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平刘东岳牛江涛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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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著名作家试读：
前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简史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跟各国历史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而文学的发展也形象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著名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百科”丛书。本套书系共计24册，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文学大师篇”，主要包括中国古代著名作家、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世界古代著名作家、亚非现代著名作家、美洲现代著名作家、俄苏现代著名作家、中欧现代著名作家、西欧现代著名作家、南北欧现代著名作家等内容；第二部分“文学作品篇”，主要包括中国古代著名作品、中国现代著名作品、世界古代著名作品、亚非现代著名作品、美洲现代著名作品、俄苏现代著名作品、西欧现代著名作品、中北欧现代著名作品、东南欧现代著名作品等内容；第三部分“文学简史篇”，主要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中国近代文学简史、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世界古代文学简史、世界近代文学简史、世界现代文学简史等内容。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世界文学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珍藏的良好版本。本书编委会壹 先秦两汉时期孔子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先祖本来是宋国的贵族，后来因为得罪了宋国的宰相而被杀，他的曾祖孔防叔被迫逃到了鲁国，家道也因此衰落下去。到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时，因为立了战功，才被封为贵族最低的一等——武士，做了小县城陬邑的县长。
叔梁纥的妻子一连给他生了9个女儿，他的小妾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但却是个跛子。叔梁纥希望有个像样的儿子来继承自己，于是晚年又娶不满20岁的颜征在为妻，生下了孔子。据传，生孔子时，叔梁纥和颜征在曾去尼山（今山东曲阜城东南）祈祷山神，所以孔子名丘，字仲尼。大约在孔子3岁时，年老的叔梁纥就去世了，葬在防山，当时颜征在还很年轻，按照礼制不能去送葬，所以她就不知道丈夫的墓地在哪里。丈夫去世后，颜征在带着幼子离开原来居住的陬邑昌平乡，迁到了鲁国国都曲阜西南角的阙里，过着孤儿寡母的贫困生活。
在艰难的生活中，颜征在把希望寄托到了对儿子的培养上。她利用多种方式加强对孔子的启蒙教育，要他学习礼仪技能、文献知识，以便将来重返贵族行列。另外，曲阜是鲁国都城，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的礼制，这里传统的文化氛围，也对幼小的孔子起了极大的熏陶作用。孔子自小就经常摆上自制的祭祀时用的祭器，练习磕头等礼仪。随着年龄的增长，孔子15岁时就立下了“志于学”的决心，他勤学好问，博览群籍，孜孜不倦。孔子学无常师，他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到了十六七岁，孔子已经成为一个熟知礼仪、很有文化修养的少年了，在当地小有名气。当时鲁国大夫孟子赦就十分欣赏孔子，他病危时曾告诫儿子孟懿子说：“孔子年纪轻轻就这么博学多礼，将来一定是个大人物。我快要死了，你一定要拜他为师！”后来孟懿子果然拜孔子为师，学习礼仪制度。
不久，孔子的母亲去世了。按照礼仪，子女应将父母亲的灵柩合葬在一起，但孔子不知道父亲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就将母亲的灵柩暂时停放在曲阜城东，打听到父亲的墓地后，才遵照礼法恭恭敬敬地把父母合葬起来。孔子学艺
孔子的学习态度十分认真，凡是遇到自己不理解的问题一定向人请教，直到弄明白为止。孔子学习不仅仅要学会，还力求做到精益求精。
他曾跟随鲁国的乐师师襄学琴。一支曲子学了十几天，师襄很满意地说：“嗯，弹得不错，可以学习新曲子了。”
但孔子却并不满意，说：“调子我算是掌握了，但手法运用得还不娴熟。”过了几天，孔子已经弹得婉转流畅了，但他仍不满意，对师襄说：“这支曲子的韵味我还没领会，让我再练习几天吧！”又过了几天，师襄说：“现在你弹奏得比较好了，可见你已经领会曲子的韵味了，咱们练习新曲子吧！”可孔子却说：“我还没有体会出作曲者是怎样的心情来创造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接着又继续练习弹奏。
直到有一天，孔子跑到师襄面前，兴奋地说：“我已经能从曲子中感受到作曲人的形象了：他站在高高的地方，四面八方的国家都臣服于他。除了周文王，这个人还会是谁呢？”师襄听了十分佩服，站起来行礼说：“哎呀，您真聪明！我的老师传授这支曲子时，告诉我曲名叫《文王操》！”由此可以看出，孔子非常善于学习！孔子任相
孔子小时候家里很穷，地位也很低。长大之后，他先在鲁国贵族季孙氏家里当管理仓库的官吏，掌管钱粮分毫不差；后来又做过管理牛羊的小官，在他的精心照料下，牲畜日渐增多。这些都是贵族不愿做的“鄙事”，但孔子却把牛羊管理得肥壮，账目算得一清二楚，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管理才能。此后鲁国多次发生内乱，孔子因此一直未被重用，只是断断续续地做了些不大不小的官。鲁国的政局稍稍稳定之后，51岁的孔子被国君任命为中都县县长。在任期间，他推行礼制教化民众，短短一年时间内，社会风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孔子因为政绩突出，先后被提拔为司空和司寇，55岁时，国君让他代理宰相。
孔子听到这个喜讯后满脸喜色，他的几个学生对他说：“人们常说君子在大祸临头时面无惧色，福运降临时也不会面露喜色，您为什么一听到被任命为代理宰相就这样喜形于色呢？”孔子说：“不是还有‘自得其乐’这句话吗？”
上任以后，孔子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行礼制教化，他把扰乱国家统治秩序的贵族给处决了，在百姓之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为了加强王权，他开始削弱三桓的势力，使鲁国渐渐的强盛起来。
齐国君臣看到这种形势，感到处境很危险，因为齐、鲁两国是邻邦，鲁国强大兴盛起来，肯定会威胁齐国的安全，于是他们想出了一条计策：从国内挑选了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让她们身穿华丽优雅的衣服；又挑了120匹骏马，配上耀眼的锦绣绸缎，一起送给鲁国国君，目的是使他们迷恋声色，怠于政事，进而疏远孔子。
鲁定公和贵族大臣果然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些礼物，天天歌舞升平，吃喝玩乐，国事朝政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孔子想劝谏国君，但国君躲在宫里不肯见他。孔子心知振兴鲁国是没什么希望了，便带着弟子失望地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走上了求知问道的征途。孔子周游列国
孔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接见了孔子，并给他在鲁国一样的待遇，借此炫耀其“尊贤”。孔子十分高兴，踌躇满志地想在卫国实现他“仁政德治”的主张和理想。但平庸的卫灵公对孔子的政治主张丝毫不感兴趣，他给孔子优厚的待遇只是想借孔子这块招牌，炫耀他“招贤纳才”的好名声罢了，其实孔子并未受到重用。孔子在卫国住了几个月，从没参与过卫国的政事。这时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说孔子的坏话，诬陷孔子是鲁国的奸细。于是卫灵公派人监视孔子的行动，孔子担心早晚要遇到麻烦，便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卫国。
此后孔子又去了宋国、郑国、陈国、蔡国等诸侯国，希望得到国君的任用，以便推行他的政治主张，结果却是四处碰壁，还差点丢了性命，但孔子非常乐观。
孔子到了蔡国的第三年，吴国攻打陈国，楚国派兵援救陈国。楚昭王听说孔子住在卫国和蔡国之间，就派人去请孔子。孔子十分乐意，打算去楚国大干一番。
陈、蔡两国的贵族得知消息，怕孔子到了楚国，对他们不利，就派兵去抓孔子师徒，孔子一行为了避祸走进一片旷野，无安身之地。孔子他们被困住了，无法逃脱，随身带的粮食也吃光了。弟子们全都饿得无精打采，但孔子却照样不停地给他们讲学。
子路满脸怒气地对孔子说：“难道君子也会有困窘的时候吗？”孔子和颜悦色地开导他：“君子和小人都会遭遇困窘，但君子在穷困时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小人面对穷困就会无所作为了。”
孔子看到子贡也是一肚子不满意，便问他说：“子贡啊，你认为我是个博学强识的人吗？”子贡说：“当然是了，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孔子笑笑说：“你这就说错了。我只不过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学习，并且找出其中的错误，然后改正。”
孔子知道弟子们对目前的处境都心怀怨气，便想趁着这个机会教导他们应该如何坚守节操。
孔子先叫过来子路，问道：“你是不是认为我们的学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要不然我们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呢？”子路毫不隐讳地说：“我认为我们不够仁德，所以别人才不信任我们，不重用我们；我们的智谋也很低，以至于被围困在这个地方。”
孔子反问他：“真是这样的道理吗？子路，假如有仁德的人就会受人信任，那么伯夷、叔齐为什么还会被饿死呢？假如有智谋的人就能够畅通无阻，那么聪明的比干又怎么会被剖心呢？”
子路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孔子又问子贡：“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学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子贡想了一想说：“先生您的学说博大精深，但正是因为它太精深了，反而使各国都不采纳您的学说，您为什么不降低一点要求使国君都乐于采纳它呢？”
孔子说：“子贡啊，好的工匠虽然手艺高超，但他制造出来的器具却未必能使人人都满意；好的书并不是人人都喜欢读，君子能够不断完善自己的学说，用法度规范国家，用道德统治百姓，但却不能保证一定会被君王所采纳。现在你不想着如何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完善我们的学说，而是一门心思去迎合当权者的需要，这种志向太不远大了。”
孔子又把这个问题向颜回说了一遍。颜回慷慨激昂地对孔子说：“先生，您的学说伟大极了，因此普通人理解不了，但不被理解、不被采纳又算得了什么？正因为如此，才显示出您作为君子不迎合世俗的高尚情操。我们应该继续坚持不懈地推行它，总有一天贤明的君主会运用它治理国家，实现我们的主张。”
孔子很受感动地说：“有道理。如果你是个统治者，我愿意在你的手下为你服务！”
后来孔子派子贡面见楚王求救。楚王派兵去接孔子，孔子师徒才摆脱了困境。
孔子又先后到了楚国、卫国，直到68岁才回到鲁国，结束了14年的游历生活。虽然游访各国，备尝艰辛，一事无成，但孔子仍壮心不已。孔子断案
孔子53岁那年，做了鲁国的司寇。
这天一大早，孔子就驱车来到大堂，刚刚坐定，就听门外传来一阵乱叫。孔子叫弟子颜回出去看看。一会儿，颜回回报说：“外边有父子俩来告状。是父告子，子告父。”孔子一听感到很奇怪，就让他传他们进来。
这一老一少破衣烂衫，灰头土脸，来到大堂，倒头便拜，接着吵吵嚷嚷争着诉说。孔子脸一沉，惊堂木一拍，道：“父不父，子不子，像什么样子，老者先说。”那少者赶紧闭了嘴，低下头听老者陈述。
原来，这爷俩一起过活，老者贪吃，少者懒惰，家中一贫如洗，爷俩常常为吃喝争吵打闹。今天早上，爷俩又为吃饭吵起来，父亲生气动手打了儿子，儿子赌气摔了家中唯一的饭碗。于是，父子俩就拉拉扯扯闹上公堂。
孔子听了，气得不得了，但该怎样处置，一时也没了主意。他转脸看看颜回，颜回更是一脸茫然。孔子走下大堂，来到窗前沉思了片刻，对衙役们说：“把他俩都给我关进大牢里去。”告状的爷俩本想让孔子给个公平合理的判断，没想到不分青红皂白就要被投进大牢，双双连喊：“冤枉！”孔子怒道：“你们是鲁国的百姓，不懂伦理道德，简直是猪狗不如，还敢喊冤枉。”孔子对衙役们说：“把那老头子给我押进新牢，把那年轻的押进旧牢，饿他们3天，看还敢说冤枉不！”
老者被关在新牢里，一个劲地唉声叹气。突然，梁头上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叫声。老者抬头一看，原来是一窝燕子，老燕子叼小虫从牢窗里飞进来，喂给小燕。老燕子从早到晚，飞进飞出，从不间断。老者倚在墙根看得入了迷……那少者被关在一间旧牢里，里面又暗又潮。少者就趴在窗口往外瞧，庭院里空空荡荡只有一棵大槐树，槐树上有个鸟窝，只见小鸟正给老鸟喂食哩。原来老鸟生下小鸟18天眼就瞎了，自己不能找食了，以后的日子全靠小鸟来喂养。这样一连看了3天，老鸟的叫声，终于唤醒了年轻人的良心……第4天，孔子升堂。从牢里提出老者和少者，这爷俩一见面，在大堂上抱头痛哭，哭得那么伤心。这时，只有孔子心里最清楚，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容。
孔子问道：“你们知罪吗？”少者抹着泪道：“知罪。”孔子又问：“罪在哪？”少者道：“罪在不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孔子又问：“以后怎么办？”少者回答说：“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孔子点点头，又问那老者：“你知罪吗？”老者道：“知罪。”孔子同样又问：“罪在哪里？”老者回答说：“罪在教子无方上。”孔子听完心里很高兴，他们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就说：“你俩要彻底改掉身上的坏毛病，要勤于耕种，好好过日子。”退堂后，颜回陪着孔子在院内散步，颜回望一眼树杈上的鸟窝和低飞的燕子，由衷地佩服道：“老师审案，别具一格，实在是高明，我一定要跟着老师多学学呀。”孔子编修六经
孔子的学说强调推行“仁政”，以仁治国，因此在考订古代“仁人”的文献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搜集散失在民间的《夏书》、《商书》、《周书》等篇章，这些都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求古代事迹的典籍，把它们汇集成编，这就是后人看到的《尚书》，它包含了商周时期大量的历史文献。
孔子对古代流传下来的诗进行整理。他收集了很多诗的抄本，把较好的305篇保留下来，编成书。其中包括了从歌颂商朝始祖契到记录周厉王礼崩的各个时期的诗篇。孔子按照乐曲的音调，调整编排为《国风》、《大雅》、《小雅》、《颂》4个部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诗经》。
孔子晚年喜研究《周易》，写了很多解释《周易》的文章。孔子在71岁这一年，根据鲁国的历史，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写了一部《春秋》，提纲挈领地记录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200多年的天下大事。在编写过程中，孔子把自己的主张渗透到字里行间，形成了一种写作风格，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经”。它不仅是我国儒家最基本的经典作品，而且也是世界上富有学术价值的古代文化瑰宝，它的整理和保存对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社会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孔子名徒
孔子是古代大教育家，他的学生相传先后有3000多人，其中著名的有70多人，而最有成就的，就是以下几位：
颜回，生于公元前521年，卒于公元前490年，学习极为勤奋，死时年仅31岁。
子路，喜欢参与政治，后在卫国政变中被杀。
子贡，以善辩闻名。
子游，精通典籍。颜回好学
颜回字子渊，鲁国人，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之一。他比孔子小30岁，曾向孔子请教仁的含义，孔子对他说：“只要你能克制自己的欲望，一切行为遵守周礼的原则，那么天下人都会称赞你是个仁人。”颜回深受启发，便拜孔子为师，学习礼乐。
颜回学习非常刻苦，尽管学习条件很艰苦，但他丝毫不在意，反而更加刻苦学习。孔子曾经赞扬颜回说：“颜回真了不起，每顿只吃一碗饭、只喝一碗汤，住在简陋的屋子里，能忍受别人无法忍受的艰苦条件，丝毫不改变自己的抱负，持之以恒地刻苦钻研学问，真是很了不起！”
颜回每次听讲时总是聚精会神地看着孔子。他善于思考，反复琢磨孔子讲授的道理，总能提出一些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平时的言行举止也都遵守礼制，常常使人得到启发，就连大圣人孔子也能从他的一举一动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颜回一生学习勤奋，但是命运坎坷，29岁时头发就全白了，30多岁就死去了，孔子哭得十分伤心，说：“颜回是我最好学的弟子，自从他投到我的门下，弟子们都变得更加勤奋好学了。可怜他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我再没有像他那样刻苦认真的学生了。”子路之死
子路的原名叫仲由，子路是他的字。他是鲁国泗水人，比孔子小9岁。子路爱好拳脚武术，早年间他常带着一把剑，四处行侠仗义。他曾经冲撞过孔子，孔子以礼教来教化他，后来子路心悦诚服地穿上儒生的衣服，拜孔子为师。
子路对政治特别感兴趣，向孔子询问为官的诀窍。孔子说：“做官就要身体力行，为老百姓做出榜样，还要勤政爱民，解民所忧。”子路点头赞同。
后来子路果然当了官，替卫国大夫孔悝管理封地。当初，卫国国君卫灵公宠爱一个叫南子的妃子，卫灵公的太子蒉聩得罪了南子，害怕被加罪而逃到了宋国。卫灵公去世后，南子想立公子郢为国君，但公子郢却推让说：“蒉聩的儿子辄还在卫国呢，他应该继位为国君。”于是卫国人就拥立辄当了国君，就是卫出公。卫出公即位后，他的父亲蒉聩仍然一直住在宋国，被禁止进入卫国；蒉聩联合孔悝发动叛乱，想要夺得君位。
蒉聩偷偷混进卫国后，率领他的支持者突然袭击卫出公，卫出公措手不及，只得逃到鲁国，蒉聩就这样即位为卫庄公。
孔悝跟随蒉聩叛乱时，子路正在孔悝的封地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骑上快马向国都飞奔而来。迎面碰上了从城里出来的子点，子点说：“卫出公已经逃出卫国，城里面乱得一团糟，你进去干什么？还是赶快回去吧。”子路说：“我是孔悝的家臣，既然拿了他的俸禄，当然要尽到做臣子的责任。”于是跟随一个使者混进了城。
子路找到蒉聩的住处，蒉聩和孔悝正坐在高高的台子上庆贺政变成功呢。子路上前对蒉聩说：“孔悝背叛先君，您怎么会任用这样的人？请让我将他杀死。”蒉聩哪里会让子路杀掉帮他夺权的有功之臣呢？于是子路便要放火烧掉高台，蒉聩连忙命令卫士杀死子路。
卫士们一起进攻子路，子路当然招架不住，衣服都被割破了。子路大喝一声，跳到一边说：“君子不会让帽子掉在地上，就算是临死之前也要先戴正帽子。”说完系好帽带，戴正帽子，从容不迫地被杀死在高台之下。子贡善辩
子贡的原名叫端木赐，子贡是他的字。他是卫国人，比孔子小31岁，是孔子著名的一个弟子。
子贡伶牙俐齿，能言善辩，说起话来口若悬河，就连孔子也常常被他辩得理屈词穷。
齐国的贵族田常打算发动叛乱，当上齐国的国君，但又害怕齐国大臣的势力，所以就准备攻打鲁国，借机提高自己的地位。孔子担心祖国的安危，就派子贡出去游说齐国的国君，阻止这场战争。
子贡到了齐国，面见田常劝说道：“你现在要掌握权势而派兵攻打鲁国，是犯了个大错误，人们常说国家的忧患在内部，就进攻强大的国家；忧患在外部，就进攻弱小的国家。现在您的忧患在内部。听人讲您三次求封，三次都被国君拒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些大臣挑拨你和齐王的关系。如今您要攻打弱小的鲁国肯定可以打胜仗，扩大齐国的领土，这就使国君更加骄傲自大，使大臣更加自以为是。可这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君主骄傲以后会随心所欲，大臣们自以为是就会忙于争权夺利。如果这样，您在齐国的处境就不好了。我劝您不如放弃鲁国，去攻打强大的吴国，攻打吴国不能马上取胜，战士们战死在疆场上，大臣们在国内的地位肯定日益衰落，君主逐渐被孤立起来，那么你就很容易可以控制齐国的大权。”
田常听后很高兴地接受了子贡的建议，并派子贡游说吴王出兵救援鲁国，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攻打吴国了。
子贡于是来到吴国，游说吴王夫差救援鲁国。子贡说：“只要您出兵救鲁，那么一来可以在诸侯中博取一个保护弱小的好名声，二来鲁国感谢吴国必然会送礼物，而且吴国还可以防止齐国的扩张。”夫差赞许地点头，只是担心邻近的越国会趁机东山再起，于是答应子贡先攻伐越国再进攻齐国。
子贡说：“越国只是一个小国，您如果不趁鲁国尚未被攻破去救援鲁国，那么齐国攻破鲁国后，势力就要大了，到那时恐怕想再进攻齐国也力不从心了。如果您实在不放心越国，那我这就出使越国，让他们也出兵救鲁，以解除您的后顾之忧。”吴王夫差非常高兴，就派遣子贡出使越国。
子贡见到越王勾践之后，说：“吴王夫差准备出兵攻灭越国，如果这样，那越国就十分危险了。我劝您给夫差送上厚礼，再派兵随同吴国攻打齐国，这样吴王就会认为越国是真心的臣服吴国了。只要吴国和齐交战，您便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
勾践当即答应下来，派大臣给吴王送去了厚礼。吴王收下礼品后立即放心地出兵救鲁伐齐，使鲁国免于兵灾。这全是依仗着子贡的功劳。子游治武城
子游是吴国人，比孔子小45岁。子游跟随孔子学习时，熟读各种文献典籍，并且善于实践。
子游完成学业后，做了武城的县长。一天孔子带领弟子出游时路过武城，子游来到城外迎接。正在他们互相问候的时候，城中传来了一阵阵弹奏音乐、演唱诗歌的声音，孔子说：“杀鸡哪里用得着宰牛的大刀？治理这么一座小小的县城还用得着礼乐教化吗？”
子游行礼回答说：“以前老师曾经对我们弟子说过：‘君子学习道理就应该爱护他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使唤。’我既然跟随夫子您学习了礼乐等教化之道，当然要把它应用在实践之中。”
孔子听后十分满意，说：“各位弟子，子游刚才讲得很正确，我只不过是说句玩笑话而已。”孟子
孟子，生于约公元前372年，卒于约公元前289年，战国中期著名的儒学思想家，姓孟，名轲，字子舆。原本鲁国人，出生于邹。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孟孙氏曾是鲁国最大的贵族之一，把持着鲁国1/3的天下。但是到了孟子父亲（据说是叫孟孙激）这一辈，彻底沦落为穷人。孟子的父亲读了一点书，能写会算。但手无缚鸡之力，干不了农活。由于家道败落，孟子的父亲流落到了邹国，在一个地主家中找了个账房先生的差使。
孟孙激出生仕宦之家，又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农村人眼里，就成了受尊敬的人物。他那渊博的知识和彬彬有礼的作风，在乡民中传为美谈。孟孙激在这里干了几年，就有一些好心人前来为他提亲。他选中了一家破落大户人家的小姐。这女子，知书达理，很有教养，他们成了亲。
一年之后，妻子生下了一个白胖儿子，这个孩子，就是孟轲。
孟轲4岁时，父亲得了一场重病，卧床不起。母亲到处为他求医寻药，但最终也没能把他的病治好。孟孙激抛下幼子和年轻的妻子，撒手而去。孟母教子 两度迁居
孟孙激死后，妻子在乡亲和东家的帮助下，埋葬了丈夫。后来邻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做生意，谁知道那人做的是棺材生意，小孟轲耳濡目染，也学会了一点出殡的常识。一次小孟轲在家里和小朋友们玩游戏，开始玩出殡的游戏，正好孟轲他妈妈回来了。未进院子就听见了孩子们的哭声。她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急急忙忙赶回家，一进院子，见孩子们一本正经模仿出殡的样子，孟轲担任总指挥，真是让人既好气，又好笑。
孟氏对儿子说：“轲儿，这出殡发丧的事可不是游戏。以后别再玩这种不吉利的游戏了，好吗？”孟轲答应了。然而，没过几天，她又在自己家的院子里见到孟轲和孩子们玩起同样的游戏。为了不让孩子学这些，孟母决定搬家。
她找了一处离织布作坊近的房子，为的是替人家织布并以此谋生。这是一个四通八达的镇子，来往行人很多。镇上每5天有一次集市贸易。刚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人地生疏，孟轲的心也收敛多了，开始在母亲的指教下识字和读书。
孟轲母子住宅周围，既有榨油的油坊，又有织布的作坊，还有杀猪宰牛的屠宰场。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这样的环境里小孟轲又对杀猪宰牛发生了兴趣，功课也做得少了。孟母看到这些又开始担心了，决定再一次搬家，为孩子的成长寻找一个适当的环境。她认识到，儿子心地善良，接受事物的能力强，受环境影响严重。于是，她想最好能找一个靠近学堂的住所。不久她在镇子的另一端找到一所学堂附近的房屋。随后，孟母带着儿子，来到了简陋的新住所。断机教儿 孟轲醒悟
孟轲跟着母亲来到新的居所后，每天在家读书、认字。一天，小孟轲向母亲提出：“母亲，我也要上学。”孟母听到儿子的要求，心底生出一股喜悦，通过选择环境来影响和教育儿子的目的达到了。她立即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孟轲上学后，孟母每日为人织布缝衣。这种日子持续了大约半年后，孟母感觉到儿子好像有些变化：过去孟轲回来总是情不自禁地讲一讲学了什么功课，先生教了什么生字，而最近一段时间，进家之后总是躲躲闪闪，有一种不安的神态。孟母心生疑问，又不便直接问儿子，于是在一天早晨悄悄跟着孟轲出了门。令她吃惊的是，这天中午，孟轲又假装从学校回来，背着书包进了家门。进门后，母亲把他叫到身边问道：“轲儿，娘这布织得如何？”“很好哇。”孟轲应合着。他心里觉得奇怪，母亲从来没问过织布的事，今天怎么啦？“这布如果继续织下去会怎么样？”孟母问。“是一块很有用的布料。”孟轲回答。孟母拿出一把锋利的菜刀，突然使劲一割，把所有的经线全部割断。织了半截的布和经线分离了，布不成材，线也无用了。孟母问被惊呆了的儿子：“织布上的布和线还有用吗？”“没有用了，它们全成了废物。”孟轲回答说。“人受教育也是一样的，坚持下去，就会成才，半途中断，就会成为废物。这就是所谓的‘半途而废’。”母亲的话音刚落，孟轲就老实承认道：“母亲，孩儿错了。”孟母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知错能改，一定不辜负父母的希望，好好学习，长大做个有学问的人。”学而专心 立志成材
孟轲聪慧早熟，孟母教子有方。在孟母巧妙的引导下，小孟轲过了10岁，就专心投入学习了。他经常和先生讨论问题，探讨可以吸收的道理。当地学堂的先生已经不能满足孟轲的学习要求，他想到外地去游学。孟母虽然不愿意离开儿子，但为了他的前程，还是很痛快地支持了儿子的选择，并且建议孟轲先去鲁国，那里距离较近，又是孔夫子的故乡，还是自己祖先的所在地。孟轲接受了母亲的建议，带着母亲的厚望和自己的向往，走上了游学之路。
孟轲来到鲁国都城曲阜，寻访了许多学者，最后选定了子思做老师。子思是孔子的后裔，是精通孔学的大学者。孟轲在外游学3年，饱读儒家经典，成了儒学的最大继承者。他学有所成之后，决定学以致用，了解政治，力争效力于民，学习治国之道，以便将来成为有名的“士”。
后来孟轲果然成了大学问家、儒家思想的继承人。他曾在宋王偃称王时游历宋国，入魏先后会见魏惠王、魏襄王，继而任齐宣王的卿。因为其主张不见用，就退而和弟子万章等著书立说。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说，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反对武力兼并，他的理论核心是“仁政”，认为只有“不嗜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孟子肯定人性生来是善的，但也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著作有《孟子》。韩非
韩非，生于约公元前280年，卒于公元前233年，是战国末著名的哲学家，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他吸收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将法、术、势有机结合起来，融合成系统的法家思想，建立了一个以维护中央集权国家为目的、以加强君主专制为核心的法家思想体系。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是韩国人，出身于一个韩国贵族家庭。他从小口吃，不善言谈。当时正是各国用武力争夺天下的时代。一方面是刀枪剑戟，血雨腥风；另一方面是说客、谋士横行天下，有的人早晨还是穷困潦倒，晚上就贵为卿相。韩非也想这样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可惜自己是个从小就患有口吃的人，吃不了这碗饭。他是著名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和后来做了秦王朝丞相的李斯一道学习。不过，韩非尤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不善言谈的他文章写得很好，词锋犀利，论理透彻，气势不凡。
韩是七雄中比较弱小的国家，国内政治又很混乱，国力日渐衰弱。为了救亡图存，韩非曾多次上书韩王，要求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但他的建议和主张，都未能被韩王采纳。韩非于是发愤著书立说。
韩非的著作传入秦国，得到秦王政（即秦始皇）的赏识，秦王政对他的文章赞叹不已，说：“我如果能见到写文章的这个人，和他交往，便可死而无憾了。”丞相李斯告诉秦王政，说这些文章是自己的同学韩非写的。秦王政大喜，为了得到韩非，于是派兵攻打韩国。韩王本来就不用韩非，现在又强兵压境，就做个顺水人情交出韩非以解燃眉之急。
秦王政在咸阳接见了韩非，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然而，秦王政一时还没有重用韩非。但是秦王政对韩非的欣赏引起了李斯的嫉妒，李斯怕秦王政真的重用韩非，会影响自己的前途。他在秦王政面前极力说韩非的坏话，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因此以韩国的利益为重，不会真心为秦国效力，秦王听信了，决定叫韩非回国。
李斯又从中阻挠，说韩非太有才能，这样会留下后患，要秦王政杀掉韩非。于是，秦王政下令把韩非关进监狱。李斯怕秦王政后悔；就派人假传秦王政的命令，逼韩非服毒自杀。
秦王政14年（公元前233年），韩非带着无尽的遗憾，饮恨而亡。等到秦王后悔不该如此对待韩非，派人去赦免他时，韩非已经死在监狱里了。韩非在异国他乡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没有辉煌的政治业绩，却留下了十余万言的政治理论、治国方略，后人编为《韩非子》。秦王实践韩非的理论，把他的法术势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扫天下，统一六国，建立了秦王朝。“人性本恶”是韩非思想的基础。他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私自利的，在他看来，人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去做各种事，医生希望人人都生病，到他那去看病；做棺材的则希望人早死有更多的人买棺材。韩非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纯粹看成是利害关系。如韩非认为父母与子女、夫与妻、君与臣、君与民之间都存在利害关系，还认为人们都是在矛盾冲突中生活的，都在互相算计对方为自己谋利。人性恶是韩非法治思想产生的基础，法治也是他管理性恶之人的对策。
韩非比较了前期法家“法”、“术”、“势”的得失，总结了他们在政治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认为必须综合采用三者的长处，才能完成帝王之功。韩非认为，商鞅用“法”，明法令，设刑赏，以富国强兵。但韩非不满意商鞅重法而不用术，因为，国家富强的成果都被大臣转变为扩张私人势力的资本。申不害用“术”，但法令不统一，使奸臣有机可乘，以致申不害执政17年而无功。慎到用“势”，国君实行起来有治有乱，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术”。因此，韩非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主张法、术、势结合，以便“成帝王之业”。
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法治理论。他认为法就是明文规定并公布的国家法律，是封建官吏依据统治人民、维系封建统治秩序的国法条规。在韩非看来，“法”是准绳，不能偏离，不能任意行事。他主张大力宣传“法”，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法”。法的主要内容是“赏”和“罚”，韩非称之为“二柄”，即君主实行统治的两个权柄。对于臣民，要“用奖赏来鼓励，用刑法来惩罚”。这和商鞅以赏为“文”，以刑为“武”，以“文武”为之纲要的思想是一致。为了提高教育效果，他主张厚赏重罚。他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分等级，不讲情面，他说：“惩治过失不要放过大臣，奖赏做好事不能遗漏平民百姓。”韩非认为只有这样，赏罚严明，人民才会亲近法令，相信并依赖法令。
对于申不害的“术”，韩非也加以继承和发展，他说：“‘术’就是君主驾驭臣下的随机应变的秘密手段、诡计、权术。”在御臣之术上，韩非强调君主的思想要隐秘难测，否则，大臣会乘机济其私欲。君主的心思应深藏不露，让群臣看透了自己，就难以驾驭群臣，深藏若虚，群臣不知底细，就容易使他们驯服。不仅如此，君主也不可信任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如果太相信自己的儿子，奸臣们就会巴结自己的儿子，如果太信任自己的妻子，奸臣们就会巴结自己的妻子，为自己谋私利。”即使做太子的后妃，也希望君主早死，因为夫妻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恩爱则亲近，失爱则疏远，后妃担心自己不受宠，儿子当不成太子，所以后妃盼望君主早死，让儿子即位，自己做皇太后，以凌驾于他人之上。由此韩非得出结论：“像妻儿那样亲近的人尚且不能信任，那么其他的就没有可信任的了。”这说明韩非对一切都可以持怀疑的态度。所以，他提醒君主应警惕自己死后都可以获利的人，防备自己憎恨的人，提防自己所爱的人，谨慎处事，占有绝对优势。
韩非“术”的主要内容是：一广设耳目，及时获得情报；二权势不可给别人用；三深藏不露；四把人当成坏蛋；五毁坏一切伦理价值；六厉行愚民政策；七罚须严峻，赏须审慎；八必要时不择手段。根据用“术”的原则，君主用人也要不循常规，孰疏孰亲，使人不知道自己的底细。要做到“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如果君主无“术”，就会受蒙蔽，不能知忠奸。韩非认为君主治国没有法，就要乱。有了法，没有术也不行，因为法是要通过臣下去执行，君主就要有一套驾驭和支配臣下去做事的手段，就要有术。他把法术治国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韩非把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的“法”、“术”、“势”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加强君主独裁专制的理论和手段。
韩非是我国较早在哲学意义上使用“矛盾”一词的人。他借用一个寓言故事来说明矛盾的内容：“楚国有个卖长矛和盾牌的人，他夸自己的盾牌说：‘我的盾牌非常坚固，什么东西都刺不进去。’接着他又夸自己的长矛说：‘我的长矛锋利极了，什么东西都能刺穿。’旁边有人问他道：‘拿你的长矛刺你的盾牌怎么样呢？’于是，这位楚国卖长矛和盾牌的人被问得目瞪口呆，没话可答。”这个寓言故事得出的结论是：“攻不破的盾和攻无不陷的矛不能同时存在。”这即是现在常说的“矛盾”一词的来源。
韩非的法家思想，实际上成为了封建帝王当皇帝的教材。屈原
屈原，生于约公元前340年，卒于约公元前278年，是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名平，字原，又说名正则，字灵均。出生在楚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初辅佐怀王，做过司徒、三闾大夫。他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后遭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谗言而被革职流放。在楚国的政治腐败越来越严重，首都郢亦被秦攻破之际，屈原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实现，于是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从小就十分懂事而且胸怀大志，他学习非常刻苦，常常为了读一本书整夜不睡，慢慢地积累了丰厚的知识，在天文、历法、地理、农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在文学方面，他更是成就卓著。
屈原年轻时楚国国力下降，内忧外患接连不断。看到自己美丽的国家和勤劳的人民正在遭受苦难，他决心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同时盼望楚王走改革图强的道路，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
25岁那年，屈原来到了楚国的都城。楚怀王见他学识渊博，又懂得治国的道理，非常器重他，让他做了左徒。屈原担任左徒之后，决心把楚国治理好。他提出的改革政治，任用贤能，立法图强，联齐抗秦等一系列主张，曾一度得到楚怀王的支持。但好景不长，代表旧贵族利益的公子子兰和奸臣靳尚都起来反对他，在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挑拨屈原与怀王的关系，楚怀王偏听偏信，把屈原降为大夫，开始疏远他。后来，屈原又作了很多努力，希望能够继续改革，壮大国力，但都被怀王的儿子公子子兰和靳尚等人破坏了。
从此楚国的国力就越来越弱，秦国趁机派兵进攻楚国，楚国打了败仗，于是很想和齐国联合共同对付秦国，这时秦昭襄王写信给楚怀王，约请他到武关（在陕西丹凤县东南）相会，当面订立盟约。
楚怀王接到秦昭襄王的信，不去呢，怕得罪秦国；去呢，又怕出危险。他就跟大臣们商量。
屈原对楚怀王说：“秦国强暴得像豺狼一样，咱们受秦国的欺负不止一次了。这次秦国肯定没安什么好心，说不定又是一个圈套，大王一去，准上他们的当。”
可是公子子兰却一股劲儿劝楚怀王去，说：“咱们把秦国当作敌人，结果死了好多人，又丢了土地。如今秦国愿意跟咱们和好，怎么能拒绝人家呢。”
楚怀王听信了公子子兰的话，就上秦国去了。
果然不出屈原所料，楚怀王刚踏进秦国的武关，立刻被秦国预先埋伏下的人马截断了后路。在会见时，秦昭襄王逼迫楚怀王把黔中的土地割让给秦国，楚怀王没答应。秦昭襄王就把楚怀王押到咸阳软禁起来，要楚国大臣拿土地来赎才放他。
楚国的大臣们听到国君被押，无奈之下，决定把太子立为新的国君，拒绝割让土地。这个国君就是楚顷襄王，而公子子兰当了楚国的令尹。
楚怀王在秦国被押了一年多，吃尽苦头。他冒险逃出咸阳，又被秦国派兵追捕回去。
楚怀王连气带病，没有多久就死在秦国。
楚国人因为楚怀王受秦国欺负，死在外头，心里很不平。特别是屈原，更是气愤。他劝楚顷襄王搜罗人才，远离小人，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和怀王报仇雪耻。
可是他这种劝告不但不顶事，反倒招来了令尹子兰和大臣靳尚等人的仇视。他们天天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
他们对楚顷襄王说：“大王没听说屈原数落您吗？他老跟人家说：‘大王忘了秦国的仇恨，就是不孝；大臣们不主张抗秦，就是不忠。楚国出了这种不忠不孝的君臣，哪儿能不亡国呢？’大王，你想想这叫什么话？”
楚顷襄王听了大怒，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湘南去。
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富国强民的打算，反倒被奸臣排挤出去，简直气疯了。他到了湘南以后，经常在汨罗江（在今湖南省东北部）一带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诗歌。
附近的庄稼人知道他是一个爱国的大臣，都挺同情他。这时候，有一个经常在汨罗江打鱼的渔父，很佩服屈原的为人，但就是不赞成他那愁闷的样子。
有一天，屈原在江边遇见渔父。渔父对屈原说：“您不是楚国的大夫吗？怎么会弄到这等地步呢？”
屈原说：“众人皆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所以我被赶到这儿来了。”
渔父不以为然地说：“既然您觉得别人都是肮脏的，就不该自命清高；既然别人喝醉了，那么您何必独自清醒呢？”
屈原反对说：“我听人说过，刚洗头的人总要把帽子弹弹，刚洗澡的人总是喜欢掸掸衣上的灰尘。我宁愿跳进江心，埋在鱼肚子里去，也不能拿自己干净的身子跳到污泥里，去染得一身脏。”
渔父听了这番话，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更加佩服屈原了。
由于屈原不愿意随波逐流活着，在公元前278年阴历5月初5那天，他得知秦国攻占楚国都城，悲愤欲绝，于是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到汨罗江里自杀了。
附近的庄稼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一片汪洋大水，哪儿有屈原的影子？大伙儿在汨罗江上捞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屈原的尸体。
渔父很难受，他对着江面，把竹筒子里的米撒了下去，算是献给屈原的。渔父希望江里的鱼儿吃了筒子里的米，就会保护好屈原的尸体。
到了第二年5月初5那一天，当地的百姓想起这是屈原投江一周年的日子，又划着船把竹筒子盛了米撒到水里去祭祀他。后来，他们又把盛着米饭的竹筒子改为粽子，把划小船改为赛龙船。这种纪念屈原的活动渐渐成为一种风俗。人们把每年农历5月初5称为端午节，据说就是这样来的。
在漫长的流放之路中，屈原和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接触，从楚民间歌谣和各种民间艺术中，吸取了大量精神营养。在楚国方言的基础上，借鉴民族歌曲的表现方式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学模式“楚辞”，并创作了如《离骚》、《九章》等伟大的诗篇。《离骚》是自传体的抒情长诗，诗中凝聚了诗人的政治理想和爱国情感，艺术地再现了诗人参加楚国政治斗争经历和复杂曲折的内心矛盾斗争过程。全诗373句，2490字，结构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想象瑰奇绚烂，代表了屈原的创作特色，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浪漫主义诗歌杰作。
在其他的诗歌里，屈原痛斥卖国的人，讽刺那些奸臣，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对于楚国的一草一木他都寄托了无限的深情。
屈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爱国诗人。
屈原用生命、情操和满腔抱负，谱写了大量优秀的诗篇，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把屈原作为世界四大名人之一进行纪念。司马迁
司马迁，生于约公元前145年，卒于约公元前86，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司马迁是史学家司马谈的儿子，早年遍游南北，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初任郎中，元封3年（公元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与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共订《太初历》，对历法进行改革。后因替李陵军败降匈奴辩护，得罪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此书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形式，书中不少传纪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后世史学与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将军李广利带兵3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李陵率领5000人马和匈奴打仗，结果被单于率领的3万骑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和士兵们奋勇战斗，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只有400多名士兵逃回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想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5000，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司马迁平时与李陵并没有私交，只是实话实说，而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于是以对抗朝廷的罪名将司马迁下了大狱。司马迁入狱后因拿不出钱来赎罪，结果被施以最难堪最残酷的“宫刑”。
司马迁认为受宫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
他心中的痛苦超过肉体的痛苦千倍、万倍。再加上别人的讥讽和亲朋们的冷淡疏远，使司马迁痛不欲生。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对他来说，活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要忍受耻辱，忍受着人们的嘲讽，过着非男非女的生活，实在是太难了。而死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很痛快的事，一死可以解百忧。因此他想到了死。但同时他又想到自己有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10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
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而得罪了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但是他又想到了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300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我的《史记》一书刚刚开始，为什么不能含垢忍辱将它写完呢？这样，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这项伟大的“工程”，终于以坚强的隐忍精神活了下来，鼓起勇气投入到忘我的写作中去。难堪、耻辱、愤怒，统统凝聚到笔上，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大史2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历史，编写成一部52万字的巨著。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出了监狱以后，担任中书令。后来，终于郁郁不乐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占有很高的地位。
对于普通人来说，在正常的环境中去为远大理想目标而奋斗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保险系数比较大，没有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虽然不太刺激，倒也平安无事，按部就班，轻松愉快。可是当厄运到来时，有人就会顿感万念俱灰，自暴自弃，悲观绝望，或者看破红尘，玩世不恭。司马迁则不同，他在遭受宫刑时虽痛不欲生，最终还是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忍住常人难忍之辱，终于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历史巨著《史记》。
司马迁不仅讴歌了历史上的许多人重于泰山的精神，也鞭笞了某些人轻如鸿毛的人生。贰 三国两晋时期曹植
曹植，生于192年，卒于232年，是三国魏诗人，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植是曹操的儿子，被封陈王，谥号为思，世称陈思王。因很有才学，早年曾被曹操宠爱，并想立他为太子。及曹丕、曹叡相继为帝，备受猜忌，郁郁而死。诗歌多为五言，前期的作品多是抒写人生抱负及宴游之乐，也有少部分反映了社会动乱。后期的作品集中反映他受压迫的苦闷和对人生悲观失望的心情。其诗善用比兴手法，语言精炼而词采华茂，对五言诗的发展有显著影响。也善辞赋、散文，《洛神赋》尤著名。原有集，已散失，宋人编辑有《曹子建集》。
曹操有5个儿子：曹昂、曹丕、曹彰、曹植、曹熊。曹昂早年去世了，现在的4个儿子当中，曹植最有才华，也最赢得曹操的喜欢。
曹操喜欢曹植，使曹丕十分嫉妒。曹丕就想尽办法在曹操面前表现自己。一天，曹操让曹植出城去办一件事，但却没有告诉守城的官军。曹植走到城门，士兵们就是不让他通过，没有办法，曹植只好回去向曹操交代。路上，曹植碰到了曹丕，曹丕问：“你这是干什么去？”曹植就把刚才的事告诉了曹丕。曹丕说：“交给我吧，我去办这件事。”曹丕来到城门，对守城的官军说：“我奉魏王的命令出城办事，哪个敢阻拦，就杀了他。”守城官军一听，只好放曹丕出城。这一次曹丕终于在曹操面前好好表现了自己一把。
在以后很长时间里，曹丕总能想方设法讨曹操的喜爱，而且办事得力，很受曹操赏识。曹操发现曹植虽然聪明过人，又有才华，但办事优柔寡断，胸无大志。曹丕为人忠厚老实，很会办事，就决定让曹丕来继承自己的王位。
曹丕当了魏王不久，便废掉了汉献帝，自立皇帝，改国号为魏。
曹丕继位以后，时刻担心曹植会威胁到他的位置，大臣华歆也说：“曹植名气大，影响大，如果不赶快除掉他，将来一定会带来祸害。”于是，两人商量了一个计策，让曹植在七步之内做出一首诗，否则就杀了他。曹植以他俩亲兄弟为题当场作了一首：“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听完十分羞愧，就没杀死曹植，而把他贬为安乡侯。
曹植40多岁就郁郁而死。他的作品被编为《曹子建集》。著名的诗有《白马篇》，赋有《洛神赋》，文有《与杨祖德书》，在文学史上享有较高的地位。陶渊明
陶渊明，约生于372年前后，卒于427年，是东晋诗人，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书》、《宋书》都说他是陶侃曾孙，后人亦有怀疑这种说法的。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后去职归隐，绝意仕途。他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田园风光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往往隐寓着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以及对太平社会的向往。也写及时行乐、乐天安命的人生观念，有较多哲理成分。散文《桃花源记》，辞赋《归去来兮辞》、《闲情赋》都很有名。著有《陶渊明集》。
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名将陶侃，虽然做过大官，但不是士族大地主，到了陶渊明一代，家境已经很贫寒了。陶渊明从小喜欢读书，不想求官，他看不惯当时政治腐败。他常常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还是照样读书做诗，自得其乐。陶渊明的家门前有五株柳树，于是他便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五柳先生。
后来，家里越来越穷了，陶渊明靠自己耕田种地，也养活不了一家老少。亲戚朋友都劝他出去谋个一官半职，他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当地官府听说陶渊明是名将后代，文才又好，便推荐他做了个参军。但是过不了多久，他就看出当时的官员将相互相排挤，心里感到很厌烦，于是要求出去做个地方官。上司就把他派到彭泽当县令。当时做个县令，官俸是不高的。而陶渊明一不会搜刮民财，二不懂贪污公粮公款，因此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当然比他在柴桑家里过的穷日子，是要好一些的。况且，他觉得留在一个小县城里，没有多少官场应酬，也算是比较自在。
有一天，郡里派了一名督邮到彭泽视察。县里的小吏听到这个消息，连忙向陶渊明报告。陶渊明正在他的内室里做诗，一听到来了督邮，十分扫兴，只好勉强放下诗卷，准备跟小吏一起去见督邮。
小吏一看他身上穿的还是便服，吃惊地说：“督邮来了，您该换上官服，束上带子去拜见才好，怎么能穿着便服去呢？”
陶渊明向来看不惯那些倚官仗势、作威作福的督邮，一听小吏说还要穿起官服行拜见礼，更受不了这种屈辱。
他叹了口气说：“我可不愿为了这五斗米官俸，去向那号小人打躬作揖！”说着，他也不去见督邮，索性辞职不干回老家了。回到老家，陶渊明认为自己的志趣、理想与当时的时局相差太远，于是下决心从此以后过隐居的日子，有空的时间就写写诗歌文章，来抒发自己的心情。
回家不久，他写了一篇《归去来辞》。在《归去来辞》中，陶渊明细致地描绘了回乡途中的思想情感。小船轻快地飞驶，微风缓缓吹动衣带，他心情顿时开朗起来。他心想：今后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了！这篇赋表现了他与官场决裂的态度。
陶渊明选择过田园生活之后，生活上十分清苦，朋友们看到他的难处，常常给他送来一些粮食、衣物等。朋友们知道陶渊明喜欢喝酒，而他又买不起酒，就经常自备酒食来找他一起喝酒。每次酒醉后陶渊明都会诗性大发，写一些诗抒发感情。《归园田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他描绘了田园生活的景象：深巷中传来狗的吠叫，鸡在桑树上咕咕叫着；房前房后绿树成荫，桃李满枝；农舍的屋顶上炊烟袅袅，远处的村庄依稀可见。可是他当时家里很穷，常常破衣烂衫，食不果腹。
贫困的生活反而更加激发了陶渊明的想象力。在《桃花源记》中，他虚拟了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那里的人们过着一种“不知汉，无论魏晋”的生活，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陶渊明通过这篇文章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否定和对美好的生活的憧憬。
陶渊明内心深处仍然有着不灭的激情，在《咏荆轲》中，他借用古代神话表达了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这首诗一气呵成，感情真挚。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唐代的王维、孟浩然在诗歌创作上都受到他很大影响。他的名字和李白、杜甫一样流传千古。刘勰
刘勰，生于约465年，卒于520年，南北朝梁代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字彦和，原籍莒县（今属山东），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武帝时，历任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等职。晚年出家为僧，改名慧地。齐末，写成《文心雕龙》50篇，见解精辟，体系完整，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巨著。有《文集》，早佚。
刘勰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去世很早，生活无依无靠，是僧祐和尚把他扶养成人。刘勰成人之后，又因家里贫穷，无力结婚成家。
刘勰虽说是孤苦伶仃，为生活所逼，栖身寺庙，但也有一个好处，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
僧祐是南朝佛教研究戒律学的著名高僧，曾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他主持定林寺，收藏了很多佛经，同时对诸子百家的书一并兼收。因此，刘勰读书，不仅有人指教，而且不愁没有书读。另外，定林寺离城不远，定林寺中没有的书也容易在城中得到。因此，他在定林寺除阅读佛经外，更饱览经史百家和历代文学作品。
他发现从汉末到齐梁的300年间，我国古代文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文学的艺术特征和社会意义逐渐为多数文人发现和认识，开始深入探讨文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形成一股新的文艺思潮。这一切，就对人们提出了从理论上加以总结的历史要求。
于是他产生了要写一部总结这一规律的文学理论书。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刘勰以极大的毅力，终于在36岁（501年）时，完成了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
刘勰的著作完成后，不被当时的人所认同，但刘勰充满了自信。他认为《文心雕龙》有关文学艺术的种种问题，都已周密而全面地作了论述，只要有高明的鉴赏家的评论，就不可能不被世人所接受。
当时名望最高的，当然是“一代词宗”沈约。但沈约地位高，架子大，刘勰还没有资格去拜访。于是，他背上书稿，装作小贩等候在沈约的车子经常经过的路上，上前拦住沈约的车驾献书。沈约是一个门第观念很强的人，他瞧不起刘勰这种无名之辈。不过，在他读过刘勰的《文心雕龙》后，深感意外，不仅认为此书“深得文理”，还“常陈诸几案”，以便自己随时翻阅。
由于沈约的重视和赞誉，不但《文心雕龙》广为世人所知，而且年近40的刘勰开始踏上仕途。先是当奉朝请，即奉朝会请召而已。后来调往太末（今浙江龙游）令。50岁时又做了昭明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管理奏章，很受萧统器重。僧祐去世后，生前搜集的经卷急待整理，刘勰回定林寺作整理工作。经过20多年的官场生涯，他这时有若大梦初醒，悟得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真谛。因此，在完成整理佛经任务之后，便请求弃官为僧，法名慧地。出家后不到一年，刘勰就离开了人世。
刘勰在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主要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3.7万多字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最后一篇《序志》是总结全书的自序。《文心雕龙》对于文学理论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文学理论上，集前人之大成，并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二，从文学的内在规律上，探索了当时文学发展的正确道路。强调作文要情文并茂，讲述道理。
第三，对文学艺术特征的把握，较前人有了显著的提高。
首先，他强调艺术构思，要求在作文之前。把艺术形象在脑海中定位好，另一方面是形象思维，即“神与物游”，要求登山“则情满于山”，想到观海“则意溢于海”，使精神活动与物象相结合。
再次，就是要“体物写志”。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寓情于景”、“借物遣怀”等。文学创作虽以抒情言志为目的，但它又不是直陈其情，径达其志，而必须通过一定的艺术形象来表现。形象性是文学艺术的另一重要特点。刘勰能认识到文学艺术的这些特点，已是相当可贵的。
第四，对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勰提出，作者的任务是要“写天地之光辉，晓生民之耳目”。就是说，反映真实的生活，是作文的首要任务。
在封建社会中，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一成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对于千百年来的文学发展来说意义是深远的。郦道元
郦道元，生于约472年，卒于527年，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市）人。官至御史中尉，执法严峻，后为关右大使，被雍州刺史萧宝寅杀害。他好学博览，文笔深峭，在各地“访渎搜渠”，留心观察水道变迁和城邑兴废等地理现象，所撰《水经注》，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地理巨著。
郦道元出生于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家庭，祖辈在北魏为官。郦道元也先后出任过地方官，在冀州、鲁阳、东荆州等任职。北魏宣武帝和孝宣帝当政期间，皇室骄奢淫侈，统治集团十分腐朽。但郦道元秉公执法，为政清廉，颇具威名。
后来，郦道元又出任御史中尉，负责监察百官。郦道元为官正直，办事不避权贵，常与诸王发生冲突。在任御史中尉时，发现皇族汝南王元悦手下的丘念，横行不法，于是依法逮捕了他。元悦向灵太后求情，灵太后准予赦免，但郦道元还是处死了丘念，并上书弹劾元悦。这样一来，更招致诸王对郦道元的仇恨。于是，元悦借雍州刺史萧宝寅图谋起兵背叛朝廷，怂恿朝廷派郦道元去监控萧宝寅，以便借刀杀人。萧宝寅先发制人，派兵把郦道元围困于阴盘驿。郦道元率众坚守，最终力竭，被俘。郦道元临死不屈，痛骂贼兵，最后与他的两个儿子及弟弟一同被杀。
郦道元作为北魏政权的官吏，为了社稷江山，任劳任怨，同时，郦道元更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一个杰出的地理学家、散文家，一直受到后人的尊崇。据文献记载，郦道元的著述有《水经注》、《本志》、《七聘》等。但只有《水经注》40卷流传下来。
郦道元撰写《水经注》，是因为以往的地理书籍内容过于简略，同时也因为河流关系国计民生，另外，他对祖国山河十分热爱也是个重要的原因。
撰写《水经注》，郦道元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埋头苦读，为此搜集的资料之多，不可胜数。仅《水经注》所引用的图书，就有436种，包含了经书、历史、地理、地图、方志、传记、诗赋、书信、辞书等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资料。尽管受到政治形势的限制，他还是想方设法借阅了许多南朝的书籍。郦道元搜集了大量的金石碑刻、民间歌谣、谚语，仅所引用的金石碑刻就有350种左右。许多久已失传的著作，更是因为被《水经注》引用才为今天所知。郦道元治学严谨，在已有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他又认真地进行了剔伪存真。例如古代“四渎”之一的济水，《水经》说它“入黄河”，郦道元却指出并不是济水注入黄河，而是黄河的一条支流注入济水，郦道元是正确的。又例如，黄河在陕城一段，急流汹涌，前人根据传闻，说是因为秦始皇铸造的铜人沉没在这里的缘故。郦道元不相信此说，指出对于滔滔黄河来说，一个铜人决不至于造成长期急流汹涌，而应该是山崩阻塞河道，或者是一种大规模的滑坡现象阻塞河道。郦道元的这种说法是较合乎科学的，但这也是他通过精密地分析推导出来的。
为了写好《水经注》，郦道元进行了许多野外考察。郦道元从少年时代就注意观察周围环境。他随父亲到青州进行考察，对临淄一个叫做营丘的小小山丘，不仅位置、周长、高度都进行了精确的测算，甚至南坡和北坡的不同也仔细观察。郦道元做官以后，更有机会游历各地的名山大川，考察地理形势。这些都为写《水经注》一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北魏境内山山水水郦道元都一一考察过。经过实地勘察，真实地记载下来。《水经注》卷3里记录了他所发现的古代游牧民族的岩壁画。近年来，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据《水经注》提供的线索，对阴山地区古代岩画进行了考察，在深山幽谷和峭拔的山巅之上，果然找到了1000多幅各种内容的岩壁画，可见，郦道元的考察是卓有成效的。
旧有的《水经注》的内容非常简略，全书不过1万多字，仅记载了137条河流的发源、流程和归宿。书中用于记载黄河的文字，只有578字，用于长江也只418字，语言十分简略。而郦道元的《水经注》对祖国辽阔疆域内的大小河流一一加以介绍，所收河流达1252条，字数扩大了20余倍。例如浙江水，旧有的《水经注》只有“浙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余杭东入于海”16字，而郦道元的《水经注》则多达约6000字。
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的河流，大都按照发源、流程、归宿的先后次序，抓住它们各自的地形地貌，记叙全面而具体。据统计，《水经注》记载有动物100多种，植物140多种，湖泊500多个，泉水几百处，峪谷将近300处。滩涂更多，仅《浙江水注》一篇就有60多处，全书记载的瀑布也有60多处，钱塘江流域的翔凤林东、西瀑布、五泄瀑布、苏姥布瀑布、剡县瀑布，目前除苏姥布瀑布已经消失以外，其余几个依然存在，并为游览胜地。
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记载的古都、城邑、交通等方面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仅古都就有180座，县一级城邑达2800座。交通包括水陆两路。郦道元还依此描述了大量的历史事件，并加以评点，颂善责恶。例如，他称颂修都江堰的李冰、治蒗荡渠的王景可和大禹相比，赞扬渔阳太守张堪教民种植使“百姓殷富”，陇西太守马援引水种稻而“郡中乐业”。他斥责秦始皇修长城使“死者相属”。
郦道元的《水经注》既然是一部地理著作，当然对地名多有记载。《水经注》中提到的地名约有2万个，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部地理著作。《水经注》还对2400多个地名的名字由来进行了解释。其中有以人物命名的，如杭州的吴山古称胥山，是因为吴国大夫伍子胥以死相谏，吴人立祠纪念。有的以史迹命名，如萧山的西兴古称固陵，因为越国将军范蠡在此筑城固守，所以叫做固陵。这可以说是《水经注》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地名学研究的光辉典范。
郦道元的《水经注》内容丰富，许多方面的造诣都很高。地理学界、历史学界，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建筑家对其著作津津乐道，称他有极深的专业造诣。正因为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包罗各种学问的巨著，所以长期以来为人们所重视，并对它进行广泛的研究，许多学者甚至为它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人们称研究它的学问叫“郦学”，就跟人们研究《红楼梦》而称之为“红学”一样。由此可见，郦道元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卓尔不凡的。
郦道元的《水经注》一直流传到现在。它既是一部记载翔实的地理书，也是一部文辞优美的文学作品。郦道元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效法。贾思勰
贾思勰（生卒年不详），南北朝北魏农学家。齐郡益都（今山东寿光南）人。曾任北魏高阳郡（今河北境内）太守。具有广泛的农事知识。他以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访问老农和观察、试验所得，写成《齐民要术》一书而知名于后世。
在我国古代农业科学史籍中，保存着最早、最完整、最全面的农业科学著作就算《齐民要术》了。尽管它是1400多年前问世的，但至今仍然闪烁着科学的异彩。
这部著作的作者是北魏时期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他为编著《齐民要术》这部农书，不休不眠，呕心沥血，苦战了10多个春秋。
青年时代的贾思勰，读书入了迷。一年到头，哪怕是阳光明媚、柳绿桃红的春游时节，他也独自坐在书房里，聚精会神地伏案读书。年轻的贾思勰因发奋读书，树立了编著农书《齐民要术》的宏伟志向。
一次，他读到《汉书》里的《龚遂传》，龚遂重农的事迹深深感染着他。龚遂是西汉时人，在任渤海太守的时候，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去鼓励人民耕田养蚕，发展生产。结果，使原来生产比较落后的河北东部一带逐渐富裕起来，人民生活也有了一定的改善。贾思勰决心以龚遂为榜样，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
贾思勰十分注重实践知识，他看不起那些只知道读死书的人，认为他们没有真才实学，真正的知识存在于天天生产的农夫之中。因此，贾思勰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官场，也不是在书斋，而是周游各地，访问老农，调查研究，搜集资料。他足迹踏遍了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及山东等地的山山水水。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以满腔的热情，求知的渴望，去发现新问题，积累新经验。
有一年，贾思勰到了并州（今山西境内），发现那里的芜青长得特别好，块根有碗口粗。他就向当地农民请教栽培方法，原来跟别处相比较并没有什么特殊。农民还告诉他，这里的芜青从来都长得这么大，即使从别的地方取来的种子，下一年后，也会长得粗大起来。同时，他又发现，从朝歌（今河南境内）取来的大蒜瓣蒜种在这里栽种，都变成蒜瓣很小很小的百子蒜，情况和芜青完全相反。贾思勰反复琢磨这种变异性产生的原因，终于弄明白了朝歌的大蒜瓣在并州变成百子蒜是因两地土壤条件不同的缘故。贾思勰不仅到实际中去，从具有实践经验的农夫中汲取营养，在一些疑难问题上，还亲自动手，获得第一手资料。有一年，他养了200只羊，没想到秋天没有贮存足够的饲草，到了冬天，竟冻饿死了不少，后来虽然赶紧又买了不少干草扔到羊圈里，但又多半被羊踩烂，羊还是接二连三地死掉，差不多只剩下一半了，而且样子都是那样难看和可怜。这个问题他百思不解，就向有养羊经验的老农请教，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第二年秋天，贾思勰接受头一年的教训，为羊贮存了足够的饲料，并且想了个办法，把青干草堆放在羊圈中间的高地上，用栅栏围起来，使羊在栅栏周围能随意抽草吃。这样，每只羊都长得膘肥体壮，新添的羊羔也都结结实实的。贾思勰终于取得了养羊的成功经验，他把这个经验和以前的教训一起整理好，生动具体地写在《齐民要术》里。贾思勰靠深入实际、细心观察、亲自实践所取得的实践经验，在《齐民要术》里比比皆是。在许多方面，较之前人又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做出了新贡献。
贾思勰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理论，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对我国农业科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为我们保留了战国以来的农业技术遗产，对当时农业生产起了推动作用，而且对后来的农学家，如元代的王祯、明朝的徐光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贾思勰是我国农学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科技人物，他的光辉成就是不可磨灭的。叁 隋唐时期骆宾王
骆宾王，生于约640年，卒年不详，唐代文学家。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曾任临海丞，后随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兵败后不知所终。与王勃等以诗文齐名，成为“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的诗表现政治抱负，多悲愤之词，著有《骆丞集》。“初唐四杰”年辈虽不同，但在文坛上却是桴鼓相应的。他们处在唐诗的开创时期，以其年少而才高，正式揭开了唐诗的序幕。他们都是“以文章齐名天下”，也都是失意之士，都有着浪漫的性格和行为。虽然当时颇受“浮躁浅露”之讥，可是他们的才华以及悲惨的身世遭遇，却赢得了后人不少的同情。其中给人印象最深、轶事流传最广的，就是骆宾王。
骆宾王是一位神童，7岁那年，有一次他在水池边玩，有人指着池中鹅群让他作诗，他略作思索吟道：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众人大吃一惊，都称赞他是个神童，其实大家开始让他作诗只是想为难一下他，谁知他思维竟如此敏捷。
骆宾王童年时代虽有神童的美誉，但家中的光景不好，日子过得很苦，在他少年时代父亲就去世了。他因为少有才名，被李元庆招为府属，李元庆当时为滑州刺史，后历任徐、沁、卫三州刺史，他府中官吏众多，骆宾王在这里并没有受到重视，只是白白耗费3年的光阴。后来朝廷诏令各地举荐人才，李元庆先让他自己陈述自己的才能，然后启表上奏。这本来是他上进的一个极好机遇。可是他却给李元庆上了一道《自叙状》，说自己才疏学浅不值得吹嘘卖弄。骆宾王的这一行动大大出乎李元庆意料之外。
这种恃才傲物的文人作风，在官场上是很难立足的，不久骆宾王就离开了李元庆，到30岁的时候还是个平民百姓。麟德元年（664年），唐高宗李治到泰山封禅，齐州各界推荐骆宾王写了一篇《请陪封禅表》，表文给李治的“封禅”典礼写了一些歌功颂德的话，但它却起了作用，以后骆宾王就被擢为奉礼郎了。虽然奉礼郎是个小小的闲职官，他还是做不长。咸亨元年（670年），他因故被谪贬，从军西域。过了两三年，才从塞外返回，又到四川去从军，为洮州道大总管李义掌管书檄。
离开四川以后，骆宾王作了武功县主簿。上元3年（676年），裴行俭为洮州道左二军总管，聘骆宾王为掌书记，骆宾王以母亲年老推辞。就在同一年又调任明堂县主簿，写下当时以为绝唱的代表作——长篇歌行《帝京篇》。不久母亲去世，骆宾王住在长安郊外洲浐河之滨为母服丧。服丧期过后，补长安县主簿。仪凤3年（678年），迁侍御史。这是骆宾王一生中当的最大官。不过好景不长，在这年冬天，有人诬陷他“坐赃”而被捕下狱了。在狱中，他苦恼不已，又是作诗，又是写赋，借以自解，在坐牢诗中有一首《在狱中咏蝉》写道：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托物寄兴，感慨万千，表达出了他一片沉痛的心情。过了一年后，因为改元，骆宾王被赦免出狱，他写下长达1200余字的长篇歌行——《畴昔篇》，讲述自己游历和坎坷的遭遇，对前半生做了一个总结。他认识到，自己的大半生努力，只落得“丈夫坎多愁疾，契阔迍邅尽今日”。他也改变了热烈追求功名的愿望，“年来岁去成销铄，怀抱心期渐寥落”。所以，出狱后，尽管他当上临海县丞，但他情绪低落，不久，辞官归隐。
嗣圣元年（684年），他客居扬州，遇到了自眉州刺史贬为柳州司马的徐敬业。徐敬业是唐朝开国元勋李的孙子，少年时代就跟随李征战，李是一位比较有名气的将军，曾任太仆少卿，袭封英国公。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李治死去，太子李显即位（即中宗），武则天临朝称制；次年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改立豫王李旦为帝（即睿宗）。李旦实际上是个傀儡，政权都掌握在武则天手里。武则天一方面推行一些开明政策，一方面在朝廷里重用武氏的亲信。这就引起了一批大臣的不满。武则天用残酷手段进行打压，使矛盾更加尖锐，终于在次年爆发了一场武装冲突。徐敬业与监察御史薛璋等人，以“匡复李唐”为名，在扬州起兵，公开反对武则天。当时响应者不少，数日之内，就聚众10余万。骆宾王和徐敬业反武目的各不相同，武则天政权与他也没有直接关系。他参与起事，是由于长期以来不得志，特别是他亲身受到一些迫害与压抑，对李治和武氏政权的不满。他的反抗行动，则是他长期郁积下的愤懑情绪的爆发，是他对社会的一种不满的抗争。他在扬州写的著名的《讨武氏檄》，历数武则天罪状，详细说明起兵的原因。这篇檄文气势不凡，极富煽动性，影响很大。据说武则天在看这篇檄文时，开始并不在意，当读到后面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霍然而起，问是谁所写的。左右告诉她是骆宾王，她感慨地说：“如此贤才，没有被朝廷所用，这是宰相的过失。”
尽管骆宾王把义军描述成“铁骑成群，何功不克”，但在武则天派来镇压的30万大军面前，众寡悬殊，加之战略上的失误，两个月后就被打垮了。骆宾王跟着徐敬业等仓皇出逃，没有谁知道他的下落。
骆宾王虽然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但他的作品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和王勃、杨炯、卢照邻一起，在唐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文坛上人们还是或多或少的留有六朝形式主义风气，一提笔就不自觉地落进堆砌造作、华丽的词藻堆里去了。骆宾王的作品虽然六朝余风未尽，但他着重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内容比较真实，展现出新的面貌。如《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他对古代英雄侠客的深切向往，激昂慷慨的心情，在寥寥20字中，跃然纸上。
又如《在军登城楼》：城上风威冷，江中水气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
这是他在扬州时所写，不但朴实精练，而且气度雄浑。
可以看出，骆宾王把诗歌的题材扩大了，江山边塞都落入了他的视野，他的诗还很注重格律和形式。后人所谓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就是从他们手里开始形成的。因此，他与其他三人（四杰），建立了开启一代诗风的历史功绩。杜甫曾经在诗中赞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说他们像江河一样万古不废，这是比较恰当的评价。王勃
王勃，生于650年，卒于677年，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不到20岁就应举及第，曾任虢州参军，后因罪除名。在去交趾探望父亲的时候，在途中溺水而死。少时便显露出才华，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为“初唐四杰”。其诗词意境较高，初步突破了宫体诗束缚。又长于骈文，《滕王阁序》尤为著名。有《王子安集》。
王勃为我国罕见的神童，并以其文才被推为“四杰”之首。王勃6岁善文辞，会写文章。9岁读颜师古注《汉书》，写了《指瑕》10卷，即指出颜师古所注《汉书》的错误。表明了王勃非凡的敏悟天才和深厚的文学基础。
王勃听说新拜右相刘祥道在关内视察，便上书刘祥道，对国家大事提出建议，请刘祥道引荐。他上书的题目是《上刘右相书》。这是一篇大文章，其中陈述国家大事部分，一共提出了4条建议：一是指陈当时侵伐高丽战争的失误，建议用儒家的文德教化代替武力征伐；二是批评朝廷当时随意滥行赦令，建议遵照儒家古制，赏罚必信；三是指出当时币制混乱，商人乘机兼并土地，使农民无地可耕，主张“重农抑商”；四是建议选拔人才。
王勃从小就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关心国家政事，寻求机会以自荐。刘祥道看过他的上书后，非常惊异，连连赞曰：“此神童也。”并上表力荐，但没有什么结果。
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王勃又上《宸游东岳颂》。在刘祥道的力荐下，参加科举考试，高中及第，授朝散郎之职。这时的王勃，未满20岁就及第受禄，真是春风得意光耀一时了。不久，沛王李贤招王勃入为修撰，受命撰写《平台秘略》。《平台秘略》共分10大类：孝行、贞修、艺文、忠武、善政、尊师、褒客、幼俊、规讽、慎终。这部书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是作为皇子阅读修养所用的。
在此期间，王勃除写了一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品外，还写了一些有名的抒情诗，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首诗开始表现惜别的依依之情，马上又变为开朗豪放的乐观心情，让人感伤的心情为之一振。诗的内容和形式，都突破了前代的框架，1000多年来脍炙人口，成为绝唱。不过，从此以后王勃仕途失意，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这是因为王勃“恃才傲物”引起的。在王勃20岁的春夏之交，诸王子玩斗鸡游戏，王勃写了一篇游戏文章《斗鸡檄》，假托沛王鸡声讨英王鸡，高宗看了这篇檄文，大为震怒，认为是挑拨王子之间的关系，于是立即把王勃撵出了沛王府，削夺了官职。
5月，王勃丢官失禄，衣食没有着落，在长安呆不下去了，于是就告别长安，踏上了漫游西蜀的旅途。
王勃到了西蜀之后，并无固定的安身之处，也无钱财。他漂泊各地，到处依靠人，过着流浪的生活。
后来到益州九陇县依靠友人、县令柳太易，并在那里写下了著名的《春思赋》和《益州夫子庙碑》。他在《春思赋序》中说：虽弱植一介，穷途千里，未尝下情于公侯，屈色于流俗，凛然以金石自匹，犹不能忘情于春。则知春之所及远矣，春之所感深矣。此仆所以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也。
可以看到，《春思赋》不但怀春，而且伤春，道出了自己惜光阴、悲岁月的伤感之情。《益州夫子庙碑》，在对孔子赞扬之外，却抒发愤懑：“嗟呼！今古代绝，江湖路远，恨不得亲承妙旨，摄齐于游夏之间，躬奉德音，攘袂于天人之际。抚身名而永悼，瞻栋宇而长怀。呜呼哀哉！”他把抒情之意写进了歌颂孔子的颂词当中，文章写得得心应手，别具一格，堪称妙文。
唐高宗咸亨3年（672年），王勃结束了巴蜀3年的浪迹生涯，回到了长安。这时正遇上友人陆季友，陆劝他到虢州治所弘农（今河南灵宝），说那里盛产药材。王勃对医学比较感兴趣，便设法补上了一个“参军”闲职，到盛产药材的虢州上任了。但王勃在参军任上，仍未改恃才傲物的老脾气，个性直率，因而又为同僚所忌。到虢州后的第二年，因藏匿犯罪官奴，后又处死官奴，事情暴露后，被革除公职。他父亲因这件事受牵连，被迁徙到南方边地为交趾（治所在今越南河内西北）令。
上元2年（675年）春，王勃离开家乡龙门，南下赴交趾探望父亲路过江西，参加了洪州都督阎某为重修滕王阁而举办的宴会，在这次盛会上，王勃即席赋诗，并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作《滕王阁序》。
这篇序的主题思想在于记叙阎都督为饯别宇文刺史而举行的盛大宴会，并抒发作者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及怀才不遇之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对所谓的“圣君”、“明时”的不满情绪。文中虽含有宿命悲观的思想，但感情基调仍是健康的。作者表明自己的坚定态度：尽管自己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但仍要老当益壮，穷且益坚，胸怀青云之志。
本文突破六朝骈体文的旧格局，带有新气象。尽管文章在形式上沿用六朝的骈体，却没有六朝骈文喜好堆砌词藻的弊病。文中词藻虽然华丽，但不晦涩，而且某些别出心裁的佳句长期为人传诵，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从庾信的“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化出，却青胜于蓝。文中典故不仅用得恰当，而且善于将古代事典中传诵的美谈与眼前的情景巧妙地结合起来，比如“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等等。
总之，《滕王阁序》这篇名作，内容充实，文辞华美，气势奔放，音调铿锵，具有雍容华贵的特征。
写完了这篇序后，王勃继续赶路，在广州渡海时，王勃落入大海中，溺水而死。年仅26岁，一代才子，英年早逝，引起后人深深的追思和同情。陈子昂
陈子昂，生于659年，卒于700年，唐文学家。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开耀进士，以上书论政，为武则天所赞赏，拜麟台正字，转右拾遗。他敢于陈述时弊，曾随武攸宜击契丹。后解职回乡，为县令段简所诬，入狱，忧愤而死。他的诗标举汉魏风骨，强调兴寄，反对柔靡之风，所作《感遇》等诗，指斥时弊，抒写情怀，风格高昂清峻。他是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对唐诗发展颇有影响。于文也反对浮艳，重视散体。有《陈伯玉集》。
陈子昂少年时代受家里轻财好施的影响，经常在外面游荡，甚至赌博，不喜欢读书，到了他18岁以后，才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断绝与以前狐朋狗友的联系，开始在家读书，有时整天都不出家门。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经史子集，无所不知，还涉猎老庄哲学易经卜卦。京兆司工王适看了他的诗后，大声赞叹说：“此人将来会成为天下的文宗！”
但这时陈子昂还没有什么名气，等他到长安进入太学以后，更感到人地生疏，没有人知道他的才名。
有一天，陈子昂来到大街上，看到一个卖胡琴的，出价百万。当时看的人很多，还有些豪门贵族的王孙公子，但他们都是凑凑热闹，没有人知道这胡琴的真正价值，大家只是互相观看胡琴，议论纷纷，并没有一个人想买。陈子昂见状，灵机一动，认为这是出名的大好机会，于是突然挤进围观的人群里面，大声对卖主说：“这琴我买了！”
围观的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住了，都想知道是谁这么大的口气，于是有一个人问陈子昂：“你会弹这种胡琴吗？”
陈子昂回答说：“你想听我弹奏吗？明日在此旁边的酒楼上听吧！”
第二天，这些围观的人邀上亲朋好友，按时都到酒楼上准备听琴。陈子昂摆下酒菜招待大家。胡琴就放在正中间的桌子上。
陈子昂让大家吃完宴席，捧着琴大声说：“我是四川的陈子昂。我有100多篇精妙的文章，奔走于京师，风尘仆仆，然而未遇伯乐，至今无人知晓，就像碌碌尘土一样。这把胡琴，不过是喝酒助兴的东西，竟然价值100万，难道传世之作比娱乐物品还贱吗？”
陈子昂越说越激愤，把胡琴举起，奋力往地上砸去，胡琴被砸碎。而后他把文章分发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其中有一首诗这样写道：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
大家看完以后都称赞他的文章：“气势豪迈，让人耳目一新。”
客人们回去以后，把他的文章、诗词拿出来给大家评赏，于是陈子昂的名字在长安就无人不知了。
此时的陈子昂虽说有了名气，但只是个虚名。后来中了进士，也没有混得一官半职。不久，唐高宗死于洛阳，要把灵柩运回长安。陈子昂借这个机会，上书武则天，进行劝阻。他认为将高宗灵柩运回长安不仅会加重关陇频遭荒灾人民的负担，而且护灵的数万大军也疲于奔波。当时武则天掌权，正要网罗人才，看到陈子昂的上书后大加称赞，因而召见了他，让他负责管理文献典籍工作。由于他以不同寻常的政治见解和超群才华赢得武则天的重视，因此他的书，文人争相购买，互相传阅。
陈子昂喜欢研究历朝历代的兴废与盛衰的原因，为武则天执政出谋划策。他经常上书武则天，对当时的政治提出建议，然而武则天认为他不过是一舞文弄墨的文人，并不采纳他的意见；即便对于他劝谏将高宗灵柩运回长安的建议，她也置之不理。
从此，陈子昂心生不满，并指出武则天是“外有信贤之名，内实有疑贤之心”。这一下更得罪了刚愎自用的武则天。同时由于他上书直言不讳，也得罪了一些权臣，遭到他们的嫉恨。从此，陈子昂感到心灰意冷。他想努力改革政治弊端，可是自己人微言轻，没有人听他的。酷吏们依然横行无忌，武则天的侄儿们还是权倾朝野。后来陈子昂因继母去世，回乡守孝去了，守孝期满回到长安之后，他被擢升为右拾遗，但终日郁郁寡欢，准备辞官归隐。
就在这时，陈子昂因朋友的牵连被判入狱两年。出狱后，他跟随建安郡王武攸宜出征契丹，担任参谋一职。结果前方兵败失利，武攸宜犹豫不前。陈子昂见后，提出要武攸宜亲率部队担任前锋主动出击。谁知贪生怕死的武攸宜根本不理睬他。由于陈子昂坚持自己的主张，再三要求武攸宜亲率士卒出击，结果被武攸宜罢免了他的参谋职务，降为军曹掌管书记文牍之事。
此时，陈子昂感到深深的绝望了。他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怀着满腔愤激之情，登上了蓟北楼，一边缅怀古代明君圣贤的丰功伟绩，一边回想自己的不幸遭遇，深感前途一片黑暗。从而写下了他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这是他理想破灭的悲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从战场上回来的陈子昂，立志归隐，便以父亲年老多病为由，上表请求辞官回乡，侍奉老父，以尽孝道。武则天同意他的请求，从此他回到了家乡射洪。
但是武三思等人却不放过他，他们指使射洪县令诬陷陈子昂，把他关进大牢，陈子昂忧愤交加，不久就去世了。
元代有人称陈子昂是“唐之诗祖”，给他这么高的评价，主要是针对他对诗歌的革新理论和诗歌的创作实践而言的。
陈子昂的诗歌革新理论，深刻批判了晋宋以来的形式主义，要求诗歌反映社会现实，讴歌进步理想。
陈子昂在革新理论的指导下，亲自实践，努力创作，写下了《感遇》38首、《登幽州台歌》等优秀的作品，“一扫六朝弊习”。
陈子昂的诗内容充实，针砭时弊，关心国家兴亡和人民苦难，具有强烈现实意义。
不难看出，陈子昂的诗已洗尽六朝脂粉气，成为“音情顿挫，有金石声”的作品。因此，说陈子昂开创一代新诗风，成为“唐之诗祖”，是毫不夸张的。
总之，陈子昂顺应时代潮流，高举诗歌革新大旗，横扫六朝形式主义诗风，是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王昌龄
在群星灿烂的唐代诗坛上，有一位“位卑而名著”的杰出诗人，对后来诗歌，特别是绝句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就是赢得“诗家天子”称号的王昌龄。
王昌龄，生年不详，卒于约756年，字少伯，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开元进士，授校书郎，改汜水尉，再迁江宁丞。晚年贬龙标（今湖南洪江西）尉。开元、天宝间诗名甚盛，有“诗家天子王江宁”之称。尤擅长七绝，多写当时边塞军旅生活，气势雄浑，格调高昂。《从军行》七首、《出塞》两首皆有名。其宫词善写女性幽怨之情，也为世所称。原有集，已散失。后人辑有《王昌龄集》。
王昌龄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平民家庭里，他一生贫困，生活在社会的下层。后来虽然中了进士，当了个小官，但因为自己的行为不合世俗，被一贬再贬。即使如此，流言蜚语还是铺天盖地地向他袭来，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面对这无情的现实，他决定辞官归隐，但就在他辞官返回故乡，路过亳州时，被刺史闾丘晓无辜杀害。
王昌龄一生虽屡遭贬谪，但他也有得意的时候，他在边塞时，豪情万丈，想在疆场立功，寻求出路，其《从军行》就表明了他当时的志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诗中的“不破楼兰终不还”抒发了诗人的爱国豪情和冲天壮志。
结束了边塞生活，王昌龄到了长安，任校书郎，这也是他很得意的时期。在这里，他与李白、高适、王之涣、王维等人，交往密切，经常在一起吟诗作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与高适、王之涣“旗亭画壁”的故事，就是文坛的一段佳话。
有一天，外面还下着小雪，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相约到旗亭交流诗体，同时在那里聚餐。正当他们酒兴正浓之际，忽然有梨园伶官（即乐官）十几个人上楼来搞聚会。
他们三位诗人见此情况，就退到一边围着炉火观看。刚过一会儿，有4个歌女上楼来了，她们穿着十分华丽。当时乐声渐起，4个歌女则闻乐起舞，顿时安静的旗亭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这时，王昌龄提议说，我们都是以诗出名，今晚不妨多写几首，以诗助兴。每人的诗稿上不留姓名，送给她们吟唱。谁的诗入选为她们所唱，谁就胜。于是他们快速的写诗送给伶官，等着她们吟唱。
过了一会儿，有一伶官打着拍子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新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听完后，在墙上作一记号。
接着又一伶官唱道：“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高适听完也在墙上作一记号。
又有一伶官唱道；“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又作一记号。
唱了半天，没有王之涣的。他认为未必自己的诗不如他们，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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