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莉萍,陈小亮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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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四明袁氏宗族研究试读：
绪论
一、“家族”、“宗族”等相关概念述略
家族、宗族及其文化是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其存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对于家族、宗族的关注和研究是20世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各学科的研究热点之一。在这些学科中，家庭、家族、宗族等成为描述社会构成，解析社会制度、文化观念的重要着眼点。然而各学科甚至同一学科中，对这些概念的界定，随着理论的提出、史料的发现，而处于不断被阐释、更新中。因此，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书的研究对象，有必要首先对这些概念作一概述。
家庭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而产生的亲属间的共同生活组织”[1]，一般认为其构成应为有婚姻关系的父母与有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的子女。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同财共居是构成家庭的基本要素。考察这些基本要素还可以发现，两性和生殖繁育是家庭最核心的功能。从这点来说，家庭作为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群体，其实更是生育单
[2]位。
追溯家庭这一形态，早在半坡时代就已经出现。进入父系氏族，一夫一妻制代替了对偶婚制，由男子及其儿女子孙组成一个父系大家庭确立起来。但由于生产力落后，家庭中几代几口人的分工无法完成为生存而必须要承担的种植、狩猎、战斗等功能，在当时，还有赖于多个家庭的合作，即以血缘关系联结的氏族公社，以及更高规格的部落。随着国家形态的出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战国以后特别是秦汉时期，家庭被编户后主要承担社会赋予的缴纳税赋等责任，具有了成为长期以来社会基本单位的经济功能。但是，在宗法制社会中，家庭还不足以完全承担社会基层管理的辅助功能。
早期的文献典籍中有“家”与“族”的概念，“族”指的联属聚集，正如宗族研究的先驱者吕思勉所指出的，“族”为血统有关系之人的统称。而家族在费孝通的研究中指的是家，一个扩大的家庭，或者几个家庭的结合。当家庭中的子女成年或已婚，但依然同财共居，这个家庭就成为了家族。①现代更多学者倾向于家族是较亲近的血缘团体，尽管说法不一，但是都把血缘关系亲近而不共财作为主要指标。一般认为家族指“九族”内所有亲属所形成的血缘群体。群体内部成员之间有亲疏远近差别以“五服”制度（服制亲等制）来标示。家族以“九族”作为上下限，以“五服”作为横向界域来确定，其外延是比较确切的。“九族”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解释，在氏族公社时多认为“九族”是统称，“九”不具有具体内容。而秦汉尤其是宋元时期以后，对于家族这样的组织团体，“九族”应为班固在《白虎通德论》中释“族”时所说的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的九代宗亲（实际上，九代宗亲不太可能同时存在）。
既有家族，何需宗族，宗族又是什么？现代有多种解释，且说法各异。其实宗族自古已有定义，在《尔雅·释亲》“宗族”章中有关于以父系嫡者嗣世的解说；班固的《白虎通德论》在“宗族”章中把“宗”与“族”拆开来作了阐释，他说：“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地，人之所尊也。……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一作依）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班固的阐释很明确地说明社会需要宗族这样的组织来“长和睦”、“纪理族人”。而这仅靠家族这样的血缘团体是不够的。然而缘何现今对宗族的界定仍然存在争议？主要原因应该是宗族的形态、内部构成、性质、社会功用本身在发生变化，对于这些典章从汉代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理解分歧始，至今为止都存在差异。另外，在不同的场合、学科中使用该词的语境、用意不同，民俗学词汇的“宗族”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概念“宗族”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民间往往对家族和宗族这两个概念不加以具体区分。也有不少学者把“家族”与“宗族”作为同一概念使用，徐扬杰认为在古代时人们对这两个概念理解是有差异的，而现代“家族，或称宗族，是由已经分居、异财、各爨的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3]而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当然在更多的研究者看来，“家族和[4]宗族是血缘实体的两大组成部分”，是大小的同心圆关系。有的研究者用比较简练的说法把宗族认定为“指拥有共同男性祖先的家族群
[5]体”。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研究宗族的人类学家林耀华则以形象的语言概括为“宗指祖先，族指族属，宗族合称，是为同一祖先传衍[6]下来，而聚居同一个地域，而以父系相承的血缘团体”。这也是不少研究者所认同的较通俗的说法。
而关于宗族界定的较严谨表述，各家依据理论、方法、侧重点不同，其间的差异性较大。较有代表性的有，研究宗族问题的先驱者吕思勉先生，在其《中国制度史》中提出宗族是“以氏为标志”，有共同的“宗主”或“宗子”，“合族而居”有共同的族长，有谱牒，有[7]公财的团体。但是吕先生的论证中还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人类学家弗里德曼用他的世系理论研究东南地区的宗族后，学界多用世系来界定宗族，但是其中有的被认为偏离中国大陆的实际，更多的则是对用汉人的“宗族”来与人类学中的概念“lineage”（“世系群”）作为对等提出疑问。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在充分考虑到“中国宗族”的[8]实际情形后，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中国宗族的七个特征。这一概括也被认为过细反而泛化了中国宗族的实际。冯尔康则在兼顾各家的提法上认为“宗族，是由父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祖先崇拜及宗法[9]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钱杭梳理了自古以来关于宗族的各家观点，又对冯乃康的定义稍微作了修正，认为宗族并非强调血缘[10]关系，而首要的是有父系世系。钱杭的修正不仅关注宗族的实体属性，即它是同姓同宗的人们按一种特定法则划分出来的人类亲属集团；而且更注重实体内部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他认为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族人对宗族产生了强烈归属感，才有了宗族的凝聚力，这是汉民族宗族的最主要的存在特点。应该说这种推断是合乎汉民族宗族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的。
家族与宗族，显然不仅仅是一字之差，家族倾向于血缘亲属关系的联结；而宗族在强调血缘关系的家族之上，需兼顾血缘和地域关系，因确立了始祖、宗子，厘清了世系，具有更为严格的内部等级关系。宗族为睦亲而聚合，并通过系列仪式活动，逐步形成了宗族特有的内部文化氛围，具备了对族人强大的向心力，也获得了其长期存在需要的政府支持的舆论基础。
但是也应该看到，宗族有可能与家族之间产生转换。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需求下，在宗族基础上还衍生出了其他类似组织如“联宗”现象，持不同理论的学者对此的理解是不同的。弗里德曼将“一个地域化世系群（lo-calized lineage）往往和其他地域化世系群联结在一起。他们以这些世系群的祖先们源自共同始祖的父系世系为基础，将[11]全部成员联结成一个整体，其中心还有祠堂和其他祖产”称为“上位宗族”。钱杭在《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一书中指出弗里德曼的“上位宗族”概念存在的矛盾后，将中国历史上的联宗具体区分为同姓联宗和异姓联宗两种情况，并分别对其历史、根据、过程与类型等方面作了详细考察。
二、本课题研究范围及对象的确定（一）袁氏宗族研究课题的提出
宁波濒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政治体系中的边缘地位，这种经济、文化发展上的落后状态到北宋发生了变化。宋时的宁波，从边缘区域逐渐中心化，闻人迭出，名门望族交相更替，称得上地灵人杰。本书的研究对象袁氏宗族就是其中文化世家的代表。袁氏从唐末为避战乱，从汝南迁徙到上虞，后经奉化剡岙定居鄞县。从此，袁氏在宁波开枝散叶，宋元时期成为著姓望族。
一般研究认为，宁波的袁氏重要的有三支：城南袁氏、南湖袁氏[12]和城西袁氏。三支袁氏居住地均位于今天宁波的海曙区，各有族望，亲疏远近各不相同。要对宁波的袁氏作较为深入的考察，首先要确定具体的研究对象，是三支全部，还是其中之一、之二，界定的标准是什么。本书认为，按照上述对宗族的界定，结合现有的史料，对于宁波袁氏宗族的研究，城南袁氏和南湖袁氏本为同出，后借助于“通谱”，厘清了互相的世系关系，且两家之间的往来密切，互为声援，形成了通常宗族所认定的文化氛围。而两家与城西袁氏间的往来资料欠缺，难以被认定为一体的宗族。
各家的族谱和相关资料表明，城南袁氏的袁毂开封、乡试皆第一，苏轼第二；并任杭州通判，当时杭州太守为苏轼，两人诗文往来唱酬著于史书，袁氏从此声名鹊起。袁毂玄孙、龙图阁学士、“淳熙四先生”之一的袁燮，广收学子，倡导心学，闻名于世；其四子皆有所成，三子袁甫为嘉定七年进士第一，官至兵部尚书、给事中实录、史院修撰，袁氏声名达到鼎盛。袁燮一支因袁毂讲学城南以城南为家，后袁燮迁鉴桥，又被称为鉴桥袁氏，直到袁恪再次迁回城南。[13]
按照全祖望的说法，南湖袁氏“本与城南同出”，袁桷称其鼻[14][15]祖“尝客于上虞，而耳孙分胙于越土，定居鄞水”，七世祖讳瑴[16]占籍开封，“试开封以中书守，当官迁祥符县丞”，后安家于此。袁瑴曾孙袁韶年少时受学袁燮，官至同知枢密院事，与权相史弥远的关系密切，任职临安府尹士第，南湖袁氏此时逐渐走向鼎盛。袁韶曾孙袁桷为元初、中期少有的有影响力的入仕南士，官至翰林侍讲学士，五次跟随皇帝回大都办公，袁桷的声名支撑起了南湖袁氏的世家余风。南湖袁氏原先也居住于城南，袁韶迁往南湖（狮子桥西），后遂为南湖袁氏。[17]
袁毂与袁瑴原为同出，但是袁毂致仕归乡后倡导小宗法祭祀祖先，而袁瑴则把家迁往其任职所在地祥符县，两家当已别籍异财。到袁燮一代时，按宋时宗法制度采纳的小宗法，与袁昇家已是属于“五世则迁”的各自有自己的宗子的宗族了。而后为“结为两家之好”，袁韶家当时就与袁燮通谱，排定辈分，以族子就学于袁燮；袁甫与袁[18]韶曾往来，两家通信延续宗族情谊。而入元后，一般关于宗族的世系追认不再局限于“五世则迁”，而多为追远。确实，南湖袁氏的袁桷与城南袁氏的袁裒同学兼同族叔侄情谊，往来密切。可以认定城南袁氏与南湖袁氏间通过这种特殊的联宗方式，又拉近了两个关系疏远的小宗，可算为同一大宗族。
城西袁氏的始祖为从江西南昌扈驾而来的袁子诚，知临安即以鄞城西为家，直到宋末袁镛以身家殉国难为世所称。这点毋庸置疑，戴良的《四明袁氏谱图序》和清人全祖望的《甬上族望表》都说法一致。那么城西袁氏跟上述两支袁氏有无关系呢？在黄宽重依据《江阴[19]袁氏宗谱》所列的《宋代四明袁氏家族研究》谱系表中，明确袁毂同辈的袁震之子袁抗迁江西南昌，似乎可以跟城西袁氏来自南昌的线索吻合，但这一论断尚有诸多疑问未能解开。首先是其间的关系未理清。一是袁子诚是否即是袁抗其后代未能落实。袁抗及其子袁陟均为南昌闻人，其事迹、诗文见于宋代各种文献中。如其后有袁镛般载入史册的人物，应该见于其家世梳理、相关文章。但是现在各种资料均无证明其间的联系。包括袁氏后人、供职天一阁从事史料研究的袁慧的关于西门袁氏的文章，也没有确认这层关系。二是袁抗与袁毂的关系还需要确认。袁毂前面几世的名讳、事迹尚不清楚。其次，支持这两者关系的资料还不是很确凿。目前关于这两者关系的资料均来自宗谱。但是袁毂以前各代的情形，相关史料比较缺乏，特别是袁燮、袁甫追述先人往往只到袁毂，只有袁燮的先人墓表提到袁毂父为揆。后人的研究依据的多为宗谱。宗谱为粉饰或隐匿多有不确，有的甚至辈分、次序颠倒，有的事迹为长者讳或夸大其词。就如宁波学者张如安在其《鄞县望族》中所指出的，城西袁氏宗谱本身资料的确切性有待证实，按照常理能找到佐证的资料，恰恰在丰富的地方文献中缺失。从现有的资料看，城西袁氏从江西南昌而来，江西南昌袁氏后世谱系不清、与城南袁氏的关系这两个环节难以解决，则与城南、南湖两支袁氏间的关系还缺乏有效的佐证。因此，本书在讨论袁氏宗族时就暂时将城西袁氏排除在外，以城南袁氏和南湖袁氏这两支家族所结成的宗族为宁波的袁氏宗族代表，来做研究探讨。（二）有关研究范围的确定
考察宁波袁氏宗族的发展，其鼎盛时期是在宋元时候。袁氏的兴起先是袁瑴、袁毂先后进士及第；其后是袁燮父子一代相继中举，无论是仕途还是学术上，在地方乃至朝堂都维持了较强的影响力；到元初时袁桷作为南士中少见的学术型高官，是当时学术研究及艺术创作上的权威人物之一，也是袁氏宗族最后的辉煌。元后明清及近现代袁氏陆陆续续仍有闻人出现，但作为宗族的整体性发展已不如宋元时期那么典型。因此，本文聚焦于北宋庆历以后至元初、中期泰定初年这个相对集中的时段，且以宋代为主，试图通过整体、局部和个体三方面来分析宁波该宗族的兴衰起落。
宁波别称四明，以境内西南有四明山而得名。四明于公元前220年建制，时属会稽郡（隋时会稽郡改名为越州），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为明州。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载明州属江南道。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载两浙路的明州为上等州，下辖鄞、奉化、慈溪、定海、象山、昌国六县。宁宗即位，因其在十二岁时曾遥领明州观察使，明州升为庆元府。宋祝穆《方舆胜览》介绍庆元府建制沿革“事[20]要郡名四明、甬东”。宋梅应发和刘锡同撰的《四明续志》中提到[21]“四明郡阻山控海，海派于江”。元时，因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以及人口增加、经济地位的上升，被升为庆元路。明代复为明州，后为避国讳，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为宁波，一直沿用至今。明李贤[22]《明一统志》也载宁波府“郡名甬东、四明、庆元”。《宋史·食货[23]志》记“四明为州，实治鄞。”《方舆胜览》与此所记一致。四明地区州治与鄞县县治开始均在小溪镇，中间有所变化，建城后县治、州治先后迁移到三江口，此后，该地区以州治为中心，下辖鄞县、慈溪、奉化、象山、定海（从望海县更名而来）、昌国六县的基本的行政区划及范围没有大的变动。
四明自建城后，尤其是宋室南迁以来，为繁华富庶之地，人杰地灵，为历代方志所称道。《舆地纪胜》称之为“人才英拔，比他郡为[24]甲。”由于经济繁荣，教育得到重视，四明的学术走向了繁荣，成为浙东学派重要的组成部分。章学诚论及浙东学派主要是着眼于明清两代浙东之学。清人赵一清在《浙学源流考》中提出了四明学术的观点，他认为“庆历五先生”和“淳熙四君子”为四明之学，他们与王应麟、黄震一样，均足不朽。而本书将研究对象袁氏宗族定位于文化世家，也因其在四明学派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袁燮为“淳熙四君子”之一，其子袁甫为二传弟子，影响甚远。有鉴于此，对于本文所要探讨的袁氏宗族跨宋、元时期的古宁波，其区域名称主要以四明概称，特定语境中结合明州、庆元的具称。
三、相关研究情况概述（一）宋元宗族研究概况
宗族的历史学研究肇始于吕思勉在1929年由中山书局出版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1934年陶希圣出版了《婚姻与家族》，从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角度对宗族发展史作了更全面的考察。20世纪30年代之后，林耀华、潘光旦、杨联陞、曾謇等学者从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等方面对宗族、宗族史都作了更广泛深入的研究，逐渐推动形成了宗族研究热。据冯尔康在其《中国宗族史》中粗略统计，仅是关于宗族史研究的专著，单以大陆计算就有73部之多，还不包括涉及宗族研究内容的史著。尽管宗族研究方法、成果各异，学界自20世纪30年代始宗族研究进入了分期考察。《食货》杂志上曾謇的系列论文运用西方民族学理论，对我国的宗族存在作分阶段的考察；其他学者各自撰文或专著对各历史时期的宗族作了研究，重要的如丁山、胡厚宣等对先秦时期，杨联陞、陈啸江等对秦汉时期，武仙卿、杨廷贤、谷霁光、杨筠如等对南北朝，刘兴唐、潘光旦等对宋元以后时期等，分期研究在宋元以后的宗族发展是近代宗族的主要形态这一点上达成了普遍共识。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陆的刘兴唐、潘光旦、林耀华、徐扬杰、朱瑞熙、冯尔康、钱杭、常建华、郑振满、王铭铭、包伟民、王善军、王日根、刘志伟、宋三平，台湾地区的黄宽重、梁庚尧、柳立言、陶晋生、陈奕麟等以及国外的莫里斯·弗里德曼、许烺光、科大卫、萧凤霞、牧野巽、远藤隆俊、濑川昌久、戴仁柱等学者，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运用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宋元的宗族发展作了详尽细致的研究，成果丰硕。综观这半个多世纪的宋元宗族研究，呈现出以下的发展趋势。
1.多学科交叉，理论方法不断被更新，宗族的宏观认知在深化
现代的宗族研究，涉及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分析，在展开对宗族的结构、社会功用及其发展史的研究中，各领域的研究其所依据的理论体系各不相同，使得宗族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理论方法不断被更新，研究视域也在不断拓宽、细化中。
中国宗族研究的初始因受到严复所翻译的《社会通诠》影响，宗族长期被认定为落后的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宗法体系中的关键，成为对宗族定性的主流认识。其间，历史学、人类学、法学、文化学、经济学乃至心理学的研究推动着宗族研究的深化、细化。对宗族研究的理论不断被更新，常建华把宋明以来的宗族研究理论变迁概括为：大致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前一个时期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封建社会形态视野下的近世宗族农村公社论、族权论、宗法思想论、土地关系制约论四论；在后一个时期，则从研究问题的实际出发，对前一个时期的理论基础有所突破，主要反映在宗族民众化、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的‘三化’、国家认同论、宗族乡约化以及对宗族形成原因的综[25]合分析方面”。理论的更新带来了研究范式的变化，有研究者总结，到20世纪末，汉人宗族研究先后出现了进化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结构—功能论、系谱体系论、历史过程论和后现代主义等几种基本研[26]究范式。
依据丰富的理论体系，宋代宗族研究也各有成就。通论性的有上文所提的吕思勉、陶希圣的著作，它们均对宋元时期的宗族结构作过探讨，比较而言，吕著更接近提纲性质，陶希圣对宋代宗族分析更细致。1944年高达观出版的《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结合了社会学分析，认为宋代是中国式家族社会中衰和复兴阶段，但对宗族着力不多。与此同时，人类学的宗族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1935年刘兴唐的《宋代的血族公有财产》等文章认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血族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学者林耀华通过田野调查撰写的论文《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和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运用了结构—功能论，提出了“宗族乡村”的概念，给宗族找到了新的研究途径。1947年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较早从法律角度研究社会的专著，其中宋以来的宗族案例丰富。新中国成立后徐扬杰的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公社和家族制度》、《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述论》，体现了其在农村公社思想影响下的思考，在论文集《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他较早提出了宋明以来的家族以族谱、族田、宗祠等要素为外在表现。
20世纪80年代后是宋元宗族研究勃兴的时期，宗族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学科的整合，近年除了较传统的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外，法学中的案例分析、经济学中的统计方法等都被合理运用，研究较前期更系统化、细化、深化，研究宋代宗族的专著不断出现。朱瑞熙1983年出版的《宋代社会研究》强调宋朝宗族组织的重建，出现了新型的家族组织。王善军于2000年出版的《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分上、下篇对于宋代的宗族制度和宗族类型作了细致阐述。台湾地区的陶晋生于2001年出版的《北宋士族——家庭·婚姻·生活》展示了北宋士族的多面性。
值得一书的是20世纪90年代宗族研究通史性的著作虽集中出现又各有所擅。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冯尔康等合著的《中国宗族社会》、常建华的《宗族志》、钱杭的《中国宗族制度新探》都兼具综合性与独特性。徐著注重宗族形态嬗递演变构成史的发展；冯著从宗族内部结构、领导权变化来描述宗族发展史；常著以总分的关系论述了宗族的演变和各部分的特征；钱著则以其存在的四种心理需求考察宗族制度。四部著作均以独立的章节对宋元时期的宗族进行了勾画和分析。
2.从宏观走向微观，个案研究、区域化研究渐成热点
在宏观研究走向深入的同时，专题、个案、区域化研究兴起，并推动宏观研究趋向纵深。研究的专题较丰富，除了对宗族制度的宏观考察外，宗族的各项组织制度具体研究涉及范围很广，涉及宗族的家族财产、家族教育、家族婚姻与妇女、宗法族规、家族谱牒、家族祭祀等方面；社会功用涉及与政权关系、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各领域的地位、影响力；以及宗族的兴衰变迁等。有研究专著，更多的是论文研究。如王善军《宋代宗族制度的社会职能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王邦虎和梁德阔《我国阶级社会中宗族与国家间的结构关系》、申小红《略论宋代的宗族自治》和刁培俊《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等论文均是对宗族的社会功用的考证。臧健《宋代家法与女性》、《对宋元家族制度、家法与女性的考察》、姚兆余《北宋宰辅家族婚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论北宋世家大族的择偶标准》、郑丽萍《从墓志看宋代士人家庭的择偶行为》、《宋代妇女婚姻生活研究——以〈全宋文〉所涉4802篇墓志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宋东侠《宋代厚嫁述论》等论文从各个角度对宋代宗族、家庭的婚恋制度作阐述。在家庭与社会问题上，张邦炜的专著《婚姻与社会》作了系统研究。宋三平的《宋代家族教育述论》、邢铁与门然的《宋元时期的家庭教育》、王善军的《宋代族塾医学的兴盛及其社会作用》等文章探讨了宗族的教育问题。常建华《朱熹佚文ょり见た〈家礼〉祠堂篇と宋代の祠庙祭祖》、王善军《宋代的宗族祭祀和祖先崇拜》《宋代世家大族消费述论》、游彪《宋代的宗族祠堂、祭祀及其它》、杨建宏《论宋代民间丧葬、祭祀礼仪与基层社会控制》、远藤隆俊《宋元宗族的坟墓和祠堂》、邢铁与薛志清《宋代的诸子平均析产方式》、张文《两宋乡村民间慈善活动的多元结构》、刘雅萍《宋代祠堂的经营管理》等均是研究宋代宗族、家庭的族产、祭祀等问题的论文。而张剑和吕肖奂的系列论文《宋代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两宋家族文学的不同风貌及其成因》、《两宋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学》则是从文学的角度对宋代家族进行的研究。
宗族研究的专题还体现在专门对各种类型宗族的研究，且从开始的整体性逐渐转向个案，其中区域被凸显出来。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柯昌基的《宋代家族公社》开启了“义门”研究热，漆侠的《宋元时期浦阳郑氏家族之研究》、许怀林的《财产共有制家族的形成与演变——以宋代江州义门陈氏、抚州义门陆氏为例》等论文均以个案为对象进而对宋代“义门”的形成、演变、特点作整体性考察；王善军《关于义门大家庭分布和发展的几个问题》、《宋代世家大族：个案与综合之研究》、《强宗豪族与宋代基层社会》、《宋代皇族谱牒考述》等文章是对宋代各类形态的宗族的扫描；杨文新的《宋末元初的赵氏宗室》、都樾的《宋代宗室的文化成就与影响》等是对宗室的细致梳理。个案则多选择宋元影响较大的名族，如眉山苏氏、成都范氏、真定曹氏、东莱吕氏、阆州陈氏、相州韩氏、昭德曹氏、四明史氏、四明袁氏、四明汪氏等都成为热点。个案研究往往被置于特定的区域中，对于地方的局部研究也是宗族研究中的重要特点。20世纪30年代，宗族研究就有学者注重借助地方性宗族来考察整体的，如刘兴唐对河南、福建的血族组织的考察，林耀华对福建的义序黄姓宗族的田野调查，莫里斯·弗里德曼以他的“非洲模式”对东南地区的宗族研究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几个在宋元时期的政治、文化或者经济上有较大影响的宗族、家族集中地区，成为研究的热点，明州、徽州、抚州、鄱阳湖地区、成都府、江阴、苏州等地区在宋元特别是南宋时是经济富庶之地，文化发展快，通过各级选拔机制涌现出的人才数量多，在地方及国家拥有的发言权大，学者在对这些地方的名族兴衰荣辱史的梳理中，都发现了地方文化的渗透，并试图探讨地域文化对宗族发展所起的作用，“把中国的历史变迁置于空间维度下进行考[27]察是最切实可行和可将研究引向深入的方法”。
3.台湾地区及国外的宋元宗族研究活跃，且成果丰硕[28]
大陆的宗族研究经历了“启动—中断—复兴”之路，而在境外，宋元时期的宗族研究相当活跃，成果不断。近年来，内地与港台地区及欧美日本的史学界交流密切，内外的良性互动促进了对宋元时期宗族研究的共同提高。
在彼岸台湾，宋史的研究一直未中断。到20世纪80年代，宋代的典章制度、社会经济、传记、工具书等的研究、整理取得了较大成就。特别是由黄宽重、柳立言发起，联络陶晋生、马伯良、佐竹靖彦以及张邦炜等大陆学者在内的12位宋史学界同行，从1993年开始，共同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宋代家族与社会”研究计划，于1998年印行了《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从局部的家族个案做起，试图对宋代社会进行更全面的了解，“个案研究的好处是提供基础的掌握。一开始做家族或社会史的研究，就想得到通盘全面的了解，就宋代来讲不太可能。透过积累个案，也许可以得出较整体的看
[29]法”。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台湾地区的宋元宗族研究注重史料的重新发掘、认真研读，一改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注宗族制度，以“义门”研究为主，从族规族约为史料基础的研究现状，而是着力于宋元更广泛的小型聚族而居的宗族研究，主要借助于墓志铭的解读来推断宗族的兴衰变化史，推动了宗族研究走向复兴。黄宽重的《宋代家族与社会》、朱开宇的《科举社会、地域秩序与家族发展》两专著都是对宋元宗族制度的演变及在这一制度下家族、宗族的兴衰流动史的研究，其中黄宽重的袁氏一文的写作成为后来学者研究家族的写作模式。个案的研究成为港台地区史学研究的热点，何晋勋的《宋代地方士大夫家族的构成——以鄱阳湖地区为例》（1995年新竹“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及邹重华的《士族与学术——宋代四川学术文化发达原因探讨》（1997年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等都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欧美地区，二战以后，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在林耀华等人的研究基础之上，以其在非洲的研究经验展开对东南沿海宗族的研究，撰写了《中国的家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两著作中建构了中国宗族的世系理论模型，后来许多宗族研究学者都不同程度受其理论的影响。栗品孝在《组织制度、兴衰沉浮与地域空间——近八十年宋代家族史研究走向》一文中对其后的柯睿格（Edw ard A.Kracke）、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科大卫（David Faure）和刘志伟、萧凤霞（Helen Siu）、罗伯特·海姆斯（Robert Hymes）、赫若贝（Robert M.Hartwell）、韩明士（Robert P.Hymes）、包弼德（Peter K.Bol）及国内学者包伟民等人有关宋代[30]宗族发展形态等观点作了梳理。欧美史学对宋以来的宗族既有系统理论研究，还有对各宗族的个案研究，[美]贾志扬（John Chaffee）《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美]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美]戴仁柱《中国宋代的宫廷与家族（960—1279）：明州史氏的政治成就与家族命运》等著作都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
自内藤湖南提出唐宋转型的论题后，日本的史学对于宋元时期的宗族向来比较关注。宋代宗族研究的重要开启者牧野巽比较古代宗法后把宋代以来的宗族确定为“近世宗族”，并归纳了宋元宗族的六个特点。赖川昌久则是对弗里德曼的世系范式从概念和宗族的形成发展上作了修正。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宋以后宗族研究成果众多。上田信1995年出版的《伝统中国——〈盆地〉（宗族）にみる明清时代》，井上彻著2000年出版的《中国の宗族と国家の礼制——宗法主义の视点かりの分析》，小林义广于2000年出版的《欧阳修その生涯と宗族》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2005年东京汲古书院出版的井上彻、远藤隆俊编的《中国宋—明宗族の研究》更是收集了近年来宋以后宗族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有总论、分论，有对宗族的宏观研究也有个案分析，观点新颖，不拘旧套路，是近年日本史学界关于宋以后宗族的研究成果的荟萃。（二）袁氏宗族研究概况
在家族、宗族研究热中，宋代四明地区的家族较受关注，袁氏是其中之一。专门的袁氏研究，最早该推黄宽重的《宋代四明袁氏家族研究》一文，文章介绍了袁氏家族由开基到中衰，继而再次光耀门第的六代族人，并从经济状况、婚姻关系、教育功能等方面探讨了其运作的机制。该文在收入其2006年由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9年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宋代家族与社会》一书中时，成为“四明家族群像”中的一章《发明本心——袁氏家族与陆学衣钵》，对原文作了修改，主要增加了“学术传承与人际关系”一节，对袁氏的学术传承作考察，并剖析了袁氏通过人际关系的经营，加速、巩固了其名族地位。张如安的2009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鄞县望族》一书分别对城南袁氏、南湖袁氏和城西袁氏作了研究，梳理了各自的发展脉络，并分析了各自的家族个性。其中《清德传家，心学闻名——城南袁氏家族》一章认为该家族是极富文化个性的家族，以儒家经学传家，注重立德，学问精深。而《惶惶贵胄，四世绩文——南湖袁氏家族》一章中则把城南与南湖两个家族作了比较，得出了两者不同的经营途径。另有李如春《宋代明州袁氏家族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也叙述了袁氏家族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其原因。
其他的各类专题研究中，袁燮父子、袁桷是较热点的人物。对袁燮的研究，集中在心学研究、教育研究、经济策略等方面，其子袁甫在这些方面同样成绩突出，为后人所探讨。作为陆学的主要传人，对袁燮的主要研究还是集中在其陆学思想的分析上。崔大华所著的《南宋陆学》花了较大的篇幅对袁燮的陆学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两宋思想选评》一书中对袁燮分“传略”和“学说”两部分作述评。陈忻的《南宋心学学派的文学研究》中对袁燮的哲学思想“自得”之论作了阐述，明确袁燮思想的现实意义；并在哲学思想基础上阐述了其文学思想和著述。石训等编的《中国宋代哲学》中同样分析了袁燮的陆学理论。邢舒著的《陆九渊研究》中就袁燮对陆学的阐发具体进行了分析。王凤贤、丁国顺的《浙东学派研究》把袁燮的政治伦理思想作为四明学派的代表性学说来分析。张如安的论文《浅论南宋学者袁燮的社会和谐思想》、《传絜斋心得慈湖髓：简论袁甫的实心实政思想》是从父子的心学出发作的和谐分析，是对当下社会需求的回应。陈战峰的《宋代〈诗经〉学与理学》专门分析了袁燮的《诗经》学研究。潘恩富、徐国兴的《中国理学》（第2卷）对甬上四先生的理学观点作了概述。陈晓兰的《南宋四明地区教育和学术研究》一书对袁燮的陆学思想、活动、影响作了探讨，并把袁甫作为陆学最重要的二传弟子，指出其在南宋后期陆学的传播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张元的两篇论文《南宋时期的一门经史课程袁燮讲〈尚书〉》、《心与历史——试述袁燮的经学教学》（《南宋与南宋都城临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是从其经学教学角度来解读教学者袁燮如何传道授业的。郝桂敏的文章《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特点与成因》其实也是从教学的角度来分析讲义的。杨鑫才、李学栋主编的《江西古代教育家评传》对教育家袁燮作了简单的述评。《浙江教育志》把袁燮作为四明主要的教育家之一收录其中。当然，文学也是袁燮研究重要的关注点。张如安所著的《汉宋宁波文学史》是把袁燮的文学创作作为理学派诗文的代表来分析的。王瑞明编的《宋人文集概述》从741家宋人中抽出百家作概述，其中袁燮的《絜斋集》24卷被列入其中。其他还有袁燮的各类政见理论研究。李磊明《浙东学术文化名人》一书中对袁燮的民本思想作了解读。欣士敏编著的《金泉沙龙——历代名人货币思想论述》把袁燮置于学者行列，论述了其“货币流通论”，而同一著作中袁甫则作为名相大臣的南宋代表，论述了其“纸币流通四戒说”，父子同时在经济类著作中被收录，也可见袁氏对经济事务的注重。赵靖所著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宋人对纸币问题的理论认识”以袁燮等为代表进行解说。王健等撰的《中国通宝币制史稿》中对袁燮的钱楮实虚说与称提论给予了较高评价。谭文熙的《中国物价史》也把袁燮批评“称提”作为宋时重要的论及物价的理论加以评述。谢艳飞的《南宋学者袁燮的哲学与政治伦理思想》和陈小亮的《论甬上四先生之一：袁燮的学术思想》两文都试图对其学术思想作综合性梳理。於剑山的《南宋甬上四先生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对袁燮的思想、生平、交游、影响等也作了梳理。
对袁桷的研究主要是把其定位于史学家、文学家及艺术鉴赏家的地位。杨亮对袁桷的研究最系统，他从袁桷的诗文研究出发，对袁桷的著述、诗作风格、诗作理论及影响等多方面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宋末元初四明文士与诗文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对袁桷的诗文活动作了系统理晰，得出袁桷的诗文活动对元代诗歌创作风貌的形成有巨大的意义，其散文创作正是南士文风发生影响的重要指征，是元代散文承前启后的一代。另有《元代诗歌的创获与发展：袁桷诗歌创作论》、《元代散文的创获与发展：袁桷散文创作论》、《袁桷与元代散文》、《元代诗坛宗唐理论的确立与成型：以袁桷诗歌批评为中心》、《元代题跋创作的继承与发展：袁桷题跋文创作论》、《元代浙东文士袁桷著述之考述》、《袁桷生平、学术渊源与心路》等论文则是从各角度对袁桷作了深入研究。钱基博所撰的《中国文学史》、汪涌豪与骆玉明著的《中国诗学》（第二卷）都把袁桷作为元初南士中的代表作家来作讲解。郭绍虞所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把袁桷与其师戴表元放置一起，作为元代文学批评史的代表人物，梳理了他们的文学批评理论。毛阳光的《元代宁波历史文化》对袁桷的文学作品、风格具体进行了分析。刘继才的《中国题画诗发展史》与王韶华的《元代题画诗研究》不约而同对题画诗这一专题作了研究，前者侧重于史的勾画，后者则分门别类进行探讨，在这一专题发展中无疑袁桷是绕不开的，两部专著都给予袁桷很高的评价。张红的著作《元代唐诗学》则评价了袁桷在元代文坛，以其影响力而倡导的宗唐之风的盛行。李新宇的论文《论袁桷小品文的东坡风味》认为袁桷篇幅短小、形式多样、活泼别致的小品文颇具东坡遗韵。钱茂伟的《浙东史学研究述评》对元代史学家袁桷史学观进行了述评。他的论文《袁桷的史学思想与实践研究》分析了袁桷史学研究的动因和史学思想特点。卢萍的《袁桷与史学》也是取这一角度。两文都为袁桷的《延祐四明志》中人物的收录、评价问题而招致全祖望的批评作了较合理的解释。袁桷还是个精通音律的大家，音乐史对其的研究也获得了许多成果。郑祖襄《南宋浙派琴谱的形成及其文化内涵》、《南宋浙派琴乐风格探微》、吴安宇《南宋琴谱系考》（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等论文把袁桷作为浙派琴谱传承中重要的成员，认为其通过实地调研，从而推断出了琴谱发展中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对琴谱史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其他如《中国书法理论史》、《中国书画定级图画》、《中国书法史图录》以及宗教研究著作中都涉及袁桷研究。
综观宋元时期宗族研究的发展从制度转向了宗族史的梳理，从宏观抽象的命题转向了具体而微的个案研究，以对一个或者几个宗族的发展来勾勒其兴衰沉浮的发展脉络，把握该宗族的个性，并注重宗族所在的地方性影响。四明袁氏研究作为其中的个案研究，其家族整体和个体成果较显著，具体方法上多注重族谱族规的解读与墓志铭、碑文等的考证，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途径，这既是宋元宗族研究的趋势，也给本书对宋元时期四明袁氏宗族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学术背景和思路启迪。
宋元时期四明袁氏宗族世代业儒，成绩突出，仅进士就有15
[31]人，袁甫为进士第一（状元）；且如志中所书，出现了袁燮、袁甫[32]“父子侍从”，袁燮、袁韶“师生秘书监官”等衣冠盛事。作为文化世家，其发展成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袁氏的研究，各方面的史料发掘已经非常丰富，但是更多地是把家族与个人置于宋元大的时代背景下，与地方的结合还不是十分紧密，以宗族为整体来考察更是少见诸文字。本文分上、中、下三编来讨论宋元时期四明的袁氏宗族，希望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上编为对宗族整体的各方面讨论，分别梳理了其宗族概况和发展脉络，确定其文化世家特征；中编从教育状况、仕途经营、交游婚恋等方面分别来探讨袁氏宗族的文化世家维持、发展情况，了解其通过何种渠道来维持其地位，及对地方的贡献和影响；下编是袁氏宗族的“英雄谱”，以代表性文化人物为对象，分析其学术观点、学术渊源、学术影响，以此来考察袁氏宗族作为文化世家在文化界的权威性和号召力。[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5页。[2]费孝通：《江村经济》，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3]徐扬杰：《中国家族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6期。[4]钱杭：《关于同姓联宗组织的地缘性质》，《史林》1998年第3期。[5]韩海浪：《家族研究中的几个概念问题》，《学海》2001年第3期。文中作者就以同心圆的图来区分两者关系，并概括了该具有的三个特征：（1）内部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家族；（2）有一个明确的男性祖先；（3）所有男性后裔，世系分明。[6]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3页。[7]吕先生归纳了宗族的六个特征：（1）“宗”与标志一般血缘群团的“族”不同，“族但举血统有关系之人……其中无主从之别也。宗则于亲族之中，奉一人焉以为主。主者死，则奉其继世之人”，主者为“宗”，为始祖，“继世之人”，即为“宗子”。（2）宗族多为有封土的贵族，“宗法盖仅贵族有之”。（3）宗子“必皆有土之君，故能收恤其族人”。（4）宗族“合族而居，治理之权，必有所寄。所寄者亦不一。周之宗法，亦治理之一法也”，“宗法”并非“治理之法”的全部，而只是其一。（5）宗族团体以“氏”为标志，“始祖之姓曰正姓，百世不改。正姓而外，别有表其支派者，时曰庶姓。庶姓即氏也，亦曰族，随时可改”。（6）宗族有谱牒，“谱牒所以明统系，统系明则民族不淆”。[8][美]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薛刚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许先生归纳的宗族七个特征是：（1）有一个明确的组织，并且该组织有一套适用于实体集团的明确的行为规则；（2）委任给一个受到承认的首领个人的、有权威的领导力量，或者，形成了一个行使这种领导力量的会议集团；（3）拥有一个无愧于其成员尊敬、并对其成员的行动发挥支配作用的领导力量；（4）拥有关于成员资格的正确而明晰的标准及关于成员的记录；（5）缺乏由内部紧张和分离造成的分裂；（6）以具有成员资格为荣和成员间的团结心；（7）成员间有密切的社会、经济和礼仪上的关系。[9]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10]钱杭：《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11]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The Athlone Press, University of London，1966，p21。[12]（清）全祖望原著，袁元龙点注：《甬上族望表》，宁波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13]（清）全祖望原著，袁元龙点注：《甬上族望表》，宁波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14]（元）袁桷：《回宗人袁庆远教授》，《清容居士集》卷39。[15]（元）袁桷：《海盐州儒学教授袁府君墓表》，《清容居士集》卷30。关于袁桷七世祖，宋代科举录中有袁瑴为祥符县丞，其身世基本能吻合。张如安的《鄞县望族》也为袁瑴，而该著同时提到在程文海的《故同知处州路总管府事袁府君神道碑铭》中为袁慤。也有学者认为袁慤为另一支城西袁氏的祖先，但未有其他资料佐证。因此，本文仍按袁桷的说法，其七世祖为袁瑴。[16]（元）袁桷：《海盐州儒学教授袁府君墓表》，《清容居士集》卷30。[17]袁桷在叙述中也提到袁瑴为袁毂“其宗”。[18]（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7，《书进修堂往还尺牍》。[19]黄宽重：《宋代四明袁氏家族研究》，选自《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编辑发行，台湾商务印书馆、学生书局、三民书局代售，1992年出版，第131页。[20]（宋）祝穆：《方舆胜览》卷7《庆元府》条。[21]（宋）梅应发、刘锡同：《平桥水则记》，《四明续志》卷3。[22]（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46《宁波府》条。[23]（元）脱脱等：《宋史》卷173，《食货志》第126。[24]（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15页。[25]常建华：《宋明以来宗族制形成理论辨析》，《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26]杜靖：《百年汉人宗族研究的基本范式——兼论汉人宗族生成的文化机制》，《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27]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7页。[28]王玉波：《启动·中断·复兴——中国家庭家族史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29]黄宽重、刁培俊：《学科整合、国际化趋势与数位化时代的史学研究与教学——著名学者黄宽重先生访谈录》，《历史教学》2006年第4期，第16页。[30]栗品孝：《组织制度、兴衰沉浮与地域空间——近八十年宋代家族史研究走向》，《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3期。作者指出柯睿格提出了宋代社会流动加剧，科举对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巴博德对弗里德曼的理论提出质疑；科大卫和刘志伟则认为宗族的出现，是宋明理学利用文字的表达，改变国家礼仪，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起正统性的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萧凤霞认为地方社会里的人民借助国家修辞话语积极创造了宗族；罗伯特·海姆斯认为宋代地方精英权力具有地方化趋势，着力于宗族经营，而柯睿格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也遭到了以赫若贝启发并由韩明士发扬的南宋精英“地方化”观点的挑战，后者认为南宋精英更多对地方经营，借助于诸如婚姻及家族等的经营，来加强其宗族的势力，具有地方化趋势。包弼德更明确提出南宋士人家族与北宋的断裂，强调南宋及其后的延续性。这一观点在西方较流行，但是国内以包伟民为代表的学者对此有异议。[31]（宋）罗浚：《郡志十·叙人下》，《宝庆四明志》卷10。[32]（元）袁桷：《人物考》，《延祐四明志》卷6。
上编 袁氏宗族的总体考察
第一章 宋元时期四明袁氏宗族概况
袁氏宗族在唐末离开中原故土南迁，宋初才定居四明，经过两代人的积累便在宋元时期异军突起，成为四明地区令人瞩目的望族。这一发展结果不是一两个族人偶然遭遇了幸运，而是在宋元特定历史和地方发展背景下，整个宗族努力的必然。
第一节 宋元时期四明袁氏宗族发展背景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宋代历来是被视为积弱难返的朝代。不仅因其国土面积小，南宋甚至只剩下“半壁江山”；还因宋代与周边的辽、金、蒙古的历次战争中，多以失败议和为结。其实历史并非完全如此。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治隋唐史的陈寅恪先生就指[1]出：“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自20世纪50年代后，在欧美、日本汉学研究者的推动下，特别是内藤湖南提出唐宋转型研究的议题以来，随着国内外学界、史学界对宋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制度、教育学术等各方面的深入研究，原本关于宋朝微弱的认识在不断被修正。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说：“有宋一代，武功不竞，而学术特昌，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造，靡所不备。”邓广铭也指出宋代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元代是以武力称雄世界的，其统治疆域堪称中国历史之最。元代初、中期的几代蒙古族皇帝尽管称不上精通儒学，但还是比较重视儒学，重视恢复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继续海外贸易。元代采取民族歧视政策，汉人地位低下。又取消科举考试，直到中期才恢复，南士入仕普遍极其困难。但元代统治者对民间的军事控制严紧，而思想钳制相对弱，给文化的发展留下了空间。
宋元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给四明地区袁氏宗族创造了兴起的历史机遇。
一、宋元时期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一）科举入仕制度的建立
宋代采取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其基本制度沿袭唐制，又在官制、军制、科举制，以及法律上进行了系列改革，把政治、军事、财政等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宋代在官制上通过裁撤、分权，削弱宰相权力。民政、军政、财政分属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主管。元丰改制及南宋后，宰相又重掌大权。其地方政府机构实行州（府、军、监）、县二级制，州级政府官员由朝廷委派。军政由文臣主持的枢密院统管，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武帅分掌禁兵和厢兵，调配权在枢密院。北宋常规军规模远远超过前朝，但军政腐败，士兵战斗力薄弱。宋代法令繁多，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方方面面。
宋时的科举制是其政治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对士人及其家庭、家族、宗族起落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制度。宋代开国之初，太祖便立下誓约：“不杀士大夫”，“不欲以言罪人。”“右文”政策也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祖宗家法世代相守。《宋史·文苑传》序言中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预知矣。艺祖（太祖）革命，首用文吏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重文教，抑武事”给士大夫们构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表现空间。
宋代科举基本沿袭唐制，主要的有贡举、制举、武举和童子举。后三者数量少，主要的还是贡举。贡举分解试、省试和殿试三个级别，仁宗时两年一试，神宗后改为三年一试。省试的主要科目为进士科，考试内容前后有所改革，基本内容为文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墨义是对《春秋》或《礼记》十条。
宋代曾多次对科举取士、官员铨选任官等制度作改革，确立了科举立法的完备体系。第一，严格考试制度，严防势家对科举的控制和垄断。废除吏部考试和“公荐”惯例，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别试避嫌法，推行弥封、誊录法。第二，录取数量增加，范围扩大。太宗、真宗、仁宗庆历四年以前共开科二十六次，录取进[2]士5337人，诸科进士11877人，特奏名5807人，三朝平均每科录取进士205人，诸科进士456人，特奏名人223人。由此可见，北宋每年[3]取士数量大大高于唐、明、清三代的取士人数。不仅人数增加，宋代还打破唐以来取士的门第制度，广开寒门读书人的通道。宋太宗于淳化三年（992）三月，下诏规定：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诏书一下，“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4][5]必赐科名”。并在同等条件下向寒门倾斜。第三，提高科举及第后的待遇。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速，“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巨公，皆由此选，而仁宗亦享用[6]之，登上第者不数第，辄赫然显贵矣。”
宋时士人入仕还有其他可能。对那些被排除在通过科举及第进入国家官僚机构的绝大部分士人，宋廷给予特殊照顾。若是会试或省试落第的“得解人”，他们不但可以被任命为“助教、广南摄官、流外品官、三省守当官、守阀守当官私名以上”等官职，还享受“并侍丁[7]本身并免丁役”。其社会地位以及能够获取的经济利益也远远高于普通百姓。
另外，北宋前期还实行了特奏名制度。特奏名制度始于宋太祖开宝二年（969），规定应试十五举以上的，不再经过考试，特赐本科[8]出身。作为增加取士名额的重要方式，特奏名制度是指在科举考试正式录取之外，录取数次应举不中的老年士人。他们与正式录取的士人享受同等待遇，仍可赐给出身。
荫补也是宋代士人的入仕方式。宋代荫补范围广，有资格受荫补的官员级别不像唐那么高，而且除了直系外，也可以恩泽族人、旁支、异姓，甚至于门客。得荫补的机会有大礼荫补、致仕荫补、遗表荫补等。
宋时政府对士人的入仕给予多重选择，但是到了元代情况发生了改变。元代蒙古皇帝对儒学不太精通，再加百废俱兴时期，前三朝不设科举考试，对于士人尤其是南士来说，其入仕渠道就变得狭窄了。除了荫补外，元时又恢复了“举荐制度”。许多士人只有选择担任地方儒学的学官或者北游入仕，但是在民族歧视异常严重的背景下，汉人的入仕之路崎岖且艰辛。（二）商业经济快速发展
宋代以小于汉唐的国土，维持了高于汉唐的人口总数和密度、增长速度，其农业发展超过唐代。垦田面积不断扩大，农具制作技术改[9]进，作物品种得到改良，粮食平均产量大大提高，经济作物被大量种植。宋代手工业如造船、纺织、染色、造纸、制瓷、制盐等行业也得到发展，手工作坊数量、规模大，从业人员多。这为宋代的商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宋代商业经济在城乡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全国商业网络四通八达。宋代超过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如开封、临安、建康（今江苏南京）、鄂州（今湖北武汉的武昌）、成都、泉州等既是政治、文化中心，还是商贸中心，到南宋时期全国有50多个10万户以上人口的商业大城市。大城市内的邸店、作坊、质库、商行数量大增，货物丰富，交易繁忙。唐时原本为军事用途的集镇功能转变，成为贸易地，小镇市开始兴盛起来。全国的大城市、小镇市的交易，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商品交易额和税赋，淳熙年间（1174—1189）全国正赋收入6530万缗，[10]占全国总收入的30%，据推算，商品交易额在20000万缗以上。为适应交易需要，北宋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三）文化呈现繁荣景象
1.理学逐渐占据主导
宋学以强烈的自信对前人的经学注释提出了质疑，理学和其他儒家学派先后出现。理学主要的有程颢、程颐，以及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和陆九渊所倡的“心学”。“二程”认为“理”无所不包，产生万物并统辖万物。朱熹发展了程颐的理学思想，著述丰富，提倡“道问学”的学习方法。程朱理学到理宗时成为官方哲学。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也”的“心学”思想，倡明本心，“尊德性”，“心学”也被称为“陆学”。宋代的程朱理学在全国广为流传，而四明地区则以心学为主，这主要得力于四明陆九渊的四位弟子——甬上四先生，其中袁燮即为袁氏宗族的代表性人物。另有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和陈亮的“永康学派”、叶适的“永嘉学派”。“新学”强调“新故相除”是“天”、“人”共同作用的结果，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后两个学派是事功学派。
2.教育受到了重视
宋代初期教育改观不大，到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执政，他认为“学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兴衰，视其学之兴废”。由此兴起的庆历兴学，加强了官学，改革了太学。后有王安石熙宁二年（1069）为参知政事后发动变法，形成熙丰兴学，改革了以太学为首的官学，太学生十多年增长了七倍，地方官学规模、数量迅速发展。再有崇宁兴学普及了教育。几次兴学后宋代教育发达程度超过前朝。除了太学外，州、县学普及，入学学生多，教学资金有相对保障。大观三年（1109），北宋二十四路共有学生167622人，校舍95298楹，经费年收入钱3058872贯，支出2678787贯，粮食年收入640291斛，[11]支出337944斛；校产中有学田115990顷，房廊155454楹。
官学以外，宋代私学很兴盛。为了传播学说，学者纷纷在书院著书立说传道。出现了著名的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和石鼓书院。传授蒙学的专门教材《百家姓》、《千字文》等在此时出现。
3.文艺上新的突破
宋代文艺在唐代后有了进一步发展。文艺形式丰富，诗文承唐代，古文运动取得胜利，宋诗以文入诗、以理入诗，别有自己特色。宋词的出现即开创了新的时代，婉约、豪放两派各领风骚。书画并非宋时最高，但名家佳作不断涌现。宋代士人、官宦生活精致，修养良好，普遍热衷于书画古玩的鉴赏、收藏，四明袁氏宗族的袁文、袁似道等人都是其中的典型。
4.科技上取得进步
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到了宋代有了新的发展，指南针宋代应用于航海，活字印刷术由毕昇发明，大大促进了教育和学术的传播；火药和火器配方是武器史上的进步。其他如医学、天文学、农艺学、建筑学等方面都出现了有时代影响力的成果。
二、宋元时期四明区域地位中心化
四明地区建制并不晚，但长期以来生产力低下，发展缓慢，直到[12]南朝孝武帝时，“徙无赀之家”到余姚、鄞、鄮县，“垦起湖田”。到唐中期以后，四明才有了实质性的开发，但是跟周边的区域特别是越州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王安石在其《鄞县西亭》中称鄞县为“穷城”，在《上运使孙司谏书》中描述“鄞于州为大邑，某为县于此两年，见所谓大户者其田多不过百亩，少者至不满百亩。百亩之直为钱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数口之家养生送死皆自田”。[13]四明这个“穷城”经庆历以后的发展，已是“民俗富厚”，“家家[14]人富足”。当然，文人描述有时难免主观，但从史料上分析，入宋尤其是庆历以后四明地区已经去边缘化，逐渐成为全国政治的京畿地区，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交通发展
作为传递信息、人口迁移和物资流通的纽带，交通具有鲜明的经[15]济性。四明水陆交通经唐宋时期的大力建设，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从地理上看该地处于海岸线之中央，扼水路之要冲，拥有如澥浦等天然良港；海上航运有先天优势，可以往北通日本、朝鲜，是中日之间最快捷的航线；南下到闽粤。对官府或民间，于军事或商业用途，明州港在海外交通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四明辖区内的水陆交通也日渐通畅。陆敏珍分析明州河道及津渡、桥梁，道路、桥梁建设已经由秦汉时政府主导，以政治、军事考虑为主，到唐宋逐渐转变为政府主导下基层、民间多种形式共存同建。宋时其内河体系已较为发达，水路密布，道路通畅，以县治和州治为大小节点，内部形成了流通便利的交通网络。四明对外经内陆可以通达杭州，并经运河到达北方主要城市，宋室南迁后已经成为杭州事实上的出海口。四明又是中国舟船文化重要的发祥地，其从周代起就非常繁盛的造船业，为区域开展航运、鱼盐捕捞、贸易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硬件基础。（二）人口增加
农业社会中，人口是衡量地区发展的重要指标。四明在唐时建城以来，人口一直落后于同区域的杭州、越州等地。但入宋后，这一现象发生了变化。从各方志中可见四明从唐中期至元初人口发展概况，见表1-1。
这些依据各类方志所载的户数、人口数，经专家研究，其数据应该存在各种误差，但是能基本说明该区域人口发展的大致趋势。另据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对980—1390年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的计算，他按照每户5口的假设，推算出自980年、1080年、1102年、1199年到明初1399年的人口密度分别为20、81、82、96、147。另外，以昌国县（到元时升为州）为例，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该县登记的主户有7665，口23014，客户5876，口18488，共有户13541，口41502。到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户数增加到22640，口126005。这些数据都反映了自北宋到元，四明地区的人口明显呈持续增长趋[16]势，北宋中后期人口密度的数值一度超过绍兴地区。其间因战争的因素，四明本地人口其实损失较大。建炎四年（1130），遭金兵屠城，[17]“明州无噍类”，金兵又行搜山，“由是遍州之境，深山穷谷、平时[18]人迹不到处，皆为虏人搜剔杀掠，不可胜数”。但大量北方人口的南迁弥补了人口损失而造成的生产力的损失，使四明地区在战争期间仍能保持较好的生产发展。更重要的是北方移民的迁入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原地区进步的文明，促使该地区迅速转变了其原本边缘化较落后的状态。表1-1 四明地区由唐至元人口变化表（三）城市商业发达
从唐到宋，四明地区城市经济的商业发展是十分迅速的。镇市是城市向农村延伸的节点。四明地区宋代镇的功能的转变和数量的增加是商品经济驱动的结果。唐时镇主要为军事驻所。宋代随着在镇派设文武官员实行管理并征收税务，镇转为普通商业活动的场所。这一转变说明了宋代该地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北宋元丰年间（1073—1085）四明共有3镇，分别为鄞县的小溪镇、奉化县的公塘镇、定海县的澥浦镇。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四明地区共有7镇22市，其中鄞县1镇8市，慈溪1镇6市，奉化2镇4市，定海1镇3市，象山1镇1市，昌国1镇；此外宁海也有2镇。除了镇市，城市内市场数量、场地大量增加，交易商品种类丰富，行业更加细分，商税额大幅提高，熙宁十年（1077）的26947贯到宝庆元年（1225）的87102贯，增加了323%。
因其拥有天然良港，四明商业经济发展中海外贸易占有重要地位。从全国经济区域分布来看，它位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带的边缘，既是丝绸、茶叶之类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心，又是外国消费品的销售中心，故而唐宋以后的四明，一直是长江三角洲区域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唐代的明州港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成为中日间“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是与扬州、泉州、广州并列的四大港口之一。
宋代咸平二年（999）在四明设立了市舶司。宋室南迁，运输只有靠南方的出海口，四明地区的贸易就更发达。陆游曾描述明州港的繁华景象为“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19]。光宗、宁宗时期，两浙地区其他四个市舶务相继被废，明州市舶务一度成为唯一从事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是与高丽、日本的海外贸易的唯一港口。从明州港出发的商船满载着手工艺品，换回珍宝、香料等奢侈品，极大地满足了社会需求。宋朝还给予明州市舶司以几个能签证前往海外的权力，对该司任职官员的任命和考核严加把关。
入元后，明州市舶司先后相继把温州、上海、澉浦的市舶司并入，海外贸易呈鼎盛之势，该地港口是当时与泉州、广州并列的三大港口之一。贸易的品种元末较南宋的220多种多出60余种，是元代对日本、高丽及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重要贸易港。
四明地区的海外贸易尽管以官方的为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地的人口生存状况。据南宋《宝庆四明志》统计，当时该地共有民船7619条，由此推算，靠海洋生存的人数以万计。而开放的海洋文化，也培养了宁波人开放的心胸、务实的心态和冒险的精神，为浙东学派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与商业经济发展比较，四明地区宋代的农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随着人口的增加，该地区的人地紧张的矛盾愈发突出。朝廷推出了各种政策鼓励移民开荒，并开发各种次等地，向湖、河、海要田地，出现了坪田、梯田、涂田等土地耕种形式。水稻种植技术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粮食赋税的提高，据估计，南宋明州的水稻平均亩产为2石左右，稍逊于两浙2～3石的平均亩产。尽管人均粮食产量比较紧张，明州承担的漕粮、税粮依然十分繁重。到元时，全部税粮为130552石。在粮食种植外，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也在明州的农业生产中占有一席之地。渔业、鄞县大嵩盐场与慈溪的鸣鹤盐场的制盐业，和其他地方的桑蚕业、丝织业、造船业等手工业较发达，更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宋代四明地区商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自身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实现了与其地理位置上相应的中心化。元朝的四明地区在政治区域上仍然是边沿化的，但没有对其经济地位的重要性造成太大冲击。商业经济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传统的“四民”看法被极大地改变，宋代经商者也可入仕，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人们的生活追求多样化，而择偶方式上也开始随之反映出对富裕的追求。
三、四明地区文化大发展（一）教育事业兴盛
四明地区的文化发展首先得益于教育的普及。北宋最初的83年教育面貌如同五代，到雍熙元年（984）慈溪县令率先于县西建儒学，接着其他县先后兴建起儒学，四明地区教育面貌稍为改观，庆历兴学真正使该地区的教育焕然一新，从此，“岁磨月砺，为士者日众，善人以不教子为愧，后生以无闻为耻。故负笈而从师友，执经而游学校[20]者踵相接焉”。
1.官学校舍兴办
四明州学始于开元二十六年（723），后毁于袁晁之乱。天禧二年（1018）李夷庚移学校于城之东。建炎兵乱校舍遭毁，唯有先圣殿独存。后郡人林暐（袁坰岳父）首捐金钱数十万欲恢复兴建，绍兴七年（1138）明州守仇愈卒成。规模包括讲舍及其后明伦堂。十九年（1150）为适应发展需求扩大规模，徐守琛于明伦堂之后建稽古堂，堂之上旧有五经阁（郡人楼郁有“五经高阁倚云开”之句），后阁毁经亡。有高宗皇帝累颁御书经史乃崇奉于新堂之上，为御书阁。后又增置成德斋、养正斋等。经郡里多次输入资助，“州学黌宇美轮美奂，甲于东州”。不仅校舍规模大，入学学生多，时为教育强州，以致“世人之言郡泮者，必曰一漳二明，盖漳以财裕言，明以舍馆之宏伟言也。巍堂修庑，广序环庐，槐竹森森，气象严整；旧额生徒一百八十人，其后比屋诗礼，冠带云如，春秋鼓箧者率之数千，童丱执经者亦以百计，著录寖倍”，开堂讲学，则“环堂而听者以千计”。[21]
庆历四年（1044）“诏天下县学，士满两百人，并得立学”，四明各县学在兴学中先后兴起，其中成绩比较显著的有王安石任县令的鄞县县学。王安石主张通过学校培养人才，他的《慈溪县学记》中对这种观点作了阐释：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党庠、遂序、国学之法立乎其中。乡射饮酒、春秋合乐、养老劳农、尊贤使能、考艺选言之政，至于受成、献、讯囚之事，无不出于学。于此养天下智仁圣义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学，无所不养。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洁，而其施设已尝试于位而去者，以为之师。释奠、释菜，以教不忘其学之所自。迁徙逼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恶。则士朝夕所见所闻，无非所以治天下国家之道，其服习必于仁义，而所学必皆尽其材。一日取以备公卿大夫百执事之选，则其才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备选者，其施设亦皆素所见闻而已，不待阅习而后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虑而尽，功不为而足，其要如[22]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国家而立学之本意也。
王安石把改造和加强学校教育，通过学校选士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他于庆历七年（1047）到鄞县任上，次年为县学延聘“庆历五先生”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先后致信五先生，晓之以理，言辞恳切，特别是两次给杜醇书信，《请杜醇先生入县学》《再书》中申明为师的重要，“君不得师不知为君，臣不得师则不知为臣”，终于打动了杜醇。
鄞县县学先以孔庙为学，后迁徙至县治西南。然不幸在战火中学校被毁。嘉定十三年（1220）主簿吕康年以旧址过于狭隘向丞相史弥远请求异地重建，史氏命郡守俞建相地择所，最后以宝云寺西不隶将威果指挥废营为基础重建。该处占地面积15亩余，由郡及常平使者拨给楮券千缗，以及乡里士大夫们资助四千一百缗，开始建先圣殿，但是几年都未竣工。宝庆二年（1226），尚书胡榘守郡，捐缗钱、楮券、市舶之赢等近三千，又有士大夫捐五百缗，才建成成直殿，后为“养正”讲堂，及东西两边“观善”、“辨志”、“习说”、“敬业”四斋，殿之前两边各有从祠。校舍建设经历漫长而曲折，但正是“王文公安[23]石宰县，因庙为学，教养县之子弟，风以诗书，衣冠鼎盛”。
2.官学的经费比较充足
宋代各级官学的办学经费充裕且稳定，甚至有学生陆雍在入州学期间将补助带回家奉养母亲的案例。不过官方投入主要以学田形式来实现。从《宝庆四明志》到《延祐四明志》的学田变化，说明无论是规模还是形式，四明地区官学的资金来源愈来愈趋于多样、稳固。表1-2 宝庆年间各县学资金来源[24]表1-3 延祐年间各州县学资金来源
延祐年间州学、县学另有数量多、各种形式的得租，本书就不再一一赘述。除了学田以外，还有政府发起输入，以及民间助学的辅助。因为缺乏有效监管，后来的民间助学成为学官贪污的温床，当然也有[25]好的典型，如袁燮在《建宁府重建学记》中所提到的倪思。
另有地方设“义庄”对寒士进行扶助。四明“义庄”是在史浩的发动和沈焕的支持下成立的，其初衷为“劝廉耻”，资助穷困的士子，使其能专心向学，由清廉之士担任掌管。初史浩捐公帑买田数百亩，沈焕联合乡士大夫集资，每年得谷六百斛，米三百斛，买地建十五栋房舍。沈焕后由汪大猷、楼钥、袁槱、高文善先后管理，惠及贫士与孤寡无数。《宝庆四明志》中也载庆元年间奉化义廪岁入“谷六百八[26]十九斗八升五合，麦五石三斗七升，租钱七十六贯七百四十文”等，义庄田、所入数量在《延祐四明志》中记载则更多。
3.地方官学还制定了系统的学规
庆历兴学中提倡选拔地方名师来教学，教学内容为适应考试，主要有经学、诗赋和策论，教材可以自定。熙丰兴学则颁布了统一教材，主要有王安石主编的《三经讲义》等；一批专科学校如律学、武学、医学得到整顿发展。经崇宁兴学，地方全面推行三舍法，普遍建专科学校，增加了官学种类、数量、规模，扩大招生的范围，降低了入学的门槛。在宋代的现实生活中，如“工商杂类”甚至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贱民”，其子孙也可以进入州、县学读书。所以上行下效，四明地方的教育事业真正普及开来。
在庆历、熙丰、崇宁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后，出现了“虽荒服郡县[27]必有学”的兴盛气象。此外，宋初还出现了一些私人创办的书院，与官学一起，推动了教育。四明如楼郁的城南书院（后为袁毂继承）就是其中知名的书院之一，门下弟子丰稷、袁毂、罗适、俞充等应试成绩突出，文名在外，吸引了不少士人入学。另有五先生之一的王说创桃源书院，王先生为隐居教授，但声名远扬，神宗特恩补官，仍书“桃源书院”四大字赐。稍后有舒璘曾在奉化讲学的广平书院，王应[28]麟为之作记。并以此为基础，广邀名师讲学，由此带动了四明地区的学术繁荣。（二）科举成绩突出
教育事业走向兴盛，也把一大批的士人学子通过科举推向了政坛。四明以人物入史书的为计，入唐史的人物仅为4人，而仅北宋一朝被收录的即有20多人，南宋有32人。走上政坛的人物中，南宋一朝有4人为宰相，史浩、史弥远、郑清之、史嵩之；有11人为执政：王次翁、史才、魏杞、张孝伯、楼钥、宣缯、袁韶、陈卓、余天锡、应櫾、史宅之。其他名卿大夫则不计其数。如胡刚中所指出的“四明人物之渊，自公卿至大夫日益盛，则业于士者宜尤盛。士所以为公卿[29]大夫之阶也，而士必阶于学”。
四明仕宦的成功以教育为基础，还源于该地区科举的兴盛。宋时科举取士中最重要的进士科及明经诸科（元初取消了科举制），对寒门都开放，且录取人数大为增加，吸引了平民百姓的广泛参与。上述入史书的人物中南宋32人中进士有29人。四明地区唐时为偏远地区，入宋后即为文化发达地区，与寒门弟子积极应对取胜场屋有直接关系，宋代进士录就记录了其科举考试中的骄人成绩：四明在端拱二年（989）进士为1人，整个北宋朝总共有124人，到了南宋，激增到776人，其中出现了3位状元：姚颖、傅行简、袁甫。[30]表1-4 南宋两次科举登第进士路别统计表（北方已沦陷，不录）
伴随着四明进士的增加，还有乡试解额的增加。此外，四明人还通过国子监试、转运司试取得解额，官宦子弟还可以通过荫补，或者入国子学进入国子监试等，比平民就有了更多的科举考试途径。陈晓兰认为南宋四明地区科举之所以盛行，本地浓厚的重学风气、充足的教育资源和发达的教育水平是根本原因；而从运作层面看，参加科举的四明举子不断增加、士子充分利用了发解试的三种途径以及本地官[31]宦和宗室子弟人数众多是关键。袁桷也认为用科举取士虽有弊，但[32]兴学后直接造成了“贤德硕辅皆繇是出”的繁荣局面。（三）学术走向繁荣
宋代整个学术中心也跟经济重心南移一样，地域重心由北向南移动。《宋元学案》所列宋代学者1700余人，其中两浙路远远多于其他各路，为680人；两浙路中最多为婺州有153人，明州居次，为115人。
四明地区的学术发展与传播离不开发达的教育和成功的科举应试推动，当时各种私学兴盛，以学术传播、研讨、交流为主要功能的书院，在四明地区非常繁荣，见诸史书且影响较大的除上文的城南、桃源书院外，还有甬东书院、杜洲书院、慈湖书院、岱山书院等。书院广泛延聘名师，进行经史讲授、研究，并以讲坛为平台，开展多方面的学术交流。先有庆历五先生后有淳熙四先生，大力推动了该地区的学术繁荣。王应麟在《重修学记》中回顾了四明庆历兴学的历史，认为改变自唐以来四明文风寥寥局面的首推五先生之功。
而淳熙年间的甬上四先生先后师事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接受了心学思想的影响，陆九渊去世后，四先生大力倡导、传播，是陆学最重要的传播者，使四明成为陆学的中心地，形成了“朱文公之学行[33]天下而不行于四明，陆象山之学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的局面。文天祥褒奖四先生之陆学传扬功绩时说：“呜呼！师道不立，朋何以兴？心学不传，朋何以成？师立心传，孔氏教行。张、吕、朱、陆，森然户庭。于时鄮峰，灯荧铎鸣。舒、沈、杨、袁，人皆名称……溯[34]源皆自象山弟兄，养其气翳，出其光明。”南宋末，随着四先生先后去世，陆学的影响逐渐被已取得官方正统地位的朱学所取代，黄震、王应麟、史蒙卿等学者先后继起，四明的理学出现朱学、陆学、吕学[35]并存渐趋融合的趋势。[1]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选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45页。[2]根据张希清《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统计，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423页。[3]据张希清的《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5期的资料：唐代进士及第平均每榜为25人，明代平均每年89人，清代平均每年103人。[4]陈耆卿：《仙居令陈密学襄劝学文》《嘉定赤城志》卷37，《宋元浙江方志集成》，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2页。[5]据《文献通考》卷30《选举三》记载：“（雍熙二年）是年亲试举人，……李防、吕正蒙之子，皆入等，上以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罢之。”[6]（元）脱脱等撰：《宋史·选举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611页。[7]《宋会要辑稿·食货》卷12之8，第5211页。[8]王栐：《燕冀贻谋录》卷1，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9]范文澜在其于《新华日报》1950年第6期上发表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说宋代粮食年总产量达1284亿斤，人均占有粮食1300斤左右。而据张邦炜在《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上的文章《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中研究：唐代粮食年总产量595亿斤，人均占有粮食1000斤左右。[10]王国平：《以杭州（临安）为例，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代序），邢舒绪著：《陆九渊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11]邓广铭、漆侠、朱瑞熙、王曾瑜、陈振：《宋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12]（梁）沈约：《孔季恭传》，《宋书》卷54。[13]（宋）楼钥：《为赵晦之书〈金刚经口诀〉题其后》，《攻媿集》卷74。[14]（宋）舒亶：《和马粹老四明杂诗，聊记里俗耳，十首》，乾道《四明图经》卷8，《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2页。[15]陆敏珍：《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经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16][日]斯波义信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17]（宋）汪藻：《奏论诸将无功状》，《浮溪集》卷1。[18]（宋）罗浚：《舟驾巡幸》，《宝庆四明志》卷11。[19]（宋）陆游：《明州育王山买田记》，《渭南文集》卷19。[20]李闶：《修九经堂记》，《延祐四明志》卷8。[21]（宋）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1，《宋元浙江方志集成》，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607页。[22]（宋）王安石著，洪本健选注：《慈溪县学记》，《王安石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73—75页。[23]（宋）王应麟：《重建学记》，《延祐四明志》卷13《学校考》。[24]（元）袁桷：《学校考》，《延祐四明志》卷13。[25]（宋）袁燮：《建宁府重建学记》中称其“役于官者，日与之庸”，“鬻于官者，随给其直，费广不靳，无扰于民”，《絜斋集》卷10。[26]（宋）罗浚：《学校》，《宝庆四明志》卷14。[27]（宋）苏轼：《南安军学记》，选自《古文集成》卷12。[28]（明）李贤等：《宁波府》，《明一统志》卷46。[29]（宋）胡刚中：《重修学记》，《延祐四明志》卷14《学校考》。[30]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31]陈晓兰：《南宋四明地区教育和学术研究》，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32]（元）袁桷：《学校考》，《延祐四明志》卷13。[33]（宋）方回：《送家自昭晋孙自庵慈湖山长序》，《桐江续集》卷31。[34]（宋）文天祥：《郡学祠四先生文》，《舒文靖公类稿附录》卷下。[35]陈晓兰：《南宋四明地区教育和学术研究》，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第二节 宋元以来近代宗族的发展
宗族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表现出来的特点、结构是有所不同的，因而存在着不同的类型。从出现始，绵延至今，宗族的形态、结构、功用等都发生了极大变化。
一、宗族的发展演变（一）先秦时期宗法制宗族[1]
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有类似宗族的形态存在。但是早期的宗族具体形态研究还不甚清晰。有学者根据典籍中的“八家为井”、“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的编制，提出传说中的黄帝至夏殷之世所实行的乡里政治制度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地缘[2]基础之上的邻里制度。从夏代始，其宗族组织经改造旧的氏族、部落机构，并赋予它们新的社会职能，表现为与国家政权合一的形态。[3]殷商时代的继统法以兄终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直到西周的宗法制度倡立嫡传制。西周宗法制度下的宗族，其要旨是“国王‘家天下’制度”（王位世袭制）和“宗法贵族世袭分封制”。[4]大宗分封给小宗以土地、人民及管理权，依照大小宗法建构起从天子、诸侯、卿到士的层层分封的宗族结构，从宗主到宗子，必然体现为家国同构的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庶民依附于领主，领主又隶属于大宗主，逐级往上，形成了严密的而完整的宗法社会。礼法中所说的“士大夫必有宗族”即从此而来，而庶民是无宗族的。（二）隋唐时期世家大族宗族
自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宗法社会的内部结构被打破。但西周以来的礼制被保存下来，汉代采取重建宗室、以孝治国、独尊儒术、举荐制度、连坐和互隐等政策，又客观上给了宗族以生长的空间，到汉末强宗豪族已成为当时社会一股重要的军事政治势力。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的大庄园经济制度促使以门阀士族为形态的宗族组织趋于繁盛。这种被称为“士族”或“世族”的豪强大族，往往集军事、政治、经济为一体，特重门第与族望，盛行以谱牒为判定门第高下以及婚姻、血统的依据。士族间还互相联姻，互为连理，借助举荐制度顺利进入朝政，形成一姓豪强。不仅豪门望族聚居一地，平民百姓也常常聚族而居，互相依存，互相帮衬，在北方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三）宋明时期平民化宗族
五代十国的战乱沉重打击了世家大族，进入宋代，自统治者至民间，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新型宗族的建设。朱熹具体梳理了这种宗族中的始祖和宗子，“宗其为始祖后者为大宗，此百世不迁之宗也；宗其为高祖后者，五世而迁者也。高祖迁于上，宗则易于下。宗其为曾祖后者为曾祖宗，宗其为祖后者为祖宗，宗其为父后者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为小宗。以其转迁别于大宗也。别子者，自与其子孙为祖，继别者各自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亲所以备矣”[5]。五宗基本包括了以父系世系为根本原则的血缘网络关系，这一范围也决定了宋以来这种新型的宗法制度以小宗法为根本，以庶民为主[6]体，与政权的关联弱化，组织的内部关系松散化。并逐渐以族谱、义田、祠堂、家训等为基本要素，奠定了近代民间宗族的基础。也正因此，专门研究宋代宗族的王善军对宗族的界定是“以父系世系联系起来的同一男性祖先的所有后代，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自然形成的血[7]缘团体”。
朱熹在其《家礼》中细致构建了这种新宗族内冠婚丧祭四礼的各种礼节、规程，还设立了宗子法、义田、祭田等宗族基本要素，健全了宋以后的宗法制度。明清的宗法制度在统治者的鼓励与地方士绅的积极参与下，宗族意识、宗族观念深入人心。各地聚族而居的现象普遍化，特别是闽广地区，集合了众多家族的宗族承担起了赡济、协作、教育、自治、防卫等社会职能，具有地方自治的特点。（四）近现代时期变异的宗族
晚清以来的各种现代化社会思潮中，近代宗族因其所具有的封建性被认为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主要的阻碍因素，而遭到严厉的抨击和批判，在革命浪潮及社会现代化建设中逐渐被解构。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农村又兴起了宗族建设热潮，族人聚会、修缮族谱、祖宗祭祀等活动又重新红火开展起来。但是这些新时期的宗族组织或者宗族活动仅仅是打着宗族旗号的松散的组织联系，目的不外乎追祖溯宗以激励后人，血缘联系不突出，宗族的功能发生了变化；有的甚至是为配合地方文化挖掘，而由官方触动、民间发起的宗族活动。这种现代新型宗族活动是不定期的，宗族的常设机构也不严密，往往缺乏可持续性的经费，本身是不稳定的。而海外的宗族更多的是宗亲会组织，其成员构成、组织管理等都完全迥异于宋明近代宗族，因而是变[8]异的。
二、宋元时期是形成近代宗族的开端
对中国宗族整个发展史的分段，宋元明清阶段宗族是作为同一大类的，但是如果加以细分，宋元时期与明清阶段的宗族存在是有所不同的，它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宋代是近代宗族的开端，这在现代宗族史的研究中已是共识，元代更多的是恢复延续宋代的各种体制，而明[9]清时期才是近代宗族制度的深化、成熟。
宋初因门阀士族制度崩溃，家谱亡失，世系中断。又因战事、科举等原因，流动性加强，许多官僚出身寒室，人们往往不愿追述祖先，有的则无法追述。其结果导致爵位、田产不能世袭，家庭、家族、宗族都处于动荡之中，其延续性难以保障。“家且不保，又安能保国[10]家！”把家与国联系起来，认为安家是保国之根本。而建立家族制度，以宗法来解决这种危机是有效途径，“世可以仿佛王道者，惟故[11]家为然，世益久而益有所凭藉”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在这一情形下，社会兴起了修族谱、置族产等“敬宗收族”的活动。
宋元时期宗族逐步形成了以祠堂、族谱、族田为收族手段的宗族形态，但还不太普遍，且大多规模比较小。朱熹的《家礼》对宗族祭祀、礼仪等作出规范前后，社会普遍存在各种有关宗族的思想和解释，有的地区甚至宗族思想非常淡薄。宗族的分布主要偏向江南地区宗族发达的区域。
作为近代宗族的开端，宋元时期宗族在现实中因有共同的祖先，明确了世系关系；在重要节日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活动；在赈济孤寡、教育后代上可以互相扶持。对外又能形成合力，为宗族争取到最大化社会资源，反哺宗族。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宗族的“敬宗收族”，也达到了社会基层的自治。正因为宗族能满足在官方和民间的需求，各方都热衷于宗族的建设。宋代以来的宗族在平民化的过程中普及化，到晚清时各地宗族遍布，宗族的要素诸如族谱、祠堂、族田等物质形式完备。
三、宋元时期宗族的类型
宋元时期的宗族在各层面、各地区的主要存在类型有所不同，在民间主要的应当是较为松散的小型宗族。他们族人聚居一地，内部也举办一定的仪式，也有若干墓田等共同财产，但还未形成明确的经济共同体，日常生活的基本单位仍然是以家庭或家族共同生活为主。此外，还有累世共居大家族即所谓的“义门”、官爵世替世家、豪强大族、宗室几种。（一）“义门”
累世同居共财因孝族亲义聚合而居，大家族成员同居共财，同羹合食，崇义重礼，是传统社会的理想生活模式，被御赐为“义门”。尽管数量并不多，但是累世同居作为一种生活模式，其所倡导的孝亲礼仪，很得统治者和理学家们的赞赏，史书往往连篇累牍加以记载。史载的累世同居大家族如宋时陆氏宗族，后来被旌表为“义门”的婺[12]州浦江郑氏义门。郑氏“以肃睦治家，九世不异羹”，经历了宋、元、明三朝“人口数千指”，累世同居达260年。当然，这种模式维系不易，宋朝一些宗族为达到这种理想，往往修建了严格的“家法”，还需多方经营才能传承下去。虽然有上述累世同居的强宗大族存在，但是在宋以来家庭、宗族财产的“均分制”下，聚族而居的规模必然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且难以持续。吕思勉先生早就断言，较之大量的五口、八口之家，“实则九牛之一毛耳”，“数世同居，宗族百口，现[13]中国亦非恒有之事也”。（二）官爵世替世家（有的称为科宦世家）
这也是隋唐时期宗族的主要类型之一，主要表现为宗族内成员先后加官晋爵，且官爵世代交替，成为望族。宋时科举制度向寒门开放，广大的平民都获得了平步青云的机会。寒门士子经科举考试登第，再经由对族内子弟教育、提携，经几代努力即可成为缙绅之家。而官宦之家则凭借教育、婚姻、交游等途径加强与官宦集团的联络，巩固宗族的势力，使得宗族的显赫能一代代地相传，官爵世替恩荫子孙。自宋代以来，官爵世替世家数量也较隋唐时期有明显增加。如四明有代表性的史氏、楼氏、高氏、袁氏、汪氏等都是庶民出身。被全祖望列为甬上第一望族，曾经出了“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史氏宗族，其政治影响力在南宋王朝长达九代人八十余年，其起始就是贫寒之家。直到淳熙五年（1178）史浩拜相，宗族才开始走向顶峰，其后史弥远、史嵩之又两度拜相，宗族势力无论在地方还是朝堂均臻于鼎盛。在史氏当权期间，还提携了大量的同乡、同门等地方人士，出自四明的政治势力在南宋朝廷一度蔚为壮观，时被戏称为“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三）豪强大族
豪强大族本是秦汉以来的宗族主要类型，其主要特点为较大规模的族人聚居一地自给自足，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地方影响力，有的甚至拥有独立的军事武装。在魏晋大庄园经济制度下，这种坞堡主性质的豪强大族显示出强大的生存能力，因而在战乱年代中其聚合力就尤为突出。在宋代的租佃经济制度下，豪强大族相对封闭的环境被打破而裂变为家族、家庭，而北方不断的战乱，也迫使当地豪强大族纷纷迁离南下散居各地。宋朝时豪强已经大为减少，且宋政权对这些大族既打击又利用，既控制其数量和势力，也利用其控制地方。王善军的研究认为这些豪强大族凭借手中的经济势力，往往封山占地，称霸一方，也危害地方。（四）宗室
宗室自分封制基础上设立宗法制以来就已经存在，是上层社会皇室的宗族。但是秦汉立国之初并不采纳分封制，宗室在社会地位上难以保障。直到汉朝稳固以后才慢慢分封了刘姓诸侯王，东汉政权又逐渐对宗室作了些让步，为宗室提供了诸如设立宗正寺，完善太庙等许多优厚的待遇。到了隋唐，以前强大的门阀贵族始终为政治和社会的中坚力量，故宗室的地位与权力相当突出，“皆以宗亲与庶姓参用，[14]入为宰辅、出居牧伯者，无代不有”。但是唐时宗室的规模相当有限，只有皇帝五服以内血缘近属才被视为宗室，五服以外远属则基本上同于庶姓，旁系宗室子孙在皇族谱牒中一般只登记至五代，五世后则从宗室谱牒中除名了。而宋代对皇帝六世孙以外的疏属仍予以宗室待遇，将他们全部登录于皇族谱系，宗室的规模因此变得十分庞大。几万人数之众的宗室，其管理机构也相应增加为宗正寺和大宗正司、外宗正司。其实庞大的宗室内部情形各不相同，有的经济低落，已经完全无异于庶民，但宗室的教育、入仕等仍享受有别于民间的待遇。
四、宋元时期宗族的几个要素
宋元时期的宗族尽管是近代宗族的初始形态，但是基本要素已经大致具备，只不过并不十分完善和普及。（一）族长
宋元时期宗族的族长多为宗族的宗子，也有的各房轮流执事，还有的为族中年长有德望者。族长的几种产生方式在现实中都有实例，但在具体分析时不应忽视宋代最早提出立宗族世系的张载的观点。他主张宗子由有官职的族人充当，如果嫡长子微贱，而次子为仕宦，则不问少长，须由士人任宗子。持同样观点还有程颐的“夺宗法”，认为“立宗必有夺宗法，如卑幼为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庙，不可使[15]从宗子以祭”。宋元时期宗族这种不同于前朝的设立宗子的方法，明确了士人阶层在基层宗族社会中的地位，反映了理学家们在基层的利益诉求，也推动了宗族的官僚化。
在现实中，宗族的官僚化是适应了宋代的官僚政治体制和以士大夫为社会中坚的社会结构的。宋代从王安石变法就实行保甲制，国家对基层的管理退居至县，这种地方基层管理组织由秦汉以来的乡官制转变为职役制过程中，亟待士绅参与地方治理，都、乡一级的管理主要由乡村精英——士绅来担当，他们不仅担当起教化、教育、互济、公益建设等自治职能，而且也担当起治安、司法、赋役等基层政权的管理职能，成为专制国家和普通民众间上下沟通的连接枢纽和社会控制群体。而一般情况下，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直接担任宗族的领导者；二是通过参与文会组织来控制地方[16]社会。宗族的族长为士绅、官僚，可以在保障对宗族内部的管理同时，对外代表宗族参与地方自治时有充足的话语权。而族长在地方的影响力也是宗族在地方影响力的主要指征。（二）族谱
先秦时的族谱考察帝王与诸侯的世系关系，魏晋以后门阀制度走向极致时无论举荐为官抑或婚姻遴选，都以谱牒为依据而成为谱牒学。宋初时，许多官僚出身低微，社会普遍耻于言其先。但随着经济[17]的发展，以“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为目的的族谱编撰也走向民间，在苏洵、欧阳修分别纂修《苏氏族谱》、《欧阳氏谱》的带动下，社会开始纷纷仿效。它们的体例与编写方式也成为近代族谱的典范。苏氏和欧阳氏以小宗法确定的宗谱收录方法，在元代却受到质疑，元代的族谱认为更应收录“五服”以外的族人，其世系的编订更久远，内容也较宋代充实。族谱不仅是宗族群体与个体成长历史的记载，它所确立的基本准则和“家训”、“家规”等是宗族实现意识形态管理的具体表现；它确立了始祖、宗子，世系关系还明确了亲疏等级关系，使宗族的管理能有序展开。在宗族中，族谱确如弗利德曼所阐述的是宗族“宪章”，其编撰人员、印刷数量受到严格控制，族谱保存者的资格和收藏条件也有严格规定。族谱可以激励族人的自豪感和凝聚力，也是族人和后人借以了解宗族的重要途径，在现代史学研究中族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不过，族谱研究的权威学者钱杭认为，对于族谱的重要性还要辩证看待，族谱本身的教化惩戒作用，在现实宗族中影响有限。宗族的日常生活组织和运转，更多靠的是既定的世系规则和共同的经济利益。对于一般族人而言，并不十分关心族谱本身，而关注自己有没有进族谱，被排在哪里。而族谱在编撰过程中，因为种种不可考证的问题，或者是为抬高本族的影响和身价，而误拉、硬拉名人入族谱的现象也并非个别现象。因此，族谱本身具有局限性，不可迷信。另外，现存的族谱大多为明清以来所编撰的，宋元族谱能流传至今的十分罕见，对于今天借此以了解还原宋元时期宗族发展状况所起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三）族产
宗族若要长久维持其影响力，还需要有充裕的族产作为物质条件保障，在宋时已经有用于祭祀的祭田、祠堂，用于“赡族”的“义田”、“义庄”、义宅，用于办学的义学田、义学舍等田产和宅舍，到了元时更为普及。祭田是宗族的永业田，其存在得到法律的保证，这也反映出宋时宗族需要以祭祀这种宗教仪式来凝聚族人，祭祀在宋时宗族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义田较早由名臣范仲淹倡立，范仲淹得官俸独资购买苏州长洲、吴县良田1000余亩，以其租入来赈济范氏宗[18]族，使贫困族人的衣食婚嫁丧葬皆有保障。此后，世家大族纷纷斥资购置义田以赡族人。有的义田、义庄不仅仅资助族中贫寒之家，还资助乡里，如史浩在四明倡立的义庄。值得注意的是族田的经营方式，主要是采取招佃取租，其收入的用途也仅是开支于宗族祭祀祖先、赈济贫困族人、宗族办学及族中儿童士子的考试、兴建族中公益事业等费用。[1]李玉洁、黄有汉：《论仰韶文化的家庭形态》，《先秦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2]徐良梅、朱炳：《“宗族弱化”的历史原因探析》，《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3]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4]张传玺：《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特征》，《文史知识》2007年第1期。[5]（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卷5。[6]刘军、王询：《中国古代宗族聚居和宗族形态的历史考察》，《北方论丛》2007年第1期。[7]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8]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4页。[9]李文治、冯尔康、刘晓以及日本学者远藤隆俊等都持这一观点。他们都提出宋元和明清的差异，认为宋元为近代封建家族的兴起与过渡，宋元宗族族谱、族产和祠堂“三位一体”的出现在宋元是“个别现象”。[10]（宋）张载：《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8页。转引自《浙江通史·宋代卷》，第245页。[11]（宋）李石：《范叔源墓志铭》，《方舟集》卷15。转引自《浙江通史·宋代卷》，第245页。[12]（元）脱脱等：《孝义·郑绮传》，《宋史》卷456。[13]钱杭：《宗族与宗法的历史特征——读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八章〈宗族〉》，《史林》1991年第2期。[14]（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宗室》，《日知录集释》卷9。[15]（宋）程颐、程颢（著），王孝堂点校：《时氏本拾遗》，《二程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4页。[16]王邦虎、梁德阔：《我国阶级社会中宗族与国家间的结构关系》，《求索》2005年第3期。[17]（宋）张载：《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8—259页。[18]（汉）班固：《汉书·百官表》，第329—343页。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袁氏宗族
一、四明袁氏的由来（一）袁氏溯源
考察袁姓的由来，按照各家的宗谱以及《唐书·宰相世系表》等资料，都采用了同一种说法，即袁氏祖先为帝舜，舜把帝位禅让于禹后，禹封舜子义均于商，后改封义均子思于虞（今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以封地为姓。周朝代商后，虞阏父因是舜帝之后能世守，其子满被封于陈（河南陈州府），娶周武王大女儿太姬，并赐姓妫，谥号胡公。袁氏出于陈大夫涛涂。“姓纂妫姓，舜后陈胡公之胤胡公生申公，申公生靖伯甫，甫七代孙庄爰伯诸生涛涂，（涛涂）以王父字为[1]氏，代为上卿，字或作爰辕，其实一也。”从中可以发现，涛涂，从齐桓公盟会，赐邑阳夏（今河南太康），以王父字为姓（古时[2]“袁”、“辕”、“榬”、“溒”、“爰”、“援”六字相通）。周简王二年，按照衣长裔垂的做法，去掉车偏旁，就有了袁姓。秦末，涛涂七世孙告避难于河、洛之间，其少子政以袁为姓。政十一世孙袁轩复居阳夏。轩八世孙后汉成武令袁良，公元初年前后在世生二子，长子袁昌生汉司徒袁安；次子袁璋生汉司徒袁滂。袁安举家迁河南。此后，袁氏分为两系，汝南汝阳（今商水县西北）袁氏和旧邑阳夏袁氏。四明袁氏的族谱中现存的《鄞邑城南袁氏三修宗谱》（为简单以别于其他地方宗谱，下文简称《鄞城南谱》）、《九思堂鄞阳堂乡袁氏族谱》（下文简称《鄞阳堂谱》）的世系来源考察，均称出于汝南袁氏。（二）汝南袁氏
袁氏历代闻人辈出。袁安之前有向汉高祖献策大败项封的袁良（《汉书》中称为“袁生”），被封为关内侯。有袁敬甫于汉景帝后元二年迁回阳夏，其子袁幹于武帝元狩六年被封为贵乡侯。上文袁良（字正叔）汉平帝时官至太子舍人，光武帝初时为成安令。袁良长子袁昌为威武令，袁昌长子袁安（？—92），字邵公。少传家学，为读书克服贫困而卧雪读书，习《孟子》、《易》。举孝廉，明帝时，任楚郡太守、河南尹，为政严明。后历任太仆、司空、司徒。和帝即位，外戚窦宪兄弟专权，他不避权贵，曾多次弹劾窦氏的专横。汝南汝阳袁氏袁安及其堂兄弟袁滂均为司徒，政绩卓著，“汝南袁氏”声誉鹊起。从袁良始，汝南（包括阳夏）袁氏到唐末袁郊的二十多个世系中，人才辈出，被史书记载的有117人，在史书中有传的有45人。汝南、陈郡阳夏亦为袁姓郡望。
到了唐末，为避战乱，中原地带的百姓举家、举族南迁者不计其数。唐末五代以来北方移民逐渐形成了一条大概的移民路径：即先至绍兴，后再移至四明。汝南袁氏中的一支离开世居地进入浙江，应该也是通过这条路径最后来到四明的。（三）定居四明
中唐到元朝，四明地区经历了几次大的移民潮。第一次是晚唐五代期间，北方地区常年战乱，大批中原士民携家南下。第二次是宋室靖康之难后南渡，随之有大量的北方移民南迁，北方移民南迁的主要流入地为两浙路。《浙江通史》在南宋移民篇章中认为，大多数移民在建炎时完成，后来绍兴年间流入的大部分移民为士大夫。四明是当时移民流入的主要集中地之一，当时的移民达到了“号为士大夫渊[3]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建炎三年（1129），高宗带大批官吏军士东逃四明，“诏止亲兵三千人自随，百官有司随便寓浙东诸
[4]郡”，有的以后便定居于此。随着北方移民的涌入，四明地区的文化得到了中原地区先进文明的输血，许多的著姓望族多在这两批移民潮中迁入。从袁氏的发展以及各种资料的交代中显示，袁氏应该是在第一次移民潮中进入两浙最后辗转来到四明的。
关于袁氏是如何从汝南到四明的，各种说法差异很大，显得比较混乱，各族谱间都不一致，大致人名相同，但是世系、迁徙都有所不同。问题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关于始迁者。民国袁朝金等修《鄞城南谱》与清抄本《（会稽）袁氏同宗会谱》（下简称《会稽谱》）都认为是袁阙，但前者说是唐朝僖宗乾符五年，袁氏后人袁阙字补之行二十二为躲避黄巢起义战乱，来到会稽，依虞氏居住于奉川，而后者说是袁阙为邵公（袁安）三十一世孙，随父袁振避黄巢之乱与兄弟三人南迁，尝徙会稽，家奉川。但是《上虞小越袁氏宗谱》（下文简称[5]《上虞谱》）提及的又是另一说法，汝南人袁元尝徙居青州，任新昌县令，遂举族南迁。二是谁辗转来到四明的，中间的世系关系怎样。《鄞城南谱》确认为袁阙次孙袁充弃官，先隐居于剡岙；袁充长子袁健为吴县尹，后定居四明，是被认定为城南袁氏的始祖，其三子揆居家孝友，绝意仕进，与人无争，人称明白先生。《会稽谱》说袁阙有二子，长为耸，次为充。耸以后不传；充有三子：徤、衕、衢，徤迁徙鄞县鉴桥，衕、衢也迁鄞县。其中徤子袁仲迁孙袁震重孙袁师敬、袁师礼，衕有子袁毂、袁灼等，袁毂及其后代即为本文要讨论的四明袁氏主要人物。《上虞谱》则说袁元孙袁宠有五子，次子袁彀为祥符县丞，三子袁毂为朝奉大夫，官至处州知事，均徙四明。把袁彀、袁毂兄弟确认为是迁徙四明的始祖。另外还有黄宽重据《江阴袁氏族谱》推断的世系，袁徤有三子揆、仲迁、孟华，揆子袁毂，仲迁子袁震，袁震子师敬、师礼、抗、彬，抗迁南昌，孟华迁福建漳州。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大多较粗略。如袁桷所说的其祖为“晋政府繇[6]越公始”。但越公后至袁桷六世祖袁谓中间世系不可考，袁桷也没有更多资料来说明。《鄞阳堂谱》认为是袁谧世家开封，徙鄞，为四[7]明袁氏一世，其后的世系分别是谧生志，志生斐。还有宋代大儒真德秀所撰的《显谟阁学士致仕赠龙图阁学士开府袁公行状》中，把袁燮的世系排列为“谱录可考者府君谧生本州助教志，志生赠大中大夫斐，斐生左朝奉大夫知处州赠光禄大夫毂”。袁燮自己撰的先人墓表中只间接提到袁毂父为揆。
以上两个关键问题上说法不一，且世系不太清楚，只有部分重合的地方：如从汝南到四明的迁徙路线，是由会稽而来；袁毂为四明袁氏的代表性人物。目前对所有世系一一理顺还缺乏更有力的资料。但对本文而言，需要明确的是袁毂的前几代（当然是越远越清楚），还有袁瑴与袁毂的关系。在对材料作出取舍分析时，本文通过比较认为袁燮、袁桷的叙述基本可以采信，真德秀与袁燮父子生活在同时，其为袁燮写行状时，对于袁燮的家世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从文中内容来看，关于袁燮的生平事迹记录详尽、客观，也没有需要编造身世的理由，也可以被采纳。其他的尤其是宗谱需要结合其他史料才能得到支持。如此，结合袁燮材料与真德秀写的行状，可以推断袁毂父袁揆即是斐，则袁毂祖为志，曾祖为谧。至于《鄞城南谱》与《会稽谱》均提到的袁阙，推算其到会稽时为879年，如按照两谱来算都有比较突出的问题。《鄞城南谱》中袁阙与其玄孙袁毂嘉祐六年（1061）中进士时隔了182年，间隔四代，其时间已是较一般长，在《会稽谱》袁阙为袁毂曾祖，一共四代，当然更不太可能。因此，结合黄宽重的意见，从袁阙到袁毂可能的世系应为阙—？—充（谧）—健（志）—揆（斐）—毂。几个宗谱均把袁充推为袁氏定居四明的始祖，应为比较可信。
而从编撰时间上看，《上虞谱》最早，尽管基本信息与其他两谱不太一致，但是其中提到的袁瑴、袁毂的信息比较准确，在《宋代科举录》及《浙江通志》中都可看到，两人的籍贯均为新昌，且所任职务都能对应，也符合袁桷对其先祖的追述。但疑问也存在：《宋代科举录》中所录的袁瑴为庆历二年（1042）进士，而袁毂则为嘉祐六年（1061）进士，前后相差近二十年，而袁毂是在25岁正当年时中举的，如为同胞兄弟则时间相差太多，不太符合常理。且在袁桷为袁[8]裒撰制的墓表中已经明确袁瑴“曾孙”袁韶受学袁燮，袁韶“于宗谱为族子相踵，登淳熙进士第，同入秘书省为史官，先后为侍从，搢[9]绅容之”。鄞县志中也称其受学“族父”袁燮，从其往前推，则知[10]袁毂应长袁瑴一辈，两人为兄弟之说恐怕还有待斟酌。所以本书认为袁桷所说的袁瑴与袁毂应为同宗，而非同胞兄弟关系比较合理些。但究竟什么样的世系关系，目前笔者还未发现新的其他资料能加以说明，暂时先予以存疑。
各方面资料均显示，袁毂原住四明鄞县鉴桥，而因跟随其师楼郁于城南书院作都讲生讲学，后楼郁离开后，书院为袁毂继承，遂以城南为家。袁毂曾孙袁燮迁居鉴桥，袁燮三子均为高官，其中袁甫为宋代四明三状元之一，袁甫中状元后在鉴桥建有状元坊，为宋守程覃所建，后圮塌。因此，有史料记载袁燮、袁甫及其后也称其为“鉴桥袁氏”。后人明代赠文华殿学士中书舍人袁恪由鉴桥再迁回城南，定居于甬水桥东社坛衕内，与城南合为一支。城南袁氏以清德传家，广为人知。后裔有的分迁至慈溪竹江、镇海江南、鄞县莫枝、沙山、莘桥、大堰头等地。鉴桥袁氏又有迁徙至鄞县邱隘宋家河的。
袁瑴应是其家已在四明鄞县城南，当其出任祥符县丞后安家于祥符，其孙皋是在随青州军南下时“复归”至四明，此后一直居住城南。到袁瑴玄孙袁韶发达后迁往南湖。袁韶本人为官毁誉参半。全祖望的《湖语》中提到“于是有才晚出曰袁学士，问其源流门阀枢密使，集贤再生，翰苑八至，渊然清容，丕振剡源遗老之帜”，中指袁韶曾孙清容居士袁桷受学于戴表元、岳舒祥、王应麟等大家，在写诗为文、典章考证、金石书法上为元代南士代表。南湖的学士桥即以袁桷命名，以后就被称为南湖袁氏。南湖袁氏以文献传家，为宋末元初四明地区文士中佼佼者。
四明地区的袁氏除了城南袁氏、南湖袁氏和城西袁氏这三支外，另外在宁海石门、慈溪竹江、奉化剡岙、象山、舟山（时为昌国）、鄞县邱隘、东钱湖沙家山等地还有分支。当然，其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当数城南和南湖这两个分支。
二、四明袁氏宗族的概况
一般地衡量中国封建社会宗族强弱的标准主要有：宗族所培养的科甲人才、入仕官僚的多少；宗族人口的多少，宗族财产厚薄；宗族[11]德性优劣；宗族先世功业大小；宗族血统高低。根据这些指标对照宋元时期的袁氏宗族概况，就能得出这是个望族的结论（袁氏的文化品质和科举出仕情况在第三章和第六章具体分析）。
血统的高低往往会决定宗族的发展，如上文所言，四明袁氏宗族的世源是世家大族汝南袁氏，南下后在袁充一代迁徙到四明，最终成为四明望族的。袁充后三代的事迹不明，唯有宗谱中有记载，宗谱记载袁充为“汉乾祐初为吴越王钱俶参谋，周顺德中官刺史。宋太祖官防御使迁刑部侍郎，后隐慈溪之剡嶴，名清隐”，袁健（志）行高一为官吴兴县尹，“人有以非礼干之者，虽富贵必斥；苟合礼矣，即贫贱不弃”，及袁揆行文六，“居家孝友，绝意仕进，与人无争，人称明白先生”。但这些内容其他资料都未见。而这三代也为宋初期，近代的平民化宗族还未进入建设，敬宗收族的活动还未普及。且四明民间各种神祇崇拜盛行，就袁氏而言，祖先崇拜在族人意识中应该还并不突出。（一）宗族规模
袁毂是四明袁氏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事迹的族人，是袁氏业儒的楷模。到了袁毂时代，宗族建设处于倡导中。同时期的苏氏已经修撰了成为社会族谱范例的《苏氏族谱》。袁毂回乡后，也着力于宗族建设，扭转往昔乡里治丧多用浮屠的风俗，而按小宗法立祠堂祭祀先人，所有婚丧祭都按二程的礼法办。自此，可以说袁氏宗族已经初具近代宗族的雏形了。袁毂的兄弟姐妹在资料中均未见。袁毂子灼、煇，孙五埴、坰、增、堪、圻，重孙有义、文、章、芬、藻、有年、方，玄孙任、觉、燮、藻、槱、焘、熹、涛、沦、浃、洽、渐。
此时，袁瑴家在祥符县，其家庭及后来的他这房的生活都是在异地祥符，已是属于别籍异财。袁瑴世系现在看来比较简单，子谓，孙皋，重孙昇，玄孙韶。袁皋在靖康之难中随青州兵南下至四明，到了其孙韶时，按小宗法讲，与袁燮的亲属关系已经出了五服，在五世则迁之列。但可能是考虑到建炎兵祸，聚族而居有利于互保，两家提出建“宗盟之好”，袁韶以族子随袁燮学。四明后学万斯同在其《儒林宗派卷十二》中也说韶为“燮从子”。袁氏宗族规模如果以袁毂始的五代为一个样本，到第五代时该宗族至少有13个分支，已算得上是个中等规模的宗族了。据民国时期的《鄞县通志》中所记，单城南一支有人口约300户，莘桥80户，大堰头92户。
袁氏宗族的族长可能像上文所提的那样不一定以长嫡为宗子，而是视在族中的威望及对外结交情况推定。袁灼本身为长子且官居仓部郎中理应为宗子，袁埴早逝，袁坰不愿同弟弟争夺荫补官位，而尽力培养二子，慷慨大度，颇有长者风范；到了第四代时，袁章似乎在乡邑交往多，参加了乡里的耆老会——真率会。在袁燮一代，参与地方管理义庄事务的是袁槱。当然，这几位并不一定就是族长，但至少说明袁氏宗族在地方有较强影响力，族人参与了地方重要事务。（二）宗族宗祠
宗族的宗祠显然在袁毂时应该已经建成，但具体在何处、规模怎样不太清楚（包括族谱也是同样），且活动范围比较有限。宋代家庭建祠堂作为全族活动重心是从朱熹、陆九渊开始的。陆九渊有“祖祢祠堂”的说法。作为陆九渊心学直接传人，袁燮肯定也承继了陆九渊的这一做法，这也能从其授学讲《尚书》时强调祭祀的重要性时可见一斑。现今流传下来的袁氏宗祠为清嘉庆乙丑年（1805）璞斋所倡建，于城南袁氏院落南厢（今宁波市南郊路南门外甬水桥），额名袁氏宗祠，堂名“进修堂”。为前中后三进，后进为女祠。迁往莘桥的袁氏在本村建有祠堂，额为袁氏宗祠，堂名“愿丰”。大堰头袁氏五宗祠有祖堂于袁家半衕，堂名“是亦”。
宗族祭祀的主要场所在宗祠，此外，墓地也是重要祭祀地。宋时为墓祭修墓祠，也为功德院（寺），既可方便族人祭扫，也可保持墓地整洁不被破坏。袁氏袁文、袁燮、袁甫均葬于鄞县阳堂乡穆公岭原，北依绿野岙，建有袁氏墓庄。在袁桷文中，袁燮墓前应有“种德山庄”。袁甫墓于临路建友牌坊，题额“袁正肃公之神道”。祭文为时丞相贾似道作碑记撰文。坟路砌五街面，所谓“五路根深，五子并行”之意。左右仙桥，过桥祭享，庭有名为“绿野堂”，坟西有仪。但其地后为史姓聚居地，袁甫墓道被毁严重，到清时已经不可辨。清光绪乙未年（1895）袁氏族人重新于东钱湖下水建袁氏种德山庄。其他的几房墓祭不明。2010年有袁氏后人曾试图寻觅先人墓址，但该处山势较险，且山路年久失修，寻找无果。只于穆公岭原发现无头石像几尊，被弃于山石中，是否为宋时袁氏墓址未经考证。
南湖的袁昇葬于桃源乡林村紫岩，袁韶为其父构建功德寺被赐名“广恩崇福”。王应麟记该寺“秀概环观，甲于诸方。奥殿穹堂，俨[12]然宝地。林霏峦翠，献状几席，松风涧泉，与钟鱼相答”，住持僧为可仁。袁韶并于嘉熙元年（1237）择寺舍已坏的定水教忠报德禅寺，增田修葺一新，该寺距时慈溪县四十五里，鸣鹤山之阳，橐驰峰之东。左山右湖，奇胜为一县之冠。寺始建于唐乾元间，相传为大梅常禅师开化之地。有“清泉”出山东麓，甘洌，盛夏不竭，注之饮，虽久不腐。袁韶墓神道长有一里许，两侧仪仗丰伟，规模甚大。现为慈溪市文保单位。（三）宗族族谱
四明袁氏族谱在宋代应该已有，但现今罕见宋代族谱，袁氏族谱也未能保存下来（也有族谱中说法为于偶然的火灾中损毁，此种说法未必可信，族谱不见得只有一本，而是分别保管于各房，全部毁于一次偶然的火灾显然有点牵强）。当然，即使不在火灾中被焚毁，在宋代战乱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流传近十世已属不易，何况是近千年呢。在宋元交替之际，袁氏族人袁裒、袁桷见宋廷局势危急，宦族居久必颓的征兆，已在谋求如何传远，“各尽昼夜，濬源钩思，探索幽隐，以黜陈辞为己任。考闽蜀东、浙永嘉、湖南、江西之儒，先合其异同，[13]不在于贵耳，杂书袭讹，辑言行者尊之”。其钩思探源辑录的其中部分应该就是袁氏族谱的世源、家训之类内容，惜其未传。《鄞县通志》记有《元袁桷袁氏谱氏》列于望族家谱，惜未见。清咸丰六年修撰城南族谱，分仁义理智四部，光绪三十年又修，今有《鄞城南谱》为民国时在清城南谱基础上所修，其中世系的确定综合了散居宁波各地的袁氏支系族谱，但元以后支系无所考，没能缀合。莘桥袁氏亦于清同治四十一年修有族谱，共四卷，后光绪三十一年再修。大堰头袁氏于清同治十三年修族谱，光绪二十七年再修，民国14年又修，共六卷并有卷首一卷。（四）宗族经济
当然，宗族能否顺利发展，主要得依据其经济基础，最终视其科举场屋及出仕情况。宗族的经济状况可从族产和私产两方面来看。
袁氏宗族的族产主要有宗祠及其器具、供奉，义庄，家塾，墓祭田等。从袁桷描述大祭时其伯母“盛服俟庙门，陈器荐牲馔，低首伛[14]立，终日不少动”的场景看，其宗祠内外建设应该是比较成规模的。袁氏宗族是否有义庄不明，但其族人仗义疏财蔚然成风，救助族内贫病之人也是经常之举。家塾为城南书院（今月湖竹洲）、后来袁学士[15]书塾进修堂、东塾、秀野园，为袁氏后生学习之地，袁毂、袁章、袁燮等讲学之处。宋元之交时期，四明袁氏家塾主要是南湖袁洪、袁浚兄弟家中，时局动荡中，许多遗老避难，多馆于袁氏，袁氏家塾先后有戴表元、胡三省、黄震、王应麟等知名学者授徒。清时后人袁信芳祖父袁万经觅得袁燮墓后，剖家财之半，立始基义塾祀正献公（袁[16]燮），收教族中子弟。袁氏宗族在民国时设有崇志初级小学。墓祭田在上文的墓祭中已经交代，具体数目不清，但仅以袁昇的功德寺“广恩崇福寺”规模为周围首屈一指，就可推断不在小数。《鄞县通志》记城南袁氏“殷实者多”，但袁氏宗族的小家庭经济状况在宋元时期是有起落的。按上文所述，宋元时期宗族主要的形态其实还是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生活，宗族活动在重要岁时节令举行，本书对袁氏宗族的经济情况的分析也以家庭为主，通过对近十代族人的家庭经济变迁来作观照。
袁氏宗族的兴起的直观印象就是科举等第出仕，而宋元时期官员的待遇就初步决定了袁氏族人的经济水平。宋初士大夫的俸禄大都依唐制，数量较少，且三分之二价值的俸禄是给予实物，实物并不值市值那么高，乾德四年七月，诏书下“州县官奉皆给他物，颇闻货鬻不[17]充其值，责以廉隅，斯亦难矣”，就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存在。但经嘉祐、元丰改制等几次调整后，官员俸禄相应得到增加，除月俸外，职官俸禄由俸禄匹绢、职钱、禄粟、傔人衣物、厨料、薪炭诸物等组成，其中大部分是实物。另有增给、公用钱、给券等各种特殊津贴。若遇皇帝登基、生辰、郊祀、明堂大礼等都有大量的赏赐可得。另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恩礼，如生前的赆礼、死后的赙赠等。官员通过任职可以过上良好的生活，且合理拥有田地产。
袁揆时为地主，生性大方，据说借贷于人，人穷无法偿还时，他不予追究。袁毂的崛起显然跟其家的优裕家境有关。袁毂求学恰逢庆历兴学。当时四明州学和县学才始兴，庆历五先生这些名师被请入掌官学，袁毂获得了良好的求学机会。但跟南宋时期的官学相比，庆历兴学时的官学还是以太学为主，地方官学范围有限，科目也有限，获得的财政支持也有限。且读书人毕竟是家庭中主要劳动力，求学期间不能带来任何的家庭收入本身就是一大损失，贫寒之家要抚养一个青年儒生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确实不易。袁毂从蒙学开始到成年，其寒窗苦读期间不仅不参与劳作增加家庭收入，还要产生除了生活必需以外的其他开支，从这点上看，能负担袁毂完成学业，直到25岁时考取进士为止，花费肯定不菲，由此推断其家境在当时应该算比较富裕的。
袁毂中进士后，从其为官看，仕途一路比较平稳，政绩也很得百姓认可，其所得俸禄本就不薄。袁毂也懂得经营。他接手其师楼郁的讲舍，该城南书院本来名声较响，来求学的书生应该不在少数；袁毂编撰的《韵类题选》在市场上评价颇高，拿今天的话说是考试指导畅销书。这对当时庞大的教育机构和从学队伍而言，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央官学外，宋朝有州学234所，占州数的72%；有县学516所，占县数的44%。学校层次多，分布广。而且宋时书籍的刊刻已经有了初步的版权保护观念，袁毂的书籍刊刻应该也带来了一定的收益（当然袁毂出书初衷更重要的应该还是出于研究的兴趣和对文化事业的推动）。袁毂还善于治理产业，买卖田产。到其子袁灼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家产。袁灼21岁时中进士，从光禄寺丞小官做起，到仓部郎中止，担任的官职已经为中央级官员，中间尽管为官正直，与权臣姻党冲突，甚至是向皇帝直言进谏，导致了官职起落，但是为官时的级别还是较高的。袁毂袁灼父子两代经营后，其家已至[18]少有四千亩田产，再世二千石，属于四明地区富裕的阶层了。
而同时期南湖的袁瑴得以中举是能“占籍开封”。按照宋时的户籍制度，能占籍开封，说明其祖或父葬于开封，或者在开封置有产业田地。前者从袁桷的追忆中所提鼻祖客于上虞，子孙分胙越土，定居鄞水，其离开开封应有几世，回葬于开封可能性并不大。如是后者即便当时开封的房地产不像现在首都北京房价那么高涨，在市民阶层兴起的宋时，其都城依然称得上十分繁华，在开封置地购房恐怕也并非一般普通家庭能够做得到的。反之也可以推断，如果袁瑴家境贫困，不仅让袁瑴占籍开封比较困难，且袁瑴仕进仅为祥符县丞，子谓为少保，孙皋为太保，均为小吏，俸禄不高，袁皋于靖康之难中随青州兵南下，性积善好施。这祖孙三代如果仅以俸禄来赡养家庭仅能维持基本生计，要经营家族产业是比较困难的，更别提施以善举了。这也说明袁瑴的家底本来应属小康之家。
到了袁坰父子时代整个宗族经济开始陷入窘境。袁氏除了袁章五十岁时中举，其他的都无功名，出仕多为荫补小官，且为官清廉，不屑经营，失去了优厚的仕途俸禄，收入骤减。此时的袁氏主要依赖建炎四明兵祸中，袁文乳母范氏在避难时所保全的四千亩地的地契。但由于袁燮的父辈、祖辈多以清大夫自居，不治产业，唯有读书、鼓琴、赋诗、作画自娱，还爱收藏古画器玩，有的以授徒为业，但收入十分微薄。
另有一项收入是这两代袁氏的婚姻陪嫁，像袁文妻子戴氏、袁方妻子范普元娘家均为四明地区财主富户，陪嫁丰厚，给了袁氏以一定的经济支持。
反观袁氏的经济支出却激增。人口比前两代又增加许多，袁氏族人又有好施的传统，出手大方，热心公益。且在教育子弟上花费大方，不惜延聘名师，对老师极其敬重，待为上宾，花费不菲。袁文、袁章、袁方都业儒，科举场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除了袁章其余都无收获，从袁灼中进士到袁章再度科场得意中间隔了近80年的时间，袁章晚年中举仕进有限，袁文培育儿子舍得投入，但袁燮中进士较晚，在淳熙八年（1181）其38岁时才登第，此时距离其曾祖袁灼元裕六年（1091）进士及第已经间隔近一个世纪。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时期里，族内要靠有限的收入承担族人的生活开销、教育支出，除了这些必需的开支外，还有在兴趣爱好享受方面的精神投入，公益性投入，其经济花费相当可观。不事生产，入不敷出，经济状况一直较为拮据，袁章死时甚至连棺木都需赊贷。袁燮曾有诗云：我卜山冈亩百金，家贫自叹力难任。杉松尽是亲栽植，寄与樵人念此[19]心。
南湖袁氏也是一样的情形，袁瑴及子孙收入有限。袁皋生性大方，平素积善好施，家境也是日渐窘迫。
袁氏第五、六代袁燮父子时，宗族人才辈出，宗族声望臻于鼎盛。此时袁氏有多人中举且累积仕进，加封晋爵，官高位重。袁燮父子均为大学士，袁甫四兄弟中三位都官至六部尚书，称得上满门显贵。因其都反对当时权相史弥远和后任郑清之的政策，仕途没有再往上升。袁韶为史弥远心腹，但终以言罢，止于资政殿大学士、浙西制置使，但均已称得上是高官显贵了，其俸禄足够丰厚。袁燮自改秩十二，其爵位从鄞县男再进为伯，食邑自三百户至九百户。足可见对于多人仕进的袁氏而言，社会地位、仕途俸禄、实物、田产等均有极大的提高。按理袁氏在袁燮父子两代有条件和能力改变家庭境状。
但是袁氏族人以清德传家，大多不屑也不善治产。特别到了袁燮这代，以清议派领袖自居的袁燮，注重名节、德律，不为蝇营狗苟之事，不屑添置家产。袁燮致仕归乡后住儿子袁甫为之建的小楼，规模较小，与高院大厦比甚至显得简陋、狭隘，而袁燮自名为“是亦楼”，居住其中怡然自得。其去世时家产除了治下书籍千卷外，仅有田产四百亩。袁甫也是继承了父亲袁燮的品性，心怀天下，一心为民，终无心经营产业。为官多年，家产有限。到其子一代，家族经济则迅速凋敝。
疏于置产的袁氏也有例外，像袁韶被称为能臣，其在治理辖区的经济上就有一套。袁韶祖好施，父为郡小吏，给事通判厅，勤谨无失，岁满当代，不听去。后通判至，又留用之，因此，袁家开始丰饶。但袁昇也是大方施助，晚年十分清贫。袁韶年少家贫甚至无力买书。及至中举，追随史弥远多年，知首都临安十年，所置家底甚为丰厚，被[20]认为“受其不赀之馈遗”，其势泽及子孙三代（子似道、孙洪皆无功名）。袁韶子袁似道因袁韶在任上进官，官职不大，但被言官数度指责为“污吏之子”，有索贿受贿嫌疑而遭罢。返乡后又是修楼置藏书，又喜珍奇古玩，至少说明袁似道家底不俗。而到袁洪时期，尽管也担任了一些官职，但级别不算太高，其俸禄收入并不丰厚。而袁洪素以大方著称，广交名士，延致其家塾，大力资助贫士，战乱中及战后都大散家财，拯救南士，救济平民。在四明其他大族没落之初，南湖袁氏还保持着大族的气势，这无疑得力于袁韶时期多方经营置下的家产。
其后的袁氏除了袁桷还延续宋元时期袁氏最后的风流外，整体上走势低落，这种低落跟其经济的衰败有着直接的联系。经济的衰落导致了在科举等方面的投入减退，科举上的失意反过来又影响了经济的收入。这也可以作为望族的经营以经济为基础这一结论的注解。
宋元时期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而整体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袁氏是在唐末的战乱中辗转迁徙到四明的，从此在四明开枝散叶，进入望族行列。在宋元时期宗族逐渐一体平民化的普及过程中，出于现实的需要，袁氏族人维系了一个看似松散实则互动较多的宗族，其较优裕的经济能力为族人的继起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经几代人的努力经营，袁氏宗族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文化个性，成为四明地区文化世家的代表。[1]（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13。[2]袁君煊在其《袁氏溯源》考证了从皇帝到涛涂更细致的世系关系：黄帝—昌意—颛瑞—幕—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舜—舜（姚重华）—商均—？—阏父（遏父）—妫满（胡公）—妫满—犀侯—靖伯庚—季子惛—仲牛甫—圣伯顺—他父—戴公—郑叔—仲尔金父—庄伯—诸（字伯爰）—？—涛涂（以祖父字为姓，称爰涛涂，爰袁相通），《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3]沈冬梅、范立舟著，金普森、陈剩勇主编：《浙江通史·宋代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0，建炎三年十二月己丑条，第405页。[5]据该宗谱称成谱为宋乾道二年，到该光绪版已是第八次修撰。其中《宋乾道丙戌袁氏始修宗谱序》追述了其来源。[6]（元）袁桷：《西山阡表》，《清容居士集》卷33。[7]《追袁录》，《鄞阳堂乡袁氏族谱》卷1。[8]按墓表中所讲，袁韶应为袁瑴玄孙，此处曾孙应理解为统称。[9]（元）袁桷：《海盐州儒学教授袁府君墓表》，《清容居士集》卷30。[10]张如安在《鄞县望族》中推测南湖袁氏的袁瑴为袁揆子，是袁毂兄弟，其后在袁韶、袁桷时达到鼎盛。[11]王跃生：《试论中国封建社会宗族的兴盛和衰落》，《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2期。[12]（宋）王应麟：《广恩崇福寺记》，《延祐四明志》卷17。[13]（元）袁桷：《海盐州儒学教授袁府君墓表》，《清容居士集》卷30。[14]（元）袁桷：《先大夫行述》，《清容居士集》卷33。[15]袁燮在其《秀野园记》中提到“舍旁犹有三亩之园，植花及竹，日与其子若孙周旋其间，考德问业，忘其为贫……此吾家不可阙者”。[16]陈训正等：《鄞县通志》（第4册），《文献志》，第358页。[17]（元）脱脱等：《宋史》卷171《职官十一·俸禄》，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115页。[18]（宋）袁燮：《先祖墓表》，其中提到袁坰“早夜孳孳，思所以不坠家声者，服膺儒业，充养德性。家再世二千石，而恂恂退逊甚于寒素。”《絜斋集》卷17。[19]（宋）袁燮：《书先茔二首》其一，《絜斋集》卷24。[20]（宋）吴泳：《缴袁韶宫观录黄》，《鹤林集》卷21。
第二章 四明袁氏的发展脉络
四明袁氏宗族从中原地区的汝南，一路辗转来到浙江，定居于四明的鄞县城南。凭着族人的努力经营，在北宋中期起步，到南宋时期袁氏宗族从一个普通宗族发展为名门望族，直至在元中期没落，前后经历了近200年。其兴衰起落折射出了四明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
第一节 迁居四明 声名渐起
北宋中叶以后，特别是进入南宋以后，四明地区的文化有了大发展。全祖望称“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并说“宋之南也，浙东儒者极盛”。此时四明孕育出了许多硕儒大家，有“庆历五先生”那样的教育家，陆学后人“淳熙四先生”，王应麟、袁桷等文献史家等；名门望族也次第出现，有一门三宰相的史氏，有庆历五先生占有其二的王氏，有后人聚居被誉为“进士第一村”的陈氏等。袁氏宗族就在此时脱颖而出，从袁毂始到袁燮、袁甫父子到袁桷，绵延组成了袁氏书香世家的风流盛事。正如文天祥于景炎元年（1276）于《题四明袁氏图像序》中所称道的“袁氏家乘，粲然相传历年，久而不朽”。戴良说：“异时文献之盛称东州，东州文献鄞为盛，而袁氏又[1]鄞之最盛者也。”戴良虽是为城西袁氏族谱作的序，对此，也许有溢美之词，却切实把握住了袁氏宗族在诸多望族中的特色，反映了袁氏对地方的贡献和在地方上的声誉。
一、开基创业
袁氏宗族的声名、家世从袁毂这代开始崛起，袁燮追述其先人时也说袁氏从袁毂时始大。正是从袁毂这代始，宋代四明的文献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袁氏族人的名字。
第一代袁氏。袁毂（1037—1110），字容直，一字公济，族谱中提到其号为用载，终朝奉大夫，卒赠光禄大夫。与丰稷（1033—1107，字相之，谥清敏。嘉祐四年进士）、舒亶（1041—1103，字信道，号嫩堂。治平二年进士）等师事于“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为楼郁的得意弟子。《四明谈助》中提到袁毂为王鄞江（王致，字君一。以道义化乡里，诸生师尊之。召为本州校官，辞不受。卒葬栖霞山。王安石为之作墓志铭，曰：“四明士大夫立言以垂后世者，自先[2][3]生始。”）门人，可能是袁毂曾一度求学于王致所设私学，以学生自居（宋代书院制度宽松，就学不受限制）。楼郁掌鄞县县学时，据全祖望的考察，其在月湖设柳亭讲舍（后为城南书院），袁毂曾为都讲生。楼郁迁徙后，袁毂承继了其衣钵，继续在城南书院授教，袁毂[4]的薪火则一直延续到正献公袁燮父子，桃李遍及乡里。因当时赴乡举者百余人，而所给解额只六人，楼郁提出三人不应参与乡举，占用名额，于是舒亶试于乡，袁毂试于开封，罗适试于丹丘，三人皆在魁。袁毂还二试于乡，亦第一，嘉祐六年（1061）中进士，试文《易更三圣赋》得到好评。
袁毂少时便以诗赋得名，中举后更以“儒学、词藻擅名”，这点以博学闻名的苏轼也为之折服。两人为同年，在开封试时袁毂第一，苏轼居于次，互相倾慕彼此才华。元祐五年（1090）袁毂任杭州通判，苏轼为杭州太守，一度诗文唱酬，相得益欢。《说郛》中还记载了袁毂辅佐苏轼的一段趣话，“东坡倅杭州，不胜杯酌。部使者知公颇有才，望朝夕聚首。（东坡）疲于应接，乃号杭倅为酒食地狱。其后袁毂倅杭，适郡将不协，诸司缘此亦相疏，袁语所亲曰‘酒食地狱[5]正值狱空’，傅以为笑”。据说苏轼想考考袁毂的博学，“试征袜事，[6]公一夕录数十百项。坡曰‘可谓博矣！’又从而增之”。
袁毂与名士苏轼的交往，是一直被族人引以为豪的盛事，由此，袁氏后人也明显流露出对苏轼研究的偏爱。袁文在《瓮牖闲评》中多有对苏轼的评论，其中有71处引用苏轼的诗文，或者为苏轼辩解，也有指出其问题的。袁燮的《絜斋集》中有11处、《絜斋家塾书钞》有7处评论苏轼的诗文，苏轼是其著作中评论最多的文人之一。袁桷的《清容居士集》也给予苏轼以突出评价，集中有18处评论苏东坡的诗文书法。在其先人追述中，还津津乐道这段文坛佳话、先人盛事。
袁毂博览群书，后还为举子们编撰《韵类题选》一百卷。对于宋时举子而言，众多经书中类书是非常实用的工具书，能帮助他们快速查检诸书经注。但是类书的编撰不易，因其要求“必须分门”，对编者的知识面、提纲挈领能力要求很高。当时类书不少，且多出自名公，而事多重叠，又必有杂门。《韵类题选》分门别类科学合理，线索清晰，使用便利，它“以韵别之，读者随字径取，一索而获。每一目之[7]下必有赋题，故以题选为名”，迎合了举子的需求。且搜集广泛，[8]质量明显超出同类书，“编撰精确，诸经注疏搜括无遗”。加之袁毂自身乡试、开封试皆第一，以此等身份编撰的类书信服力很强。所以才有时评为“以韵类事纂集，颇精要，世所行《书林韵会》，盖依[9]仿而附益之者也”。但《韵类题选》今已佚，仅能从后人的记忆中寻觅一些踪迹了。[10]
袁毂为人清介自持，尝有诗云“沧浪不须濯缨，上本无尘”。[11]他为官多年，试秩馆职。初授建安县尉，值岁饥荒，道馑相望，摽掠四起。袁毂发粟赈饥民，弭盗有法，境内悉平，表现出非凡的治理[12]能力。“历青州录事参军。所治狱无不尽其情。”熙宁十年（1077）[13]为句容县县令。元丰间，知邵武军。“尝条盐法利病，奏减其课，[14]郡人祠之。”平时修仓储备凶荒，立保伍之法以察不孝不悌，使地方风俗为之一变；倡导地方公益，由官府出资收养孤寡老幼，死者葬，弱者扶，善政为民。其为官清廉，体察民情，颇受好评，其卸任之日，民遮道相留。元丰五年（1082）八月初四宋廷的诰命中赞誉其“学术既醇，践历中外十有六年，及领监司大课，以劳绩懋著。朕甚嘉焉，顷者命为亚卿；朝夕之间，屡进谠论，尤简朕心。兹用命尔长于太常，而尚务持斋戒慎，恭乃事用”。
袁毂热心乡里宗族事业。于建元靖国间上疏致仕，返乡后优游林下，与乡人结社，平易近人，人称盛德。后又召集族里后生，为其延聘名师教授，为宗族的群体性崛起准备了条件。
袁瑴，生卒年不详。现只能从袁桷的追述中发现生平简单事迹，宋仁宗朝诏外郡得籍开封举进士，袁瑴占籍开封，后以中书守官迁开封府祥符县丞而安家于此。宋代科举录及《光绪浙江通志》等均显示袁瑴为越州新昌人，庆历二年（1042）登进士第，比袁毂的中举时间早了近二十年，其年龄明显要长袁毂许多，但从袁韶倒推上来的辈分排，袁瑴应小袁毂一辈。由于宋代户籍认定田产与葬地并举，宋时的户籍制度不像现代那么严格，宋人的地域归属感并不强烈，历史上也出现过同胞兄弟却户籍不同的现象。袁毂试于开封，袁瑴也占籍开封，这有两种可能：一是证明宗族从开封徙来，这可以确认两人属于同一宗族；二是两家在开封购置有房产、田地产。不过在袁韶时两家通谱，从袁韶的世系看，袁瑴与袁毂父子基本生活在同时期应该是无疑问的。祥符为开封重镇，从其担任祥符县丞一职说明，袁瑴在当时也是袁氏宗族逐渐兴起的人物之一。
二、族人继起
第二代袁灼（1070—？），袁毂长子，字光晦，一字子烈。元祐六年（1091）进士。为光禄寺丞，军器少监，官至尚书仓部郎中。其守婺州时，有乡党武臣曹宗，为蔡京姻党，数犯法，横行乡里。朝廷刚明令荆杖之禁，曹宗则置法于罔然，公开违反禁令。袁灼诘问其官府且不敢用荆杖之刑，私人为何擅用之。未想曹宗极为傲慢，只是用手指指身上所服红鞓带为回答，言下之意自己有官。灼怒械其于狱，没几日，曹宗死于狱中，以此得罪蔡京遭贬秩。蔡京死后，袁灼得知随州，声望甚著。宣和末，召为仓部郎中，面对徽宗袁灼直言上疏，劝上清心省事，安不忘危。因其表述切直，遭贬黜知泗州。关于袁灼遭贬黜期间事，袁燮还记述当时何志同（字彦时，父为徽宗时丞相何执中，娶袁毂女儿为妻。曾率兵勤王，后因未能守住南昌遭弹劾被贬）寓居四明，两人惺惺相惜，同病相怜，借诗文抒怀，往来频繁。《絜斋集》中录有袁灼《跋先仓部戏贺何端明得子诗》：“庆门昨夜梦熊罴，晓得明珠照凤池。却忆刘郎诗句好，海中仙果生子迟。”
袁灼弟袁煇，事迹不详，官文林郎。
袁毂父子和袁瑴，为袁氏初始崛起于科举，并先后出仕，为袁氏积累起了足够的政治、经济资本。袁毂与文化名流交往唱酬，诗文创作有良好声誉。与丞相联姻，更能说明袁毂被高层官僚、士大夫所接纳。尽管袁灼仕途并不通达，但其为官得到百姓认可。特别是袁灼不畏权势，敢于同地方恶势力作斗争，敢于忠言谏上，深得史家的褒奖。[15]经过这两代人的努力，袁氏宗族已隐然晋升四明的士人宗族了。[1]（元）戴良：《四明袁氏谱图序》，《九灵山房集》卷21。[2]（清）全祖望原著，袁元龙点注：《甬上族望表》，宁波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3]（清）徐兆昺著，桂心仪等点注：《四明谈助》“城南袁氏”，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0页。[4]（清）全祖望：《句余土音·城南古迹·过柳亭访袁正献公絜斋书院》。[5]（元）陶宗仪撰：《说郛》卷35下。[6]（宋）楼钥：《跋袁光禄毂与东坡同官事迹》，《攻媿集》卷77。[7]（宋）楼钥：《跋袁光禄毂与东坡同官事迹》，《攻媿集》卷77。[8]（元）陶宗仪撰：《说郛》卷35下。[9]（宋）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卷228。[10]（清）郝玉麟总裁：《名宦》，《福建通志》卷32。[11]《宋诗纪事》卷30，《四库全书》文渊阁本。[12]（清）嵇曾筠总裁：《人物三·循吏二》，《浙江通志》卷163。[13]（宋）周应合：《官守志四·诸县令》，《景定建康志》卷27。[14]（宋）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卷228。[15]黄宽重：《宋代四明袁氏家族研究》，选自《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编辑发行，台湾商务印书馆、学生书局、三民书局代售，1992年版，第109页。
第二节 回旋上升 至于鼎盛
一、崛起后的回落
在袁毂、袁灼父子以及袁瑴的经营下，袁氏宗族已进入士人宗族行列。其地方声望、经济基础、政治资本已有相当的积累。可惜的是袁灼下一代没有延续前人的出色，袁氏在各方面进入了回落调整期。（一）第三代袁氏[1][2]
袁灼有子四人：埴、坰、堪、增，一女适奉川蒋氏。袁灼遗留给后人的家产应该是比较丰厚的，但四子皆无功名，袁坰“家再世[3]二千石，退逊甚于寒”。长子埴荫补遂安军节度判官，授命而卒。家族为谁荫补发生了争夺事件。按理该是次子袁坰继承荫补，其弟增却要取而代之。坰为此承让给增，但州守梁汝嘉却因增的争夺而厌恶增，拒绝为其保奏荫补。荫补事件恰恰反映出袁灼后四子家境开始低落的趋势。
四子中只有坰以其后而显。袁坰（1097—1155），字卿远，号敦孚。坰服膺儒业，充德养性，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在荫补事件中可[4]以窥见其大方淡泊的一面。袁坰娶本地富家女林氏，也同岳父林暐一样乐善好施。随父守婺时，凡有贫士来访，袁坰均给予资助，平时总是愿意捐钱散食物给贫民。有一次母石氏一臂痛，坰观随城中佛像，如有肢体不全的都予以补足，石氏半夜醒来告诉其父臂伸缩自如了。乐善好施的袁坰宽以待人。有一次遭恶少无端辱骂，旁人都劝袁坰将其送官府鞭挞，而袁坰则不许，说：“骂我好像骂风一样，鞭挞他也像鞭挞风；但是骂我对我没有损伤，鞭挞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每当遇事都舒缓闲淡，豁达自如。丧偶后，清心寡欲，唯有以观书赋诗鼓琴自娱。即使是对负贩者问价也是如实相告，街坊里巷都赞誉其为“今之古人”。袁坰重视家庭教育，延聘名师并厚遇之，两个儿子学业有成。赠朝奉郎。
袁氏其他的兄弟皆无事迹记载。南湖袁氏袁瑴子谓，赠少保，事迹不详。（二）第四代袁氏
袁坰长子袁文（1119—1190），字质甫，少聪警，以善作赋为人所称道。在其父的期许下业儒，但总不如意。成年后厌举子业，而读书做学问更为勤勉。袁文读书时读通一本，才换另一本读。他读书范围极广，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可谓通读百书，其中奥编隐轶多有记览。这为他后来编《瓮牖闲评》、记录“名贤碎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精通小学，取古诗经，参照方言，概以韵。语若有不同韵而相协的，则归入同一类。晚年还每天读书通宵达旦，抄书数千字，字端劲有力。人如其字，亮直、厚道，待人无论贫富贵贱，皆能做到谦虚诚挚。生活简朴，不喜奢华，有园数亩，日涉成趣。不为得失所动。所居雅号“卧雪”，自号为“逸叟”，自解“食苟可以饱，衣苟可以御寒，足矣”。
袁文著有百余万言的《名贤碎事》，今已失传。笔记杂文《瓮牖闲评》现存八卷，内容涉及小学经史、天文地理、当代时事、诗文评[5]论等方面，“搜抉隐微，辨正讹谬，杂然俱载，尤详且确”。该书在作人物、作品评论时能客观、公正对待，引经据典地作理性分析，哪怕是对其非常敬仰的苏轼。真正体现出宋人的自信、自立的思想，和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是宋代优秀的学术笔记之一。张如安以其书博学多闻，客观求实，不拘泥，重实证，和独立思考，全面公允，而认为是王应麟实事求是学风在地域渊源上的过渡桥梁，树立了浙东学[6]术独立创新的学术风范。另外该著作在古音的考辨、整理方面，还为宋代古音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袁坰次子袁章（1120—1199），字叔平，天资隽敏，十岁能诵五经，十二岁能作赋，被称为伟器。袁章在父亲袁坰的安排下受教乡里，后入太学，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苦读，诸经皆通大义。当时秦桧掌权，社会讳言程氏之学，学士以靡丽之风为上。而袁章偏致力于程氏之学（时谓朴学），于是屡试不中。退而回乡以教书为业。袁章教书开明而尽力，从者甚多，其中包括诸多袁氏子弟。乾道五年（1169），章近五十岁，遇汪应长领贡举，取士先本实后词艺，才中进士第。任诸暨县主簿期间，有感于其地户口多而征课难，把累年的簿书取来，考校确实，以此作为每户的赋役、税收依据，由官府确定其多寡强弱，这就有效避免了隐瞒欺诈。后升泰州学教授，秩满调和州。和州淮地风俗如旧，子弟业儒者真正积极向上的很少。袁章认为士不可以不教。他每早入学，集合学生劝勉其进取。进而又严格规章制度。考试应举时期，袁章备有条目防止其松懈。学生如有来访的，袁章无论早晚寒暑，一律从容应接，尽心尽职。以此被荐为南康军判官公事，袁章在任上为民着想，出台了诸如赈穷民、惩滑吏、蠲逋负、疗疫疾等惠民措施，深得民心。同僚也颇为称道，并推荐其为贤者，一时名重朝廷。后转奉议郎，主管台州崇道观，通判常德府。
袁章学识渊博而好学，从小到老，书不离手，问其古今事，对答如流。性笃孝，居官廉，非其义一概不取。当时社会习俗有中举仕进后购田置地，而袁章对此却说：“昔人为仕宦，贫好消息也。吾敢丰殖以自取戾？”其仕进晚，官俸薄，结果拮据时需要卖田以自给。袁章待人谦诚，为人热心，族人街坊遇有难处向其开口，袁章必定倾囊相助，结果其死时，居然无法买棺入殓。楼钥在代其舅父汪大猷作的祭文中评价其“少鸣胶庠，文高行孤，中年漫仕，日著令誉，晚益倦游，有宅一区，安贫乐道，随时卷舒。……惟余齐年，往来舒、徐，凡我同社，视公步趋，有几有杖，有琴有壶，载平时问字之酒，奠今日一束之芻”，“尚复有全德笃行，博物洽闻之君子如吾叔平者乎？”[7]
袁文从兄有义赠武显大夫，娶刘氏。从弟袁有年（1160—1239），父袁堪。
袁文从弟袁方（1143—1209），字诚之。祖袁煇，父袁圻。端慤靖深，一毫不妄取，杜门隐约，人罕识其面，乡评推之。袁方家贫仅三亩薄田，幼年放荡不羁，经妻范普元劝慰专心向学，先后师事郑锷[8][9]、沈铢，又跟随袁章讲学，服膺经训，尤精于诗，以乡举礼部不得志，刻厉奋发。取《诗经》研究奥旨，潜心学问，为乡人争相延聘。为生计，袁方曾经“东涉大海，雪浪浩渺，南踰粤岭，风木凄吼，飘[10]然往来其间，安于所遇”。庆元五年（1199），袁方以特科补雍州文学，次年调迪功郎、镇江府丹阳县主簿。得病，亲友劝其赴任，袁方以窃禄养疴非朝廷设官位之本意辞，祠请，监潭州南岳庙。
袁方为人有赤子之心，家贫寒，每日在舍后小圃散步。好酒，命酒引满，百虑冰释，不知宇宙之宽，此身之微也。尤喜宾客投辖共饮，总是不醉无归。胸中浑融如古达者，不慕贵势，不谗上交，不责人以所不足，其心休休，无所怨恨。从五十岁起，袁方一直体弱多病，亏得范氏悉心调养。后因病家越贫，其同学楼钥存问不辍，遗之良药以扶其衰。
袁方子三：浃、洽、渐。其中袁洽庆元二年（1196）中进士，官历林文郎、大庾县令。嘉定十五年为奉议郎、通判绍兴府。二女嫁进士顾应龙、贝自成。
南湖袁谓子皋，乐善好施，赠太保。靖康之乱中随青州兵复归甬上。袁皋年八十余，自己预言死期已到，作别亲党，沐浴端坐以逝。
这几代袁氏人数不少，但是基本没有功名，除了荫补的以外只有袁章中进士，但也是在五十岁时，后仕进上升空间机会较少。在地方的影响力已远远不如袁毂父子时期。他们在资产上又不注重经营，由父辈遗传下来的资产就逐渐减少，有的居家已十分贫寒。这几代袁氏从各方面讲，都进入了回落期。
二、走向鼎盛
袁氏宗族在经历了几代的低潮之后，终于在袁燮手里开始上升，其后有子袁甫中状元、学生袁韶历要职，他们在学术上跻身大家，为陆学权威人士；在政治上对朝政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代袁氏族人的出现，表明袁氏宗族在地方、时局上的影响走向了鼎盛。（一）第五代袁氏
袁文有四子：觉、燮、藻、槱，两女分别适宣教郎绍兴府诸暨县丞戴樟和进士吴适。长子袁觉（约1142—1190），为乡贡进士，与父袁文同时病倒，初愈，得知父亲殁，因伤心过度去世。著有《读书记》三十卷。觉生子贡，生平事迹不详。三子袁藻绍定初为庆元府学正，其他事迹不详。四子袁槱（1150—1213），字木叔。天资颖悟，长大后奋发潜心读书。曾经作文论《论语》，其中有的说法不相合。袁燮告诉他能解释此经方显其儒者学问，自此，袁槱钻研奥旨，日有所得。但他两次上礼部都未中举，后退居乡里授徒，私淑者众。袁槱才器不群，喜结交贤士大夫，曾与游诚之、吕祖俭交游来往。开禧二年（1205），五十六岁的袁槱终以累举恩授迪功郎，出任黄梅县尉。时宋金边战，蕲州处于边境。袁槱到任月余，邻县告急，民众惊惶，情势紧急。袁槱亲自指挥备战，动员道：“朝廷养兵千日，就为今朝。”于是，阅弓兵、治器械、修官舍、葺军营。恰逢饥荒，袁槱又率先捐出自己的俸禄，赈救饥民；又受郡里委任赈灾，甚至连平时官吏足迹不到之处，都按口给食物。平时严待束吏，宽以待民。袁槱思路清晰，断案明当，有疑狱久未决断，经他审理，终于揭开事实真相，百姓神之。调饶州乐平县丞，勤于为政，嘉定六年（1213）死于任上。袁槱为官廉洁，未尝妄取，每见有人奢侈强取，说：“吾宁以俭啬贻讥，不欲以轻财邀誉。”即使在病中，也切实为民，支撑着病体办公。袁槱（未入仕前）掌管四明义田，明辨真伪，不徇私情，使义田惠泽者增多。
袁文诸子中以袁燮一支影响最著。袁燮（1144—1224），字和叔，博学多才，被学者们称为絜斋先生，是当时浙东四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舒璘、沈焕、杨简并称为“淳熙四先生”（详细介绍见第七章）。十五岁受教于叔父袁章。二十岁左右入太学，师事陆学创始人陆九龄、陆九渊。淳熙八年（1181）中进士。袁燮按规定可以径任教官，但在时任丞相史浩的劝导下，袁燮先担任了江阴尉，任上表现优异，受到史浩离职前的推荐。在浙西赈灾中筹划有功，任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宁宗继位召为太学正，但旋即秦桧当道，兴起党禁，袁燮知其不被容，仍每天延及见太学生，探讨理学，后因支持太学生上书论时事被罢。庆元二年（1196）为浙东帅幕，六年为福建常平属。嘉定元年（1208）召为宗正簿、枢密院编修官，为袁桷所说先人历任史官的开始。后先后知江州、知隆兴府，迁国子祭酒、秘书监、礼部侍郎兼监读。嘉定十二年（1219）与权相史弥远争和议遭罢，时有太学生三百人设筵赋诗送行。次年，迁宝文阁学士，提举鸿庆宫。十六年（1223），知温州未赴。次年奉祠以卒，谥正献。袁燮去世时，太学生设祭于西湖边的昭庆寺，四方前来祭奠者甚众。著作甚富。真德秀为他写的行状中提到其博学著述多。后人袁士杰辑有《袁正献公遗文钞》。
袁燮从弟袁任（1160—1239），字信翁，祖埴，父有义。赠武显大夫，为袁氏儒门中第一个与宗室联姻并任武职之人。袁任幼随袁燮学，以才猷自负，又能以节俭自持，居官举职，受知当世。袁任指挥军队纪律严明，奖惩分明。初补承节郎，监处州酒税。为荆门长林县尉，监潭州永丰仓。荆湖南路安抚司，准备将领就辟本司，亲兵统辖，充枢密院正将，副福建路兵马都监。秩满，奉云台冲右祠，为处州兵马钤辖。晚年俭淡寡欲。子二：袁南荐春官，授忠训郎永平监物料官；袁高业儒，事迹不详；女适进士赵时择。
袁燮另有从兄袁涛（1138—1219），字巨济，祖堪。幼年受教于袁章，与袁燮同学。袁涛嗜书如命，读书寒暑不辍，属辞典雅，以能赋称名。但屡试乡举却不中，自叹纵不得志于场屋，独不能免于进修。因此专心义理之学，久而益明。作有《易说》、《诗指意》、《论语管窥》、《孟子说》等。其余力所及，贯穿历代，史采于诸子，于是有《三国笺辨》、《记林》、《遽庐丛编》等。自书座右铭：正以行己，谦以待人，勤以积学，静以凝神。袁涛无功名，但郡博士知其为贤士，延聘其为学录。从从弟袁沦事迹不详；袁浃未第而辞采可观；袁洽考取进士后，始官会稽，以勤政闻，后为文林郎南安军大庾令，黄岩令，秩满以奉议郎通判绍兴府；袁渐（？—1221）事迹不详。
南湖袁昇（1111—？），为袁瑴曾孙。袁昇为郡小吏，给事通判厅，勤谨无失。后为明州助教，乡里尊信。郡有大狱，袁昇奉命搜查，从其家搜得一份伪署籍，上有姓名的有一千多人，全是六县大家。袁昇当机立断，不送官府就地焚毁，避免了一场大动乱。袁昇年近五十还无子，妻子嘱托其去临安买妾。袁昇买后，发现该女子满脸忧郁，且以麻束发，还用彩色的丝绸饰着。问其中缘由，才知道该女子为原赵知府之女，家在四川，父亲去世后，家贫无力归乡埋葬，无奈只好卖女。听完叙述，袁昇立即把女子送还其母，母女非常感谢，说聘财还不足以归葬，何况已经给用了，对恩人千恩万谢。袁昇听后，不仅不要聘财，还倾其囊中所有送给了母女，自己独自回乡了。妻子问起缘故，袁昇很淡然说命中无子就算了，如果有子也早就该有了，何必要再找别人来呢。妻子听后欣喜地表示，丈夫有如此心思，该有子了。果然，第二年，生下子袁韶。袁昇因袁韶而赠太师卫国公。（二）第六代袁氏
第六代中袁燮一支最显，其后人均名列公卿，燮子乔、肃、甫、商；四女所结亲均为儒士，长女嫁林宗，次女嫁国学进士郑景渊，三女嫁舒璘子进士舒鐻，小女嫁进士边应时。
长子袁乔，字崇谦，天资正直，见义勇为，用志勤笃。凡是其父讲说诸经，袁乔都为抄录以传之后人。以荫补官宣议郎、新昌知县，又宰溧阳，亲子爱民，深受乡人敬重。
次子袁肃，字广敬，一字晋斋，又字恭安，师事袁燮好友、同为淳熙四先生的舒璘，被舒璘赞为“气貌精神有致远器，妙年笃志求师，[11]超出流辈数十等”。庆元五年（1199）登进士第，监登闻鼓院。嘉定元年（1208）为杭州学府教授，因学宫简陋，告知帅，兴建学府。九年（1216）典教临安府学，《咸淳临安志》留有《四明袁肃记前廊题名》。十五年（1222）为余姚令，又为仓使，与袁枢、吴渊、黄壮向朝廷合荐澉浦镇官罗叔韶。端平元年（1234）以右司郎兼枢密副都承旨，除太府少卿兼知临安府，复出知江州。楼钥有《送袁恭安赴江州节推》一诗送行，夸赞袁氏“诸父名高表吾里，一门子弟更[12]竞爽”。后居竹江，为慈溪竹江袁氏的始祖。
四子袁商，字清夷，一字可斋。嘉定十六年（1223）中进士。任承奉郎监临安府新城县税。端平三年（1236）自太常博士除秘书郎，进著作佐郎。宝祐四年（1256）官宝谟阁直学士正议大夫提举太平兴国宫。景定元年（1260）除宝谟阁学士，仕至吏部尚书。
袁燮诸子中名声最显为三子袁甫（1179—1257），字广微，号蒙斋。少承家学，又从学于杨简。嘉定七年（1214）进士第一（状元），授秘书省正字。十一年（1218）任湖州通判，迁秘书郎，改著作佐郎，出知徽州、衢州，有政绩。绍定三年（1230）兼任江东提点刑狱，后移司鄱阳，讲学于学宫，修葺庐山白鹿洞书院，创建贵溪象山书院（陆学创始人陆九渊自号象山居士，49岁在太学卸任后于贵溪应天山讲学，在废寺故址筑象山精舍，到袁甫时，该书院已破败，袁甫为发扬理学重新创建，命名象山书院）。端平元年（1234）兼任福建转运判官，迁秘书少监，疏指史嵩之不可重用，又反对进史嵩之为刑部尚书，被出知江州，再改知婺州。后升起居郎兼中书舍人，兼国子祭酒，官终兵部侍郎，兼吏部尚书。卒谥正肃。甫留多部著作并行于世。
袁甫师事杨简，主张“万物与我心契”，发展了陆学，为甬上陆学二传弟子之一。在任上兴利除害，一心为百姓；在朝靡切权贵，抗论不阿。
南湖袁氏一支突出的有袁韶（1161—1237），字彦淳。袁昇五十一岁时生下袁韶，其大方好施，所进有限，家境日渐贫困。到袁韶时期，贫无力购书，袁韶对于喜爱的书只能手抄强记，至用妻鱼魫冠学书。袁韶有俊才，随族父袁燮求学，书校《九经》，最为精善。淳熙十年（1183）与乡书，说次年赴礼部举，希望能完成授业。淳熙十四年（1187）考取进士（当年合郡上礼部俱不第），嘉泰中为吴江丞。袁韶为官不畏权贵，治法严明。当时韩侂胄禁理学，赵愚汝等相被罢免，袁燮后也遭罢。党羽苏师旦倚仗韩侂胄的威势，阻挠地方役法。任吴江丞的袁韶收悉提举常平黄茔的急信，要求其据田产定赋役。苏密谕袁韶，表示在吴江有其诸多姻党，如果能对他们网开一面，则以后保袁韶在京任朝官。袁韶没有听命，结果这年更定户籍，确定徭赋均为苏之姻党。这招致苏师旦于言官处提请罢免袁韶，而黄茔则极力为其澄清，并力荐之。袁韶归家避祸直至苏党下台，改知桐庐县。桐庐多宗室，县里很多事务难以落实。袁韶到任后，谢绝一切私下拜访，什么事都不能阻挡其执行公务的决心。钱塘岸每年为加固堤岸，都从桐庐取石，桐庐百姓负担很重。袁韶上表说庙子山有石头，不必舍近求远从邻郡取石头，得到批准，终于免除了桐庐百姓的石头赋役。嘉定四年（1211），袁韶被召为太常寺主簿，桐庐百姓举旗夹道欢送饯行到富阳，感谢其为百姓免除输石劳役。嘉定七年（1214）为秘书丞，兼枢密院检详。九年（1216）为秘书著作郎，迁秘书丞预史事，与袁燮同预史事。又迁右司郎官，接待金国来使，来使索岁币，出言傲慢，袁韶据理力争，不失国格。据袁桷的记载，袁韶在这期间以右司郎罢归。十三年（1220），以朝奉大夫军器少监兼知临安府尹再起。历除军器监司农少卿、户部侍郎、户部尚书，都兼知临安府尹。
袁韶在临安做了许多实事，他为官理讼精简、路不拾遗，被称为“佛子”。其审理决策能力尤其出众，许多冤假错案经他审理就清清楚楚，都得到了纠正、平反。为倡导教化，袁韶请示朝廷后用公款修建了教场府、隅望楼东西二闸先贤堂（祭祀自陶堂以来本郡的34名贤德公和5名孝妇）和三贤祠（供奉对临安百姓作出巨大贡献的白居易、林逋和苏轼）。原来临安多火灾，自袁韶治理以来，火灾得到有效遏制，保证了京城的安全。在地方财政收入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袁韶大榷酒利，甚至在三贤堂中设点卖酒。袁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局面，在临安府尹任上十年，政绩显著，治理京城各方面都显示出了其非凡的能力。
袁韶在临安要地任要职以及擢升得到了权相史弥远的照应，史弥远把其作为心腹看待，史氏在任期间排斥异己、弄权结党，袁韶也落得“聚敛臣”的名声，在朝堂树立了政治敌对势力，也招致了不少诋毁的意见。如年幼时跟随袁燮从其学，而袁燮对史弥远的议和政策持反对意见，对紧随史氏的袁韶当然也持批评态度，两家袁氏有所疏远。时人指责其敛财、受贿，后人包括全祖望评其“自脱于乡衮”，因此在列袁氏族望时把袁韶给排除在外也反映出另一种评价。综观各方面对袁韶的评价，史书尽管对其毁誉参半，但基本上还以正面肯定为主，对其工作能力和政绩还是认可的。因此，《鄞县通志》把袁韶列入仕绩甲行列，对其政绩予以肯定。
当然，袁韶作为能臣有其主见，也并非完全听命于史弥远。如在胡梦昱一事上，袁韶非但认为为济王鸣不平的胡梦昱无罪，拖延签署史弥远的削籍流放文件，更私下派兵士保护，赠以路费。在绍定三年（1230），李全叛乱，朝野震惊，史弥远斥韩侂胄用兵，对叛将采用绥靖政策。时任资政殿学士、浙西安抚制置使的袁韶得知后，与范楷一起向史氏分析时局，认为若扬州失守则京城危在旦夕，并保举了淮将卞整、崔福。史弥远虽然采纳了袁韶的意见，但怀疑袁韶有逼己之心（一说是袁韶生日时，有客献诗曰“太平宰相今谁是？惟有当年召[13]伯棠”句，招致史弥远的嫉恨），袁韶遂被罢去其职。
在野的袁韶在四明做起了寓公，好藏书，时为江南首屈一指；平日清闲赏诗游玩，绝口不谈世事，可其心却在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史弥远死后，郑清之为相，朝野格局为之一变，袁韶为保自家，使人传播有利自己的谣言。端平元年（1234），袁韶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遭言官的反对，很快被罢。嘉熙元年（1237）年卒，赠少傅、太师，封越国公。
袁燮父子时代在各方面都达到了鼎盛，袁氏宗族人才此起彼伏，在科举场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和收获。袁氏考取功名的有9人，女婿有14人得功名。仅是袁文一支在袁燮父子两代男丁11人，有5人考取进士，女婿中有5人为进士；袁燮四子中有三子中进士，袁燮、袁甫父子担任侍从，袁燮、袁韶师生同馆，确实为宗族荣耀。其在学术上的影响以絜斋、蒙斋两先生为首，把陆学与实际结合，发展推动了四明地区陆学的传授；袁燮这两代族人几乎人人都著书立说，其中袁涛编撰著作数量多，名闻地方。在对时局上，袁氏族人此时所任职位为最显，单是从举子上看，这9人都进仕，担任地方官，且政绩突出，评价优秀。此时的袁氏广泛与宗室、显贵、名流联姻，在政治上形成一定的影响。城南袁氏坚定主战，袁燮父子先后与主张议和的史弥远、史嵩之、郑清之相抗衡；而袁韶则伺机而动，是朝中四明势力的重要组成。[1]一说堪的事迹不详，《鄞阳堂谱》对他的存在有异议。认为在争夺荫补官职一事上似乎没有提到堪的存在，则从次序上推测应为增弟。此说有一定道理，但是缺乏其他资料支持。[2]（宋）袁燮：《絜斋集》，《跋祖姑岁月记》卷8。[3]清代《鄞县志》卷12《人物传二》，第11页。[4]建炎三年（1129）明州遭金兵屠城，曾任韶州司户曹事的林暐，因带家人出海才得以避难。返回乡里见州学学舍被金兵所毁，捐金钱数十万，重建校舍，并提供半顷田地，作为养士之用，州学方始恢复旧观。[5]周亮：《论宋人笔记〈瓮牖闲评〉的理性精神》，《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6]张如安等著：《鄞县望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7]（宋）楼钥：《祭袁通判章代仲舅同乡》，《攻媿集》卷84。[8]郑锷（1116—？），字刚中，自福州寓居鄞县。绍兴三十年以《周礼》进科，为绍兴时期明州著名的乡先生，撰《周礼解义》进于经筵。《宝庆四明志》卷9《郑锷传》说他“该贯群经，旁通子史百家，文备众体，尤以词赋得名。开门授徒，来者云委”。[9]黄宽重研究中称沈焕，沈铢、沈焕父子都先后执教，但在袁方时应该是其父沈铢授业，出自乾隆《鄞县志·人物传四》。[10]（宋）袁燮：《叔父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行状》，《絜斋集》卷16。[11]（宋）舒璘：《答袁恭安》，《舒文靖集》卷上。[12]（宋）楼钥：《送袁恭安赴江州节推》，《攻媿集》卷4。[13]《癸辛杂识》，转自《鄞县志·人物传》。
第三节 风流余韵 延续家声
一、鼎盛后的衰落
在袁燮父子时代，袁氏宗族已走到了盛时，袁甫后人，其子孙人丁不少，但逢时局动荡，无以为继，很快走向了衰落。南湖的袁洪在宋末喜交文士大儒，但在宋元交替之际降元，得到元世祖的接见，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
第七、八代袁氏有这样一些人物：[1]
袁甫子五：衡、徯、循、徽、従。长子衡，字叔平，宝庆二年（1226）进士。历知榆次县，官至工部给事中，授朝议大夫。袁従官将仕郎，字永州，善尺牍。宝祐间曾任无锡邑宰，期间在原州学学宫明伦堂以西新建三楹，为九先生祠。袁徯通判潭州。徯生子袁裒（1260—1320），字德平。任安定书院山长，后授海盐州儒学教授，未拜。至元十六年（1279），二十岁的袁裒与十四五岁的袁桷，聚首时感慨宦族久当坍，宜蕲为传远计。后因袁燮的老宅失火，袁裒留于城南，两人各自读书，夜晚共同索源钩思探索幽隐，以黜陈辞为己任。入元不图仕进，隐居东钱湖畔沙家山。在忧窘困踬中，仍旧酒酣语豪，以昔所言自任。其诗文温雅简洁，书法擅小楷与行书。《元风雅》卷八有袁裒《送仇仁父分教溧阳兼寄张仲实》、《送屠存博分教溧水》等诗。《元文录》收录其《题〈书学纂要〉后》，撰《书学纂要》，把历代书家的风格沿革作了详细梳理、评价，提出“法古而不变古”的[2]观点。另有淳祐七年（1320）中进士的袁采生平不详。
南湖袁氏在袁韶之后也有短暂的回落，其子袁似道（1191—1257），字子渊，一字静寄。初补承务郎，监无为县襄安镇浦城县丞，因父袁韶在政再任佑神观。绍定四年（1231）授江南路安抚使干办公事。端平二年（1235）充沿海制置使机宜文字，在任期间，遭言官吴昌裔弹劾，斥其为污吏之子，交通贿赂，道德败坏，罄竹难书。[3]父丧丁忧期间三年不入城。淳祐七年（1247）通判嘉兴，兼尚书省提领田事所检阅，治理从宽。当时史宅之搜括诸田以媚上，袁似道拒绝此种行径，乞归。十一年（1251）知严州。因与权臣贾似道重名，遂退。似道居家训范严密，治具毕举区别，工技悉精其能，危坐无笑色。筑南园，聚藏书，在其手中，袁氏藏书达数万卷。
但袁似道与史氏家族交好，往来密切。淳祐十一年（1251）秋，敷文转运史宾之病重，似道问候病情，宾之以女埭卿相许，时埭卿六岁，似道子袁洪七岁。似道谢曰：“子获为越忠定王孙婿，他日生孙宁负吾两门哉？”对于两家的联姻深感荣幸。此后，袁氏与史氏的联姻就一直延续开来，袁桷长姊嫁史嵩之孙似伯，三妹嫁史严之孙益伯。[4]
袁似道有两子：袁浚、袁洪。袁浚家教甚严，官奉议郎，淮西制置使机宜文字。元改授承务郎，宾州同知。袁洪（1245—1298），字季源，又字竹初。兄弟俩互相敬重，袁洪十分敬重袁浚，袁洪“让[5]其爵于兄子。凡世所慕好，吾一不以问，怡色拱立若幼”。袁洪有世家子弟作风，生性豪爽，交往不论对方出处，嗜游玩。因其妻史氏的劝慰才有所改，始安心求学。后往来之士均为江南名儒，洪并延请他们执教自家私塾。出入袁洪家的有王应麟、胡三省、戴表元、黄震等大儒，胡三省的《通鉴》还是在袁氏私塾完成定稿的。袁洪教子尤为严格，亲自辅导，并让其子袁桷先后师事这些名师，为袁桷成才奠定了基础。
袁洪先是荫补承务郎，铨监镇江府大军仓。时曾受袁韶知遇之恩的马光祖以枢密守临安，遂委任其为监桃源酒库，马卸任后洪改任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后权相贾似道排斥四明势力，袁洪等人归乡治学。后又得起用，咸淳九年（1273）调补通判建康，其好友文士戴表元任建康府学教授，两人往来更密切。袁洪支持戴表元以矫正诗文流弊为己任，不但慷慨解囊资助其生活（戴表元家人口多，俸禄有限），还教子袁桷跟随戴学诗文。德祐元年（1275），元军南下前夕，守城大将赵溍及诸将无心恋战，弃城逃跑，军士乘机作乱城中，袁洪平定骚乱，护送戴表元安全离开。随即也撤离至临安，与旧友太常丞吴浚相见，感叹时局，相对各泣下。袁洪见时局难以扭转，最终回到四明。南宋诏书下表归降后，元世祖接见了部分功臣，袁洪亦属此列。无疑，尽管难以确认袁洪在宋元交替中具体做了什么，对元朝授予的官职也一概婉拒，但其随沿海制置使赵孟传降元并参与与蒙军的谈判应是事实。
袁洪的生平主要依据袁桷的《清容居士集》中的《先大夫行述》，和《延祐四明志》中的《袁洪传》，关于其生平大概事实比较清楚，但是个别细节仍有疑义，主要集中于其投诚先后的史实上。《袁洪传》中关于袁洪在任建康通判后的基本事迹叙述如下：补通判建康，虑囚句容，……时大兵南下，帅赵溍出，督兵江上，城中大骇，夜纵火剽掠，出郭去，密捕首乱者数人，斩之，乃安。诸将益桀骜，请较射。于是出私帑具赏，先发三矢，三中，众大惊，服。溍遁，诸将释兵归。淮西总领费伯恭遁。乃微服诣行在所，屡迁，咸不拜。……由是上变者辄[6]斥去。
整个记叙写的是当时元军南下前夕，守建康主帅赵溍及建康的很多将领无心恋战，城中一片混乱，军匪趁火打劫，此时的通判袁洪怎样果断平息骚乱的事件以及离开建康后被元世祖征拜官职请辞的概况。关于袁洪投降元朝的先后，叙述则含混带过。
对照《清容居士集》中的《先大夫行述》，对其后的过程描述稍详细，平乱后的袁洪离开建康到临安：公（袁洪）不得已，微服间道归临安，见太常丞吴浚。浚旧为沿江参议，与公厚善，相对各泣下。……赵公孟传尹临安，奏为浙西安抚使机宜文字，不拜。赵公制置庆元，复奏为沿海制置司参议官。……乙亥冬，临安奉表降，谢太后诏谕东浙诸郡如命，戒毋徒以百姓汙锋镝。……制置司改宣抚司，复署为[7]参议。
尽管袁洪投诚基本脉络清楚，但他是怎样投诚的，是否对南宋旧朝做了什么，在两段上文中都看不出来。而从袁桷的叙述中仍可看出，袁洪与太常丞吴浚为故友，与赵孟传交情深厚，前者因投降言论被文天祥所杀，后者原与四明西门袁氏后人袁镛等相约拼死抵抗，结果留袁镛一家十七口死难，自己率兵投降，成为后人指责的对象。从袁洪与两人的关系密切，时在庆元任沿海制置司参议官的赵孟传投降元军，并率元军打宋残余部队，以及元世祖接见袁洪并拜官职的情形来分析，袁洪应该是参与了赵孟传的投降活动，并表现出色得到世祖皇帝的嘉奖的。
袁桷尽管对其父的投降过程语焉不详，但大致的过程还是能作出判断的。在宋军溃败元军节节推进的背景下，袁洪拒绝接受宋廷授予的官职回到四明的行为说明其已看到宋廷的结局。另外与其他的宋军将帅及明州不少人的“争上变入爵”相比，袁洪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责任感。诚然，袁洪降元有其苦衷，为维持宗族，为免城中百姓遭涂炭，等等，但降元有辱士人气节之事终难摆脱后人的议论。
此时的袁氏宗族在南宋动荡的局势中，明显衰落了。后人求得功名的少，仕进的更少。这也不是袁氏一族独有的现象，四明众多的家族都处于衰退中，正如袁裒与袁桷感叹的一般，原先“甲族鼎贵，莫盛吾里”，朝代更换之际，“困辱不自完业，无依归，贸贸以死者多[8]矣”。在时局变换中，世家大族往往是首当其冲的对象，部分族人生存尚且不易，何谈学问、仕进！
二、一枝独秀
第九代袁氏，城南已经无人在史书上有具体事迹可考了，唯有南湖的袁桷（其具体介绍见第十章）在元初以一己之力撑起了袁氏宗族的文化世家的家声。
袁桷（1266—1327），袁洪子，字伯长，号清容居士，晚年自号见一居士。少小聪慧，才能出众。其“七岁诵诗书，十龄学词章”，十二岁跟随戴表元学文，同时师从王应麟习典章制度之学，后又从舒岳祥习诗赋之学，从胡三省习历史考据之学。除了这些传统的学问外，他还涉猎古琴、医学。年少即被荐为茂才异等，元贞元年（1295）任丽泽书院山长。
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袁桷受举荐入元大都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次年，以《十议》在朝中初露头角。也正是在大德二年（1298），袁桷遭遇多事之秋，先是二月初十，妻子郑氏产女难产去世，二月十八，其父袁洪“改授处州路同知，命下，而公已捐馆。实是岁二月十八日，享年五十四岁。……葬在鄞县桃源乡慈溪奥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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