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波

出版社：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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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研究试读：

0 导论

0.1　研究的意义与目的

现代人力资源开发理论表明，在当代，推动和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和主要推动力已经不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人力资源在各方面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投资于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的收益大大高于投资于自然资源开发、物质资本和有形资产的收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十分清楚地显示，凡是高度重视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一般都比较高，城乡之间，产业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都是比较融洽的，其工业化、城市化水平都比较高，农业现代水平同样也较高。反之亦然。在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特殊的发展战略的实施，虽然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但是广大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仍然令人忧心。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还在扩大，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与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状况包括其科学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水平以及开发利用情况较差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这已成为困扰中国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的难题。

1.理论意义

近年来，在我国理论界一大批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比较全面、系统地开展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全面加快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为各级党委政府制定其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规划、政策、措施都提供了重要参考。从培训机制的视角来研究和探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理论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本书立足于农村劳动力培训相关主体的行为选择，试图分析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培训的历史、现状、特点、存在问题及成因，并就相关问题做了一些思考，在此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为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效率提供参考。这一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理论，而且研究本身就具有新的理论体系的意义。

2.实践意义

一位瑞士驻华大使回国后，在一次演讲中曾这样说道，中国是欧洲和非洲的混合物，4亿人和我们欧洲人差不多，9亿人跟非洲人差不多。这种讲法虽有言过其实的地方，但它也的确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中国是一个城乡分割十分明显的二元经济社会；二是中国城乡之间、市民与农民之间差距巨大。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2013年中国人口总数为 136 072 万人，其中乡村人口62 96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6.27%。农村人力资源现状的最大特点是总量很大，素质不高。中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需要解决“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因此，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须从长期以来的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转向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主。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对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速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等都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的重要实践意义在于：（1）注重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建设，有利于我国农村劳动力培训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2）注重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建设，有利于加强我国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日常运行与管理，提高农村劳动力培训的质量与效益。（3）注重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建设，有利于不断强化农村劳动力培训主体的职责，增强农村劳动力培训主体持续稳定地增加其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能够获得有效的培训机会，从而使社会、自身都获得全面发展与进步。0.1.2　研究的目的（1）明确培训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内在机理，在对相关理论和文献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机制，建构符合我国实际的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2）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和相关调查数据，盘点中国农村劳动力培训的现状，分析总结我国农村劳动力培训的经验。（3）基于相关理论，探讨政府、企业与个人（或家庭）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经济学行为，试图找出当前培训主体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关键性障碍因素。（4）对美国、德国、法国、韩国和英国等世界上发达国家政府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模式、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和归纳，提炼农村劳动力培训的经典经验。（5）针对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的建设做一些长远的战略性思考。

0.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早在18世纪，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就认识到开发人力资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的重要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了提高人的素质的重要性，指出教育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也没有把人力资源看作一种资本，人口一直是被当成“非资本”而存在的。过去，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欠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传统农业之所以不能生产出发展所需要的农产品，是由于农民素质低下、耕地面积有限以及人口膨胀等形成的恶性循环所产生的。客观上讲，传统经济学中所讲的“劳动力”，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它只不过是一种最简单、最原始、没有包含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是纯粹的劳动人数的总和。这样的“劳动力”从严格意义上讲，甚至不能称之为劳动力资源。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于20世纪60年代开创性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素质与促进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指出，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财富主要是由人的能力构成的，美国国民收入的1/5来自物质资本即财产，而4/5来自人力资本。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其所著《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中写道：“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是贫穷的，也没有任何一国愚昧无知的人民是不贫穷的。在民智开启的地方，经济发展自然水到渠成。”“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

培训是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一直关注的问题。最早对企业员工培训问题进行研究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庇古（Piguo），他提出了著名的庇古猜想，即由企业对员工进行在职培训将是无效的。对企业员工在职培训行为进行系统分析则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1964），在此基础上，信息不对称假设下的一般培训理论（Katz，Ziderman，1990）、工资压缩一般培训理论（Acemoglu，Pischke，1998b，1999）、产品市场与企业一般培训理论研究（Gersbach，Schmutzler，2001）等培训理论进一步证实了企业可以并且有必要进行一般培训投资。关于企业员工培训的情况，前人已有一定的研究积累，大量的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企业员工培训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刻分析，这也为我们研究特定的问题——农村劳动力培训提供了较好的借鉴。0.2.2　国内有关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与培训的研究综述

客观上讲，我国进行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也有比较长的历史了，一些教育家思想家在其许多的论述中都包含有这一思想。例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实验和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以及陶行知先生的“乡村教育”和“生活教育”理论就是如此。但是，真正开始比较系统、全面研究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理论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此时，随着国家开始不断关注“三农”问题，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快速增长，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大量出现。如李宝元（2000）从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角度研究了教育投资、健康投资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钱雪亚、张小蒂（2000）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及其利益特征进行分析，认为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都很低。从个人收益上看，迁移收益率较高，文化程度越高，就业流动性越强。陈碧霞（2001）对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研究。盖志毅（2001）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距离呈相关关系，在城镇化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张改清、张建杰（2002）对山西农户人力资本积累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非农户从业人员的文化程度普遍高于农业户，农户人力资本储备与其经济增长呈正向关系越来越明显。白菊红（2004）研究认为，农民收入水平与其文化程度、农业技术培训相关，初、高中劳动者收入高于平均水平，（半）文盲、小学劳动者收入低于平均水平。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比没有参加过的劳动者收入高。文化程度越高的劳动者，其收入的教育弹性越大。王德海、张克云（2001）提出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一直在进行中，这种人力资源开发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有意识地推动人力资源开发，二是农民自发或无意识的人力资源开发。李华（2005）系统地阐明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模式、规划与管理，东、中、西部开发的主要差异等。许文兴（2006）论述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预测与规划、投资与管理及优化配置等。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突出及转移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绝大部分研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和权益保护方面，如刘怀廉（2004）、李培林（2004）、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等的研究。

目前国内农村劳动力培训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即农民工的培训研究上。

基于农民培训的重要性的视角，学者从农民培训对国家、企业尤其是农民个人的意义几个方面做了比较多分析论述。周先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明显提高了劳动力的就业素质和就业能力，使其具有更广泛的就业空间和选择余地，这无疑对提高劳动力的收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侯风云等认为在一定的正规教育的基础上，对农村劳动力进行适当的培训是划算的事情，培训技能对外出打工收入的影响远远大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接受培训与不接受培训的劳动力的收入的影响要超过25.36%。四川省的一项调查表明，四川省经过技能培训输出转移劳动力年人均工资性收入达4 800元左右，而没有经过培训的劳动力年人均工资性收入为3 300元左右。技能培训让进城务工人员收入提高了近50%。王常宇（2007）认为搞好农民工就业培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提升人力资本，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客观要求；缓解社会矛盾，实现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现实选择；农民工是“以工补农，以城促乡”的桥梁和纽带，通城乡的血脉；提升企业技术以及竞争力的客观选择；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杨金凤（2005）利用山西省农户调查数据计算的结果表明，有职称、受过培训、受过农技培训的劳动力的日工资比没有职称、没有受过培训、没有受过农技培训的劳动力的日工资分别高37%、32%和23%，年工资分别提高了40%、48%和22%。黄祖辉、许昆鹏（2006）利用在浙江省杭州市调查的相关数据经过科学研究后发现，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农民工中，掌握技能者的工资报酬要大大高于不掌握技能者的工资报酬。并且，虽然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与其工资报酬的高低在总体趋势上呈正相关性，但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即在掌握职业技能的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的月工资报酬为1 237.5元，具有初中学历的农民工的月工资报酬为 1 437.04 元。相反，在相同的教育水平下，掌握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则一定比不掌握职业技能的农民工的工资报酬高。这种情况表明，在目前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相差不大，从事的工种普遍技术性不高的情况下，技能水平对农民工工资报酬的决定作用更大。

基于农民工培训实践的研究视角，学者指出，当前农民工培训实践中存在认识不到位、激励政策不足、培训资金缺乏、培训手段亟待加强和培训资源缺乏整合等动力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农民工培训工作的落实程度不够、用人单位对培训缺乏积极性、实际受训人员比例偏低等（胡小凤，2006；马桂萍，2004）。

基于农民工培训中培训主体责任的研究视角，学者对中国农民工培训的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培训机构、用人企业以及农民工个人的责任现状、问题及对策措施进行了系统分析（王怀兴，2006；何腊柏，2006）。

基于农民工培训模式的研究视角，学者对一种“民办公助”的农民工培训就业模式——“富平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富平模式”是对农民工培训供给模式的制度创新。在经济转轨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并进过程中，在政府及营利性企业不能或不愿提供农民工培训的情况下，富平学校作为一个以扶贫、促进弱势人群就业为目标的非营利组织成为农民工培训的供给主体，尤其是在当前农民工培训提供机制不完善的时期，其示范和创新意义显得非常突出（李湘萍，2005）。

基于农民工培训政策评价的视角，孙中华（2005）强调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政策对农民、培训机构、企业和政府的回报机制。作者深入剖析了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问题的实质，认为政府、农民、培训机构和企业是这一培训问题的根本动力；分析了各种因素对农民参加培训的影响，揭示了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动力不足的弊病，指出了培训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忽视回报。韩俊（2005）认为，农民工是培训主体和直接受益人，从谁收益、谁投入的角度来讲，理应承担投入的绝大部分。但是由于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只能依靠国家财政增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投入，把培训经费纳入财政经常性预算科目，建立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朱静（2008）认为作为主要用人单位的企业普遍没有履行对农民工职业教育的法定义务。2004年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仅为1.4%，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比例，企业用于就业人员的培训经费投入仅为人均195元。虽然大多数企业名义上开展了培训，但实际用于普通职工培训方面的花费很低，用于农民工培训的经费基本没有。有学者研究表明农民工在职培训参与率仅为37%，而城镇职工在职培训参与率为49%，说明企业对农民工在职培训积极性不高，农民工获得的在职培训的机会少。职业教育成本分担原则是“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即谁受益谁负担，谁有能力谁负担。企业因使用了接受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员工，节省了人力资本的培训成本，提高了效益，理应分担部分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成本；而现实中大多数企业管理者能够认识到加强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培训的重要性，却不愿意负担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经费。对此，朱静同时提出了对策建议：企业是职业教育的受益者，理应负担部分职业教育成本；企业必须转变观念，将农民工作为人力资源，而不仅仅是廉价劳动力，要进行必要的投入，使其成为能使企业价值增值的资本，树立了这样的理念，企业才能主动关心农民工；企业要加强防范职业教育和培训投资风险；企业应该与农民工签订明确的劳动用工合同，并且通过签订培训协议，以合同的形式要求农民工在接受培训后必须为企业服务一定期限；同时，企业应考虑如何为员工提供最好的训练和发展的资源，提供个人的专业成长机会，培养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减少人员流失；要将农民工的在职培训纳入企业人力资源的总体规划，明确培训目标和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应明确负担农民工职业教育成本费用的分担形式。《职业教育法》中对企业承担的职业教育成本费用的分担形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企业应当承担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进行职业教育的费用。企业未按规定实施职业教育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收取企业应当承担的职业教育经费，用于本地区的职业教育。”朱静还指出，政府还应制定企业购买职业教育服务的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与职业学校或培训机构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商品的消费与商品提供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职业学校或培训机构通过教育过程，将没有现代工业产业和服务业劳动技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培养成技术工人或服务人员，提供的是职业教育产品，企业使用这些具有一定职业素养的劳动者，使员工整体素质得以提高，提高了盈利能力，还节约了企业的教育培训费用，降低了企业用不熟练员工引来的生产率低下、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风险，企业购买的是物化在培训者身上的职业教育服务。

基于农民培训存在的问题的视角，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农民工培训存在供求错位问题。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农民工自身对培训存在潜在需求，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培训存在自发需求，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也对农民工培训存在宏观需求。但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企业对农民工培训缺乏积极性，各培训机构在农民工培训实践过程中又存在职能定位不明、分工协作不清的问题，并且，政府作为重要的投入主体或多或少存在“模糊性”问题。因此，学者认为应该致力于建立多元化的农民工培训融资渠道，合理安排培训收费、培训内容、培训时间等问题。刘戟瑜、徐一鸣等认为，当前转移培训已在剩余劳动力中逐渐开展起来并日趋受到重视，但也存在培训体制不顺、统筹协调不力、培训工作开展不平衡、培训条件和质量普遍较差等问题。陶佩君、赵国杰、张永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起了多形式、多渠道的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教育系统的培训体系、农业科技部门组织的培训体系、劳动就业部门的培训体系、社会力量的培训体系，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许多缺陷。例如，培训机构条块分割、培训经费筹措困难，培训项目投资管理机制存在缺陷，市场体系发育不良，培训机构基于传统理念，培训质量不高等。他们提出了修正方案，如完善培训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建立稳定的培训基地；构建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多元培训体系，加强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培训项目评价体系，完善职业技能鉴定、师资考评制度等。王兆刚认为农民工培训市场存在下列问题：大部分农民工没有接受培训，但是他们都有接受培训的愿望，这说明现有的培训市场有效供给不足，农民工培训的专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低，政府对农民工培训市场没有进行宏观调控管理，企业对农民工培训的投资和收益不对称。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接受培训的都是一些年龄小、学历高的农民工，而一些年龄大、学历低的农民工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培训。并且，他还提出政府在农村劳动力培训中的责任：政府应该制定财政、税收、金融等各方面的政策，培育和促进农民工培训市场的发展。首先，政府应该培育和促进专业化培训机构的发展，使他们成为提供农民工培训的主要力量。其次，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民工培训市场的组织管理，对农民工培训进行统筹规划，并通过制定有关法规和制度，对农民工培训市场进行宏观管理，规范农民工培训市场的发展。最后，政府应当为农民工提供培训住处，营建良好的社会氛围。蔡文（2006）认为国家对农民工的培训关注不够，投入严重不足，极大地增加了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难度，影响了农民工培训体系的建立；农民工自我培训意识淡漠；企业的短视行为使农民工在职培训缺失；农民工的职业特点和文化及收入水平导致了参加职业培训的困难。同时，他提出，要提升地方政府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作用。第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保障措施。第二，要加强服务，为农民工就业培训创造更好的机会。第三，要引导扶持农民工培训，制定有效的农民工培训激励政策。田妹华（2012）根据苏州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情况认为农村劳动力培训存在的问题是：培训资源分散；信息传达不畅；培训层次偏低；培训监管低效。同时，她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明确培训目标——导引农村劳动力培训方向；拓展培训项目——提升农村劳动力培训层次；创新培训模式——彰显农村劳动力培训特色；健全培训机制——规避农村劳动力培训低效。

基于农民培训机制评价的视角，王常宇（2007）认为农民工就业培训机制不健全，缺乏完备的培训投入机制，政府用于农民工培训的专项经费不明确，农民工就业培训缺乏财政支持，社会力量培训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和合理安排。企业对农民工的培训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缺乏完备的培训监督机制；缺乏完备的规章和健全的法制保障，尤其是对私人开办的就业培训机构更是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欺骗农民工等就业人员的事件屡见不鲜；缺乏培训后的就业服务机制。张昭文（2004）认为，一定要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动员社会各种类型教育培训资源，多渠道筹措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坚持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加大政府对农民培训的经费投入，建立督导和表彰奖励机制，形成广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良好氛围。他还认为必须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环境，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机制，提高转移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当前，针对转移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已逐渐展开并日趋受到重视，但也存在诸如认识不到位、管理体制混乱、基础条件及培训环境差等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投融资体制和教育体制创新来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张俊领（2005）认为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而农村劳动力数量大却素质不高，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矛盾。造成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农村劳动力培训市场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创新培训机制，建立符合市场发展要求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首先，要创新培训投入机制，形成国家、企业、个人共同继续担负的投入机制；其次，创新培训运行机制，引入市场竞争，切实提高培训质量，形成集职业培训、技能鉴定、职业介绍和就业指导四位一体、完整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最后，创新培训评估机制，改变传统的以学生的考核成绩来评估的方法，代之以被培训者直接对培训机构的教师、培训内容和培训收获进行直接评估，或者通过被培训者的个人业绩和用工企业业绩进行间接评估，或者通过市场中介评估机构进行客观的评估。徐薇、张鸣鸣（2006）认为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探索构建我国农村劳动就业培训的长效机制，包括动力机制、激励机制、可持续发展机制、梯次培训体系、政策支持以及保障措施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通过建立农民教育培训专项资金，打造优势品牌，构建培训动力机制，提高劳动力的主动参与度；第二，通过降低农村劳动力培训和技能鉴定成本，建立合理的市场准入机制，来构建培训激励机制；第三，通过适当增加农村职业中学的数量、加大农村职业中学的投入来构建培训的可持续机制，加强体系建设，提高农村后备劳动力职业技能；第四，通过坚持以短期培训为主、长短结合的培训方式，构建梯次培训机制，满足不同培训者的培训需求；第五，通过职业教育发展政策、信贷支持政策构建政策支持机制，增强培训可操作性；第六，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建立农民工权益保障体系来构建培训就业保障机制，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张芬昀（2006）认为积极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大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实现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就业已经是社会的共识。从目前操作的过程来看，仍然存在认识不到位、机制不健全、组织难度大、资源整合不力等困难。要将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关键举措就是政府要及时介入培训过程，着力建设以多元化的培训经费保障机制、网络化的信息服务机制、多渠道的技能培训体系和法律援助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力转移培训长效机制。

0.3　研究内容

本书拟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1）整理分析相关理论，厘清概念。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理论的整体内容与最新进展进行系统综述和整理，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及相关范畴确立数量边界，基于现有研究方法和数据的局限性，提出本课题研究的命题。（2）明确培训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内在机理，建构内含培训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机制。基于外部性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公共经济学理论，从理论层面上把握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培训行为作为其中内生变量的功能，从而建构内含培训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体制机制。（3）基于不同培训主体的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机制分析。从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体三个视角分析和评价中国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的现状、问题，为中国农村劳动力培训寻求实践依据。（4）对国外发达国家政府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提炼其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典型经验，发现具有借鉴意义的地方有：改变农民传统落后的观念、重视基础教育、重视实践教学、建立规范有序的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包括法律法规、制度、组织、经费等的建立与保障）、政府统一管理与运作机制的建立等，尤其是这些国家在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中所建立起来的长效机制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培训具有更加特别的意义。（5）构建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开创中国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新局面。

0.4　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本书共由导论和七章组成。

导论：本部分主要介绍研究的意义、目的，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研究内容以及分析的基本框架、研究方法。

第一章：本章在理论上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相关概念，包括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职业农民、农村转移劳动力、 培训、机制等做了界定；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理论，包括西奥多·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的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罗默及卢卡斯的内生经济增长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公共产品理论做了简单的叙述。

第二章：本章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现状做了简要的分析，并从历史的视角简要地概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情况，从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的视角简要总结了我国在农村劳动力培训实践探索中积累的经验。

第三章：本章主要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的独具特色的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了这些国家在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尤其是其在农村劳动力培训长效机制建设上的经验。

第四章：本章在运用公共产品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政府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的角色定位与最终目标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对政府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机制进行了研究分析。

第五章：本章通过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现状以及企业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的投入行为、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析研究了企业开展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的机制。

第六章：本章在通过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现状以及农村劳动力个人（或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培训）投入决策行为等相关问题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劳动力个人（或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培训）的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

第七章：本章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再认识的基础上，结合国际的经验，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培训的长效机制建设做了一些思考。

研究结论:（1）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巨大，素质较低，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在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以及农民个人（或家底）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有了较大增长。但就整体而言，由于我国对农村劳动力培训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尤其是缺乏完善的机制和体制保障，农村劳动力开展培训的状况极不理想。（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都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各国都根据本国实际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对其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创建了独具特色的农村劳动力培训模式，强化了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了农业及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他们在其上百年的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实践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其所建立健全的农村劳动力培训长效机制，主要有农村劳动力培训的保障机制（法制保障机制及培训质量保障机制），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市场机制，政府主体、多方投入、多元化的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稳定增长机制，良好的农村劳动力培训运行机制，有效的农村劳动力培训激励机制和可操控的监督机制。（3）政府是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最大受益者。通过农村劳动力培训，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不断提高，职业技能水平显著提升，这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广大农民群众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巩固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权威与执政地位，助推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继而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都会有必然的益处。因此，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历史重任必然主要由政府来承担。政府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最根本的是要搞好长效机制建设，注重农村劳动力培训的保障机制、日常运行机制、经费投入机制、激励机制及监督机制建设。而现阶段，这些机制都还没有建立或者说还很不完善，其作用发挥得不好。（4）由于种种原因，绝大多数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进入企业时，其人力资本存量都是很低的。这是由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的准公共产品特性、知识外溢以及目前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所独具的一些特征所决定的。此外，由于企业开展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需要承担不小的风险，且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没有可靠的预期，因此，企业普遍不愿意开展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其投入很少。要改变这种状况，最关键的是要加强企业开展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的长效机制建设，但是这也是比较艰难的事情。（5）我国农村劳动力个人（或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情况令人担忧，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全力支持。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企业及社会要全力参与，农民个人（或家庭）也要尽一份力，并且要加强自身开展人力资本投资（培训）的机制建设。（6）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情况极不理想，其根本原因是大家对此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关键是长效机制没有建立。结合我国实际，最重要的是建立并不断完善农村劳动力培训的长效机制，主要有加强立法，确保农村劳动力培训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统筹协调，分类负责，全员参与的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日常运行机制；建立政府主体、分级负担、全员参与、多元投入、稳定增长的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筹措机制；建立和完善有竞争力的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激励机制；强化市场机制的建设；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培训的监督约束机制。0.4.2　本书的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立足于理论分析，从深层次研究探讨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的形成机制以及解决对策。主要研究方法如下：（1）比较分析法。本书选择国内外典型模型，基于农村人力资源培训的相关理论，横向比较，纵向分析，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的内容体系及方法论进行比较分析，达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成本的可控性研究。（2）文献研究方法。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近些年来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相关学科领域内的权威学术期刊及有关的权威网站，参照文献中的观点数据，在理论上按照人力资源开发的先进理念，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的实际问题。（3）构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机制的系统分析与决策理论方法。本书综合应用系统分析和决策理论等方法，从整体角度建立有效的培训开发机制和政策依据，使培训开发机制中的各要素之间相互搭配与整合，共同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发生作用。

1　劳动力培训理论基础及评述

1.1　主要概念界定

1.劳动力资源

本书所讲的劳动力资源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讲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一词出自当代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于 1954 年所写的《管理的实践》一书。德鲁克提出管理的三大职能，即管理企业、管理经理人员和管理员工及他们的工作。在讨论管理员工及其工作时，德鲁克引入“人力资源”这一概念。他指出：“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相比，唯一的区别就是人，并且是经理们必须考虑的具有‘特殊资产’的资源。”德鲁克认为人力资源拥有当前其他资源所没有的素质，即“具有协调、整合、判断和想象的能力”。经理们可以利用其他资源，但是人力资源只能自我利用，“人对自己是否工作绝对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可见，人力资源是西方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指与物质资源相对应的，在一定时间和区域范围内存在于劳动力人口生命有机体中，可以有效运用并产生经济效益和实现管理目标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2.人力资源开发《辞海》解释道：“人力资源是劳动力的招收、培养、组织、管理、预测等一系列工作的总称。其内容主要有：加强企业的全面人事管理，合理有效地利用人力，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职工素质和岗位技能，加强职工继续教育，完善就业前培训和在职培训，正确处理职工的报酬，协调职工的积极性等。最终目标是达到人事相宜，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可见，“人力资源开发”这一概念提出之初仅限于企业，发展到现在，人力资源开发主要是指通过教育、培训、迁移、管理等方式和途径，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和发展战略，对既定的人力资源进行利用，塑造发展的一个过程。其目的是开发人的潜能，提升人的质量，培养人才。

3.农村劳动力资源

本书所要研究农村人力资源是指我国户籍为农村，男性16~60岁、女性16~55岁的所有劳动力的总和。

4.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

本书所要研究的劳动力资源开发是指政府、企业、个人及社会团体利用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素质，使其能够具备有效地参与社会经济及管理服务等活动所必需的智力、技能、体质以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人的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需要的活动过程。

5.职业农民“农民”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具有鲜明的特征。《辞海》中这样解释“农民”：“农民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主要指贫农和中农。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指集体农民。”这是根据生产者所从事的劳动对象进行定义的，属传统狭义定义。职业农民在本书中是指在《中国统计年鉴》中被称为乡村从业者的人员。职业农民是指将农业作为产业进行经营，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规则来获取报酬，以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

6.农村转移劳动力

本书所指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是指农村人力资源中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一部分人。

7.培训

明塞尔对“培训”一词做了较宽泛的理解。他认为，培训是指为了获得技能或改进就业者的生产能力而进行的投资。它包括学校教育和在工作中得到的培训两个方面，而后者比通常的“在职培训”的内容广泛得多。在工作场合的各种正式的、非正式的培训计划、“干中学”等都属于培训或在职培训。

贝克尔将培训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一般培训是指对所有企业都有用的培训，而特殊培训是指能够更大地提高提供培训的企业生产率的培训。完全的特殊培训是指把接受培训的人用于其他企业时，对生产率没有影响的培训。

本书所研究的培训是指为了让农村人力资源获得知识，转变观念，提高技能，或者让农村劳动力资源生产能力得到改进所进行的投资，按不同的标准可分为引导性培训、技能培训、一般性培训、特殊性培训等类型。

8.机制“机制”这个词语最先是来源于希腊文，其本意是指机械、机械装置和机械构造及其运行原理。但是人们后来将这个概念移植到了生物学和生理学以及医学学科中，并用它来解释有机生命体内部的构造及其生命运动的原理。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又再次将这个概念更广泛运用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中。其意就是泛指某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的内部结构和它的运动工作原理及其内在规律性。《辞海》对此有几种解释：用机器制造的；机器的总体构造和工作原理；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某个复杂的工作系统或某些自然现象的演变规律。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有一个重要的解释是：“由事物的内在规律及其与外部事物的有机联系所形成的系统。”可见“机制”是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

9.农民培训机制

本书所指的农民培训机制就是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民培训的内在机理及运作方式。

1.2　劳动力培训的理论基础

1.早期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现代经济学从其创立开始事实上就已包含了相关的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些思想，这些情况可以从威廉·配第以及亚当·斯密的有关思想中体现出来。

在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著有《赋税论》。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论断，他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对人力资本思想进行阐释的经济学家。不仅如此，威廉·配第还很早就对人口素质的重要性做了较为充分的阐述，他认为：“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艺，就能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能做的许多工作。”因此，可以认为，威廉·配第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启蒙者，或者说，人力资本思想就是启蒙于威廉·配第。

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的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马克思就曾讲过：“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为某种整体，它所包含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由此可见，亚当·斯密是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体系的创立者，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闻名于世的《国富论》是其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学习一种才能，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花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而言，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益。”并且，亚当·斯密还论述了劳动力素质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据此，客观上讲，亚当·斯密是对人力资本思想较早进行系统思考的经济学家，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除此之外，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利希·李斯特、美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等都从不同方面对人力资本理论做了各自的论述，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人力资本理论由于战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非常特殊的现象，从而使以前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遭遇到了空前的极其严峻的挑战，出现了许多人们难以解释的一些情况。比如，按照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资本—收入比率本应该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但人们根据有关的一些统计资料经过科学分析后发现，资本—收入比率却出现了和以前不同的变化状况，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下降。又如，一个国家其国民收入的增长应该与其所消耗的资源的数量的增加同步增加，但是，同上述分析的情况一样，根据对相关国家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了另外的一些异常现象，投入的物质资本、劳动以及土地等各种资源总量大大小于国民的收入。种种新情况的出现，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一些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据此，一些经济学家就对此展开了广泛深入系统的“经济增长”之谜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最终揭开了这个经济增长的谜底，即经济的增长不仅仅是由其投入物质资本引起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其投入的人力资本。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便应运而生，其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有西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卢卡斯等经济学家。（1）西奥多·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

1902年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阿灵顿郡的西奥多·舒尔茨是闻名于世的著名经济学家，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2年获得美国经济学会最高荣誉勋章即沃克奖章，1979年瑞典皇家学院因其对人力资本研究所做出的特殊贡献而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舒尔茨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的投资》的著名演讲，震惊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界。从他这次演讲开始，“人力资本”一词被广泛运用于国际学术界，由此，在全世界掀起了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人力资本理论的热潮。此后，西奥多·舒尔茨先后又出版了诸如《教育的经济价值》（1963）、《报酬递增的源泉》（1993）等多部论著，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深入且系统、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创立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人力资本理论体系。其主要思想包括：资本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构成的；人力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比物质资本更多更大的作用；人力资本是一个人能力和素质的体现，最终表现为一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收益率远远大于其他一切形态的资本投资所产生的投资收益；人力资本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人们后天由其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投资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个人和社会摆脱贫困、促进发展、实现富裕的关键。（2）加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贝克尔同样是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在1964年出版的著作《人力资本》被西方经济学学术界称为“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革命的起点”。他在研究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创建了自己的人力资本理论体系。他先后发表、出版了《生育的经济分析》（1960）、《人力资本投资：一种理论分析》（1962）、《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济分析》（1964）、《时间配置论》（1965）、《家庭经济分析》（1981）等。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即人力资本生产理论、人力资本收益分配理论以及人力资本与职业选择问题理论。在他的人力资本理论体系中，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通过不断地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使其人力资本状况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他认为人口质量的不断提高和其知识的丰富与积累是改善贫困人口的根本性原因。他还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不断地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注重加强本国的基础教育、大力推进在职培训，以此来不断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富裕。此外，贝克尔第一次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行了系统、全面且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均衡条件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当前值等于未来收益的当前价值。”

不仅如此，贝克尔也对人力资本与企业员工的在职培训问题进行了充分系统的论述。他在研究中将企业员工的在职培训区分为两种形式，即“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他认为大多数企业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开展一般培训，其根本原因在于“一般培训”具有非常强的外部性，企业开展对其员工的“一般培训”，员工培训结束后当然首先对本企业有好处，因为员工文化素质改善了、技能水平提高了、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了，也就能有效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由于“一般培训”对所有企业都适用，企业员工参加“一般培训”后在其他企业同样能寻找到工作，这样其他企业即使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不再搞“一般培训”，照样能提高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贝克尔认为，“特殊培训”是在一定条件下只适合于特定企业和行业的这样一些培训，“特殊培训”能够更好地提高开展这种培训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而对其他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影响或者说影响甚小。（3）明塞尔的培训理论

明塞尔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科学院成员，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人口普查委员会委员、《教育经济学评论》副主编、《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副主编，他应该是世界上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关系最早的学者，客观上讲他对此问题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贡献特别突出。特别是1958年，明塞尔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在这篇论著中，他在费德曼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建立了个人收入分析与其接受培训量之间的经济数学模型，指出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导致个人收入差别，才是个人收入呈正偏态分布的主要原因。明塞尔（1970）认为，正规的学校教育或培训既不是培训劳动力的唯一方法，也不是足够的方法，学校教育和培训是一个更一般和预备性阶段的结束，是更专门化并且经常持久性地获得职业技能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就是在职培训。他认为在职培训有很多类型，既包括有学徒制和其他培训计划等正式组织的活动，也包括人们从经验中学习的非正式过程。明塞尔对培训的认识和理解是相当深刻的，他认为培训就是一种投资，人们进行这种投资其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技能，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正规的学校教育以及在工作中得到的培训都属于培训的范畴，工作中得到的培训和人们日常所讲的“在职培训”相比，“在职培训”较其工作中得到的培训就其内容来讲要更加丰富，更加广泛。他对在职培训成本的估计，包括了“干中学”或者从经验中学习的机会，这种机会包含了一种投资成本。明塞尔通过对培训成本的估计，得到了如下结论：对于总人口中的男性而言，用货币（美元）成本表示的在职培训与正规的学校教育同样重要。同时，明塞尔也对在职培训的收益率进行了估计，他的研究表明，以总成本（公共与私人成本）来计算的货币收益率（税前）与学校和在职培训的收益率是相似的。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对现实中的中国来讲是极其重要的。

首先，我国十分突出的“三农”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太低，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加大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投资，必定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并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同时，它也会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且还一定能够有效加快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其次，企业在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动力去组织开展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一般培训，相对而言，企业更愿意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组织开展特殊培训。据此，政府作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的最大受益者就必须发挥其主要作用，包括制定一些相关的制度规范、建立和完善一些体制机制来有效激励和约束企业，开展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尽管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决策要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这无可厚非，但同时，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两个问题，其一是企业必须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其二是企业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最后，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讲，只有通过加强培训，加大对自身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才能够有效提高个人收入，走向富裕。因此，农村劳动力个人（或家庭）必须提高认识，转变观念，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培训。

3.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及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即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了，以此为背景的一种新“经济增长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国家逐步兴起。这种经济增长理论是以技术内生化为主要特征的，它不同于在此之前的即20世纪60年代以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要素作为分析中心而构建起来的人力资本理论，在此基础上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内生经济增长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横空出世，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罗默及卢卡斯等经济学家。（1）罗默的收益递增型增长模型

生于1955年的保罗·罗默（Paul M.Romer）是美国经济学家，先后任斯坦福大学教授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他在1986年及1990年分别出版了《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和《内生技术变革》等论著。他在其著作中充分地论述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其所具有的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这些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一方面自身能够形成递增的收益，另一方面，还能够使其他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等的投入一样也能产生递增的收益，从而最终使整个经济规模收益产生递增效应，实现最终保障一个国家整个社会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在此，在罗默是将“知识”作为一个单独的因素放在了他的收益递增型增长模型中，他认为，一个社会其知识的不断积累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并且，他还将知识区分为两种类型，即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这两种知识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知识能够产生规模经济效益，而专业知识则能够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同时，如果将两者很好结合起来，既可以让知识、技术、人力资本自身产生递增的收益，还能够让其他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等也能够形成收益递增效应。罗默在此还认为，对于各个市场主体即企业来讲，它所获取的垄断利润正是由这种递增的收益所形成的，并且企业又用它获取的这种垄断利润去研究和开发新的产品。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各个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及人均收入情况差别很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能够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此。（2）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37年生于美国华盛顿的雅奇马，被称为经济学天才，是理性预期学派的重量级代表。1995年瑞典皇家学院以他对“理性预期假说的应用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其著名论文《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于1988年发表，在这一著名论著中卢卡斯揭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不能解释国家之间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巨大差异的经验缺陷，提出了两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即两资本模型和两商品模型。他认为，社会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内生化了的人力资本的积累。他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一样，将资本划分成了两种形式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同时，他将人们的劳动也区分为了“原始劳动”与“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两种类型，充分论证了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不是其他什么要素，而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在此，他还系统而全面地研究了人力资本的效用问题，并将人力资本所产生的效用划分为了两种类型。其一是内在效应，它是在接受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其二是外在效应，它则是在边干边学即在职培训过程中形成的。

1990年，卢卡斯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资本不从富国流向贫国》的文章。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卢卡斯系统地分析了国与国之间社会经济增长的相关问题。他认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在其社会经济活动中所投入的人力资本状况直接决定着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国民的收入状况，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差异，主要是由其在生产商品时投入的人力资本的不同状况所决定的。人力资本增长率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也高，国民的收入水平也会自然提高。反之亦然。并且，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能够产生递增收益，因而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发达国家资本利用率也高，能够吸引较多的国际资本。

新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就必须有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现实情况却是，数量巨大、素质不高、人力资本存量极低。这种状况决定了要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和农村劳动力收入稳定增长，国家同样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一些培训机制，有效引导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与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强化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同时，企业只有不断加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使其员工获得专业知识，才可能获得更大的利润。当然，农村劳动力在此也同样获得了不错的收入。

4.公共产品理论

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霍布斯是世界上最早探讨“公共产品”思想的人，这一思想体现在他有关国家的本质的相关论述中。他在其所著的《利维坦》（1651年出版）中明确提出，国家的本质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契约，每人都对他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够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也是比较早的系统地研究和阐述公共产品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54年11月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他认为，纯粹的公共产品是指社会上每一个人所消费的物品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的减少，也就是我们日常所指的由政府提供的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一些产品和劳务。纯粹的公共产品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非排他性，二是非竞争性，三是效用的不可分性。同时，他还将社会产品分为“私人消费品”和“集体（公共）消费品”。后来，马斯格雷夫（1959）、布坎南和奥尔森（1965）、埃尔克（1999）又从不同的方面对公共产品理论做出了许多的阐释。

公共产品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就产生了四种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模型。一是奥尔森在1965年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模型；二是哈丁在1968年提出的“公地的悲剧”模型；三是戴维斯在1973年提出的“囚徒的困境”模型；四是奥斯特罗在1990年所提出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模型。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客观上对经济学理论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产品应该分为三大类别，一是纯公共产品，二是准公共产品，三是私人产品。区分社会产品的类别的主要标准就是看其“两性”状况如何，即“非排他性”以及“非竞争性”。所谓“非排他性”是指某一个人在消费某一种物品时，不能够阻止其他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所谓“非竞争性”是指某一个人对一种物品的消费影响不到其他人同时消费这种物品以及从中获得的效用。

公共物品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比如城市中的路灯、绿化、司法、法律法规、造币厂、军队以及国防等。而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如公共图书馆、电信、义务教育、自来水等。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具有纯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纯公共产品是比较少的，更多的公共物品是属于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而私人产品则正好与公共产品相反，它是指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

政府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纯公共产品一般都是由政府直接提供，而准公共产品则由政府和市场共同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关键因素在于国家的税收，税收标准必须依据每个人在其消费公共产品时的受益程度来确定，即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必然要求每一个人根据自己消费公共产品时的受益状况来承担相应的生产公共产品时所花费的成本，公共产品的合理分配、税收水准与公共产品供给水准的相关均衡是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核心问题。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不足的，必然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这种情况的产生必然使公共产品的需求水平始终大于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

公共产品理论提示我们，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农村劳动力培训，同样具有公共产品的一些基本属性，必然要发挥相应的一些效用。也正因为农村劳动力培训所具有的比较强的外部性，政府在此就必须充分地发挥主导作用，当然这种主导作用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完全靠行政命令的方式，而是政府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来实现的。

2　中国农村劳动力现状及培训的历史回顾和经验

2.1　中国农村劳动力现状评价

1.农村人口数量分析

从古至今，中国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一直就是中国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即便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反而由于在一些特殊时期实施了诸如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和人口政策等特殊的政策造成了此情况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中国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数量急剧膨胀。全国人口从1949年的54 167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136 072万人，增长了81 905万人，其中仅农村人口就从1949年的48 402万人增长到2013年67 112万人，增长了14 559万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国家有关政策的不断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整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农部门和产业的迅速壮大，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步伐迅速加快，水平不断提高，上述情况有了显著的改变。在中国总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中国农村人口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迅速下降，例如，1978年农村人口比例占总人口的82.08%，但到了2013年，这个比例就下降到了46.27%，降幅达35.81个百分点，在此期间，这个比例都是在逐年下降的，如表2-1所示。表2-1 1978—2009年中国城乡人口结构

2.农村劳动力数量分析

尽管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很大，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巨大，农村人口的绝对量依然很大。比如，即使是2013年，我国农村人口也有62 961万人，比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的总人口都还要多得多。在此，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也意味着我国农村拥有极其丰富的人力资源。如表2-2：1978—2013年中国城乡劳动力结构所示，随着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绝对量的增加，中国农村劳动力数量1978—2001年基本上是处于上升态势，到2001年绝对数达到了最高的49 085万人，比1978年净增了18 447万人，2001—2010年农村劳动力是处于下降态势，2010年比2001年净减少了12 450万人。从总体来看，农村劳动力比例是相对下降的态势。从1978年的76.3%下降到2009年的60.1%，下降了16.2个百分点。从绝对量来看，1978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共有30 638万人，2009年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为46 875万人，在此期间，我国农村劳动力共增加了16 247万人。这说明，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进步与发展，农村劳动力占比缩小了；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绝对量仍然十分巨大，相对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其农村劳动力占其总劳动力只有2%左右的比例，我国农村劳动力占比仍然是很高的。表2-2 1978—2009年中国城乡劳动力结构2.1.2　农村劳动力资源素质分析

1.我国国民包括农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人口素质既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教育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是显示一个国家、地区未来发展潜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其中国民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重要方面。

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春天的到来，义务教育的普及，各种教育培训的大力开展，使我国人口素质逐步获得了很大提高。原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讲到，到2006年，中国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了8.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0年以上。全国总人口中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已达7 000多万人，从业人员中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已位居世界前列，中国正在加速完成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从表2-3可以看到，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国民的文化水平随着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有了明显提高。1964—2010年，初中及初中以上水平的国民有了极大的增长，其中，每10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增长了21.5倍，高中和中专增长了10.6倍，初中增长了8.3倍，学历层次越高其增长的幅度越大。同时我们看到，在此期间每10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中，初中以下水平包括小学及文盲人口的国民有了明显下降。其中，小学水平的人下降了1 551万人，文盲状况的人下降了 17 861 万人，文盲率下降了29.5个百分点。表2-3 1964—2010年中国人口文化素质发展

2.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但总体文化素质偏低

如表2-4所示，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是在不断提高的。1990—2010年，平均每100个劳动力中，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农村劳动力由20.73人减少到5.73人，减少了15人；小学程度的农村劳动力由38.86人减少到了24.44人，减少了14.42人。而与此同时，平均每100个劳动力中，初中程度的农村劳动力由1990年的32.84人提高到了52.44人，增加了19.66人；高中程度的农村劳动力由6.96人增加到了12.05人，增加了5.55人；中专程度的农村劳动力由0.51人增加到了2.93人， 增加了2.42人；大专及大专以上的农村劳动力由0.1人增加到了2.41人，增加了2.4人。这些数据变动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从减少的情况来，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农村劳动力减少最多，文化水平稍高一点的小学程度的农村劳动力又减少得少一点。而从增加的情况来看，文化程度越高，增加的人数相对较少，初中程度的农村劳动力增加最多，大专及大专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增加人数最少，但增幅最大。总体来讲，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这一增一降，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已经有了显著增强。表2-4 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总体上还是不高的，主要体现在：

首先，中国农村人口文化水平与中国城镇人口文化水平差距很大，这一点可以从表2-5中反映出来。在2000年，我国城镇每10万人拥有大专及大专以上的人口是8 899人，而在农村每10万人拥有大专及大专以上的人口只有492人，整整少了8 407人，城镇是农村的18.1倍；同期，我国城镇和农村每10万人拥有高中和中专的人口分别是21 265人和5 316人，城镇是农村的4倍；城镇和农村每10万人拥有初中的人口分别是35 233人和33 266人，城镇比农村多了1 967人，城镇是农村的1.06倍。而与此同时，在此期间内城镇和农村每10万人拥有小学及以下的人口分别是23 488人和42 756人，农村比城镇多了19 268人，农村是城镇的1.82倍。对比城镇和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的这种情况可以发现，在城镇每10万人拥有文化水平越高的人数远大于农村，而与此相反，在农村中每10万人拥有文化水平越低的人数也远大于城镇，这两者之间的反差也是显而易见的。表2-5 2000年城乡每十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数

其次，中国农民文化程度与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相比，差距更是巨大。（1）从各个国家其居民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来看。2000年，15岁以上的中国公民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约为7.85年，25岁以上中国公民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则约为7.42年。这种情况基本没有办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美国15岁以上国民接受教育的情况在100年前就与此差不多了。在25~64岁年龄段公民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来看，2000年中国公民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仅为7.97年，而1999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以及德国其公民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分别为12.74年、12.55年、12.46年、12.34年和11.48年，我国2000年的水平与这些国家1999年的水平相比就分别低了4.77年、4.58年、4.49年、4.37年、3.51年，这个差距是不言而喻的。（2）从农民的文化素养来看。1990年我国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有1.8亿多人，占同期世界文盲的20%左右，居世界榜首，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美国1969年的文盲人数只占人口的1%，而我国1995年农民文盲仍占农民总数的13.47%。在发达国家，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务农人口占比很高，如美国为32.2%、日本为21.2%、加拿大为19.3%、澳大利亚为21.2%。其务农人员中文盲比例十分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美国仅为0.5%，欧洲为2.2%。

3.中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受训程度偏低

从职业技能来看，我国农民接受过短期技术培训的只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劳动力中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目前，在发达国家，农村技术推广人员与农村人口比为1∶100，而中国为1∶1 200，平均1万亩（1亩≈666.67平方米）耕地不足1名农村技术人员。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也显示，只有10.5%的农民工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26.2%的农民工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多达68.8%的农民工既没有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也没有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有关调查还显示，一年之内接受过一次科技培训的中国农村劳动力不足1/3，接受过两次以上的技术培训的农民不足3%。2007年，对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进行调查，经过培训的仅占外出就业劳动力的19.2%，不到20%。抽样调查也表明，在中国农民知道两种化肥农药并掌握其主要技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农民大概只有3%左右，有11.7%的农民还不能正确处理养殖过程当中的最常见的问题。

我国农民接受培训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情况相比，差距也是十分明显的。比如，1990年芬兰有46%的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1993年瑞士有38%的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1996年加拿大有35%的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1995年法国有31%的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1998年德国有48%的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4.农村专业技术人才奇缺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农村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仅占农业劳动力的0.71%，而其他各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占劳动力的比例为17.26%，比农业部门高出23倍。目前，我国每4.76平方千米土地只有1名农业技术人员；7 000头牲畜只有1名兽医人员；每万亩森林仅有0.53个林业专业人员。中国农业科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为1/10 000，而发达国家是30/10 000~40/10 000。由于劳动力的文化科学水平低，中国现有适合农村应用的70%左右的科技成果在农村推广不了。科学技术进步因素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只有30%，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率一般都在60%~80%。乡村“精英”太少了，农业现代化就没有指望，“乡村凋敝”衬托“城市辉煌”的现象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综上所述，一方面，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特别丰富、数量巨大；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大力发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在职培训等，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水平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推进都有巨大的提高。但是，在此我们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总体上来讲，不管是与世界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村劳动力的素质状况相比较，还是与国内城市劳动力的素质状况相比较，尤其是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要求相对比，差距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各级党委政府更要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大力加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以此全面推进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2.2　中国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历史回顾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并未接受过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技术、职业技能方面的正规培训。1949—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中国农村劳动力是以接受文化知识教育，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为主。在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劳动力同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一样翻身得了解放，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他们迫切渴望知识，渴求拥有知识，要求掌握各种技术、技能，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农业种植技术等的积极性应该是空前高涨的。同时，农村集体和农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办起了诸如扫盲班、技术夜校、农民业余学校等各级各类农民教育培训学校。同时，党和国家对农民教育也非常关注，做了一些大胆的探索，组织制定并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此来促进和推动我国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比如，1951年3月，教育部颁发《关于各校转为常年农民业余学校的指示》；1959年年底，全国农民教育和业余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在农民教育开展上要大力发展农民业余初等学校，积极举办业余中等学校，并指出除学习政治文化外，一定要适应生产的需要，加强技术教育。1960年，河北农业大学开办“生产能手班”，该班在该校招收了60名河北省的劳动模范和生产能手，一方面对他们进行科学文化知识、基础理论知识的教育培养；另一方面，也注重强化对这些劳动模范和生产能手进行先进农业技术培训。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民教育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尽管在此期间掀起举办“五七农民大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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