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论丛（2016年第4辑，总第14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主办、付景川(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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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论丛（2016年第4辑，总第14辑）试读：

在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由于对最高权力的血腥争夺，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在国家安全中一直处于最突出的地位。同时，由于专制统治权的获得与维护都特别倚重军事武装力量，且多伴随着大规模战争或武力较量，这就使人们不得不重视军事问题。从而使原本是争夺政治权力之强力手段的军事力量，转化为一种安全主体，形成了广受重视的军事安全问题。由此，国家安全长期被简化为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甚至被异化为某家、某姓王朝的安全。在“朕即国家”的传统观念和传统实践中，保障国家安全成了运用军事力量保卫皇家的安全。近代由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制之后，国家安全虽然不再等于王朝安全，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突出地表现为政治安全、军事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这几个方面。

与此不同，随着冷战结束和非传统安全观的兴起，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安全不再被局限于如上几个传统方面，而是被扩展到文化、科技、生态、信息等非传统领域，保障国家安全也不再局限于运用军事力量保障国家政权稳定、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这几个方面，而是要运用包括文化等软实力在内的一切力量来保障包括文化、科技、生态、信息等当代国家必不可少的各方面构成要素的安全，也就是既要保障传统的政治安全、领土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等，又要保障非传统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因而，构成当代国家安全的每一个要素，无论是传统的领土安全、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还是非传统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都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内容；而能够保障国家安全的一切手段，无论是传统的军事较量、政治斗争、外交谈判、保密反谍，还是非传统的文化交流、科技发展、信息攻防、生态保护、安全合作，都需要综合运用于国家安全保障中。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就是要广泛运用一切能够运用的手段，特别是各种非传统手段，来保障国家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或每一个构成国家安全要素的安全。

按照当代政治学基本原理，人口、土地、政府、主权是国家安全的四个基本构成要素。由于政府不仅是一种政治性存在，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一种军事性存在，因此它便包括政治与军事两个方面。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国家安全本身最基本的五个构成要素，即国民安全、国域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主权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理所当然地就要保障构成国家基本要素的安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一种社会存在，其基础依然是经济。离开经济，即便有了国民、国土、政府，国家也无法存在。因此，经济不仅是国家的一个构成要素，而且是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经济安全也由此成为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之一，事实上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安全要素。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思想理论上没有把经济放在其应有的基础地位上，从而使国家理论忽略了经济作为国家基本构成要素的存在，传统安全观也由此忽略了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基础地位。然而事实上，经济是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经济安全也是国家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之一，而且是处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主权安全之前的原始要素。由此，保障国家安全在事实上一直包括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

与此同时，由于经济活动和整个人类生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自然资源在国家产生初期就已经成为国家生存的另一个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资源安全也便成为国家安全的另一个传统要素。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之所以没有把资源作为国家构成要素提出来，传统安全观也没有提出资源安全问题，是因为以往人类生存最基本的自然资源只有土地，而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充分地利用着自然界的几乎所有资源，包括矿产资源、石油资源、动植物资源等。今天，由于对自然资源的全面依赖和利用，资源安全便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独立的构成要素，同时也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原始要素。因此，保障国家安全就必须保障国家自然资源的安全。

与自然资源及经济活动同样原始的，还有一个不同于政治、军事等社会领域的非政治性社会，即非官方社会或民间社会。这种狭义社会的存在，不仅是任何国家都不可缺少的，而且也是国家安全在多数情况下也不可缺少的。这就形成了社会安全问题，社会安全也成了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对象和内容。

如此一来，国家安全便有八个比较原始或传统的构成要素，即国民安全、国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从传统与非传统相区分的角度看，这些要素都是国家安全的传统要素。在当代国家安全实践中，保障国家安全当然包括了保障这些传统国家安全要素的安全。

与此不同，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则是当代才出现的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要素。虽然从根源上讲，不仅文化和技术问题在古代就已经存在，而且生态和信息也早已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但是由于这些方面在以往的国家生活中并不突出，并没有特别显露出对安全的需要，因而它们并不是古老国家中就已存在的安全问题，甚至不是近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安全问题。文化成为安全问题，是因为近代不同国家的文化冲突的出现，特别是不同文化体系之间战争的出现，以及与此伴随的文化侵略、文化渗透和文化掠夺的出现。科技安全也是由于近代工业出现后，科学对技术的支撑作用日益突出，科学技术的经济效益日益受到重视。至于生态环境，在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一直不是什么问题，更没有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安全问题，而只有在工业污染日益严重的工业时代，它才以环境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也只有在冷战后期它才由于世界大战阴云的飘散而逐渐成为一个重大的安全问题和重大的国家安全问题。与前述那些安全问题在古代多多少少都有某些痕迹不同，信息安全是一个非常纯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信息安全”一词中，信息并不是那些普遍存在于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普通信息，而是指存在于计算机和网络中的信息。因此，信息安全是一个与信息技术相伴随的新生安全问题。在新的时代，保障国家安全显然必须保障这些非常明显的非传统安全要素的安全。二

虽然对如何在上述要素中清楚划分出传统要素和非传统要素人们依然存在着不同认识，但对于它们都是当代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则基本没有太多疑义。这就是说，当代国家安全包括了国民安全、国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12个基本构成要素。这12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当代国家安全保障的具体内容。全面保障国家安全，首先就要全面保障这些国家安全基本构成要素的安全。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国家安全本身的构成要素，目前已经被排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更在于每一个名单下都还有许多二级、三级构成要素，且这些要素是当前人们谈到国家安全时经常说到的。海洋安全、能源安全、石油安全、稀土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核安全、水安全等，都是这样一些重要内容。只是由于它们可以被分别归为上述12个要素中的某些要素的名下，因而我们没有把其与上述12个要素并列。例如，海洋安全主要指的是海洋国土安全，因而基本可以归到国域安全名下，甚至海洋中各种各样丰富珍贵的资源，它们的安全问题又可以归到资源安全名下。再如，能源安全、石油安全、稀土安全、水安全，都是资源安全的内容。像金融安全、粮食安全，则是经济安全的次级要素。核安全在当代非常重要，但它并不是一个与上述12个要素平起平坐的独立要素，而是分别处于资源安全、军事安全和科技安全之下的要素，具体来说分别是核资源安全、核武器安全和核技术应用安全。这样分解下去，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将变得更为复杂，而这种复杂并不是人为制造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形成国家安全构成客观上的复杂性。由此来看，这样一些不同的次级安全要素和再次级安全要素，也都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对象，有时还是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对象。核安全不会因为它是国家安全的次级要素而不重要，保障核安全也不因为保障的是次级安全要素而变得不那么重要。

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国家安全的12个一级要素的内部结构越来越清晰明了，而且也会因为内部次级要素的日益清晰而不得不改变某些一级要素的名称。例如，当今时代的国家生存空间，除了传统的领陆、领水、领空、底土外，还出现了外太空、网络空间、电磁空间等领域，因而只讲国土安全已经难以准确全面表述当前国家生存空间的安全问题。为此，我们用“国域”概念取代“领土”“国土”概念，把传统的领陆、领水、领空、底土等概念分别表述为陆域、水域、空域、底域等概念，同时增加天域、网域、磁域三个概念，并把“国土安全”概念扩展为“国域安全”概念。由此，国域安全就是国家的陆域、水域、空域、底域、天域、磁域、网域等生存发展空间不受分割与威胁的状态，具体由陆域安全、水域安全、空域安全、底域安全、天域安全、磁域安全、网域安全七个方面构成。这里，我们仅就国域安全和信息安全两个要素包括的次级要素简略图示如下（见图1）。

图1 国域安全和信息安全两个要素包括的次级要素

要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各个方面的安全，就必须消除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的各种不利因素，其中既包括自然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既包括国家内部的因素也包括国家外部的因素，既包括天灾也包括人祸，既包括内忧也包括外患，既包括传统安全威胁也包括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相互交织渗透，是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重要时代特征。从当前来看，暴力恐怖犯罪、网络信息攻击、生态环境恶化、金融风险上升、社会矛盾叠加、贪污腐败严重，都是影响或威胁国家安全的非传统因素。围绕东海和南海岛屿展开的海洋国土的国际争端，也使中国难以排除传统军事威胁的风险。如此等等，都是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必须全面关注、全面化解、全面排除的隐患和风险因素。

更重要的是，要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必须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包括各种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机构与活动，又必须包括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机构与活动。从大的方面划分，一个全面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可以分为保障机制与保障活动两大部分，其中的保障机制又可以分硬件和软件，保障活动则包括硬手段的活动与软手段的活动。这从下面的图2中可以看到。

图2 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在概括总结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时，提出了“四个全面”的说法，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但是，我们还需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全面”概括进去，这就是“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尽管习近平总书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全面保障国家安全”这样的话，但他于2014年提出并在后来不断强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事实上蕴涵了“全面保障国家安全”的思想。由于国家安全在当前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更由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深刻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因而在“四个全面”之外，再加上“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也有利于我们更全面掌握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事实上，“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一种全面的国家安全观，是涉及当代国家安全方方面面的国家安全观。从构成要素上看，通过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强调“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特别强调“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习近平总书记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共提出了12个安全问题，即人民安全（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这些要素中的前11个是国家安全的一级构成要素，核安全则是以不同性质分别处于军事安全、科技安全、资源安全下的二级要素。如果不局限于2014年4月在国安委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的讲话，而是全面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前此后的各种讲话，那么就会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还讲过粮食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等一系列国家安全的二级要素甚至三级要素，而且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保障众多国家安全要素之安全的重要意义。

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并不意味着对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等量齐观，而需要对复杂多样的安全问题进行合理定位。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就明确指出了人民安全的宗旨性、核心性，指出了政治安全的根本性，指出了经济安全的基础性，指出了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保障性作用，指出了中国国家安全必须依托国际安全。在这多方面的安全中，只有“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才是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安全与历史上封建王朝国家安全的根本区别，也是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国家安全的根本区别，是最重要的中国特色，即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还具体论述说，要“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对于“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在首次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也曾具体指出，要“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在后来不久召开的第四届亚信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提出“亚洲安全观”的形式，对国际安全及如何由此保障各国安全作了更具体的论述，指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对于“共同安全”，他的解释是：“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安全应该是包容的。应该把亚洲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恪守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对于综合安全，他说：“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亚洲安全问题极为复杂，既有热点敏感问题，又有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网络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带来的挑战明显上升，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在进一步拓展。”对于合作安全，他认为：“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对于可持续安全，他强调：“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贫瘠的土地上长不出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

在具体论述国家安全不同构成要素和因素及保障国家安全的具体内容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做说明时，已经从战略层次上指出当前保障中国国家安全需要解决的一些战略性问题，其中第一条就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对此，他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如果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是建立健全全面保障国家安全的体制机制的话，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四大职责，则是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在当前需要推进的具体工作。这些具有战略顶层设计性质的具体工作分别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两年多来，以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为开端，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反间谍法》、新《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的颁布实施，以及《国家安全战略纲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已不只是一个理论设想与战略布局，而是已经迅速转变为扎扎实实的国家安全实践。从学说理论到实践活动，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已具有初步形态。

由此可见，从逻辑关系上看，“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应作为第二个“全面”排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排在其他三个“全面”之前。这是因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无外乎两件，一是发展问题，二是安全问题，只有这两方面才是国家大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说的是国家发展问题，是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发展问题。为此，接着就应该有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紧跟其后，即“全面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甚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无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说，还是对“全面保障国家安全”来说，都是途径、方法、工具、手段的选择问题，因而应排在“发展”和“安全”这两个持久性战略问题之后。这样，习近平重要讲话便可以被概括为“五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Comprehensively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Liu Yuejin

Abstract：Contemporary national security includes twelve basic elements：national security，homeland security，resource security，economic security，social security，political security，military security，sovereign security，cultural security，technological security，ecological security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The comprehensive safeguard of national security means comprehensively ensuring the security of these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elements mentioned above. To this end，countries need to build，including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measures and two types of institutions，a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President Xi’s series of speeches on national security，especially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contains the important idea of “comprehensively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ecurity protection” with “four comprehensive” and upgrade the “four comprehensive” to “five comprehensive”，namely：“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comprehensively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comprehensively administer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Key Words：National Security；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Comprehensively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Four Comprehensive；Five Comprehensive

[1] 刘跃进，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新型智库与高校智库[1]王保庆 杨宜勇【摘要】世界上各国现代智库逐步兴起并不断发展，需要对具有代表性的大国智库认真总结。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并强调新型智库建设问题，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相对于政府智库，高校智库有着独特的优势和功能作用。办好高校智库，应解决好五个重要问题：一是明确功能与目标；二是选择学科与方向；三是规范任务与方法；四是提供报送传播渠道；五是制定科学考核标准。【关键词】现代智库 智库模式 高校智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以中央决定的名义使用“智库”概念，强调新型智库建设问题。这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智库建设的反映，也是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首次把智库建设作为软实力建设的核心问题，提到了国家重大决策层面。一 现代智库的逐步兴起

智库是外脑、是高参、是思想库、是智囊团。在中国古代，诸葛亮之于刘备、刘伯温之于朱元璋，就是外脑和高参，是著名的智库式人物。自中世纪以来，世界上第一个集团性、拉网式智库，是英国皇家资助的旨在促进科学发展的英国皇家学会。它成立于1660年，英国女皇是其资助人。自创立后，英国皇家学会一直起着英国科学院的作用，至今长盛不衰。它最突出的贡献，是通过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推动英国在全球率先实现了两次产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世界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成为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强国。因此，英国虽然最早兴起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皇室却始终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目前，该学会最著名的院士包括霍金（数学与物理学家）、互联网发明人蒂姆·伯纳斯·李以及安妮·麦克莱伦（胚胎移植与肝细胞研究国家级权威）。

美国科学界和知识界十分重视理论面向实际。从现代意义上讲，1911年成立的拉塞尔塞奇基金会、1913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美国最早的民间出资智库，主要关注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1919年，美国又成立了研究和平与战争的胡佛研究所。这一时期成立的研究机构，被称为美国的第一波智库。二战后，美国又兴起了第二波智库。其中，最著名的是以研究军事和国际重大问题为主旨的民间智库兰德公司，它强调不受政府或任何派别干扰的独立研究，以追求客观性、科学性和预见性为宗旨。这种对客观性、独立性、预见性的追求，使其研究成果屡屡应验，名声大振。

智库多是公益性的，一般都聘用知名大学教授或某一领域具有独特研究能力的专家，学科多样、文理交叉。因此，资金支持是一个基本问题，没有政府支持或企业资助，很难持续。中国经济的积贫积弱，严重地制约了近现代智库的创立和发展。民国时创办的高校，定位于人才培养，基本上都不是智库，而只是知库。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定位于智库的是毛泽东委派叶剑英元帅筹划创办的军事科学院，专司中央军委在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军队管理和法律制度建设、军事运筹、外军情况、大国关系与国防建设等基础学科领域和重大现实问题方向开展研究工作。其中，对国家安全、外交等领域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成果，则由军内有关领导批转参阅，研究成果多以加密文件的形式报送。由于科研成果多数涉密，军事科学院严格控制资深研究员公开披露其研究成果。该院历任院长和政委皆为军界著名人物，如叶剑英、粟裕、王树声、宋时轮、肖华、赵南起、张工、徐惠滋、王祖训、刘源等。由于成果保密的原因，外界甚至在各战区基层官兵中，对军事科学院知之甚少。然而，美国国防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兰德公司，则对中国这一军事智库颇为关注。改革开放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挂牌成立，堪称中国第一家高层次、重量级政府智库。它有专设的高规格编制和众多的专职员额，对党中央、国务院在改革发展领域的诸多重大决策起到了得力的智囊团、思想库作用。

中国已有智库，为什么还要办智库？这是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日益发展、不断扩大和复杂的必然要求，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人类已进入以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社会，知识爆炸、信息海量，全球每分钟制造的数据多达1700万亿字节，如若储存，则需36万张光盘。我们的时代是终身学习的时代，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历史早已终结，堂吉诃德式的单打独斗极难成就大事。在高校智库中，厉以宁、林毅夫、李稻葵、胡鞍钢、樊纲等都很著名。他们的研究比较超前，有的以储备性为主，并且进一步打开了“对话世界”的视野和胸襟。如果一个国家或高校的智库没有世界眼光，必然会像清朝后期闭关锁国那样，导致落伍。对于地方来说，研究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既要立足于地方，也要关注全国、放眼世界。要学会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地方。这样做，才能提高高校智库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地区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二 大国智库模式与中国重点智库

在2016年1月27日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5》称：2015年，全球智库已达6846家，其中北美智库为1931家，欧洲智库为1770家，亚洲智库为1262家。美国智库为1835家，居世界第一；中国智库有435家，居世界第二。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话语体系、关注目标等决定了不同的智库模式。

智库的“美国模式”表现为：独立性、特色化、现实性和简洁性。其中，独立性是本质特征。它包括思想的独立、资金的独立和政治的独立。为保证智库专家研究的独立性，美国智库在机构设置上以政策研究为核心。资金的独立是指智库的研究不受资金来源的影响，每家智库在接受资金捐赠时都力图保证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结论不受资金来源的影响并努力使资金来源多元化。政治的独立是指美国智库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研究过程遵循客观、独立。虽然某些智库的研究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倾向，但大多数美国智库都力求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受任何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美国，高校智库是美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着力点。

智库的“苏联模式”要追溯至前苏联的智库，出现于苏共二十大之后，即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反思国内经济和政治现实，同时弥补当时的苏共领导层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认知的严重不足，以苏联科学院为首建立了一系列智库机构。除了科学院体系内的智库，前苏联共产党内也设立了一些分析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提升官方意识形态，使之适应新的世界水平和新时代的要求。前苏联领导层利用这些党内智库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受当时历史的局限，苏共党内智库专家学者的主要职能是为苏共各种决策提供理论支持。进入俄罗斯时代，普京特别重视高校智库的作用。

智库的“中国模式”表现为：在逐步培育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和思想市场的过程中，从制定有效规制着手，形成智库思想市场“培育”与“规制”相辅相成的两翼，共同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思想创新与有效管理的机制，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智力支持和决策依据。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开放和培育智库思想市场；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其做出有效规制，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智库思想市场，力争超越苏联模式，融合美国模式。在中国，地方高校是科技、知识与智慧汇集的地方，高校智库服务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越来越成为其重要职能。

2015年12月1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开始向着“国家亟须、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目标集中发力，致力于为中国智库建设引航开路、树立标杆，在事关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目标方向和举措等方面，积极开展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和前瞻性问题研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2015年12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会在京举行，共有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其中高校智库占了六家，超过四分之一。这些试点单位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共10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编译局，新华社，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第二类是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形成的专业性智库，共12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第三类是依托大型国有企业形成的智库，只有1家：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第四类是基础较好的社会智库，共2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初步规划，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要搞100家。

一些独具特色、方向明确的智库，依托高校建立起来。例如，2014年3月20日，华侨大学在国内高校中率先成立了海丝研究院，并由校长贾益民兼任院长。该研究院下设三个中心，分别是经济战略研究中心、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和文化交流与传播研究中心，涵盖了“一带一路”最重要的领域。其开展的工作有三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涉及“一带一路”有关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二是区域层面，研究福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该发挥的作用，还有如何对接台湾，和台湾一起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问题；三是涉侨层面，研究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发挥作用等。两年多来，华大海丝研究院主办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高端论坛和两岸四地经济论坛（澳门），参与主办首届国际丝路论坛（悉尼）；承办了第八届海外华商中国投资峰会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参加了“华侨华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五届亚洲研究论坛等多场学术交流活动；同时，还协办了“2015海外华商中国投资峰会”，设立了海丝研究发展基金，参与了泉州市、厦门市海丝战略行动方案的制定。三 对高校智库建设的几点建议

高校智库与政府智库有较大不同。就高校来说，主要优势是：相对独立，较强的专业性而带来较深入的研究，信息资源因学科领域比较完善而多元丰富，传统文化及人文精神比较厚重、人才荟萃，等等。但也有相对薄弱、不足之处，需要更加注意密切联系实际，需要更加注重实际考察与调查研究，需要与政府或企事业单位之间加强互动合作与交流。总之，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是高校智库建设和功能发挥中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一）明确功能与目标

在国际社会，高校智库的基本功能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引领思想潮流，推动理论创新；二是影响政府决策，推动社会进步；三是开展管理与科技咨询，推动经济发展与科技转化。高校智库为了发挥以上功能，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或者说，是提高自身的软实力。

在中国，政府智库是分层级的。高校智库也受到地域限制，划分为不同的服务层级。服务层级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校智库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北京著名高校依据政治文化中心的地缘政治优势，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不仅是全国性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性的。一些著名的地方高校影响力也超越了地缘制约。而对于多数地方高校来说，其目标定位应当与其所处的地缘位置相适应。一般来说，处于直辖市、省会城市的省级高校，往往学科齐全、传统文化资源丰厚、人才济济，其目标定位可以有一定的扩容性，可以考虑立足本省、服务地区、关注全国、对话国际。也就是说，高校智库与地方政府智库不同，其独立性往往表现在视野的开阔性、研究成果的多元性和前瞻性。（二）选择学科与方向

综合性大学的学科齐全，适合建设综合性智库，如政治与法律、经济与社会、生态与环境、教育与科技、国际关系与秩序等。但大多数高校的智库建设都是有选择的。选择的依据，主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本校的主要优势和人才；二是该学科的社会地位和前景；三是社会实际需要。有的则以重大问题来设置，实现学科交叉、文理并用。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贸易规则的研究将在国内智库建设中成为显学，即使是处于一个省区之内，也极易产出有价值的重大成果。值得注意的是，高校智库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并非完全游离、超脱于政府智库之外，而是需要与政府智库互补互动、相得益彰而发挥功能。在研究定位、研究方向和课题选择上，既要接受政府的指导性、需求性意见，又要更加侧重于面向长远性、内在性、深刻性、战略性的需求。（三）规范任务与方法

高校智库的主要任务有三点：一是承接党政机关赋予的决策咨询课题；二是申请不同层级的社科基金课题；三是自选课题及合作培养智库类研究生。

智库不同于知库。高校总体上说属于知识库，着眼于系统传授已有知识，而智库是运用知识，着眼于以智慧来解决现实问题或预研未来发展。因此，高校有利于建立智库，但并不等同于就是智库。智库的突出特点是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以社会迫切需要为牵引，与政府机构相联系，在成果上努力实现内容实、质量高、上层次、可操作、短平快。

以上特点落实在工作方法上，应体现五个结合、五个为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以应用研究为主攻；储备项目与应急项目相结合，以应急项目为主攻；自选课题与计划课题相结合，以计划课题为主攻；传播形式与内容质量相结合，以内容质量为主攻；兼职研究与专职研究相结合，以专职研究为主攻。这里举个例子，如河南理工大学太行发展研究院，应实施“小内核、大外围”的人员组合模式；坚持主攻河南重大课题，依托和带动各二级学院优势学科，实现“快步小跑、跨越发展”。（四）提供报送传播渠道

智库的成果和产品，除专项定制外，多以内部参考和要报的形式来呈送和传播。比如说，中国社科院主办的《要报》、新华社主办的《动态清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研究报告》、人民日报主办的《内部参考》、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情况反映》。同时，这种传播平台多数都有特定的报送范围和涉密等级。省教育厅若在高校建设几个智库，就应当创办内部刊物，提供报送和传播平台。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校内部刊物的选题和成果质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本省高校智库的水平和社会影响力。

就地方高校来说，建议由省教育厅牵头，创办独立的内部参考刊物。其宗旨和定位可用三句话来概括：追踪理论前沿，奉献学术精品；关注国计民生，提供决策参考；立足本地或所属区域，眼观世界风云。除专题调研或研究报告外，智库文稿原则上限定于3000～5000字，否则，高层领导不看或没有时间去看。实际上，要把大事、复杂的事说清、拿准，篇幅越小越需要功力和水平。（五）制定科学考核标准

智库产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公开发表，引导社会舆论的论文。国内多数高校把“三报一刊”以及《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认定为高标准。二是被国家级智库报送平台所采用，特别是被中央领导批示采纳，作为最高成果。三是政府委托课题的结项或出版。由于智库的功能定位不同，评价体系应当多元化，体现科学性、公平性。但其根本标准是实践标准，是对党、国家和人民所做的贡献，是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和作用。资金也是高校智库建设的重要问题，一般由高校自筹或寻求政府、企业资助。智库文稿除专著外，与写讲稿和做文章是不同的，要求更高。初办高校智库，需要对中青年学者有所培训。

为打造高校智库高地和社会影响力，地方政府应当与所在地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等学府共同研究上述问题，在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办好内部参考读物等平台的基础上，可进一步策划成立省级或市级高校智库联盟，甚至可能开展智库外交，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和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New Think Tanks and University Think TankWang Baoqing Yang Yiyong

Abstract：The world’s modern think tank gradually rise and continue to develop，and a representative think tank of big countries need to seriously sum up.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a Number of Major Issues in the Decision adopted b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put forward and stressed that the new think tank building，which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far-reaching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e university think tank has a unique advantage and function comparing to the government think tank. To tap into the university think tank，we should solve five important problems：one is to clarify the functions and objectives；the second is to choose disciplines and direction；the third is to standardize tasks and methods；the fourth is to provid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the last is to develop scientific assessment standards.

Key Words：Modern Think Tank；Think Tank Model；The University Think Tank

[1] 王保庆，中国管理学会副会长，河南理工大学教授；杨宜勇，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珠江视窗ZHUJIANG WINDOW“一带一路”背景下珠海港发展战略研究[1]课题组【摘要】珠海不仅是重要的经济特区之一和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而且也是古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将珠海港发展纳入“一带一路”宏观战略，是实现珠海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现实需要，有利于体制机制创新的新突破，并将带动珠海市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珠海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备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问题和瓶颈。笔者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是：推动珠、澳合作成立“中葡学院”，拓展政策沟通渠道；推动成立“基础设施产业高新技术与服务转移基地”；以港口建设为突破口，规划建设几个双边、多边合作开发示范区；推动成立“中拉、南亚港口城市联盟”；依托会展等特色产业，促进文化交流融合。【关键词】“一带一路” 珠海港 互联互通 港口城市联盟“一带一路”是21世纪中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不仅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而且在其付诸实施之后，已经并且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深远的效应。在这样的背景下，珠海既需要有积极进取、主动参与的发展姿态，又需要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理性审视，以改革创新为突破，寻求科学、和谐、可持续的长期发展。其中，加快珠海港的建设与发展，是珠海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战略需求，是实现珠海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现实需要，是珠海市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新突破的现实需要，是带动珠海市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现实需要。本课题组成员深入实际调研，探究珠海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和劣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珠海港发展的战略新思路。一 加快发展珠海港是珠海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需求

将珠海建设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既反映了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国家对珠海的期望和珠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需求，也反映了珠海具有满足国家期望、实现自身战略需求的条件和优势。

珠海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诉求。一是实现珠海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现实需要。珠海是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虽然对外开放时间较早，特别是在“十一五”“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是由于各种因素影响，珠海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在珠三角地区常居于后位，经济总量在广东省所有地级市中处于中游水平，更是远远滞后于同一批对外开放城市的深圳、厦门。随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行动》）方案的发布，珠海被赋予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历史使命，迎来了第二次历史性机遇。《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概念的提出，意味着粤、港、澳地区将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担当“排头兵”和“主力军”的重任。珠海地处珠三角、面向东盟和南海，具有在地理上与海外互联互通的天然优势，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新的时代背景与国家宏观战略的契合，将历史赋予珠海的优势与责任，转化为重要的挑战和机遇，珠海也将迎来全新的开放空间，进而推动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二是为珠海市体制改革与创新提出迫切挑战。战略机遇、地缘优势等，需要决策者在主动姿态和理性审视的基点上把握，需要在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上把握，需要在政策措施的层面上把握，从而转化为资源要素的合理重组和优化配置。珠海市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发展成果，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国家赋予的经济特区相关政策的扶持，得益于不断利用和放大国家相关政策效应、大胆创新自身体制机制。但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原先的特区优惠政策已逐步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特别是随着自贸区推进力度的加大，珠海特区在全国各区域城市中的政策优势在大幅下降，特区政策“高地”效应已明显弱化。随着横琴自贸区被列入“一带一路”《行动》方案，标志着珠海将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整体布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将再次迎来重大发展机遇。为此，珠海要继续发扬经济特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不断开阔视野、创新发展理念，抢抓广东自贸区横琴片区建设发展重大机遇，力争创造新一轮对外开放发展的新优势。

三是为珠海市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提供强大动力。“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基于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从珠海自身来看，虽然近几年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上还处于经济总量补偿性发展和经济结构优化发展的多需求交织发展期，在推动创新驱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方面，还任重而道远。随着横琴自贸区被纳入“一带一路”《行动》方案，要求珠海在加快内部转型升级的同时，还要抢抓“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战略机遇，积极向外拓展发展空间，在巩固和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上，培育和发展新兴高增值产业，从而实现经济增量提质、优化升级。二 珠海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和瓶颈分析（一）珠海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

珠海港主动对接和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既有优势，又有挑战。优势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横琴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日益凸显。横琴位于珠海市南部，珠江口西侧，毗邻港、澳，处于“一国两制”的交汇点和“内外辐射”的结合部。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珠海横琴自贸区功能定位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新载体、新高地的作用。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如火如荼，一旦建成，横琴的区位优势必将显露并发挥多方面的作用，不仅实现珠、港、澳三地的连接与沟通，而且将发挥金融、人才及各种资源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同时，横琴的国际化品质、开放性特色、法治化环境、生态优势等，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规划的发展模式上，如投资贸易简捷便利的政策、加快边境口岸“单一窗口”建设从而降低通关成本、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新业态和现代服务贸易等，一些有益的、务实的、创新的探索，已经略具雏形，初步开始发挥作用。从扩大对外开放的角度来看，其跨境电子商务、新颖先进的生态旅游、“互联网＋”创新创业基地、生物制药、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智能家居等新业态的落地与成长势头迅猛。自贸区建设是横琴本身在抓住机遇基点上而打开的重要契机，或许借鉴了其他地区的经验，但本身也在创造和提供新的实践经验。

二是陆、海、空交通条件相对优越。在水运方面：珠海水路交通便利。珠海港是中国沿海主要港口之一，从水路可直通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是广东省及中国东南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和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是珠海发展外向型经济和临海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随着“西江黄金水道”高等级航道的建设、广珠铁路的建成、临港先进装备制造业的集聚和国家南海开发战略的持续推进，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的实施，珠海港已经成为广东省发展最快和最具竞争力的港口之一。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珠海港共完成货物吞吐量10703万吨。2015年，珠海港港口吞吐量增幅位居全国前列，成功实现1.1亿吨大港目标。此外，珠海港是“内联外接”的重要港口，虽然地处“西江—珠江”航道，是“两江经济带”的重要枢纽，但具有相当程度的国际性。因为除了珠海和粤西、粤中地区的外贸货运之外，它还是西南一些省份对外开放以及国外货物和原材料输入的重要窗口。比如，珠海港的“西江战略”，有效对接了广西的运输需求，而广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智慧港口建设、码头信息化建设、物流平台的改造、航线的进一步完善、物流保税措施的落实等，都在使珠海港加快向国内最先进的国际港口转化。FBO（服务基地）、公务机等为主的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将形成以珠海为中心的5个小时航程圈，将覆盖主要东南亚国家和90%以上的国内城市。除了航运，在陆运方面，广珠铁路是珠三角首条直通码头的电气化专线铁路，连接广、佛、江、珠进一步完善珠海港的中转服务功能，提高码头疏运效率，增强港口综合竞争力。广珠城际轨道交通直达珠海核心拱北站是珠三角轨道交通网的主轴线之一。珠海的高速分为京珠、西部沿海高速、江珠高速等多条高速。

三是特色旅游产业优势明显。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已经在横琴岛建立并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其高端设计与良好服务为珠海旅游业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动力。粤港澳地区旅游产业、资源比较丰富，澳门在世界休闲旅游产业中有一定的优势，因而对粤、港、澳地区旅游产业的互动与整合，是有一定基础的。旅游业是珠海的优势产业之一。近年来，珠海围绕“三高一特”产业体系（以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产业群为核心，建立主要包括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特色海洋经济和生态农业的新型产业体系）的建设，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提前顺应”了“一带一路”战略背景，而且进一步加强并深化珠、澳合作，扩大规模、整合资源、提升服务，将会大有作为。而旅游产业的发展，也会与其他领域的发展产生良性的互动效应。

四是具有海洋文化、开放包容、公平法治、融和港澳等多个方面的优势。进入21世纪，对于珠海文化建设的研究层出不穷，不少专家指出：珠海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重要元素。大量沙丘文化遗址表明，珠海地区自古就是先民以择地而居的生存智慧而立足生存、艰难开发的“风水宝地”，而在漫长的历史上，始终保持了移民文化的重要特色。宝镜湾遗址出土的约4000年前的大型石锚，已经有了当时十分领先的航海技术，在农耕文明为主的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在近代历史上，珠海突出体现出开放包容、开拓进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气质。改革开放以来，珠海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健康，中小学教育在广东优势明显，自高等学府建立以来，培养了大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而从国内、外引进的优秀人才也比较多，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凝聚力的“人才洼地”。以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为代表的会展事业蓬勃发展。同时，珠海的生态环境和绿色家园建设、宜居城市建设、精神文明城市建设，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与海外侨民联系比较广泛，土地资源相对丰富且有效使用率较高，海外友好城市多、高校国际交流日益扩展。（二）珠海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瓶颈

与此同时，珠海港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一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有待提升。近几年来，虽然珠海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但东、西部之间交通建设滞后，出海通道、连接西南地区通道的建设任务依然艰巨而繁重。珠海港区位优势明显，具备建设国际大港的先天条件，然而由于“西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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