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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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说（中）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历史秘闻
沈万三炫富让朱元璋顿起杀心
万历年间刊行的《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三回里，潘金莲顺口说了句当日流行的歇后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意思是，此事尽人皆知，想瞒也瞒不住。
万历距沈万三时代已两百多年，沈万三仍是名满天下，妇孺皆知，可见，沈万三确乎是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人物。
沈万三财富传奇
沈万三，名富，字仲荣，历史上称他为沈万三秀，并以沈万三之名风行天下，原名反而很少有人提及。
为什么大家叫他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字呢？据董谷《碧里杂存》等资料解释，明朝初年称巨富为“万户”，姓后加“万”，是当时对富人表示敬意的一种习惯称法。又，当时人分五等，曰：“奇、畸、郎、官、秀。”奇最低，秀最高。称“秀”的人家产须在万贯以上，沈氏排行第三，家有亿万资产，故称以沈万三秀或沈万三。可见，他的名字是尊称、排行与户等的合称。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沈万三的祖籍在浙江湖州，祖上迁居长洲（今江苏苏州）东蔡村，到他父亲沈佑时迁至湖州南浔沈家漾。元至正二年（1342）南浔一带大水，贫民纷纷逃往他乡，沈佑也在此时迁往周庄。
传说中的江南首富沈万三，富得让朱元璋都垂涎，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家破人亡。他到底富到什么程度，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有趣的传说。
据《留青日札》记载，当朱元璋打下江浙后，沈万三与其弟万四（沈贵）在两浙豪富中首先输粮万担，献白金五千两，以佐用度，“太祖军食，多取资焉”。但是贪得无厌的朱元璋却要“务罄其所有金”，想方设法来消耗他的家财。
据董谷《碧里杂存·沈万三秀》记，有一次，朱元璋在月朔（即初一）日召见他，给他一文钱要他生利，从初二开始，一文取两文，初三日取四文，初四日取八文，每天翻一倍，亦即按等比级数增长，以一月为期。沈万三不知就里，欣然接受。哪知回家一算，一月之后，该付给朱元璋利息为五亿三千六百八十七万九百十二文。按，洪武钱每一百六十文重一斤，则共计三千三百五十五万四千四百三十二斤。沈氏虽富，但哪里经得起这样的盘剥？
除了巧取，还有豪夺。有一次，朱元璋召见沈万三，要他每年“献白金千铤，黄金百斤”，还命他造六百五十间廊房，养数十“披甲马军”，并对他的田产每亩征九斗十三升的重税。
沈万三大概也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所以想主动报效以保平安。明洪武六年（1373）前后，当他得知京城（今南京）要筑城墙时，就主动承担了修筑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的任务。当时的南京城墙全长三万七千一百四十米，合七十四华里多，朱元璋的筑城计划，仅造砖一项，便涉及一部（工部）、三卫（驻军，相当于军区）、五省、二十八府、一百一十八县，另有三个镇。而沈万三一人负责的城墙，占整个工程量的三分之一，他以一家之力，是怎样如期完成的？没有人知道。
今南京水西门外，有座赛虹桥，相传为沈万三儿媳所建。明人记载，沈万三建造数桥之后，很是得意，便在家中炫耀。谁知儿媳很不以为然，便用私房钱悄悄建了一座桥。该桥“工巧宏丽”，比公公所造之桥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把它叫做“赛公桥”——儿媳尚且如此，可见沈家确实实力不凡。
王行是一位学者，曾受聘于沈家坐馆，教沈家子弟读书。据英宗正统年间苏州人杜琼作《王半轩传》记：“长洲周庄沈达卿，其父号万三秀者赀雄当世，为礼聘于家塾，每成章，辄偿白金以镒。”白金即白银，一“镒”就是二十两，学生写一篇作文，老师竟有如此之高的报酬，沈氏的家底可见一斑。
沈万三处于事业巅峰时，他的弟弟沈贵（万四）已看到危机，曾写诗劝他说：“锦衣玉食非为福，檀板金樽亦可休。何事百年长久计，瓦罐载酒木绵花。”要他低调做人，从事耕织，但沈万三没有听从他弟弟的话，终于招来了灭顶之灾。
据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记载：有一次，朱元璋准备犒赏三军，沈万三主动要求代他出赏钱。朱元璋有意刁难他说：“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之乎？”哪知沈万三豪爽地回答：“愿每军犒金一两！”朱元璋听后大吃一惊，嘴里说：“此虽汝好意，然不须汝也。”但内心里却起了杀掉沈万三的念头。《明史·马皇后传》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为？’乃释秀戍云南。”
所谓“戍云南”，就是发配到云南充军。根据这一记载，他应该是死在云南，或者死在充军的路上了。
沈万三“元人”考
明史专家顾诚先生曾作《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详细考证了沈万三的身世，否定了他是明初人的说法，认为他生在元代也死在元代，史籍中有关沈万三在明初的一切“事迹”均是讹传。兹将顾诚先生及有关学者的论述综述如下。
一、沈万三的确切生卒年虽然难以查清，但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可以确定的。《吴江县志》卷五六载：“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
张士诚的军队攻占平江路（苏州）是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这就是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沈万三已死去十二年以上。既然他已经在元朝末年去世，当然不可能遭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打击了。
二、据元末明初人王行所撰的《沈荣甫墓志铭》、《沈茂卿墓志铭》，洪武九年（1376），沈万三之子沈荣甫死，年七十一岁。据此，则元明易代之际，其子沈荣甫六十二岁，其孙沈森也有三十九岁，以中国人偏高寿命推算，沈万三尚在人世的可能性极小。即使活着，至少也是八十左右的垂垂老者，什么筑城呀、输粮呀、犒军呀，还用得着他来露脸么？他露得了脸么？
三、《沈荣甫墓志铭》云：“初，（沈）荣甫之先君子（富），游于故侍讲袁文清公（桷）之门，公每嘉其敦信义。时楚之长沙攸县人冯子振，方张声誉，号海粟，以文翰自矜许。来吴，必主之，深加爱厚，为大书‘积善’二字，殆以表其志也。”
王行为当时著名学者，两次受聘为沈氏家庭教师，为沈家亲属所作的应酬文字达十一篇之多，但涉及这个名闻天下的大富翁沈万三的却仅此一见，时间标示为“初”，称谓为荣甫之“先君子”，除此“追述”之外，无任何直接描写之文字。又，王行为沈万三之子、之孙都写了《墓志铭》，却没有为沈万三写《墓志铭》。考王行首次设馆于沈家为元末，可见，在王行莅馆之前，沈万三早已作古。
四、据上文，沈万三与元代侍读学士袁桷有过交往，冯子振曾多次下榻于沈万三家中，并为他题了“积善”二大字。据《元史·袁桷传》，袁桷死于元泰定四年（1327），下距明朝开国（1368）四十一年。冯子振附于陈孚传后，未书卒年，陈孚卒于元大德七年（1303），下距明朝开国六十五年，从他的交游层面来推测，他主要的活动年代是元朝中期，即大德、延祐年间，即使后延，也很难延到明朝开国之后。
五、《沈荣甫墓志铭》继续说：“及荣甫持家政，乃筑堂构宇，以冯书揭诸题间，既以承夫先志，又以勖其后人，是足以见其好善之心矣。”
按：积善堂建于元末，有吴县著名高僧释妙声作《沈氏积善堂》诗可证。原诗云：翰林宾客散如云，积善于今喜有君。背郭堂成因旧扁，传家书在足前闻。屋头雨过乌尤好，池上风清鹤不群。我亦袁公门下客，题诗三叹感斯文。
释妙声诗文多作于元至正年间，所以其集入元诗选，积善堂落成之时，沈万三已死，其子荣父主持家政，所以释妙声才有“我亦袁公门下客，题诗三叹感斯文”之叹。
六、我们虽不能断定沈万三绝对活不到八十多岁，亲眼看到大明帝国的建立，但是，明军在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领下，进兵云南是洪武十四年（1381）的事，筑城、犒军之时，云南并不在明朝管辖之下，因此，在明朝初年就把沈万三充军云南，绝无可能。如果是在平定云南之后再把他充军该地，那么，沈万三当在百岁上下，他能够如此长寿吗？朱元璋再暴虐，能把一个百岁老人发配充军吗？
可见，《明史》及明代野史大多是民间传说，以讹传讹；或者是误把沈万三子孙的所作所为，附会成了沈万三本人了。
沈万三虽是元朝人，却未见元人记载。入明以后，有关沈万三的传说越来越多，却没有一条是出自与沈万三本人有直接接触的人之手，现存的洪武年间官方或半官方文献，也从未提及沈富其人。洪武十二年（1379）卢熊纂刊的《苏州府志》多达五十卷，其中竟然也没有涉及沈万三及其家族。
究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元明之际，元人著述散佚毁弃的相当多，生活于元代的沈富不过是个“多田翁”，既无出仕的政绩，又不足以跻身“儒林”，默默无闻自在情理之中。到明朝建立前后，沈家子孙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人因家境富裕，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不仅在朱元璋推行的粮长制度和举荐制度中崭露头角，而且同当时的文人有广泛的交往，因此，沈家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尽管沈万三早已去世，沈氏在洪武年间也已分成四家，但是人们提到江南首富沈家时，还是习惯于用沈万三来概括。“聚宝盆”的传说
沈万三何以富甲天下？民间有许多有趣的传说。
清代著名文人褚人获《坚瓠集·聚宝盆》载：沈万山年轻的时候，家里贫穷，有一天，梦见一百多个身穿青衣的人求他救命。第二天早上，他见一渔翁捉了一百多只青蛙，准备剥剐了拿到市场上去卖。万三联想到昨夜的梦，动了恻隐之心，就拿钱买下，放生于池中。当天晚上，青蛙们呱呱地叫了个通宵，吵得他睡不着觉。早晨起床后准备去驱赶，只见它们都环绕着一只瓦盆蹲着，他很觉得奇怪，于是便把那只瓦盆抱回了家。有一天，万山的妻子在盆中洗手，把一只银钗掉在盆中，不料银钗一变二、二变四，不一会儿已是满满一盆，数也数不清。随后拿金银来试也是一样。从此之后，沈万山开始富甲天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想杀掉他，亏了马皇后劝谏，才把他流放于岭南。抄没家产的时候，得到了这个瓦盆，拿给识古器的人一看，说这就是聚宝盆。
在沈万山的财富神话中，聚宝盆最为著名。这只聚宝盆后来怎么样了呢？谢肇浙《五杂俎》卷三载：“金陵南门名曰聚宝，相传为洪武初沈万三所筑也。人言其家有聚宝盆，沈遂声言：以盆埋城门之下，以镇王气。故以名门云。”这就是现在的南京中华门。
张岱《明纪史阙》也有相同的记载，不同的是，在朱元璋欲诛而赦之后，沈万山才交出聚宝盆，然后埋于城下的。
此外，还有乌鸦石、马蹄金等很多神话似的传说，不一而足。孔迩《云蕉馆纪谈》记：“沈万山，苏州吴县人也。家贫无产，以渔为生。一日饭毕，就水洗碗，碗忽坠水中。因撩之，不知碗之所在，但觉左右前后，累累如石弹，乃尽取之。识者曰：此乌鸦石也，一枚可得钱数万。因以富。或曰：夏日仰卧渔船上，见北斗翻身，遂以布襕盛之，得一勺。及天明，有一老者引七人挑罗担七条而至，谓曰：汝为我守之。言讫忽不见。启视，皆马蹄金也，以此致富。”
这些传说都很有趣，既反映了民间的财富幻想，也显示了人们对沈万山暴富的迷惑不解，因此当然不是沈万山富有的根源。
何以富甲天下？
沈万三发财致富的真正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是垦殖说。
明初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坦斋文集》内，有沈万三侄儿的《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云：“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爱其水田膏沃，土俗忠朴，因家焉。人遂以其所污莱未田者归之，躬率子弟，服劳其间，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此起，富埒于素封。恒谓二子：‘乐莫如兼济。’二子世遵先训，益大厥家。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
刘三吾这篇墓志铭已说明，沈汉杰死于洪武四年（1371），过了二十年之后，应沈玠之请而作，撰写时间当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主要材料得自沈玠提供的行状，应当说是相当可靠的。
刊印于光绪年间的《周庄镇志》卷三的《沈伯熙墓志铭》也说：“大父祐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沈万三）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难，乡人以长者呼之。”
明中期苏州人黄省曾《吴风录》记：“自沈万三秀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竟以求富为务。”
根据这些资料，专家们推测：沈万三的父亲从湖州南浔迁居到长洲县东蔡村以后，辛勤耕作，充分开发了当地大片抛荒的肥沃田土。由于经营得法，占田日广，沈家转为招纳佃户、出租田地、雇用长短工和发放高利贷的大地主。到沈万三兄弟掌管家业时，就已经拥有地跨数县的良田。江南经济发达，在宋元之际未受到什么破坏，到元朝后期已为全国之冠。苏州和杭嘉湖地区历来是闻名全国的“粮仓”，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为商品出售。而当时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内所需食粮，主要靠南方供给，沈万三一定也是“售粮大户”。可见，沈万三家族主要是靠垦殖起家，辅以农产品交易，逐渐发展成为江南第一富豪的。
二是赠与说。
杨循吉《苏谈》中有《陆道判捐资》一文，其中说道：“元时富人陆道原（应为德原）货甲天下，为甫里书院山长，一时名流咸与之游处。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赀产付之曰：吾产皆与汝……道原遂为黄冠。所谓二者，其一即沈万三秀也。”
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顾、陆、李三子》云：“元末吴人顾阿英、陆德原、李鸣凤皆富而好古，亦能诗文，至今有脍炙人口者。一时名士咸与之游，名振东南。顾有三十六亭馆，陆之治财者，沈万三秀也。李尝助太祖军粮二万斛。入国朝，顾削发为僧，陆为黄冠，[遗业于万三]，李挈妻子、家资浮海去，俱惧法而避之，惜哉！”《周庄镇志·杂记》也说：“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
这些资料都说，沈万三的财富，均得之于陆德原的赠与，事实果真如此吗？明都穆所辑的《吴下冢墓遗文》中，收有一篇很不常见的《陆德原墓志铭》，略谓：陆德原字静远，长洲甫里（今甪直）人。家有资产，又得族田千亩。他在家乡办起了甫里书院，被署为山长，曾捐资重建长洲县学。调任徽州儒学教授后，又出资修州学。至元六年（1340）回苏州买木料时病逝。有子八岁，长女赘徐元震，次女刚生三个月。这篇铭文出于陆氏同僚、儒学提举黄晋之手，有力地证实陆氏并无出世当道士的事，况有入赘之婿、幼小之女，更无送财与外人的道理。
沈万三很可能帮陆德原管过账，购运过木材，甚或接受过一定的赠与，但全盘接受陆家财产，则可能是讹传。
三是通番说。
这里所说的“通番”，指的是海外贸易。据《吴江县志》载：“沈万三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孔迩《蕉馆纪谈》说沈万三“乃变为海贾，遍走徽、池、宁（国）、太（仓）、常（州）、镇（江）豪富间，转辗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说：“苏州沈万三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
元朝时海运发达，外贸畅通，来中国贸易的外国人不少。元人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达二百二十余个。自1282年起，元朝开始海运漕粮，并设立了专管海外贸易的机构——行泉府司。因官船和人手不够，便雇私家船户运送。据元学者虞集《道园学古录》说：船户中以富豪船户获利最多，他们常夹带商品船和小快船，“交通海外诸番，博易以致巨富”。也就是假公济私，靠走私发了洋财。
延祐元年（1314）开放私人对外贸易，下海商船大增。至正三年（1343），江苏沿海“下番”船只多达三千余条，主要贸易对象是高丽、日本和琉球，也有去南洋群岛等地的。此时的沈万三正值青壮年，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有商贸经验，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发财机会。
从周庄白蚬江经大运河由刘家港出海是很方便的，加上江浙一带的丝绸、茶叶、陶器、工艺品等特产又深受海外欢迎，回头带些舶来品，如珍宝、香料和药材，来回都能赚取巨额差价。“通了番”的沈万三，想不发财都是不可能的。《明史》载，至正十九年（1359），暂时归顺了元朝的张士诚“自海道输粮十一万石于大都”，这次行动，就是由沈氏家族具体实施的。因为陆路上朱元璋等反元势力的阻隔，所以《吴江县志》有沈万三“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的记载，可见沈家对海运已是熟门熟路了。另外，明人笔记多处记载沈万三家有海外珍奇，也可作为他“通番”的佐证。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沈万三家族以垦殖为根本，可能接受过一些来历不明的资产，并以此为资本开拓商业，并大胆通番，开展海外贸易，从而一跃而成为巨富。
沈氏家族败落之谜
沈氏家族的没落是个渐进的过程。第一次打击大约在洪武三年（1370）至六年（1373）。
元末，张士诚割据苏州十四年，是朱元璋争夺天下最强大的敌手。沈万三和张士诚本系旧友，在张士诚保护下，沈氏家族利用元朝颁布的《官本船法》、《市舶法则》等规定，大规模进行海上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反过来，他们又以自己超强的财力，坚定地支持张士诚的大周政权，以与朱元璋抗衡。
朱元璋统一天下后，沈家的日子自然不好过。为了输诚讨好，花钱消灾，他们屡屡贡献自己的财富。什么输粮呀，献金呀，筑城呀，犒军呀，都是数以亿万计的用费，在所不惜。为什么？为了保命。只要大明天子不以“资敌”的名义要他们的脑袋就行。但是，朱元璋仍然大怒了。他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即便是沈万山已经不在人世，沈家也没人充军云南，但经过这番折腾，沈家的财富也蚀减过半了。再加上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对江南富民采取了严苛的政策，多次强制迁徙，并课以重赋，从此之后，沈家也就一蹶不振了。
第二次打击是在明洪武十九年（1386）的春天，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旺之子）沈至、沈庄先后入狱。《故沈伯熙（庄）墓志铭》记：“洪武十九年春，兄至以户役故，缧绁赴秋官，时伯熙亦获戾京师，适与兄同系狱，入则抱其兄痛泣曰：‘吾兄素羸，不堪事，今乃至于斯耶！’既而伯熙先出，遂得疾甚，药莫疗……卒于京。”
沈至入狱的原因是逃避赋役，沈庄入狱则可能是涉嫌“胡党”、逃避赋役而羁押至京，其事不小，连补带罚，再加上两兄弟最终都能出狱的上下打点，其数目也定在巨万以上。
大约在同年，沈万三的女婿陆仲和却在劫难逃，被扣上“胡党”的罪名满门抄斩。
经过这次打击，沈家的基业就从根本上被动摇了。
第三次打击是在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
洪武二十六年（1393），“蓝党”案发，蓝玉被处死，株连则在全国蔓延。有一位叫王行的先生，曾两次在沈家坐馆，同沈家至少有三十年的交情，又两次在蓝玉家坐馆，前后也有十多年之久。通过王行的关系，想在新朝找到靠山的沈家同蓝家也有了交往。“蓝党”案发后，有人劝王行逃遁，这位迂腐先生说：“临难无苟免。”结果以同谋罪被诛。
当时，沈万三女婿顾学文因夺人之妇，仇家怀恨在心，蓝玉事发后，仇家即以沈家同蓝家的关系为据，诬告顾学文与蓝玉通谋。在严刑逼供下，顾学文招认曾收到蓝玉“钞一万五千贯”，为他购置粮米、绸缎等物，用来准备起事和赏人。《弘治吴江志》载：案情牵涉他的“妻族沈旺、沈德全、沈昌年、沈文规、沈文矩、沈文衡、沈文学、沈文载、沈海，凡八人。”其中沈旺是沈万三的儿子，其他人等也都是沈万三的子孙。《周庄镇志卷六·杂记》记：“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学文坐胡蓝党祸，连万三曾孙（沈）德全六人，并顾氏一门同日凌迟。”同日被杀的还有八十多人。《乾隆吴江县志·旧事》载有胡蓝党犯人沈德全一家的处置细节：二月十八日载：“正党与户下户丁多着折了臂膊，未出动的小厮不打，且牢着他。供出的田口家财断没了。”二月二十日载：“正党与户下户丁都凌迟了，十岁以上的小厮都发南丹卫充军，十岁以下的送牧马所寄养，母随住；一岁至三岁的随母送浣衣局，待七岁送出来。”——真可谓惨不忍睹！
沈万三苦心经营的巨大家业，就这样急剧地衰落了。清人刘昌《悬笥琐探》说：“沈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壮，殆中人家制耳，唯大松犹存焉。”
出身低微的沈万三，由贫而富又盈而后倾的故事，成了元明之际江南地主豪富的一个缩影。
坐落在周庄的沈万三故居，如今已修缮一新，对中外游客开放。人们聆听着他的财富神话，浏览着他的一椽一柱、一瓦一石，禁不住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靖康劫难：北宋后宫佳丽惨遭金人集体蹂躏
靖康二年（1127）四月，当上了亡国奴的徽宗、钦宗一行分乘八百六十多辆牛车，在如狼似虎的金兵的押解下开始北上。随行的除了他的皇子、皇孙、后妃、帝姬之外，还有养在深宫供他们消遣和驱使的三千佳丽。
风尘涨天，沙雪扑面，这些柔弱的中原女子，既不被后代的历史巨眼关注，也不为当时自顾不暇的主子们怜惜，她们羊羔似地瑟缩着，凄惶着，消失在茫茫的历史迷雾之中……
抵债的王朝女眷们“议和”一开始，这些中原女子同金银、布帛、土地一样，也是谈判桌上的筹码。
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二日，宋钦宗亲自同宰相何栗到金营求和，送上降表，并屈辱地下跪。金人除了索要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之外，还要立送一千五百名少女。宋钦宗一律照办，派人四处搜捕年轻女子，不够数目就用自己的妃嫔抵数。不少女子不甘受辱，自杀而死。《南征录汇》记：十二月初十日，宋臣“吴幵、莫俦传宋主意，允以亲王、宰执、宗女各二人，衮冕、车辂及宝器二千具，民女、女乐各五百人入贡……”这些女性，就是宋王朝献给金人的最早的贡品。“议和”在继续，女性是必不可少的条款。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协议云：“……以帝姬（公主）两人，宗姬、族姬各四人，宫女二千五百人，女乐等一千五百人……贡大金。”
该协议还规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抵）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
从正月二十八日起，北宋政府开始履行协议。最早向金军营寨输送的女性是蔡京、童贯、王黼的家属和歌伎各二十四人，其中福金帝姬（公主）作为蔡京家中的女眷也在遣送之列，被送往皇子寨。史载，福金帝姬见到斡离不（即金兵统帅完颜宗望，金太祖第二子，故又称二皇子）后，“战栗无人色”，斡离不令其婢李氏将福金帝姬灌醉，乘机对其实施强暴。福金帝姬是“靖康之难”中第一个被金人蹂躏的宋朝公主。
尽管开封府官员刮地三尺，也无法满足金人的索求。为苟延残喘，无耻的徽、钦二宗开始依“附加条款”拿妇女抵债。开封府官员除对照玉牒将宫廷、宗室妇女押往金营外，还搜拿京城民女充数。这些被强行抓来的女性“皆蓬头垢面，不食，作羸病状，觊得免”，而开封府尹徐秉哲为了邀功，竟“自置钗衫、冠插、鲜衣”，将上自嫔御、下及乐户的五千名妇女盛装打扮送出京城，交付给金军。
所谓“帝姬”，即公主；所谓“王妃”，即皇帝的妻妾或儿媳；“宗姬”指诸王子之女（郡主）；“族姬”指诸皇族女子（县主）……可怜都是金枝玉叶，竟被她们鲜廉寡耻的父、祖，亲手送给敌人蹂躏，其惨痛又何如哉！
执事官员在《开封府状》中“用情统计”了一份详细的账单，为我们保存了这页耻辱的见证。账单上各类妇女都明码实价，与金人开列的完全相同。兹实录如下：
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锭，得金一十三万四千锭，内帝妃五人倍益。
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锭，得金二十二万五千五百锭。
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锭，得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
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单四人，宗妇二千单九十一人，人准银五百锭，得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
族妇二千单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银二百锭，得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
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银一百锭，得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
都准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
仅此一次，用来折价抵债的各类女子竟然多达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五人。这是一场多么大的劫难啊！
肉身权的辩论
从被送入金军营寨的那一刻起，这些女性的噩梦就开始了。
金军将领如同分配牲畜一样瓜分这些特殊的战利品。在第一批被押解到金营的妇女中，“国相（粘罕、斡离不）自取数十人，诸将自谋克以上各赐数人，谋克以下间赐一二人”，其后随着贡女的大量涌入，“施恩”范围也逐渐遍及下层。她们被迫更换舞衣，给金军将领献舞劝酒，供金军将领摧残与蹂躏，稍有反抗，即遭屠戮。
五日夜，完颜宗翰（即粘罕）宴请手下将领，令宫嫔换装侍酒，有郑氏、徐氏、吕氏三女抗命不从，被当场斩杀。另一人因不堪侮辱，用箭头刺穿喉咙自尽。另有张氏、曹氏等三位女子，因不顺从二太子完颜宗望之意，竟以铁竿刺着，悬挂在营寨前，血流三日方才死去。初七日，王妃、帝姬入寨，完颜宗望便指着这些求死不得的被害者发出警告，她们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几不欲生。
为了满足金军将领们的淫欲，斡离不甚至下达了“元有孕者，听医官下胎”的命令。已经从属于金兵将士的妇女则“改大金梳妆”。一些不堪凌辱的女子先后自尽，如信王妃自尽于青城寨，郓王姬王氏自尽于刘家寺，等等。以至于“各寨妇女死亡相继”，其中包括十六岁的仁福帝姬和贤福帝姬、保福帝姬。
在这种威逼下，仍有妇女抗命不从，野史中记载了一位王妃与金军将领的争辩，叫人读后感慨不已。
初九、初十两天押来九名王妃、帝姬，其中一人不从。
斡离不要王妃服侍他，王妃不理。
二太子威胁道：“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
王妃争辩道：“谁所卖？谁得金？”
斡离不回答：“汝家太上皇有手敕，皇帝有手约，准犒军金。”“谁须犒军？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辱？”
斡离不反诘道：“汝家太上皇宫女数千，取诸民间，尚非抵准？今既失国，汝即民妇，循例入贡，亦是本分。况属抵准，不愈汝家徒取？”
胜利者总是有理的。完颜宗望振振有词，竟让这位幻想用辩论来捍卫肉身权的王妇语塞。
类似的冲突也发生在宋徽宗与金帅完颜宗翰、完颜宗望之间。完颜宗翰的长子设也马（即真珠大王）看中了宋徽宗的女儿富金帝姬，在一次宴会上，完颜宗翰向宋徽宗提出把富金帝姬嫁给设也马（真珠大王）。当时富金帝姬已经出嫁为蔡京儿媳，宋徽宗以“一女不事二夫”婉拒。
完颜宗翰听后大怒，严厉斥责道：“昨奉朝旨分虏，汝何能抗令？”
这次徽宗没有示弱，他抗颜申辩道：“上有天，下有帝，人各有女媳！”
完颜宗翰听罢，兽性大发，竟下令在场的金军将领每人拉走两名女子，任意发泄。随后，又把徽宗呵斥出去。尽管宋徽宗抗争了，但也于事无补，一个亡国奴的抗争，无法改变他的子民乃至女儿的命运。
金兵撤退途中，设也马迫不及待地公然以富金帝姬为妻，回到上京之后，更是得到金太宗的进一步诏许，“赐帝姬赵富金，王妃徐圣英，宫嫔杨调儿、陈文婉侍设也马郎君为妾”（《青宫译语》）。在这种形势下，宋徽宗也只能是忍气吞声了。
押解途中
押解途中，妇女的命运更加悲惨。
据金人的《宋俘记》记载，临行前的俘虏总数为一万四千多名，分七批押至北方。其中第一批三月二十七日从青城国相寨出发，有“宗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女性数量明显多于男性。由于“长途鞍马，风雨饥寒，死亡枕藉，妇稚不能骑者，沿途委弃”，到四月二十七日抵燕山时，活着的妇女仅一千九百余人，而且“十人九病”，到达上京时，死亡人数则超过一半了。《青宫译语》等书完整地记载了被押解女性从东京出发到金国上京的全过程。
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韦妃（高宗赵构之母）、邢妃（高宗赵构之妻）、朱妃（郓王之妻），福金、嬛嬛两位帝姬和两位皇子等一行男女，在真珠大王、千户国禄和五千名金兵的押解下开始北迁。
二十九日，邢、朱二妃和二帝姬因“坠马损胎”。
四月初一，她们与宝山大王押解的第三批女性即宋钦宗的朱皇后和朱慎妃等人会合。
四月初二途中，千户国禄先后猥亵朱妃、朱皇后，随后与嬛嬛帝姬同骑一马。同行的盖天大王争风吃醋，杀国禄，弃尸于河，妄图霸占嬛嬛帝姬，但被真珠大王阻止。他又把凌辱的矛头指向邢妃，“邢妃以盖天相逼，欲自尽”。
五日，徽宗见到韦贤妃（赵构母）等人乘马先行而去，不觉五脏俱裂，潸然泪下。
七日，徽宗妃嫔曹才人如厕时，被金兵乘机奸污。
八日，抵达相州时，适逢大雨不断，车帐渗漏，宫女到金兵帐中避雨时又被奸淫，死者甚多，徽宗长吁短叹，无可奈何。
钦宗出发时，被迫头戴毡笠，身穿青布衣，骑着黑马，由金人随押，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不但受尽旅途风霜之苦，还备受金军的侮辱。钦宗时时仰天号泣，辄被呵止。日暮宿营时，金兵“絷帝及祁王、太子、内人手足并卧”，以防逃跑。当时正是农历四月，北方还很寒冷，徽、钦二帝和郑氏、朱氏二皇后衣服都很单薄，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觉，只得找些柴火、茅草燃烧取暖。钦宗的朱皇后当时二十六岁，艳丽多姿，还经常受到金兵的调戏。
十一日到达真定府，金兵摆设酒筵，威逼朱皇后、朱慎妃为他们填词演唱。朱皇后无奈，曾填词哀叹自己生不如死的悲惨处境，其中一首为：
昔居天上兮，珠宫玉阙；今居草莽兮，青衫泪湿。
屈身辱志兮，恨难雪；归泉下兮，愁绝。
十九日，真珠大王强娶富金帝姬为妾，大摆宴席，强请北宋后妃参加。
队伍从燕山登程以后，进入沙漠，路绝人烟，金人日行一百五十里，壮年男子都感到疲于奔命，这些女俘们更是苦不堪言。过兔儿涡（今辽宁北镇县境内）、梁鱼涡（今辽宁新平县东南）沼泽地时，尽管她们躺在骆驼、马匹两侧的兜袋里，衣服也全部湿透。“地狱之苦，无加于此”，以致人皆病困，直到十几天后到达乌舍（今吉林农安县东北）时，才算死里逃生。然而，等待她们的将是更悲惨的命运……
至于民间贡女，其处境更是惨不忍睹。金人押解贡女三千一百八十人、诸色目人（各种类的人）三千四百一十二人从青城寨出发，四月八日她们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因避雨遭金兵轮奸，以致“多毙”。被掠者每日以泪洗面，而金军将领皆“拥妇女，恣酒肉，弄管弦，喜乐无极”。
最后的归宿
金天会六年（1128）八月二十四，徽、钦二宗及其后妃、宗室、诸王、驸马、公主都穿上金人百姓穿的服装，头缠帕头，身披羊裘，袒露上体，拜祭完颜阿骨打庙，举行所谓的“牵羊礼”，亦即献俘仪式。
礼毕，金国士兵簇拥着宋徽宗、宋钦宗等宋朝俘虏到金国皇帝大帐，跪拜在地，等候发落。金太宗完颜晟宣布诏赦，给两位皇帝派了个侮辱性的封号，封徽宗为“昏德公”，封钦宗为“重昏侯”。
随后，对皇室女眷进行了处置。史载：“后妃等入宫，赐沐有顷，宣郑、朱二后归第。已，易胡服出，妇女近千人赐禁近，犹肉袒。韦（宋高宗的母亲）、邢（宋高宗的妻子）二后以下三百人留浣衣院。”发送前，金国统治者再次命令二十名医官对暂不发送的九十四名宫眷“孕者下胎，病者调治，以备选进”。
所谓“浣衣院”，并非通常的洗衣场所，而是金国特设的佳丽储备所，一则供金国帝王贵族们随时玩乐，二则“以备选进”。史载，与韦氏一同被送到浣衣院的朱风英、赵嬛嬛两位帝姬，第二天就“并蒙幸御”，其他沦入浣衣院女性的悲惨命运可想而知。
在金人统治者的众目睽睽下，宫廷、宗室妇女遭受的集体侮辱使钦宗的朱皇后感到绝望，为了捍卫自己和所代表民族的女性尊严，履行母仪天下的职责，她选择了以死抗争。受降仪式结束后，朱皇后即“归第自缢”，被人发现救活，但她“仍投水薨”。
她的刚烈赢得了金人的尊重。金世宗下诏赞她“怀清履洁，得一以贞，众醉独醒，不屈其节”，追封她为“靖康郡贞节夫人”。对徽、钦二帝和大多数苟活者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嘲讽。
据统计，“靖康之难”时宋徽宗有成年女儿二十一名，除保福帝姬、仁福帝姬和贤福帝姬三人死于刘家寺，富金帝姬被真珠大王强纳为妾，惠福帝姬被宝山大王强聘为妾外，剩下的十六人中，发配浣衣院的九人，遣送到各大营寨的六人，云中御寨的一人。
宋徽宗的皇后皇妃五人，其中韦氏发送浣衣院。其余嫔位的三十一名，其他封号的一百零八人，另有国夫人、郡夫人、夫人封号者六十七人，皇孙女二十九名，均被像牲畜一样地分配。
宋钦宗一后一妃，朱皇后投水自尽，朱慎妃随至五国城。其他有封号的姬妾十名，奴婢二十七名，皇子妃三十四名，以及赵氏宗室，徽宗之兄、弟的二十二个女儿，也被牲畜一样地分配。
这些宗室女子，除了沿途被糟蹋或饥寒病痛而死之外，其归宿大略有四：一是被金人的王子贵胄纳为姬妾，相对来说，这是最佳出处，倘能生得一男半女，或能提高身价，再次过起养尊处优的生活；二是被安置浣衣院，供金人的王公贵族及高级军职人员淫乐；三是分配给各军寨将领或下级军官；四是出卖给民间妓院。
由于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逃脱了靖康之难，并且被拥戴为南宋皇帝，与金国对立，因此，金人对他恨入骨髓，对他的直系亲属惩罚也最为严厉。赵构的母亲韦贵妃，被俘时已经四十八岁（一说三十八岁），竟成了金国猛士重点发泄的对象。为了狠狠折磨她，金人特地把她发送浣衣院，据传，曾创一天接客一百零五人之最高纪录。
赵构元配妻子邢秉懿，被俘时已经怀孕，金人强迫其骑马，结果“以堕马损胎”。被押解到汤阴县时，金军万夫长盖天大王完颜塞里（宗贤）逼淫之，邢秉懿自杀未遂。后被送至浣衣院，也是金人泄愤的重点对象，十二年后死时才三十四岁。
赵构妾田春罗、姜醉媚，也在浣衣院被折磨致死。他的五个女儿也被编入浣衣院，下落不明。《呻吟语》引《燕人麈》之语，说那些被分赏给金兵将帅的妇女，如“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管二十五人的低级军官）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由于一些低级将领自身的原因，如有的要结婚，有的结婚不久，有的没有自己的营盘住处等，都不能长期占有分赏的北宋女子，就将她们低价卖掉。“甫出乐户，即登鬼录”，结果将更为悲惨！
书中还专门记载了一位铁匠，“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从这令人咋舌的记载中，可见她们沦落到了何等境地！
有一次，使金被留的词人宇文虚中、吴激在张侍御家宴饮，座中有一位沦为歌伎的北宋宗姬佐酒，宇文虚中当场为之填词一首，曰《念奴娇》。
疏眉秀目。看来依旧是，宣和妆束。飞步盈盈姿媚巧，举世知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覆。
一笑邂逅相逢，劝人满饮，旋旋吹横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旧日黄花，如今憔悴，付与杯中醁。兴亡休问，为伊且尽船玉。
情真事切，感慨万千。
吴激作《人月圆》一首，亦受后人赞许。
金朝统治者不仅自己享用这些战利品，还把她们赐给南宋出使金朝的大臣以示侮辱。天会六年正月，南宋使者王伦等出使云中，被金国扣押，粘罕赏赐王伦内夫人及宗女四人，甚至还赏赐随行使者朱绩一位宗室女。朱绩因不接受赏赐触犯了金兵，竟被粘罕立即处死。
含羞带泪的姻亲
据《宋俘记》统计：宋徽宗的女儿有九人被编入浣衣院，其中包括五女赵瑚儿、七女赵巧云、十女赵娱娱、十四女赵佛保、十七女赵金珠、十八女赵金印、十九女赵赛月、二十女赵金姑、二十一女赵金玲，这也就是其后宋徽宗、宋钦宗与金国皇帝攀亲联姻的前提。
史载，这九位公主先后有六女被选进金国皇室，尽管这样的姻亲是以强暴和侮辱的方式完成的，但时间一久，也就成为了事实上亲家和翁舅关系。
天会八年（1130）六月，穷困潦倒的徽、钦二宗突然接到了金国皇帝“诏以昏德公六女为宗妇”的诏书，起因是“赵桓（钦宗）妹凡六人久侍宗子，获宠生男，应予优容，抬为次妇”。按照金人收继婚的习俗，此六人中应有后来被金世宗封为次妃的赵赛月、赵金姑两位公主。困境中的徽、钦二宗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打起了与金人攀亲的小算盘。
天会八年七月，宋徽宗舞动他那生花妙笔向金国皇帝呈递了第一道谢表，他谄媚地声称，接到圣旨，得知自己的六个女儿被召进皇宫，对此厚爱，有无法言表的感激。念及自己以前听信谗言，以致亡国，如今年老体衰，发脱齿落，“得攀若木之枝，少慰桑榆之景”。他表示“誓坚晚节，力报深仁”，最后以“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作结。
由此不难看出，宋徽宗为了改变窘困处境，已经置国难家仇和礼义廉耻于不顾，完全成为向金国统治者摇尾乞怜的奴才，十分可耻。
宋徽宗的讨好姿态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月，金人下诏将徽、钦二宗北迁五国城。此处离金人国都较近，但距离中原和南宋都城更远，尽管如此，宋徽宗还是不失时机地谄媚称谢：“曲照烦言，止从近徙。仍敦姻好，尚赐深怜。大造难酬，抚躬知幸。”他歌颂金国皇帝“垂丘山之厚德，扩日月之大明”，为自己仅能通过谢表表达感激之情而不能“仰戴龙光”、亲瞻天颜，竟然“感孤情而出涕”。
对于宋徽宗、宋钦宗的奴颜媚骨，金国皇帝提出了表扬：“尔受儿女之余恩，尚安晚节；朕采葑菲于下体，用沛殊恩。”北迁途中，他们还收到了金人“缣绢十端”的恩赐，甚至还被许诺他们父女、兄妹相见。
对此，宋徽宗更是大喜过望。他恬不知耻地说：“父女相见，已失秋气之寒；父子相欢，顿觉春光之暖。速沐丝纶之厚，仍蒙缣穗之颁。感涕何言，惊惶无地。”他盛赞金国皇帝“唐仁及物，舜孝临人”，并发出“天阶咫尺，无缘一望于清光”的遗憾。
此时此刻，这位曾经锦衣玉食、杀伐决断的昏君，已经体会到了平民百姓“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艰难。此次相见后，宋钦宗也上表称谢：“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仁恕及下，劳谦损己。虽天地有无私之覆载，而父母有至诚之爱怜。念报德之何时，怀此心而未已。”他们已经习惯和心甘情愿地做金国的阶下囚了。
但在金国统治者的戏弄下，尽管丑态百出，宋徽宗、宋钦宗的哀求和乞怜却并没有收到实际的功效。金天会九年（南宋绍兴元年，1131）六月壬辰，因为宋钦宗的妹妹中又有人为金人生下了传宗接代的继承人，他们再次得到了金人的赏赐，但也仅此而已，金人根本不承认宋徽宗、宋钦宗的姻亲地位，因此，他们也根本不可能以国丈、国舅自居，步入金人皇亲国戚的行列。他们依然是金国的阶下囚，时时被金国统治者嘲讽揶揄的对象。
为了完全暴露其丑陋的灵魂，让汉族人认清他们君主的真实面目，瓦解宋人抗击金人的斗志，金国统治者把这些谢表印刷成册，在宋金边境公开出售，传播四方，借以羞辱南宋君臣。
南宋人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记载：“道君北狩，在五国城或韩州，凡有小小凶吉丧祭节序，北国必有赏费，一赐必要有一谢表。北国集成，刊在榷场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
尽管宋高宗在南宋初年下诏禁止私人修史，以防止此类内容在史书里出现；尽管南宋文人指责粘罕等“编造秽书”，否定韦后、邢后、柔福帝姬等诸人在金国为妓、改嫁的事实；尽管南宋政权动用一切手段，收缴、毁灭这些原始资料，致使徽、钦二宗及随之北上的宫闱人众在金国的生存状况湮没无闻，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随着岁月的推移，大量的史料和记录越来越多地被发现，宫闱人众遭遇之惨，徽、钦二宗无耻之尤，均已暴露无遗。
以上资料，大都摘自确庵、耐庵于南宋时期先后编辑的《靖康稗史七种》。宋太宗第八子、周恭肃王元俨三十二世孙诒琛校该书毕，仰天长叹道：“自古亡国之耻辱，未有如赵宋者，读此《靖康稗史七种》，能不泫然泣下哉！”
呜呼，亡国之痛，痛何如哉！录此，为千载亡灵一恸！
纪晓岚与和珅实为忘年交
纪晓岚是如何成为政坛不倒翁的？
皇帝面前的每个大臣，几乎都知道“明哲”才能“保身”，也大都想明哲保身免于被逆向淘汰，然而明什么“哲”才能保身？就未必每个人都有到位的悟性。
就拿被当代历史剧热捧的纪晓岚来说，这个被当代编导誉为“智慧化身”的大清国家图书馆馆长，一度在皇帝面前摆不正位置，被皇帝大骂一顿后，方才对号入座，找到了“哲”之所在，遂固宠三十余年，成为朝堂之下的不倒翁。
史书记载：一次纪晓岚为好友向皇帝求情，内容涉及国家大事，乾隆勃然大怒，当即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纪晓岚是乾隆皇帝的陪读（侍读学士）。他仗着皇帝对自己才学的赏识，以为可以“参政议政”，屡次就国家大事向乾隆进谏，终遭乾隆一顿臭骂。一席话骂得“铁齿铜牙”幡然猛醒。皇帝并没有把他当成独当一面的重臣，而只是把他当作给皇帝解闷的戏子一样。从此，他找到了自己位置，知道了明什么“哲”才能保身——像鹦鹉那样去生存。
鹦鹉的生存哲学，核心内容只有一句话：主人养我为学舌。在皇帝眼里，所谓的不倒翁与皇家戏台前的戏子没什么本质的不同。主要功能是为皇帝提供精神上的服务、让皇帝开心，而不是帮皇帝“辅政”。
无法“当家理政”、“参政议政”的文人，便逐渐如纪晓岚一样，接受皇帝对自己的定位，把聪明才智用于拍马上，将“兼济天下”的理想转化为确保自个儿富贵荣华的实践上。这样一来，富有才气、富有创意、富有“生机”的拍马便成为中国官场的一大特色，一大“亮点”。
乾隆皇帝50岁生日时，纪晓岚趁机奉上一联：“四万里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年圣寿，自今而后，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这样的贺联确实“震古烁今”，足见纪晓岚的拍马手段已臻化境，神出鬼没。
关于纪晓岚的“不倒翁”生涯的作为，据史书记载，只有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可圈可点，再者就是在对对联上比别人快一点。纪在政治上毫无作为，仅是偶尔陪乾隆聊天解闷的一个“票友”式的角色。然而，就是这样的“票友”加“鹦鹉”角色，使纪免于淘汰，一直维系到81岁寿终正寝。
当现代观众还在为纪晓岚大战大贪官和珅拍案叫好时，殊不知历史上的那个“铁齿铜牙”其实是个仕途上的老滑头，否则，他不可能成为明争暗斗甚于历朝的大清官场里的不倒翁。
真实的历史完全是另一种全非的面目：
纪晓岚和珅这对“冤家”是对“忘年交”，一对官场滑头。只不过从年龄区分，一个是老滑头，另一个是小滑头。老滑头纪晓岚看出乾隆偏爱和珅，所以不时拉近与和珅的关系，投其所好，传授些过来人的“滑头经”。小滑头和珅投桃报李，对这位知趣明哲的“老同事”多加了关照，乃至“老同事”八十了尚在官场不倒。
纪晓岚的不倒翁政治生涯，使我想起了古代倡优。
倡优者，戏子也。现代称为演员。当然，无论是地位还是声望，古代的戏曲演员远远无法同今人相比。司马迁曾愤然地说自己的先人“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从侧面道出了倡优的低贱身份。他们常遭歧视，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
倡优的人生轨迹上渗透了血泪辛酸，读之令人断肠。记得侯宝林老先生的《关公战秦琼》，每次聆听，都能感到那“含泪的微笑”若隐若现。其中京剧演员们的无奈与悲愤，绝非相声大师的杜撰。但倡优没有话语权，他们甩甩衣袖，耍耍身段，卑微的生命于是在满堂喝彩中化作观众的大笑抑或几滴假戏真做的眼泪。倡优用戏曲影射人间悲欢，又在现实的悲欢里老去了红妆，很是轻飘的消散在风里。没有多少人再关注他们的去处，戏里光彩照人的主角是戏外受尽欺凌的玩物。
然而，一些有精神上追求的倡优并不满足于娱人，他们在政治诉求上有正义感，而且要表达出来。
秦朝有个倡优叫优旃，他竟敢在暴君头上“动土”。秦始皇曾心血来潮，想建造一所动物园，规模大到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便说：“好极了，在动物园里多豢养些珍禽异兽，如果敌人从东方来侵犯，就让麋鹿去抵抗吧！”秦始皇遂作罢。
唐朝有倡优成辅端，为讽政献出生命。唐贞元十九年关中大旱，分明民不聊生，京兆尹李实却欺瞒唐德宗说：“今虽大旱，而谷甚好”，致使朝廷减免租税的诏令成为一纸空文，官吏横征暴敛如故。倡优成辅端看不过去，把他的恶行编成歌谣予以嘲讽。李实是炙手可热的权臣，顿时怒不可遏，诬赖成辅端诽谤朝政，将他活活杖死。
明朝有个倡优叫阿丑。明宪宗宠信汪直，这个阿丑在给宪宗演戏时扮醉鬼谩骂，旁人喊：“皇帝驾到！”醉鬼不加理会。复喊：“汪太监到！”醉鬼乃慌忙躲避云：“我不知有天子，但知有汪太监也！”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政治讥笑。
就精神品质而言，纪晓岚不如倡优，因为皇帝面前的戏子还有关心国家兴亡的，而在纪晓岚的“事迹”中，只留下了与乾隆皇帝插科打诨的“对联佳话”，竟无一篇政治上的策议与行动。对于巨贪和珅，他不仅不敢弹劾，反而极尽巴结之能事，如此不倒翁，于己有利，于民无助。
慈禧密令：借孙中山之手刺杀康有为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后，逃亡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及其同党不断“恶毒攻击”慈禧太后一伙。慈禧恨得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如何下手却是个大难题。10月13日，有“智多星”之称的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密奏一本，慈禧读后眼前一亮，决定依计而行。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庚辰（1880年）进士，入翰林，任编修。早在政变前的9月18日，他就通过奕劻向慈禧密呈《大同学会蛊惑士心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折》，声称康党搞的“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康党确实和孙中山合作在日本横滨开办了大同学校），要求慈禧周咨博访，密拿大同学会中人，分别惩办，以正人心。这些话打动了正因光绪帝谋开懋勤殿向她要权而十分恼火的慈禧。19日晚，她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加强对光绪帝的监视约束，成为戊戌政变的前奏。
政变后杨崇伊以功臣自居，却未捞到实惠，心有不甘，这次的密折说：“窃康逆为孙文羽翼，孙文勾引东人（日本人）……康、梁避迹，必依孙文，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亟应设法密图，幸而有机可乘，有人可用，请允臣等相机办理……臣所有折片，事关机要，吁恳皇太后密收，即军机大臣，亦勿宣示。”
所谓“有人可用”的人，就是他的师弟刘学询。
慈禧起用刘学询
刘学询（1855～1935），字问刍，号耦耕，香山人，进士，二品顶戴即选道员，赏戴花翎，与孙中山为同乡密友。李瀚章（李鸿章兄）、谭钟麟任两广总督期间，刘在广州包揽闱姓（以在科举考试前对中举者姓氏下注的方式运作的赌博，有类于今日的足彩，当时在广东是“官督民办”，沉迷者众），积赀巨万（日本人内藤虎次郎1899年秋到上海拜访刘学询时，闻刘有资产“七百万两左右”）。
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建农学会，作为起义机关。刘学询入会，与闻起义计划。起义流产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刘学询平安无事，但被绅士数十人联名呈控，称其中饱数百万元。谭钟麟初将其查办奏革，后受刘巨额贿赂，不予深究。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为御史宋伯鲁草拟弹劾谭钟麟与刘学询狼狈为奸。清廷下令广东巡抚许振祎查处。许不敢得罪谭钟麟，仅覆奏要求“勒罚刘学询银一百万两”。刘学询逃到上海避风头，戊戌政变后，急欲报仇雪恨，遂自告奋勇，向杨崇伊提出愿前往日本捕杀康、梁，当然还借此洗脱罪名，免交罚款，开复官职。
慈禧准奏后，果然高度保密，除刘学询外，就只有慈禧、奕劻、杨崇伊（也许还有刚毅，李鸿章后期亦直接参与）知道内情。1898年11月16日，上谕称：“已革候选道刘学询，着赏给知府衔，已革内务府员外郎庆宽，着赏给员外郎衔……所有该二员呈请自备资斧，亲历外洋内地游历，考察商务等语。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核办理。”刘学询所有处分，就此一笔勾销。11月22日上谕正式拍板：“知府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庆宽，着自备资斧，赴外洋内地游历，考察商务。”
出洋前，刘学询先往上海，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咨询，有何办法可捕拿康有为。小田切告诉他，只要中日两国努力疏通相互了解、求敦睦交谊之道，康有为事件将自见分晓。奕劻听从刘学询的建议，经慈禧同意，密电召小田切赴北京共商大计。小田切3月14日收到密电，经外务省批准后，5月12日抵达北京。与此同时，日本人塞给康有为7000（一说9000）日元（当时日元币值远远高于今天），打发他马上开路。康有为很不情愿地在3月22日由横滨乘“和泉丸”赴加拿大。
日本人此举，其实大大成全了康有为。他一到加拿大，就弄起了保皇会，从此风生水起，家财万贯。
刘学询密会孙中山，心狠手辣的慈禧为何宽大为怀？
5月21日，奕劻、杨崇伊、刘学询、小田切在庆王府密谈。奕劻说：清廷欲以密电与天皇通讯，敦睦交谊，交换意见，此事要严守机密，方能成功。总理衙门与驻东京的李盛铎公使，均不能让其知道此事。为促成此事，欲派刘学询、庆宽两名密使前往贵国。小田切反应积极。
第二天清早，杨崇伊到宫内谒见皇太后、皇帝，汇报会谈情况；下朝后又去见小田切，申明两宫非常希望能与天皇陛下时常通信。6月1日上谕说：“兹特简派二品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衔庆宽，亲赍国电一道，密码一册，前赴东京，面呈日本国大皇帝亲收。除交涉公事仍旧照章由两国政府商办，惟两君通问，即凭此册密码电传。”
于是刘、庆马上从自费考察商务一下子升格为外交特使了！
1899年7月8日，使团由上海乘坐日本“西京丸”邮船东行。14日抵达东京。26日觐见天皇时，刘学询、庆宽还分别被授予勋二等瑞宝章、勋三等旭日章。
对刘学询而言，此行其实还有比觐见天皇更重要的秘密使命，那就是招降孙中山。
与刘、庆二人同行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日记说：“（7月）16日，访问住在帝国旅馆的刘学询、庆宽等，协议各事，12时归。午后，孙文来访。18日，访西乡内相，见中国公使李盛铎，畅谈至午后。孙文来访。”“（7月）27日，访刘学询，一道拜会西乡内相。同夜，又伴孙文与刘密谈，至夜一点归。”
其后孙、刘又于8月28日、30日二次会面密谈。
国民党官书《国父年谱》记载，密谈中，刘问：“现在中国与日本联盟，君之革命宗旨究如何？”孙中山答曰：“我之革命宗旨，始终在兴起中国。”刘表示：“若政治革命，可以协力，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官方党史这类冠冕堂皇而味同嚼蜡的记载之可信性，稍有头脑的现代中国人自然心中有数，无待多言。
1899年9月23日上海的《字林沪报》刊出的“密使之近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很有娱乐性的版本：“刘氏……及至东京，辄复嫖娼酗酒，至所奉公事，却置之不问。且伊与孙文（孙逸仙），谊属同乡旧交，堪称莫逆，故每逢夜深人静之际，刘学询则于私处会孙。刘氏至，二人则户闭密谈。故日本人闻之，举国哗然，诮谤腾沸……且刘学询在日本所作所为，日本警察署在外部派人，密探详报，朝夕动静，纤细无遗。并闻都载于一册，因太秽乱不堪，故未向日人传播。据称，其与孙文私会往复，每至深更，往往电话相约，至其昵所。妓女阿菊，乃私门女子，暗中招待，合住吉亭。每当阿菊赴刘孙之幽会，其间所议何事？警察署事后对阿菊审问，据阿菊申诉：刘欲孙在日本将梁启超刺杀立功，刘则保举推荐孙，招抚孙手下人马，保证孙氏必得大权，然后创成大事。又据云：孙有党徒数十万人，刘学询答应给饷二十万两，作起事之资，以成大事。”
证之以后来的事态发展，这一版本的可信度高得多，不过刘学询的主攻目标，显然是康有为而非梁启超。
1899年8月31日，刘学询一行离开东京，9月5日从长崎起航向上海进发。在上海停留多时，10月9日才回到北京复命。
刘学询还在日本时，他与孙中山秘密会见的消息已被驻日公使李盛铎等人传回北京。当时就有御史向朝廷告发此事云：“该员等旋移寓与广东逸犯孙文同住，过从亲密，又与该犯同在妓馆久作狎邪游，日人物议滋多，毫无避忌。”慈禧将此件“留中不发”，也就是收下冷藏，不公开、不讨论。
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后来在致外务省的报告中也说：“荣禄曾秘命驻我国清国公使发出该使节必将失败、且欲使人相信刘学询是有罪之电报，但荣禄之秘计被向西太后揭露，太后明知事情之真相，在庆宽等归国后，该秘计仍照行不误。荣禄等为把刘倾覆而竭尽全力，千方百计，但时至今日，仍不奏功。”
慈禧心狠手辣，对牵连“叛逆”者从来都是斩尽杀绝，何以对与“逸犯孙文”过从亲密的刘学询却宽大为怀，连最宠信的荣禄打的小报告也不理会？原因显而易见：“太后明知事情之真相”，刘学询的“出格”行为，事前已获得她的“懿旨”特准！
李鸿章与刘学询的电报说明了什么？
10月12日，上谕命刘学询发交湖广总督张之洞“差遣委用”，而且限定十天内必须离京赴任。清制，凡奉特旨交“差遣委用”者，地方督抚均须另眼相待，以其与朝廷声息相通，迥非寻常僚属可比。张之洞戊戌政变后频向慈禧表忠心，对扑灭康、梁十分积极，还热衷于“中日结盟”，与日本在华文武官员过从甚密，正计划聘请日本军事顾问。刘学询派往湖北，算得上“人地相宜”。
到了12月19日，慈禧又颁谕旨，将刘学询发交同日署理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差遣委用”。之所以调动得这么快，看看李鸿章的电报往来就明白了。
11月14日，李鸿章在北京“面奉谕旨：逆臣康有为已至香港……饬设法商办。”
27日，李鸿章致电上海虎城：“昨面奉谕旨，令设法捕逆……孙已到否？康已离港否？究在何处？望查明随时电知两广密捕是确。”
28日，刘学询电李鸿章：“孙函约尚未得覆。康仍在港……沪上各报已播传，恐打草惊蛇，蹈上年李盛铎覆辙，并恐碍孙办法。询现拟得孙回音，即先赴粤。”
29日，李电刘：“孙未覆，或尚迟疑。”
30日，刘电李：“逆不远飏，相机必得。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防逆闻此次诏捕外窜。”同日李覆电“孙无信来，何也？”
原来，此时康有为到了香港。慈禧正命令李鸿章组织力量捕杀。刘学询当初回北京汇报时，显然夸下海口，说孙中山已答应受“招安”，愿为捕杀康有为效力。所以李鸿章才对孙中山未应“约”速来十分着急。于是康有为在港英当局的庇护下，在香港安安稳稳地呆到1900年1月底才离开，并于2月1日到了新加坡。
1900年4月24日，刘学询在往澳门执行慈禧指派的特别任务（对付反对废黜光绪帝的经元善）后返广州，由汽船登岸之际，被保皇会所派杀手的手枪打中胸口，负伤倒地。刺客乘乱向空中抛洒银元，人群纷争抢拾，刺客乘隙逃去无踪。
日本三浪人与刘学询谈判，并非李鸿章主动联合孙中山在广东搞独立经李鸿章派出特使（日本人写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说这个特使就是刘学询）催促并送来5000元路费，6月8日，孙中山终于乘法国轮船“烟迪斯号”离开横滨赴香港，同行的有日本浪人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等（日本外务省档案记此三人“系受我国陆军参谋本部某将官之秘命，赴华南调查报道民情之向背。”早在1897年，宫崎已获得日本外务省秘密经费来华“考察”）。
内田良平的回忆录《中国革命》说：“我们（三浪人）一行搭乘的船刚一到达香港，便换乘了李鸿章派来的炮舰（按：‘安澜号’），沿珠江驶抵广东（省城），当即被引进刘学询的宅邸。刘学询是李鸿章所宠信的商人。狡黠的李老爷派出这位刘学询和一位懂日语的海军军官来接待我们。他们首先是要确切了解孙中山的要求，然后再作处理。”“宫崎简要地提出两点：‘一、对孙中山所定的罪名应予特赦，并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二、希给予贷款十万两。’刘说：‘贵方的意见将马上回禀总督。至于贷款十万两的事，学询可以办理，明天即可在香港面交五万两，其余部分容后送上。’”“宫崎说：‘孙中山已经从日本出发，现在已到新加坡，等待我等前往复命。他可能将由该地起身偕同我们来粤。余款希望送往新加坡。’刘表示同意。”
那位军官在刘等举行极度奢华的宴会时带来李的回答：“‘关于对孙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西太后（慈禧）予以特赦。对于三位日本人士的尽力襄助也将一并上奏，所以，需要得到三位的照片。’宫崎答称：‘如果总督有这样的诚意，孙中山是可以尽快来粤的。因此，我们今夜立即去香港，明天就可拍照奉交李总督，然后就将启程赴新加坡。’刘学询说：‘明天定将贷款五万两送到。到时拍照的事就拜托诸位了。’”
宫崎等听到答复后，庆幸任务顺利完成，立即乘炮舰离开广州，出发时间在凌晨3点钟左右。到香港以后，宫崎等相互祝贺，然后在梅屋庄吉（日本参谋本部长驻香港间谍）照相馆照了相。“午后，刘学询的儿子送来贷款五万两，他为等待明后天取回照片而在香港稍事停留。我们一行三人达到了贷款的目的，便从香港出发前往新加坡。”
从内田所说的“特赦”等语，完全可以肯定谈判的主题就是“招安”。谈判“顺利”，也就是说双方都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条件。尽管内田只说了己方提出的条件，但对照在此前后的种种事实（特别是李鸿章和刘学询之间的密电），已足可确定李鸿章方面提出的条件就是以康某的人头作“投名状”。
在与刘学询的商谈中，宫崎是主角，但其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叙及此节时，却只字不提具体商谈内容，不过也露出一小截尾巴：“这一段情节有些像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深觉遗憾。”
为什么“不能明言”？显然是说出来有损光辉形象。故宫崎此语，不啻证实内田所记。东亚同文会会长（宫崎等三人均会员）近卫笃麿7月30日从柏原文太郎处听说宫崎等“有从刘学询处获取金钱暗杀康之事实”时，气愤地在日记中写道：“何等无谋之事！”
6月18日凌晨3时，也就是宫崎等离开广州的差不多同一时刻，孙中山继续乘“烟迪斯号”离香港，21日抵西贡，次日致电刘学询，内容不详。而宫崎等三人留香港数日后赴新加坡，6月29日抵达，往访时为康有为东道主兼大施主的南洋富商邱菽园，求见康有为，说是要劝其与孙中山合作。1898年10月19日康有为离香港赴日本时，宫崎寅藏陪同护卫，算得上患难之交，所以邱菽园答应尽快安排会见。不料康有为收到密报，说三人为刺客。遂拒绝会晤，派门生汤睿赠送100元。宫崎愤怒拒收，并在1900年7月5日致康有为绝交信。信为警察所截，认为语含威胁。6日早晨，内田因与宫崎、清藤意见分歧，独自离开新加坡。当天下午，警察搜查了宫崎、清藤住所，发现银单27000元、现银250元、日本刀两把，认为可疑，即将二人拘捕。
同日，孙中山偕英、日人士离西贡，9日抵新加坡。经日本参谋本部通过外务省与英国交涉，7月11日，英国殖民当局以妨碍治安罪将宫崎、清藤驱逐出境5年。12日，二人与孙中山同乘日轮“佐渡丸”离开新加坡。新加坡总督瑞天咸随即亦宣布，5年内不许孙中山入境。
几个浪人与刘学询谈判的动因，国民党官方党史的解释是李鸿章要主动联合孙中山在广东搞独立。邱捷教授的论文《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及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新探》指出：“孙中山当时也并无多大实力，李鸿章怎么会异想天开、纡尊降贵主动要与孙中山‘合作’？”李吉奎教授《孙中山与日本》一书更指出：“1900年6月17日，东南互保还未订立，赵舒翘、刚毅在涿州调查义和团，团民并未大批入京，称李鸿章欲用孙中山搞独立，于理于势，均属虚妄。”
当然，即使三个浪人当时承诺缴纳“投名状”，也不等于他们真的打算言行一致。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今天已难以稽考了。
第二章 惊人往事
天国往事：洪秀全六王每人妻妾36口
洪、冯二人被围花洲山人村，陈殿元以大兵驻扎思旺，地方团练云集花洲，形势危急。杨秀清手下细作将情报报到金田拜上帝教总部，杨秀清决议发兵迎主。此时金田也正受清军周凤歧部威胁，杨秀清机动兵力不多，决定派蒙得恩只以少数精兵发动突袭。平南县拜上帝教首领蒙得恩才智均难服众，但对花洲地形相当熟悉，为人也颇机灵，指挥小规模偷袭的迎主之战，得心应手。蒙得恩按杨秀清的授意，先率小分队从山道摸入花洲，查清清军兵力部署，并将各处关卡哨口位置绘制成图，杨秀清知悉情报后，挑选三千忠勇教徒连夜奔袭花洲。蒙得恩和其手下精干教众潜入清军营地，将各处“守卡及探信兵壮杀散”，三千主力分为两队，一队夺命狂奔，闪击李殿元大营，一队作为预备队，配置二线战场，占据有利地形。因哨兵尽被擒杀，李殿元全不知杨秀清所派大队人马已进入其腹地，蒙得恩偷袭得手。
拜上帝教徒攻至李殿元帐前，吼声震天，清军惊慌失措，以枪炮胡乱还击，拜上帝教徒被清军火炮打死数十人，但实力未受损伤。蒙得恩按杨秀清计，消耗清军火药后，率队诈败。李殿元果率队来追，遭到拜上帝教布置在二线的生力军迎头痛击，溃不成军。蒙得恩乘胜追击，冲入清军大营，杀清将张镛，并分兵清扫战区内溃逃的团练。蒙得恩在思旺痛击李殿元，杨秀清则派出偏师分袭鹏化、罗掩，顺利接出洪秀全、冯云山。清军此时方知在山人村藏有拜上帝教巨头，知府陈瑞兰火速带大队来援。杨秀清令部队佯攻县城，与蒙得恩纠缠的清军纷纷回援，蒙得恩迅速率人马撤回金田，陈瑞兰扑了个空。在各路清军晕头转向之机，胡以晃迅速出动，扫荡清军在思旺势力，全面控制该地区，将财物归缴圣库充公，群众尽收入队伍。周凤歧大军逼近金田总部，胡以晃弃守思旺，回金田助守。
迎主之战，杨秀清第一次展现其卓绝的军事才华。杨秀清先派教徒拔掉清军哨卡，然后抄山道偷袭清军主力，部署得大胆而精细，极其类似现代的特种战争。在与清军主力遭遇后，又合理地使用预备队，逐次投入生力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正面迎击清军同时，杨秀清派遣偏师扫荡清军势力薄弱的地带，接出洪秀全，在清军增援大至时，以偏师对清军实施战术欺骗，大部队则干净果断地撤退，不与清军精锐硬撼。整个战术环节周密而果断，尤其派遣才智均劣但熟悉地形的蒙得恩指挥特种作战，更显其知人善任之明。
李殿元丧师，思旺失守，周凤歧被迫集中全部实力进攻金田，在蔡村江与杨秀清、韦昌辉遭遇。拜上帝教沿蔡村江两岸，修筑工事，层层防御，清军一时难以突破防线。先前派往广西镇压拜上帝教及天地会叛乱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及时地病故于路，捍卫了民族英雄的称号，把“汉奸刽子手”的头衔留给了曾国藩。在继任钦差李星沅的布置下，清军以周凤歧正规军两千人居中路，刘继祖等团练为两翼，在牛田会齐，然后三路进剿。因与土著械斗失败的客家武装数千来投拜上帝教，为韦昌辉尽收。韦昌辉择其精锐，冒充团练，欺诈刘继祖，清军不曾防备，韦昌辉大军突起，将清军两翼斩杀一光，然后直取中路周凤歧。中路军黔勇二千是绿营精锐，视拜上帝教为癣疥小寇，十分轻敌，清将伊克坦布在战前就准备二百担绳索，已经预备献俘了。不料韦昌辉军大至，戎阵齐整，清军惊恐万分。萧朝贵也率兵合击，在望鳌岭将二千黔勇围困，七营黔勇不战而乱，四下逃窜，伊克坦布等清将多人被杀，“伊克坦布策马回走，坠于马下，贼取其首而去。千总田继寿、把总潘继邦、杨万福、刘洪海、保定清、何其壮、外委彭昌镛并亡于阵”（《浔州府志》）。
蔡村江大战，清军锐气大挫，转入防御，“相与谋坚壁之守，不敢易言死地矣”（《粤氛纪事》）。拜上帝教连创清军，显示出比三合会更强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一时间，三合会起义部队纷纷投奔拜上帝教，罗大纲，邱二娘，苏十九，张钊等都加入拜上帝教。洪秀全的方针则是，所有加入的三合会部队，都必须接受拜上帝教的信仰，接受教规的约束。因此除了罗大纲留下来并成为骨干外，其余三合会部队逐渐散去，张钊甚至成为拜上帝教的敌人。其实，三合会部队极其庞大，也很有战斗经验，他们缺乏的只是一个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斗争纲领。三合会虽然没有冯云山、杨秀清等统率大才，冲锋陷阵的猛将巧将，为数却也颇不少。如果洪秀全能够在教义方面适当做一点让步，将会在初期十倍提升拜上帝教的战斗力。
道光三十年十月初十，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拜上帝教举行恭贺洪秀全万寿的大典。洪秀全万寿，愁苦万状的阎罗妖道光皇帝却在内忧外辱中下了地府。拜上帝教宣称，洪秀全是太阳，普照万方，杨秀清是圣神风，萧朝贵是雨师，冯云山是云师，韦昌辉是雷师，石达开是电师，世界就是由这个神天家庭所庇护的，所以“凡属万国人民，均宜赞颂，以报天恩”。杨秀清下诏：“缘蒙天父、天兄大开天恩，特差真主降凡救世，诛灭妖魔，普天大下，凡属臣民俱宜感激涕零，以仰副天父、天兄差我主降凡之意。兹于十月初九（十），恭逢万寿之期，尔等为官为民，俱要多多采办宝物，先期十日斋（赍）献天朝，并具本章，以邀天贶。并于万寿前三日，一心斋戒，虔敬天父，报答天恩。”（大意是蒙上帝、耶稣开恩，派洪秀全下凡救世，大家都要在他的生日采办礼物恭候）。经过教徒献纳，杨秀清、冯云山等人给洪秀全生日准备了一场宏大喜庆的万寿庆典。
万寿庆典上，洪秀全正式宣布，拜上帝教起兵反清，洪秀全自称太平真主，教徒组成的部队称太平军。洪秀全既已称王，那就不再是流窜的“教匪”，而是真正要夺取国家政权的“窃号之贼”（曾国藩语）了，清廷不得不调集精兵强将围困金田。清廷派遣《清史稿》所称“旧将中最负时望”的头号悍将向荣出任广西提督，与能吏周天爵等人联合指挥对太平军的剿杀。咸丰元年正月十八日，两军在大湟江口、牛排岭大战，太平军于竹林设伏，大败向荣楚军，但此后几次出击均皆失利，向荣因此得赐号“霍钦巴图鲁”。太平军被困乏粮，火药耗尽，于是乘虚突围，至武宣、象州一带与其他教众会师。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抵达武宣东乡，改称天王，正号太平天国，以本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蓄发易服，号令四方。
洪秀全立发妻赖氏子洪天贵为王储，称幼天王。洪秀全觉得洪天贵这名字比较平庸，不能体现天家威仪，更不能显示洪家受天父眷顾，“仙福永享，寿与天齐”的显赫，于是洪秀全妙笔生花，点石成金，加一“福”字于其后，改为洪天贵福。某作家曾说过，在越少的字里越能体现一个人的文字品位。洪秀全这一“福”字，向世人昭示了他与众不同的高雅格调。据研究太平天国的史学泰斗罗尔纲先生说，洪天贵福是个很聪明的儿童，连精通中西文化博学多能的干王洪仁□，读书的本事也只有他三分之一。（《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二：洪天贵福是个很聪明的儿童，精通中西文化博学多能的干王洪仁□说他自己看一行书，洪天贵福已经看三行了。）依笔者见，聪明不聪明不太好评价，洪天贵福的诗文倒是大有其父之风：
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意辅清朝。清朝皇帝万万岁，乱臣贼子总难逃。
哥别妹，妹别哥，别上天，无别魔。瞒天混杂是妖魔，妹大五岁手别摸，妹大九岁远别清。男行女行不同坐，妹长成时不相见，遵条分别福江河。（《太平天国史料汇编》卷一）
册立洪天贵福之外，洪秀全设立百官：分封五军主将，以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洪秀全又拜军师，拜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按冯云山制定的军师负责制，由正军师杨秀清主持一切大小军政事务，军师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每部十二员，共七十二员，主分掌国务；承宣二十四员，主发号施令。全国国务，各方向正军师禀奏，由正军师杨秀清发出诰谕指挥。在冯云山的设计中，国家元首是“主”，行政长官却是“军师”，为“朝纲之首领”，负责办事，“主”洪秀全则无事一身轻，独自偷欢。
中国在朱元璋废宰相前，多数时期在行政上实行君相分权，严格区分皇室和政府，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则是政府的行政长官。皇帝任免宰相，但具体的行政事务如国策方针、官员升迁、钱粮差役、水利农桑，都由宰相实际负责，皇帝不得与闻。（唐朝中宗皇帝越过宰相，私授官职于亲信，发到地方的诏书不好意思使用朱笔封“敕”，改用墨笔，诏书的封条也只能斜贴着从宫廷的侧门发出，意思是让下面的官员马虎承认算了，被封的官员人称“斜封官”，极遭士林鄙视。）此项制度的立意，在于皇帝世袭，难免出现不肖无能之辈，如勉强使其执政，不免祸害国家，而宰相由全国英才挑选，不称职还可罢免，政务交由宰相，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君权世袭的危害。
明、清两代，政治腐败黑暗，正因朝中无宰相的缘故，黄宗羲曾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冯云山饱读诗书，对黄宗羲总结这一历史教训自然印象深刻，所以他创制太平天国，一意要恢复汉唐相制。但引经据典，太平天国高层的大老粗领袖多不明白，于是只得援引《三国演义》，刘玄德事事听从军师诸葛孔明的例子，将宰相名目，勉强改称军师。冯云山劳苦功高，又极富才干，在起义前也俨然拜上帝教唯一军师，孰料半路杀出杨秀清和萧朝贵，冯云山竟只混了个副军师，受杨秀清节制，真是倒霉到家了。所幸冯云山不好与人争胜，是天生的第二把手性格，坦然接受了杨秀清的领导地位，冯云山的胸怀，颇有古人之风。
万寿庆典，形势大好，洪秀全心情愉快，纳了二十一个新妃，合其先在大湟江娶的十四个小妾及原配赖氏，共设三十六宫，“母仪天下”。杨、冯、萧、韦、石诸人也纷纷与上百名女教徒喜结良缘。据被清廷俘虏的拜上帝教细作李进富供称，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等六个王“每人妻妾三十六口”。
太平天国高层在宣布建号的同时，也在进一步整顿军队，为即将到来的惨烈战作斗准备。大概在东乡广纳妃妾，太平天国众军师也感到自己精力衰竭，无心打仗。聪慧过人且勇于反省的军师们，立刻意识到性生活会使士兵意志消磨，丧失战斗力，于是以洪秀全为首高瞻远瞩地下达男女分营的命令，使士兵禁欲。洪秀全颁布军纪“别男行别女行”，禁止夫妻房事，夫妇要分营别居，男女私下约会一经发现即处以斩首极刑，虽夫妇也不得免。这项制度执行得十分严格，冬官右正丞相陈宗扬因与妻子同居，夫妻均被斩首。杨秀清的座宾卢贤拔，人称卢先生，因巡营时发现自己妻子，带入自己官邸相会二日而被判极刑，经杨秀清竭力开脱勉强脱难，杨秀清为保卢贤拔不得不假借天父下凡以枉法为由下令杖责自己六十下（老杨还真讲义气）。三军将士激烈反对男女分营，后来连洪秀全最宠信的重臣，每年生日给洪秀全保六次大媒的皇媒蒙得恩也在担任女馆头目时监守自盗，这项制度不得不在推行二年后废除。
男女别行的伟大制度，一直遭到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反动历史学家诋毁，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学者方才拨乱反正，为洪秀全的此项政策翻案，至今我国史学界对男女分营的政策评价依然很高。笔者并不十分了解男女分营的伟大意义，查阅诸多雄辩的当代论文后方才恍然大悟，现摘抄一段雄文于其下，与读者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一般认为，太平军举家投军，如果按照家庭为单位生活、行动，势必不能适应艰苦战争环境，尤其在行军、打仗时困难重重，导致耽误战局。严分男行女行，把整个队伍纳入战斗化的军事编制，按性别、年龄、专长分工，可以调集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使不利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因此，在敌我斗争的激烈阶段，大敌当前，为了战胜凶恶的敌人，争取未来更加美满、更加幸福的团聚，他们是可以暂时服从革命所提出的要求，并愿意为将来的家室重聚，骨肉团圆进行坚决的斗争的……能够得到革命群众的拥护……是关系到农民军队能否保护人民，从而取得人民拥护的重大问题。洪秀全等严肃坚决，态度明朗，以天条、军纪约束将士，以三令五申地检查落实，十分必要和正确。这对太平军本身的纯洁，以及这支新兴农民军队在人民支持下生存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太平天国战争全史》）。”
可惜的是，洪秀全早生百年，没能读到这段字字珠玑的文章，以至于动摇了革命信念，过早地废除了男女分营的伟大制度，让后来人扼腕而叹。
史上惊心动魄的七局棋
围棋和象棋都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娱乐项目，历代都有一些令人拍案叫绝的有关下棋的故事。史上有这么不寻常的七局棋，读来让人惊心动魄。
其一：东晋时期，爆发了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淝水之战。东晋以八万人马，打败了号称百万人马的前秦八十万大军。当捷报传回建康的时候，谢安正跟朋友下棋，他随意看过后，便搁置一旁，继续下棋，似乎一切皆在意料之中。友人相问，他只是淡淡的说没什么，只是小孩子们已经把敌人打败了。《世说新语》是这样记载此事的：“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难怪古语说，胸有惊雷而面如明湖者，方可拜上将军。谢安“不异于常”继续下棋的超然风度，“小儿辈大破贼”的淡淡之语，令我等凡夫俗子看的目瞪口呆。用现在的话说。谢公真是“酷毙了”、“帅呆了”。
其二：吴国的丞相顾雍是有名的棋迷。吴太子孙和反对下棋，把下棋说得一无是处。顾雍是丞相，权高位重，对太子的话装做没听见，照旧在宫邸与宾客弈棋。一次，棋战正酣，他在外地做官的儿子顾劭重病身亡了。顾雍闻讯面不改色，对弈如故。但在棋桌下面，却用力以指甲掐手掌上的肉，掐得血都流了来，以发泄心中的痛苦。
在三国的政治家中，顾雍有“东吴名相”之誉。他在吴国名臣张昭、孙邵之后执掌相位、辅佐孙权，是个有大功劳的人物。史书说他气度恢宏、处变不惊，从他弈棋的故事可见一斑。顾雍办事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主意，考虑问题周到全面，处理问题稳妥，很讲究方式方法，吴国在他的治理下出现了全面兴盛和繁荣。
其三：东汉名士、名列建安七子之首的孔融，是当时有名的文臣。《三字经》中“融四岁，能让梨”的融说的就是他。他为人耿介不捐，素为把持朝政的曹操所憎恨。一次，曹操找了个“莫须有”的罪过，把他抓起来。这时孔融的9岁儿子和7岁女儿正在下棋，有人劝他们赶快逃命，兄妹俩回答说：“哪里有毁掉鸟窝，鸟蛋还能平安无事的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两人安安静静地下完一局棋，也被抓走，和父亲一起被杀掉了。《世说新语》对此平静的记载，读来让人无法不心惊肉跳。
其四：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是有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一天。他正在与朋友下棋时，家人风风火火跑来报告，“老夫人过世了！”朋友慌忙起身，催他赶紧回去料理母亲的后事。阮籍却非要将那盘棋下完不可。双方又博弈了两个多时辰才终局。《晋书阮籍传》是这样记载的：“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
如果你以为阮籍这样是不孝，那就冤枉他了。《晋书阮籍传》说他下完那盘棋后：“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其五：南朝宋明帝时有位官员叫王景文，是个很能干的人。宋文帝非常器重王景文，不仅为宋明帝娶景文妹并且以景文之名命名明帝。但宋明帝临死之际，对王景文非常不放心，担心自己死后，皇后临朝，王景文不会甘心称臣。宋明帝病重之时，遣使送药赐王景文死。诏书送到王家时，他正与朋友下棋。王景文看完诏书，将其压在棋盘下面，神色自若地继续与朋友下棋。一局终了，王景文从容地收拾好棋子，取出诏书，然后，端起毒酒，举杯对朋友说，“我要走了，这杯酒不能劝你喝了”。言罢，一饮而尽，时年六十。
其六：康熙皇帝是个象棋迷，没事时总喜欢杀两盘！一次，康熙率领随从去承德附近的木兰围场打猎，一时棋瘾大发，便与一位大臣对弈起来，很快连胜三局。康熙弈兴未尽，便找了一位棋艺水平高，叫那仁福的侍卫与之对弈。那仁福也是个象棋迷，对弈起来很专注，他棋艺十分高强，一时忘记了对弈者是皇上，只见他攻城掠地，势如破竹，进入中局后很快吃掉对方一车。旁边观弈的老太监郭继功见皇上的棋输定了，便急中生智地说：“皇上，山下发现有猛虎，请您赶紧出猎。”
康熙一听高兴极了，对那仁福说：“你在这里等着，待我猎虎回来咱们再续弈。”说着便翻身上马，持弓向山下奔去。山下哪里有什么猛虎，随从们只发现一只梅花鹿。康熙喜欢打猎，是一位老猎手了，凭经验他知道有鹿是不会有老虎的，想必是郭继功看花了眼，把鹿错看成老虎了。实际郭继功并没有看错，皇上与那仁福在棋盘上厮杀正酣，如果山下有只鹿，他必定不会下山，因此故意说成是猛虎，以便引起皇上的兴趣，引他下山，免得棋败后尴尬。
康熙对猎鹿也很有兴趣。这只鹿跑得很快，康熙奋马紧追，翻过了几座山，康熙才把鹿射获。日子水一般地漫过，转眼间几天又过去了，待他想起了与那仁福下的那盘棋时，这才回到原先一起对弈的地方。见那仁福仍跪在棋盘旁，一动也不动。这时，康熙才发觉忠厚守职的那仁福已经死了，十分难过。《论语·为政》中说得好：“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自此以后，康熙痛定思痛引以为鉴，发誓再也不失信于人了。
其七：乾隆年间，扬州有个盐商叫胡照麟，酷爱下棋。一次，胡照麟与名手范西屏下棋，下到中盘时，已明显居下风，就不敢再下了，谎称肚子疼而封盘告退。胡照麟找当时的高手施定庵请教，然后，又赶回去跟范西屏继续对弈。施定庵的住处离扬州较远，胡照麟来回花了两天一夜的时间。为了下赢一盘棋费这么大的劲，这样的顶级棋痴可谓空前绝后。
摄政王多尔衮与最爱的女人孝庄皇太后
从我登上摄政王宝座的那一刻起，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担心就一刻都没有停息过。我觉得，唯有将全国的权力置于自己手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才能确保政令的畅通和号令的统一。因此，还在盛京的时候，我就借口“盈庭聚讼，纷纷不决，反误国家政务”，结束了诸王贝勒管理各部院事务的惯例，各部院事务改由摄政王统领。这样，各部院大臣的行动就不再受主管亲王贝勒的掣肘，而是直接听命于我和济尔哈朗。然后，我又下令，所有衙门的奏陈，必须先报到睿亲王府。这道命令的发布，绕开了心眼不多的济尔哈朗。这样，他的权力也被削弱，不得不退居我之下了。就在入关前四个月，我通过礼部议定，在所有国务活动和狩猎活动中，亲王贝勒不得与摄政王平起平坐，这样就在礼仪上实现了唯我独尊。
当然，我的这些集权做法也招致了一些人的反对，最强硬的反对者当属储位斗争一无所获的豪格。但是，豪格集团内部发生分裂，豪格的亲信何洛会，大概是看到豪格政治前途渺茫，于是落井下石，向我密告豪格图谋不轨，并把豪格私下里发牢骚要杀掉我的那些气话学给了我。此时的我，已经是摄政王，是任何人都无权触犯的。因此，我抓住这个把柄，把豪格的心腹大臣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豪格集团顿时土崩瓦解。这个结果似乎也让济尔哈朗感到担心，后者只好主动向皇帝上书，请求将自己的位次排在我之下。这样，在入关之前，我已经完成了全国权力集于一身的过程。
入主北京，仅仅是个开始。兄长渴望以北京为起点完成对天下的统一，但壮志未酬，溘然长逝，所以我作为摄政王，理应肩负起这样的重任。但十二哥阿济格仍坚持以前“残毁”明朝的政策，这遭到了我的断然拒绝。为了营造顺治迁都北京的良好政治氛围，我做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举动——作为朱由检的最大敌人，我竟然为上吊而死的这位明朝末代皇帝服丧三日，以表明清朝“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我派人前往邻近各省招抚当地明朝官员，许以加官进爵。由于李自成军队的南撤，导致他此前控制的山东、山西、直隶等地区出现权力真空，我迅速派兵加以平定，稳定了京畿的形势。
几乎在我入主北京的同时，南京的明朝遗臣拥立福王朱由崧重建明朝。这样，在北京之南，至少有退居陕西的李自成、割据巴蜀的张献忠、坐拥东南半壁的朱由崧三个政治集团，这些是我完成全国统一的主要障碍。先打谁呢？谋士柳寅东建议，先出兵进攻李自成和张献忠，控制中原、陕甘和巴蜀，而后顺江而下消灭朱由崧。这个策略我觉得可行，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将清军进攻“流寇”，替明朝报仇的口号付诸实施，换得更多明朝遗臣的支持和投降，一方面有利于各个击破敌人，避免敌人联合造成我军东西两线作战。于是，我立即派遣十二哥阿济格和平西王吴三桂率军追击陕西的李自成；十五弟多铎率军经略河南，取得下一步进攻朱由崧集团的前沿阵地；豪格率军进入四川，进攻张献忠。为了迷惑朱由崧集团，我还特地抛出橄榄枝，给朱由崧一个可以划江而治的错误信号。朱由崧君臣怀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派团来京谈判。根据可靠情报，南京继续歌舞升平，江北四镇的火并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连头脑比较清醒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也幻想与我朝议和，共同打击李自成。
阿济格的追击很快就有了效果，李自成一路惨败。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阿济格、吴三桂率军攻占西安。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遇袭身亡。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豪格率军进攻四川，张献忠出兵抵挡，在川北西充凤凰山遭遇，清军神射手雅布兰一箭穿喉，张献忠当即殒命。多铎平定河南后，趁南明江北四镇火并之机大举进攻南明，迅速占领扬州，俘杀史可法。接着攻占南京，收降了三十万南明军和大批南明官员，俘获朱由崧，将其送回北京处死。这样，三个敌对集团的头目皆一命呜呼。我的统一战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然而，问题接踵而至。李自成、张献忠的残余力量仍旧兵多将广，他们以湖南、云南为根据地继续抗清；明朝的亲王们在浙江、福建、广东先后建立政权，表示抗清。更让我棘手的是，由于我坚决执行被征服汉人必须剃发和改易衣冠的命令，加上史可法在扬州抗清激怒了十五弟多铎，导致城破后清军一连十日的疯狂屠杀。这些都导致视身体发肤和中原衣冠为至宝的南方汉人十分抵触清军的征服。于是，以人文渊薮自居的江浙地区竟然自发组织了多次抗清行动，给我的统一大业带来了不小麻烦。尽管这些抗清行动很快都被扑灭，但这种抵触情绪一直存在。成为我的心腹大患。
在北方，局势也不像想象的那么稳定。为了满足入关满族人的生活需要，我颁布了圈地令，允许满族人圈占京畿土地，导致更多的汉族百姓在强权面前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生活艰难。为了满足入关满族人的居住需要，我下令将北京的内城划为满城，将京城的汉族居民一律驱赶到正阳门以南的外城居住，并强迫京城百姓剃发。这些措施实施的结果，就是汉族百姓的确过得很惨，引起他们的不满，但为了统治民族的利益，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由于清军的勇猛追击和抵抗势力的分散软弱，特别是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汉族降清亲王的不懈努力，前线战事不断胜利。一个又一个的捷报极大地巩固了我在朝廷中本已显赫的地位。入主京城后，顺治帝立即下诏，尊我为“叔父摄政王”；一年之后，晋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1648年），在我的指使下，小皇帝发布诏书，认为我“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从这一刻起，我的地位甚至在形式上也凌驾于皇帝之上了。
在身份地位被无上尊崇后，我就开始加紧排斥异己。虽说豪格集团已经垮台，但他本人有击败张献忠的大功，他活着一天，对我的威胁也就存在一天。所以我罗织了各种罪名，将他圈禁致死；虽说济尔哈朗的地位已经低于我了，但毕竟还是摄政王，留着也是威胁，于是我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任命十五弟多铎为辅政叔王，架空了济尔哈朗的权力。紧接着又借口郑亲王府“王殿台基违制”，罢免了他的摄政王爵。最后我派他领兵南下作战，彻底剥夺了他在朝廷的所有大权。在入主北京之后的几年里，我越来越威风，所有的大臣见到我都要下跪，就像见到皇帝一样。我甚至可以把本该存于大内的信符带回家。我的睿王府位于紫禁城东华门外的南池子，是在明代重华宫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不仅地理位置上便于遥控宫廷，而且在府邸的造型和装饰上也穷尽奢华，特别是府中重檐柱雕龙的结构，足以显示我作为皇父摄政王的威严与气度。我的府邸门前常常是车水马龙，似乎这里才是真正的国家心脏，皇宫似乎只是个摆设而已。而在犹如皇宫的家里，我也更愿意穿着皇帝的服装，虽然没有成为真皇帝，但在家里过皇帝瘾，却没人敢对我怎么样。
高处不胜寒，当权力斗争因为政敌的一个个失败而渐趋减少的时候，我的孤独感开始油然而生。尽管在这个时候，身边的女人，以及和我有着暧昧关系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给了我很大的慰藉和帮助，但终究无法消弭这种可怕的孤独感。有时在梦里，能听到母亲乌喇那喇氏在召唤我；我觉得冤死在另一个世界的母亲，应当在去世之后备极哀荣。这个时代是允许一夫多妻的，而每个妻子的地位是不同的。本来皇太极的生母叶赫那拉氏没有当过大福晋，但因为皇太极成了皇帝，叶赫那拉氏获得了“孝慈皇后”的追授。父汗一辈子有三位大福晋，却没有一个能在去世之后享受到皇后的待遇，我当然觉得不公平。于是在顺治七年（1650年），我主持仪式，追授母亲乌喇那喇氏为“孝烈武皇后”，配享太庙。尽管我无缘皇帝宝座，但能让母亲成为永远的皇后，作儿子的也算是尽了孝道了。
作为长期征战疆场，并置身于纷繁芜杂的权力斗争之中的执政者，我对土地和权力的渴望自然十分强烈，这也让我积劳成疾，常常头晕；作为曾经并正在建立伟大功勋的男人，我对金钱美女的欲望自然十分强烈，这也让我的身体状况雪上加霜。兄长皇太极在世的时候，我只是专注于打仗，不敢旁骛，松山之战期间的专心与焦虑，让我此后一直神经衰弱；当我摇身一变，成为摄政王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约束我了，我的私生活就越发放纵，国事的操劳，个人的不检点，让我身染重病，有时烦躁不安，有时疲惫不堪。但我始终硬撑着，要求大臣们以国事为重。只是为了减少自己的阅读量和阅读难度，我命令臣下的奏报必须简明，不得有浮华之辞。即便如此，也只能是减轻我的病痛，不可能扭转我每况愈下的身体状态。为了放松自己的神经，我多次率领臣僚到塞外打猎，但顺治七年（1650年）的这次，却让我一病不起。
尽管我只有三十九岁，正是成就事业的黄金年龄，但此时此刻，我不得不考虑身后之事，不得不考虑跟我貌合神离的小皇帝、同床异梦的嫂子、难以管束的大臣们，还有反对大清统治的抵抗力量……于是，三十九年来的戎马经历，在我眼前一幕幕的展现开来，我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因为我的戎马生涯，就是大清王朝奠定国基的辉煌历史。
主持人范文程：都察院的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紫禁城武英殿参加宫廷疑案发布会。今天这次会议我们隆重邀请到了当朝摄政王多尔衮殿下。请他通过各位，向全国澄清近日流传在坊间的一些关于摄政王与当朝太后的传言。下面请大家自由提问。
我最爱的女人孝庄皇太后
御史甲：请问摄政王殿下，您是否听说坊间传言太后已经下嫁给您？请问您是否清楚他们持这种下嫁说，究竟有何依据？
多尔衮：太后下嫁给我的传言我也有所耳闻，最近为此事很是头疼，甚至不敢去见太后本人。太后下嫁说的观点无非有以下五个依据：
第一，满族有兄死弟可继嫂的婚姻传统，我势必会遵从这个传统；
第二，皇太极去世后，太后与顺治孤儿寡母，力量单薄，太后特别担心我篡夺皇位，故以身相许，确保顺治皇位稳固；
第三，顺治皇帝以我为“皇父摄政王”，既然称我为“皇父”，就算是承认了我与太后婚姻关系的既成事实；
第四，有人见我多次出入太后宫禁；
第五，南明将领张煌言曾有《建夷宫词》云：“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日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这似乎就是最确切的证据。
御史乙：摄政王殿下，您对他们的依据持何看法？他们的依据是否属实？
多尔衮：这正是我希望在座各位都察院的朋友帮我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你们可以看看，这五条证据哪个能站得住脚？
第一，满族的风俗中允许叔继嫂，但皇太极有很多兄弟，为什么单单把我作为这个迎娶太后的主角？习俗并不等于历史事实。
第二，顺治上台是我与豪格权力博弈的结果，我虽身为摄政王，但有诸王大臣约定在先，只有皇太极的儿子才能继任皇帝，我已经失去了称帝的资格，摄政王已是最高荣誉。况且我已经位极人臣，算是不称皇帝的皇帝，全然没有必要再去篡权夺位，这一点聪慧的太后不可能看不出来。
第三，“皇父摄政王”是小皇帝对我的尊称。他很早就失去了父亲，把我当作再生父亲，明摆着是笼络我的手段，也是肯定我为清朝做出的贡献。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西周初年周武王就管谋士姜子牙叫“尚父”，秦朝末年项羽就管谋士叫“亚父”，三国时期蜀汉国主刘禅就管诸葛亮叫“相父”，皆为尊称，并没有因此改变伦理关系。
第四，出入太后宫禁次数虽多，但这与下嫁与否没有直接关系，就算是平民百姓，哪家结婚不办婚事，搞秘密结婚来着？何况是皇家？
第五，张煌言身在江南，对北京宫廷之事能了解多少？无非是利用社会上的谣言宣泄一下自己对于清朝的不满而已吧。所以，五条证据，都靠不住。
太后如果下嫁，必是国家大事，但我们的官方史书和官方文献没有任何记载。值得说明的是，本朝规定当朝君臣不得私自翻阅更改实录和当代史料。如果各位有兴趣，还可以到朝鲜王国讨要朝鲜使臣的各种报告，这些报告不可能经过清朝官方的审核修订，因此具有权威性。我朝发生了这样的大事，他们焉能不记载呢？
御史丙：摄政王殿下，我在参会之前有幸偷偷翻看了朝鲜使臣的一些秘密报告，果然没有关于太后下嫁的记载。那么您能否借这次发布会，向全国百姓解释一下您与太后的关系。
多尔衮：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太后比我小一岁，我们的关系很好。其实皇太极在世的时候，我就暗恋太后，喜欢她作为庄妃的天生丽质，喜欢她作为蒙古族美女的优雅气质，喜欢她作为一代才女的聪慧果敢。后来她因儿子登基而成为太后，我便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无上权威向她示爱，并多次出入宫禁。我心里很羡慕兄长皇太极，能够在生前得到这样的奇女子，但我无此福分，只有享受片刻之欢。我想太后一定也觉得我是英雄，才对我有所倾心，但她更多的还是考虑到孩子皇位的稳固，故而对我虚与委蛇，甚至投怀送抱。但是，她贵为太后，我贵为摄政王，我们不仅要做满族人的统治者，更要做汉族人的统治者，我们不能让汉族人因我们的民族习俗不合儒家传统而受到汉人耻笑，从而削弱我们的统治基础。所以，为了国家利益，也为了社会地位的正统性，我们即便两情相属，也不能遵从满族习俗而成婚。尽管我身边有许多女人，甚至在处治豪格之后，我还惦记着把肃亲王妃收入睿王府里作侧福晋，但我心中最仰慕、最怜爱的，还是这位来自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的太后。
御史丁：摄政王殿下，能否请您谈一下您与太后今后的发展？今后您二人有没有成婚的可能呢？
多尔衮：太后的想法我还不得而知，大概至少要母仪天下，教诲小皇帝，直至他亲政；而我，则要为实现清王朝对天下的最后征服而努力，为清王朝千秋万代的基业而忙碌。我说过，不管我们俩之间发生什么，抑或是在我们各自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不能跟她结婚，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
主持人范文程：都察院的各位朋友，我想你们想知道的东西，摄政王殿下已经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们了。最后，我们再次感谢摄政王殿下光临此次悬案发布会，并进行了精彩的回答。我也要代表朝廷感谢各位都察院的朋友的参与和帮助，谢谢各位。这次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朱元璋为何没有杀尽功臣徐达的后人
读《明史？徐达传》，有一句话，颇费思量。“洪武诸功臣，惟达子孙有二公，分居两京”。此句字面，当好理解。当年协助朱元璋打下大明天下的诸功臣，只有大将军徐达的子孙，承袭魏国公和定国公。其他的功臣，大抵都是被朱元璋杀的杀了、贬的贬了。其后人，当然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因此，有人说，朱明王朝恩泽徐达子孙，盖因徐达之忠也。
徐达忠则子孙福乎？我不敢苟同。
徐达（1332—1385年）其人，明史说：“徐达，字天德，濠人，世业农。”濠是指濠州，他是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也就是说，他是朱元璋的同乡。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徐达追随郭子兴造反，结识朱元璋，并在其隶属之下。他为人宽厚，深通兵法，历数十役，战必胜，攻必取，智勇兼备、屡建功勋，是明朝开国首屈一指的最大功臣。但是，徐达为人低调、小心谨慎、常以忠心侍主，绝无居功自傲之心。
明史记载，朱元璋对徐达可说是极其信任、亲近备至，经常“赐休沐，宴见欢饮，有布衣兄弟称，而达愈恭慎”。朱元璋曾说，“徐兄功大，未有宁居，可赐以旧邸。”他甚至还将他住过的旧邸赐给徐达。但是，徐达坚决不要，“达固辞”。还有一次，朱元璋与徐达一块饮酒。好酒量的徐达被刻意灌醉，他居然盖着皇上的被子倒头睡着了。待到醒来，徐达大惊失色，“惊趋下阶，俯伏呼死罪”。显然，朱元璋是在有意试探徐达的忠诚。看到徐达的表现，朱元璋当然龙颜大悦，“表其坊曰‘大功’”。徐达是大将军，可说是威风凛凛，但在朱元璋面前，他已到了“恭谨如不能言”的地步，似乎连话都不会说了。
观野史，甚至还有“胜棋楼”的故事传世，足见徐达之忠心。有一次，朱元璋召见徐达下棋，并要求徐达不能让棋，认真对弈。据说，这盘棋从早晨一直下到中午，仍然未分胜负。待到终盘之时，徐达突然不再落子。朱元璋错愕：“将军为何迟疑不前？”徐达乃跪倒在地，答曰：“请皇上细看全局。”朱元璋这才发现，棋盘上的黑子已被摆成“万岁”二字。朱元璋大为高兴，便将此楼以及莫愁湖花园一并赐予徐达。这就是“胜棋楼”的来历。
众所周知，大明开国之后，朱元璋对诸多功臣怀有强烈的戒心。那些从小与他一起长大的大臣们，大都居功自傲，甚至极为放肆。再说，太子朱标生性柔弱，据说颇有“唐虞之风”、“不嗜杀戮”。朱元璋最担心之处，当然是太子朱标将来镇不住这些叔叔伯伯辈的人。因此，朱元璋自坐上皇位之后，就已暗下杀心，决定替儿子“清理门户”，以保大明江山稳固如山。大明的功臣，几乎全被他杀光了。连李善长、刘伯温等人，后来均难逃厄运。
唯有徐达，却让他始终下不了决心。因为，徐达的表现太好了，让他几乎没有什么借口。坊间传说的“功臣楼”事件，朱元璋显然对徐达网开一面了。
朱元璋曾评价徐达：“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然而，徐达依然是莫名地去世了。明史记载相当简单：“达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寻召还。明年二月，病笃，遂卒，年五十四。”民间有朱元璋赐徐达烧鹅的说法。这一点，似可信，但无依据。
徐达背生毒苍是事实，朱元璋赐死之意，却是后人想像的。徐达英年早逝，后人当然是要浮想联翩的。以朱元璋的无赖为人，这是不奇怪的。徐达去世，朱元璋甚为悲痛，明史说：“帝为辍朝，临丧悲恸不已。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赠三世皆王爵。赐葬钟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一。”以徐达之功，大明王朝当然要厚待徐达之后的。徐达共有四子三女，四子即辉祖、添福、膺绪、增寿。其女也分别嫁朱家人，或成皇后，或成王妃。他的长女甚至成了明成祖朱棣的皇后。但是，他的两位封侯晋公之子，却根本没有好下场。这两个人，均圈入建文初年的“靖难之乱”。一个因忠诚而被囚致死，一个则因亲情而被杀。
他的大儿子徐辉祖，承袭魏国公。明史说其“长八尺五寸，有才气”，颇有其父风采，也是一位对大明王朝忠心耿耿的人。朱元璋之孙建文帝朱允炆继位之后，因削藩而引发燕王朱棣造反。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明史有简单记载：“王将起兵，高煦方留京师，窃其善马而逃。辉祖大惊，遣人追之，不及，乃以闻，遂见亲信。”这段故事，其实是曲折的。话说建文帝削周王、齐王、湘王、岷王、代王等藩，便将矛头指向燕王。以燕王性格，自然不从，便决定起兵造反。但是，朱棣起兵之时，也用了缓兵之计。他听从谋士言，遣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同往南京请安，“以为礼”，可使朝廷不疑。朱棣的儿子们到了京师，便有人进谏，建议将燕王之子拘为人质。“拘留三子，亦与拘留燕王无异”。然而，建文帝毕竟年轻，缺乏政治经验。他的回答是：“拘留非礼”，“无罪而拘留之，则燕王之举兵有辞矣”。
然而，徐辉祖不认同。尽管燕王之子论亲情，还是他的外甥。他们三人进京，也住在舅舅徐辉祖府中。徐辉祖特别担心的，是燕王次子朱高煦。他认为此人“勇悍无赖”，便密奏建文帝：“燕王久蓄异志，今遣三子来，实天夺其魂。陛下留而剪除之，一武士力耳；若纵归国，必贻后患。”他还说，次子朱高煦“勇而且悍，异日不独叛君，抑且叛父”。这话说得太绝了。预言此人不仅会反皇帝，还会反他父亲的。徐辉祖甚至建议，若要放回朱棣之子，也必须留下次子朱高煦，“可剪燕王之一臂。”但是，建文帝踌躇不决，最终还是决定“旨着三子还国”，下决心要放他们回去了。这个朱高煦更是生性狡猾，他听闻消息，居然盗了舅舅徐辉祖的一匹良马，“假说入朝”，掉头一路绝尘，跑了。徐辉祖着人想追，也追不回来了。
燕王起事之后，徐辉祖也奉旨出征。他有智有勇，曾“师援山东，败燕兵于齐眉山，燕人大惧”。燕王率军渡江，徐辉祖亦“引兵力战”。建文帝兵败，朱棣进占南京，徐辉祖仍保气节，“独守父祠弗迎”。他呆在徐达王府里，拒不出迎。这个父祠，就是南京秦淮河边的白鹭洲，在印月桥西南堍处，史称徐太傅园、徐中山园，也叫东园。当年徐达的王府。这个地方，我曾去过。后人曾在此地建徐辉祖雕像，以示纪念。朱棣当上永乐皇帝，自然火冒三丈。可是，要杀他也不易。其一朱棣的皇后是徐辉祖的妹妹，其二，朱元璋曾颁给徐家免死铁卷。朱棣无奈，只好把徐辉祖终身监禁于此，五年后去世。明史说：“成祖大怒，削爵幽之私第。永乐五年卒”，一代名将徐辉祖至此再未走出白鹭洲。徐辉祖的长子徐钦虽袭承了爵位，永乐十九年则因故触怒朱棣而被“罢为民”。看来，朱棣是一个记仇的人。
徐达的小儿子徐增寿官至左都督，也卷入“靖难之乱”。他至少做错了两件事。第一是给朱高煦通风报信，直接导致其逃遁。第二，在建文帝面前，力保燕王朱棣，竭力主张放朱棣三个儿子归国。当建文帝征询他的意见时，徐增寿竟然顿首说：“燕王先帝同气，富贵已极，何故反！”显然，这个徐增寿是特别念亲情的。自己姐夫、自己外甥，他当然是要力保的。但是，燕王毕竟还是反了。待朱棣渡过长江，兵临南京城下之时，建文帝当然要拿徐增寿兴师问罪。明史记载说：“帝召增寿诘之，不对，手剑斩之殿庑下”。徐增寿当然是哑口无言，建文帝气极，竟当场拔剑将其杀了。徐达特别渴望“增寿”的小儿子，竟然命断皇宫，也是他万万想不到的。朱棣攻入皇宫之时，徐增寿的尸体仍横在殿上。他曾抚尸痛哭。徐增寿因此被明成祖朱棣“追封武阳侯”、“封定国公”。他的儿子徐景昌嗣袭爵位，但是徐景昌后来也因为“骄纵”而被“夺冠服岁禄”。
由此看来，什么友情、亲情、感情，碰上不讲人情的政治角力，都是苍白无力的。只可叹，徐达英雄盖世，四个儿子，长子徐辉祖、四子徐增寿，死于非命。他的次子徐添福也早早夭折。仅有三子徐膺绪曾授尚宝司卿、中军都督佥事、世袭指挥使等职，得以善终。仅此而论，朱明王朝岂敢称恩泽于徐达后人乎？徐达死后，葬于今南京市太平门外板仓村。至今其墓仍在，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墓碑也是明朝诸功臣中最大的，碑文亦由朱元璋亲撰。此碑奇特之处，乃是碑文中竟然有标点，堪为罕见。朱元璋曾评价徐达：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
然而，墓独大有何用？口碑又有何益？
第三章 历史回忆
末代皇妃自述：和溥仪在伪宫的日子
1、日本人说送我进宫念书
我1928年生于长春的乡下，我行六，上边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下边有一个妹妹。我家祖籍山东莱州府，是一户贫佃农。我六七岁时，全家搬进了城，但父亲养活我们非常困难。
1943年2月，我在伪满新京南岭女子优等学校念书。有一天，日本人校长小林带着女教师藤井到各班挑选学生，从每班六十人中挑选三四名，条件是学习好、长相好，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的。选好了集合在一起，到了一家较大的日本人开的照相馆，每人照了一些四寸相片。据说照相的有百十来个。
过了两三个礼拜之后，这天是星期日，我在排队买东西，排的队伍足有二千人，我站了很久，忽然妹妹跑来了，说家里来了两个日本人，叫你马上回去呢。到家一看是校长小林和女教师藤井。我一进屋，藤井就和我说：“你的大大的好的，皇帝陛下选你到宫里去念书的。”可是我母亲吓傻了，她说我父亲不在家，她不能做这个主。小林、藤井就叫我带他们一同去找我父亲。我带他们到了父亲做事的饭铺，我父亲一看日本人来找他，吓得脸都黄了，不知我惹了什么祸事，赶忙先给倒茶炒菜，请他们吃酒。他们一边吃着一边又把皇帝命令说了一遍。吃完，对我父亲说，他们要带我到帝室御用挂吉冈家去，我父亲哪敢说不。我就跟他们去了。
到了吉冈家稍等了一会儿，吉冈回来了。他穿一身黄军装、大马靴，戴大军刀，是个矮胖子，满脸横肉。我当时看到他这个穿戴打扮，还是日本人，何况那副尊容又恶又丑，于是又有点害怕和讨厌。小林、藤井这时上去给他行了好几次九十度礼，又把我叫到跟前给介绍了。我行了六十度礼。他微微点点头，不客气地朝我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了一句：“顶好？”又问我多大年纪，家里还有什么人，爸爸做什么等等。然后和小林说了半天日本话，可能小林告诉他我父母不太同意，他站起穿上衣服，叫我们和他一起走，也没说上哪去，出门就上了轿车。我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坐汽车。车一直开到我的家，这时我们家里正开家庭会议呢。父亲已经请假回来了，已婚的两个姐姐、大哥也都来了，我们的房东也在座，临时翻译也请了过来我当时想，去了之后能念书，还不花钱，这可是我盼望的事，看样子或许能有点别的好处，也许打这以后再不受穷了，不受欺负了。吉冈站起来叫我立刻跟他走。这时我母亲赶忙给找出了一件黑地黄花新麻绸面的棉袄，让我换上，这也是我当时唯一的一件新衣服。姐姐们也忙着给我理理鞋袜，爸爸又赶紧嘱咐我到皇宫后别忘回家看看，叫我好好念书，别贪玩，要像个大姑娘样子，事事要多加小心，别多说话。爸爸说着，妈妈和姐姐都掉下了眼泪。一家人送我上车，车走了老远，我回头一看，他们还在瞧着我们呢。从此一走，好比鸟儿入笼，想飞也飞不回来了。
2、初见溥仪，他的样子很和气
第二天，吃完晚饭，藤井领我去理了发，给我仔细修饰了一番，又领我到一家大医院去检查身体。后来和溥仪的二妹（二格格）坐汽车一同进了宫。
到了楼上，二格格把我领到一间屋子里。我们围着沙发中间的圆桌坐下来。一会儿进来一个男人，正是我在楼梯上看见的那个人，宽肩膀儿，细腰，戴眼镜，穿着深绿色呢子衣服，也不是军装，也不是协和服，介乎两者之间，领子上还戴两个铜花，衣服非常合身，样子很和气，看样子还不到三十岁。二格格赶紧站起来，双手捂着腿往地下一蹲，大概是行礼的意思，又告诉我：“赶快给皇上磕头？”我就跪下磕了三个头，溥仪说：“快起来，快起来。”
他拉我起身，发现我手很热，连忙问是不是不舒服了？我说：“有点头疼。”又摸摸我脑袋，说我发烧了，拿来了体温计给我试了试，果然有些发烧。溥仪就传出话去叫拿点退烧药来。又说：“今天晚上早点休息吧，出点汗就会好的。”实际上我昨天一夜没睡，这两天精神很紧张，又跑了一天，当然有点不舒服。
屋里挂着一张溥仪的画像。他就问我画得好不好，我大胆地看了看溥仪，我说：“画得不大好，不像。”他听了哈哈笑起来。笑完了又和二格格交换了一下眼光，两个人又都笑了起来。回过头来又和我说：“对，你说的对，画得是不太像。”（以后我曾问过他，当时为什么那么笑，他说谁敢那么直瞪着眼睛看溥仪，谁都是奉承他这个像太好了，谁敢惹老爷子生气呢。所以，他一见我便很喜欢我，也就是发现我直爽，不虚伪奉承。）然后又问我吃饭没有，给我预备饭。又问了问我的家庭情况，在哪里念书……
饭后待了一会，吃那天晚上，溥仪特别高兴，就在我新屋子摆膳，共有十来个菜，六盘点心，溥仪拿起一个叫“炸排卷”的点心叫我尝尝，我说都吃饱了不吃了，他笑了笑又放下了。第一天他给我的感觉是待人很和气，其实，这只是对我。当天，他派了两个老妈子来伺候我。
3、册封“福贵人”时，一个娘家亲人也没有
我进宫一个多月后，溥仪挑了个良辰吉日，给我行册封礼。我这贵人的前边应当冠个什么好字样呢？溥仪说：“你是很有福气的，就叫福贵人吧，以后遇到什么不吉利的事情，用你的福就可克服了。”
到了正日子，溥仪在外廷受贺如仪，大摆筵席，我又不大舒服，也未参加宴会。不够参加宴会资格的，由溥仪每人赏一块洋点心，从那以后，我就被称为贵人了。
那天司仪赞礼是二格格，她只怕说错，我就忍不住要笑，溥仪那天情绪特别好，也抿住嘴笑。这时我跪下后，递给溥仪一个玉如意，他又回赏我一个，按清朝的制度，本应当是赏给一个金印和金牌一类的东西，现在没有，就以如意代替。二格格说着吉祥话，我就行了三跪九叩礼。礼成之后，溥仪站起来就哈哈笑起来，二格格也放声大笑。我觉着他们像闹着玩似的，心里很不舒服，根本不想笑。
随后溥仪带着我去给祖宗磕头，他说要按贵人身份是不能够和皇上一同给列祖列宗磕头，而对我特别重视，这是破例……不过，磕头时不能并齐了，叫我在他后边错开半步。完了以后，就是该我受礼了，给我磕头的只有几个晚辈和佣人，这也是二格格的主意，认为我年岁小，应当谦虚点，以免得她给我磕头。记得我姐姐结婚时，我们家里人都来了，还有很多的亲友，非常热闹。这次我可好，一个娘家亲人也没有，连亲爹亲娘也看不见。这天我还在同德殿正门外照了一张相片，说是送给日本皇太后。另外，还以我的名义送点什么礼物，我不记得了。
4、伪宫的日子很寂寥
在伪宫两年半，见过的男人除溥仪外，只能见大夫，见过一次吉冈和梅津，此外未见过任何男人。他二妹三妹五妹都不常来，常来的是内廷学生的家属和他的乳母王二嬷及女佣人。两年半内见到的一共不过二十个人。
每天的生活是，早饭后写字看书，然后到院内活动，上假山玩玩，回屋后做针线。我买了几十只小鸡自己喂中午饭后休息一会，学生家属就来了，我也不睡午觉，和她们闲说话儿。寒暄后到书房，写字或念小书，如六言杂字、三字经或挑几篇古文古诗讲讲。溥仪有时给我讲散文、诗、佛经，然后我再给她们讲一遍。有时到院里玩玩，天气不好就到楼下打乒乓、弹钢琴、唱唱歌、打麻将，向一位学生的母亲学织毛衣。后来我又学做菜，还给溥仪做点爱吃的。我做的大都是老百姓吃的，我曾拔下院里的小头蒜当韭菜，包饺子吃。
有一天，溥仪对我说：“我一天到晚都是烦恼的事情，没有快乐，只有到你这头，我才能高兴。所以，你应当多想办法，使我一见就高兴的事情要多做，我不高兴的你别做，也不应当和我谈不高兴的事情。你的任务就是这个。”又说：“你能这样做，我能对你不好吗？”说这些话时好像又伤感又诚恳，我听了之后更加同情他了，觉得他一天为国家大事为老百姓真是操劳过度，真应当有个人安慰安慰他，陪他玩玩。我在同德殿哪知道他一天净干些什么，只能听他自我宣传，怎说怎是。
他也常和我说些同甘共苦永不分离的话。日本投降，他先坐飞机跑了，还告诉我：“一两天后火车来接你们到日本去。”其实哪有火车通日本的呢……
5、两次风波之后，我对他印象更坏了
1944年有一天，我带着几个学生家属，想开个玩笑。学生的宿舍就在同德殿后边，我带她们到了这里，我躲到一边，叫她们去叫门，意思是叫她们的丈夫意想不到地看到妻子来了。谁知溥仪气势汹汹地就来了，劈头一句：“你做什么好事呀？”把我问得怔住了，我说：“我没干什么事呀。”“你自己做的事却反过来问我呀？我问你，你跑到学生宿舍去叫门是什么意思？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把学生叫出来你想干什么？”
溥仪像审贼似地审问我，我很伤心地哭起来……他看我哭了，又拿出别的办法来，说：“这事怨我没把你教育好，我错啦？”说着拿起扫床的笤帚要打自己，把我吓得连忙跪下来求饶：“皇上打玉琴吧？玉琴再不敢那样了？”他说：“我打你更心疼，还是打我自己。”说着还要打，我赶紧把笤帚夺过来，这才算闹完了。
还有一次，因为赏苹果给孤儿，又引起了一场风波。按俗例，过旧年要摆苹果插绒花。初一早晨还未下床，先由佣人送上一盘苹果，咬一口，美其名曰咬平安。我将苹果叫人赏了孤儿们吃。溥仪在册封之前，溥仪给了我家一笔钱，哥哥也娶上了媳妇，我心里很感激他。后来溥仪给我订规矩礼节，给我讲君臣之道，叫我明白自己不是一般人，我心里已是不耐烦。自发生了这两件事后，他又不常到我这里来，我也不得随便过去，我对他的印象更坏了。
6、第一次“会亲”，爸妈鞠躬，我止不住掉泪
我第一次“会亲”在同德殿楼下。一见面时就哭了。我妈和爸都瘦了，我心里非常难受，我问：“您们怎么都瘦了呢？”我爸吓得赶快说：“没有、没有。”说着就偷看旁边，因为有伺候的人在场监视着。我妈小声说：“你走后一两个月一点音信都没有，家里人都急坏了，害怕日本人把你害了。到藤井那儿打听也打听不着，吉冈更找不着他在哪儿住，哪能不把我们急瘦了呢。”头一次“会亲”一两个小时就走了。我父母头一次见我时还给我鞠躬，我直拦着说：“别给我施礼呀？别给我施礼呀？”我爸爸还说：“这是国礼，应当施的。”我真止不住掉泪。我爸爸妈妈为儿女苦了一辈子，到头来还得给女儿行礼，这成什么规矩了。
以后我和溥仪说，我坚决不同意父母给我行礼。起初他还不同意，我说我现在固然是尊贵了，这也是老人忠厚一辈子积的德，我更应当尊敬他们才对，不能像陈世美那样忘本。再说，我和二格格见面还以平礼相待，我自己生身父母倒不如平辈。溥仪无言可对才同意了，只好说：“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你这样孝心很好。”溥仪说我会亲时不该哭，应该高兴，再哭就不让会亲了。以后溥仪让我留我妈吃饭。
我受册封以后，溥仪给了我家一万元（等于现在三千元），不准我父亲再到饭铺去伺候人。可是人口多，二哥又没事做，日子长了也不是办法。有人出主意，叫我父亲干个小买卖，找溥仪给取个许可证，可是溥仪不管。后来我父亲只好偷着跑到二道沟一家饭铺又当跑堂了，一遇到熟人就说是临时帮忙。
7、日本投降后，20岁的我曾想入空门
在宫里，我渐渐地染上了新的毛病。首先我学会了摆架子拿身分，自己也认为自己命大尊贵，应当是坐享其成，不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连小手绢也不愿洗。我的老妈子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常常因为干活慢受我的数落、责骂。
溥仪明知道自己是傀儡，在日本人手中，可是还想用封建迷信来维持自己在家中的统治。他说全国人民也都处在灾难期间，只有多念佛，求保佑，早日脱难。以前吃观音素，一月吃三四天，以后索性吃起长素来。我也 总之，他把我们练得很成功，日本投降后，我在困苦中等了他多年，完全是这种迷信力量支持我，我对任何事不争取，认为“命中皆有，不可强求”。我对生活也不感兴趣，我修到了看见别人吃肉也不馋，别人家夫妻过美满生活也不羡慕的程度。我曾一度想进入空门，由于当时庙里不收徒弟，才没成为事实，那时，我还不过20岁……
曾经繁华：六朝古都南京安葬了多少君王
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四大古都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六大文化古都之一。这里龙盘虎踞，地势险要，诸葛亮曾称此地为帝王之宅。那些曾经主宰过繁华古都的帝王们又有多少是长眠于此地的呢？
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四大古都及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这里依山傍水，钟山龙蟠，山川秀美，名胜古迹尤为众多。南京自古就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更是重要的商业经济中心。这座城市有着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历史遗存。在东郊汤山出土的猿人头骨，表明在35万年前南京就是古人类聚居的地方了。越王勾践在灭掉吴国之后，在今天南京的中华门西南侧建立城池，由此开创了南京的城垣史，迄今已有2471年的历史了。公元3世纪以来，先后有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相继建都于此，所以南京素有六朝古都之称。以后的南唐、明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也皆在此建立都城，故又有十朝都会之称。南京城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
然而那些曾经在此地主宰过繁华都城的帝王们，如今又是葬于何处？又有多少被葬在这帝王之宅的六朝古都呢？
第一个被葬于此地的古代皇帝，便是三国时期的吴大帝孙权。蒋陵位于南京近郊的钟山独龙阜玩珠峰下。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孝陵的月牙形神道环抱其中。据传，在朱元璋建孝陵的时候，有人主张把孙权的蒋陵迁走，但是因为朱元璋敬仰孙权也是一位好汉，就留了下来，最后给孝陵“看大门”了。
东晋、南朝各位君主也在建康（即南京）的附近建造了许多庞大的帝王陵墓，还有一些王公贵族的陵园。而且墓前多是一些巨大而生动的石刻艺术品，为我国的石刻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陵寝的建制方面，东晋更多地沿袭了西晋的旧有制度。而南朝由于有足够的财富作为物质基础，所以在宫殿的建筑方面非常奢华，而且地上建筑也是相当雄伟壮观。
从南朝时期的第一个皇帝宋武帝刘裕的初宁陵开始，陵园的地下宫殿和地上建筑规模就开始日渐庞大了。虽然陵寝的那些建筑早已经毁于战乱兵火，但是今天从陵前的神道两旁的天禄、麒麟，这一双石雕上来看，还是能够显示出一种庄严古朴凝重的感觉，雄浑如生，十分威严勇猛。刘宋王朝共历经八代帝王，大多数帝王都葬在建康。在南朝中的帝王中，唯有刘裕的政绩可堪称为是中华雄杰，现在的初宁陵也被世人所知，至于其他的陵寝，除了昏君刘骏的景宁陵在1960年被挖掘出来，尚还存有遗迹外，其他的陵寝大多因为战乱已经再难以寻找了。
南齐、南梁的各位帝王都为萧氏，侨居到丹阳郡南兰陵，所以他们在死后葬于旧居地。齐朝的各位帝王陵寝中现在有宣帝永安陵、高帝泰安陵、武帝景安陵、明帝兴安陵、景帝修安陵五陵还是有迹可寻的。再之后，葬于此地的还有著名的地下宫殿“南唐二陵”，即是南唐烈祖李盛钦陵和中主李顺陵，还有就是朱元璋与妻子马皇后的明孝陵也是建于此地。
如此一个历经繁华的数百年的古都，虽然已是百世盛名，但所有的帝王将相留在世间的只是片片废墟，斑斑痕迹。唯有青山依旧在，虎踞龙盘的雄伟气势岿然于不动，向我们诉说着那曾经的繁华。
设立锦衣卫内幕：谁在逼朱元璋残酷斩杀功
胡惟庸，在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个不能回避的名字。在论述中国官制的汗牛充栋的论文中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朱元璋一手炮制的“胡党”谋逆大案，使得丞相这个古老的官名在历史长河中彻底消失，也使皇权统治在明朝达到了顶峰。
顶着“造反”罪名而死的胡惟庸，细数起来，其实也蛮可怜的。
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同乡，他在反元建明斗争中没有留下过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在洪武三年进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以前，当过知县、通判等小官，最高做到太常寺卿，只是个分管礼仪祭祀的清水衙门的长官而已。从清水衙门进入政务中枢，胡惟庸的飞跃速度简直像是坐上了直升飞机，而带他飞上天的人，正是他的老同乡李善长。
洪武三年过半的时候，李善长身体很不好，不得不在家病休，而此时的中书省大权都掌握在杨宪的手里。杨宪可不是淮人，而且还是检校的成员，作为淮人首领的李善长不能不为自己身后的小集团利益打算。大概李善长也从什么地方知道了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事情，在痛恨刘基的同时，也了解到皇帝看好胡惟庸。正好胡惟庸是自己的老乡淮西人，于是李善长就向朱元璋上书保举，一来迎逢圣意，二来也能将淮人继续安插在政府最高机关里，可谓是一举两得。
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正式离开中书省，汪广洋升到右丞相的高位，胡惟庸则接替了汪某原本中书左丞的职位。史书上说胡惟庸在杨宪死后，“以曲谨当上意”，因此“宠遇日盛”，从此更加不把汪广洋放在眼里。
若说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那么胡惟庸就是这个把持朝政的小集团的第二把手。李善长本人虽然离开了宰相位置，但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没有丝毫减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大多是他的旧部，要想搞好朝政，就必须和李善长搞好关系。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力结交李善长，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实在不好开展工作，也难怪他只能“无所建白”了。
胡惟庸可不打算放过汪广洋，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爬到权力顶峰，成为中书省的宰相第一人。杨宪被干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一个人而已，又岂能轻易放过？不过汪广洋的错处可不好找，此公小心谨慎，对于大小政务从不擅专，简直就是“尸位素餐”这个成语的最好体现。然而就在胡惟庸郁闷没招的时候，朱元璋却替他解决了这个难办的问题。
朱元璋也实在忍受不了汪广洋的碌碌无为，叫你压制杨宪，你反而被赶出京师，叫你主持政务，你把活儿都推给胡惟庸，我还用你干什么？——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朱元璋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罢免了汪广洋右丞相的职务，让他去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转而让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的职务把中书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顺地抓起来。这回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心，可以保全性命了，但朱元璋并不准备让他如此逍遥，过了没多久，就又把他召回朝廷，让他做了左御史大夫。让这么懦弱的人当监察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对于炙手可热的胡惟庸来说，正是皇帝对他信重的表现。果然，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毫无区别，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
且说汪广洋被派往广东后没过多久，胡惟庸的侄女与李善长的侄子就商定婚姻，结为了夫妻，这样一来，胡、李二人就变成了间接的儿女亲家。有了这层亲戚关系，胡惟庸俨然已成了李善长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老大人在朝的旧部来如臂使指，顺手顺心。大概也因为这层姻亲关系，使得胡惟庸和朱元璋的关系也更加密切，洪武六年七月，胡惟庸升为中书右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的政务。此时的中书省，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而徐达虽然一直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他为人谨慎，加上常年带兵在外，政务方面是一点也不可肯沾，就这样，胡惟庸这个新的右丞相就变成了独相。
死了杨宪，走了汪广洋，又和李善长结了亲家，胡惟庸可谓是志得意满。随着权势的增大，此公日益纵横跋扈，对于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
胡惟庸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已经退休在家的刘基。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对话，本来应该是极为机密的，但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弄到举朝皆知的地步——日后等到胡惟庸案发后，才有人想到可能是皇帝派检校故意传出的消息——别说刘基本就是淮西派的对头，单只这次论相，就足以使胡惟庸对刘基深恶痛绝了。
刘基自从洪武四年告老还乡以后，就一直安养在老家浙江青田，他深知检校无处不在，而朱元璋猜忌之心更从无休止，为了证明自己完全放弃朝廷之事，他从来不见当地官员。有一次，青田知县以布衣身份去见他，和他相谈甚欢，分别之时说自己是青田知县，对先生仰慕已久才来拜会，刘基一听马上下跪，口称小民，并从此再不见客，其幽居如是——可饶是他这么小心谨慎，但却仍没办法跳出混浊世事。
浙江和福建交界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这地方离刘基的家乡不远，他不愿意这里不服王化，一向被盐枭所占据，就向朱元璋奏请设立巡检司进行管辖。盐枭不服，聚众作乱，刘基派大儿子刘琏将写清这件事情原委的奏章带到京师，没有经过中书省，而是直接送到了朱元璋的手里。刘基是聪明人，他知道胡惟庸和自己一向不对付，如果通过正常渠道，朱元璋很有可能看不到这份奏章——中书省有权在皇帝之前先拆看大臣的奏章，如果落到胡惟庸手里，这份文件肯定会被截留在中书省内。刘琏此时还没有功名，只是一介平头百姓，他只身来到南京城，怎么能把奏章交到皇帝的手里呢？大概是刘基过去认识的检校从中帮的忙吧。
然而胡惟庸马上知道了这件事——也不知哪位检校的功劳。绕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上书，这件事对于新官上任的中书执掌人来说，实在是太丢脸了，于是新仇旧怨一齐涌上胡惟庸的心头。胡惟庸立刻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刘基：“刘基曾经说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他看中了，想死后把墓建在这里，当地百姓不肯让地，这才请求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好拿到这块好地方。”——说看中一个地方有王气而把墓建在那里，这是封建时代对一个臣子最大的诬陷方法之一，王气只能皇帝本人有，做臣子的图谋这个就是要造反啊。古人迷信得很，祖宗坟地建在哪里是会影响子孙后代的大事，而王气这种东西来无影去无踪，却是诛心之论——你刘基不是以能掐会算出名吗？我们就用你拿手的法宝来坑你，况且这种玄而又玄的东西你还真不好辩解。
朱元璋不愧为一代雄主，他虽然也敬天祭天，但并非一个绝对迷信的人，当年李善长之所以能得到他的信重，不是因为说自己的老家和汉高祖刘邦的老家离得近所以有王者之气，而是李善长利用刘邦的故事激励了自己的缘故。因此朱元璋看到奏章后并没有如胡惟庸所愿的那样按造反罪逮捕刘基，当然，这种事情也不可能完全无视，于是象征性地处以了夺俸的处罚。但刘基在老家却坐不住了，他不顾老病之躯，千里迢迢赶到南京城，向朱元璋当面谢罪。
这一下羊入虎口。
刘基进京之后就病倒了，这一病经年，而胡惟庸并没有忘记他，也不会就此放过他。据说胡惟庸曾派医生到刘基那里去看病，刘基吃了医生开的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反而导致病势加重。到洪武八年三月的时候，这位能掐会算的刘伯温先生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朱元璋派人护送他返乡，当年四月，他就死在了自己的家乡。
这一番争斗，朱元璋只在一旁看着，胡惟庸上蹿下跳的表演在他眼里和小丑没什么两样。此时的朱元璋，心里已经渐渐有了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动作非得有人祭血才行。胡惟庸做中书右丞相以后，收受贿赂、任意处分官员、截留奏章都是有的，但靠这些把柄来定他的罪，分量还嫌不够。
虽然也有人弹劾胡惟庸，但朱元璋不但不去追究，反而将这样的官员交给胡惟庸自己处理——朱元璋亲点的状元吴伯宗时任礼部员外郎，举朝逢迎胡惟庸的时候，他头脑十分清醒，始终不肯阿附，不仅如此，还向朱元璋上疏告发胡惟庸的种种不法行为。胡惟庸一怒之下把他贬了官，差点没把他整死。
到了洪武九年（1376年）的时候，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三年。而朱元璋仿佛是为了让他更好地专权似的，这一年，中央政府撤消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职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虽说多年空缺，位置此前可一直没有废除。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书省负责。本来在中书省的编制中，左、右丞相最高，其下分别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如今废除了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职位，中书省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编制，其下虽然增设了几个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联系的位置，但不过是辅助丞相而已。这一来，胡惟庸在中书省，进而在整个大明朝，都可以说是获得了真正一言九鼎的权力。
仿佛是故意拉拢淮西派官僚似的，朱元璋也并没有忘记已经退休的首功之臣李善长——他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嫁给了李善长的儿子李祺，两人从此结成儿女亲家。为了给儿子办喜事，李善长喜洋洋地来到了南京城，这时候，沉寂多年的汪广洋突然跳了出来。
要说汪广洋此人在明朝初年担任地方官时还是颇有政绩的，对他的评价也不低——“廉明持重”。但不知怎么回事，每当他在中央任职时，就完全看不出当地方官时的智慧，从最早被杨宪排挤，到后来受胡惟庸的气，他都没有任何反击的意思，一直都老老实实的任人宰割。他这个左御史大夫，本来有着监察百官的权利，但他这几年似乎完全忘了自己还有这种权利似的，由得胡惟庸结纳百官、专横跋扈。但泥人也有土性子，到了洪武九年，临安公主和李祺完婚后，汪广洋突然发飙，他联合御史大夫陈宁上疏进言：“李善长恃宠而骄，十分放肆，陛下前些日子生病，有近十天没有临朝视事，他却不问候一下陛下的病情。驸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把他召到大殿，他也不肯谢罪，这是对陛下的大不敬。”——竟然直接把矛头对向了胡惟庸的总后台，朝中人人皆知的皇帝的大功臣、韩国公李善长。
真不知道汪广洋是怎么想的，按说这些年胡惟庸贪赃枉法的事情其实不少，他身为御史大夫，又和胡惟庸不对付，应该握有不少过硬的证据，找好时机一举将胡惟庸赶下台才是正事。结果他竟然以皇帝生病时李善长没有问候、驸马六天不上朝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跳过胡惟庸，直接去挑战李善长！或者，他是在用这种小事试探朱元璋对于李善长的态度吧。
其实朱元璋等这样的奏章很久了，奏章的形式是对的——弹劾功臣，但内容却实在不足以论罪——里边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因为这种事降罪于亲家，那也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不过在朱元璋眼里，好歹这回汪广洋总算是开窍了。
于是，李善长被扣去年薪一千八百石以示惩戒。不过，没几天又给他兼上“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圜丘工”的差使，这几项的薪水加起来，比起被扣掉的年薪只多不少，更何况所谓“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虽然不是宰相，但将国朝三大中枢机关一网打尽，党政军一手抓，根本就是荣宠到了极点……这一下任谁也看得出来，皇帝对于李善长的信重没有丝毫褪色，那些本来想跟着汪广洋后边跃跃欲试的人们立刻就沉默下来。
当然也不能凉了敢于告发功臣不法行径的汪广洋的心，转过年来的洪武十年（1377年），汪广洋再次进入中书省，升任中书右丞相。然而这次升官才真正寒了汪广洋的心——这个右丞相的位子是胡惟庸腾出来的，胡惟庸在当年正式被任命为大明朝最高行政长官的职务——中书左丞相。昔日自己的辅佐官，现在爬上去当自己的顶头上司，这回汪广洋彻底死心，再也不敢搞任何触怒胡惟庸或李善长的花样了。
胡惟庸终于位极人臣，而朱元璋的网也渐渐开始收紧。
洪武十年六月，朱元璋对着以胡惟庸为首的大明朝新政府领导班子训话：“凡是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其实和这点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听到这话的新任中书左丞相胡惟庸还以为这只是每个开国皇帝的老生常谈而已，他并不在意，反正再怎么上下相通，广开言路，所有的表章奏疏中书省都是有权先过目的。
然而到了七月，一个大棒突然打到他的头上——通政使司正式宣告成立。这是朱元璋新创立的一个部门，所谓通政，乃是朱元璋将政务比作水，认为水需要流通才好，所以起名为通政使司。这个通政使司最重要的职能是“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之。”——所有的奏章必须先经过这个通政使司收纳整理，再转交相关职能部门。
这个新的通政使司的横空出世，正是朱元璋开始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的开始。明承元制，所有奏章都先进中书省，一般的小事就由中书省直接处理了——宰相给出意见后发往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各相关职能部门，若是大事，再呈给皇帝裁决。与此同时，所有奏章都不能直接呈给皇帝，什么东西能让皇帝看到什么东西不能让皇帝看到，都由中书省来决定。这，就是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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