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禹安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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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吴越三部曲之二：辱越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心理吴越三部曲之二：辱越
作者：陈禹安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4-01
ISBN：978750606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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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历史有多少扭曲和痛苦，都是不能退却的。如果能勇敢面对，悲惨一幕便不会重演。——题记
老调重弹说历史（代序）
以今人的身份再说历史，本身就是件老调重弹的事情。现今坊间有关历史的书又再热兴，其间鱼龙混杂，不乏精心编纂之作，也不乏粗制滥造之作。有些书言之凿凿地说自己绝非戏说，而是取材于史实，百分百地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令我疑惑的是，历史有可能百分百真实吗？
即以治史者最可依赖的正史而言，后世的专家学者也有不同意见。比如，史学大家吕思勉在谈到三国时代的官渡之战时，就几乎把《三国志》的说法全部推翻。他甚至说：“《三国志》上所说的兵谋，大都是靠不住的。”
为什么连史书都靠不住呢？
第一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历代的统治者出于为自己粉饰美化的需要，不可避免地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对史书的编撰施加影响，甚至明目张胆地加以篡改。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对历史稍有了解者均知晓一二，故而不再赘举实例。
第二个原因则是修史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及情感偏好的影响。人总是不能做到百分百客观的，修史者又焉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比如，史家鼻祖司马迁在修撰《史记》时，就将项羽列入本纪，且次序排在汉高祖刘邦之前。而本纪是专为帝王而设。项羽并未一统天下而称帝，严格来说，是不能列入本纪的。这是因为司马迁彼时正对汉武帝刘彻心怀不满，却又无处宣泄，只好借此浇心中块垒。司马迁还把孔子列入专为诸侯所设的世家之中，而孔子又何尝身列诸侯？只不过是司马迁个人对其推行礼义十分景仰罢了。
又比如，司马光在主持编撰《资治通鉴》时也有其明显的个人倾向。他抑曹扬刘，一些有利于曹操，或不利于刘备的史料，就被删去。可见修史者的个人好恶对于史实的可信度也颇有影响。
其他诸如年月迁延、资料散失，也可能影响史书的真实性。
所以，我们处在千年之后，遥究先人往事，实在是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真实的。这是我的第一点看法。
当然，这一个看法却不等于说，我们尽可在历史的真实性上放松要求，甚至是应需而取，随意诠释。
但尽管我们坚持认真负责的高标准严要求，也还是会在诠释历史上犯以上两个错误，从而不自觉地更加偏离历史真实。这普遍存在于在坊间诸多谈古说史的书中。
首先，是忽略了历史人物本身在历史进程及其生命历程中的发展变化，总是以一个标签式的定义来涵盖、推理其整个一生的言行举止。
比如，易中天在《品三国》中论及孙权的心理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鲁肃投奔孙权后，为他分析天下形势时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将军应该“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伺机“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但孙权反应冷淡，说，我只能“尽力一方”，你讲的那些话“非所及也”。二十二年后，孙权称帝，又再提起这个话头说，当初鲁子敬就想到了今天，真可谓是“明于事势”了。
易先生由此评论道：“可见‘非所及也’是言不由衷，‘明于事势’才是心里话。”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二十二年前，孙权初立，曹操势大，能否保住父兄基业尚是未知之数。孙权何敢觊觎天下？所以，“非所及也”应该是心里话。而二十二年后，时移世易，孙权本人也在多年的斗争生涯中走向成熟，而天下的形势时机也已经发生变化，孙权也就有底气和雄心来称帝了。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早在二十二年前就想称帝了。
我们亦可再来看看曹操的心路演变过程。就算曹操真的是一个逆篡之人，他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逆篡之心的。我在《心理曹操》（“心理三国三部曲”之三）中专门分析过这一段。曹操最初的梦想不过是死的时候能够在墓碑上刻着“汉故征西大将军曹侯之墓”。他何尝想过有一天风云际会，他能够官至大汉丞相，成为汉朝的实际掌控者，并最终在儿子曹丕手中实现代汉而立呢？
其次，是忽略了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大背景，而全部以今日之道德标准、社会规范来加以理解。殊不知，即便某一概念在年月流转后依然存在，但其内涵却早已随着时代的推演而流变。这样的理解，只能是误解。
比如，《说春秋》一书中说到伍子胥逃亡途中幸得一位渔丈人相救。伍子胥提醒他不要泄露自己的行藏，渔丈人立即覆舟自杀，以杜子胥之疑。作者以为这绝不可信。故而在其笔下，渔丈人不过是假装自杀，待伍子胥走后，又再现身。作者还评论道：“……于情于理，老渔夫都没有为一个陌生人自杀的理由。从技术角度来说，一个老渔夫投水自尽恐怕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所以，老渔夫只是担心伍子胥杀人灭口，因此做了一个自杀现场保护自己而已。”这样的观点实在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春秋时代的大背景以及这个大背景下的人们的社会认知束缚（或局限）所导致的。
我们暂且先不就此展开详细论述，而是转而看一下新渡户稻造所著的《武士道》这本书。《武士道》里写道：“武士重诺，这诺并不写在纸上，而是口头承诺。倘若写了契约来保证诺的实行，那么不啻对武士身份的侮辱。”实际上，日本武士道的这种精神，不过是我们的春秋遗风罢了。伍子胥之所以要嘱托渔丈人，多少是对他有些不放心。而渔丈人觉察到了这微妙的怀疑，觉得不被信任真是一种巨大的侮辱。与这种侮辱相比，性命又值得什么呢？所以，渔丈人要自杀以明自己之高洁，亦以坚子胥之信任。这才是符合时代背景的历史真相。至于渔丈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正好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生死观。这也正是“心理吴越”全书所要重点铺叙分析的，在这里就不赘言了。
总之，上述文字可要之如下：1. 立足今天，回望历史，我们不能苛求历史是百分百真实的。2. 诠释历史，必须考虑到历史人物本身的成长演变过程。3. 诠释历史，必须考虑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社会的主流准则。
以上三点，和历史本身一样，其实也早已是众人耳熟能详的“老调”了。之所以我要在这里“重弹”一下，就是因为，尽管此乃“老调”，但后来的说史者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忘乎所以，连名家巨子也难以幸免（例子前已详述）。为了避免自己也重蹈覆辙，特在此一一列明，以作为我写作这套“心理吴越三部曲”（《鞭楚》、《辱越》、《吞吴》）时的警示。
后两点将作为全书正文的基本标尺。而第一点，在这里要再多啰唆几句。
既然是以心理学为工具来说史，大家的第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此前说过的历史是不是足够真实（因为确实是不可能百分百真实的）？
我所依据的主要蓝本是明冯梦龙编辑，余图、常功校点的《新列国志》（此书后由清乾隆年间南京文人蔡元放略加润色，订正某些错误，并添加大量评语后，易名《东周列国志》刊行于世）。《新列国志》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史。以这样的一个底本来进行心理说史，是否可靠？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冯梦龙的《新列国志》是在明余邵鱼《春秋列国志传》的基础上重订和改编的。余邵鱼原著在篇章架构、叙事详略先后、人名地名等方面颇多疏漏。而冯梦龙以《左传》、《国语》、《史记》为主，旁参《孔子家语》、《公羊传》、《谷梁传》、晋史《乘》、楚史《梼杌》、《管子》、《晏子》、《韩非子》、《孙武子》、《燕丹子》、《越绝书》、《吴越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刘向《说苑》等经、史、子、集著作（这其中很多部都是唯正史论者言必称的正史），对原书进行了重大修整，并对旧时地名、名物制度等，依《一统志》一一查明。可见冯梦龙的创作态度（或者说是治学态度）是严谨的，从而，《新列国志》是基本符合史实的，也是可以用作心理说史的基础蓝本的。当然，在以冯梦龙的作品为叙述脉络的同时，我也参考了他所参考过的主要书目，并佐以吕思勉的《中国通史》、《秦汉史》，钱穆的《国史大纲》、《秦汉史》以及柏杨的《中国历史年表》等著述，以力求准确。少数莫衷一是的地方，则依符合基本心理规律为标准予以取舍。
行文至此，应该告一段落了。但又想起另一个和历史似乎相关的话题，即《新列国志》和《三国演义》一样，是应该列入演义范畴的。这样的历史演义还有很多部。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出现如此之多以戏曲、评书、小说等面目出现的历史演义呢？
事实上，演义正是老百姓所写的史书。
因为，正史的话语权始终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民间的草根一族并不能在正史上参与自己的意见。但他们同样会将自己的道德偏好、价值判断投注于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上，这就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历史演义。而忠奸善恶、抑扬褒贬，正好反映了老百姓的心理认知与抉择。我们的这一部心理说史，以基本符合史实的演义为蓝本，正可以说是共百姓欢与悲，为百姓鼓与呼，又何必去苦苦追寻遥不可及的“百分百真实”呢？2012年7月
昭王失国
在颠沛流离的磨难中，楚昭王慢慢明白了，这些忠心耿耿的臣下，之所以愿意前仆后继，不惜一死也要维护他的存在，其实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国君，而是因为身为国君的他，肩负着为整个楚国担当的重任。就在流亡的这一段日子里，楚昭王完成了他这一生中最宝贵的转变。01 女人才是幕后主角
历史往往是由女人推动向前的。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女人绝大多数的时候都处于从属、附庸的地位，甚至经常是被蔑视、凌辱的对象。正如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女权作家波伏娃在她最负盛名的作品《第二性》中所说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除了天生的生理性别，女性的所有‘女性’特征都是社会造成的。”
说女性是社会造成的，倒不如说是千百年来一直主宰社会的男性造成的。主宰社会的男性，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男人主宰了历史的进程，而女人的作用，除了为男人生儿育女，供男人淫逸玩乐外，还可以替男人来承担历史罪责。但女人们却在不经意间甚至是在极为被动的状态下改变了历史。
即以中国的历史来说，我们早已认定，夏朝因妹喜而败，殷商因妲己而亡，而西周正是毁在了一笑倾城的褒姒身上。但事实上，当妹喜、妲己和褒姒这三个漂亮女子以及她们所代表的女性群体被冠以“祸水”恶名的同时，我们不正是承认她们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吗？若非她们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又怎能导致夏桀、商纣和周幽王这些一国雄主做出一系列祸及国祚的决策呢？
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确实是男人们在历史舞台抛头露面出风头，但幕后的真正主角却非女人莫属。
颇能支撑这一观点的经典案例非春秋中期的“夏姬之乱”莫属。
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容貌绝美，因嫁给陈国的夏御叔为妻，而被称为夏姬。夏御叔早死，留下夏姬与儿子夏征舒。夏征舒成人之后承袭父职，担任陈国的司马。夏姬年轻守寡，其绝代容貌倾倒众人，引得国君陈灵公，大夫孔宁、仪行父等人都不顾礼仪与她私通。夏征舒深以为耻，一怒射杀了陈灵公。孔宁等人逃奔楚国，请楚师讨伐夏征舒。
楚庄王派兵击败夏征舒，以“弑君”的罪名对他施以车裂之刑。楚庄王、楚国重臣公子婴齐倾慕夏姬的美色，均想据为己有，但却被大夫巫臣以“不祥”为由劝阻。夏姬随后被赏赐给连尹襄老为妻。巫臣不便再出言阻止，只好强自压抑对夏姬美色的向往。
襄老不久战死疆场，觊觎已久的巫臣终于等到了机会，借着出使齐国的机会，弃公务于不顾，与夏姬暗通款曲，私奔至晋国。
楚庄王大怒，灭了巫臣的全族。巫臣发誓报仇，派儿子巫狐庸去辅佐楚国的近邻吴国。吴国开化较晚，原本只知水战，不习陆战（车战），屡屡败于楚国之手，饱受欺凌。得了巫狐庸的帮助后，吴国的军事实力大增，成为楚国最难对付的敌人。巫狐庸也被任命为负责在晋吴之间联络往来的“行人”之职（意为“客卿”，后来吴王阖闾也沿用此例，任命伍子胥为“行人”，待之以客礼）。
吴楚之间多次交兵，楚国实力日衰，到最后终于演变至吴越两国的相继雄起。这一历史大格局的变化，归根到幕后，谁又能说夏姬不是冥冥中的推手呢？
到了春秋末期，楚吴越三国间的局势错综复杂，波诡云谲，而楚国的王太后孟嬴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幕后主角。
孟嬴的儿子楚昭王当政之时，楚国经历了一场国破人亡的空前大劫难。
给楚国带来这场空前大劫难的正是楚国的旧臣伍子胥。伍家累世为楚国重臣。伍氏先祖伍举，辅助楚庄王称霸诸侯。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也曾深得楚平王（楚昭王之父）信任，被委任为太子建的老师（太师），后来因受佞臣费无忌谗害，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杀害。太子建也因此被废，亡命天涯，最终惨死郑国。伍子胥历经千难万险，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闾的重臣。伍子胥以无比的坚忍和决心，在吴国熬过了长达16年的艰苦岁月，终于在公元前506年，率领吴军攻入楚国郢都，烧毁楚国宗庙，并掘开楚平王的陵墓，鞭尸三百，酣畅淋漓地报了父兄之仇。
深究起来，背后的推手正是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的孟嬴。
孟嬴是秦哀公长妹，本是楚平王为太子建所迎娶之妻。但孟嬴的绝世容貌却令楚平王见色起意。在佞臣费无忌的极具机心的谋划、撺弄下，楚平王不顾父子人伦之义，使诈将孟嬴据为己有。孟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楚平王的夫人，并为楚平王生下了儿子珍（即是后来继位的楚昭王）。后来，得知真相的孟嬴郁郁寡欢。楚平王为弥补内心歉意，终于废了太子建，改立珍为太子。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孟嬴没有远胜楚国后宫的绝代风华，楚平王还会不会对她动心呢？显然不会。如果孟嬴得知真相后，随遇而安，并无幽怨，楚平王还会不会为了讨她欢心而更立太子呢？可能也不会。
那么，太子建在迎娶了孟嬴后，就会如愿继位，而不是命丧异国；忠心辅佐太子建的伍奢也将得到重用而不是家破人亡；这世上也根本不会有楚昭王这号人物；伍子胥也根本用不着远走异国，也根本不可能有复仇之举……
所以说，尽管在楚国政坛的大变动中，不能否认小人费无忌在其中翻云覆雨起了很大作用，但如果孟嬴的美色不足以让楚平王强烈动心，并甘心为她背弃人伦道义，疏离亲生骨肉，残杀忠贞之臣，费无忌再上蹿下跳，恐怕也不能完全得遂所愿。
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孟嬴才是这一幕幕风云变幻背后的第一推力，尽管她并没有主动地参与其中。
梅加吉于1969年所做的一个心理实验，对女人之于历史进程的隐性支配力给出了有力的证明。
梅加吉设计的这个实验是用来检验支配性对领导能力的影响的。首先，他对许多可能成为潜在被试的男性和女性进行了“加利福尼亚心理调查表支配性分量表”的测量，然后选取了在支配性得分上非常高与非常低（处于两个极端）的男性和女性被试。随后，他将高支配性与低支配性的被试两两分组，一共产生了四种配对方式，即高支配性男性与低支配性男性；高支配性男性与低支配性女性；高支配性女性与低支配性男性；高支配性女性与低支配性女性。女性隐性领导方式 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倾向于采用隐藏在幕后的方式来实施操控。
梅加吉给上述每组被试一个大盒子，盒子里装着很多红、黄、绿色的螺母、螺栓和杠杆。他要求被试尽可能快地修复盒子，即拿掉某一特定颜色的螺母和螺栓，并用其他颜色取代它们。每组被试中要求必须有一个人作为领导者发出指令，而另一个人作为服从者来完成领导下达的任务。而谁是领导者，谁是服从者，则由这组被试自行决定。
结果发现，在同性配对的情况下，有75%的高支配性男性和70%的高支配性女性担当了领导者角色。而当高支配性男性与低支配性女性配对时，90%的男性成为领导者。这三组的实验结果颇为符合人们的惯常认知。
令人不可思议的情形出现在高支配性女性与低支配性男性配对时，竟然只有20%的高支配性女性担当了领导者角色。
难道女性真的是甘于服从男性的主宰与支配，即便是在高支配性女性面对低支配性男性的时候也是如此？
后来，梅加吉通过对小组谈话录音的深入研究，发现了背后惊人的秘密：正是高支配性女性任命了她们的低支配性伙伴作为领导者！事实上，高达91%的高支配女性做了关于角色分配的最终决定。
这个实验有力地告诉我们，女性更倾向于采用一种与男性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她们的支配性和领导力。也就是说，比起在台前抛头露面，女性更愿意在幕后规划、操控一切。
女性之所以倾向于采用这样的方式，当然也与传统社会的角色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男为尊，女为卑）对她们的约束有关。但其实，很多女性并没有简单屈从于男性的主宰，而是一直在用隐性的方式反抗，甚至是取代男性的控制。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该对“历史往往是由女人推动向前的”这一说法不再嗤之以鼻了。当然，我们也无须否认，女人往往是通过男人来推动历史向前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正是由无数男女，代代传承而塑造的。所谓历史，其实就是一切男女关系的总和。而男女关系归根结底只有两种：性和权力。
一般而言，男人在拥有了权力之后，往往会肆意放纵地索取更多的性。而女人则通过性，反过来拥有了控制男人的权力。
吴军攻克郢都，少不更事的楚昭王抛下了母后与妻子，仓皇出逃。吴王阖闾在满怀疯狂报复心理的伍子胥的导引下，将楚国后宫当成了自己尽情淫乐的场所。吴王阖闾睡遍了楚宫的众多美女，这其中也包括楚昭王的夫人。
楚夫人被动地卷入了这一场劫难中。当时，她似乎没有能力来维护自身的清白。但如果我们确实承认“历史往往是由女人推动向前”的话，就会知道，这个被肆意凌辱的女人，日后也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为这句话添上一个深刻的注脚。
人生得意须尽欢。吴王阖闾在玩遍了楚宫美女后，又将目光锁定在曾经导致风云色变的孟嬴身上。但是，孟嬴拼将一死，以大义相责，竟然让手上积有累累鲜血的一代奸雄阖闾羞惭而退。这也说明，女性若是强硬起来，即便是最为强横的男性也不得不望而却步！如果所有的女性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她们之于历史的推动力还将更为巨大。
尽管孟嬴以不屈保全了自己的清白，但却没有人能够保全整个楚国的清白。苍天从不管人间冷暖，听任弱肉强食，悲惨的一幕幕不断上演。楚昭王带着一群大夫仓皇逃窜，吴国君臣上下在郢都烧杀抢掠，肆意淫乐。而复仇之神伍子胥在鞭尸之后，仍然不肯罢手，非要对楚昭王赶尽杀绝。
这一刻，谁也没法预知，春秋末期的这一段历史到底会走向何方……
心理感悟：女人的被动也许正是其力量所在。
02 落毛凤凰无人识
楚昭王一行数人，惶惶如丧家之犬，一路乘舟逃至云中（亦称云梦泽）。
楚昭王的遭遇就像是从云端跌落。刚刚还是高高在上的大国至尊，转眼间却成了仓皇逃窜的亡国之君。但令人颇感奇怪的是，遭受如此惨痛巨变的楚昭王，竟然没有表现出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心情极度沮丧、懊恼，甚至患得患失、痛不欲生。
这看似反常的表现，其实正反映了楚昭王内心深处的泛化预期。泛化预期 就是指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中都会有强化的预期。而强化的预期就是可能收获更多、更好的物质性或精神性收益。当遇到新环境时，个体会以泛化预期为基础来确定将会发生什么，自己是否能够应对。
楚昭王这一年刚刚十八岁。此前，他的世界尽是玫瑰色的。他子以母贵，深得父亲楚平王的宠爱，轻轻松松获得了太子之位，并在八岁那年就登上了楚国的第一宝座。继位后，楚昭王几乎不用操心朝政（实际上都被囊瓦掌控在手里），每日不过是纵情玩乐。后来象征着国祚绵远的湛庐宝剑“从天而降”，更是让楚昭王喜不自胜，也更加强化了他自认为是天之骄子的幸运感。
这一系列的经历，使得楚昭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泛化预期。
所谓泛化预期，就是指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中都会产生强化的预期。而强化的预期就是可能收获更多、更好的物质性或精神性收益。当遭遇陌生情境时，个体往往会以泛化预期为基础来确定将会发生什么，自己是否能够应对。
楚昭王早已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是命运的宠儿，哪怕遇到再大的困境，老天爷也一定会把自己的一切事情都搞定。正是在这样的泛化预期下，楚昭王在陷入了逃亡这一完全陌生的情境时，才没有表现出过多的负面情绪。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楚昭王这样的想法实在过于天真了。不过，要让一个少不更事、未经磨炼的年轻人认识到生活的道路绝不会一路平坦，确实需要时间。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楚昭王仓皇出逃，也给其他人创造了一种新的陌生情境。首先遭遇到这一陌生情境的是一伙盗贼！
这一伙盗贼有数百人之多，聚集在云中这一带水域中，以抢掠过往商贾富户为生。楚昭王虽然是匆匆忙忙逃出郢都的，但一国之君的逃亡，多少还是会带着一些金银财帛的。箴尹固为国君办事，当然也是尽心尽力的，他所准备的这一艘逃亡之船，其外形装饰多少表明了乘船者身份的高贵程度。这艘船一进入盗贼的视野，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乘着天黑，盗贼们袭击了楚昭王的坐船。一个盗贼，手持长戈，直接就对着楚昭王击去。大夫王孙繇于正站在楚昭王身旁，见盗贼竟敢如此无礼，大喝一声：“楚王在此，你想干什么？！”同时侧转自己的身体，为楚昭王挡住了来袭之戈。
王孙繇于话音未落，长戈已经刺中了他的后背，顿时鲜血奔流。王孙繇于应声倒地，昏迷不醒。
云中正是楚国的国土，这伙盗贼当然也是楚人。在楚国的土地上，任何袭击楚王的人都是无可赦免的死罪。所以，王孙繇于才会在临危之际，大声喝出楚王的身份，希望以此来阻止盗贼的攻击。但显然，盗贼并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
这个盗贼在击中了王孙繇于后，大声回应道：“我们只认金帛宝货，不知道什么王不王的？令尹大臣们都只知道贪污受贿，何况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听起来，这个盗贼丝毫没有将一国之主放在眼里。但实际上，这并不能说明他对楚王毫无敬畏之心。这些盗贼，原本也是楚国的本分良民，只因官吏贪腐，民不聊生，不得已才沦为匪盗，靠抢掠为生。
盗贼对楚王的无视，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眼前这个神色慌张的年轻人真的就是他们的国君——楚昭王。当时的讯息传递远没有现在快捷，楚昭王逃离郢都的消息，此刻还没有多少楚国人知晓。在盗贼们的泛化预期中，楚王要是出行，绝不会如此仓皇低调，必然是兴师动众，护卫森严。如果知道这确实是楚王驾临，这帮盗贼恐怕绝不敢打国君的主意。毕竟，一旦得罪楚王，等待他们的必然是灭顶之灾。
而这个盗贼所说的后半句话，实际上正揭示了楚国当下为什么陷入如此困局的真实原因。楚昭王在位十年，囊瓦也就执政了十年。囊瓦的贪贿恶名早已远播楚国的各个属国，在国内当然更是臭名远扬。囊瓦这个小人，对于楚国国政外交的破坏力是极其巨大的。在他的恶例示范下，上行下效，整个楚国的官吏阶层几乎都变得贪婪丑恶，对老百姓极尽盘剥欺压之能事。若非如此，楚国境内也不会盗贼丛生，甚至都抢到了楚昭王的头上。
但这一刻，楚昭王虽然将这些话听在耳中，却还来不及好好体味。他的当务之急是赶快从险境中逃脱。
箴尹固反应极快，立即护着楚昭王登岸避贼。危难之际，手足情深，楚昭王一边逃窜，一边大喊：“谁为我护持爱妹，勿令有伤！”
下大夫钟建闻言，立即背起季芈，弃舟而逃。他的这个举动，原本不过是遵从主上之命的本能反应。但他不知道，这一举动会引发一条神秘的心理学规律发挥作用，并最终改变了他此后整个人生走向。
盗贼的本意就是为了钱财，而非杀人。所以，当盗贼看到这一群衣着华贵的人没有丝毫抵抗，弃舟而逃时，就放过了他们，只顾搜寻船中的金帛宝货。
楚昭王一干人众，匆匆逃离数里，回望盗贼劫掠之处，只见浓烟翻滚，直冲天际，料必是盗贼将财物抢掠一空后，放火焚舟。楚昭王等人不由都为王孙繇于流下了泪水。这个舍身护主的忠臣，肯定是无可幸免地葬身火海了。
但这一干逃亡之人，此刻还没有太多的时间可用于忧伤悲思。他们再次匆匆上路，在幽暗的夜里，毫无方向地向前而进。
这一段盲目而茫然的旅程，对于楚昭王来说，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人生历练。
我们往往希望自己一生顺遂，但其实，真正能够成就一个人的，绝不是一马平川的顺境。当一个人处在顺境时，是不可能回头检视过往得失的。在一连串的顺境中，人往往会更加以自我为中心，高估自己的能力与形象。但这样的后果是，人会变得越来越不能认清自己。相反，只有逆境，才会以一种强悍的力量，宣告你过往的错误，撕开你心灵的伪装，让你看到自己的真实面目。正是这些错误，才导致你今天深陷困境。人，作为一种善于思考的动物，也才会变得清醒，并在逆境中开始反思。
就在这沉沉黑夜里，四顾茫然的楚昭王开始体味起盗贼说的那两句话。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当自己楚国之王的身份被王孙繇于公之于众后，那些盗贼竟然会如此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楚昭王当然不会想到，这是因为盗贼并不相信的缘故。在楚昭王看来，自己就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了。这对他一贯“天之骄子”的自我认知是一个极大的颠覆，也让他对上天的眷顾产生了一丝怀疑。
而盗贼后面所说的那句话，又激发了他内心对囊瓦的愤恨。这个可恨的贼子，不但将朝政弄得一塌糊涂，还临阵脱逃，直接导致吴兵攻入郢都。但是，在愤恨囊瓦的同时，楚昭王也隐隐觉得自己其实也难辞其咎。尽管在兵败讯息刚刚传来时，楚昭王曾经当着众臣的面，将责任归结于自己失察、任用奸佞所致，但毕竟囊瓦是他的父亲楚平王任命的，而为自己开脱几乎是每个人的本能。如果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楚昭王也不会深深地责怪自己。但是现在，当楚昭王陷入了逃亡，而这逃亡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之际，自责才无可避免地从他内心深处生发出来。
一个没有学会自责的人，永远也无法发现生活的真相，永远也无法体会生命的真谛。也许，最终楚昭王会认识到，上天对他最好的眷顾，并不是什么天降祥瑞，而是让他在年轻的时候经受磨难。
只有年轻，才拥有不断犯错的资本。唯有年轻，才有可能在认清自我后重新开始。对于楚昭王这个年轻人来说，生活其实从这一刻才刚刚开始……
心理感悟：痛苦其实是生命所能给出的最佳奖赏。
03 那一刻你遇见了谁
楚昭王一众在野地里彷徨一夜。在这个完全属于他的国度里，楚昭王竟然无处可去，无地落足。
到了天明，子期带着宋木、斗辛、斗巢等人赶来会合。众人一番计议，斗辛说：“大王，我的封地郧地就在附近，请大王先到郧地暂住，再做计议。”
斗辛和斗巢都是斗成然的儿子。斗成然曾经担任楚国令尹，后来因不为楚平王所喜而被杀。楚昭王一时也想不出其他主意，只好按斗辛所说行事。
正待起身，忽见王孙繇于匆匆赶来。众人均大惊，楚昭王冲口而出：“你身负重伤，怎么能幸免于难？”
这楚昭王真是不会说话，他这句话等于是说：“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还能赶将过来？”换做一个脆弱而敏感的人，不死在盗贼的戈下，也会被他这句话气个半死。好在王孙繇于忠心事主，丝毫不以为忤。
幸好此时天色已经大亮，如果王孙繇于是在昨晚的沉沉黑夜中乍然出现，楚昭王众人都会将王孙繇于视为鬼魂显灵而吓得魂不附体。
那么王孙繇于到底是怎么逃脱大难的呢？
在王孙繇于看来，拯救了自己一条小命的正是鬼神之力！
王孙繇于紧接着说出了一个传奇般的故事：“我中戈后，痛得昏迷过去，后来盗贼放火烧船时，我苏醒过来，但却痛得无法起身。就在这个时候，我感觉有人把我推上了岸，迷迷糊糊中，听到这个人对我说：‘我是楚国以前的令尹孙叔敖。你替我对楚王说，吴兵不久将退，楚国社稷绵远。’然后为我在肩上敷药。等我清醒过来，血止痛定。我就立即赶来和大王会合了。”
在当今时代的我们看来，王孙繇于的这个故事听起来十分不可思议。但对于当时在场的深信鬼神的楚国人来说，王孙繇于的话再合情合理不过了。
楚人对鬼神的信仰与崇拜早已蔚然成风。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的绝唱篇章《九歌》等，也生动地记述了鬼神巫舞的种种情形。
在楚国人的潜意识中，鬼神占据了最高等级的权威地位。而王孙繇于所提及的孙叔敖在多年前就已经成为了楚国人心目中的神。
孙叔敖是楚国历史上第一君主楚庄王的令尹。孙叔敖出身微贱，却品德高尚，才能出众，他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与军事，成果斐然。楚庄王十六年（公元前598年），他帮助楚庄王击败了强大的晋国，使得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尽管孙叔敖身居高位，但为官十分清廉，他去世的时候，家贫如洗，连安葬用的棺椁也没有。后来，他的儿子只能靠打柴度日。
聪明正直，死而为神。孙叔敖作为春秋时期（从我们此刻看来，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名相、贤相，去世后很快就被楚国人奉为神灵，祭祀不断。此前十余年，楚国的贤臣伯郤宛被费无忌害死后不久，就被楚人立了神庙，供奉祭拜。而孙叔敖去世已经近一百年了，其作为神灵的权威度经过百余年的积淀传播，影响力当然也已无与伦比。他所说的话，虽然是经由王孙繇于间接宣示的，但依然具有不容置疑的威力。
而根据第二预期定律，人们倾向于将一些模棱两可的事件或行为以一种符合自己期望的方式进行解释。第二预期定律 人们倾向于将一些模棱两可的事件或行为以一种符合我们期望的方式进行解释。
楚昭王和众大夫作为掌控楚国命运的最高领导层，内心当然是希望楚国国运绵长，自己可以永享富贵的。所以，他们也倾向于采信王孙繇于所言。
综合这两点，楚昭王一众对于孙叔敖所言的“吴兵不久将退，楚国社稷绵远”当然是甘之如饴，深信不疑了。而王孙繇于代为传达的这一句话，事实上也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整个楚国的国运。
楚昭王少年得位，一贯顺风顺水，后来又得天降祥瑞，昭示国祚绵长的湛卢宝剑自动来投。凡此种种，都强化了楚昭王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的幸运感与优越感。这也为他克服吴国精锐攻破郢都造成的内心认知不协调提供了充足的心理能量，使得这个其实还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能够勉强抵御住这巨大的打击。但在逃亡途中，被本国的贼寇所袭，且被他们嗤之以鼻，又给了楚昭王沉重的一击。如果没有这及时出现的“孙叔敖预言”来为楚昭王的心灵之炉添上一把旺火，恐怕楚昭王的乐观自信很快就会消耗殆尽，再也没有心理能量来直面这眼前的残酷绝境了。
楚昭王一众逃至的云中，正是孙叔敖故地。孙叔敖之神在此显灵，正是最合情理的。所以，楚昭王感慨地说了一句：“孙叔产于云中，其灵不泯。”众人也均嗟叹不已。
经此一事，楚昭王的心灵油箱再度加满了自信之油，虽然前景还是一片遥不可知的黑暗，但他又有了足够的勇气在这逃亡之路上坚持下去了。
那么，王孙繇于所说的一切真的是事实吗？
其实，这不过是王孙繇于在濒死之际所体验的一种幻觉罢了。
所谓濒死体验，是指由某些遭受严重创伤或疾病但意外地恢复的人，以及处于潜在毁灭性境遇中预感即将死亡而又侥幸脱险的人，所叙述的死亡威胁时刻的主观体验。濒死体验 是指由某些遭受严重创伤或疾病但意外恢复的人，以及处于潜在毁灭性境遇中预感即将死亡而又侥幸脱险的人所叙述的死亡威胁时刻的主观体验。
濒死体验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比如，1987年，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一个名叫查维·亚艾那的24岁青年工人，不幸被一只装有机器的大箱子压伤，成了昏迷不醒的“植物人”。1990年3月的一天，亚艾那突然清醒过来，虽然只有短短的10多分钟，却向人们叙述了他长眠不醒时的奇遇：“我变回一个孩子，由我已去世的玛丽亚姨妈领着。她带着我，走进一条发光的隧道，它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她对我说：‘你要我找的永恒的平静，在另一个世界你可以得到。’我用手掩住双眼，但姨妈轻轻地把我的手拉了回来。”10多分钟过后，亚艾那又长睡不醒。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19岁那年就曾经历过一次“灵魂离体”的体验，当时他在意大利前线的救护车队服役。1918年7月8日的午夜时分，一枚弹片击中了海明威的腿部，使他身受重伤。事后他告诉他的朋友盖伊·希科说：“我觉得自己的灵魂从躯体内走了出来，就像拿着丝手帕的一角把它从口袋拉出来一样。丝手帕四处飘荡，最后终于回到老地方，进了口袋。”除海明威外，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法国最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俄国19世纪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爱伦·坡、英国著名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等，也都有过类似的体验。
最近的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子则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的遭遇。2012年10月23日的美国《新闻周刊》杂志详细报道了亚历山大博士的经历。
埃本·亚历山大以前并不相信濒死体验。2008年秋天，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细菌性脑膜炎，细菌侵蚀了他的脑脊髓液，使得大脑皮质神经元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令他昏迷了7天。在这7天中，亚历山大的身体毫无知觉，大脑的高级功能完全停止了运作。然而令他惊诧不已的是，这7天里虽然他的身体处于昏迷中，但他的思维和自我意识仍是活跃的。根据他的描述，他的自我意识前往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全新的世界中，人脱离了大脑和身体的限制，死亡并非终点，而是一次长期、积极的旅行中的一个篇章。
据亚历山大描述，他的“天堂之旅”从一个充满了云朵的地方开始，他看到深蓝色的天空飘浮着大朵蓬松的白色和粉色云彩。在云朵之上，透明、发光生物成群结队地飞过天空，像飞机一样留下长长的飘带一般的痕迹。亚历山大说不清这些生物到底是鸟儿还是天使，但他认为用语言完全无法描述，它们不同于地球上的任何生物，它们是更高级的生命形式。
后来，亚历山大听到了从天上传来的巨大声响，好似一曲圣歌，他从中体会到了一种欢乐的情绪。在他的游历中，亚历山大并非独自一人，有一名女子一直陪伴着他。这名女子很年轻，亚历山大还能清楚地记得她的样子。她有着高颧骨和深蓝色眼睛，一头金棕色的头发衬托着她美丽的脸庞。这名女子注视着亚历山大，她的表情让人感觉能够点亮人生，不管此前你觉得遇到了多少艰难险阻。这表情里没有爱慕，也不是友谊，这是超越地球上所有情感的一种表情，让人感觉其中承载着所有类型的爱，却又超越所有类型的爱。
无须使用任何语言，这名美丽女子就能向亚历山大传递讯息，这些讯息就像风一样穿透亚历山大的身体，他立刻就能知道她想表达什么。亚历山大回忆说，女子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他传递了3句话：“亲爱的，你将永远被珍爱。”“你不必有任何恐惧。”“你不会做错任何事。”
当亚历山大在心中提问“这是什么地方？我是谁？为什么我在这儿？”时，立即能得到答案。答案就像一个由光线、色彩、爱和美组成的冲击波，贯穿了亚历山大的身体。更重要的是，这种冲击波并不是在简单地淹没亚历山大的提问，而是通过一种超越语言的方式回答了疑问。思维直接进入了亚历山大的大脑，但这些思维跟地球上的不一样，它们是具体而非抽象的，而且在它们进入大脑之时，亚历山大就如醍醐灌顶般理解了这个全新世界中的一些概念。
曾经笃信科学的亚历山大，毫不犹豫地将这个地方认定为天堂，上帝居住的地方。
显然，王孙繇于和亚历山大经历的是同一类主观体验。那么，为什么亚历山大会在自己的濒死体验中身临天堂，遇到上帝身边之人，而王孙繇于遇到的却是孙叔敖呢？
世界各地的心理学家们对濒死体验的案例进行搜集和研究，他们发现，大多数的濒死体验都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但并非所有濒死体验都具有每一项特征，某些濒死体验甚至不遵循任何模式。而“典型”的濒死体验大体可能具有以下一些共有特征：1. 安详的感觉，包括平静、悦纳死亡、情绪及身体的舒适。2. 灵魂出窍的体验，感到自己从身体抽离出来，能够俯瞰自己的身体。3. 进入另一个空间或维度。有的人感到这个空间像天堂，在极个别的案例中，也有人说像是地狱，这取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体验的特性。4. 遭遇神灵，并与神灵交流。遇到的神灵也许是已故的亲人、天使、圣人或上帝。5. 穿越隧道。许多人感觉到自己穿越过一个尽头泛着白光的隧道。6. 快速回顾一生。整个人生像放电影一样快速出现，这部分可能非常具体，也可能极为简短。
事实上，一个人在濒死体验中会遭遇什么样的神灵，就像正常的感知或记忆一样，与他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过往经历密切相关。亚历山大是在信奉上帝的基督教氛围中成长的，所以他会以为自己到了天堂。如果他信奉佛教，也许他就会遇到一位菩萨将他引导进入极乐世界。
而在王孙繇于所处的年代，基督教远未出现，佛教虽已在印度出现，但远未传播到中国。所以，在他的濒死体验中，只能遇见被所有楚国人奉为神灵的孙叔敖。
然而，还是有一个问题，即便王孙繇于在濒死体验中遇到了孙叔敖，得到了他的谕示，可那也只是一种主观体验。但孙叔敖真的能在他的精神体验中推他上岸，为他敷药疗伤吗？
心理感悟：神的存在与否取决你内心深处的认知积淀。
04 离了庙就不再是菩萨
实际上，真正拯救了王孙繇于的肉体的还是那伙盗贼。
在楚昭王一众弃舟而逃后，这伙盗贼将整艘船洗劫一空。先前，他们以为这艘船的主人不过是巨商大贾，而根本不相信他们洗劫的竟然真的是如王孙繇于所言的楚国之王。但抢劫目标一经完成，他们的神经也就放松了下来。再一细看昏迷在船舱中的王孙繇于，盗贼们这才知道大事不妙。
当时的服饰穿着有严格的等级之分。在社会交往中，以衣取人正是一条百试不爽的法则。抢掠之际，盗贼们的注意力因为选择性知觉都放在了财物之上，而没有细辨服饰。此刻盗贼一看王孙繇于的服装，立即知道了他的贵族大夫身份。那么，他此前所言的楚王，也应该所言不虚。
尽管盗贼们此前狂言“吾辈但知有财帛，不知有王”，但当他们知道自己真的冒犯了楚国之王时，内心还是十分害怕的。而且，楚王一众已经脱身远走，事后必会严加追究，以举国之力来剿灭自己（他们此刻还不知国都已经沦陷，楚王已是自身难保的逃亡之君）。
按照惯例，洗劫之后必要焚船灭迹，而此刻则更有此必要。这伙盗贼见王孙繇于虽昏迷不醒，却未完全气绝，当下不敢将其一并焚烧（已经没有灭口的可能），于是将他拖上岸，草草包扎，这才将船付之一炬。如果这伙盗贼不是因为发现了真相而心生恐惧，王孙繇于只能葬身火海了。而他能够从濒死体验中复苏，也是因为伤口被包扎后，血流止住。否则，他还是要流血而死。
王孙繇于在万幸中捡了一条命，而他的奇特经历也给了他无比的信心与勇气，让他得以在重伤之后，以精神意志上的勃勃活力，克服了肉体上的剧烈疼痛，赶去与楚昭王会合，并带给了楚昭王一种坚定的信念。
天色既明，众大夫也已经商定了去处，但还是要先解决吃饭问题。斗巢取出干粮，箴尹固拿出匏瓢取水。这荒野之中的就餐，当然和王宫中的山珍海味没法比，但因为“孙叔敖预言”带来的美好预期，楚昭王等人还是吃得津津有味。不过，他们还不知道，一个新的打击即将出现。
吃完干粮，楚昭王命斗辛前去寻找渡船。此处水路纵横，距离成臼的渡口很近。斗辛找了一会儿，远远看见一艘小船，由东边驶来。
斗辛大喜，立即高呼船家靠近。待得小船驶近，却见船上之人正是楚国大夫蓝尹斖与其妻儿老小。斗辛喜出望外，当即大声疾呼：“大王在此，速来载之！”
吴军克郢之后，楚昭王仓皇出逃，楚国诸大夫在楚昭王庶兄子期的带领下，立即前去护驾，慌忙中均未虑及家小的安全。而这个蓝尹斖竟然能够带着全家老小安然撤离，可见此人确属另类。不过，他并不是楚国大夫中唯一一个置忠君爱国于不顾，只管自家安危的人。还有一位楚国大夫，在国家危难之际，因为另一种心理机制的驱动，也选择了独善其身、独善其家。这个人就是伍子胥先前的结义兄弟申包胥，在随后的章节中，他将浓墨重彩地登场亮相，在此，我们暂且不提。
蓝尹斖的做法实际上是和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以子期为首的诸大夫的做法才是标准的选择。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规范（一种无形的权威）的约束，这些大夫并不是不关爱自己的家人，而是在危急之际，必须以国家、国君为重，否则就会招致社会舆论的恶评而无立足之地。蓝尹斖的选择则说明他是一个比较容易摆脱权威约束，也不太顾忌社会评价的人。或者更直接地说，他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
此外，蓝尹斖能够在危急之际携家带口轻松逃离，也说明此人早已未雨绸缪，备好了逃难之舟。而要做到这一点，缺乏准确判断形势的智慧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蓝尹斖还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
那么，这个聪明的自私者在面对斗辛的大声疾呼时会何去何从呢？
他的回答是冷冷的八个字：“亡国之君，吾何载焉！”随即命令船夫转向而去，再不回顾。
斗辛直看得目瞪口呆，而就在近旁的楚昭王也是听得清清楚楚。蓝尹斖说出这八个字的时候，声音也并不怎么洪亮，但对楚昭王来说，却不亚于五雷轰顶！
这是他第一次被人冠以“亡国之君”的名号。他再少不更事，也知道这顶臭名昭著的大帽子的分量。此刻，虽然郢都失守，但严格说来，楚国并未灭亡，楚昭王还不能被称为“亡国之君”。所以，某种程度上，蓝尹斖所言实际上是“蓝尹斖预言”。楚昭王刚刚还沉浸在“孙叔敖预言”的美妙感觉中，“蓝尹斖预言”却以冷酷而生硬的方式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如果说这句话的是一个不相干的旁人，或许对楚昭王的打击还不会太大。而这个蓝尹斖明明昨天还在自己膝下俯首称臣，今天却胆敢直斥己非。更令人心寒的是，蓝尹斖竟然在说了这句话后，扬长而去，仿佛他和楚昭王再没有半点干系。显而易见，楚昭王作为楚国权力架构中的至尊权威，在他眼中已经不值一文了。
楚昭王内心羞愤交迸，咬牙切齿，在心中暗暗发誓：“有朝一日，待寡人重整旗鼓，必要将这厮碎尸万段，方泄心头之恨！”
那么，蓝尹斖为什么会如此作为，又为什么敢于如此作为呢？
首先这和权威的场所性有关。任何一种权威的效度都与其所在的环境密切相关，因为环境本身就是情境的重要构成因素。比如，在寺庙里，佛教徒会表现得对菩萨更加虔诚。同样，在教堂里，基督徒对于上帝的崇拜也会更加强烈。而作为世俗权威的一国君王，其权威效力最大的场所当然是在国都的王宫之中。当楚昭王被迫逃离郢都王宫，他就失去了权威所赖以生发效力的最佳环境，其作为君王的威严自然也就消融大半了。所谓“虎落平阳被犬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权威的场所性 是指任何一种权威的效度都与其所在的环境密切相关，离开了最匹配的环境，权威的效度会大大下降。
其次，是释放效应发挥了作用。释放效应 是指当群体中存在着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时，个体往往会选择沉默以对。而一旦有其他个体率先打破沉默，起而抗议反击时，先前保持沉默的个体也会随之爆发，将积累的负面情绪、负面评价释放出来。这种释放，也是一种从众行为，所以也称为“从众的释放效应”。
所谓释放效应，是指当群体中存在着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时，绝大多数个体往往会选择沉默以对。而一旦有其他个体率先打破沉默，起而抗议反击时，先前保持沉默的个体也会随之爆发，将积累的负面情绪、负面评价释放出来。这种释放，也是一种从众行为，所以也称为“从众的释放效应”。
米尔格拉姆最负盛名的“电击实验”揭开了权威导致服从的心理奥秘。他的实验以“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为名，招募社会人士来担当“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学生参与者”。这些“学生参与者”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扮演的，并故意表现出低劣的学习能力，以引发“老师”的惩罚。惩罚的措施是对学生实施不同电压（最高为450伏，会危及生命）的电击（这一电击事实上并未发生，“学生”表现出的种种悲惨状况是通过事先的录音播放出来，传达给施加惩罚的“老师”，使其误以为惩罚确实已经执行了）。在“老师”的身边，研究者以权威专家的身份出现，要求“老师”必须毫不留情，不顾学生的身体状况不佳、苦苦求情等因素，逐渐将电击惩罚施加到最高限度。
这项实验的惊人结果就是，在权威的强悍作用下，65%的“老师”都达到了最高的450伏，尽管他们都表现出某种内心的不安，尽管每个人都在电压达到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但没有任何参与者在达到300伏之前坚持停止。
为了比照，米尔格拉姆特意增加两名同谋者与“老师”一起完成实验，然后让这两名同谋者故意公开反抗研究者（在当时情境中的最高权威）。当研究者命令“老师”继续执行施以更高电压的惩罚时，那个真正的参与者也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态度释放了出来，和同谋者一样，反抗了研究者的指令。总体而言，90%的参与者都发生了释放效应，也就是说，一贯高高在上的权威遭到了他们的无视与抵制。
一般而言，作为国君属下的大夫群体，尽管国君言行出格，甚至倒行逆施，但大夫们往往缺乏直指其非的勇气。蓝尹斖也是如此，他早就对楚平王的昏庸不满，也对楚昭王的无能不满，但他还是隐忍不发。当曾经的楚国人伍子胥（尽管伍子胥早就将自己自外于楚国人的行列，但除他之外的所有人，几乎都在第一感觉中将他视为楚国人）反戈一击，用最激烈的方式来表达对楚国君王的不满后，释放效应自然就在蓝尹斖身上产生效用了。
所以，这两个外部因素与蓝尹斖本人聪明而自私的人格特性（内部因素）相结合，最终导致了这一起“弃君不顾，独善其家”的恶性事件。
既然释放效应如此有效，那么，蓝尹斖的恶劣示范是不是也会对以子期为首的众大夫造成影响呢？他们会不会也以蓝尹斖为榜样，群起效仿，扔下丢魂丧魄、权威尽失的楚昭王呢？
心理感悟：墙必自倾而后众人推之。
05 忽闻夜半磨刀声
蓝尹斖当然会对斗辛等人造成影响。但对楚昭王来说，幸运的是，释放效应并没有大规模蔓延。相反，蓝尹斖的恶言劣行不但没有令斗辛等群起效仿，反而激发了另一种心理机制。在这一心理机制的作用下，斗辛等人更加坚定了舍己为国、忠君护主的拳拳之心。
发挥作用的正是优越隔离效应。优越隔离 在大多数的情境下，人们会刻意避免与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或者受别人嘲笑的人意见一致。也就是说，在地位或形象上拥有优越感的人们，会想方设法设立某种意识上的边界，来与外部建立区隔，以更好地保持自己的优越感。
在大多数的情境下，人们会刻意避免与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或者受别人嘲笑的人意见一致。也就是说，在地位或形象上拥有优越感的人们，会想方设法设立某种意识上的边界，来与外部建立区隔，以更好地保持自己的优越感。这就是优越隔离。
蓝尹斖的行为已经击穿了君臣伦理底线，虽然比伍子胥的惊世骇俗程度要小得多，但在当时的世代，也算是无耻之举了。斗辛等人为了护主，已经抛弃了一切，从而也建立了崇高的道德感。为了维护这种道德感和此前行为的一致性，他们必须在内心和蓝尹斖划清界限，将其隔离在外。所以，他们非但没有被释放效应击中，反而在内心涌起了加倍的忠贞不贰。
这倒是楚昭王始料不及的。不过他还是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新的打击还将接踵而至。
斗辛在渡口等候良久，才等来一艘渔船。但他们的财物都已被洗劫一空，斗辛只好脱下身上多少还值点钱的衣服，作为报酬，才与渔夫达成协议。
渔船靠岸，楚昭王和季芈等一起上船，来至斗辛的封地郧邑。此前，为应对吴国之敌，斗辛和三弟斗巢都赶往郢都效力，郧邑则交给二弟斗怀镇守。
斗怀听说楚王驾临，马上出迎。斗辛吩咐他立即给楚昭王准备一顿丰盛的膳食，聊作补偿。
斗怀备好膳食，亲自为楚昭王送上。斗辛侍立一旁，只见斗怀不断地直视楚昭王，上下打量。这个行为很反常，斗辛顿时心中起疑。
虽然当时已经是春秋末期，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在年月变迁后已经日渐涣散。但作为臣下，这样毫不掩饰地盯着君上，仍然是极不礼貌的行为。《论语》中记载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正是推崇周公原意而提出的要求。而此刻斗怀的行为显然属于“非礼”之列。
外在的不礼貌源自内在的不尊重。斗辛知道这个兄弟素来行事冲动，担心他可能图谋不轨。当晚，他亲自和三弟斗巢一起侍奉楚昭王就寝，寸步不离。
待到夜半时分，斗辛突然听到了磨刀霍霍的声音，在静寂的夜里，分外刺耳。斗辛大惊，急忙开门前去查看。只见夜半磨刀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弟斗怀。
斗辛见斗怀手执利刃，满脸怒气，忙低声喝问道：“兄弟，你半夜磨刀，到底想干什么？”
斗怀毫不掩饰地说：“我要杀了楚王！”
斗辛又惊又怒，道：“你怎么会起这等忤逆之心？”
斗怀冷冷地回答道：“当年父亲（斗成然）忠心为国，但楚平王听信费无忌的谗言而将父亲诛杀。楚平王杀了我的父亲，我今天就杀了他的儿子，为父亲报仇，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楚昭王的命运好不悲惨！正可谓一个蓝尹斖驾船离去了，又一个蓝尹斖冒出来了。而这个人比蓝尹斖更可怕，简直就是一个翻版的伍子胥。
也就是说，由伍子胥引发的释放效应又多了一名追随者！那么，为什么斗怀会和蓝尹斖一样，不再承认楚昭王的权威，甚至要杀之而后快呢？
首先当然是出于伍子胥的示范作用。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地位高的人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地位的影响力 地位与影响力成正相关关系，地位高的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穆伦等人曾经观察过24000名行人如何通过路口。他们发现，在无干预的情况下，乱穿马路的基本比率为25%。如果实验者派出的同谋者以遵守交通规则的形象出现时，行人乱穿马路的比率下降到了17%。而当另一个故意乱穿马路的同谋者在场时，这个比率就遽然上升到了44%。同时，他们还观察到，如果不乱穿马路的人衣着整齐高雅，对于其他人的示范作用就更大。这是因为，在大众的刻板印象中，一个人的衣着代表了他的社会地位。
伍子胥目前在吴国的地位至高无上，显然是一个勿庸置疑的权威人物。他的作为，对于蓝尹斖和斗怀当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其次，蓝尹斖和斗怀在受到伍子胥的示范影响时，都是处于个体的状态。而斗辛、斗巢、子期、王孙繇于、钟建等人则组成了一个群体。这个已经选择了忠君爱国的群体，在群体极化的作用下，更倾向于固守先前的抉择。群体的抵抗力量比个体更强，由此，他们也更不容易模仿伍子胥的行为。
斗辛一听到斗怀的回答，当即怒喝道：“国君就像天一样，上天要降祸于人，人难道还敢向上天寻仇？！”（“君犹天也，天降祸于人，人敢仇乎？”）
这句话鲜明地揭示了斗辛对于君王权威性的认知（将其等同于上天），但斗怀并不买账，说：“王在国则为君，今失国则为仇也！”
权威的场所性在斗怀的认知中再一次出现。离开了庙，就不再是菩萨。斗怀先用这一层意思来反驳兄长“君犹天也”的论调。随后，他又用另一条普遍的社会准则——互惠原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提出“见仇不杀，非人也”的强烈诉求，倒也不是毫无道理。
那么，这一场“天人大战”，到底谁能说服谁呢？
斗辛闻言大怒，指着斗怀暴喝道：“如果你今天胆敢有弑君之意，我先杀了你！”
在面对面的说服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言辞本身的凌厉程度，附加于其上的表情、语气、手势等肢体语言往往更能一锤定音。换言之，自信的表达方式是达致说服的有效因素。而强悍的表达是自信的表达的最高等级形式，也是最具效力的形式。
所谓强悍的表达方式，是指在说服时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姿态，营造出一种压迫感极强的情境，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强悍的表达方式往往伴随着盛气凌人的肢体语言。强悍的表达方式 是指在说服时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姿态，营造出一种压迫感极强的情境，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强悍的表达方式往往伴随着盛气凌人的肢体语。
父亲早已过世，斗辛身为长兄，自然具有家庭中的权威。他又是郧邑的真正主人，这里正是发挥权威的最佳场所，再加上他不容置疑的强悍表达，顿时震住了斗怀。
斗怀悻悻然收起利刃，恨恨而去。显然，斗辛并没有真正说服他。但如果刚才斗辛稍有迟疑，恐怕连这个说服效果也达不到。
室内的楚昭王身处异地，本来就没能酣然入睡，早已被门外的叱喝争吵之声惊醒。斗氏兄弟的对话，他一字不落地听在耳内，在内心中掀起了汹涌的波澜。
他先在成臼渡口被蓝尹斖冠以“亡国之君”的名号，又在郧邑被斗怀视为“失国之仇”，这已经大大削弱了“孙叔敖预言”带来的美妙感觉。境遇已经是这样的糟糕，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呢？到底是国祚绵远，还是亡国就在眼前？
两种处于极端对立的可能性给楚昭王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但此时此刻，楚昭王还没有时间来细细考量，眼前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保住自己的性命。斗怀的存在，让楚昭王感到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感。楚昭王决定，不在郧邑久留，而是要另寻避祸之地。
斗辛也担心兄弟会做出忤逆之举，于是和众人商议去何处避难。
此刻的境况是，楚国本土虽大，但已经难觅安全之地。而楚国曾经拥有的诸多属国，也因为先前的令尹囊瓦贪得无厌而借机背叛。众人左思右想，最后子期提议，自己的家臣炉金如今在位于楚国北方的随国受到重用，多少能帮上点忙，而随国距离郧邑也并不太远，不如就去随国。但众人又随即想到，随国只是一个弹丸小国，如果伍子胥挥兵相向，无异于螳臂当车，还是不能确保安全。
但事已至此，也做不了什么长远打算，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楚国逃亡的君臣们，就这样踏上了前往随国的道路。
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双方士气及实力对比等因素来看，楚国和楚王确实已经危在旦夕，亡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蓝尹斖虽然无耻，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作为一个聪明人所作出的判断。也就是说，与“孙叔敖预言”相比，“蓝尹斖预言”更可能成为即将到来的事实。
心理感悟：如果不能借势服人，就要学会造势服人。
06 落单的人有担当
楚昭王一行仓皇来至随国。宗主国的君王大驾光临，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随国君臣上下却高兴不起来。
原因是明摆着的。吴国兵锋正锐，以随国微薄之力，毫无还手之能。从随国的基本利益出发，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将楚昭王拒之门外。但这样做，又大违基本的伦理道德。在一片纠结中，随国还是收留了楚昭王一众，但态度始终并不那么坚定。
不过，不管如何，楚昭王总算是有了一个喘息之地。
再说楚昭王的庶兄子西正在鲁洑江把守，他听说郢都被吴军攻破，昭王出逃、下落不明后，立即做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决定！
子西竟然在脾泻这个地方自立为楚王！他穿上了楚王专用的服饰，出入乘坐楚王专用的轿子，完全是一派楚国之王的做派！
子西安的到底是什么心？
难道他是要在兄弟危难之际趁火打劫，过一把当楚王的瘾？这样的景象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不罕见。多少父子兄弟，为了这个至尊之位，置骨肉亲情于不顾，大开杀戒，血流成河。
但子西应该不至于如此。
子西的情况与吴国的公子季札很相似。公子季札也是在有机会成为吴王时主动放弃。如果子西想当楚国之王，早在十年前就有机会了。当时楚平王托命令尹囊瓦，让其扶立太子珍为王。但囊瓦出于一己私利考虑，有意更立子西为王。只要子西点个头，楚王之位就是他的。但子西却毫不犹豫，断然拒绝。太子珍这才得以继位，也就是现今的楚昭王。
那么，为什么子西又会在十年后山河破碎的不堪局面下自立为王呢？
实际上，这是因为旁观者效应的缘故。旁观者效应 当紧急情况发生时，在场者往往以为一定会有其他在场者来承担施以援手的重任，当大家都这样认为时，所有的在场者都成了旁观者，从而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也就是说，担责者与旁观者的人数成反比。旁观人数越多，挺身而出、施以援手的可能性就越小。
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请纽约大学心理学专业的72名学生参与一项实验。实验者告诉每个参与者，他们将被编排进不同的小组参加一项关于大学生个人问题的讨论。这些小组的组成人数分为2人、3人或6人不等。同时，为了尽量减少公开个人问题可能带来的尴尬，所有的参与者都被安排在单独的隔间里，小组成员之间的讨论通过对讲机，按照事先排好的次序进行。但事实上，不管参与者被分配到什么样的小组，他听到的都是实验者事先用录音机录好的声音。第一个说话的声音总是一个男生，他坦率“说”出了在纽约适应生活和学习的难处，并承认自己在处于较大压力时，经常会出现半癫痫的发作状态。到了第二轮该他讲话时，他的声音开始发生变化，而且变得前后不连贯，结结巴巴，呼吸急促。随即，参与者们听到了他上气不接下气的呼救声：“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快死了……啊呀……救救我……啊呀……”然后，在剧烈喘息后，声音归于沉寂。
结果，在2人组的参与者（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和患有癫痫病的那个男生谈话）中，有85%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而在那些6人组中的参与者（认为还有其他4个人也听到了癫痫患者的呼救声）中，只有31%的人采取了行动。
显然，过多的在场者会抑制单个个体的责任意识。所谓旁观者效应，就是指当紧急情况发生时，在场者往往以为一定会有其他在场者会承担起施以援手的重任，当大家都这样认为时，所有的在场者都成了旁观者，从而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也就是说，担责者与旁观者的人数成反比。旁观人数越多，挺身而出、施以援手的可能性就越小。
子西所遇到的正是没有其他旁观者的情形。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子西的自我意识中，当时已经没有人可以力扛时艰，挽楚国于既倒了。所以，在没有旁观者的时候，子西“舍我其谁”，勇敢地站了出来，独自承担起为整个楚国保留一点希望之火的重任。
在国都沦陷、君王出逃的荒乱中，如果子西不立即竖起这面楚王犹在的大旗，昭示楚国犹存的希望，整个楚国很快就会人心涣散，从而真的走向无可挽回的覆灭之路。
子西在关键时刻能够有这样的决断力，除了“无人旁观”的现实促动，还和他的个人品性密切相关。从子西当年为了维护父王和整个楚国的尊严，决然拒绝了囊瓦的劝进之举（囊瓦以太子珍之母来路不正为由劝子西取而代之），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以家国利益为重，恪守道德规范的君子。也只有这样的君子，才会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不顾个人毁誉，以铮铮铁骨、浓浓热血，做出如此惊世骇俗的举动。
说实话，君子最忌讳的行为就是逾越界限，争权夺利。比如，吴国的公子季札数次让位而赢得千载传颂的淡泊美名。而子西这样做，看上去却正好和季札的行为背道而驰。尽管他绝非觊觎楚王之位，但无论如何，这个举动总是大违君子之道的“僭越之举”，难免给人留下足可诟病的口实。不过，我们还是认为，与公子季札所谓的“淡泊名利、独善其身”相比，子西的“不顾毁誉，勇于担当”更值得推崇与景仰。子西为楚国的牺牲与付出，也应该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与传颂。
我们还可以拿子西和楚昭王做一番对比。
这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楚昭王能够登上君王宝座，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母亲。而子西没能成为楚王，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他的母亲。
楚昭王的母亲孟嬴，是楚平王的王后。而子西的母亲不过是楚平王的侧妃。立嫡不立庶，母亲地位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两个人不同的命运。但是，从两个人的气度、才略以及对家国重任的担当来看，子西显然远胜楚昭王。我们不妨假想一下，如果当初囊瓦的建议被子西接受，或者子西被楚平王选中当继承人，又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情形。
如果是子西当楚王，他更有可能亲君子、远小人。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君子，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人类根深蒂固的社会类别化法则。那么，楚国的政治也就不可能贪腐恶化到如此不堪的程度，从而国内民心不失，国外属国悦服。再加上子西出众的才干，这样的楚国，当然会呈现出一幅蒸蒸日上的景象。如果这是真的，即便阖闾雄才大略，伍子胥厉兵秣马，要攻破楚国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假设。而历史没有假设，历史只承认既定的事实。由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历史往往是由女人推动向前的。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推动方向。楚昭王和子西母亲之间的不同，通过一种神秘莫测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楚国当前的前行方向。
子西在脾泻自立为楚王后，果然大大安抚了楚人之心。楚国的残将败兵，不堪忍受吴军淫乱暴行的郢都百姓，其他各地的惶恐之众，纷纷投奔脾泻而来。脾泻就这样成为了楚国新的政治中心。
但子西并未停留于此，他一方面聚拢楚国人心，另一方面还是积极打探楚昭王的下落。很快，他打探到了楚昭王已经在随国落脚的消息。
子西毫不犹豫，立即撤销了自己的楚王名号，率领部属前往随国，与楚昭王共渡难关。这一路上，他广为昭告楚昭王的所在，让楚国百姓安心。楚昭王见了子西，又是感动，又是惭愧，内心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子西这样做，还是出自他的君子本性。子西根本不眷恋这个所谓的楚王之位，一旦有了楚昭王的确切消息，当然是要立即放弃自己的僭号的。而他广为宣告楚昭王下落的目的，和当初自立为王的目的是一模一样的，都是要为楚国保留一脉国祚。只要君王还在，这个国家就不能被视为亡国。无可否认，这是其行为的正面意义所在。
纵观子西一直以来的行为，堪称整个“心理吴越”三部曲所涉及的吴楚越三国中的第一完美君子！无论是品格，还是行事，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丝一毫的不足。在他的高风亮节面前，不但楚昭王无地自容，就连公子季札也是黯然失色。让我们为这样的一个完美君子喝彩吧，让我们在悠悠千载后，牢牢记住他的光辉名字！
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弊。子西广为昭告楚昭王的下落确实稳定了楚国的人心，但也给楚昭王，从而也给整个楚国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这个风险当然来自楚国的头号大敌伍子胥。
在强烈的报仇意念的驱动下，伍子胥已经摧毁了楚国的宗庙，凌辱了楚国的妇女，鞭笞了楚平王的尸体，他所做的这一切是不是已经足可抵偿楚国当年加之于伍家的深仇大恨了呢？
我们知道，发泄愤怒，反而会让人更加愤怒。如果没有强烈的外力阻扰，伍子胥是不会停下复仇的步伐的。他正在为楚昭王的逃脱懊丧不已，念兹在兹的就是要抓住楚昭王，让他“子偿父债”。
子西的这一番公告，正好让伍子胥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信息。而伍子胥在另一种心理机制的驱动下，内心已经变得更加残酷无情，无法抑制。
那么，楚昭王在随国这个弹丸之地还能安寝无忧吗？
心理感悟：在责任的竞技场上，最孤单的人最有可能成为冠军。
07 有了枪就想杀人
伍子胥在得知了楚昭王的下落后，一刻也不想耽搁，他立即去见阖闾，说：“没有抓到楚王，就不算灭了楚国。我愿意率领一军，前往随国，将芈轸（楚昭王的名字）擒来见大王。”
伍子胥为什么要对楚昭王苦苦相逼，决不肯罢手呢？
除了楚平王和费无忌已死，不能以身偿债带来的巨大遗憾外，伍子胥还受到了武器效应这一独特的心理机制的影响。武器效应 诸如枪支之类的武器所具有的使攻击性思维和攻击性情绪得以增强的倾向。
所谓武器效应就是指诸如枪支之类的武器所具有的使攻击性思维和攻击性情绪得以增强的倾向。
博科维奇等人邀请了一群男学生参加一项假托为“应对紧张的生理反应”的实验。这些学生被两两分组，轮流对一些题目进行解答。比如，某个小组的一名男生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提升一位歌手的公众形象，而同组的另一名学生（回答者）则要回答如何使一个二手车销售员增加销量。当其中一人作出回答后，同组的伙伴（评判者）采用电击的形式来对这些回答进行反馈。如果评判者对回答者的答案满意，那么回答者会接受到一次强度最小的电击。反之，如果评判者对答案不满意，那么，回答者就可能受到不止一次，甚至高达七八次的电击，而且电击的强度会很大、持续时间会很长。回答者在忍受肉体痛苦的同时，也不得不忍受自尊心被严重挫伤的痛苦（因为其答案不被认可）。
这些身心都遭到重创的回答者自然会被激发出愤怒情绪。此后，他们得到了一次报复的机会：与先前的评判者互换角色，让先前的评判者来充当回答者，而他们则拥有了评判的权力（亦即报复的权力）。
实验者安排充满愤怒情绪的评判者坐在一张空桌前。作为控制条件，桌子上放着两把羽毛球拍，而作为实验条件，桌子上则放着一把霰弹猎枪和一把左轮手枪。当桌子上放着羽毛球拍的时候，实验者会解释说这两把球拍只是另一个实验的道具，并明确告诉评判者无视球拍的存在。接下来，实验者将回答者已经写在纸上的答案给评判者。事实上，这只是实验者的一个幌子，每个评判者看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是实验者事先就准备好的，而不是所谓的回答者的真实答案。最后，实验者要求评判者阅读这些回答，并同样以电击的方式给予反馈。
实验结果表明，那些只受到轻微电击而没有被激发出愤怒情绪的参与者，即便在枪支存在的情况下，也没有表现出报复倾向。他们只对同伴进行了次数很少、强度很轻、持续时间很短的轻微电击。但是，对那些愤怒不已的参与者来说，羽毛球拍和枪支的影响就大为不同了。当桌上放着枪支而不是球拍时，他们作为报复手段的电击，无论是次数、强度，还是持续时间都同时大为增加。
博科维奇认为，这是一种新关联现象，枪支的存在起到了“启动”攻击性关联的作用。如果没有枪支，尽管也会存在报复，但报复的总体烈度可能会减少很多。
对于伍子胥来说，激发他苦苦紧逼的武器就是他所掌握的吴国军队。一支战斗力强悍，已经取得了不可思议的胜利的军队，相对于一刀一枪这样的具体物件，简直就是一件超级武器。正是这一超级武器的存在，使得伍子胥决不肯罢手，非要将楚昭王赶尽杀绝，才算是泄恨完毕。
看起来，伍子胥的行为有些过分了。他只在乎自己的情绪宣泄，将一己私仇放在了吴国的整体利益之上。从客观情况来看，吴国既然已经攻占了郢都，为了整体性地拥有楚国，应该施以安抚之策，昭告楚王政权的腐败无能，令其丧失民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平定楚国，揽为己有。如果一味对楚昭王赶尽杀绝，反而会激发楚人绝地反击之心，对吴军大为不利。
以阖闾的精明强干，应该不会同意他继续肆意妄为。但奇怪的是，阖闾竟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伍子胥出兵随国的要求。
这又是为什么呢？
难道阖闾在纵情美色后，已经变得昏庸不堪，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了吗？
显然不是。
如果我们记性不差的话，应该还记得当初伍子胥和伯嚭向阖闾力陈出兵时，阖闾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尽管伍子胥和伯嚭早就自外于楚国人的行列，但在阖闾等外人看来，他们身上的楚国气息是挥之不去的。
当初阖闾犹豫就是担心这两个人身为楚人，虽然极力撺掇自己攻打楚国，但都是为了报一己私仇，而不是真心想为吴国效力。所以，阖闾决不肯任用他们担当攻楚的主将。他不顾伍子胥的不满，宁可重用伍子胥推荐的孙武，却只让伍子胥作为副将。这就是外群体偏见的最典型体现。外群体偏见 人们对自身所属群体之外的他人（或群体）所持有的一种不信任感。
伍子胥要想消除阖闾的这种外群体偏见，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原有群体（楚国及楚国君臣）冷酷无情。伍子胥提出要进兵随国，将楚昭王彻底消灭的做法，其实正好暗合了阖闾内心的隐秘需求。伍子胥对楚国人越是狠毒，就越是能洗清他的楚国气息；伍子胥对楚昭王越是无情，就越是能加深阖闾对他的信任。
伍子胥挥师北指，很快兵临随国的南鄙。他派人给随侯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周之子孙在汉川者，被楚吞噬殆尽。今天佑吴国，问罪于楚君。若出楚珍，与吴为好，汉阳之田，尽归于君，寡君与君世为兄弟，同事周室。
这封信看上去言辞柔和，并无威胁恫吓之语，但吴兵军威正盛，兵临城下本身就是无声的震慑。随侯收到信后，内心天人交战。他倒不是贪图能够分到楚国的汉阳之田，与吴王世代为兄弟。他只是担心，如果不交出楚昭王，随国又能够抗拒多久。
伍子胥的这封信极尽诱之以利之能事，但也反映了他内心一种危险的倾向。人总是很容易从自信走向过度自信。自攻楚以来，伍子胥在吴王阖闾面前有求必应，这就逐渐助长了他自作主张的决策倾向。这封信中提到的“汉阳之田，尽归于君，寡君与君世为兄弟，同事周室”，本该请示阖闾，征得同意后才能宣之于外的。然而，伍子胥独断专行，自己就做了这样的承诺。在他的潜意识中，认为阖闾理所当然会同意他的做法。但是，过犹不及。当伍子胥内心中这样的决策倾向愈演愈烈后，也就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当然，这是后话了。
随侯急忙召集群臣商议。形势就摆在面前，用不着多费口舌，如果不交出楚昭王，必然是玉石俱焚；而要交出楚昭王，则又有违道德礼仪。随国君臣一时进退两难，楚国君臣看到这种纠结的情形，心知肚明，却也苦无良策。
正在这时，又一位响当当的君子站了出来。
此人正是楚昭王同父异母的庶兄子期。两人的亲缘系数为0.25，所以，面目颇有相像之处。子期挺身而出，对随侯说：“情势危急，别无他法。还是让我假扮成大王，随侯你就将我献给伍子胥，这样就能让随国免于灾祸了。”
壮哉，子期！
子期并不是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他只是觉得，在这样的生死存亡时刻，楚昭王的生命比他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只要楚昭王在，哪怕国土全部沦陷，楚国依然还在。所以，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得楚昭王的生存。
楚昭王再一次被深深感动。而最重要的是，在颠沛流离的磨难中，他慢慢明白了，这些忠心耿耿的臣下，之所以愿意前仆后继，不惜一死也要维护他的存在，其实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国君，而是因为身为国君的他，肩负着为整个楚国担当的重任。
子期是楚昭王的臣下，而随国是楚国的属国。按照道德的本意，两者都应该主动为保全君上而牺牲自我。子期的无私壮举顿时让内心摇摆不定的随国君臣羞愧不已。本来，他们已经逐渐倾向于献出楚昭王以逃过劫难，只是囿于面子而难以明言。况且，他们要是这么做，也不算是出头之鸟。楚国的诸多属国中蔡国、唐国都早已背叛，甚至追随吴军杀向楚国。随国难免也会产生“释放”的冲动。
子期的义举把他们逼进了墙角。作为楚国的属国，从道义上和子期一样，是负有无条件保护君上的责任与义务的。子期可以不惧一死，难道随国上下个个都是贪生怕死之辈吗？随侯心中的天平虽然渐渐地倾向了楚昭王这一侧，但他还是不能果断地作出决定。
在复杂的情境中，当自身无法做出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诉诸于更高等级的权威，而最高等级的权威非上天莫属。随侯最终决定召来太史，通过占卜，听一听上天的指示，再定凶吉取舍。
子期的行为还感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先前的家臣炉金。炉金也决定，一定要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在占卜中帮一帮故主。
心理感悟：工具是勇气的重要来源。
08 说句实话骗死你
太史占卜的结果很快出来了：平必陂，往必复；故勿弃，新勿欲。西邻为虎，东邻为肉。
前两句话很好懂。意思是说：“平原早晚会变成山坡，去了早晚会回来。老的东西不要丢弃，新的东西不要欲求。”而最后这句“西邻为虎，东邻为肉”则不知何指。
炉金对这样的结果非常满意。
卜辞大多含糊其辞，往往需要事后才能明确验证，很少有这样浅显易懂，指向明确的。
上天果然具有让人无条件服从的权威。随侯看了卜辞，再不犹疑，说：“楚故而吴新，鬼神已经很明显地宣示给我了。”
人们缺乏的往往不是解决问题的智慧，而是选择方向的勇气。随侯主张既定，应对伍子胥的办法随之而生。
随侯随即派人回复伍子胥说：“我们这个小小的地方，向来是依赖楚国才能生存的。两国之间世代有盟誓，要互相扶救。说实话，如果楚王真的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是不敢不接纳的。楚王确实来过随国了，但现在已经转投其他地方去了，望将军明察。”
这段话听上去清汤寡水，平平淡淡，似乎很难挡住吴国大军的攻城初衷。但令人称奇的是，就这么几句话却发挥了神奇的效力，必欲得楚昭王而后快的伍子胥竟然对此深信不疑，立即撤围，挥师直奔郑国而去。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实话”三个字起了最关键的作用。这样的一种说服策略可以称为袒露说服。袒露说服是对袒露互惠效应的一种巧妙运用。袒露说服 一般而言，在说服中，双方都会有意识地隐藏己方的弱点，以取得优势。但如果处于明显弱势的一方，反其道而行之，公开自己的弱点，并将说服的基础建立在这一弱点之上，反而更能取得强势一方的信任和认可。这是对袒露互惠效应的一种巧妙应用。袒露互惠效应 秘密相当于一种惠益。在人际交往中，率先吐露自身秘密的人等于施惠于他人，这往往会获致对方在言行上的信任回报。
一般而言，在说服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千方百计隐藏自己的弱点软肋，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处于相对弱势的这一方更是要严防死守，以免加重强势一方的贪欲。
对随国这个弹丸之国来说，其在实力上的弱小就是它最大的软肋。这个弱点决定了它既不敢得罪楚国，也不敢得罪吴国。但在这次说服中，随侯却堂而皇之地将这个耻辱的信息当做了说服的垫脚石——“说实话，如果楚王真的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是不敢不接纳的”。这句话的可信度极高，非但伍子胥，任何人听了都不会不信。而在这句话的背后，则又不言自明地隐含着另一句话：“说实话，我们连楚国也不敢得罪，又怎么敢得罪吴国呢？”
吴国将楚国打得大败，连楚昭王也不得不弃都逃窜，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伍子胥信了第一句话后，就不可能不信隐含着的第二句话。道理很简单，如果随国敢公开撒谎，那么等待他们的必然是灭顶之灾。过度自信已久的伍子胥坚信随国人绝不敢欺骗自己。当然，与其说伍子胥是相信随国人，不如说他是相信自己的强悍实力。
紧接着的一句“楚王确实来过随国了，但现在已经转投其他地方去了”，半真半假，以真带假，也就随风顺势一起“卖”给了伍子胥，伍子胥当然是照单全收。
这也说明，对付强敌，其实并不需要硬碰硬，示弱足以克强。这还说明，当人们“说实话”的时候，说的往往不是实话。
伍子胥随即兵锋直指郑国，是有两个考虑。
首先，囊瓦兵败后在郑国避难是一个很确凿的消息。伍子胥既然相信随国人所说的“楚王已经转投他处”，那么，郑国就是一个可能性最大的落脚点。毕竟，人在落难时，总是会优先想起熟识的旧交。
其次，武器效应余波犹盛。当年伍子胥和太子建穷途末路时也曾在郑国安身。但太子建受了晋国人的蛊惑，意图颠覆郑国，占为己有。阴谋泄露后，伍子胥带着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仓皇逃窜入吴，而太子建则就此殒命。按照君子之道判断，太子建之死属于咎由自取，但伍子胥早已不再用君子之道作为判断的准绳了。他现在重兵在手，复仇之念更是炽烈无比。
此刻的郑国还是郑定公当国。他悉知这十数年来吴楚间的一切恩怨情由，新近更是获悉了伍子胥丧心病狂、杀人如麻的讯息，面对吴军悍兵压境，不免忧心忡忡。
郑定公的贤相游吉刚刚去世，朝中无人可以主持大局。郑定公本人年事已高，但也不得不亲自召集众大夫，商议如何应对。
对郑国人来说，由于自我服务偏见的存在，他们当然不会认为多年前处死太子建是招致此次兵患的缘由。于是，他们都把目光对准了避难于此的囊瓦。
囊瓦这个落难之人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可怜之人了。他有国难回，有家难归。他多年担任楚国令尹搜刮的奇珍异宝都已被吴人一抢而空，连他的妻妾侍婢，都惨遭蹂躏。这样的一个人，即便还在世上苟延残喘，又何尝有一丝一毫的幸福可言？
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囊瓦虽然是吴楚之战的受害者，但归根结底，他今日所承受的一切悲惨遭遇，都可以从他往日的胡作非为中找到根源。
郑国君臣上下，讨论的结果恰也如此。这样的认知判断正表明了人类在对事物进行归因时的一种特殊倾向。
人类的本能之一就是要对世界上的一切现象进行分析，追根究底，以找出其间的因果缘由。但是，世界万物实在是太过复杂，人类目前拥有的智能尚不能做到洞若观火，分毫不差。当人类认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后，就逐渐形成了公平世界理论，从而以最小的认知成本实现了内心的协调、安宁。公平世界理论 当人类将整个世界运行的掌控权归结于某一个神秘莫测却又威力无边的权威主体后，这个世界就成了一个绝对公平的世界。任何个体所作为或不作为的一切，都会对其最终命运造成影响。无论富贵贫贱、快乐悲伤、健康疾患都是其应得的际遇。
所谓公平世界理论，就是指人类将整个世界运行的掌控权归结于某一个神秘莫测却又威力无边的权威主体。这个权威主体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称呼，或被称为上天，或被称为佛祖，或被称为上帝。而在中国的春秋时期，这个权威主体当然就是上天了。上天俯视一切，记录一切，评判一切。因为上天是公正无私的，你所作为或不作为的一切，都会对你的最终命运造成影响。具体到某个人类个体身上，无论富贵贫贱、快乐悲伤、健康疾患都是这个个体所应得的际遇，都是“自作自受”。
当公平世界理论成为共识，归咎于受害者这样的认知选择自然也随之而生了。当某一个体遭遇了无情的打击、痛苦的伤害，人们在对其表示同情的同时，也会认为这是他咎由自取、报应使然，尽管人们不一定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意外，也许是必然）。归咎于受害者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平复内心的不良情绪，而让自己心安理得地放任某些不公正行径的继续存在。归咎于受害者 当某一个体遭遇了无情的打击、痛苦的伤害，人们在对其表示同情的同时，也会将原因归结为咎由自取、报应使然。这一归因倾向可以帮助人们平复内心的不良情绪，心安理得地无视、放任某些不公正结果的存在。
当郑国君臣归咎于囊瓦后，他们对这个避难者就不再有任何同情，而将所有的压力全部转移给他。囊瓦眼看大势已去，只好自杀。
在此，我们也不得不感叹楚昭王的幸运。如果没有血性忠臣子期，楚昭王难免也会死于随国君臣的归咎于受害者。
郑定公吩咐将囊瓦的尸体献给伍子胥，希望他就此退兵。但在武器效应驱动下的伍子胥早已杀红了眼，一定要灭掉郑国，为太子建报仇。他的这个决定，也表明他内心的过度自信已经弥漫到极其危险的程度。阖闾再信任他，再纵容他，都不会同意他利用吴国的兵力来为楚国的已故太子报仇。伍子胥在心灵的歧途上确实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
郑国众大夫眼看无法幸免，决定背城死战。
但郑定公却对吴兵的虎狼之勇十分恐惧。他说：“你们倒来看看郑国的兵马能不能打得过楚军？楚军如此强悍，都被吴兵轻松击溃，何况我们郑国？”
众大夫听了之后，哑口无言。虽然郑定公自揭其短，很不中听，但也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众大夫又再商议，最后决定公开下令，发动民间力量，征求有能力击退吴兵的高人。郑定公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有能退吴军者，寡人愿与分国而治。”
分国而治，等于是分出半个国家。这样做，虽然要损失一半的国土，但总比整个国土都沦陷于伍子胥之手要好得多。
民间果然藏龙卧虎。悬令三日，真有一人前来求见郑定公。郑定公一阵狂喜，立即召见。
郑定公问他：“卿要退吴兵，需用战车、兵马多少？”
注意，郑定公对一介平民用的这个“卿”字本属越格抬爱，但也正说明了“礼下于人，必有求于人”的心理定式。
此人貌不惊人，口气却很大，竟然回答说：“我不用一兵一卒，也无须一颗军粮，只要给我一根船桨，我出去唱几句小调，吴兵自然就退了。”
郑定公的眼珠差点掉了出来。如果这样就能击退吴国的虎狼之师，那么郑国称霸天下也不就易如反掌了吗？
心理感悟：人们缺乏的往往不是解决问题的智慧，而是选择方向的勇气。
09 陈年老债也得还
郑定公将信将疑，但一时别无他法，只好死马当成活马医，依言给这个人准备了一根船桨，对他说：“你如果能退了吴师，寡人不吝重赏。”这句话的称呼和口气和乍一见面时大为不同，可见郑定公内心实在是底气不足，以为此人不过是前去白白送死罢了。
这个人从城墙上垂挂而下，直入吴军，手中舞动船桨，口中反复作歌道：芦中人！芦中人！腰间宝剑七星纹。不记渡江时，麦饭鲍鱼羹？
吴军士卒见了这幅怪象，不敢怠慢，立即将他擒下，押去见主将伍子胥。此人毫不反抗，也毫不惊慌，兀自口中作歌不息。
伍子胥正在军帐中席地而坐，老远就听到了“芦中人”这首歌，内心惊疑不定。原来，这辈子只有一个人用“芦中人”称呼过伍子胥，而这个人早在十六年前就死了。
军士将这个歌者押入帐中，伍子胥急忙站了起来，问道：“足下是何人？”“足下”二字，对于一介平民来说，已经是尊称。伍子胥用了这两个字，说明他不敢丝毫怠慢面前的这个貌不惊人且又素不相识的人。
这个人举起手中的船桨，挥舞了两下，说：“将军，难道您没看出我手中的是什么吗？我是鄂渚渔丈人的儿子！”
果然是债主来了！
当年，伍子胥带着公子胜仓皇出逃，在鄂渚这个地方，大江截断去路，幸赖渔丈人热心摆渡，还从家里取来麦饭鲍鱼羹，让伍子胥和公子胜饱餐一顿。渔丈人最终却因伍子胥说错了一句话而自杀明志。伍子胥因渔丈人而生，渔丈人却因伍子胥而死。多年来，这件事一直令伍子胥耿耿于怀，内愧于心。伍子胥在吴国得到重用后，在互惠规范的驱动下，早就想有所回报，但终究不得其便。互惠规范 人类最为普遍的道德准则就是互惠。施惠者在施惠的同时，即便自身不图回报，也在无形中对受惠者施加了回报的压力。受惠者必得有所回报，才能达致内心的协调。
人类最为普遍的道德准则就是互惠。施惠者在施惠的同时，即便自身不图回报，也在无形中对受惠者施加了回报的压力。受惠者必得有所回报，才能达致内心的协调。
眼前的渔丈人之子正是立基于此，有恃无恐地前来索讨伍子胥当年欠下的恩情债。他所拿的船桨就是一件要激起伍子胥回忆当年的有力道具，而他所唱的歌，正表明了他自己如假包换的身份。
当年，渔丈人在帮助伍子胥渡江后，又急匆匆赶回家备取食物。这一路上，他兴奋异常。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贱草民，竟然机缘巧合参与到楚国当时的头号重大事件中，甚至能决定身为贵族阶层的伍子胥的命运，渔丈人兴奋难抑，极为渴望将这个难得一遇的荣耀宣示于外。但他又深知，一旦自己走漏了风声，不但伍子胥可能因此而落网，自己一家也难免受到株连。
当时风俗，贫苦大众如渔夫樵夫等，均喜欢高歌吟唱，抒发感情。如《诗经》这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记载的歌谣中就有不少是劳动人民所作。这个渔丈人在保密与炫耀两种情绪的夹击促动下，忍不住就用隐语唱了出来。
他在家中等待家人备饭时，唱的就是：“芦中人！芦中人！腰间宝剑七星纹。不记渡江时，麦饭鲍鱼羹？”（芦中人是渔丈人对伍子胥的即兴称呼；渔丈人眼尖，早已窥见伍子胥腰间七星纹的宝剑，故而一并入歌；麦饭鲍鱼羹则是渔丈人正要为伍子胥准备的大餐）
渔丈人的神情有几分神秘，又有几分得意。家人一加细问，他却又闭口不答。过了一会儿，又反复吟唱起来。只是谁也不知道，这首歌就此成了他这一生中的绝唱。
也许有人会怀疑这个渔丈人是否具备写诗的才华。其实他在初遇伍子胥的时候，就随口用诗一般的歌谣来与伍子胥暗通款曲，早已证明了他的即时创作能力（日月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
渔丈人之子就在家里听到了父亲反复吟唱而牢记在心。而父亲随后端着饭食，匆匆兴奋而去，却一去不返，只在大江边发现了那艘倒覆的渡船。
渔丈人的家人知道他必已罹难，却一直不知详细缘由。等到后来伍子胥在吴国大显身手，名扬天下，其事迹慢慢传播开来，渔丈人的家人再与渔丈人生前留下的绝唱一对照，整个事件的脉络自然就水落石出。
在伍子胥大兵压境之前，渔丈人之子因躲避兵乱而迁居郑国，正好看到了郑定公的求贤榜文。他知道，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所以，他不要一兵一卒，只拿着一根船桨，就来面见伍子胥，想要凭父亲当年的恩德余荫来劝退吴国的虎狼之师。
伍子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泪水不由自主地充溢眼眶，对渔丈人之子说：“我因你的父亲而生，你的父亲却因我而死，我一直想着回报一二，只恨找不到办法。幸好今天你来了。你说说，你来见我，有什么想法？”
渔丈人的儿子直截了当地说：“我也没有别的请求。我们郑国害怕将军您的兵威，在国内公告，如有能退吴军者，与国君分国而治。我想起了先人曾与将军有过仓促之遇，只是希望将军您能赦免郑国。”
说实话，渔丈人之子索取的这个回报有点大。但是，在互惠规范的巨大压力下，伍子胥如果加以拒绝，就会一辈子也难以心安。他又长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能够有今天，全是你父亲所赐。上天苍苍，救命之恩，岂敢或忘！”
伍子胥当即下令，解围而去。这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快意恩仇！千载之后，抚今追昔，仍令人热血神往，唏嘘不已。
伍子胥此时正处于人生的巅峰，过度自信的他并不知道，他已经犯下了这一生中第一个致命的错误！
一夜之间，吴军尽退。渔丈人之子志得意满，来见郑定公。
郑定公又惊又喜，当即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将百里之地分封给渔丈人之子。这个凭借一根船桨、一首歌谣而得了一场大富贵的人，从此也被称为“渔大夫”。
郑定公当初承诺要“分国而治”，而整个郑国远远不止两百里土地，为什么郑定公只分封了一百里的土地给渔丈人之子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承诺缩水的现象呢？
在郑定公病急乱投医之际，只要有人能够在吴国铁甲下挽救郑国和他本人，哪怕只给自己留下一百里土地，其他的都作为解围的报酬，他也愿意成交。但一旦大功告成，郑定公的认知就因为情境时势的转变而发生了变化。而其中最关键的是，渔丈人之子最初以故弄玄虚的神奇面貌出现，但其说退吴师的过程却太过平淡，这也使得他这一场堪称惊天大说服的壮举黯然失色。包括郑定公在内的其他人，都认为渔丈人之子的成功实在来得太容易了。而轻轻松松的成功，显然是不应该获得极大的报酬的。毕竟，这是一个“公平的世界”。
渔丈人之子虎头蛇尾的包装术使得恩惠的时效不对等认知在极短的时间内拉开了巨大的差距，也导致他只能得到远小于当初承诺的一百里土地（后世三国的诸葛亮最善于神秘化的包装，连一场必然要来的东风，也被精心饰造为是他凭借一己之力，向老天相借而来，从而成就了一场奇功。详见“心理三国”三部曲之《心理诸葛》）。
但平心而论，一百里的土地已经不算小了，很多得蒙周王朝赐封的诸侯国也不过只有一百里土地。渔丈人之子这个草根平民，凭借父亲当年的一念之慈而轻松获得的这一场荣华富贵，也不得不令人慨叹“积善之家，必有馀庆”。
伍子胥引兵退去，仍是四处打探楚昭王的下落，必欲得之而后快。
而楚昭王在随国则获得了难得的安定。当肉体结束了颠沛流离，思想往往就开始了长途跋涉。在这一段时间里，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楚昭王变得少言寡欲，久久地沉浸在不断的反思中。
楚昭王早早被立为太子，接受了当时楚国所能得到的最好教育。但正如后世西哲王尔德所言：“教育是件极好的事。但是最好时常记住一点：任何值得认识的事物都不是可以教授的。”
是啊，那些治国之道、御下之术，若没有仁厚智慧的心灵响应，是不可能从书本走向实践的。经历与磨难，才是最好的人生课堂。囊瓦、蓝尹斖、斗怀则是最好的老师，正是他们肆无忌惮的“言传身教”，让楚昭王饱受痛苦折磨后，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今是昨非，什么叫世道人心。
到目前为止，这楚昭王可谓是整个“心理吴越”三部曲中最幸运的人。他总是能够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几乎没有一次例外。
楚昭王也终于明白，对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君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什么天降祥瑞，真正的国之重宝、国之根本正是子西、子期、王孙繇于、斗辛、斗巢这样一些傲然不屈的铁骨君子。
就在流亡随国的这一段日子里，楚昭王完成了他这一生中最宝贵的转变。他已经彻底领悟到为君之道。正所谓，千山万水走遍，千辛万苦尝遍，千头万绪思遍，再回头才发现，所有的沧海桑田，都比不上内心的转变。
只是，山河已经破碎，国都已经沦丧，曾经深受上天宠爱的楚昭王，还能拥有重头再来的机会吗？
心理感悟：人生的悟点才是真正的起点。
包胥哭秦
包胥身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整个楚国的安危都压在了他的肩上。但是，当秦哀公转身而去，掐灭了这唯一的希望后，误国伤君的愧疚、誓言成空的难堪、仆仆风尘的辛酸、人情淡薄的悲哀，全都在瞬间喷涌，如倾盆大雨般泼向这个形只影单、茕茕孑立于空旷秦宫庭院的男人身上！10 来自墙角的反弹
郢都被吴军攻破后，楚国上至国君大夫，下至黎民百姓，纷纷外逃。
在这逃亡大军中，有一个叫做申包胥的人。申包胥是楚国的大夫，也和蓝尹斖一样，选择了“独善其身、独善其家”式的逃亡。但是，促动他这一行动的却不是自私，而是另有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申包胥是出于逃避责任的心理而举家逃到夷陵的石笔山中的。
申包胥曾经是伍子胥的结义兄弟。当年，在伍家巨变后出逃的伍子胥正好遇见了从外国出使回来的申包胥。得知真相详情后，申包胥立即陷入了两难选择带来的认知失调中。作为楚国的臣子，他应该立即将已经被列为国家逃犯的伍子胥捉拿归案，送回郢都，交由楚平王处置。而作为伍子胥的结义兄弟，他则又必须挺身而出，帮助兄弟逃脱大难。
纠结中，申包胥最终选择了放兄弟一条生路，然后对此事秘而不宣，以此来逃避辜负了君臣之义带来的负疚感。在双方离别之际，伍子胥发誓赌咒说一定要灭楚复仇。申包胥内心失调正炽，为了克服内心的不安，他也发誓：“子能灭楚，我必存楚；子能危楚，我必安楚！”
从当时的境况来看，这两位所言都不过是“空对空导弹”，能够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十六年过去，苦心孤诣的伍子胥却由于因缘际会和他本人的不懈坚持，终于将自己当年貌似可笑的誓言变成了现实。
而这一现实对申包胥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郢都失守后，申包胥小心翼翼维护了十六年的“自我欺骗”终告破灭。第一时间跳入他脑海的是：这就是我的错！如果当年不是我顾惜结义之情放过伍子胥，又何来今日的国都沦陷，百姓涂炭？！
面对无可控制的灾难，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逃避！吴国兵锋之锐，令所有楚国人闻风丧胆。申包胥虽然是个大夫，但一时间也无力回天。自责带来的羞愧感，让他没有脸面跟着楚昭王一起逃亡。他只能选择带着家人到石笔山中逃避，希望能够通过地理空间的阻隔，来削弱责任的承担，延续“自我欺骗”。申包胥的逃避做法，一如他当年私自放走伍子胥的举动。
如果伍子胥没有摧毁楚国的社稷宗庙，如果伍子胥没有对楚平王掘坟鞭尸，也许申包胥会一直躲在山中，假装一切与他无关。但是，伍子胥的丧心病狂早已超越了正常的复仇范畴，也毫不留情地击穿了申包胥的心理底线。这也使得申包胥的逃避变得不再可能！“子能灭楚，我必存楚；子能危楚，我必安楚！”这句话也从尘封已久的记忆中跳脱出来，以充满嘲讽的姿态直击申包胥的脆弱心灵！
现在，伍子胥灭楚、危楚早已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而那个自诩能够“存楚、安楚”的人竟然还躲在山中，独善其身。这是申包胥怎么也无法容忍的。
申包胥虽然性格柔弱，在复杂问题面前惯于逃避，但他毕竟是一个君子。而所谓君子，就是听从内心、不欺暗室、恪守规范、谨遵承诺的人。尽管楚昭王已经远逃，尽管当年的誓言无人知晓，但申包胥已经无法在山中安之若素了。这也是他和蓝尹斖本质上的区别所在。
物极必反。软弱就如弹簧一般，当被外力欺压到极点后，必然反弹。而这反弹的力度，也恰与欺压之力成正比。欺压得越厉害，这毕其功于一役的反弹也越厉害。
申包胥开始“反弹”了。他立即给伍子胥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说服伍子胥退兵。这封信是这样写的：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乃廖辱其尸，虽云报仇，不已甚矣？物极必反，子宜速归。不然，胥当践复楚之约！
就说服的效力而言，这封信写得一点儿也不高明。
伍子胥早在十六年前就已经自外于楚国人的行列了，这一点他也早已在小树林中对申包胥明言。但申包胥仍在信的一开始就拿楚平王说事，试图以君臣之道来约束伍子胥。伍子胥的鞭尸之举，确实是惊世骇俗的过分之举，但是对于已经实施了这一行为的人来说，他可以找到一万个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而不会接受他人对此的指责。
申包胥又提醒伍子胥当年的小树林之约，其用意在于利用互惠规范来索取回报。毕竟，如果不是申包胥当年高抬贵手，伍子胥是不可能从容逃脱的。申包胥知道，伍子胥绝不是一个忘恩负义之徒。就在此前不久，他还刚刚为了回报渔丈人的救命恩情而放过了郑国。但是，问题在于，渔丈人与伍子胥素昧平生，本身并不负有救助伍子胥的义务。而申包胥是伍子胥的结义兄弟，“为兄弟两肋插刀”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况且，渔丈人为了伍子胥而死，但申包胥仍然贵为楚国大夫，富贵犹存。这两种情况还是大有区别的。
尽管如此，伍子胥接到这封信，内心还是起了一点波澜。可见，互惠规范之于人的影响是何等的深重！
伍子胥想了想，觉得不便于写信作答，就对送信的人说：“我军务倥偬，就不写回信了，就借你的口，替我致谢申君吧。就说忠孝不能两全。我日暮途远，所以只能倒行逆施了。”
日暮途远，就是说太阳快要落山了，但我的路途还很远。倒行逆施，就是说，我不能按照常规的方法赶路了。而这一切的基点就是：忠孝不能两全。我为了行使孝道（为父亲报仇），就没法顾及忠君之道了。
当年，伍子胥和申包胥曾经辩论过“忠孝”之间如何抉择，结果是谁也没有说服谁。而今天，伍子胥不想再和申包胥辩论了。伍子胥没法否认申包胥当年的纵放之恩，但也不想在今天用对楚国、楚王高抬贵手来作为报答。所以，他不再强辩，只是用“日暮途远、倒行逆施”来描述自己的所为也是无奈之举。这等于是以一种柔性的自污方式来反制申包胥的索惠。
人至贱则无敌。自污性说服往往能在缺乏情理法依据的时候取得胜利。当情理法这些重要的说服工具都被对方占有时，那么说服的另一方则通过自认薄情、无理、不法等自污性手段，来对消情理法所带来的强制约束力，从而取得防御性的胜利。自污性说服 当情理法这些重要的说服工具都被对方占有时，通过承认己方薄情、无理、不法等自污手段，来对消情理法所带来的强制约束力，从而取得防御性的说服胜利。
伍子胥的答复在柔和中表明了强硬的态度，这也将申包胥逼到了墙角，再无退路。
申包胥想：“伍子胥对楚国赶尽杀绝之心已经昭然若揭，我决不能坐以待毙了。”可是，对于手无寸铁的申包胥来说，他又能如何行事呢？
申包胥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秦国的君主秦哀公。
永远也不要因为小人的品行恶劣而低估他们的智慧。
当年，楚国的佞臣费无忌为了一己私利，选择了为太子建向秦国求亲。秦哀公将长妹孟嬴许配给太子建，不料却被楚平王据为己有，由此引发的事件将这个春秋末期的历史导向了一个诡异的方向。
当初，费无忌在选择向秦国求亲之际，就预先想到了秦国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楚国的强大后援。而如今，楚国确实陷入了朝不保夕的风雨飘摇，申包胥万般无奈之余，终于想到了那个远在天边的秦国。
天意果然高深莫测！费无忌行恶多端，从未为楚国大局考量，但他当年的一己私虑，却为楚国留下了一线绝地求生的希望。
申包胥想：“楚王乃是秦哀公的外甥。凭着这一层关系，秦国也不会对当前楚国的遭遇袖手旁观。看来，要想复楚、安楚，就必须立即动身去秦国求援。”
申包胥想到这个主意，就不再停留，立即告别妻儿老小，徒步向着秦国出发。伍子胥所说的“日暮途远”这个词，用来形容申包胥此行倒是十分恰当。秦国路途迢迢，正是不折不扣的“途远”。而楚国危在旦夕，可谓“日暮”。“楚国之日”早已沉沉若坠，如果秦国的救兵晚至，很快就会没入西山。
一路上，申包胥一刻也不敢耽误，风餐露宿，风尘仆仆，直走得双脚开裂，血流浸履。但申包胥也只能扯下衣衫，草草包扎，继续赶路。
申包胥终于赶到了秦国的国都——雍州。
楚国和秦国自结亲之后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了。而这场结亲，楚国其实是把秦国蒙在鼓里，玩弄了一番。这笔陈年旧账，秦国还没有机会来与楚国清算。现在，楚国有难，秦哀公会不会放下这段不堪的往事，拯救楚国于悬崖之侧呢？
另外，申包胥在言辞上的说服功力并不精湛。以我们已经见识过的说服水平（书劝伍子胥而以失败告终），申包胥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说服秦哀公出兵援楚呢？
心理感悟：任何一种软弱中，都蕴藏着物极必反的力量。
11 “楚楚”动人的哭泣
经历是一个人最可宝贵的人生财富。如果申包胥没有代表楚国出使过其他诸侯国，即便他到了秦国，也不知道如何才能见到秦哀公。而申包胥之所以敢于关山万里，长途跋涉去秦国，也是因为他知道如何才能在第一时间觐见秦哀公。
申包胥的办法就是公开撒一个谎。申包胥虽然不常说谎，但他说谎的本领显然大过说服的能力。他很快就见到了秦哀公。
秦哀公看到面前这个衣衫褴褛、状若乞丐的人，不由吃了一惊。申包胥抓住时机，就此展开了他的说服。
申包胥说：“吴国就像是贪婪的大猪和毒蛇，早就想吞并其他国家了。现在，吴国的征伐已经从楚国开始了。我们的国君不幸失守了国都，流离在草莽之间，特命下臣来到上国告急，请大王顾念甥舅之情，出兵援楚，以解楚难。”
申包胥赴秦求救，本是未经授权的个人行为，但他却假托受命于楚昭王而来。这样一来，他的行为就属于楚秦两国之间的正式外交行为。而作为楚君的特命外交使臣，秦哀公是没有理由不予接见的。这也正是申包胥得益于先前的经历而编造出来的合理谎言。
但是，作为一个追求道德洁癖的君子，是不是不应该对他国之君公开撒谎呢？而更奇怪的是，申包胥在对秦哀公说这番话的时候，脸无剧红，心不狂跳，理直气壮，浑若无事。这又是为什么呢？
说谎确实会导致内心的认知失调，而在肢体语言（神情、语气、脸色、呼吸、心跳等方面）上表现出某种异常。但是，至少在一种情况下，说谎并不会带来剧烈的身体上的生化反应。这就是当说谎者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或者尽管说谎者其实是为了个人私利，但他本人在“自我欺骗”的驱使下并不这样认为时，说谎就不会给说谎者带来心理负担。也就是说，为了崇高目的的说谎，可以有效对冲说谎本身带来的不道德感。这样的说谎，可以称之为无负担说谎。无负担说谎 为了崇高目的的说谎，可以有效对冲说谎本身带来的不道德感，从而不会给说谎者造成心理负担。
申包胥是为了挽救楚国的命运而擅自来到秦国求救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显然是崇高的。目标的伟大性，可以抵消手段的卑劣性，这正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自利性偏见。
但遗憾的是，申包胥说的这一大段话，秦哀公根本就不感兴趣。
秦哀公说：“我们秦国，僻居西陲，兵微将寡，连自保都成问题。怎么能帮得了别人呢？”
申包胥起念之初，首先想到的就是楚昭王和秦哀公之间是甥舅之亲。在他对秦哀公所说的这一番话中，也明确地以此为说服的重磅砝码。但为什么秦哀公对这段血脉相连的关系只字不提呢？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当年楚平王在费无忌的撺弄下，将本为太子建迎娶的孟嬴据为己有。木已成舟后，秦哀公远隔万里，对此毫无办法。但楚国人这种出尔反尔的欺诈之举令秦哀公深感耻辱，也因此淡漠了本来该有的亲缘热情。如今，事过多年，秦哀公本已渐渐淡忘了这件事，申包胥的旧事重提，又揭开了秦哀公内心的老伤疤。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与尊严，秦哀公当然不愿意多说，也不愿意趟进吴楚之争的浑水中去。
但是，无论如何，拒绝他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拒绝这样一个远道而来、低声下气的异国大夫。所以，秦哀公不便明着强硬拒绝，就推说秦国实力不够，没有能力来帮助他国。这实际上和自污性说服颇为相似，但又有不同，可以称为自轻性说服。自轻性说服 说服的一方通过故意贬低自身的实力，展示自身的无能来拒绝另一方施加过来的责任与义务。
两者的区别在于，在自污性说服中，说服的某一方在情理法上有明显的欠缺而被另一方抓住，用做说服的手段。而在自轻性说服中，并不存在着明显的情理法欠缺，说服的一方是故意贬低自己的实力、地位，通过展示无能拒绝另一方施加过来的责任与义务，属于典型的示弱以御强。
申包胥一听，顿时急了。
秦哀公是落水的楚国唯一可能抓到的稻草，申包胥绝不敢就此放过。他急忙说：“楚国与秦国交界，如果楚国遭难而秦国不救，等到吴国灭了楚国，接下来就会轮到秦国。大王，您救楚国，其实有助于让秦国更加强大。让秦国拥有楚国，不是胜过让吴国拥有楚国吗？如果大王您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让楚国的祭祀不断绝，我们楚国情愿世世代代北面事秦。”
在这一段话中，申包胥的谎言又滚滚而出。什么“世世代代北面事秦”，根本就是他顺口胡诌的。切记，危难之际的很多承诺都是不能作数的。楚国和秦国的恩怨征伐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一直断断续续，根本没出现过“世世代代北面事秦”的情形。后来，楚国为秦国所灭。楚国的南公诅咒般地说出了“楚虽三户，灭秦必楚”的悲壮之语。而最后推翻暴秦的也正是身为楚人的陈胜、项羽、刘邦之属（详参“心理战国”系列）。
申包胥的说服还是太过苍白。他大段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其实根本站不住脚。如果秦国具备足可击败吴国的军事实力，那么，在吴国灭了楚国后，秦国也足可自保，用不着担心。反之，如果秦国的实力无法和吴国抗衡，那么，现在出兵援楚，也等于是自取其辱，甚至引火烧身，导致吴国真的对秦国刀兵相向。
说实话，秦哀公内心对楚国人一直以来的作为颇为反感，他打心眼里不愿意趟这浑水。再加上申包胥的言辞实在也不怎么灵便，根本就没法打动秦哀公，让他改变初衷。
秦哀公使出了“太极推手”，说：“申大夫啊，你先到馆驿安顿歇息，等我和群臣商议商议，再行定夺吧。”
一般人听了这句话，往往会“中招”，误以为自己的说服有了成效，而心生希望，从而不再对对方苦苦相逼。但是，这一缓手，往往等于是放弃了唯一的希望。
申包胥是外交的老手，虽然口才很一般，但国际交往中这样的太极套路他还是知道的。他明白，一旦自己到馆驿安歇，在短时间内很可能就见不到秦哀公了。而楚国命悬一线，随时可能全盘覆没。所以，他决不能放过这个唯一可能说服秦哀公的机会。
申包胥立即说：“我们楚国的国君，还在草莽间奔波，未得安居，下臣我怎么敢自己就到馆驿安歇呢？！”
这句话听上去虽然有些感人，但秦哀公已经付出了颇多心力来关注这件事，他觉得有些累了，不想再多动心思，于是就对申包胥的请求不置可否。
申包胥见状，内心焦急万分，忍不住苦苦恳求。但人就是这样，你越是心急火燎，急于求成，对方就越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申包胥越是想让秦哀公救楚，秦哀公就越是不肯发兵。
秦哀公不愿再理申包胥的喋喋不休，自顾自下殿而去。秦国的大夫也各自回家，只留下申包胥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庭院当中。
再坚忍不拔的人，到了这个地步，也很难再坚持下去了。因为这是人家的地盘，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人家手中。尽管你可以永不放弃，但人家总可以避而不见。
这一路走来的千辛万苦，申包胥浑没放在心上，因为他心中始终抱着一个信念：只要到了秦国，见了秦哀公，一切的付出都会得到加倍的回报，楚国也会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得到保存。当年“存楚、安楚”的誓言，也将在这流血流汗的付出后，成为现实。这对于性格软弱的申包胥来说，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趟秦国之行，是一趟不容有输的行程，实际上已经押上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赌注。
但是，当秦哀公转身而去，掐灭了这唯一的希望后，误国伤君的愧疚、誓言成空的难堪、仆仆风尘的辛酸、人情淡薄的悲哀，全都在瞬间喷涌，如倾盆大雨般泼向这个形只影单、茕茕孑立于空旷秦宫庭院的男人身上！
申包胥忍不住放声大哭！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绝境时！当一个人在透支了所有的心理能量，却发现还是走投无路后，眼泪自然会倾泻而出。这是人类进化而来的一种防御手段，短时间的号啕大哭，可以有效清空心理负担，让人得以继续勇敢面对艰辛的生活考验。
但是，申包胥身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整个楚国的安危都压在了他的肩上。所以，他一哭起来，就再也无法停止，不分朝夕，无论昼夜。申包胥粒米未进、勺水未饮，哭到最后，声音喑哑，咯出血来，但兀自苦苦坚持。所有的酸楚、痛楚、苦楚、哀楚，都在这声嘶力竭的哭声中一一倾吐，正可谓是“楚楚动人”。所有听到哭声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动容共情，与他同悲。
申包胥就这样在秦宫庭院里哭成了一条河，七天七夜没有止歇。这是一条意志之河。就算泪流成河，也要扶社稷于既倒。
申包胥就这样在秦宫庭院里站成了一棵树，七天七夜没有挪动。这是一棵忠贞之树。就算遗世独立，也是虽千万人我往矣。
心理感悟：越是伟大的目标，越是能够包容卑劣的手段。
12 就这样把你征服
在这七天中，秦哀公以及秦国大夫们对申包胥的态度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过程。第一天：漠视。第二天：轻视。第三天：无视。第四天：蔑视。第五天：正视。第六天：重视。第七天：仰视。
秦哀公一开始并没有把楚国的安危放在心上，只想敷衍了事。申包胥的喋喋不休让他深感无奈，所以早早退朝避开，将申包胥孤身一人留在秦宫的庭院之中。
次日，秦哀公得知申包胥哀号了一天一夜，不由起了轻视之心。一个男人，无力挽救自己的国家，只是哭哭啼啼，又有何用？所以，这一天，他故意不上朝理事，好让申包胥自觉无趣而退。
第三天，申包胥尽管早已声嘶力竭，但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秦哀公厌烦已极，有心将其驱逐出境，但又担心一露面，反被申包胥黏上，脱身不易。所以，这一天，秦哀公还是没有上朝，任申包胥哭天抢地，均置之不理。
第四天，秦哀公几乎无法忍受申包胥的“骚扰”了，他甚至认为这个人的脑筋肯定有问题，不是疯子就是傻子。如果当时的骂人语言里有“神经病”这个词，相信秦哀公一定会骂个不停。
但是，物极必反。
到了第五天，当秦哀公的忍受超过了最终的极限后，他的认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个为了国家的安危，可以坚持五天不饮不食、号哭不息的人，是应该值得正视的。但囿于此前的认知惯性和行为惯性，秦哀公还是按兵不动。
第六天，申包胥无比坚忍的号哭，其实已经气息微弱，几不可闻，但其影响力却一下子变得强大起来。非唯秦哀公，秦朝几乎所有的大夫都已经被他忠君爱国的精神感动。
这一天，他们内心都有一种想要采取某种行动来表示对申包胥的敬重。但奇怪的是，这一天依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申包胥号哭依旧，而秦国上下“欣赏”如故。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这是因为一种被称为多元无知的心理机制在暗中发挥了作用。所谓多元无知，就是指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人们往往以群体中其他人的作为与应对为决策参考，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势的变化来作出个人的独立判断。当群体中大多数个体的思维倾向汇集到一起时，就出现了群体性的盲目无知，任由情势演变，却毫无反应。多元无知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人们往往以群体中其他人的作为与应对为决策参考，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势的变化来作出个人的独立判断。当群体中大多数个体这样的思维倾向汇集在一起时，就出现了群体性的盲目无知，任由情势演变，却毫无反应。
第六天，本来应该是申包胥有所斩获的一天，但因为秦国君臣你看我，我看你，大家都没有采取行动，这一天也就在表面上的安之若素中度过了。
到了第七天，水米未进的申包胥已经气息奄奄。秦哀公终于率先突破了多元无知的限制。这是因为秦哀公由于其特殊的地位而顿然看清了问题之所在。申包胥这个曾经被他看不起的异国臣子，也立即摇身一变为秦哀公心目中神一般的人物。
秦哀公猛然想到：“楚国的臣子能够为了君上而坚忍若此。我的臣子里可曾有这样的人物？楚国有这样的贤臣，尚且要被吴国侵灭，寡人我没有这样的贤臣，日后若吴国来攻，秦国危急，又该如何呢？”
秦哀公一想到这，再也坐不住了，立即要上朝堂，处理这件事。
那么，申包胥为什么能够靠着七天七夜的号哭，成功地扭转了秦哀公对楚国的成见、对他本人的偏见，而为楚国和自己赢得了尊重呢？
这其实是两大心理机制的叠加辉映造成的。
首先是纯粹曝光效应。纯粹曝光效应 在给定的环境下，如果某个事物（包括人）在人们面前出现的频率越高，就越有可能被人们所喜欢。也即是说，重复性曝光有助于产生喜欢。
这就是说，在给定的环境下，如果某个事物（包括人）在人们面前出现的频率越高，就越有可能被人们所喜欢。也即是说，重复性曝光有助于产生喜欢。
心理学家扎伊翁茨找来一些土耳其单词（诸如kadirga、afworbu之类）来做实验。没有一个被试熟悉这些来自异域的古怪单词，更谈不上明白这些单词的意思了。他在这些单词中任意选取几个，然后在被试面前展示从0到10次不等，再让被试判断这些单词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
结果表明，那些展示给被试次数越多的单词，越有可能被被试判断为褒义词，尽管被试其实根本不知道单词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扎伊翁茨又用中国的汉字（对于不懂中文的被试来说，这些汉字和天书没有两样）重复了这一实验，结果毫无二致。
扎伊翁茨总结说：“只要一个刺激物在我们面前一再出现，就足以强化我们对它的态度。”而这种态度的强化（即喜欢）也适用于人的频繁曝光。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些女毕业生参加了一个号称是调查“味觉的精神物理学”的研究。她们六个人一组被带到单人小隔间中。每个小隔间里各有一种不同的物质，研究者安排女学生们轮流品尝那种物质。这些物质共有六种，其中三种是口味不错的饮料，而另外三种则是味道很差的混合物。根据事先安排好的次序，女学生们被轮流调换房间品尝物质。而这样做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让不同的女学生之间的会面次数（曝光次数）分别为10次、5次、2次、1次和0次。同时，实验规定，任何两个女学生之间不得发生任何交谈。
当品尝结束后，女学生们被问及她们对其他参与者的喜好程度。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论品尝的物质味道的好坏，这些女学生对于接触最多的人评价最高。
所以，重复性的纯粹曝光足以提升他人的好感。俗话中所谓的“日久生情”，说得正是这回事。
尽管秦国君臣对申包胥避而不见，但人人都知道那个叫做申包胥的楚国人站在宫廷中号哭。由此，申包胥一连七天均深刻地“曝光”于秦国君臣的大脑认知之中。在纯粹曝光效应的作用下，秦国君臣在潜意识中不知不觉地就对申包胥产生了好感。
但是，仅仅是好感还不足以促使秦国君臣（尤其是秦哀公）采取行动。因为事关国家的重大决策，所谓的好感能够带来的更多只是同情，而不是有可能付出极大代价，甚至是得不偿失的出兵援楚的行动。
而申包胥的号哭行为其实还引发了另一种心理机制，这就是超级闭门羹效应。超级闭门羹效应 利用对方连续拒绝累积产生的巨大内疚感而达成的高难度说服。
闭门羹效应是说服中一种巧妙利用因对方的拒绝而产生的内疚感来达成目的的一种策略。说服者一般先故意提出一个对方绝无可能接受的请求，当对方断然予以拒绝后就会在内心产生某种程度的内疚感。说服者抓住这一内疚感，随即提出另一个相对较小的请求，而对方一方面不好意思加以连续拒绝，另一方面，在先前的大请求的对应比较下，这个小的请求显得更加微不足道，也就没有必要再予以拒绝。这样，说服者就达成了目的。而后面的这个小请求，往往是说服者预定的目标，先前的大请求不过是个幌子罢了。闭门羹效应 巧妙利用因对方的拒绝而产生的内疚感来达成目的的一种说服策略。说服者一般先故意提出一个对方绝无可能接受的请求，当对方断然予以拒绝后就会在内心产生某种程度的内疚感。说服者抓住这一内疚感，随即提出另一个相对较小的请求。在先前的大请求的对照比较下，这个小的请求显得微不足道，从而更容易得到许可。后面的这个小请求，往往是说服者预定的目标，先前的大请求不过是个幌子罢了。
当秦哀公第一天拒绝申包胥后，这个“闭门羹”也让秦哀公内心略有不安。他随后对申包胥的避而不见，其实正是这一内疚感的体现（尽管这个内疚感还并不算大）。此后，申包胥的坚忍不拔，每坚持一天，就等于是秦哀公拒绝了一天。
拒绝他人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连续七天七夜的拒绝。由此，这七天七夜的拒绝叠加强化，就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闭门羹”，直接导致了无比巨大的内疚感。在这样的内心力量推动下，秦哀公已经做不到袖手旁观并安之若素了。这就是超级闭门羹效应的超级能量。
由此，在纯粹曝光效应和超级闭门羹效应双重作用下，申包胥这个柔弱无比的人，竟然完成了就连最坚强的人也无法完成的重任。申包胥所用的方法，也许是最软弱无能的方法，任何一个稍有自尊的男人都不屑这样做，但这一方法却征服了素以强悍著称的秦国君臣。
申包胥的行为，让我们深深懂得了什么叫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身处异国，身无长物，没有任何可资借助的资源。所以，他只能选择号哭不停。这一示弱之举，在决不放弃的坚持下，竟然凝炼成了最为强大的说服。只要功夫深，水滴可穿石。连坚固的石头都能被征服，更何况人心？
每一个人都渴望成功，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取得成功。那些能够取得成功的人，也许不无幸运的成分，但更多的则是用无比的坚忍与精诚，持之以恒，将微不足道的平凡磨炼成了伟大。
记住：千里之行，必始于足下；不积跬步，亦无以至千里。
心理感悟：如果一定要探寻成功的普适密码，唯有精诚与坚忍。
13 让我为你唱首歌
秦哀公急步赶去见申包胥。可怜的申包胥早已气若游丝。秦哀公见了，内心的触动无以言表，忍不住流下了热泪，一首《秦风》油然而出：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首诗歌中的“袍”是指衬了棉絮的长袍，士兵白天穿做外衣，夜间则用为被子。“泽”是指贴身的内衣。“裳”是指下衣，士兵所穿之“裳”，则为战裙。后来就用“袍泽之义”来指代军人之间的情谊。
整首诗歌的意思是：“谁说没有衣裳？和你穿同样的战袍。君王要起兵，修整好戈和矛，和你同仇敌忾！谁说没有衣裳？和你穿同样的内衣。君王要起兵，修整好矛和戟，和你共同作准备！谁说没有衣裳？和你穿同样的战裙。君王要起兵，修整好铠甲和兵器，和你共同上前线！”
这首诗歌后来被题为《无衣》，收入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而秦哀公也因为这即兴之作而青史留名。在秦国历代奋发图强的君主中，秦哀公的作为不算起眼，如果没有这首《秦风·无衣》以及此后的出兵援楚，秦哀公的事迹很可能就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中而不得闻之。
后世有学者因为这首诗歌里用了“王”字而认定并非为秦哀公所做。他们的理由是：当时是春秋末期，“王”字本为东周君主的专称，王之下的各路诸侯按“公侯伯子男”的爵序由王分封而定。秦哀公作为诸侯，是不能自己僭越称王的。所以，《无衣》的作者不可能是秦哀公。
但这样的看法未免太过迂腐。当时，周王朝的势力大为衰落，对诸侯早已失去了节制能力。申包胥哭秦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505年，早于此两百年前的公元前704年，楚国国君芈熊通就已自称为楚武王，而周王朝给予楚的封爵不过是个子爵。早于此八十年前的公元前586年，吴国的君主寿梦也开始自称为王。而此后不久，封爵也不过是“子”的越子允常，也僭越称王。
有意思的是，吴楚越这几个敢于率先称王的都是被中原诸夏视为蛮夷之邦的国家。而同样属于蛮夷之邦的秦国虽然没有自行称王，但秦国国力强大，秦哀公未必心中没有这样的想法。既然如此，在歌以咏志的诗中偶尔放纵，自称一下“王”也未尝不可。
自视中原正统的齐、晋（后来分为赵、魏、韩）等国家君主称王还要再晚上数百年。吴楚越这几个被视为蛮夷的国家之所以敢于率先冲破传统礼制的制约，和他们饱受外群体偏见所受到的激励有关。而正统的中原国家受传统礼制的约束更深，也就不容易跨越雷池。
秦哀公的这首歌一唱，申包胥顿时精神亢奋，缓了过来，连忙对着秦哀公跪拜称谢。秦哀公急忙命人送上食物，先让申包胥进食。
随后，秦哀公命令大将公子蒲和公子虎两人率战车五百乘，跟随申包胥前去救楚。这个公子蒲正是当年护送孟嬴赴楚而被费无忌蒙蔽的秦国大夫。从秦哀公所派的兵力来看，他确确实实是被申包胥的赤诚为国感动了。
乘是当时战车的单位，而战车是当时作战的主要力量，一乘就是指一辆战车，每辆战车配备四匹马，车上甲士3人，车下步卒72人，后勤人员25人，共计100人。五百乘的总兵力即为五万人。
申包胥听了，大喜过望，知道楚国这下肯定是有救了。而最令他得意的则是，他也终于能够实现当年在伍子胥面前所说的“大话”了。也许在内心里，他会对着遥遥相隔的伍子胥说：“子胥，你做到了，我也做到了。”
但申包胥还不能尽情放任内心的得意之情。尽管身体颇为虚弱，他却丝毫不敢停留，立即对公子蒲说：“楚君在随国日夜盼望救兵，就像大旱热望大雨一般。我要先赶回去禀报寡君。元帅率兵可从商、谷向东，五日可至襄阳。我随即率领楚国余众赶到襄阳和元帅会合。吴兵自恃得胜而骄，必然不作防备。而军士在外，日久思归，如果攻破其中一军，自然全军瓦解。”
公子蒲说：“我军不知楚境地理，必须楚兵作为向导，请大夫不要误了约期。”
这句话其实是多余的，楚国存亡均系于秦军，申包胥比他还怕误了约期，哪里会怠慢呢。
申包胥辞别公子蒲，星夜不停，再度赶到随国，来见楚昭王。
楚昭王突然间得了这么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不由喜笑颜开，郁积已久的心情为之大快。在随国的这段日子里，楚昭王虽慢慢领悟到真正的为君治国之道，但时日迁延，吴兵依然在楚境内肆虐而自己并无退敌之策，楚昭王也慢慢地陷入了习得性无助的陷阱。习得性无助 当个体的多次努力都无法取得控制权或改变不良的状态，就会出现绝望冷漠、逆来顺受的思维定式。这种无助的状态并非先天就有，而是在外部的巨大打击下逐渐习得的。
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1967年用狗做研究时发现了习得性无助现象。他起初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蜂音器一响，就给狗施加难以忍受的电击。狗因为被关在笼子里无法逃走，只好在笼子里狂奔，屎滚尿流，惊恐哀叫，但电击始终没有停止。多次实验后，只要蜂音器一响，狗就趴在地上，惊恐哀叫，也不再狂奔，因为它已经知道（习得），无论如何逃避对抗，都躲不开这难以忍受的电击。后来，即便是实验者在给予电击前，把笼门打开，狗也不再逃走。这条深陷习得性无助的狗，已经对一切绝望，再也恢复不了当初的奋抗挣扎了。这一项研究显示，反复对动物施以无可逃避的强烈电击会造成无助和绝望的情绪。
后来，塞利格曼1975年将这一实验扩延至人，结果也使人产生了习得性无助。塞利格曼找来一群大学生，把他们分为三组。第一组学生被迫听一种噪声，无论他们用什么办法，也不能阻止噪声。第二组学生同样也听这种噪声，但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努力来制止噪声。第三组学生作为对照，听不到任何噪声。当被试在各自的小组进行一段实验后，实验者又让他们进行另一种实验。在这个新的实验中，有一只“手指穿梭箱”，当被试把手指放在穿梭箱的一侧时，会听到一种强烈的噪声，而放在另一侧时，就听不到这种噪声。实验结果表明，原属第二组和第三组的被试，可以通过尝试不同的侧面而使噪声停止。但是，第一组不幸的“受害者”，则已经培养出了“逆来顺受，不再抗争”的习惯，他们的手指一直停留在原处，听任刺耳的噪声不断继续，却从不试着把手指移到箱子的另一侧。
人世唯艰，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具备一些应对艰难时世的心理能量。如果在心理能量耗尽之前，人生路途已现光明，那么，这个人就会以比较积极乐观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反之，当一个人在苦苦奋斗后，心理能量消耗殆尽，却依然穷厄潦倒。那么，这个人就会悲观失望，失去了再度奋斗的勇气，默默地接受生活安排的一切，逆来顺受，直至生命的终结。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深陷习得性无助的人。
不得不说，楚昭王是一个极其幸运的人。湛庐宝剑的预言（尽管是假的，但他本人是深信不疑的，而信则必灵）、孙叔敖的预言因着神秘的力量给了他远超常人的心理能量，支撑着他在随国依然能够坚强面对生命中的大起大落。就在这些心理能量即将耗尽之时，申包胥又及时给他带来了新的强心剂，让他免于习得性无助之害。
楚昭王一听秦国出动的兵力，当即明白楚国的复兴有望。他顿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自信洋溢，吩咐臣下通知随侯来见。随国虽然是楚国的属国，但虎落平阳，不敢欺犬。楚昭王寄人篱下，对随侯一直谦恭有礼。而这时他的自信一经恢复，对待随侯也就拿出了君上的派头。此举固然有些不妥，但对一个饱受挫折而又乍得喜讯的年轻人来说，这一时的失态也是可以原谅的。
随侯来见，楚昭王喜气洋洋地对他说：“前阵子占卜者说的‘西邻为虎，东邻为肉’如今应验了。秦国在楚国之西，正是西邻，而吴国在楚国之东，是谓东邻。现在，西邻之虎，就要吞吃东邻之肉了。哈哈！”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仿佛他早已洞悉一切似的。
楚昭王的表现是一种典型的事后聪明式偏见。事后聪明式偏见 当事情已成定局后，人们往往会误以为自己早就预见到了现有的结果而高估自己的智商。
当初随国的占卜者实际上是以随国为主体来进行占卜的。东邻也好，西邻也罢，都应该是以随国为中心来确定的，而不应以楚国为中心。但现在，事实既明，楚昭王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理解是正确无误的。事实上，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都可以从完全不同的两个向度来进行解释。模糊的预言之所以后来被奉为神灵，也正是因为在事后聪明式偏见的引领下而被误认为定论早成。
但楚昭王还是高兴得太早了。来援的秦兵虽然人数众多，兵甲强悍，但吴兵也不是吃素的，而且还有堪称伟大的军事家孙武作为统帅，秦兵的胜算又有几何呢？到底孰为虎，孰为肉，恐怕还是未知之数。
心理感悟：事前天未明，事后诸葛亮。
14 喜欢你是因为你喜欢我
精神力量的支撑作用是极其巨大的。这两个月来，申包胥千里奔波，费心劳神，却丝毫不觉疲倦。他聚集楚军残部，与子西、子期等一道，赶往襄阳与秦师会合。
秦楚合兵，往郢都进发，在沂水与吴军第一猛将夫概相遇。夫概浑没将申包胥放在眼里，两军掩杀之际，秦兵发起猛烈攻击。夫概瞥见秦师旗帜，不由大吃一惊，急急收兵，却已折损大半。这是吴国攻楚以来，夫概的第一次失败。他的这次失败，与他当初用大棒战术，在攻楚第一仗中取得大胜的原因是一样的，都可归因于出其不意。
夫概领了败兵，一路逃回郢都，向阖闾汇报秦兵来援，锐不可当，直听得阖闾面露惧色。
夫概是个不肯服输的汉子，他如此盛赞秦兵势锐，其实并非本意，而是为了给自己的惨败找一个理由。
在自我服务偏见的作用下，人们往往倾向于将成功归结为自己的能力或努力，而将失败归结为外部环境的种种不利因素。
对于夫概而言，要想保住吴军第一猛将的荣誉，若非将秦兵定义为勇猛难当，是无法消除他的大败之辱的。但是，这样做固然有助于暂时维护他的自尊，但如果不能正确面对，最终还是会招致更大的恶果。
阖闾早已经将兄弟夫概视为无敌猛将，而这样的一个无敌猛将竟然对秦兵深感恐惧，使得他也害怕起来。毕竟，秦国作为老牌强国的战争史人尽皆知。而楚宫的春色温柔也大大消磨了阖闾的斗志雄心。
孙武见状，立即站了出来，发表他的意见。
孙武说：“兵者，凶器也，可暂用而不可久。”这句话是他的兵法中没有的，而且其韵味也和兵法的基调大为不同。当初，他献给阖闾的兵法上的第一句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就是这句话应合了阖闾当时的心境与需要，赢得了阖闾的高度认可。如果孙子兵法的第一句是孙武刚刚说的这句话，恐怕他永远也得不到被重用的机会。
孙武将用兵视为凶器，多少带着一些消极的色彩。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首先，“凶器论”有为夫概兵败开脱的倾向。
这等于是在说，这并不是夫概无能，而是因为兵者本来就是“可暂用而不可久”的。孙武对夫概一向极为欣赏，夫概不但深刻领悟了孙武的兵法精髓，在战场上还数次因时就势，灵活机变地加以运用。出于这样的一种好感，孙武自然要挺身而出，维护夫概。
其次，这是在维护他自己的正确性。
孙武被阖闾尊为军师后，几乎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但还是有两次，阖闾没有听从孙武的意见。第一次是岁星在越时，孙武劝谏阖闾不要伐越。阖闾不听，伐越大胜而归。第二次则是此前不久，吴军攻入郢都后，孙武劝阖闾立楚国已故太子建之子公子胜为楚王，赦楚而得楚，阖闾也没有听从，而是听任伍子胥毁灭楚国宗庙，对楚平王掘墓鞭尸，并肆意奸淫楚国妇女。
对于自尊心极强的孙武来说，这两次否定，尤其是最近的这一次否定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正确性，往往会期望因为不采纳自己意见而发生对己方整体不利的事件。当秦兵突来后，孙武更加觉得，阖闾没有采纳自己当初的意见是何等的错误（这并不是事后聪明式偏见）。为了让这样的一种认知凸显出来，并为阖闾所知，孙武这才抛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意思是说，军事手段并不能取得长治久安，真正重要的是要及时采用政治手段。
紧接着，孙武明白无误地将盘旋在内心已久的一番话说了出来：“楚国土地广大，民心不肯服吴。我先前请大王立芈胜为王，正是安抚楚人的好办法，也正是为了应对今日的变局的。为今之计，我看大王不如派遣使者与秦国通好，允许楚王复国。这样还可以割取楚国的西鄙，纳入吴国的版图，作为这一战的胜果。如果大王还是眷恋楚宫不去，楚国愤而有力，我军已经骄纵怠惰，再加上秦国的虎狼之师，恐怕很难全身而退。”
听了孙武的这番话，阖闾的脸色不由一变。孙武想要维护自己的正确性，阖闾又何尝不想？而他之所以没有采纳孙武的建议，其实还有一种不能言说的隐秘。
立公子胜为王，确实可以实现“赦楚而得楚”。但以伍子胥对公子胜的恩德，公子胜成为楚王之后最为感激的人必然是伍子胥，而不是阖闾。那么，即便得楚，也并不是阖闾得楚，而是伍子胥得楚。阖闾本来就对伍子胥的楚国基因不太放心，如果因此而让伍子胥得楚坐大，阖闾就难有安寝之日。
孙武毕竟还是太年轻，对于世道人心的把握还没有那么老到圆熟。他始终没有参透阖闾内心深处的这一层顾虑而一直对自己的大好建议未被采纳而耿耿于怀。所以，他今天才会借题发挥，隐隐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老奸巨猾的阖闾当然听得懂孙武的言外之意，他十分不悦，但孙武所描绘的现实困境也是不争的事实。到底如何取舍，他一时也踌躇不决，于是把眼光望向了伍子胥。
伍子胥苦苦追索楚昭王而不得，多少也有些灰心了。而秦兵雄壮的因素也确实不能不考虑。衡量起来，伍子胥也觉得孙武的建议是正确的。
两大重臣的意见一致，阖闾虽然内心颇为不甘，但也只好依照而行。就在这当儿，伯嚭却提出了强硬的反对意见。
伯嚭说：“我国军队，自开战以来，一路势如破竹，五战克郢，勇不可当。如果今天一遇到秦兵，就立刻班师回国，会惹来全天下人的耻笑。我愿意领兵一万，前去迎战，一定让秦兵片甲不留！如果不胜，甘愿军法行事！”
伯嚭此前从未担当过独立的主将，但这番话说得雄壮无比，气势非凡。表达的自信程度与说服力成正比。阖闾听了，不由对他刮目相看。如果伯嚭真的能够像他所说的那样，将秦兵击溃，那么阖闾不但不用从楚国撤退（楚宫美色让阖闾流连忘返），而且距离雄霸天下的目标又进了一步。
同时，伯嚭的请战之举更为契合阖闾内心所需，阖闾不再犹豫，立即同意了他的请求。
这伯嚭莫不是昏了头了？秦国大夫公子蒲所率的秦兵有五万之众，再加上楚国残部，至少也有一万余众，他却敢大言用一万兵马将秦楚联军击败，片甲不留？
孙武当然要为自己先前的主张辩护，伍子胥也帮腔孙武。但伯嚭兀自不听。阖闾见他十分坚决，也就不再听孙伍的劝谏，令伯嚭引兵而去。
伯嚭自奔吴以来，颇受伍子胥提携，一向唯伍子胥马首是瞻。为什么这一次却连伍子胥的话也不放在心上了呢？
实际上，伯嚭对伍子胥的情感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嫉妒使然。
伯嚭羽翼未丰之时，当然不敢与伍子胥争宠。而孙武来投，怒杀二姬以严肃军纪时，伯嚭曾代表阖闾前去传令制止，却被孙武置之不理。从那个时候起，伯嚭就已经对孙武怀恨在心。但孙武因其开创性的卓越才华赢得了阖闾的敬重，位次又抢到了伯嚭之前。这就使得伯嚭对孙伍二人的嫉妒之心日益加重。
出于争宠的心理，伯嚭瞅准这个机会，当然要和孙伍二人对着干。而他之所以一意孤行，必要将秦师以及楚军击溃，还因为他已经窥破了阖闾内心深处的隐秘。
伍子胥对楚人赶尽杀绝，洗清了自己的楚国渊源，反而更得阖闾信任。这给了伯嚭一种巨大的动力。他也是楚人，要想在争宠战中取胜，也必须洗清楚国渊源，赢得阖闾的信任。所以，他也要以硬碰硬的手段去迎击秦楚联军。这也是对伍子胥此前所为的一种模仿。
孙武也是从怒斩二姬开始，就隐隐觉察到了伯嚭对自己的敌意。
在人际关系中，喜欢通常是相互的。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往往就可以使对方反过来也喜欢自己。而我们也往往喜欢那些我们认为是喜欢我们的人。反之亦然。当我们觉察到对方不喜欢我们时，我们也会表现出对对方的不喜欢。这就是喜欢镜像法则。喜欢镜像法则 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往往喜欢那些我们认为是喜欢我们的人。
而且，人们对于敌意的敏感度远远超过对于善意的敏感度。伯奇德及其同事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找来一批学生参加八个项目的测评，结果，学生们普遍喜欢那个在八个项目上对自己给出积极评价的人，却不太喜欢那个在七个项目上给予好评、一个项目上给予差评的人。可见，哪怕是一点点的负面评价，都会引起被评价者的反感。敌意敏感度 在社会交往中，人们对敌意的敏感度远远超过对善意的敏感度。
伯嚭这一次直接否决了孙武的方案，更是将敌意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来。孙武在接收到这一负面信号后，内心中也涌动出对伯嚭的极大反感。
孙武在内心中默默念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伯嚭你两眼一摸黑，就奔着素称虎狼之师的秦军去了，哼哼……”
心理感悟：喜欢会带来喜欢的回报。
15 成功带来的伤害
伯嚭怀着热切的取胜之心引兵而出，在郢都西北向的军祥与楚军狭路相逢。伯嚭见楚军阵列不整，立即下令发起攻击。楚军主将子西迎面而来，对着这个背叛了楚国的楚国人——伯嚭，破口大骂。
双方刀兵相见，战不数合，子西诈败而退。伯嚭不知是计，紧随追击。不料左侧沈诸梁引军杀来，右侧薳延引军杀来，将伯嚭围住。秦将公子蒲和公子虎又引生力军，从中贯穿吴兵，生生将吴兵截为三处。
伯嚭左冲右突，始终无法脱困。正在懊丧之际，却见伍子胥引兵杀到，冲开重围，将伯嚭救出。
原来，伍子胥虽然与伯嚭意见不一，但还是将其视为自己的兄弟。孙武可以对伯嚭的处境置之不理，但伍子胥却放心不下，于是率领吴兵精锐，作为伯嚭的后援。
伯嚭检点败兵，发现一万军马只剩下不足两千。他自知铸成大错，想起当初在阖闾面前夸下的海口，不得不自入囚车，准备面见阖闾请罪。
孙武早知伯嚭必败，得知伍子胥救了伯嚭后，赶来见伍子胥，对他说：“伯嚭这个人私心很重，目中无人，且又贪功冒进，久后必为吴国之患，不如乘此兵败，按军令斩之！”
孙武这番话，听上去颇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难道孙武竟然如此卑劣，只因伯嚭对他素怀敌意就要借机将他除掉？
孙武对伯嚭颇为反感不假，但他对伍子胥的这番话却不仅仅是出于私心。所谓旁观者清，正因为他与伯嚭的情感距离较远，所以更能从伯嚭的行为举止中判断出他的内在本性。
孙武敏锐地觉察到，虽然阖闾更为倚重伍子胥和自己，但却与伯嚭的关系更为亲密。这个伯嚭，似乎天生具备一种媚上的能力，可以与君上维持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而伍子胥和自己，和阖闾却只是公事公办的关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一次伯嚭竟然能够让阖闾否决掉伍子胥和自己的定见。而此前的攻楚，伍子胥和自己一般都是独领一军，阖闾却总是让伯嚭伴在身边，显见伯嚭颇得阖闾的欢心。
孙武由此感到了伯嚭的可怕之处。如果有伯嚭在，阖闾难免不受蛊惑，那么伍子胥和自己的处境就不会像先前那样顺遂。孙武将伍子胥视为真心朋友，这才推心置腹地对伍子胥说了这样一番话。
孙武对伯嚭的看法还是很客观的。当初伯嚭亡命天涯，千里迢迢来投伍子胥时，吴国的相术大师被离也曾经对伍子胥说过：“伯嚭这个人，鹰视虎步，生性贪婪，好出风头，好抢功劳，而且杀心很重。这样的人绝不可亲近。如果您帮他，将来一定会连累自己。”孙武和被离的看法基本一致，显然并非出于个人私怨。
不料，孙武的话并没有引起伍子胥的共鸣。伍子胥淡淡地说：“伯嚭虽然丧师有罪，但是前功不小。更何况大敌当前，我方也不能随便斩杀大将。”
伍子胥的意思很明白，他非但不会借机杀了伯嚭，反而要为他在阖闾面前说话，保住他的这条命。
孙武听了，暗暗叹了一口气，失望而归。
为什么伍子胥对伯嚭的态度会和孙武大相径庭呢？
原来，这是利群偏差在作怪。利群偏差 人们对于和自己同属一个群体的人的言行，总是倾向于从善意的角度给予解释，而对不属于同一群体的人的言行，则总是倾向于从恶意的角度给予解释。
当初被离提醒伍子胥不要重用善待伯嚭时，伍子胥曾经说过：“惊翔之鸟相随而集，濑下之水因复俱流。伯嚭的遭遇，和我如出一辙。俗话说，同病相怜，同忧相救，我怎么能不帮他呢？”
这个回答到目前为止依然有效，而且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伍子胥的脑海中。他始终将同病相怜的伯嚭视为自己最亲密的兄弟，由此也形成了一个仅仅由他们两个人组成的小群体（内群体），利群偏差也因之而生。
所谓利群偏差，就是指人们对于和自己同属一个群体的人的言行，总是倾向于从善意的角度给予解释，而对不属于同一群体的人的言行，则总是倾向于从恶意的角度给予解释。
伯嚭虽因兵败而获罪，但伍子胥更多的是看到他此前所立的功劳。实际上，在五战克郢中，伯嚭并无多少功劳。伍子胥还以大敌当前，不宜自斩大将为由，曲线为伯嚭开脱。总而言之，在伍子胥眼里，伯嚭的失败并不是无可饶恕的死罪。
所以，伍子胥见了阖闾，极力为伯嚭开脱。而阖闾本来对伯嚭印象就不错，这一场死罪就此轻轻揭过。
但伯嚭继夫概之后的再次败绩，却令秦楚联军士气大振。秦军更加相信自己实力超群，而楚军也恢复了此前失去的信心。秦楚联军顺势而下，直逼郢都。
阖闾命夫概协助公子山守护郢都，自引大军驻于纪南城，伍子胥和伯嚭分别在驴城和磨城驻守，形成掎角之势，以抗衡秦楚联军。同时，又命唐、蔡二国出兵，从后面包抄秦楚联军的后路。
子西分析了形势后，对公子蒲说：“吴国以郢都为巢穴，坚壁相持，如果唐蔡二国从后包抄，我们就很难对抗了。不如趁他们尚未合围，抢先攻打实力最弱的唐国。唐国一旦被攻破，蔡国就会被吓破胆，不敢参战。这样，我们就能集中兵力，对付吴军了。”
公子蒲深以为然，立即派兵将唐国攻破，杀了唐成公。蔡哀公果然恐惧不已，不敢出兵助吴。
两军在郢都内外相持不下。吴军这边的猛将夫概的心态却越来越失衡。他作为吴军第一猛将，一直都是最受重用的。但他前战失利后，阖闾竟然安排他作为公子山的副手来守护郢都。夫概一向不把公子山放在眼里，此前为了争夺囊瓦的美妻，夫概还将公子山吓得落荒而逃。要夫概屈居公子山之下，这是夫概不能接受的。而另外一个败军之将伯嚭，现在倒仍是作为主将之一，独立镇守郢都旁边的磨城。这又是夫概不能接受的。
此前的胜利，早已让夫概陷入了过度自信的心理陷阱，也让他本性中骄纵自大、目空一切的成分被彻底激发出来。而且，夫概此前的成功来得太过容易了，并未让他得到应有的磨炼。这样的人，很难经得起成功之后的挫折，很容易在遇到逆境时心态失衡，进而做出不可思议的举动。
夫概郁郁不乐，思来想去，在挫折带来的攻击欲的推动下，突然起了一个惊人的念头！
夫概想：“吴国旧制，都是兄终弟及的。阖闾之后，应该是由我继承王位。现在阖闾早已立王子波为太子，看来是轮不到我了。现在吴国和秦楚联军在郢都相持，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分出胜负的。不如我立刻回国，趁着国内空虚，先占了王位再说。”
此念一起，夫概再也坐不住了，立即引了本部军马，偷偷从郢都东门撤出，急速渡过汉水，直奔吴国而去。
这家伙，真是把孙子兵法的精髓吃透用足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现在可是谁的命令都不听了，自己就要当唯我独尊的老大了！
再说阖闾，刚刚闻报，说是秦兵灭了唐国，正要召集众将商议如何应对。公子山急急来报，说：“夫概不知何故，引着本部兵马从东门而出，往吴国方向去了。”
伍子胥一听，立即就站出来，铿锵有力地说：“夫概必定是造反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说夫概要造反了。早在攻楚之初，夫概旗开得胜，阖闾对他赞不绝口时，伍子胥就泼过一盆冷水，说夫概脸上毫毛倒生，将来必有背国叛主之举。
伍子胥本人并不会看相，他对夫概的判断也是来自于相术大师被离。但有意思的是，被离对夫概的判断，伍子胥深信不疑，时不时要站出来宣示一番，而被离对伯嚭的判断他却置之不理，在孙武提出警示时还要想方设法加以维护。
而反观孙武，因为对夫概的欣赏，从来没有说过半句夫概的不好。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对于相互抱有反感的伯嚭，孙武却也并不留情。
可见，人的心理确实微妙难测。
阖闾内心并不相信自己的亲兄弟会在这种关键时刻背叛自己，但还是急忙追问道：“那该如何应对？”
伍子胥淡淡一笑，说：“夫概不过是一勇之夫，不足为虑。我所担心的是，越国人会趁机而动。大王，您最好赶快撤回吴国，平定内乱，安抚人心。”
吴国本土毕竟是根本所在。阖闾不敢丝毫大意，虽然他还十分留恋在楚宫的旖旎时日，但如果国内失守，一切都无从说起。阖闾这个枭雄，立即从温柔乡中挣脱出来，下令让孙武、伍子胥留守郢都，自己则带着伯嚭紧急往吴国撤退。
孙武见阖闾对伯嚭犹是亲密无间，内心的失望与担忧不免更为加重。
心理感悟：太容易获得成功的人，往往经不起磨难的淬炼。
16 给你们出道选择题
夫概确实已经将孙武的兵法精髓学到了家，他选择的这个时机（吴军主力与秦楚联军相持不下，国内十分空虚）极具战略眼光，他随后的战略部署也极具威力。
夫概利用吴军接连两次失败带来的负面影响，广为散布“阖闾兵败于秦，乱军中不知所终，我当续立为王”的讯息。他又令长子扶臧在淮水岸边驻守，截断吴军的归路。同时，他还派使者赶往越国，与越子允常联系，让其进兵攻吴，约定事成之后，割让五座城池给越国。
越子允常原本一直在吴国的阴影下苟且度日。但是近来越国的情势已经有所不同，允常也蠢蠢欲动，欲报吴国欺压之仇。正好夫概来求，允常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立即派兵攻吴，与夫概遥相呼应。
夫概的部署让阖闾同时面临着楚、秦、越以及夫概（内乱）的四大压力，夫概取而代之的计划成功希望非常之大。
在吴国镇守的太子波和专毅得知夫概叛乱，立即部署兵力，严防死守，同时派密使连夜给阖闾报信。
阖闾带着伯嚭，刚刚渡过汉水，就接到了太子波的急报，确证了夫概造反的传闻。阖闾大惊失色，说：“果然不出子胥所料！”他当机立断，命人去通报孙武、伍子胥，赶快从郢都撤军回国，平定内乱。
阖闾自己也不再停留，星夜疾驰，又赶至淮水，却见退路已经被扶臧截断。
这阖闾，真不愧是吴越楚第一枭雄！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难时刻，那个沉浸在温柔乡中不思进取的慵懒之人立刻不见了，他又重新恢复了果敢决断、精明过人的一贯形象。
阖闾没有丝毫的惊慌，也没有发起狂风暴雨似的报复性攻击，而是轻描淡写地给扶臧所部的一干叛众，出了一道选择题：“凡去夫概来归者，复其本位，后到者诛。”
这道题有两个选择：第一，立即离开夫概，重回阖闾阵营者，既往不咎，保留原有职位待遇不变；第二，归来迟者，杀无赦！
那么，这些桀骜不驯的叛众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贝丝·迈耶罗维奇和谢丽·蔡金1987年曾向一群参与实验的女大学生分别出示了三份不同的手册。第一本手册从防止乳腺癌产生的收益的角度来说明对乳腺癌进行自我检查的重要性（收益手册）。第二本手册则强调了如果不进行乳腺癌自我检查可能造成的损失（损失手册）。第三本手册既不提收益，也不提损失（中立手册）。
4个月之后，两位心理学家发现，阅读了“损失手册”的女大学生中，有57%的人进行了乳腺癌的自我检查，而阅读了“收益手册”和“中立手册”的人中，分别只有38%和39%的人进行了乳腺癌的自我检查。
迈耶罗维奇和蔡金对此的解释是，那些阅读“损失手册”的女性更愿意进行乳腺癌自我检查是因为，她们所预期到的健康预防损失比同样的健康预防收益要重要得多，即便两者在理性逻辑上是完全等同的。
人类的这样一种心理倾向就是损失规避。损失规避 同等的损失带来的心理冲击要比同等的收益带来的心理冲击大得多。由此，人们规避损失的意愿要比拥获收益的意愿强烈得多。
损失规避的基本概念最早在1759年由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提出：当状况由好变坏时，人们所承受的痛苦要比由坏变好时所体验到的欢乐多。斯密认为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200多年后的1979年，心理学家卡尼迈和特维斯基用实验验证了斯密的描述。
所谓损失规避，就是说同等的损失带来的心理冲击要比同等的收益带来的心理冲击大得多。由此，人们规避损失的意愿要比拥获收益的意愿强烈得多。
明白了损失规避这一人类的基本心理倾向，就不难知道扶臧所部的叛众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了。
阖闾明着给出的选项有两个，但其实这道选择题背后还隐藏着第三个选项。这个选项就是对阖闾的选择题置之不理，继续跟着扶臧负隅顽抗。
那么，这个第三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这个时候，阖闾数十年来的积威就发挥作用了。夫概、扶臧的部下，其实也都是阖闾的部下。这些身经数战的老兵，哪一个没有见识过阖闾运筹帷幄的英武风采？！从他还是公子光开始，就是吴国统兵迎敌的第一人。尤其是自登上吴王宝座以来，阖闾的权威度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夫概虽然勇猛无敌，但要和阖闾比起权威度来，还是只能屈居下风。
阖闾面对叛军，霸气高扬，自信无双的姿态，数十年来的积威在空中激扬飘荡。他甚至直接取消了叛军们的第三个可能的选择，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叛军们敢于和他正面对抗！由此带来的心理暗示则是：如果和阖闾顽抗，必死无疑！
众所周知，反叛是绝无可恕的死罪。只要踏出反叛的第一步，就再也不能回头了。如果这真的是一条不归路，那么，已经叛乱的士兵，为了活命，不得不拼死顽抗。
但是，现在阖闾已经宣告，任何一个追随夫概反叛的人，只要立即脱离夫概，回头归正，不但不治死罪，反而恢复本位。这等于是毫无损失了。反之，如果犹疑不决，就有可能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每个人都倾向于趋利避害，规避损失。这一干叛众，当然清楚什么才是自己的最佳选择了。
就这样，阖闾轻描淡写、兵不血刃地瓦解了叛军之心。叛众纷纷倒戈来归，阖闾顺利渡过淮水。扶臧身旁就剩下寥寥几个亲兵，只好狼狈逃至谷阳。夫概先前以阖闾在乱军中不知所踪，蒙蔽了不少吴国民众。但现在，阖闾已经神采飞扬地现身，夫概的谎言不攻自破，民众也纷纷散去，夫概更显势单力孤。
阖闾亲领大军，夫概只能率为数不多的忠诚部下出战。
这一场兄弟见面，分外尴尬。阖闾既已控制局势，当然要意存悠闲地讯问清楚夫概到底为何要背叛自己。
阖闾说：“我与你手足情深，你为什么要起背叛之心呢？”
夫概知道大势已去，成王败寇，本来也没什么好解释的。但人总是喜欢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哪怕是已经被确证了是错误的行为。
夫概冷冷地回击道：“我这算是什么叛乱。当初你杀吴王僚，难道就不是叛乱吗？”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言辞妙招。
阖闾本来以为夫概在自己的逼问下必然羞愧难当，没想到他不但毫无悔意，反而捡起陈年芝麻反戈一击，全然一副“贼喊捉贼”的嘴脸，不由大怒，立即喝令伯嚭挥军攻击。
夫概虽然揭了阖闾的老伤疤，但他的质问倒也不无道理。那么，在吴国这个以兄弟相让为荣的国家里，为什么会屡屡发生兄弟之间为了篡位而自相残杀的事件呢？
这还要从吴国的立国之初说起。
创立吴国的始祖叫做泰伯，是周朝始祖古公亶父的长子。古公亶父还有另外两个儿子，分别是仲雍和季历。小儿子季历生了一个好儿子叫做昌。根据神灵的预言，昌将会光大整个氏族（昌就是后来名闻天下的周文王）。古公亶父有意将王位传给小儿子季历，以便让昌随后继位。但根据当时的规矩，王位是必须传给长子的，古公亶父因此有些不开心。泰伯觉察到了父亲的心思，十分孝顺的他和二弟仲雍一商量，两个人就离家出走，来到了荒蛮未化的吴地。
所以，吴国从一开始就是因为泰伯让位而创的。后来，吴国的王位传到了寿梦手上。寿梦有四个儿子，分别是诸樊、余祭、余眜和季札。相同的一幕再度上演了：寿梦最看好小儿子季札，但囿于礼节，只能让长子诸樊继位。这些儿子们都十分孝顺，兄终弟及，终于要将王位传到季札手中了，但季札却坚辞不受。余眜的儿子僚见机顺势登上了王位。这引起了诸樊的儿子姬光的不满，后来他就借用伍子胥和专诸的力量，刺杀吴王僚，自号阖闾。
吴国向来有让位的传统，但篡位却也十分容易。像吴王僚和阖闾虽然得位不正，却轻松获得了整个统治体系的认可而顺利当政。这就好比在一个非常注重排队规则的地方，插队反而更容易成功。因为大家从思想上都没有防备过插队行为。
在这样的现实案例的影响下，夫概想当然地以为“插队”的成功率是很高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在连续发生了两起“插队事件”后，身为“插队受益者”的阖闾已经有了准备（早早立了太子波），再加上阖闾积威犹在，应变得当，夫概的不能得手也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阖闾大军攻上，夫概不能抵敌，大败而逃。扶臧在江边备好了逃亡之船，父子二人，狼狈逃窜，奔宋国而去。
阖闾重新整束军队，部署迎战趁机来犯的越国军队，并及时安抚吴国民众。
心理感悟：过多的选择会让人无法选择。
17 临死也要捞一根稻草
再说孙武收到了阖闾的退兵令，正与伍子胥商议如何全身而退，楚营中忽然派人送来了一封信。
这封信还是申包胥写给伍子胥的。信是这样写的：子君臣据郢三时，而不能定楚，天意不欲亡楚，亦可知矣。子能践“覆楚”之言，吾亦欲酬“复楚”之志，朋友之义，相成而不相伤，子不竭吴之威，吾亦不尽秦之力。
意思是说：子胥，你们君臣占据郢都已经过了三个季节（实际时间是10个月），但还是没有拿下整个楚国，这说明天意不想让楚国灭亡。当年我们在小树林中对天发誓，你能实现“覆楚”的誓言，我也要践行“复楚”的承诺。朋友之间，应该是相互成就而不是相互伤害。如果你能不用尽吴国的兵威，那么，我也就不竭尽秦国援兵的武力。
显然，申包胥写这封信的时候并未获悉伍子胥已经接到了退兵的命令。否则，他根本就没必要写这封信了。
秦楚联军已经连赢两阵，申包胥为什么还要提出这样一个双方各退一步的“和平方案”呢？
申包胥的考虑是这样的：吴军虽然连折两阵，但主力未损，楚国并无必胜的把握。伍子胥据城死守，秦楚联军短时间内也无法攻克。双方一旦陷入僵持战，对楚国更为不利。一方面，战争是在楚国境内进行的，吴军所需的物资粮食，都取自楚地。消耗日久，损的都是楚国的利益。另一方面，秦国援军毕竟是客军，不可能久居楚地。相持下去，到底孰胜孰负，尚是未知之数。
而申包胥内心深处的动力源泉是“复楚”。只要复楚成功，他就算是兑现了当年的承诺，偿还了内心的良心债。而复楚，并不等于灭吴，并不需要将吴军赶尽杀绝，事实上也不可能赶尽杀绝。
所以，申包胥提出了这个双方各退一步的和平解决方案。
伍子胥看了这封信后，陷入了沉思。这一大段时间以来，他陷入了非理智可控的复仇癫狂状态。但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种处于峰顶，高位震荡的精神状态是不可能永久持续的。随着久觅楚昭王而不得，他的意兴也渐渐变淡了。当初，夫概第一阵败于秦师后，他就已经流露出了这样的情绪。现在，申包胥的来信正好给了他一个安然而退的台阶。
不过，他还是需要来一番自我欺骗才能彻底平复内心的认知失调。毕竟，他此前已经大肆宣扬，必要得楚昭王而诛之才算是淋漓尽致地报了家仇。现在退兵，只能算是半途而废了。
伍子胥想了想，对孙武，更是对自己说：“夫吴以数万之众，长驱入楚，焚其宗庙，堕其社稷，鞭死者之尸，处生者之室，自古人臣报仇，未有如此之快者，且秦兵虽败我余军，于我未有大损也。兵法云，‘见可而进，知难则退’，幸楚未知吾急，可以退矣。”
是啊，自古人臣报仇，确实没有像伍子胥这般畅快淋漓的。而事实上，伍子胥的复仇行为已经超越君臣关系束缚的雷池太远太远了。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早就该选择一退了。但对伍子胥本人来说，复仇的目标是否达成，标准是他自己确定，并一路加码的。只要他自己认为可行，也只有他自己认为可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旁人如孙武等是不会来干预的。
至于伍子胥引用的“兵法云”两句，并非孙武的原话，但意蕴与孙武的军事思想一致。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孙武的共鸣，而更好地维护自己“食言而肥”的颜面。
所以，这段话应该理解为既是伍子胥的自我安慰，也是伍子胥的自我欺骗。只有这样，伍子胥才能心安理得地退兵回吴。
孙武听伍子胥大异往常地絮絮叨叨了一番，注意力却只集中到了伍子胥最后所说的这句“幸楚未知吾急，可以退矣”。
孙武摇了摇头，显得不很赞同，说：“如果就这样退兵，未免被楚人耻笑。”
伍子胥一愣，吴国国内危急，阖闾已经下令，退兵已成定局。难道孙武又想抗令不从（孙武的“将在军，虽君命而不受”早已成为风靡吴国的名言，几乎每个吴国人都耳熟能详了）？
却听孙武缓缓说道：“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公子胜做点什么呢？”
孙武念兹在兹的还是公子胜！由于阖闾错失了第一次利用公子胜的良机而致使公子胜的战略价值大打折扣，但现在孙武还是念念不忘。而此刻阖闾已经远离，不会再来干扰孙武的精妙思路了。如果阖闾仍在，出于维护一致性的心理惯性，说不定仍会否决孙武的提议。
伍子胥当即明白了孙武的意思，连连点头称是，内心对孙武的崇敬又添几分。
孙武的政治智慧确实要高出伍子胥不少。他这次利用公子胜来作为退兵谈判的筹码，等于是在楚国内部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公子胜是已故太子建的儿子，也是楚昭王的侄子。如果没有先前的变故，他的父亲太子建就会是楚国之王，而他本人也将继承王位。公子胜归楚后，当然不会再有机会登上王位了。那种错失良机的遗憾与懊丧，必然会让他心态失衡。而这正可以形成搅乱楚国内政的不良因素。对孙武来说，既然“赦楚而得楚”已经遥不可求，那么抓住这个机会来个“赦楚以祸楚”，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伍子胥领会了孙武的意图，给申包胥回了一封信。这封回信的言辞写得很漂亮：平王逐无罪之子，杀无罪之臣，某实不胜其愤，以至于此。昔齐桓公存邢立卫，秦穆公三置晋君，不贪其土，传诵至今。某虽不才，窃闻兹义，今太子建之子胜，糊口于吴，未有寸土，楚若能归胜，使奉故太子之祀，某敢不退避，以成吾子之志。
申包胥接到回信一看，伍子胥要为公子胜索讨封地才肯退兵，不敢擅自做主，就去请示子西。
这子西最是勇于任事，只要于国于君有利，他不顾毁誉也敢于拍板。此时楚昭王还在随国，子西听了申包胥的汇报，立即说：“封故太子之后，也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子西真乃当世第一豪迈快意君子！
楚昭王出逃后踪迹未明之时，他都敢于自立为王，以收拢安抚民心，更何况分封故太子之后呢？而子西做这样的一个决断，也是建立在不知道吴国已经内急的前提条件下的，如果能以分封公子胜这么一个小小的条件来换得吴国退兵，显然是一个极其划算的交易。
不过，大夫沈诸梁却提出了反对意见。沈诸梁说：“太子建早已被废，公子胜就是楚国的仇人。您为什么要养仇来危害国家呢？”
沈诸梁是楚国前司马沈尹戌的儿子。沈尹戌的军事才能有目共睹，如果不是囊瓦贪功坏了他的计划，说不定吴兵早已在汉水之畔就丢盔弃甲，灰飞烟灭了。沈诸梁深受父亲教诲，颇有乃父之风。他也正是看透了伍子胥、孙武的祸楚之心而提出了反对意见。
但子西却说：“胜，不过是个匹夫罢了，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当即不顾沈诸梁的反对，以楚昭王的名义派出使者，前往吴国，请归公子胜，答应封给他一个大邑。
这也许是子西这一生中犯下的一个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最终会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在必须做出决策的时刻，就算沈诸梁说得有道理，还是要两害相权取其轻。与让吴国赶快退兵相比，分封公子胜确实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代价了。
沈诸梁被深深地伤害，闷闷不乐地退了下去，从此与子西的隔阂日深，终至形同路人。沈诸梁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心胸特别狭小，还是由于他父亲之死的后遗症在作怪。子西这个小小的拒绝，让沈诸梁反应过度地认为，自己父子俩的正确意见总是不被当权者采纳。可见，人生无小事，任何一个应对不当造成的心理伤害，其影响之深远悠长，都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意料。
然而，流水不回头，人死难复生，这不仅是子西和沈诸梁的遗憾，也是整个楚国的遗憾。
孙武的谈判策略让吴国在没有任何砝码的前提下得到了想要的东西，这是对“错觉相关”这一心理定式的精妙运用，可称之为谈判的错觉策略。错觉策略 在谈判中，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大胆提出要求，造成对方的错觉而达致目的的一种心理策略。
人们往往倾向于在两件或几件毫不相关的事情中发现相互间的关系，甚至是因果关系。具体到谈判事宜，如果一个人敢于肆无忌惮地提出要求，那么对方往往会误以为他有着足可赖恃的底牌。因为一般而言，有恃者往往无恐。在错觉相关的作用下，无恐者也就往往被认为必然有恃。
从上述吴楚之间的谈判实际来看，即便楚方不答应任何条件，孙武伍子胥也是要遵守阖闾的命令而退兵的。而且，孙伍最担心的就是己方退兵时会被秦楚联军背后追杀。但吴方无恃也无恐地提出了交易条件后，却使得楚方产生了错觉，还以为己方可以以如此之小的代价换来吴国的退兵，简直就是一桩再合算不过的买卖了。
在谈判达成的这一刻，双方都皆大欢喜。
孙武与伍子胥将郢都府库里的金银珠宝搜刮一空，安然撤退，又逼着楚国上万家居民随吴军迁至吴国境内，充实吴国的空虚之地。而楚国也终于得到了朝思暮想的国都。
心理感悟：机会往往存在于错觉与正觉的中间地带。
18 严重缩水的回报
在即将告别楚国大地的时刻，伍子胥突然有些伤感起来。
这一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却曾经让他走投无路，无立锥之地。他奋斗抗争了十六年，才得以用一种鲜血淋漓的姿态重回故地，在这其间，多少人为之付出了青春与生命。而这一次的告别后，他也许永远也不会再踏上这片土地了，故土只能永远留在梦里。在让故国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后，他再也不会是楚国之人了。
伍子胥又想起了自己这一路走来的恩恩怨怨。此前他满腔心思都放在了报仇上，但其实，他还有太多的恩情需要回报。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些恩人，他又怎么能够得到报仇的机会？
恩与仇，其实是互惠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这才是一个真汉子无可指摘的选择。如今，仇恨已了，恩情未报。伍子胥和孙武商量了一下，让孙武率部分军队从水路先走，自己则选择陆上，重走逃亡路，遍访众恩人。
伍子胥带着大军，来至历阳山，遍寻周遭，也没发现东皋公的踪影。他当年曾经安身的茅庐也早已不存在了。伍子胥又令军士去龙洞山寻访皇甫讷，竟然也已无影无踪。
十七年的光阴已经逝去，当年的两位恩人也许早已魂归黄泉了。有恩难报的巨大遗憾让伍子胥唏嘘不已，他只能跪拜于地，默默感念他们当年无私的救命之恩。
伍子胥率兵来到昭关前。这个当初让他一夜发白的关卡，早已没有楚兵把守了。伍子胥下令将整座昭关拆毁，这才继续上路。
一路行至溧阳的濑水岸边，伍子胥又想起了当年为他而死的浣纱女。伍子胥喃喃自语：“当初我在这里饥寒交迫，幸亏遇到了你。我向你乞食，你把所有的食物都给了我，后来你却投水而亡。这十几年过去了，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你的恩情。当初，我曾经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用我手指上的鲜血写了几句话，不知道还在不在呢？”
伍子胥一声令下，部下士卒四处搜寻，将当年的那块石头找了出来。光阴荏苒，岁月流逝，伍子胥曾经用心写在石头上的血字早已被雨打风吹去了。
当年，伍子胥写的二十个血字是：“尔浣纱，我行乞；我腹饱，尔身溺。十年之后，千金报德！”
伍子胥眼看这濑水茫茫，又是一个欲报无门的局面，不由叹了一口气，吩咐部下取出黄金百镒（镒是当时的黄金重量单位，一镒为二十四两），投到濑水深处。伍子胥说：“你在天之灵如果有知，就该明白我不辜负当年承诺的良苦用心。”
但其实，伍子胥已经违背了当年的承诺却不自知。当年他明明用血字写下了“千金报德”，如今投入濑水的却只有百金。
伍子胥显然不是小气。楚国府库里历年的宝藏都已经被他扫荡一空，别说是千金，就是万金，他也拿得出来。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的回报缩水了十倍呢？
有两个因素造成了这一幕。
首先是记忆的不可靠性。人们往往过分相信自己的记忆。但其实，记忆并不可靠。记忆的不可靠性 人们的记忆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可靠，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会出现偏差，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扭曲。
心理学家唐纳德·汤普森曾经被指控犯有强奸罪。受害者对此给出了非常具体的指控。但幸运的是，唐纳德正好有一个无可争议的不在场证据。当受害人被侵犯的时候，他正在电视上接受有关记忆扭曲的采访。而受害者之所以会将唐纳德作为指控对象，正是因为她在遭受侵犯之前正在看电视上关于对唐纳德的采访。事后，受害者回忆事发过程时，就将这个情节移植到了案情之中。可见，有的时候记忆是很不靠谱的。
其次，恩惠是有时效性的。
佛朗西斯·弗林曾经调查了美国的一个航空公司客服部的工作人员。客服部实行的是倒班制，这种制度需要员工之间的相互配合和帮助。研究人员把客服部人员分成两组，一组员工对自己为同事提供的帮助进行评价，另一组则要对自己得到的帮助进行评价。每组人员都要说明提供或接受帮助的时间和帮助的价值评估。
结果表明，刚刚接受过同事帮助的员工认为这个忙帮得非常好，应该好好回报。但帮助的时间过去越久，“好”的程度就越会大打折扣。而提供帮助的员工则认为，时间过得越久，自己对别人的人情就越大。
一般而言，对于施惠者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觉得自己所施予的恩惠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而对受惠者来说，正好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觉得自己所接受的恩惠越来越小，越来越不重要。所以，到后来，施惠者和受惠者对同一恩惠往往会出现不对等认知。
伍子胥无法完美再现当初的记忆，只能凭借现在对曾经恩惠的评价来衡量回报的数额。事过十七年，早已锦衣玉食的伍子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淡忘了当初的窘迫难堪。就他此时的感觉而言，对于浣纱女回报百金已经足以抵偿她的恩德了。而事实上，当初的回报冲动要比此时的感觉大上十倍！恩惠的时效不对等认知 一般而言，对于施惠者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觉得自己所施予的恩惠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而对受惠者来说，正好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觉得自己所接受的恩惠越来越小，越来越不重要。
投金完毕，伍子胥命令大军开拔。行军还不到一里，就见路边一个老妪在哭哭啼啼，十分伤悲。一个好事的军卒停下来问道：“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这个老妪回答说：“我有个女儿，在家三十年未嫁。十七年前，就在这濑水岸边浣纱，遇到一个穷乏君子，把自己带的饭给他吃了后，担心事泄被官府治罪，就投水而亡。后来，我听说这个穷乏君子就是楚国的亡臣伍君啊。现在伍君得意，取胜而归，我的女儿却再也回不来了。我是伤心女儿白白死了啊。”
原来，这个老妪正是当年那个浣纱女的母亲。这个军卒听明白了之后说：“我们的主将就是你说的伍君。他哪里是不想报答啊，只是找不到正主。他已经在濑水里投了百金，就是为了报答你女儿当年的恩遇的。你既然是她的母亲，何不赶快到濑水里把金子捞出来？”
老妪听了，转身离去，请人到水中捞金。濑水茫茫，也不知到底捞上了几何。不过，这个地方以后就被叫做“投金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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