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包伟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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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试读：

发刊词

唐宋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周秦之变以后再次经历重大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时期，魏晋以来相承之旧局面，赵宋以降兴起之新文化分别在此时期发生转变与定型。唐朝以其富强，振作八代之衰，宋代以其文明，道济天下之溺；唐宋并称，既有时间上的相继，又有文化上的相异。唐、宋的时代特色及其历史定位，要求唐宋历史的研究突破原先单一的唐史研究、宋史研究画地为牢囿于一代的旧局面，构建“唐宋史观”的新思路，树立“唐宋史研究”的新框架，在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中观察、理解中古史上的唐宋之变。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的成立，以及《唐宋历史评论》的创办，正是这种唐宋史研究新思路的践行与推动。

本刊以“评论”名者，取其泛义，史事与史学并重，以关于唐宋历史的专题研究与学术评议为特色。专题重在问题导向与学术新路径之探索，无论新议题、新方法、新材料、新视角，还是旧题新作、旧说新解，举凡其说可观，具有引领性者，都在关心之列。评议重在陈说的批判与创见的发现，无论关于单篇论著，还是关于议题领域，举凡理路清晰，评说中肯者，均当引为同道。在专题与评议两个方面，均以学术史梳理为基本导向，以之作为学术创新的出发点。至于刊发文章的形式，论文、书评、序跋、读史札记等，不拘一格。长短篇幅，视议题需要，不求一律。《唐宋历史评论》既为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领域同人之学术园地，亦冀海内外同道之关心赐稿。新刊甫发，或有不足，编务诸君之竭诚努力，则可期待。我们有信心将《唐宋历史评论》办成海内外唐宋史研究同道的精神家园。2014年12月

·笔谈·

站到观察历史的制高点

以唐与宋两个王朝历史时期为标志，并非意味着本刊关注的学术领域限于两个叠加的断代史研究领域。

当然，跳出王朝体系分析框架的束缚，以会通的眼光来观察唐宋两代，拓展思路，深化研究，的确是本集刊首先关心的议题。

会通之说其来远矣，近数十年来我国史学的发展，例如关于中国帝制王朝的各项制度，应该摆脱断代史框架的束缚，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着眼，以“会通”的视野，来观察其沿革与变化，这样的立场差不多已经成了学界常识，毋庸赘言。具体就宋代历史研究领域而言，关于讨论宋代历史应该首先了解唐代历史的看法，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并且程度不等地落实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之中。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以会通之法来观察中国古代7～13世纪帝制时期这一段至为关键的历史，已臻理想水平，实际上是仍处于言易行难的初步阶段，亟宜振臂疾呼，更应身体力行。我们汇编这个专刊，希望以此引起学界的重视、讨论、批评、争论，引发思考，借以逐渐扩大影响，以期蔚然成风。这对于深化唐宋史领域研究水平的推进作用，是可以期待的。

具体而言，“打通”唐宋，并非限于对宋史学者来说需要追溯当时代各项制度的渊源，对于唐史学者来说也是极有意义的。了解宋代史之对于研讨唐代史的意义，自然远非局限于国家制度史一域。在社会、经济、文化、军事等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是如此。例如，若未能对宋代思想史走向了然于胸，在讨论韩愈（768～824）的经学与文学历史活动时，恐怕是难以准确把握分寸，以真正理解所谓“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之意义的。

对于宋史研究领域而言，可以举出的类似的例证自然会多得多。学界前贤已经给我们做出了不少极具启发意义的示范。

如梁太济先生讨论宋代的客户，指出不应如一般所论将其与佃户相提并论，因为客户在“无产”之外，还应具有“侨寓”这一特征。这一认识，当然是建立在他深入了解唐代户籍制度演变的基础之上的。又如他讨论宋代的两税制度，就是从“两税法的演进”这样的视角出发的。无论是指出到宋代，两税脱胎于租庸调时代的户税和地税的这个痕迹消失了，还是分析“城郭之赋”是否已从作为两税正宗的“民田之赋”中分离出去，或者“杂变之赋”的演变过程，如果不是立足于一种通达的视野，凭借其对唐代历史的精通，真正跳出了断代史的藩篱，仅就宋代来观察两税法，是断然无法得出这样的认识的。[1]梁先生早年分析宋初中枢行政体制之形成也是如此，他驳正当时学界的旧说，指出与其说宋初设枢密院分宰相之权，以强化君主专制，不如说在北宋建立之初的改革措施，存在着一个“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宰相的事权”这样的事实。这是因为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由宦官所掌控的枢密机构从专掌军权开始，发展到五代时侵夺宰相事[2]权，这种现象直至北宋初年改革，才得以纠正。二

如果将视野更拓宽一点来观察，一个回避不开的议题，自然还是所谓“唐宋转折”。

近几十年来学术史的发展，无疑已使“唐宋转折”成为了学界既定的认识。所以我们的讨论也须得从这个“转折”着手来展开。如果说“转折”确乎落脚在唐宋之间，我们的着眼点却绝不应限于这一朝一代，而是应该从唐宋时期的五六百年拓展到整个中国古代。

所谓“转折”，指从一种形态转向另一种形态。但是，假定了“转折”的存在，绝非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将其两端相互割裂开来。毋宁说，基于对“转折”的认识，更要求研究者持有一种长时段、全方位的观察眼光，从历史前后期本来存在的有机联系入手，来讨论造成“转折”的种种因素，分析“转折”的前因后果。

我国古代历史以其悠久绵长著称于世。尽管如此，在其缓慢、持续的演进过程中，在某几个特定的时段也曾有过异常遄动，历史的步伐在那些时段明显加速，社会各个层面都有显著进展，使得它们成为历史长河中一个个的凸显点，其后期的历史相比于前期，呈现了明显的差异性。人类历史当然总是变动不居的，不过相比于那些特定的时段，余下时段的历史演进就显得相对平缓。历史学家们分析历史，常会依据那些特定的时段来划分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历史上的这种凸显点绝非整齐划一，“清晰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异，当历史学家们应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来观察它们时，对于它们是否，以及如何反映着历史分期，不免有意见分歧。但也有少数的一些时段，由于历史演进尤为突出且全面，历史学家们虽然也不免对这种演进的性质偶有分歧，但对于它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指标性却少有异议。这样的演进，就可以称为历史的转折。

从唐到宋，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不同历史解释体系于此似无异议。从明人陈邦瞻（1557～1628）所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3]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到20世纪初由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1866～1934）在其《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提出的“宋代近世说”，认为唐宋之间存在一个历史的“变革”[4]，及至现今仍流行于欧美学界的“唐宋转折”论，细节上虽多有差别，但主旨基本相同。

即便按照传统的将整个中国帝制时期都划入“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法，由于这个“封建社会”过于漫长，学者们也都试图将其再细分为不同的时段，以便于深入讨论。他们有将其分为前、后两期的，也有分为前、中、后三期的。但不管哪种分法，唐宋之际都是一个分[5]界点。

从内藤氏以来，学者们对这个转折的具体内容有过许多重点侧重面略有差异的描述。陈寅恪先生以“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一语来概括唐代前期历史，最为精到。此外也有一些学界前贤，发表过一些相当精到的意见，向我们展示了这种长时段、全方位观察视野的犀利目光。

例如在文化史方面，傅乐成先生（1922～1984）将唐宋转折前后的社会文化描述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谓之“唐型文化”与[6]“宋型文化”。他列举唐宋间文化转型的种种表现，并分析其间的原因，多有精到之论。

傅乐成认为，“唐代文化，渊源于魏晋南北朝，其主要因素为佛老思想及胡俗”，而自两汉以来被奉为政治指导思想与民族精神圭臬的儒学，虽在国家政治层面，自魏晋至隋唐，表面上从未失去其独尊的地位，但由于过于琐碎、缺乏创造力，其对士人阶层的吸引力与对社会文化精神的影响力，实大大削弱。从中唐时起，社会文化精神出现转型，傅乐成将其归纳为民族意识、儒家思想与科举制度三个方面，称之为“中国本位文化的三大要素”，随着转型的深化，这三大要素“都在宋代发展至极致”，即最终完成转型。这样的观察，当然只有在全面归纳魏晋南北朝以来历史趋势之后，才有可能得出的。

唐的“胡化”即受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是承魏晋南北朝以来历史的发展趋势并有所强化。如在信仰领域，凡佛、道之外的非本土宗教，除祆教外，其他如摩尼教、景教、回教等，无不在唐代传入中国，并有相当的发展。宗教之外，在音乐、技艺、歌舞、衣食等许多方面，无不渗透着外族文化的影响。

中唐以后中外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唐王朝对内无力镇压以胡人为主的藩镇叛乱及随之的割据，走向衰落；对外则不断遭受外族侵凌，如西北地区的吐蕃与西南地区的南诏，生灵涂炭。即如常被唐政权引为外盟的回纥族，每次引兵入援，居功邀赏，纵兵掠夺，祸害类同外族入侵。这种内外强弱关系的颠倒，不能不促使中原民众对外族的态度发生迥异于前期的变化，导致他们民族思想的滋长，以及对异族的仇视防制，于是对外族文化也渐趋排斥。

例如由服饰习俗所反映的审美心理之转变就是明证。前人论唐代文化的“开放”，无不举盛唐崇尚肥美之例为证。所谓环肥燕瘦，丰满的杨玉环成为盛唐一代美女标准。当时仕女多衣短衣窄袖的胡服，袒胸好男装。其实当时男子服饰也多胡化。但安史之乱后，中原服饰重改用宽长，审美观念也开始崇尚纤细苗条，一扫胡风。存世的唐代后期一些图像资料，可为明证。当时白居易（772～846）就曾写《时世妆》一诗，批评妇女用北狄装束的椎髻与吐蕃习俗的赭面为“非华风”。逮至宋代，虽仍有一些胡服因素保存下来，但宽长的汉服风格定型，为后世所承袭。近年来学界对宋代审美观念多有批评，指为“保守”，以为不如唐代“开放”，其实是未能对历史演变的全局做客观全面的观察之论。

唐代中期以后儒家地位的重显，更与当时思想界的一系列变更直接相关。秦汉以来的儒家经学，到东汉后期，以重章句解释、师法传承的古文经一枝独秀。但古文经琐碎、刻板，也已少有吸引力，渐趋衰微。魏晋时期，更兼政治上苦闷，文人士大夫多堕入老庄玄学。东汉末年起传入中国的佛教，借助于当时思想界的混乱局面，更兼得到南北统治阶层的大力扶植，遂得以大肆传播。逮至隋唐，不仅佛教经书的翻译持续进行，天竺本土佛学不同流派都在中土找到自己的追随者，复因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为解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些固有矛盾，做出调适，创立了一些中国化的新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但它却始终无法在国家政治中完全取代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而正式成为一种政教合一的学说。所以佛教影响虽广，但始终局于“人心”而非“政俗”。中唐以后，随着中原汉族的民族意识强化，抵拒外来文化，佛教也因作为夷狄文化受到公开排斥，代表人物就是那位写有著名《论佛骨表》的韩愈。韩愈的目的，就是要收拾天下民心，使之回归儒家的圣贤之教。及至宋代，佛教已从外来的“戎教”演化成一个完全中国化的宗教。一方面，随着禅宗的一枝独秀，佛教已将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道德观融入其思想体系，完全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另一方面，随着度牒、僧官、寺产等管理制度的实施，佛教已完全为国家所掌控，国家不必再用“灭佛”的手段来抑制它了。此前数百年间所演绎发展的各宗派大多归于沉寂、消亡。从此对文人士大夫来说，佛学与修身齐家的圣人之教差别已不大，至多前者带有隐逸出世的意味而已。

若探求唐宋间文化转型的原因，在傅氏所述这三大要素之外，另一不应忽视的内容，就是由核心经济区域转移所带来的文化核心区转移。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区域间经济文化差异明显。隋唐以前，国家的核心经济区一直位于黄河中下游，从中唐时期开始，随着黄河流域发展的迟滞与长江流域的迎头赶上，到北宋时期，经济中心逐步转移到了长江下游。南北之间，不仅经济生活各有特征，即人民的才情与风俗也大异具趣，通常所说北人粗犷豪放，南人精致重文，只是泛泛之论。至少从北宋中期起，关于科举取士南北区域差异的争论，已可见区域文化差异对政治的影响。总体而论，从宋代起，南人在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国家的文化性格受此影响非浅。

由此可见，如果能站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前后转折的高度，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来作观察，关于“唐宋转折”的假设不仅不会使我们关于唐宋间历史的认识割裂开来，而且其实更推动着我们去探索它们相互间的有机联系。这大概就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可能带给研究者的丰厚回馈。三

可能正由于陈寅恪先生等学界前贤经典性的示范工作，相对而言，近年来，唐宋史研究者们对于前期历史发展的观照，起码在概念上，似已渐成习惯。但是，如何通过观察历史后续的发展，也就是元、明、清各代的历史，再反过来验证自己对唐宋时期历史的分析，或者在对历史后续发展的观察之中，来就前期隐晦未明的史事的走向，获得一些启发，则似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样，据我们对元明清史研究领域的粗略观察，论者能跨越断代，将对史事的梳理上溯至唐宋者，似亦有限。因此，对于许多制度的沿革，常常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

前贤的许多论述，例如前引陈邦瞻之语，接下去又说：“今国家之制，民国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还有近人严复（1853～1921）之论：“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7]成，什八九可断言也。”或者王国维（1877～1927）所说“近世学[8]术，多发端于宋人”。这些议论虽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也多见引于不少学者的论著之中，但它们之所指出的历史现象，真正被学者们纳入自己的观察范围，予以深入讨论的，则不多见。

易言之，尤其鉴于学术史的现状，立足于唐宋的观察视角的学术意义，还在于可能推进对经由唐宋转折定型的中国帝制后期历史的贯通性研究。

这样的贯通性研究，无论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唐宋，还是元明清，乃至今天的中国，都是极为必要的。

可以举出来的例证很多。略谈一则。

今人对宋代国家政治的批评颇多，集中的一点在于它的经济虽然发展，文化虽然繁荣，但国势积贫积弱，令人叹息。虽然有学者已经令人信服地分析指出，所谓积贫积弱“说法”的形成，与其说它反映着宋代历史的事实，还不如说它是因为自近代以来民族危机，人们从[9]历史对比中构建的一个旨在自强奋起的概念。尽管如此，多数学界中人，遑论学界之外的一般读者，仍然对宋代的国势之“弱”耿耿于怀。这当然反映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民族的心态，毋庸讳言。

可是，如果我们暂且不谈宋代的“贫”——虽然它之有违于史实更加清晰，只谈“弱”的问题，试图将赵宋王朝屡败于北方民族兵锋的历史现象，与宋代之后的历史贯通起来考察，的确是少有人尝试的。

自两宋而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定型时期，直至近代转轨。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论之“赵宋以降之新局面”。若我们认真总结这一转型，可以发现，其影响今日中国者多矣。一个基础性的要素，在于随着农业文明的成熟与精致化，以及国家制度的转轨，尤其如科举选官制度在许多方面的推动作用，于是，传统的中原文明日益从其前期的粗犷豪放，转向后期的精致文雅。在地域格局上，文明的核心区也从此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传统冷兵器时代农业民族在武力上相比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弱势，就更加凸显了出来。

与此同时，我国的北方民族恰好进入了一个较快发展的历史时期。从公元9世纪以来北方民族的一系列强悍崛起，不仅改写着他们各自民族的历史，更改变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11、12世纪辽（契丹）宋对峙，西夏（党项）优游于其间，在中国历史上，中原政权首次不得不公开承认北方民族与自己的平等地位。到12世纪前期以后，自命正统的汉人政权更不得不臣服于金（女真）。所以，有[10]学者提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时期。可是，在这个“南北朝”之后，中原地区非但未能出现如李唐之强盛的王朝，反而先后两次被北方民族全面征服。这期间虽有如朱明王朝之崛起，但是它无疑是得益于蒙元政权后期的腐朽、蜕化与统治集团的瓦解。更何况朱明王朝除了在前期洪武、永乐两朝乘立国新威，稍有拓展，此后在北方国境就不得不一直处于守势了。令人不解的是，论者为什么对明英宗的“北狩”，对明廷不得不重筑长城以自守视而不见，却总是耿耿于怀于两宋之“弱”呢？从中原民族的立场来看，这种“弱”自不免令人难堪。至于坦然自若地将后来的“大元”与“大清”纳入中原王朝体系，引以为自豪，其实反映的仍是以中原为正统的民族立场。若从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看，帝制后期近千年的历史进程，则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它的结果，后来在许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中国。所以说，两宋时期北族之强势崛起，与中原政权之“弱”势，只不过是一个更长历史进程的开端而已。这里既反映着不同民族集团相互之间力量对比的消长，更涉及经济、文化、地域、政治等各种要素长期演变的综合影响。至于今人观察两宋时期历史之失于片面，显然是因为未能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贯通起来讨论我国帝制后期社会发展的缘故。

再举一例。

在传统帝制时期，虽说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权力渗透，较之后世之党国天下，则相差远矣。因此有所谓“国权不下乡”之说，明清时期的缙绅阶层及其所主导之下的宗族组织，无疑是在国权之外乡村基层社会最主要的控制力量，这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与研究。但是绅权不可能是到了明清时期才兀然突起的，而必然是基层社会结构长期演变的结果。若非以贯通的视野，追根溯源，就不可能得到妥帖的解释。学术史的现状却是少见这样贯通式的研究。

前些年海外曾有学者提出，南宋时期，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科场竞争与朝廷党争，精英阶层变得更倾向于经营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以此来维护家族地位，此即所谓精英“地方化”之说，影响广泛。虽未见明言，论者以此来回答明清时期缙绅阶层形成历史渊源问题的企图，是清楚的。但是这样的论说，逻辑上存在着明显的缺环，即它假设在帝制后期“绅权”形成之前，国权掌控着乡村社会的一切，所以才有所谓南宋时期国权从乡村“撤退”之说。论者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既不合逻辑，更有悖于史实的假说，当然在于对前期基层社会结构不甚了了的缘故。为了构建学术论著必不可少的“范式”，匆忙之间，含混塞责。

所以，立足于“唐宋”的观察方法，不仅要求我们拓宽视野，将7～13世纪整个民族的历史活动纳入分析讨论的范围，前贤所提倡的“大宋史”之说，自然毋庸置疑，而且更需要我们将观察的眼光从一代一朝、一时一地拓展到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这种从唐宋而下贯通式的观察，无论是对于后期的元明清社会，还是追溯而及之唐宋社会本身的研究，都将会有较大的促进。同时，它也必将会对我们的学术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归纳而言，本集刊虽然以“唐宋”命名，关心的领域则是比唐宋历史时期更为广泛的。更重要的是，与其说这样的命名是出于一种学术领域的划分，不如说是基于一种自以为更合适的学术方法与学术眼光的思考。易言之，唯有集聚式地分析研究唐宋这个被视为“转折”或者后世种种社会现象“发端”的历史时期，我们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国传统历史演进的一个关节点，并站在这个制高点上，前瞻后顾，贯通观察，以一种更具有透视力的学术眼光，深化对民族历史的理解。

[1] 参见梁太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第四、五、十一等章，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

[2] 参见梁太济《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其渊源》，载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编《宋史研究集刊》第二集，《探索》杂志1988年增刊。

[3]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附录一《宋史纪事本末叙》，中华书局，1977，第1191～1192页。

[4] 论文原载〔日〕《历史与地理》1910年第9卷第5号，黄约瑟中译本，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第10～18页。关于由内藤此文影响下形成的“唐宋变革”论，可参见邱添生《论唐宋变革期的历史意义——以政治、社会、经济之演变为中心》，载（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9年第7期，第83～111页。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5] 参见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6] 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载（台北）《“国立”编译馆馆刊》1972年第1卷第4期，第1～22页。

[7] 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第39通信札，见《学衡》1923年第13期。

[8] 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

[9] 参见邓小南《宋代历史再认识》，《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第98～99页。

[10] 参见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第5～19页。

分化与重组：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单元

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选取两个相邻的朝代作为一个单元，例如秦汉、汉魏、魏晋、隋唐、唐宋、宋元、元明、明清。除了相邻的朝代，有时候还可以设定跨度大一些的单元，例如秦汉魏晋南北朝、六朝隋唐、宋元明、元明清等。这种设定时代单元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时间上的连贯性使然，每一个单元的划分，背后都体现了某种特有的研究视角和切入点。以六朝隋唐为单元的研究，关注的[1]核心是贵族体制问题。以宋元明为单元的研究，关注的则主要是蒙[2]元统治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问题。唐与宋之间还包括五代十国半个世纪的存续，时间上并不具有连贯性，并不能完全视为相邻的两个朝代。而之所以将其作为一个研究单元，所注重的研究视角和切入点是唐宋之间国家政务与政治体制的分化与重组。

由唐到宋，国家政务与政治体制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与转型，[3]学界关于唐宋变革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其中的许多面向。不过，随着近年来唐宋史学界互相呼应及相关研究的深化，其间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总结。笔者研究所得及目力所及，有如下数端。一是由于使职差遣与本官的分离而导致官员选任、考课、俸禄管理等方面政务的分化，磨勘转官与注授差遣形成了两条途径，相关的政务运行机制和[4]政务文书形态都产生了分化。二是中枢层面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的并立，以及三省制在名义上的存在，导致中枢决策机制中决策、造令与[5]行令机制的分离，以及相关政务文书的分化。三是由于地方官府政务范围的扩大及其职权行使方式、政务管理机制的变化，以及中央管理地方模式的变化等，导致地方官系统中亲民官与厘务官的分离，州[6]府属官中巡检官与监当官的增设，以及地方政务系统的分化。以上三个方面都是宋代相对于唐代制度来说发生的重大分化，标志着国家行政体制和政务运行机制的重大变革。这个分化的进程始于唐代中后期，经五代十国的发展演进，到北宋前期全面呈现出来。北宋前期的制度格局，基本反映的是这个大分化进程中爆发期的特征，许多方面的体制和机制问题都还没有理出清晰的、条理化的整合路径。尽管整合的努力一直存在，以实正名、循名责实的呼声不断出现，但是直到元丰改制之前，都没有什么实际的进展。即使是元丰改制，虽说是针对晚唐五代以来制度大分化的一次整合和重组，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正名，而不可能恢复到其理念上的、以唐代制度为蓝本的重新构建的体系中去。不过，经过元丰改制的建构与整合之后，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体制与政务运行机制呈现出新的有序化演变进程。

北宋前期国家政务与政治体制的大分化，在政治文化上带来了明显的惩唐末五代之弊、恢复唐前期制度框架和模式的倾向。这种倾向导致宋人对唐代制度产生了新的理解和建构，并借以对本朝制度进行改造。今人对唐代制度的许多理解，都来自宋人的理解和建构，例如对于三省制运行机制和公文程式的理解，对于唐代选官制度中“凡官，不历州县者不拟台省”规定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到宋祁、欧阳修、司马光等宋代诸公相关论述的影响。宋人对唐代制度的论述，无疑是站在其当时的立场和现实环境去理解的，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不够准确之处。要厘清唐代制度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被宋人的表述所遮蔽，但是也无法绕过宋人的理解和记载。

我们在注意到宋人对唐代制度理解有偏差的同时，也不可过于夸大这种偏差。一方面，宋人的理解有唐代文献作为依据，且并非机械搬用这些唐代文献，他们是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格局中对其再利用，因而宋人的唐史叙述与评论与宋代政风有很强的关联。具体说来，我们在思考将唐宋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单元的时候，需要仔细考察以下问题：在宋人对唐代历史的表述中，其思考本朝制度和政策时对唐代的总结所具有的“当代思维”，与唐代传统在当时的持续作用如何区分？宋人建构出了唐代的某些特征，成为后人理解唐代的重要概念，而宋人所做的归纳、概念化与想象，并非完全没有考虑到唐代的真实状况。另一方面，中唐以后对本朝制度的议论正是宋代讨论、理解并重构唐制的基础，中唐之后对包括三省制在内的唐前期制度的思考和重建的议论，与宋人思考本朝制度有一些基本的一致性。这就是唐宋政治文化和制度的“常量”，常量的存在，使唐宋的沟通与连接成为可能。我们在讨论唐宋制度变迁和分化的同时，须加强对两代在政治文化上继承关系的认识，而不是一味强调唐宋变革的所谓“变量”。

即如宋人对唐代三省制的概括，除去宋人欲改变当时体制，故创造出“理想”的三省制模型这种情形，中唐以后再建三省体制的议论也是宋人理念形成的依据。自中唐起，欲恢复唐前期三省制的动议屡起，而当时人所论三省，与唐前期的三省固非一物，这种议论历经五代离乱，宋人见之便以为是真正的三省状况，应也在情理之中。这样说来，唐人在议论时政时对本朝制度的理想化归纳，影响了宋人的思路，而宋人的理解又影响了后代对唐代的认识。所以我们在考察宋人之说时，应将唐人的非事实性论述与宋人的时代意见与史实全部剥离，这一步是史料学的工作；而在考察宋代的政治文化与制度设计时，唐人特别是中唐以后对本朝的议论产生的作用正是一个关键的存在，事实上这种因素很可能正是沟通唐宋的关键所在，这一步的考察则是制度史、政治史研究的关键。唐人的这些评述、议论，为变革时政而发，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唐代的政治实践，又为宋人关注并部分吸取，从而成为宋人认知系统中重要的知识与政治上重要的资源。其之所以在唐宋两代都能被认可并发挥作用，应该就是因为这些意见里包含了一些有关制度设计与权力行使的“常量”。这种“常量”，与学界在讨论“唐宋变革”时所重视的“变量”在分量上的差别极大，“变量”描述的只是从唐到宋在历史现象上的位移及其背后的动因，而“常量”则是唐宋之间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与框架性特征。变量的存在，并不能决定唐宋在权力、制度与社会诸层面的整体跃迁，而对常量的认识，则能将唐大历（766～779）以后至北宋时期各种基本的历史元素纳入一个可观测的系统，一个可描述、可定义的轨道。如果充分重视并描述“常量”的特点，那些唐宋史学界历来都比较关注的问题，比如中唐以后的中枢政治体制、地方管理体制、财税体制、宋代的“祖宗之法”等，应该都能获得贯通性的解释。

综括言之，宋人对唐代制度的理解，是宋代制度建设背后的重要理念。犹如律令在宋代政治社会中的作用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但是宋代还是以唐律为蓝本编修《宋刑统》，以唐令为蓝本编修《天圣令》。唐宋之间历史的许多层面，无论是连续还是转折，唐代都是重要的前提和发轫，到宋代才能找到落脚点。研究唐代制度的人，往往希望到宋代去找落脚点，大概不仅是时间上的连贯性使然——因为制度演进的落脚点不一定就在紧接其后的一个历史时期，而且宋代与唐代之间还隔着半个世纪的五代乱离时期——而是由于宋人对唐制的一种基于唐代文献和唐人政论基础上的深切关怀和着意构建。

这种关怀和建构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宋代的政治社会。唐代制度除了一定程度上构成宋制之源，还因其很大程度上作为宋制的“母本”或“蓝本”，对于理解宋制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关键的参照。由于北宋前期的制度总体处于大分化的时期，分化前提下的政治实践与理想中的制度构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错综复杂的交织之处，因此导致宋代制度在文献记载或文本表述中显得杂乱繁冗。即如职官制度就被称为“叠床架屋”，官、职、差遣分离，官员选任和考课制度等因此呈现出多线条多渠道，治宋代制度史历来被视为畏途。通过宋人对唐代制度的理解，借助其对唐代制度的言说，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宋制的理解。况且，唐代制度作为宋制的母体，其分化或者说精细化和复杂化的程度远不如宋代，加上唐人自身对其时的制度进行过高度条理化和系统化的总结，形成了《大唐六典》和《大唐开元礼》等制礼作乐的新典范，我们今天对唐代各方面的体制和机制问题理解起来相对有头绪一些。所以说，唐代制度对于理解宋制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参照。

从史料的多寡详略来说，唐宋之间同样具有相互支持的意义。由于唐宋制度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所具有的高度关联性，寡少简略但被整理得极富条理的唐代史料有助于我们从繁冗杂乱的宋代史料中找到主线和内在逻辑关系，而繁复详尽的宋代史料所揭示的制度分化之后的大量细节和流程，可以帮助我们找出许多唐代制度中的问题点，激活和加深对唐代制度的理解，拓展唐代制度研究的问题空间。总之，理解唐代制度绕不过宋人，同时要厘清宋代的制度，从宋人如何总结和建构唐代制度入手，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与张耐冬博士多有讨论，一些观点经其补充与纠正，特致感谢！］

[1] 参见牟发松《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后收入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 参见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ed.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任增强《美国学界蒙元史研究模式及文献举隅》，《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3] 参见刘后滨《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变革》，《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王化雨《唐宋变革与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4] 参见邓小南《北宋文官磨勘制度初探》，《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邓小南《再谈宋代的印纸历子》，《国学研究》第3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 参见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刘后滨《唐宋间三省在政务运行中角色与地位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刘后滨《“正名”与“正实”——元丰改制与宋人的三省制理念》，《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6] 参见苗书梅《宋代州级属官体制初探》，《中国史研究》2002年3期；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夏炎《唐代州级官府与地域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赵璐璐《唐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1。这个方面的相关研究众多，不烦赘引。

关于唐宋之间的那道墙

如何处理相邻两个朝代的关系，这在历史研究中几乎就是日常事。通常，相邻两个朝代具有更紧密的关联性，因为时间的魔力，这基本上不构成问题，比如秦汉，比如隋唐。在史学研究上，把相邻朝代置于同一个研究时段进行考察，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在秦朝事实不甚清晰的时候，利用汉朝资料加以佐证，这在史学方法上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汉承秦制”是大家公认的常识。

但是，例外还是存在的，比如唐宋。唐宋之间在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中是近邻，它们之间的50多年的五代十国，无论置于唐后还是宋前，都不妨碍唐宋的近邻关系。虽然所有朝代的关系都可以用“承上启下”来联结，但是紧密还是疏离，还是大有区别。对于唐朝而言，不仅隋唐，在史学的研究中，甚至“南北朝隋唐”，甚至“魏晋南北朝隋唐”，这样的历史阶段划分也远远多于把“唐宋”归结为一个阶段。

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唐宋之间建立了一个隔离墙，它们虽然是近邻，但却总是走不到一块。

这究竟是自然历史的原因，还是研究者的原因？是史料提供了“绝缘体”，还是研究者的目光发生了“光学变异”？即使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晰，但今天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事实，是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事实。这个事实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唐宋无关论已经成为唐宋历史研究者的潜意识，如同中国的历史在发展到宋朝之前忽然结束了一切，宋朝好像在一面高墙后面消失了。从此以后，唐不知宋，宋不知唐。二

然而，这绝不是最初的故事。

以前代为近代，在近代的历史中寻找现实的历史源泉，在十分重视历史借鉴意义的中国，这种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而宋朝几乎是一个历史意识最为强烈的时代。宋代重视唐朝的历史，这样的证明俯拾皆是。宋代把唐代当作自身朝代的前身，研究唐代、总结唐代，几乎就是宋代历史学家的宿命。

唐代的史料，主要是宋人搜集整理的。《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这些大部头的类书，虽然并不是唐代资料专辑，但其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正是唐朝的资料。宋朝重视唐朝资料的整理，这四部大书最有说服力。此外，《唐会要》《唐大诏令集》对于唐史研究的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同样是宋朝学者努力的结果。搜集整理的这些史料，既有利于宋代学者对唐朝的研究，也可以造福于后代。所有的唐朝历史研究者都得承认，在唐史研究中，我们最该感谢的就是宋朝学者。

宋朝学者也是唐史研究的第一批重要学者，他们的观点至今仍是唐史研究中的重要观点，任何后来的唐史研究者首先必须认真对待的便是宋人的观点。《旧唐书》虽然不是宋人书写的，但他们很快就写成了《新唐书》，虽然《新唐书》也有诸多问题，但是直到清朝中期，新旧《唐书》才实现了平起平坐，而此前一直是《新唐书》独领风骚，《旧唐书》几乎濒临佚失。这里并不评论两《唐书》的优劣问题，仅仅想说明这个简单的事实，即宋人的观点长期影响宋以后的中国各代，唐代历史的研究长期受到宋人的巨大影响。《新唐书》之后出现的《资治通鉴》，虽然是一部通史著作，但唐五代的内容所占份额平均最高，比如从战国到三国，平均8.28年一卷，而唐五代3.11年一卷。不仅如此，《资治通鉴》是十分出色的唐史研究著作，对后世，不管是专门的学者还是一般读者，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这样的宋人唐史研究著作，不仅时间上有先发优势，而且史料上也占有优势，毕竟唐代史料在北宋时期还有很多留存，而后世则多有佚失，所以在对待他们的历史认识上，在后世史料缺乏的条件下，不得不对宋人的观点给予更多的尊重。

唐宋之间，在宋朝学者的研究目光中，损益同在。比较唐宋之间的继承与流变，显然也是宋代学者所重视的，在他们的笔下，我们没有发现那道横亘在唐宋之间的高墙。或者说，我们今天面临的唐宋之间的高墙，在宋代还没有搭建起来。如果要破除唐宋之间的隔离墙，宋代学者的研究和经验，都是具有正面价值的。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历史确实驶入了一个新车道，藩镇割据，中央不振，凡此等等，使得中国这趟列车摇摇晃晃进入宋朝。宋朝对这份历史遗产显然是不满的，于是纠正五代弊政成为宋廷的首务。建隆二年（961），赵匡胤问赵普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这很清楚地反映了宋初的状况与时代课题。其实，唐朝后期的朝廷，何尝不是心同此理？回到唐初去，可以看作唐后期朝廷的理想，而宋初则更有条件去实施。据说，《唐六典》的再发现曾经引发宋廷的兴奋，宋神宗主导的元丰改制，处处闪现着唐朝制度的身影。宋代的法典文献如《宋刑统》等，对于《唐律疏议》的继承已经到了难以理解的程度，为什么明明不再实用的条款还要规规矩矩地刻写在法典之中？唐朝难道也是宋人的理想？或者他们认为宋朝距离唐朝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制度上也并不遥远？《天圣令》的发现，也证明了同样的原理。即使很多唐令的条目在宋朝被废止不用，但是整个令文的体系依然保持着唐朝的模式，还在努力使用唐朝的句式。或许，宋人有一种情结是不愿意割舍唐朝。而这个唐朝当然是初唐和盛唐，不是中央不振的唐后期。三

宋人没有在唐宋之间修建隔离的墙，其实后来的元明清也没有。有关唐宋的隔离，完全可以说是新史学的巨大“成果”。在西风尽吹的近代史学体系中，面对中国历史停滞论，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而划分历史阶段，给出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性质判断，则成为研究的基本方法。日本学者的中国历史研究，是分开唐宋最有力度的研究。京都学派有著名的“唐宋变革论”，把唐宋分别划归为中古与近古。东京学派虽然不同意这样的变革论，但是他们同样把唐宋切开，分别命名为古代与中古。日本学界与西方联系比较紧密，日本的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西方。现在，中国学界也有赞成唐宋变革论者，虽然如邓广铭先生等并不赞同这种观点，然而只要赞成这种结论，就有利于唐宋研究的分割局面继续存在下去。与此相关，甚至有人认为唐宋的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

唐宋之分，难道仅仅是一个外来结论吗？其实，中国学者的研究倾向，某种意义上也让唐宋之分变得似是而非。以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而言，他的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都与宋朝无涉，但与魏晋南北朝关系重大。他的研究，把魏晋至于隋唐的中国文化发展，用“制度史”的概念进行了完整的梳理，让隋唐制度的渊源清晰显现。同时，陈先生的政治史研究，把北魏之后的北方政治史用“关陇集团”概念统合起来，找到了一条贯穿北朝与唐朝的历史红线。陈寅恪先生的成功研究，不仅开辟了一条研究路径，更是开辟了一个学术领域，不管赞同还是反对，魏晋与隋唐历史的内在联系，就这样呈现出来，后来者在领略陈先生的研究思想的同时，很自然地也把魏晋隋唐纳入一个研究阶段或者框架之中。陈寅恪先生之后，中古史的研究，尤其是魏晋隋唐史的研究大家纷纷涌现，星光灿烂，一片繁荣，这更吸引了后学的紧追不舍。如此一来，魏晋隋唐概念，在后来的研究者心目中，便成为一个研究方向，而越是研究深入，就越会发现其中的联系性。

其实，陈寅恪先生也著有《论韩愈》，专门勾勒出唐宋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思想，到佛教，到文学，唐宋的联系显然是十分紧密的。后来的研究者，追随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如今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已经紧紧把唐宋联结为一体，似乎思想与文学属于另外一个天地，在讨论唐宋的历史联系时，这两个领域沉默不语。于是，文史在唐宋真正实现了分家，唐宋文学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是一个概念，而唐宋历史则是另外一个概念，如同他们的研究对象毫无关系一样。相对于魏晋隋唐历史的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唐宋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宋史研究权威邓广铭先生对于唐宋之间的关系，认为有变化但绝没有“唐宋变革论”所说的那么巨大，但是邓先生的研究精力主要用在宋史而不是唐宋，所以他和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思想，在“唐宋”概念下，对于后学同样影响不显。前辈学者的引领在学术研究上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后学而言，前辈开辟的领域等同于成功与畅通，而前辈学者研究不充分的领域，后学则完全可以视作畏途，担心此路不通。四

唐宋之间，联系还是区隔？发展还是突变？凡涉及重大理论判断，结论都需要研究者不断重新检验。任何相邻时代都有密切的联系，之所以会有紧密与疏离的差别，除了史料的证明之外，也与研究者的目光分不开。发挥作用的，不仅有事实，还有研究理念。突破研究思路，就会发现新的景观。此前，唐宋联系性的研究确有不足，我们主要努力的方向是开放新视野，拆开高墙。本质上，唐宋之间的损益究竟孰多孰少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所关心的首先是实现理念突破。不管是联系还是差别，只要我们认真地对待，只要比此前的研究有所进步，那么我们就会相信：唐宋作为一种研究理念，一定会带给我们丰厚的回报。

继承与发展：唐宋档案文献编纂历史的会通考察

2004年底，笔者完成博士论文《宋代档案文献编纂研究》时就有一个感觉：要想获得对宋代档案文献编纂更为深入的认识，极有必要唐宋联言，即把唐宋档案文献编纂放到一起做整体的考察。一方面，因为很多宋代的问题或现象，在讨论时总是要追溯到唐，其源流在唐、根基在唐，二者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密不可分。宋人苏颂说：“国朝号令风采，超迈百王，原其典章文物，刑名法制，大抵研习唐旧，[1]其间或有损益，亦不相远。”就是在说宋承唐制。另一方面，宋代并非一味地沿袭唐代，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变化。这些发展变化，也只有在唐宋的联系和比较中，才能获得更好的认识，更加凸显其意义。也就是说，需要通过“原始察终”的“会通”研究，尤其是对其演进过程的梳理把握，才能更好地揭示唐宋档案文献编纂历史的基本脉络及其继承与发展的相互关系。在拙稿《唐宋档案文献编纂研究》的“研究意义”部分，笔者对自己的这一想法略有说明，但只是一孔之见，很不深入。这里再从以下几个方面略加补充，仅供同人参考。一

从编纂机构与编纂制度方面来看，唐宋时期，官方档案文献编纂十分发达，建立起一整套的编纂机构与制度，保证了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等国史档案文献的持续编纂，进而为官方国史修撰提供系统完备的文献资料。这些编纂机构与编纂制度大都创设于唐初，是伴随着唐初设馆（史馆）修史、官修国史制度的确立而发展起来的。

史馆的设置虽然可以上溯到北齐，但史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在唐初。高祖武德五年（622），唐朝新立不久，即采纳令狐德棻的建议，下诏修撰魏、周、隋、梁、齐、陈六朝历史，虽历经数年未有成效，但奠定了官修前代史的格局。太宗贞观三年（629），继高祖之后再次下诏修撰周、隋、梁、齐、陈五代史，至贞观十年（636），“五代史”同时修成奏上，唐代国史编撰机构——史馆和官修国史制度就是在这次大规模的修史实践中，正式建立起来。首先，为保证五代史的成功修撰，在中书省设置了秘书内省，这是具有史馆性质的修史机构，但非常设，五代史修成后，随即废置。其次，设置了总领全局的官员，如以宰相房玄龄“总监诸代史”，秘书监魏徵参与“总[2]监”，秘书丞令狐德棻“总知类会”。最后，贞观三年（629）闰十二月，即在设秘书内省修前代史稍后，于禁中设立了史馆，作为常设[3]的修史机构，掌修国史。这一举措，标志着唐代设馆修史、官修国史制度的确立，标志着起居注、实录等国史档案文献的收集编纂提上日程，成为唐代史馆的重要职能，史馆的组织规模和编纂制度在继承北朝制度的基础上更加发展完善。

唐代的史馆，既是官方国史修撰机构，也是国史档案文献编纂机构。唐代设馆修史、官修国史的一整套制度都为宋代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壮大。试举数例：（1）唐宋时期史馆的官员设置主要有监修国史、兼修国史、史馆修撰、直史馆、判史馆、史馆检讨等，其中，[4]只有“史馆检讨”一职为宋太宗时期首设，其余皆设于唐代。（2）[5]宋初宰相带馆职及监修国史，亦是“循唐制”，但这一制度在仁宗时期发生重要变化，即在监修国史之外增设“提举”。此后北宋各朝和南宋时期，均有宰相“提举”编修国史、实录、国朝会要、玉牒、敕令的记载。提举官不一定为监修国史宰相，监修国史以外的宰相，[6]也可以担任提举，至此，监修国史与提举官渐为二途。宋代于监修国史之外增设“提举”，应与宋代官方国史编撰以及各类档案文献编纂的规模、范围都较之唐代发展扩大有关，与此相联系，宋代除史馆外，还设置了很多专门的编纂机构，如日历所、实录院、会要所、宝训局、玉牒所、编类圣政所等。（3）为保证官修国史的史料来源，唐代政府制定了相当完备的史料征集与搜访制度，主要有记注、诸司供[7]报、史官搜访和馆外人员主动提供。这些制度也都为宋代所继承，其中史官搜访和馆外人员主动提供二项，由于宋代私家撰史的兴盛和政府对历史编纂的重视，较之唐代更为发达。总之，由唐代创设经宋代继承发展的相当成熟完备的唐宋官修国史制度对辽、金以及元明清时期官方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帝制后期官修国史制度的基本格局。二

从编纂体例与编纂题材方面来看，唐代档案文献编纂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能够适应时代发展和制度变化的需要，创设新的体例和题材，这些新的体例和题材都在宋代得以延续发展并产生更为多样的编纂形式。

在国史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唐代在前代起居注、实录等既有形式基础上，相继创设了时政记、圣政纪和日历等新的类型，皆为宋代所继承。在此基础上，宋代又创设了“宝训”，成为“帝学”系列的重要文献。实际上，“宝训”的创设，也是受到吴兢《贞观政要》的启

[8]发。

在行政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唐德宗时期苏冕编纂《会要》40卷，创设了一种新型的综合行政档案文献汇编形式。由于这种新的题材和编纂形式适应了当时政治发展与行政管理的需要，很快便由官方主持续纂。宣宗时期宰相崔铉上《续会要》40卷；北宋初年，宰相王溥等在《会要》《续会要》基础上，补其阙漏，纂成《唐会要》100卷。其后，王溥又编纂《五代会要》30卷，进一步确立了“会要”的体例，为后世“会要”体文献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基础。在这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之后两宋官方持续编纂的“国朝会要”，正是在这两部《会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苏冕创设的“会要”，在宋代呈现两种发展模式：一是具有当代政务文书总汇性质的“国朝会要”，“它的编纂主要是为了当时处理政事的需要”，“在当时[9]属于政书，而不是史书”。另一种则是以《五代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为代表的前代会要。可见，“国朝会要”是宋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功能更强、更为典型的综合行政档案文献汇编。史载：“凡[10]朝廷检用故事，未尝不用此书。”

在专门行政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唐代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产生了财政档案文献编纂性质的“国计簿”（李吉甫《元和国计簿》、韦处厚《大和国计》）；以某一机构的建置沿革、历任官员、条例规则为记述对象的“官署志”（韩琬《御史台记》、韦述《集贤注记》、李肇《翰林志》等）；以进士题名、科举试题等为记述内容的科举档案文献汇编“登科录”和带有诉讼档案文献汇编性质的判词集（如张[11]鷟《龙筋凤髓判》）。“国计簿”到宋代发展为“会计录”，成为中央政府加强财政管理以及皇权控制国家财权的重要手段；“御史台记”“翰林志”等官署志和“登科记”，在宋代都有接续编纂并进一步完善。此外，在律法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宋代极为活跃、发达的“编敕”，始于唐代（唐初称“编格”，又称“格敕”，中唐以后有“格后敕”）；《宋刑统》的编纂形式，亦源于唐宣宗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型的[12]法典编纂形式——“刑法统类”。三

从编纂思想和学术精神方面来看，唐宋史学和历史文献编纂的发展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即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和会通征实的思想方法，突出地体现在“鉴戒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如果我们以“鉴戒史学”为线索，对唐宋时期的史学和历史文献编纂学的发展演变加以系统的梳理观察，就会看到其间贯穿着一条清晰的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脉络，而这一点在将唐宋分属不同历史时期或研究时段的情况下，是较少涉及或有所忽略的。

第一，“鉴戒史学”形成于唐初官修前代史的过程中，其核心思想是“以史为鉴”，发挥史学的政治功能，为维护巩固统一帝国的政治局面和长治久安服务。如高祖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说：“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13]将来”；太宗在“五代史”修成时说：“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14]身之龟镜。”后又在贞观二十年（646）《修晋书诏》中说：“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15]百王之令典。”可见，唐初官修前代史能取得重大成绩，是与唐初统治者这种明确的以史为鉴的政治理念分不开的。正是在唐初官修前代史的过程中，“鉴戒史学”得以形成，其中，魏徵的史学是突出的代表。魏徵史学具有强烈的“殷鉴”意识和经世致用的宗旨；“极其[16]重视人的因素”，尤其是君道和君臣关系问题的探讨，总是通过有针对性地总结历史经验，为统治者提供政治借鉴，为此后唐代乃至宋代“鉴戒史学”的发展，树立了榜样。后来吴兢于玄宗时期撰著《贞观政要》，即抱有明确的“经世”宗旨，其书始于《君道》，终于《慎终》，用意甚深。书中还专门设立《君臣鉴戒》篇，强调以史为鉴。中唐以后，杜佑《通典》，苏冕《会要》，李吉甫《元和国计簿》、《元和郡县图志》以及陆贽等重要政治家诏奏集的编纂，都显示出“鉴戒史学”关注现实、经邦济世的学术品格。

第二，唐初形成的“鉴戒史学”，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演变的需要，探索新问题，采用新形式，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实现重要的突破，为后代史学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开辟新的路径，突出地表现在以杜佑《通典》为代表的中唐以后“制度”史学和“会通”史学的兴起。杜佑《通典》打破以往正史书志的断代格局，上起三代，下至天宝末年，原始察终，会通古今，创立了中国古代第一部典制体通史。[17]杜佑提出，《通典》编撰之目的在于“将施有政，用乂家邦”，这就把“鉴戒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从唐初“彰善瘅恶”，激扬“名教”等伦理教化功能，推进到通过典章制度的探究总结，直接为现实社会的制度建设和政治决策服务，由“鉴戒”发展为“资治”。

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唐以后“鉴戒史学”对当时思想学术[18]界兴起的以“春秋学”为代表的“尊王”思想的吸纳。

第三，由于“鉴戒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由“鉴戒”向“资治”的演进，中唐以后的史学和历史文献编纂表现出以帝王为中心和重视近当代历史的特色。如李吉甫编《元和国计簿》《元和郡县图志》以及《元和百司举要》，其目的都在于直接为最高统治者提供经邦治国的历史教材和重大问题的决策参考，就像他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说的那样：“此微臣之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周览也。”吴兢认为“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以史为鉴，“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19]武而已哉”，于是撰《贞观政要》；范祖禹在《进〈唐鉴〉表》中[20]说：“监于前代，宜莫如唐。”宋神宗为《资治通鉴》作序，亦引[21]《荀子·非相》之语，强调以史“资治”不仅要向前代经典和圣贤学习，更要注重从近代的历史中取法借鉴。唐宋“鉴戒史学”这一颇具特色的“法后王”思想，在宋代历史编纂实践中表现尤为突出，通观宋代官、私历史编纂，有关唐、五代历史和本朝历史的编纂成果所占比重极大。

第四，随着中唐以后“鉴戒史学”的发展及其社会政治功能的强化，这时期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与方法亦取得显著进步。除前述“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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