政治参与的具体样式和水平。政治参与的形式对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质量产生着重要影响。无论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不难证明，参与的层次越高，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就越大，也就越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政治结果；参与的人数越多，频率越高，对政治决策产生的压力和影响也就越大；反过来讲，如果参与的质量不高，大众的政治参与长期不能获得预期的结果，必然会挫伤人们的参与热情，降低人们对政治参与的期望值，从而导致参与人数的减少和参与频率的降低。所以，研究政治参与，必须从以上三个变量入手，通过对各种参数进行实证分析，方能从整体上了解、把握具体社会政治参与的具体状况，进而了解该社会政治过程的一般模式与特征。
在西方学者的政治参与理论研究中，参与形式和程度无疑是研究的重点。这是因为，政治参与形式和程度不仅反映着政治体系对公众的开放程度，也能够折射出公众对政治的态度，从而为我们分析、判断一个社会政治参与的状况提供了依据。西方学者运用统计学原理，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数据。
美国学者米尔布拉思和戈尔（Millbrath & Goel）是研究政治参与现象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政治参与》一书中谈到，美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情况基本上可分为三类：①热心者，即经常参与政治活动的人，这部分人群占人口的5%～7%; ②旁观者，即低水平参与政治活动的人，这部分人约占人口的60%; ③冷漠者，即基本上不参与政治活动的人，这些人约占人口的33%。在他与戈尔（M. Goel）合著的该书修订版中，米氏对上述分析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主要是将第一类人群的参与情况再作区分。总的说来，米尔布拉思的研究结果是客观可信的，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公众参与情况。如果说有不足的话，那就是对政治参与情况的类型划分得太粗。
维巴和奈尔（Verba & Nie）的研究将政治参与的类型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划分和描述。他们在《美国的参与：政治民主与社会平等》一书中将美国公众对待政治参与的态度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①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的公众，这部分人约占人口的22%; ②政治活动仅限于投票的公众，这部分人占人口的21%; ③地方主义者，他们的政治活动仅限于一些地方性事务和问题，这部分人占人口的20%; ④狭隘分子，他们所关注、参与的仅仅是那些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这部分人约占人口的4%; ⑤运动人士，这些人参与政治的范围仅限于与其所发起或参加的运动有关的某些具体事务，他们约占人口的15%; ⑥活跃分子，这部分人广泛地参与各种政治事务和政治活动，约占人口的18%。此外，英国学者帕里和莫依瑟（G. Parry, G. Moyser）对英国社会公众政治参与情况所做的调查分析的结果，与上述美国社会的情况大体相同。
在借鉴吸收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拉什（M. Rush）提出了一份颇具总结性的政治参与等次表。在他看来，上述学者的研究仅仅是对某个特定政治共同体政治参与情况的调查分析，而他所提出的等次表不仅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也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政治共同体。他认为政治参与依其程度和形式的不同，可分为九个不同的等次，顺序依次是：担任政治的或行政的职务；寻求政治或行政职务；政治组织的积极成员；准政治组织的积极成员；参与政治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等；政治组织的消极成员；准政治组织的消极成员；参与非正式的政治讨论；选举投票。也就是说，最高层次的参与形式是进入政治领域或政府部门担任职务，通过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而最低层次的参与则是选举投票。这是因为，投票仅仅是一种“暂时性行为”，一旦选举过程结束，也就意味着参与过程的终止。需要说明的是，拉什所说的政治组织和准政治组织主要是指政党及各种利益团体和压力集团。在大多数社会里，这一类组织往往是公众与政治联系的纽带。社会成员通过加入或参与政治或准政治组织来维护和促进某种思想、立场、状况、利益，进而影响政治过程。
根据以上西方学者研究的成果和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对西方政治参与的理论研究做出一定的总结：（1）在当代西方国家，公众的政治参与数量和质量均呈现出两极分化和质量不均的特点，也就是说完全漠不关心政治进而没有政治参与行为的和极度热衷政治积极进行政治参与的人数量都相对较少，大多数公众是在一般地参与政治，确实和公民自身利益关系密切的政治参与性较高，和公民切身利益关系疏远或无关的政治参与性低。西方国家的政治参与无论其制度化水平还是参与质量均领先于其他社会。即便如此，多数人仍同政治保持着一定距离。这也印证了：政治仅仅是少数人的活动。（2）西方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从内容上看，更注重具体的现实利益诉求，更关心与自身切身利益及信仰关系密切的公共事务和决策。维巴和奈尔提供的数据就表明除了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或是热衷于广泛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和政治事务的人以外，多数公民进行着有选择性的政治参与。他们对自己或团队感兴趣或息息相关的事务持积极的参与态度。这也符合政治参与的一般规律。即人们参与政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表达诉求和实现利益，若参与结果可能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时，势必会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降低政治参与面。（3）西方国家公众的政治参与从形式上看，通常借助一定的组织形式，例如，政党、团体组织、集会、游行等。显然，有组织的参与会大大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促进政治参与实效性。在拉什所列举的十种政治参与形式中，有六种属于借助于组织或团体参与政治。这些组织和团体，除了政党以外，大多数属于市民社会性质的民间组织。在西方社会，这类组织数量多、种类复杂，公众的各种利益诉求几乎都能找到相应的代表性组织。这些市民社会民间组织是联系个人与国家的中介和纽带，它将分散的个人资源和能量整合为集体的意愿，从而大大加强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最大化地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和结果。
西方学者的实证分析还说明：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因为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纷繁复杂，人们也可能有不同形式和种类的政治参与表现形式。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使得人们不能也不可能以相同的方式、相同的渠道去进行政治参与，表达利益诉求。所以，处于不同社会背景和层次中的人们也不可能获得同样的参与条件或机会。那么，哪些因素决定和影响着公众的政治参与状况？或者说，影响政治参与的变量有哪些呢？对此，西方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分析。
米尔布拉思和戈尔两位学者的观点是：个人的政治参与行为主要受四个因素的影响：政治刺激、社会地位、个性特征、政治环境。除此之外，个人所拥有的技能、资源和信仰也是影响政治参与的重要变量。
首先，个人所受的政治刺激越多、越强烈，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就越大，参与的层次就越高。政治刺激有不同的形式，来自于各个方面，如参加政治讨论，加入政治性或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了解掌握相关信息等，都有可能激发人们的政治参与欲望。其次，政治参与与社会地位息息相关。社会地位，是指一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实证资料表明，不同的社会身份同样会影响公众的政治参与态度和参与形式。然而，必须指出，人们的社会特征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绝对的。事实上，由于各个社会本身的具体状况差异很大，更由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本身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同一社会身份的人群的政治参与情况也会依国家与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在西方国家，城市居民的参与水平一般要高于农村居民。而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情况正好相反。人们一般会认为，男性的参与水平要高于女性。但帕里和莫依瑟经过调查后却发现，在今天的英国，男女之间在政治参与行为方面的差别已微乎其微，“相对而言，女性在政党竞选及投票之类的集体行动中，显得比男性更为积极”。再次，个性特征，即个体的性格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政治参与行为。一般说来，外向型、自主型性格的人，更倾向于政治参与。最后，政治环境和制度是影响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政治文化对公民政治参与本身及参与的具体形式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标准和制度导向。因此，诸如选举权、被选举权、岗位的设置和数量、参政议政的形式、集会和示威游行等群众性政治参与行为的管理、政党的权利义务等制度规则，都是决定政治环境或制度与政治参与关系的变量。
除了米尔布拉思和戈尔两位学者的四要素之外，个人所拥有的技能和资源同样会对公民自身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影响。技能具体包括社交能力、分析能力、组织能力、演讲能力等，它们都有可能成为促进个体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资源包括时间、金钱、社会关系等内容，它们同样是保证个体政治参与活动的重要条件。
总结米尔布拉思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政治参与既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因而，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也就包括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
就社会方面而言，当一个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对公众的政治参与持开放、包容、支持、鼓励的积极态度时，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就会高涨，参与的范围也会扩大延展，继而提升参与的水平。反之，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就会受到压抑，即便是存在政治参与，公众也只是在低水平上和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政治参与，参与质量和效果均不理想。然而，探索一种有利于扩大政治参与的国家制度或文化，或者是培育促进政治参与积极因素的制度文化因子，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和理论构想。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大众对政治参与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诉求，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因此衡量国家或地区公民政治参与水平和质量的标准也就有所不同，无法统一。在这里，我们更不应把某种价值体系作为衡量各个社会政治参与水平的普遍标准或唯一标尺，但是遗憾的是大多数西方学者都错误地使用了这一价值取向作为判定的标尺而对政治参与进行分析。
就个人方面而言，由于每个公民社会地位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个人性格、信仰不同，个人的资源技能千差万别。因此他们对政治参与的自身态度及对待各种具体政治参与形式的行为表达也有所差异。由此导致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层次上利用不同的渠道平台进行政治参与，或积极投身或放弃不作为。然而，人的社会属性说明仅仅以个人因素影响政治参与是远远不够的。个人因素实际上是在社会背景下发挥作用的。公民的社会属性造成了公民个人行为和社会发展对公民行为相互的推动和影响。离开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具体分析，我们很难说明清楚政治参与问题。比如，教育水平是构成个人素质的重要因素，但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教育水平相当的个人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截然不同的方式。人的个性特征决定了他是一位积极的政治参与者，然而多次的参与活动未给他带来期望的利益，利益诉求无法实现，失望和挫折也可能会使他改变态度，甚至放弃参与努力。所以，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对影响政治参与的个人因素的分析，缺乏对政治参与各变量的动态分析，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和具体的社会背景。
中国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研究比起国外晚了20余年，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现代西方政治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使得政治参与研究在国内逐渐兴起。我国对政治参与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是《当代世界政治实用百科全书》。它将政治参与定义为：“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相似的定义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也存在：“政治参与即公民自愿的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府生活的行为。”《政治学基础》中也明确定义了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从政治参与的主体、本质、外延和目标与对象四个方面进行了限定。①政治参与主体：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②政治参与本质：公民对于国家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关系；③政治参与外延：政治参与只限于合法手段影响政府活动而不包括非法活动；④政治参与的目标与对象：包括直接或间接和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
2．中西方对政治参与界定的主要分歧
国内外政治参与的学者对政治参与概念的分歧主要在于合法性、自愿性和行为态度三个方面。（1）政治参与是否符合合法行为
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是指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这类活动的目标指向公共当局，因为公共当局通常被认为对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拥有合法的最终决定权。并且这类指向活动不但包括合法的，而且也包括抗议、暴乱、示威游行甚至是叛乱行为。
我国学者大多数不认同这种观点。《政治学基础》中就明确了政治参与只局限于以合法手段影响政府的活动而不包括非法的行为。但是这里我们需要区分非法行为与违法行为。以杨光斌区分农民暴力抗争和职业革命暴力为例进行说明。他认为：“为了影响政府决定，政治参与的方式是多样的。既可以是支持的（方式），也可以是施加压力的方式，在有的时候甚至以非法的暴力方式出现。例如，在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而公民的权利意识又不强的农村地区，农民常以暴力的方式抗议地方政府强加给他们的不堪的 ‘集资’‘摊派’，从而导致群体性事件出现。这种非常规的方式显然属于政治参与的范畴，其结果是引起上级政府的关注，改变不合理的有关决定。与此相比较，职业革命者的暴力活动就不属于政治参与，因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现政府的政策，而是为了推翻现政府。”（2）政治参与是否等于自愿行为
迈伦·维纳强调参与的自愿性质，他认为：奉政府之命参加组织或群众集会的或者没有选择余地的选举结果都不属于政治参与。但是亨廷顿则认为，政治参与不仅包括行动者本身自发的影响政府的活动，而且包括行动者受他人策划而发生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因此自动参与和动员参与都应该属于政治参与的范畴。我国学者比较认同后者的观点，同时也认为在肯定决策在整个整治活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政治参与还应该关注政策执行、反馈等环节。因此政治参与不能等同于自愿行动。（3）政治参与是否等于政治态度
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包括政治参与实际的行为活动，但是不包括态度。即政治参与一定是实际的活动，不包括政治方面的知识、对政治关心与否以及整体的力度感等心理指数。虽然这些心理指数与政治参与密切相关，但是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亨廷顿把政治参与分为主观政治参与的态度和客观政治参与的活动，其中政治参与主观部分被排除。但是也有一些美国学者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巴恩斯等人在《整治行动：五个西方民主国家的群众参与》中就将公民阅读政治文章，了解政治知识视为政治参与。美国的心理学家威廉·F．斯通也认为追踪报纸和电视报道等类似事件也属于简洁的政治参与行为。我国的学者将政治参与理解为不仅仅有政治参与的实际行动，还有政治参与态度。而且政治参与态度对参与的实际行动会起到深远的影响。
3．政治参与的内涵
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在西方政治学相关理论中，政治参与被认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民众参与的政治，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反映现代民主政治的进程。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思想源于近代民主理论中有关人民权力的思想。政治参与的水平是衡量不同政治形态中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同国家地区的政治参与形态、表现方式等都是有区别的。政治参与水平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尺度。关于政治参与概念的界定，国内外学者都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认同，但是梳理、总结不同政治参与的概念、观点主要包括政治参与的三个基本要素：政治参与的主体、政治参与的目的和政治参与的形式与手段。
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视角，学者们对政治参与进行了不同的界定，但是总体上看，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政治参与主体的争议，即政治参与的主体是普通公民还是所有公民；二是政治参与合法性的争议，政治参与是“平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行为”或“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决策的行为”的合法程序论，还是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活动”的行为决策论。
主体界定的不同和政治参与合法性的争论都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政治参与立场，但因学术角度的差异而对政治参与概念产生的见仁见智的认识都有其合理的存在价值。
笔者认为，政治参与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参与的主体是普通公民；
第二，参与的客体是政治活动；
第三，参与的途径和方式，可以是行为方式，也可以是意识。
政治参与是在合法的范围内行使公民的权利，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以及政策制定施加影响。
由此可见，政治参与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反映和量化着社会的基本政治关系。政治参与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但是不论学术界给政治参与怎么定义，都会涉及政治参与的主体，客体，参与的方式、途径等几个主要要素。本书认为，政治参与是社会成员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具体而言，政治参与的主体是：社会成员。就社会成员影响政治过程，特别是决策过程而言，在政治参与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其主体概念远远大于公民。在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参与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政治参与主体就是指普通公民了。需要说明一点，职业政治家排除在政治参与主体之外，因为职业政治家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他们的活动就是政治决策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影响政治决策的问题。“一定的方式和途径”的表述则为了将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政治参与活动进行比较。换言之，除了革命以外的暴力活动，只要其目的是为了影响政治决策的，都属于政治参与的范畴。二、政治参与的形式和类型
政治参与的形式是指政治参与主体进行政治参与的方式。投票选举是政治参与最显著的一种形式。随着政治参与问题研究的深入，关于政治参与的形式和类型也逐渐丰富，从而出现从不同角度、不同标准划分的政治参与形式和类型。（一）政治参与的形式
从政治参与的行为主体的具体行为方式区分，政治参与可以分为政治选举、政治投票、合作活动和个别接触，还有现在研究比较多的政治冷漠也属于政治参与的具体行为方式。
投票时公民最经常参加的活动，从国内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到西方大选，每一位公民都在日常活动中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着政治参与。投票作为最经常的、最常用的表达政治意愿的手段，它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投票通过压力对领导人施加影响，迫使领导人调整政策以赢得选票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大野伴睦曾经这样形容选举给予政治家的巨大压力：“猿猴即便从树上跌落下来，也还是猿猴。国会议员一旦落选，就变成了凡夫俗子。”所以投票是政治参与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选举活动是国家或其他政治组织依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由全部或部分成员抉择一个或少数人担任组织某种权威职务的一种政治过程。选举活动是在各种政治参与行为中普通公民表达政治意愿、影响政府的重要的、制度化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并不是参与活动的个体表达政治意愿的最佳方式。他的作用是使当选者的权威地位合法化，得到普遍的认同。选举活动像投票一样产生集体结果，与投票相比，它要求公民有更多的主动性，是比投票活动更要求行为主体拥有较多的政治自主意识。
组织活动是涉及处理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团体或组织活动。这种组织的基本的、明确的目标是影响政府决策。它既可以涉及正式组织内部的活动，也可以涉及公民之间的非正式合作；既可以专门致力于非常特殊的利益，也可以致力于广泛的公共问题。作为组织的成员，一旦加入，不管他是否参加该组织的活动，他参加组织的事实本身就构成一种政治参与形式。在我国，参与政治的组织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还有工会、妇联、共青团等。他们分别代表社会不同成员的利益，是不同政治意愿的表达机构，是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重要的组织形式。
接触活动则指公民为谋求个人或很小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指向政府官员的活动。例如，公民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拆迁问题、退休金问题或子女上学问题等直接接触负责解决这些问题的职能部门的官员。这些活动的行为目标非常明确，参与形式在国内外都屡见不鲜。在我国信访就是最典型的接触活动形式。
政治冷漠也是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最初政治冷漠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状态，之后其在政治参与研究中被认为是政治参与行为的缺乏。是消极的政治态度在政治行为上的一种表现，即不参加政治活动，对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冷淡不关心。随着网络和自媒体时代的兴起，大学生的政治冷漠现象凸显。（二）政治参与的类型
一般的政治参与的形式就是对政治参与的一种具体化、形式化的分类。为了满足对政治参与理论研究的各种要求，我们需要对政治参与进行抽象化、理论化的分类。
基本的划分方法是按照公民对政治活动的态度划分：动员参与和自动参与。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校级参与第三种类型。有的学者从政治参与的性质上将政治参与分为：常态和非常态两类。还有学者将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历史联系，将政治参与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参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形式和类型因研究的深入显现出多样性。究其原因在于政治参与的主体和客体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的特征。三、政治参与的意义
政治民主化进程是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然趋势。现代化过程所导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变化，如城市化、工业化、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的扩展等，势必提高人们的欲求和期望，刺激个人和群体更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这意味着，政治参与的扩大与社会转型期经济的迅速发展及个人主体意识的日益觉醒密切相关。对于政治参与的进步性质和积极意义，学者们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然而，由于立场、角度的不同，西方学者对政治参与意义的认识也各有侧重。概括起来，他们对政治参与积极意义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政治参与是表达、维护、实现个人及团体利益的现实途径
工具主义理论强调，参与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只有通过参与，才能维护和促进个人和群体的利益。工具主义观点的依据是，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由被管理者参与的管理，才是有效的和合乎道德的管理。由于政府的政策涉及公众的利益，公众有权利通过参与影响政府政策的形成。来自大众参与的持续压力，有助于保证政府决策更符合民意，更能反映公众的利益和要求。另外，从公众的角度看，他们参与政治的动机本质上是出于利益，首先是物质利益的考虑。达温斯（A. Downs）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公民参与政治的目的是寻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们通过比较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来决定自己的参与范围和形式。其根据是大型选举、周期性及长期性选举的投票率往往较低，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选民对此类选举的结果及自身利益所在感到难以预期，故而决定放弃。帕特曼（C. Pateman）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人们最感兴趣的，并可能会较好地把握的，是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些问题和事务。（二）政治参与是防止专制和暴政，巩固发展民主制度，强化公众对政府的控制的有效手段
广泛的政治参与，意味着社会公众与国家政治之间的积极互动。公众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一方面表达自身利益、愿望、要求，另一方面也在监督、制约着国家权力的行使。大众的普遍参与所形成的政治效应，要求政府必须对法律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负责。亨廷顿认为公民积极地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为“制约国家权力，从而为实现社会对国家的控制以及作为这种控制最有效方式的民主制度提供了基础”。政治参与对于民主制度建设性功能的发挥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制度化，即一种合法、有序、按规则进行的理性参与。有关政治参与制度化与政治发展、政治稳定的关系，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许多西方学者均做过详尽的分析。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的发展和稳定，而缺乏制度化保证的政治参与将会是政治发展与稳定的严重威胁，从而也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建设的功能。二是广泛、自由、公开、独立的信息流通是公众监督国家权力、维护民主制度必不可少的条件。腐败官员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往往是在暗中完成的。因而，透明性是迫使政府及公职人员忠实履行责任和义务的必要保证。广泛、自由、公开、独立的信息流通，使公众能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政府事务，为他们审查和评价政府工作及官员的表现提供依据，并通过参与表达自己的态度。（三）广泛的政治参与也是培养现代公民、深化民主价值、营造民主文化的重要途径
发展理论认为，理想的公民应当是积极的参与者，因而参与是公民的社会责任，也是他们培养、增强自身权利义务意识的重要途径。以帕特曼和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为代表的“参与型民主”理论，将参与视作实现自由的平等权利和自我发展的基本途径。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参与才能促进人类发展，强化政治效率感，弱化人们对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培养对集体问题的关注，并有助于形成一种积极的、具有知识并能够对政府事务有更敏锐兴趣的公民。派伊也认为，参与的公民不仅知道可以通过政治参与来影响公共政策，也可以培养他们的公民责任感，愿意守法、纳税、服兵役。使他们不仅关心自己的事情，也关心公共事务。参与使他们对公共事务有较为丰富的理解，能够从现实主义的立场理解政治。上述学者的分析包含的结论是：政治参与是民主实践的重要形式，是培养现代公民、孕育民主文化的重要途径。包括民主意识、民主习惯、民主技能在内的民主文化的价值和原则，只有在人们反复的实践中才会变得越来越稳定，而政治参与正是这样的实践形式。第二节大学生政治参与
大学生群体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和生力军，在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生作为天之骄子，承袭着我国发展建设的大任，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将直接影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未来走向，这对大学生自身的发展和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沿袭政治参与的内涵，笔者认为大学生政治参与是指大学生在基本了解和认识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状况的基础上，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参加社会政治生活，表达个人或集体的意愿，从而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作方式、规则和政策过程的政治行为。它同样包涵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行为两方面。新时期，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不断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民主政治进程不断推进，我国大学生整体的政治参与态度越发积极，政治素质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大学生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较高地位决定着大学生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的极大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越发明显。很多大学生主动关心政治，积极评论政治事件，深刻探究政治事件背后的原因，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不断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有投票、选举、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关注政治问题、发表政治言论、加入政治团体和组织、参加社团活动、直接或间接进行政治接触、举行合法游行活动、投身政治生涯等。一、大学生政治参与
有学者在研究大学生政治参与时认为，大学生很少参加政治活动或很少参加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政治参与的途径狭窄。笔者认为，大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比较普及，形式也很多样，内容也很宽泛。之所以造成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在于部分学者及大多数大学生没有给大学生政治参与形式以正确定位。达尔说：“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一位公民，在一个国家、市镇、学校、教会、商行、工会、俱乐部、政党、公民社团以及许多其他组织的治理部门中，处处都会碰到政治。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
笔者认为普通的班级选举班委、选举学生会干部、入党前推优、每年选举三好学生、选举优秀干部、评定奖学金等选举投票活动，都是大学生政治参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在互联网上评论时事政治、评论学校好坏、评论教师教学质量等也是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组成部分；大学生加入学生团体，参加“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等也是政治参与的体现。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都身在某一社会组织中，其利益也直接体现在这一组织中。利益是每个人参与其所在“组织”运行的原动力。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体现个人的利益，但其间接性特点削弱了人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要提高人们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首先应该从其直接利益出发，调动其在利益相关“组织”中的政治参与潜能。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人大代表、国家主席的选举是政治参与，参加班级干部选举及奖学金评定同样也是政治参与。由此可见，大学生政治参与范围和途径非常广，参与形式也很普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政治参与行为都间接地对国家政治生活施加影响，而且潜在地培养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意识和习惯，为其将来投身社会工作，参与政治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网络政治参与
网络政治参与，顾名思义就是“政治参与主体通过互联网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政府决定和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行为。”网络政治参与是以网络为载体的政治参与方式，网络技术的便捷性、超链接性、隐匿性等赋予了政治参与主体和参与方式新的内涵和外延。
从政治参与的主体看，作为传统政治参与主体的“公民”是指在法律上具有一国国籍，根据该国宪法和法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在政治上有权利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人。只有具备了政治参与的身份资格才能进行政治参与。而在网络政治参与方式中，网络的隐匿性使政治参与主体更具复杂性和隐秘性，网络政治参与主体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实体公民，而是指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的网民，与传统政治参与主体相比，网民具有更平等的地位和更大的参与权限。
从政治参与的方式看，网络技术的开放性打破了地域、时空的局限，为政治参与主体提供了更多、更便捷的参与方式和途径。各种网络论坛、电子邮件和聊天室为政治参与者提供了诸多的选择机会。不仅如此，网民还可以通过网上投票、网络选举、网络政治表达、网络学习等途径进行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不仅形式多样、方式灵活，而且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容也要比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更加宽泛。
总之，我们可以把网络政治参与理解为参与主体通过网络参与以影响政治决策、政治运行方式、政治运行规则等一切政治系统的新型的参与方式。网络政治参与的载体是网络，由于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政治参与的方式会更加灵活，网络政治参与的含义也随之不断地延伸，所以，我们应当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分析网络政治参与，在实践中加深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理解。三、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
鉴于对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的分析，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顾名思义是指大学生群体借助网络媒体介入政治生活的行为。本书所探讨的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是广义上的政治参与，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主体是大学生是毫无疑问的，但由于网络政治内容的多样性和广泛性，所以，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不仅包括政治参与行为，还涵盖了大学生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主体间的关系。从参与内容上看，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客体不仅包括政治系统中的各种决策活动，还涵盖经济、文化、宗教等所有的国家公共政治生活领域。从参与的途径和过程来看，在网络空间里，不论是大学生个人参与，还是群体的、组织的参与，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是主动参与、被动参与还是消极参与，是通过政治投票还是政治表达等合法的政治参与都属于本书研究的范畴，所以，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研究应当是将政治知识、政治文化、政治情感等主观因素和政治行为和政治效果等都包含在内的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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