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风花雪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正荣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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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风花雪月试读：

南京，究竟是怎样一座城市，从不同的视角看，有不同的解读答案。

我一直认为，南京是一座诗的城。

之所以说她是一座诗的城，缘于关于她的车载斗量的诗词歌赋。古往今来，到过南京的诗人很多。谢朓、谢灵运、李白、杜甫、杜牧、刘禹锡、李商隐、李煜、王安石、陆游、张孝祥、辛弃疾、萨都剌、高启、袁枚、吴敬梓、魏源、陈三立……这些诗人或在南京生活，或到南京造访。他们写下了很多关于这座城市的诗歌，其中不乏经典。翻开唐诗，那些经典的怀古诗，莫不是在南京的怀古之作。在南京旅游，一抬头你会碰上诗词中写的旧景，尽管此时的你已经寻觅不到一点过去的影子，但像乌衣巷、朱雀桥、新亭等熟悉的名字，会如影随形般地跟着你一起走。

缘于她的风花雪月。风花雪月，关乎自然风貌，也关乎人文积淀。南京这座城市从来也不缺少风花雪月，她拥有独特的山川之美，金陵八景、金陵十景、金陵四十景、金陵四十八景，加上源远流长的文脉浸润，自然中透发出人文的辉光。随手拿起路边的一块青砖，上面镌刻的清晰可见的文字，立刻让你穿越时光回到千百年前。走在秦淮河边，抬头一轮秦淮月，更是让你有“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面对石头城，你定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往事越千年”的慨叹。

缘于她的悲情与感伤。这座城市曾遭受过多次的毁灭，有时候简直成了一片“荒草没古丘”的废墟。但她像一只火凤凰，在一次次烈火中得到了新生。所以，这座城市总是弥漫着一种令人感伤的气息。悲苦之词易工。正是这种感伤的气息，吸引着众多诗人来怀古。比如唐代，尽管南京已经成了废墟，仍然有很多诗人来到南京徘徊、流连。那些经典的怀古诗，成了唐诗高峰中的巅峰。

缘于她的烟水气质。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气质。南京的气质是什么？前人早有总结：六朝烟水气。烟水气是什么？是一种情调，一种文气，一种氛围，一种气息。在后人眼里，南京这座城市早在六朝就奠定了她的气质因子。潇洒、笃定、风流、雅致等等，都被后人用来形容六朝人的气质。但六朝也有很多遗憾，比如，六朝偏左江南，都是短命的王朝。说起六朝来，后人往往流露出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所以，六朝总是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朦胧美。

缘于她不尽的诗意。诗，是钻石，是花朵，是浪花，是山峰。诗意，是土壤，是空气，是阳光，是气氛。诗，是诗意的结晶体。诗是文字，而诗意是生活。诗是看得见的文字，而诗意则是弥漫在空气中、荡漾在心头的感觉。诗意，需要慢慢感知、品味。南京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街一巷，古的，今的，老的，新的，都洋溢着诗意，只有慢慢去品味，方能品出诗意的味道来。

长沟流月静无声。

有的诗意，被岁月之波一起带走了，成了这座城市的记忆。而有的诗意，沉淀了下来，如陈年老酒，愈发醇厚。在过去的很多个日子里，我坐上时光之船，溯流而上，去寻找这座城市曾经拥有的诗意与浪漫。寻着寻着，不时会为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所感动。原来，诗意，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充盈，更浪漫，更丰富。

既然如此，那么，就让我们带着诗意上路去寻觅吧。目录

自序　触摸南京的诗意

第一辑　诗之城 那些年的风花雪月金陵春树白门秋柳城色湖殇春水方生家家雨水茶落叶满金陵梦见青溪花海茶村葬花梅缘石城雪诗巷风景之变被诗化了的悲情天雨花永远的二月兰舌尖上的春天烟水气·王气南京爱情故事天下几诗城

第二辑　怀古之城 古董铺子废墟的诗意感谢地下六朝松凤兮归来江水宽，江水窄寂寞牛首山大迁徙潮打空城——唐朝的南京是什么样子？后庭花，不能承受历史之重金陵春秦淮碧山形依旧石头记孙楚酒楼浴火重生消失的亭子公元229年寻找六朝静海不静大手笔南京的民国背影

第三辑　爱上一座城 小谢玩月记得那幅画望江南钟山青一个冰雪之人与一座烟水之城——张岱笔下的南京依依白门柳——黄裳与南京三个人与三座城家住金陵为六朝随园随想皇帝的诗才挥手自兹去秦淮美女金陵才女金陵旧影金陵诗脉几多美文写金陵因为一句诗，记得一座城惊艳南京之美

后记第一辑　诗之城那些年的风花雪月

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情，都有自己的风花雪月。

南京这座城市的风花雪月，是什么样的总体印象？我想到了“六朝烟水气”这五个字。这是前人给南京这座城市感性与诗意的概括。然而，究竟什么是“六朝烟水气”，没有人能说清楚，只能凭着我们各自的感觉去细细地感知了。江南的六朝，撇开短命王朝不论，与风流、洒脱、旷达、潇洒、浪漫、情调这些词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烟水气首先是一种文化气息，一种诗意氛围。长期浸淫在这样的气氛中，连贩夫走卒、酒保菜佣也都会沾上这种文气。所以，吴敬梓捕捉到了南京人的这种气质。

穿越时光的隧道，去看看南京这座弥漫着烟水之气的城市，会有怎样的情调与诗意。

那就从农历的新年开始吧。

南京人迎接春天的到来，有着自己的方式。比如，正月里请春酒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举动。“新年邀集宾朋宴饮，谓之请春酒，以正月半前为盛。”（《金陵岁时记》）“新岁人家，排日置酒食，召亲友曰请春酒。肴不必珍错，以新鲜相夸斗，必有蔬菜一器曰春蔬。”（《岁华忆语》）那时的酒，叫春酒。那时门上贴的，叫春联。那时吃的点心，叫春卷。那时吃的蔬菜，叫春蔬。那时的风，叫春风。那时的雨，叫春雨。什么都姓了春。不必什么珍馐佳肴，亲朋好友，举杯喝着春酒，迎接春天的到来。我总觉得，这不仅仅是人情的交往，也是为春天的到来而举办的一个仪式。

春酒请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差不多了。这时候，屋外的太阳光已经不那么凛冽了，照在人的脸上，暖洋洋的。人在屋子里是待不住的，该出去走走了，去哪里？正月十六爬城头。南京人也叫“走百病”。南京人相信，这一天，要去爬爬高，感受感受屋外的春光。这样的习俗，从明清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南京文人甘熙曾在《白下锁言》中写道：“岁正月既望，城头游人如蚁，箫鼓爆竹之声。远近相闻，谓之‘走百病’，又云‘踏太平’。聚宝、三山、石城、通济四门为尤盛。”游人如蚁，可见当时爬城头的人之多。南京人相信，这时候在高处走一走，一年都会有好身体。用这样的理由，让你到屋外感受春光，堂而皇之，恰到好处。过去，南京的城门很多，里十三，外十八，城里各个方位的居民，都可以找到就近的城门去登高。

早春时节，金陵城里会有很多绝美的去处。比如，去北湖（玄武湖）看烟柳。“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古老的台城，袅娜的新柳，在反差中感受有历史感的春意。去城西的莫愁湖看烟雨吧，莫愁烟雨，可是明清时代“金陵四十八景”之一。曾经的莫愁湖，“湖柳如烟，湖云如梦，湖浪浓于酒”。只是现在，莫愁湖湖畔都竖起了高楼，烟雨湖水的景象难以看到了。

陌上花开。杏花、梨花、桃花次第开。此时，城里的人便开始往城外走。去哪里？春牛首。这是一个代代相袭的习俗。有人说，清代就已经有了。早春的牛首山，春风吹绿了草地，也催开了万树桃花。走在山野间，听宏觉寺梵音袅袅，温暖、平和的感觉油然而生。你甚至会想起当年王导所说的“天阙”，也会想起当年岳飞曾在这里大战金兀术的情景……

这是曾经的牛首。现在的牛首山反而荒凉了。牛首的一角哪里去了？桃花哪里去了？

如今的春天，东郊的紫金山，你不能不去。那满山的新翠，是春天最好的新衣。呼吸清新、芬芳的空气，在绿海中穿行，是一种醉。

江南的春天很短。很快便是绿暗红稀，便是烟雨江南。长达二十多天甚至一个多月的梅雨季，赚尽了人们的春愁。今天下了，明天接着下。上午还是阳光普照，下午又是阴雨绵绵。刚才还是毛毛雨，忽然间雨大如豆。诗人贺铸说，“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所以，在江南也有人直接称梅雨为“霉雨”。在雨季里，南京人自有消解春愁的办法——雨集。文献学家陈作霖在《可园备忘录》中曾记述：“五月雨集妙相庵。”妙相庵由清初僧默汝所创建。当年的妙相庵，“曲槛临风，空亭枕雨，疏花幽竹，用瑟有致”，“池塘竹树，颇饶野趣”（见道光《上元县志》）。梅雨时节，南京城里的文人墨客们来到了妙相庵雅集，一边品茶，一边看雨，咏诗联句，泼墨挥毫，年复一年，相沿成俗。当我第一次看到“雨集”这个词时，心头微微一颤，觉得这两个字的组合太有诗意了。我不知道别处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南京文人的创意，于此可见一斑。

很快便进入了初夏，端午时节，秦淮河上热闹非凡。张岱记载：“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画船箫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夏月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秦淮河房》）张岱说，“余所见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差足比拟”（《西湖清明》）。秦淮河向来是南京人钟爱的“情人”。

盛夏时节，可以去莫愁湖、玄武湖看荷花。陈作霖在《可园备忘录》中说：“六月刘园观荷，七月飞霞阁看云。”刘园在雨花台外，民国后期消失。飞霞阁在冶城，即今天的朝天宫。其实荷花最盛的要数莫愁湖和玄武湖了。农历的七月，南京的天空开始白云如絮，在朝天宫的飞霞阁看云，是一个诗意的举动。

秋高气爽的季节来了，南京人有登高的习俗。“金陵人九日登高，北则鸡鸣山北极阁，南则雨花者为最多。携佳茗，瀹雨花泉水品之。新栗上市，茶肆和木樨煮熟，风味殊佳。兴尽，每购雨花石子归，备冬日养水仙也。”（《岁华忆语》）登高，带上好茶，并用泉水泡。此时，栗子飘香，一边品尝栗子，一边品着泉水茶，自是乐在其中。还可以去看看玲珑剔透的雨花石，选一把带回家，置于水仙盆中。这样的登高，不仅领略到了诗意，也把秋天带回了家。其实，不仅仅是登鸡鸣寺、北极阁、雨花台，南京这座城里还有很多小山高地可供登高望远。“秋栖霞”是南京人秋天时节挂在口头上的谚语。栖霞山有“第一金陵明秀山”之美誉。栖霞山的植被以落叶栎、槭、枫香和常绿松柏为主，秋后，栎、槭、枫香树叶渐由绿变红，层林尽染，大有“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意。明末清初的另一位南京诗人纪映钟有诗：“栖霞红树烂如霞，十月天晴风日嘉。”到了清末，在一些诗人、学人的著作里已经出现“秋栖霞”的说法。民国时期王焕鏕《首都志》记载：“栖霞山多枫树，深秋经霜，游人步屟，如行赤霞中也。”一句俗语的形成，是需要时间沉淀的。可以想见，在明清时期，栖霞山上就已经有枫叶了。到了清末，“秋栖霞”就已经在南京市民中口口相传了。

冬天了，江南的雪天，去哪里看雪？石头城。这是东吴建立的石头城，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雪，落在石头城上，有一种苍茫的古意。所以，石城霁雪，历来是文人看雪的一个绝佳的去处。

天寒地冻，如何度过寒冷，南京人也有办法。画梅花一幅，花八十一瓣，每日用红色涂抹一瓣，谓之九九消寒图。南京人还有消寒会。《岁时忆语》：“金陵文人，率有消寒会。会凡九人，九日一集，迭为宾主。馔无珍馐，但取家常，而各都新奇，不为同样。岁晚务闲，把酒论文，分题赌韵，盖讌集之近雅者。”

一年之中，自有春夏秋冬的情调，而一天之中，也有属于南京的朝夕的浪漫。

清晨的金陵，哪里最美？一定是万木苏醒、百鸟啁啾的东郊。一定是朝暾初现的紫金山。如果想看日出，那要登上紫金山的最高峰头陀岭。朝阳从晨雾里升起的瞬间，金光会洒在苍翠间，那是一种怎样的美？如果想享受绿色，那就走进葱茏的林子里，听鸟儿的欢唱，在清新的草木的芬芳中迷醉。

如果要看夕阳，吴敬梓早就说了一个去处，去雨花台看落照。那是古代，现代高楼林立，即便是登上雨花阁也已经难以看到了。辛弃疾词云：“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那是诗人登上秦淮河边赏心亭，看到的落日。赏心亭早已不在。古代还有“燕矶夕照”的说法。今天，登上燕子矶仍然可以欣赏到落日熔金的景象。还有，登上紫金山顶、阅江楼、幕府山头，都可以欣赏到夕阳西下的美景。

到了月夜，何处去看月？古人有“东山秋月”的说法，只可惜东山仍在，但已经失去了看点。还是秦淮月一如既往的可爱。当年李白在金陵，最喜欢秦淮月了。他自己说“玩月答曙”，“金陵溯流玩月达天目”。他在金陵写下多首玩月诗。在南京甚至还有一个传说，李白由于酷爱明月，在文德桥旁捉月而死。诗人闻一多甚至以李白捉月为题材写下《李白之死》的长诗。

清初文人张荣《望江南·秦淮月》云：“江南月，第一在秦淮。河影直从天上泻，歌声浑似碧空来。随处好擎杯。”陈作霖在《可园备忘录》中说，“八月秦淮水榭玩月”。秦淮河上有一个看月的绝佳去处，便是文德桥。据说，由于文德桥特殊的地理位置，每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午夜，在文德桥的东西两侧秦淮河中，可以各看到半个月亮，此所谓“文德桥畔半边月”。

除了秦淮河，还有什么望月的去处？对了，找一处古城墙，抬头望，六百多年的城墙高耸，一轮明月，清辉洒在古旧、墨色的城砖上，你定会以为，这月是六朝的月，是明朝的月。你也许会念起一句诗？

高高秋月照城墙。金陵春树树，是大地的肌肤。树，是城市的衣裳。——题记

第一次来南京，是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四月，20世纪80年代的杨柳风，清新，纯净，柔美。

当走进南京城里时，我被道路旁高大的梧桐树震住了：天下竟然有这么多漂亮的大树！故乡的山上到处都是杂乱的灌木，村前屋后也只有数得过来的几棵大树，故乡小城里的行道树，也都是些不高的树。

后来我知道，这些道旁的大树叫法国梧桐树。

说起梧桐树，便想起李清照的词：“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原来，李清照词中的梧桐，是村前屋后的梧桐，是开着紫色花朵的泡桐，是古典的梧桐，而南京城中道路旁的则是现代的梧桐，是从国外引进的洋品种。说是法国梧桐，其实是一种美国梧桐和法国梧桐的杂交品种。

梧桐树，树干高大、挺拔，树皮光洁，叶子宽大。早春的时候，新吐出来的嫩叶毛茸茸的，泛着白色，而到了叶面全部绽开的时候，比巴掌还大，绿莹莹的，一片挨着一片，像一把巨伞，遮住了道路的上空，小雨是淋不到地面的。盛夏时，火一般的阳光，照不到树下的行人。

到过南京的人，都会对南京的梧桐树留下深刻的印象。还会由梧桐树联想到东郊茂密的林子，便自然得出“南京树美”的印象。

南京的树，的确是让南京人引以为豪的事。

这些树，是大地容光焕发的肌肤，是城市美丽的衣裳，也是城市最美的色彩。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南京的树美，也绝非一朝一夕得来。要知道，千年古都，沉淀了厚厚的树文化。

东吴在南京建都之后，官方就开始用树来装扮这座城市。当时的官道上栽植了很多槐树和柳树。御河的两旁，也都种植了柳树。“北湖烟柳”曾经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呢。

今天的紫金山上蓊郁葱茏，是南京的一个山水宝地，是游人和市民亲近自然的好去处。尤其是在春天到来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走进紫金山这片绿色的世界里，看千树万树的嫩绿，呼吸清新芬芳的空气的机会。

千万不要以为紫金山从古到今都是现在这般绿世界。

在一千六七百年前的南朝，钟山上很少有树木。南朝的《舆地志》记载：“钟山本少林木，宋时使诸州刺史罢还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矣。”意思是说，钟山上本来林木很少，刘宋时，命令罢还的各州刺史每人栽松三千棵，另外，各级官员都有栽松的义务。

宋代诗人马野亭有诗：“钟山山上亦僮僮，吏课何妨使种松。还似农桑分殿最，亦如榆柳计功庸。初时出土平如荠，后日横空矫似龙。每见路傍多合抱，不知手植是谁侬。”诗人说，原来钟山上光秃秃的，没有什么树，六朝时开始利用行政的命令，让一些官吏在山上栽松。后代人每每见到钟山山麓合抱的大树，就会想到前朝人的栽树之功。我想，六朝的当局者，能够想到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来督促官员植树造林，实在是一项太有远见的行动。

唐代，金陵被隋军平毁，到处是一派萧条景象。很难想象那时的金陵城里还会有很多树。到了宋代，情况不一样了，东郊的钟山经过数百年的休养生息，树变得茂密起来。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回到金陵，就选择在钟山脚下的半山园里居住。平时，他最喜欢骑着毛驴，到钟山周围饱览山水美景。他说：“苍藤翠木江南山，激激流水两山间。”他还说：“一田护水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可见，当时的钟山已经是树木葱茏。

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朝后，看到历经多年战乱的南京，很多树木被毁，登基后的第一年就下诏：“凡民有田五亩至十亩，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在洪武二十四年又下令在朝阳门（今中山门）外的钟山旁种植五十多万株槐树、柳树、漆树、棕树、桐树等。可以推想的是，有皇帝的重视，明朝南京的树是不会少的。在清初画家所画的“金陵四十八景”中，关系到金陵之树的有三处：鸡笼云树、北湖烟柳、灵谷深松。鸡笼山即今天的鸡鸣寺一代，站在高处，看金陵云树深深，绿意盎然。到了灵谷寺附近，可以看见古松森森，好一个幽静、高洁之所在。

太平天国时期，南京战火不断，南京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晚清时期，南京城里十分萧条，难得见到什么树。这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传教士和朱偰拍摄的老照片上也可以看出。紫金山到处是一片荒凉景象，石象路上一棵树也没有。从山下望去，山上裸露的土路清晰可见。

直到“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后，南京的树才渐渐多起来。围绕中山陵的建设，南京开始了造林运动。由宋美龄担任主任的“首都绿化委员会”对南京城的植树造林进行规划。他们选定了法国梧桐作为南京的行道树，并且从法租界购买了1000多棵法国梧桐栽种在陵园大道上，开启了南京种植法国梧桐树的历史。从1928年引进最早一批法国梧桐树算起，法国梧桐树已经在南京生活了85年。陵园大道上的一千多株梧桐树当年只有3米多高，今天已经长成了几十米高的参天大树。

1953年，南京市政府第二次大规模栽植梧桐树。在全市的600多条大小道路上，栽植了近十万棵梧桐树。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这些梧桐树都已经长成了参天巨盖，成了南京的绿色标志。除了每年短暂几天飘落的“毛毛虫”给行人造成些许的影响外，更多的时候，梧桐树带给这座城市的是绿色、诗意和清凉。我想，绝大多数南京人还是喜欢梧桐树的。

可惜到了90年代，在城市大发展的浪潮中，南京道路上的这些美树，屡遭砍伐。先是拓宽道路，比如中山东路的六排梧桐树被砍去两排。后来，挖管线，修地铁，又零星地砍去了不少。如今，南京不少路段的梧桐树已经显得很凌乱，失去了往日的整齐美，实在是一件憾事！

从民国至今的近百年里，紫金山上的树木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今天的东郊，已经是茂密的林子。春天到来的时候，望着满山深浅不一的嫩绿枝头，游目骋怀，其乐何及？只是可惜，近年来在紫金山的西部出现了不少建筑，挡去了望山的视野。何时能将紫金山脚下、板仓街东边的房子全部拆去，让紫金山完全落入我们的视野里，那实在是一件太美的事。不知我的这个愿望能否实现。

至于砍树，随着全民保护树的自觉意识的增强，我相信，没有人再敢明目张胆地砍树了。南京发生过的多起砍树事件的教训足够深刻。

在过去几十年里，城市建设者也为城市的绿，做了不少的工作。比如，除了法国梧桐外，20世纪初南京还从美国引进了雪松。如今，北京东路和御道街成了雪松大道。20世纪80年代，南京市还将雪松作为市树。雪松四季常绿，有一种蓊郁浓绿的美。特别是冬天的时候，雪落在浓绿的松针上，塑造出一个极美的造型来。

除了雪松路，南京还有几条特色鲜明的植物景观路——

北京东路鸡鸣寺路段，每到三月春回大地的时候，道路两旁的樱花竞相绽放，如云如霞，引得路人纷纷前来赏樱。这条路如今在南京人的心目中成了樱花大道。

成贤街至碑亭巷栽的都是槐树。槐树自六朝以来一直是南京城市栽种的行道树。如今南京外城墙土城头一带，还生长着很多老槐树。四月，白色的槐花绽满枝头，香气四溢，为城市增添了芬芳。

太平北路两旁，栽种的都是造型极美的水杉，春天的时候，水杉绽出嫩嫩的细叶，远远望去，俊逸中透出秀美。

香樟也是南京最近几十年广为栽种的一种行道树。在南湖路以及一些小区里多有栽种。香樟树四季常绿，尤其是春天的时候，在不知不觉中换了一批嫩黄的叶子，然后开出细碎的小花，香气慢慢地渗透到春天的空气里，让人们浅浅地醉。

这些都是金陵的春天里的美树！

写金陵春天的诗歌中，独独喜欢李清照的两句词：“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

春去春又回。当春天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的时候，树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老去的。所以，古人感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那么，在此时的春天里，我们是否该好好欣赏当下这金陵的美树呢？白门秋柳

时已深秋，东郊山色斑斓，栖霞山枫叶如染，然而看看玄武湖畔的柳树，仍是柳条青青，再过一些日子，随着冰雪降临，那柳叶才会渐渐地变黄、变枯，然后落下，回归大地。于是，想起了“白门秋柳”这四个字。

六朝时，建康城的正南门宣阳门，称作白门，后来，白门便成了南京的代称。“白门秋柳”这四个字今天读起来，仍然很有韵味。如果说“金陵秋柳”或者“南京秋柳”，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细细地品味一下：“白”字本来就有惨白、空旷之意；白门，又是六朝时期的称呼；加上秋柳，更增添了悠远、冷寂、苍老的感觉。西风烈，柳条舞，柳叶飘，那是怎样一派萧瑟、凄冷的景象？

在中华文化史上，柳树与文人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从《诗经》开始，柳树就已经进入到诗的意象中。诗歌史上，写柳树的诗歌简直是多如牛毛。好的咏柳诗比比皆是。加上古人赋予了柳树与离别之间的特殊含义，使得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极为多见。古人写柳树，多写春天的柳树，写绽出新叶的柳树，写风中袅娜着的柳树，写送别时人们攀折的柳枝，相对来说，写秋天的柳树不是太多。但“白门秋柳”这个意象特别引人注目。明清以来很多文人都喜欢写这个题目。曾几何时，“白门秋柳”渐渐沉淀成了一个固定的、独特的诗歌意象。那么，“白门秋柳”为何能成为一个独特的审美意象呢？

先说说柳树与白门的关系。

东吴建都之后，建业城里建有一条专供皇帝使用的苑路，从都城的正门宣阳门到秦淮河岸的朱雀门，十里路的道旁全部栽植了槐、柳。在宫殿御河的两旁，也都种植了柳树，当时称官柳。东吴植树的传统被六朝后来的几个朝代一直承继着。谢朓有诗：“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宫殿御河两边都植有垂杨。宋代诗人杨修之在写六朝道路时说：“路平如砥直如弦，官柳千株翠拂烟。玉勒金羁天下骏。急于奔电更挥鞭。”宋代诗人马野亭也有诗：“南城来到北城隅，更北直趋玄武湖。一上雕鞍三十里，两旁官柳数千株。六朝都邑真如此，旧日咸秦得似无。暑月行人不张盖，漫天自有翠屠苏。”这两首诗说，六朝都城里大道两旁都栽种了很多树，柳树长得很茂密，大热天，路旁的行人都不须撑伞戴帽。唐宋以后，尽管南京城市萧条，但柳树依然很多。唐代诗人韦庄说，“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说的是唐代玄武湖台城附近，植了很多柳树。南京城东有一条清澈的青溪，杨吴筑城后，青溪淤塞。到了宋代，马光祖重新疏浚，并且恢复了很多景点，其中有一个景点叫“万柳堤”，可以想象，那条青溪的大堤有着“春风杨柳万千条”的美丽景象。南京地处江南，有很多湖泊河流池塘，水边很适合栽种柳树。自古至今，玄武湖、莫愁湖、秦淮河的水边，都会栽种很多柳树。明清时代，“北湖烟柳”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北湖即玄武湖。

那么，“白门柳”作为一个词组搭配，是从何时开始的呢？李白根据民歌写过一首《杨叛儿》，其中写道：“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这首诗脱胎于六朝刘宋时期的乐府民歌《杨叛儿》：“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乐府民歌刻画出了白门前杨柳的场景，到了李白诗中，就浓缩成了“白门柳”意象。是什么事物最牵动人心呢？——“乌啼白门柳”。五个字点出了环境、地点、时间。乌啼，是接近日暮的时候。黄昏时分在恋人相会的地方聆听乌鸦苦啼，不用说是最关情的了。可见，最早的“白门柳”与爱情有关。明末清初的诗人龚鼎孳将自己的词集名之《白门柳》，集中以59首词的连章形式记录了他与秦淮名妓顾媚的交往情缘。这里的“白门柳”就借用了爱情的含义。还有很多诗人以“白门柳”为题作诗，比如：“春到江南莫怨迟，秣陵春色总宜诗。柳条为底如人瘦，不比人间有别离。”（陈宗渭《白门柳枝》）“纤纤瘦影绕前江，弱态迎风舞不停。一缕情丝春绾住，六朝陈梦呜呼醒。”（涂煊《白门春柳》）这些诗里的“白门柳”有的与离别有关，有的与伤春有关，有的与怀古有关。“白门秋柳”的意象又是如何形成的？

先说秋柳。在诸多咏柳诗中，唐代诗人李商隐写过一首很有名的咏秋柳诗：“曾逐东风拂舞筵，乐游春苑断肠天。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柳》）诗人先写乐游苑上春风荡漾、百花盛开中的春日之柳，与舞女一道翩翩起舞的盛况。下面两句陡然一转，回到眼前，斜阳残照下，秋柳依依，秋蝉哀鸣，一派肃杀、凄凉的气氛。这是诗人写长安秋柳的摇落景象。宋代词人柳永在《雨霖铃》中也描绘出一幅“寒蝉凄切，对长亭晚”的凄冷景象，尤其是其中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更成了用秋柳来渲染凄清氛围的经典意象。

六朝灭亡后，隋文帝下令将建康城悉数平毁，建康城几乎成了一座废都。唐朝诗人们到了建康后，看到的是衰败、凄凉的景象。南唐在金陵建立政权，后来很快又被宋代取代。所以，金陵这座城市总是氤氲着一种感伤的气氛。金陵怀古，便成了历代诗人们心中的一个情结。秋风中的柳树，为城市增添了一份凋敝、感伤的情调，在诗人们眼里，这正切合金陵这座城市的感伤氛围。所以，后代的很多诗人都喜欢用“白门秋柳”、“白门柳”的意象来表达心中的感怀。宋代诗人王安石退居金陵后作诗：“国人欲识公归处，杨柳萧萧白下门。”

明代诗人高启《秋柳》：“欲挽长条已不堪，都门无复旧毵毵。此时愁杀桓司马，暮雨秋风满汉南。”诗中说，干枯的柳枝，失去了往日那种青翠柔软、长条低垂的姿色，由眼前的景象联想到一个发生在六朝时期南京附近的典故：东晋大司马桓温北伐时经过金城见到自己年轻时栽下的柳树，已经长得很高大，十分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攀枝执条，泫然流涕”。这个关于柳树的故事，后来常常被文人们所引用。

清代诗人王士祯24岁时曾作《秋柳》四首，其中一首云：“秋来何处最销魂，参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正是这四首诗让王士祯声名鹊起，一时间应和者众多，连顾炎武也有唱和之作《赋得秋柳》。由于唱和众多，渐渐形成了享誉当时文坛的文社——“秋柳诗社”。这四首诗其实不是在南京写的，而是在济南写的，但所言的内容却是六朝事。在王士祯看来，白门的秋柳最愁煞人，最能触发诗人的伤感。王士祯还写过一首《登鸡鸣寺》诗：“白门柳色残秋雨，玄武湖波淡夕阳。”写的是雨中秋柳的意境。

经过明清很多诗人的渲染，“白门秋柳”渐渐固定为一个承载了厚重历史感的意象。尽管意境显得萧瑟，但富有诗意。晚清到民国，很多文人都对“白门秋柳”的意象感兴趣。比如，苏曼殊就曾画过《白门秋柳图》。金陵名记张友鸾以南京为背景写有小说《白门秋柳记》。作家张恨水写有《秋柳诗》：“一时顿觉舞腰轻，憔悴风前画不成。三月莺花原是梦，六朝金粉太无情。”当代散文家黄裳写有散文名作《白门秋柳》，记述他1943年第一次到南京时看到的萧瑟、衰败的景象。

无论是“白门柳”，还是“白门秋柳”，都是积淀了厚重的文化意象的柳。张恨水与南京有过交集，他曾写过一篇《白门之杨柳》的文章，回忆金陵的柳树：“南京的杨柳既大且多，而姿势又各穷其态……扬子江边的杨柳，大群配着江水芦洲，有一种浩荡的雄风。秦淮水上的杨柳两行，配着长堤板桥，有一种绵渺的幽思。而水郭渔村，不成行伍的杨柳，或聚或散，或多或少，远看像一堆翠峰，近看像无数绿障，鸡鸣犬吠，炊烟夕照，都由这里起落，随时随地里是诗意。”“古庙也好，破屋也好，冷巷也好，有那么两三株高大的杨柳，情调就不平凡。”张恨水对南京的柳写得非常到位。在作家眼里，南京的柳，不仅富有诗意，而且富有情调。当代作家刘斯奋的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以三大部的篇幅演绎了“秦淮八艳”故事，小说中的柳，实际上是“秦淮八艳”的代称。在小说家眼里，“白门柳”的意象被赋予了人格化的含义。

今天的南京，玄武湖、莫愁湖、秦淮河畔，仍然栽种了很多柳树，春天的时候，由于它们总是率先报告着春的消息，而格外受到人们的宠爱。城里的人们都会踏上早春的阳光，去走近它们、欣赏它们。如果是寒风骤起的深秋，这些弱弱的柳枝，随风起舞，则展现出另一种不屈的美。如果我们说“南京柳”，或者“秦淮柳”，至多只是表达了自然层面的含义。但如果我们说“白门柳”、“白门秋柳”，那含义是绝不一样的。它们除了自然层面的意义外，还包含了许多历史积淀的意味。这就像看一个老字号的招牌，简单的几个字的背后，包含着很多让人联想的文化含义。

赏过了枫叶、银杏叶后，去赏赏“白门秋柳”吧！城色

外地朋友来南京，问我南京城市的主色调是什么？我一时语塞，想了想，说：是绿色。南京城里难得有一座紫金山，山上有不错的植被，加上国民政府时期栽种的梧桐树，所以，南京的夏天，在街头走走，尤其是在梧桐树下走走，满眼翠色，这在全国的城市中是不多见的。但仔细想想，绿色只是属于夏季的，夏季一过，更多的时候，南京的绿色是保不住的。秋天的东郊五彩斑斓，而冬天无可避免地萧瑟，因此，似乎很难说绿色是南京的建筑主色调。

转而一想，南京的主城区保留了很多民国时期的建筑，这些建筑有三种颜色让人印象深刻：蓝、土黄和灰。蓝，是指中山陵建筑用的都是蓝色琉璃瓦，但也只限于中山陵的建筑群，在城市中间的建筑中没有更多地被使用。在现存的民国建筑中，墙面较多使用土黄、灰色，它们能否成为建筑的主色调？

再一想，就想到了夫子庙的粉墙黛瓦，徽派建筑的风格还算是比较鲜明。但也只限于秦淮河边的少许建筑，代表不了南京的城市建筑风格。

那么，南京城市的色调是什么呢？闭眼想来，还真的没有形成一种主色调。

我在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这期间，城市发展很快，城市建筑如雨后春笋。和全国的很多城市一样，快速建起的建筑，根本谈不上建筑色彩的规划。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大建设时，建筑的颜色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要么是火柴盒式的平顶建筑，要么是茶色或蓝色的玻璃幕墙。到了本世纪初，人们才开始讨论这个话题。最近几年，南京也曾召开城市主色调讨论会。我印象中，南京市规划局就曾经召开过关于仙林地区建筑色调的讨论会。我所在的媒体还专门作过报道。讨论归讨论，实际操作是两码事。后来好像也没有了下文。

我到过国内很多城市，城市或乡村色调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北京、青岛、苏州和江南徽州民居。

北京是灰的。北京有很多现代建筑，但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些四合院。四合院从屋脊到小瓦到墙面都是灰色的。我注意到，北京市政部门从2000年开始就要求对很多建筑的外立面进行整修粉刷，统一刷成灰色。我想，北京除了灰色，还有皇家色。站在景山，看故宫，那是一片皇家的富贵黄。走在故宫围墙边，看到的是炫眼的紫红。这富贵黄与紫红也只有北京城是最适合的了。

青岛是红的。那一年到青岛，站在酒店的最高处，俯瞰青岛老城区，蓝天碧海，红瓦绿树，惊叹于青岛城市的红。青岛建筑用红瓦，是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的。1901年，德国占领青岛期间出台了《城市规划》，明确规定建筑屋顶不准使用瓦垄铁，一概改用红色的陶土瓦。这就奠定了青岛此后百余年的城市色彩。上个世纪20年代末，晚年移居青岛的康有为在一封家书中称赞，青岛“碧海青天，不寒不暑；绿树红瓦，可舟可车”。据说，德国人建的下水道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这一点，我们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眼光。过去我们对德国占领期间的所为一直讳莫如深，但是我想，对于一切人类的优秀遗产我们都应该尊重，用不着遮掩什么。上个世纪从50年代到80年代间，青岛在老城区建设了很多水泥平顶建筑，红瓦顶这一传统遭到摒弃。不能不让人感到惋惜。近年来，青岛市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对那些老房子加盖屋顶，并重置红瓦。这个举措也算是一种弥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现在成了青岛的一张名片。

苏州是黑白的。我总认为，苏州是江南城市中古城风格保存得最好的。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是千城一面的情况下，到了苏州，就感觉到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江南的城市。苏州城的成功在于它没有太多杂乱的高楼。苏州的墙，是白的，瓦是灰黑的。贝聿铭大师深刻领会到了苏州的色调之美，所以，他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外墙与内墙都以纯净的白色作为主基调，仅仅在空间转折处用灰色的线条来勾勒外形，深灰色石材的屋面与白墙相配，为粉墙黛瓦的江南建筑符号注入了新的现代元素。雨后，灰色的线条则变成深邃的黑色，如同中国画中浓重的笔墨。大师不愧为苏州人，他真正领悟到了苏州美的精髓。

苏州附近的江南小镇如周庄、同里都存有类似的风格。吴冠中的画，对江南水乡的墙是不着色的，只几笔简单地勾勒房子的轮廓，江南水乡的黑白神韵便飘逸在你的眼前。

皖南的民居也是黑白的。这些民居在建设之初，肯定没有人做过统一要求。但那里的居民在长期的生活中悟到了一种美的形式，他们使用同一种颜色——白色石灰，建同一种风格的马头墙，使用青灰小瓦，这种共同的美的追求使得皖南民居呈现出风格一致的审美取向。青山翠林中，粉墙黛瓦，高低不一，参差显现。至若秋高气爽，枫叶乌桕叶红了，银杏叶黄了，粉墙炊烟，一幅极好的中国水墨画。这正是画家和摄影爱好者为何喜欢到皖南采风的原因。

除了这几个城市，国内其他城市目前还很难使人形成色调鲜明的印象。

欧洲不少国家很早就对城市的色调进行规划了。1800年至1850年间，意大利都灵市政府就开始委托当地建筑师协会对城市色彩进行全面规划设计。20世纪50年代，在欧洲开始出现了专门为建筑色彩进行规划和设计的公司。1961年和1968年，法国巴黎的规划部门先后两次对大巴黎区进行总体规划，80年代法国将色彩规划作为政府条例颁布。在巴黎老城区街头看到的墙体材料，大多是米黄色或白色大理石。站在埃菲尔铁塔，可以看到一片浅浅的米黄色。1970年，世界著名色彩大师让·菲利浦·郎科罗创立了色彩地理学。此后，世界上很多国家开始重视城市色彩规划。日本东京市制定了《东京城市色彩规划》，英国伦敦对泰晤士河岸的建筑色彩进行了规划。

而我国城市重视色调的运用，是从本世纪初才开始的。这几年，不少城市都举办过城市色调论证会，而这样的讨论总是十分热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上海在讨论城市色调时有人建议用橘黄与宝蓝作为基调。我觉得，城市的主色调不能偏离标志性建筑的色调。外滩无疑是上海标志性的建筑，外滩的颜色是自然大理石透现出来的白与灰，上海的主色调不能抛弃外滩的色调。

广州曾将黄灰作为主色调，西安市将灰色、土黄色、赭石色定为城市的主色调，也都引发了一些争论。哈尔滨建立了以米黄、黄白为基调的色彩控制标准。烟台主色调定位在黄色、暖灰。杭州出台的城市色彩规划意见，将主色调定为深深浅浅的灰，打造水墨江南的感觉。“淡妆浓抹总相宜。”杭州确定城市主色调，应该是受了苏轼这句名诗的启发吧。济南市将“湖光山色、淡妆浓彩”作为城市色彩的总体定位。我想，济南最大的城市特色是泉水，如何寻找到与泉水相搭配的颜色，才是最重要的。

可见，最近十年，我国的城市也开始注意到城市建筑色彩问题。一个城市的色彩形成，非一年两年之功。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建筑的生命周期比较长，那些已经建成的老建筑怎么办？有人说改造，但建筑动起来可不像翻积木那么简单。还有，很多城市的地，都卖给了开发商，政府往往左右不了开发商的图纸。所以，现今中国的很多城市，谈城市色调，多数还是纸上谈兵。

但，这一代人不能不作为。一个城市应该在充分论证后，出台关于城市色彩的严格法规，真正从源头上起到控制色彩的作用。等到那些建筑老化拆了重建的时候，就有希望向城市主色调靠拢。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件事，往往需要几代人努力才能做成。南京城，应该一天天地积累起自己的色彩了。湖殇

城中有一汪湖水，那是大自然的赏赐。

这个湖，秦以前，叫桑泊湖。自从秦始皇将金陵改为秣陵后，桑泊湖便改为秣陵湖。

湖，位于城市的北边，所以也叫北湖。玄武，北方之神的意思，所以，后来干脆称之为玄武湖。

湖，位于六朝宫殿的后面，所以，叫后湖。早在东吴时期，就有“吴宝鼎二年，开城北渠，引后湖水流入新宫”的记载。刘宋时期，将南岸的覆舟山，与山下的北湖融为一体，一大片湖水便成了皇家的园林。那时，环湖分布着上林苑、青林苑、乐游苑、华林园等华丽的园林。

那时的玄武湖，“周四十里，东抵钟山，西限卢龙，北带大壮观”。有历史学家测算，六朝时期的玄武湖面积是现在的三四倍。可以想象，在没有高楼阻隔的时代，东边是紫金山，南部就是覆舟山、鸡笼山，西边是狮子山，北边是幕府山，湖光山色是怎样的美丽！

但这美丽，更多的时候，是属于皇家的，与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

从东吴开始，玄武湖就被作为水军训练基地。史书上有好几次大规模水军演练的记载。南朝的宋齐梁陈都曾在玄武湖演练水师。公元579年，陈朝的陈宣帝在玄武湖举办了一场空前的水师大阅兵，有10万士兵、500艘战船参与，场面十分壮观。

隋唐时期，金陵成了废都，玄武湖也成了废湖。大书法家颜真卿任升州刺史时，曾一度将玄武湖改为放生池。唐代的李白、杜牧、李商隐、韦庄等诗人都曾到玄武湖游玩。李白说：“亡国生春草，离宫没古丘。空余后湖月，波上对瀛洲。”李白在后湖看到了一轮明月，寂寞地洒在湖中的瀛洲上。李商隐到了玄武湖边，联想到玄武湖边发生的前朝往事，感慨万分，作了两首很有名的怀古诗《咏史》、《南朝》。《咏史》诗说：“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蟠？”诗人站在玄武湖边，看到湖水漫漫，想到东吴后主孙皓举旗投降，不禁发问：所谓的王气在哪里？龙蟠又在哪里？《南朝》诗说：“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襦回。”用的是齐武帝的故事。据《南史·武穆裴皇后传》记载，齐武帝常游琅琊城，宫人随从，很早出发，到玄武湖北埭时鸡始鸣，故称鸡鸣埭。绣襦，指宫女。诗人的意思是，到了玄武湖边，想起了当年齐武帝打猎、上万宫女相随路过鸡鸣埭时的盛况。而今湖水仍在，鸡鸣埭仍在，当年的盛况却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所覆盖了。

南唐时代，玄武湖景色还是不错的。陆游的《南唐书》记载着这样一段故事：南唐大臣冯延鲁（冯延巳的同父异母弟弟）有一天感叹说，唐玄宗曾将三百里镜湖赐给了贺知章，如果皇帝能将玄武湖赐给我，那我就知足了。当时的另一位大臣徐铉不无讽刺地说，皇上是不会吝惜一个玄武湖的，只是恨当下没有贺知章啊。冯延鲁无言以对。这从一个侧面看出，当时玄武湖很有名气，大臣都想占为己有。徐铉也是一位诗人，他曾写有《春尽日游后湖赠刘起居》、《北苑侍宴杂咏》。中主李璟曾在玄武湖赏荷并作诗《游后湖赏荷花》。南唐的另一位诗人朱存在《后湖》诗中描写了南唐水师在玄武湖操练时的场景：“雷轰叠鼓火翻旗，三翼翩翩试水师。惊起黑龙眠不得，狂风猛雨下多时。”

到了宋代，玄武湖积淤情况非常严重，升州知府丁谓奏请宋真宗同意，对玄武湖进行疏浚，蓄水备旱。但是，60年之后，王安石的一个错误决策给玄武湖带来了灾难。公元1074年二月，王安石在被罢相后来到江宁任知府。就在这一年，他给宋神宗上了一份《湖田疏》：金陵山广地窄，人烟繁茂，为富者田连阡陌，为贫者无置锥

之地。其城北关外有湖二百余顷，古迹号为玄武之名，前代以为

游玩之地，今空贮波涛，守之无用。臣欲于内权开十字河源，泄

去余水，决沥微波，使贫田饥人尽得螺蚌鱼虾之饶，此目下之利。

水退之后，济贫农假以官牛官种，又明年之计也。贫农得以春耕

夏种，谷登之日，欲乞明敕所司无以侵渔聚敛，只随其田土色高

低，岁收水面钱以供公使库之用，勿命豪强大作侵占。车驾巡守，

复为湖面，则公私两便矣。

王安石的意思是，金陵这个地方山多地少，人口密集，贫苦的人没有田地可耕种。现在，在城北，有二百余顷的玄武湖，在前代都是游玩之地，现在守着它也没有多少作用。我想在湖中开一个十字形的河道，将多余的水泄去，周边的老百姓还可以得到鱼虾之利。水泄去后，接济一些无田地的农民去耕种。也许王安石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泄湖为田，确实是“目下之利”。南宋户部尚书马光祖就认为泄湖为田是“田收麦谷之利小，湖关形胜之害大”。泄湖为田的做法直接破坏了周边的水利环境，也破坏了山水美景，致使玄武湖在历史上消失了260多年！

我很不解的是，王安石是一位很有远见的改革家，也是一位很富有诗情画意的大诗人。被罢相后，他选择了在钟山脚下居住。他十分喜爱钟山的山山水水，写下了很多歌颂钟山美景的诗作。为何他置美丽的玄武湖水于不顾，偏偏要去泄湖为田，让好端端的一处水面风景消失呢？看来，千虑也有一失，再精明的人也有失误时。

我想起了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另一位大诗人苏轼。

苏轼先后两次到杭州任职。第二次到杭州任知州时，西湖淤塞的情况十分严重，西湖几乎有一半的面积已经被淤泥、杂草填塞。西湖边的父老乡亲告诉苏轼，这样下去，不到二十年，西湖就没有了。于是，苏轼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

皇帝同意了苏轼疏浚西湖的请求。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对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苏堤。

而在苏轼之前的唐代，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二十个月，看到西湖的沼泽化现象非常严重，便主持疏浚西湖，并疏通六井。后来人们用“白堤”来纪念他对西湖的贡献。

苏堤与白堤至今仍是西湖两道美丽的风景线，它们会和西湖一道永久地存在下去。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王安石的错误，则让玄武湖消失了260多年。

到了元朝，为了解决水患问题，玄武湖才被重新疏浚恢复。到了明代，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推行管理户籍和赋役的黄册制度，选定了玄武湖作为存放国家级档案的黄册的处所，一般老百姓被禁止进入。“为贮版图人罕到，只余楼阁夕阳低。”朱元璋还沿着湖边建起了一堵高高的城墙。所以，自1391年至1644年的250年间，玄武湖再次成了废湖。

废了260年，禁了250年，加在一起就是510年！

到了清代，玄武湖才喘了一口气。清末名臣曾国藩第一次任两江总督时，曾疏浚湖面，用湖泥筑堤，将环洲与玄武门联结起来。在清人所画的“金陵四十八景”中，玄武湖一直名列其中。

到了近代，照理说玄武湖应该回归百姓了，但事实上玄武湖又一次被封闭。民国期间，玄武湖被围成了公园，需要买票才能进得去。买票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直到2010年，玄武湖的“围墙”才被真正拆去。记得公园宣布免费开放时，南京老百姓奔走相告。只是这一天来得太迟了。

如今，玄武湖周边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环湖路已经开通，每天晨昏，很多市民在玄武湖周围散步，享受湖光山色的美景。但说实话，玄武湖与城市还是缺少融合感。或者说，玄武湖似乎至今还没有融入到这座城市的血脉中，没有融入到市民的意识中。因此，总有一种“隔”的感觉。

西湖与周边的山是融合的，与城市是融合的，与城里的老百姓没有隔的感觉。西湖对所有走近它的人总是敞开着胸怀。

所以，西湖从来就是自由的西湖。

而玄武湖经历的殇与痛，是这座千年古城抹不去的记忆。春水方生

春天的一阵急雨后，我来到长江夹江的江边，只见浑浊的江水不断抬升，岸边打着漩涡的江水将刚刚冒出新叶的芦苇以及蒿草淹没，我响起了“春水方生”四个字。没错，“春水方生，公宜速去”，这是东吴大帝孙权写给曹操的信中的句子。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与孙权对垒濡须（巢湖入长江的一段水道）。初次交战，曹军大败，曹操坚守不出。一天孙权乘轻舟从濡须口闯入曹军前沿，观察曹军部署。孙权的轻舟行进五、六里，曹操见孙军整肃威武，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子，豚犬耳！”不久，曹操接到孙权的来信，信上写道：“春水方生，公宜速去。”

这八个字，孙权想表达的意思是：春水正在涨的时候，也正是我孙家军优势之所在，曹公如果一战，必定败退。所以，还是请你快快退去吧。接到这样的信后，曹操真的退去了。前四个字“春水方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表达，给人以春风拂煦、春水滋生、春江水暖的联想，后四个字“公宜速去”，说得又是那么直接，充满自信。

这八个字是很有些感觉的。我一直对这八个字很感兴趣。在魏蜀吴三国首领中，最有文采的要算曹操。他不仅是一位军事家，亦是一位诗人。他一生写了不少有名的诗。刘备没有见过他写诗。东吴大帝孙权18岁就战斗在前线，腹中自然少了些诗书。但我想，在那样一个你死我活、朝不保夕的岁月里，这些武将们对人生必定有深刻的感慨。像孙权、刘备虽然不是诗人，但他们内心流淌着柔软的诗意。孙权的这八个字，就让我们看到了诗意的结晶。

我还在想，在文学史上，所有的文学形式，都是人为的定义。比如诗歌，非得要几句，还要对偶，还要押韵等等，其实，现实生活中，经典的诗意凝聚，即使没有达到约定俗成的那种形式，那算不算诗呢？比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逝者如斯夫”五个字，凝聚了孔子太多的感情，发而为文，难道不是诗？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比如，东晋武将桓温北伐时经过金城，他看见自己栽种的柳树都已经十围，感叹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金城在今天的江苏省句容市北。桓温当时已近暮年，经历了人世的生生死死之后，情不自禁，感物伤怀，唉，树都老了，何况人呢？“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八个字被作为经典的意象沉淀了下来，被历代的诗人吟咏、借用，以表达岁月匆匆之感怀。尽管桓温不是诗人，但这意味深长的八个字难道不是诗吗？

五代时，钱镠称王吴越。这位钱王自幼不喜诗文。他的夫人戴氏王妃，原是临安横溪郎碧村的农家姑娘。戴氏年年春天都要回娘家住上一段时间，看望并侍奉双亲。那一年，戴氏又去了郎碧村的娘家。钱镠在杭州料理政事，一日走出宫门，只见凤凰山脚，西湖堤岸已是桃红柳绿，万紫千红，想到与夫人已是多日不见，不免生出思念之情。回到宫中，提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戴氏看到这样的句子后十分感动，马上启程回到了钱王的身边。细细品味这短短九个字，感觉其中包含很多意味。清代诗人王士祯在他的《渔洋诗话》中说：“二语艳称千古。”这两句话后来还被杭州人编成山歌，名之《陌上花》，在民间广为传唱。北宋熙宁年间，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来到临安时，听到当地百姓还在唱这首歌，甚为感动，一口气写下了三首《陌上花》诗。后来，还有不少诗人以陌上花为题吟诗作文。清代诗人赵翼有诗：“千秋英气潮头弩，三月风情陌上花。”

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说：“不是诗人是天生的，而是人是天生的诗人。”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诗意，只是有些人表达出来了，而且根据形式的需求表达出来，便成了诗人，而另一些人尽管没有按照形式的需求去表达，但他们也能称得上诗人。比如，孔子、孙权、桓温、钱镠等都不是我们习惯定义上的诗人，但他们道前人之未道，饱蘸情感的文字中难能可贵地说出了人们共通的感受，而且一语传千古，这样的文字，完全算得上是诗。

所以，相信克罗齐话，人人都是天生的诗人。家家雨水茶

茶，与山，与水，都是亲密的伙伴。

我曾经有一个疑问：地处江南的南京有山有水，为何没有产什么名茶？莫不是与土壤有着关系？现在生产的雨花茶，也是最近一些年的事，品质自然难以列入名茶的行列。

回头看，南京历史上种茶的历史还很悠久。早在唐代，栖霞山就曾经种植过茶。茶圣陆羽曾经到栖霞寺寄居过，并且上山采过茶。盛唐诗人皇甫冉有一首《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的诗，这样写道：“采茶非采菉，远远上层崖。布叶春风暖，盈筐白日斜。归知山寺远，时宿野人家。借问王孙草，何时泛碗花。”诗中说，春风暖暖的时候，背起竹筐，翻越山崖，到很深的山里去采，不知不觉采了一筐茶叶，回首寺庙已经很远了，只能借住在山里的人家。

皇甫冉是润州（今镇江）丹阳人，他在哪里、何时写的这首诗，已经无从考证。陆羽到达南京，寄居栖霞寺的时间是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由此推算，这首诗可能是皇甫冉在任无锡尉时写的。陆羽可能是先到皇甫冉那里，然后再到栖霞寺的。据说，陆羽曾在栖霞寺寄居了一年多时间，专门钻研茶事。至今，栖霞山还有纪念陆羽的“试茶亭”。陆羽采的茶似乎为野茶，不然为何要到深山里去采呢？

到了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金陵旧无茶树，惟摄山之栖霞寺，牛首之宏觉寺，吉山之小庵，各有数十株。其主僧亦采而荐客，然炒法不如吴中，味多辛而辣，点之似椒汤，故不胜也。而五方茶品至者颇多。”顾起元说，南京没有多少茶树，只是在栖霞山和牛首山一带，僧人种植有几十株，炒制的方法也未必妥当，所以，并不好喝。

清代陈作霖的《金陵物产风土志》记载：“牛首、栖霞二山皆产茶。生于山顶以云雾名，寺僧采之以供贵客，非尽人所能得。”也就是说，牛首山、栖霞山都种植了茶树，但产量很小。一般老百姓是难以喝到的。

明清文献都有记载，南京只有栖霞山、牛首山、清凉山种植少量茶树，茶叶供僧人们自己或贵客喝。南京虽然不盛产茶，但南京周边不远的地方都产茶。比如，东边的宜兴、苏州，西边的安徽六安，南边的宣城、徽州，都是茶的盛产地。所以，南京人喝的茶，主要来源于周边地区。

南京虽然不是茶的盛产地，但南京人喝茶的兴趣非常浓厚，这与南京人口流动量很大有关。从明代开始，苏皖两省的学子都到位于夫子庙地区的贡院参加乡试、会试，尤其是皖南一带的文人是离不开茶的。这助推了茶叶的消费。明代人画的《南都繁会图》中就有“名茶发客”的幌子，“名茶发客”是指专门做茶叶批发生意的茶商。

从明代开始，南京夫子庙一带纷纷开始设茶舍、茶庄。明代学者周晖记载：“万历癸丑年，新都人开一茶坊于钞库街，此从来未有之事。今开者数处。”（《二续金陵琐事》）万历癸丑年是1613年。而明代另一位学者吴应箕在《留都见闻录》中记载：“金陵栅口有五柳居，柳在水中，罩笼轩楹，垂条可爱。万历戊午年，一僧赁开茶舍，惠泉、松茗，宜壶、锡铛，时以为极汤社之盛然，饮此者日不能数，客要皆胜士也。南中茶舍始此。”万历戊午年为1618年，金陵栅口位于何处，现在已无从考证，大体位于夫子庙一带。从吴应箕的描述看，五柳居茶社是一个非常讲究茶艺的品茶之所，连饮茶的茶具都要讲究，这自然不是一般老百姓消费得起的。那时候的品茶只是在社会名流、文人雅士中间盛行。万历朝后期，秦淮河边住着一位卖茶的高人闵汶水，他来自安徽休宁县海阳镇。他在桃叶渡附近开了一家茶馆，取名“花乳斋”，并制作闵茶出售，一时间吸引了如董其昌、张岱等文人前去品茶。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九月的一天，张岱专程从家乡山阴（今浙江绍兴）来到南京桃叶渡拜访闵汶水。张岱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一位品茶高手，他还写作了一部《茶史》。张岱在《闵老子茶》中记述了他们相识的经过。张岱初访闵老子，这位茶道态度傲慢，待张岱道出饮茶诚意时，闵老子才乐意为之当炉煮茶。而当张岱饮茶间展现出过人之鉴赏力时，闵老子开心地笑了，俩人遂结下了忘年交。自称“茶淫”的张岱还将自己写的《茶史》送给闵汶水看。可惜这本书后来失传了。张岱曾经感慨：“金陵闵汶水死后，茶之一道绝矣！”闵汶水死后，他的儿子继续在南京夫子庙经营茶庄。清代刘銮《五石瓠》和俞樾《茶香室丛钞》等书都对闵茶进行了记载。清代的很多名人，都曾到过秦淮河边的花乳斋喝茶。有的甚至说，“饮百碗而不厌”。有人推测，闵茶在南京火了五六十年。

可以看得出来，茶最初开始在文人雅士中盛行，后来逐渐到了寻常百姓家。到了清代，饮茶已经很普遍了，南京涌现了很多百姓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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