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国文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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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江湖试读：
屈原之死
在中国非正常死亡的文人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屈原。
可有史以来，文人能够享受到将其忌辰列为全国性节日，全民为之年年纪念，获此殊荣者，只有屈原。
中国老百姓对于文人的敬重，以此为最，这也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根深蒂固，之历史久远。也许某一个朝代，某一段岁月，灭绝文化的沙尘暴，会刮得乌天黑日，万马俱暗，然而，值得我们为之额手称庆的，中国文化生命力之顽强，世所罕见，史所罕见。即使书焚尽，儒坑尽，即使四旧皆除尽，然而，云消雾散，霎天空阔，春风润泽，万物复苏，依旧是朗朗乾坤，文化中华。到了端阳这天，高悬艾叶，遍洒雄黄，龙舟竞渡，米粽飘香。
这就是中国文人的厉害了，死了，还活着。而且活得会比所有皇帝加在一起的年纪更长久。皇帝，总是要去他妈的，但是屈原，中国人都记得住。“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这是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的第一句。所谓“楚之同姓”，因为他和楚王一样，原先都姓举。这个稀见字读（ml)，字典上的解释为“羊的叫声”和“姓氏”。举姓，熊氏，后来改为昭、屈、景三姓，为楚国三大族。管理这三姓事务的官，就是三阎大夫。屈原被免掉左徒以后，一直到死，担任着这个类似清朝宗人府的长官。第一，绝对的闲差，第二，绝对的清水衙门，这使出身于贵族门第、担任过政府要职、操作过国家大事的屈原，有点郁闷。
文人分两种，一种得意，一种不得意。得意者，怕郁闷，不得意者，也就无所谓郁闷了。屈原相当得意过，所以感到相当郁闷。
其实，“左徒”，不过是谏议国政的高官而已，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类似于现在的纪检委。但屈原的实际权力还要更大一点，国事、外交一身挑，做到类似美国国务卿那样重要的职务，能起到左右楚怀王的作用。所以，为左徒时的屈原，很牛，很抖。那时，楚国的都城在郑（今湖北荆州），城不大，人不多，前呼后拥的屈原，出现在街头，这个既风流、又潇洒、领导时代潮流的明星人物，很引人瞩目。何况他是一个如兰似芷、洁身自好的男子汉呢！连楚怀王都十分欣赏他的风度和气派。
后来，诗人碰上了小人，最大的小人就是这个楚怀王了，不幸也就随之而来，左徒免了，去做三阎大夫，失落是当然的。任何人，再有涵养，再有胸怀，都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降职遭遇，比降职更糟的是冷落。昨天还门庭若市，今天就门可罗雀。屈原是诗人，诗人的感情本来要比常人丰富，而真正的诗人，不是那种写顺口溜、写大白话、写标语口号的“伪”诗人，那澎湃的、洋溢的、泛滥的、汹涌的感情，更是不可抑制，唯其难以忍受这种云泥之分的冷热、天渊之别的跌宕，感到受不了，是可想而知的事，写出不朽之作《离骚》，抒发满腔悲愤，也是可以理解的。
司马迁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太史公本人也是经历过由沸点到冰点的人生体验，对于碧落黄泉式的命运安排，有过极深刻的体会，一个“怨”字，正好说到了点子上。
屈平（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字原。虽然，他在《离骚）中称自己，“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但是，数千年来，公众习惯称作屈原。他是楚国丹阳（今湖北秘归）人，最早的祖先为有熊氏，从北方迁徙到楚地。《史记》称他“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王甚任之”的“任”，说明中国文人，像屈原这样在朝当官的，并非他一人。应该看到，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能够称得上文人者，百分之九十都是在朝的。我们都很熟悉的唐宋八大家，无一不具官员身份。也许所任的官职，可能有大，大如王安石，为当朝参知政事，相当副宰相，可能有小，小如苏询，死后授霸安县的主簿职，正科级干部。无论如何，有个官家的差使干干，得到一份吃穿不愁的傣禄，对于文人来说，还是挺有诱惑力的。正因如此，悲剧也就来了，这就注定中国文人无法养成独立生存的能力，同时，也注定了中国文人必须依附国家机器，必须仰仗统治阶级，必须听命于上级、上司、上峰、上面的意志、命令、训示、指导。必须按照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在一定的空间中、一定的时间内，做可以做的事情，而不做不可以做的事情。
这自然很不爽，可你别忘了老百姓有句谚语：“端谁的碗，服谁管”，“吃谁的饭，为谁干”，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伙计听老板的，没有老板听伙计的。
对统治者而言，你是文人，不错，但你更是陛下的臣仆。作为文人，也许你是自由的，作为臣仆，你就没有资格跟陛下谈自由了。这也是中国皇帝不停收拾文人的原因，就在于你得到文人的自由时，常常忘却你作为臣仆的不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考究，在朝就不如在野，那些不领国家工资、不吃公家口粮、 自食其力的在野文人，要比在朝文人拥有相对多得多的自由。然而，在野文人，过去少之又少。即使在今天，依然如此，还是少而又少。因为，文人要靠稿费生活，别说老婆养不起，连填饱自己肚皮，都难。因此，历朝历代，在野的削尖脑袋想成为在朝的，在朝的时刻担心在野的挤掉他；在野的为了吃公粮关官晌列入编制内必须干掉在朝的，在朝的为保住自己饭碗必须提防在野的将他搞倒，都是大家不言而喻的潜规则。况且，谁在野，谁在朝，都非终身制，而是在不停演变之中。今天在野，招安了，委任了，体制内了，黄马褂穿上了，明天就算是在朝之官。同样，今天在朝，流放了，开革了，体制外了，扫地出门遣返回乡了，明天成为在野之民，也是常见的事。
因此，中国文人，无论在朝的，在野的，都明白屈原得到“王甚任之”这四个字的斤两。何谓任？第一，责任之任也；第二，任务之任也；第三，信任之任也；第四，也是最能体现这四个字的含金量者，落到实处的任命之任也。一个文人从陛下那儿得到这个任字，还愁没有权力可用，没有轿车可坐，没有银子可拿，没有待遇可享吗？反之，若多一个“不”字，“王不甚任之”，就意味着老坐冷板凳，不得烟儿抽，看上面邮良，受他人排挤。再反之，如果，“王不待见”，甚至憎你恨你，那你就等着吧，好则扫地出门，充军发配，坏则开刀问斩，脑袋搬家。
诗人屈原，正好亲身经历过从“王甚任之”，到“王不甚任之”，到“王不待见”的三阶段，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投泪罗江了。
楚怀王举槐，也叫熊槐，是个昏君。中国出过二百多个皇帝，其中一大半属于昏君，熊槐则是其中最自以为是、最乱作主张、最不知深浅、最自取灭亡的一个。昏君的最大特点，都患有一种叫作选择性耳聋的大头病。君子想要陛下听的，他听不进，装疯卖傻，置若阁闻；小人想要陛下听的，他听得进，句句入耳，如闻纶音。这种病的临床症状表现为：只听甜言蜜语，不听直言镜论；只听顺心的话，不听逆耳之言。而这个熊槐犯起病来，绝对是老百姓所讽刺的，“拿着屎撅当麻花”、“死爹哭妈”的主。如果，熊槐和他儿子熊横，也就是屈原碰上的楚怀王和楚顷襄王，智商提高一点，头脑清醒一点，屈原在跳江前也许会掷镯一下，楚国还有救吗？楚国还能救吗？一想起他老姐女婆那句绝望的话，本来，听喇喇姑叫唤，你还不种地了呢！可现在，楚国都没有了，老弟啊，你还种个屁。于是，走上自沉之路。
战国后期，群雄纷争，七国之中，秦和楚，地盘大，人口多，都是具有相当实力，而且拥有领袖野心的大国。秦国东进，要一统天下，楚国北上，也未尝不想一统天下。
但是，秦为一流强国，楚为二流强国，二流当然干不过一流。然而，二流加三流加四流，肯定大于一流，这是傻子也能算得出来的题。“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八个字，乃当时的大形势，屈原终于让这个昏君学会傻子也会做的算术题。熊槐开窍了，好吧，你就放手干吧！屈原的政治主张，说来也很简单，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合抗秦。经他反复奔走，多次说服，终于将齐、燕、赵、韩、魏五国首脑，连蒙带唬，连骗带诈，加之许愿、收买、塞红包、给好处费等等，聚会于楚国京城郑都，结成反秦联盟，楚怀王被推为盟主。江陵这个城市，现在也不大，那时就更不大，满街都是来自各国的贵宾，和他们的侍卫、随从，因为没有实行普通话这一说，作为这个联盟秘书长的屈原，必须精通各地方言，安排吃住，组织观摩，准备礼品，送往迎来，忙得诗人差点吐血。
春秋战国时期，谁要能够一呼百应，纠合诸侯，敌血为盟，谁就是无上荣光的诸侯共主，最为人企羡。熊槐得到了空前的虚荣，马上觉得堪与祖先楚庄王媲美，高兴得挂不住汁，脸上五官挪位，更加赏识和重用屈原， 自不用说，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弄得他老婆郑袖，好一个吃醋。此时的郑都，最快活、最得意的人，莫过于屈原，文人快活得意的标志，就是不再用功，不再写作，即或提起笔来，也是游戏笔墨。我记不得是否为老托尔斯泰的名言：一个在赌场得意的人，他在情场必然是要失意的。政治上进步，文学上退步，是自古以来文人难以治愈的瘤疾。我在文坛厮混这多年，颇见识一些朋友， 自从仕途上一路风以后，他们的文学人生，也就迅速进入了更年期，基本完蛋。也许还会写，都属无用功，正如一个子宫萎缩、停止排卵的女人，还要她怀孕生育，那不是违背自然规律吗？这就是《离骚》中所写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时令不饶人．花期不再来，除非发生奇迹，上帝托梦，才能让他回复文学青春。
当上诸侯共主的楚怀王，遂将国家交给屈原全权处理，入则议国事，出则会诸侯，忙得一塌糊涂，那些日子里，他一句诗也写不出来了，作为博导的他，连学生宋玉、唐勒、景差所交的作业，也抽不出工夫批改。中国的文人在政治上得意的时候，文学就会短板。相反，在文学上成功的时候，政治就会失聪，这是中国文人很难两全的弊端，也是我们在文学史上常常读到的案例，文学大成功，政治大失败，因而丢了脑袋，送了性命，屈原就是首例。他在“王甚任之”的时候，作为文人所特有超乎常人的品质，如独到的观察角度，如敏锐的感知反应，如提前的预知能力，如应激的防范措施，统统置诸脑后。他不知道他在替楚怀王发布旨令增强国力时，他的敌人在摩拳擦掌；他不知道他在为抗秦联盟的加紧团结而努力时，他的反对派在磨刀霍霍。这个世界上，有益虫，就有害虫；有家畜，就有野兽；有君子，就有小人；有爱国志士，就有汉奸走狗。通常情况下，地球上生物链的构成，维持在一比一的平衡状态，而在诗人屈原的左右，老天爷好像特别眷顾他，一比三，这就是爱打小报告的上官大夫靳尚，专搞小动作的公子子兰，最贪小便宜的王后郑袖，结成一个反屈原的铁三角联盟。
屈原不聋不瞎， 自然了解铁三角在他背后搞的一些名堂，但是，诗人的最大疏忽，是毫不介意那个昏君耳朵根子软的选择性耳聋，认为步楚庄王后尘当上诸侯共主的楚怀王，感激他都来不及，岂有马上变脸翻牌的可能？诗人啊诗人，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对于王八蛋，对于那些具有王八蛋倾向的人，千万不能抱有幻想，尤其不能因为他一时之间，居然不王八蛋了，就认为从此往后，他永远不王八蛋，那才真是百分百的痴人说梦，这恐怕是诗人最为失算的地方。屈原作为楚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游说除秦以外的五国，也是纵横裨阖、得心应手、运筹帷幅、决策千里的高段级谋士，但应对这个充满邪恶的铁三角，却无能为力、乏善可陈。既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也未实施有效反击。顶多感叹两声，“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那可真是连屁用都不顶的感慨。
诗人宣泄感情的手段，当然就是作诗，其实到了正面冲突的时候，比诗歌更有力的是拳头。可完美主义者屈原，理想主义者屈原，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而是吟诗作赋，这就注定他难逃失败的命运。他不会妥协认输，不会向黑恶势力低头，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也不会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进行回击。他们告你的状，为什么你就不能告他们的状呢？他们无中生有地陷害你，为什么你不以牙还牙地中伤他们呢？他们不君子，你何必君子？再说了，铁三角真的就那么铁吗？为什么你不下点工夫，分而治之，拉住一个，稳住一个，集中火力打击第三个呢？对这班明码标价的小人，你姑且小人一回又何妨？
在动物世界里，弱肉强食，物竞天择。而在人类社会里，除此之外，更有阴谋暗算、挑拨离间、欺骗诱惑、阿谈奉承等统称之为卑鄙的行径。他卑鄙，你不卑鄙，你就被他干掉；他卑鄙，你也卑鄙，双方打成平手；他卑鄙，你更卑鄙，你就占了上风。中国知识分子最了不起的品质，就是清高，然而，害了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做不成大事的，也是这个清高。凡清高者，不能降尊纤贵，不能营私逐利，不能藏污纳垢，不能低级趣味，因之贱不可为，俗不可为，浊不可为，恶不可为……当铁三角一心一意以除掉他为快时，主张孤高、主张洁净、主张纯真、主张正直的他，也只能毫无作为，毫不作为，唯有以诗明志，以诗感言：“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世混浊莫事知，人心不可谓兮。”对诗人的书生气，真有夫复何言之感。你等着完蛋吧，屈老先生！
屈原之所以还能沉得住气，因为他对这个楚怀王抱有信心，“王甚任之”这四个字，给了他勇气和力量。
然而，在封建社会里，中国人的全部不幸，都是由于所碰上的皇帝，其智商并不比白痴、低能儿高明多少，才造成民不聊生的灾难，才出现暗无天日的岁月。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记述诗人由“王甚任之”，到“王不甚任之”的过程，只是极其简单的两行字。为什么如此草草，因为他很气愤，靳尚编造谎言，太低级，挑拨手段，太拙劣，而熊槐信之不疑，太离谱，断然处置，太幼稚。大臣混账，国王更混账，太史公大概觉得不值得为这一对混账，多费文墨，故而一笔带过。“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平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日：‘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日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于是，屈原降为三阎大夫，开始郁闷。
话说回来，郁闷对诗人来讲，并非坏事，不正好是创作冲动的最好契机吗？尤其进了这个坐冷板凳的清水衙门，连创作假也不用请，还不笔走龙蛇、神驰八极，作你的诗赋。然而，屈原却写不出一行字，整日忧心忡忡。连他老姐女婆也劝他，你不要再对他们抱有什么指望了。屈原说，老姐啊老姐，我是觉得楚国快要完蛋了，才坐立不安的呀！其实，那时的楚国离灭亡还远，但诗人先知先觉的神经，已经预感到祸祟将临，灾难即至，似乎危祖U扰在眼前。中国文人也许确如人所形容：百无一用乃书生。其实，最挂牵大地山河的，是文人，最惦记祖国母亲的，是文人。历朝历代，当父老乡亲，陷于水深火热，当同胞兄弟，沦为刀姐鱼肉，站出来投笔从戎、救亡奋斗、为国为民、杀身成仁的文人，不知有几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多少大师、学者，多少名流、教授，多少作家、诗人，乃至多少文学青年，走向延安重庆，奔赴抗日前线。虽然，在北平的周作人，粉墨登场，变节卖身；虽然，在孤岛的张爱玲，勾搭汉奸，为虎作怅。虽然，时下一班嗜痴癖者，出于反共情结，屁颠屁颠抬轿，想方设法吹捧，但是，请记住，中国文人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土地的眷恋，从屈原开始，从来就是历史的主流。
果然，诗人不幸而言中，秦国的谋士张仪，出现在郑都的迎宾馆，楚国从此江河日下，国将不国。
怀王十五年（前304)，熊槐再一次出现严重的选择性耳聋，竟然不听谏阻，糊涂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相信张仪的鬼话。“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龄之地六百里。”“齐楚联盟”，是屈原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政治规划，也是常保楚地安泰的国策，秦国所以千方百计地加以离间，正因为一加一等于二，甚至大于二，令其望而生畏。正因为二比一，强秦不敢轻举妄动。《史记》写道：“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日：‘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
世界上竟有这样的笨蛋，而这样的笨蛋居然坐在一国之主的位子上，老百姓只能欲哭无泪。第一，你拿到了这六百里地，再与齐毁约背盟也来得及的呀！第二，如果张仪坚持齐楚联盟不解散，六百里地不给，那你完全可以不见兔子不撒鹰，反正秦是有求于楚呀！第三，即使上当了，秦国的土地没有得到，你也没损失什么，齐国的友谊泡了汤，还可以重修旧好，你一个二流强国，单打独挑，逞匹夫之勇，与一流强国较量，岂不是找挨打吗？
结果，熊槐被秦国打得灰头土脸，原来被屈原做了工作，成为其盟友的国家，也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一番。“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渐，斩首八万，虏楚将屈丐，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 自秦归。而齐竞怒，不救楚，楚大困。”现在弄不清楚是熊槐觉悟到齐楚联盟的重要性，指派屈原使齐呢？还是心急如焚的屈原说服熊槐，由他出使齐国恢复联盟呢？秦国很在意楚国的这个动向，马上表示，将所侵占的汉中地还给楚国，表示友好。“秦割汉中地与楚议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日：‘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张仪，是何许人也？他和苏秦，乃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两张名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凡战国时期所有大大小小的战争，无不经由这两张嘴的挑拨、调唆、忽悠、摔掇而打得不亦乐乎的。他俩而后，中国再无一张嘴具有如此大的法力，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张仪“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这就是为什么屈原，总是输给张仪的缘故了，因为文学家玩政治，哪能玩得过真正的政治家呢？据说，张仪初到郑都，观察到“王甚任之”的屈原，便对郑袖说，南后啊，您真是天下第一、世间无二的美人，然而，您知道吗，齐国通过屈左徒，正准备献给怀王陛下一打或者两打，不一定有您漂亮但一定比您年轻的姑娘，以示两国通好呢！可想而知，熊槐尽管非常赏识屈原，但哪经得起铁三角的联合攻势。略施小技的张仪，就把诗人摆平了。
怀王二十四年（前305)，秦楚签订“黄棘之盟”，本来与齐为盟，转而向秦靠拢，基本国策的改变，屈原当然是要竭力反对的。楚国的有识之士，也认为这是不平等条约，如果说过去的齐楚联盟是兄弟关系，那么现在的秦楚联盟则绝对是主从关系，这不是卖国吗？一时舆论大哗。楚怀王也好，铁三角也好，都觉得将屈原留在郑都，碍手碍脚，于是将他流放到汉北。
在封建社会里，处置异议文人，无非杀、关、管三道，杀，即杀头；关，即坐牢；管，即流放。关是要供给人犯吃喝的，管则是限定在一定区域之内，允许自由行动，吃喝政府不管，是生是死，全看流放者的命大还是福薄了。也许因为流放，从经济角度看，省钱，从管理角度看，省事，所以，中国的清朝，俄国的沙皇，都热衷于将异议文人，流放到人烟稀少、荒凉偏僻之地。清朝为乌苏里江，沙皇为西伯利亚，那都是不死也得脱层皮的地狱绝境，文人发配到了那儿，基本上是很难活着回来。
屈原比较走运，六年以后，怀王三十年（前299)，他从汉北回到郑都。让所有他的朋友、他的敌人惊讶的，他还是他，还是那个毫不顾惜自己的安危，敢于犯颜直谏的诗人，虽然他早就不再是“左徒”，官职让楚怀王免去多年，但一日“左徒”，终身谏净。第一，他忠君；第二，他爱国，有话不说，有言不发，那不是屈原的性格。大家这才明白，汉北的流放，不是挫折了他，而是锻炼了他。他请求面见熊槐，对这位正兴冲冲要赴秦王“武关之会”的怀王，提出谏阻的意见。秦国乃背信弃义之国，武关乃权谋苟且之会，陛下已经上过当，为什么不接受教训，还要自投罗网呢？《史记》载：“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身死而天下笑”，就是这位极糊涂、极白痴、极混账、极愚蠢的昏君下场。
怀王死，其子熊横继位，是为顷襄王。六年（前293)，秦将白起扬言讨伐楚国，熊横计穷，无奈，只有向杀父之国告饶。屈原写诗反对再度向秦求和，并表明他尽管受到迫害打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眷恋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欲返的忠诚感情，至死不渝。他提醒顷襄王熊横，王考所以落得尸横外国的结果，是由于“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楚国的老百姓也认为，如果不是子兰的催促，如果听信屈原的劝阻，怀王不会死在异国他乡，这对令尹子兰构成很大压力。于是，这个坏蛋唆使另一个坏蛋，也就是靳尚，在顷襄王面前谗害屈原，铁三角再次发挥作用，置屈原于死地而不复，更何况熊横与他老子熊槐，可谓一丘之貉，于是，一纸诏令，永远流放，不得再进国门，从此，屈原再也没有回到郑都，他老姐女要天天倚门等待，直到泪尽，直到老迈，也未能盼到她弟弟归来。
如果说，他的第一次流放，是对楚怀王的完全绝望，那么，他的第二次流放，则是对楚国的完全绝望。
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楚都，满城都是兵马俑般的袅悍秦兵，楚国臣民哪见过这等阵仗，只有拱手降服。次年，消息传到流放途中的屈原耳边，这位爱国诗人终于舍不得离开故土，也不愿意他心爱的故国灭亡在他眼前，悲愤交加， 自沉泪罗，以死殉国。
司马迁在这篇列传的最后，这样写道：“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呈险，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鹏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若失矣。”，“同死生，轻去就”，就是中国文人对于生养自己的土地，那一份眷顾之情，也是中国文人对于抚育自己的祖国，那一份热爱之心。此情，此心，便是中国文人的精神所在，也是我们至今每年的端午节，都要向爱国诗人屈原，肃然致敬的理由。
李斯西行
古代的知识分子，十有九，或十有九点五，对于权力场有着异常的亲和力。因为唐以前的举荐制度，和唐以后的科举制度，统治者除了世袭、荫补、恩赐、捐纳诸渠道外，大部分官员还是按照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金科玉律，从知识分子中选取的。因此，仕的来源为士，士的目标为仕。这两者基本上等于一块硬币的正面和反面，而其价值中心，则是一个“权”字。有权便有一切，无权便无一切，权比亲爹还亲，权比性命更重。
近代的知识分子是否也如此这般，不敢妄说，但我认识的一些作家、诗人、理论家，和什么也不是的混迹于文坛的人物，那强烈的权癖，那沉重的官瘾，也不让古人。谋取权力，崇拜权力，成为他们的人生取向，虽然戴着文人的桂冠，但更在意那一顶乌纱。于是，随之而来的官场运作，得意而红，失意而黑；背时而暗，风光而亮。那张小花脸上，便可欣赏到：一曰阿诀奉承，磕头巴结，膝行甸旬，诚惶诚恐的奴才相；二日卑鄙无耻，不择手段，削尖脑袋，抢班夺权的恶棍相；三日失去顶子，如丧考批，致仕回家，痛苦万分的无赖相。大凡一个文人，耽迷于权力场中，就会人格失衡，就会忘却根本，就会像李斯一样完全沉没于权力的渊效中。
李斯（？一前208)，楚国上蔡人。早年在本地粮库，当过管库员。一个小县城的粮站工作人员，少不了肩挑背扛、码垛翻仓、杀电防鼠、下乡收粮等休力活．早一角很翁苦＿很硝碎＿很沿右音头的工作。此人不甘庸庸碌碌，当一个以工代干的管库员，终了一三。于是离家去寿春投师，从学荀卿。荀卿乃大师，能拜他门下，之为高足，说明李斯非泛泛之徒。在班上，荀卿特别器重两位同全，一为李斯，一为韩非，也为大家公认的尖子生。因为这两位，爹一，聪明；第二，能干；第三，有点子；第四，敢作敢为。学业身束以后，身为韩国贵族的韩非， 自然回国任要职去了。荀卿知道三斯来自穷乡僻壤，那里的油摸很筋道，熏兔很入味，可县城天地乏小，空间不大，一个小人物，既无政治资源，更无后台背景。看乙是块料，有治国理政的才能，便为他在楚国首都的政府机关里，趁了一份差事。
儒家看人，往往注重好的一面，荀卿没有发觉这个小地方成长二来的知识分子，其出头欲望、野心巨测的另一面。李斯有他农民狡猾，深藏不露罢了。他婉谢了老师的这份好意，虽然在寿春当务员，比回上蔡县继续以工代干，强上百倍。但他认为不能这样霆度光阴，混吃等死。李斯认为，“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伪建功者，欲西入秦”。他对荀卿说，老师啊，天底下最可怕的雾就是卑贱，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穷困，我卑贱到极点，我穷困到极毛，当今之务，我不能待在寿春以混日子而满足，而是应该赶紧搭西行列车，到咸阳去求发达。他相信：“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宁，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这一来，荀卿才知道这个南汉子，乃是一个具大抱负、有大志向的学生，不觉肃然起敬。
人生道路，对平庸的人说，走对走错，是无所谓的。走对，好到哪儿；走错，也坏不到哪儿。而对李斯这样一个强人，敢下大爹注，敢冒大风险，就很难说他入秦是对还是错了。不过，这位上琴的农民，很坚定，很有信心，乃辞别荀卿，西入秦。
老师也就只好祝他一路顺风了。
他到秦国以后，果然干得出色。历任廷尉、承相重要职位．为系土上”呈市”封亏，泼分封门仃郡县市U，统一六国又子力”桑篆”。“以吏为师”，禁绝私学，焚《诗》烧《书》，罢黝百家，坑杀儒生，钳制文化。严禁文人儒士，是古非今，谤议朝政。同时收缴武器，浇铸铜人，以防造反。这一系列的暴政，大都出自于这位上蔡县管库员的点子。因此，秦始皇视之为膀臂，授之以重任，仕途立现光明。从此顺风顷水，一路发达，他的官也做到了极点，他的辉煌也达到了极点，如此说来，李斯告别荀卿到秦国开拓的这一步路，是迈对了的。《史记·李斯传》中，记载这个管库员到了咸阳以后，很快就暴发起来，暴富起来，暴红起来，连他自己也觉得暴到快要爆炸的程度。“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李斯唱然叹曰：‘暖乎！夫斯为上蔡布衣，｝闻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鸳下，遂摧至此，当今人臣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唐·司马贞在《索隐》中解释：“税驾犹解驾，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贵已极，然未知向后吉凶止泊在何处也。”树大招风，高处不胜寒，若是急流勇退不了，在官场绞肉机中，谁也不可能成为永远的幸运儿。问题在于他明白物极必反的道理，爬得越高，跌得越重，混得越红，死得越惨。可就是不肯收手，不甘罢休，不能刹车，不知回头是岸，于是，这位上蔡农民，只能与所有利欲熏心之徒、作恶多端之辈，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点。不过他的最后下场，要更惨一点，“具五刑，论腰斩”。
按《后汉书·杨终传》：“秦政酷烈，违怜天下，一人有罪，延及三族”的唐·李贤注释，应该是“父族，母族，妻族”，这时，他屈指一算，他的腰斩，要多少颗头颅陪葬，至少，好几百条性命，受其株连。在中国历史上，他不是第一个被腰斩者，但他却是第一位被腰斩而死的名人。他最终得到的这样一个下场，回想他的西行
唐朝的大诗人李白，有一组题名《行路难》的诗，其中《之三》，提到李斯在腰斩前一刻的后悔，这厮得意时，肯定没少腰斩人，现在轮到他自己来领教这刑法，悔也晚矣！“陆机雄才岂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峡讴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现三通行的《史记》版本，只有“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逐狡兔，岂可得乎”这一句，而从王琦注引《太平御览》日：‘《史记》曰：‘李斯临刑，思牵黄犬，臂苍鹰，出上蔡东门，不可矜矣。’考今本《史记·李斯传》中，无‘臂苍鹰’字，而李白诗中屡其事，当另有所本。”看来，李白所据的古本《史记》，今已佚失。
一般来讲，在田野里捕猎狡兔，鹰比犬更有用些。今本《史珊删节“臂苍鹰”，也许并无道理。
如果他不迈出这一步，继续在粮站当管库员，到点退休，领养淦，一样也活得自在，至少落一个正常死亡。李斯未发迹前，在：蔡那座小城里，放步东门，纵犬丘陵，兔奔人追，驰骋荒野，还些蛮自在的。尤其，夕阳西下，满载而归，尤其，四两烧酒，合家资酌。这种其乐融融的日子，老此一生，虽然平常，平淡，可平牙，不比享尽荣华富贵，最后得一个腰斩咸阳的结果，强得多多？为那是真正自由的快乐，发自内心的快乐，绝对放松的快乐，无亡无虑的快乐，最最底层的普通人的苦中之乐，最最贫苦老百姓的歹中作乐。可在他走出老家上蔡，来到秦国为相，就不再拥有这样导实在在的快乐。获得权力， 自然是大快乐，但是，这种紧张和恐妻的快乐，疑虑和忐忑的快乐，随时会被剥夺、随时降临灾难的快是，物质虽丰富、精神却苦痛的快乐，到了上夹板腰斩的此时此，面对着与他同死的儿子，除了“牵犬东门”的那一份至真的快哥，还有什么值得回味、值得怀念的呢？
聪明的人，不一定就是理智清醒的人；能干的人，不一定就是行事正确的人。有点子的人，不上正道的点子，是既害人又害己的，而敢想敢干的人，一旦为非作歹起来，那破坏性会更大。荀卿的这位学生，始皇死后，为了巩固其既得利益，阿顺苟合于赵高，那是一个心毒手辣、无所不用其极的坏蛋。贪恋高官厚禄的李斯，利欲熏心，竟与魔鬼结盟，参与密谋矫诏，立胡亥而逼死扶苏。秦二世当权， 自然宠信赵高，这是他失算的地方，胡亥智商不高，而智商不高的人，容易接受声色犬马，你李斯跟他大谈治国理念，宣扬专制政策，绝对是对牛弹琴，那混蛋怎么听得进去？这位上蔡农民，以种庄稼的经验，这一茬不行，赶快换第二茬，改弦易辙，转变方向，怂恿他肆意广欲，穷奢极乐，建议他独享天下，悠其所为，向二世拼命讨好，巴结献媚。
赵高哪能容得指鹿为马的胡亥，任由李斯操纵。本是他手中玩弄的傀儡，我玩可以，你玩不行。便设计构陷，令其上套，使二世嫌弃他，捏造事实，不停诬告，使二世憎恶他。加上李斯的儿子李由，先前未能阻击吴广等起义农民军西进获罪，新账老账一块算，以谋反罪腰斩于咸阳，那是公元前208年。《史记·李斯列传》的结尾，司马迁感叹：“李斯以阎阎历诸侯，入事秦，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
问题在于利令智昏，尤其在庄稼地里跌打滚爬出来的老农民，目光之短视，心胸之狭隘，做事之投机，行径之取巧，往往会因眼前的、一时的、局部的，甚至个别的现象，而改变大方向、大格局、大前景、大事业，以至于功败垂成，坐失良机，大好形势，毁于一旦。当李斯即将进入其生命倒计时的最后一刻，无论怎样的后悔，也来不及了。
历史是不相信眼泪的，所以，我特别膺服捷克作家伏契点《经刑架下的报告》里，那最后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人们，我是爱你的，可你要警惕啊！”因此，无论什么样的诱惑，金色的，银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粉红色的，甚至五彩缤纷美轮美负的，我们都应该尽量离得远些，更远些；看得淡些，更淡些；想得少些，再少些，这就是“东门犬”这样的典故，所寓涵的时代意义。“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这句既是临终，也是临别的话，“牵犬东门，岂可得乎！”便成为悔之晚矣的传世名言。
李斯所以要走出上蔡，所以要西去相秦，所以能够发达到“富贵极矣”的富贵，“当今人臣无居臣上者”的显赫，起因说来可笑，却是由于他受到老鼠的启发。这就是《史记·李斯列传》开头所写，“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絮，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虎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日：‘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厕所中的耗子，吃的是粪便，一见人来狗叫，慌忙逃避；粮库里的耗子，无一不吃得肥头大耳，膘满体壮，而且永远没有饿肚子的恐慌，永远没有人犬的惊扰，永远没有刮风下雨的忧虑。于是，他感到自己其实的渺小，真正的不足，上蔡这巴掌大的县城，对他这只具大抱负、有大志向的耗子来讲，就是“厕所”而不是“粮仓”了。
司马迁说李斯不过是“为郡小吏”，那口气是鄙夷的。他所担任的那个职务，城关粮站的管库员，在一群乡巴佬中间，也算得上是出人头地的区乡干部了。但这个相当寒掺的土老帽， 目标正西方，一步一步向咸阳走去，那绝不回头的蛮劲和冲劲，真是值得刮目相看。一开始，李斯并未想投奔秦始皇，只要不当“厕”中之鼠，能够进入秦国统治集团，在那样一个“仓”中为鼠觅食，就相当满意了。但这个农民越走信心越大，越走野心越盛。中国农民，当他束缚在一亩三分地上的时候，手脚放不开，头脑也放不开，那种庄稼人的小心眼，小算盘，小天地，小格局，小农经济，小家子气，为其基调。然而，当他离开土地，离开乡村，变成一无所有的流氓无产者之后，马上就会成为毫无顾忌的、横冲直撞的、否定秩序的、破坏规则的强悍分子。攫取和获得，便是他们的主旋律。李斯到达咸阳，就不再是原来一口豫东口音的上蔡土老帽，而是满嘴地道秦腔秦韵的政坛新秀。
第一步，他知道吕不韦崇拜荀卿，便以荀卿弟子的身份，“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第二步，他知道秦始皇和吕不韦的血缘关系，便由吕牵线，得以向这位帝王进言：“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如除炉灶尘土一样容易），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第三步，他出主意：“阴遣谋士奋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遣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从则给钱，不从者要命，李斯这两手都是够恶够狠的。
汉·主父堰说过：“鄙儒不如都士”，是有道理的。 自古以来，由于城乡差别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素质差异，由于远离城市和隔绝文明的闭塞心理，由于缺乏广泛社会联系和多面人脉联系的无援状态，从乡野农村里走出来的知识分子，获得权力的几率，较之城市知识分子要低得多多。所以，在权力场的争夺中，那些渴嗜权力而祖邑不多的乡下人，往往比城市人更多冒险意识，更多投机心理，也更多赌徒思想，更多不遵守游戏规则，更多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而李斯，比他人更无顾忌一些，更愿意采取非常行径。按劣币驱除良币的定律，正是这份野心，使他在秦国权力场的斗争中，倒容易处于优势地位。
就在帝国权力场中的不停洗牌中，李斯脱颖而出，所向披靡，攀登到权力顶峰。
他走出上蔡时，没想到会成为世界上这个顶尖强国的首相。所以，当可能的敌手韩非，他的同班同学，出现在秦国地面上，他就以他撵兔子的那肌肉发达的腿脚，坚定地要踏死这位贵族公子。尽管李斯在学养上，在谋略上，在文章的思想深度上，在决策的运筹力度上，远不是这位同窗的对手，但在卑鄙和无耻上，下流和捣乱上，李斯做得出的事，韩非却干不出来。这位高傲的王子，永远超凡脱俗，永远高瞻远瞩，永远仰着那思虑的头颅，注视着动乱不已的六国纷争，却从不提防脚下埋伏的地雷，和一心要算计他的红眼耗子李斯。因为他虽然跟李斯同样聪明，能干，有点子，敢作敢为，但却偏偏没有李斯的那狼子野心。
应该说，人，有一点野心，也无妨的。虽说野心二字，口碑不佳，但不完全是坏东西。野心会成为个人进取的推动力，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并全身心投入，为之奋斗不已。不过，若是野心过了头，野心大到蛇吞象的地步，不择手段地去攫取，贪得无厌地去占有，无所不用其极，排除一切障碍，不达目的，死不罢休，野心而成家，那就是很可怕的了。李斯相秦，厥功甚巨。应该这样看，始皇帝的千古功绩，有一半得算到李斯的头上；同样，赢政的万世骂名，也有一半是他出的坏主意所招来的。因为他无法容忍韩非出现在始皇帝的视野里，李斯这个非常之人，就有可能做出非常之事，将他干掉。韩非一向口吃，不善说道，本来也没有必要和盘托出。话说半句，留有余地，岂不更为主动？可这位贵公子，绅士风度，贵族派头，竟然对李斯说，学长，让咱们两个人联起手来，共同襄助始皇帝成就这番平定六国、统一天下的宏图伟业吧！
李斯想不到这位同班同学，对他半点不设防，以为他还是当年班上的乡巴佬呢！于是，他做出农民式的天真无邪状，一脸质朴地问：“不知吾王意下如何？在下可是轻易不敢造次呢！”
韩非觉得不应该瞒住老同学，一点也不口吃地说出真情。“那你就无须多虑了，陛下金口玉言，说早就虚位以待，等着我的到来。”
当天晚上，李斯求见秦始皇，“陛下要委韩非以重任？”“联早说过，寡人若得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他阴险地一笑，“陛下欲并诸侯，韩国不在其中乎？”“哪有这一说！”
他甸甸在台阶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陛下别忘了，韩非为韩公子，是有家国之人。最终，他的心是向着他的故土，而不是陛下。这点道理，圣明的大王呀，你要作出睿断啊！”秦始皇一皱眉头。然后挥手，示意退下。李斯走下丹挥，心里盘算，明年的这一天，该是他老同学的忌日了。雅贵出身的韩非，想不到李斯端给他的，不是羊肉泡摸，不是桂花稠酒，而是一碗鸡药。
当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巡途中，在沙丘平台驾崩后，赵高一手所策划的宫廷政变中，想不到一个如此精明老到、如此能言善辩、如此才睿智捷、如此计高谋深的李斯，竟成处处挨打、事事被动、步步失着、节节败退的完全无法招架的庸人？看来大鱼吃小鱼，小鱼吃麻虾，一物降一物，此话不假。韩非败在李斯手中，因为他不是野心家。李斯败在赵高手下，则是这个最大的野心家，偏巧碰上了最坏的黑社会。什么叫黑社会，第一，绝对不按规则发牌；第二，绝对不在乎罪恶；第三，绝对无任何道德底线。一个曾经是纵横裨阖，兼吞六国，明申韩之术，修商君之法，入秦三十年来，无不得心应手的超级政治家李斯，怎么能事先无远见卓识，碎不及防；事中无应变能力，仓皇失措；事后无退身之计，捉襟见肘，竟被智商不高的赵高，基本白痴的胡亥，玩弄于股掌之上？
赵高对李斯说：“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如何？”李斯一听，立马魂不守舍。“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从李斯这番话，说明他至少还有所谓的“人臣”的禁条和纲纪，尽管此人野心可怕，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还是有分际的。矫诏，岂是人臣敢为之事，连想都不敢想的。但绝对不怕天打五雷轰的赵高，即使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教父，也对他的黑手之狠之毒，望尘莫及。赵高看着李斯那张不以为然的脸，接连抛出五问，如同五把钢刀，刺在这位管库员的心口上。“你的才能超过蒙恬？你的功劳高过蒙恬？你的谋略胜过蒙恬？你的声望名誉好过蒙恬？你与扶苏的私人情谊比过蒙恬？”
虽然，李斯明白，扶苏嗣位，必重用蒙恬，他就得谢幕，他是一点戏都没有的。但是，他觉得西出渔关，这多年来，扶摇直上，秦始皇待他不薄。“俺不过是河南上蔡的一个平头百姓，现在成为垂相，位列诸侯，子孙显贵，家有万贯，这全拜始皇帝所赐，我是不会背叛的，你就别再说了，我可不愿意跟着你犯错误。”赵高那张不长胡子的太监脸，不阴不阳地笑了两声：“阁下怎么就不明白呢？就变从时，圣人之道，你我同心，鬼神不知。”接下来，面孔一板，“你要是听我的安排，保管你吃香喝辣，荣华富贵，你要是不肯合作的话，祸及子孙，我想想都替你寒心啊！”
管库员最擅长的本领，就是在斤两上打算盘。这个被挟持住了的李斯，心中小九九算了好几遍，要不与魔鬼签约，从此一切归零，只有共同作恶，才是唯一生路。呜乎，他打心里愿意吗？他不愿意。可不愿意的结果是什么，他太了解这个被制的黑社会教父，又岂能饶了他？“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磋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这一下，李斯碰上赵高，交手不过一二回合，便溃不成军，败下阵来。《史记》这样写的：“于是，斯乃听高。高乃报胡亥曰：‘臣请奉太子之明命以报承相，垂相斯敢不奉命！”’
赵高吃准了这个李斯，他绝不肯交出权杖。权杖是他的命，他能不要命吗？李斯往日的杀伐果断也不知跑哪里去了，其实他拥有这个国家举世不二的权力，却无法反扑这个割了男根的阉臣，只好举手投降。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的士人，智商未必低，头脑未必傻，对于形势，对于时事，对于大局，对于前景，未必就看不清楚，问题在于权力这东西，易上瘾，难丢手，而使得他们在行、止、进、退上拿不定主意。他何尝不想急流勇退，他何尝不想平安降落，但要他作出决断，立刻斩断与官场的牵连，马上隔绝与权力的纽结，再做回早先的平头百姓，再回去上蔡东门外，遭狗放鹰逮兔子，那真比宰了他，还要痛苦，还要难受。
其实，管库员李斯的发迹史，与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成功的人，走的是同一条路。第一，善于抓住机遇；第二，敢于把握机遇；第三，充分利用朴U愚。人的最可贵之处，就是有这一份自知之明，但是，人的最糟糕之处，就是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当你的才华，已经达到极致，再也不能产生激情；当你的智慧，已经迈上顶巅，再也无法制造惊奇；当你的年龄，已经不再辉煌，再也难有当年的力气；当你的周围，已经新人辈出，后浪在推前浪。这时候，即使你还在功成名就之际，即使你还在众望所归之时，能够及时急流勇退，能够及时新陈代谢，才是一种思想境界达到相当层次的行为，也是一种具有睿智的人物才能做出的行为。
然而，对那些已经在权力场中厮混过来的文人来说，尝到甜头，得到好处，捞到实惠，分到利益，所谓“食髓知味”，便停不下脚，住不了手，轻易不肯退场。这也是我们当下文坛上那些看腻了的面孔，成为极其倒胃口的视觉污染，弄得大家很败兴的原因。
因此，有自知之明者，能懂得什么时候该行，什么时候该止，而没有自知之明者，或欠缺自知之明者，或一帆风顺失去自知之明者，往往掌控不了自己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
人的一生，全在这“行止进退”四个字上做人做事。李斯要是早想到“税驾”的话，也许不至于腰斩的。
耗子玩猫
先说一个笑话：
耗子开会，商讨防猫之计。一耗子举手说，我有高招。若是能在猫的脖子上挂一铃档，按物理学定律，音速传播为每秒340米，猫跑得再快，赶不上声音快，所以，我们在听到它的铃档响后，有足够的时间得以逃脱。众鼠哄然叫绝，认为此计绝对应该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是，谁去给猫挂这个铃档呢？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在有皇帝的年头里，中国文人的命运，基本上和耗子也差不多，对于坐在龙椅上的那只猫，为了安全，为了保命，最佳之计，那就只有保持安全距离，而且离得越远越好。如果，你一定想去给他挂上铃档，除了迪斯尼动画片中的米老鼠，恐怕不会有一个幸运儿能从猫爪子下逃脱的。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猫玩耗子，哪有耗子玩猫的道理？然而，你要知道，一个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耗子，反其道而行之，偏要玩玩这只猫，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种结局必然为悲剧的行动，在鼠类世界中，我相信其发生的可能性为零。再笨蛋、再愚蠢、再混账的耗子，除非它存心找死，不会尝试这种以卵击石的自杀式游戏。但在人类世界中，就不一定了。文人，尤其读了太多书的文人，会有干出这等事的悲剧人物。魏晋时期的何晏，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将司马赘那只“病猫”逼到墙角的耗子。当然，动笔的，哪有拿枪的厉害，“病猫”再病，也是猫，耗子终于还是被猫收拾了。可是，无论如何，这只耗子让司马鼓不得不装病，不得不装可怜，即使得占这种一袋烟工夫的上风，暂时领先，也够中国文人扬眉吐气一回了。
在中国文化史上，何晏是个很有名的人物。
此人精通玄学，擅长诗赋，（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说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他的《论语集解》一书，很是了得，历代《论语》研究者，都不敢忽略的权威著作。这样一位满肚子都是学问的人，其实应该更明智，更清醒，更能识别利害，更能高瞻远瞩才是。但何晏，不知是学问太多，大智若愚，聪明过了头，则傻；还是身为贵裔，养尊处优，百事不省，在生活上成为一个呆子，此公对于世俗环境下的如何做人，对于常规格局下的如何生存，对于外部世界下如何适应的一些最普通、最简单的常识，竟然一窍不通，成了一个不识利害、不知深浅的白痴。
所以，只有这位读了太多的书、写了不少的书的何晏，才敢试一下耗子玩猫的游戏。
你还不要马上就耻笑他，因为，就是他，差一点就将那只病猫拿下。如果结局是他来处置司马鼓，而不是司马鼓来处置他，魏晋史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了。因此，我很佩服何晏，因为他作为一个其实是耗子似的中国文人，在玩猫的过程中，曾经成功过，曾经接近过完全成功过，那就很了不起。
专门研究魏晋文人的鲁迅先生，看不上他。所有不正经的人，在正经人的眼里，都很难得好。鲁迅先生极正经，所以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谈到何晏时，不怎么肯定他与司马潞的这一次正面斗法。中国人习惯以成败论英雄，因为司马鼓最后胜了，何晏终于败了，故而着重讲此公的弱点部分。鲁迅说：“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鲁迅还说：“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当然，还包括他的“空谈”，这都是他在历史上所留下来令人垢病的恶名。
一、在中国， 自东汉末，到魏，到晋，从豪门望族的达官贵人，到上层社会的文人雅士，可以用“好庄老，尚虚无，崇玄谈，喜颓废”十二字来概括其整体的精神状态。这些老少爷们，经常聚在一起，手里摇着用鹿科动物的座的尾巴做成的拭子，一边拂尘驱蝇，一边议论风生。有点近似茶馆的摆龙门阵，也有点近似咖啡店的沙龙集会，不能说因他的推动，举国上下，一齐以侃大山聊天度日，但社会精英阶层，文化杰出人士，基本上就以这种玄而又玄、虚之愈虚的交谈，消磨终日，何晏是当之无愧的始作俑者。这中间，上者，探讨学问，针贬时事；中者，品评人物，飞短流长；下者，闲侃无聊，言不及义。于是，便有“清谈误国”这一说。出现这种风气，既有知识分子逃避统治者高压政治的一面，也有无所事事吃饱了撑的一面。而一个社会，都在那里耍嘴皮子，述而不作；一个民族，都在那里坐而论道，乱喷唾沫，绝不是件好事情。由何晏倡起，夏侯玄、王弼等人的助长，这种手执座尾的清谈，成为中原社会的一种颓废的风雅，一种堕落的时尚。注《资治通鉴》胡三省，对此深恶痛绝。“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犹未已也”，可谓流毒深远，影响广泛。
二、在中国，名曰强身，其实自栽，服用“寒食散”的病态嗜好，从魏晋起，盛极一时。鲁迅就认为古人这种食散的恶习，类似清末的吸食鸦片，为祸国殃民之举。而在魏晋年间，食散，是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富、有权势人士的一种标志。寒食散，又名五石散，是由石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五种药物配伍的方剂，因这些矿石类药，虽具有某种健身作用，能够强体轻身，或者，还具有一定的性激素作用，起到房中术的效果。隋代巢元方的《寒食散发候》一书中就说到了这点：“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翁然，传以相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但食后奇热难忍，需要散发，否则有毙命之虞。两晋期间，士人竞相仿效这种纯系自虐的行径，以示时尚，以示潮流，但也无不因药的毒副作用，和强烈的刺激性，造成相当程度的痛苦。然而，不这样也不能显示自己的品位，和所隶属之高贵阶层。因为服药者必须有钱，有势，有闲，才敢玩这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自己折腾自己的游戏，否则，轻则中毒，重则伤命。这种恶嗜，茶毒之广，为害之深，竟风靡至隋、唐，食散的带头者，还是这个何晏。
在兽迅先生的这篇文章中，我们知道，服了寒食散或五石散后，痛苦难耐，非常人所能忍受。因其所含药物成分，《抱朴子》为丹砂、白石英、紫石英、雄黄、白矾、曾青、磁石；《诸病源候论》为石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尽管自魏至唐，其配伍方剂，至少不下十余种，莫衷一是，但都离不了以上所列硫化物及矿石等燥热上亢类药。所以服药以后，要行散，要挥发，要冷食，要静息，纯系自虐，不得安宁，否则，药性散发不出，就会出大问题。
既然服药如受罪，为什么还自讨苦吃？因为，在古籍《神农本草经》中，这些药石被视为“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在《伤寒论》和《金匾要略》等传统医学书籍中，更认为具有壮阳及治疗阳痞的功效。所以，古人服散，实际上是看重其所能起到的“伟哥”作用。唐代孙思邀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的说法，也证明了当时人服药风气所为何来。
你要是对国民性作一点调查研究，就会知道中国人是多么喜欢赶热闹，凑热闹，和看热闹了。
如果你的记忆力还好的话，当不会忘掉二十年前，红茶菌大行其道，鹤翔桩遍地开花，神功大法欺世惑人，特异功能招摇撞骗，弄得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笑话奇谈吧？如果你的记忆力不那么坏，当还能记得三十年前，持红宝书，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搞大批判，早请示，晚汇报，抓革命，促生产，最高指示，万寿无疆，文攻武卫，造反有理等等绝非一句两句能够说得明白的行为和语汇，是怎样的泛滥成灾过啊！但这些曾经在中华大地上热闹过的事物，确实是使那时的中国人，为之跟头把式，为之连滚带爬，为之起哄架秧子，上行下效，万众一心，集体无意识地涌动着，追逐着，而成全国一片红的大好形势呢！
中国人之容易被蛊惑，容易被煽动，容易盲从发飘，容易上火来劲，遍及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甚至像文坛这样一块不大的所在，今天是裤档文学，明天是胸部写作，后天是学术超男，再后天是网络抄手……每一个风起潮生的热点，每一件波澜涌现的事端，都会有追随之粉丝，崇奉之门徒，呐喊叫好；都会有奚落之看客，反对之群众，骂声不绝。总而言之，所有这些风靡一时、轰动一方的大事小情的背后，其实，最初都是一个或一伙领袖式人物，在那里制造这种热闹的兴奋点。
俄国作家契诃夫写过一篇小说，说一个人，站在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直愣愣地朝天上看。其实，天空没有什么，一只偶然飞过的鸟，一片偶然飘过的云，不过如此，他看得很出神，很投入。有人路过他的身边，看他观天，不知所观为何，也跟着停下脚步，把脸仰起来。接着，又有人路过这两个人的身边，看他们齐仰着脖子，怔怔地看天，也不由自主地把脖子仰起来。于是，第四个人，第五个人，相继加入了这个仰脖子观天的行列。随后，路上的马车也停了下来，执勤的警察也走了过来，人越聚越多，谁也说不上朝天空看什么，和有什么可看，但每个驻足观看的人，都若有其事地，一本正经地，看得十分起劲。
整个社会，和整个社会中的人， 自觉地、不自觉地循着一股潮流运动。这其中，有极少数的先知先觉分子，在那里制造潮流，引领潮流；有一部分后知后觉分子，在那里追赶潮流，鼓动潮流；而绝大多数不知不觉分子，则不明底细地被裹胁于潮流，不知所以地盲从于潮流。公元初，何晏就是这样的一个带引号的“先行者”、“先驱者”、“先锋分子”，将魏晋社会带入“服散”与“空谈”的潮流之中。但是，我认为，一个人，能在历史的潮流中，起到作用，能将绝大多数人都搅得团团转，能在时代的进程中，发挥影响，无论正面，或者负面，都非等闲之辈。司马迁说过一句话，只有非常之人，才能行非常之事，那也就是说，能行非常之事者，必为非常之人。说实在的，你可以不赞成他，你可以看不上他，然而，能让上层社会中的众多人物“清谈”，能让精英阶层的贤达名流“食散”，你就不能不佩服他确实了不起。
一个人，且不论对其评价如何，若是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些或好或坏、或深或浅的印记，任由后人加以评说的话，应该承认总是有他与众不同的才智、能力、察赋，和天性等等过人之处。所以，“男子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的晋大司马桓温的名言，不能说没有道理，倘是资质凡庸一般，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一生行状，无可述及，也就难以卓尔不群，在史册上留下一个名字了。所以因为中国历史，向来都是由皇上指定的那些正统的、主流的文人学士来撰写，所以，离经叛道的何晏，成为一个不被看好的人物，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命运了。
何晏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带了一个坏头，起到了很不好的效果。但是，话说回来，你能制造出这样影响社会的潮流吗？
何晏（190--249)，字平叔，南阳宛人。他的官职，三国正始年间的侍中尚书。他的身份，玄学家兼文学家，但他最令人侧目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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