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本丛书编委会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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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试读：

前言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近代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科、神经科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弗洛伊德于1856年出生在奥地利帝国的弗赖贝格市。他4岁时随全家迁居到维也纳，之后几乎在那度过一生。弗洛伊德读书时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1881年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在随后的10年里，他在法国一个精神病诊所行医，后来个人开业治疗神经病，同时致力于生理学的研究。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思想是逐渐发展起来的。1895年他的第一部论著《歇斯底里的研究》出版。他的第二部论著《梦的解析》于1900年问世，这是他所写的最有创造性、最有意义的论著之一。尽管一开始滞销，但是该书却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声望。随后他的其他重要论著也相继问世。1902年他在维也纳组织了一个心理学研究小组，称为“周三学会”，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就是其中的最早成员之一，几年以后卡尔·荣格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著名心理学家。1908年弗洛伊德在美国做了一系列演讲，当时他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了。

弗洛伊德结过婚，有6个孩子。他晚年患了口腔癌，为了解除病根，他从1932年起先后做过30多次手术。尽管如此，他仍然工作不息，继续写出了一些重要论著。1938年纳粹分子入侵奥地利，弗洛伊德是犹太人，他不得已在82岁高龄逃往伦敦，翌年在那里不幸去世。

弗洛伊德对心理学做出了很大贡献，用简短的文字很难加以概括。他强调人的行为中的无意识思维过程的重要性，证明了这样的过程如何影响梦的内容，如何造成常见的不幸，如口误，忘记人名，致伤，甚至疾病，并因此创造了用精神分析来治疗精神病的方法。他系统地论述了人的个性结构学说，还发展和普及了一些心理学学说，如焦虑、防御功能、阉割情绪、抑制和升华等。他的著作引起了人们对心理学极大的兴趣。他的许多观点在过去和现在都存在很大的争论，而且自他提出之日起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弗洛伊德为世人所知，或许是由于他提出了受抑制的性爱经常会引起精神病或神经病这一学说。他认为，性爱和性欲始于早期儿童时期，而不是成年时期。

至今，人们对弗洛伊德的许多学说仍有很大争议，因此很难估计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虽有创立新学说的杰出才赋，是一位先驱者和带路人。但是与达尔文和巴斯德的学说不同的是，弗洛伊德的学说从未赢得过科学界的普遍认同，所以很难说他的学说中有百分之几最终会被认为是正确的。然而尽管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一直存在着争论，但他仍不愧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位极其伟大的人物。他的心理学观点使我们对人类思想的观念发生了彻底的革命，他提出的概念和术语已被普遍使用——例如本我、自我、超我、恋母情结和死亡冲动。

弗洛伊德当然不是心理学的鼻祖。从长远来看，人们也许会认为他作为心理学家所提出的学说并非十分正确；但是他显然是在现代心理学发展中最有影响、最为重要的人物。作者

勤勉自信的少年

如果一个人成为他母亲无可否认的宝贝儿子，那么他一生都会拥有胜利的感觉，对于成功的自信心也一定很强，很少不能达到真正的成功。——弗洛伊德

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

西格蒙德诞生时，他的父亲雅各伯已经40岁了。雅各伯和前妻生有两个男孩：伊马钮，生于1832年；菲力普，生于1836年。西格蒙德的母亲当时才20岁，和她的继子一样大，甚至比她继子看起来更年轻。

夫来堡的居民中，大约有4000多人是天主教徒，100人是新教徒；犹太人也有100人，主要是德国国籍。由于在19世纪40年代，当地兴起了民族主义思想，因而他们遭到地方上反德国人的仇视。犹太人虽生活在气休洛塞格斯街117号，弗洛伊德诞生的地方氛自由的小小的商业城镇里，大多数人和邻居也处得相当好，但是他们却生活得战战兢兢，唯恐随时会遭到不测。弗洛伊德的家族迁到摩拉维亚镇夫来堡4年以后，雅各伯的祖父埃弗莱姆和他的孙子一样，都登记为加利肯的流浪犹太人，同时申请允许雅各伯做他的生意合伙人。就这样，祖孙一块儿经1859年摩拉维亚的夫来堡营布匹、羊毛、蜂蜜和兽脂的生意。

合伙的生意兴旺了几年。1852年底，雅各伯的两个儿子伊马钮和菲力普，也到夫来堡和他们会合。

夫来堡的自然景观和犹太人的意识形态都对弗洛伊德以后的生活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从喀尔巴阡山一直延伸到他家附近的茂密森林，是他孩提时和父亲常去的地方，喜爱大自然风景的强烈感情不断在他内心滋长着。他在成年时回顾道：“这些都使我满足了智慧上和美学上的需要。”

弗洛伊德3岁时，全家迁离了夫来堡，环境的改变使他的心灵受到了创伤。他后来这样写道：“我在都市里从未真正感到很舒服，我相信现在以至永远，我都不能释怀于对我们家附近美丽树林的渴望……”

和弗洛伊德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环境一样，对其产生深刻影响的，还有他那犹太人的血缘心理，它像日出日落一样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父亲雅各伯本性达观乐天，对他同胞们的宗教抱着怀疑的态度，这对弗洛伊德的影响不若母亲亚玛莉笃信宗教的态度来得深。年轻的弗洛伊德对犹太人的宗教很执著，长大以后，他把民族的重要性看得仅次于他的“精神分析”。他经常强调“我的父母亲是犹太人，我自己也一直保存有犹太年幼的弗洛伊德人的传统”。

雅各伯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到夫来堡4年以后，也是他最小的儿子出生3年以后，弗洛伊德的全家人——雅各伯及他的妻子、小孩以及两个前妻生的儿子，加上伊马钮的家人离开了夫来堡。

雅各伯和妻子亚玛莉及儿子西格蒙德和女儿安娜，在1859年离开了夫来堡后，次年到达了维也纳，在维也纳的一所简陋公寓定居下来。不久就生下了另一个女儿罗莎。

接下来的几年，亚玛莉又生弗洛伊德的全家照下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1861年生玛丽，次年生亚多芬，再一年生宝莲，1866年又生了小弟弟亚历山大，现在他们家有7个子女，一家人先搬到彼勒卑夫街，后又搬到菲佛尔街。

弗洛伊德先在家里接受父母的教育，后在私立学校就读了一段时间，最后到当地的公立学校就读。他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弗洛伊德9岁时，通过考试进入了李波史达德社区学校。他一直成绩优异，并在17岁时毕业。

弗洛伊德接受的完全是严格的古典文化教育。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扎实学习使他开阔了眼界，让他看到了古代的世界，因而也让他对考古学发生了兴趣。他还具有以简单的句子来表达复杂观念的能力，同学大都难以望其项背。

他学会了法文和英文，在空暇时还自修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可能是由《动物的生命史》这本书所引发的，那是他在11岁时从学校得来的奖品。他在城郊树林里独自散步时，往往会搜集许多植物和花卉的标本带回家中。

在妹妹安娜的回忆里，她哥哥带回家的男孩子，都是喜欢切磋功课的朋友而非玩伴。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少年弗洛伊德是一个用功、执著、决心6岁时的弗洛伊德与他想要成功的孩子。的父亲合照于维也纳

弗洛伊德也和他的同龄男孩一样，被军事冒险所吸引。男孩子们不论学习好坏都喜欢玩军人的游戏，弗洛伊德也不例外。他最早读的书中有一本是法国作家狄亚尔的《帝国和执行官的历史》。许多年以后，他还记得他如何在木头步兵背上贴上标签，然后在上面写着拿破仑手下大将们的名字。拿破仑是他早年心目中的英雄人物，还有马塞那（拿破仑的大将）和亚历山大大帝。他将他们的英勇事迹背得滚瓜烂熟。

弗洛伊德对军事的兴趣持久不衰，4年以后普法战争爆发了，他在桌子上放了一张战场地图，在两军对垒处画上有颜色的旗子。他的妹妹安娜曾说：“我哥哥这么做时，还向我和妹妹罗莎讲述战事的一般情况以及军队一举一动的重要性。”

弗洛伊德经常对他的妹妹们高谈阔论。他是母亲的长子，也处于最受宠爱的地位，所以在家里他享有很多的权利，而他也毫不犹豫地去使用。他的母亲把他看成“似黄金般的西格”，是她心目中的好儿子，而且家里的人也都这样认为。家里很多事情都以他的想法为标准，尤其是他以最高的荣誉从中学毕业以后更是如此。弗洛伊德后来回忆时谈到：“如果一个人成为他母亲无可否认的宝贝儿子，那么他一生都会拥有胜利的感觉，对于成功的自信心也一定坚强，很少不能达到真正的成功。”

他的弟弟妹妹越来越多，全家又搬到一幢较大的公寓去，别的孩子睡房里只能点蜡烛，而他却有煤油灯。在妹妹安娜开始学钢琴以后，他埋怨钢琴声太吵，结果也完全顺从了他的意愿。安娜这样写道：“他向妈妈提出抗议，说若不把钢琴搬开，他就要离家出走。结果钢琴果然不见了！”此外，妹妹说哥哥对她的阅读实行绝对管制：“如果他认为我看的书不适合像我这样年纪的女孩子阅读，他便会说：‘安娜，你现在看那本书为时太早！’”

弗洛伊德对他的家庭，尤其是对妹妹的态度，是他相信命运操纵在自我手里的早期征兆。他后来这样写道：“我似乎记得在整个的这段时期中，我已预感到我的前面有着很多的责任。我在离开中学前写的临别作文中曾明白地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对于人类的知识有所贡献。”

立志于自然科学研究

1872年9月，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花了1年的时间苦读，准备升大学的考试。他选择的科系是法律，主要是因为它能开启通往政界的大门，那是一个犹太人可能发挥影响力的少数场所之一。中产阶级“布格”政府的掌权，使它的前途更为看好。弗洛伊德的父亲曾经将一些他很尊敬的布格党人带回家，他们之中包括许多犹太人。对于年轻的弗洛伊德来说，似乎每一个犹太学生都有机会得到一个部长的职务。

另外一个影响他读法律系的原因，就是他与漠里克·布伦的同窗之谊（布伦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他们两个人早已经是莫逆之交，在布伦的影响下，弗洛伊德打算进入大学后选读法律。

但是，1873年初弗洛伊德又改变了主意。原因是他听了一次演讲，演讲人朗诵了一小段歌德写的《谈大自然》的诗，这使他下定决心要在医学院注册学习。

1873年3月17日，弗洛伊德向还没有搬离夫来堡的依弥儿·佛鲁斯透露道：“我要告诉你一个可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消息……但是我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仅仅六个星期以后，他便下定决心放弃法律。他写信给佛鲁斯道：“我已经决定了，要成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因此我在这里撤销以前答应为你进行诉讼的承诺。我将要深入研究古老大自然的奥秘，也许甚至可能窥探她永恒的过程，而且把我研究的成果分享给任何愿意学习的人。”

从法律转移到自然科学，被后人解释为从管辖人类转移到控制大自然。此外，或许还有别的考虑，比如弗洛伊德家的经济情况足以将“似黄金的西格”引导到需要许多金钱支持的法律界吗？那些一板一眼的法律辩论真的那么吸引人吗？而且即使仕途的滋味吸引了他，法庭真是他最能施展领导才能的地方吗？

当弗洛伊德作最后决定时，一定是认为科学毕竟是帮助他赢得名声的一条路。也许他甚至能像达尔文一样创造出改变世界的理论。事实上，有朝一日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某一领域有如此的成就，这是他时时刻刻没有放弃过的信念。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那些不重视他的人的无知。他所希望的，不只是表面的认可，而是毫无保留的认可。在他一生中他最怕的是他的工作被人忽视，他的名字被人遗忘；他喜欢跟随他的人，常常给他们奖赏，但是有时候他的抱怨却几乎近于虚假。弗洛伊德从不怀疑天将降大任给他，他那做领袖的外衣似乎是定做的。现在他虽然放弃了经由法庭引至政府机关的路途，还不知道未来的命运是什么，但是他却知道：那必须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然而，弗洛伊德所决定的只不过是放弃法律选择自然科学，而不是医学。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曾经写道：“我在那个时候，或者在我往后的日子里，都不曾特别钟情于医生这种工作。”但这位少年后来却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医生，这与他最初的想法是不一致的。

上维也纳大学

弗洛伊德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让自己太固定走哪一条路。他经过了3年不很艰难但动荡不定的选课。常人通常只花5年时间就可以毕业，而他却花了8年的时间。当前途看来已很黯淡时，他才集中精神把精力投入到医学上面。他有一次承认道：“我在幼年之时，根本不知道如何帮助受苦的人类。”

他的笔记透露出他不停地探索，全神贯注于一些学科，以及研究一些他可以很有收获以至获得成功的学识，这是他和别的同学大不相同的地方。另一点是他显然对女人没有兴趣。除此以外，正如他写给西伯史坦的信中所透露的：他是一个反对崇拜偶像的典型少年人，他对于皇帝及其虚饰排场大为不满，藐视既有的宗教。他说，我也许和真正的意大利人一样憎恨教皇、祭司和安息日。他是一个典型的年轻理想主义者，他偏激的热心经常融于保守主义里。

任何以为他放弃法律和政治的不智之举的想法，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高中时首度开始了解，一个寄人篱下的民族是怎样的滋味。现在，在大学里，他发现反闪族的浪潮更高涨了，但是这却给了他有用的教训。先前，他叙述道：“我已经习惯了别人的反对以及被置于‘团结的大多数’限制情况下，我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判断能力。”

我们不能低估这种一直存在着的种族歧视对弗洛伊德的长期影响。这强化了他对成功的希望，也强化了他的犹太人特质。但是他在学生时代，很少觉得自己被抑制。弗洛伊德花了很多笔墨，告诉西伯史坦他在大学的生活和工作。他经常提到哲学，这门课不是医科学生必修的。因为弗洛伊德偏好科学的研究。1874年夏天，他写信给西伯史坦说道：“我已经决定了，我父亲也同意，维也纳大学如果环境许可，冬季学期我要去柏林上柏伊斯·雷蒙、海姆豪兹和威尔乔教授的课。我高兴得好像一个小孩子，绝不会轻易放弃这个计划。”弗洛伊德选择两位生理学家和一位病理学家的课，足以显示他思想的转移方向，但是这个计划仍然有缺陷。最后，弗洛伊德放弃了赴柏林的计划，大概因为环境的关系，也可能是经济上不允许。所以他在第三学期——1874年冬季，选了一门布兰他诺博士的哲学课。

布兰他诺的课的重要性不能一笔带过。这位哲学家的主要研究工作是“以经验主义的观点看心理学”，这包括两篇冗长的讨论潜意识并反对它存在的论文。弗洛伊德首次开始认真地研究这一门课，以后一连4个学期，他上哲学课都特别注重这个问题。当他和同伴约瑟·帕尼斯深入研究这个主题时，他对布兰他诺教授的尊敬日益增加。

弗洛伊德认真研究哲学，但他研究医学的倾向不但未受影响，反而由于英国之行而加速。他的父母在2年前就提过这趟行程，大概子女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当家长的总会特别鼓励一下，这也是一种传统。但是，因为环境的影响，直到1875年，弗洛伊德才到了英国的曼彻斯特。他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16年前已移居该地。

我们不知道，他在英国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否来自他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或是曼彻斯特的生活，还是他从未记载的一些特别的事情。总之，他回来以后就决心致力于医学研究。这是他的妹妹安娜后来透露的。她在老年时回忆道：“在英国，西格蒙德想清楚了，他立志回到维也纳后要攻读医学。父亲不满意这个决定，维也纳父亲说：‘西格蒙德的心太软，将来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哥哥已经下定决心，他当时打算做研究工作。他的回答是：‘我想要帮助受苦的人们！’”

1875年，弗洛伊德很高兴地回到了维也纳，迅速开始修改他的秋季学期计划。虽然他继续上布兰他诺教授的哲学课，但却花更多的时间在生理学、解剖学和实用动物学上，他开始在卡尔·克劳斯的比较解剖学研究室上课。克劳斯2年以前刚从哥廷根来到维也纳，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计划使研究室赶上时代；他在1876年3月把他想要解决的第一个原始实验交给了弗洛伊德。

2年以前，波兰的科学家西蒙·塞尔斯基博士已经宣布了生物学上最古老和最令人困惑的问题的答案。弗洛伊德后来写道：“没有人发现过一条成熟的公鳗鱼，尽管许多世纪以来有无数的人在努力，但依然没有人看到过鳗鱼的睾丸。”现在，塞尔斯基博士已经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瓣状突起器官，似乎就是那令人难以捉摸的睾丸。而克劳斯要弗洛伊德做的，就是察看那位波兰人的观察结果是否正确。

大部分实验工作，克劳斯则在屈史特成立的动物实验室进行。弗洛伊德进行了2个学期的实验。克劳斯获得基金后，每学期选派优秀学生到他的实验室去。弗洛伊德一连2学期被选派的事实，说明了克劳斯对他的能力极为赏识。

弗洛伊德于9月间回到了维也纳，带回了他第一篇科学报告的材料，克劳斯于1877年3月向科学学术会提出这份报告。弗洛伊德做得非常好。那份报告被人形容为“一直是很自信的，有些地方甚至于自负”，由此证实了塞尔斯基的论点。但是几个月以后，弗洛伊德就离开了克劳斯，以一个研究生身份投入恩斯特·布鲁克的生理学研究室。这个行动不仅对弗洛伊德个人的运气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他从布鲁克的教导中吸取的基本概念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恩斯特·布鲁克对于他的年轻学生有着无比深远的影响。他是一个特殊的人，赢得了弗洛伊德的“敬”和“爱”。他身材矮小，有一头红发，长着清澈的蓝眼睛，带着不可思议的微笑。弗洛伊德认为他是自己所遇见的最伟大的权威学者。在布鲁克的实验室里，弗洛伊德度过了他生平最快乐的时光。

弗洛伊德从师克劳斯转到布鲁克最可能的理由是：受了海姆豪兹学派的影响，而布鲁克就是其中极热心的一员。也可能是因为他对研究动物学时不可避免的脏乱起了反感。

不论弗洛伊德转到布鲁克研究室的复杂理由是什么，他绝对不曾后悔过。他后来回忆道：“在恩斯特·布鲁克的生理学研究室里，我终于找到了归宿和全然的满足。我也遇见了值得尊敬和引为典范的人们。”

在布鲁克的研究室里，弗洛伊德见到了约瑟·布劳尔——被誉为“创造精神分析”的医生。布劳尔比弗洛伊德大14岁，1871年就在维也纳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两人见面时布劳尔的事业正如日中天。

弗洛伊德加入时，布鲁克的研究室还极为简陋。研究机构设在原制造枪械的建筑物的地下室和一楼，里面有一间演讲大厅、两个邻接的小办公室和几间小房间，有些房间甚至没有灯。加热化学药品必须用一个酒精灯，唯一的水源是一口井，每天早晨有专人汲取。布鲁克在环境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开展研究，为维也纳成为医学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弗洛伊德开始由研究神经细胞入手，再由对神经性疾病的研究而进入对神经性官能病的探讨，最后他致力于分析人的思想和意志的工作。

弗洛伊德的第一个工作，是研究八目鳗幼鱼的脊髓中的大神经细胞，这是当时由里斯纳发现的。这个研究对生物学有重大意义，因为它和被人争论不已的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假设有关联。达尔文的进化论说：“高等动物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如果达尔文的学说不错，那么神经系统上就可能显示出人类的神经系统虽然有一个比低等生物更为复杂的构造，但却有相似的基因。

到1880年，他将研究的范围伸展到对淡水蟹的神经系统的研究。这项工作使他窥见神经系统解剖上和功能上的单位是单一的细胞加上它的延伸，但是这个发现直到1884年才被威汉·华德耶发扬光大。

每个身体健康的奥地利男人都要入军营2次，1880年弗洛伊德也必须接受1年的义务兵役征召。对于医学院的学生来说，这一年真是索然无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军医院中值班，下班以后仍可待在家里。可是，由于弗洛伊德连续8次没有请假便外出，在1880年5月6日，也就是他24岁生日时，他被宪兵逮捕了。

但在他服役的这一年中，也有一些很得意的事情——他前几年热心地跟随布兰他诺做研究，现在开花结果了。他被委托将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著作翻译成德文。

事情是这样的：

维也纳大学的历史系教授西奥德·冈柏正在编辑一套德文外国名著专集。准备开始第十二卷翻译工作的伊多德·威沙尔突然去世了，冈柏向布兰他诺提起他正在物色一个替代的人。弗洛伊德后来写道：“布兰他诺……提到我的名字。”在1880年秋冬季节，在弗洛伊德厌烦的服役中，至少因为担任一桩学问上的工作，使他在精神上获得了舒缓。他翻译的方法是：读一个段落把书合上，然后考虑一个德国作家应如何表达同一思想，最后才用德文写下。

弗洛伊德服役期满回到大学后，终于决定要取得医学的学位。虽然他从英国旅行回来后就立志要帮助人类减轻痛苦，但却不见得对当医生有特别的兴趣。事实上，他自己也承认，他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去研究医学，曾经做各方面的医学研究，但却没有认真地定下心来好好想一想朝哪一方面发展。他从不怀疑身负重大的使命，但是，他仍然不能确定这个使命到底是什么。

他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去鼓励自己争取医生的资格。他崇拜的许多科学家，大多数都得到了医学博士学位，而却不一定都开业行医。此外，他还考虑到他个人的名誉——很多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而且怀疑他是否能通过大学毕业考试。

但弗洛伊德通过了考试。1881年春天，他在感人的毕业典礼中接受了学士学位。他的家人都出席了。

资料链接

维也纳大学维也纳大学坐落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始建于公元1365年，是奥地利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也是德语区国家最老的大学之一，是27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母校，也是奥地利最大的大学，欧洲最大的大学之一。大学有80多处校舍，分散在维也纳各区。维也纳市立医院——这一世界著名的现代化医院也隶属于维也纳大学。大学的雏形最初在1365年3月12日由公爵鲁道夫四世和他的兄弟阿尔伯莱希特三世及利奥波德三世创建。它是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二所大学，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二所德语大学（第一所是布拉格大学），最初开办时是仿照巴黎大学的模式。1383年维也纳大学经营不佳，由鲁道夫四世的弟弟和阿尔伯莱希特三世捐款，改革校内行政，成为东部德语地区一流的大学。维也纳大学目前拥有8个系，共设110多个专业：动脉学、非洲学、古代史和古代文化学、古犹太哲学和中东考古学、英国语言和文学、美洲学、阿拉伯学、天文学、企业管理、植物学、遗传学、人类生物学、微生物学、生态学、古生物学、动物学、生物学和地球学、生物学和商品学、古希腊学、生物化学、化学、食品化学、德国哲学、地质学、矿物学和结晶学、石油学、营养学、匈牙利语、法语、地理学、经济学、地图学、宇宙研究和宇宙规则、历史、历史和社会学、营养学、信息学、国际企业管理、意大利语、艺术史、数学、医学、地球物理学、气象学、音乐学、教育学、音乐教育、药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物理、政治学、心理学、新闻和传播学、大众传媒、传媒艺术、人文学、统计学、普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戏剧学、翻译教育、比较文学、国民经济等。维也纳大学有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的约87000名国内外的莘莘学子，这里约有1万名专职教授、客座教授、助理教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水平之高，使其成为奥地利最大的高等教育学府，也是世界上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多元化巨型学府和科学殿堂之一。维也纳大学拥有悠久的历史、严谨和积极进取的学风，曾为世界输送了大量的政界风云人物、科学巨匠和艺术大师。如：奥地利政治家、前总理和总统伦纳；前联合国秘书长、奥地利共和国前任总统瓦尔德海姆；历史学家、奥地利前总理西诺瓦茨；物理学家多普勒；遗传学家孟德尔；精神分析创立人弗洛伊德；病理和免疫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兰茨泰纳；德国生物学家贝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丁格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维也纳大学是中欧和多瑙河地区繁荣的学术研究中心、欧洲的科学“麦加”，是培养精英和巨匠的摇篮之一。

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主要奠基人。1809年2月12日生于英国什鲁斯伯里，1882年4月19日卒于英国肯特郡。183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同年12月27日参加英国海军贝格尔军舰环绕世界的考察航行，先在南美洲东海岸的巴西、阿根廷等地和西海岸及相邻的岛屿上考察，然后跨太平洋至大洋洲，继而越过印度洋到达南非，再绕好望角经大西洋回到巴西，最后于1836年10月2日返抵英国。回国后，他在多病的情况下坚持整理了考察中收集的大量资料，陆续发表了有关生物学及地质学的考察报告。这5年的旅行考察促使他思索物种起源的问题。他研究了各方面的大量证据，逐渐认识到，形形色色的物种实际都是由共同祖先进化而来的。他通过植物栽培和家畜驯养的事例，感到进化的原因可能是大自然对生物采取了类似的选择方式——去劣存优。他还注意到，生物界中普遍存在着个体差异；适应环境的物种可以孳生繁衍，不适应的则可能灭绝。他又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得到启示：每一物种均有巨大的繁殖力，但存活者只占极少数，这说明自然界中存在着剧烈的生存竞争，这种竞争造成大量死亡，从而维持了种群数目的相对稳定。经过多年的探索，他逐渐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进化思想：生物界本来就存在着个体差异，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物种所保留的有利性状在世代传递过程中逐渐积累，经过性状分异和中间类型消失便形成新物种。1859年11月24日他的《物种起源》出版了，书中详细介绍了他20年来收集到的丰富证据，充分论证了生物的进化，并明确提出自然选择学说来说明进化机理。书出版后迅即售完，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进化论的出现使生物界的种种现象都得到一个统一的解释：生物的一致性可以用共同祖先来说明；物种的多样性则完全是进化适应的结果。进化论的出现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它猛烈冲击了当时支配思想领域的神学观念。老年时期的达尔文

涉足精神病研究

人生就像弈棋，一步失误，满盘皆输，这是令人悲痛之事；而且人生还不如弈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可能悔棋。——弗洛伊德

与玛莎订婚

他生命的转折点是1882年的夏天，在完成了早先的小龙虾研究之后，他继续在研究室里做一些例行的工作。弗洛伊德在他简短的自传里有所叙述，但是不太完全。他写道：“1882年是关键性的一年，我最尊敬的老师纠正了我父亲那种很高尚但不实际的观念；由于我的经济情况不佳，他更极力劝告我放弃理论的追求。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学研究室，进入总医院工作。”

弗洛伊德故意省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已经坠入了爱河。他知道研弗洛伊德和玛莎·柏纳斯究工作不可能提供给他足够的结婚费用，于是，他很勉强地开始抓住必须两三年才能获得的临床经验，以便在医院拥有薪水优厚的职务，或者自己开业行医。

1882年春天，他仍住在家里。每天晚上从研究室回来，只和家人打一声简短的招呼，便回到他那狭长的书房里。后来他干脆搬到医院的宿舍去，周末才回家，一回到家就和陪他一起来的朋友们进入书房。他的大妹妹后来遗憾地说：“大家都以为，家里的五个年轻女孩子对于这些年轻人总会有一些吸引力！但是，他们对于娱乐的兴趣似乎比和我们博学的哥哥讨论科学的兴趣更低，竟连正眼都不瞧我们一下就进入他的书房！”

弗洛伊德似乎对妹妹们的朋友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但在1882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回到家里，发现一个年轻女孩子正在削着苹果和家人聊天，他没有直接走进房间，而加入了她们的谈话。

这位访客是玛莎·柏纳斯，21岁，德国籍的犹太人，全家于1869年迁到维也纳。她的父亲柏曼·柏纳斯在1879年去世，家里的责任就落在他的儿子艾里身上。艾里成了他两个妹妹——玛莎和明娜的监护人。

柏纳斯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家族，19世纪40年代玛莎的祖父曾经担任过汉堡犹太教会的领袖。柏曼·柏纳斯在世时是一个商人，他的遗孀和子女显然比弗洛伊德家富有。

玛莎·柏纳斯身材纤细，很有自信。她那黑而长的头发紧紧地向后梳，衬出她的瓜子脸。她很善解人意。她内心里虽不赞同弗洛伊德的宗教观和精神分析研究，但却一直很谨慎地保持沉默。她迅速地许身给对她一见钟情的年轻人弗洛伊德。

虽然弗洛伊德对他的妻子一辈子忠诚，但是他们的婚约也曾遭遇暴风雨的侵袭，偶尔也会在他的顽固与不可理喻上触礁。玛莎有仰慕者和自己的朋友，她的未婚夫几乎对那两种人都同样地妒忌。有人以为，弗洛伊德这种态度将会影响到他对艺术家作精神分析时的观点。他们在相识那年的6月中旬订婚，弗洛伊德1个月以后就到维也纳的总医院工作，在那里度过了3年时间。他经常坐的那张桌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块座右铭，是圣奥古斯丁的名言：“如果怀疑，就立刻去求证。”在那段时间里，和玛莎结婚是他所有希望和野心的寄托。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急切地寻找着使他加速爬升的阶梯。维也纳总医院很适合他这种有雄心的人。它占地25英亩，病房里经常有弗洛伊德的妻子玛莎·柏纳斯3000名以上的病人，不仅有来自维也纳和奥地利最偏远的地方的，甚至有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在别的地方可能一辈子难得一见的病例，在这里却是司空见惯。对于一个胸怀大志的医生来说，在欧洲很少有比这里更能使人获得丰富的临床经验的地方。

接触精神病理学

弗洛伊德和诺斯纳格见面时，带着他自己出版的报告和医院里精神病学部主任梅纳特教授的介绍信。诺斯纳格看了这些后，对他印象非常好。1个星期后，弗洛伊德就被派到诺斯纳格的部门，待了6个半月，于1883年5月，加入梅纳特的精神医学科，前2个月在男病房，后3个月在女病房。10月，他转入皮肤科，后来又转入神经科，一直待到1885年夏天他离开总医院。

在梅纳特的精神医学科的5个月，是弗洛伊德在总医院中获益最多的一段时间。他的美国翻译家朋友布劳尔指出：“如果他自己去摸索精神医学，一定会失望。可能早已经回到他原先打算研究的法律上去了。”5个月即将结束时，弗洛伊德去拜访布劳尔说：“我应该集中精力成为一个精神病学专家呢，还是应该朝一般医学上求发展？”他显然比较喜欢专攻精研，但是他知道那样一来会把自己局限在维也纳；而一般医学的机会就多得多了，能使他早日有能力结婚。布劳尔的意见是要他先不要那么早做决定，而是慢慢考虑真正能吸引他的学科，然后再去专攻，并且要他接受终究必须要做普通医生的事实。约瑟·布劳尔博士（1842～1925）拜访布劳尔后的第二天，弗洛伊德申请转到神经科。1884年元旦终于正式加入。不久，因为有两位医生被派去奥地利边境扑灭霍乱，他便被暂时委任为主治医师，负责管理100多个病人、2个护士和3位医生。

弗洛伊德曾经写道：“那时候，在维也纳的医学界很少有精神医学方面的专家，研究资料和文献分散在医院的许多不同部门里，没有令人满意的学习机会，我们不得不自己摸索前进……远方有沙考医生（巴黎沙比特里尔精神医院的吉恩·马丁·沙考博士）的大名在闪烁，因此我想好了，首先要设法获得在维也纳大学当脑神经病理学讲师的职务，然后再到巴黎去继续深造。”

但是在接触沙考以前，弗洛伊德的兴趣被一个德军春季演习的实验报告所吸引。阿森布兰德博士用可卡因——从古柯树的叶子提炼出来的兴奋剂，来治疗衰竭的士兵。虽然可卡因在南美洲普遍地被印第安人使用，但在欧洲却一向被忽略，直到后来才被苏格兰的医师克里斯特生拿去做实验，结果竟使年老的他“比任何人更能走路、跑步和爬山”。阿森布兰德首先认真地试验这种药，发现“巴伐利亚的士兵，因为过度辛劳而疲惫不堪，但是用了可卡因以后，就能精力充沛地参加演习和行军”。

弗洛伊德在《德国医药杂志》上读到了阿森布兰德的研究报告，便下定决心推展这种鲜为人知的药。

在1884年1月底以前，他自己证实了阿森布兰德博士的结果。接着开始将可卡因赠给朋友、同事和病人，自己也重复地做实验。

除了做实验外，弗洛伊德同时尽可能地阅读所有关于可卡因的资料。他把结果归纳起来，在1884年7月发表了一篇报告，叙述可卡因早在原始民族间就开始使用，然后才传到欧洲的历史。接着他讲到可卡因在动物和人类身上的效果和他自己实验的结果。他的结论是：“可卡因可作为兴奋剂使用，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一段短时间内可加强体力，并且保存一些力量，以备将来的需要，而且它还具有麻醉效果。”

报告写好以后，他开始准备等待已久的旅行——到温斯柏克去和玛莎会面。他已经整整1年没有见到她了。当他9月初离开维也纳时，脑子里只有如何能早日见到她的念头。

弗洛伊德又继续服用可卡因1年多，没有什么副作用，于是可卡因被作为局部性的麻醉药，而且稳定地发展着。但是，慢慢地，人们发现可卡因比其他药剂更容易使人上瘾，而且更具有危险性。无可避免的，反对可卡因的运动出现了。最著名的批评者是尔仁梅耶博士，他在1886年5月说：他很庆幸自己没有推荐可卡因为戒除吗啡的药。后来他形容可卡因是“人类的第三祸害”——第一是酒精，第二是吗啡，于是弗洛伊德受到的攻击越来越多。

1885年9月，弗洛伊德成为大学里的讲师，得到了一笔旅行津贴，可以支付渴望已久去巴黎拜访沙考的路费。并且他决定冒险——在赴法国以前辞去总医院的职务，回国后自己开业行医。

弗洛伊德从维也纳大学的神经学系教授莫里兹·班尼迪克特那里得到了一封给沙考的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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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卡因可卡因，其化学名称为苯甲基芽子碱，是最强的天然中枢兴奋剂。可卡因一般呈白色晶体状，无臭，味苦而麻。可卡因的原料为“古柯”。古柯为灌木，是美洲大陆的一种传统种植作物。古柯产地的人滥用的是古柯叶和古柯浆，而其他地方滥用的是可卡因。古柯树叶嚼起来虽然是苦的，但为当地的人们所喜爱。他们认为古柯可以使他们增加力量、驱除饥饿、减轻痛苦。因为古柯是一种高热能植物，每100克古柯叶中含热量1275焦（305卡路里）。当地人称古柯叶为“圣草”或“绿色的金子”。一个时期以来，美洲许多的成年男子习惯于咀嚼古柯叶，以减轻饥饿感和疲劳感。可卡因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一定的兴奋作用。兴奋初期，滥用者产生快感，感到飘飘欲仙、舒适无比，表现为洋洋得意、十分健谈。用药后的兴奋作用，产生了消除疲劳的感觉。这类兴奋感觉只能维持半个小时左右。随之以后，它对身体的抑制效应便出现了。吸食者为了恢复初期的体验，往往再用第二剂……乃至每10分钟使用一次，以维持“瘾劲”不致衰落。周而复始，剂量越用越大，使用越来越频繁，最后把吸食者带到毁灭的深渊。小剂量的可卡因能导致心律缓慢。剂量增大后则心律增快，呼吸急促，可出现呕吐、震颤、痉挛、惊厥等现象。如果大剂量使用，则可导致死亡。仅一剂70毫克的纯可卡因，可以使成年人当场丧命。可卡因

师从精神病名医沙考

弗洛伊德在温斯柏克很愉快地和玛莎度过了6个星期。1885年10月11日，他向巴黎进发，开始在吉恩·马丁·沙考的门下进修，发展自己的伟大事业。

他在10月13日抵达法国的首都巴黎，投宿在拉派艾克斯旅社时，发现玛莎的信已经寄来，于是马上回信。他觉得巴黎令人眼花缭乱，很想念玛莎，希望她能陪在自己的身边。他每隔一天写一封信——开始时比较勤快，后来也就疏懒了。

接下去的日子里，他尽力去适应环境，四处找比较便宜的住所，晚上又去戏院看戏，希望法文会有进步。

10月19日，弗洛伊德觉得各方面都准备妥当了，就去沙比特里尔医学院。但是他出门时忘了带班尼迪克特为他写的介绍信，于是决定再等一天才去见沙考。他开始想念维也纳的家，思念着玛莎，而且极度沮丧。他后来写道：“除了某些主观和科学上的利益，我对于居留在这里不敢有很高的期望。因此，不要对我过分苛求。”

但在24小时之内，事情全都改变了。10月20日，弗洛伊德进入了沙比特里尔医院的大门，开始了改变他前程的4个月生活。

沙比特里尔医院建造于法王路易十三世当政时，最初是乞丐、妓女和疯人的收容所，后来是巴黎最大的妇女救济院。1850年以后，它容纳了四五千人，但仍然不像一家医院，而极像恐怖的“疯人院”，但是沙考开始改革它。他被聘为复健部的主任医师后，在里面增加了教育和训练单位，以及许多实验室，并设置了癫痫症和歇斯底里症病人的病房。在1885年，他把这个机构变成了欧洲最著名的神经病理学研究中心。

弗洛伊德抵达沙比特里尔医院时，医生和门诊病人正在闲谈，他注视着正在为病人看病的沙考第一助手派里·马力，周围还有一群客座医生。10点钟时，沙考便来了。

沙考有着运动员般的胸膛和牛一般的脖颈，他的相貌令人难忘。他的皮肤很白，胡须刮得很干净，额头很低，眼睛冷静澄澈，鹰钩鼻，敏感性格者的嘴唇，很像一个古罗马帝国的国王。他生气时，眼睛发出稍稍令人觉得可怕的闪电光芒，看过他这种眼神的人绝对忘不了。他的声音带有权威性，语气严厉且经常是辛辣的。

那天早上，看完所有的门诊病人后，沙考叫弗洛伊德走上前来，看了看班尼迪克特介绍信上的签名，便邀请弗洛伊德陪他巡视医院。

那天晚上，弗洛伊德写信告诉玛莎说，每件事情都比他预料中的好。派里·马力向他保证，他会得到必需的材料以便开始工作，沙考自己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同事，要求他供应儿童的脑子，以便弗洛伊德研究他们病发后的萎缩和退化症状。

弗洛伊德还没有到沙比特里尔医院以前，曾考虑是不是应该选择柏林作为研究的地方，因为这样他星期天便可以和玛莎在一起了。但是他很快地就打消了那个念头，那天晚上他回到住处后，就把他的高兴事写信告诉了在温斯柏克的玛莎。

每星期一，弗洛伊德都参加沙考向他的病人所做的公开演讲会；每星期二，他很有兴趣地观察那些被带来给医院助手检查和讨论的门诊病人；每星期三，沙考巡视病房，在他的监督下，弗洛伊德仔细地观察和检查病人，并注意听沙考对他们所做的诊断。

现在，弗洛伊德的兴趣正在改变中。尽管沙比特里尔的每个人都帮助他，但12月初他就决定放弃实验室的工作。事实上，他在翌年的头几个星期里曾短暂地又回到实验室，他在写给玛莎的长信中说：“回维也纳时，我要选择解剖的工作。”

弗洛伊德只对沙考的工作观看了1星期左右。他虽然专注于生理学的工作，但逐渐地对心理学也产生了兴趣。

概括地说，吸引弗洛伊德注意的是神经性病症。精确地说，是歇斯底里症。1885年时，一般人仍然认为，神经性疾病仅仅是神经系统功能受阻碍的结果。医学家认为，这些病症几乎会以任何征兆表现出来，而这些复杂的征兆不是解剖后就能知道的。大多数的医生极少花时间在这问题上，而且许多人视它为无须热心研究的主题。至于歇斯底里症，有些人仍然承袭了希腊人的看法，以为其原因是子宫的功能失调，基于这种说法，似乎唯有女人才会生这种病。但是，早在17世纪，却尔斯·里波斯就宣布歇斯底里的成因在脑部，因此男人和女人一样，都可能患上这种病。事实上，歇斯底里症发生在男人身上的情形也不少，而且在18世纪和19世纪，其数目还在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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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斯底里症歇斯底里症又称癔病。由精神刺激或不良暗示引起的一类神经精神障碍。大多发病突然，可出现感觉、运动和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或短暂的精神异常。患者具有鲜明的情感色彩，检查不能发现相应的器质性改变，在症状的发生和治疗当中，暗示和自我暗示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歇斯底里早在古希腊时代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已有记载。“hysteria”一词，起源于“hystero”，即子宫。当时认为本病与子宫有关，是一种妇女独有的疾病，是由于性的过度刺激或压抑所致。中世纪时，西欧宗教迷信盛行，当时把此病患者看做是魔鬼附体或女妖。却尔斯·里波斯指出此病的发病机理在脑部而不在子宫。沙可将此病的症状学进一步系统化，指出此病的症状可由催眠引起或消除，并强调遗传体质因素与此病发生有关。让内对歇斯底里的症状作了心理学解释，认为患者的意识障碍是由于心理综合作用的破裂所致，即“心理分离”，将本病的感觉脱失、瘫痪或遗忘等症状解释为由于相应的精神功能从意识中分离出去的结果。1895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发表了《癔病的研究》，用性心理被压抑和潜意识的冲动等概念解释癔病的发病机理，并提出了转换性癔症的概念。也就是说，那些为超我所不允许的愿望受到压抑，而这种压抑并不完全成功，于是，那些愿望采取伪装的形式，通过转换或转化而成为症状。症状的性质和发生部位具有象征性意义，使受压抑的愿望得到部分地满足，或缓和超我和被压抑愿望之间的情感矛盾。甘塞尔描述了甘塞尔综合征、假性痴呆和童样痴呆，并把它们和歇斯底里症连在一起。巴甫洛夫学派从高级神经活动病理学观点出发解释本病的发病机理。巴甫洛夫把神经系统分为3个系统：皮质下系统、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而歇斯底里症患者第二信号系统是弱的，故受其控制的第一信号系统和皮质下系统的活动相对地增强。第一信号系统的机能与具体形象的感知有关，皮质下部位与情绪活动有关，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皮质下系统机能增强，表现为患者情感强烈鲜明，又因第一信号系统处于摆脱抑制状态，因此患者形象性思维突出，且具有生动、丰富的幻想。以上机理可解释歇斯底里症患者的性格特点。歇斯底里症患者在强烈的精神因素影响下，大脑皮质进入抑制状态，而皮质下出现摆脱抑制，所以在临床上可见情感爆发及痉挛发作现象。如果大脑皮质的抑制过程向皮质以下部位扩散，可产生深度抑制状态，以至“不动”，形成歇斯底里性木僵。大脑皮质容易产生诱导抑制现象，是歇斯底里意识范围缩小的病理基础。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皮质机能较弱，原来的兴奋灶也较弱，因此旧的兴奋灶容易被新的、当前的刺激所抑制，故当前只有新的刺激所产生的兴奋灶在活动，由此可解释歇斯底里症患者为何易于接受暗示性。中国古代医籍中记载的“脏躁”、“奔豚”、“薄厥”，大多为歇斯底里症表现。

沙考不久就发现，歇斯底里者的各种症状，可以分类为不同的组别，每一组都有它自己的因果规律，因此可以辨明各个阶段的歇斯底里症状。

谈到这种病的成因，沙考相信，一次引起心理上损害的偶发意外，可能就是歇斯底里的触因，而它的发展则是因为大脑里的遗传因子损害引起。

不论后人对沙考的评价如何，他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令弗洛伊德深受感动，也引导着弗洛伊德走向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若无沙考的指导，弗洛伊德日后能否发现精神性疾病与肉体的痛楚的关联，就令人怀疑了。

1884年12月中旬，弗洛伊德写信给沙考，把他的法文讲演词翻译为德文。为了证明他的德文文体的优美，他引述了他以前曾翻译过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作品。

两天以后，弗洛伊德写信告诉玛莎，沙考不但同意他翻译一卷，甚至将尚未出版的另外一卷论文也交给他翻译。他告诉她说：“这是极令人满意的事，这一定会使在德国的医生和病人都知道我。我花几个星期的时间，甚至付几百基尔德都是值得的！何况我还有几百基尔德的稿酬呢。”

沙考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毛遂自荐，并同意他翻译两卷文献后，就把他带进了一个新的社交圈。那是每个星期二的晚上，在沙考的家里，为巴黎各界名流举行的招待会，出席的人都颇有来头。

弗洛伊德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招待会，紧张得不行，只好服用可卡因来壮胆。他写信告诉玛莎：“我的服饰很整洁，只不过我把那条倒霉的白色领带，换成一条从汉堡买来的漂亮黑色领结。这是我第一次穿燕尾服，我为自己买了一件新衬衫和白色手套，因为旧的手套已经不太好了。我理了发，把我杂乱的胡须修剪成法国式。这一天晚上我花了14法郎，结果，我的仪表非常好，别人对我的印象很不错。我喝了啤酒和咖啡，抽起烟来也很潇洒，感到非常自在，没有出任何差错。”据他自己说，那晚，他曾一度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他骄傲地报告说：“这些都是我的成就（或者是可卡因的成就），使我非常满意！”

弗洛伊德在巴黎的时候，几乎一天写一封信给玛莎，很生动地描绘出一个与维也纳截然不同而令人兴奋的都市生活情况，并流露出急切希望受人注意的心情。而且当他发现沙比特里尔医院的来宾都已听说过他的关于可卡因的报告时，感到非常高兴。他的自信心与日俱增，并从自信迅速膨胀成自大。他大言不惭地对玛莎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的成就会比诺斯纳吉尔大，我认为我比他优秀！”19世纪末的巴黎

不到1个月，弗洛伊德就在回维也纳的路上了。他经过柏林，在亚多佛·贝金斯基的诊所里，继续研究儿童的精神异常症。他对玛莎说：“只要他们的脑子没有疾病，这些小家伙实在是很可爱。但是他们一得病，就令人惋惜了。我想我不久后就可以在儿童医学上求发展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

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就把精神集中在沙考的工作上，研究他曾经在沙比特里尔医院目睹的特别景象和它们的应用。他现在已经30岁了，尽管在维也纳有了一些从医经验，但他目前对精神病学仍只有最起码的接触。乍看之下，他似乎不足以胜任现在所要从事的医务工作，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所需要的是传统训练的稳定基础，以迎接摆在他面前的漫长岁月。

个人开诊所

弗洛伊德体会到：对歇斯底里症的了解，是开启人类思维谜团的钥匙。他准备在维也纳开办自己的精神病诊所。开业时采取革命性的新态度。但是，他得先为同事们准备一份报告，叙述他在巴黎和柏林的所见所闻。3个星期之后，他就完成了一份12页的报告。文中，他直言不讳地说在梅纳特门下学习以后，发现已不能在任何德国大学里学到真正的新东西了。紧接着，他强调以梅纳特为代表的德国学派，与沙考领导的法国学派的不同。他说：“我认为，法国的神经病理学派，似乎推陈出新，呈现出特殊的工作模式。此外，他们还为神经病理学揭开了新的曙光。这些都值得德国和奥地利的科学工作者模仿。”

医学博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维也纳大学神经病理学系的讲师，开始执业了。这是1886年4月份的事。他的诊所设在拉瑟斯街7号。他宣布开始门诊的第一天，竟然是复活节。那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开张日子，因为它是一个公定的假日，各行各业和政府机关都不办公，甚至城市里的每个急诊处都没有人值班。一年之中，除了圣诞节之外，这一天是最不适合一个医生开业的。有许多人猜测，他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或许是因为他极不喜欢天主教教会。

弗洛伊德的前途并不被看好。他的医学技术还不成熟，还不是著名医生，而且也没有什么资本可以帮助他度过营业上的淡季。此外，他浪费了许多时间迂回地进入医学这一行。他曾涉足药剂学、医事技术和小儿科疾病。如果他在任何地方曾显示出聪敏的火花，那也似乎只是昙花一现。虽然他现在专攻神经病理学，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在维也纳一展所长，可是不久后他却偏重于使用那种令医学界同事不信任以及病人不接受的诊疗方法。

他的犹太人身份对他也有影响。自从1873年财政危机以后，反闪族人的情绪不断地滋长着。弗洛伊德开业的前几年，在维也纳以东40英里的普力斯堡，就发生过反犹太人的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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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闪族主义闪族人，又称闪米特人，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是中东印欧人的一个分支。相传诺亚的儿子闪即为其祖先。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北非的大部分居民，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尽管人口遗传学与历史学上使用“种族”这个字眼有着众多的争议，闪米特这一语族的定义却很明确，包括古代的阿卡德语跟其延伸的两种方言所分化的语言——亚述语和巴比伦语以及现代的阿拉伯语、阿姆哈拉语、亚拉姆语、希伯来语和马耳他语等。因此，所谓的反闪族主义就是反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主义。其中包括宗教、国家及种族的成分。犹太人在历史上一直受到其他民族的反对。除了群众仇视的情绪之外，反闪族主义更以不公平的立法、驱逐，甚至屠杀的方式出现。

刚开始，他想先在维也纳开业2个月试试看，如果失败了，可能会移居到美国。他后来回想到和玛莎一起时的情形说：“我们两个人都一无所有，更确切地说，我有一个人口众多而又贫苦的家庭，而玛莎只从她叔父那里继承了3000多块钱的财产……”除了打算移民美国，他还想投奔到英国的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那里，或者搬到奥地利的小镇上去。他对维也纳已没有什么特别的留恋。可是他的想法终归是一时的动议，最后他还是留在了维也纳。几乎没有多少同事能想象得到，这个30岁雄心勃勃的医生，竟然会在奥地利的首都执业超过半个世纪。

5月份时，弗洛伊德向生理学学会演讲催眠术，他对玛莎严肃地说，月底时他还会在精神治疗同业会以及医学会作同样的演说。他说：“现在，维也纳已经战云密布了。”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不止一场的战斗在进行了。那些批评弗洛伊德不应提倡催眠术的人，不久又抓住了另外一个把柄。5月底，尔仁梅耶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再度警告使用可卡因的危险，并且对弗洛伊德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青年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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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术催眠术（源自于希腊神话中睡神Hypnos的名字）是运用暗示等手段让受术者进入催眠状态以产生神奇效应的一种方法。催眠是以人为诱导（如放松、单调刺激、集中注意、想象等）引起的一种特殊的类似睡眠又非睡眠的意识恍惚心理状态。其特点是被催眠者自主判断、自主意愿行动减弱或丧失，感觉、知觉发生歪曲或丧失。在催眠过程中，被催眠者遵从催眠师的暗示或指示，并作出反应。催眠的深度因个体的催眠感受性、催眠师的威信与技巧等差异而不同。催眠时暗示所产生的效应可延续到催眠后的觉醒活动中。催眠状态也可由药物诱发，分为自我催眠与他人催眠。自我催眠由自我暗示引起；他人催眠在催眠师的影响和暗示下引起，可以使病人唤起被压抑和遗忘的事情，说出病历、病情、内心冲突和紧张。催眠还可以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即催眠疗法）减轻或消除病人的紧张、焦虑、冲突、失眠以及其他的身心疾病。在中国，可以说“催眠”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在《内经》中就有提及。古代的“祝由术”，宗教中的一些仪式，如“跳大神”等都含有催眠的成分，只不过当时多是用来行骗的，或是一种迷信活动。在欧美，很早就有人倾力研究催眠。记录较早的是18世纪在巴黎，有一位喜欢心理治疗的奥地利医生麦斯麦尔的“催眠”。他能够通过一套复杂的方法，应用“动物磁力”治疗病人，其中包括能使病人躺在手臂上面。并用神秘的动物磁气说来解释催眠机理，按现代理解那就是一种暗示力。据传法国政府准备出很多钱购买他的治疗方法，但他都不肯。后来，一位苏格兰医生布雷德对该现象发生了兴趣，发现该现象能够给手术病人引起麻醉，于19世纪提出“催眠”一词，并对催眠现象作了科学的解释，认为是治疗者所引起的一种被动的、类睡眠状态，并借用希腊文“hypnos”（即睡眠的意思）一词改为“hypnosis”（催眠），使得催眠术得到一定应用，至今一直沿用这一术语。后来，苏联生物科学家巴甫洛夫带领一班人多年系统深入研究，催眠有了长足的发展，催眠真正成为一门有理有用的应用科学。现在，在很多国家有名望的大学、医院里，都设有催眠研究室，并积极开展着把催眠应用于医学、教学、产业等领域的可行性研究。

弗洛伊德很快发现，招来众多敌人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赞成使用催眠术。在刚回到维也纳时，梅纳特曾应允弗洛伊德使用自己诊所里的设备。但是当梅纳特知道弗洛伊德将继续使用催眠术时，就变了卦，并直截了当地表示不再欢迎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就在这种不被理解纷至沓来、心神不安的气氛下，开始一步步地建立他的事业。最初的几个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形，是来自他寄给在温斯柏克的玛莎的书信——正如我们想象的，他有各式各样的病人，但绝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特别感兴趣的精神病。不过，至少在秋季时，他的兴趣都集中在歇斯底里症的治疗上。他在1886年10月13日写信给卡尔·库勒说：“如果你想要送我一个我急需的东西，我希望是一台视野测定器。因为对一个以研究歇斯底里症为主的医生来说，如果没有视野测定器，我们就不能放手工作了。”

尽管他专注于这一方面，但也非常高兴有更多的普通病人。因为，如果他的精神病研究尤其是歇斯底里症的工作不能收到预期效果，他还可以从普通病人那里获得生活保障。

有时候，候诊室里坐满了病人，不过他曾向玛莎诉苦说：“大部分人都付不起钱。”有些时候，他显然拮据得狼狈不堪。他写道：“我正在这里一分一文地计算时，又被请到遥远区域去为一个熟人看病，当然是没有报酬的，我光是走路就花了2个小时，因为我没有钱坐车。今天也是一样，当我回到家，看到有人留下一张字条，要我赶去急诊，当然，我必须搭车去。这样一来一往我一连三天节省下的晚餐钱就报销了。”但是在给卡尔·库勒的信中，他却描述出截然不同的乐观景象“无论如何，事情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好得多，我不想推测到底这是布劳尔之助，还是沾了沙考的光，或者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杰出的人。我在3个半月中赚了1100块钱。我想，如果情况继续好下去，我就可以结婚了。”

就在这时候，玛莎又得到了另一份遗产。因此，他们两人有勇气定下结婚的日子了，并预定在德国举行婚礼。弗洛伊德本来打算，只要公证的仪式就够了，但是玛莎提醒他说：“虽然在德国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就过得去，但是奥地利法律规定，必须举行宗教式的婚礼。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回到维也纳定居时，政府是不会承认我们已经结过婚的。”

弗洛伊德对宗教仪式深恶痛绝，但是后来却被新娘的舅舅伊利亚斯强迫，进行了犹太人的正统婚礼仪式。

弗洛伊德和玛莎·柏纳斯相恋4年，他们忍受了4年分离的痛苦，终于迎来了洞房花烛夜。公证的仪式于1886年9月13日在温斯柏克的市政厅举行，第二天是宗教结婚仪式，弗洛伊德依照古希伯来的新郎规矩行礼，然后新婚夫妇去度了2个星期的蜜月。

这对年轻的夫妇，在新婚生活的最初几个星期里，不得不面对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缺少金钱，而弗洛伊德在新居第一天执业时，没有足够的椅子给病人坐，玛莎只得到地下室向邻居借来。

毫无疑问，他们夫妻生活得很快乐，但是仍有一些小问题，其中一件就是弗洛伊德不喜欢某些犹太人的规矩。玛莎的一个亲戚后来写道：“我记得很清楚，玛莎告诉我说：弗洛伊德在他们婚后的第一个星期五晚上，不许她点燃安息日的灯，这是她一生中颇感懊恼的事情。”

他们的婚姻可以印证一句话：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女人在支持他。身为女主人，她完全依照他的职业要求来理家，她对于精神分析所持的态度是：忠诚地隐藏住她的怀疑，只是轻描淡写地对一个访客发出无关痛痒的牢骚。她说：“你真的相信一个人可以用精神分析对待小孩子吗？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不知道我的丈夫对于他的研究如此认真和执著，我就会认为精神分析是弗洛伊德和玛莎一种淫秽的东西！”她建立起他非常喜欢的家庭，并默默地做一个顺从的妻子。弗洛伊德晚年时，仍认为那是任何一个成功的妇女命中注定的角色。

同年10月15日，弗洛伊德向一群听众包括维也纳杰出的神经病学专家发表了《论男性的歇斯底里症》的演说。这时候，关于“歇斯底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心态的来源”这方面。这个观念已经为许多英国医生所接受，也受到了沙考的支持；但在德国和奥地利却被人议论纷纷。弗洛伊德特意选择这个时机来宣读他的论文。

他开始叙述他在巴黎的求学经验，接着详述一个歇斯底里症的病例：一个病人从建筑物的脚手架上摔下后，有一只手臂麻痹了。后来被弗洛伊德证实，这个受伤很重的男性歇斯底里症者，是由于精神上的打击而麻痹的，而非身体上的伤害。

弗洛伊德说：“这次大家都为我鼓掌，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兴趣……不久以后，我被排除于脑解剖的实验室外，没有人再邀请我去演讲。从此我退出了学术界圈子，不再加入知识分子的集团，长达20年之久。”

恩斯特·钟士以很礼貌的词句说明弗洛伊德演讲的某些地方给人含糊不清的印象，而弗洛伊德宣读他的论文后不到3个月（即翌年2月16日）就有7位地位崇高的会员推荐他加入学会。1887年3月18日，他当选为会员，直到50多年后他离开维也纳到英国，一直没有退出。

维也纳人对弗洛伊德不太关心，他们已经知道，他大胆地坚持自己是对的，但是他们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尚存观望心理。此外，由于一位法国心理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派里·珍尼特的崛起，使弗洛伊德终其一生和他打游击战。弗洛伊德于19世纪末发表研究报告以后，两人就展开关于学术地位的激烈辩论，两人彼此指责对方抄袭剽窃。弗洛伊德晚年的故事里对此比较介意，两个人到死都相信自己是无辜的。很可能两个人所说的都正确。

当弗洛伊德的事业尚在初创阶段时，在这冷漠的环境中，对他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是他结交的一位忠实朋友。这个人是弗莱斯，一位年轻的柏林医生。经由布鲁尔的推介，弗莱斯开始去听弗洛伊德偶尔在大学里做的演讲，而后两个人在1887年11月首次见面。不久就开始通信，两人一共写了几百封信，由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知道早期心理分析运动成立的经过。弗洛伊德（左）和弗莱斯（右）

弗洛伊德和弗莱斯的感情联系，至少有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他们首次见面后不久，彼此都知道对方正在研究一种容易引起争论的新观念，而且两个人都是犹太人，因此觉得不会被对方嘲笑。他们俩开诚布公地交换研究问题、假设、怀疑和希望，真是最自然不过！他们如潺潺流水般的通信，显示出两个人彼此互助的友谊。弗洛伊德承认：“我的朋友比我更有远见。”

除此之外，弗洛伊德在奋力发展事业和钻研人类思维的运作时，也极需弗莱斯的精神支持。在弗洛伊德开业的头10年，他开始缓慢而稳健地以引起争论和冒医学界之大不韪的方法，来医治日渐增加的病人，当时最需要的是别人的了解、鼓舞和支持，而这些，弗莱斯都毫不吝惜地给了他。

弗洛伊德开业的最早期，医治精神病时所使用的方法，与其说是引起争论的，倒不如说是非传统性的。方法之一的电疗法，是威汉·耳勃提出的。他是德国人，他使神经病理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耳勃为病人治疗时，把电极放在病人身体的各部分，用轻微的电流使病人产生发麻的感觉或肌肉的痉挛。另外一种电疗的方法叫做威尔米契系统，包括在床上休息、隔绝、按摩和电疗，完全以严格规定的方法进行。

1887年年底，弗洛伊德沉醉于催眠术。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威尔米契系统。偶尔，他两者并用，以辅助心理治疗的不足。他解释说：“这样对我有好处，一方面可以避免在心理治疗中病人以为我乱出花样而产生不良印象；另一方面免除了平躺式治疗的烦闷，使病人不致陷入白日梦的习惯中，这是屡屡可见的事实。”

弗洛伊德最初所使用的催眠术，是模仿沙考的。他使一个病人昏迷，然后向他表示：当你恢复到正常知觉时，某些症状就会消失。但是，不久以后弗洛伊德又使用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他要求病人回忆症状是在何时首次出现的。

这种方法源于19世纪80年代初期，由布劳尔主治的一个病例。他们师承的关系是如此的直接，以致许多年后，弗洛伊德在美国的克勒克大学演讲时曾开门见山地宣布：“如果以出现症状时的详细情景心理分析为一项成就，那么这份成就并不属于我，因为在它草创之初，我并没有参与。那时（在1880年至1882年）另一位维也纳的医生约瑟·布劳尔博士正在一个患歇斯底里症的女孩子身上使用这种方法。而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学生，正在准备毕业考试而已。”

“安娜”病例的治疗

芭莎·帕朋汉是维也纳一位犹太富商的女儿，弗洛伊德的岳父认识她。她20多岁时，患了许多奇特的神经官能症，由布劳尔治疗。她痊愈以后，在犹太人之间致力于社会工作，足迹遍及整个欧洲，终身未嫁，1936年逝世，时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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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官能症神经官能症又名神经症或精神神经症。它是一组精神障碍的总称，包括神经衰弱、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躯体形式障碍等。《中国精病人芭莎·帕朋汉女士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Ⅲ）中对神经症的描述性定义为：“神经症是一组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恐惧、强迫、疑病症状或神经衰弱症状的精神障碍。本障碍有一定人格基础，起病常受心理社会（环境）因素影响。症状没有可证实的器质性病变作基础，与病人的现实处境不相称，但病人对存在的症状感到痛苦和无能为力，自知力完整或基本完整，病程多迁延。各种神经症性症状或其组合可见于感染、中毒、内脏、内分泌或代谢和脑器质性疾病，称神经症样综合征。”由于各国学者理解神经症病因学观点不一致，多年来对本症的命名、概念、分类等争议较多。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在精神病分类中删除了神经症。我国学者仍认为神经症是一客观存在的临床实体，在CCMD-Ⅲ中将神经症分为6个亚型：焦虑症、恐惧症、神经衰弱、躯体形式障碍、强迫症、其他或待分类的神经症。其共同点是：①起病常与素质和心理社会因素有关；②存在一定的人格基础，常常自感难以控制本应可以控制的意识或行为；③症状没有相应的器质性基础；④社会功能相对完好，一般意识清楚，与现实接触良好，人格完整，无严重的行为紊乱；⑤一般没有明显或较长的精神症状，病程较长，自知力完整，要求治疗。神经症是常见病，患病率相当高。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各国和调查资料推算：人口中的5%～8%有神经症或人格障碍，是重性精神病的5倍。西方国家的患病率100‰～200‰，我国为13‰～22‰。

这个病例很曲折。1880年，芭莎在侍候她病危的父亲时，手脚突然麻痹，眼睛斜视，视线严重受阻，不能吃东西，不断咳嗽，又显示出双重性格的征兆——一种是正常的，另外一种是惹人厌烦的小孩子脾气。布劳尔写道：“她的情绪变化快速，导致过度而短暂的精神兴奋，有时候严重地焦虑，顽固地反对医生们为她所做的各种治疗与努力。”

一般内科医生们认为：许多疾病都是由于聚集在大肠里的废物，使血中含毒而引起的，而治疗的常用方法是用泻药灌肠。布劳尔以为，治愈“安娜”要把困扰她记忆的东西排除于脑海之外。因此，“灌肠”这个名词就被精神医疗者堂皇地从普通医生处借用来了。

芭莎的疾病经历了4个阶段，而布劳尔在1882年6月停止了对她的治疗，也停止了诊疗报告，这与13年后的追述有些出入。早先的报告比较着重于这个女孩子在家庭中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是和母亲及兄弟之间的不和；另外还叙述了许多由“谈话治疗”所除去的各种神经官能症的细节。但是两份报告都没有充分说明病人疾病的本质。爱伦伯格博士可能说得最为中肯，他认为：她的病例类似于19世纪初期的“磁性病”，有无数人患了那一种神秘的病，包括梦游症、沉重的昏睡病和癫痫。他写道：“这种病是由于病人神话式的无知觉，再加上精神治疗者的无知鼓励搅和而成的……‘安娜’是一个不满足的年轻女人，她找不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发泄处，为追求理想的无望而挣扎。”

此外，现在有足够的事实，来评估所谓“治愈了”的矛盾报告。布劳尔在1882年6月停止治疗前的报告中说，“病人已经不再有以前所显现的那些干扰了。此后，她外出旅行了一阵子。但是，她却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完全恢复她精神上的平衡。从那时开始，她享受到完全的健康。”

中断治疗1年以后，布劳尔坦白地对弗洛伊德说：“她当时心理很失常，我真希望她死去，以便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不料，她的病情已渐渐有了改善，而且不再依赖吗啡了。”几年后，玛莎说：“‘安娜’有时来我这里，我发现她白天时很健康正常，但是晚上仍会有幻觉。”

从芭莎·帕朋汉后来成为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记录来判断，那时她的情形一定已获得了相当的改善，至少不再带给她烦恼。但是她的痊愈看起来似乎和布劳尔的治疗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不过与弗洛伊德的观察有些矛盾，而且他的观察报告之一令人感觉他对女人根深蒂固的维多利亚态度多于对治疗的判断。他说：“尽管她恢复了正常，但在某方面，她仍与正常生活隔绝。她虽然很健康，做事也很敏捷，但她总是规避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轨道。”他所指的，是她终生未嫁。

无论如何，“安娜”的暧昧不明的记录，并未影响他在心理分析历史上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敏感地觉得，布劳尔在几个病例里停止使用催眠术，意味着在治疗上将有重要的突破。

由于像“安娜”这样的病人会花去医生太多的时间，布劳尔决定不收这种病人了。就这样，弗洛伊德行医的头几年，布劳尔源源不断地把他认为太严重的和病症持续太久的病人转送给弗洛伊德。虽然弗洛伊德可以拒绝接受，但他却很少回绝，因为他的经济情况实在太差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金表送到当铺去，甚至有人传说，如果不是他的小姨明娜帮助，他送给太太玛莎的结婚礼物——一只金表，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弗洛伊德开始治疗这些病人时，第一个工作就是研究“安娜”的病例是不是一个特例。他后来写道：“在与布劳尔不间断的合作中，我仔细观察了相当多的歇斯底里症病人，从这个观点去研究他们。”

有一段时间，他继续使用催眠术诱导病人说出在正常清醒时不能回忆起的往事。1889年夏天，他特地到南锡旅行，向欧洲首席的催眠师柏汉及赖毕优特学习新方法。他甚至劝服一个病人一同去，但没有获得任何根治她的方法，柏汉也失败了。

柏汉坦白地承认，这种催眠术在公立医院中进行得很成功，但对私人诊所中的病人不大管用。

他的这番话意义重大。他实际上等于是在说：医院中的病人，大多比较穷苦或很少受教育，他们要比教育程度较高而富有的私人诊所中的病人容易受催眠。但是，如果真是如此，这就加强了弗洛伊德的臆测——可能有一种比在催眠下不断反复暗示更有效的方法，来诱导一个病人回触到深埋在心中已久的精神事件中。他沉思自问：一个病人在正常清醒的状态下，是否可能忆起遗忘已久的事件呢？

弗洛伊德把这个想法牢记在心，回维也纳时，和柏汉及赖毕优特路经巴黎，在那里参加了由沙考担任主席的生理性心理学大会和第一届国际实验治疗催眠大会。

虽然弗洛伊德不完全同意催眠术，但他仍然使用它。因为他认为那是唯一实际的方法。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他仍然用催眠做治疗的暗示，而不直接问及病源。

他现在已经处于伟大的事业边缘。但是，这位革命性的心理学新派创造者，仍然有着别的医学兴趣。他还是一位努力奋斗的犹太医生，要支持逐渐庞大的家计，名誉和财富似乎仍离他很遥远。但几年以后，弗洛伊德这个人就要引起轩然大波了——他和皇家医学会的意见相左。不过，在他看起来那似乎算不得一回事。

《论失语症》的发表

19世纪80年代，医生们认为“失语症”（包括身不由己的口齿不清，和不能了解别人语言的复杂精神失常）是某些脑叶受到损害造成的。但是这种生吞活剥的解释，并不能说明疾病的各种不同症状。在《论失语症》一书中，弗洛伊德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探索，对许多不同的症状提出了功能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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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语症失语症是指由于神经中枢病损导致抽象信号思维障碍，而丧失口语、文字的表达和领悟能力的临床综合征。失语症不包括由于意识障碍和普通的智力减退造成的语言症状，也不包括听觉、视觉、书写、发音等感觉和运动器官损害引起的语言、阅读和书写障碍。因先天或幼年疾病引致学习困难，造成的语言机能缺陷也不属失语症范畴。言语功能受一侧大脑半球支配，称为优势半球。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的优势半球位于左侧大脑皮质及其连接纤维。优势半球受损常可发生失语症。优势半球不同特定部位受损，可出现不同类型的失语症：第三额回后部是口语的中枢，受损时丧失口语表达能力，即运动性失语症；第一颞横回后部是听语中枢，损害时出现对别人的语言不能理解之现象，即感觉性失语症；第三额回后部是书写中枢，病变时无法用文字书写来表达，是失写症；角回为阅读中枢，受损时读不出文字的字音及不知其意义，是失读症；第一颞回与角回之间区域是物体的命名中枢，病损时讲不出所见的人、物名称，是命名性失语症。引起失语症的疾病以脑血管疾病最为多见，其次为脑部炎症、外伤、变性等。完全性失语时，患者完全不能用评议表达思维活动，甚至个别的字、词、音节都不能发出。多数患者为不完全性运动性失语，患者能发出个别的语音，但不能由语音构成词句，也不能将语言排列成必要的次序，以致这些评议杂乱无章，不能令人理解。有的患者可能保存下来最熟悉的一个单字、词或句子的片断及通常的感叹词，如“不”、“好”、“吃”、“坐”、“就是”、“再见”等。但患者无论如何努力也只能说出保留下来的简单词句。由于语言共济运动无障碍，患者说出词句仍有相当抑扬，密切接触者根据其语调可能理解患者表达的意思。更轻的患者往往仍有相当丰富的词汇保持不变，但由于丧失对虚词和冠词的应用，说话只能用几个主要词汇来表达，构成电报式语言。语言重复症也很多见，一个词或音节说出后，强制地、自动地重复，不自主地进入下次语言产生的过程。《论失语症》于1891年出版，大约有10年没有医学杂志理会它。但是，能出版就代表有进步。那年初，弗洛伊德35岁生日时，他父亲雅各伯在家里的《圣经》上写了一段话来纪念他儿子的成功。

然而弗洛伊德的经济情况仍然不稳定，他虽然不再像执业初期时那样贫穷，但为了摆出一个成功医生的排场，他常要多处筹钱。他很感激同事们的经济支援，尤其感到不好意思的是没钱还给布劳尔。

他一直为钱烦恼的理由之一是家中人口不断地增加。他的大女儿玛西黛生于1887年，接着1889年马丁也出生了。2年以后奥利佛诞生了，次年又生下恩斯特。接下去又有两个小孩：1893年生下苏菲，小女安娜生于1895年。这使他家的开销日益增多。

家里逐渐变得拥挤不堪。1891年，他大胆地搬了家，这个改变一半出于计划，一半也是冒险。他和玛莎首先列出必须具备的条件：他们所需房间的数目、接待病人的理想环境以及要接近学校，然后他们开始去找。起初，一直没找到。

有一天，弗洛伊德雇了一辆马车去看病人。下午诊疗后，开始在城中心漫无目标地散步。无意间他发现自己站在玛莎·弗洛伊德和女儿苏菲摄于1895年一栋建筑物的外面，那里有一幢公寓要出租。他突然觉得那屋子对他有一股巨大的吸引力，随即进去，看了后认为它很适合他家的需要，立即签下了租约。

回到家，他告诉太太已经找到他们理想的新居，位于柏格街19号，并且当天晚上就领她去看。玛莎显然很震惊，因为房子附近住的都是贫民，楼梯是石造的，又暗又陡，房间又不够多。伹她没有抗议，她知道，她丈夫不但已签了租约，而且整个心都放在那幢房子上了。弗洛伊德会选择那儿的原因非常有趣：柏格街19号是弗洛伊德的同学维克多·阿德勒以前住的地方，他们曾彼此争吵，后来阿德勒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阿德勒的姐夫布龙是弗洛伊德的朋友，大学时也住过那里。1898年摄于柏格斯街19号。后排：（左）马丁，（右）弗洛伊德；中坐者，左至右：奥利佛、玛莎、明娜·柏纳斯；前排：苏菲、安娜和恩斯特

弗洛伊德一家人很快地搬了进去。起初他们只住一幢公寓，但是1年多以后，另外又有3间房子空出来，弗洛伊德就租下它们，作为心理治疗室。

小女儿安娜出生后不久，玛莎的妹妹明娜搬来和他们同住。本来只打算住几个月，但一住就住了40多年。弗洛伊德的侄女朱迪斯写道：“虽然她从来没有负起指挥六个小孩子的大家庭的责任，但她和玛莎伯母一直维持着和谐的气氛，发号施令，使家里显得井井有条。家里的采购由她们两姐妹合办，她们总会先仔细地磋商。”这幢大楼里也一度住了弗洛伊德的妹妹罗莎，1908年她搬走以后，弗洛伊德就接着租下她的公寓。

这个家接近大学和总医院，弗洛伊德从1891年到1938年一直住在这里。从那时开始，他提倡了一个运动，并且领导着它，这使他成为20世纪最引人争论的人物。

开拓精神分析理论

在人的潜意识里，人的性欲一直是处于压抑的状态，社会的道德文明规则使人的本能欲望时刻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中。——弗洛伊德

《歇斯底里的研究》出版

10年以后，人们终于恍然大悟，承认他在发展一种治疗精神异常的新方法。在医药界里，他也因此开始获得一席之地。但他自己并不满意，认为还没有人真正赏识他的工作，只有期望于未来让他的接班人来收获他的果实了！

20世纪初，弗洛伊德准备披挂上阵了。

前途的改观与进步，不是由于财富，而是由于他孜孜不倦靠潜意识之助去采访人类思维。他宣称：这种技巧可以改善或可以除去精神病的症状，这与50年以后，以放射线来治疗癌症的情形非常相似。潜意识本身并不是新的东西，但是把它用来当做治疗工具却是一项新发明。它由布劳尔在不经意中发现，后由弗洛伊德推展用来治疗精神病。后来，人们不仅知道了它可用于治疗精神病人，而且也认识到了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更懂得了它是文学和艺术的创作源泉。

虽然潜意识的历史渊源很早，但是在弗洛伊德以前，从来没有人斩钉截铁地宣布过。所以那是个未被探索过的领域，人类想要把他们希望忽略的记忆摒弃，可是在许多情形下，那些被摒弃的记忆会转化浮现，而成为歇斯底里的烙印，进入梦中或者进入后来被称为“弗洛伊德式的失误”的日常生活里。而且最重要的是，把这些记忆从潜意识拉到意识里，可能获得重大的治疗效应。

刚开始时，相信这一套说法的人寥寥无几。弗洛伊德在1894年写信给弗莱斯说：“我在这里相当孤单地解决神经性问题，大家都认为我不过是一个偏执狂，而直觉却告诉我，我已经触摸到了大自然中一个最大的奥秘。”

为了引发病人的潜意识，弗洛伊德使用了一个奇特的方法：他把手放在病人的额头，或两手扶住他的脸，说道：“我要你在我手的压力下思想，我放松压力时，你会看见你面前有东西，或者有东西进入你的脑子里，你要抓住它，它将是我们要找寻的东西。好了，你曾经看见什么，或者你想到了什么？”

弗洛伊德解释道：“‘压力技术’的好处，是它能够分散病人的注意力，使病人离开意识上的追寻和反映，简单地说就是使病人离开可以用意志支配的任何事情。”

几年以后弗洛伊德写道：“我放弃了催眠术，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求病人躺在沙发上，我坐在他后面看着他，却不让他看见我。”

后来这种看着病人，却不让病人看的方法，引起许多人无谓的猜疑。弗洛伊德解释说：如果面对面地进行，那么无论倾听病人的分析者是多么地不苟言笑，他的态度和对病人所透露的事情的反应，仍会被察觉，如此一来可能影响到病人的心理。

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他继续不断地研究探讨新技术。虽然弗洛伊德渐渐地放弃了催眠术，却没有人知道他推出“压力技术”和“自由联想”的确切时间。

弗洛伊德对病人说：“你把经过你脑海的所有的东西说出来，就好像你坐在火车的窗口，向坐在你后面的人描述你所看见的窗外景色的变化一样。最后，千万不要忘记，你已经答应要绝对地诚实，更不要因为说出来不舒服而闷着不讲！”

不久，弗洛伊德发觉，分析与解释病人吐露出来的心声是件复杂而困难的事，另外有些问题更是不可避免的：首要的一点，病人似乎天生反抗，不愿把潜意识提升到意识中。不过也会因病人而异，但是几乎每个病人都有这个现象，这种反抗显然使医生的工作更加困难。但是弗洛伊德发现，反抗最强烈的主题经常是最关键性的。因此，只要发掘了反抗的症结，就可以找到根本的线索，了解产生这种疾病的原因。

这时，有一种叫做“移转”的过程形成了。弗洛伊德注意到，他的许多病人在施行“自由联想”后，开始毫不忌讳地说话，也不再将他看成医生，而像是在对自己的父亲或母亲说话。换句话说，他们把反映他们早年与其父母关系的感觉与思想，转移到分析者身上。虽然，“移转”是另一种复杂的因素，但弗洛伊德终于发现它和“反抗”一样，经常有助于探索到不能回忆的过去。事实上，他最后相信在“移转”的领域里必须有各式各样的冲突。

许多年以后，弗洛伊德谈到精神分析治疗的远景时，叙述他的治疗是由两部分构成——先是医生开导告诉病人怎么做，然后由病人照他听到的去做。我们给病人意识上的预期观念（他渴望找到的观念），然后由他依照与那预期观念相似的基础，在他自己身上找到被压抑的潜意识观念。

1893年1月，弗洛伊德和布劳尔在《精神病中央公报》上共同发表了《论歇斯底里现象的精神结构：初步的交流》。这篇文章的两位作者已经能够以一种新方法来研究许多歇斯底里的病例。而且发现，病因并不是一种明显可以识别的精神创伤，而是已经全然被遗忘的事情。这篇报告首次使用“被压抑”这个字眼，表示病人希望忘记不愉快的记忆，而把它推到潜意识里去。只要把那些被压抑的记忆带到意识里，就可以除去歇斯底里的症状。

那篇报告传到奥地利、德国和法国。但是，就像许多弗洛伊德的早期出版物一样，最友善的评论都是来自英国。在《脑》的医学期刊里，著名的英国医生迈可·克拉克以长篇文章讨论歇斯底里和神经衰弱，以及布劳尔和弗洛伊德如何强调必须在病人脑中唤起首次出现的歇斯底里症状的记忆时机。《初步的交流》出版2年后，《歇斯底里的研究》一书问世了，它汇集了布劳尔和弗洛伊德共同创作的文章，并且正式把精神分析介绍给世人。这本书的第一章是《初步的交流》，接下去是五篇病例历史，布劳尔写的“安娜”是第一篇，另外四篇是弗洛伊德写的。随后的六章是布劳尔写的歇斯底里症的理论，结尾是弗洛伊德写的歇斯底里症的精神治疗。

后来，弗洛伊德和布劳尔分手了。分手的理由是，他们的性格和他们各自在医学界的权威地位不同。布劳尔已是颇有名声的执业医生，他相信，如果他继续追求弗洛伊德的理论，可能会使病人不相信他。而集中精力于歇斯底里症的弗洛伊德则深信，他终于走上了将使他成名的路途，因此不顾各种警告。事实上，他已经“触摸到大自然的一个最大奥秘”。

在当时，布劳尔和弗洛伊德对于他们要宣布的新方法都采取审慎的态度。他们一直主张而且要清晰地说明的是：一些病人身体上的症状、所回忆的事情及他们对事情的反应，都被意识所不知道的动机所支配。这种说法是精神分析的基础，长久以来被毫无疑问地接受，虽然“性”因素的重要性已经被提出，然而在《歇斯底里的研究》一书中所叙述的病人的典型性质的普遍化却时常被人攻击。无论如何，许多改变世界的理论起初总是不受人重视，也很少有人支持的。《歇斯底里的研究》一书的出版，证实了弗洛伊德和布劳尔两个人共同的想法——他们不能再在一起工作了。1894年夏天，弗洛伊德写道：“事实上，我整天在想神经病原，但是因为我和布劳尔在科学上的联系已经结束，我只好自己一个人支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进展那么慢的原因。”现在，由于外人的批评加深了布劳尔的怀疑，他怀疑自己犯了和弗洛伊德曾经过分亲密的错误，以致调和两个人重归于好的可能性完全被排除了。

他们除了对于“性”问题的重要与否僵持不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造成了彼此间更深的隔阂：两个人都在探究神经病原的成因，而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在心智演进的过程中何时开始有病态的现象。布劳尔的解释是生理学上的；弗洛伊德则是从心理学上解释，他不认为是分子和运动造成的，而认为是意向和目的所导致。尽管布劳尔在“安娜”的病例之后，又耳闻目睹了许多别的例子，但他仍然很不愿意完全放弃自始便接受的生理学因果律的看法。也就是说，年纪较大的布劳尔不愿意立即抛弃自己所能接受的观念；而年轻的弗洛伊德却急于抱持着新的观念。这种原本寻常的情况，使得二人的关系不好处理。那就是布劳尔曾经帮了弗洛伊德许多忙，不仅有职业上的支持，而且经常借钱给他。弗洛伊德虽急着想还钱，但是仍然做不到。

《梦的解析》出版

和布劳尔的联系断绝了，弗洛伊德进入了另一个时期，他后来称之为“精彩的孤绝”期。他在1896年时叙述道：“我达到了寂寞的巅峰，失去了全部的老朋友，还没有交上任何新朋友；没有人注意我，而唯一使我向前进的是一点儿向传统挑战的决心，以及写《梦的解析》的心愿。”

弗洛伊德知道，他和布劳尔决裂以后，唯一使他不致孤立无援的是弗莱斯的友谊。维也纳和柏林的遥遥相隔使这两个人很难见面。但是，他们通信不辍，信中流露了对彼此的关怀。

弗洛伊德已经养成了在感情上对弗莱斯的依赖，这是他唯一可以倾吐思想而不怕被耻笑的人，而且彼此的依赖性随着他们在医学上的联系而加强。虽然布劳尔曾经是弗洛伊德的家庭医生，弗洛伊德却有好一阵子特别听从弗莱斯的建议，尤其是1893年发现的偶尔发作甚至于威胁到他生命的心脏病问题。

弗洛伊德虽然是犹太人，但他与犹太商人们不同，他没有什么钱，家庭人口又渐渐多起来，而且他很喜欢与权威者争论。不错，他曾经有许多富有的病人，但是大部分都是布劳尔介绍来的。此外，他正打算向顽固的大众强迫推销一种精神病的理论，他知道势必触怒医学界和近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主教权威。

弗洛伊德能坚持理想的原因，一个是他天生不屈不挠的野心；另一个是外来反对的刺激。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不太为人所知晓，那就是当时一般的风气，尤其是医学界的意见风气——对新的观念比已经显而易见的观念更为有利。

19世纪的最后30多年，医学上的进步，引导着人们更深入地去了解心智问题。

第一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已经于1889年在巴黎召开。在1890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文版封面年，出版了威廉·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以及弗雷泽的《金枝》——它深入地探讨了人类器官的诞生和成长。这是两部对弗洛伊德的思想有着重要影响的著作。

1895年之后的5年，是弗洛伊德生龙活虎的时期。在他仍旧从事于“歇斯底里的研究”最后阶段，他首次透彻地分析了自己的一个梦。这对他以后的工作是极具重要性的。他后来开玩笑地问，他睡的那个地方将来会不会竖立一个牌子，上面写着：“1895年7月24日，在这间房子里，梦的奥秘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窥见了。”

1897年，弗洛伊德开始进行旷日持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威廉·詹姆士久的自我分析工作，这个工作因他父亲（1842～1910）的去世而提前进行。同时，他又犯了一项错误，他自称是“最大的错误”，那就是“诱惑理论”的形成。虽然这项理论的命途多舛，却引导他发现“恋母情结”。不久后，他认为那是精神发展的主源。这几年，他继续从事《梦的解析》的写作，这本书被大家公认是他的所有著作中最具影响力的。

在19世纪最后几年，另外一个想法逐渐加强，那就是：在挖掘神经质症隐藏的原因上，梦的解析是一种有非凡价值的工具。

弗洛伊德曾经在《歇斯底里的研究》一书中的一个注脚里，叙述他对自己的梦的分析的片断。他写道：“几个星期以来，我不得不把我睡惯的床换一张比较硬点的，在硬床上，我比较会做到比一般睡眠更深的深度。在我醒来的头15分钟，我会记得我晚上所做的梦，于是我可以把它们一一记下，再设法去解析。”柏格斯街19号，弗洛伊德用来作精神分析之用的沙发以及椅子

弗洛伊德深信，梦止于不可理解的睡眠经验之杂乱堆砌。他自己的“伊玛之梦”经过详细分析后使他信心倍增；当他用同一方法作自我分析时，更加熟中生巧。他的观念并不是全新的，以前的学者就曾指出：“梦包括了一波又一波的不连贯的无聊”，“梦的许多功能中，包含了希望的实现”等等。

弗洛伊德的确已开始写《梦的解析》一系列文章，头一篇是3万字的论文《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他在从医早期时，费尽心血，搜集病人、同事和他自己的梦。高潮在“伊玛的注射”上面，后来把它当作“典型的梦”。《梦的解析》一书，于1899年11月（虽然书上注明为1900年）在莱比锡和维也纳印行。作者在扉页上宣称：“那是我自己的肥料、自己的种子培育而成的！”此外，它的确把分析从一种狭义的治疗方法，扩展为一种潜意识的心理学。它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19世纪末的莱比锡

但是，弗洛伊德自己的和他病人们的梦的例子，只是他庞大工作的一部分。遍览了现存有关梦的文献并分析了“伊玛的注射”那个梦以后，他接着提出了一个解释梦的奇幻性质的理论，然后阐述它们的意义。基本上，他的假说是这样的：每个梦代表一个希望的完成。当人们睡觉时，抑制住潜意识内容的障碍已经降低，于是它们浮现成梦的意识。然而，在梦中呈现的，仅是弗洛伊德所称的“潜伏的”物质由“梦化工作”转化为物质内容的表现。“梦化工作”有各式各样的构成因素，每种都赋予梦稀奇古怪及不可思议的性质。在弗洛伊德以前，似乎没有人去留心解释这方面的情形。“梦化工作”的过程，包括“浓缩”、“替代”和“象征”。一些批评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作用是对梦的性质首次提出合理的解释，而以前却不曾有人发表过令人满意的答案。《梦的解析》一书出版后6年内，只卖了300多本。但是我们不能单以销路来衡量一本书的价值和影响力的大小。弗莱斯告诉弗洛伊德，柏林有十几个读者。弗洛伊德也承认：“在我这里也有些读者，但目前跟随者的时机尚未成熟。而我的书太多新鲜且大胆的论点，严格的证明却嫌太少。”

再版时，弗洛伊德加进了新的材料，不顾传统的反对。而且继续修正他的理论，至少在细节上，介绍得更为详细。然而，批评仍旧继续着，直到1921年，他发现有必要在第六版上重新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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