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次流别 以道统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咸炘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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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次流别 以道统学试读：

弁言

日前听闻“大家学术”丛书第一辑的编选整理已经完竣，即将付印问世，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这套丛书的策划过程中，四川师范大学段渝教授多次垂询我的意见，我也得以从他的讲述中获知其对这套书的设想，认识到这些确实是很有学术意义的好书，值得向广大读者做一推荐。“大家学术”丛书是在所谓“国学热”日渐升温的当口诞生的。我由于参加《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的工作，必须更多查阅学术界的资料，才发现“国学热”在不长的时间里，竟已发展到出人意料的局面。仔细想来，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国学”就是“中学”，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随着中国国势走向振兴，人们自然会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要求认识、继承和阐扬其中的精华，并将之推向世界。

北宋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常被视为中国学人的最高抱负。这里面“为往圣继绝学”，便可以理解为对传统文化学术的继承和发扬。前人已往，其学已绝，所以“继绝学”不能停留在前人固有的层次上，而是要于其基础上续做提高，日新又新。不过，正确地了解传统、分析传统，毕竟是继承并且创新的前提。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学术史的工作是多么重要。事实上，在历史发展中每逢重大转折的时刻，每每有富于远见的学者出现，做出学术史的总结和探究。前人曾指出，战国晚期百家争鸣接近终局之时产生的《庄子·天下篇》，堪称这方面最早的范例。

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奠基人，应推章太炎与梁启超。章太炎于这方面发轫较早，有关论作虽多，但未成专著。梁启超则在20年代先后撰成《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后一书开首，梁启超说：“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作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钱穆先生1937年出版的书，尽管学术观点与梁氏不同，也用了同样的标题。

梁、钱两书都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其所讲述的学术史，对当时学术界而言恰好符合需要。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总是以前一时期的学术作为凭借的思想资料，从而有所变革、进步和创新。足知对前一时期学术史的了解，一定会有利于当代学术的前进，甚至应该说是促进学术新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梁启超到钱穆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他们面对的问题与挑战，究其渊源，大都可上溯到清代前后的三百年，无怪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种都不胫而走了。

今天的学人，所处时代已与梁、钱二氏不同。作为我们学术界先行和凭借的，不是清代，而是落幕未久的20世纪。比之清代，20世纪的历史更是风云变幻、波澜壮阔，人物更是群星灿烂、英杰辈出，为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辽阔的用武之地。为了看清当前学术文化的走向，推动新世纪学术文化的建设，不能不重视对20世纪学术的研究。这正是我近些年一直呼吁加强这一时期学术史工作的原因。

实际上，对20世纪学术的探讨研究，早已在很多学者的倡导支持之下展开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必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展，特别是我们考察20世纪的学术文化，眼界还有必要进一步拓宽。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极其丰富多彩，不能只局限于一时一地，例如北京、上海的几处大学和机构。应该说，由于时势机运的流转变迁，很多地方在学术上曾形成学科或思潮的中心，那里的学者在多方面都做出了独特的成果和贡献。

四川就是这样。自古以来，蜀学有其脉络，虽说蜀道甚难，但蜀地学人影响被于天下。晚清以至民初，情形更是如此。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学人云集，蔚为盛况，于四川文化发展开前所未有的局面。仔细探究四川的学术史传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大家学术”丛书即是如此规划的。这套丛书第一辑即专门编选四川地区卓有建树的学人著作，加以介绍其思想成就的前言，便于读者阅读。现在第一辑所收作者，都是中国学术界公认的著名学者，无愧“大家”称号。他们大多著作等身，非短时间所能通览。这些选本足以帮助大家了解他们的学术概要，相信一定会受到欢迎。

这套丛书还将继续编印下去，分辑搜集、编辑全国各地20世纪著名学术大家的专题学术论著精粹，使之成为较为全面反映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发展成就的窗口。

最后，希望四川学术界当前以20世纪学者为主，为撰著系统的20世纪四川的学术史做出准备，将来还可上溯到更早以至古代的蜀地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贡献就更大了。于北京清华园序黎孟德

这本书，是从近代天才学者刘咸炘先生的巨著《推十书》中摘选出的一小部分。

咸炘先生虽然英年早逝，寿仅36岁，而于学无所不窥。所著《推十书》，已近千万字（包括已刊稿400万字；即将整理完毕之未刊手稿约400万字，从未面世，弥觉珍贵）。涉及哲学、史志学、诸子学、文艺学、校雠

目录学

咸炘先生为学，近承先祖槐轩，远绍浙东章学诚。章氏特重史学，倡“六经皆史”之说，故咸炘先生之学，于史学最为精审。章氏又是我国古代目录学之集大成者。咸炘先生在《推十书·文史通义识语》中说：“先生之学，校雠、目录、史志、义例皆主于各如其分，所谓尽人以求合于天也。倡目录之学于目录学不讲之时，明史例文法于史例文法凡猥之时，救汉学委琐之弊，皆所谓前略后详，前无后创，前习后变。”其《校雠通义》为目录学专著。咸炘先生著《续校雠通义》《目录学》《历史目录学》《内景楼检书记》等，对目录学亦多有识见，多所发明。

章学诚《校雠通义·互著篇》说：“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皆可以视作目录学定义。它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部次流别”。章氏在《校雠通义》开篇即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自汉代重视学术，广征图书以来，“书积如丘山”。后世书籍，更是越积越多，若不加以分类编辑整理，则根本无法阅读使用。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阁，首创“七略”分类法，将文献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类，开创了我国目录学的历史。他们所编著的《七略》虽已亡佚，但为班固《汉书·艺文志》所继承，仅易“术数”为“数术”。晋荀勖编《中经新簿》，分典籍为甲、乙、丙、丁四部。梁元帝校定秘阁图书，就采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了。此后，自《隋书·经籍志》始，《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郑樵《通志》等直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张之洞《书目答问》等公私著录，基本上都沿用“四部”分类法。当然，“部次流别”仅仅是目录学的一部分，重要的还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第二，“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编辑目录的目的，还在于给读书之人指明一条求学途径。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咸炘先生于章氏《文史通义》而明读书之法，又编著《续校雠通义》17篇、《目录学》14篇等详论之。

校雠目录之学，至为艰深，非遍读群书，有学有识者不能为。咸炘先生前后，目录学著作不少，但大多简述历史，罗列书目，如咸炘先生《目录学·

弁言

叙述历史，比较古人目录异同，虽有功于后学，但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而能于古人目录之作，尤其是那些权威之作，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等，纠谬辨误，独下己意，未精研子史，旁及艺文，精思附会，不辍披览者，恐怕是不能赞一词的。咸炘先生《推十书》中，此等文字，信手可拈。其《历史目录学》，仅就史部而言，于《隋志》《四库》《书目》等多所纠核。如言《四库提要》史部之书不当以正史为主；章氏附纪事本末体于杂史为太轻；《隋志》《华阳国志》误入霸史；《新唐志》改霸史为载记不妥；斥《新唐志》于新增之书随意分隶，不可为法；明张氏《书目答问》于纪事本末后立古史一门为学者之言，非统合著录之通法。精见卓识，随处可见，令人有如行山阴道中，目不暇接之感。读者自可随文披检。《推十书》未刊稿中，有《内景楼检书记》。据《序论》所言，咸炘先生自言是“欲仿《提要》体，故备述其书卷目录”。其中采注他人评论，论体例，考版本，可与已刊稿中之《旧书别录》参互阅读。

咸炘先生（1896—1932），姓刘，字鉴泉，号宥斋，四川成都人（原籍双流，今已归入成都）。幼聪慧，5岁即能为文，9岁即知自学，弱冠后已多有撰述。22岁即任尚友书院塾师。后历任敬业学院、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1932年因偶感风寒而不幸逝世。其平生所著，统归于《推十书》，凡231种，1169篇，475卷，约800万字。其中约400万字曾经成都古籍书店据已刊本影印出版，原书未作标点，质量很差，漫漶缺失，错讹尤多，至不可卒读，仍有约400万字从未面世。此书被教育部确定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列入《巴蜀文献集成》之中，为继《槐轩全书》之后的第二辑。我受命点校整理《推十书》已刊稿部分，历时三年有余。这部卷帙浩大（包括已刊稿和未刊稿），被浙江张孟劬称为“目光四射，如珠走盘，自成一家之学者也”的巨著，已与读者见面。阅者当知先生之学广博无涯，不仅在校雠目录而已。目录学弁言

本课名目录学，一名古书校读法。此二名范围不同，不能相掩。所谓目录学者，古称校雠学，以部次书籍为职，而书本真伪及其名目篇卷亦归考定。古之为此者，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西方所谓批评学者相当，中具原理。至于校勘异本，是正文字，虽亦相连，而为末务。其后任著录者，不能具批评之能，并部次之法，亦渐失传。至宋郑樵、近世章学诚乃明专家之说。而版本之重，始于明末；校勘之精，盛于乾、嘉。于是目录之中，有专重版本之一支焉。要之，目录学者，所以明书之体性与其历史者也。

至于古书读校之法，则谓通其文字，明其意旨。通文字则正讹补脱，必资多本，此关于目录学者也。而亦有不资版本者，其在一字，则资于文字学、声韵学，其在字群，则资于文法学、修辞学，皆不在目录学范围中矣。明意旨则定体达例，必知部次，此关于目录学者也。至于事关考证，则所资者广，群学分门，各有读法。普通读书之法，则为格言理论，皆不在目录范围中矣。

由上观之，目录学固古书校读法之一，而古书校读法则不止此。今之所讲，尽目录学范围所有，而于古书校读法之在范围外者，则惟略及通文字之法焉，以防滥也。

此学所究事类殊繁，昔人考辑，俱有专书，而总挈纲要之作，则尚未有。今之编述，似因实创，故糅合专门之书，整齐贯串，略其事证，而详其义例。益以此课本为读书门径，亦必如是，而后为目录之学也。俗间亦有目录学之称，乃以多记书名为尚，是号横通，仅同老贾，不足为学也。

本书凡十四篇，分为二编，其目如下。

上编：一著录、二存佚、三真伪、四名目、五篇卷、六部类、七互著别裁、八次第、九题解。

下编：十版本、十一校勘、十二格式、十三文字、十四末论。

诸篇之文，多裁旧说，己意造文，十不四五，志在传宣，不愿窃袭也。戊辰二月，匆匆始事，倩徒分抄，十日稿具，仅得成书。类例粗张，自知文词不洁，征引未周，修补化裁，以待他日。

著录第一

著录之事，官府则始于汉，私家则始盛于宋。书籍源自上古，而著录之事无闻，《隋书·经籍志》曰：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益有目录以为纲纪。《文献通考·经籍考》首引《周官》太史掌六典，藏约剂之贰诸文，为官府藏书之始，然皆政事之守，如后世之档案耳。盖三代以上，固无私家著述，文书之始，本止治事之规条与记事之簿籍。《庄子》称老聃为守藏史，所藏盖亦此类。及官学变为私学，诸子争鸣，著作始多。秦从李斯之言，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杂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成帝使谒者陈农求遗书，诏光禄大夫刘向及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等校之。向卒，子歆卒父业，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汉书·艺文志》。此官录之始也。自是以降，代代有之，私家之簿，则始梁阮孝绪，然其时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叶梦得《避暑录话》。及唐、五代始有雕版，得本较易。宋初士大夫乃多藏书，如荆州田氏、邯郸李氏，皆有书目，此私录之始盛也。

将明著录之义，先辨簿目之体。明胡应麟《经籍会通》曰：书之有目，体制虽同，详厥品流，实分三种。吴、尤诸氏，但录一官之藏者也；按：唐吴兢《西斋书目》、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皆是家藏。正下文所谓鸠集者，非官藏，此语有误。隋、唐诸史，通志一代之有者也；《古今书录》《群书会记》，并收往籍之遗者也。雅士鸠集，以广见闻；馆阁校雠，以存故实。目录之纂，例不可无。近人周贞亮、李之鼎同编《书目举要》，罗列现在簿目，凡分十一类：一曰部录，二曰编目，三曰补志，四曰题跋，五曰考订，六曰校补，七曰引书，八曰版刻，九曰未刊，十曰藏书约，十一曰释道目。今按：胡氏所举三例虽略，而明周氏所分则有未析，部录与编目二名颇嫌相滥。按其所收，不过部录较广而整，编目则较简略而已。既非以官私分，亦不以现藏与否为别，考订校补中多收札记，非簿目之伦。其所收录亦每互相混滥，今分为四类稍较明晰。一曰总目：总录现存之书，如《文献通考·经籍考》是也。二曰藏目：仅就一时所有录之，公如《七略》及宋之《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阙书目》、明之《文渊阁书目》，私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皆是也。其记一时所见，如浙江采进书录、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亦入此类。三曰专目：如宋高似孙《史略》《子略》，近朱彝尊《经义考》、王国维《曲录》及释、道二《藏》目录之专一门，郡邑志篇之专一方，近人补史《艺文志》之专一代，皆是也。四曰选目：以意别择，或主学之门径，如张之洞《书目答问》，或专记佳本，如毛扆《汲古阁秘本书目》是也。若《四库提要》则本是藏目，而兼选目，又别立存目，则总目之例也。至周氏所谓题跋，乃选目之支流，诸类亦皆有解题。解题得失，说在第九篇。考订、版刻皆然，不关簿录之大体，引书限于一书，所引用与未刊书，皆当附四类之后，而性质实与选目近。校补则校勘记也，与藏书约及论藏书故实法式之书。如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叶德辉《书林清话》等，皆目录学之书，而实非簿目也。至于史、志，则有当辨者。《汉书·艺文志》全本《七略》，增入一二而已。《隋书·经籍志》亦据当时官藏录之，皆是藏目。《旧唐书·经籍志》据《开元四部目》书之，亦是藏目。《新唐书·艺文志》增加《旧志》所未收。及《宋史·艺文志》，则全录一代所有，竟是总目矣。唐刘知几《史通》始议史志录所藏之非，谓古之所制，我有何力，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繁互出，何异以水济水。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校雠之司，所列书名，惟取当时撰著，习兹楷则，庶免讥嫌。近代修《明史》，止录明人著述，其序谓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皆其时柱下所有，明季秘书既亡，焦竑《经籍志》不可凭，前代陈编无从记载，是非用刘说也。而论史者遂多称之，以为可法，然识者皆不以为然。杭世骏《千顷堂书目·跋》云，黄俞邰征修《明史》，为此书，以备《艺文志》采用，横云山人王鸿绪删去宋、辽、金、元四朝，刺取其中十之六七为史志。史馆重修，仍而不改，失俞邰初旨矣。元修三史，独阙艺文，全在《明史》纲罗。如《后汉》《晋》不列此志，《隋志》独补其阙，不必定在其朝也。又曰：其中宋人著作，系《宋史·艺文志》所未取，非复出也。此《跋》见《拜经楼题跋》。按：康熙初修时，倪灿分修《艺文志》，亦兼载四代，而被删去。后卢文弨抄出三代，为《宋史·艺文志补》及辽、金、元《艺文志》。乾隆重修《明史》时，全祖望亦移史馆，札子争之。大要谓古人于艺文一门，必综汇历代所有，不以重复繁冗为嫌者，盖古今四部之存亡所由见焉。《汉志》所有，至隋而佚其半。《隋志》所有，至唐而佚其半。其卷数或较前志而少，则书之阙可知，或较前志而多，则书之搀改失真可知。《鲒埼亭集》。彭元瑞亦谓《元史》不立《艺文志》，《明史》仅载明人著述，而五百年古经籍存亡之可见者，惟《文渊阁书目》。《知圣道斋读书跋》。此二论较杭氏尤精。杭氏止论史志续补前代之法，全、彭则明其于存佚之关系，然此论明胡应麟已发之，其《经籍会通》曰：艺文之为志也，虽义例仍乎前史，实纪述咸本于当时。往代之书存没，非此无以考；今代之蓄多寡，非此无以征。刘知几以为附赘悬疣，雷同一律，而大讥《隋志》之非者。疏卤之谭，匪综核之论，即《后汉》一书艺文无志，而东京一代典籍茫然，他可概矣。此论尤明。一代史志，本记一代所藏，非记一代所著，是以谓之《艺文志》《经籍志》。六艺群经，后世岂有所作邪？宋孝王之书，限于一地，固非一代之例。以此知方志、经籍、艺文志当改名《著述志》。若近世考据家所补诸《艺文志》，如钱大昭、侯康、曾朴之于后汉、三国，金门诏之于辽、金、元，此自旨征一代，非遂可以补史篇之阙也。由此以言，则史志乃总目，而补志乃专目也。

前人簿目多藏目，而总目、专目、选目则少，故类次任意，体例不整，校雠之学，日以芜秽。章学诚《乙卯札记》曰：隋《众经目录》，乃合沙门及学士等撰，极有条理。观其分别五例，后世著录之儒，不能及也。一曰单本。二曰重翻。是一书而传写或刊刻不同，应在别本之例也。三曰别生。是裁篇别出之例也。四曰疑伪。是伪书应别著之例也。五曰阙本。是佚书存目之例也。后世别本之书，文字苟无大歧，不复别为著录，抄本犹可言也。版本流传，一书数刻，而著录不与分明，则印本优劣无从辨矣。疑伪之书，众所共知，而一体与正书同著，亦少分别之义。至于前代逸书，后录一概删去，则亡书再出，或伪造逸书，后人鲜所依据，皆不可不慎也。隋、唐之际，《七略》《别录》诸书具在，故二氏著录，犹得依仿为之。自唐以后，校雠之学失传，而著录之法遂失古人之指矣。按：专门之目，类例必精，郑樵之论，于此而验，固不必《七略》而始能也。所举伪书、逸书、异本、别裁四例，下文分说之。

存佚第二

著录者，所以保全书籍也，故必先议藏与求。

郑樵《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曰：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巫医之学，亦经存没，而学不息。释、老之书，亦经变故，而书常存。彼能全其书者，专之谓矣。此论谓守于专门也。章学诚《校雠通义》引申而论治书之法，其《校雠条理篇》曰：纪载传闻，诗书杂志，真讹纠错，疑似两淆。又书肆说铃，识大识小；歌谣风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专门名家，薄技偏长，稗官脞说，其隐显出没，大抵非一时征求所能汇集，亦非一时讨论所能精详。凡若此者，并当于平日责成州县学校师儒讲习，考求是正，著为录籍，略如人户之有版图。载笔之士，果能发明道要，自致不朽，愿托于官者听之。如是则书掌于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检，则奇邪不衷之说，淫波邪荡之词，无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书之时，按籍而稽，无劳搜访，其便三也。中书不足，稽之外府，外书讹误，正以中书，交互为功，同文称盛，其便四也。此为治书之要，当议于求书之前者也。

又《藏书篇》曰：孔子欲藏书周室，说虽出于《庄子》，然藏书之法，古有之矣。太史公抽石室金匮之书，成百三十篇，则谓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然则书之有藏，自古已然，不特佛、老二家有所谓《道藏》《佛藏》已也。郑樵以谓性命之书，往往出于《道藏》，小学之书，往往出于《释藏》。夫儒书散失，反能得之二氏者，以二氏有藏以为之永久也。夫《道藏》必于洞天，而《佛藏》必于丛刹，然则尼山泗水之间，有谋禹穴藏书之旧典者，抑亦可以补中秘之所不逮欤？按：明曹学佺已言二氏有藏，吾儒无藏，欲修《儒藏》，与之鼎立。近世阮元沿此意创焦山、灵隐两书藏，规制甚详。

书之不能无佚，势也。隋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述自秦至梁书经五厄：一为秦皇之焚，二为莽末之烬，三为后汉迁都之散亡，四为刘、石乱晋之失坠，五为梁元帝失江陵时之焚烬。胡应麟谓六朝之后，复有五厄：一为大业广陵之烬，二为天宝安史之灰，三为广明黄巢之乱，四为靖康女真之祸，五为绍定蒙古之师。古今藏书数目大略，胡氏《经籍会通》考之最详。

收拾散亡，乃有求书之法，郑氏论之最详。其言曰：求书之道有八：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当不一于所求也。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眼目之方多，眼科家或有之；疽疡之方多，外医家或有之；紫堂之书多亡，世有传紫堂之学者；九曜之书多亡，世有传九星之学者。《列仙传》之类，《道藏》可求。此之谓即类以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如《素履子》《玄贞子》《尹子》《鬻子》之类，道家皆有；如《仓颉篇》《龙龛手鉴》，郭迻《音诀图》《字母》之类，释氏皆有。《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且如邢璹《周易略例正义》，今《道藏》有之。京房《周易飞伏例》，卜筮家有之。此之谓旁类以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王审知传》，闽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桂阳先贤赞》，桂阳必有。《京口记》者，润州记也。《东阳记》者，婺州记也。《茅山记》必见于茅山观，《神光圣迹》必见于神光寺。如此之类，可因地以求。《钱氏庆系图》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可求于申公之后。黄君俞《尚书关言》虽亡，君俞之家在兴化。王棐《春秋讲义》虽亡，棐之家在临漳。徐寅《文赋》，今莆田有之，以其家在莆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如此之类，可因家以求。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今官府有不经兵火处，其书必有存者，此谓求之公。书不存秘府，而出于民间者甚多，如漳州吴氏，其家甚微，其官甚卑，然一生文字间，至老不休，故所得之书，多蓬山所无者。兼藏书之家例有两目录，所以示人者，未尝载异书，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此谓求之私。乡人李氏，曾守和州，其家或有沈氏之书，前年所进褚方回《清慎帖》，蒙赐百匹，此则沈家旧物也。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官守，知所由来，容或有焉。此谓因人以求。胡旦作《演圣通论》，余靖作《三史刊误》，此等书卷帙虽多，然流行于一时，实近代之所作。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之人手，何不可求之有？此谓因代而求。明祁承爜《澹生堂藏书训约藏书训略》第二条略曰：余于八求之外，更有三说。书有亡于汉者，汉人之引经多据之。亡于唐者，唐人之著述尚有之。亡于宋者，宋人之纂集多存之。即从其书各为录出，不但吉光片羽，自足珍重，所谓举马之一体，而马未尝不立于前也，是亦一道也。又如一书之中，自宜分析，《水经》一书，《注》乃侈于其《经》，后人但知郦《注》，而桑《经》之名反隐。又如《世说》词旨本自简令，刘孝标《注》援引精核，可与《世说》各为一本，以称快书。如此之类，析而为两，使并存于宇宙间，是亦一道也。若夫世家所秘，省郡所藏，即同都共里，尚难兼收，况粤有刻而吴未必知，蜀有本而越未能遍，如此者更多。海内通行之书，大都此数十百种耳。倘一概求之，千里邮至，重值市归，乃开箧已有，有不索然者乎？余谓梓行之书，其叙往往载于各集。今以某集有序某书若干首，某书序刻于何年，存于何地，采集诸公序刻之文，录为一《目》，自知某书可从某地求也，某书可向某氏索也。异本日集，重复无烦，又是一道也。按：郑氏八求，前四甚精，中三亦周，末一条则人人皆知不足为一法也。祁氏三说，第一为辑佚，第二则止著录之法，不得为求书法。至于旁考别集，据叙列目，此则可以补簿录之疏，亦因地因人之细目也。

郑樵《亡书出于民间论》曰：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田氏。《三坟》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仪》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计哉，求之之道未至耳。胡应麟《经籍会通》曰：渔仲之言，其意甚美。然《三坟》自是毛渐伪作，《师春》是宋人集《左传》卜筮事为之，《甘氏星经》要亦天官家后人所补，《正训》自是辛德源作，宋人因其目补之，而谬题以陆机，盖藏书者好事之过，务多得以侈异闻，而伪者得乘隙欺之，不可不辨。按：胡说甚核。大抵散落人间，亦必有传授端绪，若都无所见，则其伪不疑。严可均《辑典语叙》曰：孙观察族子枉的者，言绍兴人王理堂游幕山左，携有宋写《典语》残本二卷，其言信否，无以知之。古书佚而复出，如《大唐郊祀录》之类，非三十年前人所得见。而余尤希冀者，阎百诗校《困学纪闻》，引傅山云：谢承《后汉书》，永乐中有刻本传。不谩言也。杨用修、王元美集，屡引《修文殿御览》，钱受之《书目》亦载之。邢佺山语余云：汉中府张姓有藏本。邢不谩言也。汤球校《十六国春秋》，纂录《自叙》云以《修文御览》校。吴翊寅跋汤书，引用严氏此语，且曰是嘉、道间尚有传本。汤先生时当承平，歙士大夫家多藏书，或得借校，故叙目中深以为幸。自经兵火，此本岂复在天壤间邪？《太平御览》即据《修文御览》增订而成，然鲍刻《御览》与此本多有异同。按：严、汤之说，皆未可信，吴淑注进《事类赋》，在淳化时已云谢书遗逸。《困学纪闻》原《注》亦云谢承书见《文选注》，是宋时已无传本。王谟辑本《序》、孙志祖辑本《自序》及汪辉祖《叙》、严元照《复杨传九书》，皆据此谓世传明永乐间有刊本，方从哲以内阁本携归德清。又潞庄王氏曾藏元大德本，青浦许氏有写本者，皆不可信。西北少文人，古书易沉晦，傅、邢言似可信。若流至东南，则藏书校书者，宁无一人见者？汤氏之友，不过俞正燮、汪文台诸人，而皆略不道及是书，何也？吾疑汤氏即本《太平御览》，当时自有一本，溯源而称此名。钱氏所藏亦然，其与鲍刻不同，自是版本之殊耳。

郑樵《亡书出于后世论》曰：古之书籍，有不出于当时，而出于后代者。按：萧何《律令》、张苍《章程》，汉之大典也，刘氏《七略》、班固《汉志》全不收。按：晋之《故事》即汉之《章程》也，有《汉朝驳议》三十卷、《汉名臣奏议》三十卷，并为《章程》之书，至隋、唐犹存，奈何阙于汉乎？刑统之书，本于萧何《律令》，历代增修，不失故典，岂可阙于当时乎？又况兵家一类，任宏所编，有韩信《军法》三篇，《广武君》一篇。岂有韩信《军法》犹在，而萧何《律令》、张苍《章程》则无之？此刘氏、班氏之过也。孔安国《舜典》不出于汉而出于晋；《连山》之《易》不出于隋而出于唐。应知书籍之亡者，皆校雠之官失职矣。按：此说亦未审。奏议、章程，体本迥殊。叔孙通所定《礼仪》，《七略》本未收，《汉书》明言其与《律令》同，藏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可知本非中秘所有。向所校只据中秘，故无之耳。萧何《律令》、张苍《章程》正是一类。韩信《军法》则以军府藏之，而校兵书者，乃步兵校尉任宏，故得录耳。若《舜典》《连山》则伪迹昭著，何可信也？务求不择，民受作伪之欺，郑氏亡书复出之论，不可据也。

祁氏又曰：书籍，与代日增而亦与代日亡之物也。概按籍而求，固已有虚用其力者矣。乃有实同而名异者，有名亡而实存者，有得一书而即可概见其余者，有得其所散见而即可凑合其全文者，又有本一书也，而故多析其名以示异者。如颜师古之《南部烟花》即《大业拾遗》也，李绰之《尚书谈录》即《尚书故实》也，刘轲之《帝王历歌》即《帝王镜略》也。此所谓实同而名异者也。如蔡蕃节《太平广记》之事而为《鹿革事类》，《广记》在，《鹿革事类》即湮轶，可也。如司马温公之编《资治通鉴》也，先具丛目，次修长编，删削成书，《通鉴》行，则丛目、长编废，弗录可也。此所谓名亡而实存者也。又如汉人之谈经在训诂，读注疏，而汉之释经可概也。晋人之词旨尚隐约，阅《世说》而晋之谈论可想也。所谓得其一而概可见其余者也。如《北梦琐言》《酉阳杂俎》之类，今刊本虽盛行矣，然悉据《太平广记》之所载，更有溢其全帙之外者。此所谓得其所散见而即可凑合其全文者也。至如陶弘景之《真诰》，而析以诡秘之目，又如近日偶从友家借得《比事摘录》一卷，中所引用如毕辜、厉陬等录，初不晓其何书，及按其文，乃知即《余冬序录》，所以分别卷帙者也。此所谓故析其名以示博者也。按：祁氏此论，有得有失，实同名异及析名，说详后《名目篇》，散见凑合即辑佚之说，亦说见后。概见之说，甚为疏谬，推其言，则读史及类书已足，书皆可不求矣。名亡实存，说始郑樵，稿本可废，而重编节抄，则不可概废也。郑樵《书有名亡实存论》曰：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可以不求者。《文言略例》虽亡，而《周易》具在。汉、魏、吴、晋《鼓吹曲》虽亡，而《乐府》具在。《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十三代史目录》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常宝鼎《文选著作人名目录》虽亡，可取诸《文选》。孙玉汝《唐列圣实录》虽亡，可取诸《唐实录》。《开元礼目录》虽亡，可取诸《开元礼》。《名医别录》虽亡，陶隐居已收入《本草》。李氏《本草》虽亡，唐慎微已收入《证类》。《春秋括甲子》虽亡，不过起隐公至哀公甲子耳。韦嘉《年号录》虽亡，不过起汉后元至唐中和年号耳。《续唐历》虽亡，不过续柳芳所作至唐之末年，亦犹《续通典》续杜佑所作至宋初也。《毛诗虫鱼草木图》盖本陆玑《疏》而为图，今虽亡，有陆玑《疏》在，则其图可图也。《尔雅图》盖本郭璞《注》而为图，今虽亡，有郭璞《注》在，则其图可图也。张频《礼粹》出于崔灵恩《三礼义宗》，有崔灵恩《三礼义宗》，则张频《礼粹》为不亡。《五服志》出于《开元礼》，有《开元礼》则《五服志》为不亡。有杜预《春秋公子谱》，无顾启期《大夫谱》可也。有《洪范五行传》，无《春秋灾异应录》可也。丁副《春秋三传同异字》可见于杜预《释例》、陆淳《纂例》。京相璠《春秋土地名》可见于杜预《地名谱》、桑钦《水经》。李腾《说文字源》，不离《说文》。《经典分毫正字》，不离《佩觽》。李舟《切韵》乃取《说文》而分声。《天宝切韵》即《开元文字》而为韵。《内外转归字图》《内外传钤指归图》《切韵枢》之类，无不见于《韵海镜源》。书评、书论、书品、书诀之类，无不见于《法书苑》《墨薮》。唐人小说，多见于《语林》。近代小说，多见于《集说》。《天文横图》《圆图》《分野图》《紫微图》《象度图》，但一图可该。《大象赋》《小象赋》《周髀星述》《四七长短经》《刘石甘巫占》，但一书可备。《开元占经》《象应验录》之类，即《古今通占鉴》《乾象新书》可见矣。李氏《本草拾遗》《删繁本草》，徐之材《药对》《南海药谱》《药林》《药论》《药忌》之书，《证类本草》收之矣。《肘后方》《鬼遗方》《独行方》《一致方》及诸古方之书，《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中尽收之矣。纪元之书，亡者甚多，不过《纪运图》《历代图》可见其略。编年纪事之书，亡者甚多，不过《通历》《帝王历数图》可见其略。凡此之类，名虽亡而实不亡也。章学诚曰：郑论其见甚卓，然亦有发言太易者。如云郑玄《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则今按以《三礼正义》，其援引郑氏《目录》，多与刘向篇次不同，是当日必有说矣，而今不得见也，岂可曰取之《三礼》乎？又曰：《十三代史目》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考《艺文》所载《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谏及殷仲茂两家。宗谏之书凡十卷，仲茂之书止三卷，详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说，岂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其余所论，多不出此，若求之于古而不得，无可如何，而旁求之于今有之书，则可矣。如云古书虽亡而实不亡，谈何容易邪？章氏之论精矣，益著述之事，贵在宗旨，若其文辞，固多相类。章氏《文史通义·说林篇》三军将帅、舟车乘者、品物工师、金石炉锤、财货良贾、药毒医工，六譬详矣。班固取司马迁之文而自成其《汉书》；朱熹节司马光之书而自成其《纲目》。岂得谓孙玉汝《实录》即与官修实录同邪？抄书各有弃取，则《三礼义宗》虽存，而《礼粹》仍亡也。编书有义例，则《说文》虽存，而《字源》仍亡也。《文言略例》重在略例，岂得徒执本文而谓其存邪？今传之《尔雅图》多不可信，则止据郭璞《尔雅注》，未遂可见《尔雅图》也。今之取《说文》而分声者有数家而各不同，则止据《说文》，未遂可见李舟《切韵》也。

书诚有名亡而实不亡者，有二类焉。一则他书中全载之。如吕祖谦《古周易音训》之在朱氏《本义》中，吴棫《诗补音》之在王质《诗总闻》中是也。金履祥《尚书说》在其所著《通鉴前编》中，而人乃惜《表注》之略。《岳飞遗文》十卷，全载于其孙珂所作《金陀粹编》中，而后人知各掇辑而未已，皆疏也。一则因徒、友而存。古书师徒之说不分，《文史通义·言公篇》已言之。《关尹》《列子》之宗旨，恃《庄子》以见。今《列子》乃伪书。今传《鬼谷子》，即苏秦之书也。不特古书为然，后世亦有之。唐啖助、赵匡之说《春秋》，在其徒友陆淳书中。元黄泽之说《春秋》，在其徒赵汸书中。又有因敌而存者，王安石之《字说》已亡，而杨时集中有《辨》一卷，可见其略。李觏《常语》非《孟子》之文，今本不存，而余允文《尊孟辨》中具录之。此亦求书者所当知也。

章氏曰：若求之于古而不得，无可如何，而求之今有之书，则又有采辑补缀之成法，不特如郑樵所论已也。昔王应麟以易学独传王弼，《尚书》止存《伪孔传》，乃采郑玄《易注》《书注》之见于群书者，为《郑氏周易注》《郑氏尚书注》。又以四家《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诗说之见于群书者，为《三家诗考》。嗣后而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今按：纬候之书往往见于《毛诗》《礼记注疏》及《后汉书注》，汉、魏杂史往往见于《三国志注》，挚虞《流别》及《文章志》往往见于《文选注》，六朝诗文集多见采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唐人载籍多见采于《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一隅三反，充类求之，古逸之可采者多矣。按：辑佚之事，近代为盛。始自惠栋之治汉经义，后乃覃及四部，章宗源且专以此为业。上溯其原，实不始于王应麟。叶德辉据宋黄伯思《东观余论·相鹤经·跋》，云从《意林》《文选注》抄出，大略谓辑佚当以此为鼻祖，然实不止此。宋世所传唐人小说及唐以上人文集卷数，多与原书不合，校以他书引，往往遗而未录，盖皆出于宋人掇拾而成，此即辑佚之事也。今传唐人小说多本《说郛》，而《说郛》中本多辑古佚书，吾疑此类多是辑本，此语若信，则陶宗仪当为辑佚大家矣。胡应麟曰：亦有宋世不存，而近时往往迭出者，又以拾抄类书得之。此说可证也，但皆不著明为辑耳。

辑佚者所取资最多者，曰三注、四大类书。三注者，《三国志注》《水经注》《文选注》也。四大类书者，《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也。顾此举其著者言之耳，因类以求，取资者广。孙诒让于《春秋集解·纂例》赵匡说中，得《竹书纪年》遗文七事，缪荃孙于《苏诗》施注《天中记》中，得《意林》逸文二条。皆他人辑本所未采，盖又出于因类以求之外矣。赵圣传辑《左传》服《注》，谓《公羊》《周官》《仪礼》疏皆六朝旧本，所引《左传注》多是服《注》。此则得间于无形，尤为巧矣。

据类书以辑佚，又有当知者，胡应麟曰：《意林》所引书，考《隋志》存者不过十之三，自余皆梁世所有。马氏所录，自是从庾仲容《子抄》纂出。《太平御览》所引书目，非必宋初尽存，大率晋、宋以前得之《修文御览》，齐、梁以后得之《文思博要》，而唐人事迹则得之本书者也。此说是也。《四库总目》徐铉《稽神录》下曰：《读书志》载百五十事，今本反有一百七十四事，又《拾遗》十三事，疑是录全载《太平广记》中，后人录出成帙。而三大书征引浩博，所列诸书凡一名叠见者，《太平御览》皆作又字，《文苑英华》皆作前名字，《广记》皆作同上字。其间先后相连，以甲蒙乙者，往往而是，或缘此多录数十条也。按：此弊《御览》尤甚，盖其书失校已久，讹舛甚多，条件颠倒，则此书之又曰移于彼书矣。吾读诸家之辑佚书，每见引自《御览》者词意不类，时代不合。后因检寻道教故事，翻《御览》道教类，则见所引道经，乃有记道士之事者，所引传记复有道经之文，始知又曰之讹，不可复理。此亦辑佚者所当知也。

吾旧撰《辑佚书纠缪》，具录于下。

辑书非易事也，非通校雠、精目录，则讹舛百出。近世此风大盛，而佳者实少。有最多者为章宗源、马国翰、黄奭。世称马窃章，而黄书亦多取孙星衍本，然章氏《隋志考证》今存者颇审备，马、黄则多疏矣。摘而论之，以明辑书之弊。

第一曰漏。此弊人皆知之，而能免者实少。如马辑颜延之《庭诰》，泛采逸文，而不录本传所载长篇。辑《古今乐录》，于《乐府诗集》所引，半取半不取。则不可解者也。

第二曰滥。凡有二端，一曰臆断附会。此弊最易犯而最隐，如马骕《绎史》载《吕览》《农书》四篇，谓盖古农家野老之言，本是疑词，马氏遂据采以当《野老书》。《别录》称《尹都尉书》有种瓜、芥、葵、蓼诸篇，马遂采《齐民要术·种瓜》诸篇为《尹都尉书》。因《汉书·律历志》引《易传》有辰有五子之语，遂录其文，以当《古五子》且并录其下文《易》九厄、《传》九厄之说，实与推五子无关也。因《汉书·天文志》载十八妖星有五残，遂录其文当《五残杂变星书》，余星固非五残也。因邹衍论五德相胜，遂取《吕览·应同》言五德语为邹书，不知论五德者不胜取也。又如录匡衡疏说《孝经》为《后氏说》，古经说本师、弟不别，后说不必为后著文，此固可通。至于《孝经》邢《疏》所引旧说与诸家说，则本无主名时代，而悉以当《安昌侯说》，何也？又《通典》所引六朝诸人论礼之文，多出何承天所辑《礼论》，故止标名，马氏则概取以充其所著书，谯周则入《然否论》，束皙则入《五经通论》，袁准则入《正书》，此名实不相符也。《易》，孟、虞二氏各有异文，《释文》所载甚明白，以虞氏本皆为孟氏本，亦未可也。宓子有书，《景子》亦说宓子语，以古书记宓子言行皆为《宓子》，而独取《韩诗外传》《淮南》二条入《景子》，又不知何以别之也。又如《韩诗》有《故》，有《内传》，有《说》。诸引《韩诗》者多未分别。马氏所辑《内传》犹限于明标传者，《故》《说》则全为臆断矣。又《鲁诗》悉归于《故》，黄氏则悉归《传》。安知其无《说》文？《齐诗》悉归于《传》，安知其无《故》文？《吕览》引《李子》，安知不为悝，而必以当《李氏春秋》？马氏所辑太多，徒充种类，此弊最甚。黄氏差少，然如颜真卿《韵海镜源》逸文无存，黄氏乃以《干禄字书》分韵以当之。二人虽叔侄，而《字书》《韵书》已各成体，宁得断为彼此相同？且即以《字书》分韵列之，而全无训说，则辑如未辑耳。

二曰本非书文。《国策》《说苑》本辑群书古子之文，非辑者自撰。《贾子新书》本其疏草，贾、徐、二严对策，即其书，以之当逸文，犹可说也。至于朱建说籍闳孺寥寥数语，而以当《平原君书》，已觉未安。东京以后，书皆自作，乃以《魏志》所载王肃对问当《正论》，王基对问当《新书》，此皆随口之语，非如他书答问之成文，以当书篇，殆不可也。其尤可笑者，《三国志》裴《注》引陆氏《异林》载一怪事，云从父清河太守说如此。谓口说耳。而马氏遂以入陆云《新书》，直欺人矣。又有本非专书，目录不见，而徒夸多种，遂妄立名目者。如束皙校《汲冢书》，撮叙大略，而马氏名之为《汲冢书抄》，并以诸书引古文纪年者皆入之。常景《鉴戒象赞》、李谧《明堂制度论》、元行冲《释疑论》，俱本非一书。虞溥《厉学》，虽见《御览》引用书目，彼目固兼数单篇也，尽列为书，无乃太张皇乎？

第三曰误。此弊生于不考。凡有二端：一曰不审时代。《史记索隐》引《鲁连子》，下云：共，今卫州共城县。乃司马贞加按。《艺文类聚》引刘向《别录》：《尹都尉书》有《种葱篇》，下云曹公既与先主云云。显系又引一书，而马氏遂连抄入《鲁连子》《尹都尉书》。《宋书·州郡志》连引称《太康地记》。王隐云盖合二书言之。而黄氏辑《太康地记》，悉抄入之，遂使太康三年之书，而有太康七年改合浦属国都尉为宁浦之事。《续汉志·注》引《博物记》，即张氏《博物志》佚文。杨慎误连读上文《蜀都赋·注》唐蒙所造为句。马氏据辑唐蒙《博物记》，以为是汉武时之唐蒙，不悟所引诸文乃有曲城相刘洪及中兴以来都官从事多出之河南之语。又如邯郸淳《笑林》之后，复有一《笑林》。《御览》《广记》及殷芸《小说》引《笑林》，乃有吴沈珩、张温二条，非淳所及也，不可据为淳书。又有云汉人适吴。亦似三国末语。孙星衍谓汉、唐之律纲目本于李悝，因以《唐律》条文抄充《法经》，不悟纲目虽沿而条文已改，遂使李悝书中有制使、刺史、天尊、菩萨之名，此尤可笑者也。《阴阳书》者，本是统名，诸书甄引多不详著，马氏乃以诸称阴阳书及历法者统为一编，而冠以唐吕才所定。诸篇之序，亦太混矣。

二曰据误本、俗本。《意林》《傅子》与杨泉《物理论》互讹，孙氏、黄氏辑《物理论》，据而不察，则《傅子》入之矣。《御览》传写多讹，尤不可恃。如《古今乐录》，陈沙门智匠撰，而《御览》引其文，称隋文帝云云。若此之类，所在有之。

第四曰陋。此弊生于无识，凡有三端：一曰不审体例。《艺文类聚》引董仲舒说上重粟语，阎若璩《困学纪闻笺》以为是《春秋决狱》遗文。马氏从之。不悟《决狱》遗文皆设甲乙之事，此自《繁露》诸篇之佚耳。又如马辑何承天《礼论》，以《通典》所载承天驳难入之，又辑荀万秋《礼杂抄略》，以《通典》所载万秋议奏入之。按：《礼论》乃是纂录旧说，非自定己文，以此当彼，殆不免误。乐资《春秋后传》，本纪事之书，《玉海》引《春秋后传》，皆说经语，必别一书，而黄氏牵入乐书，亦非也。

二曰不考源流。马辑谯周《五经然否论》，以诸书所引谯周《礼祭集志》及诸论礼之文入之，不知谯周曾继蔡邕、董巴而撰《汉志》，诸文或是彼文，不尽《然否论》也。

三曰臆定次序。马辑《韩氏易传》谓盖宽饶引五帝官天下一语，当是《系词》苟非其人二句下说。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以褚少孙引《春秋大传》说社语属庄公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下。按：古传说多依经起义，不必专说某句，强配者不知体例也。余书此弊尤甚。马辑《圣证论》，置五色帝及孟子字、火浣布三事于末，云不知于经何属，附载于后。不悟《圣证论》本非依经之作也。汪继培辑《尸子》，严可均辑桓谭《新论》，皆望文而定其属何篇，亦未安也。上说诸弊皆其大者，至于复异不删，剪裁未当，尤其易见者，汪继培辑《尸子》，别录《存疑》一卷。叶德辉辑《傅子》，别为《订误》一卷，最为慎密，能以为法，庶几可免于诸弊矣。

郑樵《编次必记亡书论》曰：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所以仲尼定《书》，遗篇具载。王俭作《七志》已，又条刘氏《七略》及二汉《艺文志》、魏《中经簿》所阙之书为一志。阮孝绪作《七录》已，亦条刘氏《七略》及班固《汉志》、袁山松《后汉志》、魏《中经》、晋《四部》所亡之书为一录。隋朝又集梁之亡书。自唐以前，书籍之富者，为亡阙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系而求，所以书或亡于前，而备于后，不出于彼，而出于此。及唐人收书，只记其书，不记其亡，以致后人失其名系，所以崇文四库之书，比于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尤甚焉。又曰：古人亡书有记，故本所记而求之。魏人求书，有《阙目录》一卷，唐人求书，有《搜访图书目》一卷，所以得书之多也。此处原文阙字。下诏并书目一卷，惜乎行之不远，一卷之目，亦无传焉。臣今所作《群书会记》，不惟简别类例，亦所以广古今而无遗也。按：郑氏所见甚当，而引王、阮以为例，则欺人之言也。王、阮之书，宋世已亡，樵不得见。王志《目录》，今存《隋书·经籍志》叙中，阮录《叙目》，今存《广弘明集》中，何尝有阙书之录邪？自刘氏《七略》以降，皆据现存著录。《隋志》本通五代，名曰《五代史志》，故取阮《录》之书，注为梁有，实非记亡书也。记亡书固可行，然当视其体。总目、藏目本据现存，专目、选目则兼记佚，自昔皆然。如郑氏言，当云总目、藏目皆宜用专目之例耳。但此当别为一目，不宜混杂于存书。郑氏所作《艺文略》直抄《唐志》与《崇文目》，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又并抄旧目，皆兼收佚书，而不著佚字，遂若宋世已亡之书，至明犹存。后人因不信其书，是欲使佚者如存，而反使存者如佚矣。胡应麟曰：马氏《通考》独记存书，而异时阙佚之篇，靡从考究。郑氏古今并载，本属大观，而读者眩于名实，代之有无、家之藏蓄反不可知。是也。

时至今日，欲并记亡书，固甚难矣。古目之存者，何须复录？其不见于目者，群书浩瀚，又采录难周。故识者多画境为专门之目，朱氏《经义考》实创斯例，谢氏《小学考》、章氏《史籍考》踵之。《经义考》分存、佚、未见、阙四例。《史籍考·释例》曰：存佚，必实见而著存，知其必不复存而著佚。然亦有未经目见，而述者称见其书，确凿可信，则亦判存。又有其书久不著录，而言者有征，则判未见。如后汉谢承之书，宋后不复录，而傅山谓某家有藏本，曾据以考《曹全碑》，虽琴川毛氏疑之，然未可全以为非，则亦判为未见，所以志矜慎也。又如古书已亡，或丛书刻其畸篇残帙，本非完物，则核其著录而判阙。亦有其书情理必当尚存，而实无的据，则亦判为未见。他皆仿此。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叙例》曰：目录别存佚，自唐《开元释教录》始。朱氏沿厥旧规，增成四目，存佚之外，有曰阙者，简篇俄空，世无完帙也。有曰未见者，弃藏未绝，购则难也。四者分，实便检斠，然存阙并凭目验，不虑讹踳。惟未见与佚，虽著录有无，足为左契，而时代迁易，未可刻舟。朱书之例，原始明代，还于国初，志录所存，若偶未见，并不注佚。今去朱氏几二百年，上溯胜朝，尤为辽邈，岂无玮篇珍帙，晦而复显，昔艰寻购，今则通行。而隐秘之书，湮没已久，传播殆绝，无事存疑。故此篇未见之书，所据藏目，断自昭代，明人所纪，并入佚科。原注：凡明时有刊本者，虽国朝诸目未经著录，亦注未见。又黄氏《千顷堂书目》所收明人书至博，然多存虚目，不必真有藏本。故虽时代匪遥，其不详卷帙者，并注曰佚。更有书非目睹，而传帙确存。如《四库全书》庋储天府释、道两家，各有专藏，不必经览，即定为存。此二说皆甚密，可为专目之法。张之洞《书目答问》于今人未刊之著述，确知已成书者，亦附录其名，以便寻求，且冀有好事者刊行之，亦选目之良法也。

群书之中有逸书，存书之中有逸文，经、子有逸篇，史或有录无书，人知之矣。唐人小说及六朝、唐人文集，以类书校之，多有遗篇零条，在今所传本外者，此由今本原是辑成，抑或原集本有所弃也。至于版刻既盛之后，子、史专行之书，宜若不当有逸矣。而书之有足本、不足本之异者，犹为不少，盖篇简有完阙，版刻有先后，初刻或非定本，重翻或据残书，必凭多本，乃克补完。又有行本皆同，而亦有逸文者。如司马光《涑水记闻》、苏辙《龙川略志》校以《八朝名臣言行录》，元本所引多溢出今本之外，此则徒凭异本，不足为功，更当广采，以期完备。若夫篇卷之阙，有旁求他书以补之法，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谓曹学佺《天下名胜志》可以补《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之阙卷。浙江局刻《续通鉴长编》，据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以补哲宗，虽不复旧观，要为胜于俄空矣。至于诸书序跋，则刻本佚脱尤多，盖宋、明一书重刻必有序跋，陈言累积，人多厌而删去。然其于版刻源流，或有序述，刊落则难稽考。至于郑氏《诗谱》之《序》、杜氏《春秋集解·后序》，《续汉书·志》刘昭《注》之《序》，宋本已多阙之，其重要不下于书文也。

真伪第三

胡应麟《四部正讹》曰：凡赝书之作，情状甚繁，约而言之，殆十数种。有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风后之《握奇》、岐伯之《素问》是也。有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传》、毛渐之《连山》是也。有缀古人之事而伪者，仲尼倾盖而有子华、柱史出关而有尹喜是也。有挟古人之文而伪者，伍员著书而有《越绝》、贾谊赋鹏而有《鹖冠》是也。有传古人之名而伪者，尹负鼎而《汤液》闻、戚饭牛而《相经》著是也。有蹈古书之名而伪者，汲冢发而《师春》补、《梼杌》纪而楚史传是也。有惮于自名而伪者，魏泰《笔录》之类是也。有耻于自名而伪者，和氏《香奁》之类是也。有袭取于人而伪者，法盛《晋书》之类是也。有假重于人而伪者，子瞻《杜解》之类是也。有恶其人伪以祸之者，僧孺《行纪》之类是也。有恶其人伪以诬之者，圣俞《碧云》之类是也。按：辨伪之书，惟胡氏能挈纲要，所举例有小误，不足为病。此所论约为缀古事、挟古文、传古人名、蹈古书名四例，是其体别也。惮自名、耻自名、假重、祸之、诬之五例，是其意别也。意又有二，胡氏未举。一曰求利，如隋刘炫伪造《连山》《鲁史》以应当时之购求《北史》是也。一曰济私。如汉儒造谶，窜于纬中，以为当时之符命。王肃因攻郑康成，遂窜乱《家语》，以助其自立之说是也。

胡氏又曰：有本非为伪，人托之而伪者。《阴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称黄帝之类是也。有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乾坤凿度》及诸纬书之类是也。又有伪而非伪者，《洞灵真经》本王士元所补，而以伪《亢仓》。《西京杂记》本葛稚川所传，而以伪刘歆之类是也。又有非伪而实伪者，《化书》本谭峭所著，而宋齐丘窃而序传之，《庄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点定之之类是也。又曰：《元经》出阮逸，世以即阮逸也。《孔丛》出宋咸，人以即宋咸也。朱紫阳以《麻衣》出戴师愈，黄东发以《文子》出徐灵府，宋景濂以《关尹子》出孙定，王元美以《元命包》出张昇。独《三坟》亡谓出毛渐者，余知其渐出无疑也，渐作《三坟序》，其词实浅陋与书合，故核伪书者，核所出之人，思过半矣。又曰：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赝籍亡隐情矣。大率秦、汉以还，书若三《易》、《三坟》、《六韬》、《七纬》、《关尹》、《子华》、《素书》、《洞极》、《李靖问答》、《麻衣心法》、武侯诸军法、王氏诸经，全伪者也。《列御寇》《司马法》《通玄经》，真错以伪者也。《黄石公》《鹖冠子》《燕丹子》，伪错以真者也。《管仲》《晏婴》《文中》，真伪错者也。《元包》《孔丛》《潜虚》，真伪疑者也。《鬻熊》，残也。《亢仓》，补也。《繁露》，讹也。皆不得言伪也。《素问》《握奇》《阴符》《山海》，其名伪也，其书非伪也。《穆天子传》《周书》《纪年》，其出晚也，其书非伪也。即以伪乎，非战国后也，余无足辨矣。按：胡氏所定真伪，虽不皆当，而八核之说则甚明。惟第一、二、三、四，可并为“核之著录”“核之他书”二条。核人之说，亦未可凭。所举宋咸、徐灵府诸例，皆无证之冤狱也。至于托之而伪、补之而伪、伪而非伪、非伪实伪及真错以伪、伪错以真、真伪疑与残补讹晚诸说，皆分析至细，为近世辨伪者所未审。虽然，犹未畅也，吾撰《伪书谳绪论》，明辨伪之法尤详析，具录于下。

考伪书之事，盛于近二百年，自《七略》著依托之名，众经目录，有疑伪之目，柳子厚尝辨诸子，韩退之亦有识古书真伪之言。特著录家考证尚未详悉，学人亦罕致力，其专著一书，则始于明胡应麟之《四部正讹》。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出，而此事始重。姚际恒依附阎氏，因撰《古今伪书考》，世多称之，然未见胡书，详亦不逮，尤多武断未究之说。及《四库提要》出，而此事始大明，审定之功多矣。当时古文家，如姚姬传辈，沿韩之论，习柳之体，亦喜辨伪书，而多以词气为断，迨今文经学家之末流，谓六艺皆孔子所造，孔子遂为作伪之宗，居今日而按古书，几于无书不伪矣。夫经说固偏畸，而词气亦虚幻，皆不如考证之可凭，然考证者不皆详慎，又不皆有校雠之识，往往于不伪者疑所无疑，而于实伪者亦证非其证，故在前代则患误伪为真，在今日反患诬真为伪，在前代失在考证太疏，在今日反失在考证太密，此不可不亟辨也。

夫欲辨伪书，当先明伪书二字之义。伪者，不真之称。伪书者，前人有此书而已亡，或本无此书，后人以意造伪书而冒其名，实非其人之作也，苟于此例有不具，则不在伪书之科。而昔之论者多囫囵不析，往往以非伪为伪。章学诚《淮南洪保辨》曰：古人有依附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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