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玛丽——肯尼迪家族隐藏的女儿(揭晓肯尼迪家族隐藏数十年的秘密；由《爱乐之城》女主角艾玛·斯通主演的罗斯玛丽的故事即将上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凯特•克里福•拉森,张琼懿译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罗斯玛丽——肯尼迪家族隐藏的女儿(揭晓肯尼迪家族隐藏数十年的秘密；由《爱乐之城》女主角艾玛·斯通主演的罗斯玛丽的故事即将上映)试读：

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战争期间，西班牙流感肆虐全球，在世界各地夺走了上千万条性命，遭受感染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一九一八年，病魔把魔爪伸入了波士顿，开始袭击波士顿居民。到了那年九月中旬，已经有五千多名波士顿居民感染了西班牙流感。有如瘟疫一般的西班牙流感，一年内侵袭了美国三次，这次是第二波。戏院、学校、会堂、教堂等公共场所都被迫关闭，政府也要大家尽量别出入公共场合，以免疫情继续扩大。波士顿和郊区的地区医院和诊所里，人满为患。过去有流感侵袭时，受威胁的通常是年幼的孩童和年长的老人，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原本身强体健的一些青年男女也难逃其害。才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甫从欧洲凯旋的年轻士兵，感染了肺炎、引发呼吸衰竭，因而死亡的数以千计。一名当时在波士顿夜以继日工作的护士表示，疫情最严重时，“整座城市仿佛正迈向死亡，每户人家都有病危的人，街上到处在举办丧礼”。在短短的六个月内，有将近七千名波士顿居民病逝。

所幸，罗斯和丈夫乔（Joe）家里，没有遭受这个致死病毒波及，两个年幼的孩子都安然无恙。他们聘来的这名护士，每天都会帮罗斯和怀里的胎儿做例行检查。她会听听孩子和母亲的心跳、从产道诊察胎儿的位置、记录胎儿在子宫内活动的情形等，待医生来看诊时，再仔细向医生报告这些结果。她在发现罗斯有产兆后，立刻通知了古德医生，紧接着将罗斯的房间布置得像医院里消毒过的产房，同时吩咐女管家和用人去烧热水，并再三确认医生待会儿可能会用到的器材或仪器，都在伸手拿得到的地方。

这名护士受过最新的产科护理训练，她谨记着受训期间护理手册上的一段话：产科护士负责照顾的人有两个：一是怀孕的母亲，一是尚未出世的孩子。“万一不幸，母亲在医生还未抵达前死去，”《产科护理》（ObstetricalNursing）指导手册上这么写道，“这名护士不管对医生或是对这个家庭，都难辞其咎。”这样的训诫让照顾产妇的护士处于两难：她受过的训练一方面教她如何接生，但另一方面又建议她等候医生来接生。

罗斯的阵痛愈来愈剧烈了，但是这名护士不能为罗斯施打麻醉，因为她既不是医生，也不是麻醉师。这种事，恐怕只能等古德医生，还有和他合作的麻醉医师爱德华·欧布莱恩医生（EdwardJ．O1001b4Brien）抵达时，才能进行。

只不过这一天，医生还没到，孩子就进到产道了。随着阵痛一波波加剧来袭，罗斯也按捺不住地把孩子往外推。护士要她保持镇静，希望她撑过每一次阵痛，压抑住把孩子往外推的冲动。但是孩子已经等不及了，她的头就要出来了，这在生产过程中是极为关键的阶段。当时的人已经明白，孩子在产道里待太久会缺氧，大脑可能因此受损，导致生理缺陷。

为了照顾众多流感病患，罗斯的医生迟到了。护士要罗斯夹紧双腿，阻止婴儿诞生。即使她是受过训练的产科护士，还是选择不接生这个孩子。“我对我的产科医生充满信心，”罗斯在多年后这么写道，“我也对上帝有信心……我深信，一旦身体承受的痛苦结束，我就可以迎接喜悦了。”一旦孩子出生，就没事了，她心里这么想。然而，提供病人最好的照料，或许不是古德医生和同僚的行事原则。那个年代健康保险尚未问世，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波士顿人提供医疗服务，可以为他们带来非常稳定而优渥的收入。如果古德医生错过接生孩子的机会，他损失的接生费与新生儿照顾费用，高达一百二十五美元。并拢双腿还是阻止不了孩子出生，于是护士采取了更加危险的手段：她用手挡住孩子的头，让婴儿继续停留在产道内，受尽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折磨。

终于，医生来到肯尼迪家了，那时是晚上七点钟，他接生了罗斯这个看似健康的宝宝。肯尼迪夫妇在《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上宣布了这名婴孩诞生的消息：“继两个健康的男孩后，家里的孩子房又添了一名秀丽的小姑娘。”祝贺的鲜花、卡片从四面八方涌来。孩子依母亲的名字取名，叫小罗斯·玛丽·肯尼迪（Little RoseMarieKennedy）。小时候家人叫她萝西（Rosie），长大后叫她罗斯玛丽（Rosemary），她将拥有来自父母双方的疼爱与照顾。

罗斯玛丽是个“乖巧安静的孩子，她不像两个哥哥那么爱哭”。五十多年后，罗斯这么回忆道。生下罗斯玛丽后，罗斯卧床休息了几个星期，一般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妇女产后，差不多都休息这么长的时间。当时的观念认为，刚生产完的妇女应该卧床至少九天，之后几天可以慢慢恢复日常活动，像是走路之类，然后再花几个星期，逐步适应更大的活动量，所以理想上要坐月子六个星期。罗斯很享受那段时光，因为她可以全心全意陪伴、照顾、宠爱刚出生的罗斯玛丽。至于两个男孩，则交由兼职和全职的育婴女佣或其他用人来照顾，帮他们梳洗、准备食物等等。回想起那段她和宝宝独处的时光，罗斯写道：“那段时间，能和婴孩共享片刻的宁静，对母亲和婴孩都是好事。”

当时，乔刚升任福尔河造船厂（ForeRiverShipbuilding Company）的协理。这家造船厂是伯利恒钢铁（BethlehemSteel）的子公司，因着这份工作，乔可以让他太太过上贵妇般奢侈的生活。罗斯玛丽出生时，乔三十岁，战争期间，绝大多数这年纪的男性都会被征召入伍，但是由于乔的公司正在制造欧洲战场上急需使用的海军舰艇，他底下有数千名工人，掌有数百万美元的政府合约，所以免了这项劳役。乔在工作上表现得可圈可点，不论经商还是管理方法都很有一套，除了让造船厂快速拓展、员工不断扩编，他也顾及了员工的吃、住、交通等问题。他的工作量遽增，每天工作时间颇为冗长，晚上经常没办法回家，这样的工作习惯养成后，跟了他一辈子。然而，拼命三郎般的工作态度，也让乔从此有消化道溃疡的毛病。在罗斯玛丽出生一个月后，乔就曾住院休养身体。消化道溃疡等肠道问题持续困扰着他，直到他死去。

乔和罗斯是在一九一四年结婚的。容貌与智能兼具的罗斯，是波士顿市长约翰·“甜心菲茨”·菲茨杰拉德（John“HoneyFitz”Fitzgerald）的长女，母亲玛丽·约瑟芬·“乔茜”·汉农（Mary Josephine“Josie”Hannon）则来自东波士顿当时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家族。这场婚姻无疑是政治与经济的坚强结合，也因着这样的政经基础，夫妇俩很快便晋升为新兴爱尔兰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精英社群中的翘楚。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大约是两个世代前，波士顿北端开始聚集许多移民和穷苦的劳动阶级，他们的需求和追求的利益，与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波士顿婆罗门（Brahmin）和扬基贵族截然不同。他们的祖先都是早在好几个世纪前就在波士顿落脚，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文化与社会雏形都是由他们建立的。从这个地区的政治、教育、社交活动、社交关系、经济，甚至城镇的景观，都可以看出新教徒带来的影响。有权势的商业界、政治界、文学界领袖比邻而居，自成一群与众不同的新教徒贵族。

东边与北边分别以波士顿港和查尔斯河（CharlesRiver）为界的波士顿北端，占地只有一百英亩，却是美国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一八六○年，密密麻麻的巷弄中住了两万七千个居民，当中有一半以上是爱尔兰移民。几年后，逃离政治、经济和农业灾难的东欧人，以及各地受反犹太迫害的人，一波波涌进，大家都希望在这里找到新愿景。在这里，廉价公寓和血汗工厂四处林立，街道和码头上人满为患，景致与相隔半英里的比肯丘（BeaconHill），有如天壤之别。

这个人口爆炸的小地方，为整个城市和它的居民带来了庞大的压力。尽管地方经济因而蓬勃发展，但是垃圾、污水、低工资等问题，威胁着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生活福祉，为此，大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学校的学生人数超额，教室里坐了各个种族的学生，大家都有各自的语言。波士顿城步履踉跄地设法收容这些居民；当地出生的贵族们认为，这些新移民必须学会英语、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他们得尽快“美国化”才行。许多公立学校都改以轮班的方式上课，每天开放十八个小时，除了提供各年龄层的孩童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提供课程给他们的父母。

终于，菲茨杰拉德一家人再也受不了这样拥挤的住宅与街道，搬离了罗斯的父亲约翰·菲茨杰拉德成长的地方。罗斯的母亲乔茜来自距离波士顿西边二十五英里外的农业小镇阿克顿（Acton）。两人结婚后搬到了波士顿北端，但是乔茜一直向往着空气新鲜，有着蓝天绿地的乡下地区。于是在一八九二年，罗斯两岁时，菲茨杰拉德如了妻子的愿，在距离阿克顿三英里的西康科德（West Concord）买了一座大房子。

就像许多爱尔兰邻居一样，为了更大的生活空间和更好的生活质量，他们离开了比他们穷困的邻居，还有残破不堪的木屋和老旧的砖屋。在一八九○年代晚期到一九二○年代，波士顿西端、布赖顿（Brighton）、洛克斯伯里（Roxbury）、多尔切斯特（Dorchester）和海德公园（HydePark），都经历了大规模的成长与发展，促进了这些地区与波士顿市区的整合。一八九七年，波士顿的高架铁路与地下铁完工，使得这些地区往来波士顿市区的交通更为便利，谋生也更为容易。

一八九五年，一心想在政坛闯出名堂的菲茨杰拉德进入了国会，从此得在西康科德和华盛顿两地之间奔波。乔茜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加上离娘家近，又有好学校和大批仆佣，因此菲茨杰拉德虽然经常不在家，她的生活也不成问题。不过甜心菲茨始终忘不了波士顿城内人声鼎沸的气息，于是他决定投入一九○五年的波士顿市长选举，好将一家人搬回市区。将乔茜从她安逸的田园生活带回市区的条件，是多尔切斯特的维尔斯（Welles）大道上一栋华丽的豪宅，以及通往市区便利的交通。

甜心菲茨担任市长期间，波士顿的爱尔兰人已经成为一群团结的选民，连续几十年胜选，让他们不只在市政府，也在经济和社会机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通过在各个小区组织与委员会中安排选区政客，爱尔兰移民有效整合了政治力量，形成了一部强大而稳健的政治机器。正是这种组织能力，让菲茨杰拉德在一九○五年十二月的市长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这一年，罗斯十五岁。不过，菲茨杰拉德和那些在爱尔兰出生的移民前辈，有很明显的差异：他是美国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中，较年轻且思想较开明的一群，他们为贫穷、饥饿、失业和受压迫者发声。虽然菲茨杰拉德此前已经在不同的市立、州立，甚至国家级办公室服务过，但是当上波士顿市长这件事，在向来由清教徒居高位的波士顿中，仍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当时他的竞争对手是乔的父亲帕特里克·肯尼迪（Patrick Kennedy），虽然肯尼迪败选，但是两人依旧维持友好，甚至是政治同盟。

事实上，甜心菲茨和帕特里克·肯尼迪家，长久以来在政治和社交上便有往来；打从罗斯和乔孩提时期起，两家人夏天就常一起在缅因州的旧奥查德海滩（OldOrchardBeach）度假。不过，一直到一九○六年夏天，罗斯从多尔切斯特中学（DorchesterHighSchool）毕业，乔也即将在声望卓著的波士顿拉丁学校（BostonLatinSchool）开始最后一年的学习时，这两个年轻人才熟识起来。两人在旧奥查德海滩经朋友介绍而重新认识后，爱苗逐渐滋长。

当时的罗斯身价不凡，她以新任市长女儿的身份，踏进了波士顿的爱尔兰社交圈。除了长得漂亮、头脑聪颖，落落大方的个性更让她成为波士顿爱尔兰裔里的明日之星。她修习外语、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NewEnglandConservatory）学钢琴、在波士顿市立图书馆当志愿者，也参与波士顿城内的德国和法国文化交流活动。镁光灯焦点下的她出尽了风头。

罗斯是父亲竞选路上的最佳拍档，还在高中时期，她就经常和父亲同台，代替母亲参加在波士顿举行的游行、午宴、晚宴和各种政治聚会。罗斯出生于一八九○年，她的出生填补了菲茨杰拉德内心的一大遗憾。菲茨杰拉德的一位哥哥和两个妹妹，都不幸在婴孩时期夭折，他的母亲也在一八八○年过世了。菲茨杰拉德在和来自阿克顿的乔茜·汉农结婚后，夫妻俩随即搬到菲茨杰拉德位于波士顿北端的家，和他还在世的其他九个兄弟同住。自从母亲过世后，这个家就没有其他女人住过。他很渴望有个女儿，而罗斯帮他达成了这个梦想。一位和菲茨杰拉德家有深交的友人，这么告诉历史学家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KearnsGoodwin）：“他对女儿的爱……超乎他经历过的任何感受。”

身为长女的罗斯也完全没有让父亲失望，她既漂亮又聪明，是三个女儿中最受疼爱的。罗斯也以相同的爱回应父亲。“世界上绝对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和我的父亲相比拟，”她这么告诉古德温，“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罗斯像她父亲一样个性外向、反应灵敏，他们俩在政治和社交世界里是如鱼得水。罗斯的母亲不喜欢出风头，喜欢待在家里陪伴家人，她重隐私、宁可隐世而居，于是罗斯就成了母亲的最佳替身。

想当然，菲茨杰拉德对追求大女儿的人有很高的期待。罗斯在多年后写道：“我父亲认为我既漂亮又有气质、聪明又迷人。”随着她年纪渐长，“他对此更坚信不疑。我想，当父亲的人，没有哪个觉得有男人配得上自己的女儿。”罗斯最后下了这样的结论。“但是我父亲在这方面简直无可救药。”罗斯抱怨，父亲不让她参加任何学校舞会，也不准她和男孩子交际。她觉得父亲太过保守、对她保护过头了。只不过，年轻的乔和罗斯完全无视于甜心菲茨订的家规，两人早已认定了对方，经常瞒着父亲私会。

当时正值社会转向现代化的新世纪，罗斯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参与日益蓬勃的女性自由运动。大批女性开始投入公共事务，不管在商业、零售业、医疗照护、法律、社会工作、教育、艺术等各行各业，都见得到她们的身影。女性受教育的机会逐渐普及，社交活动不再那么拘泥，政治上的权利也逐渐扩张了。虽然她们还没有投票权，但是可以通过妇女会、工会和渐进式的改革团体，对薪资、工作条件、市政、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相关立法进行游说。

上大学一直是罗斯的梦想，由于住在波士顿，所以这个梦想并非遥不可及。城里就有几所大学和学院，提供中产阶级和职业妇女职业和教育训练，这种机会可不是随处都有。十六岁的罗斯还没有到上大学的年纪，所以她决定，从多尔切斯特中学的高中课程毕业后，再留下来修一年预备课程，好为充满挑战的大学教育做更周全的准备。

在罗斯考虑要念大学时，提供女性高等教育的天主教机构还不多。虽然天主教设立学校行之有年，但是大多不提供大学学位，当时刚开始着手设立的私立天主教学院和大学，也都只招收男性。不过，位在波士顿地区的非教会学院、新教徒学院和卫理公会（Methodist）学院，像是西蒙斯大学（Simmons）、哈佛、维斯理学院（Wellesley）和波士顿大学（BostonUniversity），都招收女学生，有些是直接招生，有些则是以附属学校的方式招生，像是哈佛的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就是将女同学安排在不同教室上课。

另外，天主教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系统，也在这个时候逐渐具备雏形。当时天主教学生在公立学校遭受到歧视或霸凌的情况日益猖獗，当地的大主教约翰·威廉斯（JohnWilliams）对此感到不满，便于一八八○年代起，着手筹备天主教的教区学校。波士顿婆罗门担心，天主教会这么大的动作，会动摇文明社会的根基，让他们珍视的清教徒价值荡然无存。新教教派一直是私立学校的主流，但是就连公立学校的课程内容，也受新英格兰扬基贵族和新教徒高层掌控超过两个世纪了。如果他们无法先掌控让谁来教这些爱尔兰裔的学生，就掌控不了爱尔兰裔的族群。

这个计划，主要是通过附属于教会的小学校开始展开，很快地，波士顿的天主教学校不断增加。尽管这些学校的质量参差不齐，但是有一群热忱的修女和非教派老师们，很认真地提出一些不输给其他新英格兰公私立学校的教学计划。到了一九○○年，在以移民者为大宗的市中心，公立学校已经容纳不了大量移民了，于是天主教学校便被视为“公立教育系统的安全阀”，可以帮忙接收一些学生。除了一般的学术课程，有些教区学校还提供职业训练课程，协助学生获得一技之长，可以尽快脱离贫困。

菲茨杰拉德市长虽然是天主教的公众人物，却深信公共教育的重要。他的弟弟亨利·菲茨杰拉德表示，菲茨杰拉德市长把罗斯和她的兄弟姐妹都送去协和公立学校（Concordpublicschools），因为他认为“想要在世界崭露头角，公立学校才是最好的训练基地”。

他的这项决定，明显违背了波士顿大主教区的期待。

在大主教威廉·奥康奈尔（WilliamO1001b4Connell）的领导下，即使天主教学校的表现不如一般学校，教区内的天主教家庭，还是都把孩子送进了天主教学校。具有影响力的天主教神学家则希望，天主教可以更投入于教区学校。一九○六年，奥康奈尔大主教的同僚明尼苏达州的爱尔兰大主教就说：“学校的世俗化，使我们处于一个危险的世代、危险的美国。”他大声疾呼，做父母的，“应该竭尽所能，提供孩子完善的天主教教育。这是完全不能妥协的……唯有日复一日拿信仰教导我们的孩子……才能让信仰扎根在他们身上，叫他们到老也不偏离。”他也警告，若不这么做，“将有大批的孩子失去信仰”。到了一九一○年，有将近百分之十五的马萨诸塞州学生，就读天主教教区学校。

天主教教会的保守作为和分裂主张，不但让非天主教徒更加不信任他们，也更加害怕。大家怕教育将来可能会由天主教全权掌控，再加上东欧和南欧的移民也在这时纷纷来到美国，他们不讲英语、奇装异服，宗教习俗不同、吃的东西也稀奇古怪，因此当地居民兴起了一股本土主义，反天主教的情结更是有史以来最甚的。

不管怎样，菲茨杰拉德举家搬到多尔切斯特后，他们可以选择波士顿里的任何一所天主教学校就读，但是他偏偏把孩子全送进公立学校。身为市长，竟完全无视教会的指示，他这样做，无疑是同意支持拓展公立学校系统，以应付人数渐增的移民者孩童和他们的父母。

罗斯在多尔切斯特高中修预备课程时，就已经向维斯理学院申请了入学许可。这所学院位于卫本湖（LakeWaban）湖畔，距离波士顿城大约二十英里。它是在一八七○年创立的，算是美国相当古老的学院，提供严谨的人文学科课程，而且只招收女生。在该校授课的都是当时极享盛名的大师级人物，该校的毕业生更不乏在社会、科学、政治、文学和经济等领域的领袖。罗斯迫不及待想在知识上有更高一层的追求，所以当她得知自己和三个好朋友露丝·埃文斯（RuthEvans）、薇拉·莱格（VeraLegg）、玛格丽特·欧卡拉汉（MargueriteO1001b4Callaghan）全都申请上维斯理时，真是欣喜若狂。

罗斯和她的朋友们，将会是当时从高中毕业后，少数有机会继续前往大学深造的女性。波士顿的高中毕业生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是女生，但是所有高中毕业生中，只有百分之十二的人上了大学。从一九○○年到一九二○年，高中毕业的女学生上大学的比例，从百分之三逐渐增加到百分之七点六，男生增加的比例也差不多如此。然而，女性虽然占所有大学入学生的百分之四十，也占所有毕业生的百分之二十，不过念的多是师范学院。这类学校几乎清一色以女性为诉求，提供的是短期课程，并不颁发大学毕业证书。这不是罗斯想要的，她想就读的，是真正的四年制女子学院，是可让她晋升成为美国顶尖女性的学校，何况她家也供得起她读这类学校。

维斯理虽然不是教会学校，但很强调学生必须上教堂，也提倡基督徒的价值观与信仰。不过，天主教领袖不喜欢这类学院教导学生独立自主，他们喜欢管教严格、男女确实隔离的天主教教育模式。他们也不认同教导女学生先进的课程，担心受过这些教育的女性会转而拥抱独身主义，不愿意结婚，所以他们总是设法阻止女性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或是从事可以自给自足的工作。

但是罗斯的父母让她自己决定这些事。对于罗斯想进入维斯理学院就读，甜心菲茨是给予祝福的。他是走在时代尖端的人，一点儿也不介意他那聪明的女儿日后成为新时代的女性。罗斯聪明又有教养，而且充满自信，就要成为一名完美的“维斯理女孩”了——至少她那时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一九○七年九月，就在罗斯即将离开，前去维斯理学院就读的前一天晚上，她的父母突然找她坐下来谈谈。他们告诉罗斯，她没办法和朋友一同去维斯理念书了。

那一刻，罗斯崩溃了。她知道那一定是父亲的决定，和母亲无关，于是她向父亲苦苦哀求，但是她父亲无动于衷。“我又叫又闹，几乎发疯了。”事后，罗斯这么告诉往来亲密的亲戚凯莉·麦卡锡（KerryMcCarthy）。

罗斯虽然不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但是她知道，父亲一定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牺牲了她的未来。波士顿的大主教奥康奈尔警告菲茨杰拉德，如果他不支持他（奥康奈尔）的保守主义，那么他当市长的日子恐怕不多了。他建议菲茨杰拉德花点心思，重新整顿波士顿的天主教势力。

甜心菲茨正忙着下一任市长的选战，因为政治腐败和贪污丑闻等负面消息不断，他的政权和候选资格岌岌可危。大主教随时可以转而支持他人，这么一来，菲茨杰拉德便会失去天主教徒的选票，他可千万不能再惹恼奥康奈尔了。奥康奈尔得知罗斯即将就读维斯理学院时，便警告菲茨杰拉德，波士顿的天主教选民不会认同他这么做，还告诉他罗斯身为市长的女儿，应该做好波士顿年轻女孩的表率，成为其他天主教女孩仿效的对象。如果她去了维斯理学院，奥康奈尔担心，其他年轻女孩和她们的家人将会“起而响应这世俗主义的诱惑”，认为教育可以脱离宗教，到时候，主教就不得不公开谴责罗斯了。

罗斯原本打算凭着信心自己打造未来的梦想破灭了，与父亲间建立多年的情感共同体，也在一夕之间全瓦解了。“我气我父母气了好几年，也气教会。我当然深爱我父亲，但我实在没办法原谅他不让我就读维斯理学院。”多年后，罗斯这么说道。

痛苦归痛苦，罗斯还是遵从了父母亲的意思。一九○七年时，波士顿还没有招收女性的天主教大学。第一所招收女学生的四年制天主教大学，是一九○○年设立于华盛顿特区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当时，招收女学生并获得认同的天主教大学，共有十所，但是没有一所位于新英格兰地区。罗斯最后进了位于联邦大道（CommonwealthAvenue）的圣心书院（ConventSchooloftheSacred Heart）。但这所学校提供的教育，和维斯理学院根本不能相比，完全满足不了罗斯原本的期待。七十年后，罗斯依然为父亲将政治利益摆在她的抱负之前，让她无法如愿就读维斯理学院，而感到愤愤不平。她告诉历史学家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去读维斯理学院。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到有些难过。”

圣心书院是隶属圣约瑟修女会（SistersofSaintJoseph）的兰德尔修女（MotherRandall）在一八八○年设立的。它是一所走读学校，专门提供女孩子典型的教育，内容包括初等教育到高中毕业后两年的进修课程。圣心书院的系统源自法国，遍及欧洲和美国已有数十年，学校的宗旨是“为宣扬耶稣基督的圣心献上自己，并提倡高等教育”。罗斯认为，这所学校的课程和多尔切斯特高中的课程差别不大，只不过多了繁重的宗教课程、中世纪教会历史和法文课。罗斯对这样的课程安排兴趣缺缺。“我已经会拉丁文、罗马和希腊历史，也懂法文的语法了。”罗斯告诉古德温，“但是我对中世纪历史与文学一窍不通，也听不懂法文。”一些圣心书院特有的教学内容，像是“伦理、形而上学和心理学、历史……经典文学精读或是外国文学通史；数学……拉丁文……（和）自然科学实验研究”，她先前在公立高中都没有学过，所以读起来比原本就是读圣心书院的同学吃力许多。除了法文以外，其他现代语言都是选修课程。然而由于圣心书院缺少进阶数学、科学和现代文学等课程，所以无法取得国家认证。另外，家政课也是圣心学生的学习重点，目的是要让这些没有献身宗教的女孩，将来能扮演好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宗教和信仰，是圣心书院的教学理念中心。“以宗教为教育根基和最高指导原则，这就是圣心书院希望提供的教育，也是主要教学内容。”圣心书院的早期章程开宗明义地这么说。在罗斯进入教会学校时，学校还是沿用一八六九年以来的课纲。圣心书院一名修女很自豪地说：“接受过这些训练后，这些学生将来都能成为献身于神的童女、端庄的妻子、国家可以交付重责大任的女人，以及伟大的母亲，以荣耀母校，让天主教会称她们为神所喜悦的女儿。”奥康奈尔大主教要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女儿展现出上流爱尔兰裔美国人对信仰应有的敬虔，并视他为马萨诸塞州天主教徒的新兴势力，对他效忠。但是这么做，完全打乱了罗斯的人生规划。

罗斯深陷惆怅的那些日子，乔成了她的精神寄托。不管是在联邦大道上的圣心书院念书，或是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学钢琴，乔都是她在接受仅有的教育机会时，最大的安慰。或许是因为甜心菲茨反对他俩交往，反而让她的叛逆情绪得以找到出口。这对年轻人经常借着各种托词私下见面，而且往往拜托朋友协助。“我们不但得团队合作，还要密谋策划。”罗斯在多年后回忆道。她父亲试着介绍其他对象给她，但都徒劳无功。就连菲茨杰拉德的司机也对乔很有好感，偶尔会瞒着市长先生，偷偷载罗斯去赴约。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甜心菲茨对乔这么反感，他理应对乔的背景和行动力感到似曾相识才是。乔的祖父是来自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CountyWexford）的移民，生长于东波士顿，一个与波士顿隔着海港相望的都市，居民大多是爱尔兰人移民。东波士顿周遭地区广大，加上住了不少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家庭，因此移民的结构和在波士顿城聚集的移民很不相同。乔的父亲帕特里克·肯尼迪在年幼时就失去了父亲，因此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附近的码头做苦工，供养母亲玛丽·奥古斯塔·希基（MaryAugustaHickey）以及洛蕾塔（Loretta）和玛格丽特（Margaret）这两个姐姐。帕特里克·肯尼迪既聪明又勤奋，不管是投资小餐馆，还是买卖进口酒，都有不错的斩获，因此得以将家人从简陋的移民公寓，迁居到富裕的东波士顿杰弗里斯角（JeffriesPoint）。他的儿子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也就是乔）出生于一八八八年，拥有他小时候得不到的各种教育机会，以及优越的经济环境。在罗斯进入圣心书院的一年后（一九○八年），野心勃勃、能言善道，又有运动天分的乔，则进入哈佛大学就读。

一九○八年夏天，因着几桩不利的指控，菲茨杰拉德决定带着妻子和两个年纪较长的女儿——当时十八岁的罗斯和十六岁的阿格尼丝（Agnes）——到欧洲度长假，并打算把两个女儿留在荷兰法尔斯镇（Vaals）的布卢门撒尔圣心书院（BlumenthalAcademy），让她们待上一年。前一年，菲茨杰拉德在牺牲掉罗斯念大学机会的那场市长选举中失利，之后他们一家人已经逐渐淡出民众的视线，不过当局仍在调查他市长任内的贪污情事，这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罗斯对于父亲所行那些不光彩的事，感觉很敏锐，她也知道，能够到欧洲大陆接受教育是难得的福利，但是她更明白，这意味着她将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乔。

在布卢门撒尔时，罗斯全心全意地学习欧洲文化与语言。她发现，那边的学校非常重视“世上的实际事物”，像是“Kinder，Kirche，undKuche”（意思是孩童、教会和烹饪），以及为了将来的家庭和宗教应做的准备。罗斯表示，她和这些女同学将来结婚后，很可能会雇用用人来家里煮饭、清洁和照顾孩子，但是学校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她们也懂得如何管理家里雇用的人，并且熟知家务。

然而，就像其他圣心书院一样，布卢门撒尔的教育也是以宗教为最高指导原则。事实上，布卢门撒尔圣心书院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但要求学生要禁食祷告，还要缄默和冥想。在这里，罗斯和其他年轻女学生一样，都应该成为玛丽亚的孩子（Childrenof Mary），成为耶稣的母亲那样的人。他们特别强调玛丽亚的奉献精神，希望每个女孩子都能“像玛丽亚那般纯洁、谦卑、勤奋”，并“时时拥有玛丽亚的美德，成为令玛丽亚喜悦的女儿”。学校说的美德包括“纯洁、谦卑、顺服和慈善”。

在布卢门撒尔待了两个月后，罗斯成了慕会生（aspirant），只要再接受六个月的献身和冥想训练，她就有机会正式成为玛丽亚的孩子。然而冬天来临时，罗斯发现自己依旧渴望来自家乡的消息，依旧喜欢旅行，这让她无法全心全意地专注学习，或是和学校其他学生往来。“我发现，”她回忆道，“我应该更努力达到学校对我的要求，更努力成为玛丽亚的孩子。”罗斯开始一大早就起来冥想，立志成为“最完美的典范”，并且以获得“圣心书院的最高荣誉”为目标。五月，罗斯写信回家，告诉家人她获颁“玛丽亚的孩子”奖章，当时全校有一百五十名学生，只有三个人得到这个奖章，这也让她当选圣心典范和心灵守护者。能取得这殊荣，都是因为罗斯有过人的自制力，将她的信仰视为召唤和责任承担了下来。

一九○九年的春季课程结束后，罗斯和阿格尼丝都认为她们离家太久了。菲茨杰拉德原本打算让姐妹俩在布卢门撒尔待两年的，但是她们都想念美国、想念家人，当然，罗斯还很想念乔。很幸运的，甜心菲茨正好决定再次投入市长选战，比起让两个女儿留在欧洲，有她们在身边，对选情或许更有加分效果。他成功漂白了，贪污的事已经成了过去式，他看来还蛮有望胜选的。罗斯可以再次回到她的岗位，陪父亲竞选。这一次，菲茨杰拉德将赢得胜选，加上市府宪章将市长任期从两年延长为四年，更让甜心菲茨摩拳擦掌，亟欲大展宏图。

这段时间，乔还在哈佛大学就读。一心想继续求学，但又不想离家太远的罗斯，最后去念了纽约曼哈顿维尔（Manhattanville）的圣心书院，他俩终于不用隔海相思了。回想起乔就读哈佛的那段时间，罗斯发现自己对乔的爱慕与日俱增。但是父亲反对他们交往的态度丝毫没有软化，总是千方百计阻挠他们见面。一九一一年，哈佛大学举行大三舞会时，他把罗斯送到棕榈滩度假，同时也费心安排她和其他年轻有为的青年见面；放暑假时，他再次把罗斯送到欧洲去，只不过，这么做只有徒增罗斯的不满，一点也没有减少她对乔的思慕之情。一九一二年春天，乔从哈佛大学毕业，甜心菲茨和乔茜的态度好不容易软化些了，也终于默许了罗斯的期望和乔的心意。最后，菲茨杰拉德还是祝福了这对年轻人。虽然乔从来没有得到市长完全的认可，但是渐渐地，他对罗斯的坚持，以及他在事业上努力得到的成就，终于赢得了甜心菲茨的尊敬。

从此以后，罗斯和乔可以光明正大地一起在公共场合出现，不用再偷偷摸摸见面了。波士顿媒体对两人的交往情形紧迫盯人。乔从哈佛毕业后，从事起金融工作，先是受雇于州政府，担任银行查账员，后来通过家人挹注的钱和生意上的门路，成功挽救了哥伦比亚银行（ColumbiaTrust）。这家银行位于东波士顿，是乔的父亲帕特里克·肯尼迪在数十年前协助成立的，现在，几家规模较大的波士顿银行威胁要并吞它。在掌握多数哥伦比亚银行股票后，乔任命自己为银行董事长，指派支持者担任董事会成员，并聘雇有能力的朋友。银行的资产几乎翻了三倍，他的房地产投资也生意兴隆。

一九一四年，财务上的成功，为乔带来了他需要的社经地位，也让他得以在和罗斯交往八年后，将她娶回家。十月的某个星期三上午，乔和罗斯在家人和亲友的见证下，举行了私人的结婚仪式，并由红衣主教奥康奈尔证婚。回顾过去，也是因为这名红衣主教的干涉，致使罗斯去念了天主教学校，成为保守而忠诚的天主教徒，她的人生观因而改变，最后终其一生，以丈夫和孩子为生活重心。

这对新婚夫妻在美国四处旅行度了蜜月后，搬到了他们在布鲁克莱恩比尔斯街的新居。乔和罗斯的第一个孩子，在一九一五年七月出生，是个男孩，取名小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老二约翰·“杰克”·肯尼迪，出生于一九一七年五月。家里雇用了一位护士、一名女家庭教师和一名女佣来协助忙碌的家务。

罗斯玛丽出生不到一个星期，就在天主教堂接受洗礼，由乔的姐姐玛格丽特·肯尼迪（MargaretKennedy）担任教母，乔的好友艾迪·摩尔（EddieMoore）担任教父。摩尔一直是甜心菲茨的亲信与咨询对象，在他任职波士顿市长时，摩尔还担任他的秘书。后来，摩尔则成了乔最信任的生意伙伴，他和太太玛丽（Mary）也和乔与罗斯成了莫逆之交。

艾迪·摩尔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非常看重“罗斯玛丽的教父”这个身份。在神圣的天主教洗礼仪式中，他承诺将成为罗斯玛丽的父母的助力，毕其一生协助教养罗斯玛丽，在罗斯玛丽需要他时陪在她身边，也誓言他和教母玛格丽特·肯尼迪在罗斯玛丽的成长过程中会以身作则，使她成为有天主信仰的人。“他们夫妇俩给了我们的孩子满满的爱、照顾和关心，而且从不求回报，我们亏欠他们太多了。”在提到摩尔夫妇时，罗斯这么说道。艾迪和玛丽没有孩子，但是在乔和罗斯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几乎没有缺席过。“他们从我们的孩子身上，尝到为人父母的滋味，”罗斯回忆起摩尔夫妇对孩子们的爱时说道，“每当我们新添了一名男孩或女孩，他们就与我们一同感到欢欣；当战争或死亡临到我们的孩子时，他们也与我们一同悲伤流泪。”他们一起过节、过生日，也一起参加各种宗教仪式。玛丽·摩尔虽然没有教母之名，但对待孩子却有教母之实，她教孩子们怎么买圣诞礼物、生日礼物。

罗斯也曾说过，她和乔信任他们、爱他们，视他们为家中的长辈。对乔来说，艾迪的角色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乔著名的婚外情对象葛萝莉亚·斯旺森（GloriaSwanson）就说，艾迪像是“乔的影子，是他的替身，也是他的私人秘书”，还是“他的主脑、他的辅助记忆者。只要是乔的事，他无所不知”。不管肯尼迪家去哪儿，艾迪和玛丽一定跟着，他们和肯尼迪家的孩子间有种特殊的情感，而在所有情感中，他们对“萝西”的爱与关怀是最为重要的。第二章委曲的才女，强势的母亲

就在肯尼迪家为罗斯玛丽庆祝满周岁的生日时，罗斯再度怀孕了。“一点儿征兆也没有，”罗斯表示，“完全看不出罗斯玛丽有什么异常。”但是几个月过去后，在一九二○年二月，距离第四胎出生的日子更近时，罗斯开始注意到，罗斯玛丽的发展和两个哥哥明显不同。“她学会爬、会站、走路和开口说话的时间，都比哥哥们晚……也没有办法自己用小汤匙吃东西。”罗斯原本一直告诉自己，这是性别和个性不同造成的，但慢慢地，她也担心起罗斯玛丽的成长速度异于常人了。不过她决定把那些都当成“胡思乱想”，暂时不去理会。

因为罗斯有更大的事情得烦恼。现在的她，是在家带三个孩子的全职母亲，老四也马上要出生了，这个角色和乔·肯尼迪的未婚妻，或是随侍在甜心菲茨左右的亲密知己，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与婚前的日子相比，现在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被孤立的，这种孤立感让她觉得失去自我。她年纪还很轻，需要独立自主也需要关怀，但这在当时都没有被满足。和乔交往，乔的事业刚刚起步时，他们有过许多梦想，但事情的发展显然与她预期的迥然不同。

当初在布卢门撒尔成为“玛丽亚的孩子”时所立的誓约，罗斯一直谨记在心，她很清楚誓约对自己的期待，以及必须具备无私的品质。身为玛丽亚的孩子，必须“顺服、谦卑，当有教诲、责难、处罚临到自己时，要对于有机会磨炼自己谦卑的美德，而感到欣喜……真正谦卑的玛丽亚孩子，应该完全顺服于在她上位的人，甚至顺服于她的同辈；她必须甘心乐意地放下自我的意愿与己见，以成就他人”。但是婚姻和照顾孩子，给原本下定决心放弃自我的罗斯，带来了极大的考验。

时值一九二○年代初期，美国女性在争取自由与权益上大有斩获，这让答应过要成为理想的天主教母亲和妻子的罗斯，心里很不是滋味。随着推动普选权的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一九二○年八月，美国宪法通过第十九修正案，女人从此拥有投票权。这一代的新女性要求在工作场合享有更多权利，也要有更多工作、受教育和参与政治的机会。流行的脚步也迅速改变：马甲被扔进了垃圾桶，裙子的长度愈来愈短，大家开始用材质柔软的布料制作更便于伸展、活动起来更方便的衣服，形式上也不再有诸多限制了。和十九世纪相较，大家对于女性（特别是白人女性）抽烟、喝酒、性行为、自主性等看法，极为不同。女人们不再那么绑手绑脚，此外她们还可以用刚到手不久的自由，来确保自主权持续扩大，让自己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合，都享有更多平等待遇。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女人依旧像次等公民，例如她们还是无法担任某些职业、薪水仍然远不如男性，恐怕还要再等几十年，她们才会得到身为公民和法律上的真正的平等，但是一九二○年代，确实为美国女性带来了新气象和新选择。

对外，罗斯对于女性是否该有参政权，不是特别在意；她在政界担任父亲左右手多年，这就足够了。一九一一年她拜访英国时，有上万个妇女为了推动女性参政权，走上伦敦街头，那时她曾表示，对“这些推动女性参政的人，没有特别的感觉”。她的父亲对波士顿的女性参政运动者倒是很不屑，马萨诸塞州的大多数政客都反对给予女性选择权，天主教领袖更不用说了。罗斯结婚初期，不时有女性参政运动告捷或失败的新闻，她不太可能一直对这类事情漠不关心，或是毫无己见。或许她的天主教朋友不会提这些事，但是她的婆婆——支持女性参政的玛丽·肯尼迪，是绝对不会不闻不问的。

罗斯一直渴望积极参与家庭以外的重要活动，或是父亲的政治世界，或是丈夫的事业圈。她是梅花A俱乐部（AceofClubs）的成员，这是一九一一年，她从布卢门撒尔圣心书院回来后，和几个朋友组成的女性俱乐部。她们每个月聚会一次，请来演讲者和大家讨论历史、文化或时事等议题。这样的聚会虽然鼓舞了她，但她期望有更深入的激励。每个全心全意在家照顾孩子、管理几个仆佣的白天，每个乔不在家的夜晚，都让她愈发痛苦。成为玛丽亚的孩子、成为人妻时所做的承诺，和她所处的这个处处强调个人自由的世界，充满了矛盾，这样的冲突，持续影响她的后半辈子。

怀老四的孕期即将结束时，罗斯终于再也忍不下去了。她把乔和三个孩子（小乔、杰克和罗斯玛丽）丢给他们的保姆女佣，毅然决然搬离了比尔斯街的住处。她再也不能忍受“生命就这样流失”，孩子、婚姻和怀孕几乎要将她完全吞噬。

离开乔和孩子、离开比尔斯街是件冲动的事，所幸外人没怎么起疑，以为那是因为她的产期近了，想要离母亲近一点，这么做很理所当然——没有人知道背后真正的原因。乔经常工作到很晚，有时还得出差，或是晚上还有应酬。罗斯心知肚明，有些时候，乔其实是和一些年轻开放的女孩在一起；对于这一点，她曾经以“乔很有女人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带过。但是现在，竟然有谣传说乔在搞婚外情，而且“这些流言蜚语也传到罗斯的耳里了”。

罗斯回到多尔切斯特的父母家中，再次住进自己原本的房间，绝口不谈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她的父母和妹妹们都看得出来，罗斯之所以心情不好，一定和乔有关。不过甜心菲茨也很清楚，要是罗斯真的离开乔，她这辈子也就完了。或许，他一直忍着没对罗斯说，“我早就警告过你这个男人不是好东西了”。不管怎么样，她都嫁给乔了，他们在天主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交换了天主教徒心中神圣的誓约。乔没有虐待她，他让她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乔爱他的孩子，她也对孩子们有责任。总之，她已经是嫁出门的女儿了。罗斯转述父亲对这件事的看法：“过去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你的孩子和丈夫都需要你。你可以想出办法的。我知道你一定可以……只要是你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没有办不到的。所以，回去吧，萝西，回到属于你的地方。”

多年前被迫接受的天主教教育，现在反而成了罗斯的慰藉。她只能在天主教的信仰，还有自己的理性与决心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离开娘家后，她去参加了个天主教的退修会。这时距离第二个女儿凯瑟琳（Kathleen）出生，只剩下短短几个星期。通过不断祷告和冥想，还有与神父咨询，她的精神得到了更新，她决定再次将生命献给天主。在神父的协助下，罗斯找到了再次面对婚姻和为人母亲的力量。

罗斯认清了，只有扮演好约瑟夫·肯尼迪称职的妻子，才能让她再次回到家庭以外的世界。乔在事业经营上闯出了名堂，被认为具备担任公职的潜力，像这样卓越的经济条件和良好的公众形象，才是她回到那个朝思暮想，有知识、有社交的世界最好的门票，而不是和乔离婚，成为独立的女性，也不是自怨自艾，在家当个不出声的主妇。她必须让乔明白，她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就像过去她曾经是父亲的得力助手一样。她为人妻的角色，是由严谨的天主教定义的，在天主教的教义里，女人应该是丈夫的伴侣。她很乐意退居成为乔背后的女人，满足乔的需求与欲望，然后借此进到他的世界。

她后来也这么教导他们的孩子：她的女儿，也必须要有为父亲、兄弟和丈夫牺牲的精神。在罗斯新衍生的世界观里，她必须懂得闭嘴，特别是在公开场合：“对我来说，一场成功的午宴或晚宴，是餐桌上围坐着六到八个人，男人在餐桌上高谈阔论，而女人则尽可能保持沉默……如果一个女人硬是要插上嘴，发表自己的意见，不管是什么样的意见，男人们往往会就此打住，认为这个话题不值得再讨论了。所以我很少说话，我想大家有兴趣知道的，是乔在做什么、打什么主意，而不是我。”

很久以前，乔就不再和罗斯讨论事业上的计划、理念和担忧了。罗斯后来回想起来有点不开心，即使是在他们交往期间和结婚初期，“乔总是在忙他自己的事”。在他们交往的早期，乔把精力都用在学业上，而现在，“事业完全占据了他的时间”。他们俩的婚姻之所以能维持，彼此间之所以有维系，就只因为他们住在一起，有着共同的目标，因为对外，他们必须让人觉得他们是一体的。

在写到婚姻早期的生活，或提及一群她和乔经常在一起的朋友时，罗斯表示：“我们常彼此分享人生中的体验，这些体验中影响我们的思维最剧的，莫过于为人父母。”

罗斯说过，他们像是一群新手父母共同孕育孩子的大家庭，但是她也很清楚，她的社交生活，不能仅止于讨论孩童的教养问题。“我不记得我们有哪一次，为了孩童教养的问题深谈，至少我这边是没有的。”罗斯认为“有太多事都比尿布疹有趣多了”。多年后，罗斯回忆起来，才惊觉她和她的朋友们都太幸运了。她认为，孩子们让她和上帝还有她的丈夫，都更加亲近。只不过，她不会让照顾孩童和日常生活琐事，占据或消耗她的社交生活。

她也不容许自己变成老是抱怨东、抱怨西，只会碎碎念的老妈子。罗斯的母亲是她的最佳典范，她把生养众多孩子的家庭，照顾得无微不至。罗斯提到她母亲时说：“我母亲认为，父亲为了她和孩子们在外头劳碌奔波，所以回到家时，应该尽可能让他感到舒适愉快。”罗斯决定追随母亲的做法，让乔回到家后，尽量感到舒适愉快。她不会拿生活上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烦他，发现乔工作太劳累、需要喘口气时，她会鼓励乔自己去旅行，稍微透透气。乔出门在外时，她也从不会拿家里的事，像是小孩生病、不乖之类，来让乔烦心。她甚至不会跟乔抱怨自己身体不舒服或太累等。“何必让他担心呢？”她这么说，“如果一个男人得担心老婆、担心孩子的，要怎么专心工作呢？这么做又有什么好处？”

由于罗斯把家里打点得很好，所以乔对她总是有求必应。罗斯的父亲曾对她说：“如果家里需要再添帮手，就去雇一个，觉得房子太窄了，就去买一座大点儿的。如果你想要多留点儿时间给自己，就这么去做。”于是罗斯买了新房子、新车子、新家具、首饰和衣服，孩子们每个都上私立学校，她自己也不时出国度假。另外，她还有一屋子的全职用人帮她做家事、照顾孩子。这让她觉得自己不再那么孤立，或是缺乏身份地位，同时也分担了不少全职母亲应尽的责任。罗斯和乔对彼此内心在想什么并不多问，但是他们有个共识：他们在理智与宗教上的联结、他们对孩子们的爱，以及政治上的权宜，是他俩的婚姻能够维持下去的主要原因。

不知道在结婚后多久，罗斯就开始以非常保守的天主教义来看待婚姻，这让她很排斥和乔有性爱关系。教会谴责“以欢愉为目的性爱结合”，并指出“婚姻结合的主要目的，是生育小孩，好让人类的智慧与传统可以通过下一代延续；另外，在婚姻中保持为对方着想的自制行为，也是同等重要的事”。罗斯当时的好友玛莉·格林（MarieGreen）就说，罗斯拒绝以欢愉为目的的性爱，这让乔感到非常挫折。格林说，乔有时候会嘲笑罗斯这种性爱观封闭而狭隘。“你这种一点都不浪漫、把生育当成性爱唯一目的的观念，根本是错的。”某个星期五大伙儿聚会打牌时，格林听到乔这么对罗斯说。“我们的结婚誓言从没这么说过，神父没这么说，《圣经》也没这么说。”乔提出抗议。但是罗斯的态度非常坚定，不管乔怎么争辩和要求，罗斯都以教会的教导挡回去。格林还说，一九三二年，肯尼迪夫妇生下第九个孩子爱德华·摩尔·肯尼迪（EdwardMoore Kennedy）后，罗斯告诉乔：“收工了。”

但是那时候，这个问题大概也不那么重要了。到了一九二○年代中期，乔已经是到处留情的花心大少爷，来往的对象有刚出道的女星、知识分子、交际花等。罗斯表现得像是她对乔在外头偷腥一无所知，但恐怕她也只是对这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谈生意、搏感情，乔下班后经常还得到餐厅吃饭应酬，或是到戏院、俱乐部，甚至非法经营的酒吧续摊（当时的波士顿实施禁酒令）。在拓展生意时，乔经常会找歌舞娘来娱乐他的客户，或是有潜力的投资者。

罗斯偶尔会和乔一起去戏院看表演，在那边认识了一些乔在戏院的朋友，以及生意上有往来的人。她曾说：“那是个新奇、截然不同的环境……很快活、很刺激，对我来说非常新鲜、充满惊奇。”有几个戏院的女孩仿佛和乔很熟，态度十分殷勤。

乔究竟有没有经常瞒着罗斯和这些女孩私会，不得而知。罗斯一直到死去前，还是宣称她完全信任乔。“我曾经听说，那些歌舞娘外表看起来热情洋溢，但内心其实十分险恶，最糟糕的是她们会抢人家的丈夫。所幸，乔并没有铸成大错，”她这么说道，“乔喜欢和有趣的人在一起，这么做可以帮助他纾压，卸下肩头上的重担。”她和乔“完全信任彼此”，而且每次乔要和“戏院的人”出去时，都会先知会她。就像她很肯定地说自己很喜欢乔那个“新鲜、刺激……很快活、很欢乐”的戏院世界一样，她在为乔明显的不忠强辩时，态度也很坚决：“他从来没有欺骗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质疑过他会有那样的动机和行为。”不管是乔的婚外行为，或是外界对他们婚姻的批评，都让罗斯费尽心思应付。家庭护士丽塔·达拉斯（RitaDallas）发现：“罗斯的生存模式像是只看她想看的，只听她想听的。”身为政治家的女儿，罗斯曾见过她的父亲在选战中屡遭毁谤；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中伤对手，仿佛是波士顿当时的选战必用的招数。罗斯早已尝过那滋味。“谣言、中伤、抨击，甚至诽谤，都是公众人物必须付出的代价。”罗斯曾经这么写。对于肯尼迪家的人，这句格言历经好几个世代还是适用。

不过，这种鸵鸟式的处理方式，没有让罗斯比较好过。乔还是继续在戏院寻欢作乐，这让罗斯开始没有安全感，也对自己逐渐失去信心。失去欢乐的罗斯整天愁眉苦脸的，反倒让乔名正言顺地到外头找乐子去了。

面对危机，罗斯最后决定让步，这么做让她改变了对婚姻的看法，也让她重新诠释母亲这个角色。这个改变对她的孩子们影响深远，对罗斯玛丽更是如此。罗斯回到孩子们的身边后，决定奉献她的所有。现在的她深信，“塑造并影响”每一个孩子，才是为人母亲最大的“挑战”和“喜乐”。“母亲的判断能力是孩子的依靠，母亲的话对孩子影响深远，这种影响不是一天、一个月或一年的事，而是一辈子，甚至可以推及未来的世代。”将自己重新定义为可以为人楷模、追求完美的天主教母亲后，罗斯终究会再次回到公众舞台。随着乔的知名度一再提高，罗斯将被视为全职母亲的典范，她也将毕其一生为自己塑造并提升这个形象。她深信有一天，孩子们会为她的付出感激不尽。

从某个方面来看，对于丈夫老是在外头拈花惹草的罗斯来说，拥有这些孩子其实满足了她对婚姻的安全感。借着孩子，罗斯顺利让自己成为关注的焦点，并握有实质的掌控能力。她的孩子就是她的事业。她不容许自己成为“邋遢的黄脸婆”，或是“肥胖、身材走样，毫无理想的母亲”，让“孩子、厨房和教会”占据生活的全部。她要做的，是“把教养孩子当成一份事业，这件工作会和其他工作一样有趣，也一样富有挑战，除此之外，从事这份工作的母亲不需要放弃自由，不一定要变得无趣，更不需要与世隔绝”。

肯尼迪家的老四凯瑟琳，在一九二○年的二月二十日出生，是家中的第二个女孩。这时，罗斯玛丽还不到一岁半。从凯瑟琳出生后开始，每次罗斯生完小孩，乔都会让她去度个长假，当作是送她的礼物，然后“由他负责照顾一家大小……知道孩子万一生病时有人看着，让罗斯着实放心不少。因为家中只要有一个孩子生病，其他小孩往往也无法幸免”。

于是，安排罗斯的假期成了婚姻中的一件大事。一九二三年的四月到五月，罗斯把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和孩子，全留给乔去负责，然后和她妹妹阿格尼丝到加州度了长假。这群孩子当时都在两岁到八岁之间，正是最需要有人看着、有人照顾的年纪。正当罗斯和妹妹在做水疗、看风景、享受南加州的阳光海岸时，两个分别八岁大和六岁大的儿子，却在家里开心地唱着不太文雅的“虱子和臭虫之歌”，到处惹是生非，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只有男生才可以参加的俱乐部，想入会的人，都得先通过针扎的考验。乔一直和罗斯通信保持联络，但信中的态度从一开始的自信，逐渐转为焦虑。在四月八日捎来的电报里，乔还显得很开心乐观，仿佛照顾孩子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似乎忘了那是家庭教师、厨师、摩尔夫妇，还有众多菲茨杰拉德和肯尼迪家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孩子们都很好，”他要罗斯放心，“杰克每天都午睡，而且表现进步许多……摩尔夫妇可说是天底下最忙碌的人了……我们都很好。”最后，乔在电报上写道：“希望你在那边玩得愉快，因为那是你应得的。别太挂念我们，免得扫了你的兴……我一点儿也不会寂寞，光是想到你过得很开心，我就心满意足了……献上我和孩子们满满的爱，乔。”之后陆续还有几封内容较短的电报。但是五个星期过后，乔开始慌了。他在五月十三日拍的电报上这么写：“亲爱的罗斯，母亲节的来临让我们更深深明白，我们有多么期待你归来……我们终于明白，你对这个家有多重要，少了你，这个家便失去了欢乐……我们都好爱你，希望你早日回来……”

一九二○年代晚期和一九三○年代间，罗斯度长假的次数更频繁了，而且经常是到国外度假。不过，孩子们始终无法适应母亲不在身旁的日子，罗斯远行依旧让他们感到不安。杰克就曾抱怨妈妈为什么“一直出去度假”。一九二三年，罗斯又去了加州，她在日记里提到，出发前，杰克对她说：“天啊，你真是个伟大的母亲，一天到晚丢着孩子不管。”

但是只有在旅行中，罗斯才可以将母亲这个令人无法喘息的角色，暂时抛到一旁去。在家时，她对孩子有许多严格的规定，她不在时，乔也会尽量采取相同的标准。随着家里的孩子愈来愈多，这些规定让她维持起秩序容易多了。那是个讲求工业效率、提倡时间管理的年代，不论是生意人还是当母亲的都一样。当时一本很受欢迎的杂志上写着：“家事管理者……应该把家庭当成一门事业来经营，才能让家庭生活和乐、健康、美好。”罗斯决定，要以最符合潮流的生意与工业管理模式，来养育她的孩子，管理她的家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